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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其所恶「重返九十年代之文学」畅销的兴起、圈子的消逝和私人写作
作者 | 董子琪编辑 | 黄月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似乎正在发生摇摆。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以分秒计的信息更新速度让我们居于永恒的变动之中，时间日复一日加速，数字被不断更改，新闻被不断翻转。另一方面，在民粹持续崛起、社会持续分裂、气候持续变暖的大势当中，对个体而言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我们浮滞于一种新的常态之中，对于来路去路均不甚明朗。我们于是希冀向时间求得关于时间的答案，即向历史回望。回望20世纪下半叶，80年代夹在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之间、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之间，因其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而闪耀着令人目眩的独特光芒。当怀念80年代蔚然成风，另一种声音也出现了，不断提醒我们80年代激情的不可能重复与不值得重复，人类学家项飚用鲁迅的“心里不禁起疑”形容他对于80年代的感情。夹在80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十年；当“90后”一词从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指代变成更年轻一代对前辈的称呼，我们似乎还没能停下对80年代的追忆和惋惜，给予1990-2000这巨大变动的十年以足够的关注。如果说80年代一再被重提的原因，在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投入改革开放怀抱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于李泽厚对个体存在与价值（而非宏大集体话语）的强调成为某种精神召唤，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国的体制变革、经济发展、思潮更迭甚至港澳回归，无疑同样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中，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下岗到下海，从单位到企业，从肯德基到商业保险，从日常消费到农民进城……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在全球化席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劳动者一方面投入应对体制改革、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回瓷的凶险、痛苦和机遇，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充满着困惑、混乱与无限可能的市场之海。东北的阵痛与深圳的崛起遥相呼应，农民工进城与三峡大坝移民交织流动，港澳回归、加入WTO与申奥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与诉求，亦有国际政治的草蛇灰线隐埋其中。文化方面，中国知识界走向了“思想隐退，学术凸显”的专业细分之路，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褪去了先锋的亮色，王朔和王蒙奋力撕毁崇高的面具，歌舞厅、游戏厅等“厅”在大街小巷出现，以《我爱我家》《渴望》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方兴未艾，第五代导演正尝试在夹缝中寻找中国叙事的方式，现代艺术正向当代艺术转型，“艺术品市场”“策展人”“双年展”“美术馆”等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九十年代出现并流行。前有査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为人们所熟知——试图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对话或者自述，还原那两个风云变幻的十年中的社会情境、主要问题及价值观念。距1900年整整30年后，界面文化在2020年推出“90年代”专题，在怀念80年代的浪潮至今仍未式微之时，试图带领读者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新认识那个深具转折意味的、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基本样貌的90年代。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二篇：《90年代之文学——畅销的兴起、圈子的消逝和私人写作》。1987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宿舍楼下，张贴栏里有一则诗人张小波因为流氓罪被抓的消息。刚上大一的王继军看到消息后，对其中的细节产生了疑惑，比如为什么张小波被抓以后，还有女青年执迷不悔地给他送衣服。那时，收录着张小波诗歌的诗选在中文系同学中间流传，里面写着，“钢铁这样炼成的，留下一条内裤叫记忆，钢铁这样炼成的。”风气好似刚刚打开，又仍然严厉，这是王继军对1990年前后的印象。 几年后，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收获》的文学编辑，而这则消息的主角、张小波在出狱后也凭借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成为国内最早成功的书商之一。1988年，作家冯骥才去中国美术馆参加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式，看了一圈“荒诞不经”的展览。之后返回天津家中时，已是吃年夜饭的时间，在饭桌上他对妻子说：“我觉得一切都在变了。”虽然说到“变”，但他其实自己也没想清楚究竟什么在变化，只是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抓不住生活了，也找不到自己的读者了。在两年后的一篇文章里，冯骥才几乎是掷地有声地宣称道，一个时代结束了。“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我们心中愈来愈淡薄。那个曾经惊涛骇浪的文学大潮，那景象、劲势、气概、精髓，都已经无影无踪，魂儿都没了，连这种感觉也找不到了。何必硬说后新时期，应当明白地说，这一时代结束了，化为一种凝固的、定形的、该盖棺论定的历史形态了。” 1991年春节前夕，余华从鲁迅文学院的第一届研究生班毕业，成为嘉兴市的专业作家，分配到了一套30平米的房子。他在这栋房子里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而在刚进鲁院时，他还沉浸在古典小说的氛围里，发表的小说是《古典爱情》和《鲜血梅花》，在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朱伟的回忆中，余华还“带着海盐的习气，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耸着肩，叉着腿”。1990年前后，王继军对犯着流氓罪的诗人感到新奇，冯骥才在中国现代艺术开幕式上觉得迷惘，余华才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而当时他们并不清楚1990年代会发生什么，又会怎样改变中国的文学。在上世纪90年代，许多畅销的文学作品纷纷登上电视荧幕，反对主流的边缘人也已经喊出他们的口号，70后作家初登舞台，人们面对万象纷呈，说“90年代是多元的”，“90年代是无名的”。就像不善言辞的作家林白，在一次笔会中说，“现在还说不清它是什么样的时代，但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容忍和容纳了我的小说……我热爱90年代，感谢90年代。”10年之中，当局者迷。似乎总要在时光流转之后，当时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才会逐渐变得清晰。作为上世纪90年代文坛的亲历者之一、曾经的《东方文化周刊》主编、现在的《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在世纪之交写下对1990年代的总结，他在《90年代文学论纲》一文中将1990年代称为一种“过剩文化”（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的理论），并将1990年代的文学称为主导文化中派生或分裂出的碎片。——无论1990年代多么纷繁多元，1990年代仍然带着1980年代的余温，不仅主要的作家都来自1980年代，连新出现的文学现象也可视为1980年代的剩余和分裂，在1980年代文学生产过剩之后，1990年代文学出现了许多困境和闪亮的碎片。“80年代一些重要的作家依然是90年代的重要文本，王蒙、贾平凹、铁凝、王安忆、莫言……等人都完成了他们的重要作品，他们都拿出令人信服的长篇力作，而这些力作都是他们在80年代写作的一种凝聚或裂变。90年代新出现的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则是马原、徐星这些80年代先锋派在新的历史情境的孳生和繁衍，像陈染、林白等女性实际上扩展扩大了80年代张辛欣、刘索拉那种极端的情绪。作为90年代文学代表人物的王朔的思想在80年代亦已形成，并没有什么发展，只不过在90年代有了传播的空间和更多的受众。”在1990年到来之前，冯骥才预言一个时代即将终结。与冯骥才不同，王干认为文学在1990年代并没有中断，1990年代是1980年代的剩余和分裂。在界面文化对诸多1990年代文坛人物的访谈过程中，发现事情往往是两者合一的。在这十年中，文学热无可置疑地退潮了，正是在退潮中，文学呈现出多元分裂的样貌，尤其是，涌现出许多文学个体，他们下海经商、从单位辞职下岗，与主流文坛一拍两散，最后逐渐淡出、远走他乡或是持续创作，而他们的影响却一直延续至今。我们采访了作家周梅森、韩东、棉棉、林白、编辑魏心宏、王继军，学者何平等人，从畅销写作、断裂一代和私人写作三则，切入1990年代的万象纷呈。畅销的个体：从“王朔热”到周梅森王朔热1985年底，作家徐小斌参加《十月》杂志组织的一个会议，会开完了准备吃饭的时候，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男孩主动过来找她，这男孩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带点儿北京男孩特有的坏劲儿”、“（说话）连珠炮似的”，还有点儿“人来疯”。男孩小声问她，“你是徐小斌吗？”得到肯定答案以后，他又问，“是你写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吗？”徐小斌说是。男孩笑了一下说，“哎哟哥们儿当时就想，中国还有人能写这个呢？！”之后，他就侃开了。这个男孩就是王朔，他和徐小斌从会议结束一直聊到宿舍间，从王朔的《空中小姐》聊到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最后彼此留下了地址和电话。那时王朔还住在复兴路83号院，用徐小斌的话说，“那个院儿里出人啊！”除了王朔，张辛欣、沙青等人当时都住在那个院儿。这时的王朔才刚刚开始全职写作不到两年，他的创作高峰期还没有到来，广为人知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要到次年才会发表。进入1990年代，“王朔热”才真正兴起。在1990年代文学热逐渐退潮，纯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情形下，作家队伍产生了分化，王干在《90年代文学论纲》中写道，“（他们）有的下海经商，告别文坛了；有的去搞通俗作品写作了还有一些作家加盟影视，借助大众传媒来发挥作用；当然更有一些作家坚持严肃的文学道路……关键的是他们不可能再重复80年代的那种写作状态了。”在多种生存策略中，王朔选择了商业化之路。其实早在1980年代，他就开宗明义地说，“我立意写小说，的确是想光明正大地发点小财”，他还说，“我觉得文学应当有两种功能，纯艺术的功能和流行的功能。而我总试图找一个中间的点。”他如此在乎摆脱穷酸作家的形象，跟他的经商经历有关。王朔是第一批跑到广东沿海倒卖东西的倒爷之一，他还在医药公司做过营销，跟朋友搞过家电，合办过饭馆，经商失败后，他也过过一段跟妻子去饭馆担心结不起帐的日子。作为没有公粮可吃的文坛“个体户”，他清楚地知道，“好东西生产出来，不会卖什么也不是”。1991年，王朔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第二年，他就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一个初夏的中午，他要去吃饭，经过东三环西坝河副食商场门口，一下子腿软了，“我这儿干嘛呢？我这就算活出来了？”他要改变，书和其他商品一样，也必须要“卖”才行。而要“卖”，就必须打响王朔的这个品牌。怎么打响品牌呢？王朔想到了电视剧。王朔的朋友中，最早意识到大众文化时代到来的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郑小龙，那时他们的电视剧已经屡次制造了轰动效应，1989年，郑小龙找到了王朔，说要做一部电视剧，低成本，四十集，这就是后来的《渴望》，这让王朔初次领略了大众文化的可怕煽动性。电视剧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期，王朔注意到，“小报上全是电视剧的鸡零狗碎，流行音乐也要借助电视剧才能流行”，作家王朔也选择了电视剧，他把电视剧当成给自己打广告。1992年一年，他见够了两三百名记者，频率极高地发表言论，至于最后拍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混个面熟。他先后参与了《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等影视剧的编剧工作。他自己明白，这些为影视剧的写作，纯属混饭吃，没什么好说的，说毫无价值也无不可。与此同时，他的图书销售每本均破十万大关。《王朔文集》印了二十来万套，而盗版高达两百多万套，这套书赚到的钱让华艺出版社买了一辆奥迪，而责编金丽红此后也成为出版界的重要人物。这套四卷本的文集还开创了一个先河，华艺出版社应王朔要求，对这套书实行的是版税付酬制。但是当王朔提出要拿10%的版税的时候，金丽红还是感到非常惊讶的，在此之前，出版社对中国作家只支付稿费，没有版税这回事。多年后，当王朔因为王子文的官司一事再次回到公众视野接受媒体采访时，作为“中国版税第一人”的他回忆起往事时说，版税这件在今天看来很合理的事情，那时候的自己却被认为是拜金主义。“我当时是一穷二白，我们复兴路那一带在衰落，整个阶级在下降，我一个月挣36块钱……必须往上爬，当时那个气氛下，大家好像一谈钱就很俗，我认为公开谈钱没有什么，当然金钱也不是一切了，这都不冲突。”王朔说当时自己落了个最贪财的作者名声，所有出版社都不愿意给版税，“当时我觉得这帮人太讨厌了，你们是公益事业吗？”因为王朔，很多中国作家才开始获得版税，萧乾后来说，“王朔给中国作家松绑了。”《王朔文集》收获的不仅仅是市场上的成功，王朔的黑色幽默和痞子文学开始大行其道。那时，几乎左右的书摊上都有王朔的作品销售，他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畅销书作家。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分析，《王朔文集》在1992年的出版，改写了当代有关经典作家文集编辑出版的成规：在五六十年代，有资格出版文集的作家，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有定评的经典性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等不多的几位。”《王朔文集》，其中纯情卷包括《空中小姐》《永失我爱》《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谐谑卷包括《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等。批评家南帆在2001年的《大众文学的历史涵义》中写道，随着大众文学在商业社会中得到定位，“印数和版税比例规范了作家与商业机构的利润比例之后，读者就是市场的主角了。”大众的身份被界定为消费者，他们可以用拒绝购买来否定作品，这种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将压缩文学的功能——大众文学不再承担启蒙、教化的责任，只是提供娱乐性消费的功能，经典体系内的文学作品也都将受到挑战。如南帆的分析，读者选择了王朔，购买了他的作品，而“王朔热”的现象，也引起了知识界对王朔“文化堕落”的批判，媒体将王朔列入大批判选题规划，占有权威地位的报刊规定不准在版面上出现他的名字。谢冕也将王朔称为“中国最媚俗的作家”。甚至有有评论家将“王朔热”的出现，称为“严肃文学被轻视后而形成的假繁荣”。王蒙则撰写《反对崇高》，为王朔的“痞气”辩护。1990年代“人文精神”的争论、“大众文化”的争论、知识分子的争论，无不与王朔有关。以作家的角度观看，王朔的存在也不容忽视，韩东在1994年与王干的对谈中，将王朔列为能够左右公众趣味的小说家——他的理想在公众中实现，这种作家，与另一类对其他作家有所启发的小说家，比如马原全然不同。 林白在她的虚构回忆录《玻璃虫》里，也多次提到了王朔，写到她当年作为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去北京找王朔，还在大会上遇到急切见到王朔而不得的女粉丝，真真假假，难以辩识。面对知识界和文坛的批评，王朔也要占领舆论高地。1993年，王朔在《王朔自白》中表明自己绝对不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慢慢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又说，知识分子是现实中最失落的那群人，因为他们失落，所以才要群起而攻，“我觉得咱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起后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几年后，他又说，“假使我现在仍然对知识分子时有不敬，并非针对任何人，而是出于对自身的厌恶。”“王朔热”中体现出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1994年学者王一川在《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一文中分析道，1990年代文化领域的其中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精英知识分子转向大众文化领域。据批评家李洁非观察，”新生代小说“基本已经不看重小说作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载体的神圣性，并不耻于使其文本形态接近商业性”， 也同样适用于描述王朔从知识分子身份抽离、贴近大众消费的写作姿态。王朔对文坛、知识界和图书市场的影响不止于此，如果我们将他与新世纪的知名书商、现在的果麦文化董事长的路金波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王朔热”几乎是畅销书的启蒙导师了。路金波说，“大部分出版商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给知识分子出书，不用我再来掺和了”。王朔和路金波二人之间也确有合作，2007年，在王朔暌违文坛多年后，路金波以“一字3美元”的价格出版了《我的千岁寒》（号称稿酬375万元），王朔也与韩寒、安妮宝贝并列，成为路金波旗下最具有商业利益的大牌作家。回到1990年代，抛开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变化，或者知识分子心态在商业大潮中的失衡，更深层次地，王继军认为，大众与精英文化 “互相嫉妒”出现了。“80年代的精英在小圈子里获得认可就可以了，对于大众文化的流行是不在乎的，因为不会有威胁感，后来这之间就互相混同了，精英也要面对大众，也会以严肃文学的标准批判大众文化。这一直影响到后来对于韩寒、郭敬明的批评。” 1990年代，论走红，王朔早早走在周梅森之前，但是这两位作家的境遇却惊人相似，虽然题材、风格远不不同——与王朔一样，周梅森也经历了从严肃小说家到大众畅销作家的转型，通过影视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同样招致了文学圈的批评和隔离。不同于王朔的是，周梅森从90年代到新世纪仍然持之以恒地写出长篇，并在去年收获了“创十年国产剧史最高纪录”的《人民的名义》，这部小说，据周梅森所说，从1990年代就开始酝酿了，也可以说，我们在2017年所看到的电视剧和小说，仍带着90年代的强力颤音。 周梅森1990年代，周梅森从一位历史小说作家，变成了一个炒房者、炒股者和政治小说家。他早期的作品曾被冯牧称赞为“大有茅盾当年写《子夜》的气魄。”在90年代，周梅森先后写出了《人间正道》《至高利益》《中国制造》等小说，《人间正道》陆续发行了10万册，《中国制造》一年内重印27次，这些作品先后由他本人改编成了电视剧，还获得了金鹰奖等奖项。而在此前，他的历史小说最多只能印1万册，改编的影视剧也远称不上成功，许多都烂在了片库里。“全赔完了。”2013年的一天晚上，周梅森跟他母亲这样说。他有个哥们儿向他借了许多钱，公司破产了，哥们儿把他的全部财产质押，1亿5千万全赔进去了。后来，这个案例被写入了《人民的名义》一书，变成了蔡成功大风厂破产案。“还好这个朋友没有逃跑”，如今案子开庭，周梅森说，他要求公司清算，“估计还能找回来七八千万”。在南京河西的家中见到周梅森时，他说自己现在耳朵不太灵光，所以对他讲话要大声点，“最好要像吵架”。他的现实生活也确实喧嚣，四十年来，他忙着拍电影、拍电视、买房、卖房、炒股，接受采访的那段时间他还在忙着《人民的名义》第二部《人民的财产》的开机筹备，同时还卷入无数的官司风波之中，就在采访的前一天，《人民的名义》再被诉抄袭”话题高居微博热搜榜前列，而他本人却没有出庭。他的书房里有许多奖杯，水晶的，镀金、铜制的，见证着他的畅销与成功，他也引以为豪，但是这里面却没有来自文学界的认可。周梅森与《人民的名义》有评论者认为，周梅森的小说属于“问题小说”之流，写作也属于比较粗陋，更接近新闻而不是小说。王继军认为周梅森的成就感建立在重大的题材和巨额发行量之上，“《中国制造》之后，周梅森的图书销量变大，他就真的就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作家，就继续处理这种重大的题材。”不光评论家的意见如此，南京作家叶兆言也曾在一次采访中，没有点名道姓地评价反腐小说的意义，“你认为反腐小说跟黑幕小说区别吗？反腐小说没有诲淫诲盗的危险吗？如果反腐小说真的可以反腐，那就说明你还是不相信法制。”即使在本地文学《钟山》杂志历年目录中，也基本见不到周梅森的身影。 与王朔要摆脱穷酸作家的动机相似，周梅森将自己的动机明确地称为“想发财”。“你们热爱文学的时候我做生意去了，当房地产法还没有时候，我已经开始盖房子去了，至于我的选择对不对，只有我自己知道。”周梅森讲话时，青筋暴出，声音极大，显得情绪激动，有时还会用手指敲击自己家的茶几桌面。“那么究竟对不对呢？”我问他。“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你说我想发财，对，我是想发财，我是一个从基层贫困的最底层冲出来的作家，我对贫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当然想改变自己的贫穷的面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有什么可指责的？”如许多同辈人一样，周梅森习惯于将每个人生时段的重要选择与与中国的政治大事件挂钩，此段和彼段之间都存在着由大事件震裂造成的鸿沟。他生于1956年，将自己的童年称为“乌托邦似的笑话时代”：儿时遇上大饥荒，打记事起从来没吃饱过肚子，麻雀从天上掉下来，他“把毛拔拔就吃了”。 文革时期，他从三年级辍学了，成为一株无人管脚的“野草”；复课之后，徐州煤矿响应许世友的号召，徐州矿务局干部学校附中让初中生下矿干活，他也半工半读，每个月挣上9块钱，混迹于人员复杂的矿井之下，听着老矿工的村言野语男女之事，变成了一个少年矿工。他人生的重大转折都来自于政治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他从一个煤矿工人变成了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继而成为一个作家。1979年，他在南京《青春》杂志社担任作家。1983年，《沉沦的土地》在《花城》杂志发表。1985年，他就已经成为了江苏省作协创作组专业作家。然而在90年代前后，周梅森没写过任何东西，选择了下海炒房。他找到了山东的作家矫健，带着所有的稿费所得十三万块钱，一起去了广东淡水大亚湾。有评论者将他此举解读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中心化对80年代的文学中心挤兑的结果”。那时连房地产法都还没有出台，他们就在邮票大的土地上盖房子。自己买地自己盖房，每天在工地上戴着草帽干活，在几十平方米土地盖上六七层。盖房子不但没帮他赚到钱，还让他亏了钱。“人家王石盖房子盖出来一个万科，我们盖房子盖的是个鸡窝。” 他认为1992年邓小平发布的南巡讲话，就像改革开放的号令一般，帮助他强力扭转了命运。这次讲话对于整个文学体制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说，南巡讲话之后，不仅市场、股票、私有经济、资本运作这些充满风险的事物变得合法了，80年代延续下来的文学体制、文学生产与价值观念的体系随之也变化了。周梅森1991至1995年发表的三篇中篇小说结集为《中国往事》出版，此书的文案写道，“本书虽然讲述的是中国旧事，但其人其事，却让人感到无比熟悉；其智其谋更让您受益无穷”，完全暴露了文化消费时代的特征。——他的历史小说，此时已经告别了严肃庄重，被消费市场所吸引。1995年，周梅森重新回到文坛，这时候的他，在商界浸淫了两年，也在文坛混迹多年，决心重新关照现实。“一个当代作家最终是无法回避自己置身的那个时代的”。 他思考着，觉得自己缺的是一个从政权内部机制来观察政权的视角。“我为什么关心政治？因为政治影响到我，我不关心它，他就来关心我。”在《南方周末》的一篇访谈里，他承认要去“做官”是因为有官瘾。“谁不喜欢权力、渴望权力呢？首先我有这个想法，关心权力，也希望弄点权力试一试，看看咱能给人民造就一番什么样的事业”。在访谈中，他没有说到对权力的渴望，只是说，当时他和党组书记说了挂职的想法，对方答应了。在挂职之前，周梅森说他对官员根本没什么好感。他要去挂职的消息一出，也有很多作家觉得奇怪，问他，“你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脑子坏了吗？”江苏省委任命他为徐州市人民政府的副秘书长。开头，他负责帮秘书长搞接待，具体工作就是天天喝酒。徐州位于交通要道上，彼时适逢水电路大建设，各方面人来人往，周梅森面对的是每天晚上五六桌七八个地方。他说，“你不要认为是好事，”那个时候招待用酒没有什么茅台的，用的都是地方的各类地方酒，一天好几场，他觉得实在吃不消，要从接待的岗位上退下来。挂职不跑接待了，周梅森就跑基层，想看看基层的新鲜事儿。有一次，他在去一个县里的路上，一辆警车从身边呼啸而过，辨认出警车的车牌号属于徐州市里，判断出了事情，就让司机开车跟着警车追过去。到了地方，警车也注意到了周梅森的车牌号，一看就知道来了政府领导，就要跟作为市里领导的周梅森汇报当地发生的极端教会闹事的情况。这段基层体验的直接成果是《人间正道》，这部小说也成为了周梅森的转型之作，确定了他之后政治小说的路子。有研究者称，周梅森的转型与小说出版后引发的风波有关，《人间》出版后，有四十来个厅局级干部要联名状告周梅森以及封杀他的小说和电视剧，这激怒了周梅森，也促使他对于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对号入座”的事件，没有这种文学切入现实的体验，他也许还会再回去书写历史小说。说到转型，周梅森并非孤例。同时期的纯文学作家也在陆续转型。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同期刊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作家由先锋向大众转变的痕迹。“当年的《许三观》写得很巧、很成熟、很成功，而同期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就结构来说有僵硬的地方，但这种僵硬有个人探索的痕迹，并非将个人屈就或妥协于集体叙事、妥协于更容易的表达。 ”王继军说。在周梅森的《人间正道》里，他对于现实政治提出的问题是，“不干是最大的腐败”。据他观察，那个时候，干部升官论资排辈不愿意干是很普遍的现象，“乱作为的没有，不作为懒作为的大量存在，宁愿不干也不干错。”懒政干部的形象，在之后的作品里也有体现，在《人民的名义》里化身为喜欢看星星、被李达康连降三级的光明区区长孙连城。这本书在周梅森挂职后半段的三个月写完，那时他还要做接待工作，早晚徘徊于酒桌之间，他说，书里面充斥着市政府接待宾馆酒精的味道。而徐州当时的基础设施还有种种矛盾也化身在之后的作品里，这也影响到了后来他写《人民的名义》。上世纪8、90年代，许多作家采取规避政治的写作，比如刘震云、刘恒的“新写实小说”就是通过零度情感、原生态的方式来避免与政治产生直接关系。周梅森恰与此道逆行，他用宏大叙事的角度、代言人的姿态、忠奸对立的经典模式来书写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等国家大事，抓住时代浪潮中的重点话题加以渲染，不仅有官场生存图景，还有股份制企业改革、股市风云变幻。如此转型，引发了评论者对他诸如迎合主旋律、失去自我的质疑，而他自己更看重的是文学对政治的直接影响，“我不关心政治，政治就来关心我”。就像王朔的书是因为电视剧火起来的一般，《人间正道》也改编成了电视剧，周梅森也第一次做了编剧。《人间正道》首印3万册，在电视剧的影响下，加印到10万册。此后，赶上1997年香港回归，周梅森接着做一部以香港为题材的电视剧。周梅森提出要去香港体验，拿了1000港币，住在三联书店的招待所里，玩到一看到大厦就厌恶的程度，写出了《天下财富》剧本，之后出了小说。即使在畅销的《人间正道》之后，《中国制造》起初也不被看好。《中国制造》开头分为两期发表于《收获》杂志之上。当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社长跟周梅森说，“官方评价很高，市场是没有的。”但首印8000册一上市就迅速销空，第二次加印5万册，电视剧改名叫做《忠诚》播完之后，一年多时间发行27万册。后来，《至高利益》和《绝对权力》也都卖掉了50万册以上——但如果与《人民的名义》发行量200万册相比，这个数字其实没有那么惊人。“我从来没有把文学当作发财的工具，但是文学让我发了财了。”周梅森说，凭借畅销作品和作品改拍的电视剧，他在90年代末成为了“最早实现财务自由”的中国作家之一。一方面，周梅森将目光投向全中国的现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周梅森自认对文学界的“偏见”认识得非常清楚，他作品的反响也主要是来自于政治社会，不是来自文学界，比方说《人间正道》提出的“懒政”，《绝对权力》提出的“职位含权量”， 而贯穿众多作品中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反腐。另一方面，对于他文学方面的“堕落”争议也甚嚣尘上。评论家何平认为，周梅森的小说在风格上跟江苏作家构成了一种审美反对的关系。周梅森叙事上的粗陋也饱受批评。《收获》曾用六期发表过周梅森的三部小说， 《中国制造》（1999）《 国家公诉》（2003）《 我主沉浮》（2004），共有一百多万字，与周梅森同年发表的作品还有阎连科的《受活》（2003）和阿来的《随风飘散》（2004），之后却再与他毫无关系。面对纯文学圈的批评，就像王朔当年的反对一样，周梅森的反应也非常激烈：“你说中国文学变成这个熊样，你有没有责任？他们不鼓励文学面向社会面对社会真相，不鼓励文学走向现场，他们所谓的纯文学远离人民，远离时代，远离老百姓的疾苦，”周梅森说，主流纯文学都是奔着卡夫卡、马尔克斯那些大师去的，不屑于写他写的这些东西。从王朔批评知识分子，到周梅森怒骂主流文坛，这好似又呈现出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而事实远比主流vs非主流的对立更为复杂，周梅森仍然担任着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的职位，“他们”是谁？“我们”是谁？他可能没办法回答清楚。如果说，1990年代的作家分流中，王朔、周梅森们勇敢地脱离纯文学一头扎进商业大潮，并与知识分子划清界限，他们的畅销一直影响至今；韩东、朱文这些身居南京的作家们，就是在聚会、酒局、饭局的一次次聊天中互相取暖，守住“底线”。断裂的个体：南京作家群和断裂运动南京作家群在1980年代，圈子文化曾一度流行。 比如北京的李陀家，那个乱糟糟的、并不大的空间，就被视为朋友间的“民间作协”，李陀家孕育着文学从圈子聊天向公共领域发展的生机，像阿城的名篇《棋王》就是从一次涮羊肉中吃出来的。 “那时候，人们没有什么privacy（私人空间）的概念，这恰恰是‘公共空间’形成的条件。”在回忆中，李陀认为这种“小圈子”文学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当时，人们对“集体主义”存疑，却仍将写作视作“集体事业”，所以组成了无数的“小圈子”、小团体、小中心。彼时在《人民文学》做编辑的朱伟记得1980年代没什么“privacy”可言的情谊，他写道，那时候人和人之间彼此很近，骑着自行车，不用打招呼，说到就到。在李陀家这个“中心”以外，朱伟还标识出了80年代北京文学地图的其他“散点”。这些“散点”不光是地理上的坐标，还是情感上的联结点。他这样写道：“那时，我和何志云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在东大桥，李陀坐两站公共汽车就到我家了。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圈子中的交流的亲密无间，现今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有次，张承志半夜十二点敲开李陀家门，就为了找一本杰克·伦敦的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来帮助他的《金牧场》写作。李陀马上穿上衣服帮张承志找到了书，还坐在一起聊了聊《马丁·伊登》的写作调子。而进入90年代，这样的亲密情谊逐渐消退了。李陀发现，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不能再像80年代那样说谁的作品写得不好、有毛病了，因为听到批评，“人们的那个脸色已经不一样了”。进入1990年代，圈子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完全消失。在上世纪80-90年代，南京青年作家从全国各地来到南京学习或工作，韩东、朱文、鲁羊、李冯等一批作家集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同声应气，有事没事就聚在一起。这群作家和诗人当中的“大哥”韩东，在1980年代中期发起了《他们》。“他们”和“非非”“莽汉”一样，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潮流中涌现的浪花。《他们》不光是诗刊，第一期上还刊有顾前、苏童和马原的小说。自那时起，这群人中的一些人已经了友谊交往。小海在《关于<他们>》一文中讲述了八十年代中期 “他们”一群人交往的地点：“主要是蓝旗新村韩东、小君夫妇家，然后是南大中文系的宿舍，乃顾（顾前）、李娟娟夫妇家，有时也去苏童执教的南京艺术学院，也定期、不定期地去九华山、鸡鸣寺和鼓楼的茶馆聚会，大家见面总要拿出新写的作品出来交流并供批评。西安的丁当、西藏的马原、济南的普珉、上海的王寅、陆忆敏夫妇都来过，朋友们见面常常是通宵达旦谈诗、聊天、像过节一样。”“他们”圈子的影响更扩大了。张生在1991年到达南大攻读当代文学的研究生时，他的下铺是李冯，他们有一次在宿舍里偶然聊起了文学，从海明威、马尔克斯聊到卡夫卡，聊得十分投缘，经过李冯的介绍，张生也见到了南大毕业的小海还有吴晨骏。吴晨骏的工作单位也离学校不远，他也会在休息时间过来和李冯下棋聊天。通过李冯，张生又认识到了韩东。张生将韩东称为“老大哥”，因为他是78级的，比他们都大，把他们都都当做“小兄弟“看待，张生认为韩东很有“亲和力”，很会鼓舞年轻人，也为这些文学学徒们示范了作家的模样与生活。南京作家们的聚会地点从私密的宿舍转移向更公共的酒吧、咖啡厅，像是“半坡村酒吧”就是他们经常会去的地点，这是一家位于南大附近的青岛路的餐厅酒吧，旁边还有万象书店和雕刻时光咖啡店。在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那些相聚聊天会对自己有什么改变，张生一次访谈中说，“想起在南大晒太阳，瞎扯聊天，我们想不到我们会成为作家。”“老大哥”韩东率先从体制里走出，他从南京审计学院辞去教哲学的教职后，把从《今天》挣到的全部稿费9000元都拿出来，买了一台电脑，兼容机，黑白的。然而在这之后的一整年，他只挣到了90块钱——那是一篇刊在《作家》上的对谈，稿费180元，他跟朱文一人一半对分了。不过那时候，他倒不觉得特别怎么样，因为大家都差不多穷，就连日后扬名的苏童那时候也是个“穷光蛋”。“他到我家，我还会让他帮忙去换煤气。直到苏童收入愈来愈高，韩东才逐渐意识到，两人现在在经济上“至少有上百倍的差异了”，这当然是后话了。跟韩东比，作家顾前的境遇显得更为边缘。自上世纪90年代从一家台湾公司离职之后，顾前就一直保持自由无业的状态，如今已有20余年。最初，他独自住在一间老房子里，房间遍布灰尘，沙发上有一个大洞，屁股刚好可以“卡在里面”，他就一直坐在坑里，也从没想过去补上这个洞。韩东和顾前的境遇，或许可以印证1990年代的作家身份的变化，他们不再是80年代文学的代言人和启蒙者，而重新成为了生活中的人——而就像张生在李小杰的访谈中所说的，写作者不是在90年代才变成“普通公民”的，写作者本来就是“普通公民”。 韩东和苏童，虽然都在南京，彼此还有交往——苏童曾在《他们》的第一期中就发表了《桑园留念》，也曾为顾前的小说《萎靡不振》写序，却实在属于不同的写作圈子，在韩东看来，这是因为“精神的不一致”和趣味不同：苏童是本分的，而他自己不是分的，正是这种区别，最终导致了后来的“断裂”运动。 圈子的形成，在韩东看来，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初入写作的人是非常寂寞的，他们可以从圈子中获得写作认可，并了解自己到底有没有写作的才能。“文学从根本上说乃是一件虚妄之事，但你并不可能抱着如此虚无的认识去从事写作、踏上写作之路。你得认为这件事高级或者高尚得足以让自己投身进去，你得认为自己的才华足以在这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中得以彰显。如上的认识只有从别人处而来，从圈子里而来，并不能如功成名就以后从大众的接受以及名利的回报处而来。”韩东写道，“写东西的人形成圈子是很自然的。 ‘诗可群 ’，意思是通过写诗大家可以彼此结交，过一种与诗有关或者以诗为借口的特别的生活。” 在鲁羊的记忆中，他经常会和当时《钟山》的编辑王干聊天，聊一下午，什么都聊，“聊到最后，我们哈哈笑起来，我们就像文学青年一样……我想起那是一个热情的时代，很短的一个高度热情的时期。”南京作家们以“诗”为借口的特别生活反映在他们的作品里，他们的不少小说直接书写生活中的朋友聚会场面。比如朱文《我们的牙，我们的爱情》里讲的就是朋友几个人在古南都饭店吃自助餐后去酒吧的一次聚会，人物和故事由聚会中的聊天和反应烘托出来。鲁羊的小说《黄金夜色》写的是一次相聚的夜晚，大家喝多了，讨论诗歌和女人，“我和我的朋友们走到哪儿，做什么事，喝酒唱歌打嗝放弃，又是也捂着嘴笑，咧着嘴哭，都不为了什么。我们找到谁，寒暄用语通常是没事没事，就找你玩儿。”最后醉醺醺地去大学校园逛了一圈。在顾前的小说里，也经常出现牌局、酒局、饭局的场景，一次牌局的主题可能是出轨和女人，另一场饭局的话题就是失业和发财。作为一个群体，南京作家群在全国文坛中也显得瞩目。1994年，钟山杂志社和《文艺争鸣》推出了“新状态文学”，《钟山》密集发表了韩东、朱文、鲁羊的十五篇作品。“新状态文学”之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才有了全国的影响力（韩东在李小杰的访谈中语）。同年，《花城》主编朱燕玲来到韩东家组稿，韩东讲述了新栏目的想法，并向她推荐了身边那个“沉默的年轻人”朱文。《花城》的新小说栏目由此发布了韩东、朱文、李冯的专辑，并配发朱伟的解读。《花城》《钟山》之外，韩东还向《收获》的程永新推荐了朱文，程永新在《收获》发表了《小羊皮纽扣》。1990年代中期，李洁非在《新生代小说 （1994-）》中首次提出了，“南京青年作家群”的概念，与北京作家群并列共同作为新生代作家的两个主要分支，但没有做具体阐释。李洁非认为，这些“新生代作家”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他们与50年代出生的作家是不同的，他们面对过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文学观念，而20岁上下就大量阅读过欧美文学作品，他们的题材向城市转移，并在作品中书写直截了当地物欲横流。 而《收获》的编辑王继军在采访中表示，韩东、朱文、李冯这些人构成了1990年代有价值的写作方式，比起先锋和新写实主义，价值在于他们的写作提供了“个人面对现实的感受”，相比鸡毛蒜皮的新写实和空中楼阁的先锋写作，他们真实地描绘了对于个体在现实崩溃时的真实感受。这种卑微个体的崩溃感受在中国文坛此前是非常少见的，或者如郜元宝所说，“诗人韩东和朱文90年代初同时转向小说，文坛从此多了两个怪物。……（他们）将收入眼底的一小片现实加以诗化，宁愿为一种卑微浑浊的美学耗费生命。”不管是城市中的欲望横流，还是新时期的崩溃式的感受，《我爱美元》都可以作为一则范例。《我爱美元》写了一对父子共同去嫖娼的经历，并赤裸地写出对金钱的畸恋，“我们都要向钱学习，向浪漫的美元学习，向坚挺的日元学习，向心平气和的瑞士法郎学习，学习它们那种绝不虚伪的实实在在的品质。” 王继军评论说，这种对父亲、性爱的亵渎里有一种真实的不满和愤怒。“这个写法既不是对鸡毛蒜皮的现实的全盘接受，也不是说对现实隐忍，而是保留了底线。就像《局外人》一样，这个人也糊涂地做了许多事情，但是他就是不说假话，不信上帝，他保留了底线。”朱文《我爱美元》与“断裂丛书”《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1996年，《新民晚报》对《我爱美元》进行了批判，刊出了名为《你是流氓，谁怕你》的文章，将朱文和他的小说评价为具有“流氓习气”，此后，南大丁帆、王彬彬、费振钟也在一篇文章中，对于韩东和朱文的小说进行了评价，称，“不能因为小说是‘不道德’的，就把‘脏’合法化。……这些作家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私人’的‘性’的生活上的。”断裂运动当韩东从诗歌转向小说，他发现成为小说家的道路是有规律的，“虚席以待”，基本上都是先是发期刊，再是出版成集，再成名成家，许多作家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放眼文坛，余华、格非、王安忆，他们先后发表作品的期刊，比如《收获》《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后来也成了他们的“娘家”，余华在2017年《收获》60年庆祝的会议上公开地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收获》杂志。韩东觉得这条路太规矩了，文坛也太和气了，已经到了令他窒息的地步。“简直是一步一步虚席以待。”韩东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所有人必须抬着混，没有相反的意见，不允许表明自己的观点，或者对权威的不满。韩东的记忆中有许多次争吵，比如90年代末卫慧和棉棉的纷争。“卫慧和棉棉他们两个人打仗打得一塌糊涂，媒体叫她们‘卫生棉’还有‘卫慧棉’”，他还在中间拉过架，论证棉棉确实引领了卫慧的写作，结果又引来了尹丽川对他的批评，他觉得尹丽川批评他的文章写得很有才华，还在《芙蓉》上把文章发表了。还有诗歌界的盘峰论争运动，那是一次会议中的对骂，运用二手材料写作的知识分子和以生活为材料的民间写作互相骂了起来。还有一次，是他自己和南大教授丁帆的纸面争执。因为丁帆授意的一次批评，在一次作协会议上，韩东将自己写的“从工农兵学员到教授博导”（指丁帆）文章打印出来分给与会者，攻击性极强。“朵渔有句话，叫做不团结就是力量。人必须要吵架才能情绪激动，情绪激动才能爆发出问题。” 90年代南京半坡酒吧 图中人物由左到右依次为外外、韩东、小海、刘立杆。 图片来源：韩东供图出于对和谐文坛的反击，韩东和朱文组织了一次叫做“断裂”的运动。在鲁羊看来，“断裂”的发生是偶然的，有天半夜，“他们梆梆梆敲门，说有这么一个事，你说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断裂”以问卷的形式进行，共有关于文坛的十三个问题，包括怎么待带“小说选刊”，《收获》是否能代表主流文学等等。参与回答问卷的人除了韩东、朱文之外，还有于坚、翟永明、林白、郜元宝等人。现在看来，许多回答都非常反叛，比如，问起作协，朱文说，“中国作协是一具在办公桌前还在开会、做笔记的腐尸”，问及《读书》和《收获》，张新颖说，“白领阶层价格不菲的皮包里可能就装着《读书》和《收获》”，更有意思的是，对于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权威性，参与调查的大多数人都不承认。“断裂”运动之后，由楚尘主编的断裂丛书作为出版了。虽然韩东在此前的访谈中说，这个书系叫做”断裂”是临时想到的，但与断裂行为仍有些关系。丛书收入了韩东的《我的柏拉图》，朱文的《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韩东说，丛书出版的原因之一是推出写了很多年却没有写出来的作者，比如顾前。开始这套书印了三五千册，也没有给作者稿费，加印了之后，作者才拿了稿费。而在顾前看来，这本书的出来是为了大家聚在一起好玩，他个人没什么想法，就跟有想法的人一起玩，至于与写作的联系并不紧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南京作家群圈子的存在以及圈子的松散。韩东的创作之路是从诗歌的办杂志开始的，他认为诗歌有小杂志的传统，而小说没有，所以他从根底上是与那些成名的作家不同的。他觉得贾平凹、莫言和张炜与自己无关，虽然是同代人，但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就因为趣味彻底不同，“他们的东西我也不读，我也不试图读，读不进去。”正如他当年的宣言，“如果我的写作是写作，他们的就不是，如果他们的是写作，我的就不是。”他读到有些作家一写女人就是“白生生的，白花花的”，便觉得俗不可耐，“你要说不知道（女人的样子），你可以不写，你直接写脱光了不就完了，但如果你要写，就要写一些特别的经验和细节。”韩东说，他从许多中国作家的写作中都看不到任何新鲜的体验，虽然这些故事跌宕起伏、情绪激烈，架构也凌空蹈虚，一到具体细节就大而化之了，这让他受不了。 断裂是一次粗暴的、一次性的对主流文坛的叛逆宣言，在此之后，许多人的职业生涯都受到了影响，其中就包括韩东和朱文。其实在“断裂”之前，朱文还曾经带着自己的长篇代表江苏省去参加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会议，用韩东的话说，就是“登堂入室”过。朱文是这么对韩东回忆那次会议的，当时在那个会上有撒娇的、卖乖的，还有的说，“哎呀我们江苏写得多好你们怎么也不管我们”，轮到朱文发言，他说，“我不说，最后说你们非要我说，好，茅盾文学奖就是个狗屎，还很像月经，每年都要来一次。”“断裂丛书”之顾前《萎靡不振》与海力洪《药片的精神》韩东说，“他跟我转述的这个话，很可能夸大的成分，但事实上，后来确实就没再叫他去参加什么评选了。大家都知道你是异类，跟我们不一样，也不找你了，也不烦你了。”当时其实有不少没有那么激烈的人都被“裹挟”其中，比如写作《黄金夜色》的鲁羊，而我采访到的另一位参与过此运动的作家，也要求对“断裂”一节只字不提。 就连韩东自己也说，“放到现在，不会再做类似的事了。”他说。“但还是整个指向文坛的压抑状态。”2000年之后，朱文去拍电影了，李冯做了张艺谋《英雄》的编剧。王继军对南京作家群这样的转变感到惋惜，“这说明个人面对时代是非常艰难的，有的写作是与时代共舞的，而这几个人是要保持自己的节奏，那就会非常艰难。但是写不下去了就不写，这也挺好的，这是卖艺不卖身。”90年代 韩东、刘鼎、毛焰 图片来源：韩东供图现在，韩东还每个月从南京《青春》杂志领工资，因为不愿意去考一级作家二级作家，或者计算机资格，所以钱不多——他估计相当于科级待遇，但好在不需要做什么。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文坛“局外人”。——他曾经从“体制”中脱离了，后来也没有进入商业写作，是属于夹缝中的人。反过来说，可能是到了90年代，才有成为“局外人”的机会。就如同鲁羊所说的，“真正称之为个体的人，我认为是90年代才开始的……不依靠任何组织的肯定，自己认为自己是作家的人。……终于到了90年代，人们可以不依赖任何组织发表文章。”而在王干看来，以韩东、朱文等人为代表的依靠稿费、处于边缘的自由作家，可能是1990年代的最大收获。更私人的个体： 林白的出现、棉棉的告别林白1994年，不光是韩东、朱文作品密集发表的一年，也是中国性别史上极其特殊的一年。1994年，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一经出版，就被打上女性主义的标签。次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女性话题成为几乎街谈巷议的公众话题。这本书赶上了好时机，销售到了5万册。 在与林白的采访中，她说，“如果《一个人的战争》不是那个时候出，可能就不会那么受关注”，但是书卖多卖少，跟她没什么关系。因为她当时拿的不是版税，而是千字八十的稿费，一次性付清。这本书给林白带来的后果是复杂的。她的作品经常与陈染的《私人生活》一同被当做“女性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但林白表示，她、陈染或其他人，这些经常被列在一起当“代表”的女性其实并不愿意再被放在一起，虽然她们彼此的关系都还不错。《一个人的战争》出版两年之后，林白从《中国文化报》下岗了，那时虽然下岗在国营企业里比较普遍，在报社还属罕见，她记得当时总共就下岗了“一两个人”——她认为自己在报社工作很努力了，很努力地组稿，但是单位还是不要她了。没有工作，生活没有着落，孩子还挺小，又不是专业作家。她将那段时间形容为极其焦虑的。她每天都在写长篇，因为除了长篇，没有别的工作。一年写一部长篇，她将自己那时的写作形容为，“一路狂奔”“被逼无奈”，她需要长篇来养活自己，而幸运的是，她能够用长篇来养活自己，她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目前的情况是, 我国有十几亿人口， 即使只有一万人买我的书，我就能以最低的生活水准生存下去，而不必看市场的脸色。“她对于上世纪90年代写作长篇的自己有这样漂亮的描述。“我坐在90年代的房间里，擦干净桌子上的灰尘，洗好脏碗，削去土豆的皮，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在深夜或者清晨，想出我的长篇的标题。”1997年9月14日，林白在从新疆喀什到阿克苏的路上。图片来源：林白供图。林白身上凝聚着在一个1990年代作家生存的典型困境，个体自由了，她可以依托市场过活，却又担忧纯文学没有“市场”，在访谈中，她也多次强调自己的作品不好卖，跟明星比，作家的收入实在可怜，为了市场写长篇，却因为书卖得不好而焦虑，说到底，她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组织来解决吃饭问题，彼时，她想去出版社，出版社也都不要她 。“我需要有一个单位。如果我不是个作家，人家可能还会考虑，哪个单位愿意要个作家？”她想去作协当专业作家，也屡屡失败，“我一直想到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直到2014年我还想去，这样起码看病方便一点，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没有人觉得我是一个可以为作协争光的人。”她也无法进入高校，因为自觉口才不好，讲不了课。林白说，“国家应该养作家的，国家养的作家太少了。”这样的生存困境在新世纪才出现的作家中间也不断重现。进入市场后的作家们意识到，专业作家的体制不仅会给予稳定的经济支持还会赋予他们作为“专业作家”的社会地位以及安全感，不光是70后林白这么想，就连近些年才出现的魏思孝也坦言自己想法设法地进入当地作协，理由是作协会解决工作，照顾生计。早在进入报社之前，林白就开始写作了。在《玻璃虫》里，她有一段对电影生涯的虚虚实实的回忆，“ 我的职业电影生涯始于1985年12月，结束于1990年3月。这段时间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当编辑，责编过两部电影。”当年的广影是第五代导演的策源地，张艺谋也是广西厂的在册人员，厂门口的空地上，著名导演和漂亮演员来来往往，商业大潮影响了电影业，艺术片上不了了，她负责的片子一部是武打片，一部是喜剧片，武打片让她在男人的汗臭中尴尬不已，喜剧片对她造成的影响是“疲惫、深恶痛绝”。 1990年左右，她记得北京的朱伟发表了对她的中篇小说的第一篇评论，评论发在《读书》上，属于“最新小说一瞥”专栏，虽然那篇评论也不光是关于她的，是将她与另外一位作家放在一起评论——仍然对她起到了鼓舞的力量。身在西南边陲的她，在北京的大刊物上看到了对于自己的评论。“《读书》杂志多牛啊。我们单位订了《读书》，我看到了觉得很兴奋。”令人惊奇的是，朱伟在“小说一瞥”中写下他对于林白的印象，将她称为，“令人见一面就难以忘却的女孩儿”，“皮肤被亚热带的阳光炙烤得红红的，小小的个子裹着极宽大的外衣，微厚的嘴唇，大大的把耳朵都拉的很长的耳垂，那双眼睛里则深深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荡漾。”仅过了5个月，朱伟又在这个栏目里发表了另一篇对林白小说《子弹穿过苹果》的评论，这次评论只放了她一位，关键词仍然有“亚热带”“潮湿”和“女人”。在中篇小说发表之后，林白也认识到了更多的成名作家，与作家们建立起一种惺惺相惜的（类似80年代的）友谊。因为范小天是她的编辑，还带她去了南京的叶兆言家，那时叶还在阳台上写作，阳台上有个小桌子，他就从他的书架上抽出了一本《洛丽塔》送给她。她还在史铁生的介绍下在上海见到了王安忆和陈村，王安忆正在买菜，她蹲在一个摊上，带她去的人说，这不是王安忆吗？ “我其实挺不会聊天的。”林白说，她坐在我面前也经常会出现语顿的情况，她将原因归于，广西人都挺沉默的，有点神经质，有点小紧张，语言表达能力挺差，因为有种普通话崇拜，觉得北京才是文化中心，每次跟人讲话都要翻译成普通话，翻译出来就要越过障碍。直到后来在和李敬泽“走黄河”之后才觉得慢慢地能聊。西南边陲的血液，家乡北流的往事，在她身体里流淌，她将之形容为，“是亚热带的、对细节的感受。”就像《一个人的战争》，她取的原名还是充满亚热带气息，叫做《汁液》，而她发表的小说《同心者不能分手》的评价也是“饱含了生命的汁液”。这正如她所说的，她最关注的主要还是个人的感受，“皮肤血液空气气味”。 199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图中人物依次是后排（从左到右）：林白，余华，孟悦，格非，陈思和；前排：史铁生。图片来源：林白供图1998年，她也参与了韩东、朱文发起的“断裂运动”，她当时好像是李冯给她打了电话，就把那个断裂表格的每一个栏目都填了，觉得把自己和主流推得更远了。因为她从来不算主流的作家，从来没有参与过中国作协的活动，“采风、获奖、出国都没有，青创会也没有邀请我，最早一次获奖还是05年的华语传媒大奖。”当年，她也表示，她爱读韩东的小说与言论，也赞成他对“太像小说的小说”的反对，她说，她喜欢模糊一点松弛一点的小说，“有无数的触角，像一种海洋里的生物，向外伸展与漂浮，而不是向内收缩，越缩越小，越缩越坚硬，最后缩成一枚核桃……”不像小说的小说，她觉得，体现了一种自由的精神，而对于写作以及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精神更重要。 而这个自由精神，与她的寻找单位的职业生涯，形成了一组矛盾。棉棉当时还在《小说界》担任普通编辑的魏心宏回忆起来，那时候来找编辑部办公室找他的棉棉，是一个嗓门很大的年轻女孩。棉棉是陈村介绍给魏心宏的，魏心宏着手推出了棉棉的第一部小说《啦啦啦》。在此之前，棉棉的小说就已经给陈村看过，当时预备在《上海文学》刊出，最后却因为受到刘心武写中学生自杀的事情影响被搁置。 魏心宏觉得从文字质量上来讲，棉棉“远超同龄人”。他将包括棉棉、卫慧在内的几位作家都编入“70后”专栏，后来结集出版。这个“70后专栏”，在当时造成了影响。——2000年左右，韩东在《芙蓉》杂志上，也推出了“重塑70后”系列。选入的新作者中，就有此后成名的刘瑜还有春树。韩东还记得春树当时毛遂自荐打电话给他的情景，那时她才十几岁，“还是个小孩。”因为上海和南京很近，她经常去找韩东、朱文玩，见面就很开心，跟南京作家群的形容一样，“见面跟过节一般”。韩东对棉棉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骗子和混子的世界，所以不存在江湖。” 在韩东眼中，棉棉的行为做派跟作家、文学圈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这群人完全被他吸引了，因为路数不一样，“她讲话很粗，绝对不是做作，就是那么说话。”90年代的棉棉 图片来源：棉棉供图棉棉的做派与她的经历有关。她18岁辍学去了南方，做过DJ，也当过歌手，显然与韩东那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同。回到上海后，她在酒吧，做过摇滚音乐会和其他的活动。“90年代的上海是很有意思的，很多东西刚刚开始，外企、俱乐部、各种类型的，都是第一次在中国落地，我是制造了这些夜生活文化的人，”棉棉说，“当时没有人会在酒吧里做活动，人们是不可以随便去聚集的，随便聚集就要出事儿的，对不对？” 棉棉觉得，教育从来没有教过人们如何表达私人情感和爱，如何享受音乐、节奏、山峦，她明令DJ十分钟内就要全场跳起来，“让全场跳起来”就是活动的宗旨。而她与韩东他们的交往是关于文学的。他们在一起就是在朴素的饭馆儿吃饭喝酒，也会吃大排档，她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吃完了一碗砂锅馄饨，她和韩东穿越一个操场去看乐队排练，韩东刚刚踢完足球，她问韩东，“为什么人家老在说文本？文本是什么？”韩东说，“我不知道。我又不知道什么是文本。”很多年后回想，她觉得此情此景非常有趣——她认为，韩东当然应该知道文本是什么，“他读过大学，我又没有读过大学，我连高中都没毕业，而韩东严肃地跟他说不知道什么是文本。多年之后，棉棉的作品开始在国外发表，国外的译者、出版社和读者对她的接受，让她补习起文本，她明白了什么是文本，也了解了韩东为什么要这样回应。当时和他们的相处，让棉棉确切地感知到文学，“他们让我觉得生活特别有希望，文学特别豪华，其实文学本身就是很精英的，在南京作家身上你能看见这样的东西，虽然韩东说这个江湖是不存在的。”“以前程永新在90年代的时候就经常开玩笑，跟他们的编辑部说，你们把小说给我之前，要像棉棉说的，要用你们的鼻子闻一闻，别什么东西都给我。”棉棉说，她那个时候对程永新开玩笑说，“小说写得好不好，闻一闻就知道了。”那会儿，她也只有二十几岁，文学的好坏虽然说不出来，但是可以感受出来，有些作家写得虽然很努力，但写作不应该只有努力。虽然当年她与卫慧的那场仗打得沸沸扬扬，她说自己不是美女作家，美女作家谁愿意当谁就去当的宣言也被人忘记。她的好友有时也会弄不清她跟卫慧有何不同，她在外面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以前我在酒吧里，有个人，一老外，说我写《上海宝贝》的，我说你在胡说八道了，他说你就是写《上海宝贝》的，我就上去揍了他一顿。太好笑了，就好好笑，你不觉得吗。很多人会觉得是我是写《上海宝贝》的。”现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棉棉说，“你不觉得我们的中文现在很堕落吗？90年代我们有文学，我们现在有文学吗？现在的文学在哪里？”（本文按语部分写作：黄月）参考资料王干，《90年代文学论纲》，《南方文坛》，2001（1）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文艺争鸣》1994（5）南帆，《大众文学的历史涵义》，《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4）李小杰，《九十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论》，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
请行中玉先生二三事，一位文化老人的硬核人生
徐中玉先生生于1915年2月15日，今年华诞已过，虚岁就是105岁了，在学界是少有的人瑞。我与他接触较多时，他已度过了坎坷困顿的中年，步入了老年。但他的干劲和作为哪里像是过了耳顺之年的人？我推想，除了他身上有遗传的长寿基因外，还因为他要把失去的二十年宝贵光阴补回来。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是有深切体会的。徐中玉（中），王元化（左二），梅朵（左一），公刘（右一），曾卓（右二），作者（后排左一）摄于1985年第四届湖北年会从新时期到本世纪初，他度过了一个学者兼教学和学术活动组织家的黄金时代。中玉先生本人又是一个有远见卓识、不满足偏安一隅的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共同倡议，使中断了三十年的大学语文课程在国内许多大学得以重新开设，并率先主编了《大学语文》教材，选目令人耳目一新，被许多高校采用，在各种版本的同名教材中，市场占有名列榜首。他不仅是倡导者、主编，还是众望所归的“大学语文研究学会”的会长，对提高中国大学生的语文水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堪称当代中国大学语文之父。中玉先生还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任《中文自学指导》杂志主编。自考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需统一编写出版相关的自考教材，累计的印数巨大。其中有的教材编写他亲自主持，有的委任主编和副主编，如自考教材《文学概论》。我作为作者之一参与这部长达50余万字的教材编写，去年出了最新的修订本。徐中玉（中），钱谷融（左二），作者（左一），迟志刚（右二），吴欢章（右一）摄于2008年，中玉先生93岁时在上海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建立及其直属刊物《文艺理论研究》的创办，是中玉先生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前身是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硏究会，创立于1978年5月。周扬任名誉会长，陈荒煤是第一任会长，副会长是黄药眠、陈白尘和徐中玉，实际操办者是中玉先生。学会连续举办了几届论题富有现实意义、反响甚大的年会。如1980年7月在庐山开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研讨会，此论题正是当时中国作家和理论家迫切关注的。荒煤、丁玲等文艺界的资深人士与高校文艺理论教师共同讨论，各抒己见，参会者都觉得收益良多。会议报导和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开了此论题的先声。几届下来，要求加入学会的申请者已超出高校的范围，旁及研究所、媒体、出版等专业人士。1985年在桂林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上，即改名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玉先生本人直至1993年才任会长。他作为学会的创始人，在默默无闻地从事所有实际领导工作达15年之后才出任会长，固然是出于有利工作的深谋远虑，但他的谦让精神值得钦佩。并不是所有的学会都有自己的刊物，而中玉先生创办的这个学会，在1980年6月就创刊了《文艺理论研究》。中玉先生在考虑刊名时，我提出了这个比较直白的刊名，为了强调这是一本理论刊物，而且旨在对古今中外文论的全方位研究。中玉先生采纳了这个刊名，并通过荒煤请周扬题字。主编仍由会长荒煤担任，副主编按副会长序次排列。1985年他和钱谷融先生并列刊物主编。此刊最初为季刊，后改为双月刊，是国家社科基金第一批资助刊物，我记得当时一年不过拨款五千元。后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刊印出版，并由学会和华东师大合办。中玉先生是这个刊物的实际掌门人，且事必躬亲。我那时是学会的副秘书长和杂志编委。记得当时同为编委的张德林和我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商讨刊物诸事，包括约稿、选稿和退稿，中玉先生还与我们一起拆信、复信、贴邮票，大家都不拿编辑费。处理刊务晚了，他会邀我们去他家共进晚餐。他常征求我们有关刊物栏目和选题的意见，我们也可向他推荐稿件，但终审权在他那里。如果逢到要开年会了，他也会及早听取我们的意见。中玉先生信札除了在不定期的刊务会议上商量，有时他也会写信征询意见。如1991.1.7他致信说：“我们刊物、下次年会，这些问题请先考虑一下。目前，年会尚不成熟（时机）。刊物国外印象颇好（晓明回来讲起）。最近有何新作？得意的便请寄来”。2002.11.16他来信说“我刊准备切近些当前问题”，“也想召开些很小型的座谈，谈得深些，在刊物上发表。希望提建议。”当年我在回信中提了什么建议已经忘了，但寄过一些自觉不至于辱没刊物的文章还是记得的，其中有一篇万字稿他排在卷首，还写信鼓励我再写。但他也退回过我一篇万字长文，那是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写的一个条目。对此我没有意见，因为不一定适合作为刊物的论文刊登。《文艺理论研究》在中玉先生亲力亲为亲自把关下，成为学界公认的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权威性的文艺理论刊物。四十年来，中玉先生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充沛精力和敬业精神从事了众多的工作，难以一一尽述。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致我的一封信中说：“日忙于杂务，荒陋益甚。可能情况下还想做点好事实事，如此而已。”因为他兼任的工作太多，又事必躬亲，必然会觉得不胜繁杂，但他始终停不下脚步，“还想做点好事实事”。如此质朴的话，却道出了一位热诚爱国和专注事业的老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现在他虽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意识渐趋模糊，但他留在我记忆中的，永远是挺直了腰背走路，以及挺直了腰板做人。他生来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实干家，又是一个宁折不弯的硬汉。这就是他令人敬佩的硬核人生。（王纪人）本文作者（左）与徐中玉先生摄于2002年，中玉先生87岁时
皇女追记文学泰斗徐中玉：“你不一定认识他，但一定上过《大学语文》”
▲徐中玉先生在书房。华东师范大学供图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蒋彤 记者完颜文豪)7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你不一定认识他,但一定上过《大学语文》”——追记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徐中玉》的报道。上海金沙江路南侧的华师大二村,一座座老公寓楼掩映在绿树中,周遭显得格外清幽,楼外红砖白墙,楼内红木楼梯,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年代感。其中一座公寓的三楼,有些年头的老屋内,如今空空如也,仅剩几件旧家具,木地板上的褐色油漆多处剥落,只有墙面上的几幅相框,述说着居住于此的一位老先生昔日潜心伏案的情景。2019年6月25日,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在上海逝世,享年105岁。（小标题）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大师仙逝,媒体上涌出潮水般的悼念文字,格非、南帆等作家写下文章,追忆与老师的种种往事；不曾谋面的年轻人,回忆起第一节大学语文课上就听到先生的名字。徐中玉是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曾在我国高校中普遍开设。但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教育学习苏联模式,大学语文课程不再开设,从此中断30年。“当时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严重脱节,大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知识匮乏、文化素养缺失的问题。”徐中玉生前曾这样写道。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等共同倡议,率先在这两所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陆续恢复这门课程。1981年,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这版教材一出版便颇受欢迎,两年时间里,登上了三百多所大专院校的课堂。此后每三五年,便推出新的修订版。30多年来,仅全日制本科《大学语文》教材,就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历次修订,徐中玉都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薰陶滋润。”有段时间,一种怀疑、否定过去文化传统的思潮兴起,认为过去的传统有一些表现“民族劣根性的东西”,许多作品“已经陈旧,不必再读”。徐中玉当时“非常气愤”,“十年‘文革’才过去,就有人忘了‘文革’过程中‘要彻底扫荡过去一切遗产’带来的沉痛教训了。”在他看来,“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传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2018年,《大学语文》第11版发布,年过百岁的徐中玉,仍名列教材主编之首。“你不一定认识他,但一定上过《大学语文》。”一个人的逝世,唤起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小标题）“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在华师大二村,如今空空荡荡的旧屋,过去几十年里却总显得拥挤又热闹。每间房的墙面摆满了书架,无处安放的书籍甚至“占领”了走廊。朝南的一间是书房也是课堂,“先生的课堂在家中进行,每周一次由先生主导所有学生讨论文学话题,借此传授文学知识,锻炼研究思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谭帆,回忆跟着研究生导师徐中玉学习的场景。几个研究生坐在一张旧沙发上,手捧一杯热茶,自由自在地讨论乃至激辩。“先生从不干涉我们的想法,他通常是坐在那把硬木椅上,仔细倾听我们的观点,最后略为点拨,或者做一个引导性的总结,留下让我们自己领悟的空间。”这种自由的课堂,让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南帆至今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总是拎一个公文包疾步穿过校园。学生眼中,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名气很大又非常严肃的老师,以至于南帆每次遇到他“心里未免惴惴的”,谭帆在研究生学习上始终不敢懈怠。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严格,在生活中对学生极尽照顾。南帆还记得,在老师家上课结束后,还能蹭到一顿丰盛的午饭。学生毛时安在追忆文章中写道:“他对我恩重如山,我和他也情同父子。先生一生就想着怎么帮助别人。直到他住院,我们去看他,虽然已经失忆,他还是会说一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他永远都在想着帮别人做事情。”徐中玉担任系主任期间,做出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鼓励学生写作,学生可以用创作出的作品代替毕业论文,用文学代替学术。学生赵丽宏、王小鹰的毕业论文即是一本诗集。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格非、南帆、毛时安、陈伯海等,从华东师大中文系走出,日后形成了享誉文坛的“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小标题）“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徐中玉的大半生,都是在大学里苦读精思度过的。但在学生南帆看来,先生不是那种皓首穷经的书斋型学者,“徐先生的心思很大”。毕业后的二三十年,南帆常到上海拜见先生,师生闲聊之中,徐先生提到的通常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譬如高等教育问题、台海局势、金融危机等,“饮食起居这些琐碎的小事是没有资格成为话题的”。在其共6卷的《徐中玉文集》中,老先生以“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作为全书的开篇,他回顾一生遭遇,“忧患意识都始终在心中激荡不已”。1915年,徐中玉出生在江苏江阴华士镇一个清贫的家庭。5月,对小学时期的徐中玉,有着特殊的仪式感,因为在那个月“要参加好几次国耻纪念游行”。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承认了耻辱的“二十一条”。后来,全国的学校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五四运动、上海“五卅惨案”、“五三济南惨案”等一连串带有国耻色彩的事件,相继发生在这个不寻常的月份。在那几天,徐中玉都会走在一群小学生中间,手里举着小旗子,跟着老师们,高喊着小旗上写的口号,花一两个小时沿着不大的华士镇游行一圈。这个10来岁的小男孩,当时还“不大了解这种行动的作用”,后来却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的发愤图强,誓雪国耻,要求进步,坚主改革,不论在什么环境、困难下总仍抱着忧患意识与对国家民族负有自己责任的态度,是同我们从小就受到的这种国耻教育极有关系的。”徐中玉在无锡读高中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便跟着同学跃上前往南京的火车,加入到学生请愿团队伍,听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旧调后感到失望。他和十多位同学,订阅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受到刊物上带有政论色彩的“小言论”熏陶,他们跑到乡下宣传抗日。1934年,当完两年小学教师后的徐中玉,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后辗转到重庆中央大学,最后读了迁到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国难当头,受到进步书刊影响的徐中玉,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作街头演讲,下乡演剧,写抗日文字。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好友们,分去各地参加打游击直接抗日,他随学校西迁,选择继续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以笔为枪,在重庆只为要求抗日的进步刊物写稿。此后数十年间,虽颠沛流离、屡遭挫折,徐中玉每每想到青岛的好友们,便“增多了面对艰难时世的准备、信念与勇气”。1984年,年近70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归属于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为人类服务的这一高尚目标、理想”。成长于动荡年代的经历,让徐中玉在毕生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心忧国家,“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是他年轻时就开始信奉的观点。上世纪80年代,初见徐中玉“心里未免惴惴”的南帆,试图从书本里认识这位老师,他看到这样一种文字风格:耿直硬朗,直陈要义,不遮掩,不迂回,摒除各种理论术语的多余装饰。“我时常觉得,这种文字象征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硬骨头。”（小标题）“精神舟楫”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珍藏着一张张已经卷边泛黄的卡片,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特殊象征。保姆小胡来到华师大二村的老公寓时,徐中玉已是96岁高龄。在她印象中,先生每天坐在那张硬木椅上,身体淹没在一摞一摞的书籍中,静静地看报、剪报、做卡片,直到百岁后精力不济、无法坚持之时。在国立山东大学受到叶石荪先生的指导,20岁刚出头的徐中玉,开始走上学习文艺理论的道路,终其一生,“新新旧旧都没有离开过文艺理论”。他自幼跟着钟情旧学的老先生,摇头晃脑朗诵文言文,却不知何以批评鉴赏,终于在叶石荪“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心理学”两门课堂上发现了新的世界。对徐中玉来说,那是一段风华正茂的往事,叶石荪参加学生的文学集会,同学生一道到郊外爬山,邀学生到他家谈天,“叶先生给我们看他多年积累下来的大批卡片,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和怎样做卡片的道理和方法。”后来,徐中玉读了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彼时学校已迁到云南澄江。在澄江城外荒山上的“斗母阁”,晚上一灯如豆,伴着山野里的呼呼风声,徐中玉夜以继日,心想手抄,积累下上万张卡片,完成了30万字的论文。上世纪50年代中期,徐中玉被错划成“右派”,被赶去图书馆库房整理书卡。此后20年间,“在孤立监改扫地除草之余”,他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一千万字,“甘于寂寞,自求心安,到底没有把二十年光阴完全白过。”南帆觉得,读书与卡片,成了先生横渡20年厄运的精神舟楫。“我很重视搜集之功,也不辞抄撮之劳。如不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来研究?”徐中玉生前回忆,40多年来,断断续续手抄笔写的材料总有两三千万字。如此扎实的学术功底,使得他日后著述颇丰、涉猎甚广,从苏轼到鲁迅,从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在文艺学研究上他打通古今,创办我国文艺理论第一个协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为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谭帆认为,徐先生的风骨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独善其身,而是积极关照社会现实,有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他十分强调学术的现实性——文艺理论应介入社会现实,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小标题）捐出生平积蓄与藏书夏日的华师大二村老公寓,红砖白墙与红木楼梯,多年来不曾变样,微风吹来,树叶慵懒地摇曳,时间似乎静止了下来。一同静止的,还有过去几十年间徐中玉的旧屋。书房里的景象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一面墙上增添了一台空调机,屋子数载不曾装修。他不在乎生活享受,过着简朴的生活,衣服鞋子破了不舍得扔,一定让保姆小胡拿去补了继续穿。学生们早已熟悉他至真至诚的人格,当这位老教授前些年捐出生平积蓄100万元,设立“中玉教育基金”时,他们都不曾感到惊讶。徐中玉晚年仍专注学术,在华东师大任教到70多岁退休。此后仍担任《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主编至96岁。谭帆记得,在这期间,徐先生坚持对所有来稿亲自过目、一一筛选,每一期杂志定稿分类、分栏目,他都亲自操刀,不会用电脑,他就一直坚持手抄笔记的方式,复印后分发给各副编审过目。96岁时,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不再适合出远门了,却还惦记着语文教育事业。倔强的老爷子,不顾儿女的劝说,还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的年会。百岁以后,他又把毕生的最大“财富”捐出,5万多册藏书给了校图书馆,数不尽的手稿和卡片给了校档案馆。2014年12月17日,上海大剧院,作为上海文学艺术类的最高奖项,中断12年之久的“上海文学艺术奖”在这里举行颁奖典礼,文学理论家徐中玉、钱谷融,表演艺术家焦晃,三位德高望重的大家荣获“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在起草颁奖词时为徐中玉写道:一百年追随祖国追随时代追随人民,不离不弃。他敢于担当,勇于直言,深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家国情怀。八十年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潜心中国古代文论的积累研究,经世致用,融汇古今,特别重视古代创作经验的当代总结,著作等身。始终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为推进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竭尽全力。仲夏凉夜,灿星陨落；斯人已逝,风骨长存。（完）
式负《爱弥儿》，一部永不过时的教育哲学经典｜经心读书会预告
书目：卢梭《爱弥儿》老师：林季杉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时间：8月2日14:30-17:00地点：经心书院讲堂直播平台：百度APP：经心书院微博、一直播：湖北经心书院看点直播：经心读书群以上任一平台皆可观看提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我们更容易联想到《社会契约论》和《忏悔录》其实，他还写过一部儿童教育学专著那就是出版于1762年的《爱弥儿》这是西方第一部完整的教育哲学指南在教育史上曾掀起“哥白尼式的革命”成为现代教育学的启蒙读物这本书的出版被称作教育的自然福音新旧教育的分水岭卢梭也认为《爱弥儿》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最重要的一部在书中，卢梭设想自己是爱弥儿的老师来教导爱弥儿长大成人借此陈述他的“自然教育”思想——教育要遵循自然规律要发展儿童的天性他将儿童从0-20岁分为5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对应的教育原则和方法杜威曾如是评价：我们现在努力追求教育改进其要点已被卢梭一语道破8月2日14:30-17:00第64场经心读书会将导读《爱弥儿》这部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教育经典如果你想找到儿童教育的秘钥如果你想了解卢梭启蒙思想的闪光点一定不要错过这场读书会8月份起经心读书会线下活动将逐步恢复本场活动开放30个线下名额优先经心读书群内报名久别后，老地方见导读老师简介林季杉，她是哲学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她是宗教学研究者，多年来从教于此，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宗教与神学系、美国戈登康威尔神学院访问学者，主持题为《基督教伦理的艺术教化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出版《T.S艾略特的基督教思想研究》《宗教与文艺：伦理的视域》等学术专著。她还是圈内颇富美名的诗人，在《诗歌月刊》《中西诗歌》等文学期刊上发表诗歌三十多首。导读书籍简介《爱弥儿》是一部夹叙夹议的教育小说，故事生动，文笔优美，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作者卢梭自认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最重要的一部”。在本书中，卢梭试图描绘一个教育体系，全书宣扬自然主义教育思想，阐述性善论，认为人秉有天赋的自由、理性和良心，顺性发展就可以成为善良的人，实现善良的社会。所以教育应受天性的指引，以培养自然人为目标。杜威曾评价：我们现在努力追求教育改进，其要点已被卢梭一语道破。
大河沿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批评实践
11月9日至1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合办，文艺研究杂志社承办，首都师范大学文艺美学高水平创新团队协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艺理论建设暨《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王文章，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韩子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文学评论》主编张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党委常务副书记张政文等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130余人参加了研讨活动。《文艺研究》创刊于1979年5月，通过40年的不断发展和几代编辑的不懈努力，现已成为在中国文学、艺术研究界具有较高学术地位和广泛社会影响的刊物，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研究者。张旭在致辞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代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对审美与政治、表现主体与再现历史、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现代与后现代、外来理论的吸收与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回应中国乃至世界的文艺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另一方面，也努力将文艺问题还原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并试图通过对文艺问题的思考，介入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文化建设，从而使得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不仅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而且成为与时代前进的脉搏最为同步、理论成果最为丰硕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一。他强调，作为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文艺理论刊物，《文艺研究》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文化、文艺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系列讲话为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坚持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相统一的原则，力争使刊物展现出中国文学、艺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努力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批评实践贡献自己的力量。王文章认为，《文艺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应运而生，是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见证和时代见证，也是思想文化建设、学术建设过程中的时代精神表达。在新的历史时期，秉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艺发展还有更大的空间需要开拓，尤其要关注文艺研究在方法论与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的民族性和当代性问题。他认为，现代艺术的界限正在不断扩展和打破，新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了艺术观念与创作方法的变革。但是归根结底，文艺研究还是要注重对艺术本体的把握，把握其内在规律，才能够从根本上对文艺学术发展和艺术实践发展产生更大的作用。韩子勇认为，《文艺研究》创刊以来，在学术界有三个引人注目的传统：一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呼应党和国家的要求，引领学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二是始终保持敏锐的学术眼光，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关注当代文艺理论前沿问题；三是始终坚持“五湖四海”的办刊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容纳文学艺术领域不同观点，营造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大胆探索、平等讨论的学术氛围，并致力培养年轻学者。这三个传统是《文艺研究》得到广泛认可和拥有良好口碑的关键。张江回顾了自己作为作者与《文艺研究》的交往。他对《文艺研究》的号召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表示赞赏，认为这也侧面彰显了我国文艺事业更光明的前途。仲呈祥勉励《文艺研究》在不惑之年再攀高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的指导地位，为创造中国特色文艺学学科建设作出新的贡献。吴义勤认为，《文艺研究》创刊以来的40年，各种理论思潮纷纷涌入文艺现场，并与中国本土经验融合发生着激烈的化学反应。面对各种风云变幻的理论思潮，《文艺研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兼容并包，为思想的碰撞和对话提供了相互启迪的舞台，有力地推动了各种理论思潮的深入发展。张政文认为，始终与时代同步是《文艺研究》40年发展突出的特征；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始终是《文艺研究》坚守的初心；培育和聚集起一批做大学问、真学问的作者群，是《文艺研究》最为宝贵的财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艺理论“走出去”，是《文艺研究》最为重要的使命。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罗钢、《文艺研究》名誉主编方宁，以及杜书瀛、曾繁仁、张玉能、朱立元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分别就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建设的回顾与反思，以及重要学术刊物所应承担的使命等问题进行了发言。他们认为，《文艺研究》今天取得的成绩，是该刊与中国文艺理论界广大研究者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也是40年来中国学术强有力地推动学术期刊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通过回顾《文艺研究》的历史，考察这份刊物的发展变化，不仅可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梳理曾经引起广泛讨论的重大议题，更能够探讨目前热议和集中研究的前沿问题，预判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并谋划中国文艺学、美学建设的未来图景。这是一项对往昔负责、对时代负责、对学术负责的重要任务，应由中国学者与学术期刊共同担负。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与会者分别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文艺理论建设历史回顾”“中国文艺理论前沿问题”“中西文论比较问题”“《文艺研究》与文艺理论期刊建设”的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交流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评论》执行主编张伯江认为，当我们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传统有了准确的把握，提炼出中国文论的标志性概念，折射出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那么我们就找到了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点。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尤西林认为，应该将学术史研究同当下现实研究结合起来，以现象学的方式突破纯书斋的狭隘、空洞、偏执，为最新的、最接地气的现象寻求合理解释。《新华文摘》编审陈汉萍指出，《文艺研究》为中国学术期刊鼓励争鸣、文理兼美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南开大学教授薛富兴说，《文艺研究》编辑与作者之间始终保持“君子之交”的关系，其良好作风堪称期刊楷模。《文艺研究》执行主编金宁表示，《文艺研究》将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恪守严谨的学术立场，强调鲜明的问题意识，保持锐利的批评锋芒，并致力引导、促进相关专业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与会者认为，此次研讨会既是对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对未来学术发展的期待和展望，对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和期刊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来源：中国文化报
分命红网文化迎来行业“大咖” 张建永解密文旅融合之道
6月24日，一场以“文化与旅游融合问题探讨”为题的讲座，在湖南红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张建永深入浅出畅谈文旅融合之道。红网时刻6月24日讯（记者 袁思蕾 摄影 胡邦建）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相关从业者如何兼顾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怎样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今天，一场以“文化与旅游融合问题探讨”为题的讲座，在湖南红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网文化”）会议室召开。吉首大学原正校级督导、湖南省旅游学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张建永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为红网文化未来发展注入活力。文旅融合讲究方法 文化也有“冷”“热”之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早已势在必行，现在也已是风起云涌。”张建永的开场白直入主题，简洁却暗藏深意。他以自己几十年来的行业观察为依据，从文化、旅游、文化产业等概念入手，辅之以现实案例，剖析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揭示文旅融合的本质。“文化不等于旅游，文化也不等同于文化产业。”张建永表示，当下，“文旅融合”可谓人尽皆知，但在热闹红火的背后，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现象。他总结为，在文化向旅游融合的过程，存在着以文化本质掩盖了旅游本质、以文化的学术性掩盖了旅游的市场性、以文化的公益性掩盖了旅游的产业性的倾向；而在旅游向文化的融合中，则存在着以旅游需求掩盖了文化的需求、以旅游的产业化掩盖了文化的事业化、以旅游的赢利性掩盖了文化的学术性的倾向。张建永认为，不是什么文化都可以和旅游融合。而弄明白“什么文化才能和旅游融合”这个问题，是文旅融合发展的首要问题。他从市场路径来看文化，将文化分为“热文化”和“冷文化”。张建永认为，“热文化”可以进行文旅融合，而“冷文化”就相对困难一些。张建永进一步解释，“热文化”具有震撼性、趣味性、传奇性、故事性、观赏性、娱乐性、品味性、互动性等特点，部分兼有或者全部拥有这些特点就属于“热文化”。“热文化”才是文旅融合成功的必要条件。反之，那些“冷文化”，“生僻文化”，与旅游融合就很难产生市场价值和经济效益。创新是发展不竭动力 用创意砸出一个灿烂世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让不少人带着丰厚资金趋之若鹜，投身其中，然而，张建永用一个个实例阐释说：“不是有钱就能砸出一个灿烂的世界，但是拥有创意就可以。”张建永认为，创意是最新型的生产力，具有最强旺的竞争力，是最生态的发展力，也是最低廉的资本力。创意是一种颠覆性思维，是对庸常思考的反叛，是对平庸行为的宣战，是不走常规路线的思维探险，追求出奇制胜，能够形成震撼感动，标新立异，和印象深刻。既然创意如此重要，那么“脑洞”如何大开？张建永从迪拜旅游业的崛起、马云构筑电商“王国”的故事、《魅力湘西》的打造过程等案例说开，深入解读创意思维逻辑，即创意要从创异、创义、创美艺、创诗意、创禅意、创快意、创效益等方面思考和行动，最终，要让创意“落地”，开出“花”来。讲座现场，张建永还与湖南红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员工就行业现状、公司发展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次讲座是红网文化举办的文旅产业大讲座首场活动。今后，红网文化还将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前来“传道授业解惑”，以推动公司高效运行发展。张建永简介张建永，吉首大学原正校级督导，湖南省旅游学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政府智库专家，张家界市（国际）旅游营销智库专家，吉首大学文学院教授，武陵山文化产业创意研发促进中心主任，吉首大学·中国乡村旅游研究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民俗研究所兼职教授，湖南财经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策划、文化顾问。学术兼职方面，曾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湖南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湖南美学学会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湖南省评论家协会顾问。学术研究方面主要成果，出版了《原始儒学文化思维研究》《艺术思维哲学 》《乡土守望与文化突围》《孤怀独往的精神背影》《湘西州乡村旅游研究》《行走的树》上下卷等8部专著，主编《湘西文化大辞典》《从文学刊》（1-5卷）《行走湘西》《凤飞千仞》《乡村旅游研究丛书》等8部作品，参编冯契教授主编的《哲学大辞典》，是主要撰稿人。发表学术文章60余篇。主要发表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浙江大学学报》以及中国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孔孟月刊》等刊物上。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哲学年鉴》《人大复印资料》《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文摘》《北京大学学报》《湖南省新时期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荟萃》等报刊杂志转载、评述。最近十多年，研究兴趣转向实用性领域，把文艺学、美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成果转化成社会发展动力和经济发展实力，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担纲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张家界·魅力湘西》总策划、文学撰稿。湖南省上海世博会“湖南周”大型艺术展演“情韵桃花源”总策划、总撰稿。担纲主持了《武陵山（湘西）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总体规划》（文化部非遗项目）等多个规划项目。是第九届深圳中国文博会“大湘西文化旅游产业代表人物”，获“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提名”。
若是若非徐中玉：大学需要语文，天下需要真话
新京报记者曾采访过徐中玉。他主编的《大学语文》发行了3000万册，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见证了中国文艺界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全文5574字，阅读约需11分钟 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先生于今日（6月25日）3时35分逝世，享年105岁，遗体告别仪式将在6月28日举行。在徐中玉学生的眼中，先生非常关心爱惜学生，是一位纯粹的、难得的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徐中玉生前照片。图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号━━━━━遗体告别仪式28日举行华东师范大学的官方微信号“华师大中文系”今日发布讣告，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今日3时35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5岁。讣告显示，徐中玉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6月28日10时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公开资料显示，徐中玉于191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语文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名誉主任。提到徐中玉，绕不开的是《大学语文》。徐中玉是新时期我国大学语文课程的创始人之一。媒体报道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徐中玉，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等共同倡议，恢复开设因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而中断的《大学语文》课程，发起组织部分全国高校专家、学者，一起编写新的《大学语文》教材。1981年，教材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新时期第一部《大学语文》科班教材。这是一本几代大学生必读的教科书，近40年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此外，徐中玉还是杰出的文学活动家和文学教育家，其学术作品包括《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自选集》《美国印象》等。━━━━━支持鼓励学生创作作家赵丽宏是徐中玉的学生。今日，赵丽宏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今天才从外地回来，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在赵丽宏眼中，徐中玉是一位备受尊重、为人亲近的长者。赵丽宏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他入学时，徐中玉是中文系主任，名气很大，他对徐中玉的生平也有所耳闻。赵丽宏表示，徐中玉非常关心爱惜学生。他们这一届学生特殊之处在于入学时年纪较大，当时不少人喜欢创作，办文学社、做刊物……创作氛围活跃。对此，徐中玉不仅支持而且关心，丝毫没有反对，还经常在中文系的会议上表扬他们。当时赵丽宏经常发表作品，徐中玉总是关注并称赞和鼓励他，会提醒他要打好理论基础功底，多读文学理论相关的书，还为他推荐了不少书目。赵丽宏毕业时，徐中玉宣布，学生的作品可以代替毕业论文。赵丽宏的毕业论文就是一本诗集。赵丽宏的同学孙颙，也是一名作家。孙颙在大一大二时写了长篇小说《冬》，徐中玉同意孙颙请假去出版社改小说，小说后来真的出版了，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书房上课，从不干涉学生想法昨日，徐中玉的学生、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南帆告诉新京报记者，其曾撰文《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回忆徐中玉先生。在文中，南帆回忆，自己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就读后，常常见到徐中玉拎一个公文包疾步穿过校园的背影。当时，徐中玉担任中文系主任，兼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还是《文艺理论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两份学术刊物的主编，手边的事务极多。他从图书馆找到了徐中玉的多本著作，逐渐熟悉了他的文字风格：耿直硬朗，直陈要义，不遮掩，不迂回，摒除各种理论术语的多余装饰。南帆觉得，这种文字象征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是徐中玉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信奉的观点。在他眼中，徐中玉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每隔一段时间，学生们会在徐中玉家的书房上课。几个研究生坐在一张旧沙发上，手捧一杯热茶，自由自在地讨论乃至激辩。徐中玉从不干涉他们的想法。他通常是坐在那把硬木椅上，仔细倾听学生的观点，最后略为点拨，或者做一个引导性的总结，留给学生们自己领悟的空间。南帆记得，第三个学期刚刚开始，徐中玉突然通知他，他的一份假期作业将在徐中玉主编的学术刊物发表。这时他才意识到，徐中玉的确花工夫读过他们交上的那些浅陋的习作。这并不是个例。南帆始终记得徐中玉对学生的关心：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一直在他的视野之内。新京报记者 周世玲 编辑 白馗 校对 杨许丽徐中玉先生的名字和《大学语文》紧紧联系在一起。过去30年的大学生，即使没有学过、读过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但绝不会对此一无所知。由他主编的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迄今为止已经发行了三千多万册，这还不包括盗版、盗印的数量。而在《大学语文》之外，徐中玉作为一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在数十年的岁月里沉浮于文化界，历经各种事件和运动，并见证了中国文艺界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徐中玉 1915年出生，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历任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为名誉系主任。撰著主编书刊数十种。主要作品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 ━━━━━被蒋介石接见的请愿学生徐中玉的两个姐姐因为家里穷，读完初小就没有再上学。因为他是男孩，所以学业没有中断，到邻镇上了三年初中后，徐中玉考入了无锡省立中学高中师范科。这个师范科是专门培养教师的，学生不用交学费，吃饭也不花钱，上这个科的学生家庭都像徐中玉一样比较困难。而普通科是专门培养学生上大学的，学生的家庭一般比较富裕。当时，荣毅仁就在普通科，跟徐中玉同一年级。“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大学生去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抗日。火车经过无锡，徐中玉就随着学校的二三百人一起去了南京。他们刚到那里，就被国民党的车子拉到中央军官学校住下，第二天早上，中央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出来讲话，说我们是要抗日的，但是力量太差了，所以暂时要吃点亏，攘外必须安内。你们太小了，现在要安心读书，国家的事，交给政府来管。这是徐中玉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蒋介石。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徐中玉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上都发表过文章。在《独立评论》上，他还发表过一篇《从江阴到青岛》。此外，徐中玉还在当时声誉很高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两万多字，谈普希金的文章。并在山东大学组织了文学会，“洪深、老舍先生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山东大学不停地搬迁，从青岛到安庆、南京、武汉，最后到了四川万县。本来，山大学生很多，到万县后，学生越来越少。在此过程中。徐中玉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个组织在各地都有，后来国共合作，就没有公开活动。━━━━━被解聘的进步教授后来，徐中玉到四川大学借读。两个月之后，教育部下令，山大暂时合并到中央大学，他就到了重庆。此时中央大学的校长是罗家伦，校风较为开明。徐中玉先后请了老舍、胡风、陈纪滢、郭沫若来校演讲，在办这些活动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4名演讲者中，老舍是徐中玉的老师；胡风主编《七月》，徐中玉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论文，认为他是鲁迅的继承者之一，胡风的讲题都是鼓励、重视文学工作为抗战服务。陈纪滢是《大公报》文艺版的主编，他去过新疆，对那里复杂的情况很清楚，徐中玉是请他来作介绍的；陈纪滢后来到了台湾，这些事日后也成了批判徐中玉的材料。最后，徐中玉由一位地下党员代为联系好了郭沫若。郭沫若来中央大学时很轰动，附近重庆大学等同学都赶了过来，场地内外全挤满了人。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复校。徐中玉因为很喜欢青岛，就到那里教大学语文，还办了《文学周刊》，此外，他还主编了济南的《每周文学》，两刊经常发表马思聪、王统照、骆宾基、许幸之、钟敬文等人的文章。国共内战时期，徐中玉一度受到牵连，遭到学校的解聘。1947年，徐中玉回到了上海。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就撰稿以谋生计，不久又在一所中学担任代课老师，这期间，他在当时最畅销的政论刊物，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四五篇文章，在开明书店的《国文月刊》上也发表了好几篇作品。第二年，徐中玉受聘到教会办的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和施蛰存、朱维之等人成了同事。沪江大学商科比较有名，课程比较多，待遇也比别的大学好得多，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徐中玉到这里教四门课。由于物价不稳，学生交学费和当天的米价挂钩。徐中玉记得，“我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旧制式的156斤米。”在这里，他一直任教到1952年院系调整，和施蛰存一起分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而他的同事朱东润、余上沅去了复旦，朱维之去了南开，章靳以到了上海作家协会。而助教与尚未毕业的学生都转到了复旦。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了。为此，学校还召开了会议动员大家出来给党提意见。《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都来约徐中玉写稿，约稿人说，党的成绩摆在那里，跑不了，现在要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当时，学校里有一些南下干部，人很好，但是只有小学文化，给校长当助手的苏联专家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苏联师范学院的教授，徐中玉觉得，毕竟他们经验不多，也不好交流，就写文章建议华东师大成立教授会，应该学术至上。“后来，这些意见被认为反对政治挂帅。”徐中玉说。“反右”开始后，徐中玉并未意识到一场风暴的来临。对于别人的批判，他很吃惊，说大学不搞科研怎么行？作协第一次批判徐中玉，巴金出席主持，但是，巴金一开口就称徐中玉为“教授”，明显“缺乏敌情观念”。徐中玉对此十分感慨。其后，作协又开了几次会，每个批评他的人说完之后，徐中玉都发言反驳。这一点后来也成为罪状之一，被认为“态度恶劣”。1958年3月，徐中玉和许杰、施蛰存一起被定为右派。施蛰存留在资料室，徐中玉和许杰先生分配到图书馆整理卡片。此时，他被赶出了中文系，三级教授被降为七级，工资从254元降低到133元。后由统战部出面，把市一级右派组织到乡下学习两个月，接着又到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半年。后来，舒新城主持修订《辞海》，由于缺乏人手，有人就说可以让当了“右派”的人去编嘛，徐中玉就被借调去编了两年的《辞海》。两年之后，又重新回去学习。▲徐中玉。新京报 吕祝君 摄━━━━━因《大学语文》“一炮而红”1978年，徐中玉担任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此时的高校院系在经历了1952年的调整后，学习前苏联模式，文理科分家，不再有人重视文理要交叉，大学语文课程也已经中断了30年。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约徐中玉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继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之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恢复了大学语文。当时没有教材，也没有教师，徐中玉就组织成立《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编教材。两年时间里，三百多所大专院校都采用了这本教材，一次发行量高达34万册。为了配合教学，也弥补没有外国文学的缺陷，1982年5月，徐中玉又组织编写了补充教材，增收了现当代文学作品8篇和外国文学代表作品10篇，出版后也很受欢迎。根据读者反馈，1983年，徐中玉组织召开编写会议，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在坚持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同时，又增加了少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为满足不同需要，第二版《大学语文》分出两个版本。一个只有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一个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1985年5月，《大学语文》又修订了第三版。让徐中玉特别感动的，是当时80岁的巴金对其工作的支持。《大学语文》曾经收入过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名篇《门槛》，但是，后来专家们又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原作，这个版本比巴老当时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本更好一些，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徐中玉把新版本寄给巴老看，“没过两天，巴金就把作品寄了回来，并根据新找到的版本进行了修订。”到现在，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大学语文》已经出到了第九版，有一段时间，有5种《大学语文》教材要求徐中玉有所侧重地编，后来很多学校也盗印这些教材。而不算盗印，这些教材到现在至少已经印了3000万册。以致徐中玉去买飞机票或者到银行取存款时，都会有人对他说，看过他编的大学教材。在徐中玉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1978年-1984年），他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赵丽宏的毕业论文是一本诗集，孙颙在学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冬》1979年出版，徐中玉当即发表文章给予热情支持。此时，华东师大中文系出现了全国知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作家包括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等多人，评论家包括南帆、王晓明、吴炫、陈伯海、许子东等人。此外，徐中玉还先后发起、创办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并得到了周扬、张光年、陈荒煤等人的支持。“我还创办了《文艺理论研究》杂志，并一直负责至今。”徐中玉说。▲《大学语文》1981年初版本。━━━━━与施蛰存患难相交1939年，徐中玉从重庆去迁在云南澄江县的中山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时，知道施蛰存正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就特地去拜会了他。两人由此相交数十年，直到施蛰存过世。徐中玉说，“施老比我大十岁，我一向视他为师辈。”1952年院系调整后，徐中玉和施蛰存一起分配到华东师大。在“反右”、“劳改”、“文革”后的监改中，两人一直在一起。鲁迅移墓那天，徐中玉去参加了，他注意到，施蛰存也在场，但他是一个人去的。大家一块拍照时，施蛰存已经不见了。徐中玉感叹说，从中可见其为人。在钱谷融先生的记忆中，施蛰存先生在一次会议上遭受粗暴对待和批判，徐中玉挺身而出为其辩解，结果也遭到了批判。而历次运动涉及施蛰存，现成的根据就是鲁迅骂过他为“洋场恶少”。这4个字让施蛰存半生都生活在压力和阴影下，时过境迁多年之后还心有余悸。徐中玉记得，当年要恢复同“国际笔会”的关系时，上面决定要成立“上海笔会”。华东师大指名参加的人有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还有兼职的王元化，但许杰向施蛰存询问时，施蛰存一口拒绝，许杰要徐中玉再告知施蛰存，这是上面提出的，但是，施蛰存还是不愿意，他说，国际笔会的参加者当然都是资产阶级作家，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批判起来，谁说得清楚。徐中玉觉得，施蛰存一向达观，但是，他被“洋场恶少”4字压抑得太久了。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为施蛰存和徐中玉合做百岁和九十岁生日，并约请“九叶派”诗人王辛笛先生给两位先生写旧体贺诗。王辛笛先生与他俩比较熟悉，欣然命笔，很快交卷。一首是《奉祝蛰存先生期颐健康长寿》：“上元灯照北山诗，译海词章寓蛰思。初度期颐春未老，人间共仰谪仙姿。”另一首是《祝徐中玉先生九十华诞》：“从来学术贵坦诚，何意因循左独鸣。所幸教坛容众论，真知灼见育群英。”施蛰存最后一次住院，那时他已99岁。徐中玉去医院看他时，施蛰存想回家，但他不能坐起来说话，说“我明天就要出院了”。但是，施蛰存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终于，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此时的施蛰存已经睁不开眼。“但从我们的声音，知道是我们来了；用手向我们招了一下，讲不出一句话。我们只有在他床前坐了个把小时。”徐中玉说。次日早上，施蛰存离开了人世。等徐中玉赶去时，已再也听不到他的任何动静了。回想施蛰存的一生，徐中玉坚信，“他的各种贡献能够长期产生影响，留给后世。”━━━━━记者手记在采访之前，虽然知道徐中玉先生坚持散步，身体较好，但是，我仍担心这次专访的结果。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在当天晚上足足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年过九旬的徐中玉先生一直精神矍铄，谈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仍记忆犹新。在他的一生里，1950年以前是他个性张扬的阶段，1950年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是他历经坎坷的阶段，而1978年之后则是他的收获期和成熟期，他今天被看重的学术成就都是从这时开始的。作为学者的徐中玉，也正是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并得到学界尊重。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徐中玉，仍然被关注不够。从他在山东大学求学开始，邀请胡风、郭沫若等左翼文人到学校演讲，到在“鸣放”时发表多篇文章等等，都是徐中玉作为知识分子表达公共关怀的具体表现。尽管这一面的徐中玉在相当长的时间被压制，但是我想，老人回想起早年的这些经历时，一定是五味杂陈。正好家里有《观察》杂志的影印本，我翻开第3卷第15期，找到了徐中玉先生发表的文章《论勇敢的表现》。文章最后，时年32岁的徐中玉如是写道，“发真的声音，说真心的话，忘掉了个人利害，推开了一切阻碍进步的因袭俗滥的规矩习惯老调，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表现，五十年前的霭理斯这些论英国文学的话，也能应在我们的文学身上。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文学将成为‘世界的势力’，岂止干干净净去了陈言而已！”而时隔三十多年后，徐中玉所敬佩的巴金先生发出了“说真话”的声音。以此观之，历史的发展有时的确吊诡，意思相近的一句话，要让两个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在不同时期奋力鼓呼。文/张弘 编辑 李永博值班编辑 李二号 花木南
栖于山林吴敢：我与王汝梅先生（上）
在与师友的通信（电邮不计）中，王汝梅先生所写信仅次于刘辉兄、卜键兄和魏子云先生，数量排在第四位。计总68封：王汝梅教授⑦1984年：5月7日，6月30日，7月25日，8月7日，8月17日，8月25日，10月20日；1985年：1月4 日，1月16日，4月13日，5月5日，5月17日，5月28日，6月29日，7月18日，9月1日，9月30日，12月15日；②1986年：1月4日，2月15日，10月15日；②1987年：9月28日，11月5日；①1988年：12月5日；②1989年：1月10日，4月8日；③1990年：元旦，7月13日，12月11日；①1991年：7月3日；①1995年：11月11日；①1996年：11月22日；⑤1997年：4月23日，6月24日，7月24日，11月22日，12月5日；①1998年：元旦；③1999年：元旦，8月29日， 11月11日；③2000年：元旦，元旦，9月30日；⑤2001年：元旦，3月20日，3月24日，4月9日，12月30日；③2002年：元旦，1月6日，4月10日；①2003年：元旦；②2004年：元旦，4月25日；④2005年：3月20日，9月16日，10月3日，12月16日；①2006年：12月20日；①2009年：12月14日；①2010年：4月15日；①2012年：12月25日；①2013年：4月15日；②2014年：5月3日，5月8日；①2015年：6月5日。①2020年：2月22日。《王汝梅解读金瓶梅》1984年3月13—18日，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我1982年由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今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在徐州市文化局小说戏曲研究室工作，代表业师郑云波先生出席了该次会议。与会人员下榻在湖北省三招，我与浙江文艺出版社李庆西、山东《戏剧丛刊》编辑部王晓家同居401室。其时我刚出茅庐，人微言轻，在会上没有发言的机会，也很少会间的交流，仅与李庆西、王晓家、陈飞（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杭州大学中文系刘操男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接谈甚恰（参见下图，从左到右依次为陈飞、吴敢、李庆西）。1983年3月吴敢、李庆西、陈飞合影于武汉后来在金学界颇有名望的宋谋玚、王汝梅、侯忠义、黃霖、周钧韬、陈昌恒、罗德荣等，还有以后过从甚密的陈美林、王永健、鲁德才等都在会上，可惜均未能相识。当时，云波师正与江苏人民出版社约定，筹划编著一部《中国古代小说辞典》，便以实战代课业，要我承担宋元话本、长篇小说和小说论著三部分的编撰。宋元话本计有173条，利用现成资料，依据体例，采撮删合，写来顺手，1983年春交出版社，是本书交稿最早的一部分。小说论著截止1982年底，亦得202条，叙录琐细，评判尤难，颇费斟酌，成文匪易，可惜本书出版拖延八年，新著迭出，不及续补，只好割爱。长篇小说，即所谓通俗小说、章回小说，总成811条，是本辞典最大的一个部类，也是最难写好的一个部类。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阿英《晚清小说目》以外，簿录记载尚多，而公私藏书，未见著录者亦夥，为了将这一部分写出当代水平，除了全数收集现有出版资料外，我几次北上京师，中入郑州，南下金陵，西溯武汉，将这几地各大图书馆的馆藏小说，叙录一过，采摘入编，共补缀未见著录小说近十目，增添小说版本数百款，新得小说内容提要数十例。《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我因此阅读了不少《金瓶梅》的版本，对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有一粗浅的认识。汝梅先生提交会议的论文正是《再谈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自然引起我的注意。而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缺失，更是引发了我的兴趣。返徐以后，得到云波师的赞许，计划将《中国古代小说辞典》条目拟稿完毕和硕士论文分解为单篇竣工后即入手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就在此时，5月14日收到汝梅先生5月7日信，说他会后在汉口到上海的长江客船上与陈飞等结伴而行，方知我在徐州市文化局工作，因此要我查访张竹坡的家世著述和新版本的《铜山县志》《徐州府志》，尤其是彭城张氏宗谱和张竹坡的诗集《十一草》。于是，我停下手中事宜，全力投入彭城张氏的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访求，在很多友朋的惠助下，5月29日终于在铜山县罗岗村张伯吹先生处访得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接着，又访得多种彭城张氏文献。6月25日发汝梅先生函，报告了此一发见。7月4日收到汝梅先生6月30日信（参见下图），云：1984年6月30日王汝梅信函吴敢同志：六月二十日大札收悉。您以一种极其兴奋的心情，让我先知您的发现。我想亲去彭城盼望找到的材料，您均已发现，使我感到同样兴奋。您为竹坡的研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向您致以亲切的慰问。我的拙文《再谈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已初定在我校学报刊出。《张竹坡家世考略》，如能赐稿我校学报，我想一定是欢迎的。盼能挂号寄我，我阅后转交学报，争取和《再谈》同时发表，以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反响。您如直接寄给学报编辑部，他们也要交我写评审意见。我对竹坡生平思想及评点的研究，已耗去五年的光阴，因占有材料有限，对其生平只作了大略考证。请参见《文艺理论研究》1981、2期与《再谈》。您凭据《族谱》确认竹坡生于1670，卒于1698，年二十九。我的考证判断卒年约四十五岁左右。关于道深、道渊等家系，我曾见马隅卿先生划一张表，较简略。我们编的关于张竹坡与金瓶梅的资料书，是以张评为主体，兼具《金》书会评、竹坡研究资料、《金》书明清研究资料三种性质。编辑正在审稿，争取年内或明春出书（这应该说是比较快的）。国内，可能另有人在编《金》书研究资料，但不会与我们重复。也不怕同时出，或谁先谁后。是在北京一家由出版社出。您如同意，我想把《张竹坡年谱》（吴敢编）、张竹坡诗文补入上书。如同意，请您复印或复写一份寄来。愚见，《张竹坡家传汇编》《张竹坡家诗丛钞》可以缓。您从张竹坡生平、家世角度，我从张竹坡小说理论角度配合起来撰写一批论文，在有影响的刊物上连续发，以引起重视。现在知道和了解张竹坡的人太少，待学界了解、公认了张竹坡的地位，再出《汇编》《丛钞》。您如同意这种研究计划，待我们把张竹坡论文写出若干、发表若干篇后，可以我们二人名义编一本《张竹坡研究论文集》（后附一部分资料，也可只收我们二人的论文）。我于五十年代初在徐州参加高考，又在峄县、枣庄一带工作过，彭城也可以说是我的故乡。您在南，我在北，期望在短时间内、共同完成对张竹坡的研究。学界也有不正之风。1981、2期文艺理论研究发表我的关于张竹坡一文后，引起了学界对竹坡的注意。此后有人参考了拙文，在写书时写入张竹坡，但只字未提我的拙文。我撰文，如有受别人启发或有人提供了资料，均注明，决不掠人之美。您发现了《族谱》等资料，今后我如有引用，当均注明您发现的劳绩。因有不正之风，这些材料，在公开发出之前，仍应控制一定范围。因有共同的研究目标，我谈的计划、设想，也是先此呈闻。六月二十八日拜阅大札。六月二十九日来大连。今日在大连复信。约七月六日，即可回长春。辽宁春风出版社已出十五种明末清初小说。《明清小说论丛》第一辑也已出版，其中有拙文：《鸳鸯针》及其作者初探。待买到该书后，寄上请指正。辽宁出版社于去年和今年六月已开两次明清小说座谈会，我都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王利器先生应邀莅临。多次向王先生请教，受益匪浅。顺颂撰安汝梅六月三十日匆草于大连1984年6月30日王汝梅信函汝梅先生每有长信寄来，此即为其一。此信提供了很多学术信息，也提出了很好的合作建议。当年希望合作研究张竹坡与《金瓶梅》者，还有刘辉、周钧韬、邓星雨诸兄，可见学界对此课题的关注。收到汝梅先生1984年7月25日信函（参见下图），云：1984年7月25日王汝梅信函吴敢同志：惠寄《徐州戏剧》并大作、大札，均收悉，因忙，未复，甚歉。您近年论文甚夥，待抽时间一一拜读。今日上午接到大作《生平考略》手稿，已初步拜读。书影两片亦收到。我当尽力争取此稿与拙文《再谈》同期刊用。因尚未及转交编辑部阅，不知他们的意见怎样。吉大学报双月一刊，五期已下稿，六期已定稿，估计明年一、二期发表，就是最快的安排。昨日晚，我系萧善因同志启程赴徐州师院中文系（应郑云波先生之邀）参加十三院校协作编写中国文学史等项目的协商会。我即把您我关于张竹坡研究之简单情况说了一些。萧让我给郑写信，并赠《再谈》油印稿一本，以求教正。给郑先生信亦表示了我想把您撰《年谱》及竹坡诗文增入我与侯忠义兄合编的金瓶资料汇编中，并想于八月中旬，趁去南方招生之机，到徐州向郑先生与您请教，借阅您掌握的张氏族谱等资料。因您信中说郑先生是业师，与我系又有密切协作关系，所以提及以上，未把郑先生当外人。萧善因同志处已请遵嘱暂守秘密。《年谱》、诗文两项收入《汇编》，不影响在江苏《丛刊》或其他刊物发表。出版社只支付编辑费，上两项编辑费将会如数付寄。《汇编》正排印中，不久即会出书。待出书后，寄上请指正（汇编之主要内容，上信已介绍，不赘述）。如欲给辽宁《明清小说论丛》惠稿，寄我转呈或直接寄上均可。如寄我转呈，我可多加美言。地址：辽宁省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沈书社）《明清小说论丛》编辑部。写“竹坡论金瓶”是计划中题，何时完成尚不能说定。您手头文稿很多，望能与您的大作同期在贵母校学报刊用。八月中旬，您如在徐州，我去后不知食宿等有无困难，将给您增添麻烦。望来信告知情况，以促我成行。见面后并可商谈今后研究之大计也。顺颂撰安汝梅七月二十五日王汝梅教授余生也晚，汝梅先生长我十岁，在学术上先我一代，他当时已是副教授（后来红极一时的名人多还只是中级职称），学术敏感与课题意识较强，给我很多启发。1984年8月14日14：00，王汝梅先生到徐，即宿市体委招待所。晚去体招访汝梅先生，长谈至23：30。8月15日上午，偕汝梅先生骑自行车去罗岗访张伯吹。晚偕张远芬兄去体招访汝梅先生，长谈至23：00。8月16日上午，陪汝梅先生两次造访云波师。晚邀汝梅先生小酌于寒舍，云波师、远芬兄作陪。数次长谈的话题，不仅是张竹坡与《张氏族谱》，而且关乎整个《金瓶梅》研究，包括课题扩延、人际联络、刊物出版、会议筹办、资料整合，俨然一次极小型座谈会，真是“金学兴亡，匹夫有责”！8月17日晚，送汝梅先生乘124次去京。汝梅先生质朴纯真，治学严谨，因将拙稿《张竹坡年谱简编》和《张氏族谱》之“仲兄竹坡传”付之。吾等略尽地主之谊，汝梅先生亦可谓不虚此行。收到汝梅先生8月25日信函（参见下图），云：1984年8月25日王汝梅信函吴敢同志：感（谢）您的热情接待，祝您的夫人小李与令爱令郎泉源健康。感谢云波先生、远芬同志的接待，请代致意，不另。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约40余万字。社科新书目114期已登征订说明。您撰《年谱简编》补入。关于《竹坡仲兄传》（《仲兄竹坡传》），我如实把您的意见，向责编与忠义兄转达。他们的意见是：想全文辑入《汇编》，但我们决不就此“家传”写文章，请您就此作专题论文。他们认为此项材料不易节录。他们让我速寄函与您商量。您如能同意全文录入《汇编》，请速给我一信，我再通知他们。在京四日，处理书稿，去北大图书馆借阅抄本《三续金瓶梅》两天。只安排一天时间走访，且在离京前一日，先访问了王利器先生、胡文彬同志。下午三时才到刘辉同志家，他住一间房，门锁着，我等了半个小时，仍未见，只好离去回北大招待所，第二天上午离京，未能再访。无法从刘辉同志处了解研究情况、资料情况，甚憾。胡文彬编金瓶梅研究论文集（五四—1983），文化艺术出版社今年十月出版；国外港台金瓶梅研究论文集稿，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书时间未定。王利器先生撰水浒全传注释，确定交齐鲁书社出。王先生撰文镜秘府论校注已出版。王先生定于明年三月去京都大学讲学。王先生正研究水浒，并有三种水浒之说，定水浒成书在宋元之际。王先生谦虚地说：对金瓶资料未收集研究，询问请教关于竹坡、金瓶的资料，均未提供情况。我有一不成熟想法，可否以我俩名义编一本《张竹坡与金瓶梅评点》（论文集），辑入您我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关于竹坡、关于金瓶评点论文各七篇（每篇后注明撰写者姓名），后附资料若干（读法108条，非淫书论、致张潮信、仲兄竹坡传、十一草、乌思记），可争取在齐鲁书社出书，并争取在明年上半年印出。如能同意，可请王利器先生题写书名。此书出来之后，您仍可编撰：张竹坡评传、张竹坡研究资料汇编、张氏族谱校正、张竹坡研究论文集（或曰张竹坡研究）。您如不同意，也不必客气。合编一集的长处之一，是可以争取时间，产生一定影响，然后，再拿出您的专著若干。《十一草考证》待学报编辑阅后，再把结果告知。徐州师院学报年末一期可否同时发您我各一篇，请尽早与主编、责编联系，并请把结果告知我。日本影印词话本，请抓紧与邓星雨同志联系，烦您代为复印一套，复印费后寄。《瓶外卮言》《小说画引字汇》将代您复印一套。祝撰安汝梅八月二十五日《张竹坡与金瓶梅》我的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系列文章在有关报刊登载十几篇后，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邱思达先生1985年1月22日亲至徐州约稿，乃决定以《张竹坡与金瓶梅》为名单独出版（后于1987年9月出书），遂与汝梅先生等相关师友未再合出（仅《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85年第二期刊登一篇吴敢、王汝梅《张竹坡与<金瓶梅>》）。可以看出，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伊始，百废待兴，有预感先觉的师友便捷足先登。1984年前后，正是收集资料蓄势待发方刚起步之时。很多年后，李庆西兄已是著名文艺批评家，曾撰文谈到此一际遇，说：1984.3武昌首届全国古代小说理论研讨会，同住一室有徐州师院年轻教师吴敢和杭大研究生陈飞，那时吴敢刚研究生毕业，已将张竹坡身世捋过一遍。他告诉我，张竹坡是解开《金瓶梅》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犹如脂砚斋之于《红楼梦》。会议有半天安排游归元寺，吴敢、陈飞和我聊了一路，听说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三国演义》，他俩竭力鼓励我搞古典小说。可是，我混到这里边能做什么呢？我想，他们做的完全是另一路学问。后来我再也没有往古典小说上下功夫，后来吴敢成了《金瓶梅》研究权威。”（李庆西《开会记》，载《书城》2009年10月号即新第41期，并附有吾等三人在归元寺的合影）。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与汝梅先生迄今36年的交谊，就此开篇。1985年1月，我被任命为徐州市文化局副局长。4月12—18日，首届中国古代戏曲学术讨论会在郑州召开，我与刘辉兄出席了该次会议，并住在一个标准间。会议期间，我们曾多次同访徐朔方先生，议论成立中国《金瓶梅》学会与召开第一次《金瓶梅》会议事宜。于是，1985年6月8—12日，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举行（参见下图，前排右起第八人即王汝梅），汝梅先生与刘辉、欧阳健、李灵年为小组讨论召集人。我在开幕式报告筹备情况时说：1985年6月8日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于徐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交流研究成果，开拓研究领域，动员研究力量，推动研究发展，准确地公允地评价这部在其出现不久就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的历史名著，挖掘和发挥这部号称‘第一奇书’的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在今天的欣赏价值与借鉴意义，全国的《金瓶梅》研究者，都很希望有一次聚会的机会。这种愿望开始在小范围内酝酿，北京的、江苏的、东北的、上海的和其他地区的一些研究者先后动议，经过联络，终于获得全国各地研究者的赞同。近几年来，江苏省和徐州市对《金瓶梅》与张竹坡的研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大风》杂志成为发表《金瓶梅》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今年，是张竹坡诞生315周年，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暨《第一奇书》刊行290周年。因此，全国《金瓶梅》研究者多希望会议在徐州举行。本次会议的筹备，辛原、周钧韬、吴敢、杜维沫、刘辉、王汝梅等付出较大的努力。会议即将结束，与会人员意犹未尽，6月12日上午大会间隙，辛原、吴敢、刘辉、周钧韬、王汝梅、张远芬、王旭、胡文彬、侯忠义、张国星等商计，建议组成全国第二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筹委会，以徐朔方、袁世硕、王汝梅、刘辉、吴新雷、黄霖、杜维沫、吴敢、孙逊、沈天佑、胡文彬、张远芬、周钧韬、辛原等为委员，由吴敢、胡文彬、张远芬、周晶、马美信、张国星、及巨涛组成秘书处，吴敢为秘书长。这是中国召开的第一次《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其开创意义，不言而喻；其深远影响，莫可估量。孙家正当时看望与会人员时说：“在徐州召开这次会议，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在当时是极具见地、极见睿智、极暖人心的一句话。时过景迁，今已见喜少忧，然金学同人言及此语，仍然感慨良多。1985年10月11日9：40，偕刘辉、侯忠义、及巨涛自北京乘209次，12：01到达长春，出席第一次《金瓶梅词典》编务会。当晚偕刘辉、侯忠义、王汝梅诸兄小议会务事宜。该书后由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王利器主编，王汝梅、刘辉、张远芬副主编。汝梅先生牵线搭桥，缝合善后，居功至伟（参见下图，从左到右依次为张远芬、赵洪林、刘辉、王汝梅、吴敢）。1985年10月与张远芬、赵洪林、刘辉、王汝梅合影于长春《金瓶梅词典》编务会1986年1月10—15日在徐州市召开了全国第二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筹委会暨第二次《金瓶梅词典》编务会。王汝梅、辛原、吴敢、丁肃、邱鸣皋、张远芬、刘辉、杜维沫、袁闾琨、徐彻、周晶、赵洪林、张学峰、及巨涛、赵兴勤、李申、张爱民、于盛庭、纵山等与会。1986年10月21—25日，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市举行。汝梅先生出席了该次会议（参见下图，前排左起第八人即王汝梅）。本次会议期间，于10月18—28日举办了一期《金瓶梅》专题讲习班，为学习班讲学的专家有刘辉、张远芬、袁世硕、周中明、周钧韬、宁宗一、徐朔方、王丽娜、王利器、胡文彬、卢兴基、杜维沫、王汝梅等。1986年10月21日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于徐州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动议，早在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召开期间就已产生。1988年5月9—10日，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徐州召开（参见下图，前排左起第二人即王汝梅）。1988年5月9日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合影于徐州鉴于国家文化部的批复中提到会议以学术单位名义举办为宜，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遂与中国《金瓶梅》学会的筹建工作同步进行。汝梅先生出席了该次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组成中国《金瓶梅》学会筹备委员会的意见”，汝梅先生为委员。8月10日筹委会向海外学人发出预备通知，1989年1月1日向国内学人发出预备通知。收到汝梅先生1989年4月8日信函（参见下图），云：1989年4月8日王汝梅信函吴敢兄：香港梅节兄来函云：寄筹委会金瓶梅全校本一套，不知收到否？请把情况告知。弟之回执、论文提要与发言提纲已寄上，不知收到否？五月五日在临清市召开学术专题片金瓶梅小型座谈会并拍摄临清外景，请您光临指导。食宿由会议承担，路费原单位报。计划会后，摄制组一行十人左右，约于八至十日到徐州拍摄：1、张竹坡墓碑；2、吴敢工作照、著作照；3、张远芬工作照、著作照；4、张氏族谱文献照；5、国外学者回函要求参加国际会信函资料照；6、泥塑金瓶梅人物照；7、首届、二届金瓶梅讨论会资料照；8、其他（请兄提供）。烦您帮助安排食宿，提供工作方便，给予指导。请速函复。 顺颂近安弟 汝梅 上四月八日1989年4月8日王汝梅信函随信附有座谈会通知。5月11日，王汝梅、李文焕带“《金瓶梅》专题片”摄制组到徐。当晚徐州教育学院宴请摄制组，王玉楼（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张远芬、杜长缨（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姚桂华（教育学院副院长）在座，余作陪。子夜访汝梅先生，商谈至翌日2时，全面落实了摄制相关事宜。5月12日午宴请摄制组于希尔顿大酒店，张远芬、杜长缨、董春荣（徐州市演出公司经理）、及巨涛、苗艺明（徐州市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等在座。首届国际金会期间，6月17日上午，与会人员于徐州师院电教室观看了长春电视台摄制之《<金瓶梅>专题片》。1989年6月15—19日，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市举行。6月14日上午在会议主会场（市电影公司试片室）召开国内学人预备会暨中国《金瓶梅》学会成立大会，与会人员108人，吴敢代表学会筹委会、大会秘书处和徐州八家承办单位作会议与学会筹办情况通报。会议选举产生了学会理事会（参见下图，前排右起第三人即王汝梅），以及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金瓶梅学刊》主编、副主编、编委，汝梅先生当选为副会长、学刊编委。中国《金瓶梅》学会第一届理事会1989年6月15日合影于徐州汝梅先生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初探》。其会议活动有：6月15日上午在开幕式主席台就坐，大会合影在前排就坐（参见下图，左起第三人即王汝梅），6月16日上午与魏子云一起主持第三次大会并发言，参加第一组讨论。1989年6月15日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于徐州1990年10月20—24日，第四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临清市举行，由中国《金瓶梅》学会、聊城师范学院、东昌《金瓶梅》学会、临清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期间，汝梅先生有意在长春市举办本次会议。会后，学会即留意本次会议的筹备。后来，鉴于山东聊城、临清在《金瓶梅》研究方面的努力和会议召开所具备的条件，决定本次会议改在临清召开。汝梅先生出席了该次会议，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坐。1990年12月王汝梅赠书《金瓶梅探索》收到1990年12月汝梅先生赠书《金瓶梅探索》（参见上图）。收到汝梅先生1991年7月3日信函（参见下图），云：1991年7月3日王汝梅信函吴敢同志：您好。长春《金》学会议，各项工作筹备就绪，欢迎您届时莅临与指导。请柬已寄上，谅已收到。请您以副会长兼秘书长身份代表学会在开幕式上致辞，请将致辞稿拟就后寄下，以便提前与其他会议文件一起打印（由会务组办理）。是否去长白山，请回函。如去，必须回函，以便预作安排。大作论文，请打印150份带来。游松花湖为会内活动。主管部门要求民间学术团体必须在六月份重新登记完，各项要求非常严格。不知《金》会是否已去民政部重新登记？正式通知与请柬发出后，又有50余人要求与会。经商量，因向省里报告外地代表只120人，现已超额。请柬发后要求与会者一律不接待。及巨涛同志荐王林同志，恕不能接待。给小及发去两次预备通知，均未见回函。是否与会，望告知，以便预作安排。即颂政祺！汝梅七月三日长春会议筹办，以答谢徐州市文化局、临清市政府、扬州社联之盛情接待。还有四年即退休，今后无精力再进行《金》研究，由研究生、青年教师继续工作。您可以借助工作岗位之便，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此为向友人所诉之衷情！ 又及会议以开得和谐、轻松、愉快、活泼为宗旨。又又及汝梅先生主办的第五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8月6—10日召开，我因为江苏省水灾要求部门、单位一把手必须坚守岗位而未能到会。1992年6月15日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于枣庄1992年6月15—20日，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枣庄市举行。汝梅先生出席了该次会议（参见上图，前排左起第八人即王汝梅），学会副会长均为组委会委员。收到汝梅先生1996年8月4日赠书《金瓶梅女性世界》（参见下图）。1996年8月4日王汝梅赠书《金瓶梅女性世界》2000年10月23—25日，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五莲县举行。汝梅先生出席了该次会议（参见下图，前排左起第四人即王汝梅），开幕式在主席台就坐，与陈昌浩先生一起主持第三次大会发言，与陈昌浩先生一起为第一讨论组召集人。2000年10月23日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于五莲收到2001年3月汝梅先生赠书《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参见下图）。2001年3月王汝梅赠书《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2002年5月9－11日，中国《金瓶梅》学会、山东省邮政局、临沂市政府在临沂市召开“《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参见下图，右起第三排第五人即王汝梅）。2002年5月9日《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合影于临沂东蒙山庄会间我邀请有关师友合影（参见下图，左起依次为吴敢、沈天佑、宁宗一、王汝梅、杜维沫、刘辉、王丽娜、杨扬、程毅中），也有缓和汝梅先生与刘辉兄关系的用意。2002年5月9日与沈天佑、宁宗一、王汝梅、杜维沫、刘辉、王丽娜、杨扬、程毅中合影于临沂东蒙山庄2005年9月17、18日，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开封召开。9月17日8：30，在河南大学老校区新办公楼大会议室举行开幕式，张生汉（河大文学院院长）主持，王发曾（河大副校长）致词，荒木猛讲话，黃霖致开幕词，张进徳讲会务，余与赵兴勤在主席台就坐。合影（参见下图，前排左起第九人即王汝梅）后大会发言，王汝梅、铃木阳一主持，曹炳建、藤原美树、赵兴勤、张进徳、杨绪容、何香久发言。2005年9月17日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于开封晚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于汴京饭店2号楼二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全委会，黃霖主持，余做“原中国《金瓶梅》学会被注销经过与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筹备情况”报告，王汝梅、陈诏、王平、叶桂桐、孙秋克、许建平、何香久、张进徳、杨绪容、杜明德、陈维昭、赵兴勤、曾庆雨、翟纲绪、霍现俊出席。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遂正式成立，王汝梅与冯其庸、徐朔方、魏子云、梅节、宁宗一、卢兴基、沈天佑、袁世硕、杜维沫、林辰、陈诏、许继善、傅憎享等14人为顾问。9月18日，下午参观铁塔、龙亭、大相国寺。晚与王汝梅、陈诏、赵兴勤、孙秋克、黄强、齐慧源小酌于书店街某酒店，余做东，共渡中秋节，所谓“全真七子”“江南七怪”云（参见下图，从左到右依次为赵兴勤、齐慧源、陈诏、王汝梅、吴敢、孙秋克、黄强）。收到2007年4月王汝梅赠书《王汝梅解读金瓶梅》（参见下图）。2007年4月王汝梅赠书《王汝梅解读金瓶梅》2007年5月11—13日，全国第七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枣庄市峄城区召开。汝梅先生在合影（参见下图，前排左起第五人即王汝梅）后作大会发言（主持人卢兴基、铃木阳一），另与杜贵晨兄一起主持13日下午大会发言。2007年5月12日第七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于峄城2008年7月11—13日，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临清市召开。汝梅先生在合影（参见下图，前排左起第二人即王汝梅）后与卜键兄一起主持第一次大会发言。2008年7月11日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于临清2010年8月21—22日，第七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清河县召开。汝梅先生开幕式在主席台就坐，并在合影（参见下图，前排右起第四人即王汝梅）后作大会发言（主持人王平、崔溶澈），另与顾春芳先生一起主持下午第二场大会发言。2010年8月21日第七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于清河
入水不濡全国青创会在京举行，文学浙军青年方阵发出浙江声音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裘晟佳/文 通讯员 谢赛男/摄9月19日，省作协召开全国青创会浙江代表团行前动员会，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党组成员、秘书长晋杜娟，与10余位青年作家代表参加座谈交流。出席本次全国青创会的浙江青年作家代表共13人，主要从“新荷计划”青年作家人才库中遴选，为我省诗歌、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网络文学、报告文学、评论等各创作门类的代表性青年作家（编辑）。代表年龄均在40周岁以下，其中80后作家占61%，成为本次浙江代表团的主力。另有3名70后实力青年作家，以及90后、00后新秀，年龄最小为17岁的在校学生作家。动员会上，代表们满怀希望和激情，畅谈了即将赴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盛会的感受。大家表达了担当青年作家的使命责任，积极向全国各地代表学习，树立浙江青年作家形象的强烈意愿，及对青创会重要性的认识。【13位青年作家组成代表团，动员会上述心声】曾创作多部优秀小说作品的雷默、徐衎等表示，要不忘初心，以这次青创会为契机，进一步寻找、补足差距，提升创作水平。梦入神机、疯丢子等青年网络作家代表，则为时代的发展、国家进步所鼓舞，认为浙江省网络作协的成立和省作协领导的关心让网络作家有归属感，并为浙江的网络文学发展、网络文学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感到自豪，表示浙江是改革开放的潮头，浙江的网络作家要勇立潮头，写好作品，把好的价值观传递给读者。孙玉虎、祁媛、赵霞等认为，作为青年作家更要努力进步，思考如何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并探讨了新时代以来儿童文学的发展，及儿童文学写作的边界、责任意识、精品意识。张巧慧、江离、魏丽敏等作家认为，作为一名浙江作家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建立是一个持续化的过程，作家要通过作品发出真实的声音，发挥出文学的意义，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贡献自身价值。同时，也要在文学编辑、文学组织工作岗位上发挥好作用，推动更多浙江青年作家发展。臧军书记肯定了青年作家代表们的发言。他指出，我们进入了新时代和文学的好时代，青年强则国家强。他用鲜活的事例现身说法，鼓励浙江青年作家做到自信、自强、自律，紧跟时代发展，担当使命，不断提升创作水平。【青创会促进浙江文学发展，代表团发出浙江声音】省作协副巡视员、党组副书记曹启文，曾于5年前带领13名浙江青年作家，参加了第七次全国青创会。曹启文介绍，上次青创会结束后，推动促进了浙江文学发展的两大成果。一是推动了浙江青年作家群的成型、成长、成熟。深化实施“新荷计划”，出作品出人才出影响，文学青年人才培养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二是在上次青创会期间，酝酿筹备网络作协组织，随后成立全国首家省级网络作协，5年里不断扩大协会的组织力覆盖面和影响力，工作也走在全国前列。因此，浙江文学工作的两大成果，与全国青创会分不开的。借全国青创会的东风，浙江青年作家要在新的起的上，作出思考。要以当代中国青年作家的名义，思考个人的时代定标，深切而积极拥抱这个伟大时代，感受人民悲喜，传递人民心声，描绘人民梦想；要以当代中国青年作家的名义，思考个人的价值定标，力戒浮躁，坚守理想和情怀，志存高远；要以当代中国青年作家的名义，思考个人的创作定标，守正守心，创新创造，对标文学经典，向高峰迈进！接下来，省作协将启动实施“精品扶持工程”“名家造就工程”“网络文学提升工程”，启动实施新一轮“青年作家培养新荷计划”，创造条件出台举措搭建平台，进一步推进浙江青年作家创作与成长。截止记者发稿前，浙江青年作家代表团13位团员，正在曹启文的带领下，与全国300余位青年作家一起参加全国青创会，展现文学浙军青年方阵朝气蓬勃的形象，讲好浙江故事，发出浙江声音。青创会期间，我省代表天蚕土豆还参加了同时举办的全国推进文艺创作研修班座谈会。他代表青年作家、网络作家在发言中说，“无论是在纸质书写的时代还是用电脑写作网络发表，我们的每一个字都是一种力量。多少年以后，当史学家记录这段网络文学的发展历史，他们将看到我们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当评论家讲述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他们用的词汇将是‘陶冶情操’‘引领风尚’；当大众说起网络文学，他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这是我们每一位网络作家努力方向和责任担当。”【青创会作家代表简介】（按年龄排序）张巧慧（女）：笔名张木木，1978年2月13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慈溪市文联副主席兼陈之佛艺术馆馆长。文学作品刊发于《人民文学》《诗刊》《十月》《诗探索》《青年文学》《星星》《作家》《民族文学》等几十种文学刊物，参加中国作协《诗刊》社第30届青春诗会；诗集《缺席》获浙江青年文学之星优秀作品奖；获2015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於梨华青年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参加鲁迅文学院第31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出版有诗集四本，散文集一本。2018年报告文学《匠心》列入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创作项目。诗歌作品多次参加由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诗刊社、省作协、宁波文联、宁波作协等部门单位组织的研讨会；多次参加文化部、中国作协、诗刊社、鲁迅文学院组织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两岸青年诗人座谈会、中缅作家交流、中罗作家交流等活动，数次作代表发言。吕群峰，笔名江离，1978年12月31日出生，《江南》杂志社《江南诗》编辑部主任,浙江省作协会员。著有诗集《忍冬花的黄昏》（浙江省文学院青年作家文库，2012年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不确定的群山》（《诗刊》第29届青春诗会诗丛，2013年出版，漓江出版社）；2002年与友人创办民间诗刊《野外》，迄今共出刊13期，2003年创办“野外诗歌沙龙”，迄今共举办70余次。2010年参与创办《诗建设》，迄今共出刊25期。2008年进入《江南》杂志社工作，主要从事诗歌编辑。作品曾获刘丽安诗歌奖、浙江省优秀青年文学作品奖、2012-2014年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第二届海子诗歌奖提名奖、首届骆宾王青年文艺奖等。俞云灿，笔名雷默，1979年10月1日出生，《文学港》杂志编辑部任主任，宁波市作家协会秘书长，中国作协会员。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刊物发表小说八十余万字，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选载，作品分别入选《2016年度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贺绍俊主编）、《2017中国年度短篇小说》（漓江出版社）、《2017年度中国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中国短篇小说年选》（花城出版社）、2017《小说选刊》精品选（作家出版社）等多种选本。中篇小说《追火车的人》《祖母复活》被改编成电影，出版有《黑暗来临》《气味》《追火车的人》，其中《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在美国出版。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信》《告密》《深蓝》《祖先与小丑》《你好，妈妈》等，中篇小说《追火车的人》《祖母复活》等。曾入选浙江省首批青年作家人才库，连续五年获得浙江省重点期刊发表一等奖，浙江省优秀青年作品奖（2014年度），2015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入围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麻华娟（女），笔名草白，1981年8月3日出生，浙江省作协会员。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写作。作品散见《上海文学》《作家》《钟山》《天涯》《青年文学》等刊，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曾获第25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广西文学奖及储吉旺文学奖优秀作品奖等。出版有小说集《我是格格巫》、非虚构作品集《童年不会消失》等。赵霞（女），1981年10月17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出版个人学术著作有《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当代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审美研究》《思想的旅程——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理论观察与研究》《幼年的诗学》《童年的文化影像》《童年的秘密与书写》、散文集《我的湖》（获2017年“冰心儿童图书奖”,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7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翻译学术译著《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童话集《安徒生童话》等。曾在《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浙江社会科学》《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文艺报》《教育史与儿童文献》（英文）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及评论文章约150篇。王钟，笔名梦入神机，1984年9月13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网络文学作家。2006年2月在起点中文网进行创作，先后创作了古典神话小说《佛本事道》共200万字。现实题材中国功夫小说《龙蛇演义》230万字。阐述诸子百家易经哲理的架空历史小说《阳神》，字数300万。后于2010年转会纵横中文网，创作了玄幻神魔志怪《永生》500万字，东方玄幻小说《圣王》500万字，科幻小说《星河大帝》300万字，架空历史玄幻小说《龙符》360万字。目前正在创作现实题材中国功夫小说《点道为止》。从事网络文学创作已有十二年。祁媛（女），1986年3月15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第五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中篇小说《我准备不发疯》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获第四届郁达夫中篇小说提名奖。获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获“2016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2016年十月短篇小说奖”，“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出版小说集三部。魏丽敏（女），1986年7月29日出生，《浙江作家》杂志编辑部主任，浙江省作协会员。已出版人物传记《漫画大师——丁聪传》《漫画一生一生漫画——华君武传》《忽然来不及——三毛传》三部，现有随笔集《富士山与西子湖的对望——浙江作家与日本》即将出版。另有小说、散文、评论被收入各类文集。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书屋》《文汇读书周报》《名作欣赏》《环球人物》等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多篇。孙玉虎，1987年1月1日出生，浙江省作协会员，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编审。已出版儿童小说集《我中了一枪》、桥梁书《遇见空空如也》、图画书《其实我是一条鱼》《那只打呼噜的狮子》《那条打喷嚏的龙》等。曾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国语日报》牧笛奖首奖、青铜葵花图画书奖银葵花奖、信谊图画书奖佳作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儿童文学》金近奖等。 徐衎，1989年7月22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南开大学201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中国作协会员，2016年浙江省“新荷十家”，2018年获第五届“人民文学紫金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2018年7月参加“2018清华大学青年作家工作坊”；曾获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中短篇小说见《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江南》、《西湖》、《长江文艺》、《青年文学》、《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小米村断代史》。 李虎，笔名天蚕土豆，1989年12月28日出生，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作品主要有《斗破苍穹》《武动乾坤》《大主宰》系列。作品总点击量高，销售量大，改编成电影、游戏等其他类型的网络文艺作品，受欢迎程度高。长篇玄幻小说《斗破苍穹》在起点中文网高达1亿4千多万的点击率，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网累计29亿总点击，创网文界纪录；2012 年创作《武动乾坤》，起点中文网点击达6000多万次，实体书销售过百万册；2013年的新作品《大主宰》，在起点中文网连载点击量已破3000万次，实体书销售过300万册。2017年7月，胡润研究院联合国内IP版权运营机构猫片发布原创文学IP价值榜，天蚕土豆作品《斗破苍穹》位列排行榜第一。祝敏绮，笔名疯丢子，1990年10月30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网络文学作家。自2006年开始写作至今，创作字数达500余万字，有代表作品《战起1938》《同学两亿岁》《百年家书》等近20部，多数作品已实体出版。其中，《百年家书》被列入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2016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名单”；获得由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网络文学双年奖”银奖。汪芦川，2001年5月11日出生，浙江省衢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学生，校辩论社副社长。浙江省作协会员。先后在《十月·少年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国校园文学》《东方少年》《少年作家》《语文报》《衢州日报》《民工文化报》等报刊发表作品60余篇。先后获得省级以上写作大赛奖励18次，其中获得冰心作文奖三次，获得全国孙犁散文新人新作奖，入围浙江省第六批“新荷人才”计划。作品屡次入选《浙江省儿童文学作品精选》《冰心作文奖获奖作品集》《冰心奖获奖作家年度优秀作品选》《时文精选》等书。已出版并在全国公开发行个人散文集《妈妈的麻花辫》（2018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与儿童文学作家毛芦芦的作品组成了“母女书”，深受小读者的欢迎，也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一定反响。【青创会代表结构】总人数：13人男女比例：男：6人 女：7人创作类型：小说（4人）：雷默、草白、祁媛、徐衎诗歌（2人）：张巧慧、江离散文（3人）：张巧慧、草白、赵霞报告文学（1人）：魏丽敏儿童文学（3人）：赵霞、孙玉虎、汪芦川网络文学（3人）：梦入神机、天蚕土豆、疯丢子文学评论（1人）：赵霞年龄结构：70后（3人）：张巧慧、江离、雷默80后（8人）：梦入神机、天蚕土豆、赵霞、孙玉虎、草白、祁媛、徐衎、魏丽敏90后（1人）：疯丢子00后（1人）：汪芦川中国作协会员（8人）：张巧慧、雷默、赵霞、梦入神机、祁媛、天蚕土豆、徐衎、疯丢子浙江作协会员（5人）：江离、草白、魏丽敏、孙玉虎、汪芦川新文学群体（网络文学和自由撰稿人，4人）：梦入神机、天蚕土豆、疯丢子、草白
复于不惑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徐中玉先生
追记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徐中玉徐中玉先生在书房。华东师范大学供图上海金沙江路南侧的华师大二村,一座座老公寓楼掩映在绿树中,周遭显得格外清幽,楼外红砖白墙,楼内红木楼梯,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年代感。其中一座公寓的三楼,有些年头的老屋内,如今空空如也,仅剩几件旧家具,木地板上的褐色油漆多处剥落,只有墙面上的几幅相框,述说着居住于此的一位老先生昔日潜心伏案的情景。2019年6月25日,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在上海逝世,享年105岁。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大师仙逝,媒体上涌出潮水般的悼念文字,格非、南帆等作家写下文章,追忆与老师的种种往事；不曾谋面的年轻人,回忆起第一节大学语文课上就听到先生的名字。徐中玉是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曾在我国高校中普遍开设。但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教育学习苏联模式,大学语文课程不再开设,从此中断30年。“当时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严重脱节,大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知识匮乏、文化素养缺失的问题。”徐中玉生前曾这样写道。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等共同倡议,率先在这两所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陆续恢复这门课程。1981年,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这版教材一出版便颇受欢迎,两年时间里,登上了三百多所大专院校的课堂。此后每三五年,便推出新的修订版。30多年来,仅全日制本科《大学语文》教材,就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历次修订,徐中玉都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薰陶滋润。”有段时间,一种怀疑、否定过去文化传统的思潮兴起,认为过去的传统有一些表现“民族劣根性的东西”,许多作品“已经陈旧,不必再读”。徐中玉当时“非常气愤”,“十年‘文革’才过去,就有人忘了‘文革’过程中‘要彻底扫荡过去一切遗产’带来的沉痛教训了。”在他看来,“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传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2018年,《大学语文》第11版发布,年过百岁的徐中玉,仍名列教材主编之首。“你不一定认识他,但一定上过《大学语文》。”一个人的逝世,唤起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在华师大二村,如今空空荡荡的旧屋,过去几十年里却总显得拥挤又热闹。每间房的墙面摆满了书架,无处安放的书籍甚至“占领”了走廊。朝南的一间是书房也是课堂,“先生的课堂在家中进行,每周一次由先生主导所有学生讨论文学话题,借此传授文学知识,锻炼研究思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谭帆,回忆跟着研究生导师徐中玉学习的场景。几个研究生坐在一张旧沙发上,手捧一杯热茶,自由自在地讨论乃至激辩。“先生从不干涉我们的想法,他通常是坐在那把硬木椅上,仔细倾听我们的观点,最后略为点拨,或者做一个引导性的总结,留下让我们自己领悟的空间。”这种自由的课堂,让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南帆至今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总是拎一个公文包疾步穿过校园。学生眼中,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名气很大又非常严肃的老师,以至于南帆每次遇到他“心里未免惴惴的”,谭帆在研究生学习上始终不敢懈怠。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严格,在生活中对学生极尽照顾。南帆还记得,在老师家上课结束后,还能蹭到一顿丰盛的午饭。学生毛时安在追忆文章中写道:“他对我恩重如山,我和他也情同父子。先生一生就想着怎么帮助别人。直到他住院,我们去看他,虽然已经失忆,他还是会说一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他永远都在想着帮别人做事情。”徐中玉担任系主任期间,做出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鼓励学生写作,学生可以用创作出的作品代替毕业论文,用文学代替学术。学生赵丽宏、王小鹰的毕业论文即是一本诗集。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格非、南帆、毛时安、陈伯海等,从华东师大中文系走出,日后形成了享誉文坛的“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徐中玉的大半生,都是在大学里苦读精思度过的。但在学生南帆看来,先生不是那种皓首穷经的书斋型学者,“徐先生的心思很大”。毕业后的二三十年,南帆常到上海拜见先生,师生闲聊之中,徐先生提到的通常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譬如高等教育问题、台海局势、金融危机等,“饮食起居这些琐碎的小事是没有资格成为话题的”。在其共6卷的《徐中玉文集》中,老先生以“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作为全书的开篇,他回顾一生遭遇,“忧患意识都始终在心中激荡不已”。1915年,徐中玉出生在江苏江阴华士镇一个清贫的家庭。5月,对小学时期的徐中玉,有着特殊的仪式感,因为在那个月“要参加好几次国耻纪念游行”。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承认了耻辱的“二十一条”。后来,全国的学校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五四运动、上海“五卅惨案”、“五三济南惨案”等一连串带有国耻色彩的事件,相继发生在这个不寻常的月份。在那几天,徐中玉都会走在一群小学生中间,手里举着小旗子,跟着老师们,高喊着小旗上写的口号,花一两个小时沿着不大的华士镇游行一圈。这个10来岁的小男孩,当时还“不大了解这种行动的作用”,后来却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的发愤图强,誓雪国耻,要求进步,坚主改革,不论在什么环境、困难下总仍抱着忧患意识与对国家民族负有自己责任的态度,是同我们从小就受到的这种国耻教育极有关系的。”徐中玉在无锡读高中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便跟着同学跃上前往南京的火车,加入到学生请愿团队伍,听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旧调后感到失望。他和十多位同学,订阅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受到刊物上带有政论色彩的“小言论”熏陶,他们跑到乡下宣传抗日。1934年,当完两年小学教师后的徐中玉,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后辗转到重庆中央大学,最后读了迁到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国难当头,受到进步书刊影响的徐中玉,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作街头演讲,下乡演剧,写抗日文字。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好友们,分去各地参加打游击直接抗日,他随学校西迁,选择继续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以笔为枪,在重庆只为要求抗日的进步刊物写稿。此后数十年间,虽颠沛流离、屡遭挫折,徐中玉每每想到青岛的好友们,便“增多了面对艰难时世的准备、信念与勇气”。1984年,年近70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归属于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为人类服务的这一高尚目标、理想”。成长于动荡年代的经历,让徐中玉在毕生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心忧国家,“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是他年轻时就开始信奉的观点。上世纪80年代,初见徐中玉“心里未免惴惴”的南帆,试图从书本里认识这位老师,他看到这样一种文字风格:耿直硬朗,直陈要义,不遮掩,不迂回,摒除各种理论术语的多余装饰。“我时常觉得,这种文字象征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硬骨头。”“精神舟楫”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珍藏着一张张已经卷边泛黄的卡片,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特殊象征。保姆小胡来到华师大二村的老公寓时,徐中玉已是96岁高龄。在她印象中,先生每天坐在那张硬木椅上,身体淹没在一摞一摞的书籍中,静静地看报、剪报、做卡片,直到百岁后精力不济、无法坚持之时。在国立山东大学受到叶石荪先生的指导,20岁刚出头的徐中玉,开始走上学习文艺理论的道路,终其一生,“新新旧旧都没有离开过文艺理论”。他自幼跟着钟情旧学的老先生,摇头晃脑朗诵文言文,却不知何以批评鉴赏,终于在叶石荪“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心理学”两门课堂上发现了新的世界。对徐中玉来说,那是一段风华正茂的往事,叶石荪参加学生的文学集会,同学生一道到郊外爬山,邀学生到他家谈天,“叶先生给我们看他多年积累下来的大批卡片,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和怎样做卡片的道理和方法。”后来,徐中玉读了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彼时学校已迁到云南澄江。在澄江城外荒山上的“斗母阁”,晚上一灯如豆,伴着山野里的呼呼风声,徐中玉夜以继日,心想手抄,积累下上万张卡片,完成了30万字的论文。上世纪50年代中期,徐中玉被错划成“右派”,被赶去图书馆库房整理书卡。此后20年间,“在孤立监改扫地除草之余”,他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一千万字,“甘于寂寞,自求心安,到底没有把二十年光阴完全白过。”南帆觉得,读书与卡片,成了先生横渡20年厄运的精神舟楫。“我很重视搜集之功,也不辞抄撮之劳。如不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来研究?”徐中玉生前回忆,40多年来,断断续续手抄笔写的材料总有两三千万字。如此扎实的学术功底,使得他日后著述颇丰、涉猎甚广,从苏轼到鲁迅,从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在文艺学研究上他打通古今,创办我国文艺理论第一个协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为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谭帆认为,徐先生的风骨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独善其身,而是积极关照社会现实,有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他十分强调学术的现实性——文艺理论应介入社会现实,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捐出生平积蓄与藏书夏日的华师大二村老公寓,红砖白墙与红木楼梯,多年来不曾变样,微风吹来,树叶慵懒地摇曳,时间似乎静止了下来。一同静止的,还有过去几十年间徐中玉的旧屋。书房里的景象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一面墙上增添了一台空调机,屋子数载不曾装修。他不在乎生活享受,过着简朴的生活,衣服鞋子破了不舍得扔,一定让保姆小胡拿去补了继续穿。学生们早已熟悉他至真至诚的人格,当这位老教授前些年捐出生平积蓄100万元,设立“中玉教育基金”时,他们都不曾感到惊讶。徐中玉晚年仍专注学术,在华东师大任教到70多岁退休。此后仍担任《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主编至96岁。谭帆记得,在这期间,徐先生坚持对所有来稿亲自过目、一一筛选,每一期杂志定稿分类、分栏目,他都亲自操刀,不会用电脑,他就一直坚持手抄笔记的方式,复印后分发给各副编审过目。96岁时,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不再适合出远门了,却还惦记着语文教育事业。倔强的老爷子,不顾儿女的劝说,还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的年会。百岁以后,他又把毕生的最大“财富”捐出,5万多册藏书给了校图书馆,数不尽的手稿和卡片给了校档案馆。2014年12月17日,上海大剧院,作为上海文学艺术类的最高奖项,中断12年之久的“上海文学艺术奖”在这里举行颁奖典礼,文学理论家徐中玉、钱谷融,表演艺术家焦晃,三位德高望重的大家荣获“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在起草颁奖词时为徐中玉写道:一百年追随祖国追随时代追随人民,不离不弃。他敢于担当,勇于直言,深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家国情怀。八十年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潜心中国古代文论的积累研究,经世致用,融汇古今,特别重视古代创作经验的当代总结,著作等身。始终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为推进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竭尽全力。仲夏凉夜,灿星陨落；斯人已逝,风骨长存。（蒋彤 记者完颜文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