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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重返九十年代之文学」畅销的兴起、圈子的消逝和私人写作
作者 | 董子琪编辑 | 黄月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似乎正在发生摇摆。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以分秒计的信息更新速度让我们居于永恒的变动之中，时间日复一日加速，数字被不断更改，新闻被不断翻转。另一方面，在民粹持续崛起、社会持续分裂、气候持续变暖的大势当中，对个体而言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我们浮滞于一种新的常态之中，对于来路去路均不甚明朗。我们于是希冀向时间求得关于时间的答案，即向历史回望。回望20世纪下半叶，80年代夹在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之间、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之间，因其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而闪耀着令人目眩的独特光芒。当怀念80年代蔚然成风，另一种声音也出现了，不断提醒我们80年代激情的不可能重复与不值得重复，人类学家项飚用鲁迅的“心里不禁起疑”形容他对于80年代的感情。夹在80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十年；当“90后”一词从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指代变成更年轻一代对前辈的称呼，我们似乎还没能停下对80年代的追忆和惋惜，给予1990-2000这巨大变动的十年以足够的关注。如果说80年代一再被重提的原因，在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投入改革开放怀抱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于李泽厚对个体存在与价值（而非宏大集体话语）的强调成为某种精神召唤，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国的体制变革、经济发展、思潮更迭甚至港澳回归，无疑同样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中，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下岗到下海，从单位到企业，从肯德基到商业保险，从日常消费到农民进城……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在全球化席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劳动者一方面投入应对体制改革、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回瓷的凶险、痛苦和机遇，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充满着困惑、混乱与无限可能的市场之海。东北的阵痛与深圳的崛起遥相呼应，农民工进城与三峡大坝移民交织流动，港澳回归、加入WTO与申奥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与诉求，亦有国际政治的草蛇灰线隐埋其中。文化方面，中国知识界走向了“思想隐退，学术凸显”的专业细分之路，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褪去了先锋的亮色，王朔和王蒙奋力撕毁崇高的面具，歌舞厅、游戏厅等“厅”在大街小巷出现，以《我爱我家》《渴望》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方兴未艾，第五代导演正尝试在夹缝中寻找中国叙事的方式，现代艺术正向当代艺术转型，“艺术品市场”“策展人”“双年展”“美术馆”等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九十年代出现并流行。前有査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为人们所熟知——试图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对话或者自述，还原那两个风云变幻的十年中的社会情境、主要问题及价值观念。距1900年整整30年后，界面文化在2020年推出“90年代”专题，在怀念80年代的浪潮至今仍未式微之时，试图带领读者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新认识那个深具转折意味的、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基本样貌的90年代。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二篇：《90年代之文学——畅销的兴起、圈子的消逝和私人写作》。1987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宿舍楼下，张贴栏里有一则诗人张小波因为流氓罪被抓的消息。刚上大一的王继军看到消息后，对其中的细节产生了疑惑，比如为什么张小波被抓以后，还有女青年执迷不悔地给他送衣服。那时，收录着张小波诗歌的诗选在中文系同学中间流传，里面写着，“钢铁这样炼成的，留下一条内裤叫记忆，钢铁这样炼成的。”风气好似刚刚打开，又仍然严厉，这是王继军对1990年前后的印象。 几年后，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收获》的文学编辑，而这则消息的主角、张小波在出狱后也凭借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成为国内最早成功的书商之一。1988年，作家冯骥才去中国美术馆参加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式，看了一圈“荒诞不经”的展览。之后返回天津家中时，已是吃年夜饭的时间，在饭桌上他对妻子说：“我觉得一切都在变了。”虽然说到“变”，但他其实自己也没想清楚究竟什么在变化，只是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抓不住生活了，也找不到自己的读者了。在两年后的一篇文章里，冯骥才几乎是掷地有声地宣称道，一个时代结束了。“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我们心中愈来愈淡薄。那个曾经惊涛骇浪的文学大潮，那景象、劲势、气概、精髓，都已经无影无踪，魂儿都没了，连这种感觉也找不到了。何必硬说后新时期，应当明白地说，这一时代结束了，化为一种凝固的、定形的、该盖棺论定的历史形态了。” 1991年春节前夕，余华从鲁迅文学院的第一届研究生班毕业，成为嘉兴市的专业作家，分配到了一套30平米的房子。他在这栋房子里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而在刚进鲁院时，他还沉浸在古典小说的氛围里，发表的小说是《古典爱情》和《鲜血梅花》，在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朱伟的回忆中，余华还“带着海盐的习气，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耸着肩，叉着腿”。1990年前后，王继军对犯着流氓罪的诗人感到新奇，冯骥才在中国现代艺术开幕式上觉得迷惘，余华才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而当时他们并不清楚1990年代会发生什么，又会怎样改变中国的文学。在上世纪90年代，许多畅销的文学作品纷纷登上电视荧幕，反对主流的边缘人也已经喊出他们的口号，70后作家初登舞台，人们面对万象纷呈，说“90年代是多元的”，“90年代是无名的”。就像不善言辞的作家林白，在一次笔会中说，“现在还说不清它是什么样的时代，但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容忍和容纳了我的小说……我热爱90年代，感谢90年代。”10年之中，当局者迷。似乎总要在时光流转之后，当时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才会逐渐变得清晰。作为上世纪90年代文坛的亲历者之一、曾经的《东方文化周刊》主编、现在的《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在世纪之交写下对1990年代的总结，他在《90年代文学论纲》一文中将1990年代称为一种“过剩文化”（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的理论），并将1990年代的文学称为主导文化中派生或分裂出的碎片。——无论1990年代多么纷繁多元，1990年代仍然带着1980年代的余温，不仅主要的作家都来自1980年代，连新出现的文学现象也可视为1980年代的剩余和分裂，在1980年代文学生产过剩之后，1990年代文学出现了许多困境和闪亮的碎片。“80年代一些重要的作家依然是90年代的重要文本，王蒙、贾平凹、铁凝、王安忆、莫言……等人都完成了他们的重要作品，他们都拿出令人信服的长篇力作，而这些力作都是他们在80年代写作的一种凝聚或裂变。90年代新出现的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则是马原、徐星这些80年代先锋派在新的历史情境的孳生和繁衍，像陈染、林白等女性实际上扩展扩大了80年代张辛欣、刘索拉那种极端的情绪。作为90年代文学代表人物的王朔的思想在80年代亦已形成，并没有什么发展，只不过在90年代有了传播的空间和更多的受众。”在1990年到来之前，冯骥才预言一个时代即将终结。与冯骥才不同，王干认为文学在1990年代并没有中断，1990年代是1980年代的剩余和分裂。在界面文化对诸多1990年代文坛人物的访谈过程中，发现事情往往是两者合一的。在这十年中，文学热无可置疑地退潮了，正是在退潮中，文学呈现出多元分裂的样貌，尤其是，涌现出许多文学个体，他们下海经商、从单位辞职下岗，与主流文坛一拍两散，最后逐渐淡出、远走他乡或是持续创作，而他们的影响却一直延续至今。我们采访了作家周梅森、韩东、棉棉、林白、编辑魏心宏、王继军，学者何平等人，从畅销写作、断裂一代和私人写作三则，切入1990年代的万象纷呈。畅销的个体：从“王朔热”到周梅森王朔热1985年底，作家徐小斌参加《十月》杂志组织的一个会议，会开完了准备吃饭的时候，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男孩主动过来找她，这男孩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带点儿北京男孩特有的坏劲儿”、“（说话）连珠炮似的”，还有点儿“人来疯”。男孩小声问她，“你是徐小斌吗？”得到肯定答案以后，他又问，“是你写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吗？”徐小斌说是。男孩笑了一下说，“哎哟哥们儿当时就想，中国还有人能写这个呢？！”之后，他就侃开了。这个男孩就是王朔，他和徐小斌从会议结束一直聊到宿舍间，从王朔的《空中小姐》聊到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最后彼此留下了地址和电话。那时王朔还住在复兴路83号院，用徐小斌的话说，“那个院儿里出人啊！”除了王朔，张辛欣、沙青等人当时都住在那个院儿。这时的王朔才刚刚开始全职写作不到两年，他的创作高峰期还没有到来，广为人知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要到次年才会发表。进入1990年代，“王朔热”才真正兴起。在1990年代文学热逐渐退潮，纯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情形下，作家队伍产生了分化，王干在《90年代文学论纲》中写道，“（他们）有的下海经商，告别文坛了；有的去搞通俗作品写作了还有一些作家加盟影视，借助大众传媒来发挥作用；当然更有一些作家坚持严肃的文学道路……关键的是他们不可能再重复80年代的那种写作状态了。”在多种生存策略中，王朔选择了商业化之路。其实早在1980年代，他就开宗明义地说，“我立意写小说，的确是想光明正大地发点小财”，他还说，“我觉得文学应当有两种功能，纯艺术的功能和流行的功能。而我总试图找一个中间的点。”他如此在乎摆脱穷酸作家的形象，跟他的经商经历有关。王朔是第一批跑到广东沿海倒卖东西的倒爷之一，他还在医药公司做过营销，跟朋友搞过家电，合办过饭馆，经商失败后，他也过过一段跟妻子去饭馆担心结不起帐的日子。作为没有公粮可吃的文坛“个体户”，他清楚地知道，“好东西生产出来，不会卖什么也不是”。1991年，王朔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第二年，他就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一个初夏的中午，他要去吃饭，经过东三环西坝河副食商场门口，一下子腿软了，“我这儿干嘛呢？我这就算活出来了？”他要改变，书和其他商品一样，也必须要“卖”才行。而要“卖”，就必须打响王朔的这个品牌。怎么打响品牌呢？王朔想到了电视剧。王朔的朋友中，最早意识到大众文化时代到来的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郑小龙，那时他们的电视剧已经屡次制造了轰动效应，1989年，郑小龙找到了王朔，说要做一部电视剧，低成本，四十集，这就是后来的《渴望》，这让王朔初次领略了大众文化的可怕煽动性。电视剧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期，王朔注意到，“小报上全是电视剧的鸡零狗碎，流行音乐也要借助电视剧才能流行”，作家王朔也选择了电视剧，他把电视剧当成给自己打广告。1992年一年，他见够了两三百名记者，频率极高地发表言论，至于最后拍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混个面熟。他先后参与了《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等影视剧的编剧工作。他自己明白，这些为影视剧的写作，纯属混饭吃，没什么好说的，说毫无价值也无不可。与此同时，他的图书销售每本均破十万大关。《王朔文集》印了二十来万套，而盗版高达两百多万套，这套书赚到的钱让华艺出版社买了一辆奥迪，而责编金丽红此后也成为出版界的重要人物。这套四卷本的文集还开创了一个先河，华艺出版社应王朔要求，对这套书实行的是版税付酬制。但是当王朔提出要拿10%的版税的时候，金丽红还是感到非常惊讶的，在此之前，出版社对中国作家只支付稿费，没有版税这回事。多年后，当王朔因为王子文的官司一事再次回到公众视野接受媒体采访时，作为“中国版税第一人”的他回忆起往事时说，版税这件在今天看来很合理的事情，那时候的自己却被认为是拜金主义。“我当时是一穷二白，我们复兴路那一带在衰落，整个阶级在下降，我一个月挣36块钱……必须往上爬，当时那个气氛下，大家好像一谈钱就很俗，我认为公开谈钱没有什么，当然金钱也不是一切了，这都不冲突。”王朔说当时自己落了个最贪财的作者名声，所有出版社都不愿意给版税，“当时我觉得这帮人太讨厌了，你们是公益事业吗？”因为王朔，很多中国作家才开始获得版税，萧乾后来说，“王朔给中国作家松绑了。”《王朔文集》收获的不仅仅是市场上的成功，王朔的黑色幽默和痞子文学开始大行其道。那时，几乎左右的书摊上都有王朔的作品销售，他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畅销书作家。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分析，《王朔文集》在1992年的出版，改写了当代有关经典作家文集编辑出版的成规：在五六十年代，有资格出版文集的作家，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有定评的经典性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等不多的几位。”《王朔文集》，其中纯情卷包括《空中小姐》《永失我爱》《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谐谑卷包括《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等。批评家南帆在2001年的《大众文学的历史涵义》中写道，随着大众文学在商业社会中得到定位，“印数和版税比例规范了作家与商业机构的利润比例之后，读者就是市场的主角了。”大众的身份被界定为消费者，他们可以用拒绝购买来否定作品，这种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将压缩文学的功能——大众文学不再承担启蒙、教化的责任，只是提供娱乐性消费的功能，经典体系内的文学作品也都将受到挑战。如南帆的分析，读者选择了王朔，购买了他的作品，而“王朔热”的现象，也引起了知识界对王朔“文化堕落”的批判，媒体将王朔列入大批判选题规划，占有权威地位的报刊规定不准在版面上出现他的名字。谢冕也将王朔称为“中国最媚俗的作家”。甚至有有评论家将“王朔热”的出现，称为“严肃文学被轻视后而形成的假繁荣”。王蒙则撰写《反对崇高》，为王朔的“痞气”辩护。1990年代“人文精神”的争论、“大众文化”的争论、知识分子的争论，无不与王朔有关。以作家的角度观看，王朔的存在也不容忽视，韩东在1994年与王干的对谈中，将王朔列为能够左右公众趣味的小说家——他的理想在公众中实现，这种作家，与另一类对其他作家有所启发的小说家，比如马原全然不同。 林白在她的虚构回忆录《玻璃虫》里，也多次提到了王朔，写到她当年作为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去北京找王朔，还在大会上遇到急切见到王朔而不得的女粉丝，真真假假，难以辩识。面对知识界和文坛的批评，王朔也要占领舆论高地。1993年，王朔在《王朔自白》中表明自己绝对不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慢慢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又说，知识分子是现实中最失落的那群人，因为他们失落，所以才要群起而攻，“我觉得咱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起后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几年后，他又说，“假使我现在仍然对知识分子时有不敬，并非针对任何人，而是出于对自身的厌恶。”“王朔热”中体现出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1994年学者王一川在《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一文中分析道，1990年代文化领域的其中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精英知识分子转向大众文化领域。据批评家李洁非观察，”新生代小说“基本已经不看重小说作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载体的神圣性，并不耻于使其文本形态接近商业性”， 也同样适用于描述王朔从知识分子身份抽离、贴近大众消费的写作姿态。王朔对文坛、知识界和图书市场的影响不止于此，如果我们将他与新世纪的知名书商、现在的果麦文化董事长的路金波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王朔热”几乎是畅销书的启蒙导师了。路金波说，“大部分出版商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给知识分子出书，不用我再来掺和了”。王朔和路金波二人之间也确有合作，2007年，在王朔暌违文坛多年后，路金波以“一字3美元”的价格出版了《我的千岁寒》（号称稿酬375万元），王朔也与韩寒、安妮宝贝并列，成为路金波旗下最具有商业利益的大牌作家。回到1990年代，抛开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变化，或者知识分子心态在商业大潮中的失衡，更深层次地，王继军认为，大众与精英文化 “互相嫉妒”出现了。“80年代的精英在小圈子里获得认可就可以了，对于大众文化的流行是不在乎的，因为不会有威胁感，后来这之间就互相混同了，精英也要面对大众，也会以严肃文学的标准批判大众文化。这一直影响到后来对于韩寒、郭敬明的批评。” 1990年代，论走红，王朔早早走在周梅森之前，但是这两位作家的境遇却惊人相似，虽然题材、风格远不不同——与王朔一样，周梅森也经历了从严肃小说家到大众畅销作家的转型，通过影视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同样招致了文学圈的批评和隔离。不同于王朔的是，周梅森从90年代到新世纪仍然持之以恒地写出长篇，并在去年收获了“创十年国产剧史最高纪录”的《人民的名义》，这部小说，据周梅森所说，从1990年代就开始酝酿了，也可以说，我们在2017年所看到的电视剧和小说，仍带着90年代的强力颤音。 周梅森1990年代，周梅森从一位历史小说作家，变成了一个炒房者、炒股者和政治小说家。他早期的作品曾被冯牧称赞为“大有茅盾当年写《子夜》的气魄。”在90年代，周梅森先后写出了《人间正道》《至高利益》《中国制造》等小说，《人间正道》陆续发行了10万册，《中国制造》一年内重印27次，这些作品先后由他本人改编成了电视剧，还获得了金鹰奖等奖项。而在此前，他的历史小说最多只能印1万册，改编的影视剧也远称不上成功，许多都烂在了片库里。“全赔完了。”2013年的一天晚上，周梅森跟他母亲这样说。他有个哥们儿向他借了许多钱，公司破产了，哥们儿把他的全部财产质押，1亿5千万全赔进去了。后来，这个案例被写入了《人民的名义》一书，变成了蔡成功大风厂破产案。“还好这个朋友没有逃跑”，如今案子开庭，周梅森说，他要求公司清算，“估计还能找回来七八千万”。在南京河西的家中见到周梅森时，他说自己现在耳朵不太灵光，所以对他讲话要大声点，“最好要像吵架”。他的现实生活也确实喧嚣，四十年来，他忙着拍电影、拍电视、买房、卖房、炒股，接受采访的那段时间他还在忙着《人民的名义》第二部《人民的财产》的开机筹备，同时还卷入无数的官司风波之中，就在采访的前一天，《人民的名义》再被诉抄袭”话题高居微博热搜榜前列，而他本人却没有出庭。他的书房里有许多奖杯，水晶的，镀金、铜制的，见证着他的畅销与成功，他也引以为豪，但是这里面却没有来自文学界的认可。周梅森与《人民的名义》有评论者认为，周梅森的小说属于“问题小说”之流，写作也属于比较粗陋，更接近新闻而不是小说。王继军认为周梅森的成就感建立在重大的题材和巨额发行量之上，“《中国制造》之后，周梅森的图书销量变大，他就真的就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作家，就继续处理这种重大的题材。”不光评论家的意见如此，南京作家叶兆言也曾在一次采访中，没有点名道姓地评价反腐小说的意义，“你认为反腐小说跟黑幕小说区别吗？反腐小说没有诲淫诲盗的危险吗？如果反腐小说真的可以反腐，那就说明你还是不相信法制。”即使在本地文学《钟山》杂志历年目录中，也基本见不到周梅森的身影。 与王朔要摆脱穷酸作家的动机相似，周梅森将自己的动机明确地称为“想发财”。“你们热爱文学的时候我做生意去了，当房地产法还没有时候，我已经开始盖房子去了，至于我的选择对不对，只有我自己知道。”周梅森讲话时，青筋暴出，声音极大，显得情绪激动，有时还会用手指敲击自己家的茶几桌面。“那么究竟对不对呢？”我问他。“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你说我想发财，对，我是想发财，我是一个从基层贫困的最底层冲出来的作家，我对贫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当然想改变自己的贫穷的面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有什么可指责的？”如许多同辈人一样，周梅森习惯于将每个人生时段的重要选择与与中国的政治大事件挂钩，此段和彼段之间都存在着由大事件震裂造成的鸿沟。他生于1956年，将自己的童年称为“乌托邦似的笑话时代”：儿时遇上大饥荒，打记事起从来没吃饱过肚子，麻雀从天上掉下来，他“把毛拔拔就吃了”。 文革时期，他从三年级辍学了，成为一株无人管脚的“野草”；复课之后，徐州煤矿响应许世友的号召，徐州矿务局干部学校附中让初中生下矿干活，他也半工半读，每个月挣上9块钱，混迹于人员复杂的矿井之下，听着老矿工的村言野语男女之事，变成了一个少年矿工。他人生的重大转折都来自于政治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他从一个煤矿工人变成了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继而成为一个作家。1979年，他在南京《青春》杂志社担任作家。1983年，《沉沦的土地》在《花城》杂志发表。1985年，他就已经成为了江苏省作协创作组专业作家。然而在90年代前后，周梅森没写过任何东西，选择了下海炒房。他找到了山东的作家矫健，带着所有的稿费所得十三万块钱，一起去了广东淡水大亚湾。有评论者将他此举解读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中心化对80年代的文学中心挤兑的结果”。那时连房地产法都还没有出台，他们就在邮票大的土地上盖房子。自己买地自己盖房，每天在工地上戴着草帽干活，在几十平方米土地盖上六七层。盖房子不但没帮他赚到钱，还让他亏了钱。“人家王石盖房子盖出来一个万科，我们盖房子盖的是个鸡窝。” 他认为1992年邓小平发布的南巡讲话，就像改革开放的号令一般，帮助他强力扭转了命运。这次讲话对于整个文学体制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说，南巡讲话之后，不仅市场、股票、私有经济、资本运作这些充满风险的事物变得合法了，80年代延续下来的文学体制、文学生产与价值观念的体系随之也变化了。周梅森1991至1995年发表的三篇中篇小说结集为《中国往事》出版，此书的文案写道，“本书虽然讲述的是中国旧事，但其人其事，却让人感到无比熟悉；其智其谋更让您受益无穷”，完全暴露了文化消费时代的特征。——他的历史小说，此时已经告别了严肃庄重，被消费市场所吸引。1995年，周梅森重新回到文坛，这时候的他，在商界浸淫了两年，也在文坛混迹多年，决心重新关照现实。“一个当代作家最终是无法回避自己置身的那个时代的”。 他思考着，觉得自己缺的是一个从政权内部机制来观察政权的视角。“我为什么关心政治？因为政治影响到我，我不关心它，他就来关心我。”在《南方周末》的一篇访谈里，他承认要去“做官”是因为有官瘾。“谁不喜欢权力、渴望权力呢？首先我有这个想法，关心权力，也希望弄点权力试一试，看看咱能给人民造就一番什么样的事业”。在访谈中，他没有说到对权力的渴望，只是说，当时他和党组书记说了挂职的想法，对方答应了。在挂职之前，周梅森说他对官员根本没什么好感。他要去挂职的消息一出，也有很多作家觉得奇怪，问他，“你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脑子坏了吗？”江苏省委任命他为徐州市人民政府的副秘书长。开头，他负责帮秘书长搞接待，具体工作就是天天喝酒。徐州位于交通要道上，彼时适逢水电路大建设，各方面人来人往，周梅森面对的是每天晚上五六桌七八个地方。他说，“你不要认为是好事，”那个时候招待用酒没有什么茅台的，用的都是地方的各类地方酒，一天好几场，他觉得实在吃不消，要从接待的岗位上退下来。挂职不跑接待了，周梅森就跑基层，想看看基层的新鲜事儿。有一次，他在去一个县里的路上，一辆警车从身边呼啸而过，辨认出警车的车牌号属于徐州市里，判断出了事情，就让司机开车跟着警车追过去。到了地方，警车也注意到了周梅森的车牌号，一看就知道来了政府领导，就要跟作为市里领导的周梅森汇报当地发生的极端教会闹事的情况。这段基层体验的直接成果是《人间正道》，这部小说也成为了周梅森的转型之作，确定了他之后政治小说的路子。有研究者称，周梅森的转型与小说出版后引发的风波有关，《人间》出版后，有四十来个厅局级干部要联名状告周梅森以及封杀他的小说和电视剧，这激怒了周梅森，也促使他对于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对号入座”的事件，没有这种文学切入现实的体验，他也许还会再回去书写历史小说。说到转型，周梅森并非孤例。同时期的纯文学作家也在陆续转型。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同期刊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作家由先锋向大众转变的痕迹。“当年的《许三观》写得很巧、很成熟、很成功，而同期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就结构来说有僵硬的地方，但这种僵硬有个人探索的痕迹，并非将个人屈就或妥协于集体叙事、妥协于更容易的表达。 ”王继军说。在周梅森的《人间正道》里，他对于现实政治提出的问题是，“不干是最大的腐败”。据他观察，那个时候，干部升官论资排辈不愿意干是很普遍的现象，“乱作为的没有，不作为懒作为的大量存在，宁愿不干也不干错。”懒政干部的形象，在之后的作品里也有体现，在《人民的名义》里化身为喜欢看星星、被李达康连降三级的光明区区长孙连城。这本书在周梅森挂职后半段的三个月写完，那时他还要做接待工作，早晚徘徊于酒桌之间，他说，书里面充斥着市政府接待宾馆酒精的味道。而徐州当时的基础设施还有种种矛盾也化身在之后的作品里，这也影响到了后来他写《人民的名义》。上世纪8、90年代，许多作家采取规避政治的写作，比如刘震云、刘恒的“新写实小说”就是通过零度情感、原生态的方式来避免与政治产生直接关系。周梅森恰与此道逆行，他用宏大叙事的角度、代言人的姿态、忠奸对立的经典模式来书写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等国家大事，抓住时代浪潮中的重点话题加以渲染，不仅有官场生存图景，还有股份制企业改革、股市风云变幻。如此转型，引发了评论者对他诸如迎合主旋律、失去自我的质疑，而他自己更看重的是文学对政治的直接影响，“我不关心政治，政治就来关心我”。就像王朔的书是因为电视剧火起来的一般，《人间正道》也改编成了电视剧，周梅森也第一次做了编剧。《人间正道》首印3万册，在电视剧的影响下，加印到10万册。此后，赶上1997年香港回归，周梅森接着做一部以香港为题材的电视剧。周梅森提出要去香港体验，拿了1000港币，住在三联书店的招待所里，玩到一看到大厦就厌恶的程度，写出了《天下财富》剧本，之后出了小说。即使在畅销的《人间正道》之后，《中国制造》起初也不被看好。《中国制造》开头分为两期发表于《收获》杂志之上。当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社长跟周梅森说，“官方评价很高，市场是没有的。”但首印8000册一上市就迅速销空，第二次加印5万册，电视剧改名叫做《忠诚》播完之后，一年多时间发行27万册。后来，《至高利益》和《绝对权力》也都卖掉了50万册以上——但如果与《人民的名义》发行量200万册相比，这个数字其实没有那么惊人。“我从来没有把文学当作发财的工具，但是文学让我发了财了。”周梅森说，凭借畅销作品和作品改拍的电视剧，他在90年代末成为了“最早实现财务自由”的中国作家之一。一方面，周梅森将目光投向全中国的现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周梅森自认对文学界的“偏见”认识得非常清楚，他作品的反响也主要是来自于政治社会，不是来自文学界，比方说《人间正道》提出的“懒政”，《绝对权力》提出的“职位含权量”， 而贯穿众多作品中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反腐。另一方面，对于他文学方面的“堕落”争议也甚嚣尘上。评论家何平认为，周梅森的小说在风格上跟江苏作家构成了一种审美反对的关系。周梅森叙事上的粗陋也饱受批评。《收获》曾用六期发表过周梅森的三部小说， 《中国制造》（1999）《 国家公诉》（2003）《 我主沉浮》（2004），共有一百多万字，与周梅森同年发表的作品还有阎连科的《受活》（2003）和阿来的《随风飘散》（2004），之后却再与他毫无关系。面对纯文学圈的批评，就像王朔当年的反对一样，周梅森的反应也非常激烈：“你说中国文学变成这个熊样，你有没有责任？他们不鼓励文学面向社会面对社会真相，不鼓励文学走向现场，他们所谓的纯文学远离人民，远离时代，远离老百姓的疾苦，”周梅森说，主流纯文学都是奔着卡夫卡、马尔克斯那些大师去的，不屑于写他写的这些东西。从王朔批评知识分子，到周梅森怒骂主流文坛，这好似又呈现出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而事实远比主流vs非主流的对立更为复杂，周梅森仍然担任着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的职位，“他们”是谁？“我们”是谁？他可能没办法回答清楚。如果说，1990年代的作家分流中，王朔、周梅森们勇敢地脱离纯文学一头扎进商业大潮，并与知识分子划清界限，他们的畅销一直影响至今；韩东、朱文这些身居南京的作家们，就是在聚会、酒局、饭局的一次次聊天中互相取暖，守住“底线”。断裂的个体：南京作家群和断裂运动南京作家群在1980年代，圈子文化曾一度流行。 比如北京的李陀家，那个乱糟糟的、并不大的空间，就被视为朋友间的“民间作协”，李陀家孕育着文学从圈子聊天向公共领域发展的生机，像阿城的名篇《棋王》就是从一次涮羊肉中吃出来的。 “那时候，人们没有什么privacy（私人空间）的概念，这恰恰是‘公共空间’形成的条件。”在回忆中，李陀认为这种“小圈子”文学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当时，人们对“集体主义”存疑，却仍将写作视作“集体事业”，所以组成了无数的“小圈子”、小团体、小中心。彼时在《人民文学》做编辑的朱伟记得1980年代没什么“privacy”可言的情谊，他写道，那时候人和人之间彼此很近，骑着自行车，不用打招呼，说到就到。在李陀家这个“中心”以外，朱伟还标识出了80年代北京文学地图的其他“散点”。这些“散点”不光是地理上的坐标，还是情感上的联结点。他这样写道：“那时，我和何志云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在东大桥，李陀坐两站公共汽车就到我家了。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圈子中的交流的亲密无间，现今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有次，张承志半夜十二点敲开李陀家门，就为了找一本杰克·伦敦的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来帮助他的《金牧场》写作。李陀马上穿上衣服帮张承志找到了书，还坐在一起聊了聊《马丁·伊登》的写作调子。而进入90年代，这样的亲密情谊逐渐消退了。李陀发现，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不能再像80年代那样说谁的作品写得不好、有毛病了，因为听到批评，“人们的那个脸色已经不一样了”。进入1990年代，圈子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完全消失。在上世纪80-90年代，南京青年作家从全国各地来到南京学习或工作，韩东、朱文、鲁羊、李冯等一批作家集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同声应气，有事没事就聚在一起。这群作家和诗人当中的“大哥”韩东，在1980年代中期发起了《他们》。“他们”和“非非”“莽汉”一样，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潮流中涌现的浪花。《他们》不光是诗刊，第一期上还刊有顾前、苏童和马原的小说。自那时起，这群人中的一些人已经了友谊交往。小海在《关于<他们>》一文中讲述了八十年代中期 “他们”一群人交往的地点：“主要是蓝旗新村韩东、小君夫妇家，然后是南大中文系的宿舍，乃顾（顾前）、李娟娟夫妇家，有时也去苏童执教的南京艺术学院，也定期、不定期地去九华山、鸡鸣寺和鼓楼的茶馆聚会，大家见面总要拿出新写的作品出来交流并供批评。西安的丁当、西藏的马原、济南的普珉、上海的王寅、陆忆敏夫妇都来过，朋友们见面常常是通宵达旦谈诗、聊天、像过节一样。”“他们”圈子的影响更扩大了。张生在1991年到达南大攻读当代文学的研究生时，他的下铺是李冯，他们有一次在宿舍里偶然聊起了文学，从海明威、马尔克斯聊到卡夫卡，聊得十分投缘，经过李冯的介绍，张生也见到了南大毕业的小海还有吴晨骏。吴晨骏的工作单位也离学校不远，他也会在休息时间过来和李冯下棋聊天。通过李冯，张生又认识到了韩东。张生将韩东称为“老大哥”，因为他是78级的，比他们都大，把他们都都当做“小兄弟“看待，张生认为韩东很有“亲和力”，很会鼓舞年轻人，也为这些文学学徒们示范了作家的模样与生活。南京作家们的聚会地点从私密的宿舍转移向更公共的酒吧、咖啡厅，像是“半坡村酒吧”就是他们经常会去的地点，这是一家位于南大附近的青岛路的餐厅酒吧，旁边还有万象书店和雕刻时光咖啡店。在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那些相聚聊天会对自己有什么改变，张生一次访谈中说，“想起在南大晒太阳，瞎扯聊天，我们想不到我们会成为作家。”“老大哥”韩东率先从体制里走出，他从南京审计学院辞去教哲学的教职后，把从《今天》挣到的全部稿费9000元都拿出来，买了一台电脑，兼容机，黑白的。然而在这之后的一整年，他只挣到了90块钱——那是一篇刊在《作家》上的对谈，稿费180元，他跟朱文一人一半对分了。不过那时候，他倒不觉得特别怎么样，因为大家都差不多穷，就连日后扬名的苏童那时候也是个“穷光蛋”。“他到我家，我还会让他帮忙去换煤气。直到苏童收入愈来愈高，韩东才逐渐意识到，两人现在在经济上“至少有上百倍的差异了”，这当然是后话了。跟韩东比，作家顾前的境遇显得更为边缘。自上世纪90年代从一家台湾公司离职之后，顾前就一直保持自由无业的状态，如今已有20余年。最初，他独自住在一间老房子里，房间遍布灰尘，沙发上有一个大洞，屁股刚好可以“卡在里面”，他就一直坐在坑里，也从没想过去补上这个洞。韩东和顾前的境遇，或许可以印证1990年代的作家身份的变化，他们不再是80年代文学的代言人和启蒙者，而重新成为了生活中的人——而就像张生在李小杰的访谈中所说的，写作者不是在90年代才变成“普通公民”的，写作者本来就是“普通公民”。 韩东和苏童，虽然都在南京，彼此还有交往——苏童曾在《他们》的第一期中就发表了《桑园留念》，也曾为顾前的小说《萎靡不振》写序，却实在属于不同的写作圈子，在韩东看来，这是因为“精神的不一致”和趣味不同：苏童是本分的，而他自己不是分的，正是这种区别，最终导致了后来的“断裂”运动。 圈子的形成，在韩东看来，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初入写作的人是非常寂寞的，他们可以从圈子中获得写作认可，并了解自己到底有没有写作的才能。“文学从根本上说乃是一件虚妄之事，但你并不可能抱着如此虚无的认识去从事写作、踏上写作之路。你得认为这件事高级或者高尚得足以让自己投身进去，你得认为自己的才华足以在这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中得以彰显。如上的认识只有从别人处而来，从圈子里而来，并不能如功成名就以后从大众的接受以及名利的回报处而来。”韩东写道，“写东西的人形成圈子是很自然的。 ‘诗可群 ’，意思是通过写诗大家可以彼此结交，过一种与诗有关或者以诗为借口的特别的生活。” 在鲁羊的记忆中，他经常会和当时《钟山》的编辑王干聊天，聊一下午，什么都聊，“聊到最后，我们哈哈笑起来，我们就像文学青年一样……我想起那是一个热情的时代，很短的一个高度热情的时期。”南京作家们以“诗”为借口的特别生活反映在他们的作品里，他们的不少小说直接书写生活中的朋友聚会场面。比如朱文《我们的牙，我们的爱情》里讲的就是朋友几个人在古南都饭店吃自助餐后去酒吧的一次聚会，人物和故事由聚会中的聊天和反应烘托出来。鲁羊的小说《黄金夜色》写的是一次相聚的夜晚，大家喝多了，讨论诗歌和女人，“我和我的朋友们走到哪儿，做什么事，喝酒唱歌打嗝放弃，又是也捂着嘴笑，咧着嘴哭，都不为了什么。我们找到谁，寒暄用语通常是没事没事，就找你玩儿。”最后醉醺醺地去大学校园逛了一圈。在顾前的小说里，也经常出现牌局、酒局、饭局的场景，一次牌局的主题可能是出轨和女人，另一场饭局的话题就是失业和发财。作为一个群体，南京作家群在全国文坛中也显得瞩目。1994年，钟山杂志社和《文艺争鸣》推出了“新状态文学”，《钟山》密集发表了韩东、朱文、鲁羊的十五篇作品。“新状态文学”之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才有了全国的影响力（韩东在李小杰的访谈中语）。同年，《花城》主编朱燕玲来到韩东家组稿，韩东讲述了新栏目的想法，并向她推荐了身边那个“沉默的年轻人”朱文。《花城》的新小说栏目由此发布了韩东、朱文、李冯的专辑，并配发朱伟的解读。《花城》《钟山》之外，韩东还向《收获》的程永新推荐了朱文，程永新在《收获》发表了《小羊皮纽扣》。1990年代中期，李洁非在《新生代小说 （1994-）》中首次提出了，“南京青年作家群”的概念，与北京作家群并列共同作为新生代作家的两个主要分支，但没有做具体阐释。李洁非认为，这些“新生代作家”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他们与50年代出生的作家是不同的，他们面对过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文学观念，而20岁上下就大量阅读过欧美文学作品，他们的题材向城市转移，并在作品中书写直截了当地物欲横流。 而《收获》的编辑王继军在采访中表示，韩东、朱文、李冯这些人构成了1990年代有价值的写作方式，比起先锋和新写实主义，价值在于他们的写作提供了“个人面对现实的感受”，相比鸡毛蒜皮的新写实和空中楼阁的先锋写作，他们真实地描绘了对于个体在现实崩溃时的真实感受。这种卑微个体的崩溃感受在中国文坛此前是非常少见的，或者如郜元宝所说，“诗人韩东和朱文90年代初同时转向小说，文坛从此多了两个怪物。……（他们）将收入眼底的一小片现实加以诗化，宁愿为一种卑微浑浊的美学耗费生命。”不管是城市中的欲望横流，还是新时期的崩溃式的感受，《我爱美元》都可以作为一则范例。《我爱美元》写了一对父子共同去嫖娼的经历，并赤裸地写出对金钱的畸恋，“我们都要向钱学习，向浪漫的美元学习，向坚挺的日元学习，向心平气和的瑞士法郎学习，学习它们那种绝不虚伪的实实在在的品质。” 王继军评论说，这种对父亲、性爱的亵渎里有一种真实的不满和愤怒。“这个写法既不是对鸡毛蒜皮的现实的全盘接受，也不是说对现实隐忍，而是保留了底线。就像《局外人》一样，这个人也糊涂地做了许多事情，但是他就是不说假话，不信上帝，他保留了底线。”朱文《我爱美元》与“断裂丛书”《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1996年，《新民晚报》对《我爱美元》进行了批判，刊出了名为《你是流氓，谁怕你》的文章，将朱文和他的小说评价为具有“流氓习气”，此后，南大丁帆、王彬彬、费振钟也在一篇文章中，对于韩东和朱文的小说进行了评价，称，“不能因为小说是‘不道德’的，就把‘脏’合法化。……这些作家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私人’的‘性’的生活上的。”断裂运动当韩东从诗歌转向小说，他发现成为小说家的道路是有规律的，“虚席以待”，基本上都是先是发期刊，再是出版成集，再成名成家，许多作家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放眼文坛，余华、格非、王安忆，他们先后发表作品的期刊，比如《收获》《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后来也成了他们的“娘家”，余华在2017年《收获》60年庆祝的会议上公开地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收获》杂志。韩东觉得这条路太规矩了，文坛也太和气了，已经到了令他窒息的地步。“简直是一步一步虚席以待。”韩东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所有人必须抬着混，没有相反的意见，不允许表明自己的观点，或者对权威的不满。韩东的记忆中有许多次争吵，比如90年代末卫慧和棉棉的纷争。“卫慧和棉棉他们两个人打仗打得一塌糊涂，媒体叫她们‘卫生棉’还有‘卫慧棉’”，他还在中间拉过架，论证棉棉确实引领了卫慧的写作，结果又引来了尹丽川对他的批评，他觉得尹丽川批评他的文章写得很有才华，还在《芙蓉》上把文章发表了。还有诗歌界的盘峰论争运动，那是一次会议中的对骂，运用二手材料写作的知识分子和以生活为材料的民间写作互相骂了起来。还有一次，是他自己和南大教授丁帆的纸面争执。因为丁帆授意的一次批评，在一次作协会议上，韩东将自己写的“从工农兵学员到教授博导”（指丁帆）文章打印出来分给与会者，攻击性极强。“朵渔有句话，叫做不团结就是力量。人必须要吵架才能情绪激动，情绪激动才能爆发出问题。” 90年代南京半坡酒吧 图中人物由左到右依次为外外、韩东、小海、刘立杆。 图片来源：韩东供图出于对和谐文坛的反击，韩东和朱文组织了一次叫做“断裂”的运动。在鲁羊看来，“断裂”的发生是偶然的，有天半夜，“他们梆梆梆敲门，说有这么一个事，你说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断裂”以问卷的形式进行，共有关于文坛的十三个问题，包括怎么待带“小说选刊”，《收获》是否能代表主流文学等等。参与回答问卷的人除了韩东、朱文之外，还有于坚、翟永明、林白、郜元宝等人。现在看来，许多回答都非常反叛，比如，问起作协，朱文说，“中国作协是一具在办公桌前还在开会、做笔记的腐尸”，问及《读书》和《收获》，张新颖说，“白领阶层价格不菲的皮包里可能就装着《读书》和《收获》”，更有意思的是，对于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权威性，参与调查的大多数人都不承认。“断裂”运动之后，由楚尘主编的断裂丛书作为出版了。虽然韩东在此前的访谈中说，这个书系叫做”断裂”是临时想到的，但与断裂行为仍有些关系。丛书收入了韩东的《我的柏拉图》，朱文的《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韩东说，丛书出版的原因之一是推出写了很多年却没有写出来的作者，比如顾前。开始这套书印了三五千册，也没有给作者稿费，加印了之后，作者才拿了稿费。而在顾前看来，这本书的出来是为了大家聚在一起好玩，他个人没什么想法，就跟有想法的人一起玩，至于与写作的联系并不紧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南京作家群圈子的存在以及圈子的松散。韩东的创作之路是从诗歌的办杂志开始的，他认为诗歌有小杂志的传统，而小说没有，所以他从根底上是与那些成名的作家不同的。他觉得贾平凹、莫言和张炜与自己无关，虽然是同代人，但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就因为趣味彻底不同，“他们的东西我也不读，我也不试图读，读不进去。”正如他当年的宣言，“如果我的写作是写作，他们的就不是，如果他们的是写作，我的就不是。”他读到有些作家一写女人就是“白生生的，白花花的”，便觉得俗不可耐，“你要说不知道（女人的样子），你可以不写，你直接写脱光了不就完了，但如果你要写，就要写一些特别的经验和细节。”韩东说，他从许多中国作家的写作中都看不到任何新鲜的体验，虽然这些故事跌宕起伏、情绪激烈，架构也凌空蹈虚，一到具体细节就大而化之了，这让他受不了。 断裂是一次粗暴的、一次性的对主流文坛的叛逆宣言，在此之后，许多人的职业生涯都受到了影响，其中就包括韩东和朱文。其实在“断裂”之前，朱文还曾经带着自己的长篇代表江苏省去参加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会议，用韩东的话说，就是“登堂入室”过。朱文是这么对韩东回忆那次会议的，当时在那个会上有撒娇的、卖乖的，还有的说，“哎呀我们江苏写得多好你们怎么也不管我们”，轮到朱文发言，他说，“我不说，最后说你们非要我说，好，茅盾文学奖就是个狗屎，还很像月经，每年都要来一次。”“断裂丛书”之顾前《萎靡不振》与海力洪《药片的精神》韩东说，“他跟我转述的这个话，很可能夸大的成分，但事实上，后来确实就没再叫他去参加什么评选了。大家都知道你是异类，跟我们不一样，也不找你了，也不烦你了。”当时其实有不少没有那么激烈的人都被“裹挟”其中，比如写作《黄金夜色》的鲁羊，而我采访到的另一位参与过此运动的作家，也要求对“断裂”一节只字不提。 就连韩东自己也说，“放到现在，不会再做类似的事了。”他说。“但还是整个指向文坛的压抑状态。”2000年之后，朱文去拍电影了，李冯做了张艺谋《英雄》的编剧。王继军对南京作家群这样的转变感到惋惜，“这说明个人面对时代是非常艰难的，有的写作是与时代共舞的，而这几个人是要保持自己的节奏，那就会非常艰难。但是写不下去了就不写，这也挺好的，这是卖艺不卖身。”90年代 韩东、刘鼎、毛焰 图片来源：韩东供图现在，韩东还每个月从南京《青春》杂志领工资，因为不愿意去考一级作家二级作家，或者计算机资格，所以钱不多——他估计相当于科级待遇，但好在不需要做什么。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文坛“局外人”。——他曾经从“体制”中脱离了，后来也没有进入商业写作，是属于夹缝中的人。反过来说，可能是到了90年代，才有成为“局外人”的机会。就如同鲁羊所说的，“真正称之为个体的人，我认为是90年代才开始的……不依靠任何组织的肯定，自己认为自己是作家的人。……终于到了90年代，人们可以不依赖任何组织发表文章。”而在王干看来，以韩东、朱文等人为代表的依靠稿费、处于边缘的自由作家，可能是1990年代的最大收获。更私人的个体： 林白的出现、棉棉的告别林白1994年，不光是韩东、朱文作品密集发表的一年，也是中国性别史上极其特殊的一年。1994年，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一经出版，就被打上女性主义的标签。次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女性话题成为几乎街谈巷议的公众话题。这本书赶上了好时机，销售到了5万册。 在与林白的采访中，她说，“如果《一个人的战争》不是那个时候出，可能就不会那么受关注”，但是书卖多卖少，跟她没什么关系。因为她当时拿的不是版税，而是千字八十的稿费，一次性付清。这本书给林白带来的后果是复杂的。她的作品经常与陈染的《私人生活》一同被当做“女性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但林白表示，她、陈染或其他人，这些经常被列在一起当“代表”的女性其实并不愿意再被放在一起，虽然她们彼此的关系都还不错。《一个人的战争》出版两年之后，林白从《中国文化报》下岗了，那时虽然下岗在国营企业里比较普遍，在报社还属罕见，她记得当时总共就下岗了“一两个人”——她认为自己在报社工作很努力了，很努力地组稿，但是单位还是不要她了。没有工作，生活没有着落，孩子还挺小，又不是专业作家。她将那段时间形容为极其焦虑的。她每天都在写长篇，因为除了长篇，没有别的工作。一年写一部长篇，她将自己那时的写作形容为，“一路狂奔”“被逼无奈”，她需要长篇来养活自己，而幸运的是，她能够用长篇来养活自己，她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目前的情况是, 我国有十几亿人口， 即使只有一万人买我的书，我就能以最低的生活水准生存下去，而不必看市场的脸色。“她对于上世纪90年代写作长篇的自己有这样漂亮的描述。“我坐在90年代的房间里，擦干净桌子上的灰尘，洗好脏碗，削去土豆的皮，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在深夜或者清晨，想出我的长篇的标题。”1997年9月14日，林白在从新疆喀什到阿克苏的路上。图片来源：林白供图。林白身上凝聚着在一个1990年代作家生存的典型困境，个体自由了，她可以依托市场过活，却又担忧纯文学没有“市场”，在访谈中，她也多次强调自己的作品不好卖，跟明星比，作家的收入实在可怜，为了市场写长篇，却因为书卖得不好而焦虑，说到底，她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组织来解决吃饭问题，彼时，她想去出版社，出版社也都不要她 。“我需要有一个单位。如果我不是个作家，人家可能还会考虑，哪个单位愿意要个作家？”她想去作协当专业作家，也屡屡失败，“我一直想到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直到2014年我还想去，这样起码看病方便一点，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没有人觉得我是一个可以为作协争光的人。”她也无法进入高校，因为自觉口才不好，讲不了课。林白说，“国家应该养作家的，国家养的作家太少了。”这样的生存困境在新世纪才出现的作家中间也不断重现。进入市场后的作家们意识到，专业作家的体制不仅会给予稳定的经济支持还会赋予他们作为“专业作家”的社会地位以及安全感，不光是70后林白这么想，就连近些年才出现的魏思孝也坦言自己想法设法地进入当地作协，理由是作协会解决工作，照顾生计。早在进入报社之前，林白就开始写作了。在《玻璃虫》里，她有一段对电影生涯的虚虚实实的回忆，“ 我的职业电影生涯始于1985年12月，结束于1990年3月。这段时间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当编辑，责编过两部电影。”当年的广影是第五代导演的策源地，张艺谋也是广西厂的在册人员，厂门口的空地上，著名导演和漂亮演员来来往往，商业大潮影响了电影业，艺术片上不了了，她负责的片子一部是武打片，一部是喜剧片，武打片让她在男人的汗臭中尴尬不已，喜剧片对她造成的影响是“疲惫、深恶痛绝”。 1990年左右，她记得北京的朱伟发表了对她的中篇小说的第一篇评论，评论发在《读书》上，属于“最新小说一瞥”专栏，虽然那篇评论也不光是关于她的，是将她与另外一位作家放在一起评论——仍然对她起到了鼓舞的力量。身在西南边陲的她，在北京的大刊物上看到了对于自己的评论。“《读书》杂志多牛啊。我们单位订了《读书》，我看到了觉得很兴奋。”令人惊奇的是，朱伟在“小说一瞥”中写下他对于林白的印象，将她称为，“令人见一面就难以忘却的女孩儿”，“皮肤被亚热带的阳光炙烤得红红的，小小的个子裹着极宽大的外衣，微厚的嘴唇，大大的把耳朵都拉的很长的耳垂，那双眼睛里则深深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荡漾。”仅过了5个月，朱伟又在这个栏目里发表了另一篇对林白小说《子弹穿过苹果》的评论，这次评论只放了她一位，关键词仍然有“亚热带”“潮湿”和“女人”。在中篇小说发表之后，林白也认识到了更多的成名作家，与作家们建立起一种惺惺相惜的（类似80年代的）友谊。因为范小天是她的编辑，还带她去了南京的叶兆言家，那时叶还在阳台上写作，阳台上有个小桌子，他就从他的书架上抽出了一本《洛丽塔》送给她。她还在史铁生的介绍下在上海见到了王安忆和陈村，王安忆正在买菜，她蹲在一个摊上，带她去的人说，这不是王安忆吗？ “我其实挺不会聊天的。”林白说，她坐在我面前也经常会出现语顿的情况，她将原因归于，广西人都挺沉默的，有点神经质，有点小紧张，语言表达能力挺差，因为有种普通话崇拜，觉得北京才是文化中心，每次跟人讲话都要翻译成普通话，翻译出来就要越过障碍。直到后来在和李敬泽“走黄河”之后才觉得慢慢地能聊。西南边陲的血液，家乡北流的往事，在她身体里流淌，她将之形容为，“是亚热带的、对细节的感受。”就像《一个人的战争》，她取的原名还是充满亚热带气息，叫做《汁液》，而她发表的小说《同心者不能分手》的评价也是“饱含了生命的汁液”。这正如她所说的，她最关注的主要还是个人的感受，“皮肤血液空气气味”。 199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图中人物依次是后排（从左到右）：林白，余华，孟悦，格非，陈思和；前排：史铁生。图片来源：林白供图1998年，她也参与了韩东、朱文发起的“断裂运动”，她当时好像是李冯给她打了电话，就把那个断裂表格的每一个栏目都填了，觉得把自己和主流推得更远了。因为她从来不算主流的作家，从来没有参与过中国作协的活动，“采风、获奖、出国都没有，青创会也没有邀请我，最早一次获奖还是05年的华语传媒大奖。”当年，她也表示，她爱读韩东的小说与言论，也赞成他对“太像小说的小说”的反对，她说，她喜欢模糊一点松弛一点的小说，“有无数的触角，像一种海洋里的生物，向外伸展与漂浮，而不是向内收缩，越缩越小，越缩越坚硬，最后缩成一枚核桃……”不像小说的小说，她觉得，体现了一种自由的精神，而对于写作以及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精神更重要。 而这个自由精神，与她的寻找单位的职业生涯，形成了一组矛盾。棉棉当时还在《小说界》担任普通编辑的魏心宏回忆起来，那时候来找编辑部办公室找他的棉棉，是一个嗓门很大的年轻女孩。棉棉是陈村介绍给魏心宏的，魏心宏着手推出了棉棉的第一部小说《啦啦啦》。在此之前，棉棉的小说就已经给陈村看过，当时预备在《上海文学》刊出，最后却因为受到刘心武写中学生自杀的事情影响被搁置。 魏心宏觉得从文字质量上来讲，棉棉“远超同龄人”。他将包括棉棉、卫慧在内的几位作家都编入“70后”专栏，后来结集出版。这个“70后专栏”，在当时造成了影响。——2000年左右，韩东在《芙蓉》杂志上，也推出了“重塑70后”系列。选入的新作者中，就有此后成名的刘瑜还有春树。韩东还记得春树当时毛遂自荐打电话给他的情景，那时她才十几岁，“还是个小孩。”因为上海和南京很近，她经常去找韩东、朱文玩，见面就很开心，跟南京作家群的形容一样，“见面跟过节一般”。韩东对棉棉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骗子和混子的世界，所以不存在江湖。” 在韩东眼中，棉棉的行为做派跟作家、文学圈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这群人完全被他吸引了，因为路数不一样，“她讲话很粗，绝对不是做作，就是那么说话。”90年代的棉棉 图片来源：棉棉供图棉棉的做派与她的经历有关。她18岁辍学去了南方，做过DJ，也当过歌手，显然与韩东那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同。回到上海后，她在酒吧，做过摇滚音乐会和其他的活动。“90年代的上海是很有意思的，很多东西刚刚开始，外企、俱乐部、各种类型的，都是第一次在中国落地，我是制造了这些夜生活文化的人，”棉棉说，“当时没有人会在酒吧里做活动，人们是不可以随便去聚集的，随便聚集就要出事儿的，对不对？” 棉棉觉得，教育从来没有教过人们如何表达私人情感和爱，如何享受音乐、节奏、山峦，她明令DJ十分钟内就要全场跳起来，“让全场跳起来”就是活动的宗旨。而她与韩东他们的交往是关于文学的。他们在一起就是在朴素的饭馆儿吃饭喝酒，也会吃大排档，她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吃完了一碗砂锅馄饨，她和韩东穿越一个操场去看乐队排练，韩东刚刚踢完足球，她问韩东，“为什么人家老在说文本？文本是什么？”韩东说，“我不知道。我又不知道什么是文本。”很多年后回想，她觉得此情此景非常有趣——她认为，韩东当然应该知道文本是什么，“他读过大学，我又没有读过大学，我连高中都没毕业，而韩东严肃地跟他说不知道什么是文本。多年之后，棉棉的作品开始在国外发表，国外的译者、出版社和读者对她的接受，让她补习起文本，她明白了什么是文本，也了解了韩东为什么要这样回应。当时和他们的相处，让棉棉确切地感知到文学，“他们让我觉得生活特别有希望，文学特别豪华，其实文学本身就是很精英的，在南京作家身上你能看见这样的东西，虽然韩东说这个江湖是不存在的。”“以前程永新在90年代的时候就经常开玩笑，跟他们的编辑部说，你们把小说给我之前，要像棉棉说的，要用你们的鼻子闻一闻，别什么东西都给我。”棉棉说，她那个时候对程永新开玩笑说，“小说写得好不好，闻一闻就知道了。”那会儿，她也只有二十几岁，文学的好坏虽然说不出来，但是可以感受出来，有些作家写得虽然很努力，但写作不应该只有努力。虽然当年她与卫慧的那场仗打得沸沸扬扬，她说自己不是美女作家，美女作家谁愿意当谁就去当的宣言也被人忘记。她的好友有时也会弄不清她跟卫慧有何不同，她在外面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以前我在酒吧里，有个人，一老外，说我写《上海宝贝》的，我说你在胡说八道了，他说你就是写《上海宝贝》的，我就上去揍了他一顿。太好笑了，就好好笑，你不觉得吗。很多人会觉得是我是写《上海宝贝》的。”现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棉棉说，“你不觉得我们的中文现在很堕落吗？90年代我们有文学，我们现在有文学吗？现在的文学在哪里？”（本文按语部分写作：黄月）参考资料王干，《90年代文学论纲》，《南方文坛》，2001（1）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文艺争鸣》1994（5）南帆，《大众文学的历史涵义》，《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4）李小杰，《九十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论》，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
孙膑野蛮生长的网络文学怎样把眼光放长远
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网络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传统”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广西贺州召开，多位专家发表了看法，也提出了建议。尝试新模式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黄鸣奋注意到，一方面，到2017年6月，网络文学用户数量已达3.53亿，绝对数量不可谓不多；另一方面，它的规模又远小于同属网络娱乐类应用的网络游戏（4.22亿）、网络视频（5.65亿）和网络音乐（5.24亿）。从运营商的角度看，网络文学在网络上就是一种娱乐。网络文学肇始于网络平台为聚集人气而开拓的虚拟空间，至今仍然是个人互联网应用的一种基本类型。它能给网络带来相当可观的流量，但若就用户群规模增长而言，它已经有点步履蹒跚。经过30年左右的积累，人气只略旺于2016年才开始的网络直播。文学网站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特色服务变成了这一行必备的普通服务。在这样的条件下，必须寻找并提供新的特色服务，才能保证盈利。这些年来，网络文学已经拥有从收费阅读、版权开发、网络广告到读者打赏等不同的盈利模式，也有一些新的模式正在尝试，如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精准定制等。从历史上看，文学网站普惠服务的特点是无差别地面向大众，看起来很平等，让人们可以欣赏到各种类型的在线作品。但是，它不考虑具体读者的审美标准和兴趣所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与协同过滤相适应的粗放定制。但是，这种定制难以顾及特定读者已经读过哪些类型的作品、积累了什么样的阅读感受。网络文学虽然林林总总、不可胜计，但有些读者已经抱怨重复率太高，这从供给端看可能是抄袭问题，从消费端看可能是审美疲劳问题，从传播侧看则可能是匹配不当问题。在后一意义上，精准定制的要求就是让特定读者看到对他们来说最新颖、最有价值的作品。变与不变网络文学批评正面临种种变化。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欧阳友权认为，从宏观上看，网络文学批评的变化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网络性语境之变，网络文学批评需要新媒介的视野和网络思维，由此带来了批评阵营、评价方式和批评文本的变化；二是消费性功能之变，网络文学批评所要批评的不仅是文学，还是消费性的文学，其评价标准不能没有市场的或商业的维度，批评活动需要引入读者群的消费评价；三是网络亚文化价值取向之变，网络族群是最大的亚文化人群，网络文学批评不能不面对青年亚文化的挑战，价值观的坚守与调适成为网络文学批评的新课题。与此同时，网络文学批评又需要秉持一些不变的理论逻辑。首先，批评的学理原点没有变，人文审美、社会良知的价值判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道德分野，仍然是评判网络作品的普适性尺度；其次，批评的干预功能没变，网络批评仍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系统、历史文化系统和人类精神系统之中，或将通过干预网络文学的发展来干预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通过影响网络文学的意义模式来影响人的心灵世界，最终影响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与建设。正是批评的积极干预，网络文学才可以用“文学”的方式更积极地介入人们的精神生活；还有，批评的述理方式没变，在审美体验、问题意识、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的诸环节，网络文学批评与历史积淀的批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但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表示，他对文学的要求很传统，固守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样的观念。他认为只有经得起细读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只有能一字一句地品味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只有经得起反复阅读的作品才是好作品。这就要求作家首先在语言上要苦心经营，要注意一字一句的表达。而网络文学，首先是一种商业现象，其次才是一种广义的文学现象。网络文学由于其自身的特性，语言的粗糙是必然的，网络写作与网络阅读，都是拒绝语言的精细、准确、新鲜的。如果把网络文学视作文学，就不应该另立新的批评标准。如果确立特别的批评标准，就得承认“网络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协出马，粉丝暴涨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无疑是文艺百花园中一朵惊艳绽放的奇葩。近20年来，它持续呈现出强劲增长的态势。同时，因“野蛮生长”的网络小说领域始终存在着“良莠不齐、同质重复、高原不高、高峰奇缺”的现象，也令人忧心忡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陈定家以2017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半年榜单为例，分析中国网络文学的新生力量。因为网络文学毕竟是数字化生存的产物，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寻找苏格拉底那株饱满的“麦穗”，实际上要比传统方法容易得多。网络技术的适度介入，极大地提高了排行榜的合理性和公信力。“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两个榜单中，新生力量的快速成长令人印象深刻，好几位初出茅庐的作者甫一登场就有振奋人心的表现。例如，他曾是少年的《书剑长安》，我是愤怒的《全能高手》竟然都是作者的处女作。《放开那个女巫》的作者二目此前也鲜有作品问世。新人新作的大量涌现，表明网络文学潜力巨大，后劲强健。我们还注意到，多位风头正健的‘大神’，如血红、月关、辰东、丛林狼等，依旧横刀立马，坚守阵地前沿，在此次参评活动中显示出了老将的超强实力，他们的多部作品，如《万界天尊》《巫神纪》等，在初评中便脱颖而出，这些日渐成熟的作者堪称网络文学的中流砥柱。”陈定家指出，渐成文化品牌的网络小说排行榜，不忘初心，始终秉持“作协定位、全局视野、大众审美、网络特质”的原则，注重网络作品的正能量，注重思想导向和社会效益，不仅在展现网文发展全貌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而且也为建立科学评价体系积累了不少经验，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对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特点有二，一是坚持时代性和人民性标准，确保入榜作品价值观健康向上。二是坚持艺术性与审美性标准，关注小说的文学本色与诗性特征。一部小说能不能充分发挥其“讲故事的语言艺术”的优势，除了思想性、价值观等方面的优劣之外，结构之巧拙，语言之文野，情感之真伪、趣味之雅俗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网络文学走过近20年的历程，早已告别了文青发轫期的“心灵书写”，也见证了资本发力期的“制造大神”，迈进移动IP时代后，网络文学如何保持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势头，如何放眼长远，继续借力市场又不忘初心？陈定家说，榜单作为“旗帜”，其导向作用具有多方面的表现。譬如，在遴选上榜作品时，在思想性与艺术性大体相当的作品中，评委们会优先考虑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品。这种关注现实的导向，对作者来说，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期待。从既有效果看，榜单对读者也具有强有力的导向作用，“网文上榜，粉丝暴涨”的说法就是例证。创作者变为制作者黄鸣奋指出，在信息网络仅限于实验室试用的时候，只有少数技术人员有条件经常接触它。信息网络既然如此罕见，在“文学”前面加上“网络”两个字，仿佛登时就平添了几分科技色彩，正如用电脑换笔那样。如今用电脑写作早就是平常之事，人们也早就明白：在一切网络应用中，网络文学是最缺乏技术含量的，至少和同属娱乐类型的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相比是如此。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胡友峰提出，电子媒介兴起所导致的文学变异以及文论转型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文学的创作已经不再是个性化独创，而成为一个文化产业团队的集体包装，数码技术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期影视制作、网游、手游的开发都建立在数码技术的基础之上，其目的就是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其本质在于满足市场需求的标准化产品生产。在电子媒介时代文艺的主导范式——影视艺术和网络文学中，文艺的作者已经从传统的具有个人性、艺术性和独创性的“创作者”转变为集体性、技术性和市场性的“制作者”。艺术已经不再是个人天才的心灵独创，而成为一种技术主导下的机械复制，这时候的艺术生产已成为经济原则主宰下的文化产业，这种“从作者核心到产业主导”的转型反映在文艺作品上，就表现为文艺作品的存在方式已经从传统的语言主导向图像主导转型。
两秒钟新的文学时代已经来临！专家学者共同建言网络文学
新湖南客户端6月8日讯（通讯员 程海威 记者 肖欣）6月1日-3日，以中南大学文新院为会长单位和秘书处单位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在四川绵阳西南科技大学召开第五届学术年会暨“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和网络作家齐聚一堂，围绕中国网络文学20年的历史发展、代表作品、评价标准、海外传播等主题竞相发言，为我国网络文学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西南科技大学副校长陈朝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长江学者朱国华，四川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邓子强，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党委书记韩新明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中国社科院陈定家研究员，安徽大学周志雄教授，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编审庄庸，西南民族大学汪代明教授，中南大学禹建湘教授，北京社科院许苗苗研究员、中南大学聂庆璞教授，西南科技大学周冰副教授、贵州财经大学周兴杰教授等作大会主题报告。来自中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科院、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昌大学、安徽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州学刊、福建论坛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杂志媒体的100余名知名专家学者，以及网络大神级作家“爱潜水的乌贼”等参加研讨会。与会专家就“中国网络文学20年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前瞻”、“网络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问题及其突破点”、“网络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主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欧阳友权，在大会致辞并作专题报告。他指出，以1998年为中国“网络文学元年”，我国网络文学走过的20年创造了亘古未见的文学奇观。时至今日，新兴的网络文学已经成长为一种“巨存在”，在开启“全民写作时代”、改写当代文学发展格局、繁荣大众娱乐市场、服务文化产业发展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文学及当代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发展的同时，网络文学也存在“量大质不优”、类型化写作的空间窄化、版权保护有待加强等问题，并迎来创新发展的新拐点。聚焦并解答这些发展中必然要碰到的问题，将是网络文学理论界、批评界的学术使命。 截至2017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其中网络文学用户3.78亿，占网民总数的48.9%。源于技术丛林和山林草野的网络文学不经意间冲到了社会文化舞台的中央，形成巨大的规模体量、一超多强的发展格局、庞大的作家与读者群体，以及繁荣的小说改编与IP转化市场，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然而，相比创作和传播的繁荣样态，网络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难以及时回应网络文学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党中央提出“大力发展网络文艺”，习近平要求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进入第20个年头的重要时间节点，检视其发展历程，反思其长短得失，讨论其未来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次大会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四川网络文学发展研究中心、四川网络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红色文学轻骑兵·网络作家进高校”等活动。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陆华声在线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授权：0731－84329818苏女士。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责编:李婷婷]
一薰一莸有稿费，《粤海风》2020年征稿启事
《粤海风》2020年征稿启事《粤海风》杂志是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广东省文艺研究所、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研究与评论类学术期刊。本刊获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超星期刊网数据库全文收录，曾获中国优秀期刊奖，面向全国，公开发行。2020年，《粤海风》继续呈现文艺研究本色，关注研究与创作，聚焦现象及争鸣，勠力搭建新时代文艺评论与创作的砥砺平台，进一步推动文艺理论发展，繁荣文艺创作。本刊编辑部现面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艺评论工作者以及相关学科研究者征稿。栏目介绍大湾区文艺观察不仅关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范围内的文学艺术，也观察世界文学艺术，涵盖各大湾区的文艺观察，包括但不限于：思潮现象与创作的整体观察或艺术家个案研究、文学艺术的比较研究、评论。投稿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投稿征文驿站（微信直接搜索ID:TGZWYZ），及时了解赛事和征稿最新动态进展。理论·瞭望中外文艺理论研究、趋势前瞻。文本·场域文学与文化类研究、评论，注重当下性，涵盖华文文学、翻译文学、网络文学等文本的研究。视听·演艺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以及数字艺术、文化产业等范围的研究、评论。随笔·快议文艺现象、文艺作品的短评、书介。对话·论坛访谈对话、会议研讨综述等。如何投稿研究类作品单篇8000-10000字为宜，评论类作品单篇5000字左右，短评、书介、学术随笔类单篇3000字左右。本刊拒绝一稿多投，来稿一经刊用，按质支付相应稿酬。来稿除文章正文外，敬请附上：作者姓名、工作或学习单位、职称、详细联系地址、电话、电子邮箱、作者简介等相关信息。研究类作品提供英文标题、200字左右的摘要和3~5个关键词。本刊审稿期为2个月，两个月未见回复可自行处理。投稿邮箱：bjb@yuehaifeng.cc联系电话：020-38486530来稿须知文章需观点鲜明，表达作者的独特见解。需严格按照学术论文格式撰写，不得抄袭、剽窃。如文中引用图片，需注明图片出处。文稿中摘编或引用他人作品的，务请按《著作权法》有关规定在参考资料中标明原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及其来源等。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于文末，并用数字加方括号注。普通图书：作者、著作名、出版者及出版年、页码[1]（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2]周广平：《冼星海音乐思想、人格及晚期作品研究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3]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载张光璘主编：《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注：同一作者的同一文献被多次引用时，在文后参考文献表中请予合并，依次注页码。期刊：著者、篇名、期刊名、年期[1]赵书峰：《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基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身份认同变迁问题的思考》，《音乐研究》2019年第1期。报纸：著者、篇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1]杨民康：《“一带一路”与中国西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国艺术报2016年10月30日第8版。电子文献：著者、篇名、网址、最后查询日期[1]李光羲：《为艺术执着，为时代高歌》，中央音乐学院官网，http://www.ccom.e.cn/xwyhd/xsjd/2019f/201909/t20190929_60250.html，2019年10月11日。阅读途径邮局订阅：邮发代号46-214数据平台：中国知网：www.cnki.net 龙源期刊网：www.qikan.com.cn超星期刊网：www.chaoxing.com 登录本刊官方微信：粤海风
鬼媾人岁月往事｜感念师长恩 悠悠文学情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刚入大学，便受恩于先贤石果先生。石果发表于《人民文学》头条的小说《风波》，轰曾动一时，我特别钦佩他高超的技巧、笔下的生活气息。当时任北京《文艺学习》杂志通讯员的我，任务是团结周围的文学青年，提高文学水平，便请石果为师院文艺学习小组讲他的文学创作，他慨然应允，但因故课没讲成。石果要我趁年轻感情充沛，多写诗歌，待生活阅历丰富后再写小说。我遵照石果的指导写了不少诗，积累成一本，给了《贵州文艺》的编辑沈光璠先生。沈在《贵州文艺》及改版后的《山花》接连发表了我的诗歌，并多次邀我参加省里的诗歌讨论会，对我着意扶持培养，令我写出了平生第一篇评论文章《读﹤祖德勒＞》，由许仁元同志编入《山花》讨论集头条发表。这些扶持，于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是多么巨大的鼓舞。1956年，省文联组织青年文学创作小组，涂尘野同志领导我们开展工作，命我和夏玉培两人担任组长，组员有10多人。1957年2月，省文联和贵州人民出版社组织釆风活动，收集民族民间文学故事和山歌，老涂安排我和黄世俊赴孟关，历时半月，回来后，我发表了《赴乡散记》，两人收集的作品均在《贵州民族民间文学故事集》和《贵州山歌集》中出版。老涂代表省文联的安排，既培养了我们与民族民间文学的对接，又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的素材作了收集工作，更使我们体验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情状，一举而多得。此前，老涂还组织我们听向剑辉同志传达他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作家班的学习经过和收获，使我们扩大了生活的眼界和提高了写作的技巧。那些年，我还遇到不少的好心人，如《新黔日报》（后改为《贵州日报》）文艺版的编辑马凤程、刘仰向、罗马等先生，在他们手把手地指导我改稿后，我发表了《杂感》及诗歌《勤勉的长江水》等，尤其是马先生还在改稿后留我在报社吃了午饭，那张饭票的模样，几十年来也都在我的脑中晃荡着……当时马说：“你们学生还没有工资，我请你的客吧！”那声音几十年来犹在耳畔。 时间一晃，20多年过去了。省里举办悼念周总理逝世的大型诗歌朗诵会，老诗人钟华邀我写了《无尽的怀念》一诗，参加朗诵会，由省话剧团的名演员孔凡祥先生朗诵。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开放，省文联、省艺术馆涂尘野、钟华等同志倡议《山花》出刊“诗专号”，推出全国及本省诗人的佳作，由于50年代涂、钟都了解我，便在会上推荐我参与帮助沈光璠老师编辑此专号，我刚参编两个月，便被单位催回去上课。一天，我接到沈老师同一手迹的两封信：一封是以编辑部名义写的，信封上是“邮资总付”的戳记，另一封是他私人写给我的，信封上贴的是邮票，信中表达“你走后，我若有所失，尤其是工作上少人商量”以及我希望他“保持下去”的“忠言”“当记取之”等等。沈公私分明的清廉形象及对我的感慨之情，都是难能可贵的。 此后新时期的新气象给贵州文坛带来了清新而活跃的气氖，我与文坛诸公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他们都希望我能到省文联来工作。老作家蹇先艾曾对我说过:“50年代我们就想把你和夏玉培要来。”正如他1989年为我的专著《写作过程论》作序时所说：“刘智祥既是一位中年作家，又是一位大学副教授，早在50年代他上大学发表作品时，我就有所接触，觉得他勤奋多思……我希望他继续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老涂和蹇老一样，一直在关心着培养着我这样的后进者，当他主持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时，他迫切需要人手，为我的调动费尽了心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如愿以偿，在他的麾下参编了《今日文坛》杂志，写出了评论当代诗人、作家公刘、蒋子龙、流沙河等的数十篇论文，1989年蹇老、林钟美、黄邦君诸公还署名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每个人的一生都会这样那样被人无私地扶持过，而后又去无私地扶持别人，扶持与被扶持都生生不息，使得人才辈出，我寄望于社会各界，让扶持之风循环不已！文/刘智祥（86岁）文字编辑/舒畅视觉编辑/向秋樾编审/李缨
放松日关于“荷花淀派”的形成问题、前景问题，命运的浮沉说明了什么？
作协河北分会、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河北文学》编辑部、《长城》文学丛刊编辑部，最近联合举办文艺理论写作班，就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当代文学史上，是否形成了一个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是这次讨论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大家认为，文学流派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文学主张、创作方法、审美趣味、政治思想倾向等，基本上相同或相似的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体。而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要具备以下三个因素。一，要有一个以有影响的作家为代表的作家集群；二，这个作家集群要有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政治思想倾向、审美趣味、创作方法；三，这个作家集群的作品要有相近或相似的艺术风格，形成了流派风格。同志们以此为依据，对是否形成了一个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当代文学史上确实形成了一个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许多同志指出，"荷花淀派"发端于四十年代，形成于五十年代。孙犁同志在三十年代末开始文学生涯，四十年代中期写出了他的成名之作《荷花淀》，以其独特的风采和清新的韵味，博得了抗日根据地广大读者的喝彩。到了五十年代，孙犁同志先后写出五十四个短篇(《白洋淀纪事》)、一个中篇(《铁木前传》)和一个长篇(《风云初记》)，他的艺术风格臻于完美成熟，为"荷花淀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孙犁同志一起在冀中生活过、工作过、战斗过的老一辈作家，如方纪、王林、秦兆阳、魏巍，他们极其赞赏孙犁的艺术风格，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对于"荷花淀派"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解放以后，孙犁同志以《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为阵地，发现和培养了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冉淮舟、房树民等一批文学青年。这批文学青年推崇孙犁的艺术，他们在孙犁的周围，直接或间接地追求、学习、模仿孙犁的创作，写出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品。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不仅形成了一个以孙犁为代表的作家集群，而且他们有着大体相同或相似的艺术风格，于是孕育而成一个文学流派 ——"荷花淀派"。另一种意见认为，"荷花淀派"的种子虽然早在四十年代埋下，但是因为没有适宜的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一直未能萌发，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持这种论点的同志的理由是：一、解放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后，由于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极左错误的影响，我们文学界推崇的是"阳刚之美"，而"阴柔之美"受到了责难，故而孙犁的艺术非但没有被认识，反而遭到了排斥和冷落。二、五十年代初期虽有一批文学青年推崇、追求孙犁的艺术，但他们只是模仿孙犁的作品，并没有学到孙犁艺术的真谛，这批文学青年写出的作品虽有特色，但在艺术上只是初露端倪，并没有成熟的风格。三、五十年代初，孙犁以《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为园地，发现、培养、团结了一批文学青年，但五十年代中期的政治风暴把他们冲散，一批富有艺术才华的青年作家被错划成右派，并没真正形成一个以孙犁为代表的作家集群，充其量也只有那么一个初型、一个胚胎，没有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荷花淀派"。"荷花淀派"的发展前景如何？这是人们所关注的。是逐步走向衰亡，还是方兴未艾？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文学流派是历史范畴的东西，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文学流派都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万古常青、经久不衰的文学流派，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文学规律，"荷花淀派"必然要受到它的制约。有的同志说，从文学发展史来看，外国的、古代的且不论，我国"五四"时期，文学社团繁杂，刊物林立，流派可谓多矣。这些文学流派存在时间和影响大小各不相同，也有进步、落后、反动之别，但没有一个文学流派能"流"到今天的。即使是有重大影响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是很快发生了分化、瓦解和更替，不久就消失了。"荷花淀派"形成于五十年代中期，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人们文化素养和艺术趣味的变化，目前它正面临着严峻考验。一些同志指出，二十多年间，"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孙犁同志，由于身体和政治上的原因，几乎没有发表文艺作品，这个流派的作家队伍并没有发展壮大起来，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没有重大的收获。因此，"荷花淀派"面临着三种结局：要么因循固守，师承模仿，被淘汰；要么在分化中改组，走向变种；要么继承其优秀，吸收其精华，创造新的风格，以新型流派取而代之。"荷花淀派"的消亡，新流派的出现，这是文学发展的规律，是文学繁荣的标志，也是"荷花淀派"的一个重要贡献。与此相反，一部分同志对上述看法表示了异议，有的同志说，现在"荷花淀派"开始复苏，也有的同志说，"荷花淀派"正出现新的局面。他们认为，目前有了比较适宜的土壤、气候、水分和阳光，为"荷花淀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理由是：一，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迎来了艺术的春天，文艺百花竞相开放，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互相竞争。二，孙犁艺术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学习他的人越来越多，"荷花淀派"的主将重返文坛，已经成熟，后起之秀不断涌现。三，现在具备了多种因素，只要我们加以提倡和扶植，"荷花淀派"的创作，正在方兴未艾，前途是光明的，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荷花淀派"的形成、发展和前途，尽管存在着分歧，但有一点大家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即"荷花淀派"走过了艰辛、坎坷的路，回忆它历史命运的浮沉，教训是深刻的。第一，政治、思想路线、理论上的极左，干扰了"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破坏了艺术民主空气，不仅摧残了文学人才，而且妨碍了创作个性的发挥，致使文学流派不能形成，即使是形成了，也不能顺利的发展，互相竞争，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第二，按照文艺规律领导文艺，指导创作，是发挥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关键。多年来，我们的文艺不能从"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解放出来，成为政治的工具，致使不同风格受到限制，不同流派得不到发展。第三，解放后的十七年，文艺评论虽有成绩，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指导下，谈论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多，评论艺术技巧不够，对文学流派是避而不谈，缺乏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探索和研究。更有甚者，一些文学评论，缺乏自由讨论的空气，其实成了棍子，对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同志们指出，"荷花淀派"的作品，一，没有直接"为政治服务"，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二，它的风格本身与多年来所提倡的"重大题材"、"金戈铁马式的战斗"、"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是格格不入的；三，"荷花淀派"的作家们恪守现实主义之法，违背公式、概念的"章法"，受到排斥和打击，遭到白眼和冷落，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有的同志说：艺术与专制不相容，艺术与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不相容，艺术与极左路线不相容。而这，正是"荷花淀派"命运浮沉所说明的一条历史教训。
夏川以榆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飘摇》座谈会在兰州召开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讯俞炫萱、记者王斌报道 12月11日，一场由兰州市文联、兰州市作协、《金城》杂志主办的文学作品座谈会在冬日的黄河之滨举办，金城文化名家、榆中县文学界领军人才彭巨彦老师的长篇小说《飘摇》作为座谈的其中一本书，赢得了省、市各界评论家、作家、编辑们的认真关注。当天，甘肃省社科院文化所所长马步升，甘肃当代文艺思潮原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原总编管卫中，甘肃日报评论部主任尚德琪，甘肃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张存学，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向春，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甄喜善，敦煌文艺出版社副编审尚再宗，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李生滨等全国著名作家、学者、理论家、评论家、编辑家莅临座谈会现场点评赏析作品；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叶舟，南京出版传媒集团文艺图书编辑部（《青春》杂志社）小说编辑孙海彦，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周琪分别发来短信对作品进行了点评。据悉，小说《飘摇》以一位多愁善感而百般忧郁的现代女性所关联、延伸的一个个人物为发展、推进主线，进而呈现现实生活；小说的副线大幅度跳跃闪过黄河边上古镇的主体文化——水烟种植、加工和销售的几个历史工匠人物的故事，两条线索交叉推进，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在西北黄河上游一个古镇复兴中，延伸、链接、发展，着力表现了不同时代的人的生存状态、道德良知及价值取向。将当代世俗生活与中国改革开放紧密结合，反映出人们面对现实生活的多元心态，塑造普通百姓的不同追求，以小人物展示大情感，用真诚的情感呼唤道德良知的回归。小说以明快流畅、赏心悦目的语言和细腻见微的描写相结合，营造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及感觉享受。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现实人物，都在白驹过隙般的生活中，一闪而过，飘摇在天地之间的，彰显是他们深浅不一的人格魅力。小说《飘摇》的作者彭巨彦从事文学创作近40年，先后在《民间文学》《剧本》《飞天》《小说家》《小说报》《金城》《甘肃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电视专题片、故事、小品等各类文艺作品及民间民俗作品百余万字，作品频频获得各类奖项。与会专家管卫中表示，长篇小说写重大体裁要比细小体裁更有价值，《飘摇》就涉及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体裁，反映的一个县城的巨变，映射了一个省城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变化，是我们当代史上重大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与会专家张存学说：“长篇小说《飘摇》在成书前我就读过，当时对这部小说的叙述感受较深。在此之前，我还读过彭巨彦的其他小说和散文，对他的书写有较全面的了解。应该说，彭巨彦在他的作品中所呈现的叙述是比较大众化的，也就是说，在叙述中更多地为读者着想，这样的叙述也是比较传统的。传统叙述是一种描摹性的叙述，它没有什么风险，也不必剑走偏锋求陡奇，它贴近地面，贴近乡土和市井。由此也能看出彭巨彦小说创作的来路。”座谈会一致认为，《飘摇》洋洋洒洒地叙述一段往事或者一个故事，一个地域和一些人，一些浸润着烟火气的琐碎的苍凉的日子，是一部凝结了作者多年创作心血的小说，也是作者的成熟之作。从小说中也能感觉到作者身处县区进行文学创作的艰难，将深厚的中华民族更高层面的指引者的情怀融入到重大题材的小说中，表现了作者孜孜不倦、爱热乡土的一种情怀、一种追求。座谈会现场，二十多名省、市作协会员认真聆听了各位专家老师的讲评，现场不时爆出热烈掌声，与会人员表示收获满满，学到了很多，激发了对文学创作新的激情。当天座谈会还研讨了兰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海明先生的理论作品《理论实践出真知》和诗集《大地》，赢得与会专家的高度肯定。
间隔年中华诗词当中的诗之三要素
在中华诗词的复兴与繁荣中，创作与理论相比，理论稍显薄弱;在理论研究中，专题探讨与体系建设相比，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因此，构建诗词理论体系更需着力。构建理论体系，方法非常重要。我认为，从目前学术状态看，系统论的方法最好。理论体系的特征是整体性、全面性，而系统论的方法，便是整体性与全面性的具体落实。系统论是按照要素、结构、功能的顺序展开研究的，本文探讨诗之要素。 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艺术在创作中有一个基本规律，在主客互动中创造一个新的审美对象。这里有三个方面:主体、客体、新的审美对象。三个方面必然存在三个要素。具体到诗词，那就是意、象、言。意是意识，即创作主体的精神活动或心理过程。象是现象，即可感知的宇宙万象或万事万物。言是组成诗体或文本的字、词、句，韵、调、节。三国时期魏国王弼为什么要用意、象、言这三个字？那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已有这种用法。三国时期魏国王弼，曾将意、象、言连用。建安七子王弼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的族孙，王粲藏书极多，后归王弼所有。王弼从小博览深思，在魏晋哲学转向时构建以无为本体的玄学体系，成就卓越，虽然享年仅仅24岁，却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研究《周易》卦象、卦辞、卦意时，讲过许多名言，如“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简明清晰，论述了意、象、言关系，虽然是说卦，但也揭示了文学创作特别是诗词方面的基本规律。清朝雍正时期的李重华，中过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常向沈德潜请教，并相与论诗，属于格调派，他在《玉洲诗话》中明确提出音、象、意为作诗三要，这里的音，也就是言。王弼看重的是意，李重华特重音，系统论讲要素不强调重点，认为三者同等。认定意、象、言为诗词三要素，对构建诗论体系头等重要，因为这是基点。守定这个基点，以往诗论中的一些困惑便可迎刃而解。比如，王国维先生提出境界论，其中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分较为难解，如果我们坚信意、象、言为诗词三要素，那就会推导出结论:诗中都是有我的，没有无我之诗，更没有无我之诗境。以下，分述意、象、言。关于意。意可分为志、情、理、趣。一般认为，先秦，《诗经》时代，注重志。魏晋南北朝以下，注重情。引理入诗，是在宋代。中国学术，两汉及清，重在字辞考据，宋代重在义理，义理必然反映于文学。诗中多理，易于板滞，但也产生过好的哲理诗。至于趣味，多见于元曲。元曲多用于戏剧，为追求剧场效应，插浑打科，百般成趣，也成必然。天趣，最为学者重视。志与情，以及二者关系，是诗论中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我依据哲学认识论的常识，略加分析。认识论将人的精神活动分为知、情、意三个依次推进的过程。知，即认知，通过感官和头脑，形成感性和理性认识。情，即情绪和情感。外界满足或背反人的某种需要，人便产生喜怒哀乐爱恶敬畏等情，属于生理性需要的称作情绪，属于社会性需要的称作情感。情也可分为爱情、亲情、友情、乡情、爱国之情，等等。意即意志、欲望，包括美好的理想，宏大的胸襟抱负，等等。请注意，这个意与前面意象言的那个意相比，外延不同，这个意是特称概念，那个意是全称概念。知、情、意的形成过程一般来讲是知产生情，情产生意，但也有反作用。比如，爱国是情，报国是志，如果立定报国之志，会反过来进一步巩固和激发爱国之情，因此在诗文中豪情壮志常常连用。在中华诗词复兴的初始阶段，有两类骨干人物。一类是老同志，他们既搭台，又唱戏，但诗艺稍逊。一类是年轻人，他们诗艺较高，但改革开放特殊时期的腐败消解了他们的热情和壮志。诗艺和壮志结合，才能产生头等作品，才能高原之上起高峰。文艺理论中，艺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是首要难点，但必须解决。主要途径就是增强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模式、中国传统的坚定自信。关于象。象可以有多种分类，比如:天象、地象、世象;人象、事象、物象。根据诗词常见描写，我将其分为景、物、人、事。景与物联系较多，但不妨其分咏。诗人书柜中，写景诗专集、咏物诗专集，通常会有的。人与事关系宻切，但在怀古咏史诗中，有的专对人，有的专对事。袁行霈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分析象，必然涉及到意象与意境。普遍的看法是若干意象结合或相加为意境。有两本我很爱读的书，袁行霈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和李元洛先生的《诗美学》。前书将意象比喻为天空水珠，将意境比喻为云，云由水珠聚集而成。后书则将意象意境比喻为亭台楼阁花坞假山与整座公园的关系。但我在某一天反复欣赏如此美喻时，却忽然想到，意象的象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即使一首很短的诗，也是几个象共同产生或者承载一个意。由此想到，诗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性灵、神韵、格调、肌理、境界等，都是难以讲清楚的。联想到古典哲学中的道、气、理、心等核心理念，注解者也是众说纷纭。西方从古代到近代哲学中，这类情况也很多。中国有敬老尊贤传统，多数人把那些含混不清视为深奥，只有少数人敢于批评。西方则批评精神強烈，敢于把康德、黑格尔等的宏大体系打碎，为此创立了语言哲学，语言哲学与本体论、认识论并列为三大主题。语言哲学的浩大声势也凸显着问题的严重性。过去诗论中的情形有点类似哲学中的本体论，总想用一个概念总括创作原则或作品风貌，最终导致片面。系统论将因果关系分为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互为因果。作诗方法与原则不是一个，诗词风格与效果也不是一个。构建诗论体系不应该也不可能抛开前人的基本概念。需要注意的是:一、源头上内涵外延不清的概念，后人很难讲清，谁也不要妄自尊大，以为自己能探讨明白。注解的人很多，单独看都能自圆其说，集中比较却难以分辨是非。二、人人都有使用那些概念的权利，但一定要讲清楚自己使用时是什么含义，即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比如意象这个概念，有的在单数的含义上使用，有的在复数的含义上使用，只要事先申明，均应得到尊重。关于言。可分为音义、音韵、音调、音节。音义首先讲究准确，其次，诗乃精美文学，文学是对世界的形象性、夸张性、美感性描述，文学语言的共性，即精炼、形象、生动、鲜活，也是诗词语言必须具备的。音韵指押韵，音调指平仄，音节指节奏。《切韵》这里着重讲一下平水韵与新韵的问题。隋朝建立，统治中心由南京迁到洛阳，语言必然混乱。陆法言父亲的学者朋友们在他家聚会，正音分韵，讨论议定了一个新韵纲领，嘱咐陆法言记录在案。陆在父辈们讨论的基础上经过十几年努力，于公元601年编定《切韵》，含字11500，分韵193，后来被广泛运用于诗文创作。唐朝增订，为《唐韵》。宋朝增订，为《广韵》，《广韵》已有韵字26194，注释用字191692，分韵206。社会生活有一个繁简律，即制订规章时从简到繁，越多越细越好;实践中却化繁为简，追求简单便捷。二百余韵目，唐人已感繁复，经宰相级人物许敬宗奏准，可以近韵合用，实际创作中合用方式一直延续。北宋终止后，开封城中的印刷界人士有的南下杭州，开创了南方印书中心，有的北上山西临汾，开创了北方印书中心，因为临汾经济社会稳定，且梨、枣树很多，便于制版。临汾有汾水支流平水，平水之畔相传是神仙之居(见《庄子》)，因此临汾印的书称作平水版。其中有若干韵书，其韵便称作平水韵。平水韵是依据唐宋诗人实际用韵情形，对《广韵》的化繁为简，分韵百余，目前通行的是106韵。《广韵》《广韵》之前，中国人作诗已1500多年，有过一些韵书，《广韵》是新韵，这个新韵为什么能够成功？新韵之后百余年，社会语言已有重大变化，与变化中的社会语言相比，《广韵》日益死语化，为什么这种活人死语的现象能够延续至今？主要原因是唐诗的巨大成功，而唐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举国体制。唐太宗李世民喜欢诗文书法，带动了宫中人士和大小臣民，特别是带动了武则天。武则天掌权很久，她又带动了全国文人。经过三代人百余年努力，诗与书法同造顶峰，迄今未能超越。唐诗成为后世楷模，格律诗定型了。事物在静止状态下也存在一个规律，那就是有类型成体系。类型和体系以它们的若干特征为存在依据，格律诗的特征之一就是平水韵，改了它则左看不顺眼，右看不喜欢。然而，活人死语毕竟有明显缺点。一是读不出古音，模拟古音，吟诵难免奇腔怪调。二是按现代普通话，有的不押韵，格律诗作者批评新诗无韵，新诗作者也可反唇相讥。克服平水韵缺点，有两种做法，一是对平水韵微调，二是推行新韵。微调就是合并和拆分。合并，将今天读来已无差异的韵部合并。如:一东二冬合并，十一真十二文合并，十四寒十五删合并，二萧三肴四豪合并，八庚九青十蒸合并，十三覃十四盐十五咸合并，其余类推。拆分，将虽属同韵但今天读音有异的拆分。如:四支五微八齐十灰，拆分为支、飞，十三元拆分为真文、寒删，六魚七虞拆分为魚、初，其余类推。因为上去入三声中可以合并拆分的很多，最终可将平水韵简化为50余韵，大大方便今人与后人的创作，也使死语向活语靠近，增强音韵效果。《词林正韵》如果合并拆分麻烦，干脆诗词曲通用《词林正韵》，也较为方便。推行新韵体现了社会进步观，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批有心人正在持续努力，对此理应予以支持。如果推行新韵也实施唐朝那样的举国体制，成功指日可待。可惜，这已不可能了。目前的困难在于中老年格律诗作者使用了多年平水韵，已形成审美惯性，让他们改为新韵，惯性会生出惰性。只能寄希望于年轻学子。目前，诗词进学校的喜人局面日益扩展，可以选择若干大学中学的诗社推广新韵。当然会遇到很大困难，那就是入平水与出平水的矛盾。为了写好格律诗，必须诵读记忆大量古典诗词，这样就进入了平水韵；以新韵创作时必须从平水韵中退出来，这是十分尴尬的，必须有顽强意志和不屈精神。但只要中华诗词学会持之不懈，着力培养出几十名带头人，他们带动全国几千人，经过几十年努力，写出一大批优秀作品，那就成了。这样的局面，存在可能性。有志者，奋斗吧！罗连双作者介绍：罗连双，1949年10月生,斜坡村人,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68年8月初中毕业后在村当民办教师。1970年12月在五台山供销社当售货员1972年4月在五台县商业局、五台县财贸委员会搞文秘工作。1974年9月被选送到山西财经学院商业经济专业学习。1977年8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忻州行署外贸肉联厂工作,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副厂长、厂长。1986年调忻州行署财贸委员会任调研室主任。1992年调山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会,先后任杂志编辑部副主编、研究会秘书长、体改信息中心主任。2000年调长治市任市委副秘书长。曾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论》、《君山集》、《世界十大军事家》、《世界百将帅》等专著。在《前进》、《求是》等杂志发表论文50余篇。现任山西省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相关链接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省微山县）人。中国古代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明察聪慧，爱好老子，通辩能言。” 曾任尚书郎，文名盖世，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老子注》 、《老子指略》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周易略例》 四部。 其中《老子指略》 、《周易略例》是王弼对《老子》、《周易》所做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联合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清正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交好钟会、何晏等人为友。正始十年（249年），去世，时年二十三岁，遗下一妻一女。《切韵》是隋代陆法言所著韵书。书成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共5卷，收1.15万字。分193韵：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唐代初年被定为官韵。增订本甚多。《切韵》原书已失传，其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因《广韵》等增订本而得以完整地流传下来。现存最完整的增订本有两个，一为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为北宋陈彭年等编的《大宋重修广韵》。《切韵》原本已佚，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是目前所存最古的、与陆法言编撰《切韵》最相近的版本。《词林正韵》是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清）戈载。该书书分三卷，分平、上、去三声为十四部，入声为五部，一共是十九个韵部。这部书主要是戈载依据前人作词用韵的情况归纳的词韵。戈氏所分的词韵十九部，事实上也是进一步归纳诗韵即“平水韵”而来。其十九部所归并的，主要是：第一部：东冬钟（平赅上去）；第二部：江阳唐；第三部：支脂之微齐灰以及去声的祭泰（之半）队废；第四部：鱼虞模；第五部；佳（之半）皆帕以及去声怪、央泰（之半）韵字；第六部：真谆臻文欣魂痕；第七部：元寒桓删山先仙；第八部：萧宵交豪；第九部：歌戈；第十部：佳（之半）麻，第十一部：庚耕清青蒸登；第十二部：尤侯幽；第十三部：侵；第十四部：军谈盐添咸衔严凡；第十五部：屋沃烛；第十六部：觉药泽；第十七部：质术栉陌麦昔锡职德缉，第十八部：物迄月没离末黠锡屑薛叶帖。第十九部：合盍洽牌业之。他所归纳的韵类，基本上与唐宋人作词的用韵情况相合。这十九部大约只能适合宋词的多数情况. 其实在某些词人的笔下，第六部早已与第十三部相通，第七部早已与第十四部相通。 其中有语音发展的原因，也有方言的影响。袁行霈袁行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主要著作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中国文学概论》、《唐诗风神及其他》、《中国诗学通论》（合著）等，主编有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及四卷本《中华文明史》。《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以言、意、象、境为核心，探讨中国诗歌艺术理论；下编具体沦述、分析屈原、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温庭筠、韦庄、苏轼、周邦彦、陆游等13位诗人的艺术特色、艺术风格、艺术成就，全书将诗歌理论与诗歌史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相结合，将对诗歌理论的探索与诗人之艺术的具体研究互相印证，是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的经典之作。李元洛，诗歌评论家。 湖南长沙人。1960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海西宁一中、湖南湘阴县一、二中、岳阳师范专科学校教师。1979年调湖南省文联，历任《湘江文学》评论组副组长、组长，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副主席、创作研究室主任，湘潭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湖南省文联主席团成员、副主席，湖南师范大学名誉教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政协湖南省第六、七届常委。长期从事诗歌理论和艺术的研究。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学漫笔》、《诗卷长留天地间——论郭小川的诗》、《楚诗词艺术欣赏》、《诗美学》、《千叶红芙蓉——历代民间爱情诗词曲三百首》等著作11部，散文集《吹箫说剑》等六部。《诗歌漫论》获1981年湖南省文学艺术创作评论专著奖，《李元洛文学评论选》获1986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研究成果奖，《诗美学》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散文集《宋词之旅》获湖南省第二届毛泽东文学奖，散文《月光奏鸣曲》获第五届中国广播文艺奖一等奖。 2012年5月，当选为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顾问。前二十年，粉笔灰纷纷扬扬，落湿了中学与师专讲的无数讲台；后二十年，蓝墨水潺潺汩汩，灌溉了难以计数的稿纸田亩。心仪文学，背向文坛。身居闹市，向往山林。努力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祈望不惟提升自我，而且有益人身。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诗美学》巨著，系统探讨了诗的思想美、感情美、意象美、意境美、想象美、时空美、阳刚美与阴柔美、含蓄美、通感美、语言美、自然美、诗艺中西交融之美等诗歌美学中一系列重要问题，真可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庞朴全国青创会在京举行，文学浙军青年方阵发出浙江声音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裘晟佳/文 通讯员 谢赛男/摄9月19日，省作协召开全国青创会浙江代表团行前动员会，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党组成员、秘书长晋杜娟，与10余位青年作家代表参加座谈交流。出席本次全国青创会的浙江青年作家代表共13人，主要从“新荷计划”青年作家人才库中遴选，为我省诗歌、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网络文学、报告文学、评论等各创作门类的代表性青年作家（编辑）。代表年龄均在40周岁以下，其中80后作家占61%，成为本次浙江代表团的主力。另有3名70后实力青年作家，以及90后、00后新秀，年龄最小为17岁的在校学生作家。动员会上，代表们满怀希望和激情，畅谈了即将赴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盛会的感受。大家表达了担当青年作家的使命责任，积极向全国各地代表学习，树立浙江青年作家形象的强烈意愿，及对青创会重要性的认识。【13位青年作家组成代表团，动员会上述心声】曾创作多部优秀小说作品的雷默、徐衎等表示，要不忘初心，以这次青创会为契机，进一步寻找、补足差距，提升创作水平。梦入神机、疯丢子等青年网络作家代表，则为时代的发展、国家进步所鼓舞，认为浙江省网络作协的成立和省作协领导的关心让网络作家有归属感，并为浙江的网络文学发展、网络文学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感到自豪，表示浙江是改革开放的潮头，浙江的网络作家要勇立潮头，写好作品，把好的价值观传递给读者。孙玉虎、祁媛、赵霞等认为，作为青年作家更要努力进步，思考如何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并探讨了新时代以来儿童文学的发展，及儿童文学写作的边界、责任意识、精品意识。张巧慧、江离、魏丽敏等作家认为，作为一名浙江作家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建立是一个持续化的过程，作家要通过作品发出真实的声音，发挥出文学的意义，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贡献自身价值。同时，也要在文学编辑、文学组织工作岗位上发挥好作用，推动更多浙江青年作家发展。臧军书记肯定了青年作家代表们的发言。他指出，我们进入了新时代和文学的好时代，青年强则国家强。他用鲜活的事例现身说法，鼓励浙江青年作家做到自信、自强、自律，紧跟时代发展，担当使命，不断提升创作水平。【青创会促进浙江文学发展，代表团发出浙江声音】省作协副巡视员、党组副书记曹启文，曾于5年前带领13名浙江青年作家，参加了第七次全国青创会。曹启文介绍，上次青创会结束后，推动促进了浙江文学发展的两大成果。一是推动了浙江青年作家群的成型、成长、成熟。深化实施“新荷计划”，出作品出人才出影响，文学青年人才培养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二是在上次青创会期间，酝酿筹备网络作协组织，随后成立全国首家省级网络作协，5年里不断扩大协会的组织力覆盖面和影响力，工作也走在全国前列。因此，浙江文学工作的两大成果，与全国青创会分不开的。借全国青创会的东风，浙江青年作家要在新的起的上，作出思考。要以当代中国青年作家的名义，思考个人的时代定标，深切而积极拥抱这个伟大时代，感受人民悲喜，传递人民心声，描绘人民梦想；要以当代中国青年作家的名义，思考个人的价值定标，力戒浮躁，坚守理想和情怀，志存高远；要以当代中国青年作家的名义，思考个人的创作定标，守正守心，创新创造，对标文学经典，向高峰迈进！接下来，省作协将启动实施“精品扶持工程”“名家造就工程”“网络文学提升工程”，启动实施新一轮“青年作家培养新荷计划”，创造条件出台举措搭建平台，进一步推进浙江青年作家创作与成长。截止记者发稿前，浙江青年作家代表团13位团员，正在曹启文的带领下，与全国300余位青年作家一起参加全国青创会，展现文学浙军青年方阵朝气蓬勃的形象，讲好浙江故事，发出浙江声音。青创会期间，我省代表天蚕土豆还参加了同时举办的全国推进文艺创作研修班座谈会。他代表青年作家、网络作家在发言中说，“无论是在纸质书写的时代还是用电脑写作网络发表，我们的每一个字都是一种力量。多少年以后，当史学家记录这段网络文学的发展历史，他们将看到我们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当评论家讲述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他们用的词汇将是‘陶冶情操’‘引领风尚’；当大众说起网络文学，他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这是我们每一位网络作家努力方向和责任担当。”【青创会作家代表简介】（按年龄排序）张巧慧（女）：笔名张木木，1978年2月13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慈溪市文联副主席兼陈之佛艺术馆馆长。文学作品刊发于《人民文学》《诗刊》《十月》《诗探索》《青年文学》《星星》《作家》《民族文学》等几十种文学刊物，参加中国作协《诗刊》社第30届青春诗会；诗集《缺席》获浙江青年文学之星优秀作品奖；获2015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於梨华青年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参加鲁迅文学院第31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出版有诗集四本，散文集一本。2018年报告文学《匠心》列入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创作项目。诗歌作品多次参加由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诗刊社、省作协、宁波文联、宁波作协等部门单位组织的研讨会；多次参加文化部、中国作协、诗刊社、鲁迅文学院组织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两岸青年诗人座谈会、中缅作家交流、中罗作家交流等活动，数次作代表发言。吕群峰，笔名江离，1978年12月31日出生，《江南》杂志社《江南诗》编辑部主任,浙江省作协会员。著有诗集《忍冬花的黄昏》（浙江省文学院青年作家文库，2012年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不确定的群山》（《诗刊》第29届青春诗会诗丛，2013年出版，漓江出版社）；2002年与友人创办民间诗刊《野外》，迄今共出刊13期，2003年创办“野外诗歌沙龙”，迄今共举办70余次。2010年参与创办《诗建设》，迄今共出刊25期。2008年进入《江南》杂志社工作，主要从事诗歌编辑。作品曾获刘丽安诗歌奖、浙江省优秀青年文学作品奖、2012-2014年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第二届海子诗歌奖提名奖、首届骆宾王青年文艺奖等。俞云灿，笔名雷默，1979年10月1日出生，《文学港》杂志编辑部任主任，宁波市作家协会秘书长，中国作协会员。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刊物发表小说八十余万字，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选载，作品分别入选《2016年度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贺绍俊主编）、《2017中国年度短篇小说》（漓江出版社）、《2017年度中国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中国短篇小说年选》（花城出版社）、2017《小说选刊》精品选（作家出版社）等多种选本。中篇小说《追火车的人》《祖母复活》被改编成电影，出版有《黑暗来临》《气味》《追火车的人》，其中《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在美国出版。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信》《告密》《深蓝》《祖先与小丑》《你好，妈妈》等，中篇小说《追火车的人》《祖母复活》等。曾入选浙江省首批青年作家人才库，连续五年获得浙江省重点期刊发表一等奖，浙江省优秀青年作品奖（2014年度），2015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入围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麻华娟（女），笔名草白，1981年8月3日出生，浙江省作协会员。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写作。作品散见《上海文学》《作家》《钟山》《天涯》《青年文学》等刊，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曾获第25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广西文学奖及储吉旺文学奖优秀作品奖等。出版有小说集《我是格格巫》、非虚构作品集《童年不会消失》等。赵霞（女），1981年10月17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出版个人学术著作有《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当代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审美研究》《思想的旅程——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理论观察与研究》《幼年的诗学》《童年的文化影像》《童年的秘密与书写》、散文集《我的湖》（获2017年“冰心儿童图书奖”,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7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翻译学术译著《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童话集《安徒生童话》等。曾在《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浙江社会科学》《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文艺报》《教育史与儿童文献》（英文）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及评论文章约150篇。王钟，笔名梦入神机，1984年9月13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网络文学作家。2006年2月在起点中文网进行创作，先后创作了古典神话小说《佛本事道》共200万字。现实题材中国功夫小说《龙蛇演义》230万字。阐述诸子百家易经哲理的架空历史小说《阳神》，字数300万。后于2010年转会纵横中文网，创作了玄幻神魔志怪《永生》500万字，东方玄幻小说《圣王》500万字，科幻小说《星河大帝》300万字，架空历史玄幻小说《龙符》360万字。目前正在创作现实题材中国功夫小说《点道为止》。从事网络文学创作已有十二年。祁媛（女），1986年3月15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第五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中篇小说《我准备不发疯》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获第四届郁达夫中篇小说提名奖。获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获“2016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2016年十月短篇小说奖”，“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出版小说集三部。魏丽敏（女），1986年7月29日出生，《浙江作家》杂志编辑部主任，浙江省作协会员。已出版人物传记《漫画大师——丁聪传》《漫画一生一生漫画——华君武传》《忽然来不及——三毛传》三部，现有随笔集《富士山与西子湖的对望——浙江作家与日本》即将出版。另有小说、散文、评论被收入各类文集。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书屋》《文汇读书周报》《名作欣赏》《环球人物》等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多篇。孙玉虎，1987年1月1日出生，浙江省作协会员，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编审。已出版儿童小说集《我中了一枪》、桥梁书《遇见空空如也》、图画书《其实我是一条鱼》《那只打呼噜的狮子》《那条打喷嚏的龙》等。曾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国语日报》牧笛奖首奖、青铜葵花图画书奖银葵花奖、信谊图画书奖佳作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儿童文学》金近奖等。 徐衎，1989年7月22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南开大学201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中国作协会员，2016年浙江省“新荷十家”，2018年获第五届“人民文学紫金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2018年7月参加“2018清华大学青年作家工作坊”；曾获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中短篇小说见《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江南》、《西湖》、《长江文艺》、《青年文学》、《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小米村断代史》。 李虎，笔名天蚕土豆，1989年12月28日出生，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作品主要有《斗破苍穹》《武动乾坤》《大主宰》系列。作品总点击量高，销售量大，改编成电影、游戏等其他类型的网络文艺作品，受欢迎程度高。长篇玄幻小说《斗破苍穹》在起点中文网高达1亿4千多万的点击率，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网累计29亿总点击，创网文界纪录；2012 年创作《武动乾坤》，起点中文网点击达6000多万次，实体书销售过百万册；2013年的新作品《大主宰》，在起点中文网连载点击量已破3000万次，实体书销售过300万册。2017年7月，胡润研究院联合国内IP版权运营机构猫片发布原创文学IP价值榜，天蚕土豆作品《斗破苍穹》位列排行榜第一。祝敏绮，笔名疯丢子，1990年10月30日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网络文学作家。自2006年开始写作至今，创作字数达500余万字，有代表作品《战起1938》《同学两亿岁》《百年家书》等近20部，多数作品已实体出版。其中，《百年家书》被列入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2016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名单”；获得由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网络文学双年奖”银奖。汪芦川，2001年5月11日出生，浙江省衢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学生，校辩论社副社长。浙江省作协会员。先后在《十月·少年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国校园文学》《东方少年》《少年作家》《语文报》《衢州日报》《民工文化报》等报刊发表作品60余篇。先后获得省级以上写作大赛奖励18次，其中获得冰心作文奖三次，获得全国孙犁散文新人新作奖，入围浙江省第六批“新荷人才”计划。作品屡次入选《浙江省儿童文学作品精选》《冰心作文奖获奖作品集》《冰心奖获奖作家年度优秀作品选》《时文精选》等书。已出版并在全国公开发行个人散文集《妈妈的麻花辫》（2018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与儿童文学作家毛芦芦的作品组成了“母女书”，深受小读者的欢迎，也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一定反响。【青创会代表结构】总人数：13人男女比例：男：6人 女：7人创作类型：小说（4人）：雷默、草白、祁媛、徐衎诗歌（2人）：张巧慧、江离散文（3人）：张巧慧、草白、赵霞报告文学（1人）：魏丽敏儿童文学（3人）：赵霞、孙玉虎、汪芦川网络文学（3人）：梦入神机、天蚕土豆、疯丢子文学评论（1人）：赵霞年龄结构：70后（3人）：张巧慧、江离、雷默80后（8人）：梦入神机、天蚕土豆、赵霞、孙玉虎、草白、祁媛、徐衎、魏丽敏90后（1人）：疯丢子00后（1人）：汪芦川中国作协会员（8人）：张巧慧、雷默、赵霞、梦入神机、祁媛、天蚕土豆、徐衎、疯丢子浙江作协会员（5人）：江离、草白、魏丽敏、孙玉虎、汪芦川新文学群体（网络文学和自由撰稿人，4人）：梦入神机、天蚕土豆、疯丢子、草白
爱简单全国首届书法大赛，发掘大批书法精英，他们已成为书坛的中流砥柱
1981年国家教委等部委举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是改革开放后举办的首次书法大赛，担任评委的是启功、赵朴初、舒同、费我新、商承祚、萧娴、沈延毅等老一辈著名书法家。此次书法大赛共有129名大学生获奖（其中30人获一等奖，39人获二等奖，50人获三等奖）。此次书法大赛空前绝后，影响深远，发现造就了大批书法精英，其中包括中国书协现任副主席包俊宜、陈振濂、顾亚龙等多位名家。37年以来，共有近100多获奖者成长为书法家， 30多人担任过各省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和副主席，成为中国书坛的中流砥柱。 本文精选出其中的部分代表，供书法爱好者欣赏他们的书法艺术。 1、李跃年 李跃年，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1982年毕业于福建师大美术系，毕业后任教于集美大学美术系，后改行研究室内设计，是全国资深设计师、高级室内设计师，设计作品多次获得大奖。2、曹宝麟 曹宝麟，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古代汉语专业，。曾获全国第五届书法展"全国奖"， "兰亭奖"一等奖，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学者。现为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沧浪书社社员、国际书协副主席，曾任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3、蒋 进 蒋进，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198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留校任教，曾担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副教授、主任助理、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成员、日本歧阜女子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3月17日因病去世，享年47岁。4、王卫明 王卫明，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86年作为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专业研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作品被选送日本、苏联、法国、罗马尼亚、马里、尼泊尔等国家展出作品参加全国第一、二、三届书法篆刻展。 5、包俊宜 包俊宜，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1982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6、彭 洋 彭洋，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1982年毕业于广西大学中文系。历任广西文联党组秘书，《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广西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会长，南方文坛杂志社社长，广西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岭南印社社长、广西北部湾书画院常务副院长。 7、白谦慎 白谦慎，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哈佛大学艺术史系客座教授。 8、王冬龄 王冬龄，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著名书法家。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协理事，浙江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书法进修学院副院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客座教授。 王冬龄，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著名书法家。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协理事，浙江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书法进修学院副院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客座教授。 9、马千云 马千云，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现为甘肃省书协鉴定委员会秘书长，甘肃穆斯林书画摄影学会副会长，著名书法家，古书画鉴赏家。其以超绝凡人的意志，历时三年，金书完成王静斋阿訇的汉译《古兰经》（用手工研制的泥金金粉写于特种净皮瓷青宣纸之上），获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金书之最”证书，在国内外影响巨大 10、沈培方 沈培方，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曾任上海浦东新区书法家协会主席，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审，《书法研究》主编。书法入选国内外各种重大展览，收入数十种重要专集、选集。作品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中国书画集锦》、《当代著名书法家作品赏析》、《中南海珍藏书法集》等，或在多种专业报刊发表，被多处博物馆、纪念馆、风景名胜区收藏及碑刻。2017年9月22日，沈培方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逝世，享年68岁。 11、王继安 王继安，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徐州师院 ，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教育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书法专业教育委员会副主席，江苏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直书协副秘书长，南京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2、鲍贤伦 鲍贤伦，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贵州大学，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隶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13、王刘纯 王刘纯，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字学会会员，曾任河南省教育书法协会秘书长。现为河南大学书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编审。专著有《通用书法教程》、《硬笔字书写技法》、《高适岑参选集》等。14、唐长日唐长日，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1982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书法受业于伍纯道教授，并得启功、萧娴诸先生指教，其作品雄逸朴茂、大巧若拙，尤擅榜书及浓淡墨写意。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会员、广西高校教师书协副主席、桂林市职工书法协会主席、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15、李杰 李杰，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 1982年初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宿州学院艺术系教授。16、崔寒柏 崔寒柏，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天津医学院，作品入选首届全球华人书画大展，全国第四届、八届书法篆刻展，第四届正书展，，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美国兰亭笔会秘书长。 17、刘鹤文 刘鹤文，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天津师院，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督导、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编辑学，中国文化传播，书法理论。 18、肖安民 肖安民，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湖北轻工业学院，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北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美术院特聘画家，湖北中国画研究院名誉院长，武汉电视台《长江写艺》节目艺术总监，《长江写艺》报纸特刊艺术顾问；现任湖北省三峡办（经协办）主任，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作品被部分博物馆、纪念馆、碑林收藏及刻碑，作品收入《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大成》、《中国美术年鉴》、《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第四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览集》。 19、朱晓东 朱晓东，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为上海韩天衡美术馆馆长，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秘书长，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客座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20、丁竹君 丁竹君，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国画系。现为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专项津贴，出版个人画集五部。 21、陈振濂 陈振濂，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二等奖获得者。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 22、顾亚龙 顾亚龙，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三等奖获得者。1982年毕业于宁夏大学，。1991年至今在山东省文联工作，现为中书法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书协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