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杂志社

西师出版社助力重庆文化发展综述之六文丨张 昊重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创作成果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养料和素材。文学研究不仅能探寻、追溯既有文学成果的历史脉络，总结文学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也可以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尤其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学研究，对于当地文化建设、文学创作更是具有独特的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向来秉持“立足巴渝、扎根巴渝、服务巴渝”的出版理念，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与学术资源，推出了一系列以历代重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图书，也推出了诸多重庆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文人墨客都在重庆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杜甫是其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历代重庆诗词研究、杜甫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重庆文脉的梳理。蓝锡麟的《“狂夫”杜甫》以杜甫的诗歌为线索，抓住杜甫性格和诗歌中的“狂”，以诗论诗，由诗观人，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可读性。刘明华主编的论文集《杜诗学与重庆文化》，是学界对杜诗学与重庆文化的多元打量，对杜甫研究和重庆文化研究都具有独特意义。即将出版的《巴渝诗话》是蓝锡麟的新著，以散文笔法对历史上和重庆有关的诗词进行了细致的疏证、解读，以故事的方式讲述重庆的诗意，是学术普及的有益尝试。川剧文学的创作是川剧发展的根基，其百年来的发展，既根植于传统，又不断吸纳现代经验，形成新的传统，现代特征和气质愈发凸显，带来了川剧的新生。周津菁的《走向现代的川剧文学》是一部研究现代川剧文学的学术著作，该书审视百年来川剧文学创作，细读大量的剧作文本，既厘清了它的传统源流和发展脉络，又呼唤川剧的现代化。抗战时期大量的文人名流聚居重庆，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老舍的《四世同堂》有相当篇幅是在北碚写就的，1944年重庆版《四世同堂》是该书重要的版本之一，《老舍四世同堂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是纪念该版本问世七十周年的论文集，从文学、版本学、历史学等角度解读了《四世同堂》。吕进等的《重庆抗战诗歌研究》，从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现状、时代特色、诗歌阵地、诗歌组织、诗学观念、文体形式等方面对重庆抗战诗歌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是抗战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红岩》杂志是重庆的重要文学期刊，为重庆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黄洁、刘阳的《新时期〈红岩〉杂志的旗帜与道路》结合丰富的一手资料，分析了新时期《红岩》杂志的生态环境及其生存状态，对刊物的编辑方针、价值取向、作家作品、编辑队伍等进行了讨论，既观照了重庆文学、文学期刊的发展轨迹，也讨论了重庆文学期刊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西师出版社依托西南大学的学术资源，关注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专家，不断推出他们的优秀成果，先后出版了《吕进诗论选》（1995）、《现代文学沉思录》（吕进主编，1999）、《西南师范大学50年诗选》（吕进主编，2000）、《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吕进主编，8种，2002）、《中国新诗研究二十年》书系（吕进、蒋登科主编，3种4册，2006）、《九叶诗人论稿》（蒋登科著，2006）、《吕进文存》（4卷，2009）、《重庆新诗的多元景观》（蒋登科著，2017）等。即将出版的“雨僧文库”，由西南大学文学院组织编选，收录了徐无闻、曹慕樊、杨欣安、刘又辛、曹廷华、胡润森、苏光文、翟时雨等13位前辈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其中有多部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省市级奖项并已绝版多年，本次重新编选、校勘出版，定能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增添重要的养料。西师出版社还关注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学者，2018年出版了由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组织编选的吕进诗学研究系列图书，蒋登科主编的《上园派研究资料选》汇编了已经成为历史的“上园派”的研究资料，可以为新时期诗歌、诗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史料；向天渊主编的《吕进诗学思想研究》将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吕进诗学论著及诗学观念的评述、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整合；泰国诗人曾心主编的《吕进：诗学隽语与泰华文学》以西师出版社出版的《吕进文存》为蓝本，以语录体方式摘编精彩观点，分为“诗美篇”“诗歌分类篇”“吕进论泰华诗歌文论选”三个部分，从中可以感受到吕进诗学研究的国际影响；熊辉主编的《人淡如菊：漫话吕进先生》是一本散文随笔集，可以让人触摸到人情与人性的温度。在文学发展中，文学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优秀的研究成果往往以开阔的视野、丰富的资料、独特的理论对文学发展的规律、特点、得失等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既是对过去创作的总结，也可以对当下和今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今后，西师出版社在关注重庆文学发展的同时，将继续关注重庆文学的研究，为繁荣发展学术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部分文学研究书目《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8种《吕进诗论选》，吕进著《吕进文存》4卷，吕进著《老舍<四世同堂>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重庆市北碚区博物馆编《杜诗学与重庆文化》 刘明华主编《“狂夫”杜甫》，蓝锡麟著《重庆抗战诗歌研究》，吕进等著《重庆新诗的多元景观》，蒋登科著《新时期<红岩>杂志的旗帜与道路》，黄洁、刘阳著《走向现代的川剧文学》 周津菁著《吕进：诗学隽语与泰华诗歌》，曾心主编《上园派研究资料选》，蒋登科主编《吕进诗学思想研究》，向天渊主编《人淡如菊：漫话吕进先生》，熊辉主编

02:27中国小康网讯 记者鄂璠 不习惯穿正装的何建明在2020年12月11日这天打了个领带——不是因为他的生日，而是这一天，何建明文学研究院揭牌成立。“上海是一个英雄的城市，也是曾经创造中国红色文化高原时代的城市，今天的上海更是有着无限魅力的城市，拥有丰富的文学宝藏。”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研究院的揭牌成立仪式上说。近年来，何建明将创作目光聚焦于上海，接连奉献了多部优秀作品。《革命者》近期入选中宣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浦东史诗》在中国作协首次向社会发布的“记录小康”主题创作推荐书单中榜上有名，《第一时间》《上海表情》也都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在上海揭牌成立的何建明文学研究院也是国内首个以当代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学术研究机构。“我愿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才能，为上海、为祖国写出更好的作品，也愿意把自己积累与实践的创作经验奉献出来，与上海作家一起创造当代中国的文学高峰。”何建明表示。作为一名作家，何建明将书写当代、书写中国、写中国最好的故事，视为自己的责任所在。2017年，何建明获得“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杰出贡献人物”奖项，一直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代言的何建明认为，文学参与社会建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视频剪辑宋温馨 文案鄂璠)

2020年，有哪些好书曾陪您走过？1月12日，作家出版社召开年度好书终评会。2020年度好书终评结果在京揭晓。00:34据悉，为向广大读者展示2020年度优秀图书作品及在文学出版领域取得的优异成果，作家出版社成立年度好书评选工作小组，从其2020年1月至12月出版的图书中初评出了32种年度好书候选图书，并于2020年12月29日至2021年1月4日进行了网络投票，得到了读者朋友的踊跃参与。图：20本年度好书封面本届终评评委阵容强大，由著名文学评论家、知名文学期刊主编等组成。最终，经过专家评委评选，并综合读者网络投票情况，评出了作家出版社2020年年度好书20种。图：年度好书评选现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总编辑杨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李一鸣，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文艺报》总编梁鸿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小说选刊》主编徐坤，《中国作家》原主编、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顾问王山，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黄宾堂，《小说选刊》原副主编、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顾问王干参加本次终评会议。会议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主持，参评图书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松介绍。　　图：评委团队2020年度好书简介（部分）：生死守护内容简介：“人民作家”张平2020年度新作《生死守护》。女工绘内容简介：被称作文坛“短篇王”的作家刘庆邦2020年的长篇新作。吉祥的天空内容简介：《吉祥的天空》延续了张之路《吉祥时光》悠长舒缓平和的风格，细致地刻画了北京男孩吉祥的中学生活。拖把军团内容简介：“皮卡兄弟”系列图书是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校园成长小说代表作。该系列丛书讲述了围绕皮达、皮卡兄弟所发生的二十多个取自真实生活的幽默故事，包括裸睡、旅行、骑车、理发等生活趣事，也有兄弟情、父子情、师生情等动人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动物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点滴感动，再次传递出曹文轩“追随永恒”的大家气质与文学魅力。阅读的艺术内容简介：阅读的艺术，就是我们怎样看待阅读，如何阅读，读什么。本书包含四个部分，即阅读的哲思、阅读的方法、阅读的随想和阅读的笔记。俗世奇人（叁）内容简介：冯骥才延续《俗世奇人》壹、贰风格，由十八个短篇小说连缀构成，描写清末民初天津卫的乡土异士和市井奇人，深入挖掘其间百姓的地域性格，进而展示蕴藏其中的地域文化，篇篇短小精妙，回味无穷。徐小斌经典书系内容简介：“徐小斌经典书系”共十四卷、十五本书，包括六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一部散文随笔集、一部艺术随笔集、一部影视剧本集和《虎符传奇》这个电视剧本，《虎符传奇》分上下两卷。笑的风内容简介：《笑的风》是王蒙先生的2020最新长篇。20世纪50年代末，贫农高中生傅大成在春天的一个夜晚，忽闻风中传来女子银铃般的笑声，青春情致骤然萌发，写下一首诗歌《笑的风》，从此开启他幸而不幸、不幸而幸、似荣光又似晦暗的尴尬一生。烟火内容简介：作家王松创作的长篇小说《烟火》从1840年的天津写起，到新中国成立，时间的跨度是一百余年。故事是从天津老城的北门外一个叫“侯家后”的胡同开始的。天津的民俗，风俗，市井文化，各色小人物，在历史风云翻卷的背景下，如一幅长长的图卷徐徐展开。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内容简介：丛书共包含10部作品：《国家温度》《耕梦索洛湾》《出泥淖记》《爱的礼物》《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春风已度玉门关》《太阳出来喜洋洋》《两根丝连接一片民族情》《明月照深林》《决战柯坪》。暂坐内容简介：《暂坐》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以西安城为背景，讲述了一群独立奋斗的都市女性在心灵上相互依偎的故事。以生病住院直到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以暂坐茶庄的老板海若为中心，刻画了红楼群芳般的众生相。她们神秘着，美丽着，聚散往来之间，既深深吸引人，又令人捉摸不透。妇女简史内容简介：《妇女简史》由《敦煌》《乐师》构成，分别发表于《十月》和《收获》。大河初心内容简介：本书作者从崭新而宏阔的视角，重返历史现场披沙拣金，探骊得珠，艺术而全面地还原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跨世纪接续铸造焦裕禄精神的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为新时代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奉上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上海表情内容简介：年初，作家何建明因疫情意外被留在了上海。在这“被留”的百余天里，他亲身经历了上海抗疫工作从开展到取得成效的过程。下午内容简介：陶文瑜的小说题材多以自己生活的苏州为大背景，既有家长里短的《夫妻》《六楼看下去》《明晚电视》等篇目，也有洋溢侠气的《寒山寺》《棋道》等篇目。抗“疫”者说内容简介：《抗“疫”者说》就是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期间，一本来自疫情重灾区湖北的抗“疫”笔记，也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抗“疫”鲜活样本和报告。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吴波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 吴波广州日报全媒体视频记者 吴波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戴雨静通讯员 刘强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在纸质办刊时代，作家与期刊编辑的关系，就像电影《天才捕手》（2016）讲述的作家与图书编辑一样。在该剧中，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被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看中并推出的故事。后者也曾发掘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在那时候，文学与文学期刊、作家与文学编辑的命运之紧密也显而易见。比如，在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正是因为一批文学期刊的诞生或复刊，才产生了一群影响深远的作家。他们同样成就了文学期刊的地位。两者共同参与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进程。阅读在变革，我们都得革新。而在内容上，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一代作家的先锋性无论是否在减弱，就像朱燕玲所说，文学“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花城》丛刊第1期封面，图为徐匡木刻作品《草原诗篇》。在前互联网时代，作家的作品要被广泛阅读，主要通过报刊和出版两种媒介。因而，中国当代文坛的崛起，与文学期刊的发展几乎同步，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依靠文学杂志发表和成名，而杂志也有赖于优秀的作品赢得读者和市场。现在被人们所热衷谈论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和文化热，实际上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中国文坛诞生了此后影响深远的众多文学和文化期刊，包括《十月》（1978）《钟山》（1978）《花城》（1979）《当代》（1979）和《读书》（1979）等等，由巴金和靳以在50年代创办的老牌文学杂志《收获》也在1979年复刊。作家往往最早嗅到社会坚冰解冻的气息。在短时间内，文学期刊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兴起，它们为当代文学的萌芽壮大提供了阳光和沃土，一大批新生代作家通过文学期刊被读者所认识和接受，来自西方的实验性写作，也被中国作家们“活学活用”，以“先锋文学”的名义在文学期刊上轮番登场。文学杂志一度成为文学青年手中的标配，成为市面上的紧俏商品，每期杂志轻轻松松可以卖出数十万份。其间，最突出的代表当属《收获》《花城》《当代》《十月》，它们被评论家誉为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如今公众耳熟能详的那些当代作家，最初都是通过这些杂志走入读者的视野。今年10月，《花城》杂志社在北京举办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王蒙、格非、毕飞宇、张抗抗、叶兆言、李敬泽、林白、李洱、西川、北村、梁鸿、阿乙、潘军、张清华、何平等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齐聚现代文学馆，畅谈与《花城》杂志数十年的情谊，以及《花城》作为文学重镇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特殊贡献。“先锋性”是众人在评价《花城》杂志时重复次数最多的关键词，也是《花城》区别于其他刊物的重要特点。作家们谈到，许多颇具实验性的作品，在其他地方发表不了，但是《花城》勇于冒险尝试。《花城》也敢于力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比如毕飞宇等人的处女作都发表于《花城》，至今，每期仍设有“花城关注”栏目，致力于发掘新生代的写作者。《花城》的四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期刊的一个缩影，文学期刊曾牢牢掌握着文学市场的话语权，而今，尽管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但曾经的地位已然被自媒体和网络文学所挑战，那么，文学期刊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关于《花城》的发展历程，以及文学期刊在未来的命运，新京报记者专访了《花城》的主编朱燕玲。她于1985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花城》，此后三十余年再也没有离开过，如今，她主持下的《花城》面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挑战，我们从《花城》的转型因应之道，也可以管窥文学期刊的共同命运。朱燕玲，《花城》杂志主编，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过大量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并策划和编辑“蓝色东欧”大型译丛。“先锋精神”是寻求文学变革的内在力量新京报：《花城》于1979年创办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作为一本纯文学期刊，它一直带有突出的先锋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了大量先锋作家的实验性作品，而且至今依然致力于发掘优质的新生代作家，这种先锋性或许也是《花城》从众多文学期刊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在一种文体或叙事手法尚未被读者普遍接受之时，过于先锋前卫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花城》是如何将先锋性一以贯之的？这与广州相对开放的思想和舆论环境是否有关？朱燕玲：当然密切相关。《花城》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热潮之中，凤凰卫视曾经用“应运而生”来形容她，她扎根于开放拓新的岭南文化土壤，汲取广东“开风气之先”的改革精神，借助地理上毗邻港澳的优势，率先为中国文学界打开了南窗，向读者介绍港台与海外文学作品与思潮。我更愿意将“先锋”理解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不懈地寻求变革的内在力量。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去理解《花城》，就能看到她一以贯之的“先锋性”：在上世纪80年代，她表现为突出的启蒙性、思想性和现实性；在90年代，她表现为鲜明的实验性；在新世纪后，她表现为多元性和融合性。变化有之，但始终没有丧失的，是关注中国现实、关注文学现场、关注未来人类命运的热情和勇气。1979年，《花城》丛刊第4期封面，林墉画作《春》，秦咢生题字。《庐山恋》发表于这一期。在人们对商品经济仍然抱有疑惑的时候，《花城》率先刊发了改革开放代表之作《庐山恋》和《“雅马哈”鱼档》。这两部作品随后拍摄成同名影片得以公映，《庐山恋》当年的银幕第一吻，可谓惊天动地，成为青年男女的爱情典范，创下连续放映6300多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雅马哈”鱼档》聚焦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广东个体户，他们敢想、敢闯、敢干，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变，从不起眼的“街边仔”，到令人羡慕的“万元户”，展现了广州城立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缤纷与活力，热播后轰动全国。《庐山恋》（1980）剧照。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遭到冷遇、多次被退稿的时候，《花城》力排众议，对其予以充分肯定，在1986年第6期全文刊发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并在刊发后为其举办了一个大型作品研讨会，还将第四届花城文学奖授予路遥。90年代后，《花城》接过先锋文学的旗帜，敢于推陈出新，成为先锋文学的重镇与青年作家的摇篮，以及到今天提出“文学策展”办刊理念，都是《花城》敢于立于潮头的表现。新京报：《花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参与者，时代在变化，文学的主题、叙事方式、审美标准也都在不断变化，你如何描述这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图景的变迁？以及如何评价《花城》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朱燕玲：《花城》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也和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同构，她既是众声之一，也是独一无二的声部。《花城》首发过许多在文学史上留下重要地位的作品，如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白银时代》、顾城《英儿》、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王蒙《这边风景》、章以武与黄锦鸿《“雅马哈”鱼档》、残雪《新世纪爱情故事》、莫言《父亲在民伕连里》《我们的七叔》、王安忆《考工记》、韩少功《修改过程》、迟子建《树下》、阿来《行刑人尔依》、阎连科《日光流年》、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欧阳江河《泰姬陵之泪》《凤凰》、王朔《给我顶住》《谁比谁傻多少》、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枕黄记》、刘亮程《捎话》、李洱《花腔》等等。《花城》杂志1997年第1期刊登池莉、陈染、张承志、史铁生等作家文章。它们成就了作家个人，也成为了文学史的一部分。在很多时候，《花城》起的作用，是在作家们刚刚起步的时候，给他们有力的支持，给他们舞台。比如，当王小波在文学界还籍籍无名的时候，《花城》就连续刊登他的作品，又比如，林白、陈染、毕飞宇、李洱、东西、艾伟、吕新、北村等的成名，皆是从《花城》起步。同样，《花城》为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新生代、后先锋写作也提供了重要的阵地。优秀的文学期刊往往体现了一个时代的风骨，它折射了时代语境的变化，也通过刊选的作品展现出中国作家的文学姿态和思想表达。1989年，珠海白蕂湖度假村，《花城》编辑部与作家莫言（右四）等人合影。把文学期刊想象成一个展示文学的艺术馆新京报：四十年来，《花城》的办刊风格、选文标准是否有作出过调整？你认为，一本文学期刊，哪些东西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哪些东西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朱燕玲：一本刊物的风格既体现着时局和文坛大势，也明显体现着主编个人的审美趣味。《花城》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经历了多任主编，从办刊风格和选文标准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丛刊时期（1979年第1期到1980年第4期），丛刊时期的七期本着“解放思想、博采广收、新鲜活泼”的办刊宗旨，奠定了《花城》的发展基础。此时的《花城》无疑秉持了“立场高于名家”的策略，努力在思想上、艺术手法上冲破禁区，努力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栏目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开放性。《花城》丛刊时期第7期封底：何岸，油画。1981年花城出版社成立，办刊方针和办社方针达成一致，即“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借助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设置了“香港通讯”、“海外风信”、“外国文学”等栏目，推介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这在全国刊物中具有开创意义，率先打开了港澳台和外国文学的窗口，具有非常鲜明的“开窗”意识。进入90年代，杂志开始转型，更注重对小说形式的探索，追求一种自觉的文本意识。坚持纯文学，扛起先锋旗帜，成为“先锋文学的重要阵地”。这个阶段的《花城》，以“先锋守护者”的角色为90年代文学发现了大量重要作品，深度参与了“90年代文学”的建构与呈现。90年代《花城》小说栏目有一种很强的艺术判断的勇气，乐于发表新人力作。潜质作家的作品中具有一种尚未确定的可能性，它考验着编辑的艺术眼光和勇气。同时，90年代以后的《花城》，成为不同代际的作家形式实验的重要文学基地。新世纪后，应对新媒体时代，拓展思路，提出“文学策展”和多元融合的办刊理念，勇当文学现场的“报信人”。以“文学策展”的思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把文学期刊想象成一个展示文学的艺术馆，促使文学期刊成为整个文学生产、文学生态和文学现场中最具活力的公共空间。一个刊物的表现方式可以与时俱进，而内在的精神与编辑立场需要持之以恒。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为王”永远不会过时，而对内容的追求，我们秉持一以贯之的态度，即文学性、艺术性为第一要义。新京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到今天纯文学热退潮、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等类型文学异军突起，文学的读者群体在发生变化。作为文学期刊主编，要如何照顾不同读者群体的审美趣味？你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和影响？《花城》未来会刊登科幻小说吗？朱燕玲：纯文学从走下神坛到今天的小众化，是一个社会从非正常走向正常的历史必然，办刊者既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也需有自己的立场和坚持。我们要做的就是时刻关注文学现场的动态，研究并且取我所用。《花城》一直很关注新时代的语境变化，文学的方向就是青年人的方向。所以，必须了解青少年的趣味和爱好。2016年，《花城》与日本学者千野拓政牵手，推出“域外视角”专栏，分析解读中日韩青少年流行文化走向，以及东亚地区未来一代的文学表达。同时，又与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邵燕君及其博士研究生团队）携手合作，推出了“特约”栏目，从网络文学、游戏、宅文化、虚拟社会、爱豆文化等文化共性点切入，解读当下青少年的文学语境与精神归属。从2017年开始，又重点推出“花城关注”栏目，融此前“花城出发”栏目的年轻态和“实验文本”栏目的实验性为一体，邀请著名评论家何平担任主持人，希望通过这个栏目，寻找到中国当代文学中更具年轻特质和创意态度的写作，发掘更多文学新生力量。栏目突显前瞻性眼光与国际视野，致力拓展文学的边界，强调关注青年作家与新锐写作，关注跨界写作和跨界文化艺术，同时关注文学文本的各种创新及可能性，三年来好评如潮。“花城关注”突出问题意识，每期一个主题，三年来做了“影视”“剧本”“故乡书写”“科幻”（人工智能）“摇滚”等文学热点。所以，《花城》在2017年就刊发了科幻小说专辑，已陆续推出过郝景芳、陈楸帆、飞氘、宝树、糖匪等青年科幻作家的新作，还在南京先锋书店开过专门的科幻研讨会，也即将推出因此而生发的“超新星”系列科幻作品单行本。科幻作家们的创作及出版形态，对传统作家有很好的启示。新京报：随着发表和出版渠道的增加，传统的文学期刊不再拥有文学发表的垄断地位，文学期刊在文学市场中的话语权也在削弱，总体而言，文学期刊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如何？近年来，传统文学杂志的“触网”转型成为大势所趋，《花城》是如何适应阅读和传播方式的转变的？又遇到了哪些挑战？朱燕玲：近年来，《花城》除了传统媒体的常规化宣传，同时加大了新媒体平台建设和推广力度，比如，实现纸刊的网络销售，上线电子期刊，开设杂志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我们还和出版社一起，不断尝试进行数字化转型，包括电子版权的分发、对接影视版权、加强与读者的网络互动等，并打造了“爱花城”文学平台，试图建构一个覆盖文学阅读、社交互动、有声课程、比赛信息、稿件修改等功能的生态闭环。此外，还注重办刊与活动的结合，以“花城雅集”“花城笔会”“花城文学奖”等活动来扩大影响力。这个过程遇到很多困难，包括经费的可持续性、人员的专业程度，还包括如何将影响转化为人气，将人气转化为效益，有太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而仅就传统期刊的数字化转型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版权问题。长久以来，纯文学期刊的版权约定俗成为作者默认授权，即作者投稿默认为授权期刊刊用，并没有像图书出版那样形成合作签署制度，而版权法又明确规定期刊不拥有作品版权。如此，就给纯文学期刊的数字化和版权再利用带来授权不明确的难题。也就是说，期刊的大量投入：办刊经费、稿费开支等等，得到的只是一个作品的首发权。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摆渡人电影《天才捕手》（2016）讲述了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被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看中并推出的故事。后者也曾发掘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新京报：你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三十余年，如何看待编辑与作家的关系？编辑被誉为“天才的捕手”，也被嘲讽（或自嘲）为“为他人作嫁衣裳”，你如何看待编辑工作的价值感和成就感？《收获》主编程永新曾说，“编辑工作与写作是有矛盾的，《收获》编辑部的传统也不鼓励编辑写作”，你是否同意他的“矛盾说”？朱燕玲：作家和编辑常常是朋友和知音，尤其是发表作家处女作或早期作品的编辑，常被作家认为有知遇之恩，而编辑也会为发现了心仪的作品而倍有成就感。编辑工作的价值就在发现和推广。我也很认同程主编的说法。他指的显然是全身心投入的编辑，而身兼二职的人也比比皆是。编辑工作有很大的弹性，一本杂志如果只求填满版面，轻而易举；而要精益求精，则是无底深渊。而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上世纪90年代，《花城》杂志编辑部。左起：文能，侯卫红，杜渐坤，刘钦伟，朱燕玲，陈文彬。新京报：《花城》的作者群有很多知名作家，也有一些文学新人，你挑选作者和作品的标准是什么？三十多年来，你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有过变化吗？朱燕玲：我挑选作品的标准很朴素，就是单纯看作品，名人和无名者基本一视同仁，比较“铁面无私”，“不太会做人”；同时我不推崇也不排斥什么具体的流派，它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传统的，我的谱系很宽，能打动我就行。可是，对一个以看稿为职业的人来说，要被打动，谈何容易。它不仅有对技术的要求，还有对“三观”的要求。新京报：麦克斯·珀金斯曾说，“编辑可能只是让一部作品变得不一样，并不一定会让它更好。”当编辑和作者的意见发生分歧时，你处理的原则是什么？编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朱燕玲：当编辑与作者的意见发生分歧时，我们首先会提出非常真诚的意见，在最大程度保留作者风格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硬伤部分，或者是情节、人物设置可以更好的处理建议。如果作家无法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也会尊重作家的意见，如果觉得是小瑕疵，也就“文责自负”了，如果觉得有损全局，则只好遗憾不用。但我们遇到更多的情况是作家希望我们给出更多的修改意见，他们也很感谢我们提出的意见。编辑可以说是作家新作的第一读者，有义务跟作家一起，提高作品的完成度。一个优秀的文学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摆渡人，既要站在作家一边，也要站在读者一边，但更要站在历史一边，筛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之作。这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有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了解最前沿的创作动态和作品，甄别优劣，预判趋势；编辑还应该有亲和力，有包容心，能团结作家，广集人脉。严肃的文学批评为何式微？新京报：《花城》经常组织文学笔会和研讨活动，你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今，严肃的文学批评为何式微？朱燕玲：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当然，说好话容易，说坏话难，严肃文学批评的生存状态，其实就是社会包容性的一个折射。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貌似一团和气，这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回顾八九十年代，我们还是有过真正的批评，研讨会也曾会争得面红耳赤，一些诗歌会议甚至会争论得打起来。《花城》部分封面，该刊发表了王蒙、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王小波、张承志等人的作品。我想，一个原因是，现在的研讨会基本是机构组织的，比如出版社。出版社组织的目的是销售。而当年，文学书不愁卖，研讨就真的是为了研讨。此外，当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说话自然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自己。双方都有太多的羁绊——在快节奏的社会里疲于奔命的人，再也无力较真了。新京报：“花城关注”等栏目一直致力于推出文学新人，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的先锋性是否在减弱？目前有哪些青年作家值得关注？朱燕玲：青年作家是文学的未来，用心扶持，严格要求，是我们一惯的态度，我们不愿意因为年轻就对他们降低文学的审美标准。而“先锋性”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文学的潮流是流动的，对于今天的青年作家来说，如果仅从技术上继承所谓“先锋性”，已经远远不够——事实上20多年来，“先锋性”已经变成寻常元素融入大多数作家的写作之中。所以，我们期待青年作家的，是更新意义上的创新和突破。虽然90后作家群体受到的关注是空前的，但个体却又是模糊的，也很难看到一个集群化的现象。我暂时看不出后续会有如八九十年代那样爆发的态势。他们自由而分散。从一个社会来讲，这并不是坏事，现代社会就应该是多元的，多向度的，今天传播方式、传播渠道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兴趣分化，众声喧哗是必然的结果。但从文学内部来讲，我们并不满足，我们期待看到一个个更有个性的作家脱颖而出，即便是一个“小时代”，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我们一直在努力不懈地寻找这样的新人。作者：徐伟编辑：罗东 李阳校对：薛京宁

由广东校园文学刊物《碧草》、全国优秀文学社碧草文学社等联合举办的2020年首届碧草文学奖大赛自今年7月启动以来，广大校园文学爱好者热情关注，踊跃投稿。“碧草杯”升级为“碧草文学奖”《碧草》创始人钟伟强表示，值碧草文学成立25周年庆典之际，广东校园文学大赛品牌“碧草杯”升级为“碧草文学奖”。现举办首届文学奖大赛，旨在继续发掘和扶持校园文学新人，培养更多独立思想和创新精神的未来作家，助推广东校园文学的繁荣发展。借助“互联网+”，致力于打造三位一体（一本线下杂志，一个线上平台，一个文学大赛）的校园写作O2O服务平台。征集的优秀作品除了颁发奖品（奖金）和荣誉证书，还将在《碧草》文学杂志开设专版刊登，并在碧草文学新媒体平台进行推送宣传。此次大赛在官方指定网络平台碧草文学奖官方网站进行稿件征集，参赛者只要登录该网站注册成为作者即可在线上传作品。征稿时间从即日起至9月30日，大赛分为大学组和中学组（中专），面向在校或即将离校的大学生、中学生和中专生进行征集优秀作品。首届碧草文学奖主要分为小说、散文、现代诗歌三种文学体裁。小说类参赛作品5000字以内；散文类参赛作品3000字以内；现代诗歌类参赛作品 50行以内。符合要求的作品在提交后将自动进入评审范围。经初评、复评及终评后，主办方将评分组分类评选。每组分别评出小说、散文、现代诗歌类一等奖各1名，优秀奖各3名；一等奖颁发奖金、奖品和荣誉证书，优秀奖颁发奖品和荣誉证书。另外，还设立特别奖征集今年和疫情有关的非虚构写作作品，以“我所见到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参赛作品字数在 3000字至8000字。特别奖的奖品为指定奖品和荣誉证书。《 碧草》萋萋芳连天据了解，《碧草》创立于1995年，是由广东省教育厅主管、广东省作家协会《作品》杂志社指导，国家级重点中专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主办的广东校园文学刊物。由时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国凯先生题字刊名。经过25年的葳蕤成长，已经成为广东校园文坛奇葩。自从创办以来，本着"活跃和丰富同学们的第二课堂，繁荣校园文学，提高同学们创作水平和欣赏能力，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的宗旨，采用"同龄人的故事、同龄人写、同龄人编"的特色，力求"展示当代校园生活，表现当代学子风采"，培养的碧草文学社社员在《中国校园文学》《青年文学》《少男少女》《小溪流》《同窗》《珠海特区报》等全国数十家刊物发表了上千篇各类作品。凭借多年的办刊特色和人文坚守，碧草文学受到了原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主席廖红球、名誉主席陈国凯、原党组书记蔡运桂、原专职副主席杨干华、原副主席杨羽仪（暨《作品》原主编）、副主席兼文学院院长伊始和叶文玲、韩石山、王剑冰、舒乙、肖复兴、程树臻、雷达、韩作荣等全国著名作家以及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外经贸厅有关领导的好评。《 碧草》萋萋，芳连天。碧草文学社多次被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人民文学杂志社和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联合评为"全国校园九十九佳"，《碧草》主编钟伟强被广东省作家协会评为"全国校园文学指导老师"。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文学报》、《中学生报》等媒体纷纷报道了《碧草》的成长故事。

#三大体系#中国文学研究在2020年主要有两大变化：一是不断增强关注、把握现实的力度，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更深刻体认文学“经世”的价值功能。二是在深厚的学术积淀中变革创新，反思文学研究的方向调整、边界拓展、视域融合、史料挖掘等问题，以反映和应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寻求问题解答和方向引导。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到来之际，总结文学研究的宝贵经验，展望未来，对于民族文化传承、时代精神形塑、文化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一、年度重要学术现象国家层面对于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文学研究自身的更新迭代、世界范围的疫情暴发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2020年文学研究的学科方向、问题关切、生产与传播方式等。国家政策引导影响文学研究学科发展方向。国家教育部2020年1月发文，决定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的“强基计划”。其中涉及的文科学科主要包含历史、哲学和古文字，传统文科的文学被摒弃在外，引发了传统文学是否属于基础学科及是否应当加强建设的热议。8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决定新增“交叉学科”作为学科门类。11月，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新文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将给未来的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带来深远影响，文学研究者结合学科现状积极探讨政策性变化带来的机遇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为此组织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新文科建设”特别策划等。文学研究学术生产、传播方式新变加速。一是疫情影响下，传统的线下聚集式的学术交流、传播方式，加快向线上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的云端交流传播方式转变。二是原有学术成果的发表方式、评价方式、学术秩序加速变化。预发表、开放获取、交互平台等，将成为未来学术成果发表、评价的重要渠道。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具有即时评议和交互功能的媒介，使得精准推送与交互式阅读更为便捷。一些学术公众号如“中国学派”“学术派”等在学界影响较大。学术批评的时效性大为增强，如围绕“清平乐”读音等问题，学者通过各种新媒介平台参与讨论、回应学术争论，形成新的学术热点。学术传播在普及化、大众化的同时，也出现扁平化的传播趋势。这无疑推进了文学研究的生产和传播。文学研究者群体代际更迭渐趋明显。以“70后”“80后”为主的学术群体，通过举办读书会、组建学术微信群、组织专栏文章、论文结集等学术活动，凸显作为新生代学术力量的问题意识和自觉反思。“从艺术哲学到艺术媒介”跨学科青年工作坊、“2020青年学者词学研讨会”等一系列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活动，呈现出小而精的特色。继《文献》杂志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后，“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这些都体现出新生代文学研究者主动参与议题设置、引导学术潮流的努力。学术纪念活动引发对文艺经典学术问题的重新讨论。2020年适值恩格斯诞辰200周年、钱锺书诞辰110周年等，有关的经典学术命题被重新讨论。学者们提出应重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构建的巨大贡献，而对钱锺书等的学术纪念活动，则引发文学研究具有范式意义的问题探讨，学界再议“回归文学本位”、“诗史”与“心史”之辨、“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等话题，反思文学研究中思想性、文学性缺乏的问题。二、年度学术发展方向处在变化生长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一方面在丰厚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深化已有学术议题，努力完成历史化、经典化的发展使命；另一方面回应诸多新的文学现象和现实挑战，不断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固本开新、转型拓路。1.面向“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创造性地将之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是核心要义。在研读经典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论精髓。只有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才能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意义价值。“回到马克思”、回到经典文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体系被学界不断重申。孙文宪认为，马克思对文学艺术问题的阐释往往夹杂在非文艺问题的论述中，要有机把握其文论话语特有的互文结构。姚文放通过解析经典文本，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量马克思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在体系建构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引下的当代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学实践的有效结合，因此，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是中国文艺理论走向体系成熟的重要尺度。胡亚敏认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重建应坚持人、社会和审美的三个维度。季水河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在文学实践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知识界立足当代文艺发展实践和中国文艺历史传统，共同努力得来的智慧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当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理论指南。白烨强调文学的人民性立场。丁国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的系列重要论述，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体化的方法论特性。张清民比较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两个讲话体现了党领导文艺的内在思想逻辑。程国君、李继凯提出应重视延安革命家诗词研究。2.面向“现实”的文学研究2020年，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文学介入现实的功能再次得到强调，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人民性价值内涵，以及研究者对文学社会影响力的重视与思考。表现抗疫和脱贫攻坚等重大事件的文学创作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者关注迅速反映现实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及通过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传播的文艺作品，肯定其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开设专栏讨论这些作品。吴思敬对抗疫诗歌、丁晓原对报告文学、赵稀方对港台文学、朱寿桐对澳门文学、王光东对生态文学的研究，都体现了文学研究关怀现实的巨大热忱。一如历史上文学汇入时代“大合唱”的特殊时刻，人们更看重文学发挥见证历史、激励人心的作用，以及这背后所蕴含的精诚品格和民族情怀。研究者也对作家的现实关怀提出艺术性要求。面对现实与文学何为的理论诉求及历史梳理备受关注。“文以传道”“诗言志”“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承载和功能传承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当下时代语境中，文学研究从历史传统和思想资源上再次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问题。疫情促使学者反思研究的价值意义。在“面对灾害，文学何为”的问题反思中，刘跃进认为古代文学对自然的敬畏、国家的认同和民族强盛的期盼等，在2020年疫情防控中得到全新诠释；王立等对明清避灾驱疫、御灾叙事、应灾心态等作了探索。陈晓明张扬当代英雄的精神气节。一些学术会议则以主题聚焦形式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家国情怀，如“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学术研讨会聚焦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实关怀这一传统的发展与演变，思考当下应如何深入理解“现实”概念。3.文学研究基本问题再思考理论、历史与经典的学术三分对应于文学研究即是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这是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文学本质与功能、文学研究对象与方法、文学史书写、文学经典、文体与文本等的探讨，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焦点。推进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在新时代语境下，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当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无论是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是话语体系研究，均呈现出向中国文学传统、文化资源回溯的趋向。南帆提出，当前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回归中国的文学传统，将文化结构、现代性、审美与文学传统四因素之间的互动纳入视野。丁帆强调文学的“当代性”概念。董学文认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要破除“唯洋是从”的思维定式和“以洋为尊”的话语模式。高建平认为美学研究要既依托艺术又突破艺术。曹顺庆、李伟昉聚焦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党圣元、张晶等认为，“诗话”“文话”“词话”“小说话”等中国传统批评文体研究应成为填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之间鸿沟的积极尝试。关键词研究受到关注，金惠敏、高玉从方法论角度强调关键词对于文学话语研究的枢机性意义，《中国文学批评》等组织专题文章对“意象”“文心”“文德”“诗兴”“事象”等文论关键词展开讨论。张永清主张从语境化和知识化视角，透视审美反映论问题。省思文学研究方向。在文学研究经历了方法论热潮、文献考证热此消彼长的研究局面后，近一两年来，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发问，文学研究未来走向何在？文学究竟该怎样研究？有感于文学研究“非文学化”趋向的日益严重，一定程度上存在文献挤压批评、以考据取代分析、以文学外围的论述置换对作品体悟解读的现象，张伯伟提出要回归文学本体研究，提倡语文学与文学理论结合下的文学研究。王水照提出文学研究要坚持文学本位、坚持文学—文化—文学的研究路线。陈思和强调对文学与人生的关注。刘勇重视文学的文脉谱系研究。张清华提出如何将现实经验升华为精神性命题，均是文学创作反映时代的关键所在。李建军认为文学是对人和生活态度的反映，倡导积极意义的写作。赖大仁认为有必要对文学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进行多层面总结反思。拓展文学研究边界。社会生活的加速变迁正在重新定义文学，文学的边界和内涵不断拓展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因史学化倾向的加强向传统经典文学“归队”，网络文学正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一些网络小说的点击率和销售量远超传统经典作家作品，尤其是改编后的影视、网络游戏等，它们正成为今天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存在之一。邵燕君认为，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新消遣文学中，个人需理解、遵循不同空间的文学原则。陈定家认为应重视网络文学独特的叙事模式，周志强认为网络文学应面向精神史写作。与网络文学类型、题材等常规性研究内容相比，网络文学场域诸要素越来越得到学者重视。学者认为，网络文学研究要在产业、技术、管理、舆论、消费等场域要素的复杂互动中建构新的批评话语。随着文学边界的拓展，图像、声音、影像等也都成为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赵宪章、龙迪勇等继续推进“文学与图像”研究，傅修延探讨听觉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更新文学研究方法。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体系不仅源于批评实践，更吸收文学之外其他学科理论的有益成分。跨界研究和交叉学科带来的科际整合，让文学研究的生态和形态大为改观。学者不断从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角度深入文学研究，打开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连接通道”。张福贵认为技术分析法指向了文学史研究中新的理论生长。蒋承勇提倡文学研究在学科间性基础上的跨学科互涉与对话。《文学评论》推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提倡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家族文学、都市文学、社团文学、民间文学等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从历史活动场景理解文学的发生、接受与影响。文学研究地理空间视角的转向，引发了文学研究“地方路径”的思考。张光芒主张从“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思维的转换，叶舒宪、王明珂、徐新建等强化文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话，封宗信探讨文学批评的转向与语言学范式转向之间的关系，聂珍钊强调从伦理学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需要警惕的是，新方法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文学史实践基础上，且应与社会历史语境形成密切互动。再议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关系。2020年，一些研究者对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间的隔膜表达了担忧和不满。这一方面表现在批评缺少理论支撑，缺乏理论深度，未能给理论研究提供足够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表现为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脱离文学实践，从理论走向理论，过度追求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建构。研究者多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一些病相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吴义勤、孟繁华、贺绍俊等认为，文学批评要有关怀与梦想，更要增强批评的理论深度和现实向度，在实践中真正发挥文学批评阐释当下文学的有效性。加强文学阐释学研究。文学阐释学研究依然延续了前几年的热度，受到文学研究界持续关注。继“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构建中国阐释学”主题讨论后，阐释学研究从各方面深入推进。阐释的本质是什么？阐释为何而生、因何而无穷？张江认为，在心理学视域下，阐释的本质为“自证”。自证贯穿于言说、说明、翻译等全部阐释功能之中，不断更新人类知识系统，建构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图景。以阐释本质为起点的心理学与阐释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阐释学学刊》《探索与争鸣》等刊物组织了多期阐释学研究的专栏文章，周宪、张政文、李春青、王宁、程光炜、曾军、傅其林、张跣等围绕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公共理性等话题展开多维度、开放性的深度讨论。深化文学史写作研究。文学史写作的兴起是现代学术体系的产物，“五四”以来的种种文学史叙述，已基本形成纵向以朝代进行历史分期、横向以文体类型和作家作品分类的整体框架，这既为学科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研究框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研究的“惰性”，乃至形成文学研究创新的藩篱，当下文学实践的阐释要求正在倒逼文学史研究更新。李杨认为有必要重审以“纯文学”为对象、“四分法”为基本架构的“文学史”体制和观念。一些学者在原有文学史叙述基础上，探讨长时段、多角度审视下文学史研究的可能性。从长时段历史视野出发，将宋代文艺置于“唐宋变革”与“宋元近世”交集的历史演进视野进行考察受到关注。在文学史写作实践基础上，颜水生、贺仲明、陈培浩等对于文学史意识形态属性、审美属性、知识属性等的再思考，也体现了学界对于文学史本质属性的理论关怀。文学史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及演变研究，依然是学界的主攻方向。孙郁、郜元宝、王尧、王彬彬、谭桂林、乔以钢、宋剑华、王泽龙、罗振亚、张洁宇等的作家作品研究，吴周文、陈剑晖、王兆胜、陈亚丽等的散文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等组织的路遥专栏，以及葛晓音、郭英德、左东岭、钱志熙、陈文新、戴伟华、徐兴无、刘宁等对于古代经典的解读，袁行霈、陈尚君、莫砺锋、周裕锴等对古代文学经典的普及，都凸显经典研究之重要意义。《文学遗产》组织的七十年分体文学学术史的专栏论文，提出要把握原生文学史和“文献中的文学史”的关联和区别，探究“文献背后的事实”。有关文学史写作的探讨，既是近些年“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延续，也体现了文学研究界在新的时代语境和文学场景下，以历史化方式对思想文化进行敏锐观察，重建整体性文学史的努力。重视文学史料学研究。文学史料学建设受到重视，研究呈现丰富样貌。一是文学研究史料利用范围不断拓展。黄发有、何平认为，应关注报纸、边缘刊物、内部资料、作家和批评家关于文学话题的书信、读者来信及期刊命名等。古代文学研究在传统史料外，重视新材料如出土文献和域外汉籍的挖掘和利用。《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的出版引发了学界关于安大简《诗经》文本性质、文字训释、文本次序、早期《诗》学传授等问题的热议。对散佚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东亚汉文化圈的域外汉籍中新史料的持续挖掘和集成研究，也使学者提出的以汉文化圈为单元的古代文学研究成为可能。二是文学史料研究视角不断丰富。吴俊从文献学、国家文学制度、网络新媒介等多维视野考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文学史料研究开辟新路。三是史料研究的价值追求应该倡扬。学者认为，史料研究不能缺乏思想穿透力，背后应体现相应的逻辑、观念和理论系统，呈现学术价值思考的深度。当下技术进步为史料的收集、利用及保存带来极大便利，但也产生泛滥、碎片化倾向等负面影响。4.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尽管数字人文的发展依靠现代技术，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新研究范式。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文学研究界积极围绕数字人文新变，推动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实证化发展。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文本挖掘、语言计算、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等，都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数字人文》等刊物都发文分析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现状和前景，如王兆鹏以唐宋、六朝文学地图平台建设为例探讨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刘石探讨大数据技术在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研究中的应用，刘耘华提出建构远程阅读时代诗学对话的方法论。王贺分析数字人文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赵薇借助计算批评发现“文本”生产背后更深刻的文化逻辑，徐永明探讨数字人文的可视化实践。数字人文的理论创新。数字人文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是解决文学研究的具体问题，更应在实践研究基础上面向未来，提炼出影响、改变或引导新时代文学研究格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话题。数字媒介、人工智能、后人类状况成为本年度文艺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刘方喜认为，当下需要超越观念论旧范式，扬弃生产工具与主体对立的二元论，构建AI时代的文化哲学新范式。单小曦提出必须从再现论、文本论、接受论向超人类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论转型。王晓华认为，后人类美学是一种涵括了人类、机器、自然存在的交互美学。郑永晓重申创建“数字文献学”、张三夕呼吁古籍研究应建立“数据思维”等。以上都反映了学界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努力更新思维方式所进行的积极探讨。如何看待传统研究与数字人文之间的关系，将数字化研究方法与纯理论的演绎方法相结合等，需要在大量实践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客观来说，目前数字人文研究中新方法新技术很多还停留在尝试阶段，但文学研究必须直面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以积极主动姿态完成传统研究方法和新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推动学科研究方法的更新与转型。三、今后文学研究展望在现实图景、文学场域和学科转型的变化中，中国文学研究因应时代需求夯实发展根基、建构思想体系。今后的文学研究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把握学术演进的历史谱系和当代语境，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推进回应时代、视域广阔的文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现象、文学思潮是时代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中最生动、敏锐的组成部分。以文艺之笔真切反映新时代伟大历史变革的风云际会，文学从来不只是时代的理性“观察者”，更是时代的热情“参与者”。如何回答时代问题，突破当下反映现实力度不够的艺术困境和“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理论困境？文学需与时代相铆合，超越个人视野、学科内部“知识空转”的局限，更关注与国家、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秉持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视野和更高远的人文理想。在创作与研究的互动中，从审美、情感、意义层面更好发挥文学共情沟通、介入现实、引领时代风气、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功用，迈向更广阔、深沉、多高峰的文学世界。推进融会贯通、整体观照的文学研究。在日益规范的学科建设中，文学研究一方面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学科体系，但也出现条块分割、壁垒森严的界限分野，造成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隔膜、固守疆域。面对变动不居、互联互通的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边界的不断拓展，这样的研究格局显得比较滞后。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实，应将文学研究与历史、哲学、社会等相结合，突破学科壁垒，打通古今中外，树立面向未来的“大文学”观。这种追求整体性视野的多学科互涉研究，将有助于催生新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将文学研究置于人类精神文明一体化中进行系统把握，更准确认识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历史样貌，更好体现文学研究本应具有的宏大视野、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推进更具活力、创新发展的文学研究。思想匮乏与创新意识缺乏的具体表现是研究的模式化与形式僵化，这种现象阻滞了文学研究的活力激发和创新发展。文学研究需跟从文学发展实践步伐不断创新发展。首先，面对新科技发展的革命性力量，积极探索数字人文视野下文学研究的观念更新和方法创新。其次，面对新媒介发展导致的文学新变，积极探索文学研究的边界扩展与方法融合。再次，面对“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观念，进行新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下的批判性问题反思和理论建构。如反思西方概念、术语、体系割裂中国文学史与错置文学现象的问题，现代性概念的价值重估与重建问题，“人的文学”思想传统与理论局限的问题等。在对中国社会历史深刻洞察和整体把握基础上，鼓励基于不同视野、理论、方法的创新研究，既致力寻求共识，又拥抱多样性，将有助于建设更具主体性、文学性、审美性的中国文学研究，开创生机盎然、百花齐放的文学研究新时代。（执笔：李琳、马征、张聪、范利伟）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相关阅读：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历史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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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高凯　摄中新网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 高凯)由十月杂志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日前落下帷幕，来自俄、法、德、日、西等语种的著名文学期刊的主编与编辑、国内知名文学期刊主编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围绕文学期刊对文学发展的使命进行了座谈。2015年起，《十月》杂志与俄罗斯《十月》杂志联合举办了三届中俄《十月》文学论坛。今年《十月》在杂志上开创了“世界文学期刊”专栏，邀请各大语种的知名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撰写文章，向中国读者和文学界人士介绍各国文学期刊。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表示，“这次我们邀请中国主要文学期刊与来自几个国家的同行，就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期刊话题进行研讨和交流，相信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法国《现在》杂志主编雷吉尔·加亚尔指出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期刊的诗学，“这个期刊的诗学基于它自身成立，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类型，它的行为方式、它的存在方式和它思考文学的方式，都和其他的不同。文学期刊的声音，读者不多，但这个声音是持续不断的发生，能够持续不断的刷新它自己的立场，给人带来新的现实，也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更新。文学杂志最重要的是对语言的关切，它能允许作家通过他自己的语言去和世界上各种各样对语言的损毁的、漠视的情景做斗争。”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说：“《客迈拉》一直是作家的期刊，并不是文化作者的期刊。不是新闻杂志，而是有文化底蕴的杂志。我们不追求短平快的主题，而是致力于文学的传播与普及，特别是优质文学。”对于文学期刊未来的方向，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认为，“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一个文学刊物的品质、影响力和能量经常是跟这个主编的个性、能力和能量联系在一起的。我特别希望主编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把刊物做得更加具有它的个性、具有它的能量和它的吸引力，这种特点是符合文学本身的，文学本身是需要个性的，所以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有个性，文学就找到了它很突出的侧面。”《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指出，“年轻一代的创作和我们已经熟悉的中国文学也好、世界文学也好，已经形成传统的正典的序列之间明显存在一些区别，主流的大部分人的创作，他们作品拿来以后有一些区别。我们这代办刊人如何甄别、如何选择、如何开发这样的作品，面对新的时代变化的时候如何选择他们？一代又一代新的年轻作者能够接续，成为我们创作的力量，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花城》杂志特约学术主持何平特别强调了编辑对于文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想象中有一种编辑，这种编辑在我们当代文学中一直存在，我其实把编辑看成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把编辑行为当成文学批评行为。批评即判断，所以我是把刊物的编辑行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批评的活动。”近年来，网络的出现极大冲击了文学的印刷和出版，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坦言，“我们杂志销量已经减少到八十年代的十分之一，我认为挑战在于如何把优秀的文学区别于目前充斥在社交网络上的低质量的读物，以及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初心。可能做好筛选工作并且展示优质文学，会让我们对这种网络刊物有所区别。”日本《昴》杂志主编羽喰涼子说：“通过手机，读者可以免费的读到很多内容，作为编辑的我们，做着让读者花时间又花金钱去读书的工作，如果我们只是刊登一些不温不火的文章，这无疑是自寻绝路。”对此，《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认为，“有人说是网络文学的冲击，我觉得这种冲击不是直接的，我的理解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包括生活价值的多元，原有读者八小时以外的时间被分解、分流。面对文化多元，读者八小时之外的时间被分解减少的情况下，文学期刊读者的减少到发行量的减少是自然而然的。”《钟山》杂志副主编何同彬指出文学期刊在面向年轻作者读者中遇到的困惑，“我们文学期刊在推年轻人，大量的推这些青年写作者，这里面也产生很多问题，很多年轻写作者在他还没有成为特别成熟的作家之前就过早在重要期刊发表，而且得那么多奖项，非常不利于一个青年作家的成长，但是现在整个期刊行为都在围绕着青年人，在打造自己刊物的未来或者说展现自己刊物的实力，这样一个形态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过去简单记录一下历史进程、记录一些事件、记录一些过程就会引起轰动的时代再也不存在了，信息能把你淹没，让你变得枯燥、乏味，让你疲惫不堪。”《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说表示，“《十月》一直在关注历史进程，但关注里面，那些隐秘的思想和情感，其他的媒体形式或者网络小说其他形式，可能很难做到的就是这种非常隐秘、你甚至很难察觉、作家也不是很理性的呈现，而是文学化、艺术化的呈现，我们从这种东西里发掘最大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不光是现实主义，只要有新鲜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包容，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可能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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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文学杂志社征稿函 省级期刊主管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奋斗杂志社主办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奋斗杂志社ISSN：0476-031XCN：23-1058 / I期刊包括：知网，万方，龙源《北方文学》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省级刊物。栏目设置上旬刊：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民族小说，新实力。中旬刊：作品，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影视文学，比较文学，文学欣赏，在线文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文化论坛下旬刊：文学评论，文学欣赏，影视文学，语言研究，在线文学与历史，新闻媒体，教育与艺术，文化视野，学术论坛。投稿须知1.稿件应科学，先进，实用，论点明确，证据充分，资料真实，逻辑严谨，文字准确，句子清晰。2，文章使用2500个单词作为版面，每篇文章50008000个单词；文章标题不超过23个字；摘要，关键字，参考文献（按引用顺序在文章末尾列出）和其他元素都是完整的。3.计量单位服从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统计符号按照国家标准“统计术语和符号”书写；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准确的；餐桌设计合理，推荐三行餐桌；图片是清晰的，并且该图的标题为图编号。4.投稿使用word格式，注明作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工作单位，邮寄地址，邮政编码和电子邮件地址。该期刊的编辑部门有权修改提交的稿件。5.本期刊已被相关的电子期刊和其他在线媒体收录，不想通过在线媒体发布的期刊，请在稿件中注明。6.严格禁止一稿多投、,窃或窃，否则一切后果均由提交人本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