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杂志

“人文领域现在非常缺乏科学精神，人文学科要有前途、有生命、有希望，首先要学习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2019年10月1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中国“新文科”知识体系构建与“一流期刊”建设高端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总编、《文学评论》主编张江如此表示。今年5月，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由此，“新文科”概念进入大众视野。据新华社消息，教育部将分三年全面实施这一计划，其中，新文科建设则是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培养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教授刘曙光看来，“新文科”并非与传统文科对立，而是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学科整合，文科需要与理、工、农、医等学科交叉，打破学科壁垒，让研究者有更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更深度的学科积累。《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彭青龙指出，科技进步正给人类社会和世界发展带来变化和挑战。“我们应该围绕‘人’开展科学研究，让冰冷的科技变得有‘温度’。”他认为，目前学界缺乏跨学科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科学家和人文学科学者要一起研究构建有利于“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技人文评价体系，而这种评价不能仅仅是科技和人文的学术和学理评价，而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责任的评价。《民族文学研究》主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朝戈金指出，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未来将高度依赖新技术，例如以统计学做支撑来研究唐诗，以大数据的方式进行文学作品的全景式描述。“再一个，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拉低了文学的门槛，重新带来了知识的民主。”他认为，利用新技术是文科研究发展的大方向。面对“握着智能手机出生”的新一代，现有的老旧知识体系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福贵则认为，当下不是人文学科需要科技，而恰恰是科技需要人文学科，“为干瘪的、冷冰的数据增加人文色彩”。在他看来，文科受技术主义的影响由来已久，目前提出的科技人文也更多是以科技为主体、以人文为附加项，往往忽略了文科在跨学科建设中的功能和价值。“怎样去确认人文学科在科技人文融合中的位置？就是要保留人文学科的创造性。”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彭玉平认为，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20世纪之后，真正有效的知识创新和知识增长非常有限。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创造新的知识，而不是做信息重复和信息整合的学术研究。“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技术确实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冲击，但从根本上讲，自然科学无法替代人文社会科学在价值构建、审美情感等方面的作用。”他说。《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克非认为，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是“出思想”，对人类知识总量有所贡献。“一个是标杆性学者，一个是标志性成果，如果你的学术期刊经常有一些标杆性的学者撰文，经常有一些标志性的成果，那么这个学术期刊就能办好。”当天，上海交大举行了《New Techno Humanities（新科技人文）》英文期刊创刊揭牌仪式。上述期刊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英文刊，以提升学科发展和国际影响力为主要特色，旨在介绍和传播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农业、媒体学、社会科学及人文领域中最前沿的理论探索与革新应用，将刊载人工智能、网络和大数据等领域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交叉而产生的创新成果。彭玉平认为，人文社科一流期刊的建设在于其有真正的人文理想和人文精神，不能以投资和效益来衡量，也不能作为一个政绩工程来做。“要真正做到独树一帜，真正站在人类已知和未知的边界上探索新知。”

#三大体系#中国文学研究在2020年主要有两大变化：一是不断增强关注、把握现实的力度，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更深刻体认文学“经世”的价值功能。二是在深厚的学术积淀中变革创新，反思文学研究的方向调整、边界拓展、视域融合、史料挖掘等问题，以反映和应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寻求问题解答和方向引导。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到来之际，总结文学研究的宝贵经验，展望未来，对于民族文化传承、时代精神形塑、文化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一、年度重要学术现象国家层面对于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文学研究自身的更新迭代、世界范围的疫情暴发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2020年文学研究的学科方向、问题关切、生产与传播方式等。国家政策引导影响文学研究学科发展方向。国家教育部2020年1月发文，决定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的“强基计划”。其中涉及的文科学科主要包含历史、哲学和古文字，传统文科的文学被摒弃在外，引发了传统文学是否属于基础学科及是否应当加强建设的热议。8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决定新增“交叉学科”作为学科门类。11月，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新文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将给未来的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带来深远影响，文学研究者结合学科现状积极探讨政策性变化带来的机遇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为此组织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新文科建设”特别策划等。文学研究学术生产、传播方式新变加速。一是疫情影响下，传统的线下聚集式的学术交流、传播方式，加快向线上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的云端交流传播方式转变。二是原有学术成果的发表方式、评价方式、学术秩序加速变化。预发表、开放获取、交互平台等，将成为未来学术成果发表、评价的重要渠道。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具有即时评议和交互功能的媒介，使得精准推送与交互式阅读更为便捷。一些学术公众号如“中国学派”“学术派”等在学界影响较大。学术批评的时效性大为增强，如围绕“清平乐”读音等问题，学者通过各种新媒介平台参与讨论、回应学术争论，形成新的学术热点。学术传播在普及化、大众化的同时，也出现扁平化的传播趋势。这无疑推进了文学研究的生产和传播。文学研究者群体代际更迭渐趋明显。以“70后”“80后”为主的学术群体，通过举办读书会、组建学术微信群、组织专栏文章、论文结集等学术活动，凸显作为新生代学术力量的问题意识和自觉反思。“从艺术哲学到艺术媒介”跨学科青年工作坊、“2020青年学者词学研讨会”等一系列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活动，呈现出小而精的特色。继《文献》杂志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后，“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这些都体现出新生代文学研究者主动参与议题设置、引导学术潮流的努力。学术纪念活动引发对文艺经典学术问题的重新讨论。2020年适值恩格斯诞辰200周年、钱锺书诞辰110周年等，有关的经典学术命题被重新讨论。学者们提出应重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构建的巨大贡献，而对钱锺书等的学术纪念活动，则引发文学研究具有范式意义的问题探讨，学界再议“回归文学本位”、“诗史”与“心史”之辨、“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等话题，反思文学研究中思想性、文学性缺乏的问题。二、年度学术发展方向处在变化生长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一方面在丰厚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深化已有学术议题，努力完成历史化、经典化的发展使命；另一方面回应诸多新的文学现象和现实挑战，不断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固本开新、转型拓路。1.面向“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创造性地将之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是核心要义。在研读经典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论精髓。只有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才能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意义价值。“回到马克思”、回到经典文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体系被学界不断重申。孙文宪认为，马克思对文学艺术问题的阐释往往夹杂在非文艺问题的论述中，要有机把握其文论话语特有的互文结构。姚文放通过解析经典文本，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量马克思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在体系建构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引下的当代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学实践的有效结合，因此，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是中国文艺理论走向体系成熟的重要尺度。胡亚敏认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重建应坚持人、社会和审美的三个维度。季水河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在文学实践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知识界立足当代文艺发展实践和中国文艺历史传统，共同努力得来的智慧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当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理论指南。白烨强调文学的人民性立场。丁国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的系列重要论述，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体化的方法论特性。张清民比较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两个讲话体现了党领导文艺的内在思想逻辑。程国君、李继凯提出应重视延安革命家诗词研究。2.面向“现实”的文学研究2020年，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文学介入现实的功能再次得到强调，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人民性价值内涵，以及研究者对文学社会影响力的重视与思考。表现抗疫和脱贫攻坚等重大事件的文学创作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者关注迅速反映现实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及通过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传播的文艺作品，肯定其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开设专栏讨论这些作品。吴思敬对抗疫诗歌、丁晓原对报告文学、赵稀方对港台文学、朱寿桐对澳门文学、王光东对生态文学的研究，都体现了文学研究关怀现实的巨大热忱。一如历史上文学汇入时代“大合唱”的特殊时刻，人们更看重文学发挥见证历史、激励人心的作用，以及这背后所蕴含的精诚品格和民族情怀。研究者也对作家的现实关怀提出艺术性要求。面对现实与文学何为的理论诉求及历史梳理备受关注。“文以传道”“诗言志”“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承载和功能传承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当下时代语境中，文学研究从历史传统和思想资源上再次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问题。疫情促使学者反思研究的价值意义。在“面对灾害，文学何为”的问题反思中，刘跃进认为古代文学对自然的敬畏、国家的认同和民族强盛的期盼等，在2020年疫情防控中得到全新诠释；王立等对明清避灾驱疫、御灾叙事、应灾心态等作了探索。陈晓明张扬当代英雄的精神气节。一些学术会议则以主题聚焦形式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家国情怀，如“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学术研讨会聚焦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实关怀这一传统的发展与演变，思考当下应如何深入理解“现实”概念。3.文学研究基本问题再思考理论、历史与经典的学术三分对应于文学研究即是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这是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文学本质与功能、文学研究对象与方法、文学史书写、文学经典、文体与文本等的探讨，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焦点。推进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在新时代语境下，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当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无论是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是话语体系研究，均呈现出向中国文学传统、文化资源回溯的趋向。南帆提出，当前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回归中国的文学传统，将文化结构、现代性、审美与文学传统四因素之间的互动纳入视野。丁帆强调文学的“当代性”概念。董学文认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要破除“唯洋是从”的思维定式和“以洋为尊”的话语模式。高建平认为美学研究要既依托艺术又突破艺术。曹顺庆、李伟昉聚焦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党圣元、张晶等认为，“诗话”“文话”“词话”“小说话”等中国传统批评文体研究应成为填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之间鸿沟的积极尝试。关键词研究受到关注，金惠敏、高玉从方法论角度强调关键词对于文学话语研究的枢机性意义，《中国文学批评》等组织专题文章对“意象”“文心”“文德”“诗兴”“事象”等文论关键词展开讨论。张永清主张从语境化和知识化视角，透视审美反映论问题。省思文学研究方向。在文学研究经历了方法论热潮、文献考证热此消彼长的研究局面后，近一两年来，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发问，文学研究未来走向何在？文学究竟该怎样研究？有感于文学研究“非文学化”趋向的日益严重，一定程度上存在文献挤压批评、以考据取代分析、以文学外围的论述置换对作品体悟解读的现象，张伯伟提出要回归文学本体研究，提倡语文学与文学理论结合下的文学研究。王水照提出文学研究要坚持文学本位、坚持文学—文化—文学的研究路线。陈思和强调对文学与人生的关注。刘勇重视文学的文脉谱系研究。张清华提出如何将现实经验升华为精神性命题，均是文学创作反映时代的关键所在。李建军认为文学是对人和生活态度的反映，倡导积极意义的写作。赖大仁认为有必要对文学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进行多层面总结反思。拓展文学研究边界。社会生活的加速变迁正在重新定义文学，文学的边界和内涵不断拓展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因史学化倾向的加强向传统经典文学“归队”，网络文学正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一些网络小说的点击率和销售量远超传统经典作家作品，尤其是改编后的影视、网络游戏等，它们正成为今天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存在之一。邵燕君认为，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新消遣文学中，个人需理解、遵循不同空间的文学原则。陈定家认为应重视网络文学独特的叙事模式，周志强认为网络文学应面向精神史写作。与网络文学类型、题材等常规性研究内容相比，网络文学场域诸要素越来越得到学者重视。学者认为，网络文学研究要在产业、技术、管理、舆论、消费等场域要素的复杂互动中建构新的批评话语。随着文学边界的拓展，图像、声音、影像等也都成为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赵宪章、龙迪勇等继续推进“文学与图像”研究，傅修延探讨听觉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更新文学研究方法。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体系不仅源于批评实践，更吸收文学之外其他学科理论的有益成分。跨界研究和交叉学科带来的科际整合，让文学研究的生态和形态大为改观。学者不断从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角度深入文学研究，打开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连接通道”。张福贵认为技术分析法指向了文学史研究中新的理论生长。蒋承勇提倡文学研究在学科间性基础上的跨学科互涉与对话。《文学评论》推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提倡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家族文学、都市文学、社团文学、民间文学等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从历史活动场景理解文学的发生、接受与影响。文学研究地理空间视角的转向，引发了文学研究“地方路径”的思考。张光芒主张从“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思维的转换，叶舒宪、王明珂、徐新建等强化文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话，封宗信探讨文学批评的转向与语言学范式转向之间的关系，聂珍钊强调从伦理学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需要警惕的是，新方法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文学史实践基础上，且应与社会历史语境形成密切互动。再议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关系。2020年，一些研究者对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间的隔膜表达了担忧和不满。这一方面表现在批评缺少理论支撑，缺乏理论深度，未能给理论研究提供足够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表现为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脱离文学实践，从理论走向理论，过度追求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建构。研究者多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一些病相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吴义勤、孟繁华、贺绍俊等认为，文学批评要有关怀与梦想，更要增强批评的理论深度和现实向度，在实践中真正发挥文学批评阐释当下文学的有效性。加强文学阐释学研究。文学阐释学研究依然延续了前几年的热度，受到文学研究界持续关注。继“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构建中国阐释学”主题讨论后，阐释学研究从各方面深入推进。阐释的本质是什么？阐释为何而生、因何而无穷？张江认为，在心理学视域下，阐释的本质为“自证”。自证贯穿于言说、说明、翻译等全部阐释功能之中，不断更新人类知识系统，建构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图景。以阐释本质为起点的心理学与阐释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阐释学学刊》《探索与争鸣》等刊物组织了多期阐释学研究的专栏文章，周宪、张政文、李春青、王宁、程光炜、曾军、傅其林、张跣等围绕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公共理性等话题展开多维度、开放性的深度讨论。深化文学史写作研究。文学史写作的兴起是现代学术体系的产物，“五四”以来的种种文学史叙述，已基本形成纵向以朝代进行历史分期、横向以文体类型和作家作品分类的整体框架，这既为学科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研究框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研究的“惰性”，乃至形成文学研究创新的藩篱，当下文学实践的阐释要求正在倒逼文学史研究更新。李杨认为有必要重审以“纯文学”为对象、“四分法”为基本架构的“文学史”体制和观念。一些学者在原有文学史叙述基础上，探讨长时段、多角度审视下文学史研究的可能性。从长时段历史视野出发，将宋代文艺置于“唐宋变革”与“宋元近世”交集的历史演进视野进行考察受到关注。在文学史写作实践基础上，颜水生、贺仲明、陈培浩等对于文学史意识形态属性、审美属性、知识属性等的再思考，也体现了学界对于文学史本质属性的理论关怀。文学史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及演变研究，依然是学界的主攻方向。孙郁、郜元宝、王尧、王彬彬、谭桂林、乔以钢、宋剑华、王泽龙、罗振亚、张洁宇等的作家作品研究，吴周文、陈剑晖、王兆胜、陈亚丽等的散文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等组织的路遥专栏，以及葛晓音、郭英德、左东岭、钱志熙、陈文新、戴伟华、徐兴无、刘宁等对于古代经典的解读，袁行霈、陈尚君、莫砺锋、周裕锴等对古代文学经典的普及，都凸显经典研究之重要意义。《文学遗产》组织的七十年分体文学学术史的专栏论文，提出要把握原生文学史和“文献中的文学史”的关联和区别，探究“文献背后的事实”。有关文学史写作的探讨，既是近些年“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延续，也体现了文学研究界在新的时代语境和文学场景下，以历史化方式对思想文化进行敏锐观察，重建整体性文学史的努力。重视文学史料学研究。文学史料学建设受到重视，研究呈现丰富样貌。一是文学研究史料利用范围不断拓展。黄发有、何平认为，应关注报纸、边缘刊物、内部资料、作家和批评家关于文学话题的书信、读者来信及期刊命名等。古代文学研究在传统史料外，重视新材料如出土文献和域外汉籍的挖掘和利用。《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的出版引发了学界关于安大简《诗经》文本性质、文字训释、文本次序、早期《诗》学传授等问题的热议。对散佚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东亚汉文化圈的域外汉籍中新史料的持续挖掘和集成研究，也使学者提出的以汉文化圈为单元的古代文学研究成为可能。二是文学史料研究视角不断丰富。吴俊从文献学、国家文学制度、网络新媒介等多维视野考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文学史料研究开辟新路。三是史料研究的价值追求应该倡扬。学者认为，史料研究不能缺乏思想穿透力，背后应体现相应的逻辑、观念和理论系统，呈现学术价值思考的深度。当下技术进步为史料的收集、利用及保存带来极大便利，但也产生泛滥、碎片化倾向等负面影响。4.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尽管数字人文的发展依靠现代技术，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新研究范式。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文学研究界积极围绕数字人文新变，推动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实证化发展。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文本挖掘、语言计算、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等，都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数字人文》等刊物都发文分析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现状和前景，如王兆鹏以唐宋、六朝文学地图平台建设为例探讨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刘石探讨大数据技术在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研究中的应用，刘耘华提出建构远程阅读时代诗学对话的方法论。王贺分析数字人文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赵薇借助计算批评发现“文本”生产背后更深刻的文化逻辑，徐永明探讨数字人文的可视化实践。数字人文的理论创新。数字人文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是解决文学研究的具体问题，更应在实践研究基础上面向未来，提炼出影响、改变或引导新时代文学研究格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话题。数字媒介、人工智能、后人类状况成为本年度文艺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刘方喜认为，当下需要超越观念论旧范式，扬弃生产工具与主体对立的二元论，构建AI时代的文化哲学新范式。单小曦提出必须从再现论、文本论、接受论向超人类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论转型。王晓华认为，后人类美学是一种涵括了人类、机器、自然存在的交互美学。郑永晓重申创建“数字文献学”、张三夕呼吁古籍研究应建立“数据思维”等。以上都反映了学界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努力更新思维方式所进行的积极探讨。如何看待传统研究与数字人文之间的关系，将数字化研究方法与纯理论的演绎方法相结合等，需要在大量实践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客观来说，目前数字人文研究中新方法新技术很多还停留在尝试阶段，但文学研究必须直面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以积极主动姿态完成传统研究方法和新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推动学科研究方法的更新与转型。三、今后文学研究展望在现实图景、文学场域和学科转型的变化中，中国文学研究因应时代需求夯实发展根基、建构思想体系。今后的文学研究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把握学术演进的历史谱系和当代语境，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推进回应时代、视域广阔的文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现象、文学思潮是时代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中最生动、敏锐的组成部分。以文艺之笔真切反映新时代伟大历史变革的风云际会，文学从来不只是时代的理性“观察者”，更是时代的热情“参与者”。如何回答时代问题，突破当下反映现实力度不够的艺术困境和“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理论困境？文学需与时代相铆合，超越个人视野、学科内部“知识空转”的局限，更关注与国家、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秉持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视野和更高远的人文理想。在创作与研究的互动中，从审美、情感、意义层面更好发挥文学共情沟通、介入现实、引领时代风气、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功用，迈向更广阔、深沉、多高峰的文学世界。推进融会贯通、整体观照的文学研究。在日益规范的学科建设中，文学研究一方面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学科体系，但也出现条块分割、壁垒森严的界限分野，造成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隔膜、固守疆域。面对变动不居、互联互通的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边界的不断拓展，这样的研究格局显得比较滞后。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实，应将文学研究与历史、哲学、社会等相结合，突破学科壁垒，打通古今中外，树立面向未来的“大文学”观。这种追求整体性视野的多学科互涉研究，将有助于催生新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将文学研究置于人类精神文明一体化中进行系统把握，更准确认识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历史样貌，更好体现文学研究本应具有的宏大视野、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推进更具活力、创新发展的文学研究。思想匮乏与创新意识缺乏的具体表现是研究的模式化与形式僵化，这种现象阻滞了文学研究的活力激发和创新发展。文学研究需跟从文学发展实践步伐不断创新发展。首先，面对新科技发展的革命性力量，积极探索数字人文视野下文学研究的观念更新和方法创新。其次，面对新媒介发展导致的文学新变，积极探索文学研究的边界扩展与方法融合。再次，面对“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观念，进行新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下的批判性问题反思和理论建构。如反思西方概念、术语、体系割裂中国文学史与错置文学现象的问题，现代性概念的价值重估与重建问题，“人的文学”思想传统与理论局限的问题等。在对中国社会历史深刻洞察和整体把握基础上，鼓励基于不同视野、理论、方法的创新研究，既致力寻求共识，又拥抱多样性，将有助于建设更具主体性、文学性、审美性的中国文学研究，开创生机盎然、百花齐放的文学研究新时代。（执笔：李琳、马征、张聪、范利伟）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相关阅读：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历史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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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作家出版社2020年度好书终评结果在京揭晓，驻园作家刘庆邦长篇小说《女工绘》荣膺2020年度好书之列。本届终评评委阵容强大，由著名文学评论家、知名文学期刊主编等组成。他们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总编辑杨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李一鸣，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文艺报》总编梁鸿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小说选刊》主编徐坤，《中国作家》原主编、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顾问王山，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黄宾堂，《小说选刊》原副主编、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顾问王干参加本次终评会议，会议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主持，参评图书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松介绍。最终，经过专家评委评选，并综合读者2020年12月29日至2021年1月4日网络投票情况，评出了作家出版社2020年年度好书20种。《女工绘》讲述的是后知青时代矿山青年女工的故事。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女青年，她们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知青生涯，穿上了用劳动布做成的工装，开始了矿山生活。在她们的青春与爱情里，阴影，压抑，痛苦，血泪，同时也有抗争，诗意，崇高，华美，构成了后知青时代丰富多彩的女工群像“大观园”。本推文改编自"作家出版社"微信公众平台BOOK北京翰高文创园

2020年，有哪些好书曾陪您走过？1月12日，作家出版社召开年度好书终评会。2020年度好书终评结果在京揭晓。00:34据悉，为向广大读者展示2020年度优秀图书作品及在文学出版领域取得的优异成果，作家出版社成立年度好书评选工作小组，从其2020年1月至12月出版的图书中初评出了32种年度好书候选图书，并于2020年12月29日至2021年1月4日进行了网络投票，得到了读者朋友的踊跃参与。图：20本年度好书封面本届终评评委阵容强大，由著名文学评论家、知名文学期刊主编等组成。最终，经过专家评委评选，并综合读者网络投票情况，评出了作家出版社2020年年度好书20种。图：年度好书评选现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总编辑杨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李一鸣，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文艺报》总编梁鸿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小说选刊》主编徐坤，《中国作家》原主编、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顾问王山，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黄宾堂，《小说选刊》原副主编、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顾问王干参加本次终评会议。会议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主持，参评图书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松介绍。　　图：评委团队2020年度好书简介（部分）：生死守护内容简介：“人民作家”张平2020年度新作《生死守护》。女工绘内容简介：被称作文坛“短篇王”的作家刘庆邦2020年的长篇新作。吉祥的天空内容简介：《吉祥的天空》延续了张之路《吉祥时光》悠长舒缓平和的风格，细致地刻画了北京男孩吉祥的中学生活。拖把军团内容简介：“皮卡兄弟”系列图书是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校园成长小说代表作。该系列丛书讲述了围绕皮达、皮卡兄弟所发生的二十多个取自真实生活的幽默故事，包括裸睡、旅行、骑车、理发等生活趣事，也有兄弟情、父子情、师生情等动人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动物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点滴感动，再次传递出曹文轩“追随永恒”的大家气质与文学魅力。阅读的艺术内容简介：阅读的艺术，就是我们怎样看待阅读，如何阅读，读什么。本书包含四个部分，即阅读的哲思、阅读的方法、阅读的随想和阅读的笔记。俗世奇人（叁）内容简介：冯骥才延续《俗世奇人》壹、贰风格，由十八个短篇小说连缀构成，描写清末民初天津卫的乡土异士和市井奇人，深入挖掘其间百姓的地域性格，进而展示蕴藏其中的地域文化，篇篇短小精妙，回味无穷。徐小斌经典书系内容简介：“徐小斌经典书系”共十四卷、十五本书，包括六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一部散文随笔集、一部艺术随笔集、一部影视剧本集和《虎符传奇》这个电视剧本，《虎符传奇》分上下两卷。笑的风内容简介：《笑的风》是王蒙先生的2020最新长篇。20世纪50年代末，贫农高中生傅大成在春天的一个夜晚，忽闻风中传来女子银铃般的笑声，青春情致骤然萌发，写下一首诗歌《笑的风》，从此开启他幸而不幸、不幸而幸、似荣光又似晦暗的尴尬一生。烟火内容简介：作家王松创作的长篇小说《烟火》从1840年的天津写起，到新中国成立，时间的跨度是一百余年。故事是从天津老城的北门外一个叫“侯家后”的胡同开始的。天津的民俗，风俗，市井文化，各色小人物，在历史风云翻卷的背景下，如一幅长长的图卷徐徐展开。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内容简介：丛书共包含10部作品：《国家温度》《耕梦索洛湾》《出泥淖记》《爱的礼物》《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春风已度玉门关》《太阳出来喜洋洋》《两根丝连接一片民族情》《明月照深林》《决战柯坪》。暂坐内容简介：《暂坐》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以西安城为背景，讲述了一群独立奋斗的都市女性在心灵上相互依偎的故事。以生病住院直到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以暂坐茶庄的老板海若为中心，刻画了红楼群芳般的众生相。她们神秘着，美丽着，聚散往来之间，既深深吸引人，又令人捉摸不透。妇女简史内容简介：《妇女简史》由《敦煌》《乐师》构成，分别发表于《十月》和《收获》。大河初心内容简介：本书作者从崭新而宏阔的视角，重返历史现场披沙拣金，探骊得珠，艺术而全面地还原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跨世纪接续铸造焦裕禄精神的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为新时代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奉上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上海表情内容简介：年初，作家何建明因疫情意外被留在了上海。在这“被留”的百余天里，他亲身经历了上海抗疫工作从开展到取得成效的过程。下午内容简介：陶文瑜的小说题材多以自己生活的苏州为大背景，既有家长里短的《夫妻》《六楼看下去》《明晚电视》等篇目，也有洋溢侠气的《寒山寺》《棋道》等篇目。抗“疫”者说内容简介：《抗“疫”者说》就是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期间，一本来自疫情重灾区湖北的抗“疫”笔记，也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抗“疫”鲜活样本和报告。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吴波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 吴波广州日报全媒体视频记者 吴波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戴雨静通讯员 刘强

2018年，中国网络文学走过20周年，逐渐渗透到了影视、动漫、游戏领域，由网络文学引领的市场版图不断扩张，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由橙瓜网主办的中国网络文学行业电子期刊《网文圈》于今年7月份改版，改版后的杂志围绕发布行业资讯、研判行业趋势这一中心功能， 以丰富有深度的内容和精美可收藏版式，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橙瓜《网文圈》往期部分杂志内刊展示）据介绍，《网文圈》创刊于2017年04月13日，由网络文学行业中的垂直领域媒体橙瓜网打造，以为网络文学行业服务为宗旨，杂志汇聚了如天蚕土豆、梦入神机、我吃西红柿、风凌天下、烽火戏诸侯、善良的蜜蜂、欧阳友权，肖惊鸿等网络文学领域的作家、资深专家，共同记录行业变迁，展现行业内不同声音。（2018年02月橙瓜《网文圈》第18期 封面人物：烽火戏诸侯）《网文圈》电子杂志全新改版上线，它保留了纸质版杂志的优美设计，同时用清晰利落的信息结构，重现阅读纸质杂志的节奏感和呼吸感，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阅读习惯。在内容输出上，新版《网文圈》旨在第一时间报道行业内的重大事件、重要动向、作者作品等内容，挖掘现象本后的本质，梳理行业发展脉络，实时追踪网文行业热点讯息，及时予以评论和分析。例如，《网文圈》针对第26期封面人物“苍天白鹤”跳槽阿里文学而策划的报道内容让业内人士耳目一新，单期杂志在垂直领域的精准浏览量突破了15w+。在栏目设置上，新版《网文圈》设置了热点资讯、橙瓜封面人物、橙瓜专访、网文新力量、名家观点等品牌项目，其中 “封面人物”是杂志的领衔栏目，该栏目精选行业内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或行业大事件的相关主角，进行独家专访。例如第三届橙瓜网络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荣获“网文之王”称号的我吃西红柿，就曾作为封面人物登上第14期《网文圈》杂志，发表对网络文学的个人见解。今年1月份，《网文圈》第17期封面人物邀请了文学博士房伟畅谈文学的魅力，4月份《网文圈》杂志第22期封面人物邀请了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畅谈网络文学现状与IP研究。（2017年12月橙瓜《网文圈》第14期 封面人物：我吃西红柿）热爱网络文学的读者们，通过《网文圈》表达了对高品质内容的需求和认可，新版杂志推出后，也获得了多位网络文学大神作家和多家知名媒体的推荐。“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希望借助这本期刊杂志，记录网络文学的发展轨迹、传播网络文学的价值内涵，为所有热爱网络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最佳的阅读窗口，也为对网络文学感兴趣的粉丝提供一个专业的展示。”橙瓜COO萧逸说道。2017年04月橙瓜《网文圈》第01期 封面人物：月关2017年05月橙瓜《网文圈》第02期 封面人物：酒徒2017年06月橙瓜《网文圈》第03期 封面人物：失落叶2017年07月橙瓜《网文圈》第04期 封面人物：善良的蜜蜂2017年07月橙瓜《网文圈》第05期 封面人物：逆苍天2017年08月橙瓜《网文圈》第06期 封面人物：忘语2017年08月橙瓜《网文圈》第07期 封面人物：耳根2017年09月橙瓜《网文圈》第08期 封面人物：天蚕土豆2017年09月橙瓜《网文圈》第09期 封面人物：骷髅精灵2017年10月橙瓜《网文圈》第10期 封面人物：梦入神机2017年11月橙瓜《网文圈》第11期 封面人物：柳下挥2017年11月橙瓜《网文圈》第12期 封面人物：蝴蝶蓝2017年12月橙瓜《网文圈》第13期 封面人物：肖惊鸿2017年12月橙瓜《网文圈》第14期 封面人物：我吃西红柿2018年01月橙瓜《网文圈》第15期 封面人物：玄色2018年01月橙瓜《网文圈》第16期 封面人物：庄毕凡2018年01月橙瓜《网文圈》第17期 封面人物：房伟2018年02月橙瓜《网文圈》第18期 封面人物：烽火戏诸侯2018年02月橙瓜《网文圈》第19期 封面人物：萧鼎2018年03月橙瓜《网文圈》第20期 封面人物：欧阳友权2018年03月橙瓜《网文圈》第21期 封面人物：潇湘冬儿2018年04月橙瓜《网文圈》第22期 封面人物：夏烈2018年04月橙瓜《网文圈》第23期 封面人物：骠骑2018年05月橙瓜《网文圈》第24期 封面人物：风凌天下2018年05月橙瓜《网文圈》第25期 封面人物：无罪2018年06月橙瓜《网文圈》第26期 封面人物：苍天白鹤2018年06月橙瓜《网文圈》第27期 封面人物：郭怒2018年07月橙瓜《网文圈》第28期封面人物：发飙的蜗牛

02:27中国小康网讯 记者鄂璠 不习惯穿正装的何建明在2020年12月11日这天打了个领带——不是因为他的生日，而是这一天，何建明文学研究院揭牌成立。“上海是一个英雄的城市，也是曾经创造中国红色文化高原时代的城市，今天的上海更是有着无限魅力的城市，拥有丰富的文学宝藏。”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研究院的揭牌成立仪式上说。近年来，何建明将创作目光聚焦于上海，接连奉献了多部优秀作品。《革命者》近期入选中宣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浦东史诗》在中国作协首次向社会发布的“记录小康”主题创作推荐书单中榜上有名，《第一时间》《上海表情》也都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在上海揭牌成立的何建明文学研究院也是国内首个以当代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学术研究机构。“我愿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才能，为上海、为祖国写出更好的作品，也愿意把自己积累与实践的创作经验奉献出来，与上海作家一起创造当代中国的文学高峰。”何建明表示。作为一名作家，何建明将书写当代、书写中国、写中国最好的故事，视为自己的责任所在。2017年，何建明获得“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杰出贡献人物”奖项，一直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代言的何建明认为，文学参与社会建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视频剪辑宋温馨 文案鄂璠)

一本好的杂志是一所好的学校，那些写出令无数读者心醉神迷的经典作品的作家们无一不是在一本好的杂志里诞生的，如没有当时俄国文坛具有领先话语权的《现代》杂志慧眼识珠发表《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功也许会推迟些时候；如没有巴金和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曹禺的《雷雨》将不知又等几个春秋。历史不能假设，这同样是我们《传记文学》办刊核心标准之一：如实地呈现历史的真实一幕；不过历史可以用文学的叙述来再现，这更是我们《传记文学》鲜明特色所在：艺术地再现历史的精彩一幕。人生总该有一次美丽的邂逅。在《传记文学》，你将实现这个美丽的邂逅——真实与诗的完美邂逅。《传记文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是全国思想文化领域资深人物月刊，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传记文学》以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宗旨，以人物传记形式记录历史与社会、时代与思想的发展与变迁，集思想性、时代性、知识性、真实性、文学性于一体，雅俗共赏，图文并茂，令读者获得思想与文化的双重享受。我们珍惜当下我们也向往远方我们从未停止寻找诗和远方的脚步尤其是在年末“三时足勤苦，真乐在冬藏”每踏出一步都有惊喜在悄然等待正如我们这个“征稿启事”——为更多的优秀读者提供更多的优秀作品我们“传记连载”“名家轶事”两个栏目现向爱好文学的优秀的你约稿一、“传记连载”是《传记文学》招牌栏目之一，为优秀的长篇传记作品提供优质的展示平台，我们先后推出蔡元培、鲁迅、张恨水、俞平伯等著名作家、学者的长篇传记作品，精彩再现传主鲜明性格、光辉品质和骄人成就，深受读者好评，文章得到多家出版社青睐，已开始以“传百·传记文丛”形式推出单行本。二、《传记文学》不仅是大朋友的心灵知己，亦是小朋友的良师益友，《传记文学》是第一批入选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馆配的期刊。我们特别为小读者开设了“名家轶事”栏目，刊登古今中外著名人物的轶事趣闻，文章深受读者喜爱，多篇被《读者》《青年文摘》《作家文摘》等转载。征稿要求一、来稿须为作者原创，未曾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媒体（包括互联网）发表，如有抄袭，文责自负。请勿一稿多投。二、内容必须真实、详尽，不可虚构，文通字顺，符合发表要求。三、“传记连载”栏目字数要求在10—20万字之间；“名家轶事”栏目每篇限定一名传主，字数要求2000字左右；四、来稿作者请写明投稿栏目名称、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五、来稿三个月后未接到通知者，可自行处理。 六、来稿接受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电子版请发送至电子邮箱：由于平台规则限制，不允许含有联系方式，请想要投稿的朋友，微信搜【投稿征文驿站】或者《传记文学》杂志官方媒体获取。历史视角 / 文学笔触解读中国 / 臧否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时代性、思想性、史料性原创性、文学性、可读性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高端、前沿的人物传记月刊品牌栏目中国思想肖像、大家风范、佚简里的文学史、史迹钩沉、如是我闻、流年述往、名家轶事、传记课堂、传记书坊、传记连载、臧否天下等。《传记文学》以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宗旨，以人物传记形式记录时代与思想的发展与变迁，思想性与知识性、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雅俗共赏，图文并茂，令读者获得思想与文化的双重享受。

与众不同的杂志不仅开创了一个时代，而且创造了新社区。成功的杂志都可以视为“唤醒了一些颇有个性的人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属于正在形成的某个新社区的成员”。在创造新社区的过程当中，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有些受制于种种外力戛然而止。但无论生命长短，它们独树一帜，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出任重要角色。这一次介绍的是《读书》。“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沈昌文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如此回忆。沈昌文，出版家，在《读书》杂志影响力最大的 10 年里任主编；李洪林，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1979 年 4 月在《读书》创刊号上发布《读书无禁区》，“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影响深远。在此之后的 10 年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相当一部分成为这本杂志的作者，而未来中国差不多两代人的人文精神启蒙与这本杂志相关。李洪林已于 2016 年 6 月以 91 岁高龄去世。《读书》杂志创刊号，来自：本文记者拍摄于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2017 年 4 月 14 日下午，我们与 86 岁的沈昌文先生约在北京三联书店二楼的雕刻时光咖啡馆。老先生个子不高，穿着一件黑色外衣，背着个黑色书包，看起来和沈从文孙女沈帆给他画的那张漫画很像：一个乐呵呵的老头，背个大书包——只不过手上没像画上那样拎着两大捆书。虽然精神和身体看起来都不错，但由于年纪关系，沈昌文听力下降了很多，得大声说话才能听见。因此，我们刚交谈了一会儿，就被店员提醒要降低音量。于是，这位老出版人手掩着嘴和我们“悄悄“谈起了有关《读书》杂志的往事。当时的《读书》不仅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也是 1980 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推手，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重要阵地与公共俱乐部。它不仅影响了当时一代知识阶层，也启蒙了下一代年轻人。来自：本文记者拍摄于沈昌文自传《知道》内页1.沈昌文的那句话出现在一篇《人民有读书的自由———这曾经是个问题》的文章中。李洪林是《读书》的作者，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1979 年 4 月，54 岁的他在《读书》的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影响深远的文章——《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猛烈抨击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禁书政策，认为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相比“四人帮”，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像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1978 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 10 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读书无禁区》一文写道。这篇文章不仅让《读书》杂志一下暴得大名，也招来了众多批评之声。比如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宗旨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有人认为文中没有在“毛泽东”三个字后面加“主席”二字，就是反动思想的表现等等。不少人因此到上面去告状。李洪林（1925—2016）沈昌文回忆，杂志出来之后，上级主管机关找了当时《读书》杂志的负责人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范用对此辩解道：“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他们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之后，《读书》还连续刊发了几篇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其中，三联书店总编辑倪子明和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曾彦修都分别以笔名“子起”和“范玉民”写了支持《读书》的文章。1981 年，《读书》创刊两周年的时候，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陈翰伯还亲自执笔写了一篇《两周年告读者》的文章，重申办刊宗旨，要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称“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沈昌文被调到了《读书》杂志。1980 年，49 岁的沈昌文被任命为人民出版社内增设“三联编辑室“的主任兼《读书》杂志负责人。“创刊号的那篇文章《读书无禁区》，原来叫《读书也要反对禁区》。因为当时科学不准有禁区，所以李洪林说《读书也要反对禁区》。后来改成《读书无禁区》，这是史枚和范用两个人坚决改的。为什么把我调去呢？就是上面觉得他们搞得太过头了，要缓和一下，所以我去了。”沈昌文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道。然而，调到《读书》杂志后，沈昌文的首要工作便是多次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为《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做检讨。“出版总署给中宣部发了文，这文我都保存着，指出错误，要做检讨。杜导正主持检讨会，让我去参加。”沈昌文回忆。但“准备好了诚恳检讨”的沈昌文到了检讨会场，议程排来排去，一直没有轮到他。到了第三次他正准备发言的时候，会上宣布《新华日报》犯了重要错误，《新华日报》先做检讨。结果，《新华日报》检讨完了，杜导正说散会，沈昌文的检讨也就一直没做成。杜导正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等职，后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1923 —）“现在看了《炎黄春秋》，我完全懂了。党内实在是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所以《读书》能办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党内（有人支持）。照我看，胡乔木是‘两面派’，坚决支持，暗中支持《读书》杂志。我在《读书》杂志上，几次我在外面讲话有点过分，胡乔木就给我写了一篇稿子。我也懂了，这篇稿子一发表，我就划个内部通报。所以，党内这些斗争非常复杂的。我是一个下面的人，可是我还是懂，我能迎合下去。所以当时很多别的杂志都停了，这是《读书》杂志所以办下去（的原因）。”沈昌文说。而翻看《读书》杂志创刊人物的履历，你很容易发现这本杂志来头不小。创始人都是在新闻出版领域有声望和地位的老人。筹备《读书》杂志期间，领头人陈翰伯是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主编陈原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而另一负责人范用是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除了这三位领导，具体做事的则大多是“刚挨过大整刚恢复名誉未久的著名人士”或者说是些“大右派”。比如有党外的外国文学专家冯亦代、原三联书店总编辑倪子明、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史枚、《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包遵信等。后来，在冯亦代的介绍下，著名画家丁聪参与了版面的制作。沈昌文回忆，这些老头办《读书》有其历史原因。陈翰伯在 1940 年代就办过这个名称的杂志。范用所在的三联书店，这一“联“过去指的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办有《读书生活》杂志。解放后的出版总署，也办过《读书》，是那里唯一公开的刊物，陈原一度是它的主管。现在，老人们则把《读书》定性为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一位主管出版工作的领导人后来还对沈昌文说，这个刊物这么定性，只因为陈翰伯的原因才能被批准。因为照中国当年的规矩，只有像《红旗》那样的党刊，才能叫“思想评论”。陈原（1918—2004）2.《读书无禁区》之后，《读书》又接连刊发了几篇影响颇大、突破禁区的文章，吹响了 1980 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先声。比如 1981 年第一期发表了于浩成的《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文章称：“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不解决，宪法上的有关规定也就是一纸具文，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空的。一切由国家垄断，统得太死、管得太严、缺乏竞争，是当前的主要弊端，既不能充分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又非常不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1981 年第二期发表了李以洪的《人的太阳必然升起》，主张人性解放，宣称：“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曾经成了禁区。三十年来，我们曾经把尊敬，热爱，信任无限制地奉献给神，现在是偿还给人的时候了。神的太阳落下去了，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和《读书无禁区》类似，为了促进讨论，《读书》后来又发了反驳《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的文章《狗的月亮已经升起》。而这两篇文章争论的背后，实际上也是周扬和胡乔木对“人性论”或者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这一争论后来还演变为1983 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坚持人性论、提倡尊重人的尊严的周扬也成为了批判对象，并被要求做公开检讨。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读书》杂志则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等类似的机构一起促成了 1980 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文化热“。它也在中国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发行量也从两三万增长到了十三四万册。沈昌文（1931 — ）一方面，它扮演着以思想评论的形式引进对国人而言新知新思潮的角色。比如《读书》当时就刊发了包括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艾·弗洛姆的《爱的艺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来自竞争的繁荣》、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相关的书评文章。这些文章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各个学科。不仅使得当时的读者一下子大开眼界，也契合了时代的潮流。另一方面，它所拥有的老中青三代作者群使得当时《读书》的文章不仅质量高，而且十分活跃。当然，这也和《读书》的办刊方针和文章要求有关。沈昌文回忆，从陈原开始，《读书》杂志就主张文章要写得有文采，“不文不发”。因此，由于文笔实在不行，《读书》退过很多著名学者的文章。后来，《读书》对文章的具体要求凝结为八个字“厚积薄发，行而为文”。那时，要做到这八个字，只能找文坛老人。而 1980 年代，文革刚结束，正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受困多年后，想写文章的好时机。《读书》也因此收集了一大批著名的老知识分子。比如吕叔湘、金克木、舒芜、张中行、劳祖德、顾准、许国璋、王佐良、王宗炎、陈乐民、徐梵澄、何为、柯灵等等。另外，像董乐山、董鼎山、钱满素、王蒙、张隆溪、张宽、崔之元、汪晖、刘军宁、刘东、甘阳、许纪霖、李零、叶秀山、杜维明、张汝伦等人后来也成为了《读书》的作者。1984 年的《读书》杂志，来自：本文记者拍摄于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沈昌文称，《读书》的办刊论可总结为“三无”——无能、无为和无我。不管是科学还是人文、启蒙，抑或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读书》都能够一概笑脸相迎，兼容并蓄。这样，《读书》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俱乐部。“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沈昌文在自传中写道。而“无我”则是指《读书》不代表一种学派，一种学问，在学问上“无我”。所以，《读书》绝对不要办成学术刊物，而是要办成思想刊物。虽说如此，但这一时期的《读书》内容总体上还是一本偏向自由主义的刊物。因此，《读书》寻找了各方面的人才，开设了各种专栏。比如文学方面有冯亦代的“西书拾锦”、吴岳添写法国文学的“远眺巴黎”、李长声介绍日本文学和见闻的“日知漫录”、“东瀛孤灯”、蓝英年引介俄罗斯文学的“寻墓者说”、王佐良的“读诗随笔”和董乐山的翻译专栏“译余废墨“等；思想方面有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艺术方面有辛丰年（真名为严格）的西洋音乐专栏“门外读乐”、李皖的音乐评论专栏“听者有心”、尹吉男的美术评论专栏“独自扣门”、丁聪和陈四益合作的“诗配画”专栏：“新百喻”和“诗画话”等。这些丰富的作者资源不仅让读者受益，也使得三联书店拥有了宝贵的出版资源。相比其他出版社，它能更容易出版《读书》作者群的书籍，甚至可以直接结集一些作者在《读书》上发过的文章，带来了很大便利。《读书》编辑部的成员也因此受益。比如赵丽雅（笔名扬之水）就称自己是“师从众师”。“我 1986 年 12 月到了《读书》，一直到 1996 年。这 10 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读书》认识的作者都是顶尖人物。这对于我来说是‘师从众师’了。不限于某一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式，视野就更开阔了。那种帮助是一种影响，等于是在他们中间熏陶出来。”赵丽雅回忆道。她最后也成为了一个学者。1996 年，赵丽雅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著有《脂麻通鉴》、《终朝采绿》、《诗经别裁》等作品。范用（1923—2010）为了“笼络”作者， 1985 年，《读书》每月 25 日还在北新桥附近的咖啡馆办起了“读书服务日”。“《读书》是和赵越胜学来的。他父亲是人事部部长，家里地方很大，所以（赵越胜）老在家里举行 party。我学他的，搞了个‘读书服务日’。‘读书服务日’请各方面的人都去了，这个团结了很多第二代和第三代（作者）。”沈昌文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道。沈昌文回忆，“读书服务日”这个名字学的是牡丹电视机厂的“为顾客服务”。他觉得，“读书会”太敏感，“服务日”这个名字可以降低政治风险。服务日当天，《读书》的作者和读者会随意坐在咖啡馆内聊天，自由地讨论，编辑则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诞生选题，方便组稿。令沈昌文意外的是，除了开始几次自己结的账，服务员告诉他已经付了钱了。“谁付的呢？这人现在也很有名——牟其中。这位老先生后来坐牢了，真想不到，他当年不露面，听说服务日，来了一起喝咖啡，大家也没注意到他。临走的时候，他付一张支票。所以等我付账的时候，他全付了。这真是中国知识界一个令人兴奋的奇怪现象。我跟牟其中不熟，一点也不认识，不知道他怎么会对这些感兴趣。”沈昌文说。陈翰伯（1914—1988）3.“读书服务日”的举办，使得沈昌文越来越意识到读者反应的重要性。为此，他每天一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收发室拿读者来信，接着一一研读。“我非常注意《读书》杂志的读者，那些来信（很多）我都保存着。它的很多读者都是小知识分子。因为文章写得很晦涩，可是有读者看懂了，来信响应。这个来信的人是什么陕西的一个中学老师，并不是大学老师。这个我很奇怪。这是中国当时我认为很意外的一个事情。”沈昌文说。除了表达看懂文章里的言外之意，这些读者来信既有夸奖，也有批评，还有个人观点的呈现。一位叫胡邦智的老读者就曾批评《读书》宣称要“让读者躺在靠椅上看完”的提法：“《读书》已成自家风格，没有必要改变自己个性，降低自己层次去迎合某些市民们的口味。正襟危坐的杂志远比随便翻翻即看完的杂志好！”1989 年 3 月，当时的科学史博士、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曾写信给《读书》。“我是《读书》的老订户。面对今年的涨价，我丝毫未产生犹豫就继续订阅。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如果贵刊再进一步涨价，我还会订下去……我把每期的《读书》都藏着，我女儿才三岁，但相信她将来会喜欢《读书》的。一定会。”他写道。读者来信同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大三学生秦朔也写信给了《读书》，表达了对《读书》1989 年第二期中严搏非一篇名为《抛弃乌托邦——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文章的不同见解，认为“严先生的实用主义态度太严重了”。自此，21 岁的秦朔和 58 岁的沈昌文成为了忘年交。那年，秦朔从上海来到北京《中国青年报》实习，还去《读书》杂志所在的东四六条胡同见过沈昌文。到《南风窗》工作之后，尤其在 1990 年代中期前后，秦朔称，每次去北京都会见他。“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老头，也特别幽默，信息量也很大。我觉得他是那个时代某种意义上的活字典，所以能从那种言谈举止里学到很多东西。”秦朔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道。当然，除了沈昌文本人，对秦朔影响更深的还是《读书》杂志本身。早在高二、高三的时候，他晚自习会去其父亲所在的河南大学外语系的第二外语借阅览室看书或者写作业。在他印象中，三列借阅架中就有《读书》，“看得比较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跟人的解放、人的价值”有关的文章。上大学后，秦朔看《读书》也就更多了。对他们这一代大学生而言，《读书》是一本偏重思想性的代表刊物，里面的作者都是偶像式的人物。比如他去北京实习的时候，还特地拜访了喜欢的作者刘东。1989 年的《读书》杂志更重要的是，对于秦朔这样的读者，《读书》则是一个思想启蒙和知识启蒙的重要阵地，对他的影响也蕴含在整个 1980 年代的时代氛围中。“当时整个社会，大学生关心改革，关心世界，比如说今天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怎么能够追上去？这样一种时代责任感，这样一种风气。《读书》使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多了一些软性的精神气质。这个软性的精神气质里面，核心元素的确是有一些启蒙，或者说点亮自己，或者有一种普世的标尺衡量当下，追求超越性的思想精神状态。”今年 49 岁的秦朔回忆道。1997 年，29 岁的秦朔在毕业 7 年后担任了《南风窗》的总编辑，并成功领导这本杂志成为了中国影响最大也是发行量最大（单期近 66 万）的政经杂志。《时代》周刊曾称它为“一份属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时事刊物”。现在，他是自媒体“秦朔朋友圈”的创始人。秦朔4.1980 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意外中断以后，中国进入了 1990 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挣钱和下海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当时被称为“痞子文学”的王朔、张艺谋为代表的电影——它们共同被视为“流行文化”——成为人文学者忧虑的对象。1993 年，《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这篇文章认为，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文章刊发后，虽然引起各家媒体转载，但影响不是很大。直到 1994 年，《读书》杂志积极介入了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用了 6 期的篇幅刊发了这次讨论的相关稿件，从而引起了全国的巨大反响。这差不多也是《读书》最后一次对中国社会文化重要事件发挥影响力。汪晖1996 年，沈昌文退休。汪晖和黄平接任《读书》杂志主编。这 11 年间，一般认为《读书》的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关注的学科领域大大拓宽，关注的重点包括三农问题、全球化、亚洲问题等。更有人称，这一时期的《读书》成为了一本“新左派”杂志，学人办刊和出版家办刊有着很大区别，文章的可读性也变差了，更为艰深。2007 年，汪晖和黄平离任之后。潘振平、吴彬、贾宝兰、王焱和郑勇等相继执掌过《读书》，但影响力已大不如前。曾经的忠实读者秦朔，也在 1990 年代后期放弃订阅了《读书》。针对这一变化，他解释道：“也不是特别说觉得质量，或者有人说是转型，就是觉得《读书》的使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完成了）。你发现其实有些书、知识和思考在某个特定的时代里面，它会给你的感觉是非常 powerful，是强有力的和这个社会同频互动。那后来呢，《读书》里面的知识，跟社会的这种强烈互动性削弱了，没有很强烈。当然，到了 1990 年代中后期，类似于像《南方周末》《南风窗》《南方都市报》，胡舒立办的《财经》等这一类，它就更加直截了当的，不用以书为中介，就直接去发挥新闻的功能。那么随着这个时候，《读书》慢慢的就显得有点弱了。换言之说，虽然我们讲要专业，但毕竟文章合为时而做，你的社会干预和社会联想的功能降低以后，影响力慢慢就弱化了。”2013 年的《读书》杂志对于今年 86 岁的沈昌文而言，相比过去，回看《读书》杂志，“（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当时办杂志有它有利一方面，因为刚开放，很多老知识分子，我们去组稿，往往能积极响应。比如说金克木等等，我的回忆文章里面也写过，我跟他没什么特别交情。而且我去找金克木以前，陈原警告过我，说你去找他要小心，这个人架子大着呢，不会跟你说什么。结果相反，我找他，他看见我，高兴极了。看见年轻人，高兴极了，拼命指导我。临走的时候，他送我走，到门那儿，还要说差不多五分钟话。我觉得那么热情的老头。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以前，他们受到的待遇都太苛刻了。因为在以前，我刚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到北大去组稿，我找朱光潜，找他谈的时候，校党委派人事干部在旁边监听我们两人。等到我找金克木的时候，我可以自由出入他的家里。可见大不一样。所以应该说是气氛不一样。不是我有本领，我没有什么本领，也不是《读书》杂志有声誉，正好赶上这个时候。”而回看 38 年《读书》的历史，49 岁的秦朔感慨道：“从最早发表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开始，从思想启蒙到回归学术，然后再到最近这些年知识多元化，（《读书》）慢慢地似乎淡出了舆论影响社会的一个主要地位。总体上讲，它也是一个时代变迁的标志。”知识人群体的分化、作者群的离散、杂志的多元化、技术的变革等等都是影响力下降的原因，但可能最为根本的是《读书》这本杂志和时代主流的关系已经没有那么紧密了：整个社会在 1980 年代末期开始的犬儒化、对精神启蒙丧失耐心让《读书》杂志很难再契合时代，它提前完成了它的使命。（参考资料：沈昌文的自传《也无风雨也无晴》《知道》和书信集《师承集》《师承集续编》）题图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弗谢沃洛德·巴格诺。摄影/李行有人喜欢高尔基，有人喜欢索尔仁尼琴——专访俄罗斯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弗谢沃洛德·巴格诺文/李行发于2019.9.30总第918期《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6月21日上午，《中国新闻周刊》来到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对前任所长、现学术科研负责人弗谢沃洛德·巴格诺院士进行了专访。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也叫“普希金之家”，藏有不同年代文学名家的珍品，普希金的手稿也陈列其中。巴格诺院士是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主要研究西班牙语文学。采访当天，巴格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也交流了中国读者对于苏俄文学的接受情况。普希金之家内的普希金塑像。摄影/李行在巴格诺的办公桌前，放着中国作家巴金的手模，还刻有巴金语录：“我说的讲真话，就是把心交给读者，讲心里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思考过的话。”据巴格诺介绍，这是一位来访的中国学者赠送给他的。专访结束后，巴格诺向《中国新闻周刊》详细介绍了普希金之家的收藏情况，他补充说，这里展出的只是全部藏品的一部分。“好东西太多了，可惜的是，地方太小。”他感叹道。普希金对“彬彬有礼的中国人”大加赞美中国新闻周刊：你作为“普希金之家”的负责人，能否介绍一下，普希金喜欢中国文化的原因？巴格诺：汉学家比丘林是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通过比丘林购买了关于中国的书籍，他并不是特别有钱，买书花费了他很多资金。普希金和同时代的作家藏书有所不同，他整个藏书量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收藏有地理、历史、民俗等方面的书籍，有关中国的藏书便有82种之多，他的广泛阅读和接触，使他加深了对中国的热爱与向往。早在皇村中学读书时，普希金便开始构思他的第一部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在诗中，普希金写道：在那迷人的田野里／五月的清风徐徐送爽／密树枝叶微微颤动／中国夜莺在宛转歌唱。1813年，在他写给女友娜塔丽娅的信中，对“彬彬有礼的中国人”更是大加赞美。同时代的作家可能对南欧国家感兴趣。普希金年轻时就跟同时代人兴趣不同，他首先感兴趣的是中欧，然后西欧、高加索地区，之后到近东地区、西伯利亚，中国。据资料所知，当时只有普希金向政府提出过到西欧和中国访问，但始终没有成行。中国新闻周刊：据说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有关于孔子的内容？巴格诺：是的，孔子出现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手稿中，不过并没出现在最终版本中。在手稿中，关于孔子有整整一个诗节，后来又被删掉了。这也非常能理解。因为当时俄国民众对孔子还不了解，也许为了读者考虑，只能删掉。中国新闻周刊：我看到报道说，普希金之家收藏有一些中国的资料？巴格诺：有中国京剧音频，我曾经带这些音频去中国播放，普希金之家博物馆里还存放有中国民间故事的录音。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普希金的作品更被中国人所喜欢？巴格诺：一般认为诗歌翻译是损失很大的。但可能普希金、阿赫玛托娃、兹维塔耶娃等诗人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相比译成西方语言损失更少。所以中国读者更能接受这些诗歌作品，西方更加流行的是俄苏的小说。中国新闻周刊：普希金之家在中国设立全球第二个中心，是出于什么原因？巴格诺：是的，我们成立了普希金之家驻首都师范大学中心，是因为结识了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先生，于是达成了合作。这个中心现在进行一些研究工作，有一些中俄文学学术活动。俄罗斯的文学教授去中国作过演讲。这个中心为中俄两国学者和学生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西方世界把俄国文学看成黑白的画面，但俄国文学是彩色的”中国新闻周刊：你是研究俄苏文学在全球传播的，不同国家对俄苏文学的认知有什么不同？巴格诺：的确，英国认为最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契诃夫，在法国、德国的记者，更喜欢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中国，普希金被了解的程度比其他西欧国家要深。至于背后是什么原因，我还不清楚。普希金之家内的普希金手稿等藏品。摄影/李行西欧会把普希金看成西欧作家的模仿者。中国读者比较幸运，因为普希金传入中国的时期比较晚，大概在清末民初。所以中国读者得以认识真正的普希金，而不是把他看成西欧的模仿者。我个人认为，普希金是俄苏文学史上最有天赋的作家。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俄苏第一作家。中国的历史不同，因而更能全面地看待俄苏文学作品，并不会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最重要的作家，中国读者把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里等人都看得同等重要。“一战”后，西方世界开始把俄国文学看成黑白的画面，这会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如《罪与罚》 《白痴》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地位。这种情况在俄国国内是不会发生的，俄罗斯国内认为，俄国文学是彩色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中国读者和其他国家读者对俄苏文学的接受有什么不同？巴格诺：苏联时期很多作家被禁止，流浪海外，能够出版的都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国因为模仿苏联，可能情况是类似的。我认为，中国的读者能够自由地去读俄苏文学，甚至比俄罗斯本土和西欧国家读者更自由和主动。因为在俄罗斯，虽然没有去禁止哪个作家的作品，但像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涅克拉索夫这样苏联时期非常受推崇的作家现在不太受读者欢迎，因为读者可能觉得这些作家的作品意识形态色彩太重了。我在中国发现，各种作家作品都被翻译成中文，并被中国读者所接受。我很惊讶，也很欣慰。中国新闻周刊：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青年近卫军》 《母亲》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目前在俄罗斯的境况如何？巴格诺：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俄罗斯已经没什么人读了。俄苏历史上的作品在当下的俄罗斯本土没人读，但在中国却受到欢迎，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可能是俄罗斯读者认为这些作品意识形态价值远远超过了文学审美的价值，所以不喜欢。但也许中国读者认为他们是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的，所以被接受。这种对于作品接受程度的不同，长久来看可能也在于各国的民族性格。中国文化更能欣赏一些深刻、细致的作品，比如屠格涅夫有一首诗歌叫《麻雀》，这首诗俄罗斯人很多都不知道，却被收入中国中学课本里。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当下中国依然受读者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巴格诺：这部作品的命运在中国和俄罗斯很不同，俄罗斯已经不出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在好像还是进入中国中学课本的。听中国朋友说，前几年，一年中就出了二十多个版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所以还被中国读者接受，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它写得很感人，有自我牺牲精神、爱国主义情感，包括爱情的萌芽，都会对青少年非常有吸引力。相比于《青年近卫军》《母亲》，我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相对好一些。有点像好莱坞的电影，色彩是鲜艳的，虽然也没有感动到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会证明这些作品的地位。这些作品当时也被苏联官方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结果各不相同，像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接受它们；而在波兰，则是反对这些作品的；在古巴，它们可能也有市场。这些作品如果在某个国家受到欢迎，就会成为这个国家自己的作品，在中国也是一样。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了中国自己的作品。希望有机会亲自去中国了解，而不是通过文学作品中国新闻周刊：不同时期的俄苏作品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巴格诺：在黄金时代，知识分子数量非常少，这些作品影响到知识分子的生活、思维方式；到了白银时代，知识分子数量多了很多，它们也受到这一时期作品的影响，但当时很多作品让人费解；苏联时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当时的文学可以分为很多种类，一种是官方出版的，一种是地下出版的，还有一些侨民文学是很难出版的。苏联时期有两种读者是互相抵触的。像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比托夫等作家虽然都是苏联时期写作的，但俄国读者并不把他们看成典型的苏联作家。苏联时期存在两种人民，有些人喜欢高尔基、法捷耶夫，其他人相反，喜欢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娃等作家，这两种人可能和平共处，他们也可能都喜欢马雅可夫斯基。但这些作品造成苏联人民内部的价值观冲突，这可能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新闻周刊：你对中国作家了解得多吗？巴格诺：虽然有时候会收到朋友寄来的中国作品，但我很少看，我对莫言的作品了解一些。希望有机会亲自去中国了解，而不只是通过文学作品。我一直不喜欢当代文学作品，包括西欧和拉美的。202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我们会举办盛大的活动，我已经给中国的一些作家发了邮件，询问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的情况，如果中国有导演、演员等艺术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兴趣，也欢迎他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谢田文娟、李双杰为本次采访提供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