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期刊

作者：周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向世界讲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故事，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国策。习总书记在多次出访中，都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个国策。凭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习总书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更有效、更规模化、更成功地实施这一策略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和策略已经有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学术界对海外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策略、路径和模式研究成果颇丰。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然而，我们文化输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仍然较为艰辛。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翻译的书籍在国外并没有真正地打开市场，为世界所接受。我们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仍然不够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我们的对外传播策略，并探索如何真正有效地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中华文化“走出去”受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我们所传播的文化与输入国所期待接受的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诚然我们现在国内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译者，出版设计水平也非常高，对外译介成果非常丰硕。然而，最终得到其它国家本土读者认同的译本却并不多。以我们现当代文学传播为例，真正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的译本还是由西方本土译者所选择并翻译的译本。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目前文化传播策略，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上所述，翻译策略研究非常重要，然而如果不考虑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则有可能造成译本不为受众接受的后果。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将文化传播过程分为接触与显示、选择和采纳融合三个阶段。大量译本推向世界只是使我们所希望传播的文化呈现在受众面前，而受众如何进行选择这一阶段就成为评判传播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采纳的关键环节。目前我们学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将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著作译介并传递出去，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是否有效地传播与接受的重要领域：海外权威学术期刊的研究几乎很少去关注。针对这一现状，对海外权威学术期刊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他国学者的研究旨趣，确立以受众为重心的传播方式，并力求找出作为文化传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契合点，进而促进中华优秀文化更有效地为目的语国家所接受，最终真正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顶尖的学术机构所出版的学术期刊，体现了学术前沿性、前瞻性和权威性，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无疑就是其中的代表。哈佛大学历来都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作为美国汉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哈佛大学历年来名家辈出。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以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等学术机构、院系和刊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汉学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刊于1936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作为哈佛大学研究的权威级期刊，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学术界的风向标之一。与此同时，它也体现了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旨趣，并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对《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八十多年来，尤其是千禧年以来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及书评的回顾，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美国汉学的发展脉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中分析西方独特的研究视角。这些为我们深入分析接受国的“期待视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让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化真正落地，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进行文化输出，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首先，不同的文化土壤滋生了不同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旨趣的不同我们可以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重要的论文得以一窥究竟。从历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论文来看，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戏剧等仍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核心。然而，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阈并不囿于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研究视角，而是立体的、多维度、跨越学科边界的多元化研究。同时，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也绝不拘泥于某一方面，而是融会贯通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并运用西方文论中新的批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科林·霍伊斯的长篇论文《言外之意：北宋的游戏与诗歌》、同期的长篇书评《狐狸与鬼魂：纪昀与十八世纪文人讲述故事》；书评《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物品》；阿尔弗雷达？默克的《中国宋代的诗歌与绘画》；著名西方汉学家袁苏菲的两篇书评《17世纪中国的戏剧家和文学游戏》、《欲望戏剧：早期中国宋朝戏剧的作家、读者以及再生产》，以及论文《蟒袍礼物：“金瓶梅”中物的流通》等论文都是运用新的批评方法对经典文学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元化解读的代表性作品。当代美国汉学巨匠宇文所安的《诗经的再版》、《唐朝的手抄本遗产》，《早期中国经典诗歌的形成》这三篇文章则不仅仅将研究视角拘泥于文学本身，而是将文学与文学生产与传播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阈。同样，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海外学者试图挖掘被经典文学话语排除在外的私人性话语，与主流文学话语一道丰富了我们文学的研究领域，也同样拓展了我们文化“走出去”的空间。最典型的代表有对西方知名汉学家、翻译家杜博妮的著作《当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鲁迅与许广平的亲密生活》进行的长篇评论。而《休闲文学与中国现代性》则探究了现代性与中国休闲文学这一较少受主流学术话语关注的领域。这些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不仅给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也能指导我们在外宣工作中采用更为丰富、灵活、多维度、立体化、多元化的战略，从而打破学术/非学术、经典/大众、菁英/通俗话语的疆界，找到我们文化输出与海外接受的契合之处，将中华文化更有效地引入国际视野。其次，海外学者把以前被排斥在经典文学传统之外的边缘声音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关注性别、族群、地方话语等问题。例如，著名美国汉学家白亚仁的书评论文《剑与绣花针：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女侠》、《美女与小说：十九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其它如《清朝的性别与文本政治：<正始集>研究》、《发声的女士：早期中国文本中的性别与男性群体》、《女鬼：十七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与性别》、《作为作者的她自己：晚清中国的性别、代理与写作》等大量的书评和论文可以看到性别研究在当代《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分量。其它如对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苏州、杭州、安徽等地方文化的论文也占据了不小的篇幅。第三：大众文化和新媒体的涌现不仅吸引了海外汉学家的关注，也为我们对外传播打开了新的思路。大众文学期刊、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不仅挑战了传统主流文学的出版模式，拥有大量的文学受众，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状况也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拓展了新天地。总的说来，过去我们对外宣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新媒体的出现，其实也为我们在新时代的外宣模式上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在近年来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同样体现了海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西奥多？D. 哈特斯撰写的《文体问题：文学社团与现代中国的文学杂志，1911-1937》一书的书评就向我们展示了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团体以及我们学界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大众文学期刊的研究兴趣。该著作的作者迈克尔？霍克斯（贺麦晓）是当代英语世界学者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他于20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网络文学》一书成为近年介绍、分析和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而我们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多维度、多渠道、多方位地进行文化传播，同样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当然，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西方汉学研究中的政治偏见使我们在分析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一些带有偏见的政治话语。但总的来说，海外汉学不同的学术旨趣与研究视角使我们在文化输出时必须考虑到预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我们在文化输出时最终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然而，我们过去在外宣过程中由于对目的语国家的需求不够重视，造成我们的文化输出常常与目的语国家的需求相割裂，因此我们的对外输出并没有很好地达到预期效果。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我们向世界展示我们优秀文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时，在文化输出时充分考虑到接受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研究旨趣以及文化差异，是我们当下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者简介：于2006年获得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于2014年完成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08CWW005），以良好的成绩结项。目前正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非裔文学史》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3&ZD127）。在相关研究领域出版专著：《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博士论文）、《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其中，《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获得校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当代文坛》等发表学术论文数篇。（来源：光明网）

人民网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虞金星）由《十月》杂志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10月30日在京举行。本次论坛是国内文学期刊与世界其他国家、语种的主要文学期刊首次集中交流。俄罗斯《外国文学》杂志主编亚历山大·利维尔甘特、西班牙文学杂志《客迈拉》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法国文学杂志《现在》主编雷吉尔·加亚尔、日本文学杂志《昴》主编羽喰涼子、德国柏林《每日镜报》文学编辑格雷戈尔·德绍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收获》副主编钟红明、《当代》主编孔令燕、《世界文学 》主编高兴、《钟山》副主编何同彬、《花城》主编朱燕玲、《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花城》特约学术主持何平与翻译家、《十月》杂志“世界文学期刊概览”专栏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振江、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黄燎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秦岚参加论坛并发言。本次论坛主题为“设计文学：以期刊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生产”，重点关注文学期刊在本国文学史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与本国知识界及文化界的密切联系等。中外文学期刊的主编们在论坛上相互介绍了各自文学期刊及本国文学期刊的历史与现状，并就相关话题展开交流。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谈到网络时代坚持文学出版的话题。他说，网络的出现极大冲击文学出版，《客迈拉》杂志销量已经减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分之一。他认为挑战在于如何使优秀的文学区别于目前充斥在社交网络上的低质量读物，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初心，“可能做好筛选工作并且展示优质文学，会让我们与网络刊物有所区别”。《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为技术的进步从来不会阻止对于优质内容的追求，“不管未来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原创优秀的文学作品、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大家都需要的”。在谈到文学杂志的重心时，法国《现在》杂志主编雷吉尔·加亚尔引述法国哲学家的观点，认为翻译最应受到重视，“如果一本文学杂志存在只剩下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要重视翻译，让作品被翻译。因为翻译意味着我们对一种新的地平线的理解，也是对自己的文学认知地平线的一种拓宽”。《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在与国外文学期刊主编交流时，认为过去国外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接受，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角度，从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基本符号的角度进行的，而今天应该更进一步，从“作为人类对于精神密码的探究，渴求交流的愿望等等”共通的层面去研究和接受。日本《昴》杂志主编羽喰涼子分享了她对纯文学认识，“什么是纯文学作品呢？我个人的定义是用文字对现实再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她同时分享了她的编辑思路，在刊登小说作品的同时也期待展示作家对当下的刊发，让杂志有一种直播感，“好比准备一桌饭菜，不光要有经过时间闷煮的菜肴，还想准备一些鲜蔬沙拉”。该论坛是《十月》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之一。《十月》1978年在京创刊，四十年来发表了《小镇上的将军》《高山下的花环》《北方的河》等一系列名篇，成为我国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为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方式和新途径，了解世界各大语种文学期刊的现状和发展脉络，加强中国文学期刊与其他主要文学国家文学期刊的相互交流，《十月》杂志2018年推出“世界文学期刊概览”栏目，邀请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有代表性的专家撰稿，介绍俄语、法语、日语等语种代表性文学期刊历史和现状。文学期刊论坛在该栏目基础上，邀请中外代表性文学期刊主编集中交流，以期未来进一步合作，互译互介稿件，促成作家互访和对话，举办相关的文学研讨。论坛由《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主持，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宗琥先后致辞。

朱燕玲先锋是一种精神气质何平：广东是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前沿。《花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花城》创刊之初，其“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的办刊方针显示出它视野的开放和包容。《花城》得风气之先，改革开放赋予《花城》怎样的精神气质？朱燕玲：《花城》诞生于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那个年代，人人激情昂扬，个个摩拳擦掌，创造力被大大激发。广东人思想开放，在历史上有革命的传统，此时划为改革的前沿试点地区，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更加凸显。又因广东地理上毗邻港澳，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客观上得到海外资讯的便利大大强于内地，这才使得创刊初期的《花城》有可能设置那么丰富的栏目，打破常规，迫不及待地向读者介绍国际文坛的作品和思潮。40年后的今天再翻看，仍然能感到一股海洋之风扑面而来。可以说《花城》诞生在一个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根植于沿海的土地，先天就带有了开放的基因、敢作敢为的精神气质。何平：《花城》有诸多有影响的栏目，比如1983年的“作品争鸣”，1994年的“新小说”，1999年的“实验文本”，2004年的“花城出发”，2016年的“新媒介文艺前沿探讨”，2017年的“花城关注”……《花城》被文学界称为“先锋文学的摇篮”。事实上，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先锋”具有复杂性和流动性，作为《花城》“先锋转型”的参与者想必你对此有自己的理解，能具体谈一谈吗？朱燕玲：在我看来，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作品与争鸣”栏目来自于创刊早期打破禁区的强烈愿望。“新小说”栏目设立后推出了小说家韩东以及新人朱文和李冯，可以说及时抓住了上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重整旗鼓“续航”远征的契机。为什么大家现在常说《花城》是先锋文学的摇篮或者先锋文学的重镇？我想是因为《花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刊登先锋作家的作品，虽略晚于《收获》，但保持先锋的姿态更持久，而这些在《花城》成长起来的先锋作家，也更持久更鲜明地保持着先锋的个性，直至今日。我觉得，不要狭隘地理解先锋。先锋应该是一种精神气质，它是年轻的，勇敢的，也是理性的。它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单说技巧，它在今天也已经不知不觉融入到几乎所有作家的写作之中。这也许就是你说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吧。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和发现何平：《花城》四十年并不是只追求先锋性和实验性，我的阅读观感，《花城》同样是改革开放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镇，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你有着怎样的理解？朱燕玲：这里的先锋性和实验性，都是指文本意义上的。而我更愿意将先锋扩大至一个精神性的层面。这样理解，才更能看出《花城》40年办刊，其实有一条线贯穿始终：40年来，虽历经多任主编，风格和侧重点有所不同，由现实主义基调、报告文学主打，到实验色彩渐浓、鼓励文本创新，到文学策展、品牌运营，都无不保持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和独立担当勇气，每一任主编都很珍惜这个纸墨园地，不敢懈怠。何平：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新世纪前后，毕飞宇、李洱、韩东、北村、吕新、陈染、林白、艾伟、东西、鲁羊、朱文——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得很长，这些当时的青年作家最重要的小说几乎都发表在《花城》。他们的年轻锐气带动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绝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花城》今天依然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和发现，你觉得今天的青年作家群体和当年这个青年作家群体之间有差异吗？朱燕玲：是的，现在看，这个阵容十分强大。但当年他们也是一个个扎扎实实冒出来的。现在，最大的“90后”也快30岁了，而当年那批作家，在这个年龄，已经各自有非常不俗的表现。虽然“90后”群体受到的关注是空前的，但个体却又是模糊的，也很难看到一个集群化的现象。我暂时看不出后续会有如八九十年代那样爆发的态势。他们自由而分散。从一个社会来讲，这并不是坏事，现代社会就应该是多元的，多向度的，今天传播方式和渠道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兴趣分化是必然的结果。但从文学内部来讲，我们并不满足，我们期待看到更有个性的作家一个个脱颖而出，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花城》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寻找这样的新人。何平：《花城》的诗歌栏目对汉语诗歌，尤其是长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早期朦胧派诗人第三代诗人到现在，几乎所有重要诗人都在《花城》有诗作发表，《花城》有没有自己的择选标准和尺度？朱燕玲：《花城》确实一直保持对诗歌栏目的高度重视。《花城》之所以坚持刊登组诗、长诗，是觉得推出一个诗人要有充分的说服力。组诗或者长诗才能较完整体现一个诗人的风格和面貌。我认为好的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应具有崇高的精神力量，感知众生，悲悯为怀。我不反对写日常、写细小的事物，但我反对口水诗。我还认为所有好的文字都该有诗性——小说、散文、甚至评论。优秀的诗歌是可贵的，因此诗歌不能沦为版面的补白。希望既有思想性也有可读性何平：《花城》是重视文学文化批评的文学杂志，设有“花城论坛”“现代流向”“思无止境”等栏目，这两年还有“域外视角”，诸如陈晓明、程光炜、谢有顺、王一川、陶东风、南帆、王岳川等人都在《花城》上发表过评论文章，《花城》的文学文化批评更注重什么？朱燕玲：《花城》这一块的栏目名称多变。“现代流向”栏目曾经推出了一大批优秀学者的文章，既有学术性也有思想性。而“思无止境”栏目，可以看成是“花城论坛”和“现代流向”的合体，再加上“花城关注”栏目里的点评部分，一起形成每期刊物里有点有面的效果，反映出对当下文学现场的观察、对文学和文化思潮的评判。“域外视角”注重的是海外资讯，我发现对同一个问题的解读，海外有可能提供非常不同的视角，在思维方式上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而和北大网络文学研究院的合作，则源于我的一个想法：要研究青年写作就必须研究青年兴趣，而青年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这个特约栏目，借北大师生的视野，引进他们对前沿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一本原创文学期刊里的文学文化批评，往往是点睛之作，应反映出办刊者的观点、眼界和趣味。《花城》首先排除掉太学院派的学术论文，更注重发现和表达，希望既有思想性也有可读性，实际上接近学术随笔。何平：2017年，我开始和《花城》合作“花城关注”栏目，你的预期是“集《花城》品牌栏目‘花城出发’的年轻态和‘实验文本’的实验性为一体”。时至今日，这个栏目已经坚持快3年了，不知道这个栏目是不是达到你的预期了？朱燕玲：这个栏目的效果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成为了我们的王牌栏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原来的设想是做一个能够及时反映文学现场的栏目，尤其是反映青年的写作状态，相当于一个文学观察员，这个观察员不能是个书斋里的评论家，必须要有巨大的阅读量和新锐的学术思想做基础，要非常关注年轻作家并有经常的互动，要既敏锐又有行动力。“花城关注”栏目除了有访谈，还增加总评，突出问题意识。何平：《花城》以“独立精神，人文立场，新锐主张”为办刊宗旨。面对当下的文学生态和文学形势，《花城》的办刊理念会作出怎样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文学现实？朱燕玲：载体的改变固然会影响对内容的需求，但内容为王不会过时，我们仍然有用武之地。相反，网络的发达，反而使纯文学的传播也有了新的途径。我们应好好利用这些途径。虽然纯文学小众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多元的社会提供了拓展文学边界的机遇，跨界的、跨阶层的、跨年龄的……不断革新的文学才会有生命力，开放、融合才会推动社会发展。原有的办刊方针依然适用，那是我们追求的精神高度，是《花城》的品牌价值所在。我们会以纸刊为核心，做更多尝试，搭建一个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平台。总之我们在做的是有关心灵的事业。

大数据时代，评价体系标准逐渐由重视定性分析转向重视定量分析，数据化评价越来越成为流行的趋势。正如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所说:“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在学术期刊评价方面，目前主要有中国社科院社会评价中心、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核心期刊评价中心三大评价体系。这些评价体系虽然在具体评价指标上各有侧重，不尽相同，但在趋向性上有明显一致的地方，就是均强调数据指标的考核评价。数据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期刊刊发论文的转引率。所谓转引率，是指一篇论文发表后被其他公开发表论文引用的机率或频次。随着对数据化客观评价的重视，它正在成为越来越加重要的评价论文学术影响力的因素。国内的许多学术成果评奖，也在将论文转引率作为必要的评价指标。不仅如此，论文的转引率还成为衡量学术期刊办刊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因素，甚至有的期刊评价体系如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的评价体系将其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指标。当然，不同专业的期刊其转引率会存在明显差距，如自然科学期刊的转引率相比较社会科学期刊来说普遍要高，社会科学期刊中经济学期刊相比较文学期刊来说又普遍较高。但对于同类期刊来说，通过努力是可以在原有自然转引的基础上使转引率得到明显提高的，同时可以达到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效果。《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近年来通过实施名家名稿战略，主动走出去向学术名家约稿，转引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学者严家炎在该刊发表的《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为例，该文自发表以来，仅就CSSCI来源期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均有论文转引，此外还有许多普通期刊论文予以转引。名家的论文往往具有更高的学术性和创新性，容易产生影响力。当然，转引率的提升与期刊的多渠道推介和传播也有极大的关系。在当今期刊林立、信息海量涌现的大数据时代，如果不能主动推介、多渠道传播，那么即使是名家名稿也可能会被无情淹没在论文海洋中，为学界所忽略。数据评价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期刊刊发论文的转载率。所谓转载率，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被其他刊物再次转发的比率。期刊每年发表论文被其他刊物转载的总篇数称为转载量，而转载篇数与期刊发文总量之比即为转载率。通过转载率或转载量，可以看出期刊论文获得社会和学界认可的程度，显示出期刊论文的学术影响和编辑水平。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可以说是国内影响较大的转载系列期刊，现有期刊100余种，每年从4000多种国内期刊、报纸上搜集、精选优秀的人文社科学术论文加以转载。目前，它已基本覆盖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所有一级学科。结合期刊转载，该复印书报资料中心每年还定期发布年度转载的学术论文数据，对我国人文社科期刊和教学科研机构进行统计排名。自2001年起每年3月份，《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文艺报》、新浪网、搜狐网、中国网、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网等媒体，都同时发布这个年度“转载排行榜”。该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文社科期刊阵营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发展状况，受到期刊界、教学科研机构和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此外，《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红旗文摘》等都是目前国内最主要的学术文摘期刊。作为期刊编辑，要想使自己编发的论文能被这些文摘期刊转载，获得较高转载率，当然首先应从提升论文的学术质量和水平上来努力。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从已有的转载论文情况以及各大转载期刊的转载要求，可以针对转载率作出必要的调整。例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在转载评分数据的处理过程中，就有剔除会议消息、报道、书评等非学术性文章这样的原则要求。根据这样的分析结论，在发稿方面作必要调整，避免非学术性文章、学术性不强的文章、学术创新性不突出的文章等，则无疑会有更大可能提高所刊发论文的转载率。无论是转引率还是转载率，都只是定量分析数据评价的一方面内容，还很难称得上是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从目前国内最具有影响的三大期刊评价体系来说，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的CSSCI来源期刊评价体系更多侧重于转引率数据分析，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更多侧重于转载率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中心的人文社科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则兼顾到学科自引量、学科载文量、引文率、摘转率等多项评价指标，相对更加综合。因此，综合量化指标分析应是数据评价的发展趋势，学术期刊要想在数据评价方面得到优良成绩，不能只关注某一方面努力，而应在转引率、转载率等多项指标上综合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学术期刊的综合实力，真正打造具有学术影响力的期刊。 新的时代孕育和产生新的事物，而新的事物需要新的思维来认识。从传统眼光来看，无限增长的海量数据庞杂无序，无疑给人们认识事物造成更多的负担和压力;而今天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大数据却成为一种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收集、分析和处理的新的技术方法。“大数据标志着人类在寻求量化和认识世界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过去不可计量、存储、分析和共享的很多东西都被数据化。拥有大量的数据……为我们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那么，如何看待大数据与学术期刊之间的联系?如何将大数据具体运用到学术期刊的办刊中?如何从海量数据中发现规律，寻找隐藏在大数据中的办刊模式和趋势，揭示当下期刊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这些都需要我们学术期刊的办刊人转变观念，要有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思维首先强调要有大数据的意识。意识影响或支配人的行为。具备大数据意识的人，能够更加重视大数据，更主动地去运用大数据。这种人即使自身不拥有数据，不具备分析和处理数据的专业技能，往往也能够借助社会提供的已有数据加以利用，从而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甚至能够先人一步获得机遇。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由专业机构或网站开发的论文查重、引文检索等大型数据库，为确保稿件编辑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等就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例如知网、维普、万方等专业期刊网站均有独立开发的论文检测数据库，目前多数学术期刊的编辑已将选择论文检测数据库查重作为审核投稿的必要程序。根据其检测的重合率结果来判断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可以快速有效地避免论文重发、学术侵权等问题。如果仅凭编辑审稿时的个人经验判断，这些往往是很难做到的。利用期刊所获取的作者投稿、读者订阅、刊文转载转引率、网传文章点击或下载量等方面的大量信息数据，通过分析其中的相关性作出预测，以便更有针对性地选择紧扣学术热点的论文选题，挖掘具有学术发展潜力的高被引作者，正不失为一条学术期刊办刊的新路径。大数据思维还强调数据的全面收集和利用。由于技术条件和认识手段等局限，传统的小数据思维往往注重通过抽样数据或典型数据的分析作出判断，在今天看来，其结论是难以保证全面可靠的。因此，大数据强调要全面地收集和占有数据，“要分析与某事物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是依靠分析少量的数据样本”。作为学术期刊来说，全面收集与期刊联系密切相关的数据，建立期刊自己相对独立完备的数据库，也是一条值得重视的办刊新路径。通过接收来稿、学术会议交流、网络搜索等多种渠道，学术期刊可以广泛收集相关数据，逐步建立作者信息库、审稿专家信息库、读者信息库、期刊资源库、学术咨询库等准大数据资源。对于大多数数据来说，其利用价值往往具有多重性，也就是说在一次利用之后还可能会因不同的分析处理而产生再次利用价值。当然，大数据思维也要注意避免对大数据的过度迷信，要避免唯数据化的倾向。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既具有海量性而又呈现碎片化的特征，网络自媒体的兴盛也同时带来信息传播良莠不齐、真伪难辨的诸多负面因素。所以，面对来自网络的众多信息和各种数据库的庞大资源，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更加强化自身的把关能力，而不能陷入对大数据的盲从，唯大数据马首是瞻。比如在核校稿件的引文时，编辑人员不可完全相信各种学术搜索数据库，必要时还是要尽可能找到原版著作或论文资料逐字查对。此外，有些期刊或期刊编辑动辄要求来稿篇幅须在1万字以上，或参考文献须在15个以上，或正文内容至少须有三部分，或正文各部分须有三级纲目，等等，这些都是数据过度迷恋症的典型症候。这种对数据的过度迷恋，只会促成形式主义的新八股论文，而对学术创新的促进毫无助益。

“人文领域现在非常缺乏科学精神，人文学科要有前途、有生命、有希望，首先要学习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2019年10月1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中国“新文科”知识体系构建与“一流期刊”建设高端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总编、《文学评论》主编张江如此表示。今年5月，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由此，“新文科”概念进入大众视野。据新华社消息，教育部将分三年全面实施这一计划，其中，新文科建设则是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培养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教授刘曙光看来，“新文科”并非与传统文科对立，而是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学科整合，文科需要与理、工、农、医等学科交叉，打破学科壁垒，让研究者有更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更深度的学科积累。《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彭青龙指出，科技进步正给人类社会和世界发展带来变化和挑战。“我们应该围绕‘人’开展科学研究，让冰冷的科技变得有‘温度’。”他认为，目前学界缺乏跨学科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科学家和人文学科学者要一起研究构建有利于“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技人文评价体系，而这种评价不能仅仅是科技和人文的学术和学理评价，而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责任的评价。《民族文学研究》主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朝戈金指出，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未来将高度依赖新技术，例如以统计学做支撑来研究唐诗，以大数据的方式进行文学作品的全景式描述。“再一个，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拉低了文学的门槛，重新带来了知识的民主。”他认为，利用新技术是文科研究发展的大方向。面对“握着智能手机出生”的新一代，现有的老旧知识体系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福贵则认为，当下不是人文学科需要科技，而恰恰是科技需要人文学科，“为干瘪的、冷冰的数据增加人文色彩”。在他看来，文科受技术主义的影响由来已久，目前提出的科技人文也更多是以科技为主体、以人文为附加项，往往忽略了文科在跨学科建设中的功能和价值。“怎样去确认人文学科在科技人文融合中的位置？就是要保留人文学科的创造性。”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彭玉平认为，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20世纪之后，真正有效的知识创新和知识增长非常有限。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创造新的知识，而不是做信息重复和信息整合的学术研究。“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技术确实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冲击，但从根本上讲，自然科学无法替代人文社会科学在价值构建、审美情感等方面的作用。”他说。《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克非认为，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是“出思想”，对人类知识总量有所贡献。“一个是标杆性学者，一个是标志性成果，如果你的学术期刊经常有一些标杆性的学者撰文，经常有一些标志性的成果，那么这个学术期刊就能办好。”当天，上海交大举行了《New Techno Humanities（新科技人文）》英文期刊创刊揭牌仪式。上述期刊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英文刊，以提升学科发展和国际影响力为主要特色，旨在介绍和传播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农业、媒体学、社会科学及人文领域中最前沿的理论探索与革新应用，将刊载人工智能、网络和大数据等领域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交叉而产生的创新成果。彭玉平认为，人文社科一流期刊的建设在于其有真正的人文理想和人文精神，不能以投资和效益来衡量，也不能作为一个政绩工程来做。“要真正做到独树一帜，真正站在人类已知和未知的边界上探索新知。”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在纸质办刊时代，作家与期刊编辑的关系，就像电影《天才捕手》（2016）讲述的作家与图书编辑一样。在该剧中，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被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看中并推出的故事。后者也曾发掘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在那时候，文学与文学期刊、作家与文学编辑的命运之紧密也显而易见。比如，在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正是因为一批文学期刊的诞生或复刊，才产生了一群影响深远的作家。他们同样成就了文学期刊的地位。两者共同参与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进程。阅读在变革，我们都得革新。而在内容上，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一代作家的先锋性无论是否在减弱，就像朱燕玲所说，文学“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花城》丛刊第1期封面，图为徐匡木刻作品《草原诗篇》。在前互联网时代，作家的作品要被广泛阅读，主要通过报刊和出版两种媒介。因而，中国当代文坛的崛起，与文学期刊的发展几乎同步，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依靠文学杂志发表和成名，而杂志也有赖于优秀的作品赢得读者和市场。现在被人们所热衷谈论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和文化热，实际上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中国文坛诞生了此后影响深远的众多文学和文化期刊，包括《十月》（1978）《钟山》（1978）《花城》（1979）《当代》（1979）和《读书》（1979）等等，由巴金和靳以在50年代创办的老牌文学杂志《收获》也在1979年复刊。作家往往最早嗅到社会坚冰解冻的气息。在短时间内，文学期刊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兴起，它们为当代文学的萌芽壮大提供了阳光和沃土，一大批新生代作家通过文学期刊被读者所认识和接受，来自西方的实验性写作，也被中国作家们“活学活用”，以“先锋文学”的名义在文学期刊上轮番登场。文学杂志一度成为文学青年手中的标配，成为市面上的紧俏商品，每期杂志轻轻松松可以卖出数十万份。其间，最突出的代表当属《收获》《花城》《当代》《十月》，它们被评论家誉为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如今公众耳熟能详的那些当代作家，最初都是通过这些杂志走入读者的视野。今年10月，《花城》杂志社在北京举办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王蒙、格非、毕飞宇、张抗抗、叶兆言、李敬泽、林白、李洱、西川、北村、梁鸿、阿乙、潘军、张清华、何平等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齐聚现代文学馆，畅谈与《花城》杂志数十年的情谊，以及《花城》作为文学重镇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特殊贡献。“先锋性”是众人在评价《花城》杂志时重复次数最多的关键词，也是《花城》区别于其他刊物的重要特点。作家们谈到，许多颇具实验性的作品，在其他地方发表不了，但是《花城》勇于冒险尝试。《花城》也敢于力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比如毕飞宇等人的处女作都发表于《花城》，至今，每期仍设有“花城关注”栏目，致力于发掘新生代的写作者。《花城》的四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期刊的一个缩影，文学期刊曾牢牢掌握着文学市场的话语权，而今，尽管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但曾经的地位已然被自媒体和网络文学所挑战，那么，文学期刊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关于《花城》的发展历程，以及文学期刊在未来的命运，新京报记者专访了《花城》的主编朱燕玲。她于1985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花城》，此后三十余年再也没有离开过，如今，她主持下的《花城》面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挑战，我们从《花城》的转型因应之道，也可以管窥文学期刊的共同命运。朱燕玲，《花城》杂志主编，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过大量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并策划和编辑“蓝色东欧”大型译丛。“先锋精神”是寻求文学变革的内在力量新京报：《花城》于1979年创办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作为一本纯文学期刊，它一直带有突出的先锋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了大量先锋作家的实验性作品，而且至今依然致力于发掘优质的新生代作家，这种先锋性或许也是《花城》从众多文学期刊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在一种文体或叙事手法尚未被读者普遍接受之时，过于先锋前卫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花城》是如何将先锋性一以贯之的？这与广州相对开放的思想和舆论环境是否有关？朱燕玲：当然密切相关。《花城》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热潮之中，凤凰卫视曾经用“应运而生”来形容她，她扎根于开放拓新的岭南文化土壤，汲取广东“开风气之先”的改革精神，借助地理上毗邻港澳的优势，率先为中国文学界打开了南窗，向读者介绍港台与海外文学作品与思潮。我更愿意将“先锋”理解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不懈地寻求变革的内在力量。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去理解《花城》，就能看到她一以贯之的“先锋性”：在上世纪80年代，她表现为突出的启蒙性、思想性和现实性；在90年代，她表现为鲜明的实验性；在新世纪后，她表现为多元性和融合性。变化有之，但始终没有丧失的，是关注中国现实、关注文学现场、关注未来人类命运的热情和勇气。1979年，《花城》丛刊第4期封面，林墉画作《春》，秦咢生题字。《庐山恋》发表于这一期。在人们对商品经济仍然抱有疑惑的时候，《花城》率先刊发了改革开放代表之作《庐山恋》和《“雅马哈”鱼档》。这两部作品随后拍摄成同名影片得以公映，《庐山恋》当年的银幕第一吻，可谓惊天动地，成为青年男女的爱情典范，创下连续放映6300多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雅马哈”鱼档》聚焦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广东个体户，他们敢想、敢闯、敢干，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变，从不起眼的“街边仔”，到令人羡慕的“万元户”，展现了广州城立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缤纷与活力，热播后轰动全国。《庐山恋》（1980）剧照。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遭到冷遇、多次被退稿的时候，《花城》力排众议，对其予以充分肯定，在1986年第6期全文刊发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并在刊发后为其举办了一个大型作品研讨会，还将第四届花城文学奖授予路遥。90年代后，《花城》接过先锋文学的旗帜，敢于推陈出新，成为先锋文学的重镇与青年作家的摇篮，以及到今天提出“文学策展”办刊理念，都是《花城》敢于立于潮头的表现。新京报：《花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参与者，时代在变化，文学的主题、叙事方式、审美标准也都在不断变化，你如何描述这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图景的变迁？以及如何评价《花城》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朱燕玲：《花城》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也和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同构，她既是众声之一，也是独一无二的声部。《花城》首发过许多在文学史上留下重要地位的作品，如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白银时代》、顾城《英儿》、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王蒙《这边风景》、章以武与黄锦鸿《“雅马哈”鱼档》、残雪《新世纪爱情故事》、莫言《父亲在民伕连里》《我们的七叔》、王安忆《考工记》、韩少功《修改过程》、迟子建《树下》、阿来《行刑人尔依》、阎连科《日光流年》、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欧阳江河《泰姬陵之泪》《凤凰》、王朔《给我顶住》《谁比谁傻多少》、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枕黄记》、刘亮程《捎话》、李洱《花腔》等等。《花城》杂志1997年第1期刊登池莉、陈染、张承志、史铁生等作家文章。它们成就了作家个人，也成为了文学史的一部分。在很多时候，《花城》起的作用，是在作家们刚刚起步的时候，给他们有力的支持，给他们舞台。比如，当王小波在文学界还籍籍无名的时候，《花城》就连续刊登他的作品，又比如，林白、陈染、毕飞宇、李洱、东西、艾伟、吕新、北村等的成名，皆是从《花城》起步。同样，《花城》为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新生代、后先锋写作也提供了重要的阵地。优秀的文学期刊往往体现了一个时代的风骨，它折射了时代语境的变化，也通过刊选的作品展现出中国作家的文学姿态和思想表达。1989年，珠海白蕂湖度假村，《花城》编辑部与作家莫言（右四）等人合影。把文学期刊想象成一个展示文学的艺术馆新京报：四十年来，《花城》的办刊风格、选文标准是否有作出过调整？你认为，一本文学期刊，哪些东西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哪些东西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朱燕玲：一本刊物的风格既体现着时局和文坛大势，也明显体现着主编个人的审美趣味。《花城》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经历了多任主编，从办刊风格和选文标准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丛刊时期（1979年第1期到1980年第4期），丛刊时期的七期本着“解放思想、博采广收、新鲜活泼”的办刊宗旨，奠定了《花城》的发展基础。此时的《花城》无疑秉持了“立场高于名家”的策略，努力在思想上、艺术手法上冲破禁区，努力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栏目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开放性。《花城》丛刊时期第7期封底：何岸，油画。1981年花城出版社成立，办刊方针和办社方针达成一致，即“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借助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设置了“香港通讯”、“海外风信”、“外国文学”等栏目，推介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这在全国刊物中具有开创意义，率先打开了港澳台和外国文学的窗口，具有非常鲜明的“开窗”意识。进入90年代，杂志开始转型，更注重对小说形式的探索，追求一种自觉的文本意识。坚持纯文学，扛起先锋旗帜，成为“先锋文学的重要阵地”。这个阶段的《花城》，以“先锋守护者”的角色为90年代文学发现了大量重要作品，深度参与了“90年代文学”的建构与呈现。90年代《花城》小说栏目有一种很强的艺术判断的勇气，乐于发表新人力作。潜质作家的作品中具有一种尚未确定的可能性，它考验着编辑的艺术眼光和勇气。同时，90年代以后的《花城》，成为不同代际的作家形式实验的重要文学基地。新世纪后，应对新媒体时代，拓展思路，提出“文学策展”和多元融合的办刊理念，勇当文学现场的“报信人”。以“文学策展”的思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把文学期刊想象成一个展示文学的艺术馆，促使文学期刊成为整个文学生产、文学生态和文学现场中最具活力的公共空间。一个刊物的表现方式可以与时俱进，而内在的精神与编辑立场需要持之以恒。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为王”永远不会过时，而对内容的追求，我们秉持一以贯之的态度，即文学性、艺术性为第一要义。新京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到今天纯文学热退潮、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等类型文学异军突起，文学的读者群体在发生变化。作为文学期刊主编，要如何照顾不同读者群体的审美趣味？你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和影响？《花城》未来会刊登科幻小说吗？朱燕玲：纯文学从走下神坛到今天的小众化，是一个社会从非正常走向正常的历史必然，办刊者既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也需有自己的立场和坚持。我们要做的就是时刻关注文学现场的动态，研究并且取我所用。《花城》一直很关注新时代的语境变化，文学的方向就是青年人的方向。所以，必须了解青少年的趣味和爱好。2016年，《花城》与日本学者千野拓政牵手，推出“域外视角”专栏，分析解读中日韩青少年流行文化走向，以及东亚地区未来一代的文学表达。同时，又与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邵燕君及其博士研究生团队）携手合作，推出了“特约”栏目，从网络文学、游戏、宅文化、虚拟社会、爱豆文化等文化共性点切入，解读当下青少年的文学语境与精神归属。从2017年开始，又重点推出“花城关注”栏目，融此前“花城出发”栏目的年轻态和“实验文本”栏目的实验性为一体，邀请著名评论家何平担任主持人，希望通过这个栏目，寻找到中国当代文学中更具年轻特质和创意态度的写作，发掘更多文学新生力量。栏目突显前瞻性眼光与国际视野，致力拓展文学的边界，强调关注青年作家与新锐写作，关注跨界写作和跨界文化艺术，同时关注文学文本的各种创新及可能性，三年来好评如潮。“花城关注”突出问题意识，每期一个主题，三年来做了“影视”“剧本”“故乡书写”“科幻”（人工智能）“摇滚”等文学热点。所以，《花城》在2017年就刊发了科幻小说专辑，已陆续推出过郝景芳、陈楸帆、飞氘、宝树、糖匪等青年科幻作家的新作，还在南京先锋书店开过专门的科幻研讨会，也即将推出因此而生发的“超新星”系列科幻作品单行本。科幻作家们的创作及出版形态，对传统作家有很好的启示。新京报：随着发表和出版渠道的增加，传统的文学期刊不再拥有文学发表的垄断地位，文学期刊在文学市场中的话语权也在削弱，总体而言，文学期刊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如何？近年来，传统文学杂志的“触网”转型成为大势所趋，《花城》是如何适应阅读和传播方式的转变的？又遇到了哪些挑战？朱燕玲：近年来，《花城》除了传统媒体的常规化宣传，同时加大了新媒体平台建设和推广力度，比如，实现纸刊的网络销售，上线电子期刊，开设杂志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我们还和出版社一起，不断尝试进行数字化转型，包括电子版权的分发、对接影视版权、加强与读者的网络互动等，并打造了“爱花城”文学平台，试图建构一个覆盖文学阅读、社交互动、有声课程、比赛信息、稿件修改等功能的生态闭环。此外，还注重办刊与活动的结合，以“花城雅集”“花城笔会”“花城文学奖”等活动来扩大影响力。这个过程遇到很多困难，包括经费的可持续性、人员的专业程度，还包括如何将影响转化为人气，将人气转化为效益，有太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而仅就传统期刊的数字化转型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版权问题。长久以来，纯文学期刊的版权约定俗成为作者默认授权，即作者投稿默认为授权期刊刊用，并没有像图书出版那样形成合作签署制度，而版权法又明确规定期刊不拥有作品版权。如此，就给纯文学期刊的数字化和版权再利用带来授权不明确的难题。也就是说，期刊的大量投入：办刊经费、稿费开支等等，得到的只是一个作品的首发权。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摆渡人电影《天才捕手》（2016）讲述了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被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看中并推出的故事。后者也曾发掘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新京报：你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三十余年，如何看待编辑与作家的关系？编辑被誉为“天才的捕手”，也被嘲讽（或自嘲）为“为他人作嫁衣裳”，你如何看待编辑工作的价值感和成就感？《收获》主编程永新曾说，“编辑工作与写作是有矛盾的，《收获》编辑部的传统也不鼓励编辑写作”，你是否同意他的“矛盾说”？朱燕玲：作家和编辑常常是朋友和知音，尤其是发表作家处女作或早期作品的编辑，常被作家认为有知遇之恩，而编辑也会为发现了心仪的作品而倍有成就感。编辑工作的价值就在发现和推广。我也很认同程主编的说法。他指的显然是全身心投入的编辑，而身兼二职的人也比比皆是。编辑工作有很大的弹性，一本杂志如果只求填满版面，轻而易举；而要精益求精，则是无底深渊。而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上世纪90年代，《花城》杂志编辑部。左起：文能，侯卫红，杜渐坤，刘钦伟，朱燕玲，陈文彬。新京报：《花城》的作者群有很多知名作家，也有一些文学新人，你挑选作者和作品的标准是什么？三十多年来，你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有过变化吗？朱燕玲：我挑选作品的标准很朴素，就是单纯看作品，名人和无名者基本一视同仁，比较“铁面无私”，“不太会做人”；同时我不推崇也不排斥什么具体的流派，它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传统的，我的谱系很宽，能打动我就行。可是，对一个以看稿为职业的人来说，要被打动，谈何容易。它不仅有对技术的要求，还有对“三观”的要求。新京报：麦克斯·珀金斯曾说，“编辑可能只是让一部作品变得不一样，并不一定会让它更好。”当编辑和作者的意见发生分歧时，你处理的原则是什么？编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朱燕玲：当编辑与作者的意见发生分歧时，我们首先会提出非常真诚的意见，在最大程度保留作者风格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硬伤部分，或者是情节、人物设置可以更好的处理建议。如果作家无法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也会尊重作家的意见，如果觉得是小瑕疵，也就“文责自负”了，如果觉得有损全局，则只好遗憾不用。但我们遇到更多的情况是作家希望我们给出更多的修改意见，他们也很感谢我们提出的意见。编辑可以说是作家新作的第一读者，有义务跟作家一起，提高作品的完成度。一个优秀的文学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摆渡人，既要站在作家一边，也要站在读者一边，但更要站在历史一边，筛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之作。这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有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了解最前沿的创作动态和作品，甄别优劣，预判趋势；编辑还应该有亲和力，有包容心，能团结作家，广集人脉。严肃的文学批评为何式微？新京报：《花城》经常组织文学笔会和研讨活动，你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今，严肃的文学批评为何式微？朱燕玲：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当然，说好话容易，说坏话难，严肃文学批评的生存状态，其实就是社会包容性的一个折射。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貌似一团和气，这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回顾八九十年代，我们还是有过真正的批评，研讨会也曾会争得面红耳赤，一些诗歌会议甚至会争论得打起来。《花城》部分封面，该刊发表了王蒙、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王小波、张承志等人的作品。我想，一个原因是，现在的研讨会基本是机构组织的，比如出版社。出版社组织的目的是销售。而当年，文学书不愁卖，研讨就真的是为了研讨。此外，当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说话自然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自己。双方都有太多的羁绊——在快节奏的社会里疲于奔命的人，再也无力较真了。新京报：“花城关注”等栏目一直致力于推出文学新人，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的先锋性是否在减弱？目前有哪些青年作家值得关注？朱燕玲：青年作家是文学的未来，用心扶持，严格要求，是我们一惯的态度，我们不愿意因为年轻就对他们降低文学的审美标准。而“先锋性”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文学的潮流是流动的，对于今天的青年作家来说，如果仅从技术上继承所谓“先锋性”，已经远远不够——事实上20多年来，“先锋性”已经变成寻常元素融入大多数作家的写作之中。所以，我们期待青年作家的，是更新意义上的创新和突破。虽然90后作家群体受到的关注是空前的，但个体却又是模糊的，也很难看到一个集群化的现象。我暂时看不出后续会有如八九十年代那样爆发的态势。他们自由而分散。从一个社会来讲，这并不是坏事，现代社会就应该是多元的，多向度的，今天传播方式、传播渠道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兴趣分化，众声喧哗是必然的结果。但从文学内部来讲，我们并不满足，我们期待看到一个个更有个性的作家脱颖而出，即便是一个“小时代”，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我们一直在努力不懈地寻找这样的新人。作者：徐伟编辑：罗东 李阳校对：薛京宁

部分入围第四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的期刊和文章。资料图片日前，由中宣部出版局主办、中国期刊协会承办的第四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结果揭晓，45篇（组）文章入选。入选篇目中，有《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历史若干重大论断（笔谈）》等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有《历史视域中的人民旨归——改革开放坚持的价值向导》等阐扬“四个自信”的文章；有《逐梦图强启示录》等宣传新中国发展成就和经验的文章；也有《回到良渚——对话五千年中华文明》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章。关注大局，回答时代问题认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回应时代呼声，是理论文章的强项。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求是》《党的文献》《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刊物，大量刊发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章，在举旗定向、凝心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作重要讲话后，我们随即以‘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历史若干重大论断’为题，组织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专家学者召开专题学习座谈会，形成相关笔谈稿件，回答‘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为什么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等重大理论问题。”《党的文献》主编李琦告诉记者。“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关口，忆往思来，从历史和理论上阐明我们从何而来，我们的道路以什么为基础、为什么有底气，才能迈出坚实步伐，走好今天的路、走好将来的路。这是学界共识，也是理论界凝心聚力的职责所在。”李琦说。敢于亮剑，敢于同错误的思想做斗争，是党刊的责任。2019年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坚定申明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辟分析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思想困惑，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对国际社会存在的一些歪曲谬读，进行了透彻回答，廓清了重大政治和思想理论是非，极大凝聚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思想共识。为帮助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加深对这篇重要文章的理解把握，《求是》配发了《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刊编辑部”文章，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作进一步导读。“文章强调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科学社会主义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但也决不能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问题。”求是杂志社评论部副主任孙煜华向记者介绍。践行“四力”，记录城乡变化70年筚路蓝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描绘这一进程，成为时政新闻类期刊的重点。《瞭望》新闻周刊推出综述《逐梦图强启示录》，以“大担当：领航复兴征程的坚强力量”“大定力：中国道路熠熠生辉”“大情怀：人民至上凝心聚力”“大变革：让一切活力竞相迸发”“大格局：满怀自信拥抱世界”“大动力：高扬精神风帆”等篇章，总结70年奋进征程的经验启示，从党的领导、制度优势、人民至上、致力改革、拥抱开放、精神动力等方面，揭示中国奇迹背后的密码逻辑。“这篇稿件，从策划布局、采集素材到执笔写作、正式出版，前前后后打磨了3个月的时间，修改了6个版本。在正式写作之前，大纲就达到了2万字。能够入围，一定程度上与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谋篇布局，形成了缜密有序、逻辑自洽的架构有关。”《瞭望》副总编史湘洲分析。然而有脑力、有笔力还不够。作为主流媒体“重兵器”的主题报道，要改变严肃的面孔，增强感染力，还需要有脚力和眼力。为了让报道更有温度，记者们奔赴各地，采访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云南独龙江畔的老人、洞庭湖粮仓的守护者、临港自贸区的创业人、东莞服装行业的从业者、陕西吴起县的植树人……由大历史中的“人”，讲述亲历的城乡巨变。“我们的采访队伍不是‘入’基层，是一直‘在’基层。”《半月谈》执行主编高远至对记者说。他同样相信，只有用脚底板，才能踩出真正的好新闻。为了写好《脱贫攻坚重塑乡村治理》这一报道，《半月谈》联系山东、江西、广西、重庆、甘肃、宁夏等省市区多路记者，沉下身子，到田间地头，记录他们所观察到的30余个乡村发生的变化。在江西鹰潭市余江区春涛镇滩头村，他们见证村委会把18房族代表纳入理事会，充分协调各方，提升自治能力；在重庆武隆区江口镇，他们观察信访办，亲身感受挥舞拳头的群众越来越少，法治观念渐入人心；在山东泰安市宁阳县东疏镇胡茂村，他们和村民们扯话头，听村民高兴地说“喝酒打牌的人少了，干事的人多了”……“我们在江西的记者反映，为了找寻最典型的案例，在赣鄱大地走访了20个村。偏远的村没有火车，只能坐颠簸的巴士赶路，吃不上饭是常事。但唯有如此，才能深入乡村世界，关注脱贫攻坚这一历史进程在改善农村物质生活的同时，给乡村自治、文明养成、人才培养等制度和精神层面，带来的强大正向影响。”高远至说。同样以“工笔画”细致描绘乡土中国变化的，还有《辽宁教育》《天津支部生活·党建版》《南方》《当代陕西》《今日新疆》等期刊，推出的《恰似你的炉火》《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美丽乡村中的别样芳华》《蹲点老区访初心》《我们的村》《核桃增产 农民增收》等报道。梳理成果，建设中国学科“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如先贤梁启超所言，学术思想的构建，常被视为探寻一国思想变革、社会走向的风向标。“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很多学科而言，是一个总结梳理既往研究成果，构建自身三个体系的好的时间节点。”《文学评论》副主编王秀臣告诉记者。以《文学评论》为例，该刊约请文学评论界5位权威专家学者分别撰文，组成“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专栏”，对70年来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构建、文论发展、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等主要领域取得的成就，做系统梳理。“经过这一盘家底的过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新中国的文学研究经历了从资料匮乏走向文献扎实、从范式单一走向路径多元、从视角限于本土走向视野国际化的过程，从而清晰地探查到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王秀臣评价。站在70年这一关口，同样试图对本学科研究情况作梳理总结的，还有《历史研究》推出的“新中国历史学70年”笔谈系列文章、《传记文学》推出的“让画动起来——共和国动画七十年”专题文章。学术成果的梳理，缘何重要？因为学科体系建设的前提是对学科发展情况做科学准确的评估，从而在此基础上，构建反映当代气象、引领学术发展的中国学派。在构建理论的基础上，展现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提出中国自己的学术主张，也是期刊的应有之义。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报道》及时推出《回到良渚——对话五千年中华文明》系列文章，围绕良渚所代表的中华5000年稻作文明、“文明”应该以何为标准、良渚的发现对重新理解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意义展开讨论，为向世界说明中华文化的特征，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本报记者 韩寒）（来源：光明日报）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些破烂的后楼，《新文学史料》杂志编辑部一待40年，那里盛满了一代代人的温暖回忆。3月20日，《新文学史料》创刊四十年纪念会举行。胡风女儿回忆初见这家杂志社的情景时说，编辑部的样子实在不怎么样，楼下是住家，还有煤炉，位于四层的编辑部连让她坐下喝茶的地方都没有。但正是这个破破烂烂的地方，已出版了162期杂志，留下一批重要文学史料。《新文学史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办刊物，刊名由茅盾先生题写。1978年创刊至今，已然成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大型“回忆录”、一座丰富的史料库。40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名家楼适夷、韦君宜、牛汉等高瞻远瞩，创办了这份以收集和保存“五四”以来文学史料为宗旨的刊物，呼吁老作家撰写回忆录，呼吁文学工作者挖掘、考证史料，希望以一刊之力恢复文学记忆、重新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光荣传统，为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学走出幽闭、褊狭、僵硬之困局，走向丰饶、开放、鲜活的新境界，作出贡献。纪念会上，《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深情地说，“前辈留下的气息、氛围、气场罩着我们。”她说，牛汉先生曾说过，“《史料》要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也是很难。但绝不能回避，更不能歪曲。” “《史料》应该反映文学史全貌，应包括各流派的作家作品，以供大家研究……”史料大家朱正回忆，他接到创刊号后立即读了一个通宵，判断道：“这份刊物是必将传世的。”其后的几代办刊人始终不放弃文化责任，于滚滚红尘、商业大潮中保持国家级学术期刊的学术品质，受到作家、学者及读者高度赞扬，被海内外学界视作探究历史、省悟历史、回味历史的一份新鲜可读、饶有趣味的名刊。据介绍，创刊40年以来，《新文学史料》刊发了众多知名作家的回忆录、自传、日记、书信，如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丁玲的《魍魉世界》、胡风回忆录、日记、书信及《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文联旧档案”、“冯雪峰外调材料”等一大批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也刊登文学研究工作者撰写的作家小传、评传及偏重资料性的专题研究、访问、调查、考证、年谱等，如“路翎专辑”、《文坛师友录》《张爱玲文坛交往录》《口述历史不可尽信》《民国时期文人出国回国日期考》等重要史料，既有亲历者个人回忆，又有研究者多方考证的“史家拍案”。《新文学史料》拥有众多忠实读者，很多人从创刊号一直订阅到现在。著名作家孙犁是《新文学史料》的忠实读者，他在世时曾写专文夸赞，称《新文学史料》是他保留的唯一一份刊物，经常用牛皮纸包着放在床头，从不外借。来自安徽的许华斌和许馨父女两代人从创刊号开始订阅、珍藏《新文学史料》。许华斌在双目近乎失明的情况下，靠听力语音帮助女儿完成了史料百期的文献分类，许馨女士的母亲则帮助校对。2003年，许馨女士自编、自费出版了一部《新文学史料百期索引》。老舍女儿舒济也回忆道，最开始的《新文学史料》是装在大信封里，一封封从收发室寄出去。她更惊喜地发现，杂志第一期就登载了有关她父亲老舍的纪念文章。此后杂志刊登了许多有关她父亲的书信、佚文、回忆文章，“这是我做父亲研究工作必备的参考资料。”来源：北京日报

有读研的同学，后台问我，是否有一些外国语言文学专业领域期刊杂志分享？正好最近图书馆碰到一本书《外国语言文学 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主编 杨金才就是这本：里面有详细列举了外国语言文学包括语言学与文学的各大刊物，分享给你们～找不到纸质版的，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各大刊物相应的的公众号，书中，还有一些投稿的建议：昨天有幸参加了《外国文学》主编金莉教授和刘雪岚老师的学术沙龙老师们真的是学术大佬，谈吐幽默，学术涵养很高～其中，金老师提到，做文学研究的话，不仅要练好英文的笔头功夫，也要练好中文的笔头功夫，怎么练？大量阅读，大量练习吧～多阅读好的文章，比如说上面提到的5大刊（俄罗斯文艺）在阅读的时候，多思考别人的文章逻辑，结构以及用词，写科研论文，最重要的是逻辑，要有做学术文章的严谨，1. 训练思考能力并持之以恒的思考，并将思考的结果片段化写出来2. 要积累表达的语料，说同行认可的话。3. 也是最重要的，提升你的专业度。其次，学文学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确定你的研究方向之后，就要做持之以恒地大量的阅读，到底要读多少本呢？Exhausted，竭尽所能地阅读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