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理论

《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罗新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钱锺书是我国知名学者，有人用“精微、会通、自得”概括他的学术研究，有人评价钱锺书学问沟通中西、融汇古今，但更要看到，钱锺书的文学研究具有实践品格，他珍视民族文化独特性，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如钱锺书所说：“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结合时代社会需要，对钱锺书的开拓性努力进行探讨和总结，为当下文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罗新河教授《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就围绕这一课题展开。在长期学术实践中，钱锺书对文学一直有自觉的关注与思考。他深度汲取中西文化养分以丰富自身学养，取得广博精深的学术成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留下一笔丰厚遗产。从研究现状来看，钱锺书的文学理论仍是一座富矿，部分命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逻辑框架下，围绕文学的本质、文本、创作、评论等范畴进行系统化阐释。该书将钱锺书实践性与学理性结合的文学理念予以梳理、整合，把“散点透视式”思想火花置入一张“理论地图”之中，使读者把握起来有章可循。这种“整合式”研究彰显了钱锺书理论个性与学术贡献，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和补充。立足当今，用学术研究成果增强文化自信，是当前学界重要使命。这需要创新研究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好文化的“本来”“外来”与“未来”关系问题。《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对这一点的挖掘和阐释尤为突出。在作者看来，钱锺书著作中所体现的“打通”方法论，有效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更新与转化，建立了中西文化平等对话的一种范式，扩大了文化阐释空间，释放了传统文化的活力与价值。这一理论阐释，揭示出钱锺书文学观点的开放性、辩证性与时代性，为增强文化自信和增进文化传承，总结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将历时溯源与共时扫描相结合，也从空间维度进行跨语际、跨文化的横向比较，力图做到时空交错、视域宏阔。该书从微观到宏观把握钱锺书的文学理论建树，显示出方法上的贴合和创新。作者认为，钱锺书将文学理解为时代心理状态的表现，比较准确把握了文学的本质内涵。他一方面搜索、梳理、总结散落在不同文本中的钱锺书文学观点；另一方面广泛参照各类典籍，将其文学观点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同时结合时代语境，分析钱锺书文学观点产生的条件、目的等。通过视野拓展和理路创新，实现整体把握，构筑起包含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在内的钱锺书文学观点“地形图”。《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开掘了一座文学理论的富矿，有助于人们理解钱锺书的文学观点，有助于我们汲取理论资源和方式方法，更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者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3月17日 20 版)

《文学理论》提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分野，是对文学理论的一大贡献。何谓文学的“外部研究”？文学的“外部研究”侧重的是文学与时代、社会、历史的关系。其理论预设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延续了数千年的“模仿说”与“再现说”，即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后来，浪漫主义文论兴起，“表现说”更多地进入了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视野，“表现说”的观点强调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不知道广大的文学爱好者，你们同不同意以上的观点呢？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又有着怎样的评价呢？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直到现实主义的各种文论，始终是围绕着模仿――再现――表现这条主线发展的，即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是围绕“外部研究”展开的。文学理论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文学应该如何典型地再现生活，如何更好地为时代、社会、政治服务，文学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教化功能等问题上；批评家们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作品的内容、主题、人物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艺术家们对生活的把握之类的问题。这种在古今中外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侧重外部研究的文学理论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文学艺术不可能脱离与现实、生活、历史、时代的紧密联系，文学艺术也不可能没有教化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过分强调这类关系却掩盖和忽略了对文学艺术本身的理论研究，这就使文学丧失了文学性、艺术丧失了艺术性。那何谓文学的“内部研究”呢？文学的“内部研究”的重心在文学本身，要求高度重视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技巧、方法等属于文学自身的因素，这就是雅克布逊所谓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它的形成是由19世纪后半期的象征主义文论与唯美主义文论开始的，进入20世纪之后，相继出现的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等不同流派的文论成为现代主义文论的主流，他们都主张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关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从文学与传记、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思想以及其他艺术等不同的方面对其得失进行了判断：1.文学的“传记式研究法”。通常那些根据作家的作品写出的传记不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即便是比较可靠的传记和自传对于理解文学作品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和重要性，因为作家的生活与作品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作家的思想感情观点美德罪恶不能和他笔下的主人公混为一谈。2.文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无论是把作家当作一个典型或个体来研究，还是对创作过程加以研究，严格来说，都不能算是文学研究，只有那些探索文学作品中心理学类型和法则的研究才可以说是文学研究。3.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倘若研究者只是想当然地把文学单纯地当作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的一种翻版，或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文献，这类研究似乎就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当我们了解所研究的小说家的艺术手法，并且能够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应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4.文学与哲学思想。反对那种把文学作品看作哲学观念的图解或者哲理教条的表述的做法，主张对思想观念进入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形做深入细致的研究。5.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提醒研究者注意它们之间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的比附，应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分析实际的艺术品。关于文学的更多精彩内容，将会每天持续更新……

比较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比较的方法是人们思维的基本方法，对于只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来说，往往将《红楼梦》与其他文学或史学经学加以比较，如从事小说评点的文人就是如此。而对于有过国外求学经历或虽未身到域外却读过域外文学作品的文人来说，则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外国文学来与中国的文学加以比较，以分辨它们的差异性，尽管这种分辨与评定还并非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20世纪初不少国外归来的学者评说《红楼梦》都普遍显示出中西文学比较的眼光与方法。待到这种方法运用得多起来，对比较方法有了理论的自觉，有了是否具有可比性等等的规定性，比较文学也随之成为一门专学。比较文学的方法的独特性在于将两部以上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分析，这种方法可以产生如下的效果：其一是扩展类空间，可从中寻找到共性的乃至规律性的东西。譬如读了一部《玉娇李》，颇觉新鲜，待读过《平山冷燕》等若干部同类的才子佳人小说后，便在人物面貌、性格、喜好、故事发生与展开、情节的巧合等方面发现许多相似点、共同点，从而又找出了才子合配佳人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共同特征。其二是新鲜感。因为将两部作品并在一起加以对照，好比将两个美女放在一起对照一样，在对照中可以产生一种未加对照前不会产生的新印象——第三种印象，给人新鲜的感觉。这种新鲜的感觉就是两者间的差异性，使得各自的特点更加突出，更加鲜明。过去古代文学作品描写人物长得白净，常有脸如银盆、面色如月，写得多了似乎中国人肤色很白。一旦与白种人相比，方惊异地发现，中国人的肤色竟是黄色的，远不及白种人白。将《水浒传》与《金瓶梅》比较，方发现一个是男人的文学，一个是女人的文学，将《西游记》与《红楼梦》一比，方发现一个是写想象的神魔世界，一个写回忆中的那段富贵繁华梦。这两种最常见的效果，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有效地完成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完成由对一部文学作品个性价值的把握到一类作品的类把握，直至一段文学史和整个文学史的把握。“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理论概念从西方引入，并运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其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06年。黄人在此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引用了英国学者波斯奈特《比较文学》中的一句话，来为“文学”下定义：“立读者之标准，当为一般的而非特殊的，薄士纳所著《比较文学》有云：‘文学者，与其呈特殊之智识，毋宁呈普通之智识。’”这说明黄人不但读过这部《比较文学》，而且颇赞成此书的观点。黄人在主持《小说林》编务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将中西小说加以比较，认为：“小说为以理想整治实事之文字，虽中西国俗攸殊，而必有相合之点。”希腊神话、阿拉伯夜谈与中国神话小说实际上“设想正同”。且中外许多国家的小说情节、结构也有许多相似，“如出一辙”。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始于1911年。侗生在《小说丛话》中就有意识将《石头记》与其他小说进行比较：“英人哈葛德所著小说，不外言情，其书的结构，非二女争一男，即二男争一女，千篇一例，不避雷同，然细省其书，各有特色，无一相袭者。……曹雪芹所著《石头记》，所记事不出一家，书中人又半为闺秀，闺秀之结果，又非死即苦，无一美满。设他手为此，不至十回，必致重复，曹氏竟纡徐不迫，成此大文。”但自觉而大量地运用比较文学之方法研究《红楼梦》的学者是吴宓。吴宓在1920年发表的《红楼梦新谈》，就是将《红楼梦》与西方小说相比。文章开头就说：“《石头记》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下文的论述每每举西文或理论或小说比较之。大凡“五四”前后的学者因其学贯东西，读过不少西方的文学理论或西方的小说，因而在论述《红楼梦》时，总自觉不自觉地，有意或无意地与西方小说加以比较，显示出“东西文化尽在我胸”的开阔视野。此后，比较文学的方法渐渐沉淀为一种习惯的文学评论的方法。1925年，阚泽在他的《红楼梦抉微》中，将《红楼梦》与《金瓶梅》加以系统地比较，认为：“著《红楼梦》者在当日不过病《金瓶》之秽亵，力矫其弊，而撰此书。故全系仿《金瓶梅》而成。但青出于蓝，冰寒于水。”至于用此方法研究《红楼梦》的论文，主要有：竹心《石头记与水浒传》、英之《茶花女与红楼梦》、萍生《红楼与子夜》、郭云浦《子夜与红楼梦》、关懿娴《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李长之《水浒传与红楼梦》等。尤以李长之《水浒传与红楼梦》[2]可给人更广泛更深刻的启迪。

1·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在学术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这种累进式的发展态势,其特点不但在于跨越各种界限(如国家、民族、语言、学科、文化等等),而且在于不断跨越之中圈子的不断扩大和视野的一步步拓展。我把这种发展态势称为“涟漪式”结构,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就好比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漾起一圈圈涟漪,由小到大,由里到外荡漾开去。但无论有多少个圈子,中心却是稳定的,即始终稳稳地确立在文学这一中心点上。尽管各个发展阶段中曾经或多或少地以各种方式偏离文学(如法国学派过多关注文学“外贸”,忽略了文学性这一问题;又如当今比较文学界“泛文化”的倾向等等),但并没有从根基上脱离文学这个中心点。　　一圈圈的“涟漪”构成了比较文学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有的涟漪便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式的基本框架。因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是线性的发展,不是“弑父”般的由后来的理论否定先前的理论,而是层叠式地、累进式地发展。后来的理论虽新,但并不取代先前的理论。例如,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并不能取代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当今我们倡导的“跨文化研究”(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也并不取代“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时至今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结构的最内圈———“影响研究”仍然有效,仍然在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大显身手,充满学术生命力。不同阶段的学科理论构筑起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涟漪圈,而这些不同的学科理论又共同构筑起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宏伟大厦。　　2·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涟漪式”学科理论结构?这是因为比较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不同的学术文化背景、不同的学术问题、不同的学术切入点所形成的。正因为背景不同、问题不同、切入点不同,所以各阶段皆各自解决了某一方面的学科理论问题,从而形成了各阶段学科理论的互补性、包容性。“涟漪”正是这样构成的。在这“涟漪式”结构中,每一个“涟漪”都代表着学科发展的某一阶段。迄今为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至少有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第二阶段在北美洲,第三阶段在亚洲。　　按照学者们通常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一阶段是由法国学派所奠定的“影响研究”。然而,纵观比较文学发展史,往往令人疑窦丛生。人们不难发现,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法国学者,例如,最早(1827年)提出“世界文学”观念的德国学者、着名作家歌德,被公认为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最重要人物。写出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专着的人也并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波斯奈特(H. M.Posnett)。1886年,波斯奈特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论述比较文学理论的专着《比较文学》(当时,波斯奈特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任教),该书对文学的本质、相对性、发展的原理、比较研究等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并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国家文学等角度出发,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了比较考察,堪称比较文学先驱。波斯奈特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都较为宽容,认为文学发展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都是比较研究的目标。这实际上肯定了后来确立的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创办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的也不是法国人,而是匈牙利人。1877年,全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创刊于匈牙利的克劳森堡(今罗马尼亚的克卢日),刊名为《世界比较文学》(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关于杂志的性质,编者指出:这是“一本关于歌德的世界文学和高等·3·翻译艺术,同时关于民俗学、比较民歌学和类似的比较人类学、人种学的多语种的半月刊。”该杂志于1888年停刊。1886年,德国学者科赫(Marx Koch)创办了另一本颇有影响的比较文学杂志《比较文学史》(Zeitschrift fur die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后又创办了它的副刊《比较文学研究》,被视为德国比较文学的正式开端。其实,早在1810年,索布里就写出了《文学与绘画比较教程》。由上述史实,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比较文学早期的学科理论,并非仅仅由法国人奠定,在法国学者之前,已有德国的、英国的、匈牙利的学者率先提出了有影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第二,欧洲早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并非仅仅着眼于“影响研究”,而是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它已经蕴含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一开始就具备了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良好的比较文学开端,为什么偏偏会走向旨在限制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所谓“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轨道上呢?　　迄今为止,并没有人认真深思过、过问过这一问题。韦勒克(ReneWellek)曾深刻地批判过法国学派,但却同样并未深究过这一问题。为什么欧洲早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会转向仅仅强调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关系史”?为什么欧洲的比较文学会走上自我设限的道路?主要原因或许有如下数点:其一,圈外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其二,圈内人对比较文学学科科学性的反思与追寻;其三,世界胸怀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兹详述之:　　首先是圈外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最突出的标志是意大利着名学者克罗齐发出的挑战。克罗齐认为:“比较”是任何学科都可以应用的方法,因此,“比较”不可能成为独立学科的基石。他指出:比较方法“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简单的考察性方法”,·不仅普通、方便,而且也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不能作为这门学科独有的基石。克罗齐说:“我不能理解比较文学怎么能成为一个专业?”因而下结论道:“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由于克罗齐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他的强烈反对,其意义是重要的,因此在意大利,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讨长期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意大利学者本纳第托在其《世界文学》一书中不得不悲哀地表示,他与他的同龄人的童年时代的梦想———比较文学将会在他们的国土开花结果———没有实现。克罗齐的坚决反对在整个欧洲比较文学界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克罗齐是“带着与比较文学公然为敌的独裁观念,在各种场合用种种不同的沉重打击来对付我们这门学科,并将它们几乎打得个片甲不留。”这种“打得片甲不留”之势,可以说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第一次危机。克罗齐的反对,不能不引起欧洲比较文学学者的震撼,引起他们对危机的反思。这种反思,集中在比较文学能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上,如果能够成为一门学科,那么,其学科的科学性何在?　　“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名言是挡住克罗齐等学者攻击的最好盾牌。既然反对者集中攻击的是“比较”二字,那就不妨放弃它,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可以不建构在饱受攻击的“比较”上。基亚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只不过是一门名称有误的学科所运用的一种方法。”既然比较文学不“比较”,那比较文学干什么呢?法国学者们在甩掉了倍受攻击的“比较”二字后,将比较文学的范围大大缩小,缩小为只关注各国文学的“关系”上,以“关系”取代“比较”。法国学派的奠基人梵·第根说:“比较文学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注重关系的所谓“比较”是不足取的。梵·第根说:“那‘比较’是只在于把那些从各国不同的文学性取得的类似的书籍、典型人物、场面、文章等并·5·列起来,从而证明它们的不同之处,相似之处,而除了得到一种好奇的兴味,美学上的满足,以及有时得到一种爱好上的批判以至于高下等级的分别之外,是没有其它目标的。这样地实行‘比较’,养成鉴赏力和思索力是很有兴味而又很有用的,但却一点也没有历史的含义;它并没有由它本身的力量使人向文学史推进一步。”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基亚一再宣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凡是不存在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也就停止了”。因此,比较文学的学科立足点不是“比较”,而是“关系”,或者说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所以他说:“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把这门学科称之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学派的自我设限,抛弃“比较”而只取“关系”,正是对圈外人攻击的自我调整和有效抵抗:你攻击“比较”二字,我就从根本上放弃“比较”,如此一来,克罗齐等人的攻击也就没有了“靶子”,其攻击即自然失效。“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妙语恰切地蕴含了欧洲学者们的苦衷和法国学者的技巧。而正是对“比较”的放弃和对“关系”的注重,奠定了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基础,形成了法国学派的最突出的、个性鲜明的特色。其二,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产生,也是圈内人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科学性的反思与追寻的结果。作为一门学科,应当有其学科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确定性和“科学性”。克罗齐等圈外人指责比较文学随意性太大,他们的批评实质上也暗含了这一点。

文学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记得韩寒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他们”知道《飘》是怎么写出来的，但自己就是写不出《飘》。这句话可能是讽刺文学理论家的，具体的我也忘记了。不过当然文学理论很重要，能让你知道“文学”的来龙去脉，一种文学流派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产生，反映了当时的人们什么社会心理，等等。钱穆好像还评论过李白和杜甫两个诗人，谁的价值更大一些，有一本书的，我还没看过。反正看文学理论，能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过对写作并没有直接的帮助。我常常佩服那些讲文学理论的，我佩服的不仅仅是专业的知识，更多的是他们读那么多书，居然都能把里面的内容记住。我读中外文学虽不多，但文学作品类的书籍，两个大箱子总是有的——也说不上具体多大。但我觉得我把很多内容就给忘了。贾平凹的《浮躁》，学生时代某人来借，借了之后就没还过。我也忘了里面的内容，不过多少有些黄，里面有一个女人为了救喜欢的人，在某官员面前脱X。贾平凹的有些书总是带黄。外国文学更不用说，小时候看那些外国文学看不懂，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故事性强的，无非是《基督山伯爵》一类。故事性不是很爽的文学作品《漂亮朋友》，内容大概忘掉，只知道一个男人通过女人的关系混入上层社会，反正主人公长得很帅，泡妞有一套。《堂吉诃德》也忘得啥都记不住了，只知道有个傻子骑士。要么可能是一些人的记忆力非常厉害，要么是专业搞文学理论研究的，每天都要读书，而且精读。翻过去的书重温。当代某些作家的作品基本忘掉。以前订阅《人民文学》等杂志，知道须一瓜，徐坤，但你让我列举出她们的作品，我好像列举不出来。原因也是有五六年没再读过书，杂志上的当代作家忘得差不多。一般不用刻意记就能记住的作品，都是写得又好语言又有特色的作品，有共鸣的作品。我觉得生活中的大部分难题，都需要靠名利来解决。比如校园欺凌受害者吧，如果你是成绩好的学生，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受欺负的。其实名利在一个孩子上学的时候就存在了，互相攀比考试成绩，那就是名利。一般成绩好的孩子，都坐在前排，成绩好的和成绩好的在一起。老师一般都把成绩好的学生当做重点培养，谁会让他们受欺负？而且成绩好的学生，也会成为施暴者。所以受害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培养兴趣爱好，在某方面取得成绩。锻炼肌肉，只在个别情况下有用。一个人没自信，你的肌肉再强壮也没用。当然，成绩普通和成绩差的学生，不一定都会是受害者。被欺负的总是少数。名利能够解决大部分生活难题，听起来很俗，但实在。婚姻等各方面都是如此。当然有人会说，我长得不帅，钱也没多少，照样可以娶漂亮老婆或一般的老婆。人，看的是真心。这么想是没错，但是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你不可能把你的人生套在所有人身上。一个人起点太差劲的人，不靠名利，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就像《悲伤逆流成河》中的易遥所说，你生活在阳光里，以为全世界都是光亮的。大部分人，都是平平庸庸的一生，中间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所以对名利也就没那么敏感。有的人醉心于名利，是因为起点太差了，可能连普通人的境遇都没有。这起点不一定就是金钱，也包括心理。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不再出现“热点”问题了，这并不意味这门学问的衰微，恰恰相反，正说明它的成熟。但没有热点并不等于没有新问题。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是坚持以审美为核心还是以文化为核心，是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作品出发，以及如何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标示性概念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应该展开深入讨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关键词：审美文化理论中心标示性概念作者简介：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平心而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是越来越成熟了。何以见得呢？这首先表现在研究者们不再有以往那么强烈的“热点情结”了。无论面对来自国内还是国外的多么稀奇古怪的理论与提法，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差不多都已经是波澜不惊了。大家各有各的兴趣，不会像10年、20年前那样一窝蜂似的追踪时髦话题了。还有就是“学术代沟”的出现，这也是这门学问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就不要说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了，就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与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言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有趣的是，这种“学术代沟”并不大会引起争论与交锋。大家各说各的，完全不搭界。无论是刊物上的学术论文还是学术会议上的发言，都存在着这种“学术代沟”的现象。像20年前那样某位学界前辈登高一呼，学界马上响应景从的现象是再也见不到了。所谓“前辈”“德高望重”之类的称呼，在年轻人心中，实际上就是陈旧、落伍的代名词。“晚辈”一般不和“前辈”们争论，不是不敢，也不是不能，而是不屑。如此则不同“代”的学人们在各自的“代”的共同体中交流、讨论，倒也相安无事。过去讲一代有一代的学问，那个“代”是指时代而言，一般都要几十年或上百年，现在的“代”则是指年龄，一般也就十几年。“90后”关心的事情“80后”就不大能弄明白了。因此，“学术代沟”也就成为学术多元化格局中的一道重要景观。鉴于这一状况，以下我所谈的所谓“新问题”，大约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才被认为是值得谈论的，且姑妄言之而已。一、审美的还是文化的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在经过了来自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近三十年的浸润之后，如今开始思考一个看上去简单却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文学理论与批评究竟应该以“审美”为核心还是以“文化”为核心？所谓以“审美”为核心就是以揭示文学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为旨归，专注于文学形式、修辞等“文学性”因素，热衷于区分文学之为文学而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在存在样式以及功能诸方面的不同之处；以“文化”为核心则是着眼于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整体关联性，致力于阐释某种文学现象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并揭示其社会文化功能。前者可以称为“审美派”，以坚持捍卫文学的纯洁性为己任，试图在人欲横流或者工具理性所统治的世界中为人类看护最后的精神家园，保存人性的种子；后者可以称为“文化派”，认为那种纯而又纯的审美性的文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文学与其他一切社会文化现象一样，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都与人的社会身份、利益、欲望息息相关。在西方，从康德之后，“审美派”文学理论自成统序，坚持不懈地捍卫着文学的自律性，在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那里得到充分的发展。“文化派”文学理论则与史达尔夫人、斯宾塞、泰纳、俄国民主主义者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密切关联，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又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得以蓬勃发展，只是到了90年代才渐渐停歇下来。在中国，“审美派”文学理论在上个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曾经一度发出声音，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等等，后来就差不多销声匿迹了。而到了80年代初期，在思想解放的热潮中，这派文学理论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以至于“美”与“审美”这些概念都与“人性”“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完整的人”等一系列大词紧紧捆绑在一起，似乎只要对“审美”的神圣性略有质疑便犯了大不敬之罪一样①。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当西方的“文化派”文学理论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中国的“文化派”文学理论却在刚刚被普遍接受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促动下再度辉煌起来。只是近几年来，标榜“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研究方法与视角的论文题目在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中才比较少见了。人们开始重新呼唤久违的“审美”了。“美学回归”于是成为当下文学理论领域的一种声音。由此可见，循环往复、此消彼长似乎是“审美派”与“文化派”两种文学理论之关系模式，只不过在中西之间呈错位状态而已。那么在经过了“审美派”与“文化派”轮番“执政”之后，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如何自处呢？窃以为那种把“审美”纯粹化、甚至神圣化的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是以精英阶层的精神特权为前提的，是昔日的“立法者”自我确证其精神贵族地位的方式之一。对于今日已然大众化、平民化的知识阶层来说，抱住这样的“审美”象牙塔不放，只能是上演堂.吉诃德喜剧的现实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那种无视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娱乐消遣功能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显然也有问题，因为文学文本及相关活动在言说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不同于其他文化与意识形态形式，而且“审美”虽然并没有超现实、超历史的品性，也并不具备拯救人性的伟大功能，但它毕竟是存在于人的个体性精神活动与经验之中的。在纯粹个人性的审美经验出现的那一刹那，康德的“无利害”之说、叔本华的“自失”说、尼采的“沉醉”说、立普斯、费肖尔等人的“移情”说、布洛的“距离”说等，都是可以成立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清醒地了解各自的理论阀域限度，“审美派”文学理论与“文化派”文学理论是可以并行不悖地共存的。最要不得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不承认二者同生共存的可能性，而是要融二为一，宣称我既是“此”又是“彼”。这显然是一种大一统意识和霸权心态，是不切实际的妄自尊大，与多元化文化学术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在这种心态下建构起来的文学理论只能是一种语言游戏，看上去面面俱到，最终只能是说说而已，不可能具有任何可操作性。此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比如，究竟什么是“审美”？吟诵唐诗宋词、欣赏贝多芬、巴赫与看电视剧、听流行音乐之间真的有高下之分吗？是谁定的标准？这标准是永恒的吗？又如，把文学艺术都看作是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话语表征真的是合理的吗？有什么意义？等等。来源: 社科院网站

“寻找权威”是当今最具吸引力的文学理论介绍。这是一本被广泛用于向本科生介绍文学理论领域的第三版。它独特的品质是通过将这些理论与学生自己在阅读文学中的乐趣联系起来，使学生能够获得复杂的文学理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每个理论都通过理论对知名文学作品的几种应用来说明。基于对文学的读者反应方法，“寻找权威”始于对21世纪文学理论地位的最新描述，包括对最近关于“后理论”问题的争论的回应。最后讨论了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如何能够导致个体读者的赋权，以及教授的权威如何逐渐转移到学生身上。第三版已经过修订和更新。每章最后都有几个问题，以帮助学生检查他们对本章中关键思想的理解。评论“ 寻找权威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讨论，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一个思考的理论框架。研究问题，这个版本的新内容，直接涉及关键问题的核心。“ - Jeffrey R. Smitten，犹他州立大学“这本书的吸引力及其独特性在于作者论证和风格的真正读者友好性。” - TLS“最后，一本文学理论入门书，有自己的思想，一种可以访问的语言，以及一种引人入胜的语音！” - Fred Gardaphe，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Bonnycastle的流畅评论和始终如一的慷慨理解使其成为对文学理论的精彩介绍。” - 约克大学的Terry Goldie

钱锺书是我国知名学者，有人用“精微、会通、自得”概括他的学术研究，有人评价钱锺书学问沟通中西、融汇古今，但更要看到，钱锺书的文学研究具有实践品格，他珍视民族文化独特性，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如钱锺书所说：“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结合时代社会需要，对钱锺书的开拓性努力进行探讨和总结，为当下文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罗新河教授《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就围绕这一课题展开。在长期学术实践中，钱锺书对文学一直有自觉的关注与思考。他深度汲取中西文化养分以丰富自身学养，取得广博精深的学术成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留下一笔丰厚遗产。从研究现状来看，钱锺书的文学理论仍是一座富矿，部分命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逻辑框架下，围绕文学的本质、文本、创作、评论等范畴进行系统化阐释。该书将钱锺书实践性与学理性结合的文学理念予以梳理、整合，把“散点透视式”思想火花置入一张“理论地图”之中，使读者把握起来有章可循。这种“整合式”研究彰显了钱锺书理论个性与学术贡献，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和补充。立足当今，用学术研究成果增强文化自信，是当前学界重要使命。这需要创新研究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好文化的“本来”“外来”与“未来”关系问题。《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对这一点的挖掘和阐释尤为突出。在作者看来，钱锺书著作中所体现的“打通”方法论，有效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更新与转化，建立了中西文化平等对话的一种范式，扩大了文化阐释空间，释放了传统文化的活力与价值。这一理论阐释，揭示出钱锺书文学观点的开放性、辩证性与时代性，为增强文化自信和增进文化传承，总结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将历时溯源与共时扫描相结合，也从空间维度进行跨语际、跨文化的横向比较，力图做到时空交错、视域宏阔。该书从微观到宏观把握钱锺书的文学理论建树，显示出方法上的贴合和创新。作者认为，钱锺书将文学理解为时代心理状态的表现，比较准确把握了文学的本质内涵。他一方面搜索、梳理、总结散落在不同文本中的钱锺书文学观点；另一方面广泛参照各类典籍，将其文学观点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同时结合时代语境，分析钱锺书文学观点产生的条件、目的等。通过视野拓展和理路创新，实现整体把握，构筑起包含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在内的钱锺书文学观点“地形图”。《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开掘了一座文学理论的富矿，有助于人们理解钱锺书的文学观点，有助于我们汲取理论资源和方式方法，更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罗新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钱锺书是我国知名学者，有人用“精微、会通、自得”概括他的学术研究，有人评价钱锺书学问沟通中西、融汇古今，但更要看到，钱锺书的文学研究具有实践品格，他珍视民族文化独特性，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如钱锺书所说：“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结合时代社会需要，对钱锺书的开拓性努力进行探讨和总结，为当下文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罗新河教授《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就围绕这一课题展开。在长期学术实践中，钱锺书对文学一直有自觉的关注与思考。他深度汲取中西文化养分以丰富自身学养，取得广博精深的学术成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留下一笔丰厚遗产。从研究现状来看，钱锺书的文学理论仍是一座富矿，部分命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逻辑框架下，围绕文学的本质、文本、创作、评论等范畴进行系统化阐释。该书将钱锺书实践性与学理性结合的文学理念予以梳理、整合，把“散点透视式”思想火花置入一张“理论地图”之中，使读者把握起来有章可循。这种“整合式”研究彰显了钱锺书理论个性与学术贡献，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和补充。立足当今，用学术研究成果增强文化自信，是当前学界重要使命。这需要创新研究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好文化的“本来”“外来”与“未来”关系问题。《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对这一点的挖掘和阐释尤为突出。在作者看来，钱锺书著作中所体现的“打通”方法论，有效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更新与转化，建立了中西文化平等对话的一种范式，扩大了文化阐释空间，释放了传统文化的活力与价值。这一理论阐释，揭示出钱锺书文学观点的开放性、辩证性与时代性，为增强文化自信和增进文化传承，总结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将历时溯源与共时扫描相结合，也从空间维度进行跨语际、跨文化的横向比较，力图做到时空交错、视域宏阔。该书从微观到宏观把握钱锺书的文学理论建树，显示出方法上的贴合和创新。作者认为，钱锺书将文学理解为时代心理状态的表现，比较准确把握了文学的本质内涵。他一方面搜索、梳理、总结散落在不同文本中的钱锺书文学观点；另一方面广泛参照各类典籍，将其文学观点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同时结合时代语境，分析钱锺书文学观点产生的条件、目的等。通过视野拓展和理路创新，实现整体把握，构筑起包含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在内的钱锺书文学观点“地形图”。《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开掘了一座文学理论的富矿，有助于人们理解钱锺书的文学观点，有助于我们汲取理论资源和方式方法，更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者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