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七种方法

大家好,我是小编文莉,今天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古文注重的研究方法。(一)比较法比较法是我国古代学者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班马异同》、《史汉方驾》等，即系运用比较法写成。《文则》的写作中亦大量运用比较法。并且还是多角度、多层次地运用的。这里重点分析两点。1.从比较中看出词语运用的相同点《文则》庚二条指出:大抵经传之文，有相类者，非固出于蹈袭，实理之所在，不约而同也。略条于后，则可推突。下面举了六个“不约而同”的例，这里仅录其三:《诗》曰:“谓予不信，有如毅曰。”《左氏传》载公子重耳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不约而同，一也。《左氏传》曰:“晋侯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战国策，曰:“扁鸽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鸽清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此不约而同。三也。《国语》载观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囚时、五色、六律、七辛、八种、九癸、十曰、十二辰以致之。”《左氏传》载晏子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作者从语言表达形式上找出了它们的相同点。第一例有相同词语“有如、第二、三例均有相同的句式结构，“在……之上(前)，……之下”以及“一x、二x、三x……”。本章论排比时所举韩愈的 《画记》用“者”字构成排比式与《考工记》同，《南山》诗用 “或”字排比式，与《诗，北山》同，也是陈睽经过比较才发现的。陈氏通过“五经”间的互比，也发现其中有些文章中的某些语句有相同之处，显示了“雅语”、“命语”等语言特色。2.从比较中看出语言风格的相异处《文则》戊七条通过对《论语》、《家语》、《左传》、《史记》等某些章节语言运用技巧的比较分析，看出它们的相异:夫《论语》、《家语》，皆夫子与当时公卿大夫及群弟于答问之文。然《家语》颇有浮辞衍说，盖出于群弟子共相 叙述，加之润色，其才或有优劣，故使然也。若《论语，虽亦出于群弟子所记，疑若已经圣人之手。这是先分析不同的原因，然后进行了具体的比较:今略考焉。子曰:“为命摔诺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刃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质之《左氏》，则此文简而整。(《左氏传》曰:“裨堪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请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诺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投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股，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攽后也，马不进也。’”质之《左氏》，则此文缓而周。(《左氏传》曰:“孟子侧后入，以为段，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南容三复白圭”，司马迁则曰:“三复三圭之战”。辞虽备，而其意场夹。“在郊必达，在家必达”，司马迁则曰:“在邦及家必达。”辞虽约，而其意疏炎。“简而整”，“缓而周”、“辞虽备，而其意蝎矣，，，“辞虽约，而其意疏矣”，等等，就是陈氏比较这些典籍中某些段落得失后，所作出的评价。虽嫌笼统一些，但却还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说的。 相异点还表现在语言风格上，如该书戊四条指出: 《仪礼》周家之制也，奉涉威仪，文苦而难读。《乡党》，孔门之记也，官关训则，文巍而易观，今略摘《仪礼》之文，证以《乡党》，昭然辨矣。“执圭，入门，鞠躬焉，如恐失之。”(《乡党》曰:“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下阶，发气，怡焉，再三举足，又趋。”(《乡党》曰:“出，降一等，逞颧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奚如也。”)及享，发气焉，盈容。”(《乡党》曰:“享札，有容色。”)由于文章的性质和目的不同，前者是记载周朝的制度，“事关威仪”，所以“文苦而难读”，后者是描绘孔子的活动，“言关训则”，所以“文婉而易观。”统观《文则》的比较法，如果从纵横两条线来分析可以看出，《文财》既善于将不同时代的著作进行纵比，如比较了《考工记》、《庄子，、韩愈《画记》中修辞手法的运用，也善于将相近时代或同时代的著作进行横比，如比较了《论语》、《书经》及泄冶用悬殊很大的文字和句式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如果从比较的本体来看，有的是文章与文章之间的对比，有的是一篇文章前后章节的对比，有的是书与书之间的对比，有的则在交叉运用上述诸法，等等。由于修辞的美丑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可以多侧面地看出修辞手法运用的异同和优劣，进而总结出它的原则和规律。

《红楼梦》这部小说，今天已经蜚声中外。借用一位海外学者的话说：它不只是一部中国的古典小说，而且即使是“最苛求的现代读者”，也会加以“赞许”的名著。“就写世态的逼真，写心理的深刻而言，《红楼梦》是一部可和西洋最伟大的小说名著分庭抗礼的作品。”我们不需要和谁来辩论我国小说的民族性传统，和谁来辩论西方小说在文学形式以及表现手法上的异同和优劣，而《红楼梦》把我国古典小说艺术推向最高峰，则是文学史上的事实，至今欣赏和研究它的，早已不限于国内，“红学”已成为国际性的学问。遗憾的是，即在不久以前，这一堪称“显学”的《红楼梦》研究的领地，在篇什浩繁，叹为观止的论著里，关于这部巨著本身的语言艺术的研究，却仍然不是很多的。一九六三年， 钟敬文先生曾认为这方面甚至还是“未触动或只是动过几下锄头的地方”。这里面包含着呼吁。这一呼吁，近几年才见出有更多的人响应。我们看到，在学者们曾经动过几下锄头的地方，现在已经结出了丰盛的果实。我国的传统小说，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划分两大系统时，语言是它的主要标帜，即一类是文言的，另一类是白话的。两类小说虽说互为影响，互相渗透，但它们的渊源却完全不同：前者是文人的作品，后者则主要是说书艺人的，后来才从说书事业中走出来，但文学形式仍各具特色。思想情趣上，文言的作品更多地向士大夫读书人靠拢，而白话的作品，却导源于市民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并发展起来，因而形成为迥然不同的两大体式，即散文式的和话本式(后来发展为“章回体”)的，而且分别发展着。两大系统的小说虽然起步的先后不同，但至清代，它们在语言艺术上都达到了各自的最高峰，它们可以分别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出现为标志。但从语言的角度说，《聊斋志异》的卓越成就只能是旧式文学的总结；只有《红楼梦》才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因为它的文学语言代表了进步的潮流。乾隆时期问世的《红楼梦》对前代小说发展的艺术成就作了全面的总结。它的语言，以当时被肯定为“官话”的北京话为基础，还广泛吸收了活在人民群众口头的俚语、俗语以及某些特定地区的方言成分并加以改造，又熟练地融入传统的韵散文学(诗、词、曲、赋、古文等)的语言成就和有用的成分。它的文学语言的高度成熟，高度完美，表现了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这一成就，也为近代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小说的地位提高了，在许多进步的文学家和学者中出现了一股研究古代小说的热潮，但进入创作却偏重于向西方学习，语言上也出现欧化的倾向。对于古代小说的语言艺术和表现手法，往往忽视它的民族性特色和成就，这不能不是一种偏向和不足。《红楼梦》问世已二百多年，它由最初的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的读者走向广泛的社会各阶层。这不仅是由于主题的深刻，也由于它的艺术的雅俗共赏性，包括通晓易懂的语言艺术的运用。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正如但丁所比方的，“语言作为工具对我们思想之必要正如骏马之于骑士”。《红楼梦》的深刻思想主题正是借助于作品的完美文学语言来表现的。高尔基也说：“文学的根本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等以形态的语言。文学是借语言来作雕形描写的艺术。”《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典范。继承这份遗产，总结和发扬它的成就，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任务。为了有更多的人来耕耘这块丰腴的土地，使我们新时代的文学接受它更多的艺术滋养，故编写了此文。 我把它试分为七大类，大体上已能代表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了。代表红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所涉及的领域。这七大类是：第一类是属于理论方面的研究的。探讨曹雪芹自己对语言艺术的理论见解。从语言学、风格学和文艺学的不同角度探讨《红楼梦》语言艺术研究的任务和方向的问题。这类从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提出问题，具有启发性。第二类属于对《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的总评析。就内容看，关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的特点和总成就，可说都已有所涉及，对问题都有所阐发。被剥削阶级的语言，形成民歌”等，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争鸣。但见仁见智，各人发挥，引起争鸣，更能引导学术研究的深入。第三类属于作品人物语言的研究。通过人物语言来塑造形象和个性，是我国传统小说突出的特点，《红楼梦》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受到人们的赞赏，各文对此都有很好的阐发。重点分析了王熙凤、焦大、林黛玉和薛宝钗的语言个性。《红楼梦》 在这方面的艺术经验有宝贵的价值。第四类是探讨《红楼梦》的艺术笔法，其中包括了主要是修辞学角度的研究。文学语言的形成，既是对自然状态的口语有选择和准确的表达，又是对口语的提炼和加工。从对《红楼梦》艺术笔法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怎样从自然状态的语言提炼成为高度完美的文学语言的过程。第五类属于对《红楼梦》语言的基本体式和构成的分析。涉及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待传统的文言、白话以及地区性方言的态度问题。长期以来，《红楼梦》被认为是用纯粹地道的北京话写出的，不杂他处方言。第六类属于对《红楼梦》大量出现的对民间俗语、谚语、歇后语运用的研究。民间的谚谣俗语，词语简练，却含义深刻，表现力极为丰富。古今中外的富有成就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很重视的，因为它表现了“语言的压缩性和形象性”。《红楼梦》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是很突出的。第七类是关于一些具体词语的词义和语法功能的探讨，虽不无挂一漏万之感，但作为一个开端，是有意义的。这类关于《红楼梦》里出现的一些特殊词语(实词和虚词)的研究，将来还应有更多的探讨。本文由青雩文化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

10月31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中青年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共有十五位学者代表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会议现场会议由《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致辞。刘跃进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认为老一辈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建立在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对方法论的不懈探索的基础上。新一代学者则应关注：我们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学问？未来二十到四十年的学术应当如何发展？古代文学学者除了在研究中获得自我的精神寄托，也应该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实现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颜子楠（北京师范大学）根据自己对海外汉学界的观察，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古代文献整理等基础工作的蓬勃发展，不仅得到海外汉学界的赞叹，而且使海外汉学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文献依赖，这也是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成就之一。张巍（华南师范大学）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多元化。古代文学史被看成是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观念演进的历史、文体形式与文学技法发展的历史、文学语言复杂化的历史，这些都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于古代文学史性质的认识。第二，研究的深化、细化与交叉化、综合化。一方面，古代文学研究产生出众多的研究分支；另一方面，它又与其他相关学科充分地交汇融合，从而形成一些跨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第三，文学古籍整理的全面推进和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建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古代文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总结过去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中暴露的问题，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发表了意见：第一，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古代文学研究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成果累积，而应时刻关注并回应时代需求，只有回溯到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才能不走弯路，不偏离学术初衷。要求我们回归对经典文本和经典作家的关注，从文献整理、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升到艺术与理论的研究。前者属于“发现性研究”，后者则属于“创造性研究”。第二，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改革开放之初，古代文学研究边界迅速拓展，大量学术空白得以填补，但也存在“跑马圈地”、研究深度不足的弊端。姜荣刚（许昌学院）认为，跑马圈地式的浅层次“开荒”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更不会导致学术研究领域和论题的枯竭。在这些表层问题被刨去之后，显露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学术问题。叶楚炎（中央民族大学）认为，要在宏观研究图景之下展开精细化研究，这不是对宏观研究图景见缝插针式的策略性趋避，而是对既往学术结论的一次整体性复验。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认为，在经典化的过程中，有些之前不被关注的小家在某些机缘下也能转化为大家；而文学史的真实生态也正是大家独领风骚、小家遍布文坛的状况。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并不那么截然分明，边缘往往可以转化为中心。第三，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在探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与学术方法时，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姜荣刚认为，盲目的拿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文化本位都有失偏颇，西方理论应用于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问题，往往并非西方理论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对西方文学理论钻研得不够透彻。未来的研究者应该做的，是杜绝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和滥用，而不是对新鲜事物的一味拒斥。第四，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视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学”的概念外延异常庞杂，这使得古代文学研究很难局限于文学一科之内，而必须具备跨学科视野。叶楚炎认为，跨学科研究既是对于文学赖以为生的现实历史情境的回归，也是青年学者在以研究的方式弥补其学术视野的不足。姜荣刚认为，完全遵循晚出的“纯文学”概念，与僵化地恢复古代的“文学”概念，都是极端的做法。古代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讲，仍是一种历史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尽量接近历史语境，因此拥有现代的文学观念并不影响对其进行历史的研究。潘务正认为，在寻求跨学科视野的时候，也不应放弃文学本位。为此，他提出了“文学技法的社会文化史分析”这一概念，既照顾到文学本位，又能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进行纵深挖掘，从而提高研究质量。吴真（中国人民大学）则通过对戏曲研究现状的反思，揭示了非文学化的戏曲研究路径所面临的窘境。胡琦（香港中文大学）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应会通诸“代”以观其“古”，既需要在具体的议题上有“小同行”的切磋，又需要整个“古代”“大同行”的相互砥砺。卞东波（南京大学）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将眼光扩大到整个东亚古代文学，不仅研究中国文学对东亚汉文学的影响，而且要研究东亚汉文学独特的美学意义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形塑作用，这样才能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与“超域性”。程苏东（北京大学）认为，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无法脱离世界文学史以及普遍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那种认为基于传统中国“文学”概念而写成的文学史就是一部与世界普遍的“文学”观念、与作为客体的“文本”自身的理论无关的本土文学史的观念，在实践中是难以成立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前瞻与会学者还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为古代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蔡丹君（中国人民大学）提出三点具体的建议：第一，要走出“文学成就史”和“名家名篇研究”的模式，进一步地在历史时代与地理空间变迁的多维视角中去关注文学史的生成；第二，集部文献的研究，需要从“文献知识”逐渐过渡到“文献思想”的阶段，要带着问题把版本研究推向更为细致的层面；第三，努力建构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文本理论。曾祥波（中国人民大学）结合唐宋文学研究（特别是杜甫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不能忽略文学文献研究中的一些“源头性”问题；第二，注意对文学文献中的规律性现象进行总结；第三，通过对一代作品的全面细读，在该时代知识世界中理解文本的原有属性，从而获得新认识。李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俗文学文献在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中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材料，但其文学性仍有待深入发掘。如何提炼它所包含的文学要素，视其为一个文学文本，是俗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文学理论》提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分野，是对文学理论的一大贡献。何谓文学的“外部研究”？文学的“外部研究”侧重的是文学与时代、社会、历史的关系。其理论预设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延续了数千年的“模仿说”与“再现说”，即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后来，浪漫主义文论兴起，“表现说”更多地进入了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视野，“表现说”的观点强调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不知道广大的文学爱好者，你们同不同意以上的观点呢？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又有着怎样的评价呢？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直到现实主义的各种文论，始终是围绕着模仿――再现――表现这条主线发展的，即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是围绕“外部研究”展开的。文学理论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文学应该如何典型地再现生活，如何更好地为时代、社会、政治服务，文学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教化功能等问题上；批评家们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作品的内容、主题、人物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艺术家们对生活的把握之类的问题。这种在古今中外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侧重外部研究的文学理论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文学艺术不可能脱离与现实、生活、历史、时代的紧密联系，文学艺术也不可能没有教化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过分强调这类关系却掩盖和忽略了对文学艺术本身的理论研究，这就使文学丧失了文学性、艺术丧失了艺术性。那何谓文学的“内部研究”呢？文学的“内部研究”的重心在文学本身，要求高度重视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技巧、方法等属于文学自身的因素，这就是雅克布逊所谓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它的形成是由19世纪后半期的象征主义文论与唯美主义文论开始的，进入20世纪之后，相继出现的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等不同流派的文论成为现代主义文论的主流，他们都主张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关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从文学与传记、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思想以及其他艺术等不同的方面对其得失进行了判断：1.文学的“传记式研究法”。通常那些根据作家的作品写出的传记不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即便是比较可靠的传记和自传对于理解文学作品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和重要性，因为作家的生活与作品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作家的思想感情观点美德罪恶不能和他笔下的主人公混为一谈。2.文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无论是把作家当作一个典型或个体来研究，还是对创作过程加以研究，严格来说，都不能算是文学研究，只有那些探索文学作品中心理学类型和法则的研究才可以说是文学研究。3.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倘若研究者只是想当然地把文学单纯地当作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的一种翻版，或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文献，这类研究似乎就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当我们了解所研究的小说家的艺术手法，并且能够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应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4.文学与哲学思想。反对那种把文学作品看作哲学观念的图解或者哲理教条的表述的做法，主张对思想观念进入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形做深入细致的研究。5.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提醒研究者注意它们之间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的比附，应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分析实际的艺术品。关于文学的更多精彩内容，将会每天持续更新……

《文学研究》第6卷第1期封面从“瓠落”到“桴浮”：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习得性重构 倪晋波、柳宏摘要：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史著的撰写范式已经历了三次转换，即：以文体为导向、强调经世致用的文章流别史，以作者作品为主、体裁潮流为辅的作家作品史，以文本为重心、强调文本、文学、文化互渗的“大文学史”。对文学史编撰者来说，范式的转换是逼近“完美的文学史”的基本路径，但也带来“瓠落的文学史”之惑。就阅读者而言，他者性和滞后性是编撰者主导式的文学史著的两种内在缺陷，其困惑则是：我们面对的是“真实的文学史”吗？基于阅读者视角，文学史有三个层次：原生文学史、文本文学史和习得文学史，后者是其最终追求。阅读者主动利用最新出土文献，跳脱文本文学史之囿，或可接近“真实的文学史”，特别是早期中国文学史。文学与历史书写下的宋孝武帝悼亡形象 赫兆丰摘要：在《拟李夫人赋》中，宋孝武帝刘骏抒发了自己的悲痛与哀思，突出了爱情的缠绵与凄婉，成功淡化了作者的皇帝身份和哀悼对象的皇妃身份。谢庄的《宣贵妃诔》塑造了一个既不失皇帝身份，又能有节制地表达哀情的孝武帝形象，是对《拟李夫人赋》的弥补。李延寿在《南史·宣贵妃传》中借助对史料的有意剪裁和移接，模仿了《汉书·李夫人传》的叙事结构，导入了自己对孝武帝与宣贵妃的道德批判，强调宣贵妃去世与孝武帝荒废政事之间的因果关联。赋、诔、史传三种文体各有偏重，共同塑造了孝武帝的悼亡形象。《文心雕龙》的时空观 管正平摘要：《文心雕龙》一书，充分考虑了创作以至于欣赏这一系列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不仅全书有明晰的时空框架，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本源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也有相对完整的独立时空框架。时空关系在《文心雕龙》中有静有动，有同有异，有显有隐，互相渗透、补充和呼应，统一在一个有机整体之中。涩体,一种文学竞争的策略——唐徐彦伯文风及其流变初探 赵庶洋摘要：唐代文学家徐彦伯所创造的“涩体”，自产生之初即在当时文坛产生热烈反响，虽然在后世备受争议，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追随者络绎不绝。重新审视徐彦伯本人的作品可以发现，他的风格绝非“涩体”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与“涩体”诗文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了徐彦伯创作中的两种风格。结合初唐时期文学背景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徐彦伯之“涩体”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他在当时文坛的激烈竞争中在文体上做出的主动选择，从而争取在竞争中占得先机。这一创作心理在后世“涩体”创作者中有着广泛的一致性，说明“涩体”是文人在竞争中做出的一种文体选择的策略。晚唐诗人王涣与其《惆怅诗》考论 王治田摘要：晚唐诗人王涣之字号、籍贯与仕履等生平状况，尚有若干值得考察之处。根据出土的《王涣墓志》，史籍留存的归入郑延昌名下的两篇奏文当出自王涣之手，为其《西府笔稿》中文字，可以补《全唐文》之遗漏。作为王涣的代表作，《惆怅诗》十二首采用一诗专咏一人或数人的方式，叙写才子佳人之感怨故事，呈现出以艳体入于咏史的特点。《惆怅诗》十二首的吟咏对象多出自唐代的传奇或小说，呈现出浓厚的传奇风格，注重对人物个性和精彩画面的刻画，或对原有的故事情节进行改编或翻新，这些在后世产生一定影响。《惆怅诗》十二首作为一组独具特色的七绝咏史组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研究。“燕行录”对古代沈阳文学之意义探析 赵旭摘要：“燕行录”广义上泛指从高丽到朝鲜这七百多年间朝鲜人在中国的见闻所形成的文献，狭义上则专指朝鲜时代使臣们来往北京过程中的见闻所形成的文献。对于沈阳文坛而言，“燕行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朝鲜人来中国，一般情况下都会经过沈阳，甚至以沈阳为目的地。在沈阳期间，朝鲜人积极创作，或与当地文人唱和，或细致记录见闻，其作品成为了古代沈阳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朝鲜人也主动地考察沈阳的文化环境，其相关记述，从域外角度审视沈阳文坛的发展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沈阳的文化氛围和文人的精神风貌，丰富了古代沈阳文学史料，这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变与不变：蚕花戏的原初面貌及其变异 王昊摘要：蚕花戏与蚕神信仰密切相关，发轫于明代中叶，盛行于清代，主要在嘉湖杭地区传播。两名非职业演员在露天载歌载舞的表演是其原初面貌，属于有简单伴奏和道具的民间小戏。其后，海宁一带移植皮影戏作蚕花戏，吴江盛泽嫁接小满戏为蚕花戏，两者均有固定的表演程式，演出整本大戏，形态丰富。在外在演出形式、表演内容上，它们与原初面貌的蚕花戏面目迥异，在祭蚕神、祈丰收、娱神娱人等内在精神方面，却存在一脉相承的血肉联系。明清世情题材小说中人伦关系的跨越与淆乱 朱锐泉摘要：世情题材小说人物身上的伦常兼类乃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不同于单纯担任一种伦理身份的情形，现实的社会与家庭结构中，人们很可能扮演多种角色，同时，个体在他人的眼中，也可能处在原有伦理关系规定以外的别种位置。此外，古代小说的作者评论者津津乐道于小说移风易俗维持伦理秩序的功用，却不得不迎来小说中伦理关系淆乱的实际描写。“家反宅乱”的《金瓶梅》诚然是个中代表，不过，明清世情小说还有数量可观的作品展露了婆媳、叔嫂、兄弟、主仆等伦理关系中的“乱伦”问题。这既揭示了世相的复杂性，更引导读者思考人情与礼法的稳固性。论明清曲谱对犯调曲牌名的整改 许莉莉摘要：为曲调正名，是制谱者的基本任务。历来制谱者都称得上悉心考辨。就犯调曲牌名而言，早期曲谱主要整改坊本中的舛谬；后期曲谱则更热衷于对前人之谱已定犯调名的重定。后期曲谱惯按“章句”擅拟犯曲中的成分，并随之修改总名，这与前期曲谱的考辨相比，似过简单化。此种整改原则，使得后期曲谱中重定犯调名的情况过滥。明清曲谱对犯调曲牌名的整改现象，使某些曲文在曲谱中不断以新名称出现，客观上造成了新曲牌辈出的假象。明代戏曲命名再探 李奎、吴美玲摘要：明代戏曲以明杂剧由盛转衰和明传奇概念确立、体制成熟为发展走向，展现时代风貌和大众审美的变化。明杂剧和明传奇作为两种不同的戏曲形态，在命名上也呈现着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命名的组合方式及其与主题的关联之上。杂剧与传奇地位的交替兴盛伴随着明代政治经济的风向转变，戏曲命名在宏观上反映了明代政治政策的逐渐松动和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创作中的渗透；微观上则展现着戏曲源流与题材和命名方式的密切联系。同时，创作主体与市民文化双向选择和读者的审美倾向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戏曲命名。明代繁盛的商业出版则以市场为导向、以商业出版者为操作者，影响着戏曲出版成品的命名。清初小说书坊“课花书屋”考 文革红摘要：本文是对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快心编》的刊刻者——“课花书屋”的考证。本文根据课花书屋刊书年代考证出“课花书屋”主要活动于康熙、雍正年间，又据上海图书馆藏芥子园刊本《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尤侗序后“悔庵”“课花书屋”两枚印章和卷一末“雍正乙卯春日七旬灌叟程自莘氏较刊于吴门之课花书屋”“苏州阊门外上津桥下塘西山庙前藏板”之题署，考证出“课花书屋”位于苏州阊门外上津桥下塘西山庙附近。我们根据《重刻绣像第七才子书》的刊刻年代，否定了尤侗、烟波钓徒为课花书屋主人的可能性；课花书屋主人是否是程士任亦值得怀疑。由于在阊门之西、运河之上、下塘地区合计有四桥，由此推测“课花书屋”主人可能即“四桥居士”。“课花书屋”刊刻的小说作品主要有：《快心编》和《隔廉花影》。如果“天花才子”与“四桥居士”为同一个人，则《绣像传奇后西游记》，也是课花书屋在苏州刊刻的。《金瓶梅》袭用《水浒传》部分版本考论 邓雷摘要：关于《金瓶梅》中袭用《水浒传》部分所用底本的讨论，数十年来学界有过不同说法。本文通过对诸种《金瓶梅》以及《水浒传》文本进行细致的校勘与分析，发现《金瓶梅》中存在不少的缺文，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与简本《水浒传》相似，进而得出《金瓶梅》的底本是简本《水浒传》，此种简本是一种文字删节不多，类似于京本忠义传的简本，此简本大致刊刻时间为隆庆年间。阵前出生的孩子——穆桂英和陈靖姑 （日）大塚秀高撰、王子成译摘要：以杨业为始祖的男女武将为主人公的杨家将物语在经过了长期的扩充、变更后，物语的主人公及时代背景一面在不断地变更，一面又通过传颂、书写而传承了下来。虽然在两本“小说杨家将”中皆存在杨六郎的妻子柴郡主在天门阵中生孩子的情节描写（阵前出生），但是在《北宋志传》中那个孩子被设定为与宗保年齿相距甚远的弟弟文广，而在《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中却没有载明他的身份，简单地把他设定为宗保和穆桂英晚年生育的初子。而且，两本小说所共有的“十二寡妇征西”这一设定，其具体细节也存在着差异。本论一边设想早于小说杨家将出现的杨家将物语为旧本、原本杨家将，一边以在福建至今仍被信仰的有关陈靖姑的物语为线索，来尝试解析“阵前出生”“十二寡妇征西”所蕴含本意。《光明日报·文学评论》与1950年代初期的文学批评 布莉莉摘要：《光明日报·文学评论》作为一份颇具“同人”色彩的副刊在1950年代初期的报刊场域中显得较为“瞩目”。它不仅以富有个性的批评实践建构出一批“另类”经典(如《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母亲和孩子》《柳堡的故事》等)，更信笔指点权威、敢于陈一家之言，屡屡向解放区文艺的标杆性人物(如丁玲、赵树理、孙犁等)发起挑战，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它的停刊。对《文学评论》双周刊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厘清1950年代初期意识形态结构内部的种种矛盾和分歧，同时对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多重语义发展的可能大有帮助。“技术主义”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文体实验 朱言坤、李兴阳摘要：新世纪乡土小说在不断开拓叙事新领域的同时，也进行“写作技术”与乡土小说文体的新探索新实验，其表现主要有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乡土小说的传统文体形态及其情节、人物、环境等构成要素进行解构，有的解构突破了乡土小说文体形态必要的底线，使乡土小说不像小说；二是进行“跨文体写作”，引入词典、地方志等非小说文体，将乡土小说破碎变异为“词典体”、“闲聊体”、“纲鉴体”、“地方志”、“絮言体”、“杂糅体”等，在推动乡土小说文体发展变化的同时，又破坏了乡土小说的基本形态。新探索新实验中出现的“技术主义”倾向，有追求表达自由的积极意义，也使一些创作者忽略或钝化对历史的思考与对现实的关注，从而失掉小说创作应有的“精魂”。当代社会“群体症候”的多维影像——鲁敏都市小说论 华珉朗摘要：鲁敏的都市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当代都市人群的创伤与隐疾，其症候包括器官的病变与精神的郁结、人际关系的疏离错位以及终极价值和精神理想的陷落。其发病机制是工业兴起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工具理性造就的“单向度的人”、消费文化对群体灵魂的询唤以及权力体制的规训。从历时与共时的谱系来看，鲁敏的都市书写也是中国现当代都市小说中的一环，而她揭示“群体症候”的广延性、深刻度与持续性，正是其独异的价值所在。

编者按 对人文学者来说，作为工具的计算机，已从文献检索时代进入到数据分析时代。计算机不仅能帮助我们从海量文献中快速检索到所需的资料，还能以数据为基础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数据分析的技术和方法越来越有针对性和强效性，能清晰地揭示隐藏在文学史背后的作家与社会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直接与间接、显性与隐性的多种关联，能以全知型的视角系统整体地还原和呈现文学史的立体景观，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文学研究范式。目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数据分析方面虽然已经起步，但还没有完全跟上数字人文的发展步伐，可用于统计分析的关系型文学数据库建设还比较薄弱，适用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分析方法、分析模型还相当有限。近些年学界和业界推出了相当丰富的数字化的文献资源库，如《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等，但主要用于检索，还不是结构化的能进行统计分析和再生知识的数据库。运用数字人文的分析工具和技术方法来研究古代文学，也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还处在尝试性阶段，未成规模，影响不大。为推进数字人文技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与突破，本期约请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数字人文研究团队的刘石、孙茂松、张力伟和刘京臣四位先生从不同的角度笔谈他们的构想和规划。刘石、孙茂松先生构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分析模型，刘京臣先生阐述了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文本与人物研究的理路，既有理论的前瞻性，也有方法的可操作性；张力伟先生提出了建设“中国古典知识库”（CCKB）的宏大构想，令人期待！（王兆鹏）一20世纪60年代，电脑就被西方国家运用于人文学科研究，称为“人文计算”。美、英、法、德等国利用大数据技术研究文学开展得早、影响大，相继成立了国家级项目组或研究中心，致力于莎士比亚戏剧、法国中世纪诗歌等多语种文学经典的内容分析，产生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理论著述与应用成果。进入新世纪，一些研究机构及企业开始对书籍进行大规模数据化。谷歌与哈佛大学共同研发的数据库可对1600年至2000年间出版的500多万册书籍的单词和短语的使用频率进行统计，通过关键词使用频率的变化，可以崭新的视角揭示500年来人类文化发展史的总体趋势。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机器的深度学习在文本分析方面展现了惊人效率。《布谷鸟的呼唤》原是《哈利·波特》的作者J. K. 罗琳于2013年匿名发表的小说。牛津大学的Peter Millican和杜肯大学的Patrick Juola运用法律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比分析，推测它很可能是罗琳的新作，最后，罗琳承认这部小说确出己手。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人文计算应用”的概念，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运用电脑技术研究人文课题。早期对古典文学尤其诗词的研究多为计算机或统计专业的学者。厦门大学周昌乐教授课题组针对宋词风格“豪放与婉约”的分类问题，研创了基于字和词为特征的风格分类模型、基于频繁关键字共现的诗歌风格判定方法以及基于词和语义为特征的风格分类模型。首都师范大学尹小林教授最早研发了“《全唐诗》检索系统”，北京大学李铎教授也研发了“《全宋诗》分析系统”“《全唐诗》分析系统”“《资治通鉴》分析系统”等。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研发的“中国古典诗文声律分析系统”首次实现对中国古典诗歌及有关韵文进行批量四声自动标注和八病标识、数据统计功能，不仅有助于研究永明体诗歌的声病情况，还可考察永明诗律向近体诗律演变的环节和过程。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是较早采用量化分析研究古代文学经典的专家，他先后主持了“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计量分析”“20世纪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目录检索系统与定量分析”等多个项目，尤其是唐宋诗词名篇的定量分析（排行榜）及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郑永晓先生数年前已经呼吁古典文学研究从数字化向数据化的转变。基于大数据技术对古代文学经典文本进行高效和深度分析，可将文学研究纳入到一个更宏观的视野，提高研究结论的精准性、稳定性及可验证性，促生新的研究理念、方法与范式。但总体来看，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目前还基本处在古籍数字化、数字化检索和少数专题数据平台建设阶段。二现阶段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数据库建设、计算语言学、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与文本挖掘等方面。这些技术方法可分别用于古典诗歌分析系统的尝试、作家生平事迹研究、古典小说研究、文本与人物研究、文体与文论研究，涵盖了古典文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拟以先秦至明清品类纷繁的古代文学经典文本为中心，利用计算机、统计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新兴技术手段，形成如右上图所示的研究结构。研究的流程是文学专家提出问题——技术专家设计算法模型——借助知识库或数据库等平台进行文本分析——文学专家对分析结果进行解析和研究。数据库建设、技术创新运用与文本研究三位一体。数据库是基础，文本分析技术是关键，最终要落实到发掘依靠阅读经验难以发现的文本组织特征及相互关系，通过定量统计、定性分析，解决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疑而难决的作品归属、作品辨伪、异文辨析、修辞特色、风格生成、题材变迁、因革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期望在以下诸方向有所推进：1. 重新验证已有成说的经典史论问题。比如，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明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其诗文创作是否落实和如何落实其文学创作的主张？利用共词分析、语义分析、人物事件交杂等技术思路，尝试全新分析和解决诸如文体形式、社团流派、人物关系、情节演进、阶段特征、历史影响等问题。2. 解决人力难以彻底解决的疑难问题，为作品归属、重出异文、改编续写、风格流派、文类划分等提供新的证据、思路与方法。如唐宋诗“体格性分之殊”的判断，诗词曲三种相近文类格律、用韵、题材、语词、典故、句法、意象、风格的穷尽性统计，为定性分析提供数据支撑，可以提高研究结论的精确性、稳定性及可验证性。3. 超越主观感受与印象分析层面，科学梳理文学史长时段中存在的特征、规律、关联性问题。比如陆游诗近万首，词自中唐产生而历经各代，他或它们的题材、修辞、风格变化轨迹究竟如何，数者之间的关系怎样？通过对一个作家或一类作品的“深度学习”（计算语言学专业术语），发挥其文本比对、关联分析等技术优势，追踪挖掘以往不曾注意到的迹象或线索，以期提高文学经典研究的可靠性与科学性。三利用大数据技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对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意义是明显的，特别体现在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的革新。傅斯年认为，“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相关研究史料的全覆盖，是对以往研究资料的极大扩充。目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检索依赖会造成史料的类型遮蔽，特别是反证材料的遮蔽。检索依赖也会导致对史料的解读脱离历史语境，无数孤零零的没有历史气息的材料断片的组合，无法反映真实的历史场域中的问题。文学研究者接受的信息如果是非全息的，文史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必然值得怀疑。全数据分析模式抛弃了随机性的样本研究模式，让研究者具有“上帝视角”，重视对事情整体系统的感知，又强调基于全数据的细节化，提高认知的精确度，是一种理想的学术研究模式。传统的文献材料彼此间基本上呈现出相对明显的线性关系，可以找到前因后果，进而形成相对完整和自洽的因果链。大数据时代面对的只是具有相关性的海量数据，几乎不可能找到每个数据的微观因果链，如果坚持因果路径，将陷入无穷无尽的因果关系之中而茫然无措。因此，大数据时代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让数据自己发声。对思想、情感和艺术为主体的古典文学学科而言，强调差异性、变异性和独特性的相关性分析方法比因果性分析方法可能具有更强的裁断力。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使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极大地智能化、自动化。“全数据模式”将与问题相关的数据一网打尽，最大限度地摆脱客观条件局限造成的以局部论全部，问题可以得到更系统、更全面、更整体的刻画，从而得到更精确、更彻底的解决。这是数据化带来的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整体论，将使思维方式从还原性思维走向整体性思维。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是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大数据时代的研究尊重全体材料、重视量化分析和兼顾所有关系，这将有助于促进人文学科的研究由“解释性”向“求是性”转向。随着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数据化，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也能够实现数据化，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数据建模来进行研究，这样人文学科也就由以往被认作非科学的学科跻身于科学成员的大家庭中，进而发展出人文科学。总之，大数据思维为人文社科研究的变革与创新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杰弗里·汉考克（Jeffrey T. Hancock）所说：“这是社科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就好比显微镜的诞生对化学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新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充分依靠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专业技术，在尚缺乏此类技术力量的今天，必然会促进学术研究人力资源的整合，倒逼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开展。但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处理不可能完全交给机器，也就不可能完全交给技术专家。相反，从问题的设置到语料的选取再到分析结果的解读、意义的阐释、体系的建构等，都将由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相关领域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完成。（作者：刘石，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茂松，系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傅璇琮先生（左）与刘学锴先生（右）合影 图片由刘学锴先生提供《李商隐诗歌研究》 图片由刘学锴先生提供扫一扫，更精彩【文学访谈】开栏的话文学当有益于人生。古代文学，归根结底是为人的学问，所谓“开卷有益”。如何将形而上的学问落实到广袤的人生中来，正是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孔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文学研究更重传承。历来重要的注疏版本无不是对过去一段长时期内注疏成果的总结、继承与创新，现代学术规范下的文学研究亦是。此即文化“返本”与“开新”之理。为此，我们特辟《文学访谈》栏目，邀请学界的知名学者接受采访，一则为指明过去和现有学术之足与不足，二则为在现实基础上分析与展望未来学术可作为之领域、方法及视野，三则为引导与解决青年学者在学术人生进路中之困惑和迷茫。本期我们访谈的对象是安徽师范大学刘学锴教授。刘先生曾在北大中文系师从林庚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至安徽师大工作。著有《李商隐诗歌研究》《唐诗选注评鉴》等。记者：今天的采访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唐诗研究之路”，主要谈您的治学情况。第二部分是“学术人生随想”，主要谈您对当下学生读书的建议和对研究现状的认识，以及文学和文学研究在人生中的作用和意义。唐诗研究之路记者：首先，能否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唐诗研究之路的？刘学锴：当时林庚先生让我写学年论文，题目都给我选好了，就写陈子昂，我也根据老师安排，看了陈子昂等人的作品。后来，林先生讲盛唐气象，让我读《全唐诗》，统计各个时期题材的分布情况。我就趁这个时候，把《全唐诗》看了一遍。记者：那您为什么主攻李商隐研究呢？刘学锴：这是非常偶然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大约是1975年，出版社的副主任带人来学校，希望我们编李商隐诗选，因为其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诗人都有诗选了。这就是我研究李商隐的缘起。跟我合作的余恕诚先生，他的重点是搞整个唐诗研究，但我耽误时间太久，年龄又大一些，所以我觉得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开，就很无奈地压缩战线，把它压缩到这么一个很狭小的阵地上。但是真正看了那些注文和材料后，从观点到材料到作家的生平，到作家的作品的系年，这里面问题还是很多，尽管唐代诗人里除了李杜韩柳以外，研究最多的就是李商隐。所以我当时就想先做李商隐的诗歌集解，因为说法太多而且互相矛盾，有的非常离奇，走火入魔的也有。正好我1979到1981两年没有课，在这之前一些基本的材料都搜全了，就把初稿写完了，大概有一百五十万字，然后请余先生一篇一篇看，看时用铅笔在上面做一些记号，我们两个再分头来干。1983年递交的稿子，到1988年年底才出来，等我拿到书已经是1989年了。记者：那李商隐是您最喜爱的诗人吗？刘学锴：从喜爱来讲，我受林庚先生影响比较深。他喜欢盛唐诗，连李杜二人也是喜欢李白甚于杜甫。我当然也喜欢盛唐诗，以前甚至也想搞王昌龄集的校注，但已经把李商隐的诗集整理出来了，那时年龄又大了一些，无可奈何，只好缩小战线、不及其余，继续从事李商隐的研究了。李商隐的诗歌集解出来以后，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像江乡赠刘蕡诗这样的疑案，从岑仲勉先生提出疑问以后，一直没有解决，又极大地牵涉诗文编年和阐释的相关内容，所以我研究的兴趣也就比较大了。而且以往有人特别是明代人喜欢贬低李商隐，认为他的作品非常隐僻，隐僻到好像不能读懂，我不是这个想法，我觉得不能要求好的作品都是那种一读就能懂的。像无题诗，并不是很难懂，前后次序调一下关系也不大，但是从文字上来讲，用典并不是很多。当时正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过去李商隐的地位被压得很低，但事实上，他的诗不仅艺术特色鲜明，而且传统题材每个方面都有传世之作、一流之作。对这样的作家作品重新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之后，我又把已经收集好的材料请余恕诚先生看，整理成资料汇编，后来又独立完成了李商隐文的编年校注，收获也很大。原来我以为只要注疏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为此我已经发了不少文章了，因为借助诗和资料汇编还有文的校注，写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最后李商隐的传论只写了两年，后来正好流行写接受史，我就把这方面的内容也写完了。记者：您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没有一些总结呢？刘学锴：我肯定是那种最保守、最没有新意的。林先生确实对我启发很大，因为我从本科起就经常去向他请教，每次他就点起一根烟侃侃而谈，谈他对作品的感受，这方面我受林先生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像《唐诗选注评鉴》，在高校是不能拿去评职称的，也不算任何科研成果，但只要初学的人读了之后觉得有些收获，那么我就感到很满意了。我之所以没有采取评点式的方式，是因为那样的要求比较高。古代真正精彩的评点，可能就是一两句话，但是你要消化的话，就是一大篇文章。“神韵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说得非常清楚，所以我采取的是比较老实的方法——有一点感受，我就随文书写，看到一个地方写得还不错，我就加点文采多讲几句。学术人生随想记者：您是知名教授，带过很多学生。当年北大名师会聚，您就是跟着这些老师学习的。从求学的自身经历和教授学生的角度来说，您认为一个学生应该怎样读书呢？刘学锴：这个问题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就很难回答了，因为我耽误了近20年。《文学评论》上刊发了一篇张伯伟教授写的新中国70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他把上世纪90年代作为分界点，把这70年分成了两个时期，这一点我也很同意。我们虽然前后两个时期都在做研究，但整个路数基本上属于前一个时期。我们这一代人大体上都是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专家，其实连专家也很难说，因为你搞的那些东西有一些到现在还不懂。所以90年代有博士学位以后成长起来的这批人，我们跟他们是没法相比的。他们读的书多，时间也多，各个方面条件也好，视野也宽，接触到的西方理论也比我们好。当然，现在也有对人比较约束的东西。我总觉得，对搞人文科学的人，不能像对自然科学的人那样管理。现在北大相对比较自由，他们还能搞代表作制度，其他很多学校都不允许，你不申请到像样的课题，你几年没有成果，那你就要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我觉得这个不好。人文科学需要积累。记者：确实，教育部门和各高校科研单位也在逐步改善现状。但是实际上作为现在的学生，通常会比较迷茫，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一个好的读书方法的训练。在这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导意见？刘学锴：这个题目太大了。现在跟过去时代不一样了，过去是讲书香门第，现在试问有几个书香门第？没有。因为过去的人学习的面本身就很窄，你就叫他读《十三经注疏》，他也不是没有条件，但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小学、初中到高中毕业一直到考进大学，没有太多时间念书，所以书香门第的问题根本就不现实。即使进了大学从头读起，读通《十三经注疏》也是不可能的，除非能保证活100岁而且80岁以后还能开花结果，这个没有人敢冒险。但是最精要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也缺乏，《十三经注疏》除外，《老子》《庄子》等书得了解的，这些篇幅也不大。这样源头性质的文献假如说你一点都不知道，那你搞任何一段的文学研究都很困难。我从1978年以后招研究生也有这个问题，阅读面仅盯着专业，比如我搞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就把这一段的背景翻一翻。我的学生邓小军算是读书读得最多的一个，作为他的老师，我读的书绝对没有他多。除了本方向的书，他还读了很多先秦的书，但是这样的学生绝迹了。另外，过去像我们这些人，不管其他方面条件怎么样，至少我对文学有兴趣，那时候搞文学也好搞理科也好，待遇都差不多，不存在收入悬殊的问题。但现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一样了，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就更不用说了，这样一来，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比如我教的某届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报考师范大学研究生，没有一个人把中文系当作第一志愿。不管自己是不是喜欢中文系，但他绝对不念中文系，他们现在从事的都是金融、经济方面的工作，这就是社会风气的变化。人文科学本来就要有很深的积累，像钱锺书那样的学者，现在基本没有了。记者：现在社会上偶尔也会泛起“一代不如一代”的声音，这种声音也从社会渗入学界，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刘学锴：不能那样要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不同情况。能够卓然领衔于一个时代的学者，只能作为一种奢望。万一哪天有一个人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很有兴趣，而家庭环境又允许他这样全身心地去投入，也许会蹦出来这样的人物。多数人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基础和爱好选定一个稍稍集中一点的领域，长期地去专攻，那样效果会好一点。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什么文章都能写，我一方面很佩服，一方面很奇怪，因为这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几年的杂志我都自己自费订阅，但那种让人看了能够眼前一亮的文章很少。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涉及的面广了，不仅仅局限于古典文学本身，也不像过去只注重那一点点历史。文化社会学也好，文化的古典研究也好，面铺得很广，好像摊大饼，饼摊得很快，最后回不来了，中心那一点文学本身的东西却没有下功夫。古典文学研究就某个个别的人而言，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侧重点，但整体来说，要以经典作家作品，一二流的作家作品为主。现在有些碎片化，有的对象毫无意义，也被翻出来研究。跟搞历史不一样，我到某个野外搞了一片秦砖汉瓦，可能搞出一些新成果来，但是文学作品假如本身是垃圾的话，那它就是垃圾，不可能变废为宝。现在研究生那么多，连本科生也要写毕业论文，又要求创新，只好写人家不屑于写，本身又毫无价值的东西。但这样搞下去，一个很显然的结果就是大作家大作品的研究这些年一直没多少进展。记者：您说的是。如果基础研究比较差，只在研究对象上作拓展，或是变换视角，这样的做法对整个研究来说不仅不是进步，反而是种退化。刘学锴：材料还是那些材料，解释还是那些解释，换一个角度就展示出一篇有创新性的文章了，这不是骗人嘛。我总觉得还是要从作品本身做起，无论是用老的评点的方式也好，用论述的办法也好，反正得把作品搞透，但是现在能够在这方面下功夫的人太少了。记者：现在社会上老是在谈论一个功利的问题，有些人对中文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觉得文学是无用的学问。能否请您谈谈，文学和文学研究在您一生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或者意义。刘学锴：2018年我回安徽师大参加校庆，经常有人问我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为什么从北京跑到安徽去，一去就是四十年而且也不想回来，一个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目标。我可能还是想当大学老师，而且还是中文系的老师。我在搞研究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痛苦，尽管有时候搞得非常累，因为搜集资料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但是心情是很愉快的，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喜欢，一边做学问一边欣赏，就像看戏一样，百看不厌。所以搞古典文学研究，特别像唐诗，至少我精神上很愉悦，从这方面讲我这一生没有任何遗憾。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还是会搞文学。在学校工作时我有个习惯，每一年我会把所有知名文学杂志都翻一遍，挑好的文章来读。我觉得有了文学之后，人的生活要丰富很多，特别是读好的作品。我不主张文学过多地宣扬那些恶的丑的东西。我觉得人性无善恶，也可以说既有善又有恶，那么，现在花那么多力量来展示恶，是自己跟自己作对，把自己降为动物。那些东西能让人产生对社会的兴趣吗？不太可能。所以，我主张文学作品尽可能表现真善美的东西，那样的话人生过得才会有些亮色。（本报记者 刘剑 本报通讯员 冯轶群 张嘉宝）

2016—201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目录索引库共收录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论文8970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论文392篇，转载率约为4%。全文转载的文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3年里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广受关注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讨论是近年来比较文学界的热点问题。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的两个发展阶段。法国学派开创了影响研究范式，主要从事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美国学派则主张平行研究，认为文学比较不必有事实影响，即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意。美国学派因不满于法国学派机械强调影响源头而提出平行研究，但平行研究的弊端是会出现很多硬比、乱比和随意比较，有学者甚至因此而将平行研究“妖魔化”。是否需要提出“中国学派”，在学术界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从逻辑上说，关注不同国家文学间的事实影响关系的法国学派和认为文学比较不必有事实影响的美国学派已经囊括了所有的比较文学研究，没有必要提出新的学派。但是事实并非这么简单。近3年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转载的比较文学论文，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影响研究，也没有纯粹的平行研究，而是集中于以下方面。首先是探讨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如陈兵的《清教徒笛福笔下的中国》、赵学勇和王鑫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1934—1949）》、邹雅艳的《16世纪末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为例》、侯铁军的《中国的瓷器化——瓷器与18世纪英国的中国观》等。其次是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与误读。如徐勇的《外国文学选本编纂与“现代派”的接受及其合法性问题》、汪介之的《文学接受的不同文化模式——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为例》、谭渊的《“名哲”还是“诗伯”？——晚清学人视野中歌德形象的变迁》、张强的《意图的挪用：奥登在中国》等。再次是海外汉学研究，如季进的《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刘耘华的《欧美汉学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建构》等。而上述内容正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上述对形象学、译介学、接受学和海外汉学的研究，突显了中国比较文学不同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新特点。女性文学研究引人注目女性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热点。2016—2018年被研究最多的外国作家前20名依次为（括号中为研究论文篇数）：莎士比亚（222）、托妮·莫里森（153）、福克纳（89）、伍尔夫（79）、爱丽丝·门罗（78）、艾米莉·勃朗特和夏洛蒂·勃朗特姐妹（76）、卡夫卡（72）、海明威（72）、托马斯·哈代（69）、简·奥斯汀（65）、D·H·劳伦斯（65）、石黑一雄（63）、多丽丝·莱辛（59）、纳博科夫（59）、赛珍珠（58）、伊恩·麦克尤恩（55）、菲茨杰拉德（54）、陀思妥耶夫斯基（52）、爱丽丝·沃克（52）。上述被中国学者研究最多的20位外国作家中，女性作家有9位，几乎占一半。而现今得到研究界广泛关注的托妮·莫里森、爱丽丝·沃克、纳博科夫、石黑一雄等都是少数族裔作家。但是，女性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在热闹的外表下也隐藏着危机，大量论文是对女性理论、后殖民理论或离散理论的简单套用。以女性文学研究为例，仅近3年外国文学领域就发表了女性文学研究论文近千篇。但是以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的论文数量来看，女性文学研究在近3年中的转载数量并不多，仅十几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文学研究存在缺乏新视角、大量研究类同等问题。空间批评与空间叙事研究持续升温从空间批评的角度研究外国文学是近年来兴起的研究热点。20世纪末，西方理论界经历了一次空间转向。一般认为，这一理论转向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首开其端，之后有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菲利普·韦格纳的《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以及爱德华·苏贾的“空间三部曲”等众多理论家的研究，遂使空间理论蔚为大观。空间理论不满于传统理论对空间的忽视，深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往对“时间”的关注转移到“空间”上来。在空间理论的烛照之下，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环境、城市景观等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从国内的论文发表情况看，以“空间”为主题的外国文学研究论文在2000年之前极为少见，2000年之后空间理论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2010年后相关研究大量出现，近年呈持续增长的态势。2016—2018年复印资料目录索引库收录的外国文学研究论文中与空间研究相关的有293篇，其中19篇被全文转载，转载率比较高。所转载论文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作品呈现的城市空间的研究，如傅星寰的《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的代码系统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城市空间》等；其次是对作品描绘的地域景观或故事发生的空间环境的研究，如杨曼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空间批评》等；再次，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作品文本空间结构的研究，如包慧怡的《感官地图上的灵魂朝圣之旅——中古英语长诗〈珍珠〉的空间结构》等。“诺奖”作家研究异军突起近年来，“诺奖”作家备受外国文学研究界关注。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基本上都会引起研究热潮。2013—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分别是：爱丽丝·门罗、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鲍勃·迪伦、石黑一雄。五位“诺奖”得主都经历了一个得奖前研究较少，或根本没有研究（如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得“诺奖”后研究论文猛增，再到研究论文数量回落的过程。只有石黑一雄稍有不同，中国学界在其得奖前即对他有较多的研究，但是在他获得“诺奖”后相关研究也有明显增长。除上述四个研究热点之外，生态文学研究、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学关系研究、美国“911文学”、老年书写、数字人文等研究也新见迭出，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原标题：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热点与趋势——以2016—201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为依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曹世瑞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比较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比较的方法是人们思维的基本方法，对于只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来说，往往将《红楼梦》与其他文学或史学经学加以比较，如从事小说评点的文人就是如此。而对于有过国外求学经历或虽未身到域外却读过域外文学作品的文人来说，则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外国文学来与中国的文学加以比较，以分辨它们的差异性，尽管这种分辨与评定还并非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20世纪初不少国外归来的学者评说《红楼梦》都普遍显示出中西文学比较的眼光与方法。待到这种方法运用得多起来，对比较方法有了理论的自觉，有了是否具有可比性等等的规定性，比较文学也随之成为一门专学。比较文学的方法的独特性在于将两部以上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分析，这种方法可以产生如下的效果：其一是扩展类空间，可从中寻找到共性的乃至规律性的东西。譬如读了一部《玉娇李》，颇觉新鲜，待读过《平山冷燕》等若干部同类的才子佳人小说后，便在人物面貌、性格、喜好、故事发生与展开、情节的巧合等方面发现许多相似点、共同点，从而又找出了才子合配佳人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共同特征。其二是新鲜感。因为将两部作品并在一起加以对照，好比将两个美女放在一起对照一样，在对照中可以产生一种未加对照前不会产生的新印象——第三种印象，给人新鲜的感觉。这种新鲜的感觉就是两者间的差异性，使得各自的特点更加突出，更加鲜明。过去古代文学作品描写人物长得白净，常有脸如银盆、面色如月，写得多了似乎中国人肤色很白。一旦与白种人相比，方惊异地发现，中国人的肤色竟是黄色的，远不及白种人白。将《水浒传》与《金瓶梅》比较，方发现一个是男人的文学，一个是女人的文学，将《西游记》与《红楼梦》一比，方发现一个是写想象的神魔世界，一个写回忆中的那段富贵繁华梦。这两种最常见的效果，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有效地完成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完成由对一部文学作品个性价值的把握到一类作品的类把握，直至一段文学史和整个文学史的把握。“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理论概念从西方引入，并运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其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06年。黄人在此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引用了英国学者波斯奈特《比较文学》中的一句话，来为“文学”下定义：“立读者之标准，当为一般的而非特殊的，薄士纳所著《比较文学》有云：‘文学者，与其呈特殊之智识，毋宁呈普通之智识。’”这说明黄人不但读过这部《比较文学》，而且颇赞成此书的观点。黄人在主持《小说林》编务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将中西小说加以比较，认为：“小说为以理想整治实事之文字，虽中西国俗攸殊，而必有相合之点。”希腊神话、阿拉伯夜谈与中国神话小说实际上“设想正同”。且中外许多国家的小说情节、结构也有许多相似，“如出一辙”。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始于1911年。侗生在《小说丛话》中就有意识将《石头记》与其他小说进行比较：“英人哈葛德所著小说，不外言情，其书的结构，非二女争一男，即二男争一女，千篇一例，不避雷同，然细省其书，各有特色，无一相袭者。……曹雪芹所著《石头记》，所记事不出一家，书中人又半为闺秀，闺秀之结果，又非死即苦，无一美满。设他手为此，不至十回，必致重复，曹氏竟纡徐不迫，成此大文。”但自觉而大量地运用比较文学之方法研究《红楼梦》的学者是吴宓。吴宓在1920年发表的《红楼梦新谈》，就是将《红楼梦》与西方小说相比。文章开头就说：“《石头记》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下文的论述每每举西文或理论或小说比较之。大凡“五四”前后的学者因其学贯东西，读过不少西方的文学理论或西方的小说，因而在论述《红楼梦》时，总自觉不自觉地，有意或无意地与西方小说加以比较，显示出“东西文化尽在我胸”的开阔视野。此后，比较文学的方法渐渐沉淀为一种习惯的文学评论的方法。1925年，阚泽在他的《红楼梦抉微》中，将《红楼梦》与《金瓶梅》加以系统地比较，认为：“著《红楼梦》者在当日不过病《金瓶》之秽亵，力矫其弊，而撰此书。故全系仿《金瓶梅》而成。但青出于蓝，冰寒于水。”至于用此方法研究《红楼梦》的论文，主要有：竹心《石头记与水浒传》、英之《茶花女与红楼梦》、萍生《红楼与子夜》、郭云浦《子夜与红楼梦》、关懿娴《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李长之《水浒传与红楼梦》等。尤以李长之《水浒传与红楼梦》[2]可给人更广泛更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