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第6卷第1期封面从“瓠落”到“桴浮”：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习得性重构 倪晋波、柳宏摘要：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史著的撰写范式已经历了三次转换，即：以文体为导向、强调经世致用的文章流别史，以作者作品为主、体裁潮流为辅的作家作品史，以文本为重心、强调文本、文学、文化互渗的“大文学史”。对文学史编撰者来说，范式的转换是逼近“完美的文学史”的基本路径，但也带来“瓠落的文学史”之惑。就阅读者而言，他者性和滞后性是编撰者主导式的文学史著的两种内在缺陷，其困惑则是：我们面对的是“真实的文学史”吗？基于阅读者视角，文学史有三个层次：原生文学史、文本文学史和习得文学史，后者是其最终追求。阅读者主动利用最新出土文献，跳脱文本文学史之囿，或可接近“真实的文学史”，特别是早期中国文学史。文学与历史书写下的宋孝武帝悼亡形象 赫兆丰摘要：在《拟李夫人赋》中，宋孝武帝刘骏抒发了自己的悲痛与哀思，突出了爱情的缠绵与凄婉，成功淡化了作者的皇帝身份和哀悼对象的皇妃身份。谢庄的《宣贵妃诔》塑造了一个既不失皇帝身份，又能有节制地表达哀情的孝武帝形象，是对《拟李夫人赋》的弥补。李延寿在《南史·宣贵妃传》中借助对史料的有意剪裁和移接，模仿了《汉书·李夫人传》的叙事结构，导入了自己对孝武帝与宣贵妃的道德批判，强调宣贵妃去世与孝武帝荒废政事之间的因果关联。赋、诔、史传三种文体各有偏重，共同塑造了孝武帝的悼亡形象。《文心雕龙》的时空观 管正平摘要：《文心雕龙》一书，充分考虑了创作以至于欣赏这一系列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不仅全书有明晰的时空框架，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本源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也有相对完整的独立时空框架。时空关系在《文心雕龙》中有静有动，有同有异，有显有隐，互相渗透、补充和呼应，统一在一个有机整体之中。涩体,一种文学竞争的策略——唐徐彦伯文风及其流变初探 赵庶洋摘要：唐代文学家徐彦伯所创造的“涩体”，自产生之初即在当时文坛产生热烈反响，虽然在后世备受争议，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追随者络绎不绝。重新审视徐彦伯本人的作品可以发现，他的风格绝非“涩体”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与“涩体”诗文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了徐彦伯创作中的两种风格。结合初唐时期文学背景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徐彦伯之“涩体”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他在当时文坛的激烈竞争中在文体上做出的主动选择，从而争取在竞争中占得先机。这一创作心理在后世“涩体”创作者中有着广泛的一致性，说明“涩体”是文人在竞争中做出的一种文体选择的策略。晚唐诗人王涣与其《惆怅诗》考论 王治田摘要：晚唐诗人王涣之字号、籍贯与仕履等生平状况，尚有若干值得考察之处。根据出土的《王涣墓志》，史籍留存的归入郑延昌名下的两篇奏文当出自王涣之手，为其《西府笔稿》中文字，可以补《全唐文》之遗漏。作为王涣的代表作，《惆怅诗》十二首采用一诗专咏一人或数人的方式，叙写才子佳人之感怨故事，呈现出以艳体入于咏史的特点。《惆怅诗》十二首的吟咏对象多出自唐代的传奇或小说，呈现出浓厚的传奇风格，注重对人物个性和精彩画面的刻画，或对原有的故事情节进行改编或翻新，这些在后世产生一定影响。《惆怅诗》十二首作为一组独具特色的七绝咏史组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研究。“燕行录”对古代沈阳文学之意义探析 赵旭摘要：“燕行录”广义上泛指从高丽到朝鲜这七百多年间朝鲜人在中国的见闻所形成的文献，狭义上则专指朝鲜时代使臣们来往北京过程中的见闻所形成的文献。对于沈阳文坛而言，“燕行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朝鲜人来中国，一般情况下都会经过沈阳，甚至以沈阳为目的地。在沈阳期间，朝鲜人积极创作，或与当地文人唱和，或细致记录见闻，其作品成为了古代沈阳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朝鲜人也主动地考察沈阳的文化环境，其相关记述，从域外角度审视沈阳文坛的发展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沈阳的文化氛围和文人的精神风貌，丰富了古代沈阳文学史料，这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变与不变：蚕花戏的原初面貌及其变异 王昊摘要：蚕花戏与蚕神信仰密切相关，发轫于明代中叶，盛行于清代，主要在嘉湖杭地区传播。两名非职业演员在露天载歌载舞的表演是其原初面貌，属于有简单伴奏和道具的民间小戏。其后，海宁一带移植皮影戏作蚕花戏，吴江盛泽嫁接小满戏为蚕花戏，两者均有固定的表演程式，演出整本大戏，形态丰富。在外在演出形式、表演内容上，它们与原初面貌的蚕花戏面目迥异，在祭蚕神、祈丰收、娱神娱人等内在精神方面，却存在一脉相承的血肉联系。明清世情题材小说中人伦关系的跨越与淆乱 朱锐泉摘要：世情题材小说人物身上的伦常兼类乃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不同于单纯担任一种伦理身份的情形，现实的社会与家庭结构中，人们很可能扮演多种角色，同时，个体在他人的眼中，也可能处在原有伦理关系规定以外的别种位置。此外，古代小说的作者评论者津津乐道于小说移风易俗维持伦理秩序的功用，却不得不迎来小说中伦理关系淆乱的实际描写。“家反宅乱”的《金瓶梅》诚然是个中代表，不过，明清世情小说还有数量可观的作品展露了婆媳、叔嫂、兄弟、主仆等伦理关系中的“乱伦”问题。这既揭示了世相的复杂性，更引导读者思考人情与礼法的稳固性。论明清曲谱对犯调曲牌名的整改 许莉莉摘要：为曲调正名，是制谱者的基本任务。历来制谱者都称得上悉心考辨。就犯调曲牌名而言，早期曲谱主要整改坊本中的舛谬；后期曲谱则更热衷于对前人之谱已定犯调名的重定。后期曲谱惯按“章句”擅拟犯曲中的成分，并随之修改总名，这与前期曲谱的考辨相比，似过简单化。此种整改原则，使得后期曲谱中重定犯调名的情况过滥。明清曲谱对犯调曲牌名的整改现象，使某些曲文在曲谱中不断以新名称出现，客观上造成了新曲牌辈出的假象。明代戏曲命名再探 李奎、吴美玲摘要：明代戏曲以明杂剧由盛转衰和明传奇概念确立、体制成熟为发展走向，展现时代风貌和大众审美的变化。明杂剧和明传奇作为两种不同的戏曲形态，在命名上也呈现着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命名的组合方式及其与主题的关联之上。杂剧与传奇地位的交替兴盛伴随着明代政治经济的风向转变，戏曲命名在宏观上反映了明代政治政策的逐渐松动和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创作中的渗透；微观上则展现着戏曲源流与题材和命名方式的密切联系。同时，创作主体与市民文化双向选择和读者的审美倾向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戏曲命名。明代繁盛的商业出版则以市场为导向、以商业出版者为操作者，影响着戏曲出版成品的命名。清初小说书坊“课花书屋”考 文革红摘要：本文是对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快心编》的刊刻者——“课花书屋”的考证。本文根据课花书屋刊书年代考证出“课花书屋”主要活动于康熙、雍正年间，又据上海图书馆藏芥子园刊本《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尤侗序后“悔庵”“课花书屋”两枚印章和卷一末“雍正乙卯春日七旬灌叟程自莘氏较刊于吴门之课花书屋”“苏州阊门外上津桥下塘西山庙前藏板”之题署，考证出“课花书屋”位于苏州阊门外上津桥下塘西山庙附近。我们根据《重刻绣像第七才子书》的刊刻年代，否定了尤侗、烟波钓徒为课花书屋主人的可能性；课花书屋主人是否是程士任亦值得怀疑。由于在阊门之西、运河之上、下塘地区合计有四桥，由此推测“课花书屋”主人可能即“四桥居士”。“课花书屋”刊刻的小说作品主要有：《快心编》和《隔廉花影》。如果“天花才子”与“四桥居士”为同一个人，则《绣像传奇后西游记》，也是课花书屋在苏州刊刻的。《金瓶梅》袭用《水浒传》部分版本考论 邓雷摘要：关于《金瓶梅》中袭用《水浒传》部分所用底本的讨论，数十年来学界有过不同说法。本文通过对诸种《金瓶梅》以及《水浒传》文本进行细致的校勘与分析，发现《金瓶梅》中存在不少的缺文，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与简本《水浒传》相似，进而得出《金瓶梅》的底本是简本《水浒传》，此种简本是一种文字删节不多，类似于京本忠义传的简本，此简本大致刊刻时间为隆庆年间。阵前出生的孩子——穆桂英和陈靖姑 （日）大塚秀高撰、王子成译摘要：以杨业为始祖的男女武将为主人公的杨家将物语在经过了长期的扩充、变更后，物语的主人公及时代背景一面在不断地变更，一面又通过传颂、书写而传承了下来。虽然在两本“小说杨家将”中皆存在杨六郎的妻子柴郡主在天门阵中生孩子的情节描写（阵前出生），但是在《北宋志传》中那个孩子被设定为与宗保年齿相距甚远的弟弟文广，而在《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中却没有载明他的身份，简单地把他设定为宗保和穆桂英晚年生育的初子。而且，两本小说所共有的“十二寡妇征西”这一设定，其具体细节也存在着差异。本论一边设想早于小说杨家将出现的杨家将物语为旧本、原本杨家将，一边以在福建至今仍被信仰的有关陈靖姑的物语为线索，来尝试解析“阵前出生”“十二寡妇征西”所蕴含本意。《光明日报·文学评论》与1950年代初期的文学批评 布莉莉摘要：《光明日报·文学评论》作为一份颇具“同人”色彩的副刊在1950年代初期的报刊场域中显得较为“瞩目”。它不仅以富有个性的批评实践建构出一批“另类”经典(如《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母亲和孩子》《柳堡的故事》等)，更信笔指点权威、敢于陈一家之言，屡屡向解放区文艺的标杆性人物(如丁玲、赵树理、孙犁等)发起挑战，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它的停刊。对《文学评论》双周刊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厘清1950年代初期意识形态结构内部的种种矛盾和分歧，同时对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多重语义发展的可能大有帮助。“技术主义”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文体实验 朱言坤、李兴阳摘要：新世纪乡土小说在不断开拓叙事新领域的同时，也进行“写作技术”与乡土小说文体的新探索新实验，其表现主要有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乡土小说的传统文体形态及其情节、人物、环境等构成要素进行解构，有的解构突破了乡土小说文体形态必要的底线，使乡土小说不像小说；二是进行“跨文体写作”，引入词典、地方志等非小说文体，将乡土小说破碎变异为“词典体”、“闲聊体”、“纲鉴体”、“地方志”、“絮言体”、“杂糅体”等，在推动乡土小说文体发展变化的同时，又破坏了乡土小说的基本形态。新探索新实验中出现的“技术主义”倾向，有追求表达自由的积极意义，也使一些创作者忽略或钝化对历史的思考与对现实的关注，从而失掉小说创作应有的“精魂”。当代社会“群体症候”的多维影像——鲁敏都市小说论 华珉朗摘要：鲁敏的都市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当代都市人群的创伤与隐疾，其症候包括器官的病变与精神的郁结、人际关系的疏离错位以及终极价值和精神理想的陷落。其发病机制是工业兴起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工具理性造就的“单向度的人”、消费文化对群体灵魂的询唤以及权力体制的规训。从历时与共时的谱系来看，鲁敏的都市书写也是中国现当代都市小说中的一环，而她揭示“群体症候”的广延性、深刻度与持续性，正是其独异的价值所在。

本报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刘江伟）日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网络文学研究室在京成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表示，此次网络文学研究室成立，是当下文学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网络文学学科建设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我们将聚焦对网络文学及相关文学现象作文学、文化及理论方面的勘察，整合文艺学、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数字人文研究等多学科资源，坚持追踪、关注中国当下网络文学发展进程，综合研究并构建符合网络文学发展特点的前沿理论和评价体系。10月15日晚，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网络文学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研讨会”在线上召开。会议围绕网络文学研究室今后的工作重点和研究方向、当下网络文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等话题展开研讨。与会专家认为，网络文学研究室成立恰逢其时。中国网络文学经过20余年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存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文学研究领域一直走在前列，也肩负着推进学科建设的重任。期待网络文学研究室引领全国网络文学理论和评论建设，进一步推动网络文学创作的主流化和精品化。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何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欧阳友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黄鸣奋、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发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等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丁国旗主持。【来源：光明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生为春，熟为秋。春天是生长的季节，秋天是成熟的季节。今（7）日正值硕果累累立秋时，从义乌市古今文学研究院获悉：2019年以来，该院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成绩斐然,涌现出众多贴近生活、关注现实、扎根乡土的作家和无愧于这块土地的佳作。义乌市文联古今文学研究院是我国首家县域民间文学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3月31日。该院成立七年来成果斐然，傲骄义乌文学社团。据悉，义乌市文联古今文学研究院自2019年以来，以党建引领、思想为先，搭建文学平台、举办文学活动、表彰先进人物等为抓手，凝心聚力，艰苦奋斗，已相继正式出版了《天歌雅韵》、《天歌雅吟》、《梦萦金谷》、33集电视文学剧本《蔡襄》等文学专著；单篇文学作品亦散见于《文学报》、《鸭绿江》、《散文百家》、《浙江散文》、《钱江晚报》、《潇湘晨报》等重量级报刊；由黄选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金乌飞来，扶桑花开》荣获第二届“志愿文学”（报告文学）优秀奖，其《战疫，口罩背后的义乌守卫战》入选由中国作协文学网络中心等单位主编的《同舟共济，战疫有我》主题征文集，缪文中的词作《梅子黄时雨·惜春》在《文学世家》举办的第一届“青春之歌”全国征文大赛中荣获一等奖。据不完全统计，从2019年3月以来截止2020年7月30日，义乌市文联古今文学研究院已举办文学讲座研讨会10次，采风活动22次，公众号推文88篇，推文点击阅读量达6万余次，并自筹经费成功举办了“善爱杯”第二届全国新古体诗大赛，日前正有序推进“江东杯”义乌市文学作品大赛的进程。迄今该院《古今文学研究》杂志已推出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文学探索性文章约200余万字，除此还访谈了义乌、金华10余位知名作家，基本构建起健康的文学生态，助推义乌文学事业的繁荣和进步。向社会提供文学志愿服务，也已成为该院一项日常性工作。除将内刊及时送至10余所中小学和图书馆，邮寄省内外外，个人已向社会各界赠送图书5450册；团队赠出图书5175册；培养培训文学爱好者千余人；副院长叶月飞二次登上中国教育电视台讲述中国教育故事，讲述中国教育声音，副秘书长张琳琳因热爱教职和公益事业被评为“2019年度十全十美城西人”。由该院创办的徐敢文学工作室，被稠城街道评为“优秀社区社会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时，义乌市文联古今文学研究院的文学工作者表现尤为突出，副院长徐惊为排除疑似患者连续工作30天不下岗，团队成员徐音的战疫事迹登上中国工商银行官方微博头条，副秘书长黄选赴第一线采写战疫报告，因成果丰硕而被金华市作协评为“战疫先锋”，浙江日报新闻客户端、“义乌女性”平台亦以传承好家风为题刊出徐金福一家人的先进事迹。义乌市文联副主席何恃坚就上述数据表示，扶持新人，激情创作，资料完整，精细管理等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按惯例，研究院年会均在当年3月底举行，因受疫情影响，今年年会延至8月8日在浙江义乌举行，并将原定80人参加的线下会议改在线上举行，不集聚、不聚餐，将工作报告、财务报告、监事会报告、增补缪文中、黄选为该院副院长等重大事项的文件一一发到院群上，供全体成员酝酿、研议、表决。年会还就2020年接下来的工作作了部署，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化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领域，争取出成果，创辉煌；加强班子和团队的法治、纪律、政治思想和制度建设，继续挖掘义乌人文，讲好义乌故事，唱响义乌声音，为上一级文学组织输送更多的优质文学人才。

西师出版社助力重庆文化发展综述之六文丨张 昊重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创作成果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养料和素材。文学研究不仅能探寻、追溯既有文学成果的历史脉络，总结文学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也可以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尤其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学研究，对于当地文化建设、文学创作更是具有独特的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向来秉持“立足巴渝、扎根巴渝、服务巴渝”的出版理念，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与学术资源，推出了一系列以历代重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图书，也推出了诸多重庆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文人墨客都在重庆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杜甫是其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历代重庆诗词研究、杜甫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重庆文脉的梳理。蓝锡麟的《“狂夫”杜甫》以杜甫的诗歌为线索，抓住杜甫性格和诗歌中的“狂”，以诗论诗，由诗观人，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可读性。刘明华主编的论文集《杜诗学与重庆文化》，是学界对杜诗学与重庆文化的多元打量，对杜甫研究和重庆文化研究都具有独特意义。即将出版的《巴渝诗话》是蓝锡麟的新著，以散文笔法对历史上和重庆有关的诗词进行了细致的疏证、解读，以故事的方式讲述重庆的诗意，是学术普及的有益尝试。川剧文学的创作是川剧发展的根基，其百年来的发展，既根植于传统，又不断吸纳现代经验，形成新的传统，现代特征和气质愈发凸显，带来了川剧的新生。周津菁的《走向现代的川剧文学》是一部研究现代川剧文学的学术著作，该书审视百年来川剧文学创作，细读大量的剧作文本，既厘清了它的传统源流和发展脉络，又呼唤川剧的现代化。抗战时期大量的文人名流聚居重庆，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老舍的《四世同堂》有相当篇幅是在北碚写就的，1944年重庆版《四世同堂》是该书重要的版本之一，《老舍四世同堂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是纪念该版本问世七十周年的论文集，从文学、版本学、历史学等角度解读了《四世同堂》。吕进等的《重庆抗战诗歌研究》，从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现状、时代特色、诗歌阵地、诗歌组织、诗学观念、文体形式等方面对重庆抗战诗歌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是抗战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红岩》杂志是重庆的重要文学期刊，为重庆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黄洁、刘阳的《新时期〈红岩〉杂志的旗帜与道路》结合丰富的一手资料，分析了新时期《红岩》杂志的生态环境及其生存状态，对刊物的编辑方针、价值取向、作家作品、编辑队伍等进行了讨论，既观照了重庆文学、文学期刊的发展轨迹，也讨论了重庆文学期刊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西师出版社依托西南大学的学术资源，关注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专家，不断推出他们的优秀成果，先后出版了《吕进诗论选》（1995）、《现代文学沉思录》（吕进主编，1999）、《西南师范大学50年诗选》（吕进主编，2000）、《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吕进主编，8种，2002）、《中国新诗研究二十年》书系（吕进、蒋登科主编，3种4册，2006）、《九叶诗人论稿》（蒋登科著，2006）、《吕进文存》（4卷，2009）、《重庆新诗的多元景观》（蒋登科著，2017）等。即将出版的“雨僧文库”，由西南大学文学院组织编选，收录了徐无闻、曹慕樊、杨欣安、刘又辛、曹廷华、胡润森、苏光文、翟时雨等13位前辈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其中有多部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省市级奖项并已绝版多年，本次重新编选、校勘出版，定能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增添重要的养料。西师出版社还关注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学者，2018年出版了由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组织编选的吕进诗学研究系列图书，蒋登科主编的《上园派研究资料选》汇编了已经成为历史的“上园派”的研究资料，可以为新时期诗歌、诗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史料；向天渊主编的《吕进诗学思想研究》将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吕进诗学论著及诗学观念的评述、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整合；泰国诗人曾心主编的《吕进：诗学隽语与泰华文学》以西师出版社出版的《吕进文存》为蓝本，以语录体方式摘编精彩观点，分为“诗美篇”“诗歌分类篇”“吕进论泰华诗歌文论选”三个部分，从中可以感受到吕进诗学研究的国际影响；熊辉主编的《人淡如菊：漫话吕进先生》是一本散文随笔集，可以让人触摸到人情与人性的温度。在文学发展中，文学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优秀的研究成果往往以开阔的视野、丰富的资料、独特的理论对文学发展的规律、特点、得失等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既是对过去创作的总结，也可以对当下和今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今后，西师出版社在关注重庆文学发展的同时，将继续关注重庆文学的研究，为繁荣发展学术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部分文学研究书目《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8种《吕进诗论选》，吕进著《吕进文存》4卷，吕进著《老舍<四世同堂>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重庆市北碚区博物馆编《杜诗学与重庆文化》 刘明华主编《“狂夫”杜甫》，蓝锡麟著《重庆抗战诗歌研究》，吕进等著《重庆新诗的多元景观》，蒋登科著《新时期<红岩>杂志的旗帜与道路》，黄洁、刘阳著《走向现代的川剧文学》 周津菁著《吕进：诗学隽语与泰华诗歌》，曾心主编《上园派研究资料选》，蒋登科主编《吕进诗学思想研究》，向天渊主编《人淡如菊：漫话吕进先生》，熊辉主编

自1980年代兴起“方法热”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如叙事学、结构主义等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为研究者打开了进入文学世界的另一扇窗，也为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并由此产生了一批相当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利与弊总是相生而存，过于热闹的方法热，也容易导致现代文学研究的眼花缭乱和求新急切的空疏学风：不重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而是忙于用各种时髦理论阐释现代文学的诸多命题，也产生了一些主观臆断之论。 　　在西方理论方兴未艾之时，已有学者意识到史料的重要性，呼吁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而始终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增砖添瓦的解志熙，也认为现代文学虽不算久远，但已成为一段有起止时间，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历史对象，理应给予更加客观、全面的审视，不仅要重视史料，还要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针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解志熙還提出现代文学研究应加强“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性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当然，他更希望研究者能做到两者互补，让现代文学研究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观性的批评激情和客观性的学术规范之间达至某种合理的均衡。 　　作为一位颇具学术个性的学者，解志熙始终保持着对史料的重视和对传统学术方法的钟情。当很多同行开始尝试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跳出现代文学领域进入更广阔的学术天地时，他却紧步为现代史料学奠基的前辈樊骏、马良春、孙玉石、刘增杰等学人的后尘，在现代文学这块领地内辛勤耕耘，先是把传统文献学的“校注”吸收转化为批评性的“校读”，用于现代文学文献的考辨、校注和批评；后又提出并践行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研究模式，把作家、作品及其一切与之相关的文学背景综合起来，进行叙述和透析。由于这两种方法或路径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且与中国传统治学理念密切相关，因此，具有了典型的史学品格。 　　虽然解志熙早期的专著《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和《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无不受惠于西方文论，但他重视史料和传统治学方法则一以贯之。在这两本专著中，解志熙以史家的眼光追根溯源，考察存在主义和唯美-颓废思想的兴起、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变形，深入分析了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通过周详的考证和文本细读，证实了这些思潮不仅在中国确实存在，且何以会存在的命题。论者在考察其渊源流变时，尽量用当时的原始报刊说话，让史料自动“现形”，不仅反映出他扎实的西方理论学养，还彰显出“博通古今，考镜源流”的传统学术方法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深刻烙印。 　　在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领域，主导学者批评与研究思维的是“作家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受此影响，作家和作品研究往往成为一种静态的观照和封闭的分析，忽略了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关联，只剩下孤零零的纯文本解读。针对这种研究模式的不足，解志熙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路径——“文学行为叙论”。“叙论”顾名思义，是对研究对象的叙述兼评论，论者不再囿于单纯的文本解析，而是钩沉与作家作品相关的大量史料作一综合评析。而“叙论”作为一种论说方式，同样彰显出古典化的史学品格。如论者为1940年代出现的“知性散文”命名，融合时代特征及作家的个人经验分析这一文体的渊源由来和美学特质，及其代表作家的文风特点，并结合现代散文的发展流变，揭示出1940年代的知性散文对于矫正1930年代杂文的峻急、情调散文的煽情和幽默小品的轻薄不无裨益。通脱、风趣的知性散文，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艺术天地，又深化了散文的思想境界，此一叙论可谓在史料钩沉、梳理的基础上，填补了现代散文发展链条的某些空白，别开生面。

编者按 对人文学者来说，作为工具的计算机，已从文献检索时代进入到数据分析时代。计算机不仅能帮助我们从海量文献中快速检索到所需的资料，还能以数据为基础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数据分析的技术和方法越来越有针对性和强效性，能清晰地揭示隐藏在文学史背后的作家与社会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直接与间接、显性与隐性的多种关联，能以全知型的视角系统整体地还原和呈现文学史的立体景观，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文学研究范式。目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数据分析方面虽然已经起步，但还没有完全跟上数字人文的发展步伐，可用于统计分析的关系型文学数据库建设还比较薄弱，适用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分析方法、分析模型还相当有限。近些年学界和业界推出了相当丰富的数字化的文献资源库，如《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等，但主要用于检索，还不是结构化的能进行统计分析和再生知识的数据库。运用数字人文的分析工具和技术方法来研究古代文学，也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还处在尝试性阶段，未成规模，影响不大。为推进数字人文技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与突破，本期约请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数字人文研究团队的刘石、孙茂松、张力伟和刘京臣四位先生从不同的角度笔谈他们的构想和规划。刘石、孙茂松先生构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分析模型，刘京臣先生阐述了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文本与人物研究的理路，既有理论的前瞻性，也有方法的可操作性；张力伟先生提出了建设“中国古典知识库”（CCKB）的宏大构想，令人期待！（王兆鹏）一20世纪60年代，电脑就被西方国家运用于人文学科研究，称为“人文计算”。美、英、法、德等国利用大数据技术研究文学开展得早、影响大，相继成立了国家级项目组或研究中心，致力于莎士比亚戏剧、法国中世纪诗歌等多语种文学经典的内容分析，产生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理论著述与应用成果。进入新世纪，一些研究机构及企业开始对书籍进行大规模数据化。谷歌与哈佛大学共同研发的数据库可对1600年至2000年间出版的500多万册书籍的单词和短语的使用频率进行统计，通过关键词使用频率的变化，可以崭新的视角揭示500年来人类文化发展史的总体趋势。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机器的深度学习在文本分析方面展现了惊人效率。《布谷鸟的呼唤》原是《哈利·波特》的作者J. K. 罗琳于2013年匿名发表的小说。牛津大学的Peter Millican和杜肯大学的Patrick Juola运用法律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比分析，推测它很可能是罗琳的新作，最后，罗琳承认这部小说确出己手。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人文计算应用”的概念，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运用电脑技术研究人文课题。早期对古典文学尤其诗词的研究多为计算机或统计专业的学者。厦门大学周昌乐教授课题组针对宋词风格“豪放与婉约”的分类问题，研创了基于字和词为特征的风格分类模型、基于频繁关键字共现的诗歌风格判定方法以及基于词和语义为特征的风格分类模型。首都师范大学尹小林教授最早研发了“《全唐诗》检索系统”，北京大学李铎教授也研发了“《全宋诗》分析系统”“《全唐诗》分析系统”“《资治通鉴》分析系统”等。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研发的“中国古典诗文声律分析系统”首次实现对中国古典诗歌及有关韵文进行批量四声自动标注和八病标识、数据统计功能，不仅有助于研究永明体诗歌的声病情况，还可考察永明诗律向近体诗律演变的环节和过程。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是较早采用量化分析研究古代文学经典的专家，他先后主持了“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计量分析”“20世纪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目录检索系统与定量分析”等多个项目，尤其是唐宋诗词名篇的定量分析（排行榜）及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郑永晓先生数年前已经呼吁古典文学研究从数字化向数据化的转变。基于大数据技术对古代文学经典文本进行高效和深度分析，可将文学研究纳入到一个更宏观的视野，提高研究结论的精准性、稳定性及可验证性，促生新的研究理念、方法与范式。但总体来看，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目前还基本处在古籍数字化、数字化检索和少数专题数据平台建设阶段。二现阶段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数据库建设、计算语言学、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与文本挖掘等方面。这些技术方法可分别用于古典诗歌分析系统的尝试、作家生平事迹研究、古典小说研究、文本与人物研究、文体与文论研究，涵盖了古典文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拟以先秦至明清品类纷繁的古代文学经典文本为中心，利用计算机、统计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新兴技术手段，形成如右上图所示的研究结构。研究的流程是文学专家提出问题——技术专家设计算法模型——借助知识库或数据库等平台进行文本分析——文学专家对分析结果进行解析和研究。数据库建设、技术创新运用与文本研究三位一体。数据库是基础，文本分析技术是关键，最终要落实到发掘依靠阅读经验难以发现的文本组织特征及相互关系，通过定量统计、定性分析，解决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疑而难决的作品归属、作品辨伪、异文辨析、修辞特色、风格生成、题材变迁、因革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期望在以下诸方向有所推进：1. 重新验证已有成说的经典史论问题。比如，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明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其诗文创作是否落实和如何落实其文学创作的主张？利用共词分析、语义分析、人物事件交杂等技术思路，尝试全新分析和解决诸如文体形式、社团流派、人物关系、情节演进、阶段特征、历史影响等问题。2. 解决人力难以彻底解决的疑难问题，为作品归属、重出异文、改编续写、风格流派、文类划分等提供新的证据、思路与方法。如唐宋诗“体格性分之殊”的判断，诗词曲三种相近文类格律、用韵、题材、语词、典故、句法、意象、风格的穷尽性统计，为定性分析提供数据支撑，可以提高研究结论的精确性、稳定性及可验证性。3. 超越主观感受与印象分析层面，科学梳理文学史长时段中存在的特征、规律、关联性问题。比如陆游诗近万首，词自中唐产生而历经各代，他或它们的题材、修辞、风格变化轨迹究竟如何，数者之间的关系怎样？通过对一个作家或一类作品的“深度学习”（计算语言学专业术语），发挥其文本比对、关联分析等技术优势，追踪挖掘以往不曾注意到的迹象或线索，以期提高文学经典研究的可靠性与科学性。三利用大数据技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对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意义是明显的，特别体现在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的革新。傅斯年认为，“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相关研究史料的全覆盖，是对以往研究资料的极大扩充。目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检索依赖会造成史料的类型遮蔽，特别是反证材料的遮蔽。检索依赖也会导致对史料的解读脱离历史语境，无数孤零零的没有历史气息的材料断片的组合，无法反映真实的历史场域中的问题。文学研究者接受的信息如果是非全息的，文史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必然值得怀疑。全数据分析模式抛弃了随机性的样本研究模式，让研究者具有“上帝视角”，重视对事情整体系统的感知，又强调基于全数据的细节化，提高认知的精确度，是一种理想的学术研究模式。传统的文献材料彼此间基本上呈现出相对明显的线性关系，可以找到前因后果，进而形成相对完整和自洽的因果链。大数据时代面对的只是具有相关性的海量数据，几乎不可能找到每个数据的微观因果链，如果坚持因果路径，将陷入无穷无尽的因果关系之中而茫然无措。因此，大数据时代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让数据自己发声。对思想、情感和艺术为主体的古典文学学科而言，强调差异性、变异性和独特性的相关性分析方法比因果性分析方法可能具有更强的裁断力。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使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极大地智能化、自动化。“全数据模式”将与问题相关的数据一网打尽，最大限度地摆脱客观条件局限造成的以局部论全部，问题可以得到更系统、更全面、更整体的刻画，从而得到更精确、更彻底的解决。这是数据化带来的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整体论，将使思维方式从还原性思维走向整体性思维。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是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大数据时代的研究尊重全体材料、重视量化分析和兼顾所有关系，这将有助于促进人文学科的研究由“解释性”向“求是性”转向。随着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数据化，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也能够实现数据化，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数据建模来进行研究，这样人文学科也就由以往被认作非科学的学科跻身于科学成员的大家庭中，进而发展出人文科学。总之，大数据思维为人文社科研究的变革与创新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杰弗里·汉考克（Jeffrey T. Hancock）所说：“这是社科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就好比显微镜的诞生对化学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新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充分依靠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专业技术，在尚缺乏此类技术力量的今天，必然会促进学术研究人力资源的整合，倒逼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开展。但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处理不可能完全交给机器，也就不可能完全交给技术专家。相反，从问题的设置到语料的选取再到分析结果的解读、意义的阐释、体系的建构等，都将由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相关领域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完成。（作者：刘石，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茂松，系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作为研究社会关系的一种实证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已有近80年的历史，近30年来逐渐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一种新范式。简单地讲，社会网络分析主要关注两点：一是点，即社会主体；二是由点连成的线，即社会主体间的关系。“点”，主要指社会主体自身具有的诸如年龄、职业、性别、籍贯、教育程度等客观信息，通常被视为“属性数据”，是传统统计学所关注的对象；“线”，即关系，指彼此因接触、关联而产生一种或多种联系，通常被视为“关系数据”（例如个体间的仰慕追求、商业间的贸易往来、职场中的层级以及亲属关系中的血缘姻亲等）。社会网络分析重点考察社会主体间的关系——因为关系并不属于社会主体本身，而是依附主体间的联系、联络而存在。一旦联系、联络发生变化，关系也就会随之发生动态变化。观察关系，量化关系的变化，是社会网络分析的目的之一。社会网络分析之前多应用于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神经科学、物理学、网络舆情等领域，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将其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如严程博士《顾太清交游网络分析视野下“秋红吟社”变迁考》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来考察顾太清与沈善宝等十余位诗友的往来诗作，将文献中涉及的人物、时间和事件信息转换成变动的人际网络，并借助Gephi软件呈现出来；赵微博士《社会网络分析与“〈大波〉三部曲”的人物功能》则对《大波》的两种版本五部长篇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关系与社会网络进行了数据挖掘、中心性计算、可视化呈现与结果阐释分析。这都是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问题的有益尝试。众所周知，社会网络分析长于对“关系数据”进行计算与分析，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目前最为知名的关系型数据库首推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负责建设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截至2017年8月，单机版共收录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417382条。CBDB旨在将计算机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系统性地对中国历史上所有重要传记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提供检视过去个体或群体生平的方法，为群体传记学提供分析工具，同时也为社会网络分析提供支撑。在CBDB看来，每一位被纳入数据库中的个体，都可以“视为被关系网络界定且能够被量化和分析的实体”，这样，拥有41万多条数据的CBDB自然成为对古典文学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的首选。例如，目前CBDB共收录了460位曾任职祠禄官的宋代士人，这些士人之间是否存有亲属、姻亲关系，是否有师生关系，在职场上是否是上下级，是否存在官场奥援、荐举保任抑或政治同盟、政治对抗等？如果不借助现代技术手段，这些问题都难以在短时间内予以回答。现在，这些关系都可以依托CBDB“查询社会网络”功能统计出来。同时，CBDB还可对一些著述，例如墓志、序跋、传记、论说、书札等进行数据挖掘，除了梳理上述比较浅层的社会关系外，还可通过对文本的挖掘来梳理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面对诸如明代江西进士群体、清代绍兴姻亲家族等大规模、长时段数据分析时，CBDB确实能够提供数据支持。对一些个体或个案，CBDB处理起来更得心应手。我们拟分别选取唐代的韩愈与宋代的苏轼为例，探讨以CBDB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与拓展。钱基博、罗联添、卞孝萱、张清华、刘真伦等先生对韩愈家族、师友、弟子等各类关系进行过考辨，为韩愈思想学术、文学创作、政治倾向等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以往研究呈现出来与韩愈相关的社会关系多是线性关系。通过CBDB来探索韩愈的社会关系，孙羽津博士发现，它不仅可以呈现孟郊、李翱、张籍、张彻、李汉等韩愈研究中的习见人物，也能呈现权德舆、独孤郁、宇文籍、房武等以往韩愈研究中未能深入或未被重视的各类人物，可以较为全面地勾勒出韩愈于贞元、元和之际的社会网络，触及诸如古文运动、儒学复兴、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等一系列问题，或许可能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孙羽津还指出，以CBDB为代表的人物数据库在现阶段尚未实现穷尽式的数据挖掘，比如韩愈师承陆贽、归登、殷侑及同年崔群、冯宿等信息尚阙如，而这些信息正是研究韩愈与贞元政治、中唐公羊学及与“龙虎榜”关系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对此，尚需不断拓展文献来源，特别是在五代两宋时期的海量数据中挖掘、分析与韩愈相关的内容，将其进行分类、筛选，归并到适合的关系脉络中去，同时注重联系今人的各类考订成果，以期整体性推进韩愈与中唐文学、思想、政治诸领域的研究。同样，关于苏轼的社会关系，也有一些信息是CBDB尚未挖掘出来的。例如范祖禹曾在元祐五年正月十九日上《荐士劄子》，对苏轼之刚正、才学极为赏识，据此劄子当增加一条范祖禹与苏轼的联系。由于CBDB原始文献有限，资源选取不够全面，不能对传主的生活轨迹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同时，CBDB关系网络的构建来自于文本中实体关系的提取，提取出来后独立于文本存在，与文献本身没有形成映射关系。这就需要在CBDB的基础上增加文献来源。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关系型数据库复杂的人、地、著作、时代、职官等交织的网络关系，采用深度标引的方式，对碎片化后的文献进行组织管理，从而实现人物生平事迹相关文献的类聚、排比，组织形成立体交叉的知识网络。简单地讲，就是利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有指导分词、无指导中文文本分析、文本挖掘等技术，构建以经典作家生平事迹为核心，映射、关联具体文献的关系型数据库。现阶段，清华大学统计学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基于统计学模型的无指导中文文本分析”技术，可以脱离先验词表的支撑，通过反复计算学习，实现对古籍文本的词语切分、专名提取，有相当准确率。同时，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已有的专名库资源，可为统计学研究中心的文本挖掘提供一定的基础，通过这种有指导与无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数据的处理将会更为便捷、准确、高效。相信有了这样的技术支持，以CBDB为基础，以清华大学统计学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为依托，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文本与人物研究将会取得新的进展。（作者：刘京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总体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70年来的发展特点，分析其研究状况，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还有利于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创新中积累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创新中积累经验，在回归中实现超越。从宏观发展趋势看，这种研究呈现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中华文学的观念建构、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和理论研究的强势回归等特征。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大兴总结道，古代文学研究不断努力创新研究方法，实现了学术空间转向。从单纯的注重时间转为时空并重，既注重学术研究中的时代特点，也注重地域特点。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廖群谈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古代文学研究视角呈现多样化倾向，除了传统的文献考据学、二重证据法以外，文化人类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叙事学等也都被广泛用于古代文学研究中。机遇与挑战并存“7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总体而言已经取得了相当辉煌的研究成果。”廖群举例说，相关学科，比如文艺学、考古学等，也在理论建树和新材料发现等方面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此外，国家以设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等方式，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也给予了古代文学研究极大支持，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在解决古代文学疑难问题方面有所突破，正是当今古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建委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诞生于20世纪初，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英国和日本传入的，主要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现在使用的将文学作品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四分法，也是西方的分类方法。诗、文、小说、戏曲都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汉语概念，这些概念与西方概念未必完全等同。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概念体系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可能以中国传统中的意义来理解西方的概念。另一个问题是易用西方的概念重新编织中国文学的材料和传统。这两个问题几乎同时存在，应该特别予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古代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比较好的机遇。曾大兴谈到，第一次机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重视古代文学的普及，一些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除了研究，还做了大量普及工作，像《诗经选》《乐府诗选》《宋诗选注》等都是以钱锺书为代表的老一批学者发起编纂的。第二次机遇是改革开放让研究视角变得多样化，这为古代文学研究创造了很好的学术环境。第三次机遇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非常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近年来，新的文献学理论已经呼之欲出。徐建委表示，传统文献学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主要内容，追求的是正误、早晚、真伪等基本的知识性判断，而并没有在校勘之外缀合知识的碎片，发现那些埋藏在文本深处的问题。而这才应是当下文本研究所追寻的“猎物”。文本研究的新思维促成了文献学研究由知识型向理论型的转化。这就需要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更新方法论，重建研究的概念体系。只有在方法论更新之后，才能够重新定义符合中国本土文献情况的“文学”“作家”“作品”等基本概念，并重新界定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标，甚至重新书写新概念体系下的文学史。另外，还可以推进中国古典研究与全球人文学科前沿研究相互融合，拓展全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置于全球古代文明研究的大舞台中，赋予古典研究以全新的当代价值。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加强对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学、口头传统之间关系的研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表示，任何一个民族，在学会书写之前，都有一个漫长的口语时代，那个时候的文学唯凭口耳相传。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基于口头文学的再创造。即使在文字产生以后，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仍是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活力源泉，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一次文体变革，都离不开民间文学的滋养，每一种新文体，最初都是兴起于民间。了解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不仅有利于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还能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曾大兴建议，今后的古代文学研究首先要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实学传统，同时不断创新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同时，要进一步了解国情，了解社会和人民的需求，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和现实服务。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美娟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三大体系#中国文学研究在2020年主要有两大变化：一是不断增强关注、把握现实的力度，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更深刻体认文学“经世”的价值功能。二是在深厚的学术积淀中变革创新，反思文学研究的方向调整、边界拓展、视域融合、史料挖掘等问题，以反映和应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寻求问题解答和方向引导。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到来之际，总结文学研究的宝贵经验，展望未来，对于民族文化传承、时代精神形塑、文化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一、年度重要学术现象国家层面对于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文学研究自身的更新迭代、世界范围的疫情暴发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2020年文学研究的学科方向、问题关切、生产与传播方式等。国家政策引导影响文学研究学科发展方向。国家教育部2020年1月发文，决定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的“强基计划”。其中涉及的文科学科主要包含历史、哲学和古文字，传统文科的文学被摒弃在外，引发了传统文学是否属于基础学科及是否应当加强建设的热议。8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决定新增“交叉学科”作为学科门类。11月，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新文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将给未来的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带来深远影响，文学研究者结合学科现状积极探讨政策性变化带来的机遇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为此组织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新文科建设”特别策划等。文学研究学术生产、传播方式新变加速。一是疫情影响下，传统的线下聚集式的学术交流、传播方式，加快向线上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的云端交流传播方式转变。二是原有学术成果的发表方式、评价方式、学术秩序加速变化。预发表、开放获取、交互平台等，将成为未来学术成果发表、评价的重要渠道。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具有即时评议和交互功能的媒介，使得精准推送与交互式阅读更为便捷。一些学术公众号如“中国学派”“学术派”等在学界影响较大。学术批评的时效性大为增强，如围绕“清平乐”读音等问题，学者通过各种新媒介平台参与讨论、回应学术争论，形成新的学术热点。学术传播在普及化、大众化的同时，也出现扁平化的传播趋势。这无疑推进了文学研究的生产和传播。文学研究者群体代际更迭渐趋明显。以“70后”“80后”为主的学术群体，通过举办读书会、组建学术微信群、组织专栏文章、论文结集等学术活动，凸显作为新生代学术力量的问题意识和自觉反思。“从艺术哲学到艺术媒介”跨学科青年工作坊、“2020青年学者词学研讨会”等一系列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活动，呈现出小而精的特色。继《文献》杂志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后，“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这些都体现出新生代文学研究者主动参与议题设置、引导学术潮流的努力。学术纪念活动引发对文艺经典学术问题的重新讨论。2020年适值恩格斯诞辰200周年、钱锺书诞辰110周年等，有关的经典学术命题被重新讨论。学者们提出应重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构建的巨大贡献，而对钱锺书等的学术纪念活动，则引发文学研究具有范式意义的问题探讨，学界再议“回归文学本位”、“诗史”与“心史”之辨、“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等话题，反思文学研究中思想性、文学性缺乏的问题。二、年度学术发展方向处在变化生长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一方面在丰厚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深化已有学术议题，努力完成历史化、经典化的发展使命；另一方面回应诸多新的文学现象和现实挑战，不断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固本开新、转型拓路。1.面向“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创造性地将之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是核心要义。在研读经典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论精髓。只有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才能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意义价值。“回到马克思”、回到经典文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体系被学界不断重申。孙文宪认为，马克思对文学艺术问题的阐释往往夹杂在非文艺问题的论述中，要有机把握其文论话语特有的互文结构。姚文放通过解析经典文本，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量马克思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在体系建构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引下的当代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学实践的有效结合，因此，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是中国文艺理论走向体系成熟的重要尺度。胡亚敏认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重建应坚持人、社会和审美的三个维度。季水河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在文学实践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知识界立足当代文艺发展实践和中国文艺历史传统，共同努力得来的智慧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当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理论指南。白烨强调文学的人民性立场。丁国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的系列重要论述，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体化的方法论特性。张清民比较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两个讲话体现了党领导文艺的内在思想逻辑。程国君、李继凯提出应重视延安革命家诗词研究。2.面向“现实”的文学研究2020年，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文学介入现实的功能再次得到强调，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人民性价值内涵，以及研究者对文学社会影响力的重视与思考。表现抗疫和脱贫攻坚等重大事件的文学创作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者关注迅速反映现实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及通过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传播的文艺作品，肯定其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开设专栏讨论这些作品。吴思敬对抗疫诗歌、丁晓原对报告文学、赵稀方对港台文学、朱寿桐对澳门文学、王光东对生态文学的研究，都体现了文学研究关怀现实的巨大热忱。一如历史上文学汇入时代“大合唱”的特殊时刻，人们更看重文学发挥见证历史、激励人心的作用，以及这背后所蕴含的精诚品格和民族情怀。研究者也对作家的现实关怀提出艺术性要求。面对现实与文学何为的理论诉求及历史梳理备受关注。“文以传道”“诗言志”“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承载和功能传承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当下时代语境中，文学研究从历史传统和思想资源上再次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问题。疫情促使学者反思研究的价值意义。在“面对灾害，文学何为”的问题反思中，刘跃进认为古代文学对自然的敬畏、国家的认同和民族强盛的期盼等，在2020年疫情防控中得到全新诠释；王立等对明清避灾驱疫、御灾叙事、应灾心态等作了探索。陈晓明张扬当代英雄的精神气节。一些学术会议则以主题聚焦形式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家国情怀，如“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学术研讨会聚焦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实关怀这一传统的发展与演变，思考当下应如何深入理解“现实”概念。3.文学研究基本问题再思考理论、历史与经典的学术三分对应于文学研究即是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这是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文学本质与功能、文学研究对象与方法、文学史书写、文学经典、文体与文本等的探讨，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焦点。推进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在新时代语境下，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当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无论是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是话语体系研究，均呈现出向中国文学传统、文化资源回溯的趋向。南帆提出，当前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回归中国的文学传统，将文化结构、现代性、审美与文学传统四因素之间的互动纳入视野。丁帆强调文学的“当代性”概念。董学文认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要破除“唯洋是从”的思维定式和“以洋为尊”的话语模式。高建平认为美学研究要既依托艺术又突破艺术。曹顺庆、李伟昉聚焦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党圣元、张晶等认为，“诗话”“文话”“词话”“小说话”等中国传统批评文体研究应成为填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之间鸿沟的积极尝试。关键词研究受到关注，金惠敏、高玉从方法论角度强调关键词对于文学话语研究的枢机性意义，《中国文学批评》等组织专题文章对“意象”“文心”“文德”“诗兴”“事象”等文论关键词展开讨论。张永清主张从语境化和知识化视角，透视审美反映论问题。省思文学研究方向。在文学研究经历了方法论热潮、文献考证热此消彼长的研究局面后，近一两年来，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发问，文学研究未来走向何在？文学究竟该怎样研究？有感于文学研究“非文学化”趋向的日益严重，一定程度上存在文献挤压批评、以考据取代分析、以文学外围的论述置换对作品体悟解读的现象，张伯伟提出要回归文学本体研究，提倡语文学与文学理论结合下的文学研究。王水照提出文学研究要坚持文学本位、坚持文学—文化—文学的研究路线。陈思和强调对文学与人生的关注。刘勇重视文学的文脉谱系研究。张清华提出如何将现实经验升华为精神性命题，均是文学创作反映时代的关键所在。李建军认为文学是对人和生活态度的反映，倡导积极意义的写作。赖大仁认为有必要对文学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进行多层面总结反思。拓展文学研究边界。社会生活的加速变迁正在重新定义文学，文学的边界和内涵不断拓展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因史学化倾向的加强向传统经典文学“归队”，网络文学正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一些网络小说的点击率和销售量远超传统经典作家作品，尤其是改编后的影视、网络游戏等，它们正成为今天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存在之一。邵燕君认为，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新消遣文学中，个人需理解、遵循不同空间的文学原则。陈定家认为应重视网络文学独特的叙事模式，周志强认为网络文学应面向精神史写作。与网络文学类型、题材等常规性研究内容相比，网络文学场域诸要素越来越得到学者重视。学者认为，网络文学研究要在产业、技术、管理、舆论、消费等场域要素的复杂互动中建构新的批评话语。随着文学边界的拓展，图像、声音、影像等也都成为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赵宪章、龙迪勇等继续推进“文学与图像”研究，傅修延探讨听觉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更新文学研究方法。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体系不仅源于批评实践，更吸收文学之外其他学科理论的有益成分。跨界研究和交叉学科带来的科际整合，让文学研究的生态和形态大为改观。学者不断从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角度深入文学研究，打开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连接通道”。张福贵认为技术分析法指向了文学史研究中新的理论生长。蒋承勇提倡文学研究在学科间性基础上的跨学科互涉与对话。《文学评论》推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提倡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家族文学、都市文学、社团文学、民间文学等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从历史活动场景理解文学的发生、接受与影响。文学研究地理空间视角的转向，引发了文学研究“地方路径”的思考。张光芒主张从“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思维的转换，叶舒宪、王明珂、徐新建等强化文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话，封宗信探讨文学批评的转向与语言学范式转向之间的关系，聂珍钊强调从伦理学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需要警惕的是，新方法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文学史实践基础上，且应与社会历史语境形成密切互动。再议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关系。2020年，一些研究者对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间的隔膜表达了担忧和不满。这一方面表现在批评缺少理论支撑，缺乏理论深度，未能给理论研究提供足够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表现为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脱离文学实践，从理论走向理论，过度追求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建构。研究者多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一些病相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吴义勤、孟繁华、贺绍俊等认为，文学批评要有关怀与梦想，更要增强批评的理论深度和现实向度，在实践中真正发挥文学批评阐释当下文学的有效性。加强文学阐释学研究。文学阐释学研究依然延续了前几年的热度，受到文学研究界持续关注。继“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构建中国阐释学”主题讨论后，阐释学研究从各方面深入推进。阐释的本质是什么？阐释为何而生、因何而无穷？张江认为，在心理学视域下，阐释的本质为“自证”。自证贯穿于言说、说明、翻译等全部阐释功能之中，不断更新人类知识系统，建构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图景。以阐释本质为起点的心理学与阐释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阐释学学刊》《探索与争鸣》等刊物组织了多期阐释学研究的专栏文章，周宪、张政文、李春青、王宁、程光炜、曾军、傅其林、张跣等围绕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公共理性等话题展开多维度、开放性的深度讨论。深化文学史写作研究。文学史写作的兴起是现代学术体系的产物，“五四”以来的种种文学史叙述，已基本形成纵向以朝代进行历史分期、横向以文体类型和作家作品分类的整体框架，这既为学科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研究框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研究的“惰性”，乃至形成文学研究创新的藩篱，当下文学实践的阐释要求正在倒逼文学史研究更新。李杨认为有必要重审以“纯文学”为对象、“四分法”为基本架构的“文学史”体制和观念。一些学者在原有文学史叙述基础上，探讨长时段、多角度审视下文学史研究的可能性。从长时段历史视野出发，将宋代文艺置于“唐宋变革”与“宋元近世”交集的历史演进视野进行考察受到关注。在文学史写作实践基础上，颜水生、贺仲明、陈培浩等对于文学史意识形态属性、审美属性、知识属性等的再思考，也体现了学界对于文学史本质属性的理论关怀。文学史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及演变研究，依然是学界的主攻方向。孙郁、郜元宝、王尧、王彬彬、谭桂林、乔以钢、宋剑华、王泽龙、罗振亚、张洁宇等的作家作品研究，吴周文、陈剑晖、王兆胜、陈亚丽等的散文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等组织的路遥专栏，以及葛晓音、郭英德、左东岭、钱志熙、陈文新、戴伟华、徐兴无、刘宁等对于古代经典的解读，袁行霈、陈尚君、莫砺锋、周裕锴等对古代文学经典的普及，都凸显经典研究之重要意义。《文学遗产》组织的七十年分体文学学术史的专栏论文，提出要把握原生文学史和“文献中的文学史”的关联和区别，探究“文献背后的事实”。有关文学史写作的探讨，既是近些年“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延续，也体现了文学研究界在新的时代语境和文学场景下，以历史化方式对思想文化进行敏锐观察，重建整体性文学史的努力。重视文学史料学研究。文学史料学建设受到重视，研究呈现丰富样貌。一是文学研究史料利用范围不断拓展。黄发有、何平认为，应关注报纸、边缘刊物、内部资料、作家和批评家关于文学话题的书信、读者来信及期刊命名等。古代文学研究在传统史料外，重视新材料如出土文献和域外汉籍的挖掘和利用。《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的出版引发了学界关于安大简《诗经》文本性质、文字训释、文本次序、早期《诗》学传授等问题的热议。对散佚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东亚汉文化圈的域外汉籍中新史料的持续挖掘和集成研究，也使学者提出的以汉文化圈为单元的古代文学研究成为可能。二是文学史料研究视角不断丰富。吴俊从文献学、国家文学制度、网络新媒介等多维视野考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文学史料研究开辟新路。三是史料研究的价值追求应该倡扬。学者认为，史料研究不能缺乏思想穿透力，背后应体现相应的逻辑、观念和理论系统，呈现学术价值思考的深度。当下技术进步为史料的收集、利用及保存带来极大便利，但也产生泛滥、碎片化倾向等负面影响。4.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尽管数字人文的发展依靠现代技术，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新研究范式。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文学研究界积极围绕数字人文新变，推动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实证化发展。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文本挖掘、语言计算、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等，都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数字人文》等刊物都发文分析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现状和前景，如王兆鹏以唐宋、六朝文学地图平台建设为例探讨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刘石探讨大数据技术在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研究中的应用，刘耘华提出建构远程阅读时代诗学对话的方法论。王贺分析数字人文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赵薇借助计算批评发现“文本”生产背后更深刻的文化逻辑，徐永明探讨数字人文的可视化实践。数字人文的理论创新。数字人文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是解决文学研究的具体问题，更应在实践研究基础上面向未来，提炼出影响、改变或引导新时代文学研究格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话题。数字媒介、人工智能、后人类状况成为本年度文艺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刘方喜认为，当下需要超越观念论旧范式，扬弃生产工具与主体对立的二元论，构建AI时代的文化哲学新范式。单小曦提出必须从再现论、文本论、接受论向超人类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论转型。王晓华认为，后人类美学是一种涵括了人类、机器、自然存在的交互美学。郑永晓重申创建“数字文献学”、张三夕呼吁古籍研究应建立“数据思维”等。以上都反映了学界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努力更新思维方式所进行的积极探讨。如何看待传统研究与数字人文之间的关系，将数字化研究方法与纯理论的演绎方法相结合等，需要在大量实践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客观来说，目前数字人文研究中新方法新技术很多还停留在尝试阶段，但文学研究必须直面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以积极主动姿态完成传统研究方法和新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推动学科研究方法的更新与转型。三、今后文学研究展望在现实图景、文学场域和学科转型的变化中，中国文学研究因应时代需求夯实发展根基、建构思想体系。今后的文学研究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把握学术演进的历史谱系和当代语境，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推进回应时代、视域广阔的文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现象、文学思潮是时代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中最生动、敏锐的组成部分。以文艺之笔真切反映新时代伟大历史变革的风云际会，文学从来不只是时代的理性“观察者”，更是时代的热情“参与者”。如何回答时代问题，突破当下反映现实力度不够的艺术困境和“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理论困境？文学需与时代相铆合，超越个人视野、学科内部“知识空转”的局限，更关注与国家、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秉持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视野和更高远的人文理想。在创作与研究的互动中，从审美、情感、意义层面更好发挥文学共情沟通、介入现实、引领时代风气、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功用，迈向更广阔、深沉、多高峰的文学世界。推进融会贯通、整体观照的文学研究。在日益规范的学科建设中，文学研究一方面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学科体系，但也出现条块分割、壁垒森严的界限分野，造成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隔膜、固守疆域。面对变动不居、互联互通的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边界的不断拓展，这样的研究格局显得比较滞后。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实，应将文学研究与历史、哲学、社会等相结合，突破学科壁垒，打通古今中外，树立面向未来的“大文学”观。这种追求整体性视野的多学科互涉研究，将有助于催生新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将文学研究置于人类精神文明一体化中进行系统把握，更准确认识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历史样貌，更好体现文学研究本应具有的宏大视野、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推进更具活力、创新发展的文学研究。思想匮乏与创新意识缺乏的具体表现是研究的模式化与形式僵化，这种现象阻滞了文学研究的活力激发和创新发展。文学研究需跟从文学发展实践步伐不断创新发展。首先，面对新科技发展的革命性力量，积极探索数字人文视野下文学研究的观念更新和方法创新。其次，面对新媒介发展导致的文学新变，积极探索文学研究的边界扩展与方法融合。再次，面对“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观念，进行新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下的批判性问题反思和理论建构。如反思西方概念、术语、体系割裂中国文学史与错置文学现象的问题，现代性概念的价值重估与重建问题，“人的文学”思想传统与理论局限的问题等。在对中国社会历史深刻洞察和整体把握基础上，鼓励基于不同视野、理论、方法的创新研究，既致力寻求共识，又拥抱多样性，将有助于建设更具主体性、文学性、审美性的中国文学研究，开创生机盎然、百花齐放的文学研究新时代。（执笔：李琳、马征、张聪、范利伟）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相关阅读：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历史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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