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原文在论文模板屋可下载查看:1、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拟声词研究2、探寻《呼兰河传》中的孤寂情怀3、论《聊斋志异》中的男狐形象及其文化蕴涵4、老舍小说的“京味儿”—— 以《四世同堂》为中心5、仁爱浸染的哀歌——以《声音低回》为例试析方方近来小说的新变6、论萧红小说的景物描写7、论《红楼梦》中三个有特殊作用的小人物8、《新周刊》城市专栏标题句法分析9、现代汉语中几种常见补语的分析与判别10、《罗生门》与《竹林中》:开放空间中的谎言与真相11、纳兰词“雨”意象情感蕴涵探析12、《长生殿》与《桃花扇》中的女性审美观13、美好人性的体现者——严歌苓《第九个寡妇》的女性形象分析14、莫言小说《蛙》中姑姑人物形象分析15、论张爱玲小说的文学虚构性与现实的关系16、从花酒意象看欧阳修词的情感特征17、拂晓的列车:“打工诗歌”的意象建构及其隐喻初探18、论网络穿越小说创作的古典性原则19、从李安的《家庭三部曲》看中西文化的差异20、新派曲阜方言单字调的实验语音研究论文模板屋可查看和下载更多汉语言文学专业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这本书给学生一个问题的答案,“我的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想要什么?”用生动,直接的语言,它解释了创造“一个基于证据,关于意义,权力的明确书面论证的过程,或者使用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一首诗作为撰写关于某篇文献的论文的基础,它引导学生完成阅读,头脑风暴,研究二手资料,收集证据的过程,并撰写和编辑论文。撰写关于文学的论文旨在加强论证技巧,加深对读者,作者,文本和批判性解释之间关系的理解。其关于清晰度,精确度和提供证据的重要性的课程将对学生作者具有广泛的相关性。注释“我是堪萨斯大学学习英语和美国研究的学生,这可能有点不正统,但我想说你写的关于文学的论文是我在世界上读过的最好的书之一。学术界!我正在攻读批判理论课,我们只被分配了前55页,但我真的无法把这本书放下来。你的写作很精彩,写论文时我经常提到这本书。你已经做了出色的工作,使论文写作变得简单,有条理,而且实际上很有趣!“ - 堪萨斯大学的Lauren Gaylor“Katherine O. Acheson 撰写的关于文学的论文是一本简洁,完全便携且价格合理的指南。艾奇逊强调归纳推理非常令人耳目一新。这真的有助于英语教授说服他们的学生从具体到一般的争论,发现他们关于证据细节和对证据的细致和情感敏感分析的论点。这本书的最好的事情是,艾奇逊的休闲和不张扬的散文风格让学生想要阅读它。他们这样做。然后他们把它带到课堂上!“ - 曼尼托巴大学的Glenn Clark“对于我们这些有兴趣通过文学教学写作的人来说,Katherine O. Acheson的指南是不可或缺的伴侣,教导学生写作更多的是关于过程而不是想象的天赋。本书首先教导学生如何仔细阅读文本 - 每个作家都应该学习磨练的工艺。在奠定了这一基础之后,艾奇逊在其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研究,分析,方法论,论证和修订的章节; 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一位作家,他的写作风格清晰,诙谐,聪明。“ - Spring Arbor大学的Jack R. Baker“ 撰写关于文学的论文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都是一本有用且令人耳目一新的有趣指南。关注一首诗(非常可教的“这只是说”)可以全面剖析从初始阅读和回应到最终修正以当前批评分析模式为基础的论点的过程。艾奇逊诙谐,主观的风格始终如一,并提醒学生教师也是读者和作家; 他们也经常重新审视和完善这些流程。“ - GisèleM。Baxter,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师、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职业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人才培养方案拟定、教学过程监控、考核评价体系等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是否能满足相关行业的发展需求,便成为诸多院校关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作为本科阶段最后一个环节的毕业论文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办学之初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存在学生入学语文成绩较低、教师对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知识衔接了解程度较浅、学生文学功底不够扎实等诸多问题,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遇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缺乏与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有机结合。自2004年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开始实施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基础教育过程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语文课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倡导“重过程、重体验、重探究”的互动性学习到情景教学方式的充分运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这一举措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了极大改善。但接受了新课改教学的学生升入大学后,受传统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的高校教育思想影响,不能做到两者有机结合,出现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不强、不能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等诸多问题。 (二)缺乏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体系整体把握的师资力量。因独立学院近年来的主要师资为外聘教师和自有师资,外聘教师由于有本职工作在身,很难有时间参与独立学院的毕业论文改革工作,而独立学院自有的年轻教师多为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缺乏足够的授课经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知识体系缺乏整体把握,难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改革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思路 (一)确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理念。要进行毕业论文改革,必须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否则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价值就无从体现,包括毕业论文工作在内的诸多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在经过对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毕业生、行业专家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等多层面多角度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确立了该专业明晰的办学理念,即: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其核心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明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有了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才能随之明晰,即“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具备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表达能力、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从事基础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要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而毕业论文又是这一培养目标的综合体现方式。 (三)在教学实践中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队伍。通过课堂实践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训练、文学作品解读、诗词创作、诗歌情景演绎、地方民俗文化调查、方言调查、地区教育调查、社会规范用字调查等诸多方式提高师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整体认知能力,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感知,从宏观角度规划、微观角度入手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向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实践措施 (一)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国学教育意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承载的专业使命,在开设《中国文化通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便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课程同时,增设《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周易》研究、《孟子》研究、《论语》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等系列国学选修课,强化国学教育。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不但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还从中发现诸多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选题和素材。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意识到优秀的国学文化不但需要了解,更需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去传承,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夯实读、写、说为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要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其中写作能力尤为重要。要写出一篇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四年的知识储备必须充足,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尤其是长期的练笔,方能达到写作能力的真正提高。为此,开设了基础写作、应用公文写作、科技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系列课程,让学生在四年中不间断地进行写作训练。 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名中文人最基本的能力,即:了解经典,规范用字。要求学生每天习得一定数量的规范汉字、诵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名篇,将专业基础能力的强化常态化。 (三)发展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师生团队。在师生共同发展的工作思路指引下,尝试以了解基础教育新课改的专业教师带学生团队的形式作为师生共同发展的主要途径,经过逐步摸索,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如开办学生讲坛,学生从选题、搜集选取素材到完整地向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学生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必备的读、写、说综合训练的过程,经过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多番打磨,主讲人不但在讲坛的举办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学科论文写作能力。其实,学生准备一期讲坛的过程就是一篇毕业论文完成的过程。 写作学教师在讲授《基础写作》课的同时,为学生搭建稳固的课外实践平台,即办系刊、系报、年级刊、专业刊、甚至鼓励学生以宿舍为单位办舍刊。从刊物的组稿、装帧设计到内容选取和校对等工作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日常作业练笔中出现的高质量作品也被选入系刊、系报,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写作热情,很多文章的质量已超出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四)开展旨在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的田野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之所以出现毕业论文抄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掌握有效的科研方法,故我们试图传授给学生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与新课改进行有机的衔接,尝试走出校门,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并将《田野调查方法》作为必选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确保调查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取得的实践效果 经过系列改革探索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在进行广泛调查或认真研读国学典籍的基础上,真实性选题量呈逐年大幅度递增趋势。与此同时,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积极性也大幅提高。 (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经过严格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锻炼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体现出学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就业中,表现出较强的优势,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如“基础扎实,踏实勤奋,积极主动,动手能力强”。 (二)培养了一支熟知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教师队伍。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对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带领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这些实践经验提升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同类院校中进行推广,加深了教师对汉语言人才培养的深层理解。涌现出了一批教学效果好、科研能力强的优秀教师,成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育人骨干。 (三)探索了一条适合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在共同进行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规律和学生特点的“课程教学——课外实践——调查训练——论文写作——答辩提高”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发现有意义的课题,通过教师带队进行田野调查训练,在掌握了翔实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实践性人才培养模式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发展、课程改革、教风建设、学风建设、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等工作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踏实勤奋、求真务实的系风,营造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育人环境。 五、结语 通过系列改革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不再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通过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深入社会的田野调查、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相结合,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论文的实践与改革中来。尽管其中存在这样那样需要修改完善的细节问题,但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的毕业论文改革思路与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吻合的,强化国学基础、重视与高中新课改的知识体系衔接、进行田野调查等系列改革思路是可行的。
日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接获读者爆料,河北大学一助教2012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涉嫌抄袭河北大学图书馆一工作人员与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一老师2011年合作发表的学术论文。随后,澎湃新闻从中国知网获取了上述两篇论文,分别是时任河北大学助教的王冠华发表在《电影文学》2012年第14期的题为《灰色城市中的存在——论贾樟柯的电影创作》的论文(以下简称“王冠华论文”),和河北师范大学老师李琳与河北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李晓君合作发表在《电影评介》2011年第17期、题目同样为《灰色城市中的存在——论贾樟柯的电影创作》的论文(以下简称“李琳论文”)。澎湃新闻从中国知网获取了两篇相关论文从时间上来看,王冠华论文于2012年7月发表在《电影文学》杂志;李琳论文的发表日期是2011年9月,李琳论文的发表时间比王冠华论文早了10个月。澎湃新闻对比发现,两篇论文均围绕贾樟柯电影的主题展开研究分析,王冠华论文在与李琳论文从题目、摘要、关键词、小标题,到每一个段落内容,都有高度雷同,疑似抄袭李琳论文。12月20日,李琳和李晓君均告诉澎湃新闻,此前他们对论文被抄袭一事并不知情。李琳还自行对两篇论文进行了初步比对,同样发现两篇论文大面积雷同的情况。随后,《电影文学》杂志社回复澎湃新闻称,“学术不端平台重新检测,我们确认‘王冠华论文’确系抄袭《电影评价》2011年9月发表的署名李琳、李晓君的《灰色城市中的存在——论贾樟柯的电影创作》一文,学术不端检测相似度为62.5%。”经《电影文学》杂志编委会研究决定,给中国知网等相关网站马上发函,将王冠华论文从各大数据库尽快撤稿;给作者本人发函,要求作者就抄袭一事对杂志社做出书面说明并保留进一步追究其责任的权利。12月21日,王冠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还坚称,她在《电影文学》杂志发表的论文没有抄袭。她解释说,“因为文学的东西很多地方都是很相似的,可能观点什么的差不多,但是这也不能认定抄袭。”王冠华表示将与《电影文学》杂志社进行进一步沟通。题目关键词完全一致、摘要部分雷同双方的论文题目都是《灰色城市中的存在——论贾樟柯的电影创作》,一字不差。而在关键词方面,李琳论文关键词为“贾樟柯 纪实 城市 存在”;王冠华论文的关键词为“纪实;城市;存在;贾樟柯”——四个词完全一致,只是顺序略有不同。在摘要方面,李琳论文是这样写的:“贾樟柯的电影极具纪实风格的美学气息,他用摄影机捕捉着被银幕遗忘的时空,保持着对平民阶层的一贯关注,揭露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城市的异化和人的艰难存在的主题,他坚持‘电影让我们冲破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去关注更多的人群。电影创作不可以“去理想”,如果为了娱乐而放弃思想,终有一天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个人,都将承受泛娱乐化的后果,在这些重要的观念上,我不能迁就观众。’贾樟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李琳论文摘要而王冠华论文写道:“贾樟柯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代表,一直受人们关注。贾樟柯的电影极具纪实风格的美学气息,他用摄影机捕捉着被银幕遗忘的时空,保持着对平民阶层的一贯关注,揭露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城市的异化和人的艰难存在的主题。本文正是基于此,对贾樟柯迄今为止执导的六部故事片作一番扫描,贾樟柯影片中富有想象力的影像表达,正确而现实地描绘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城市的异化和人的艰难存在的主题,再一次让我们回顾他的电影创作,初步揭示其影片特质和意义所在。”王冠华论文摘要其中“贾樟柯的电影极具纪实风格的美学气息,他用摄影机捕捉着被银幕遗忘的时空,保持着对平民阶层的一贯关注,揭露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城市的异化和人的艰难存在的主题”一句,完全一致。到文章最后的参考文献部分,两篇论文几乎完全一致。李琳论文的参考文献包括“(1)贾樟柯:《导演的话》,《贾樟柯电影———故乡三部曲之〈小武〉》林旭东、张亚璇、顾峥编, 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2)郝建、贾樟柯《贾樟柯关于《小武》的一次聊天》,2005年2月1日,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 tv/74596383650217984/20050201/497855. shtml.(3)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冠华论文也引用了三篇一模一样的文献,包括引用的页码,完全一样。但王冠华论文没有标注借鉴李琳论文。文章结构一致、遣词用句高度相似在文章开始的导语部分,王冠华论文也与李琳论文极度相似。李琳论文的导语是:贾樟柯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代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据第30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公布,在将于2011年10月14日——24日举行的电影节上,除了张艺谋导演的《山楂树之恋》获选为开幕影片外,中国著名导演贾樟柯当选为本届电影节“焦点影人”,电影节除将举行贾樟柯最新作品《海上传奇》的美国首映看点式以外,还将设立“向贾樟柯致敬”单元,放映贾樟柯的成名作《小武》和短片代表作《河上的爱情》,以向贾樟柯近十年来杰出的艺术成就致敬。贾樟柯影片中富有想象力的影像表达,正确而现实地描绘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城市的异化和人的艰难存在的主题,再一次让我们回顾他的电影创作。王冠华论文的导语是:贾樟柯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代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据第 30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公布,在于2011年10月14日~24日举行的电影节上,除了张艺谋导演的《山楂树之恋》获选为开幕影片外,中国著名导演贾樟柯当选为本届电影节 “焦点影人”,电影节除将举行贾樟柯最新作品《海上传奇》的美国首映看点式以外,还设立“向贾樟柯致敬”单元,放映贾樟柯的成名作《小武》和短片代表作《河上的爱情》,以向贾樟柯近十年来杰出的艺术成就致敬。贾樟柯影片中富有想象力的影像表达,正确而现实地描绘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城市的异化和人的艰难存在的主题,再一次让我们回顾他的电影创作。上述两段对比发现,两段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在于:一、王冠华论文对于电影节时间的描述是“在于”,而李琳论文写的是“在将于”,二、对于“向贾樟柯致敬”单元,王冠华论文写为“设立”,李琳论文用词为“将设立”。原因是李琳、李晓君写作的时候,电影节还未开始,一切对于该电影节的描述都是将来时态。在论文结构上,两篇论文都分为三部分,且每一部分的标题都完全雷同。李琳论文将论文分为“无奈与茫然———从《小武》到《世界》、反省与思考——《三峡好人》、伤逝与颠覆——《二十四城记》”三大部分,从四部作品着手,分析贾樟柯电影中社会城市的异化和人的艰难存在的主题。王冠华论文同样将正文分为“无奈与茫然———从《小武》到《世界》、反省与思考——《三峡好人》、伤逝与颠覆——《二十四城记》”三大部分,标题中的文字乃至标点都完全一致。不仅结构完全一致,王冠华论文在正文内容的多数段落与李琳论文保持了极高的相似度。譬如第一部分,“无奈与茫然———从《小武》到《世界》”一节第一段中,李琳论文做了一个简短的结论来概括贾樟柯早期作品特点。论文写道:“贾樟柯电影非常可贵地运用了平等、朴素的写实视角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底层被忽略和被遮蔽的生活,他将关注的目光伸向了‘沉默的大多数’,透过其影像中的芸芸众生,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中国人,真实的语言和真实的生存状态,面对社会的进步,早期在贾樟柯的影片中被表达为无奈与茫然。”王冠华论文则写道:“贾樟柯的电影注重了‘沉默的大多数’,以平等、朴素的写实手法来表现当代中国社会底层被忽略和被遮掩的生活,我们以实际的触角感受到了真实的中国人的真实语言和真实的生存状态,面对社会的进步,早期在贾樟柯的影片中被表达为无奈与茫然。”对比来看,上述两段语句顺序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平等、朴素的写实手法(视角)”、“沉默的大多数”、“中国社会底层被忽略和被遮掩的生活”、“真实的中国人的真实语言和真实的生存状态”、以及“无奈与茫然”等关键词语和论点是一致的,整段文字也具有很高的相似度。此外,在第二部分第一段,李琳论文介绍《三峡好人》时是这样说的:“贾樟柯的电影中的人物都居于社会的底层,影片真诚记录了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让他们走出被遮蔽的角落,走进了观众的视线,观众也由此听到了长久以来被主流话语淹没的个体的声音,看到了他们的苦闷和迷惘。《三峡好人》(2006年)则明显不同,每个人都在自我反思。反思自己的婚姻生活,反思自己想要什么,必须舍弃什么。他们的这种反思姿态使他们处于行动之中,这也是他们能够来到三峡坝区,演绎一段故事的原因。”王冠华论文同样做出了解释:“贾樟柯的电影都以记录居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为主要线索,研究变现他们的生活状态,向真正的社会公众去表达他们的思想,让他们去倾听那些逐渐被主流话语淹没的声音,给了他们一次真正面对社会的机会。《三峡好人》( 2006) 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表现电影的主题,通过反省自己的婚姻、自己想要什么、舍弃什么。正是他的这种反思才有了他到三峡坝区,有了以后的故事。”上述两段对比发现,两篇论文话语的逻辑相似性、关键词语的重复度很高。如果说两篇论文的前两部分高度雷同的话,两篇论文在第三部分则出现了一字不差、完全一致的情况。被抄袭者不知情发表李琳论文的《电影评介》杂志是由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半月刊,属于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发表王冠华论文的《电影文学》杂志是由长影集团主办的半月刊,也属于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12月20日,李琳和李晓君均告诉澎湃新闻,他们对论文被抄袭一事并不知情。李琳还自行对两篇论文进行了初步比对,同样发现两篇论文大面积雷同的情况。12月20日下午,《电影文学》杂志社回复澎湃新闻称,“学术不端平台重新检测,我们确认‘王文’确系抄袭《电影评价》2011年9月发表的署名李琳、李晓君的《灰色城市中的存在——论贾樟柯的电影创作》一文,学术不端检测相似度为62.5%。”《电影文学》杂志社解释说,《电影文学》从2015年1月正式启用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检测及投稿系统。2014年前的投稿,均为邮箱投稿,当时该杂志对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系统尚处在试用阶段,检测手段不够先进,检测经验尚且不足,致使王冠华论文得以发表。经《电影文学》杂志编委会研究决定:给中国知网等相关网站马上发函,将王冠华论文从各大数据库尽快撤稿;给作者本人发函,要求作者就抄袭一事对杂志社做出书面说明并保留进一步追究其责任的权利。王冠华论文的“作者简介”显示,王冠华出生于1982年,女,河北曲阳人,河北大学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及应用语言学。澎湃新闻从河北大学医学部多名工作人员处证实,王冠华目前在河北大学医学部工作,但不确定其目前的职称。河北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处一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他们之前并未收到有关王冠华论文抄袭的举报,也并未对此事做出过处理。根据《河北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学术不端行为情节较轻者,给予批评教育;学术不端行为情节较重和严重者,给予以下处分: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学术不端行为人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等行政处分;党员或党员干部可予以党纪、政纪处分;触犯国家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撤销因学术不端行为而获得的荣誉和利益。
原标题: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来理解中国——对话美国汉学家、康奈尔大学教授耿德华耿德华(Edward Mansfield Gunn),美国汉学家、康奈尔大学荣休教授,1974年在乔治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7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78—2012年任教于康奈尔大学文科与科学学院亚洲研究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教授,历任亚洲研究系主任、东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其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语言研究,代表性专著有《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1980)、《重写中文:二十世纪中文风格与创新》(Rewriting Chinese:Style and Innov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rose,1991)、《渲染地域:当代汉语媒介的方言用法》(Rendering the Regional:Local 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2006)等。代表性论文主要有《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US Scholarship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13)等,翻译著述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中国戏剧集》(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Drama:An Anthology,1983)、戴锦华的《救赎与消费:九十年代文化描述》(Redemption and Consumption:Depicting Culture in the 1990s,1996)等。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泉的引见,2018年夏天,我在北京西单首次访谈了与家人一同来华度假的康奈尔大学教授耿德华。他年逾古稀却精力充沛,外表儒雅温和、谈吐张弛有度,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风采。之后,笔者又多次通过远程交流的方式,向耿德华教授请教和提问。作为开创现代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一位美国学者,耿德华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开始阅读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迄今已近半个世纪,可说是一位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来深入理解中国的美国汉学家,而其心路历程与学术轨迹在同时代的海外汉学家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现当代文学让人沉迷张清芳:请问您为何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或者说触发您这个选择的契机是什么?耿德华:我在20世纪70年代读本科的时候,读了大量的英文戏剧,也经常参加舞台表演。后来我大学毕业时,美国在越南打仗,几个月后我也去了越南当兵,在运汽油的卡车队当军官。我去当兵这件事情跟大学期间所学的语言、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但因为见到越南老百姓受苦受难,见过许多血腥的事情,我很震惊,也很难忘,所以回美国后,就很难再把戏剧表演的事情继续下去。此前我已知道中国文化是东方国家的一种中心文化,所以我在乔治敦大学英文系读研究生的同时就开始上中文课。我差不多是在1973年开始学习中文并阅读中国文学的。不过一开始我并没有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我的兴趣在敦煌文学。我还兴致勃勃地把法国学者收集的一些敦煌文本翻译成英文。但后来我发现,当时的北美已经找不出一个专家可以专门教我敦煌文学,所以有一位教授就建议我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让我作出这个选择的原因除了教授的建议,还因为那时候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学术资料很有意思,非常吸引我。我一开始读的是张爱玲和钱锺书的作品,因为他们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最为推崇的两位作家。我的导师对我说:“你为什么只读这两位作家的书呢?你的硕士论文应该关注整个‘沦陷区文学’。”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后,我就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从那之后我就投身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沉迷于此直到现在。除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我还翻译中国现当代小说与一些研究性论文,像为《牛津学术参考》(Oxford Bibliographies Online)编写了中国现代戏剧戏曲类参考书目,还翻译了李小江的大作《后乌托邦批评:〈狼图腾〉深度诠释》(博睿(Brill)出版社,2018)等。张清芳:您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或者说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耿德华: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是一个整体。独特的特征总在个体作品里出现,比如个体作品如何表现读者或观众已经很熟悉或很陌生的方面。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外国读者很少能欣赏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但是很明显,中国当代文学中却有很多外国读者欣赏的作品。我那时候看张爱玲、钱锺书、师陀、杨绛的书,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后来看其他作家的小说也一样。比如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莫言的小说,90年代我开设了一门研究生的课,让学生看14本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其中一本就是莫言的《十三步》。我觉得《十三步》是一部非常好的长篇小说。张清芳:您为什么喜欢《十三步》?这部作品并不像《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那么有名,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吸引您?耿德华:我觉得一个作家写小说可以写得“过分”一点,因为它需要给人以想象的启发,给人以感悟,给读者创造一个世界。《檀香刑》的想象力显然不如《十三步》,所以后者更能触动我。在美国开创现代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张清芳:您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时,为什么选择中国沦陷区文学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耿德华:我是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位学生。最初我想研究清末民初文学,因为我在写硕士论文时发现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文人对清末文学非常关注,这给我一种启发。可是我的导师指出,继续研究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学最有前途。结合我自己的学术背景,导师的建议有远见又实际,我就照办了。我在2012年写的一篇《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Us Scholarship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文章中对当时的情况有过描述:导师极力鼓励耿德华完成和出版关于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北京两地的文学研究。该研究的起点是作家作品研究,像周作人,还包括导师自己推崇介绍的张天翼、钱锺书、师陀和其他人的短篇小说。还有,你此前已经发表的那篇学术论文《对海外中国现代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再反思——以耿德华的专著〈被冷落的缪斯〉为考察中心》(《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2期)中也指出:《被冷落的缪斯》的出版还弥补了我导师情感上的遗憾。后者在1978年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中曾提出一个写作计划:“抗战期间大后方出版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期刊,我当年能在哥大看到的,比起二三十年代的作品来,实在少得可怜。……我计划另写一部《抗战期间的小说史》,把吴组缃、萧军、萧红、路翎,以及其他值得重视的小说家,予以专章讨论。”不过他直到2014年去世也没有完成该计划。《被冷落的缪斯》的出现可以说恰逢其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研究空白。这个评价或曰推测,的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张清芳:那么您当时是如何查找相关研究资料的?耿德华:其实那些基本的参考书我早就开始查找了。不过当时最大的限制是无法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做研究。我到美国的几个图书馆去查资料,那里有很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沦陷区期刊原件可供我阅读。不过美国图书馆中的相关资料并不完整,因此我后来又去了法国与日本的图书馆。最后还去了中国香港,因为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大学图书馆与书店有大量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书籍。正是在阅读和参考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我写出了这部博士毕业论文,算是正式踏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路。张清芳:您在《被冷落的缪斯》前言中感谢了一些对您研究有过帮助的人,其中就有张爱玲,这很难得。据说她几乎不与外界接触,能否谈谈你们之间来往或沟通的过程,她对您的研究具体提供了哪些帮助?耿德华:得以与张爱玲通信,是因为她认识我的导师。我们通信的过程很简短。我问了几个有关上海沦陷时期文化生活的问题,譬如谁是小山东,读者或观众在上海沦陷以后改变了没有,等等。她回答问题很客气很简短。后来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找出她在20世纪40年代期刊里发表但后来散逸的作品,她在《惘然记》里说,我把这些作品“影印了送给别的嗜痂者”。其实,我也影印了送给她,让张爱玲也参加我们“嗜痂者”的圈子。张清芳:您的博士毕业论文于1980年出版,当时在海内外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唐弢在1982年发表的《复信》一文中曾指出:“美国有位Edward M. Gunn,写了一部书叫《不受欢迎的缪斯》(Unwelcome Muse),专谈中国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注意不够、而本身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他采集许多材料,论点也颇有独到之处,作为一个美国人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但仍然有偏颇和不够允当的地方。”中国学者张泉把您的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书名为《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新星出版社,2006)。他在“译者序”中指出:“《缪斯》的研究视角主要不是文学的社会作用,也不是作家的道义困境,而是文学批评。”而您在该书的“前言”中也指出:“本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概括介绍战争时期上海和北京的文学发展史,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将批评的注意力集中到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上来。”那么您为何会以评论“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为批评标准?耿德华:探讨作品的文学价值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首先,我是受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说的“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观念的深刻影响,并深以为然。我们作为怀抱“文学作品至上”的批评家,都对抗日战争期间处于上海、北京沦陷区的作家们报以“普遍的同情”态度。其次,当时我之所以不从政治上来定位那些作家作品,并非因为我没有政治立场或是忽略那些沦陷区作家的政治倾向。我更愿意从作品内容和情感倾向上来探究北京、上海两地沦陷区作家的复杂心态。如你在论文中所说,“沦陷区作品其实包含了诸多抗日文化的反抗因素,显然是沦陷区作家主观意愿所致,这亦是作者不否定沦陷区文学和其文学成就的一个基本前提”。以批评家的眼光作出评价,目的在于把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有价值的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反浪漫主义文学”概念的解读与反思张清芳:如前所述,张爱玲与钱锺书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最推崇的作家。相较于其学术观点,您总结出来的反浪漫主义文学特征颇具个人学术创见,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您认为张爱玲、钱锺书和杨绛的作品是反浪漫主义的?耿德华:我在《被冷落的缪斯》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反浪漫主义文学”的观点,可以说深受李欧梵的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的影响。这本书是李欧梵的博士毕业论文,发表于1973年,在我写博士论文时成为我经常翻阅的一本参考书。具体来说,“反浪漫主义”这个概念是从李欧梵书中的“浪漫主义”概念发展并衍生出来的。李欧梵的“浪漫主义”主要指“普罗米修斯式的”代表者和其爆发出的追求社会理想的强大“物力”及消极而多愁善感的“少年维特”类的人物或英雄,这在林纾、苏曼殊、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萧军七位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然而尽管浪漫主义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新文学中得到酣畅淋漓地体现,但是当历史进入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沦陷区文学阶段,就开始形成与之前不同的文坛“新秩序”,浪漫主义就开始没落并从中发展出“反浪漫主义”概念且逐渐被后者取代。我在阅读吴兴华的实验性诗歌《听梅花调宝玉探病》、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和短篇小说集《传奇》、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和杨绛的四幕话剧《风絮》等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时,明显感觉到它们体现出的是一种对“浪漫主义”的颠覆或曰完全相反,我在《被冷落的缪斯》中明确指出这种“反浪漫主义”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为:“在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任何理想化的概念,也没有英雄人物、革命或爱情。取而代之的是幻想的破灭,是骗局的揭穿,是与现实的妥协。高潮让位于低潮。唯情让位于克制、嘲讽和怀疑。机智代替了标语口号。不像他们之前那些完全站在浪漫主义范围之外的作家,他们断言,不存在任何社会目标,也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例如,张爱玲的“反浪漫主义”主要体现在“主人公们的冷酷无情的和不道德的欲望是现实世界的冷酷无情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与之相对立的”。而对于此时的杨绛和其话剧作品来说,“正如杨绛早期的戏剧,其中可能是浪漫主义化了的主题反而变成了怀疑早期传统的浪漫主义幻想的主题,并且把社会的理想与人类的心理现象分离开了”。钱锺书的小说世界也是非理想化的。至于中国沦陷区作家的“反浪漫主义”的独特之处与特征,我也在该书中进行了总结:“把日本占领时期的中国反浪漫主义作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作家相比,可以看出,前者不存幻想而并非幻想破灭,这一点能把前者与后者区别开来。”还有在你的文章中,也曾指出张爱玲、杨绛、钱锺书等作家用小说或者戏剧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反浪漫主义主张:“这些作家作品拥有的怀疑个人主义的气质、非理想化对待生活的方式、理智务实的婚姻爱欲观,以及对浪漫理想的批判和嘲讽,等等,才是构成反浪漫主义的基本因素。”不过今天我再重新思考“反浪漫主义”这个概念,觉得自己当年对它的分析太浅、太流于表面了,缺乏更系统性的理论化与深度解读,也没有对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进行明确的定义,这是一个遗憾。这个遗憾除了我自身造诣不够深厚之外,另一个原因则在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西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研究状况限制了我进一步的思考。张清芳:在您的书里,杨绛和她的戏剧占了较大的篇幅,连李欧梵都说,“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杨绛,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对您这样一个美国学者能把杨绛“找出来”感到很吃惊。您是如何发现杨绛的?为何对她评价如此之高?耿德华:像很多别的作家和作品一样,杨绛是我从抗战期间居住在北平的法国牧师编的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戏剧参考书里发现的。杨绛说他们在抗战期间很穷,她写剧本是为了赚钱养家,作品很粗糙。就算如此,她的剧本间接地讽刺传统与反传统两种立场的习俗与教条,剧本的人物性格总在某些方面跳脱这两种框架。可以说这种人物没有被理想化,也可以说判断她/他们的文化框架也没有理想化。而且,她的风格并不刻薄。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及趋势张清芳:请您谈谈以美国为主的北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及趋势。耿德华:我的论文《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把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当下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状况大致梳理了一遍,对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都进行了简要介绍和分析。该论文的内容主要包括9个方面或研究向度,分别是:早期研究方法和主题,文学和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研究,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中国当代文学问题,中国文学的思想与美学,对现代的定义,电影、视觉研究和媒介研究,方兴未艾的方向。在最后的一个研究向度“方兴未艾的方向”中,我提出:“近年文学研究者继续形成新的主题,如加入阵营的海外学者对互联网的研究。在文学与医学的研究领域中,近期同样已出现诸多专著,而文学主题、环境主题也正在唐丽园的《生态含混:生态危机和东亚文学》(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2)这类研究专著中出现。”这也代表着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近年的基本发展趋势。感谢你抽时间把我的论文翻译成中文,期待能早日看到它发表出来。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出现包括电影、视觉研究与媒介研究等在内的跨学科、跨专业情况,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或产生或接受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我只具体讲一下我在康奈尔大学时的正面经验。每个学生都需要选择几位教授,请他们参加自己的“论文委员会”。那些教授中一定有一个或两个来自另外一个系,比如说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欧美文学、电影、戏剧等。那些教授很多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因此始终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影响学者和学生的研究与经验。美国实际上一直鼓励跨学科研究。我记得很清楚,我在1980年作为一个刚入职不久的助理教授,教一门“中国文化纲要”的课,当时邀请几个其他系的教授作客座讲座,有一位教授是研究亚洲“大米经济”的农业经济专家。我以前看过几本有关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并了解小说中所描写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可是,当我听完那个农业经济专家解释农业社会现代化和中国实践的办法,我才忽然醒悟了为什么那个时代那么注重农村题材的小说。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很笨,为什么没有早些明白这些。总之,在1980年竟然是一个农业经济专家帮我深入了解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文学研究转向汉语语言学研究张清芳:自出版《被冷落的缪斯》一书之后,您又在美国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与散文并出版文集,近年还从文学研究转向语言学研究,请问触发您这种研究“转向”的原因是什么?还有,顾彬在《二十世纪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的前言部分说曾受到您的一些语言观的影响,您怎么看?耿德华:我认识顾彬但不能说很熟。我不太明白他所说的“语言观”是什么意思,我写了两本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书,一本是20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写中文》,我用的方法他可能喜欢。早在20世纪80年代,康奈尔大学汉语历史语言学家梅祖麟教授邀请我参加现代汉语的语法转变问题研究。根据语言学的看法,任何语言的词汇在历史上都以比较快的速度有所改变,可是文法却转变得很慢。文法之所以改变的原因,研究者只好假定,譬如是不是社会文化有所改变,或者是不是一种语言的深层结构里,文法因素之间有规则性的摩擦,像一座火山里边引起爆发,引起文法的突变。梅教授知道我不是一个语言学家,更不是一个历史语言学家,可是20世纪60年代当我读本科时,因为生成语法等理论和早期计算机研究方法的出现,语言学和文学风格学很有前景,语言学家和修辞学家已经开始把文学当作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我上过这类课,后来读研究生也上,包括汉语语言学课。所以我接受梅教授的建议。不过,虽然我加入梅教授的研究项目,可能对他关注的历史语言学问题有所帮助,但是我研究的目的是文学风格学。研究文法和语法,我觉得是现代语文风格转变的一种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另外也应该注意修辞与句子跟句子之间衔接方式的创新。而且,我的研究范围限于书面语。这项研究后来就成为《重写中文》一书的主要内容,关注语文标准化、规范化的过程。梅祖麟教授还曾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语文在文法上有深刻的改变?”所以,我研究文学不能只看语言的问题,我要注意怎么能够用语言学、修辞学和另外一种研究方法——Sentence Condition(句子环境)。钱锺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在20世纪80年代与我同时关注Sentence Condition的研究方法。Sentence Condition就是指句子用什么方法来联系,句子里面有什么内容,一段中的几个句子怎么互相联系。我举一个例子:我读巴金小说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段是讲一个女人快要淹死了,一个男孩子划船去救她,他挥挥手,她大声地尖叫,他回答,他她他……在19世纪一定不会有这样的句子,一定会用另外的文字来说明是谁在说话,谁在挥手,可是巴金可以做到,而且我们一看文字就知道写的是谁。此外,研究语文规范化的过程中,不能不注意汉语方言风格的问题。而且,我正在进行研究时,中国大陆、港台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各种领域同时在扩大,其中有大量的作品是方言风格。因此,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研究中国当代媒介的方言用法。在研究媒介的方言用法时,我找了很多人帮忙,因为我只会说几句广东话,但那根本不足以去研究中国香港的方言,所以我聘请了学生当助手,也去采访别人。我一直都依赖中国人,有华裔和中国国内的人帮助我。为了进行这种研究,我会采取某些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和理论,譬如研究说某一种方言在整个社会的所有方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每个地方拥有的不同方言的相对层级。可是严格来说,我的研究是风格学,是研究作家与媒介作品所“安排”的语言表现,试图分析每一种作品的独特方言用法,并不是社会“自然”语言的用法。因此,我的书名是《渲染地域:当代汉语媒介的方言用法》。(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芳精彩推荐:深入学习“四史” 加强思想建党黑格尔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内在逻辑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的新的文学形式,关于底层文学的概念,李云雷认为:“底层文学是一种表现底层、代表底层利益的文学形式。它描写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代表底层人发出声音。”[1]这一表述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反映受压抑的下层群体生存状态的文学形式,其创作内容与特色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目前,学界关于底层文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底层文学作家(如贾平凹、阎连科、刘庆邦、方方、陈应松、罗伟章、曹征路、迟子建等)作品的研究,主要解析作品的思想主旨、叙事手法、人物形象等;二是对底层发声的研究,讨论底层发声的可能性,以及知识分子如何代替底层发声,如南帆[2]认为,底层无法自我表述,又无法理解精英话语,因而成功的底层经验表述应该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三是对底层苦难书写的研究,重在探讨以何种方式来表现底层的苦难,如洪治纲[3]认为,底层作家在叙写底层生存的苦难时,缺乏必要的叙事节制和独特有效的理性思考。本文拟以范小青的《城乡简史》和《南来北往谁是客》为样本分析其差异,探究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与困境。一、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范小青是当代文坛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其小说《城乡简史》(发表于《山花》2006年第 1期)和《南来北往谁是客》(发表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 9期)是近年来底层文学的佳作。在这两部小说中,作家范小青都关注了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以细腻、深刻的笔触对他们给予了人道主义关怀,在文坛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城乡简史》通过城乡间的鲜明对比,反映出了城乡底层人物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巨大差距,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关注,并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南来北往谁是客》则记录了城市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两部小说同样是书写底层人物的命运,但其间范小青的创作已有了明显的变化。而范小青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折射了我国文坛近年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精英话语转向底层发声关于底层文学的创作,作家们习惯于站在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用俯视的姿态对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进行观照。例如,贾平凹创作的《高兴》,书写了农民刘高兴进城拾荒的故事,尽管刘高兴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着,但他依旧诚实善良、积极乐观。贾平凹似乎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快乐与贫困无关,即使生存不易,精神世界也不能贫瘠。[4]再如迟子建创作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描写了一位去乌塘排解丧夫之痛的女性,“我”在目睹了乌塘人更大的悲痛之后,产生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化解自身伤痛的同时表达了对底层人物的深切关怀。[5]此外,还有王安忆创作的《民工刘建华》、罗伟章创作的《大嫂谣》、孙惠芬创作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这类底层文学创作的共同之处在于,具有普世情怀的作家们,凭借自己对时代生活的把握,关怀、同情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并力图以文学的方式将其反映出来。范小青的《城乡简史》更是此类作品中的佳作。《城乡简史》以一个账本为纽带,连接了城乡两个家庭的生活,通过强烈的城乡对比,书写出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好奇与向往。在叙事手法上,《城乡简史》使用了第三人称,以“他看”的目光书写故事。作品中,城里人自清家中积书成患,在捐书时错将一个账本随其他书籍寄到了贫困小学,最终分配到了王才家。王才对账本中折射出的城市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决心成为城里人。经过长途跋涉后,王才终于带领全家人在自清所在的小区车库里过上了城里的生活。在范小青笔下,叙事者与人物之间是一种观看与被观看、审视与被审视的关系。自清、王才、账本处于被认识,被诉说的状态,而叙事者既能看到自清的日常生活,又能目睹到王才一家的一举一动。范小青将自己对城乡关系的理解融入其中,根据人物的身份性格,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采用双线并行的写作方式,一边书写家境富裕的自清寻找账本的过程,一边叙述贫困的王才一家努力成为城里人的过程,两种声音交替并行,为读者呈现出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故事情节。近年来,范小青的创作视角慢慢从俯视变为平视,力图放下知识分子的高姿态,如同底层人物自身创作作品一样,写出带有底层真实痛感的文字,真正为底层人物代言。在《南来北往谁是客》中,范小青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城市房屋中介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我”是一个房屋中介,每日寻找房源、登记房客、打扫卫生,过着忙碌琐碎的生活。小说中,“我”既是小说中的叙事者,又是主人公,“我”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心理活动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由于第一人称制造出了一种自述的语言气氛,形成了一种独白式的叙事话语,所以该作品收到了底层人发出自己声音的效果。近年来,底层发声的真实性成为影响底层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不论是生活在底层的作家(如打工作家)的创作,还是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作家的写作,都在试图展现底层人物生活的最真实一面,以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改变底层无声、无言、无权的弱势状态。范小青的创作,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将专业作家的艺术水准与底层发声的真实感结合起来,这无疑代表着底层文学创作的新方向。
这是我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今天贴出。第一章 中国文学中佛的印迹1.1 中国小说中的佛:以《枕中记》为例 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宋时代的传奇,在佛教影响下的唐宋传奇出现了一批以“梦境”为主题的纪梦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沈既济的《枕中记》。《枕中记》说一个姓卢的书生在一家旅店遇到了吕道士,向他倾诉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吕道士给他一个枕头,让他睡觉。梦中,卢生娶清河崔氏女为妻,并高中进士,由于兴修水利,深得百姓拥护,升为节度使,又开疆拓土,官至丞相。却遭人诬陷,被抓下狱,被贬流放。几年后,被皇上召回,重新任职,并再次官至丞相,子孙满堂,经过几次大起大落的卢丞相想辞官归田,皇上不许,在宣诏时,卢丞相去世。卢生醒来后,发现梦中一切都化为乌有,这时吕道士告诉他,自己煮的黄粱米饭还没熟呢。卢生才明白,一切悲欢离合,不过是一场梦而已。《枕中记》启示人们,人世间的宠辱穷达皆如过眼烟云,恍如一梦,正如从这篇文章中引申出的成语“一枕黄粱”“黄粱一梦”一样,名利终归是梦一场。告诫人们人生如梦,短暂易逝,要珍惜眼前,珍惜现在,脚踏实地,淡泊名利,知足常乐,这对于贪恋权钱的人有很好的警示作用,也是该篇能流传千年的原因。梦境小说在中国古代就有了,比如著名的《庄生梦蝶》,庄子不知道是自己还是蝴蝶了,这是朴素的变化观,是中国道家的思想,但是还不够系统,如果仅凭庄周梦蝶这样一个故事,很难写出真正的梦境小说。系统的梦境小说和理论产生于印度,跟佛教的思想有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提出了关于人生的看法,即无常论。他说“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所以宇宙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定相,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一切都不是永垂不朽的。“我”也是不存在的,是“无我”的。佛教认为,人生如梦,所以梦如人生,很难分清自己到底是是梦是醒,当我们以为自己是清醒的时候,说不清还在做梦中呢,既然是一场梦,那么就不要分清是梦是醒,只管做好做完这个梦罢,给你一个梦,就好好享受它。当梦结束的时候,便结束一切因缘际会,终结刹那光阴,然后轮回转世,重新开始另一段梦,如此循环往复。佛教还认为记忆与时间也是一场梦,既然我们都是轮回转世的,前世今生有多少失去的记忆?我们又有多少次拿别人的记忆来当自己的记忆?前世今生谁是我,今生来世我是谁?既然没记忆,那就没我,梦都不是自己的,何来我?这就是佛教的“无我”。可以说,《枕中记》受了佛教思想的极大影响,从中可以看出佛教的盛衰无常感,这说明,佛教思想对于唐传奇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梦境小说”在唐传奇中很多,后来又产生了《南柯太守记》《秦梦记》等文章,《南柯太守记》写法上与《枕中记》有相同之处,通过梦境顿悟到了人生无常,繁华富贵皆是虚妄。但是《南柯太守记》在写法和描写上比《枕中记》更为生动了,显示出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由此我们可见中国小说中佛的印迹比比皆是,佛教思想对于唐传奇有很深的影响,那么其他的文体,比如戏曲中又有哪些佛的印迹呢?1.2 中国戏曲中的佛:以《牡丹亭》为例 《南柯太守记》等在后代流传甚广,留下了“南柯一梦”等成语,明朝戏曲家汤显祖曾经据此改编为剧作《南柯记》,是著名的“临川四梦”之一,临川四梦写了四个以梦为主题的故事,其中最出名的要数《还魂记》 了,也叫《牡丹亭》。说到《牡丹亭》,很多人都知道它是一出中国古典名剧,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故事的素材其实是来自于佛经的,查德元先生说这个戏曲素材取自佛教名著《法苑珠林》。查先生说,这个故事记载在佛经中,是高僧说理时举的例子,说的是晋代武都太守公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似曾相识的少女,这个少女对他说,她是前任太守之女,当时曾经见过他一面,对他心生爱慕,却相思不得,阴阳相隔,希望他能来找她,再续前缘。他一连数夜都做了同样的梦,循着线索去找,果真找到了,于是私定终身,两情相悦。但是好景不长,前任太守打扫女儿坟墓的时候发现了蹊跷,就这样,秘密被拆穿了。这天夜里,公子在梦中听见那位少女十分悲切地哭诉说,她才复活,但是棺木被打开,于是只能永别了。这个故事是宣扬佛教的生死轮回的,本来是个很平常的故事,《法苑珠林》收录这个故事,可不是宣扬爱情的,而是将它放在“邪淫部”,告诫人们邪淫是恶,色欲是祸,所以要禁欲,看了这个爱情故事,再听一段说教,难免大煞风景。但是这个离魂复生的故事却在普通文人心里激起层层涟漪,中国文学中很多作品都歌颂还魂复生的爱情,比如唐传奇《还魂记》以及据此改编的元杂剧《倩女离魂》等等,汤显祖看到这一故事素材后,剔除了糟粕以及说教成分,利用该素材写下千古名曲《牡丹亭》,《牡丹亭》中杜丽娘看了柳梦梅的画像,“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第一眼便注定了生生世世,柳梦梅在千里之外也与她心有灵犀。后来杜丽娘相思不得,又得到封建官僚父母的阻挠,便饮恨而去,死去以后再离魂,复活,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查先生说:“作者借以塑造杜丽娘、柳梦梅悲壮动人的典型艺术形象,来揭示展露封建礼教与青年爱情的尖锐矛盾,揭露封建时代婚姻制度的冷酷与虚伪”,赋予了它渴望自由,反封建礼教的积极意义,原本一个普通故事,在汤显祖的生花妙笔下一下子脱胎换骨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的素材大多是来自于佛经。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佛经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众多素材,不管是人物还是情节,不管是小说还是戏曲都是如此,通过探索中国文学中佛的印迹,我们可以看出佛经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下面便重点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来论述佛经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第二章 佛经文学对于《西游记》的影响2.1 对于《西游记》人物的影响:以孙悟空形象为例 说到中国小说中佛的印迹,就不得不说到中国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与《封神演义》,《封神演义》虚构了释教(即佛教),道教和截教三大势力,而各方势力中都有能人异者,这些所谓的 “能人”大多照抄自佛教神话人物,只不过都被作者改了名字,被中国化了,比如魔家四兄弟,便是来自于佛教神话中的“四大天王”;号称“哼哈二将” 的郑伦与陈奇便是来自于佛教神话中的金刚密迹和散脂大将;韦护便是来自于韦陀天神;几位道长,比如燃灯道长,慈航道长都是以佛教中的佛和菩萨为原型。这里还是就《西游记》来说说自己的看法,《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鲁迅在做《古小说钩沉》的时候说孙悟空来自于江淮神话,他举了《太平广记》中的一个例子,说明孙悟空的原型是“无支祁”,而记载无支祁的《太平广记》则是辑自唐朝李公佐的《古岳渎经》,其作者正是前面写《南柯太守记》的李公佐。鲁迅认为无支祈被大禹锁在龟山脚下,孙悟空则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两者有相似之处。对此,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这个无支祁是个什么样子呢?既是淮水之神,理应管理好淮水,为两岸百姓造福,他却结交山妖石怪,发洪水冲毁房屋,兴风作浪,祸害一方,因无恶不作,被大禹锁在龟山脚下,镇压在淮水中,这么一个穷凶极恶的妖怪形象怎么会是孙悟空的原型呢?如果说白猿猴都是孙悟空的前身,那么《补江总白猿传》《陈巡检梅岭失妻》中的猿猴更像孙悟空,其实,《封神演义》中的“梅山七圣”中的老大是个猿猴,它倒是很像这个猿猴。那么孙悟空的原型到底是谁?毕竟推翻结论容易,立论就难了,胡适在《罗摩衍那》中找到了神猴哈努曼,说这就是孙悟空的原型,《罗摩衍那》是古印度著名的史诗,里面的哈努曼是个神猴,其原型是印度的长尾叶猴,它的长尾高翘宛如旗杆,孙悟空变幻多端,却常常忘记收起尾巴的情节,使人很容易的联想到长尾叶猴。他们的相似之处很多:比如神通广大,七十二变,腾云驾雾,移山倒海,曾经吃了龙珠粉成为不死之身,武器是一根棒子等等,哈努曼的这些简直与孙悟空如出一辙!并且,胡适还说《西游记》中著名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也是采取《罗摩衍那》记载的“楞伽城大战”中大闹无忧园的情节,陈寅恪与季羡林都同意此说法。孙悟空的对手二郎神也有明显的印度痕迹,他的“天眼”即第三只眼来自于印度教主神湿婆的第三只眼,这是一个明显的借鉴举动了,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梵天与毗湿奴斗法,变成各种动物,最后发现了一根柱子,是湿婆的林伽,原来他们到了天涯海角也逃不开湿婆,于是两位大神把湿婆奉为最伟大的神,看到这里,你似乎看到了很多《西游记》的情节,比如孙悟空与二郎神争斗,变成各种动物;又比如孙悟空翻到了天涯海角,到此一游,却发现原来是如来佛的手指,“翻不出手掌心”,这些《西游记》中的著名情节都来自于印度教湿婆的故事,佛经显然也引用了很多印度教典籍,那么这些故事再随着佛教文化传入敦煌变文,民间故事,也是可以的,既然二郎神能借鉴印度神话,孙悟空也可以。所以有的专家说,孙悟空既有无支祈被镇压在山下的遭遇,又有哈努曼的神通广大,显然这是一个结合体。2.2 对于《西游记》情节的影响:幻象、因果与轮回对《西游记》影响最大的就是《大唐西域记》了。《西游记》中的妖怪是按照地理顺序排序的,而那些地理顺序也是参照的《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还记载了很多印度传说,比如恶鬼假扮神仙吃信徒的故事,启示人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象,正如《枕中记》一样,一切都如过眼云烟,人生如梦幻般虚无,这正如《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里《金刚经》体现的正是佛教的“无常观”,万物皆非实有,都如同梦幻泡影,看起来光怪陆离,轻轻一碰,烟消云散,人世无常,谁也无法知道下一秒的事情,所以佛教渲染了悲观的宿命论。回到《大唐西域记》中的那个故事,恶鬼懂得法术也可以扮作神仙,还居然有人相信他,膜拜他,真是怪哉!《西游记》中多次出现这样的情节,比如金角大王变了一座华美的建筑,把唐僧师徒骗来;黄袍怪幻化成了小雷音寺里的“如来”,其实也是妖怪,而唐僧却发现不了,见到假佛也照拜不误。除了实体的建筑幻影以外,《西游记》中多次说:“红粉佳人就是白骨骷髅”,即说女人也是假象,里面很多妖怪都会变幻成美女,比如说蝎子精变成了女儿国国王哄骗唐僧,蜘蛛精则变成了七姐妹。对于这一点,不光《西游记》受此影响极深,蒲松龄也受其影响,在《聊斋》中的名作《画皮》便是例子,恶鬼披上画皮就是美女了,蒙骗了那么多愚昧的人,警醒人们要有一双慧眼。《西游记》中的老鼠成亲故事也很著名,白鼠精抢走了唐僧,要和他成亲,一天后便迫于李靖的压力放唐僧西去取经,这一段让人唏嘘不止,有个佛教故事与之相似,叫做《千年等待》,说一位女子化作石桥为了见心上人一面,五百年只等来一次回眸,这时佛告诉她,那人为了看你一眼,他已经等待一千年了。这个故事和《西游记》中的白鼠精等待唐僧,最后也只换来一日相处异曲同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里要说的是,老鼠与唐僧的前世金蝉子有过一段情,这里的唐僧前世中的“前世”便是轮回说,这是印度神话的最精髓部分,后来也被佛教所继承,轮回说起源于古印度哈拉帕文化中的转世与灵魂不死之说,在中国民间,轮回说有很大的影响,在民间很多百姓不懂佛教,也不知什么信仰,但是他们一定知道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一定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生受的罪是前世造的孽,对于这些,百姓们早已耳熟能详,他们丝毫不觉得这些话很难懂,这就说明佛教教义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文化。《枕中记》《南柯太守记》就表现了浓重的盛衰无常的虚幻感以及无法抗拒的宿命色彩。关于轮回说,在中国文学中也很常见,《三国演义》的前身《三国志平话》中说由于汉高祖杀韩信,阴司判决汉高祖投胎为汉献帝,韩信转生为曹操去报仇;《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前世便是灵石与仙草,一切都已是命中注定;《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便是天上星宿下凡转世,替天行道;《说岳全传》中的岳飞也是大鹏金翅鸟转世,这些都是轮回转世的例子,老百姓也不以为异,对此也津津乐道。一些故事也以轮回作为主题,比如唐代袁郊的《三生石》等。《西游记》中的轮回转世比比皆是,《西游记》中金蝉子本是佛,被罚下界成为唐僧,历经八十一难,最终成佛,这便是轮回;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被罚下界成为野猪,这也是轮回;沙和尚本是卷帘大将,被罚下界成为沙怪,这还是轮回,可以说,《西游记》也是一本轮回小说,现在的穿越小说便主要有两种:时空穿越(基督教神话)和生死轮回(印度神话),这说明了这些生生世世的学说在今天仍然蔚为大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人认为佛教的轮回思想对于《西游记》是一种思想指导,这是有待商榷的,因为《西游记》很明显是一部披着宗教外衣的世情小说,不像欧洲的宗教神话小说那样恪守宗教原则,所以轮回只是为《西游记》提供了题材,而不是思想。佛经使得《西游记》的情节大大丰富了,那么《西游记》到底对佛教文化是何态度?是“扬佛抑道”还是“扬道抑佛”?2.3 对于《西游记》思想的影响:扬道抑佛或扬佛抑道?关于《西游记》是何主旨,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西游记》贬低道教,认为这些是对明世宗迷信道教的讽刺,嘉靖皇帝迷信道教,还差点被宫女刺杀,但他执迷不悟,不仅对道士惟命是从,还把道士任命为礼部尚书,这种做法让吴承恩很不满,所以《西游记》中的道士没一个好东西,全是男盗女娼之徒。太上老君,寿星的坐骑都下凡做坏事,连地仙之祖“镇元子”也是尖酸刻薄的势利小人,最极端的例子是猪八戒在车迟国,居然把三清塑像搬到了茅房里面去了,真是太“大逆不道”了!也有人说《西游记》是一部儒家的经典,显示了儒家的进取精神,佛讲求的是随缘,禅讲求的是顿悟,那么玄奘为何还要锲而不舍地去取经?他应该在长安一个寺庙里苦思冥想,悟个几十年才对,他去取真经,去实践,这是儒家思想。说的也是,既然孙悟空翻个筋斗云就可以直达天庭,直奔灵山,为何要走万里路,经过几十个寒暑?其实,《西游记》中说明了,要历经万难才能求取真经,直接走捷径是不行的,这就是现代电视剧歌曲中所说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修行容易,修心却难,正所谓到了真灵山,也未到心头灵山,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便不能修心,这恰恰是佛法的一个体现,不经历磨难不能成佛。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西游记》是弘扬道教的,讲的是道教的“金丹大旨”,至于对道士的“污蔑”,那是全真教派对正一教派的不满。道家学者李安纲说,西方属金,虚属金,金表示元气。元气生时,容易走失在外,去西天取经,是将元气引回之意,他说《西游记》中蕴含了很多道教术语,不是道家内行看不懂。这里可以再举一下《封神演义》的例子,《封神演义》中有十余处引用道教经典《黄庭经》,并且都同悟道修真、静心定性联系在一起。道教的内丹理论有出阳神的说法,《封神演义》中也“阳神出窍”的描写,难怪有人说,《封神演义》的作者大概精通炼丹。也有学者不同意此观点,认为《封神演义》与《西游记》中的确有很多内丹理论,但不一定非要是道士,精通金丹法者才写的出,倘若作者找一本道教典籍参考,也是可以的。《西游记》书中的章回题目多是内丹修炼口诀,书中的配诗大都出自紫阳真人张伯端的《悟真篇》,吴承恩可能是拿了本紫阳真人张伯端的《悟真篇》去参考的。罗贯中不需要穿越回东汉末年就可以写出《三国演义》,因为他可以参考《三国志》《三国志平话》等等书籍,这就是例子。关于扬道抑佛还是扬佛抑道,客观地说,吴承恩既不偏袒道教也不偏袒佛教,纯粹是增加趣味而写了那些打妖怪的事,如果他只写法师如何吃苦辛劳,那就成了历史游记了,至于有的妖怪是谁的坐骑.这些怕他也没多想,顺嘴就编出来了。吴承恩有意平衡佛道,出现一个佛的坐骑,就再来一个仙人的坐骑,太上老君,寿星,观音,文殊,普贤,弥勒佛,他们的坐骑纷纷下界,连如来的舅舅大鹏也是妖怪,如来竟也成了“妖怪的外甥”!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两教都有赞扬,也都有贬低,玉帝,如来佛都一派官僚作风,让人生厌。关于《西游记》的主旨,我觉得胡适先生说得很好,他说,三教合一,所以各个教徒都可以从中看见自己学派的教义,《西游记》虽然取材于宗教,却并不是弘扬宗教主题。吴承恩要讽刺宣泄,却游戏笔墨,玩世不恭,幽默诙谐地写了这个故事,修行者能从中看出很多修行的道理,一般人也觉得好玩,能当小说看,舍不得放下,这正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胡适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少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必深求”。原来,《西游记》的主题之所以争论极多,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主题,取经只是一个线索,主张的其实是三教合一的思想,既宣扬儒家的忠孝思想以及进取精神,又提倡道教内丹修炼,清心寡欲,也崇尚佛教禅宗思想,宣扬佛法无边,鲁迅当年评价《红楼梦》的经典语言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里对于《西游记》也可以做类似的评论,“道家看见金丹采炼;儒家看见奋发向上;佛家看见因果报应,一般读者看了觉得好玩”。说到底,《西游记》不过讲了一个趣味盎然,有声有色的神话故事,说到底,它不过是小说,不要看到太多东西,就像当年被批判的胡适红学思想一样,一部小说不要总是衍生延伸到太多东西,小说就是小说,仅此而已 。第三章 印度佛教文学影响的途径与原因3.1 佛教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原因探析 《西游记》中有玉兔变作天竺公主一节,其实月宫中的玉兔便是来自于佛经文学,是个典型的舶来品,来历是帝释天化作一老夫,让狐狸,猿猴,兔子为他觅食,结果,猿猴靠体力,狐狸靠智力取得食物,唯独兔子空手而归。兔子一气之下,居然投火自焚,帝释天被其感动,便把这只兔子升到了月亮中,成为了月宫玉兔,这是佛经神话融入中国的典型。《搜神记》中很多故事来自于佛经,比如家喻户晓的嫦娥便是来自于佛经,魏晋南北朝时代,广大百姓需要一个精神寄托,佛教给了他们安慰。但是,佛经传入中国以后,就像器官移植一样是要引发一些反应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战乱频繁,由于佛寺侵占大量土地,隐藏大量劳动力,于是太武帝,周武帝都曾经灭佛,经历几次灭佛后,隋文帝重新确定了佛教的地位,佛教在隋唐又盛极一时,并且吸收了儒教,道教的精华,所谓“三教合流”。只是,那么多外来宗教,为何佛教对中国影响巨大?为什么基督教影响不大?事实上,基督教在唐朝就传入中国了,叫做“景教”,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流派,那么基督教为何不在唐宋融入中国文化?为何《西游记》中有佛的印迹,没有基督的印迹?为何孙悟空不拿个十字架做武器?其实,基督教之所以不被中国人理解,主要还是教义方面,它的很多学说,比如“原罪说”“末日审判说”,很多中国人无法理解,没有“轮回说”“报应说”来的好理解,这主要是个文化差异的原因。说到文学方面,这些“原罪说”“末日审判说”很难为中国文学提供人物,情节,思想的借鉴,所以它们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就不大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佛教与道教在某些方面,比如超脱,节制欲望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唐朝才有“三教合流”。在明朝,罗清创立的“罗教”便是把佛教,道教合二为一,由于佛教认为无“我”,道教也认为无我,所以佛道有共同点,故明朝时产生了合二为一的“无为教”。说到这里,我想说一说鲁迅所说的“吴承恩不懂佛教”,鲁迅在看了吴承恩的诗稿后说吴承恩是佛教外行。的确《西游记》中有很多佛教常识性错误,比如把《密多心经》写作《多心经》,其实“密多”是梵文“到达”之意,不能分开的,这些硬伤显示了吴承恩是佛教外行,但是鲁迅表示,就算他不懂佛经,也可以通过融入笔记志怪小说中的佛教故事来写。吴承恩懂不懂佛经,这里不再讨论,但是明朝时代,大家对于宗教已经很世俗化了,《西游记》中将观音写作美女,有柳条观音,鱼篮观音等形态,读者并不认为这是对观音的不敬,在“试禅心”一节中,四大菩萨变作一母三女,要招唐僧师徒做女婿,以考验唐僧师徒,其中三个女儿便叫做“真真,爱爱,怜怜”,这是明朝常用的歌姬名,吴承恩大胆地将歌姬名用作菩萨化身名,显示了明朝对于宗教的宽容,也显示了明代市民文化的兴盛,还有一个例证便是源自佛教,表示“女居士”之意的“优婆夷”,在宋明时代变成了妻子的代名词,演变为“老婆”,一直沿用至今,这不正显示了宗教的世俗化?《西游记》中的人情世故其实也很多,所以《西游记》实在是一个披了宗教外衣的世情小说。3.2 佛教文学影响的途径以及中华文化的根本特性其实,佛教文化本来也是吸收了很多印度教文化而完善的,印度神话中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其神话具有时代性,很多吠陀神话并未消亡,而是进入了婆罗门神话,婆罗门神话演变成印度教神话,有些又进入了佛教神话,层层累积,使得各个时代神话彼此关联。印度教神话的诸神被佛教吸收,在佛教神话中全都“被皈依”了佛门,不过名字就都改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天龙八部。比如“天龙八部”中的二十诸天,即二十位天神,其中有因陀罗(叫帝释天),有梵天(叫大梵天),有湿婆(叫摩酰迦罗,即大自在天,大黑天),有毗湿奴(叫那罗延天,即毗纽天,遍入天),有梵天之妻妙音天女(叫大辩才天),有毗湿奴之妻吉祥天女(叫大功德天),有湿婆之子室健陀(叫韦陀天),有阎摩(即阎罗王)等。可以说,很多印度教的主神在佛教神话中仍然是天神,但是已经变成了佛的护法,难怪印度教徒不待见佛教了。印度神话最早的阶段是吠陀神话,吠陀神话中国的主神叫做因陀罗(Indra),他是主神,同样也是雷神和战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是雅利安人信奉的神,因为北欧神话中,同样是雷神和战胜的奥丁也是主神,但是因陀罗很快就没有了地位,随着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前身)的开展,所崇拜的神逐渐发生了变化,吠陀神话中火神阿耆尼(Agni)演变成创造神梵天(Brahma),而凶猛异常的楼陀罗(Rudra)演变成破坏神湿婆(Shiva),再加上原先的守护神毗湿奴 (Visnu)成为了婆罗门教的三大主神,而原先吠陀神话中的神明大多被保留下来,但是几乎都降级了,比如说“主神”因陀罗,只保留雷神的称号,战神之名被湿婆之子鸠摩罗继承。那么到了反婆罗门教的佛教时期,情况会如何呢?佛教本来没有神明,后来到了大乘佛教时期,不管是吠陀神话还是婆罗门神话中的神明,一股咯全部继承,但是,还是要全部降级,于是就形成了佛,菩萨,罗汉,伽蓝,护法神的神仙体系,比如说吠陀神话与婆罗门教神话中的因陀罗,梵天,湿婆在佛教神话中分别叫做“帝释天”、“大梵天”和“大自在天”,他们的地位最低,只是保卫佛的护法,这些护法神多是以前印度神话中的神明,佛教经典《法华经》里面就说,在灵山会上,佛讲法,结果天上落下花雨,听讲的天龙八部们都被感动了,全部皈依佛门,这当然只是佛教的一种斗争手段罢了,把对方的经理全部变成了保安。但是,很多作品都把印度教神话与佛教神话混淆了,比如说著名的奇幻巨作《圣传》,事实上用了印度神话中的因陀罗与阿修罗战斗的故事,取材于吠陀神话的天界设定,但是诸神的名字却都是他们在佛教神话时代的名字(比如帝释天等),印度教神话的情节,佛教神话中的名字,被杂糅起来了。《圣传》传到中国以后影响了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通俗畅销小说,比如郭敬明的《幻城》,沧月的《镜》等,可以说中国东方奇幻文学大多源自印度神话。由此可见,佛教神话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而且对于现代的通俗小说也有较大影响。佛教文化之所以广博,还在于不断吸纳其他文化,比如佛教神话中的天女本来长着翅膀,传至中国后,与中国御风而行的飞仙结合,这才有了天女散花,花雨漫天的飞天,这便是佛道文化融合的典型。这再回到《西游记》上面,前面说到的孙悟空,他既有无支祈的勇猛,变化多端,又有哈努曼的虔诚,忠心,翻筋斗云,所以,中国文化兼容并包,既有直接来自于佛经的,也有佛经化于中国文化而间接影响的。孙悟空既有哈努曼又有无支祈的因素,是一个结合体。但是也必须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中华文化独树一帜,而没有成为印度文化的子文化?这是因为我们在兼容并蓄其他文化的同时,还保留了自己文化的特色,中国神话比较松散,中国的儒家历来也不重视神话,不过即便如此,中国的神话作为“旁门左道”还是对文学有极其巨大影响,比如魏晋的志怪,《博物志》《搜神记》很多便是取材于《山海经》《淮南子》,唐宋的传奇,也大多化用了神话情节,比如《游仙窟》《古镜记》等。《山海经》中的“九尾狐”(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演化为狐妖,更是一直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从《任氏传》中的狐女到《聊斋志异》中的美女狐,而无支祁也和哈努曼结合成了著名的文学形象—孙悟空。从《山海经》到《淮南子》《楚辞》,再到魏晋志怪,唐宋传奇,明清小说,可以说中华文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根,同时,我们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文化壮大自己,所以我们的文化才能延续数千年而不断绝,鲁迅说,拿来主义,拿来,为我所用,也不要忘本,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之道。
“文学多元文集”是一系列关于加拿大文学与社会联系的论文集,侧重于种族,民族,语言和文化等主题。这些文章探讨了相关问题的关系,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世代之间的动态关系;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在土着和魁北克社区的意义; 语言政治; 新的生活写作领域; 和辩论的国际层面。他们共同展示了本世纪末加拿大和魁北克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宝贵画面。贡献者包括:Himani Bannerji,George Elliott Clarke,Kateri Akiwenzie-Damm,Hiromi Goto,Sneja Gunew,Jean Jonaissant,Smaro Kamboureli,Eva Karpinski,Janice Kulyk Keefer,Myrna Kostash,Lucie Lequin,Nadine Ltaif,Arun Mukherjee,Enoch Padolsky,Nourbese Philip,Joseph Pivato,Armand G. Ruffo,Tamara Palmer Seiler,Drew Hayden Taylor,Aritha van Herk,Ma?rVerthuy和Christl Veryn。这是Broadview出版社和加拿大研究杂志的共同出版物。评论“为差异的文化建构,”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以及当代加拿大文化和文学的意识形态加载提供了许多有见地和充满激情的见解。” - 加拿大的书籍
老一辈人常说“书法是人的脸面”。确实,别人看你写一笔狗爬也似的字,脸蛋再漂亮也没戏。跟一些明星似的,自以为美,而观者匿笑,皆知是会动的人形草包。书籍更是如此,所以封面上的题签特别重要。装帧可以朴素,书名却一定要请名家题写。书法家平时写字可以纵肆任情,题署书名则都要敬慎从事,否则把别人脸给画花了,自己也丢人。书名都很短,就几个字。要在这其中显示出写字者的学养气度和书本身的性质,更是很大的考验。过去,沈尹默先生是大陆最主要的书名题写者。先生过世后,主要是启功先生,南方则以顾廷龙、陈沚斋先生最受称道。这也代表了书坛地位,不是江湖和市场书家能揽的活。在江湖和市场上名高价也昂的先生,读书人都不认,并不想让他们来使佛头着粪。台湾则以于右任、张大千、台静农、贺其燊、汪中诸先生最著名。贺先生似乎专为东华书局题,瘦金体,非常有特色。汪先生则遍及广文书局及联经、河洛、学海各出版社。他们题名的书,在出版史上其实都有指标性作用,读者想起某本书,通常想到的就是封面上那几个非常有风格的字。许多书,读者宝爱,也与它的题签有关。如我就知道有人从不看武侠小说,是因为台静农先生题了古龙《楚留香传奇》才去买书来看的。我喜欢书,当然也先是喜欢上封面的字,开卷之前,往往坐看良久。莫里尼阿迪(Amedeo Modigliani)曾画过没点睛的女子,女人问为什么,他说:“只有知道了妳的灵魂,我才能画出妳的眼睛。”书名正是书的眼睛,书家如果把书的灵魂抓住了,则我看了书名,书的精神意趣也就一目了然,有时根本不用翻开书页。于右任先生名辈最高,招牌门榜书刊题字也最多。他提倡的标准草书,本来就以好写好认为主,故其字遍及各方,也是很好的宣传。台先生的字屈金拗铁、波折甚多,但写书的封面时特有静气,和他自号“静者”颇为吻合,故各方亦常以得其题款为荣。我的硕士论文不可能去请台先生题,只能略参其笔意自己写;倒是后来汪中老师替我的博士论文题了书名。他几个时期的字并不一样,为广文书局题写时,多有扁笔隶意;为河洛出版社题时,以米芾笔法为主;此时则由米进颜,更加沉厚了。但其实他写何绍基式的张迁碑,已经大成,非常老辣,可是不知为什么没用到题写封面上,可能是想让读者比较容易识读书名,不造成误会吧。(汪中先生题龚鹏程《江西诗社宗派研究》)(龚鹏程作品:四库所收茶典汇刊序)(龚鹏程作品:张眉叔先生撰寿序、李长吉春诗)这或许也是题写书名的原则。要很好地为书名服务,令读者看得明白、心生喜悦,而非喧宾夺主地自己炫技做耍。所以有时甚至不必落款,只在书底或内页注名题款人即可。自己的书自己题,当然可以自在些,不须自居客位,但书名好认、讨喜,仍是必要的。章草、狂草、篆籀、甲骨都不适合,以行、楷、隶体为主。题写册页或卷轴名称,情况相同。我一般是替别人题时多用行书,自作或自藏多用隶书,取其易读易检,不求奇奥。但也有用得巧的。例如这本书法师资培训班时的计划书,用了我的篆书“义在尊师”,以凸显整个计划的意义。另一本了如指掌书院书法教育的介绍,采用的是我“翰墨场中称老手”“觅句更风流”,也很贴切。上一句讲书法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娴熟翰墨,下句说这机构跟一般书法班不同,不是只教写字,还要教文化,让学生成为诗人。这些文句,就都可跟书题相呼应相发明,作用等于书题。虽然题写书名也可有这类巧思,整体说来却还是比较严正、比较谨慎的书写,可发挥的余地不多,跟匾额类似。形式及风格要求基本固定了,也不要求什么变化。就像沈尹默、启功先生他们那样,题一百种书,并不需要有一百种风格。但我以为这也不是僵化的,其中仍可以有些变貌,针对不同的书和其性质,略作变化。例如为长辈写,最难,要以恭敬端严为主。而我替张梦机老师诗集写书名,则尝试在谨肃中略显点兀傲之气,用来表示老师坚毅却有逸趣的性格。帮朋友题,可以松缓些。如果不是高文典册式的书,而是随笔、杂俎、札记之类,那就更好了,可以不那么持重。稍微放佚些,朋友也不致见怪。这种不同,稍比对底下的图例,就可看得出来。可见虽一人所书,书体也一样,风格却还是可以有点变化的。(龚鹏程题《张梦机诗文选编》)(龚鹏程题《柘园书话》)底下的几例,不同,更加明显。《酒旗风暖少年狂》这本是谈陈独秀的,书名用的也是陈先生的诗。陈先生,生平事功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和创建共产党,学问则是文字声韵之学,对书法也很有见解,曾批评过沈尹默先生早年书法“其俗在骨”。面对这样的人物,如何题写书名,确实很费斟酌。我当然深知陈先生学问之底蕴,曾为其《小学识字读本》写过序。但这本书並非专论陈独秀,只属于一种“名人周边”的谈论,所以也不必就陈氏事功学艺方面去拟议。那么,即从书名这句诗上仿佛“酒旗风暖少年狂”之意趣好了。字要有少年感,春风饴荡、诗酒相携,秀润有致。(龚鹏程题《酒旗风暖少年狂》)《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这本,原名《支那文化史迹》,是关野贞、常盘大定,从1906年开始,先后数十次来华实地勘察的研究成果,1941年由日本法藏省出版。按民国时期的行政省区进行分类编辑,图版2531幅,分12卷,每卷附有10万字左右的解说。如此大书,编写不容易,译出再版也不容易,所以我题书名时就不能再秀润了,而要有些苍古。笔法和字的质感,都必须跟《酒旗风暖少年狂》的少年郎当劲儿有点区别。(龚鹏程题《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龚鹏程题《秘戏图大观》)《秘戏图大观》这本则是友人周安托、杜洁祥和法国的陈庆浩做的。以荷兰高罗佩《秘戏图考》为底本,配上世界各大博物馆及私人珍藏的春宫画及日本浮世绘九百余幅。不愧书名,洋洋大观,全书亦重达五公斤。出版后,轰动一时。但这样大手笔,在八十年代的台湾却还是颇犯忌讳的。因此让我题了书名,想有点门神的作用。我当时主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亦正好配合推展古代“情色文学”这块禁区的研究,所以相得益彰。我把“色情”资料,改称“情色”,这个词汇也迅速流行了起来。因此,整体上很顺利。诸君胆子大了,便继续策划出版《世界性文学大系》,分洲分国译编。不料陈水扁主政的台北市政府新闻局立刻把书查禁了。检察官传我去作证时,我一通“性文学在文学发展中之作用与重要意义”的即席演说,颇获激赏,所以也就以不起诉处理了。这是出版史上的小花边,也是《秘戏图大观》的余波。题写书名那时,即是在这个大气氛中,故字也写得怪。不甚正经之书,题不甚正经之字,圆头圆脑的“图”、大不起来的“大”,正好心情了那个时代的心情。这些时代、人情、故事,跟书牵扯联系起来,命命与共。恐怕更是书家愿意题写书名的原因。书非我着,睛由我点,滋有味哉!龚鹏程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上一篇我们学习了王充的历史和历史文献,现在我们来学习王充的文学观及其实践,看看他的文学观是什么样子,开开我们的眼界,丰富知识也是非常不错的,你们说是吗?王充论文,重有补于世。文丽而务巨,言吵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篇》)王充自己著书,亦皆有为而发:《政务》(按:王充作,已佚)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卒,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订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斯盖《论衡》有益之验也。言苟有益,虽作何害?(《对作篇》)王充论文,主张华质相符。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调倪,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超奇篇)))王充自己的文章,则因力戒浮华而不实重文采。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默,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诊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对作篇》)充书不能纯美。或日:“口无择言,笔无择文。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言燎于耳,则事味于心;文察于目,则篇留于手。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今新书既在论譬,说俗为庆,又不美好,于观不快。……吕氏、淮南,悬于市门,观读之者,无管一言。今无二书之美文,虽众盛犹多谴毁。”答日:夫养实者不盲华,调行者不饰辞……辩论是非,言不得巧……(《自纪》)王充为文,力主通俗易懂,与好为艰深之辞的扬雄,很不相同。充书形露易观。或日:“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沈。按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之读者,训诂乃下。盖贤圣之才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答日:……《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一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自纪》)《论衡》行文,深人浅出,得心应乳是其所长。但因力求对问题作深人的论证、逻辑的辨析,不免信笔所之反复申说,又有冗漫散杂的缺点。充书文重。或日:“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金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答日:有是言也。盖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寡者为下。……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少;户口众,薄籍不得少。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德约经?(((自纪》)其文(按,指《论衡》)反复话难,颇伤词费……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四》)(《论衡》)善为锋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惟内心之不光顺,故言辨而无继。(章炳麟《检论·学变}})王充既为文通俗,又不废辞赋,这又是他与扬雄不同的地方。素车朴船,孰与加漆采画也?然则鸿笔之人,国之船车采画也。(《须颂篇》)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像屈原、贾生,奏像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案书篇》)王充,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影响力特别大,为国家做了贡献,他的辞赋也是相当的给力,通俗又容易懂,这让我们学习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