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跨学科研究

近年来，我国儿童文学事业逐步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12月14—15日，“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教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山东研究院挂牌仪式在济南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观照儿童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儿童文学是指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符合儿童理解力及欣赏趣味的文学作品。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看来，儿童文学反映儿童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内容和表现形式丰富，有文学的美感及情趣。儿童文学是儿童阅读的核心资源，对增进儿童语言能力及文学艺术鉴赏能力有显著作用。据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庄正华介绍，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快速发展，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数量都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世界童书创作和出版强国比，我国仍有较大差距。第一，原创少，引进多；第二，精品少，一般性读物多；第三，创作相对繁荣，儿童文学理论和批评研究相对滞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曹文轩认为，随着儿童哲学、儿童心理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儿童的心理结构、认知方式与成人之间的根本差别。儿童文学是一种回归儿童、反映他们心灵世界的文学，在世界范畴内已经成为一个有体系、有边界的完整学科。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朱自强表示，现在我们谈论儿童文学阅读，基本上都是讲它在培养情感、想象力、道德和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很少讲它在理性精神养成方面的功能。事实上，儿童文学从创作到阅读，都需要理性精神，因为不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建构意义上的心智活动，需要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融合。激发儿童文学批评活力与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繁荣态势相比，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较薄弱。儿童文学领域的许多问题，亟待理论批评的梳理和关注。事实上，跨学科研究是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胡丽娜看来，“五四”前后，儿童文学先驱们从各自关切的视角进入，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合力下，将儿童文学纳入儿童问题、人的问题的思潮中予以思考。儿童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跨学科色彩，具备宏观的文化视野。当前，开展儿童文学批评，不仅要秉持跨学科研究传统，而且要立足于当下语境，找寻合适的学科理论资源，探寻合适的批评路径和方法，激发儿童文学批评活力。朱自强也曾撰文呼吁，儿童文学需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一方面主动融入相关学科；另一方面，以开放的姿态，接纳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结成跨学科的“儿童文学共同体”，把学科做大做强。心理分析和童话文学的跨学科交叉，催生了当代童话心理学研究。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所教授舒伟表示，心理分析学家通过返回童心世界，将童话作为自己的资源去探寻人类精神世界，为人们揭示了童话魅力长存的奥秘所在。在他看来，童话文学已经成为文化研究、文学研究、教育学研究、心理学研究、人类学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源。兼具审美教育功能和生命教育功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将满足儿童的深层心灵需要作为终极目标。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徐妍认为，面对儿童阅读的生态危机，儿童文学创作者能否自觉地通过文学的审美功能来培养儿童阅读的自主性，既关涉儿童文学的发展，也关涉民族未来的走向。会议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和山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山东研究院承办。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杰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四十年，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方法论建构方面则略显滞后。如何借助新论域的开拓来推动方法论的探索和提升，是当下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于2018年12月15-16日，由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暨《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编辑部联合主办的“跨学科对话与平行研究”首届论坛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六十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聚焦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和人文科学内的跨界问题，深入探讨学科发展的方法论建设。论坛开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纪建勋副教授主持。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首先致辞，杨教授高度评价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并对论坛以跨学科和平行研究为着眼点来寻求比较文学方法论新路径的做法深表赞赏。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负责人暨本次论坛的总召集人刘耘华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刘教授指出，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四十年，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方法论建构方面则略显滞后，而本次论坛的举办，主要是期冀借助新论域的开拓来推动方法论的探索和提升，从而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贡献绵薄力量。本届论坛共设“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和“文学与当代技术”四个分论坛，在两天的时间内共进行了32个相关领域的主题报告，展示了文学与哲学、宗教、绘画、电影、生态、科技、法律等学科交流碰撞所激发的火花。“跨学科对话与平行研究”首届论坛一、“文学与艺术”分论坛荒野审美与艺术鉴赏来自厦门大学的代迅教授在《荒野审美意识的逻辑发展》发言中追溯了中国古代以荒野为主体的自然景观审美，并和西方视域下的自然审美及荒野审美进行了比较的历史分析，并结合卡尔松的“肯定美学”等激进的美学观念，指出荒野审美对“无功利性”感知方式和“距离说”等审美惯例的打破，将有可能发展出不同于艺术美学的荒野美学，对中国当代主流的实践派美学形成实质性的挑战。上海大学刘旭光教授的报告则以《论析艺术作品的方法与经验艺术作品的过程》为题，分析归纳了自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来，左右人们解读艺术作品的三种主要经验方式，并归纳其各自缺陷。进而在英伽登“四层次说”的基础上，引申出了经验艺术作品的物质媒介层、形式语言层、意象客体层和形上意蕴层，建构了一个具有创见性的五步经验艺术作品基本模式。杨乃乔教授的报告《从“Kassel Documenta”到“艺术文献展”——在中国汉语语境下误读与误译生成的新艺术观念》梳理了“Documenta”作为拉丁文源语及其所携带的文化观念，并从语源学与翻译研究的角度就 “艺术文献展”这个术语的翻译及创造性诠释的现象进行了精彩的阐述。 他指出，中国美术界在汉语语境下对“文献”的误读与误译，丰富性地扩大了“Kassel Documenta”的策展艺术观念，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困境中开辟新路。后人类与电影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姜宇辉教授的报告题为《后人类，加速与幽灵时间》，回顾了“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及其理论基本脉络：“机器作为异化的力量——机器作为欲望之生产——机器作为整合/转化之平台”，继而介绍并强调具有启发性的“幽灵时间”概念。同样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吴冠军教授则以《后人类主义和电影哲学》为题展开了讨论，他运用麦茨的理论提出电影成为了社会生活内部被合法打开的一个“漏洞”——“现实”中所不被允许的各种“更疯狂”的东西。而电影在晚年的拉康与德勒兹的推动之下，从后人类主义角度重铸了电影的哲学基础：“电影是真的：一个故事是一个谎言”，“电影对于讲故事的艺术而言，就像真理对于说谎”等。图像与意义江苏师范大学马凯臻教授的发言名为《比较视域下汉画像石艺术的视觉方式分析》从视觉文化的基因库中提取“拆半表现”、“物象倒置表现”两类经典的视觉方式，并追寻由此形成的视觉方式与解码方式，从而实现了对汉画像石这一个人类视觉方式的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牟春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图像带来的两重视觉的发现——谈左拉的<杰作>》，她从图像内涵的不稳定性与恒常性的两重视觉发现的角度及塞尚对统一意义的追求来重看左拉的小说《杰作》，诠解其何以导致左拉与塞尚友情决裂的这一“公案”。上海戏剧学院施錡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双树’何托：元代画家群体的一类独特语汇》，她指出在艺术史中一般认为“李郭”传统中的“寒林”“蟹爪树”“双松”在日后的绘画中被一再地复制与呈现无非是“李郭”传统在后世的延续，但是事实上其在不同阶段有着充满活力的演变，并进一步结合曹知白等人的相关画作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二、“文学与宗教”分论坛中西跨文本互释山东大学李炽昌教授的报告为《黑暗之灾与光的创造：以中国视角下的灾异概念——阅读<诗篇>105：26-36》。李教授基于汉代把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视作对统治权力的警戒与对暴政之惩罚的的两级灾异观，提出一种跨文本诠释希伯来《圣经》的方式。他由汉儒天人感应观念来重新审视《出埃及记》，指出“黑暗”之灾的降临不仅是为了彰显上帝无上的权柄与天威，更具有审判埃及和拯救以色列流亡困境的双重意义。这种宗教和世界秩序之间的关联的显露指向了《圣经》文本核心的社会政治维度。南京大学成祖明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家国同构：一个祖源神话的母题比较》。成教授用德国圣经学家赫尔曼·衮克尔（Hermann Gunkel）的形式批评理论对《诗经》中《玄鸟》和《生民》作了文本内容与叙事结构上的分析，展现了古老神话在文明发展的社会变迁中，出于统序建构和叙事合理化的需要，存在一个不断层累演进的过程。并将殷周祖源传说在流变与整合中逐步投射出的天下一统的国家秩序观念，与希伯来圣经中祖源叙述中体现出民族宗教秩序观作对比，揭示二者建构转变的可能历程。武汉大学张思齐教授作了题为《理雅各的道学研究与易学贡献》的报告，梳理介绍了 19世纪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成果，指出他对中国道教文献和《周易》文本所作的译介工作天然具有一种跨文化、跨宗教的比较视野，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优越性。宗教信仰与文学叙事复旦大学刘平教授在其《在跨文本对话中打开两个‘摩西’——莫言新作〈等待摩西〉研究》的发言中，将莫言的短篇小说《等待摩西》与古代近东经典《希伯来圣经》进行跨文本的对读，把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东北乡人柳摩西与以色列人摩西在各自时空中起伏跌宕的生命行迹归纳比较，由此建构起两种不同叙事中人物灵魂历程上的对称关系。并更进一步地发掘出小说借助对女摩西马秀美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作者自身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面对时代困境对如何安顿个体灵魂的思考。兰州大学文学院的张同胜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水浒人与摩尼教》，他以文学叙事和宗教教义的关系为阐释框架，通过对摩尼教、弥勒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源流的考镜，透视水浒好汉行迹和摩尼教义之间密切的逻辑关联。济南大学文学院的刘丽霞教授在其《中国现代基督教文学的本色化探索》的发言中，以赵紫宸的《民众圣歌集》、山东泰安马庄的耶稣家庭诗歌、赵紫宸与廉建中写作的基督教旧体诗、以及许地山的小说《玉官》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技艺或思想为例，考察近代一批知识分子以教徒身份提倡并实践基督教文学所做出的本色化努力，深化了当代对中国基督教文学自身建设的思考。经义诠解与神名考辩中国人民大学张靖研究员的发言为《翻译与基督教中国化：〈罗马书〉3:21-26的两个词语翻译为例》。以基督教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处境来考察《两个希腊语词“dikaiosune theou”和“pistis christou”的词源和诠解历史。她指出虽然通行本中文《圣经》一般把前者译为“上帝的公义”，后者译为“因信耶稣基督”，但简单的翻译下都蕴含着一个肇始自“保罗新观”出现的“因信称义”问题。上海师范大学纪建勋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明末“天主”考》。他的报告通过对利玛窦《天主实义》、罗明坚《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葡汉辞典》、《中国诗集》与范礼安的《日本要理本》等原始文献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搜剔耙梳，追溯明末“天主”译名的真正源头。进而以“天主”译名的考诠来认知与反思中西文化融合的一些基本规律，发掘这一经典案例对当今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论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以《互为方法的比较文学与宗教学》所做的发言对本场分论坛从方法论意义上给出了最好的总结。杨教授首先以西方著名宗教学家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和中国中古史研究大家陈寅恪先生谈宗教与思想的话语引入，指出比较是一种认识他者和了解自身的最好方法，跨学科的对话并非会导致互相淹没或抵消，而是能够批判自我中心的幻想，孕育出更具有建构性的理论方法。最后，杨教授通过对一个宗教学研究中“关联性”（correlation）概念的介绍，呼吁人文学科研究打通现有界限，重视并激发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学科之间，也在不同宗教之间相互阐释的可能性。三、“文学与哲学”研究哲学思考与诗学解读华东师范大学范劲教授的《<易经>和中国诗学》认为中国的美的秩序是由《易经》奠基的，其核心就是美和生相关，而生命的核心特征是“大和”。“中”的立场、“大和”的理想、阴阳刚柔的差异性结构、阴阳交替的生命节奏、交感的作用方式等，通向的是中国艺术的整体性理想。天地人和谐统一的中国诗学理想，既不是以客体、以外部环境为导向的模仿论，也不是以主体、以个体欲望冲动为导向的表现论。对中国艺术优劣的评价，关键在于其“整体性”有无刚健升进的生命力。中国人民大学赵倞老师的《书与褶——马拉美<-ix 韵十四行诗>释读》对马拉美的一首无题十四行诗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深入释读。作者从语文学和诗学的角度切入，反复寻绎吟玩诗歌的音韵、意象、象征和结构。通过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考察，作者指出“ptyx”包括“褶子”和“书”这两层含义。结合马拉美在其他作品中透漏的关于“书”的创作理想，作者认为这首诗以一种镜像的回纹结构，构成了“书”的缩微形式，在诗的最后人之书在镜中回归了天之书。上海外国语路程老师的《从维柯与赫尔德看奥尔巴赫的时空观》梳理分析了奥尔巴赫如何借用维柯和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来构建自己的基于普遍人性的“世界文学”理想。在奥尔巴赫看来，虽然二人都重视人类的早期文明形式——“诗性智慧”和神话观念，但在历史哲学上有显著差异。奥尔巴赫高扬维柯的“民族精神”，批评赫尔德的“民族主义”。他分析奥尔巴赫的历史观念中的矛盾之处，但认为其著作《摹仿论》以共时性下展开的“多元意识镜像”之一写作策略回应了自己理论可能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汪海老师的《“图像之罪”——列维纳斯与布朗肖之间的文艺理论论争》以哲学家列维纳斯和文学家布朗肖之间围绕图像（即艺术品）产生的论争入题。列氏认为图像有两种罪过，一是造成主体在图像面前迷醉，从而丧失现实行动的可能，二是图像的时间是失去了未来的瞬间，一直在延续，却僵死在那里，艺术因此无法走向他者。文学家布朗肖则将图像比作一种幽灵性的存在——尸体，认为图像中的时间并非僵死的时间，而是一种永恒轮回的时间，这使得艺术一直在召唤重新的开始。福建师范大学周云龙老师的发言为《亚洲景框与“世界图像” 时代的来临：<曼德维尔游记>中的“替补”逻辑》借用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德里达等哲学家关于图像和视觉等的理论，分析前文本《鄂多立克东游录》与《曼德维尔游记》的场景叙事和主体建构的差异，揭示《曼德维尔游记》何以成为视觉隐喻意义上透视化的亚洲镜框。但因为替补逻辑的存在，《曼德维尔游记》所确立的欧洲现代主体意识也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思想对话与理论建构山东大学冯伟老师的《从事件出发：西方戏剧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指出传统的西方戏剧研究存在以情节和文本为核心、忽视行动者和剧场的弊病；而剧场研究中的符号学方法也有着不能真正地言说和分析剧场中的交流和体验的缺陷。因此，研究者需要从事件出发，以现象学方法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视角来关照戏剧，使用有现象学背景的“具身化”概念和来自人类学的“临界”概念帮助分析剧场、演员和观众的感知和体验，消解僵化的意识形态，超越二元对立，为当代西方剧场与展演艺术提供争论的框架。北京外国语大学韩振华老师的《作为打开欧洲“未思”的手段——朱利安中国古典美学建构之解析》认为，朱利安以“中国”为方法和手段，瞄准的是欧洲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想，却总是绕道中国这块“思想工地”，通过旁敲侧击地触及欧洲的“未思”，来重新发动哲学、伦理学和美学领域的思考。在他看来，朱利安的“遮诠”式论述方法、对中国思想的后结构主义解读、所遵循的中国思想“内在性”的迷思、以及不介入和非政治性的思想倾向，蕴含颇多问题；其为“间距”允诺的孕育力无法落实，“文化间谈”亦停留于纸面之上。上海师范大学郭西安副教授的《变位与偏移：“经”的英译及其海外研究境遇》考察“经”的英译，指出将中文语境下的“经”与西方语境下的经典（classics）、正典（canon）和圣典（scripture）进行对译时，在词意上均不能完整和恰当地体现中文语境中“经”的内涵。对中国的“经”和“经学”的外译涉及如何理解中西之间、古今之间在知识系统、政教意识形态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牵连到对术语所在符码系统的整体理解。四、“文学与技术”分论坛人工智能与科学幻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程林老师的《早期机器人与“恐惑”美学——以霍夫曼〈沙人〉中的奥林匹娅为例》以霍夫曼《沙人》中的自动机械人奥林匹娅及其与主人公的关系为例，批判性地结合了延齐、弗洛伊德和森政弘等人的“恐惑”美学、心理学作品，解释及分析早期机器人形象和人机交互给认知个体带来“恐惑”审美和心理冲击的内在机制。重庆师范大学的王坤宇老师从“何为人类？”“何为后人类？”“何为人工智能？”三个问题引入，在其《人工智能电影的主题类型》的报告中，通过分析后人类话语、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电影艺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人工智能电影中关于末日核爆、人机战争、爱情、家庭伦理、生命、政治、资本和技术等不同主题，探讨影像符号下的技术主宰与失控焦虑，从而引发今天的人类对于自身存在和身份的深度思考。北京大学的王洪喆老师在题为《考古学、地外文明和克苏鲁世》的发言中详细介绍了另类考古和宇宙考古。前者作为一种二十世纪的话语，认为外星人在史前时期来到地球，留下遗迹，创造了人类和文明，却被传说和宗教描绘成神；后者往往将第三世界的考古知识再现为地外文明或者史前文明遗迹，之后成为各种大众媒介文本中反复被在现的另类历史想象。两者在洛夫克拉夫特的新哥特文本中衔接在一起并产生了克苏鲁。通过追溯两者的起源，将前人类世与克苏鲁世首尾相接，可以帮助辨识这种后人类范畴下的政治激进主义的限定性。西安交通大学的王瑶老师在其题为《〈中国2185〉到〈荒潮〉——技术时代的文化政治寓言》的发言中，以刘慈欣的《中国2185》和陈楸帆的《荒潮》为例，通过分析科幻形象背后存在的二元对立来探讨技术时代的文化政治寓言，探究新的政治主体在这样一个技术时代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而在小说里出现的解决方法其本身即是尝试对不可能性进行一些调和。反观现实生活，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是否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可能的调和性，以及这个调和的过程中主体该如何产生。媒介技术与人机关系中央美术学院的陈抱阳老师在其《作为作者的科技》中，指出技术的发展在潜移默化改变生活的同时，也为创作者们提供了各异的工具和手段，并成为创作的媒介和传递艺术理念的方式和载体。随着创作者们不断地引入数字技术到创作中， “作者”变得有些模棱两可。由此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疑问“非人类的创作者可能成为艺术家吗？”陈老师从数字理论和媒介理论出发，尝试把艺术创作中的“技术”看作共同的作者。北京大学的车致新老师通过《浪漫主义作为媒介技术——基特勒论“话语网络1800”》这篇论文，展示了基特勒对“技术”维度的突显和对福柯式话语研究的批判。基特勒通过将“话语网络1800”的历史-理论图绘划分为“线性”的三个连续阶段，即话语的生产、传播与接收，认为其分别对应着在浪漫主义时代的三种最重要的话语-功能，即母亲、诗歌和哲学。车老师根据这一话语生产的线性次序，展示了“浪漫主义”是如何在基特勒独到的分析视域中被重构为一条对话语进行生产、传播与存储的“线性回路”。南京大学的陈静老师在《反思“媒介”：数字艺术中的文本性、物质性和虚拟性》中首先对数字艺术、新媒体艺术和互联网艺术做出了区分，指出在数字艺术中，“媒介”更多地指向了实践性的、涉及新技术但并不一定是与媒介相关的技术，这使得艺术理论中的“媒介”问题变得复杂化。因此陈老师提出一种媒介认识论——从“文本性”、“物质性”和“虚拟性”三个概念出发，从艺术与技术的角度，以技术逻辑和审美逻辑两条线索对数字艺术作品中的构成机制进行探讨，从而反思以“媒介”这一概念在数字艺术理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上海交通大学张绍欣老师在《法律拟制、法律虚拟和人机关系——以“图灵测试”为中心》的发言中从“笛卡尔测试-图灵测试”和“图灵机-图灵测试”两方面探讨了“图灵测试”不仅打破了前者构建起的人与机器相区别的理性智能标准，也解构了“图灵机”构建起的“人-机”模型。因此，“图灵测试”中的“模仿游戏”是一种博弈论意义上的人机比较关系，所测“智能”乃是文本对话所拟制出的“智能”。实验中身体在空间上的悬搁隐去说明身体是一个生物-社会意义上的事实，而主体-个体意义上的人的终极则是一种“幽灵”。“跨学科对话与平行研究”首届论坛合影论坛总结及闭幕式12月16日下午5点闭幕。江苏师范大学艺术史专家马凯臻教授、山东大学希伯来《圣经》研究专家李炽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专家范劲教授以及河海大学德勒兹研究专家吴静教授对大会的四个分论坛作了精彩的总结。最后，刘耘华教授致闭幕词，感谢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嘉宾学者和各方人士。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者对会议的纯学术品味以及高水平、高质量的成果展示赞美有加，并强烈要求将论坛常态化，以进一步推进文学艺术与其他人类知识形式的跨界对话，为我国人文学科的学术创新做出新贡献。（本文原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论的探寻——“跨学科对话与平行研究” 首届论坛综述》）

张伟然（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伴随现代学术发展，学科划分越来越细，隔阂渐深。而在跨学科研究这一热点的刺激下，学者一方面想要寻求更多来自其他学科的火花以促进自身学科的拓展，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希望在跨学科的同时，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近期，上海书评采访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张伟然教授，请他从个人研究经验出发，谈谈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学与地理。张伟然师从谭其骧先生，长期从事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是他十几年来在文学地理方面研究成果的一个集中呈现。在张伟然看来，分区是地理学的一个核心技术，那么，当文学的材料遇到地理学的技术，该如何处理跨学科中的“你”与“我”？本次访谈即围绕文学与地理分区展开。《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2014年出版的《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是您长期以来在文学地理方面的研究集成，作为一位有地理学背景的学者，怎么在文学中发现地理问题？张伟然：这个问题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经历来谈。我从小爱好文学，大学很意外地读了地理系。起先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关系，还想过转中文系。当然那个年代讲究服从专业分配，这种愿望一般不可能实现。后来到大三的时候，选了门《山地气候》课。任课老师一天到晚在课堂上念叨“巴山夜雨”，让我知道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地理环境。只不过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反映可以上升到学术研究。初步意识到可以做点研究，已经是到了读硕士以后。那时候经常看一些今人给古代文学作品作的注，碰到地名一般都会出注；因为我学的是历史地理，经常会发现文学史家给古地名作注存在一些错误。其中有些还错得还比较离谱。比如唐传奇《柳毅传书》中的一些地名，牵涉到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文学史家历来有争议，没有一家能说得清楚。我在1991年写了篇小文章，这时我已经读博士了，曾拿它跟谭其骧先生汇报过。谭先生觉得很有意思，但建议我等博士毕业以后再写篇文章“放到通大路的刊物上去发表”。再后来是到了1998年，看一些研究巫山神女的论著，发现相关研究者只在那里谈民俗、谈人类学，根本就不管地理环境。甚至还有人明确讲，宋玉塑造这么个文学形象是“造景”、而不是写景。我觉得这样的解读有点隔，于是跟我学生合写了一篇《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我意思是，这个文学意象的背后，至少有三个来自地理环境的支撑：一、巫山神女的化身“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为什么不是反过来，“暮云朝雨”？这是巴东的梳状山地决定的，反映了当地的气候特点。二、为什么她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这是楚地的地貌环境决定的。在楚地，要找一块长得娟秀如女子的石头，只有到巫峡中去找。其他地方找不到。三、为什么是个女神？这是当时楚地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巫山神女峰这篇文章在《文学遗产》发表后，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我想既然这个文学意象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如此深刻的渊源，那么其他意象呢？从那以后我对文学意象中的地理因素就非常注意。到后来花了足足四年时间探讨禽言诗的形成。其实这也是一个地理意象的问题，声音意象。只不过其复杂程度比我前面做过的工作要多得太多。“文学地理”的提法自近代就有，是文学和地理学的交叉研究。看您看来，哪些是属于文学中的地理问题？张伟然：与历史学一样，地理学的研究题目非常开放。任何东西，只要具有时间属性，就可能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同理，只要具有空间属性，就可能成为地理学家的研究课题。这两个属性都满足，就会成为历史地理学的问题。用地理学的眼光看，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地理学有个现在很热门的分支——文化地理，主要探讨文化现象的空间规律；其中显然不能缺少文学地理。当然，由于文学地理自带历史属性，所以目前是做历史文化地理的人接触这一块稍微多一些。它的提问方式、资料处理手段与现代文化地理学家的工作稍有点差异。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文学中的地理问题有这么三个层次。首先，最基础的层面是，文学作品中的空间逻辑。这主要通过文学作品中的地名来得以体现。过去历史地理学中有个很著名的比喻：历史如同戏剧，地理就是舞台；要是没有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同理，文学作品一般都有独特的空间背景。完全脱离空间背景的文学作品，有，但不多。要理清这中间的空间背景、空间逻辑，就必须具备历史地理的专门知识——当然我说的文学主要指古典文学。我经常说，对历史地名的考证是门技术。有些人以为只要能看懂古文，会查历史地名辞典，就可以做历史地名考证。其实不然。必须得理解中间的一些原理，包括史料性的原理、制度性的原理、文化上的原理。要不然做出的结果真是没法说。第二个层次，文学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主要通过作家聚散、作品流传而得以体现。以往一些人做的文学地理基本上属于这个层次，在这里我就不展开。我认为，这个层次讨论的基本上是文学外部的一些东西，虽然谈文学离不开它。第三个层次，文学创作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才是文学内部的东西。所谓创作当然须通过作品而得以体现。这就要讨论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内容、哪些思维、哪些智慧来自地理环境的刺激，地理环境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参与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我上面讲的文学意象，也就是这一层次的问题。在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地理环境通过文学作品，进而塑造出来的一些文化观念。例如“潇湘”，这种在多个艺术门类中共同存在的地理母题，我们要特别注意其中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本土文化根系中的重要一脉，过去一直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文学地理之上，文化地理是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其中文化区的研究跟地理的关系尤为紧密。文化区是如何划分的？张伟然：这个问题太大，在这里不可能讲清楚。但它确实十分重要。我觉得，分区是地理学的一项基本技能。有些人地理书看了很多，讲起地理学理论来一套一套的，但给他一个实例，让他从空间角度描述一下，却不会分区。这种人不能说他真学懂了地理。文化区的划分，首先要区别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区域：单质区和综合区。单质区指要素明确单一的文化区，比如“清代闺阁诗人分布区”、“清代《红楼梦》的流播区”等等。综合区则指内涵丰富、须综合考虑多个要素才能划出来的文化区。划单质区比较简单，把指标排一排，合并同类项就完了。比较复杂的是划综合文化区。它首先牵涉到设定指标。而指标设定又不能随意，需要有理论指导。同时还要有可操作性。理论上讲不通，不行。理论上讲得通，但落实不到地图上，也没有意义。目前全国性的综合文化区划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的工作，区域性的已有不少。比较成功的都是借鉴综合自然区划的理论和方法，将它应用到文化分区上。由于中间的操作过程比较复杂，在这里没办法展开讲。只能说，要做好综合文化分区，首先必须对综合自然区划的原则和方法要理解到位。这些原则和方法虽然是在综合自然区划的工作中提出来的，但作为区划理论，它对文化分区应该同样适应。文化地域综合体与自然地域综合体一样，也是一个地域等级系统。其内部各部门之间的逻辑关系，较之自然地理各部门之间更加错综复杂。如果对综合自然区划的原则和方法都不够了解，直接就做文化分区，那是很可能连门都摸不着的。深刻理解综合自然区划的每一条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区划指标。对这些指标逐个进行单质的区划，然后整合起来，就可以得出综合性的区划方案。程序说起来并不复杂，难的是每一步的实际操作。如果对区划原则理解不到位，就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区划指标。区域指标不合适，划出来的区那就只能是自娱自乐，不会有什么学术意义。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对文化区来说，它有三种不同性质的区域：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感觉文化区。形式文化区指的是以文化景观差异而表现出来的区域。上述内容都是针对形式文化区而言的。目前为止，文化地理学领域绝大多数关于文化区的研究都属于形式文化区。除此之外，功能文化区指的是通过某功文化功能而表现出来的区域，如选区、教区等等。它的分区差不多相当于单质文化区，技术上相对比较简单。感觉文化区也叫乡土文化区，它指的是以人们的心理认同为标志而形成的文化区，它的分区属于另一个体系。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感觉文化区”，何谓“感觉”，怎么理解这个“感觉”？张伟然：“感觉文化区”这个概念是外来的，它是Vernacular Region的汉译。也有人将它译为“乡土文化区”，或“感知文化区”。我个人觉得用“感觉”这个词形比较好。上面说过，感觉文化区就是这样一种区域：它不是靠外在的文化指标认定，而是依存于人们的心理认同。比如我们常说的秦文化、楚文化、燕文化、齐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当然会有种种具体的判读依据，但是不需要罗列出来。大家都承认有这么一些文化区的存在。属于那个区域的人有一种文化认同感，不属于那个区域的人也承认那个区域的存在。这样的区域就是感觉文化区。您能具体谈谈是如何研究“感觉文化区”的吗？张伟然：我最先开始研究这种文化区，是碰到了一个难题：湖北的政区变迁。我们知道湖北的政区变迁差不多算全国各省级区域中最复杂的。它在汉代就基本上完整地纳入了同一个高级区域“荆州”，之后就不断地被瓜分，永嘉南渡后被分属荆州、司州、郢州。唐朝分属于山南道、江南道、淮南道，后期又有一部分属于黔中道。宋代分属于荆湖北、京西南、淮南西等路。元代大部分属河南江北行省，东南部及西部一块飞地属湖广行省，西南一隅属四川行省。可是到了明代，它又奇迹般地合了起来，与湖南共同合成一个湖广省，然后在清代各自单独成省。这么一个分合过程起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它在中古长期支离破碎，为什么接下来还能合在一起？六朝、唐宋人对湖北这个地域有怎样的认知？这就引发我思考这个区域认同的问题，写了一篇《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文章表明，即使湖北这个地域在行政上四分五裂的时候，无论本地人、外地人都仍然感觉这是一个有着共同文化归依的地域。是感觉文化区在维护着湖北这个地域的完整。这一论证应该说很有点说服力。之后就把这个路子打开了。有些人一看“感觉”二字，总怀疑有点不靠谱。感觉嘛，岂不是想咋的就咋的？其实大不然。这个感觉，并不是作者的感觉，而是古人的感觉。而且是古人共同的感觉。无论本地人、外地人，都承认的一种区域感觉。所以，实际上，它是相当客观的。工作过程中只要对学术保持着足够的敬畏，就不可能随心所欲的。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形式文化区，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呢？张伟然：形式文化区倒是与感觉文化区相反。表面看，形式文化区的划分是很客观的。因为都是依据一些客观的文化指标划出来的。但事实上，其中可以有相当大的主观成分。我们知道，依据不同指标做出来的区划方案往往会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可以说，选择什么样的区划指标，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而区域指标的选择，只要不违背学理即可。因此，如果你想把分区方案做成什么样，只要能找到自圆其说的分区指标就行了。在相当多情况下，这其实是不难的。至少是有一定选择余地的。而感觉文化区，只能古人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作为研究者一点变通余地都没有。正因如此，近年来我对感觉文化区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因为就历史时期来说，我们今天定出种种区划指标，划出种种文化区域，并不见得符合古人的实际观念，更不见得对古人的生活产生过影响。这种研究，更多的只是一种思维求证。对今人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对古人的意义。而感觉文化区则都是在当时实实在在地存在、曾构成古人生活观念的东西。那我们再谈回到文学地理的话题上。在您看来，文学能否以地理划分呢？张伟然：文学能否以地理划分，我理解，你是想问文学当中有无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能否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区域性吧。我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至少总体上可以肯定。首先，我们要看到，文学活动是有很强的地域性的。文学活动，背后都是人的活动。人类活动，没有办法不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既然如此，就一定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区域性。按照一定的地理原则对它们进行观察、分析、思考，应该能发现很多从其他角度看不出来的问题。这一点毫无疑问。其次，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有很强的刺激作用。很多人以为，文学创作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想象，创作能力取决于想象力。实际上，人类的想象力虽然个差极大，但总体上是相当可怜的。从文学史演进的事实来看，地理经验才是推动文学创新发展的第一等的驱动力。个人的想象绝对无法超越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文学早期《诗》《骚》并峙，但在宋以前，总体上是以中原、北方的文学传统为主流。《诗经》中山水田园、花鸟虫鱼、天地万物皆备，但这些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要到了永嘉南渡以后，大量的文人移居南方，受到南方地理环境的刺激，才慢慢地形成田园诗、山水诗。可以说，是南方的地理环境教会了诗人欣赏田园、山水。《诗经》开篇就是两声鸟叫（“关关”）；《诗经》中也记录了鸟类的说话（《豳风·鸱鸮》），但是要经过诗人的翻译（是谓之“鸟言”）。中唐以后，来到南方的中原人发现，有些鸟类说的就是人话（所谓“禽言”）；于是在宋代，兴起了“禽言诗”。关关雎鸠意象如果对宋代以后会说人话的这些鸟类加以考察，可以发现，这些鸟类在北方其实也都有。就是说，这些鸟类，唐以前的中原诗人都见过，那些鸟声在中原的环境里一直都存在。可是，唐以前的中原诗人想象不来那些鸟类在说人话。硬是要到了南方，受到新鲜地理环境的刺激，他们才听得出鸟类在说着人话。春天一只布谷鸟从空中飞过，它在劝你“脱却布袴”、“着新脱故”、“阔耕阔布”、“早耕早布”；你有事准备出门，一只鹧鸪在路边树林里殷勤地劝你：“行不得也哥哥！”在这里，鸟类与人类之间是那样的亲近。这就是地理环境的力量。既然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这种关系在地球表面又不可能呈均质分布，那么它就一定属于一种有区域性的存在。关键在于我们怎么认识、分析、描写这中间的区域性。只有先深刻理解了这中间的区域性，然后才谈得上对区域的划分。文学史上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流派，与您所说的文学分区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张伟然：文学史上经常以地域来命名一些文学流派，这种地域概念与地理学意义的文学分区不是一回事。这种命名方式，一般都是以流派开创人的籍贯为准。其实，这仅仅是一种方便，一种习惯，并没有更多含义。流派的判读标准，并不以地理为指标，而是以作品风格。因而，无论该流派的作家，还是该流派的作品，都不见得与该流派名称中的那个地域有什么联系——多数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关系。例如，宋代的江西诗派，之所以被称作“江西”，是因为黄庭坚为江西人。这一诗派的成员大多受过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不全是江西人，江西人占一半都不到。其创作主张以杜甫为祖，很难讲与江西的自然环境或地域文化有什么必然联系。再如，明代的茶陵派，不过是因为流派开创人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其实，李东陵只是祖籍茶陵，他本人是在北京长大、在北京生活的；这一诗派中除了李东阳无一茶陵人，可想而知这一诗派在地理上与茶陵会有多少联系。又如，明后期的公安派，因其主将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而得名，但这一流派是在苏州一带形成的，其他成员也都不是公安人。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公安那个地域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其他文学流派与其名称之间的地理联系或许也有稍强一点点的，但总体来说大抵如此。文学呈现出的这种区域性特征，是否能给我们提供划分文学区的可能性呢？张伟然：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对前提加以讨论，分三点。其一，这种“文学区”，应该指综合区，不是单质区。虽然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看来，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门；但文学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域系统，对它进行分区必须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这种工作无疑是综合性的。其二，划综合区，是以区域为本位的，它与划单质区大不一样。单质区在空间上可以重叠，比如，把湘籍作家分布、皖籍作家分布等等类似要素的分布看成一个个的单质区，如果这些不同省籍的作家住在同一个小区，那么，这些单质区在该小区这个空间就必然要重叠。用函数式来表达的话，单质区是以要素为自变量，以区域分布为因变量。但如果划综合区，那就要反过来，应该以区域为自变量，以要素的综合状况为因变量。举例来说，假如你把长江流域分成上游、中游、下游三个区，那么，流域中的某个地方必得属于其中的一个区，而且只能属于其中的某个区。某个地方在中游，就属于中游区，在下游就属于下游区。不可能说那个地方既属于中游区，又属于下游区。我们应该从地理上把那个界线给找出来。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其三，划出来的区，怎样才够得上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区”。本来，这一点其实应该算是常识：分区，相当于一个在空间上合并同类项的工作。既然分了区，那么，区内就应该要有相似性，而区际要有差异性。如果区内缺乏相似性，那么它就不成其为一个区；而如果区际缺乏差异性，那么，就应该合并作一个区来对待。必得要有这样的逻辑前提，然后才能来谈分区。从这些逻辑前提出发，不难发现，对文学进行综合分区，比其他任何地理要素的分区都要复杂得多。很难找到一目了然的指标体系。如果着眼于作家，很显然，并不是来自同一个地域的作家就必然具有同样的创作风格；同理，具有同样风格特性的作家完全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域。因此，如果以作家为指标，似乎很难分出区内有相似性、同时区际又有差异性的“文学区”来。如果以作品为指标呢？张伟然：换作以作品为分区指标，情况也十分类似。并不是在同样的环境就必然写出同样的作品，而且，受了某一环境的刺激完全可以时过境迁再表达出来。如果就作品的创作环境加以考察，且不说有很多作品的创作地点根本就难以确定，即使据已知部分开展工作，那么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并不能反映其创作环境的地域特点。虽然从技术上硬做的话，不难把分区做出来，但这种硬做出来的分区并没有什么学术意义。如果不考虑作品的创作环境，而着眼于其中的风格特征，那么，如何认定这些风格特征与特定地理环境之间存在联系，对其从技术上加以描写，其实也很难有可操作性。在文学这个层面，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极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可以说达到了极致。逻辑链条上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是多对多的关系。几乎找不到比它更复杂的情况。其他地理要素的分区经验在这里简直都要失灵。说到这里我想你已经听出来了：我一直没发现合适的划分文学区的具体指标。尽管我还不敢断定文学区这个概念绝对不能成立，但至少目前为止，用常规的地理学分区手段，我实在找不到让这个概念立起来的有效办法。能否请您举几个例子？张伟然：举例说明。你可以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提“京派文学”、“海派文学”这样的概念；你也可以把这两个概念落实到地图上，画出京派作家分布图、海派作家分布图，或者把这两个内容标到同一幅地图上，这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很难划出“京派文学区”、“海派文学区”。因为上海也有京派作家在这里活动，以什么标准来划区呢？你要是把上海划作“海派文学区”，可是这里明明还有京派作家在活动，——难道京派作家活动的地方可以叫海派文学区？然而，不把上海划作“海派文学区”吧，这个流派本来就是在上海这个环境中产生的，难道这还不够资格称作“海派文学区”？实在是让人左右为难。上面这个例子还算相对比较简明的，再举一例。如果把“秦地文学”、“楚地文学”、“吴越文学”这样一些概念落实到地图上，划出“秦地文学区”、“楚地文学区”、“吴越文学区”之类的所谓文学区，这里面就会有多得多的麻烦。首先，这些“文学区”一共有多少个，分别有怎样的空间范围，必须有清楚明白的论证。为了实现这一步，就一定要定义，秦地文学、楚地文学、吴越文学等等这些区各有哪些可以落实在地域上的特征。这些特征，一定要表现为可以横向比较的具体指标。然后，最麻烦的是，一定要从学理高度说清楚，何以这些特征就能支撑起一个个的文学区；而其他地域的文学虽然也存在一些其他特征，却不能成为单独的文学区。再然后，那些不能单独成为文学区的地方，如何对待；这些文学区下面，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亚区，如此等等，都必须考虑，不能留下思维的盲区。面对这种种困境，我个人的态度是，我们何必要划“文学区”呢？找不到好办法，那就放着吧。希望将来有人能找到好办法。反正目前还有很多其他很多问题需要讨论。对文学地理来说，划区实在算不得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它既不是前提，也不必是结论。中国人玩文学玩了几千年，从没划出过文学区，也没见谁为此感到不快乐。文学区划不划，都不妨碍我们继续探讨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系。

史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史学领域的开拓、方法的更新和视角的转换，通常经由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实现。可以说，20世纪是史学与社会学亲密接触的世纪：社会学提供史学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史学领域的研究视野；人类学方法的引进使史学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创新了史学发展路径；新史学研究重心下移，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也决定了它必须有效地吸收相邻学科优秀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学科融合发展不仅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史学创新的发展路径。一、史学反思与融合发展21世纪的史学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后现代史学的“芳华”已逐渐褪去，它质疑史学的客观性，甚至有学者呼吁，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学已告终结了；[1]史学的全球化和跨学科趋势，对史学工作者的理论素养要求更高，视野要求更广阔；互联网信息时代是信息大爆炸时代，辨别史料真伪、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变得尤为重要。2018年，纸媒期刊聚焦史学自身发展，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史学研究反思。不言而喻，在全球化背景下，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综合化，研究对象更加多样化，研究方法更加专业化，价值共识与冲突更加复杂化。基于此，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优良的学术技艺与思想素养，需要具备怎样的前瞻性思考、理性自觉能力，才能有机融入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的学术洪流？对此，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基本现状出发进行深入考察，王立新认为：“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普遍的理论素养不足……导致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者只能为国际问题的研究提供‘原料’，而不能为理解和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提供复杂的、有深度的、独特的历史视野。此外，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也限制了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提出问题和推陈出新的能力。”[2]因此，当前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综合的理论素养、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合理的想象力，这是史学创新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如何提出既具有社会关怀又具有全球旨趣的重大现实问题，有效提高历史分析的逻辑建构能力，进而保持深入探索学理价值的旺盛学术热情，也是当下史学家普遍关注的现实领域。侯建新指出：“当下的研究成果可能比原来更规范、更专业，但另一方面，不少作品缺乏问题意识，往往就事论事，缺乏探索的热情、宽阔的视野和具有指向性的内在逻辑关系。”[3]提出好的选题之后，如何博闻约取、厚积薄发，创造出独特的作品，并形成强大的传播效应，也是史学的一大问题，钱乘旦希望“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拿出更多有独创性的作品，把中国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4]从全球视野出发，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再到收集材料、细致甄别、静心提炼出独创性核心观点，都是史学创新的关键环节。与史学研究者在学术纸媒提出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呼应，网络平台与新媒体也就相关问题与现象不断发声，聚焦于“什么是历史”、“历史有什么用”等问题展开。如：《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5]、《历史，你在哪里？》[6]、《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7]、《“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8]、《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9]等，这些公众号接连发文，对新时期史学的定位、功能及发展等进行思考，进一步强化了积极探索史学发展新路径的重大现实意义。网络平台与新媒体观点更新颖、更灵活，更能体现公众的心声，史学工作者如何将此转化为史学研究的课题，讲好史学理论，是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考验着史家的学识与智慧。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基于实践发展所形成的时代问题及其破解，必然促使史学既有的研究逻辑与方法不断实现突破，寻求史学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怀特认为：“20世纪人文社科中的种种反历史主义和怀疑论思潮，其反映的是学界对职业史学的不满情绪，因为：史家总是信守着某种‘幼稚的’方法论，并埋首于浩瀚的史料中，这使得他们没精力去了解艺术和科学等领域的最新发展，并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动机而对外界思潮持拒斥态度。”[10]对此，来自伊格尔斯、王晴佳和穆赫吉的结论则更加明确，他们认为：“以当代史学的走向而言，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在寻求结成新的联盟，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种挑战。”[11]安托万·里勒蒂进一步强调：“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年鉴》注重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12]这充分说明：面对时代挑战，史家要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动态，并与之缔结联盟，形成融合发展之势，才是史学发展的新方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史家则从史学学科内部以及中外史学融合发展的视角提出应对之策。晏绍祥认为：“综合性研究多由老一辈学者完成。他们中的许多人国学功底深厚，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两个领域均有相当造诣，能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重大的理论和历史问题。”[13]李剑鸣提出：“如果我们能够既关注美国史学的前沿，又吸取中国史学的滋养，可望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取得足以产生反响的成果。”[14]可以看出，中外史家在积极推进学术创新意义上都指向了同一路径，即史学应借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观念与方法，致力于跨学科融合发展，有助于给史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二、“新”联盟：文学与互联网史学向社会学拓展的较早，而且发展得相对充分丰满；史学与哲学相融合，已发展出历史哲学这一专属领域。故本节重点申说史学与文学、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之势。1．文学：诗意与情感自古以来，文史就是一家。我国史家很早就注意到了史学行文的文采性。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5]这里，孔子所指涉对象虽然是人，但对于历史学研究同样适用，也就是说史学亦应文质兼备。唐代刘知己曾言：“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16]这同样指明了历史需借助文字来表情达意。“即便是兰克这种标榜‘如实直书’的史家，在谈到写作时也强调它的文学性，称史学‘既是艺术，也是科学’。”[17]近代之后，历史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20世纪，专业性史学研究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从整体上看，欧美史学经历了科学主义史观和社会科学化等多种思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文史不分’的弊端自然需要革除，有人甚至力图抹去史学的一切文学色彩，以准确、严谨乃至量化为治史的鹄的。”[18]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史学，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史学的诗意特征，致力于建立一种文艺性的史学理论。但自产生伊始，后现代史学就饱受诟病，“否认整体性和确定性的知识存在，认为所谓统一的知识标准都是主观建构的语言游戏规则”。[19]可见，后现代主义者所进行的“语言学建构”，消解了史学的客观性基础。现在，其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扬弃。[20]那么，史学究竟应该向文学借鉴什么呢？史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史学既要有美感，也要有情感。而文学的表情达意功能和对深切的历史感有温度的表达逻辑，正是史学研究应该借鉴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这种历史性存在的诗意并非海登·怀特笔下的诗意，而是亚当·斯密笔下的美：“真正能给风格增添美感的，乃是以简洁恰当的文句表现所描绘之物，传达作者的内心情感以及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意思。”[21]当然，这种美是在论从史出、语言准确的史学规范基础上，需要注重文章的遣词造句、文字技巧和行文构思等，借此提升文学修养，以强化贯通史学逻辑建构的魅力色彩。对于史学的情感，布洛克说：“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22]清章学诚也认为，情感乃史学之必备：“故良史莫不工文……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於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於正。”[23]对于情感与诗意的一致性，亚当·斯密进一步指出：“这种美实际上来源于句中蕴含的情感，以及对此情感的优美表达；形象化的修辞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总的说来，修辞并不能塑成美的风格：只有当这种表达方式与说话者的心意、情感和谐一致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们的赞美。”[24]一言以蔽之，美首先是要用恰当、确切的语言表达情感与思想，运用修辞要与行为风格一致，只有当情感、文字与修辞三者合一时，方能达致美之境界。2018年，有学者关注了史学写作中美的表达。针对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堪称文学与史学结合最佳典范的我国第一部通史巨著《史记》，王俊杰考察了《史记》中的史家笔法，认为：“史家惯用的叙战手法被他所承继，以言叙战、以文存史、载录军功简牍是《史记》战争叙事中的三种史家笔法。”[25]梁茂信则着重分析了美国内战史专家詹姆斯·麦克弗森《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这一“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方式，认为在美国学者眼中，“它不仅是‘内战文献中无人能超越的权威著作’，而且‘从历史的准确性、穿透力分析、深刻的解读、学术的厚度以及纯粹的可读性方面，它都确立了历史写作的新标准’”。[26]梁茂信强调，麦克弗森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精彩的著作，“不仅在资料的驾驭和运用方面能够作到驾轻就熟，而且还练就了建构气势恢宏的论著的高超能力与娴熟的写作技艺”。[27]刘宇方将其注意力聚焦到11世纪拜占庭历史书写，他以邹伊和塞奥多拉的“紫衣女性”形象塑造为例，认为拜占庭历史书写的转型源于“开始大量运用插叙与倒叙的写作技巧，从而突破了传统编年史体例贬低人的叙述价值的局限……创造出包含刻画人物外貌、性格和心理活动三个层次的写作模式，形成了由外及内、形象的视觉效果与抽象的情绪思维活动相结合的系统化写作特点。”[28]情感对于史学的作用，近来颇受史家关注。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以“历史化的情绪”为题的情感史研究被列为该届大会的四大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重视情感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情感史的兴起和心理学方法在史学的广泛应用，都说明史学不仅需要理性的一面，也需要情感等感性的一面。2018年《史学月刊》推出《“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29]再次说明情感等感性因素深刻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历史进程的重要价值，凸显了情感、情绪对历史发展走向不容忽视的现实作用。休斯指出：“很多历史学家似乎体会到了，如果他们的研究课题太过于科学性，将会丧失其核心精神，也就会让第一次激发他们投入历史研究的学术探索精神荡然无存。”[30]因此，史学研究不能过于科学化，要与文学缔结“联盟”，既要增加自身的诗意美，也要用真挚的情感打动读者，在恪守客观真实的前提下，让史学大放异彩。2．数字人文：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31]并强调“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32] 按此思路，在当前“数字人文”时代，自然科学特别是信息科学的重大进展将赋予史学研究新的发展动力。首先，史学工作者将互联网作为一种获取资料的工具。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尤需注重对史料的搜集。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无疑大大便利了于史学工作者搜集史料，尤其对于世界史研究者，好多时候不用再跨越千山万水去搜集资料，只需轻轻敲击键盘和鼠标，即可手到擒来。对此，侯建新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专业数据库、网上资料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资料严重匮乏的局面。”[33]王立新也表达了相同看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研究经费的增多……制约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资料瓶颈基本被突破。”[34]在李剑鸣看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对史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供给效应：“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大数据所带来的最大裨益，无疑在于获取资料的途径、方式和数量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称之为‘资料革命’并不为过。”[35]其次，大数据作为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其统计分析功能在史学研究中得到了有效应用。在史料分析方面，大数据分析逐渐被认可并推广开来。李剑鸣认为：“大数据方法的核心特征，是以特定的软件处理海量数据并做出量化分析，以获取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所不能获得的结论。”[36]王涛则通过实例展示了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对大量德意志人物诞生地与逝世地的社会网络分析，构成了历史人物的‘死亡地图’，清晰显示了德意志重要历史名城由南部向北部扩散的过程。”[37]但是也有学者对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能力提出质疑：大数据难以保证结论的普遍性的问题，造成信息的衰减，还存在损失其个性、脱离其历史背景的问题。[38]可见，如何在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功能的同时，切实增强史学自身发展的特性，确保其结论更加严谨、更具历史人文性，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关注的问题。再次，提出新议题，是史学创新的一种途径，也是史家进行创作的至关重要环节。针对数字人文环境下能否提出新议题？李剑鸣认为：“大数据非但不排斥‘问题驱动’的研究方式，还会给‘问题史学’带来新的福音，因为海量资料有可能引出更多有意义的问题。”[39]相反，包伟民则对“悬问题以觅材料”提出质疑，他主张：“仍在于研究者对于历史社会基本脉络及其细节的掌握是否充分。‘读书得间’，尤其在史学训练的初级阶段，不可跨越。”[40]王涛运用数字工具对人物志进行数据挖掘，发现了德意志历史人物群体的隐含问题，他认为：“数字人文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能够为研究者激活一种新的历史眼光……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于，如何将基于量化的结果转化为符合历史认知的解释，而不是生硬的相关性分析，否则就有沦为数字游戏的危险。这需要研究者既尊重数字方法的客观性，又要有结合历史语境的想象力。”[41]最后，关于数字人文对史学范式和方法的影响。姜萌提出：“尽管数字化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却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史学研究的基本作业路径。即史学从业者必须通过阅读和训练形成专业素养，形成问题意识，并以此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得出新的史学认知。换言之，没有问题意识，没有辨别和分析史料的能力，没有合格的语言驾驭能力，就不会有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发现史料的能力，更不会有利用这些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能力。”[42]可见，即便现在或将来互联网技术大行其道的时代，传统的史料搜集方法、“读书得间”的提问方式以及传统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些传统的史学范式仍是史学研究者最基础的能力。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谈及互联网技术与史学的交叉融合。总之，史学之跨学科发展路径已历经百年有余，有经验与成就，也有问题与教训：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其代价则是历史学的学科特质日渐淡化；[43]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则釜底抽薪，将史学视为一种叙事话语的“虚构”文本，[44]彻底消解了史学的客观基础。由此看来，史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基础，必须是坚持史学自身的学科特质，不能削足适履，一味迎合，否则“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学作为最古老的一门学问，能否以及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优长之处，又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45]陈寅恪曾有一个相当具有预见性的判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46]如今，5G时代的兴起正在照进现实，全球首个5G火车站虹桥开建，刷脸进站、智能问路、机器人送餐等场景应用将陆续推出。[47]5G时代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将对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必将给史学研究的未来多维展开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现在有一个新词“科技赋能”，我们不免要：科技将会赋予历史什么能量？将会打开史学领域的哪扇窗户？毫无疑问，这取决于史学工作者将史学研究与科技发展实现有机融合的现实程度。因此，史学工作者只有紧密关注、不断增强迭代学习能力，努力搭上互联网这趟快车，才能与时俱进站在时代潮流之最前沿，给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注释：[1]尼塔梅尔：《后历史：历史终结了吗？》，伦敦，1992. Lutz Niethammer, Posthistoire: Has History Ended? (London, 1992)，转引自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2]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3]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4]钱乘旦：《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5]许倬云：《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LWcUPzS8R7McCRgR9ojlw。[6]陈勇：《历史，你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eKHfzxXAB9MZIcM8ccYzLg。[7]李剑鸣：《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5W1BbZ75jCYVAuMceZ3wOQ。[8]张和声：《“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历史学家的技艺〉译者的话》，《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4kFfGcoKJLTz7PFL_8vF8g。[9]入江昭：《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北外全球史》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KLjOOPCysM5KM2ZV-We2Qg。[10]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11]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个批判性的回顾》，《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3期。[12]汤晓燕、杨磊：《〈年鉴〉杂志与法国历史研究的新动向——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安托万·里勒蒂教授访谈》，《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13]晏绍祥：《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14]李剑鸣：《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15]孔子：《论语·雍也》，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8页。[16]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六《内篇·叙事》，香港：太平书局，1964年，第22页。[17]费迪南德·谢维尔：《兰克声誉的兴起、减退和持续》（Ferdinand Schevill, "Ranke: Rise, Decline and Persistence of a Reputation"），《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24卷第3期（1952年9月），第231页。（http://links.jstor.org），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53页。[18]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页。[19]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20]参见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21]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5卷）：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4页。[22]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25页。[23]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64页。[24]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5卷）：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5—46页。[25]王俊杰：《〈史记〉战争叙事的三种笔法》，《理论月刊》2018年第4期。[26]达德利·科尼什：《评麦克弗森著〈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Dudley T. Cornish,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 McPherson"），《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4期（1989年），第1333页；类似评价参见小马克·尼利：“评麦克弗森著《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 (Mark E. Neely, Jr.,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 McPherson") ,《佐治亚历史季刊》（Th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第74卷第1期 (1990年) , 第166—168页。转引自梁茂信：《何谓“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读〈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该条注释中存在作者和文献名信息冲突）[27]梁茂信：《何谓“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读〈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28]刘宇方：《11世纪拜占庭历史书写转型探析——以邹伊和塞奥多拉的“紫衣女性”形象为例》，《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29]《“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30]斯图尔特·休斯：《历史学是什么？——科学与艺术之争》，刘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3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3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页。[33]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34]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35]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36]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37]王涛：《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38]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39]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40]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41]王涛：《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42]姜萌：《中国史学在数字化时代的变与不变》，《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43]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44]魏兵兵：《知其不可而“问”之：“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西湖论坛观感》，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8—239页。[45]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46]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47]朱伟、王嘉旖：《全球首个5G火车站虹桥开建》，《文汇报》2018年2月19日，第7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崔蕊满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自1980年代兴起“方法热”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如叙事学、结构主义等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为研究者打开了进入文学世界的另一扇窗，也为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并由此产生了一批相当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利与弊总是相生而存，过于热闹的方法热，也容易导致现代文学研究的眼花缭乱和求新急切的空疏学风：不重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而是忙于用各种时髦理论阐释现代文学的诸多命题，也产生了一些主观臆断之论。 　　在西方理论方兴未艾之时，已有学者意识到史料的重要性，呼吁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而始终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增砖添瓦的解志熙，也认为现代文学虽不算久远，但已成为一段有起止时间，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历史对象，理应给予更加客观、全面的审视，不仅要重视史料，还要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针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解志熙還提出现代文学研究应加强“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性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当然，他更希望研究者能做到两者互补，让现代文学研究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观性的批评激情和客观性的学术规范之间达至某种合理的均衡。 　　作为一位颇具学术个性的学者，解志熙始终保持着对史料的重视和对传统学术方法的钟情。当很多同行开始尝试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跳出现代文学领域进入更广阔的学术天地时，他却紧步为现代史料学奠基的前辈樊骏、马良春、孙玉石、刘增杰等学人的后尘，在现代文学这块领地内辛勤耕耘，先是把传统文献学的“校注”吸收转化为批评性的“校读”，用于现代文学文献的考辨、校注和批评；后又提出并践行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研究模式，把作家、作品及其一切与之相关的文学背景综合起来，进行叙述和透析。由于这两种方法或路径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且与中国传统治学理念密切相关，因此，具有了典型的史学品格。 　　虽然解志熙早期的专著《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和《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无不受惠于西方文论，但他重视史料和传统治学方法则一以贯之。在这两本专著中，解志熙以史家的眼光追根溯源，考察存在主义和唯美-颓废思想的兴起、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变形，深入分析了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通过周详的考证和文本细读，证实了这些思潮不仅在中国确实存在，且何以会存在的命题。论者在考察其渊源流变时，尽量用当时的原始报刊说话，让史料自动“现形”，不仅反映出他扎实的西方理论学养，还彰显出“博通古今，考镜源流”的传统学术方法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深刻烙印。 　　在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领域，主导学者批评与研究思维的是“作家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受此影响，作家和作品研究往往成为一种静态的观照和封闭的分析，忽略了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关联，只剩下孤零零的纯文本解读。针对这种研究模式的不足，解志熙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路径——“文学行为叙论”。“叙论”顾名思义，是对研究对象的叙述兼评论，论者不再囿于单纯的文本解析，而是钩沉与作家作品相关的大量史料作一综合评析。而“叙论”作为一种论说方式，同样彰显出古典化的史学品格。如论者为1940年代出现的“知性散文”命名，融合时代特征及作家的个人经验分析这一文体的渊源由来和美学特质，及其代表作家的文风特点，并结合现代散文的发展流变，揭示出1940年代的知性散文对于矫正1930年代杂文的峻急、情调散文的煽情和幽默小品的轻薄不无裨益。通脱、风趣的知性散文，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艺术天地，又深化了散文的思想境界，此一叙论可谓在史料钩沉、梳理的基础上，填补了现代散文发展链条的某些空白，别开生面。

2020年12月4—6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与首都师范大学跨文化跨媒介研究中心举办的“技术、媒介与人文：跨学科研究范式多元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技术、媒介与人文的关系问题，延伸到人工智能的影响、大学教育形态、电影范式转型、哲学范式转型、现代性起点的反思、人类学范式转型、文学范式转型、网络电影以及各种技术文化形态的新境地所带来的对艺术认识的技术路径的拓展，还有新的技术语境下中外文化间交流模式的更新等问题展开研讨。大会由首都师范大学跨文化跨媒介研究中心主任易晓明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王德胜处长致辞，强调了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并对学术研究的未来提出了展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马自力教授在致辞中比较了中西方人文主义的不同，并指出技术对传统人文范式具有的瓦解性，强调要进行积极应对。开幕式后，人民出版社冯瑶副编审、王德胜处长与作者易晓明教授同时登台，为在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文化现代主义——平面化技术社会与新文学形态》一书召开了简短的新书发布。这本书是从技术、媒介、工业体制社会与现代性等多角度研究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成果。“技术、媒介与人文：跨学科研究范式多元转型”学术研讨会的第一位发言人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博导、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智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语言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周建设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智能叙事与模式识别》，从人工智能的智能叙事路径，考察技术与叙事相结合的关系，由此拓展到人工智能极为广阔的应用领域，而智能写作系统则是写作领域发生的一场深刻革命。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道新的发言题目是《数字人文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与话语转型》，他试图通过对数字人文与电影研究的批判性反思，探索一种从“人机交互”到新的“人际交往”视域里的电影研究新路径。大连理工大学中文学科负责人梁海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拉图尔行动网络者理论及技术哲学与文学研究结合的途径》，她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文学结合起来，探讨了技术哲学与文学走向有机结合的途径与方法。上海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欧人文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黄保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人工智能对人之本质的挑战》。他认为当今的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逐渐走向“全能”，但人性却永难达到“全善”，两者之间的冲突便成了当今时代的核心问题。清华大学外文系博士生导师陈永国教授，作了题为《数字人文发展中文学的距离阅读》的发言，认为数字思维模式已经对阅读与研究形成了介入与影响，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姿态观照网络文学与程序媒介的特殊性，他还提出了文学的距离阅读等新提法。清华大学外文系博士生导师曹莉教授做了《文学与大学：从利维斯、白壁德与纽曼说起》的发言，立足于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梳理了从纽曼、利维斯到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脉络，指出了他们批判机械文明、对现代性的反思，并指出文化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金惠敏《技术人文与审美感知》的发言，延伸到康德对自在之物的忽视，指出当下理论的重点是物的回归，媒介对于这种回归，对于包括物的间在性关系的建立，将对之间的间性理论形成超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胡继华做了《柏拉图的“媒介起源神话”》的发言，从柏拉图《斐德若》中的爱，提出柏拉图是最早的媒介思想家，并展现出了“爱欲与书写”和“灵魂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博士曾国华作了题为《数据文本、算法与数字时代的诠释学》的发言。他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文本、文本关系和文本的诠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有的诠释学无法迎接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挑战。针对这一情况，曾国华从媒介物质性理论出发，试图探索能够帮助理解数字时代存在状况的迈向主客体间性的数字诠释学。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工业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刘圣鹏的发言题目是《后学知识学转型的哲学基础与文化基础》，他梳理了从阿尔都塞、福柯到哈贝马斯的后结构主义哲学脉络，指出这种后结构主义促成了整个社会的后现代状态，使得文化哲学包括政治哲学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勾连的后学思潮。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导宋旭红教授做了《人文学科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发挥建设作用？》的发言。面对正在到来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她认为人文学科不仅应该借助新科技更新自身的研究范式，更应该利用自身优势为飞速发展的技术保驾护航，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北京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心副教授江洋的发言题目是《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器物观”》，他从“格物”“驭器”“器之用”和“器之道”的内涵入手来阐释了中国哲学对人与工具、人与技术之关系的理解，并认为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中“工具之意蕴”“背景世界”“存在之领会”等概念有内在性相通。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教育学博士杜一雄老师题为《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公民跨文化能力的阐释与发展》的发言，他通过梳理“国际公民”这一概念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新型跨文化能力的归类与解读，生成了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公民跨文化能力新的阐释与解读框架。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与博士生导师陈红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一个人类学诗学文本》，陈红薇教授从人类学视野解读《阿伦群岛》，认为这部作品是一部人类学视野下的诗学文本。辛格透过岛民的仪式行为、神话思维及异教信仰，探究了凯尔特民族精神的本源。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导范玉刚作了题为《媒介融合与艺术创新境遇下文艺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的发言，认为当下艺术发展与信息技术在“艺术生产境遇”中不断交融，引发媒介融合与艺术创新实践，原有的文艺学美学范式面临着失语。针对这一困境，我们应建构具有时代特征的文艺学美学学术话语体系，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升中国理论在全球化思潮中的话语权。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钱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庆本作题为《中国网络电影的三种制作模式及多元转型》的发言，梳理并介绍了中国网络电影经历的网络短视频的UGC制作模式、微电影的PGC制作模式到网络大电影的IPGC制作模式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指出网络大电影的制作模式超越了网络与电影的简单结合，具有“媒介融合”的特点，是数字复制时代的艺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单小曦在《超人类文化视野中的智媒生产——人工智能文艺的媒介论阐释》为题的发言中提出，针对人工智能的文艺研究必须经历从人类文化到超人类文化的视野转变，由此，研究范式也必须从基于人类文化视野再现论、文本论、接受论向超人类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论转型。首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教授许苗苗作题为《“三感”与网络文学的跨媒介、跨文化审美特征》的发言，梳理了谈论网络文学经常使用的“三感”——即“代入感”“爽感”“网感”概念的内涵及其成因，并指出三感与网络联系紧密，网络媒体多感官接受的表达手段和精准定位目标人群的传播技术是其技术保障，在这其中体现着网络文学跨媒介、跨文化的审美特征。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裴亚莉题为《拍摄“绘画”——对中国电影中美术问题的阶段性考察》的发言分析了电影中的风景叙事，将电影中的风景纳入情感表达，并引用美术史上“如画美”的观念说明不同华语电影导演之间艺术观念的差别。裴亚莉教授认为不同代际导演旨趣不同，在融汇美术要素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技术手段，存在着丰富的解读空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昕揆《剑桥新批评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的专题发言，挖掘出麦克卢汉理论在伊尼斯传播论影响之外的另一条新批评的影响线索。这种影响对麦克卢汉理论的含糊性、悖论性，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理解途径。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刘珩教授作《重塑问题空间：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与民族志在场》为题的发言，他梳理了人类学中的本体论转向问题，指出本体论转向会促成严肃对待他者世界的态度，需要培养新的视角与问题意识，并通过本体论转向的三个维度与“园艺和种菜”这一案例相结合，考察打破人与物的区隔，重新塑造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空间。最后压轴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金元浦，他的发言题目是《算法，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艺术的新境地》，他通过回顾算法艺术的发展史，结合诸多当代社会用算法创造出的艺术的案例，指出数字艺术是一种算法，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是实现艺术创作的途径。除了大会发言外，本次参与大会主持与评议的教授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钟志清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梁坤教授、博导，苏州大学传播学院曾庆江教授、博导，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包晓光教授、博导，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胡疆锋教授、博导，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刘燕教授，湖南科技学院陈仲庚教授、潘雁飞教授与张能泉教授，以及江西师范大学肖明华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华副教授，中国公安大学社科部尚景建副教授。大会闭幕式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教授与博导、跨文化跨媒介研究中心主任易晓明教授作小结发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冯新华老师进行了大会总结，并宣布大会闭幕。与会学者合影 会议主办方供图《文化现代主义——平面化技术社会与新文学形态》新书发布现场 会议主办方供图研讨会现场 会议主办方供图【来源：中国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部分鲁迅作品英译本徐 强摄·就方法论而言，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专著和传记各有侧重，但都可以归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中·鲁迅不仅是世界级文豪，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研究这一现象，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内涵，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也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限的窗口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巴特勒特(Bartlett)就在美国《当代历史》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思想界领袖们》一文，积极评价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和《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开创了西方鲁迅研究的先河。此后几十年，鲁迅研究虽未停止，但始终表现平淡，整体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截至本世纪初，仅有浦嘉珉(JamesReevePusey)和寇志明(JonEugenevonKowallis)等人出版的专著和其他几位学者的博士论文，研究主力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学者。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在英语国家呈现突破性进展——除发表大量鲁迅研究论文外，自2002年起，英语国家的多家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专著8本，传记2本，作为中国文学巨匠的鲁迅，在海外学界影响力不断提升。西方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内涵长期以来，西方鲁迅研究的范围十分狭小，主要集中于他的前期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很少涉及散文和杂文，迴避左翼时期的鲁迅及其作品。如今态势已大为改观。国际知名的澳大利亚鲁迅研究学者黄乐嫣(GloriaDavies)2013年出版《鲁迅的革命：动乱时代的写作》，从文学、语言和思想三方面，集中研究鲁迅后期(1927年-1936年)的散文和杂文作品，深入挖掘其中表现的人民性。哈佛大学哲学教授伊维德(WiltIdema)研究对比历代作者对《庄子·至乐》的改编后，认为鲁迅的《起死》与《故事新编》中收录的其他故事意旨相同，都是妙用典籍之作。《起死》以戏剧的形式和情节，辛辣讽刺当时知识界不切实际的空谈做派。爱丁堡大学教授杜博妮(BonnieS.McDougall)出版《情书与现代中国的隐私文化：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生活》，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两地书》的体裁、形式、风格和内容，还对比中国和5个英语国家的隐私文化，以比较文化的视角还原了以“民族魂”为核心的鲁迅精神及其人道主义者形象。加拿大学者保尔·福斯特(PaulFoster)2007年出版长达400多页的《阿Q谱系考古学》，以文学分析为主，结合话语分析和其他文化研究方法，围绕百年来阿Q形象的嬗变，穿梭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历史。英国学者卜立德(DavidE.Pollard)、杰里米·谭布林(JeremyTambling)，加拿大学者温迪·拉尔森(WendyLarson)、傅佛果(JoshuaJ.Fogel)，美国学者郑爱玲(EileenJ.Cheng)、卡罗琳·布朗(CarolynBrown)等人的研究专著，也从不同角度广泛深入挖掘鲁迅其人其文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除郑爱玲外，这些学者母语均为英语，并来自多个国家，其中还有像罗琳·布朗这样的非洲裔美国学者。这说明鲁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国一域，而是在英语国家受到更广泛关注。鲁迅的价值被西方重新发现随着鲁迅研究在对象上的拓展和研究者队伍的壮大，相关研究方法也实现了突破，鲁迅的价值日益被西方学术界重新发现。杰里米·谭布林运用语言学、话语分析以及巴赫金对话和复调理论研究鲁迅小说，认为鲁迅使用白话文创作，其意义与但丁弃用拉丁语而改用意大利语创作《神曲》，有异曲同工之处，并认为《呐喊》中的每一个短篇都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声音”，每部作品都有“复调”效果，对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换句话说，在杰里米·谭布林看来，鲁迅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话语结构和形式，具有开拓性意义，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鲁迅可比肩但丁。卡罗琳·布朗细读《呐喊》和《彷徨》，运用荣格的人格理论，尤其是“真我”“自我”“原型”“阴影”和“人格面具”等理论，结合鲁迅生平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鲁迅“思想的深层解构”，建构鲁迅的心理、人格和精神结构，进而揭示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这本专著甫一出版，即好评如潮，文学界和心理学界一致认为布朗不但实现了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而且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和创新，将鲁迅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方法论而言，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专著和传记各有侧重，但都可以归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中。文化研究克服了文学本体论和纯审美研究的局限，学者们结合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理论，以各学科中的文化关键词为语境，以世界文学、文化、思想史和历史为视野，重估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重新认识鲁迅、发现鲁迅、评价鲁迅，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黄乐嫣认为：“从名望、震撼力和恒久的(读者)敬仰等几方面考量，鲁迅文学的国际影响可以媲美马克·吐温、莎士比亚、歌德和托尔斯泰。”其他学者还将鲁迅和狄更斯、奥威尔、卡夫卡等世界文豪相提并论。这样的评价不仅客观而且符合事实。本世纪英语国家的学者运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鲁迅研究从以审美为主转向以文化研究为主，认为鲁迅不仅是世界级文豪，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研究这一现象，可以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内涵，进而认识和了解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鲁迅研究热潮不减，研究鲁迅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而且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限的窗口。(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10月31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中青年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共有十五位学者代表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会议现场会议由《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致辞。刘跃进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认为老一辈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建立在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对方法论的不懈探索的基础上。新一代学者则应关注：我们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学问？未来二十到四十年的学术应当如何发展？古代文学学者除了在研究中获得自我的精神寄托，也应该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实现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颜子楠（北京师范大学）根据自己对海外汉学界的观察，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古代文献整理等基础工作的蓬勃发展，不仅得到海外汉学界的赞叹，而且使海外汉学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文献依赖，这也是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成就之一。张巍（华南师范大学）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多元化。古代文学史被看成是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观念演进的历史、文体形式与文学技法发展的历史、文学语言复杂化的历史，这些都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于古代文学史性质的认识。第二，研究的深化、细化与交叉化、综合化。一方面，古代文学研究产生出众多的研究分支；另一方面，它又与其他相关学科充分地交汇融合，从而形成一些跨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第三，文学古籍整理的全面推进和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建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古代文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总结过去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中暴露的问题，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发表了意见：第一，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古代文学研究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成果累积，而应时刻关注并回应时代需求，只有回溯到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才能不走弯路，不偏离学术初衷。要求我们回归对经典文本和经典作家的关注，从文献整理、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升到艺术与理论的研究。前者属于“发现性研究”，后者则属于“创造性研究”。第二，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改革开放之初，古代文学研究边界迅速拓展，大量学术空白得以填补，但也存在“跑马圈地”、研究深度不足的弊端。姜荣刚（许昌学院）认为，跑马圈地式的浅层次“开荒”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更不会导致学术研究领域和论题的枯竭。在这些表层问题被刨去之后，显露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学术问题。叶楚炎（中央民族大学）认为，要在宏观研究图景之下展开精细化研究，这不是对宏观研究图景见缝插针式的策略性趋避，而是对既往学术结论的一次整体性复验。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认为，在经典化的过程中，有些之前不被关注的小家在某些机缘下也能转化为大家；而文学史的真实生态也正是大家独领风骚、小家遍布文坛的状况。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并不那么截然分明，边缘往往可以转化为中心。第三，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在探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与学术方法时，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姜荣刚认为，盲目的拿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文化本位都有失偏颇，西方理论应用于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问题，往往并非西方理论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对西方文学理论钻研得不够透彻。未来的研究者应该做的，是杜绝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和滥用，而不是对新鲜事物的一味拒斥。第四，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视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学”的概念外延异常庞杂，这使得古代文学研究很难局限于文学一科之内，而必须具备跨学科视野。叶楚炎认为，跨学科研究既是对于文学赖以为生的现实历史情境的回归，也是青年学者在以研究的方式弥补其学术视野的不足。姜荣刚认为，完全遵循晚出的“纯文学”概念，与僵化地恢复古代的“文学”概念，都是极端的做法。古代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讲，仍是一种历史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尽量接近历史语境，因此拥有现代的文学观念并不影响对其进行历史的研究。潘务正认为，在寻求跨学科视野的时候，也不应放弃文学本位。为此，他提出了“文学技法的社会文化史分析”这一概念，既照顾到文学本位，又能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进行纵深挖掘，从而提高研究质量。吴真（中国人民大学）则通过对戏曲研究现状的反思，揭示了非文学化的戏曲研究路径所面临的窘境。胡琦（香港中文大学）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应会通诸“代”以观其“古”，既需要在具体的议题上有“小同行”的切磋，又需要整个“古代”“大同行”的相互砥砺。卞东波（南京大学）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将眼光扩大到整个东亚古代文学，不仅研究中国文学对东亚汉文学的影响，而且要研究东亚汉文学独特的美学意义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形塑作用，这样才能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与“超域性”。程苏东（北京大学）认为，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无法脱离世界文学史以及普遍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那种认为基于传统中国“文学”概念而写成的文学史就是一部与世界普遍的“文学”观念、与作为客体的“文本”自身的理论无关的本土文学史的观念，在实践中是难以成立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前瞻与会学者还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为古代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蔡丹君（中国人民大学）提出三点具体的建议：第一，要走出“文学成就史”和“名家名篇研究”的模式，进一步地在历史时代与地理空间变迁的多维视角中去关注文学史的生成；第二，集部文献的研究，需要从“文献知识”逐渐过渡到“文献思想”的阶段，要带着问题把版本研究推向更为细致的层面；第三，努力建构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文本理论。曾祥波（中国人民大学）结合唐宋文学研究（特别是杜甫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不能忽略文学文献研究中的一些“源头性”问题；第二，注意对文学文献中的规律性现象进行总结；第三，通过对一代作品的全面细读，在该时代知识世界中理解文本的原有属性，从而获得新认识。李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俗文学文献在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中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材料，但其文学性仍有待深入发掘。如何提炼它所包含的文学要素，视其为一个文学文本，是俗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比较文学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门类。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上，“跨越”是一个显著的标签，而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界一直处于“移动”状态。如何科学地定位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比较文学边界的跨越与拓展对比较文学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边界移动凸显学科开放性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也随着研究对象的扩大而不断扩展。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华表示，比较文学研究早已跨越了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还超越了古典学、比较诗学、形象学、主题学、译介学的研究，形成了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整体趋势。从早期的文学到诗学再到比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的边界一直处于移动状态。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志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比较文学跨语种、跨国别、跨文化、跨文明的学科定位，无法限制比较文学的“越界”行为，也免不了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甚至自然科学学科拉到比较文学研究范围中。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炳范告诉记者，正是由于比较文学边界在不断“移动”，比较文学学科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动力，但应该科学地定位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世界文学中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二是不同国家间文学与其他学科间的联系。比较文学的“比较”并非为了比较而比较，而是为了在比较中探寻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民族特色。比较文学的边界与跨边界问题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内值得思考的问题。张华表示，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是如何形成并得以巩固的，这些边界又是如何被淡化、跨越，使得交叉学科或跨学科得以重组和成立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加速交流和接触的时代，“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边界是什么，这些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边界拓展为学科发展提供机遇与比较文学的不断跨界相对应，比较文学在发展进程中一直面对自身学科定位的危机。美国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斯皮瓦克曾在其《一个学科的死亡》一文中，指出了比较文学存在的危机。事实上，比较文学不断跨界导致其陷入自身学科定位危机，但比较文学也在不断跨界中获得了继续拓展的强劲动力。张华表示，比较文学学科以其特有的学科容纳度和吸收力、跨学科研究的独特优势，将多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纳入视野，极大地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空间，丰富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给比较文学带来了无限生机。在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焦鹏帅看来，比较文学的边界无限拓展，危机与机遇并存。所谓的“危机”，体现了学者对于学科本身及学者自身学科身份的焦虑。但从学科发展的建构性逻辑看，这种“危机”正是一个学科向前发展的必由路径，因为“危机”中孕育着突破性的机遇，从而推动学科向前发展。此外，比较文学自身的发展与学科定位一直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既需要砥砺奋进、开疆拓土的先锋，也需要守城固本的“学究故态”，二者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才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而实现自身发展的现实图景。刘炳范告诉记者，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是与比较文学边界拓展同步进行的，边界拓展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带来了机遇和空间。从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边界拓展一直在进行，正是这种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比较文学各个学派才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从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学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展。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学与经济发展、文学与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文学研究必然要拓展视野。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更新张华表示，尽管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还很年轻，但其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将来必然会打破“西方话语中心”的学术阵营情势，在国际比较文学的学术领域占有重要位置。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不仅推动了有关“世界文学”的理解迈上新阶段和新高度，而且使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占比不断增大，进而提高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学术地位。比较文学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吸收新论题，借鉴新方法，形成新跨界，而这是由比较文学本身的特质决定的。无论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化，或是比较文明学，其中的关键词“比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或文明的内在关系，进而认识它们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焦鹏帅认为，“比较”的路径是“跨越”，这体现了一种交叉融合的思想与视角。比较文学研究边界的移动或拓展，体现出思维形态、思维过程、研究范围、研究视域、研究范式等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只要比较文学学科关注人类共同的精神、情感和审美结构，并与时俱进地关注社会乃至全球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人文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其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刘炳范认为，虽然比较文化研究会越来越热，但比较文学研究不会被其取代，反而会更加繁荣。第一，文学是文化的精华，泛文化研究不可能也无法取代文学研究，比较文化研究同样无法取代比较文学研究；第二，文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审美，比较文学研究是文学审美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是比较文化研究无法替代的。未来，比较文学学科将顺应时代潮流，凸显自身特点，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刘炳范表示，第一，比较文学学科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科理论建设会越来越科学和理性，学科理论体系会越来越成熟。第二，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会继续拓展，视野会更加宽阔。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会越来越国际化，尤其是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会更加具有国际视野，越来越多地吸收借鉴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