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攻读博士

导读：没有博士学位的人，读完此文，不必嘲笑博士。归根到底是学术生产线出了问题。学术越来越水的背后是全民精神下沉。请问，现在大学教师中，除了“课题”需要，保持主动阅读习惯而且阅读有质量的人，还有几个？读博士，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素养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对超越课题和论文、纯粹受精神需求驱动的阅读和思考的真诚热爱。然而，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极为少见。2011年，我到一所985大学读博士。我发现，有真才实学的博士实在不多，根本不爱阅读的平庸之辈却不在少数。即使是有些天天捧着书看的博士，同样言谈乏味，思维僵化，几乎看不到半点思想的火花，因为阅读质量低下。除了只会往大脑填装知识片段，用复制粘贴的功夫拼凑论文，品位、情怀、审美均与他们无缘。他们的家居环境和形象气质，真的很难跟知性挂上钩。2011年5月，参加博士复试的时候，在这所985高校的校内宾馆认识一位同来复试的教育学博士生。同住几天时间里，他发表的一些“高论”让我目瞪口呆。文科本科硕士都读完了，他的世界观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千万不忘阶级斗争”的阶段。他说，民营企业家都是剥削阶级，应该被全部消灭。一个三观如此扭曲的人，竟然能进入985高校文科专业博士复试而且顺利考上，可见招他的教授眼光有多差。三年时间里，我还看到很多让人叹为观止的学术“奇观”。一位连马克斯.韦伯都没听说过的高校外语教师，考上欧洲某国史博士；一位连学术论文选题基本规范都不知道的人，被招进来读历史学博士；读了三年中国近现代史博士，毕业之前还连历史学家许倬云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竟然能发表多篇南大核心期刊论文，获得历史专业国家奖学金。不要说“人家不是研究这个，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人。”作为一名博士，如果连本领域最著名的国际学者是谁都不知道，那实在是太不合格了，其基础知识和学术功底非常让人怀疑，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一个个把“研究”做得风生水起。论文数量、学位——而非文化素养和真实水平——赋予了他们无尽的幻觉和优越感。有些博士甚至浅薄到认为：“我们学校毕业的博士，气质普遍比XX大学的博士气质好。”2008年浙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一所末流大学读完本硕后，考上浙大的政治学博士，站在操场上，学校和学历的双重身份转换，让他自我感觉好到几乎要飘起来。跟他聊天发现，学养和阅读还不如优秀的本科生。一位浙大人文学院的文学女博士，自我感觉好到，你多看她一样，她就认定你是喜欢上她这个“知识女性”。就是这位“知识女性”，读到文学博士了，还连茅盾文学奖作品《芙蓉镇》的作者古华是谁都不知道。不说是博士，看她擦的口红和胭脂，你很难相信她的职业与书有关。......问题出在哪里？首先是求学动机。目前，在985高校，外校考进去的硕士研究生，至少一半来自地方院校，至少三分之二的博士生，本科来自地方院校。他们当中有真诚爱读书的人，但是更多的人考研读博是为了改变出身，增加就业机会。985高校处于中国学术圈子的核心地带，985本科生一入大学就开始接触和了解国内学术圈子的真实情况。他们知道什么是学术，自己适不适合做学术，国内学术环境适不适合自己。于是，要么他们纷纷选择出国深造，要么放弃读研读博。少数留下来读博士的，大都是因为不用考就有了直接攻读博士的机会。本人非歧视地方院校。它们的学生为了工作，考研读博无可厚非。学术大环境的现状绝非他们造成的，我只是想指出，当读博士的主体求学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改变身份和就业，甚至对学术存在严重误解（以为跟期末考试一样，背背书、查查资料就是学术）的时候，整个学术大环境的持续恶化将不可避免。应该努力通过提高地方高校学生培养质量，以克服未来“读博大军”的精神短板。其次，博导招生不全是出于学术考量。有一次，我在某985高校校内bbs发起登山活动，来了好几个管理学院硕博连读生。一见面看到真人，我非常惊讶：全是本科毕业马上跨专业读博士的二十岁出头的妹子，一个个白皙粉嫩到手轻轻一捏就能挤得出水来。国外名牌大学管理学博士一般只招有实战经验的人来读。眼前这些女生没有一点社会阅历，连自己可能都还管不清楚，如何研究管理学？留心观察不难看到，有些（非大多数，更不是全部，别对号入座）实践性比较强的文科专业教授非常喜欢招年轻女博士，因为经常可以带出去做调研，住宾馆。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就是一个典型。当然，这一类事情未必全是“吴春明们”的错。还有很多“吴春明”没有被挖出来，因为他们的女博士都顺利毕业，交易顺利完成。第三，博导的科研项目需要一些跑腿干（体力）活的助手搜一搜知网文献和近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就会发现，人文社科研究越来越沦为体力活。仅仅靠收集和梳扒资料，整理数据，再用挖掘出来的所谓“新材料”，加上花拳绣腿式的解读，就能拼凑整理成一篇学术论文或著作，根本提不出原创性的见解。正因为是体力活，开展一项研究所需要的前置知识储备就不那么重要。博导们非常清楚，博士只要招进来，两篇核心（靠关系）能搞定，几乎没有毕业不了的。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博士生的个人潜质......因此，有时，越是不爱读书的人，招生的时候，反倒越受博导青睐。因为越喜欢读书思考的人，越是兴趣导向，越有自己的认识和想法，所以，越不愿意参与自己不喜欢的研究课题。把不读书、不思考的人招进来读博士，让他们参与什么课题，他们就参与什么课题，反正他们对什么课题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想用听话合作来换取毕业和学位。读博士期间，他们的选题就是导师科研项目的一部分，材料全是导师提供，论文框架也是导师拟定的。他们读博几年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协助导师完成课题需要的体力劳动（跑腿、码字、整理资料、调研）。作为回报，博导帮助他们发文章、过答辩。于是，一项交易顺利完成。当科研越来越沦为交易，当交易越来越普遍，做交易的人全都忘了自己在做交易，他们都把交易当成了科研。在本科阶段，同一个专业所有学生修的课程大体相同，分数高低的差别，让学生们能自觉意识到，别人也能相对容易地判断出，谁在某些方面不如谁。所以，本科生有高傲的，也有谦卑的。到了博士阶段，每个人的专业、选题和方向不一样，失去了可以相互比较的共同尺度，却拥有了 “我是专门研究……”的万丈光芒。正因为这个“专门”，非本专业同一个研究领域的人，很难对他们的真实水平做出评价。这正好为南郭先生式的学术混子们提供了容身之处。如果一个人阅读面足够宽广，知识视野足够开阔，他就容易跳出“自己”，在一个大的坐标上审视自己。这种人一般能保持理性的谦卑。如果一个人缺少阅读兴趣，或阅读质量地下，知识视野仅局限于自己“研究”的领域，他就很难跳出“自己”以看清自己。于是，越专，就越容易装。越装，就越容易给自己或被别人戴上高人面具。读博士，没有让他们知识增长多少，而是让他们脸皮变厚了很多，因为博士毕业，他们再也不会为自己从未读过巴金的作品，却拥有文学博士学位感到羞耻了，因为手里有了“我专门研究巴尔扎克”这块金光闪闪的遮羞布。（此处的“巴金”和“巴尔扎克”仅仅指代学科领域不能绕过的重要人物和作品。）由于头上顶着“专门研究……”的光环，光芒太耀眼，以至于他们比普通人更难看到自己精神世界的贫瘠。他们愿意一辈子就守着那口井，靠着井里不断挖出的、很难通过同类比较来确定真实价值的“矿渣”混饭吃，对井外的世界毫无好奇心。那口井不但是他们生活饭碗的来源，也是他们“学术地位”的根基。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把博士单独抽出来谈。文中的“博士”指代把人的心灵分割成块状的学术生产体制。所以，我的批评同样指向副教授、教授、博导。他们中的很多欺世盗名之徒一直是用“专门研究”来掩盖真实水平。最后，还是那句我一再重复的老话：一个人的学养和品位，来自超越功利目的——而非服务于课题和论文的——纯粹出于精神兴趣的自由阅读。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共计1196人。他们是自19世纪末西方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以来，中国大陆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首批博导的遴选程序极其严格，列名者堪称一时之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最高水准。此后不久，这批博士生导师培养出新中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的首批博士。最近，以文科各个专业方向首位博士为主要采访对象的访谈录《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面世。书中访谈的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当年的博士生，如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国内各自所在领域的顶级学者。通过生动的访谈口述，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重建与复兴历程在读者面前一一展现。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第一位民俗学博士陶思炎、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胡星亮、第一位世界史博士钱乘旦、第一位中国古代史博士李伯重、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第一位中国近现代史博士马敏（跟桑兵并列）、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第一位文艺学博士罗钢和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跟周振鹤并列）……《开山大师兄》以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作为报道对象，以访谈对话的形式，细致再现了这些学者在博士阶段求学与训练的情况、博士论文研究与个人学术研究生涯的关系、学术研究与时代和家国变迁之间的互动等内容。《开山大师兄》两位作者是一对夫妻。许金晶本职工作之余是独立书评人、华文好书榜评委、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长期坚持人文社科学术阅读与人文社科经典书籍的阅读推广；孙海彦是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现从事编辑工作。“这本书其实源于一次饭局。”2017年5月，许金晶为庆祝自己第二本书《领读中国》问世，跟妻子孙海彦一起，邀请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经理、《领读中国》的策划编辑徐海，《领读中国》责任编辑卞清波等友人吃饭。在饭局上，大家聊起群学书院运营总监陆远在公号上推送的《开山大师兄》一文。这篇文章详细地梳理了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推送之后引发热烈反响。交流过程中，许金晶灵机一动，说完全可以找到这些“开山大师兄”，以访谈对话的形式，对他们的博士求学经历和学术生涯进行细致梳理，结集出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推出。这个想法得到在座所有朋友的认可和支持。饭局过后，许金晶和孙海彦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一年多的访谈、整理和写作，凝结成《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一书，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开山大师兄”有着特定的意义指向，是指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而非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硕士。许金晶表示，通过这样的访谈记录，读者可以管窥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兴和发展，以及一代学人的学术之路。 “开山大师兄”们的学术生涯历程，与国家的发展有无法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许金晶对于“开山大师兄”的访谈非常注重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时代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的访谈文本，其意义不会仅仅局限在中国高等教育史或者教育史领域，而理应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1月12日，《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首发仪式在南京万象书坊举办。首发式上，在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青年教师王世岳的主持下，许金晶、孙海彦与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展开对话来到现场。1949年出生的莫砺锋师从程千帆先生，1984年10月在南大获得博士学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回顾了自己从一名普通知青成长为首位文学博士的历程。1977年，在安徽泗县插队的莫砺锋考入安徽大学外语系。仅仅过了一年多，他就提前参加考研。他本来想报南大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但由于考南大的英语专业研究生需考第二外语。，而安徽大学外语系的第二外语课程当时还没有开设，莫砺锋无奈之下只好报考了南大中文系，“那一年的招生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唐宋诗歌我在农村大概背了好几千首，心想可以试一试，当场就报名了。”不过，在报考时，莫砺锋并不知道程千帆是什么人，对中文系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1979年6月，莫砺锋在合肥二中参加研究生考试，当年9月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师从程千帆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1981年12月，莫砺锋以《黄庭坚诗初探》通过硕士论文答辩。恰在此时，国家公布了《学位条例》，南大也开始考虑招博士生。莫砺锋回忆，当时南大全校文理科博士生导师加起来只有28个，学校从导师中遴选了10个人，每人招一个博士生。程千帆先生就在其中，招收的博士生正是莫砺锋。从1982年初到1984年10月，莫砺锋用两年零十个月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毕业后，南大中文系才招收了第二个博士生。回忆起那段岁月，莫砺锋感慨，程先生培养博士生的方式和现在的博导很多不同，有点像传统手艺人带徒弟的方式，“程先生和他的三个助手——郭维森先生、周勋初先生、吴新雷先生带我一个人，管我一个人，我被管得‘死去活来’，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得去读。”莫砺锋报考博士的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这也是程先生治学的主要方向。，但程先生指定读的书籍中一本都没有一本唐宋的，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开始一路读过来，读到《昭明文选》。读完之后，还要写札记，交给各自负责的老师，比如读《文心雕龙》的札记，要交给吴新雷老师；读《史记》的札记要交给周勋初老师。1984年10月22日，这个日子莫砺锋永远记得，这一天是他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钱仲联先生，委员包括程千帆、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等，都是我国古代文学方面的一流大师。莫砺锋的论文《江西诗派研究》顺利通过了答辩，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古代文学博士，在整个文学学科都是第一个博士。当时，江苏省电视台、央视新闻联播都做了报道，中文系里还组织了300多名师生去旁听。对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的头衔，莫老师砺锋并不十分在意。他难以忘怀的，是读博士期间，程千帆先生在治学、为人、生活各个方面对自己产生的深远影响，“我尽量学习程先生的教学精神，程先生当年怎么教我们的，我也试图这样来教学生。 ”和莫砺锋一样，其他九位“开山大师兄”的博士故事也同样生动鲜活，值得玩味，值得深思。本书推荐序作者、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教授说：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已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与完善，但“大师兄”们作为博士生的成长过程、成长故事不但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反而更让人感到亲切和向往。交汇点记者 于锋

一本专门找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进行对话的著作问世了。1月12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开山大师兄》在南京首发。本书作者为许金晶和孙海彦，生活中是两口子的他们，对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中的十位进行了访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这十位“开山大师兄”包括国内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等等。《开山大师兄》一书以访谈对话的形式，再现了这些学者当年在博士阶段求学的情况，以及学术研究与时代家国变迁之间的互动等内容。作者许金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其创作源于2017年5月份，他和爱人孙海彦一起，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徐海等多位出版人、书评友人一起吃饭。饭局上，大家聊到了南京大学青年教师陆远在其公号上推送的《开山大师兄》一文。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推送之后引发了热烈反响。许金晶当场提出，完全可以找到这些“开山大师兄”，以访谈的形式对他们的博士求学经历和学术生涯进行梳理，结集出版。获得支持后，许金晶开始了紧张的采访和创作。2018年，《开山大师兄》出版之前，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曾对书中各篇访谈的节选版进行过连载。无疑，这批博士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正如该书推荐序中所说，新中国这第一批博士几乎人人都有故事。出席首发式的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内首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直言，自己作为“共和国同龄人”，这辈子很坎坷。“我1966年高中毕业，都准备填高考志愿了，高考却突然废除了。”他说，原本他是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后来下乡插队期间也是带着大量理工书籍，但理工自学太难，最终不得不放弃。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已经29岁的莫砺锋考入安徽大学。不久后，他又考取了南京大学研究生，师从文坛泰斗程千帆先生。当时还没有《学位条例》。直到1981年《学位条例》公布，南京大学开始考虑招博士生，莫砺锋继续师从程千帆，攻读博士学位。“他还请了三个助手，四个人管我一个人。”在首发式上，莫砺锋直言，所谓“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对他个人来说并没有太多意义，但对于新中国的教育来说，标志着现代教育制度走上正轨。同时他认为，《开山大师兄》这本著作可以让现在的博士生们知晓，学位是来之不易的，不可在求学期间虚度光阴。有人总结出“开山大师兄”们的集体特点，比如基础不好、年龄偏大、外语水平不高、培养制度不完善等等，莫砺锋表示基本认同。然而，这些如今看起来都是缺点的特点，却没有对“大师兄”们日后的成功带来太多的负面影响。北京大学教授陈洪捷在《开山大师兄》一书推荐序中如此写道，这些“缺点”，反而造就了“大师兄”们的独特之处。比如，“基础不好，反而成为他们如饥似渴学习的动力；年龄偏大，反而激发了他们追回逝去青春的热情；制度不完善，正好为导师发挥其培养特色提供了便利。”陈洪捷也发问道，反观今天的博士生，基础比以前好多了，年龄也合适，外语水平普遍很好，培养制度也很严格，但论质量，“大师兄”们当年远在今天的博士生之上，原因何在？

编者按：继续读博是硕士或者本科学生毕业后的一个选择，很多人纠结到底要不要读博。对此，每个人的想法和追求各有不同。所有决定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在我看来都是勇敢的，但在追求知识的同时，不要忽视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本文译自Theatlantic原标题为" Graate School Can Have Terrible Effects on People's Mental Health"的文章。“以前出于一些原因，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攻读博士学位。”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数据分析师埃弗雷特拉姆尔(Everet Rummel)回忆道，“那时的想法太天真了。”拉姆尔的确是一个积极上进、干劲十足的人，他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硕士毕业后马上开始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他只有22岁。但拉姆尔也的确太天真了，他制定的计划是用两年的时间攻读博士学位。对于一个普通的博士生来说，取得博士学位大概要花8年的时间。他的计划很快就结束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拉姆尔特有的高效率，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完成过这个计划。“我退学了，”他解释说，许多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决定，其中多数与他的学习没有直接关系，但每一个因素都指向了他博士生活所带来的全方位的、残酷巨大的压力。他说，一个主要的压力源是学校要求所有经济学博士一年级的学生都要修同样的三门课程。其他主要的压力源是各个学科的博士生都会经历的。读博往往意味着所做的工作是高强度的，但给的薪水却非常少，而且高强度的工作会导致睡眠和社交生活不足。此外，学术界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等级制度，这往往会助长权力斗争和拉帮结派。更糟糕的是，博士阶段的高压生活带来的回报不尽人意:2014年的一份报告发现，接受调查的博士生中，近40%在毕业时没有找到工作。此外，大约有13%的博士生毕业时背负着7万美元以上的教育相关债务，而人文学科的这一比例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对于那些确实获得了学术相关职位的人来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接近三分之一的兼职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附近甚至低于贫困线。哈佛大学附属研究小组的一项新研究强调了博士生现状的后果之一:博士生极有可能会有心理健康问题。研究人员调查了8所名牌大学的大约500名在读的经济学博士，发现其中18%的人有中度或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症状，这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多。在哈佛大学的这项调查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学生在前两周内至少有几天都有自杀念头。(最近的其他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包括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论文，文中称博士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为“危机”。)这项研究的结果还包括近200名教职员工的调查反馈。研究结果显示，许多博士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即使不是由博士阶段的教育经历造成的，也会因为这段经历而恶化的。在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中，大约一半患有焦虑和/或抑郁症的受访者是在开始博士生学习一段时间后被确诊的。与那些刚开始读博的学生相比，临近毕业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焦虑或抑郁症状。博士研究生们认为，经济压力和职业压力的结合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挑战。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尔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数字文学助理教授露西约翰逊（Lucy Johnson）表示，攻读博士学位的经济负担让她很难“逃离博士生课程安排”——比如说，去看电影或外出就餐。她认为，那些因严格的学术作业而感到孤立的学生，势必会因经济困难而更加孤立。和她的许多同学一样，露西最终也只能靠贷款养活自己。学术本身也有很大压力。对于博士生教育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生产、生产、再生产新的想法，或者比别人做更多的工作量，所以我们都精疲力竭，”约翰逊说，“以‘专业化’为名，我们不停做着这样的工作。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博士生应该接受的一部分。”同样，长期以来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教授的拉姆尔（Rummel），也被终身教职的和各种学术会议的前景所吸引，在这些会议上，他可以与志同道合的“书呆子”讨论小众话题。他说，他和他的同学们应该把博士教育当作一种“成人仪式”。 现年25岁的拉姆尔说，“为了过上那种生活，你必须付出非常多的代价。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很讨厌自己的生活。”他的学校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学生的压力，比如在期末考试周提供免费按摩服务，但没人有时间来享受这些服务。根据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调查，还有一点加重了博士生的压力，那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没有什么用处。只有2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总是或大部分时间都是有用的，而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中，这一比例为63%。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可能会对社区产生积极影响。即便如此，很少有博士生受访者接受定期的心理健康治疗，包括那四分之一有过自杀念头的人。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研究中，那些在心理健康评估中得分低于平均水平的博士生，认为他们的心理健康比平均水平要好。在那些最近有自杀念头的人当中，26%的人认为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比一般人要好。这种不和谐暗示了问题的普遍性——在博士生教育中，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是生活常态这一个事实。编译组出品。译者：刘麦麦 Jane，编辑：郝鹏程。

无论什么时候，神童、天才总能引起人们孜孜不倦的话题。大多数时候，我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天才、神童们将来的成就，对其感情生活的关注远远不如那些明星大腕。然而，曾有这样一个13岁就上了北大的天才，她的婚姻生活却引起了人们的争议，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位13岁就被北大录取的天才叫田晓菲。1971年，她出生在哈尔滨，父母都从事文字工作，所以她从小就对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她4岁的时候，父母到天津文联工作，田晓菲就这样在天津市文联大元的地震棚里开始接触到了文学。还在《天津日报》发表了第一首诗，此后一发不可收拾，随后出版了5本诗集，很多天津的老作家都是她的忘年交。在田晓菲7岁的时候，一次偶尔从抽屉中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是沉静而美丽的湖光塔影，母亲告诉她，这就是北大。从那时候起，田晓菲对北大就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和想象，立志成为北大的学生。没想到，这一愿望很快就实现了。1985年，就读于天津13中学的田晓菲因为诗歌创作获奖和出版，被北大西语系英美文学专业破格录取，那一年她13岁。在北大校园中，田晓菲结识了同为北大校友的査海生，也就是著名的诗人海子。当时海子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哲学教研室任教。同样是小小年纪就被北大录取，同样热爱诗歌，田晓菲和海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她曾拿着自己的诗去找过海子，海子说：“如果你能坚持，你将是位伟大的诗人。”大三时，田晓菲16岁，在北大建校90周年前夕，她写下了《十三岁的际遇》，字里行间中充满着对北大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这篇文章成为了田晓菲的代表作，更被选入国内中学课本中。1989年，田晓菲毕业，也是在同一年，她听闻了海子自杀的消息，那个鼓励自己坚持的诗人最终没能坚持下去，这让田晓菲备受打击，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写过诗歌，而是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最终，田晓菲还是选择了出国留学，并在1991年获得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随后，20岁的田晓菲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并在1998年的6月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了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在田晓菲攻读博士期间，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斯蒂芬·欧文成为了她的博士生导师。斯蒂芬·欧文的中文名字叫做宇文所安，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古典文学非常热爱，更拥有詹姆斯·布莱因特·柯南德特级教授这一最高级别的职称。宇文所安欣赏这个中国女孩聪明、勤奋，而田晓菲更是敬重宇文所安的博学与才华。田晓菲毕业后，宇文所安向她表达了爱意，而田晓菲也说服了家人，最终选择接受这个比自己大很多的外国教授。1999年元旦，两人在美国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很多网友对于田晓菲这位北大才女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美国“老头”感到万分的不解，更对她更改国籍表示不满，认为她忘恩负义，辜负了祖国对她的培养。可也有不少网友表示，爱情不分民族和年龄，是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让两人得以冲破年龄和国界的阻碍，得以携手走到一起。其实，小编更愿意相信这位才女是嫁给了爱情。首先文学和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作为曾经哈佛最年轻的博士生，如今的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的能力和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并不需要借助老公的力量，也能够有一番作为。而且，我们知道文艺的女生都是比较感性的，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忠于自己的情感。事实证明，田晓菲并没有选错人，她和斯蒂芬·欧文教授的感情生活也一直很稳定。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更何况也有很多华裔的外籍科学家，虽然国籍变了，但是血脉永远无法割舍，他们也都在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家、民族乃至世界默默地做着贡献。还是那句老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战玉冰，复旦大学中文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入选复旦大学“超级博士后”计划，获2020届上海市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他曾获2014届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在研究生阶段曾获“国家奖学金”、“学悦奖学金”、“复旦大学优秀学生”、“第七届全国中文学科博士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奖”等多项荣誉和奖励。博士期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现代中文学刊》《扬子江评论》《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台湾）《文艺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文学评论3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类型文学与电影、数字人文等。从文学青年到青年学者 如果要为战玉冰的阅读与思考范围做一个关键词“词云”，我们会发现其中内容丰富、跨度很大：从《红楼梦》到西洋裸体画、从乡土小说到网络文学、从民国侦探到当代电影，他学术兴趣广泛，研究探索不停。在2008年战玉冰刚刚踏入复旦大学校园的时候，他还只能说自己是一名文学爱好者，抱有阅读兴趣与文学梦想，但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是复旦的学术氛围、导师们的谆谆教导，加之自己十多年的努力钻研，直至今天，他才感觉自己能够初窥到一点学术研究的门径。提起学术研究，对于战玉冰这样的文科生来说是一个人静静地狂欢，是沉静下来不断地阅读文本和独立思考的过程，他说：“从事文学研究，独立的阅读和思考是必不可少的根本性前提，在此基础上，再同师友们一起讨论切磋，进行话语交流、思想碰撞，从而获得新的灵感启发。”学术研究在战玉冰的眼里从来不是冷冰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既是战玉冰博士攻读专业的名称，也是他学术关注的基本范围。“这是一门和我们现实生活非常切近的学科”，一代代学者继往开来，文学研究的脉络绵延不绝，这些文学和研究都离我们很近，也很有亲近感，“这样的学术是有温度的”。在问到为什么会有“学术是有温度的”这种想法时，战玉冰讲了两个故事。战玉冰的硕导是张新颖教授，张老师曾是求学于贾植芳先生和陈思和老师的博士研究生，而贾植芳先生曾是围绕在胡风身边的青年，胡风则是鲁迅的“弟子”。“我们都知道鲁迅是我们这个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同时，“我的博士生导师是李楠老师，而李楠老师的博导是北京大学吴福辉教授，吴福辉老师的导师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创始人王瑶先生。王瑶先生在清华时则是朱自清先生的关门弟子。”这两条学术脉络让战玉冰感受到了一种“学术的传承与温度”。“听李楠老师说，当年她去清华开会，经过朱自清先生雕像前，吴福辉老师和钱理群老师让她向雕像行跪拜之礼，并对她说‘这是你的祖师爷’。这一幕场景对李楠老师而言一定印象极其深刻，以至于这么多年后听她回忆起来，还能感受到她的动情。”显然，这给作为后辈学者的战玉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让他感受到了学术的亲近感与不断传承的责任。战玉冰参加建投书局与虹口区委宣传部举办的圆桌论坛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从本科、硕士一直到博士，战玉冰在复旦中文系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指点和教诲，让他受益无穷。他说：“中文系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跟随不同老师上课、学习和求教，总能得到不同的启发和感悟，这也是我在复旦中文系这些年收获到的最宝贵的财富。”战玉冰首先谈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李楠老师，“李楠老师对我们很信任、很宽容，鼓励我们寻找自己的阅读兴趣和研究方向，这让我能够在随心所欲的‘学术闲逛’中尽情享受学术所带来的乐趣。”他说，“但这又不是完全地‘放养’，李楠老师治学讲究以史料为基础、重视原始报刊资料、‘论从史出’。她在潜移默化间将这种治学精神与方法传授给了我，而这些都可以视为我博士论文写作最为基础却也最为坚实的方法论依托。”如果说李楠老师是一位学术上的“慈母”，从来都是如春风般的温柔和善，那么中文系的倪伟老师则堪称学术上的“严父”。战玉冰虽然不是倪伟老师指导的学生，但是他与倪老师平时的交流却有很多。“每次去找倪伟老师请教论文，我都心怀忐忑，开始是惧怕其威严，后来就变成折服其洞见。倪伟老师总是能够高屋建瓴地化解我思考与写作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和瓶颈。他对于各种西方理论的熟稔于心，更是可以经常帮助我指明下一步要读的书与深入思考的方向，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有时候我一个章节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写到自己都头昏脑胀、云山雾罩，倪伟老师却能几句话点到要害，让我豁然开朗。”战玉冰涉猎广泛，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很有兴趣，但他还是格外佩服自己的博后合作导师——王宏图老师。“王老师的研究领域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他精通多国语言、阅读面非常渊博，和王老师聊天总会有一种自己读书太少的紧张感。同时王老师更令人敬佩的地方在于他对当下最新作家作品的敏锐观察，有时候我读到一些新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推荐给王老师，却发现他早已经读过。甚至他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的最新创作也保持了一种高度的敏感，这都在无形中成为鞭策我不断阅读的动力——不多读点书，怎么和老师聊天？”此外，战玉冰还特别提到了自己的硕士生导师张新颖老师。“我最初迷张老师是因为他的《中国新诗》这门课，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缺乏一种对现代诗歌的感受力，直到听张老师讲诗，我才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品出了中国新诗的味道。他喜欢贴着文本来讲，甚至有时候会在课堂上吟读诗歌，这让我第一次在感性上认识到了新诗的魅力。张新颖老师有一句诗我特别喜欢，‘风吹到句子之间/风吹词语/风吹到旷野和字的笔画之间’，我觉得这就是我上《中国新诗》这门课的感受。”读博士之后，尤其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每次遇到瓶颈，战玉冰都会想去找张新颖老师倾诉一番。“因为在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甚至对未来的规划上，我经常会产生一些焦虑感，而在对张老师不断地倾诉过程中，其实无形间很好地舒缓了这种焦虑感。张老师很多情况下都不一定会对我的一番倾吐作出回答，他只是静静地抽着烟，微笑地的看着我，听我把自己的焦虑讲出来。有时候我们之间的聊天还会出现有些尴尬的冷场，但我之后遇到内心困苦时还是想去找张老师说说，好像冷场也是一种‘沉默的留白’，在情感上帮助我熬过博士论文写作阶段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学术路漫漫，他将继续追寻战玉冰的学术关注领域，主要是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类型文学与电影研究，以及数字人文等方面的尝试性探索。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共计55万字，从搜集资料到整理年表，再到最后逐节逐章地撰写论文，前后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其中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这部论文在对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创作与翻译进行了“全景式”观察与研究的同时，也针对其中的一些核心命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之所以选择“民国侦探小说”作为论文题目，一方面自然是源于战玉冰对侦探小说本身的阅读爱好。“我很喜欢读欧美和日本的推理小说，也有不少当代从事推理小说写作的作家朋友，这让我很好奇侦探推理小说在清末民初刚刚进入中国时是怎样一种状况。”这种兴趣与好奇心或许就是战玉冰博士论文选题最初的动机之一。另一方面，他也深受美国学者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一书中部分观点的影响，詹姆逊在书中认为：“文类概念的战略价值显然在于一种文类概念的中介作用，它使单个文本固有的形式分析可以与那种形式历史和社会生活进化的孪生的共时观协调起来。”在战玉冰看来，文学类型的研究价值在于其形式上的相对稳定性。而他研究民国侦探小说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这一种小说类型来把握那个时代的社会总体性特征与人们的情感认知结构。战玉冰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民国侦探小说”，而他未来几年博后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关于“50-70年代的反特小说与电影”，“这大概可以视为我博士论文的一个延续和拓展，我很想知道侦探小说在进入到‘革命中国’的语境之下，是如何发生文类演变与发展的。”正在阅读小说的战玉冰 其次是关于“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现在数字人文在国内是一个很热门的学术增长点”，战玉冰说，“虽然我其实还没有很好地把握如何将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但我觉得，作为青年研究者，应该有勇气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何况这里面的确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做起来也真是乐在其中。”同时他也对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有所设想和规划，“我其实是在逐段地整理和研究中国侦探小说发展史，博士论文做了晚清和民国一段，博后做‘50-70年代’一段，再往后可能会一直做到新世纪中国悬疑推理小说，这其中有很多是网络小说，到时候或许可以把我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一些经验和中国网络悬疑推理小说研究结合起来，可能会有点什么新的发现。”战玉冰一方面充满了责任感与使命感，“学术的传承”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亲近与温度；另一方面，正像他所说的，作为青年人，也应该勇于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从自己的兴趣中，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承和创新正是学术研究能够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所在。来源：复旦大学 复旦研究生 撰稿 王思琦 编辑 章佩林

新智元报道 来源：Nature编辑：大明【新智元导读】由于学术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许多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员处于极度劳累和精神极度紧张的状态，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为了应对这一紧迫问题，全球首届研究生心理健康国际会议将于本周举办，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学术界、产业界和教育界多方共同努力。本周，首届研究生心理健康国际会议将在英国布莱顿举行。这次会议为期两天，目标是解决一个简单而紧迫的问题：现在许多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处于过度劳累和精神过度紧张的状态，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些研究人员的心理健康。从过去几年的研究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比利时法兰德斯的一组博士生发现，他们患心理健康疾病的风险可能是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两倍以上，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或者在目前已经患上精神疾病，或过去曾经患上精神疾病。Nature调查：四分之三的博士生承受“超水平”压力对图森亚利桑那大学的博士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约四分之三的人承受的压力“超出平均水平”。《自然》报道了这些问题，结果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新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沮丧和痛苦的个人经历。这个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关于这一问题的17个研究项目与2018年3月启动，这些研究的目的是更充分地了解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面临的精神压力和健康威胁，并探讨这些研究人员所在的大学可以提供哪些类型的支持。这些研究的经费总计约150万英镑（200万美元），最初由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和英国研究与创新部门提供。在本次布莱顿会议上，将有更多的同类研究项目亮相。Nature Research是会议的赞助商。导师主宰一切，学生被迫隐瞒心理问题这些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是数据的完整性不足，通常仅适用于某一所大学或某一个地区。来自全球其他地区的数据很少，而且形式不规范。研究人员需要开展更广泛的工作，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研究生生涯和总体学术环境的各个方面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已经揭示了一些明显的迹象。短期培养的博士和博士后合同的特点可能会让雇主和导师在关照博士生心理健康的义务方面根本不重视。目前学术界的氛围经常会对过度工作和长时间工作持赞美态度，这会极大助长过度劳动的状态和气氛。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与他们的导师之间的权力平衡存在很大问题。资深科学家既要充当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严谨，独立评估人，这一矛盾阻碍了学生向导师吐露自己可能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意愿，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会给自己专业上的进步造成妨碍。对于这个问题，解决之道可能需要多管齐下。首先，导师需要全面的强制性培训，以识别、协助和了解可能具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人员。其次，学生的导师可以不止一个，以便在遇见心理问题可以寻求支持，而不必担心会威胁自己的职业生涯。而且，大学需要确保为本科生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能扩展至研究生和博士后的范围。学术界也必须学会尊重许多研究人员寻求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理念。总之为了这个问题召开专门的会议是令人鼓舞的，这表明表明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正在受到重视。但是，我们还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未来的研究人员免受心理健康问题的荼毒。哈佛调查报告：近10%的博士生曾想过自杀实际上，博士生过劳影响健康的问题由来已久。去年据The atlantic报道称，目前美国研究生院的气氛会对研究生的健康造成恶劣影响。该报道采访了纽约城市大学数据分析师埃弗雷特拉姆尔(Everet Rummel)。他表示：“以前出于一些原因，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攻读博士学位。”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数据分析师埃弗雷特拉姆尔(Everet Rummel)回忆道，“那时的想法太天真了。”他制定的计划是用两年的时间攻读博士学位。对于一个普通的博士生来说，取得博士学位大概要花8年的时间。他的计划很快就结束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拉姆尔特有的高效率，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完成过这个计划。“我退学了，”他解释说，许多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决定，其中多数与他的学习没有直接关系，但每一个因素都指向了他博士生活所带来的全方位的、残酷巨大的压力。更糟糕的是，博士阶段的高压生活带来的回报不尽人意:2014年的一份报告发现，接受调查的博士生中，近40%在毕业时没有找到工作。此外，大约有13%的博士生毕业时背负着7万美元以上的教育相关债务，而人文学科的这一比例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对于那些确实获得了学术相关职位的人来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接近三分之一的兼职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附近甚至低于贫困线。哈佛大学附属研究小组的一项新研究强调了博士生现状的后果之一:博士生极有可能会有心理健康问题。研究人员调查了8所名牌大学的大约500名在读的经济学博士，发现其中18%的人有中度或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症状，这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多。在哈佛大学的这项调查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学生在前两周内至少有几天都有自杀念头。精神和学术的双重压力容易产生挫败感这项研究的结果还包括近200名教职员工的调查反馈。研究结果显示，许多博士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即使不是由博士阶段的教育经历造成的，也会因为这段经历而恶化的。在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中，大约一半患有焦虑和/或抑郁症的受访者是在开始博士生学习一段时间后被确诊的。与那些刚开始读博的学生相比，临近毕业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焦虑或抑郁症状。博士研究生们认为，经济压力和职业压力的结合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挑战。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尔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数字文学助理教授露西约翰逊（Lucy Johnson）表示，攻读博士学位的经济负担让她很难“逃离博士生课程安排”——比如说，去看电影或外出就餐。她认为，那些因严格的学术作业而感到孤立的学生，势必会因经济困难而更加孤立。和她的许多同学一样，露西最终也只能靠贷款养活自己。学术本身也有很大压力。对于博士生教育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生产、生产、再生产新的想法，或者比别人做更多的工作量，所以我们都精疲力竭，”约翰逊说，“以‘专业化’为名，我们不停做着这样的工作。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博士生应该接受的一部分。”同样，长期以来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教授的拉姆尔（Rummel），也被终身教职的和各种学术会议的前景所吸引，在这些会议上，他可以与志同道合的“书呆子”讨论小众话题。他说，他和他的同学们应该把博士教育当作一种“成人仪式”。 现年25岁的拉姆尔说，“为了过上那种生活，你必须付出非常多的代价。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很讨厌自己的生活。”他的学校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学生的压力，比如在期末考试周提供免费按摩服务，但没人有时间来享受这些服务。根据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调查，还有一点加重了博士生的压力，那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没有什么用处。只有2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总是或大部分时间都是有用的，而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中，这一比例为63%。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可能会对社区产生积极影响。即便如此，很少有博士生受访者接受定期的心理健康治疗，包括那四分之一有过自杀念头的人。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研究中，那些在心理健康评估中得分低于平均水平的博士生，认为他们的心理健康比平均水平要好。在那些最近有自杀念头的人当中，26%的人认为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比一般人要好。这种不和谐暗示了问题的普遍性——在博士生教育中，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是生活常态这一个事实。希望本次研究生心理健康专门会议的召开，会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共同推动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参考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1492-0https://36kr.com/p/5164914

原书厚达800余页，有77万余字，400多个人物出场，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性心理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弹道学、军事学……近日，译林出版社重版推出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托马斯·品钦的代表作《万有引力之虹》精装全译修订本。这部被誉为超越人类智识的伟大小说，阔别多年，重磅归来。预言时代的有争议的经典普利策小说奖却因此空缺《万有引力之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巨著之一，也被视作后现代主义文学绕不开的长篇经典，1973年出版后曾引起极大争议，普利策小说奖因此空缺。作为一部“后现代史诗”，它以百科全书式的叙述，洞若观火地分析了现代和未来社会运行的机制。在著名评论家、《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看来，品钦是当今美国小说家中最有活力、成就最少存疑的。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目前正处于品钦的时代，一个人造物和偏执狂的时代，被系统控制。”小说情节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内容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到数学、化学、物理学、弹道学、军事学，几乎无所不包。作品中有400多个人物出场，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和轴心国的将军和士兵、科学家、技术精英、财阀头脑、特工、土著人种，七十多个场景的发生地点遍及南北美洲、非洲、中亚、东欧和西欧，眼界极为开阔。庞大的知识体系和晦涩、艰深的写作手法，为文学评论界带来了无数的话题，也为普罗大众的阅读设置了极大障碍，让它成为“挑战高智商”这一阅读类型的代表作品。有评论表示，“出版近五十年，没有人敢说真正读懂了这本书，更没有人敢就此错过。”同《万有引力之虹》本身的种种谜团相比，其作者托马斯·品钦更宛如谜一般的存在。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是他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应该是他的。他曾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工程物理学，美国海军服役两年后，又转入康奈尔大学，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学位。1974年，他因《万有引力之虹》被授予美国全国图书奖，但拒绝领奖。成名后，他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四十多年来，没有一张他的照片流传于世。甚至当有好事者去康奈尔的年级名册上查访旧档案时，竟然发现品钦那页的照片不翼而飞。译者八年长跑大幅优化版本绝版五年后得以重磅归来21世纪初叶，译林出版社开始系统性地翻译出版品钦作品。2008年，《万有引力之虹》简体中译本面市，成为继《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后译林社又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翻译界存在已久的空白，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入选2009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知名评论家邱华栋认为，“小说中包含着当代社会丰富的信息，风格独特到了没有人可以模仿的地步”。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更是把《万有引力之虹》看作现代文学的顶峰之作，骨灰级科幻必读经典。2020年，距离初版过去了12年，时间之轮越来越快地驶入五十年前品钦在书中预言的后现代社会。今天，再版和阅读这本书，对我们理解和警惕技术的发展，展望自身命运的走向，尤为重要。新版《万有引力之虹》是译者张文宇在首版近十年的翻译之后，对译文做出的一次全面修订，随着对文本理解的不断加深，他对原译中表达不够精准，以及涉及知识性错误的地方均进行了改正和优化，修订超过两千处。例如，第一部标题原译为“零之下”，原文是“Beyond Zero”，改为更加准确的“零之外”；题记原译为“大自然只解演变，不解生死”，因考虑到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科学家的身份，改为去演绎化，更加直白的“大自然只有形态演变，不会彻底消亡”。张文宇是厦门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曾攻读人工智能博士学位，为翻译这本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书，丢掉了博士学位，错过评职称的机会。然而，他认为，《万有引力之虹》这样一本历久弥新，值得反复咀嚼消化的经典著作，在译文上更是值得一遍遍打磨修缮，才能向传说中的完美艰难靠近。从搜集读者意见，到重读原著，全文修订，他又花费了八年时间。译者修订完成后，译林出版社邀翻译家、后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但汉松领衔十五位英美文学方面的译者学者，对全书进行了细致校订，并补加注释。译林出版社有关人士表示，首版十二年，绝版五年，《万有引力之虹》之所以一直没有加印，以至于很多读者误以为版权已经不在译林社，这是因为编辑和译者一样，希望做一番竭尽所能的修订。对《万有引力之虹》这样一本经典、迷人又难懂的文学巨著来说，诠释是永无止境的，译者张文宇认为，只有不断去改善，才能向传说中的“完美”艰难靠近。为了让《万有引力之虹》真正成为文学爱好者藏书架上的必备，译林社此番首度采用精装形式发行这本厚达近千页的世纪奇书。封面背景上巨大的拱形，象征V-2火箭的抛物线，即“万有引力之虹”，拱形本身的橘红渐变色调，充满热度的象征，前景上V-2火箭的工程图、整个火箭的剖面图、内部燃烧室的剖面图，则呼应了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小说的复杂和精细。封面用纸来自日本，覆以亮膜，在保证了色彩鲜亮的基础上，更有丝滑的手感；内文进口轻型纸，色彩微泛米黄，在保证最大阅读舒适感的同时，寻求了厚度和重量完美的平衡，使书不但适合书架上展示，而且便于翻阅，藏读两宜。

文 | 专聊教育君（文章原创，版权归本文作者所有，欢迎个人转发分享）在北大曾有一位才女，她13岁就踏入北大校园读书，成为了北大史上最年轻的一位本科生，这位才女名为田晓菲。田晓菲也被视为“神童”，她在4岁时就懂得写诗，从小接触文学创作。北京大学重才爱才，破例招收了田晓菲，因此，她在13岁时就已经成为了北大学子，令人羡慕不已，在许多人看来，田晓菲蒙受老天爷的照顾，天赋异禀，日后必有一番作为，人们对这位才女，期望很高。因好友逝世，长时间没写诗田晓菲也是诗人海子的好友，两人结识于北大校园，田晓菲也是非常崇拜海子写诗创作的才华，而诗人海子也是相当新生田晓菲的文学创作能力，田晓菲曾拿着自己创作的诗歌去请教海子，海子说道：“如果你能坚持，你将是位伟大的人。”爱好文学创作的田晓菲和海子成为了好友，而当田晓菲听到海子逝世的消息后，心情也是相当沉重，她无法理解一位鼓励自己坚持的诗人，却没有坚持活下去，过好自己的一生，得知海子逝世的噩耗后，田晓菲心情低落，曾一度停止了诗歌创作。出国留学，遇见人生伴侣20岁的田晓菲决定出国留学深造，她来到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而在哈佛大学这一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象牙塔，田晓菲也遇见了自己人生的伴侣。在田晓菲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宇文所安教授担任她的导师，宇文所安对于中国古典文学颇有专研，能够讲出一口流利的中文，是美国著名的汉文学家。嫁给美国老师，却备受质疑田晓菲在北大攻读博士期间，她和宇文所安教授是单纯的师生关系，在接受采访时，田晓菲本人也表示：我和宇文所安是严格的师生关系。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学校之后，才开始用电子邮件进行交流，讨论各种话题，尤其是和文学有关的问题。“北大高材生田晓菲嫁给美国老师，还是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此事也让人议论纷纷，对于这段跨国婚姻，不被人们看好。田晓菲和宇文所安年龄差距较大，相差20多岁，但是年龄上的隔阂以及国籍不同却没有阻挡住两人相爱的结局，最终他们步入了婚姻殿堂，田晓菲成为了宇文所安教授的现任妻子。嫁给自己的导师，学霸田晓菲这步棋走得妙在教育君看来，田晓菲虽然与宇文所安教授的年龄差距悬殊，但是促成一段婚姻的不仅仅是年龄上的匹配度，更重要的是三观相符，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生活在一起可以聊得来，有共同的话题，两人都酷爱文学创作，喜欢专研中国古典文化，在文学上相互吸引，才是最终走在一起的关键，因此对于这段来之不易缘分，两人紧紧把握住了。田晓菲选择嫁给宇文所安教授，也是经过了自己的深思熟虑，是自我的选择，与他人无关，因此，我们也不必站在道德的风口浪尖去审视她，加之人各有志，何必强求？人生在世，我们要懂得冷静、客观去审视周围的人与事物，不要人云亦云，过好自己的一生，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请点亮下发的小拇指，你的点赞，是对教育君最大的鼓励，你的转发，是对教育君的支持，你的收藏，是对教育君的肯定，你的留言，教育君会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