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诞生的?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这一批人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在恢复高考时,那时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生具有怎么样的特点?坐“冷板凳”的学术生产又应该如何影响社会?《开山大师兄》是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口述史,它把他们的学术生涯、求学研究都记录、还原出来。1月12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开山大师兄》在南京首发。主持人王世岳、此书的编著者许金晶和孙海彦,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授聊了聊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的求学之路、当下学术生产体系的问题和专业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之间的张力。“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这完全是一个巧合”“我们现在70岁上下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开山大师兄’,这可能跟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坎坷路程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都很坎坷。学位制是从西方发源的,民国政府在大概1933年、1934年前后,就已经制定了《学位法》,准备开展学位教育。假如后来没有日本侵华,说不定我们的硕士、博士教育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莫砺锋认为,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是因为中国坎坷的近代历史。在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一边倒”学习苏联。所以在50年代,莫砺锋的老师周勋初那一辈人读的研究生叫副博士学位。后来因为中苏交恶,周先生也没有拿到这个学位。学位教育就一直延迟下来了。《开山大师兄》,作者: 许金晶、孙海彦,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所以,在莫砺锋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他和导师都不清楚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样的水平。他的导师就查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博士论文。“台湾大学第一个文学博士是在1960年,罗锦堂获得的。他的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叫《元杂剧本事考》。他应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大陆本来在那个时候也应该有文学博士的,可惜当时的形势很不正常,这些东西都没人提。到了文革,大学干脆都不招生了,停办了,一切都谈不上了。”“所以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生产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博士,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本来应该是比我们年长10多岁的人成为第一批博士的。” 莫砺锋说。在莫砺锋那一届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他的校长匡亚明致辞说,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学位制度,并希望你们成为第一批硕士和博士。莫砺锋回忆道:“当时我们在下面听了懵懵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被匡校长说中了,这完全是一种巧合。”这件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莫砺锋认为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走上正轨。在莫砺锋年轻的时候,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才是光荣的,“那时候的博士,都是洋博士,从海外归来的。这是一个罪名,谁敢说自己是博士啊?”“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新中国的风风雨雨他都碰到过。他上小学时曾去抓麻雀“除四害”,也被动员去炼过钢铁。在1966年,他毕业于苏州中学(那时候叫苏州高级中学),他的人生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当一个工程师。但是文革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莫砺锋曾下乡当过十年知青。他下乡时还带着教科书想自学。但是他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和物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指点,也没有参考资料。所以在他下乡的第三年,他把所有的理科图书都卖掉了,只剩下一些文科的书。“我之所以现在在大学里面成为一名老师,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没轮上招工……我高中有几个同班同学,他们比较早招工。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早就结婚,有两三个孩子了,就不想考了。” 莫砺锋觉得,若是招工成家早一点的话,他的命运也许跟他的同学相似。在当时,莫砺锋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也没有前途,连赤脚医生也当不上,也使得生产队里的“小芳”都看不上他。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想离开农村,就去高考了,糊里糊涂考到外语系。“假如再晚个五年恢复高考,我肯定不考了。”因此,他特别感谢武大化学系的查全性院士,“因为这个老先生就是当年邓小平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首先提议恢复高考的人。本来还要晚一点的,他提议马上恢复高考,邓小平听了当场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了。”莫砺锋教授在1979年,莫砺锋在安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到大二上学期,他为了想把每个月18块的助学金变成35块,就提前考研了。他当时准备考南京大学外语系的英美语言文学,但是一查资料,南京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的考试科目有第二外语,他没法考。“我想,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要去考研了,要是名都没报上就打退堂鼓,就太丢人了。所以我就翻阅南大的招生目录,看看其他的专业能不能考。一翻翻到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程千帆先生招唐宋文学方面的研究生。我想,我当知青的时候,唐宋文学的作品倒是读了不少,是不是可以报这个。后来一考就考上,从此就钻进故纸堆了。”因为教育过程不连续,基础不好,莫砺锋认为,他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逊于他们的导师那一辈,“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而且很多人是改变方向的,学的是非你所长的东西。我们只是作为教育制度恢复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恰逢其时而已。”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是不行的在《开山大师兄》的推荐序里,陈洪捷教授对书里面的十位第一批文科博士的特点做了总结:第一是基础不好,他们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第二是年龄偏大,有的博士在进入到博士学习后已经四五十岁了,明显已经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第三是外语水平不高,这十位博士里,除了莫砺锋是学英文出身,其他人外语水平可能都比较弱,也很难接触到第一手的外国资料;第四是当时的培养制度非常不完善,每个人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博士,博士生导师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法;第五是他们的选题都非常的宽泛,比如说教育人类学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莫砺锋认为这些概括大部分是对的。他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对他的导师程千帆一无所知。他到南京大学之后,程千帆就跟他说,基础实在太差,中文系的课一天也没上过。所以,他读研究生的经历是很苦的。在莫砺锋读博的时候,还没有副导师制度,程先生就请了三个教授当他的助手,四个导师管他一个博士生。此外,年龄偏大这一条莫砺锋也赞同,在1977年高考的时候他已经29周岁了,但他在 1984年10月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莫砺锋的导师程千帆教授因为当时南京大学文学院只有莫砺锋一位博士生,所以他们就没有上课,传授知识就是到老师家里聊天。莫砺锋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很像西方大学里的研讨班。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疑难,就拿出来跟导师讨论。现在的博士生教育都规范化体系化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研究是需要有个性的。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们需要有学术个性……可能最好的师生传授方式是一对一,有点像以前的老艺人培养学徒那样……开一系列的学位课程、读一系列的教科书,结果反而不理想。” 莫砺锋觉得,如果说他对他的博士生有所帮助的话,主要方式就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而不是开课。“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莫砺锋认为,有些比较成功的学者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做普及工作,因为专业的学术研究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而他与《百家讲坛》的缘分,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办想稍微宣传一下,就主动请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来南京大学录节目,莫砺锋被选上了。当时莫砺锋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学术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听的人主要是文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过了几年,《百家讲坛》又跟他联络,要他去讲唐诗,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电视节目上讲故事效果才好,讲唐诗肯定不好。不过编导说先不管收视率如何,就想请他讲唐诗,他就只好勉强接受了。节目走红之后,莫砺锋根据现场录音对所讲的内容进行整理,出了一本书,叫《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感慨道,“以前我们千辛万苦写的学术著作,印个5000册就不得了了,我的博士论文只印了2000册,因为没人看……但是那本书出来以后,一印就印了10万册。还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天南海北的。当然也有人来跟我商榷,特别是我普通话不好,听众说你发音不对。当然也有很多人肯定我讲的内容,说听了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从那时起,莫砺锋在普及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经常去各地图书馆和其他高校做讲座。“我觉得人文社科的研究,本身是必须要钻故纸堆,坐象牙塔的。这是一个很冷静、很理性的工作,只能由少数人在学术圈子里进行研究。但是如果一句,你们的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终极价值在哪里?比如我们写了一千篇论文来论证唐诗怎么好、宋词怎么好,假如丝毫没有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么这些研究的价值在哪里?”莫砺锋认为他年龄大了,现在南京大学也不对他进行工作量的考核了,他可以放心地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最终还需要把你的研究成果普及化,推向全社会,让大家都了解你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有什么价值。”作者:徐悦东编辑:风小杨校对:翟永军
晚饭时,母亲说起了翠翠(化名),声称前阵子受其母所托为她说媒来着。翠翠是我的小学同学,至今未嫁。于是我拿起手机联系了一个博士后毕业的高中同学,问问他身边还有没有单身男士的资源。之所以联系他,是因为翠翠现在的条件相比较而言很优越,我猜想她的择偶对象应该是高学历稳收入的群体。说起来惭愧,小编在小学和初中一直成绩很优异,翠翠之流是完全不在我的竞争范围之内的。所不同的是,上大学以后我开始放任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几乎都是在游戏人生。而翠翠却在此时开始走上了奋斗之路,后来考到北京读研,毕业后进入了航天部。现如今以中高端人才的身份拿到了北京户口,单位分配了住房,收入也跟着涨了上去,除了单位分配的房子,自己还在丰台区买了一套。我与翠翠的差距在大学时出现逆转,毕业后越拉越大,想起这些颇有些羞愧难当。饭后翻看手机,在某公号上看了一篇文章,大概就是讲的一些考研的奋斗故事。我看到了其实不只是翠翠,太多的人为了自身发展都经历了一段艰苦奋斗的岁月。看罢觉得心里没底,并不是后悔当初没有一起参与到考研大军里面,而是一种莫名的恐慌。我在想,作为一个掉队的兵,我是否还能或者还有机会赶上同学们的步伐?我不确定,甚至于说很不自信的认为没有多少机会了。我又把高中的大学的两拨同学回顾了一遍,发现大凡现在混得还可以的,基本与成绩和学历成正比。曾经我也偏激的认为一个人成功与否与学历无关,我也随波逐流的把出身、把背景、把社会现实等等因素拉过来佐证这一偏激的观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醒悟,能力高低直接决定一个人社会竞争力的大小,而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能力的表现方式。我不否认也有低学历成绩平平的人同样走在成功的道路上,但从我的交际圈子里发现,这一现象代表不了趋势,不过是偶然事件。这一结论的得出,更增加了我对未来生活的不自信。晚上打开电脑,刘德华被授予香港树仁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的消息映入眼帘。小时候曾经把华仔当偶像,成年后虽然过了追星的年纪,但是一直对这一传奇巨星心存好感。刘德华的成就毋庸置疑,虽然总有人拿唱歌不如张学友,演戏不如梁朝伟来否认他,但是华仔用自己的敬业、行动和数不清的作品来诠释,他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他的每一份收获后面都对应着比常人更多的付出。我想说他的成绩实至名归,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奋斗得来的荣誉是不容否认的,今天的这个博士头衔是有实际含金量的。看到他穿着象征学识的博士服,打心底佩服、高兴。刘德华表示,虽然离开学校在社会这么多年,但一直不停的保持学习的心。他还透露出十分想读中国文学,以后可能还会出书。一晚上纠结的心变得有些茅塞顿开,我想困扰我的问题有了答案。一个人是否可以做出成就,不在于你已经跑了多远,而在于是否可以保持不断学习。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唯有保证持续的学习和进步,未来才会向你招手。现在开始努力并不算晚,将来有一天或许有机会赶上并超过“翠翠”们也未可知。或者说就算是一辈子赶超不上,只要将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做到了问心无愧,也不至于再像今天这样恐慌。刘德华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尚有进取之心,何况我等?所以,小编希望和我有过同样心结的读者可以保持一颗持续学习的心,未来定不负苦心人。有句话虽然满满的鸡汤味儿,但小编觉得说的很好: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7岁时,偶尔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片沉静而美丽的湖光塔影。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似曾相识的风景,一些莫名的惊奇、喜悦与感动,从自己那充满渴望的内心悄悄升起。母亲告诉我:这,就是北大。这就是后来如愿进入北大的文学天才田晓菲,在回忆中对北大的初印象。7岁孩子那种懵懂而倔强的形象跃然纸上,她在后来入选语文课本的题为“十三岁的际遇”的文章里继续复原着自己10岁时乘汽车和北大偶遇的心情,阿姨让她赶紧去看北大的校门,但她的反应却是“扭过头去,口里说着:才不呢”,因为如果现在看了,以后来了北大读书不就没有新鲜感了吗?记得以前在初一语文课本上读到这篇《十三岁的际遇》的课文时,当时老师说,这个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孩子写的,她的名字叫田晓菲,是一个文学天才。当时就对田晓菲这个人很感兴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出色的文字呢?四岁的小女孩开始读大厚书到底几岁适合启蒙?不同专家有不同观点,有说要快乐童年,玩耍才重要,也有说读书要趁早的,但不管别人怎么说,当别人家的小孩还在地上玩泥巴,和哥哥姐姐抢玩具,躺在爸妈怀里撒娇的时候,4岁的田晓菲已经抱着厚厚的书,在书的海洋里遨游了,惹得当年的邻居纷纷拿她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表示到底女孩子比男孩子好,可以大半天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看书,这样不淘的女孩子太好了。有时妈妈心疼她,担心晓菲小小的脑子会不会用得太多对以后成长不好,所以每天上班前都会把家里那些大部头的书藏起来,但这却给小晓菲带来了捉迷藏的乐趣,她可以像侦探一样一边找着书一边快乐地读书了,就这样,一本又一本,她读完了《珍妮姑娘》、《红楼梦》等大部头的古今中外名著。6岁半写诗13岁出版诗集14岁考入北大……#知识分享奖学金#书读多了,小晓菲就想自己写。作为“家庭《扬帆周刊》的社长”,从六岁半开始,她把自己看的想的写成了诗,接连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少年报》等有名的报刊上,还接连在全国儿童诗歌比赛、世界儿童诗歌比赛等大赛中获奖,到了13岁的时候田晓菲出版了《绿叶上的小诗》、《快乐的小星》两本诗集……14岁她开始进入北大读书,《人民日报》当时发表了《“诗人”今年十四岁——访北京大学学生田晓菲》的专访;16岁的时候,她写了开篇的《十三岁的际遇》,后来进入中学语文教材;20岁的时候,攻读哈佛博士,成为哈佛历史最年轻的博士生,34岁被破格提拔为教授……让世界的文学走向我们,让我们的文学走向世界一般天才总是受到很多人的崇拜,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文学天才少女在国内却备受争议,很多人不喜欢她,原因无非就是她在28岁的时候选择嫁给自己的52岁的导师,并选择在美国发展。有人说田晓菲再优秀又怎么样,还不是忘本,智商再高,没有为自己的祖国发展做一丝贡献,再优秀还是选择了美国,嫁给了洋人,再优秀对于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好的榜样作用?父母的养育之恩,孩子再优秀,尽孝了吗?但也有一些喜欢田晓菲的网友,他们认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之路,田晓菲13岁就学业有成,大家往往只看到她的天赋,却很少看到她的努力。其实天才也是需要努力才能成功的。至于她的感情生活、婚姻生活,还有选择嫁给谁,那是她自己的事情,旁人并没有干涉的权力。上海的一位网友说:“当时选择留在国外的人很多,田晓菲只是其中之一,不能因为人家是天才,就觉得她的选择有问题。爱情无国界!”想起多年前,田晓菲刚刚进入北大的时候,记者问她为什么选择了英语系而不是中文系?她写了两句话来表明心志:让世界的文学走向我们,让我们的文学走向世界。如果按照她这个说话的逻辑,后来选择在国外生活那也算是向全世界的人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算是为国家做贡献了。近些年来,大家对一些优秀人才选择出国发展的行为颇有意见,除了田晓菲,还有颜宁的情况也一样。其实,抱怨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不如努力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你说呢?
早前,演员翟天临(左一)的博士学位造假,引发全网质疑。图/《军师联盟》博士是谁?博士就是那个拿着入场券,在人类知识的最远边界独自钻牛角尖的人。今天,关于博士的真正问题不在博士的多少,而在博士的真假。人们内心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条博士鄙视链:本科985的常青藤洋博士>洋博士>本科985的土博士>土博士>女博士>博士后>专业博士>在职博士>翟博士>名誉博士>访问学者>野鸡博士。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博士成色和美誉度的不完全排名。任何对博士的神化和异化,终归是一场徒劳。读博,或者不读博,成为博士,或者不成为博士,不过是人生的其中一种选择。“中国已成博士工厂?假的!”这是《中国教育报》3月6日一篇报道的标题,这一说法来自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张炜表示:“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就会出现‘中国博士研究生规模全球第一’‘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数量世界第一’的说法。这可不是夸我们,而是借此说我们‘虚胖’,只图脸面,只要数量不要质量。但是这个说法,却彻彻底底是个谣言!我们作为教育界的委员,有必要加以澄清。事实上,我国的博士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说博士研究生教育是短板也不足为过。”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还不完善,博士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不算高。图为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费曼,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凤毛麟角博士乃至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公共热议话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电视剧《围城》1990年热播的时候。这部改编自钱锺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展示民国知识分子群像,同时贡献了“克莱登大学”(克莱登大学由此成为“野鸡大学”的代名词)以及“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出自剧中的教育部视学先生)等说法。“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图/《围城》《围城》主要凭借演员的颜值和表演来吸引观众——陈道明(饰演方鸿渐)的儒雅,英达(饰演赵辛楣)的美国派头,葛优(饰演李梅亭)的笑点,以及两大女主李媛媛(饰演苏文纨)、史兰芽(饰演唐晓芙)一套又一套的时髦衣着;至于钱锺书在原著中揭示的高级知识分子圈的种种套路,在剧中则被弱化了。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图/维基很多人要在之后读到《围城》原著并在对学术圈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领悟到小说的妙处。比如,苏文纨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文学博士称号,主攻方向是中国现代诗研究。“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1942年3月至5月,胡适博士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再比如,方鸿渐和韩学愈同样手握“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方鸿渐是花了40美元买的,韩学愈花了多少钱就不清楚了),方鸿渐深以为耻,不敢写在履历上,只能当个副教授;韩学愈则不仅有“博士”头衔,还有“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相当于今天的C刊)这一过硬条件加持,当上了历史系主任。然而,真相是:韩学愈的文字确实曾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但跟学术无关。他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是一段广告:“中国青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发表在《史学杂志》的则是一条资讯:“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通信某处接洽。”也难怪那时的人对以博士为代表的高知群体不甚了解。毕竟,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属于凤毛麟角:上世纪初到30年代,要读博只有留学一途,也唯有家境宽裕者负担得起(方鸿渐到欧洲留学的学费就是丈人提供的)。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后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民国政府于1935年4月公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位法典——《学位授予法》,采欧美通行的三级学位制——学士、硕士、博士。但随着抗战爆发,这一计划不得不延迟。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门一度采用苏联的学位制——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回忆道,他的老师周勋初先生那一辈,当时读的是“副博士学位”这种源于苏联的学位称谓。直到1980年2月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学位制度,并在1983年授予第一批博士学位,我国才有了国产博士。曾经的苏联学位制,对中国影响颇深。图/圣彼得堡大学“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1983年5月23日,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以新中国首位博士马中骐(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为代表的18名博士拿到了学位证书。据说,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说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许多人不明其意,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回忆:“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苏步青的预感是准确的。1982年,我国共招收博士生302人;而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83878人。还有一组对比数据也可以证明我国博士招生的“大跃进”:获得博士学位者突破1万人的规模,美国用了100年时间(1861—1961),中国仅仅用了17年时间(1981—1999)。中国教育在线网站发布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19)写道:“从1994年开始,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呈现急剧扩大的趋势,到2015年授予博士学位总量超过66万人。从1994年至2007年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以年均25%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长,其后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至2015年间年均增幅约4%。”中国博士,似乎越来越多。图/全景现在通行的“2008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博士大国’”的说法,来自国务院学位办。2008年4月,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表示:“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至于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不认同这一说法,可能是所采信的数据来源不一致造成的。对照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和社会、行为与经济科学学部联合公布的《美国高校历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1957—2014)》及我国教育部发布的历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即获得博士学位者)数量,在2008年这个争议节点上,美国培养了约4.8万名博士,中国则培养了约4.4万名博士,基本持平;而到了2014年,美国的数字是约5.2万,中国的数字是约5.4万,仅从数量上看,中国确实胜出了。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一名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合影。图/Alex Zozulya博士数量持续增长,是一个国际性趋势。《自然》(Nature)2011年5月发布的名为“博士工厂”(The Ph.D. Factory)的调查报告指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一份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8年科学类博士年增长率达到近40%,每年约增加3.4万人。没有迹象显示增长会放缓。大多数国家建立了高等教育系统,并认为博士毕业生人数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此,报告质疑道:“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当博士成为“博士工厂”制造的批量化产品,其成色就难以保证了。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2007年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历数高校“大跃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针对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刘道玉的对策是:“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左:伯明翰大学的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右: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礼服。隆重而讲究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是研究生教育的严肃性的体现之一。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1987年6月,作为北大培养的首批文学博士,陈平原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曾在文章中记述当时的经过:“我独自一人,骑脚踏车,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回宿舍时,顺道买了个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准备晚上受用。给父亲挂了个电话,说‘东西拿到了’;电话那头很激动,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那时年轻,看不起‘博士’‘硕士’等头衔,以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第二天,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江南读书去也。”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与博雅塔。图/维基那个时代,北大乃至其他高校都没有隆重的博士毕业典礼,更没有穿博士袍、戴博士帽、导师拨流苏等仪式。很多学者像陈平原那样,以平常心对待博士学位——“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陈平原认为,自己不是特别看重博士头衔,与专业方向有关。“回首百年中国学术,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大都没有博士学位——即便曾出国留学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也不例外。这一点,与经济、法律、物理、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陈寅恪任教清华时,有“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之称。图/维基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规章制度不甚健全的时候,博导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教学生——正如莫砺锋所说,“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那时候培养博士生的方式,类似于传统手艺人带徒弟,一对一,一个博导带一两名学生,言传身教。甚至有四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情况:带莫砺锋的,除了导师程千帆,还有导师的三名助手——郭维森、周勋初、吴新雷,四个老师管一个,把他管得“死去活来”。而如今身为博导的莫砺锋,他要带的博士生有60多名。那个时代的文科博导上课,就是跟学生聊天——莫砺锋、陈平原都十分怀念当时那种氛围。陈平原在回忆导师王瑶时这样写道:(王瑶)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复旦大学2018届博士毕业典礼现场。2013年,陈平原撰文提出“革新博士教育六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改国家学位为大学学位——“像欧美国家一样,各大学对自己颁发的学位负责。经由一番激烈的竞争与淘洗,内行人很快就会明白,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白给你也不能要。”他对于博士教育的基本观点是: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这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个希望进入学界的人非做好不可的“规定动作”。作者 |谭山山欢迎分享文章到朋友圈新周刊原创出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在国际社会交流越来越频繁的20,21世纪,华人与外国人的跨国婚姻也越来越普遍。而在婚姻中,年龄相当,门当户对等思想往往都受人重视。因为人们往往都更容易认同那些看起来“般配”的爱情。而跨国婚姻似乎对于人们来说也有两种观点。一是因为现在的人们因为百年前的战争让人们产生了崇洋媚外的心理,而出现外国人比中国人好的畸形思想,这从而也产生盲目反对所有外国人的畸形思想。可是“北大才女”田晓菲的婚姻却成功击破了这种思想的束缚。这位13岁就在北大的人,嫁给了自己哈佛大学的导师宇文所安。因为当时她的导师大了她整整25岁,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田晓菲有人认为田晓菲是一个中国培养起来的人才,却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并且还为他更改国籍,同时对方还是一位年纪特长的先生。这让他充满了争议。他的丈夫宇文所安,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有:《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 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等等。在2018年,他还获第三届唐奖汉学奖。成为汉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者。宇文所安而田晓菲1971年10月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报社的职工,因此耳濡目染,也喜欢上了文学。她13岁就从天津13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大学,就读英美文学专业。现任哈佛大学教授。其学术著作有《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等。16岁时,正赶上北大校庆,她写下了《十三岁的际遇》,最后还被选进了中学语文课本。可以说,田晓菲的才华受那一代青少年集体膜拜。大家熟知的诗人海子,也是田晓菲的好友,海子曾对她说:如果你能坚持,你将是位伟大的诗人。所以海子自杀后,田晓菲非常伤心低落,很长时间停止了写诗。著名诗人海子大学毕业后,田晓菲去美国读硕士,后又考到哈佛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的导师宇文所安。宇文所安本名叫斯蒂芬.欧文,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汉唐文化。两个同样喜欢诗歌的人,经常从李白到杜甫,从白居易到欧阳修,一聊聊很久。他们更像是一对忘年知己,而不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宇文所安爱上了这个美丽的东方女孩。宇文所安很快,田晓菲毕业了。宇文所安邀田晓菲到山上旅游,并在下山的时候表达了对她的爱意。但是因田晓菲只顾往下走,根本没有听清宇文所安鼓起勇气向她表达的爱意。直到他们回到车里,她也没有什么表示。下车后,宇文所安按捺不住拦住了田晓菲质问她为什么不理睬他郑重的求婚。田晓菲这才知道下山时,他一阵叽里呱啦,原来是向自己求婚。田晓菲认为宇文所安不是结婚的最佳人选,并说出了另一个追求者的事实。宇文所安竟用数字分析的为她分析起他和情敌的优劣。2016年田晓菲近照这让田晓菲非常反感,直到宇文所安改写的一首古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千里蝉娟照,爱若磐石坚。”她发现宇文所安不仅冷静客观,还带着中国人的传统爱情观。于是,田晓菲答应了宇文所安的求婚。在田晓菲28岁时,不顾亲友反对,嫁给了53岁的宇文所安,并更改了国籍。宇文所安与田晓菲面对国内的质疑声,很多人认为田晓菲崇洋媚外,抛弃了自己的国家。可是她真的爱情是没有国界线的,只要两个人心意相通,挑战就不足为惧。如今,两人已携手走过21年,田晓菲也是一个快50岁的中年人,但两人一直将诗词歌赋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他们的在一起却不仅仅只是普通的伴侣,更多的是精神是长久的伴侣。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共计1196人。他们是自19世纪末西方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以来,中国大陆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首批博导的遴选程序极其严格,列名者堪称一时之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最高水准。此后不久,这批博士生导师培养出新中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的首批博士。最近,以文科各个专业方向首位博士为主要采访对象的访谈录《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面世。书中访谈的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当年的博士生,如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国内各自所在领域的顶级学者。通过生动的访谈口述,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重建与复兴历程在读者面前一一展现。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第一位民俗学博士陶思炎、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胡星亮、第一位世界史博士钱乘旦、第一位中国古代史博士李伯重、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第一位中国近现代史博士马敏(跟桑兵并列)、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第一位文艺学博士罗钢和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跟周振鹤并列)……《开山大师兄》以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作为报道对象,以访谈对话的形式,细致再现了这些学者在博士阶段求学与训练的情况、博士论文研究与个人学术研究生涯的关系、学术研究与时代和家国变迁之间的互动等内容。《开山大师兄》两位作者是一对夫妻。许金晶本职工作之余是独立书评人、华文好书榜评委、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长期坚持人文社科学术阅读与人文社科经典书籍的阅读推广;孙海彦是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现从事编辑工作。“这本书其实源于一次饭局。”2017年5月,许金晶为庆祝自己第二本书《领读中国》问世,跟妻子孙海彦一起,邀请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经理、《领读中国》的策划编辑徐海,《领读中国》责任编辑卞清波等友人吃饭。在饭局上,大家聊起群学书院运营总监陆远在公号上推送的《开山大师兄》一文。这篇文章详细地梳理了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推送之后引发热烈反响。交流过程中,许金晶灵机一动,说完全可以找到这些“开山大师兄”,以访谈对话的形式,对他们的博士求学经历和学术生涯进行细致梳理,结集出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推出。这个想法得到在座所有朋友的认可和支持。饭局过后,许金晶和孙海彦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一年多的访谈、整理和写作,凝结成《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一书,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开山大师兄”有着特定的意义指向,是指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而非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硕士。许金晶表示,通过这样的访谈记录,读者可以管窥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兴和发展,以及一代学人的学术之路。 “开山大师兄”们的学术生涯历程,与国家的发展有无法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许金晶对于“开山大师兄”的访谈非常注重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时代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的访谈文本,其意义不会仅仅局限在中国高等教育史或者教育史领域,而理应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1月12日,《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首发仪式在南京万象书坊举办。首发式上,在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青年教师王世岳的主持下,许金晶、孙海彦与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展开对话来到现场。1949年出生的莫砺锋师从程千帆先生,1984年10月在南大获得博士学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回顾了自己从一名普通知青成长为首位文学博士的历程。1977年,在安徽泗县插队的莫砺锋考入安徽大学外语系。仅仅过了一年多,他就提前参加考研。他本来想报南大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但由于考南大的英语专业研究生需考第二外语。,而安徽大学外语系的第二外语课程当时还没有开设,莫砺锋无奈之下只好报考了南大中文系,“那一年的招生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唐宋诗歌我在农村大概背了好几千首,心想可以试一试,当场就报名了。”不过,在报考时,莫砺锋并不知道程千帆是什么人,对中文系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1979年6月,莫砺锋在合肥二中参加研究生考试,当年9月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师从程千帆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1981年12月,莫砺锋以《黄庭坚诗初探》通过硕士论文答辩。恰在此时,国家公布了《学位条例》,南大也开始考虑招博士生。莫砺锋回忆,当时南大全校文理科博士生导师加起来只有28个,学校从导师中遴选了10个人,每人招一个博士生。程千帆先生就在其中,招收的博士生正是莫砺锋。从1982年初到1984年10月,莫砺锋用两年零十个月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毕业后,南大中文系才招收了第二个博士生。回忆起那段岁月,莫砺锋感慨,程先生培养博士生的方式和现在的博导很多不同,有点像传统手艺人带徒弟的方式,“程先生和他的三个助手——郭维森先生、周勋初先生、吴新雷先生带我一个人,管我一个人,我被管得‘死去活来’,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得去读。”莫砺锋报考博士的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这也是程先生治学的主要方向。,但程先生指定读的书籍中一本都没有一本唐宋的,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开始一路读过来,读到《昭明文选》。读完之后,还要写札记,交给各自负责的老师,比如读《文心雕龙》的札记,要交给吴新雷老师;读《史记》的札记要交给周勋初老师。1984年10月22日,这个日子莫砺锋永远记得,这一天是他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钱仲联先生,委员包括程千帆、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等,都是我国古代文学方面的一流大师。莫砺锋的论文《江西诗派研究》顺利通过了答辩,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古代文学博士,在整个文学学科都是第一个博士。当时,江苏省电视台、央视新闻联播都做了报道,中文系里还组织了300多名师生去旁听。对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的头衔,莫老师砺锋并不十分在意。他难以忘怀的,是读博士期间,程千帆先生在治学、为人、生活各个方面对自己产生的深远影响,“我尽量学习程先生的教学精神,程先生当年怎么教我们的,我也试图这样来教学生。 ”和莫砺锋一样,其他九位“开山大师兄”的博士故事也同样生动鲜活,值得玩味,值得深思。本书推荐序作者、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教授说: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已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与完善,但“大师兄”们作为博士生的成长过程、成长故事不但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反而更让人感到亲切和向往。交汇点记者 于锋
文、图、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孙晶 王丹阳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03:07平日爱穿旗袍的吴嘉茵知性温婉,她有一个跟都市人不一样的童年——在故乡的海边自然成长。1990年,她出生在广东汕头的一个海边小县城。父亲是师从关山月、黎雄才大师的岭南画派知名画家吴盛源。因为对田园、家乡有感情,吴盛源毅然从香港回到家乡定居。在吴嘉茵童年记忆里,因为父亲在写字画画,周末或寒暑假其他小朋友在玩时,她就在家从隶书、楷书开始练字。顺其自然,一路写字画画伴随着她成长。高考时,吴嘉茵并没像其他的画二代选择美院,而是去了自己从小喜欢的文学专业。在中文系读了4年书后,她发现自己依旧喜欢书画艺术,就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暨南大学艺术美学(书法理论与创作方向)硕士,同时和妹妹一起创业开办书画艺术工作室。现为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山大学中国美学博士生的吴嘉茵说,创新是岭南画派精神的核心。作为新生代,她希望可以传承父辈不断寻求突破的干劲、闯劲,再发挥出新作用,创造新色彩。【对话创二代】吴嘉茵: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孜孜不倦的精神我们是放养式成长羊城晚报:你高考时选择文学,没有像很多画二代那样去读美术学院,当时父亲对你有没有建议?吴嘉茵:家里有我,还有弟弟、妹妹。父亲其实很希望我们都能够学美术,但他当时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说就选你最喜欢的。我当时挺喜欢画画,但不喜欢素描,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从小一直也很喜欢的文学专业。我们基本上是放养式成长。爸爸一直在画画,小时候他让我们好好学习,但根本不会像现在家长一步步去呵护孩子。爸爸每天画画的时间很长,但他会在人生一些关键性的事情上给出原则性指导。我是一个蛮独立自主的人,这种性格也来自于父亲。因为他,家里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可以做什么或不可以做什么。所以我跟家里的关系很自由,没有精神上的束缚或负担。因此,我跟父亲之间从来都没有什么实际的矛盾。父亲性格温和,也很豁达。实际上,我跟父亲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种感情,平平淡淡。现在,我在微信里也会跟父亲聊一些艺术上的问题,他看到好的画、字也会图片发给我看。这样的时光真的很美好。一边读博一边创业羊城晚报:你研究生毕业后就开始做自己的艺术工作室,同时又再去中山大学读博士。边读边创业,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吴嘉茵:我真正踏入中国书画艺术这条路,是从2009年读大学开始到现在已有11年。毕业后,我选择教学生,发觉自己是书画爱好者、输出者、传播者。我喜欢把自己从浩瀚学海里面学到的东西,转移出来给周围的一些朋友学生,用比较现代的方式跟他们阐述,教学生特别有成就感。读博则是我想提升自己的文化含量,总是觉得自己还有不足。尤其当老师时,一直在往外输出,很希望有些东西能够输入给自己。我是比较有好奇心、求知欲的人,不断地想知道更深,走得更远。羊城晚报:你和父亲在艺术上有什么连接?吴嘉茵:我会帮爸爸做一些比较实质性的东西,比如出画册、策展,是外部事务上的连接。另一种则是精神上的连接。我觉得很庆幸,除了一般父女间的感情外,我们在艺术上有很多话题。羊城晚报:在你的成长的经历中,父亲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吴嘉茵: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父亲跟任何人都不一样,从我懂事开始,他就每天日复一日在画画,没有休息。我们都觉得他像一个苦行僧或者农民,这种日复一日地画,体力、精力付出都很大,我觉得他后来就影响了我。寻求突破才是传承的核心羊城晚报:你现在也想做艺术的传达者,你怎样看待传承?有没有跟父亲交流过?吴嘉茵:我没有跟父亲直接聊过传承。不过我觉得传承中的传是承接上一代的。每一代人从上一代人接收到的知识和经验,自己再内化为这一代人自己的眼光、眼界,再去跟下一代人碰撞,就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岭南画派精神本来就是融汇中西,富有创造性。我觉得创新是岭南画派的核心精神。父亲已经80多岁,但他一直有新想法、新实验,不断寻求突破, 我觉得这是传承精神的核心。我们新生代可以发扬这种干劲、闯劲,再发挥出一些新作用,创造新色彩。羊城晚报:你对自己未来事业有什么规划吗?吴嘉茵:还是希望可以进一步充实自己。现在大家都很忙,也有存在精神断层情况。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宝藏还没有发现,我希望自己可以学到更多,再用现代载体来传播,希望能让人在精神上多一些美学了解和感触,这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反而影响最大。赚钱是无止境的过程,人会精神空虚的。我的有些学生是企业高管,如果学生在生活中可以找到一个精神寄存点和安放处,当拿起笔来,心会放松,日子也有意义。【对话创一代】岭南画派知名画家吴盛源谈子女传承:要苦练基本功 不能做志大才疏的人师从关山月、黎雄才大师,岭南画派知名画家吴盛源此次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是他首次面对媒体分享有关子女的传承话题。女儿吴嘉茵能够走上书画之路,让他倍感欣慰。“我希望子女可以成为一个美术工作者。既然走美术的路一定要扎实地苦练基本功,不能做志大才疏的人。”女儿不怕吃苦我很欣慰羊城晚报:在女儿的人生关键点上,比如学业或创业,您有何看法,是否与她观念不同?吴盛源:我们观念基本相同,我更希望她可以做个画家,可以多画画,但是她更喜欢书法,更喜欢写文章,一边画画。她比较勤学,整天埋头埋脑地看书,也写了很多文章,特别是她为了学习艺术,很拼搏。她读大学三年级时,就想着毕业时要在母校华师办个人画展。本来她不是美术学院毕业的,办一个画展要几十张画也不容易,但她很有决心,用了整整两个寒暑假期,在炎热的夏季,一个人在画板前埋头苦干,整天整天地画。毕业时,她所在年级送给华师文学院的毕业纪念礼物就是以嘉茵的画为代表。她是个很有决心的人,还出了一本小画集《游于艺》,这对一个并非美术专业的人并非易事。包括其他事也一样,她很有决心付之实践,不怕吃苦,从头至尾都很投入。这一点很多人都做不到,我也很感动。她画画时孜孜以求,最后也如愿开了画展,我的学生去参观,发了视频给我,感到很开心。要老实做人认真画画羊城晚报:作为岭南画派的知名画家,您如何看待传承?您认为传承最重要的是什么?吴盛源:不仅是我的子女,还包括亲朋的子女一帮人在我这里学习,以学书法为主。学习最重要的是恒心,没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投入,是不可能的。对于子女,在他们小的时候,我就希望他们可以传承(我的事业),成为一个美术工作者。对他们有三方面的要求,一是文学,一是对生活的了解观察,一是基本功训练。对于传承,我希望子女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画画。有基本功,有生活、文学的结合,才有好作品。艺术作品没有文学,就俗了。没有基本功,就很难画得像样,会很空洞。既然走美术的路,一定要扎实地苦练基本功,不能做志大才疏的人,画画是手头功夫,没有熟练功夫,有时就是出不了效果,光有美术技巧,欠缺文学的底蕴作品往往就流俗,雅不起来。人应有平常心 不可急功近利羊城晚报:您对子女的未来,比如财富、事业的成功等是如何看待和期望的?吴盛源:人应有平常心,但做事要认认真真地做。对于财富,不要过于强烈追求,淡泊明志。不要因为追求财富,走了邪路。黎雄才老师说,以数量求质量。有些人志高才疏,很久才落笔,就难出好作品。所以画画对基本功训练要求很高,从大山大水,到点景小人,都要画好。所以画画这事,不可急功近利,平常心对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图片 | 资料图责编|沈钊审签|郑宗敏实习生|吴嘉凡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邱剑韩彤郭俊宇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明世人。阅读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让我们能够通过书本拥抱世界。目光如炬,用书籍丰富自己。今天的“金城领读大咖”,我们一起来认识徐兆寿,听听他的读书体会,看看他会为我们推荐什么书。徐兆寿,甘肃凉州人,文学博士。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1988年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作品,共计300多万字。长篇小说有《非常日记》、《生于1980》、《幻爱》(《我的虚拟婚姻》)、《非常情爱》、《生死相许》、《伟大的生活》等,诗集有《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麦穗之歌》等,学术著作有《我的文学观》、《中国文化精神之我见》、《非常对话》、《爱是需要学习的》等,获“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多项奖,在《新华文摘》、《光明日报》、《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上发表文学评论数十篇。在这次活动中,徐兆寿为我们推荐的书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这本书我过去读过很多次,这一次重读,体会到了很多东西,明白了书中说的很多道理,对中国又有了不一样的理解。”随后,徐兆寿又给大家推荐了《道德经》。《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徐兆寿为我们分享了他的读后感:“祸福相依,阴阳包容,这个世界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重读《道德经》,可以帮助我们学会如何与自然以及社会上的各类人物打交道。”徐兆寿说,对于同一本书中的道理,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徐兆寿坦言,作为一个用汉字写作和讲学的人,他希望将来中国的图书被中国人读得越来越多,同时有更多的人回到传统,阅读中国的古老书籍。
她是网络音乐平台粉丝过千的原创歌手,已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她是自成一派的专业级辩论选手,曾获得浙江大学“求是杯”辩论赛冠军;她还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女博士,痴迷《左传》无法自拔。她说,如果我有三条命,那么我要用一条生命去做歌手,一条生命去当作家,还有一条当学者。可惜我只有一条命,那么,我就要一直用各种方式去“书写”我的人生。很多时候,大家习惯叫她“提子”。她就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3级博士生黄淑仪,一个土生土长的浙大人。讲故事的原创歌手2017年是提子的创作高产期。一年的时间里,她陆陆续续写了十几首歌。当年9月,她发行了第一张实体专辑 《清醒Sober》,这张全程DIY、制作周期达一年半的专辑收录了她2010年以来创作的20首歌。7个月后,她在网易云音乐发行了数字专辑 《在那片时光里》,包含新创作的8首歌曲。提子《清醒Sober》专辑封面“乡村音乐的内核是讲故事,给了我许多灵感。旋律和文字不能还原记忆的全部,但它可以增加记录的维度。”提子既描写爱情,也吟唱生活,所有歌曲都基于她个人的生活阅历。比如,她用一首 《女孩女人女博士》来记叙读博生活,用 《我想给你一个夏天》来回忆收养过的一只流浪猫……提子《在那片时光里》专辑封面何时爱上音乐?她回答,大概是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听MP3的初中时代。对家教甚严的提子来说,每天的通勤时光是她最满足的时分,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她才被允许听歌。2009年的夏天,获得浙大保送名额的提子收到了一份礼物——一把价值400块的吉他,如愿以偿的她赶在高三的尾巴掌握了基础。2010年的冬天,她录制了第一首原创歌曲 《写给你的情书》,并发布在浙大校内论坛CC98上。这首歌一亮相便上了“每日十大热门帖”,点击量达1.2万次。帖子下40多页的评论,提子都逐条看过,同学和校友的鼓励和支持让她爱上了写歌,爱上了用音乐与他人交流的快乐。从那刻起,她决定认认真真做音乐。产生做一个独立音乐人的念头后,她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学习,广泛接触各种风格。在她随身携带的MP3 里,最新存入的歌曲有 1900首,在豆瓣上标记听过的碟超过600张。“我希望自己的歌能被更多人听到。”带着这样的初衷,提子已作为演唱嘉宾连续参加了6届浙江大学“夜未央”音乐节,而且有过一段街头演唱经历。2016年的夏天,常常可以看到有一个高挑单薄的姑娘背着吉他、扛着话筒架、拖着音箱,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一步步挪到附近的商业体——欧美中心。为了有更好的演出效果,除了练习唱歌,提子还会细致打扮。捧场的人不少,慷慨解囊的人也有一些,但最让提子享受的,是能用音乐这种语言打动路过的陌生人。网易云音乐、看见音乐网、虾米音乐网、豆瓣音乐人等平台,都是提子的线上分享空间,粉丝超过千人。音乐是你的什么?提子想了片刻,回答说,是解药。略显枯燥的读博生活里,音乐于她而言,像无聊时分的解药,像能让人兴奋且上瘾的咖啡,更像一本带她穿梭岁月的立体日记。以“软”取胜的辩论选手“我喜欢和西装革履的人站在一起,进行这样唇舌之间的交锋。”很难想象,直发齐肩、声音柔美的提子会喜欢辩论,而且还是专业级选手,曾获得第23、24届浙江大学“求是杯”辩论赛亚军、冠军;2011年“名校耀名城 · 青春靓青奥”长三角八校辩论赛优胜奖。提子用感性的一面来做音乐,用理性判断和深度思考来打辩论。“跟唱歌一样,打辩论也是一件很酷、很出风头的事。”而为了这件很酷的事情,提子也吃了很多苦。为了一场一小时左右的辩论赛,队员们往往需要进行长达一周的准备。确定辩题和立场后,组员需要分工找资料、集合讨论,再补充资料、再讨论,如此反复多轮,才能有底气站在对手面前。一天光是讨论都要占去三四个小时,背后的资料收集更是费时费力。从竺可桢学院辩论队到校辩论队,提子因为声音问题也曾尝过委屈。“像你这样的文艺女青年,不适合打辩论。”这是一位学姐的“忠告”,但是热爱辩论的提子并没有因此止步。“当你积累了一定经验,有足够自信的时候,才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水平。”求是杯辩论赛决赛的主席位、表演赛队员席、正赛队员席,三个位置提子都坐过。此前被他人视为“缺点”的文艺气质,慢慢地竟成就了提子在辩论上的优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她总是对立论稿和陈述稿精益求精,力求文采飞扬、气势磅礴。在赛场上,她又有自成一派的“软风格”,懂得倾听,善于抓住对方论述中的漏洞,迂回地进行反击。“唇枪舌战不等于交流与沟通,辩论教会了我倾听。倾听是一种能力,是交流最根本的基础。”提子认为,辩论是一种很好的练胆方式。本科时的辩论经历练就了她的应变能力,也让她更从容地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辩题往往涉及社会热点和哲学思辨,这让她在感受日常生活和个体情感的同时也能关注社会百态、思考世界本质。痴迷《左传》的文学女博士高中时,提子读的是理科,还曾获得全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的奖项。与此同时,她从小到大一直醉心于文学。对待文学,她是不折不扣的“杂食动物”,无论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她都喜欢。柯马丁教授讲座后的聚餐(右一为黄淑仪)2009年,提子通过自主招生被浙江大学免试录取,在竺可桢学院外+X平台修读汉语言文学和英语双专业。4年之后,她进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读博,专业为古代文学,师从王德华教授。最初,提子是在竺院文科平台的荣誉必修课上认识了自己的导师。在学术上,王德华教授是提子最感激的恩师。提子上交的文章,自我感觉良好,结果却总逃不脱被批得“血淋淋”的命运。“老师对我的许多指点,只有当我自己回头去资料堆里钻研一段时间,才会明白她的真意以及建议的宝贵之处。”提子的研究方向是 《左传》。正如世人所说:文学,更像是对自己的审读,古代文学更是比其他专业听上去都更加孤独。而在学术上给予提子以热情和鼓舞的,是她在美访学的外籍导师,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系的William H.Nienhauser教授。与其他专业相比,古代文学专业去海外访学,尤其是往欧美国家去的人数比例较小。而早在提子大四决定读博时,王德华教授便鼓励她以后去海外访学,发挥她本科双语言专业的优势。提子在博三这年申请成功联合培养项目,前往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学。William H. Nienhauser,这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为自己音译的中文名是“倪豪士”,如今年逾古稀的他已经花了二十年翻译 《史记》,目前仍在不断推进。深灰西服为倪豪士教授“这项研究的工作量之大,非常人可以想象。”提子感慨道,“若非对中国古代文学抱有无比的热忱,根本无法在漫长的治学之路上坚持下来。”每天,只要在学术上有一点新的想法、新的认识,老先生就会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倪豪士给提子最大的启发,也正是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治学精神。对于未来的人生,提子说,希望在毕业的那一天,能在学术上交出一份让自己满意的答卷,同时找到一份心安、一点从容、一点灵魂的满足。记者:陈淑桦、马宇丹图片由被访者提供本文编辑:浙江大学微讯社 施维凯
汉唐两朝都是我们中国人最自豪的王朝,但是因为唐诗的无比辉煌,天可汗李世民建立的唐朝后来居上。下面是我心目中的唐诗十强。一、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二、李商隐《锦瑟》。三、李白《蜀道难》。四、杜甫《赠卫八处士》。五、白居易《长恨歌》。六、张继《枫桥夜泊》和戴叔伦《苏溪亭》。七、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和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八、张九龄《望月怀远》和马戴《楚江怀古》。九、王昌龄《出塞》和陈陶《陇西行》。十、李商隐《贾生》和章碣《焚书坑》。排名说明第一名,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隋朝末年三十六家反王、七十二路烟尘,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青春无敌,最后成功建立新朝的却是隋朝旧臣李渊李世民父子。初唐定型的格律诗是唐诗主流正业,名家名作浩如烟海灿若繁星,写得最好的却是乐府旧题《春江花月夜》。江河的不舍昼夜、月亮的阴晴圆缺、人生的悲欢离合以及春去春回、花开花谢,这些古典诗词最常见也最宏大的主题,在《春江花月夜》中完美融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代表中国古典诗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代表西方古典音乐,《春江花月夜》就是中国的《命运交响曲》。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诗中有诗,一首浑然天成的长诗中蕴藏着多首优美的七言绝句。如果说其他唐诗是战列舰驱逐舰和巡洋舰,那么《春江花月夜》就是航空母舰,在它庞大的阴影里,跟随着一串驱逐舰巡洋舰导弹护卫舰。最好的诗词就像战国美女西施和古希腊美女海伦,除了风华绝代倾国倾城,还要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出入神话和现实之间。《春江花月夜》就是这样的诗篇。海伦是众神之王宙斯和斯巴达王后勒达之女,《春江花月夜》很可能也是天神和人类的共同结晶。这首诗最早出现在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此前没有任何文献提及。张若虚名下只有两首诗歌流传后世,而且另一首《代答闺梦还》平淡无奇,所以这首诗的真正作者很可能不是张若虚,而是某个惊鸿照影的神仙才子。李白和苏东坡是唐宋最有才华的诗人,但是他们也写不出这种气象万千、风情无限的好诗。我甚至怀疑归于李白名下的那两首“百代词曲之祖”《忆秦娥》和《菩萨蛮》也是这个神仙才子的手笔。我们用来称赞好诗的所有词汇,都可以用在《春江花月夜》身上。这首诗排名唐诗第一不会引起太大争议,毕竟“孤篇压倒全唐”的说法出自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晚清才子王闿运也说《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这首诗符合我眼中最好诗词的所有标准,实际上我正是根据《春江花月夜》制定的最好诗词标准。在《春江花月夜》的诸多意象中,写得最好的还是月光。“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高屋建瓴,后来所有月亮题材的诗文都只是这句诗的延伸,包括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晚唐著名诗人杜牧这样称赞李贺诗歌,我觉得这些赞誉同样适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第二名,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春江花月夜》仰望星空,探讨宇宙的起源;《锦瑟》顾影自怜,追忆青春的去向。它们又互相对望,《锦瑟》遥望沧海月明,《春江花月夜》俯视离人妆镜。《锦瑟》的文字比《春江花月夜》更加华美,《春江花月夜》直到清末民初才开始引人注目,但《锦瑟》一直是晚唐以后文人雅士的最爱。很多人正是因为《锦瑟》坠入爱河,爱上李商隐爱上唐诗爱上中国古典诗歌。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李商隐的诗歌就像梦雨灵风,我们心甘情愿在风雨中迷失。《锦瑟》也可以看作七言律诗的代表。七言律诗另外几首顶级名作如崔颢《黄鹤楼》、杜甫《登高》、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以及李商隐《安定城楼》在立意和技巧上堪称典范,但不如《锦瑟》这样耐人寻味常看常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是我眼中的古典诗词第一名联。第三名,李白《蜀道难》《蜀道难》是李白的成名作,据说贺知章看到这首诗后惊为天人。不过我并不认为《蜀道难》是李白最好的诗,综合考虑这首诗的知名度和李白的江湖地位,我才把它放在探花的位置。《蜀道难》和《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种诗普通诗人写不出来,但对李白来说只是一碟小菜。《蜀道难》渲染蜀道之艰险,《梦游天姥吟留别》展示梦境之奇幻,但并没有太多深刻的内涵。我认为李白写得最好的诗应该是《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和《将进酒》。“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李白的人生写照。李白和杜甫是唐朝诗坛的泰山北斗,不过他们之所以傲视群雄不是因为所有诗都写得很好或某一首诗独占鳌头,而是因为他们的总体成就最高。第四名,杜甫《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是公认的律诗圣手,但他写得最好的却是五言古诗《赠卫八处士》。最近有位当代学者把《赠卫八处士》列为杜诗第一,我觉得这是真知灼见。“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确实是老杜最动人的诗篇。韦应物的《东郊》是我喜欢的另一首五言古诗经典。吏舍跼终年,出郊旷清曙。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依丛适自憩,缘涧还复去。微雨霭芳原,春鸠鸣何处。乐幽心屡止,遵事迹犹遽。终罢斯结庐,慕陶直可庶。诗中提到“慕陶”,韦应物就是最接近陶渊明的人,“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和“微雨霭芳原,春鸠鸣何处”可以和最好的陶诗相提并论。第五名,白居易《长恨歌》。写作大赋长诗最适合用来炫耀才华,自古以来很多文人都曾小试牛刀,但是写得好的屈指可数。长诗写作就像跑马拉松,除了训练有素和思虑周详,还要擅长调整气脉掌握节奏,而且这种能力后天很难培养。能够写出《长恨歌》、《琵琶行》这种不朽长歌,那是真正的天赋异禀雄才大略。中国文学史上近乎完美的长诗仅有十首左右,而且几乎都在唐朝以前,北宋以后只有吴梅村的《圆圆曲》差堪继武。才大如苏东坡都无奈裣衽束手,他的《游金山寺》堪称名作,但是和《长恨歌》、《琵琶行》、《圆圆曲》相比还是有所不如。如果把苏东坡的文学才能比作一座无懈可击的坚城,那么长诗可能是唯一的弱点或突破口。《长恨歌》诞生的背景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中国封建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得意忘形的唐玄宗李隆基是这场动乱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他和杨玉环、安禄山之间的复杂关系又是其中关键。白居易以情人的朝云暮雨表现历史的暴风骤雨。《长恨歌》写得太好的副作用是,明明是讽刺唐玄宗荒淫误国,“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很多人却只记得“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第六名,张继《枫桥夜泊》和戴叔伦《苏溪亭》。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戴叔伦《苏溪亭》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枫桥夜泊》和《苏溪亭》是行旅诗的代表。诗人们无论有多么自负,在帝王将相眼中都只是歌舞升平的夜莺和黄鹂鸟,连李白这样高傲的人,都很用心地吟唱《清平调》。他们只有回到大自然才能放声高歌拒绝客套,行旅诗因此出现了很多清新美好的名作,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这一类诗歌是我最爱,诗人们放下自己的愁苦悲哀,向我们展示自然和自由之美。《枫桥夜泊》也是日本人的最爱,他们不但让它一直保留在教科书里,而且还在东京都青梅市郊仿造了一座枫桥和寒山寺。千百年来无数日本人远渡重洋来到苏州,就为了听乌啼钟声看江枫渔火,侵华日军甚至把寒山寺诗碑盗走。《苏溪亭》是中唐著名诗人戴叔伦的代表作。我在我的《银鞍白马度春风:回到唐诗现场》中说,“这首诗把清扬婉约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在我看来,整部《花间集》、所有婉约词都在对《苏溪亭》顶礼膜拜。”除了《枫桥夜泊》和《苏溪亭》,清新美好的行旅诗还有孟浩然《过故人庄》、李华《春行寄兴》、韩翃《寒食》、韦应物《滁州西涧》、王驾《社日》、张祜《题金陵渡》、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杜牧《南陵道中》、李商隐《重过圣女祠》、赵嘏《长安晚秋》。它们代表唐诗的万种风情,就像主演《新少林五祖》时的邱淑贞和主演《中南海保镖》时的钟丽缇,令人意乱情迷。古典诗歌中还有一种送别诗,相对来说就比较客套,这种诗数量很多佳作很少,必须排沙简金才能偶尔见宝,唐诗中比较杰出的送别诗有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维《渭城曲》、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第七名,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和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致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省试湘灵鼓瑟》是音乐诗的代表。传说钱起在考前梦见神仙指点,这首诗确实如有神助。在考场上能够即兴写出这种完美无瑕的诗篇,唐宋以来的千万举子甘拜下风。这首诗诞生在科举考场是它排名前十的重要原因,写过高考作文的就知道那有多难。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也是著名的音乐诗。前者描述董庭兰的琴技“深山窃听来妖精”,后者形容李凭的箜篌“石破天惊逗秋雨”,都令人拍案称奇。唐诗“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李贺是最被低估的一个。如果不是他英年早逝,很可能超越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二十七岁时取得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关于《金铜仙人辞汉歌》,我在前面提到的唐诗解读书中这样说:“报国无门,投考无路,心高气傲的李贺不甘心做奉礼郎这样的科级干部,他告别韩愈等师友失意东归。不管文学史家考证的结果如何,我都相信李贺就在此时写下他的另一首代表作《金铜仙人辞汉歌》。李贺离开长安,就像金铜仙人辞汉,无情有恨,清泪如铅。”严羽《沧浪诗话》说“夫诗有别材,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我觉得李贺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是最有别材别趣的诗人。“天若有情天亦老”和“忆君清泪如铅水”惊心动魄,非诗艺通神者不能道。写诗填词很少引经据典的毛泽东整句借用“天若有情天亦老”。皇甫湜《顾况诗集序》说顾况“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这段评论更适合用在李贺身上。李贺《雁门太守行》同样惊才绝艳意象鲜明,“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让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大惊小怪。第八名,张九龄《望月怀远》和马戴《楚江怀古》。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马戴《楚江怀古》露气寒光集,微阳下楚丘。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云中君不见,竟夕自悲秋。这两首诗是五言律诗的代表,“海上生明月”和“广泽生明月”意象接近。张九龄《望月怀远》每一句都是名联,“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千百年来最流行的祝福语,只是很多人常常想当然把“生”当成了错别字。“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打动过无数恋爱中的男女。“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楚楚动人。“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也别有情致。唐诗中这种忆友怀人诗时有名作,如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贾岛《忆江上吴处士》、杜牧《沈下贤》、李商隐《夜雨寄北》。马戴的《楚江怀古》被严羽、杨慎等著名诗评家推许为晚唐第一。他们认为这首诗萧瑟苍凉有六朝气象,然而又高华雄厚,哀而不伤。清朝学者叶矫然声称“晚唐之马戴,盛唐之摩诘也。”第九名,王昌龄《出塞》和陈陶《陇西行》。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陈陶《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这两首诗是边塞诗的代表。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照映古今气势如虹,仅凭这两句就足以傲视群雄。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是边塞诗最沉痛深刻的名联:春闺梦里的战士正在和妻子恩爱缠绵,可他此时早已战死在遥远荒凉的边关。因此我把陈陶《陇西行》放在王翰《凉州词》、高适《燕歌行》、王之涣《凉州词》、祖咏《望蓟门》、皇甫冉《春思》、李贺《雁门太守行》之前。第十名、李商隐《贾生》和章碣《焚书坑》。李商隐《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章碣《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两首诗是咏史诗的代表。李商隐《贾生》讽刺汉文帝求贤爱才徒有虚名,章碣《焚书坑》批评秦始皇焚书坑儒于事无补。咏史诗和史书都是为了让后人尤其是统治阶级吸取历史教训,过去我认为刘禹锡《石头城》排名第一,现在我更倾向于李商隐《贾生》和章碣《焚书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和“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同样犀利,相对来说《石头城》就显得过于含蓄。除了上面这些唐诗“皇冠上的明珠”,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顾况《宫词》以及李商隐多首《无题》诗,都堪称完美无缺。作者简介李晓润,江西宁都人。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现为自由撰稿人。出版过旅游美食散文集《小河淌水和过桥米线》(台湾大地出版社),古典文学解读《银鞍白马度春风:回到唐诗现场》、《断鸿声远长天暮:回到宋词现场》、《山风吹来薯芋香》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