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诞生的?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这一批人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在恢复高考时,那时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生具有怎么样的特点?坐“冷板凳”的学术生产又应该如何影响社会?《开山大师兄》是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口述史,它把他们的学术生涯、求学研究都记录、还原出来。1月12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开山大师兄》在南京首发。主持人王世岳、此书的编著者许金晶和孙海彦,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授聊了聊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的求学之路、当下学术生产体系的问题和专业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之间的张力。“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这完全是一个巧合”“我们现在70岁上下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开山大师兄’,这可能跟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坎坷路程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都很坎坷。学位制是从西方发源的,民国政府在大概1933年、1934年前后,就已经制定了《学位法》,准备开展学位教育。假如后来没有日本侵华,说不定我们的硕士、博士教育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莫砺锋认为,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是因为中国坎坷的近代历史。在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一边倒”学习苏联。所以在50年代,莫砺锋的老师周勋初那一辈人读的研究生叫副博士学位。后来因为中苏交恶,周先生也没有拿到这个学位。学位教育就一直延迟下来了。《开山大师兄》,作者: 许金晶、孙海彦,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所以,在莫砺锋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他和导师都不清楚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样的水平。他的导师就查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博士论文。“台湾大学第一个文学博士是在1960年,罗锦堂获得的。他的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叫《元杂剧本事考》。他应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大陆本来在那个时候也应该有文学博士的,可惜当时的形势很不正常,这些东西都没人提。到了文革,大学干脆都不招生了,停办了,一切都谈不上了。”“所以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生产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博士,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本来应该是比我们年长10多岁的人成为第一批博士的。” 莫砺锋说。在莫砺锋那一届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他的校长匡亚明致辞说,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学位制度,并希望你们成为第一批硕士和博士。莫砺锋回忆道:“当时我们在下面听了懵懵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被匡校长说中了,这完全是一种巧合。”这件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莫砺锋认为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走上正轨。在莫砺锋年轻的时候,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才是光荣的,“那时候的博士,都是洋博士,从海外归来的。这是一个罪名,谁敢说自己是博士啊?”“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新中国的风风雨雨他都碰到过。他上小学时曾去抓麻雀“除四害”,也被动员去炼过钢铁。在1966年,他毕业于苏州中学(那时候叫苏州高级中学),他的人生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当一个工程师。但是文革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莫砺锋曾下乡当过十年知青。他下乡时还带着教科书想自学。但是他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和物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指点,也没有参考资料。所以在他下乡的第三年,他把所有的理科图书都卖掉了,只剩下一些文科的书。“我之所以现在在大学里面成为一名老师,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没轮上招工……我高中有几个同班同学,他们比较早招工。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早就结婚,有两三个孩子了,就不想考了。” 莫砺锋觉得,若是招工成家早一点的话,他的命运也许跟他的同学相似。在当时,莫砺锋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也没有前途,连赤脚医生也当不上,也使得生产队里的“小芳”都看不上他。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想离开农村,就去高考了,糊里糊涂考到外语系。“假如再晚个五年恢复高考,我肯定不考了。”因此,他特别感谢武大化学系的查全性院士,“因为这个老先生就是当年邓小平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首先提议恢复高考的人。本来还要晚一点的,他提议马上恢复高考,邓小平听了当场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了。”莫砺锋教授在1979年,莫砺锋在安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到大二上学期,他为了想把每个月18块的助学金变成35块,就提前考研了。他当时准备考南京大学外语系的英美语言文学,但是一查资料,南京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的考试科目有第二外语,他没法考。“我想,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要去考研了,要是名都没报上就打退堂鼓,就太丢人了。所以我就翻阅南大的招生目录,看看其他的专业能不能考。一翻翻到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程千帆先生招唐宋文学方面的研究生。我想,我当知青的时候,唐宋文学的作品倒是读了不少,是不是可以报这个。后来一考就考上,从此就钻进故纸堆了。”因为教育过程不连续,基础不好,莫砺锋认为,他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逊于他们的导师那一辈,“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而且很多人是改变方向的,学的是非你所长的东西。我们只是作为教育制度恢复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恰逢其时而已。”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是不行的在《开山大师兄》的推荐序里,陈洪捷教授对书里面的十位第一批文科博士的特点做了总结:第一是基础不好,他们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第二是年龄偏大,有的博士在进入到博士学习后已经四五十岁了,明显已经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第三是外语水平不高,这十位博士里,除了莫砺锋是学英文出身,其他人外语水平可能都比较弱,也很难接触到第一手的外国资料;第四是当时的培养制度非常不完善,每个人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博士,博士生导师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法;第五是他们的选题都非常的宽泛,比如说教育人类学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莫砺锋认为这些概括大部分是对的。他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对他的导师程千帆一无所知。他到南京大学之后,程千帆就跟他说,基础实在太差,中文系的课一天也没上过。所以,他读研究生的经历是很苦的。在莫砺锋读博的时候,还没有副导师制度,程先生就请了三个教授当他的助手,四个导师管他一个博士生。此外,年龄偏大这一条莫砺锋也赞同,在1977年高考的时候他已经29周岁了,但他在 1984年10月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莫砺锋的导师程千帆教授因为当时南京大学文学院只有莫砺锋一位博士生,所以他们就没有上课,传授知识就是到老师家里聊天。莫砺锋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很像西方大学里的研讨班。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疑难,就拿出来跟导师讨论。现在的博士生教育都规范化体系化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研究是需要有个性的。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们需要有学术个性……可能最好的师生传授方式是一对一,有点像以前的老艺人培养学徒那样……开一系列的学位课程、读一系列的教科书,结果反而不理想。” 莫砺锋觉得,如果说他对他的博士生有所帮助的话,主要方式就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而不是开课。“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莫砺锋认为,有些比较成功的学者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做普及工作,因为专业的学术研究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而他与《百家讲坛》的缘分,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办想稍微宣传一下,就主动请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来南京大学录节目,莫砺锋被选上了。当时莫砺锋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学术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听的人主要是文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过了几年,《百家讲坛》又跟他联络,要他去讲唐诗,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电视节目上讲故事效果才好,讲唐诗肯定不好。不过编导说先不管收视率如何,就想请他讲唐诗,他就只好勉强接受了。节目走红之后,莫砺锋根据现场录音对所讲的内容进行整理,出了一本书,叫《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感慨道,“以前我们千辛万苦写的学术著作,印个5000册就不得了了,我的博士论文只印了2000册,因为没人看……但是那本书出来以后,一印就印了10万册。还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天南海北的。当然也有人来跟我商榷,特别是我普通话不好,听众说你发音不对。当然也有很多人肯定我讲的内容,说听了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从那时起,莫砺锋在普及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经常去各地图书馆和其他高校做讲座。“我觉得人文社科的研究,本身是必须要钻故纸堆,坐象牙塔的。这是一个很冷静、很理性的工作,只能由少数人在学术圈子里进行研究。但是如果一句,你们的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终极价值在哪里?比如我们写了一千篇论文来论证唐诗怎么好、宋词怎么好,假如丝毫没有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么这些研究的价值在哪里?”莫砺锋认为他年龄大了,现在南京大学也不对他进行工作量的考核了,他可以放心地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最终还需要把你的研究成果普及化,推向全社会,让大家都了解你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有什么价值。”作者:徐悦东编辑:风小杨校对:翟永军
早前,演员翟天临(左一)的博士学位造假,引发全网质疑。图/《军师联盟》博士是谁?博士就是那个拿着入场券,在人类知识的最远边界独自钻牛角尖的人。今天,关于博士的真正问题不在博士的多少,而在博士的真假。人们内心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条博士鄙视链:本科985的常青藤洋博士>洋博士>本科985的土博士>土博士>女博士>博士后>专业博士>在职博士>翟博士>名誉博士>访问学者>野鸡博士。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博士成色和美誉度的不完全排名。任何对博士的神化和异化,终归是一场徒劳。读博,或者不读博,成为博士,或者不成为博士,不过是人生的其中一种选择。“中国已成博士工厂?假的!”这是《中国教育报》3月6日一篇报道的标题,这一说法来自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张炜表示:“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就会出现‘中国博士研究生规模全球第一’‘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数量世界第一’的说法。这可不是夸我们,而是借此说我们‘虚胖’,只图脸面,只要数量不要质量。但是这个说法,却彻彻底底是个谣言!我们作为教育界的委员,有必要加以澄清。事实上,我国的博士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说博士研究生教育是短板也不足为过。”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还不完善,博士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不算高。图为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费曼,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凤毛麟角博士乃至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公共热议话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电视剧《围城》1990年热播的时候。这部改编自钱锺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展示民国知识分子群像,同时贡献了“克莱登大学”(克莱登大学由此成为“野鸡大学”的代名词)以及“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出自剧中的教育部视学先生)等说法。“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图/《围城》《围城》主要凭借演员的颜值和表演来吸引观众——陈道明(饰演方鸿渐)的儒雅,英达(饰演赵辛楣)的美国派头,葛优(饰演李梅亭)的笑点,以及两大女主李媛媛(饰演苏文纨)、史兰芽(饰演唐晓芙)一套又一套的时髦衣着;至于钱锺书在原著中揭示的高级知识分子圈的种种套路,在剧中则被弱化了。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图/维基很多人要在之后读到《围城》原著并在对学术圈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领悟到小说的妙处。比如,苏文纨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文学博士称号,主攻方向是中国现代诗研究。“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1942年3月至5月,胡适博士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再比如,方鸿渐和韩学愈同样手握“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方鸿渐是花了40美元买的,韩学愈花了多少钱就不清楚了),方鸿渐深以为耻,不敢写在履历上,只能当个副教授;韩学愈则不仅有“博士”头衔,还有“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相当于今天的C刊)这一过硬条件加持,当上了历史系主任。然而,真相是:韩学愈的文字确实曾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但跟学术无关。他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是一段广告:“中国青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发表在《史学杂志》的则是一条资讯:“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通信某处接洽。”也难怪那时的人对以博士为代表的高知群体不甚了解。毕竟,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属于凤毛麟角:上世纪初到30年代,要读博只有留学一途,也唯有家境宽裕者负担得起(方鸿渐到欧洲留学的学费就是丈人提供的)。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后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民国政府于1935年4月公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位法典——《学位授予法》,采欧美通行的三级学位制——学士、硕士、博士。但随着抗战爆发,这一计划不得不延迟。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门一度采用苏联的学位制——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回忆道,他的老师周勋初先生那一辈,当时读的是“副博士学位”这种源于苏联的学位称谓。直到1980年2月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学位制度,并在1983年授予第一批博士学位,我国才有了国产博士。曾经的苏联学位制,对中国影响颇深。图/圣彼得堡大学“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1983年5月23日,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以新中国首位博士马中骐(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为代表的18名博士拿到了学位证书。据说,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说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许多人不明其意,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回忆:“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苏步青的预感是准确的。1982年,我国共招收博士生302人;而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83878人。还有一组对比数据也可以证明我国博士招生的“大跃进”:获得博士学位者突破1万人的规模,美国用了100年时间(1861—1961),中国仅仅用了17年时间(1981—1999)。中国教育在线网站发布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19)写道:“从1994年开始,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呈现急剧扩大的趋势,到2015年授予博士学位总量超过66万人。从1994年至2007年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以年均25%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长,其后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至2015年间年均增幅约4%。”中国博士,似乎越来越多。图/全景现在通行的“2008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博士大国’”的说法,来自国务院学位办。2008年4月,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表示:“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至于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不认同这一说法,可能是所采信的数据来源不一致造成的。对照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和社会、行为与经济科学学部联合公布的《美国高校历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1957—2014)》及我国教育部发布的历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即获得博士学位者)数量,在2008年这个争议节点上,美国培养了约4.8万名博士,中国则培养了约4.4万名博士,基本持平;而到了2014年,美国的数字是约5.2万,中国的数字是约5.4万,仅从数量上看,中国确实胜出了。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一名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合影。图/Alex Zozulya博士数量持续增长,是一个国际性趋势。《自然》(Nature)2011年5月发布的名为“博士工厂”(The Ph.D. Factory)的调查报告指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一份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8年科学类博士年增长率达到近40%,每年约增加3.4万人。没有迹象显示增长会放缓。大多数国家建立了高等教育系统,并认为博士毕业生人数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此,报告质疑道:“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当博士成为“博士工厂”制造的批量化产品,其成色就难以保证了。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2007年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历数高校“大跃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针对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刘道玉的对策是:“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左:伯明翰大学的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右: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礼服。隆重而讲究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是研究生教育的严肃性的体现之一。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1987年6月,作为北大培养的首批文学博士,陈平原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曾在文章中记述当时的经过:“我独自一人,骑脚踏车,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回宿舍时,顺道买了个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准备晚上受用。给父亲挂了个电话,说‘东西拿到了’;电话那头很激动,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那时年轻,看不起‘博士’‘硕士’等头衔,以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第二天,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江南读书去也。”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与博雅塔。图/维基那个时代,北大乃至其他高校都没有隆重的博士毕业典礼,更没有穿博士袍、戴博士帽、导师拨流苏等仪式。很多学者像陈平原那样,以平常心对待博士学位——“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陈平原认为,自己不是特别看重博士头衔,与专业方向有关。“回首百年中国学术,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大都没有博士学位——即便曾出国留学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也不例外。这一点,与经济、法律、物理、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陈寅恪任教清华时,有“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之称。图/维基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规章制度不甚健全的时候,博导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教学生——正如莫砺锋所说,“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那时候培养博士生的方式,类似于传统手艺人带徒弟,一对一,一个博导带一两名学生,言传身教。甚至有四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情况:带莫砺锋的,除了导师程千帆,还有导师的三名助手——郭维森、周勋初、吴新雷,四个老师管一个,把他管得“死去活来”。而如今身为博导的莫砺锋,他要带的博士生有60多名。那个时代的文科博导上课,就是跟学生聊天——莫砺锋、陈平原都十分怀念当时那种氛围。陈平原在回忆导师王瑶时这样写道:(王瑶)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复旦大学2018届博士毕业典礼现场。2013年,陈平原撰文提出“革新博士教育六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改国家学位为大学学位——“像欧美国家一样,各大学对自己颁发的学位负责。经由一番激烈的竞争与淘洗,内行人很快就会明白,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白给你也不能要。”他对于博士教育的基本观点是: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这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个希望进入学界的人非做好不可的“规定动作”。作者 |谭山山欢迎分享文章到朋友圈新周刊原创出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又到了一年填志愿的时候了。每年这时候,但凡家里有个高考生的,三年不见面的七大姑八大姨都都恨不得来掺一脚,各种七嘴八舌,告诉你这个专业好,那个专业坑。个个都是过来人,每个都超级苦口婆心。七大姑八大姨说的未必都对,但有些专业确实比较坑,各位考生朋友除非对这些专业爱到惊天地泣鬼神,否则还是谨慎考虑。1、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超多学校都有,如果只是为了一个上个好学校,不得已而为之,也还说得过去。如果专门冲着这个专业去报考的,那还是算了吧。第一,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学的人实在太多了。每个学校都开这个专业,这一年年的,可不人就堆积起来了嘛?第二,这个专业还没有什么正经的对口工作,要么是师范类的汉语言文学,那妥妥地毕业了去做语文老师,如果不是师范专业的,那除了考公务员,基本没有别的什么工作需要汉语言专业的了。毕业等于失业,专业人口多,还没有对口的工作,这是超级天坑专业,能不选,就不选。2、会计学会计跟汉语言文学比起来,似乎要热门得多。为啥这么热门的专业也难找工作呢?正是因为前几年太热了,所以会计专业一直在扩招,现在行业人才差不多已经饱和了。会计这个专业还有一个特点——职业寿命超长、完全可以干到退休。个别抠门的私企,还返聘退休老会计。人家一个人拿着退休工资加返聘工资,你刚毕业的怎么跟人竞争呢?而且会计专业光读大学还不行,还得考证。如果你考不下这个证,那大学差不多就是白读,要么你毕业以后直接就换专业。会计专业实际上也已经是个夕阳行业了,清华大学都已经不收会计专业本科生了。除非你考上五大财经高校,否则还是别学会计了。3、工商管理工商管理专业又称万金油专业。看似什么都能干,实则用人单位都不爱选这个专业的。管理人才,根本不可能直接用没有经验的本科生,甚至硕士生,都是从专业岗位提拔起来的。所以工商管理这个专业就有点不讨巧。再加上这个专业也是“大路货”,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这个专业,毕业生年年水涨船高,又没有对口的工作可以吸纳这个专业的学生,最后导致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泛滥,大家都找不到对口工作。(咦,工商管理的对口工作是啥?)4、新闻学新闻学的问题跟会计差不多,也是夕阳专业了。纸媒差不多已经日落西山了。三线城市的报纸行业普遍薪水3千-4千。一线城市,也就到手6-7千,关键是工作1年和5年薪水没差。你如果要从事新媒体行业,现在的新媒体几乎没有门槛,随便什么专业,什么学历的都可以去做。新媒体行业是个几乎只看经历和阅历,不看学历的地方。这个行业甚至对新闻专业科班出身的新人不大友好。越是被新闻专业的那一套条条框框框住,越不容易做好新媒体。总之新闻行业虽然听起来比较高大上,但实际找工作并不容易。5、国际金融与贸易国贸专业在上一辈人眼里,似乎是个香饽饽。最容易被七大姑八大姨拿来建议考生选专业。实际上这个专业很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外贸跟单员的话专科生就能搞定,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也没有晋升空间。硕士毕业的话也难找工作,因为整个大的贸易环境都不太好。也不知道未来何时才能变好。而如果只是做贸易洽谈,又要跟英语专业毕业的同学抢饭碗。同学在选专业的时候还是慎重为好。最后,有没有发现文科都很难找工作啊?是的,文科就是比较难找工作,但是上面那几个坑还是要尽量避开,至少不要一听亲戚说好,就无脑报了。事关前途,一定要仔细考虑好。
5月30日,中国第一批科幻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答辩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下文简称北师大)举行。答辩委员会由戴锦华任主席,答辩委员包括王逢振、陈晖、张国龙和张莉。2015年级博士姜振宇与2016级博士肖汉通过论文答辩。5月30日,中国第一批科幻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答辩会在北师大举行。本文图片 超侠 摄自2003年起,“科幻文学”作为“全国独家”的专业方向在北师大文学院开设。文学院下设11个研究所,其中“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科幻文学”是挂靠在“儿童文学”专业下的三级学科。2015年秋季,北师大的科幻文学研究方向招收首个博士生。因为类型文学以独立研究方向在中文系教学中出现实属难得,当年“招科幻博士”的消息一出更引发了不少关注。毕业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姜振宇拿下了2015年科幻文学博士仅有的一个名额,博士生导师正是在国内首创科幻文学课程的科幻作家吴岩。答辩委员会由戴锦华任主席,答辩委员包括王逢振、陈晖、张国龙和张莉。“我对科幻一直很有兴趣,正好又在北京上学,读研时一直去蹭吴老师的课。后来听说吴老师可以招博士了,就考了。”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姜振宇正要坐飞机去杭州参加一个科幻写作沙龙。他说:“入学之初我只是想做文学理论的东西,因为这一块在国内很缺乏。来了以后发现科幻研究方向其实哪哪都缺。”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科幻现实主义。“科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在八九十年代就有这样的提法,但这种提法在国外很少见,虽然国外会讨论科幻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姜振宇说,他其实是希望找到“究竟有没有所谓中国科幻的传统”的答案。通过文本分析,他发现中国科幻作家通过不断发展、更新对科幻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理解,确实含有一些独特的文学和思想传统。在这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中国科幻见证、影响甚至推动了“科学”、“幻想”、“现实”和“现代化”等观念的演变。肖汉则是科幻文学方向2016级博士,他8岁在《儿童文学》上看到《地火行星》,9岁在《科幻世界》上看到《地球大炮》,从此“深陷”于科幻文学。2015年级博士姜振宇(后中)与2016级博士肖汉(后左)通过论文答辩。“上大学后,我选择了文学专业。大约是在大二下学期,我知道吴岩老师在北师大开展科幻文学研究课程,就想跟随吴老师进行科幻文学方面的研究。我先在现当代文学专业读硕士,做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直到2016年考上吴老师的科幻文学研究博士生,然后从事科幻文学研究至今。”肖汉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相较硕士研究,博士研究工作的强度更大,需要关注的研究点更深更专业,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更多。为了写博士论文,他至少有两年时间基本都在国图与上图寻找、整理文献资料。他的博士论文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1949-1966)的科幻小说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述,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幻是如何在纷繁多样的内外条件下寻求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并彰显出想象未来之方式的中国特色。肖汉说,对“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说进行梳理与讨论,有助于拂去尘封,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幻的真实面貌,并在破除诸多陈旧结论与固有观念后,看到这种运用文学手法表达科技愿景的想象方式背后所传递出的当时中国人民对发展与自强的双重期待。“此外,对‘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说进行探讨还有助于让这一时期的科幻创作实绩重归中国当代文学史,并进一步明确其在中国科幻发展史与世界科幻发展史中的地位与意义。”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们不是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所以毕业要求不会有小说创作这一项。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科幻理论建构还是较为零散与分散的,我们常使用的很多概念与方法论依旧是西方的,因此如果能够推进中国本土科幻理论建设,将会对当代中国科幻创作提供更多相生相长的可能,并且更能凸显出中国科幻的中国性。”肖汉和姜振宇一样,毕业后的去向都更偏向研究工作,希望能留在学校或者科研机构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当然这是针对博士毕业生来说,硕士与本科生或许有更多同学会选择与科幻产业和科幻自媒体相关的工作。”不过,北师大科幻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只收了三届。到目前为止一共招了四位博士生,明年应全部毕业。吴岩目前已在南方科技大学就职。“(南科大)学校里有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要工作是做想象心理学、科技前沿研判和科幻作品研发。”在吴岩看来,科幻教育还是要做,无论是在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领域。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现在也有很多学校,比如清华大学、西安交大、重庆大学、苏州大学等有学者开设科幻方向的课程。面对国内当前科幻产业发展的状况,我们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
香港国安法颁布后,笔者读过香港同胞写的文章,从电视上看到香港各界人士对此深表拥护。今日读到香港文联主席蔡丽双博士写的散文诗《呼唤》,深感这是一篇正合时宜、不可多得的力作。歌诗合为事而作蔡丽双唐朝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响亮口号,意思是:诗人必须倾听时代的足音,呼吸时代的空气,把握时代的脉搏,让自己的心合着时代的节奏一起跳动,真正用心去感悟时代、体验时代,为时代而唱。蔡丽双的《呼唤》是一首遵循“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创作的佳作。这首散文诗共11小节,从内容上看可分3个层面。3层内涵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构筑起香港国安法是香港稳定繁荣的“定海神针”这一坚实的主题。第1、2节为第一层内容,首节,通过充满生动意象的描绘,使读者领略到自从盘古开天地,生命对美好的生存环演就有一种强烈的向往、期盼、希冀与追求,这种情感最终汇聚为发自心底的呼唤。进而写到岁月在不停地流逝,社会在不断进步,从而演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呼唤的内容,人类自诞生在这个星球以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就从未停止过。作者接着笔锋一转,用“刷新”这一形象的动词展开广大香港同胞在新时代的呼唤。第3至第5节为第二层内容,写了香港同胞一直在呼唤“根植家园,花开维港”。1997,终于告别寄人篱下的屈辱,香港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香港同胞享受着基本法带来的福祉。回归后的香港,马照跑,舞照跳。“在紫荆花旗的鲜艳中”,东方之珠更加璀璨。作者呼唤香港的明天更美好!第6至第11节为第三层内容,在这里我们看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居心叵测的敌对势力、港独分子蓄意搞乱香港。“香江,遭受斧痕斑斑磨难。”作者作为香港同胞中的一员,盼望社会早日恢复和谐稳定,作者引导广大同胞反思这场暴乱造成的悲剧的根源。她坚信:“天地存正气,人间有正道。”呼唤公理,呼唤法治。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争斗。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地颁布香港国安法,向乱港分子果断亮剑。整篇作品字里行间回荡着赤子对母亲由衷的感恩之情,向祖国母亲献上一份挚诚的祝福。诗和散文美学特征浑然一体这篇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可圈可点。蔡丽双擅写散文,更是一位写抒情诗的高手。她写这篇作品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并非偶然,显然是考虑到形式要为表现内容服务。这篇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丰富而深刻,写到呼唤是大自然和人类的天性,写到香港的前世今生,写中央政府为什么要颁布香港国安法,写这部大法颁布后有效打击了境外乱港势力,彰显“一国两制”,顺应民意,可谓民心所向、大快人心。这样一篇容量极大的作品,如果采用分行和押韵的诗歌来写,由于要讲究句式的整齐和音乐韵律,即便是自由体的抒情诗,也会受到诗歌形式的羁绊,尤其是在表现事件的经过时,会受到很多限制。而散文诗则可以突破新诗在韵脚、节奏、音节、行数、排列等形式方面的限制,它可以自由地记叙、描写、议论,可以用娓娓道来的方式抒写颁布香港国安法的来龙去脉,以及香港国安法颁布后作者心灵的感受及情绪的波动。《呼唤》又不同于一般的散文,它在语言和结构上又具有诗的元素。作品的语言是抒情性的,充满想象力,简洁、细腻而奔放,显现一种内在的音韵美和节奏感,具有散文语言无法比拟的张力、弹性美和丰富性。作品的时空转换极大,句与句之间以灵活的跳跃式语言联结意象,段与段之间往往是似断实连的关系,这就留下较多的可供读者想象的空白美,从而弥补了散文所缺乏的表现力。《呼唤》作为一篇散文诗颇具特色。为了将一部宏大的叙事内容压缩到极短的篇幅之内,作者巧妙地结合了诗重表现和散文重描写的特点,从文体上看融会了诗和散文的美学特征,体现了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渗透、交叉,以此来表现作者内心的激情呼唤,可谓适得其所。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既具备了诗的主要的基质:感情强烈,想象丰富,意境悠深,又能够灵活而舒展自如地运用诗化的散文语言,字里行间充满音乐感、节奏感。整篇作品通过“呼唤”,从情感燃烧的那一个聚焦点辐射开来,深刻揭示了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诗的激情、想象力和富于诗意的散文化描绘浑然一体,以情感的冲击波拨动读者的心弦,带领读者进入高远的艺术境界,赋予读者一种非比寻常的感染力。《呼唤》堪称是优秀散文诗的典范之作。附录: 呼 喚(散文詩) 香港文聯主席蔡麗雙沙漠呼喚甘泉,古木呼喚新綠,自然呼喚環保,蒼生呼喚祥和莽莽大地孕育着呼喚,浩浩乾坤繁衍着呼喚,風雨滄桑刷新着呼喚。在五星紅旗的光輝下,我們呼喚以赤子之植根家國,花開維港,彌漫純潔靈魂的芬芳。在紫荊花旗的鮮艷中,我們呼喚愛國愛港,以卓越的才智耕耘這片沃土,彰顯東方之珠的麗彩。深切的呼喚,猶如茫茫長夜裡的燈塔,昭示着思想境界的高度,輝映着人道主義的光芒。記憶翻開歲月的畫卷,往事在呼喚理智的鑒定,使我們反思香港暴亂的悲劇,那一幕幕揪心的災難,在呼喚公理!承受風風雨雨磨練的香江,遭受斧痕斑斑磨難的香江啊,然而,獅子山下的拼搏精神,毅然在我們的心中崔巍!天地存正氣,人間有正道。當機立斷的「國安法」恰似定海神針,呼喚着香港的和諧穩定,聲聲鏗鏘,句句震撼民心!巨輪聆聽潮流的辯證,宇宙諦聽萬物的心韻。歷史把真理高高舉起,人民把時代的重任軒昂托起。呼喚,源於母親在我稚嫩的心靈,編織的那道絢麗彩虹,令我滿懷憧憬。呼喚,源於祖國母親赋予我們不屈不挠的毅力,赋予我們勇於肩負使命的品性。呼喚,是悠扬的天籁,是殷切的號角,是浩蕩的鼓點。我們不負天地,不負世間恩情,众志成城地邁向崇高!(本文作者:汪义生)汪义生作者简介:汪义生,男,1951年出生于上海,七七级大学生,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致力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出版著作有:《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台湾新文学史初编》(与公仲合著),《香港文学史》(与潘亚暾合著),《澳门文学史》(与丘峰合著),《诗爱飞天宇——蔡丽双诗词赏析》等。
用现在的话来讲,莫砺锋属于逢考必过的“学神”,他说起考试总是轻描淡写,“这不,一考,又考上了”。莫砺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师从文史大家程千帆。他不久前出版的《莫砺锋讲唐诗课》,如果与程千帆的《唐诗课》一起读,就像在听师生两代人的围炉夜话。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就读于苏州高级中学(现苏州中学)时,是一个理科生,一心想当工程师。填高考志愿,他3个志愿全填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数学力学、自动化控制。半个多世纪后,他都清晰地记得这3个专业的名字,但终究,没能念成。就在他中学毕业那一年,1966年,高考取消,一取消就是十几年。莫砺锋下乡当知青,日复一日地用镰刀、锄头在田间劳动,尽管生产队里也有“小芳”,但知青们怕影响回城,都不敢谈恋爱。在乡下自学理科是不太可能了,于是在这漫长的11年里,莫砺锋开始读一些文学的书,这是劳动之余唯一的乐趣。恢复高考后,1978年,他考上了安徽大学,但不是中文系,而是外文系。那年,他已经快30岁了。如果说由理转文是无奈,那由外文转中文就是偶然。莫砺锋很诚实地说:“到了大二上学期,觉得每个月靠18元助学金过日子有一点紧,听说正在招研究生,研究生每个月能有35元,我一下子就来劲了,我放言要提前考研。”因为外婆家在南京,妈妈让莫砺锋考南京大学,“我很听妈妈的话”。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更没有互联网,他特地跑到安徽省教育厅查研究生招生目录,发现南京大学英美语言文学招研究生要求第二外语——他一种也没学过。“可我要考研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班上同学都跟其他班的人说,我们班老莫要考研。我不能让班级丢脸啊。”莫砺锋翻到了中文系一页,程千帆正在招“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我在乡下好像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就报考这个吧”。学神就是学神,他又考上了,进入南京大学,师从程千帆。莫砺锋发现,导师的经历与自己颇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由理转文:上世纪30年代,程千帆考上了金陵大学化学系,去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贵,隔壁中文系“便宜”,家境贫寒的程千帆于是临时决定转到中文系。再比如,都有多年农村劳动经验:程千帆在武汉大学任中文系系主任时,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了18年,放牛养鸡的经验非常丰富。有一次,莫砺锋跟着他到玄武湖畔散步,前面有块草地,程千帆看了一眼说:“嗯,这块草地够5头牛吃一天。”莫砺锋听闻导师判断,十分赞同:“对,老师说得很准确,我也有经验。”程千帆在65岁时才得以重返讲坛,对学生倾注了全部心血,莫砺锋是他晚年的第一届研究生。对于没有受过完整本科中文教育的他,程千帆制定了严格的培养计划,从先秦时期的经典到唐宋的大家别集,开列数十部必读书,并要求学生研读每部必读书之后,撰写一篇达到发表水平的论文。从1979年到1984年,6年的学习时期,莫砺锋几乎没有时间游玩南京的风景名胜。《莫砺锋讲唐诗课》汇编了40篇文章,以专题的形式解读由初唐到晚唐诗歌的诸多面向;《唐诗课》一书汇录了程千帆论述唐诗的十多篇论文,其中一篇与莫砺锋合作的《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讲的是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等4人的“登慈恩寺塔诗”。1984年,莫砺锋博士毕业,从此也和导师一样教书育人。“也许一开始我只是想把18块钱变成35块钱,想早点出来找个工作。在南大跟着程先生读书,虽然很冷清,也很边缘,但慢慢觉得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古代文学作品、我们的传统文化,需要有人来研究、来继承。”不过,莫砺锋没想到的是,公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越来越高,诗词竟然逐渐成为“显学”。现在年轻人说唐诗,那可是一件时尚的事儿。遗憾的是,程千帆已于2000年去世,享年87岁。如今,莫砺锋也迈入古稀之年,但他积极参加各种普及古典文学的活动。他是南京大学许多学生的“学术偶像”,他开设的唐宋文学研究课场场爆满,他还在《百家讲坛》讲“诗歌唐朝”,把学问带出大学校园。莫砺锋说:“唐诗犹如一座气象万千的深山,我曾通读过存世的全部唐诗,对唐诗这座大山的进山路径和景点方位比较熟悉。我想做那个站在山口,向游客指点进山路径和解说沿途风景的导游。”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共计1196人。他们是自19世纪末西方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以来,中国大陆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首批博导的遴选程序极其严格,列名者堪称一时之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最高水准。此后不久,这批博士生导师培养出新中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的首批博士。最近,以文科各个专业方向首位博士为主要采访对象的访谈录《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面世。书中访谈的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当年的博士生,如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国内各自所在领域的顶级学者。通过生动的访谈口述,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重建与复兴历程在读者面前一一展现。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第一位民俗学博士陶思炎、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胡星亮、第一位世界史博士钱乘旦、第一位中国古代史博士李伯重、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第一位中国近现代史博士马敏(跟桑兵并列)、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第一位文艺学博士罗钢和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跟周振鹤并列)……《开山大师兄》以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作为报道对象,以访谈对话的形式,细致再现了这些学者在博士阶段求学与训练的情况、博士论文研究与个人学术研究生涯的关系、学术研究与时代和家国变迁之间的互动等内容。《开山大师兄》两位作者是一对夫妻。许金晶本职工作之余是独立书评人、华文好书榜评委、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长期坚持人文社科学术阅读与人文社科经典书籍的阅读推广;孙海彦是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现从事编辑工作。“这本书其实源于一次饭局。”2017年5月,许金晶为庆祝自己第二本书《领读中国》问世,跟妻子孙海彦一起,邀请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经理、《领读中国》的策划编辑徐海,《领读中国》责任编辑卞清波等友人吃饭。在饭局上,大家聊起群学书院运营总监陆远在公号上推送的《开山大师兄》一文。这篇文章详细地梳理了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推送之后引发热烈反响。交流过程中,许金晶灵机一动,说完全可以找到这些“开山大师兄”,以访谈对话的形式,对他们的博士求学经历和学术生涯进行细致梳理,结集出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推出。这个想法得到在座所有朋友的认可和支持。饭局过后,许金晶和孙海彦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一年多的访谈、整理和写作,凝结成《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一书,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开山大师兄”有着特定的意义指向,是指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而非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硕士。许金晶表示,通过这样的访谈记录,读者可以管窥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兴和发展,以及一代学人的学术之路。 “开山大师兄”们的学术生涯历程,与国家的发展有无法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许金晶对于“开山大师兄”的访谈非常注重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时代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的访谈文本,其意义不会仅仅局限在中国高等教育史或者教育史领域,而理应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1月12日,《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首发仪式在南京万象书坊举办。首发式上,在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青年教师王世岳的主持下,许金晶、孙海彦与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展开对话来到现场。1949年出生的莫砺锋师从程千帆先生,1984年10月在南大获得博士学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回顾了自己从一名普通知青成长为首位文学博士的历程。1977年,在安徽泗县插队的莫砺锋考入安徽大学外语系。仅仅过了一年多,他就提前参加考研。他本来想报南大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但由于考南大的英语专业研究生需考第二外语。,而安徽大学外语系的第二外语课程当时还没有开设,莫砺锋无奈之下只好报考了南大中文系,“那一年的招生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唐宋诗歌我在农村大概背了好几千首,心想可以试一试,当场就报名了。”不过,在报考时,莫砺锋并不知道程千帆是什么人,对中文系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1979年6月,莫砺锋在合肥二中参加研究生考试,当年9月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师从程千帆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1981年12月,莫砺锋以《黄庭坚诗初探》通过硕士论文答辩。恰在此时,国家公布了《学位条例》,南大也开始考虑招博士生。莫砺锋回忆,当时南大全校文理科博士生导师加起来只有28个,学校从导师中遴选了10个人,每人招一个博士生。程千帆先生就在其中,招收的博士生正是莫砺锋。从1982年初到1984年10月,莫砺锋用两年零十个月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毕业后,南大中文系才招收了第二个博士生。回忆起那段岁月,莫砺锋感慨,程先生培养博士生的方式和现在的博导很多不同,有点像传统手艺人带徒弟的方式,“程先生和他的三个助手——郭维森先生、周勋初先生、吴新雷先生带我一个人,管我一个人,我被管得‘死去活来’,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得去读。”莫砺锋报考博士的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这也是程先生治学的主要方向。,但程先生指定读的书籍中一本都没有一本唐宋的,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开始一路读过来,读到《昭明文选》。读完之后,还要写札记,交给各自负责的老师,比如读《文心雕龙》的札记,要交给吴新雷老师;读《史记》的札记要交给周勋初老师。1984年10月22日,这个日子莫砺锋永远记得,这一天是他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钱仲联先生,委员包括程千帆、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等,都是我国古代文学方面的一流大师。莫砺锋的论文《江西诗派研究》顺利通过了答辩,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古代文学博士,在整个文学学科都是第一个博士。当时,江苏省电视台、央视新闻联播都做了报道,中文系里还组织了300多名师生去旁听。对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的头衔,莫老师砺锋并不十分在意。他难以忘怀的,是读博士期间,程千帆先生在治学、为人、生活各个方面对自己产生的深远影响,“我尽量学习程先生的教学精神,程先生当年怎么教我们的,我也试图这样来教学生。 ”和莫砺锋一样,其他九位“开山大师兄”的博士故事也同样生动鲜活,值得玩味,值得深思。本书推荐序作者、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教授说: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已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与完善,但“大师兄”们作为博士生的成长过程、成长故事不但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反而更让人感到亲切和向往。交汇点记者 于锋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蒋肖斌用现在的话来讲,莫砺锋属于逢考必过的“学神”,他说起考试总是轻描淡写,“这不,一考,又考上了”。莫砺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师从文史大家程千帆。他不久前出版的《莫砺锋讲唐诗课》,如果与程千帆的《唐诗课》一起读,就像在听师生两代人的围炉夜话。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就读于苏州高级中学(现苏州中学)时,是一个理科生,一心想当工程师。填高考志愿,他3个志愿全填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数学力学、自动化控制。半个多世纪后,他都清晰地记得这3个专业的名字,但终究,没能念成。就在他中学毕业那一年,1966年,高考取消,一取消就是十几年。莫砺锋下乡当知青,日复一日地用镰刀、锄头在田间劳动,尽管生产队里也有“小芳”,但知青们怕影响回城,都不敢谈恋爱。在乡下自学理科是不太可能了,于是在这漫长的11年里,莫砺锋开始读一些文学的书,这是劳动之余唯一的乐趣。恢复高考后,1978年,他考上了安徽大学,但不是中文系,而是外文系。那年,他已经快30岁了。如果说由理转文是无奈,那由外文转中文就是偶然。莫砺锋很诚实地说:“到了大二上学期,觉得每个月靠18元助学金过日子有一点紧,听说正在招研究生,研究生每个月能有35元,我一下子就来劲了,我放言要提前考研。”因为外婆家在南京,妈妈让莫砺锋考南京大学,“我很听妈妈的话”。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更没有互联网,他特地跑到安徽省教育厅查研究生招生目录,发现南京大学英美语言文学招研究生要求第二外语——他一种也没学过。“可我要考研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班上同学都跟其他班的人说,我们班老莫要考研。我不能让班级丢脸啊。”莫砺锋翻到了中文系一页,程千帆正在招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我在乡下好像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就报考这个吧”。学神就是学神,他又考上了,进入南京大学,师从程千帆。莫砺锋发现,导师的经历与自己颇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由理转文:上世纪30年代,程千帆考上了金陵大学化学系,去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贵,隔壁中文系便宜,于是家境贫寒的程千帆临时决定转到中文系。再比如,都有多年农村劳动经验:程千帆在武汉大学任中文系系主任时,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了18年,放牛养鸡的经验非常丰富。有一次,莫砺锋跟着他到玄武湖畔散步,前面有块草地,程千帆看了一眼说:“嗯,这块草地够5头牛吃一天。”莫砺锋听闻导师判断,十分赞同:“对,老师说得很准确,我也有经验。”程千帆在65岁时才得以重返讲坛,对学生倾注了全部心血,莫砺锋是他晚年的第一届研究生。对于没有受过完整本科中文教育的他,程千帆制定了严格的培养计划,从先秦时期的经典到唐宋的大家别集,开列数十部必读书,并要求学生研读每部必读书之后,撰写一篇达到发表水平的论文。从1979年到1984年,6年的学习时期,莫砺锋几乎没有时间游玩南京的风景名胜。莫砺锋《莫砺锋讲唐诗课》汇编了莫砺锋的40篇文章,以专题的形式解读由初唐到晚唐诗歌的诸多面向;《唐诗课》一书汇录了程千帆论述唐诗的十多篇论文,其中一篇与莫砺锋合作的《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讲的是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等4人的“登慈恩寺塔诗”。1984年,莫砺锋博士毕业,从此也和导师一样教书育人。“也许一开始我只是想把18块钱变成35块钱,想早点出来找个工作。在南大跟着程先生读书,虽然很冷清,也很边缘,但慢慢觉得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古代文学作品、我们的传统文化,需要有人来研究、来继承。”不过,莫砺锋没想到的是,公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越来越高,诗词竟然逐渐成为“显学”。现在年轻人说唐诗,那可是一件时尚的事儿。遗憾的是,程千帆已于2000年去世,享年87岁。如今,莫砺锋也迈入古稀之年,但他积极参加各种普及古典文学的活动。他是南京大学许多学生的“学术偶像”,他开设的唐宋文学研究课场场爆满,他还在《百家讲坛》讲“诗歌唐朝”,把学问带出大学校园。莫砺锋说:“唐诗犹如一座气象万千的深山,我曾通读过存世的全部唐诗,对唐诗这座大山的进山路径和景点方位比较熟悉。我想做那个站在山口,向游客指点进山路径和解说沿途风景的导游。(文化副刊部编辑)
晚饭时,母亲说起了翠翠(化名),声称前阵子受其母所托为她说媒来着。翠翠是我的小学同学,至今未嫁。于是我拿起手机联系了一个博士后毕业的高中同学,问问他身边还有没有单身男士的资源。之所以联系他,是因为翠翠现在的条件相比较而言很优越,我猜想她的择偶对象应该是高学历稳收入的群体。说起来惭愧,小编在小学和初中一直成绩很优异,翠翠之流是完全不在我的竞争范围之内的。所不同的是,上大学以后我开始放任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几乎都是在游戏人生。而翠翠却在此时开始走上了奋斗之路,后来考到北京读研,毕业后进入了航天部。现如今以中高端人才的身份拿到了北京户口,单位分配了住房,收入也跟着涨了上去,除了单位分配的房子,自己还在丰台区买了一套。我与翠翠的差距在大学时出现逆转,毕业后越拉越大,想起这些颇有些羞愧难当。饭后翻看手机,在某公号上看了一篇文章,大概就是讲的一些考研的奋斗故事。我看到了其实不只是翠翠,太多的人为了自身发展都经历了一段艰苦奋斗的岁月。看罢觉得心里没底,并不是后悔当初没有一起参与到考研大军里面,而是一种莫名的恐慌。我在想,作为一个掉队的兵,我是否还能或者还有机会赶上同学们的步伐?我不确定,甚至于说很不自信的认为没有多少机会了。我又把高中的大学的两拨同学回顾了一遍,发现大凡现在混得还可以的,基本与成绩和学历成正比。曾经我也偏激的认为一个人成功与否与学历无关,我也随波逐流的把出身、把背景、把社会现实等等因素拉过来佐证这一偏激的观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醒悟,能力高低直接决定一个人社会竞争力的大小,而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能力的表现方式。我不否认也有低学历成绩平平的人同样走在成功的道路上,但从我的交际圈子里发现,这一现象代表不了趋势,不过是偶然事件。这一结论的得出,更增加了我对未来生活的不自信。晚上打开电脑,刘德华被授予香港树仁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的消息映入眼帘。小时候曾经把华仔当偶像,成年后虽然过了追星的年纪,但是一直对这一传奇巨星心存好感。刘德华的成就毋庸置疑,虽然总有人拿唱歌不如张学友,演戏不如梁朝伟来否认他,但是华仔用自己的敬业、行动和数不清的作品来诠释,他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他的每一份收获后面都对应着比常人更多的付出。我想说他的成绩实至名归,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奋斗得来的荣誉是不容否认的,今天的这个博士头衔是有实际含金量的。看到他穿着象征学识的博士服,打心底佩服、高兴。刘德华表示,虽然离开学校在社会这么多年,但一直不停的保持学习的心。他还透露出十分想读中国文学,以后可能还会出书。一晚上纠结的心变得有些茅塞顿开,我想困扰我的问题有了答案。一个人是否可以做出成就,不在于你已经跑了多远,而在于是否可以保持不断学习。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唯有保证持续的学习和进步,未来才会向你招手。现在开始努力并不算晚,将来有一天或许有机会赶上并超过“翠翠”们也未可知。或者说就算是一辈子赶超不上,只要将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做到了问心无愧,也不至于再像今天这样恐慌。刘德华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尚有进取之心,何况我等?所以,小编希望和我有过同样心结的读者可以保持一颗持续学习的心,未来定不负苦心人。有句话虽然满满的鸡汤味儿,但小编觉得说的很好: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最近一批大学教授、医生、理学博士、文学博士等高级知识分子都做起了自媒体。小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人们可以通过媒体学习专业内容了:你就是只用手机,不去学校,也能考上好大学,网上好多老师讲的比你们学校老师深刻的多,专业的多。说到做自媒体收入,也是惊人的:内容良好,1万个粉丝,年收入超过上10万元,10万个粉丝就更惊人,100万就不得了,1000万粉丝,目前没有几个,有的收入过30亿。可以这样说,这是农耕时代以来,人类生活与工作方式变化很深刻的一次——5G、Ai技术、新能源、新经济模式是核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我是@高中学习管家收入还不及人家的1%,该怎么办呢?网友们你的收入达标了吗?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欢迎朋友们评论区里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