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博士学位

博士，是一个人学识能力的象征，有时候更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标签。能够读博士的人，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别人眼中他们成绩优秀，似乎生来就是天选之子。事实上，读博之路到底有多艰难、读博的意义所为何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了。在我国，博士研究生是最高的学历和学位，有的人穷其半生，刻苦读书，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到达学术的顶端、凭借知识改变命运。但是，纵观我国当前的博士毕业现状，似乎想要拿到个博士文凭并不easy，那为什么读博的人数还在不断上涨呢？近来，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问答吸引了小编的注意。一个文科博士生（男），读博第一年假期回家就深刻体会到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深深关怀~来家里的亲戚：你还在读书啊？啥时候毕业呀？和你年龄差不多的现在都已经有房有车有孩子了...高中同学聚会：同学们都工作了几年了，开车带着家眷参加聚会，然后抢着买单，并且怜悯的看着她说：“你还在上学，没有经济独立，我们请了。”（大写的尴尬）连爸妈都是一脸迷惘，不知道当初支持孩子读博有没有错，到了现在这个年纪，看着别人家的小孩就疯了一样去抱、去逗...假期回家就一个月，也只是头三天的热乎劲，以后根本不管你的“死活”，嫌弃的一批~ 去培训中心代课，收到本科毕业就下海的经理礼节性的寒暄：“你在读文科博士啊？我也是文科专业的，我们这个专业的博士还有读的价值？毕业不就是失业嘛！“貌若天仙的妹纸，假期里各种约，就是不谈婚论嫁：“我晓得你将来可能会很好，但那只是将来，现在我坚决不谈异地恋，你就好好的...等你呦！“后来找了一个有钱人...一个月的假期生活，让他尝到了来自社会不同层次的“关怀”。当初，明明是兴致勃勃的申请上博士的，也是喜气洋洋的回家和大家分享的，但是这一个假期过得只有一个感受：当时的我，除了学历，穷的一无所有。 朋友们不理解你，认为你多读那么几年今后回来是要拿学历压他们；亲友们不理解你，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培养大，嘿，结果你不“繁殖”，都多大了还一个人，人家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也许你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家庭、事业、爱情，哪怕我一无所有，也不要再回去忍受各种阴阳怪气！接下来的日子，唯有苦读，才能证明自己。既然是苦读，苦和读便是主题，挣钱和享乐更是与此无关。纵观那些成就突出的科学家们，他们当初选择读博士似乎并不是为了寻求物质上的享受，而是学历高一些就能满足自己获取知识、探索未知的目的，所以，他们历尽辛苦终有所成。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刻苦、坚韧不拔，才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发明、创造，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其实，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说过读博士是一种物质上的享受，也没有人给我们说过，读博士是为了今后物质上的享受。可能只是神旨暗允或命运的安排，让选择读博士的人自愿走上了这条“自虐”的道路，然后在这条布满荆棘和泥泞的小路上去开辟自己的一方天地，寻找旁人未知的快乐！我想，这就是那些选择读博人的最终升华吧，人生无所谓高低贵贱，只是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那一条道路，只是看你愿不愿意选择并承担一种特定的人生！

文科博士的生活并不刺激，但文科博士的境遇，却是个笑中带泪的流量话题。文科博士丧吗？没你想象得那么糟。怎样读博读得爽？也没你想象得那么好。对于文科博士的精神健康而言，能一起吹牛B的学术共同体很重要。而流水化论文生产与知识分子的地位激变，则影响着文科博士的自我认知。2020年各大高校的博士招生简章正陆续公布。念书，还是工作？困扰着很多文科生。本期反向流行邀请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傅正、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杨宸，聊聊有志于读理论、做研究的人如何才能过得好。01文科博士，丧并快乐着“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如果当初不搞学术，我会干吗？当时头一个感觉就是，我现在孩子应该都会打酱油了，生活非常美好。”每个读了文科博士的人，大概都会像美国诗人佛罗斯特那首诗《未选择的路》里说的一样，对黄色森林里的另一条路心有所想。“每天学校、家、图书馆、gym、几点一线”；“多么稀薄的生活啊，谁跟我接近了都有高原反应”；“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刘瑜对文科海外博士生活的描述，跟港台博士生的状态也大体一致，大家处在鸡犬不相闻、高度原子化的状态；而在中国内地读博，有传统的人情与师门文化，烟火味道更浓，也更欢乐一些。我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事件密度非常低。——刘瑜 《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不论如何，文科博士可以一天待在寝室里不出门，吃饭靠外卖，任何交流和工作都靠电脑来进行。但中文系不是读读小说，谈谈恋爱，风花雪月一下就好，研究工作总是非常枯燥和繁琐。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经历一些很丧的时刻，但就像在沙漠里行路，这也是很考验自觉性的阶段。因为你可能每天都毫无成就感，研究推进很慢，不是马上能得到反馈，而来自学术共同体的正反馈则更漫长。一些文科博士的“自救组织”出现了，互相督促对方的写作进度，免得放纵掉了自己。为什么文科博士的孤独与丧容易成为热点？这也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变化太快有关。上世纪80年代读中文系的人，常常是高考赢家。而今天，所有的人都被拉平了。整个社会对于文科博士的质疑似乎是永恒的：你们干的是一些对社会没有帮助的工作。02最经典的博士论：马克斯·韦伯文科博士为什么容易不快乐？文科的研究很难被量化评价，不易进入大众，也很难获得圈子外人的理解，学的东西往往跟自己的生活分不清楚。而社会有另一套评价系统，文科博士在这里会显得渺小。文科博士学科内部还有鄙视链：搞人文的看不起搞实证科学、数据模型的；在中文系，搞古代的看不起搞现代的，搞现代的看不起搞当代的，搞当代的看不起搞文化研究的，搞文化研究的就只能看不起新闻传播的了。很多文科博士的焦虑，其实跟读书本身没有关系，读书本身是快乐的，难的是跟如何把读书的结果转换成学术论文有关。所以说，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马克斯·韦伯而马克斯·韦伯老兄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现在翻译作《科学作为天职》），在一百多年前的德国就告诉我们即将面对怎样一种学术体制：参与世界大学排名，加入国际资本主义竞争。大学老师就像项目经理，带一帮学生来做课题项目，而博士就是项目经理的预备期。03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还能“我手写我心”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可以用来形容所有的文科生。读书一时爽，但一直读书（读博）未必爽，因为要在学术抱负之下，进入到专业体系之中，成为职业学人。博士阶段类似于苦行的学术生活，给“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赋予了一个沉重的肉身。这种沉重需要整个博士生涯来克服。△漫画来源@《念书，还是工作？》学了人文社科以后，也未必能把这世界看得很清楚，甚至，人文社科专业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今天，文科博士的公众表达力在下降吗？忙于学术生产与发表，文科博士没有过多精力去关注公共话题；而青年学者的黑话写作和翻译体语言，也很难进入大众。我们正进入分众的时代，每个群体都有小圈子，各种亚文化，“次元壁”需要用劲儿才能去打破。惯于写论文的文科博士，常常陷入一种普遍的焦虑：平常写散文时，能我手写我心，非常流畅；而写论文时，却始终是挤牙膏的状态。如何文思如泉涌，让“生命经验自然流淌”而又能够“带着理论与格式的镣铐跳舞”，这是每个文科博士写作路上都会面临的困惑，也是一项颇有趣味的挑战。就像韦伯所说，每位从事学术工作的人都要接受机遇的挑战——“灵感”会不会来？人们往往未能意识到，灵感在学术领域的作用，不亚于它在艺术领域所起的作用。04什么样的人适合读博？文科博士就像作家，这门职业会积累太多的毒素。中产阶级最爱的作家村上春树，每天跑步。假如不通过某种自律的生活把毒素排泄掉，就无法度过一个有效的博士生涯。 当作家写下一个故事时，他是在面对体内的一种毒素。假如你没有这种毒素，你的故事就会无聊而平庸。这就好像河豚：河豚的肉是极为鲜美的，然而它的卵、肝和心脏都有足以致命的剧毒。——村上春树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读博，就像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流的诗人和小说家那样。什么样的人适合读博？本期反向流行嘉宾这么说：“想法比较少的人，目标比较明确的人。来读博士之后，知道我要做的研究是什么。从博一的时候开始很好地规划，积累材料和前人研究，到时候论文顺理成章就写出来了。其实做任何事情都要目标比较明确。不能今天读的是康德，明天就去读康有为了。”（傅正）“读博的人要自律。像刘瑜教授说的，‘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一直有开足马力、高度自律的状态，每天都要跟自己进行斗争，要‘于虚无处坚守，向平凡中证成’。”（杨宸）总之，读博没有想的那么坏，也没有想那么好，还是要像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想好了就去长久地做。作者：董牧孜编辑：张进校对：薛京宁

撰文｜肖赫曦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四十年前，兰德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中娓娓道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如今，高校教职的求职门槛也越来越高。曾几何时，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本校的博士必然难以在本校找到教职工作，往往要更高层次的学校博士学历，再加上一众华丽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学术就业市场上堪堪称得上有竞争力。即便拿到了教职，博士们的压力也丝毫不会减轻。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非升即走”的制度，新聘教师数年之内无法晋升或未能产出足够的成果，便只能走人或者转岗，只有在经历了一系列考核之后，这些高校新人们才能真正在学校里站稳脚跟。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博士无疑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压力。通常而言，理工科博士们出路更多，不留高校，也大有去处，而文科博士则只能艰难徘徊于有限的选择之内。那些埋头一路读下去的文科博士们，蓦然抬头，发现除了高校，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了，只能掉头加入教职的竞争。而那些抱持着学术理想的博士们则需要直面愈加白热化的竞争，在论文、生计等多重压力之下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惨烈碰撞。《有了博士学位还不够》 作者：Peter Feibelman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在美国，文科博士的境况也不怎么好。近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Daniel Bessner和耶鲁大学的讲师Michael Brenes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专业学术就业市场的艰难状况。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历史学专业的学术就业市场就不太景气，博士越来越难找到教职工作了。2017年是近三十年来情况最糟糕的一年，根据美国历史学会的数据，这一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而美国历史学会公开的教职岗位只有500个左右。实际上，近十年以来，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和教职岗位之间的缺口一直在拉大。Daniel Bessner和Michael Brenes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历史学会作为业内最大的职业服务机构，面对如此糟糕的就业现状几乎可以说是毫不作为，不仅如此，历史学会甚至还在就业报告中声称，不甚景气的学术界就业状况让“历史学者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可以在学术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机会。在Bessner和Brenes眼里，鼓动历史学博士们在就业时离开学术界，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二人进而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会的“精英主义”倾向。一直以来，在美国历史学界，学术就业市场就一直笼罩在精英主义的观念之下——历史学会的领导们都毕业于精英学校，早早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生活无忧，但身居高堂之上的他们却无法代表历史学界的真正状况。如今的学术就业市场，早已不像80年代末，彼时的教职岗位甚至还多于博士毕业生，每个博士生都是学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此，美国历史学会的执行主席James Grossman特意发文进行反击。在文中，Grossman坚持强调，他们一直都认为，对历史学博士们来说，学术并非是唯一的就业出路，即便是博士也不一定要一辈子以学术为业。同时，美国历史学会也为那些不能进入学术岗位的博士们提供了就业培训，帮助他们锻炼工作所必要的技能。但与此同时，根据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历史学博士们所向往的依然是高校，2004年到2014年毕业的博士中，有47%进入了四年制的大学，而其他未能在四年制高校拿到教职的博士们则退而求其次，大部分进入了社区大学，另外一部分博士则离开了学术圈，另谋出路。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去了哪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做了一项调查，追踪那些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留在学术界的人的就业去向。根据他的调查结果，这四个学校（杜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中只有50.7%的人拿到了常任轨制（tenure track，必须在数年之内通过考核完成晋升，成为非终身或终身教授，非常任轨制教职则很难有正常的晋升通道）的教职，如果把博士毕业的时间限定在2008至2010年之间，则只有38.5%的博士拿到了常任轨制教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他的调查显示，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博士们，最主要的就业去向，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岗位，出版业，中学老师，博物馆，以及政府部门。有一些博士虽然没有在高校供职，但依然从事着历史学的研究，成为了独立历史学家和独立学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博士成为了一家重金属设备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还有一些博士在军事部门服役，另一些博士则经营起了小生意。剩下的几位博士则依靠自己修读的双学位，成为了律师，或者进入了政界。同样，一家博士就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Paula Chambers也指出，与大众固有的印象所不同的是，文科博士们遍布各行各业，在酒庄做销售的历史学博士有之，在对冲基金担任董事的古典学博士有之，在教育公司做副总的英语博士亦有之。如此看来，当学术界在紧缺的预算之中缩减了坑位时，无数条康庄大道似乎又向这些另谋出路的文科博士们敞开了，但为何在公共舆论里，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文科博士们很少发声，以致人们常常忽视文科博士不一定非要留在学术界呢？Elizabeth Segran指出，在学术界内盛行着这样一种文化，学术工作位居职业序列中的最高层次，而其他所有非学术的工作则处于下等，因而，那些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常常会被污名化，仿佛他们是神圣的学术道路中的失败者，在激烈而光辉的学术竞争中败下阵来，只能投身于下等的工作。在制度性层面上，学术界不断强化着这样的价值观。通常而言，如果博士毕业生们在学术界内拿到了体面的教职，学院和导师们会得到实质性的奖励，学院在排名上的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增加。在这种价值观与制度设计的合力共谋之中，文科博士们真正的就业去向，往往很难被外界人士获取到，同时，学院也很少开设针对文科博士们的就业辅导，所有的博士们一假定必须在学术界内谋职，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那愈发稀缺的教职岗位。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几乎都是全靠自身的实践履历和关系网络得到的工作，学校在就业上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正如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中指出，职业是一些由个体组成的排他性群体，用某种特定的抽象知识来处理特定情况，而这种特定的抽象知识则构成了一种职业的管辖权。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文学科的管辖权牢固无比，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对抽象知识的应用与之形成了竞争或替代关系（除了极少数独立学者们），对那些博士候选人来说，一旦踏入人文学术的领地，之后投入的愈多，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人文学科的领地中越陷越深，沉没成本越来越高，很大程度上，读博期间的所学所悟只能用于学科内部的自我生产，如果你最终选择了一条非学术的道路，那么你的读博经历很难直接构成你的竞争力。《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 作者：【美】安德鲁·阿伯特 商务印书馆 2016年8月诚然，人文科学的学术训练所培养的写作能力、逻辑能力、分析能力等，也是其他非学术工作所需要的。2013年，谷歌进行了一项内部调研，收集了1993-2013年公司招聘、解雇、晋升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其调研的结论显示，即便是在谷歌这样一家高科技公司，在员工最重要的八项特质中，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ing，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被认为是能带来丰厚报酬的理工科专业）的技术能力仅仅排在末尾，前七项最重要的品质都是个人的软实力：领导力，表达和倾听能力，传输观点的能力，换位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在复杂观点之间搭建联系的能力。也许，这一调研的结论确乎反映了现实，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文科的学术训练才能培养这些能力，它们并不专属于人文学科，归根到底，对大部分工作岗位来说，最合适的职业技能培训方式，是直接投身工作的实操中，只有在工作实践中，习得经验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的熟练度。这无疑是文科博士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高校教师以外的工作应该成为常态求职目标吗？与前文提到的Elizabeth Segran的观点相似，学者交流协会（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stitute）的成员Katina Rogers也认为，在追求学术的人眼里，这世上只存在两种工作，一种是学术类工作，另一种是非学术类工作，大学教授以外的工作都被视作“非学术类”。许多时候，正是因为这种固有的分类标准作祟，以致博士们忽视了更合适、更现实的求职目标。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方法也无视了不同类型工作之间的共性，有些“非学术类”的工作也未必没有研究性的特质，人文学术并非只能局限于高校的一隅之地里。因而，他更倾向于用“非传统学术工作”（alternative academic，最初是由Bethany Nowviskie和Jason Rhody在推特上交流时所创造的）来指称那些与学术相关，但又不是高校教师的工作。创造这一术语的Nowviskie和Rhody就是“非传统学术工作”的典型从业者，前者是美国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会（CLIR）的部门负责人，后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电子文化项目担任负责人。许多高校之外的机构，也为文科博士们提供了精研人文学术，发挥己身之长的机会。当然，非传统学术工作并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它可能指代着不同的对象。Rogers进行了一项针对文科博士研究生的调查，结果如图所示（各项的比例加起来超过100%，因为可以多项选择）。意料之中的是，大部分受访者都想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而另外四项则分别为图书管理员和文化遗产从业者，非盈利机构从业者，非常任轨制的讲师或研究员，以及作家或记者。图示：研究生在入学时最渴望从事的五项工作但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美好，常任轨制的教职岗位数量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期望，如今高校更加倾向于雇佣非常任轨制或兼职的讲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是否应该告知入学的博士们，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注定无法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呢？这当然有些残酷，多少博士学子们在惨烈的竞争中拼出一条血路，最后终于拿到了理想学校的offer，却又得知他们的读博目标其实和现实不相匹配。尤其是那些没能拿到奖学金的博士们，为了完成学业，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最后却找不到心仪的教职。如果教职的紧缺现状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好转的话，更为现实的举措或许是帮助学生寻求教职之外的工作。在这方面，斯坦福走得比较靠前。斯坦福收集了在学校内供职的人员信息，列出了那些有博士学位，但又没有从事教授工作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将担任学校在读文科博士的就业导师，帮助他们在教职之外更好地寻找工作。中国观察：文科博士的出路与救赎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学术劳动力就业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就业情况调查，还是倾泻情绪、吐露私人经历的个体化表达，都指向一个事实：相较理工科，文科博士们的就业渠道更加单一，选择面更窄，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单位。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数据，近年来哲学，文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在教育科研部门就业的比例均超过60%，明显高于理工科博士（不到50%），而在侯士兵和倪邦辉开展的一项调研中，国内某大学的文学类博士们在教学科研行业的就业比例更是超过80%，理工科则只有40%左右。当然，在文科博士的就业上，人们所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我们能否在高校找到工作”，而是“读博读得发际线面临危机，读得颜值灾难般衰退，在付出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职工作”。就像美国文科博士可以退而求其次接受非常任轨制教职一样，国内的博士们也大有退而求其次的空间——无非是就职的高校很可能无法达到心中的目标。《精神的牧放与规训》 作者：阎光才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3月如果说，美国的文科学术就业市场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市场，其行情受制于不同时段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学术就业市场所经历的，几乎是一个由蓝海到红海的单向变化过程。数十年来，在博士生产量的急剧膨胀之下，“博士即教职”早已成为一个远古的神话，博士学位迅速沦为学术市场上众多竞争力指标中最不起眼的毫末，时代以其自身惊人的发展速度让太多人在仓皇忙碌之中望尘莫及。很大程度上，文史哲天然地与价值理性相挂钩。文史哲的学生常常被告知，在冰冷的现实计算之外，人也应当有形而上的意义寻求。然而，对先贤哲人的虔诚仰望无法替代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而脱离了此生此世的诗意世界更是无从寻觅的巴别塔。在持续变动的社会里，可以预期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科博士在学术界之外实现自身的价值，文科博士们不得不以更为包容的心态迎接就业市场的挑战，而高校也理应推动实现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的多样化，改变学术为尊的文化氛围，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技术垄断的时代里，见证人文科学在公共空间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参考链接：http://katinarogers.com/2013/04/23/humanities-unbound-careers-scholarship-beyond-the-tenure-track/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3/what-can-you-do-with-a-humanities-phd-anyway/35992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7/12/20/the-surprising-thing-google-learned-about-its-employees-and-what-it-means-for-todays-students/?utm_term=.0c973c485b8f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Not-to-Confront-the-Jobs/246231?cid=rclink作者：肖赫曦；编辑：张婷；校对：翟永军。

作为一个文科博士，大学博士毕业之后，省社科院和当地的大学都想要你去工作，你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才更划算呢？在做选择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社科院和大学的性质。社科院是作为科研机构而存在，社科院是一种智库。而作为大学，兼具两种功能，其一是科研功能，其二是教学功能。因此，选择去社科院，还是去大学工作，首先要看你是希望毕业之后纯粹做科研工作，还是一边搞科研、一边带学生。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纯粹的科研工作更适合自己，也更容易取得成功。甚至有的人虽然是博士毕业、学富五车，却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教学。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求职者而言，兼顾科研和教学，反而更适合自己。如果我们选择去社科院工作，相比在大学工作，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工作的自由度更高。一般情况下，社科院的研究员都是不坐班的。也就是说，作为社科院的员工，你通常情况下，不需要打卡和签到。很多省份的社科院都规定，每年只需要完成定量的科研任务，就不用上班。甚至有一部分社科院，根本就没有科研任务的定量要求。但如果你是一位大学老师，如果每周都要给学生上课，这就意味着，你的工作受到学校管理规定的限制更多。从学术研究的氛围而言，很多人更倾向于认为，大学的氛围更好。毕竟，大学是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大学的学术研究氛围更纯粹。作为大学老师，一边教书，一边搞科研，更容易取得成果。如果是在社科院工作，很多人会觉得，社科院的研究员相对而言更功利一些。他们更热衷于做项目、做课题，从中获取劳务报酬，而不是纯粹做科研。社科院研究员们所做的课题的应用性比较突出，但学术性相对而言更少一些。因此，如果个人想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真正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还得首选大学。从收入上来看，社科院工作和进入大学工作，到底哪一边的收入较高？对此，其实并没有定论。关键是看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社科院工作和在大学工作，都可以按月领取固定工资。如果想要赚取额外的收入，要看个人的科研能力强不强。如果你的科研能力比较强，不管在社科院还是在大学，都能够赚到不菲的收入。如果你的科研能力比较差，在哪里都是“混日子”而已，只能领一份“死工资”。如果你是一位文科博士，毕业后，你会选择社科院还是大学呢？

学士（Bachelor Degree），是本科（undergraate）毕业能够获取的学位。我在中国的时候有理学生、工学士、文学士等之分，不知现在是否有变化。国外的分法也比较类似，比如通识教育的文科（liberal art）的学位常常是BA（Bachelor of Art），理科专业（Science）授BS（Bachelor of Science）等等。学士学位一般需要全时读四年获得，也有的专业譬如工程、设计等需要五年，当然半工半读要多久就不好说了。硕士（Master Degree），是研究生（graate）期间可以获得的第一个学位，在中国硕士一般需要两到三年全时攻读，最后要写硕士论文。在美国硕士则有两种，一种是学分硕士，只需要修够学分就可以毕业，这种以文科居多，用的时间短一些，一年半甚至一年就能毕业拿到学位；另一种是论文硕士，需要做实验收集数据写论文，这样的硕士一般需要两到三年才能毕业。博士（Ph.D），是研究生期间可以获得的比硕士更高一级别的学位，攻读博士并不需要硕士学位，本科毕业可以直接攻博，但是一旦博士不能达到毕业水平的话，可以改成硕士毕业。博士需要三到五年全时攻读，也有延长到更久的，在美国如果七年博士还没有毕业，一般会被认为该博士生没有毕业的能力，但这并不绝对，我认识的同学中有读了九年最后拿到博士学位，论文做的极其优秀，属于慢工出细活儿的那种。学士、硕士、博士都是一种学位，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是一种学历提升的过程，简单的说，本科生就是学士，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就是通常所说的硕士，毕业获得的是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就是通常所说的博士，毕业后获得的就是博士学位，目前博士就是最高学历。而博士后是一种工作经历，并不是一种学历，它是有工资的。博士后是指博士毕业取得学位、学历后，进入博士后流动站或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行研究的人员。博士后不是学位，也不是职务或职称，它只是一段工作经历。教授是一种高级职称，比教授低的有副教授、讲师、助教等，过去的教授不一定是博士、硕士，甚至连学士也不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教授可以拿到行业的最高职称津贴，博士后只是一种工作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只是证明他们在相应的学习阶段，顺利完成了学业，取得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虽然取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甚至进入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工作过，但不一定就能很快评上教授。反过来说，虽然教授没有较高的学历或者学位，但是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长期学习和研究某一个领域，教学经验、研究经历比较丰富，他仍然可以当研究生导师。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对教育事业的越来越重视，并且我国对学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们要尽自己的能力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历。

| 用文字搬运想象 |//国内的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即便降低了求职目标，可能也要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而在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文学科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高校的文科教职岗位越来越少，人文学科的预算也愈加窘迫。近年来，美国文科博士就业培训机构开始兴起。那些无法进入学术界的文科博士的数量之庞大，已足以构成一个日渐兴盛的产业。撰文 | 肖赫曦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四十年前，兰德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中娓娓道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如今，高校教职的求职门槛也越来越高。曾几何时，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本校的博士必然难以在本校找到教职工作，往往要更高层次的学校博士学历，再加上一众华丽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学术就业市场上堪堪称得上有竞争力。即便拿到了教职，博士们的压力也丝毫不会减轻。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非升即走”的制度，新聘教师数年之内无法晋升或未能产出足够的成果，便只能走人或者转岗，只有在经历了一系列考核之后，这些高校新人们才能真正在学校里站稳脚跟。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博士无疑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压力。通常而言，理工科博士们出路更多，不留高校，也大有去处，而文科博士则只能艰难徘徊于有限的选择之内。那些埋头一路读下去的文科博士们，蓦然抬头，发现除了高校，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了，只能掉头加入教职的竞争。而那些抱持着学术理想的博士们则需要直面愈加白热化的竞争，在论文、生计等多重压力之下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惨烈碰撞。《有了博士学位还不够》作者：Peter Feibelman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在美国，文科博士的境况也不怎么好。近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Daniel Bessner和耶鲁大学的讲师Michael Brenes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专业学术就业市场的艰难状况。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历史学专业的学术就业市场就不太景气，博士越来越难找到教职工作了。2017年是近三十年来情况最糟糕的一年，根据美国历史学会的数据，这一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而美国历史学会公开的教职岗位只有500个左右。实际上，近十年以来，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和教职岗位之间的缺口一直在拉大。Daniel Bessner和Michael Brenes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历史学会作为业内最大的职业服务机构，面对如此糟糕的就业现状几乎可以说是毫不作为，不仅如此，历史学会甚至还在就业报告中声称，不甚景气的学术界就业状况让“历史学者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可以在学术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机会。在Bessner和Brenes眼里，鼓动历史学博士们在就业时离开学术界，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二人进而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会的“精英主义”倾向。一直以来，在美国历史学界，学术就业市场就一直笼罩在精英主义的观念之下——历史学会的领导们都毕业于精英学校，早早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生活无忧，但身居高堂之上的他们却无法代表历史学界的真正状况。如今的学术就业市场，早已不像80年代末，彼时的教职岗位甚至还多于博士毕业生，每个博士生都是学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此，美国历史学会的执行主席James Grossman特意发文进行反击。在文中，Grossman坚持强调，他们一直都认为，对历史学博士们来说，学术并非是唯一的就业出路，即便是博士也不一定要一辈子以学术为业。同时，美国历史学会也为那些不能进入学术岗位的博士们提供了就业培训，帮助他们锻炼工作所必要的技能。但与此同时，根据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历史学博士们所向往的依然是高校，2004年到2014年毕业的博士中，有47%进入了四年制的大学，而其他未能在四年制高校拿到教职的博士们则退而求其次，大部分进入了社区大学，另外一部分博士则离开了学术圈，另谋出路。01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去了哪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做了一项调查，追踪那些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留在学术界的人的就业去向。根据他的调查结果，这四个学校（杜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中只有50.7%的人拿到了常任轨制（tenure track，必须在数年之内通过考核完成晋升，成为非终身或终身教授，非常任轨制教职则很难有正常的晋升通道）的教职，如果把博士毕业的时间限定在2008至2010年之间，则只有38.5%的博士拿到了常任轨制教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他的调查显示，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博士们，最主要的就业去向，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岗位，出版业，中学老师，博物馆，以及政府部门。有一些博士虽然没有在高校供职，但依然从事着历史学的研究，成为了独立历史学家和独立学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博士成为了一家重金属设备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还有一些博士在军事部门服役，另一些博士则经营起了小生意。剩下的几位博士则依靠自己修读的双学位，成为了律师，或者进入了政界。同样，一家博士就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Paula Chambers也指出，与大众固有的印象所不同的是，文科博士们遍布各行各业，在酒庄做销售的历史学博士有之，在对冲基金担任董事的古典学博士有之，在教育公司做副总的英语博士亦有之。如此看来，当学术界在紧缺的预算之中缩减了坑位时，无数条康庄大道似乎又向这些另谋出路的文科博士们敞开了，但为何在公共舆论里，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文科博士们很少发声，以致人们常常忽视文科博士不一定非要留在学术界呢？Elizabeth Segran指出，在学术界内盛行着这样一种文化，学术工作位居职业序列中的最高层次，而其他所有非学术的工作则处于下等，因而，那些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常常会被污名化，仿佛他们是神圣的学术道路中的失败者，在激烈而光辉的学术竞争中败下阵来，只能投身于下等的工作。在制度性层面上，学术界不断强化着这样的价值观。通常而言，如果博士毕业生们在学术界内拿到了体面的教职，学院和导师们会得到实质性的奖励，学院在排名上的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增加。在这种价值观与制度设计的合力共谋之中，文科博士们真正的就业去向，往往很难被外界人士获取到，同时，学院也很少开设针对文科博士们的就业辅导，所有的博士们一假定必须在学术界内谋职，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那愈发稀缺的教职岗位。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几乎都是全靠自身的实践履历和关系网络得到的工作，学校在就业上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正如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中指出，职业是一些由个体组成的排他性群体，用某种特定的抽象知识来处理特定情况，而这种特定的抽象知识则构成了一种职业的管辖权。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文学科的管辖权牢固无比，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对抽象知识的应用与之形成了竞争或替代关系（除了极少数独立学者们），对那些博士候选人来说，一旦踏入人文学术的领地，之后投入的愈多，也就意味着在他们在人文学科的领地中越陷越深，沉没成本越来越高，很大程度上，读博期间的所学所悟只能用于学科内部的自我生产，如果你最终选择了一条非学术的道路，那么你的读博经历很难直接构成你的竞争力。《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作者：[美]安德鲁·阿伯特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诚然，人文科学的学术训练所培养的写作能力、逻辑能力、分析能力等，也是其他非学术工作所需要的。2013年，谷歌进行了一项内部调研，收集了1993-2013年公司招聘、解雇、晋升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其调研的结论显示，即便是在谷歌这样一家高科技公司，在员工最重要的八项特质中，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ing，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被认为是能带来丰厚报酬的理工科专业）的技术能力仅仅排在末尾，前七项最重要的品质都是个人的软实力：领导力，表达和倾听能力，传输观点的能力，换位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在复杂观点之间搭建联系的能力。也许，这一调研的结论确乎反映了现实，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文科的学术训练才能培养这些能力，它们并不专属于人文学科，归根到底，对大部分工作岗位来说，最合适的职业技能培训方式，是直接投身工作的实操中，只有在工作实践中，习得经验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的熟练度。这无疑是文科博士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02高校教师以外的工作应该成为常态求职目标吗？与前文提到的Elizabeth Segran的观点相似，学者交流协会（ScholarlyCommunication Institute）的成员Katina Rogers也认为，在追求学术的人眼里，这世上只存在两种工作，一种是学术类工作，另一种是非学术类工作，大学教授以外的工作都被视作“非学术类”。许多时候，正是因为这种固有的分类标准作祟，以致博士们忽视了更合适、更现实的求职目标。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方法也无视了不同类型工作之间的共性，有些“非学术类”的工作也未必没有研究性的特质，人文学术并非只能局限于高校的一隅之地里。因而，他更倾向于用“非传统学术工作”（alternative academic，最初是由Bethany Nowviskie和Jason Rhody在推特上交流时所创造的）来指称那些与学术相关，但又不是高校教师的工作。创造这一术语的Nowviskie和Rhody就是“非传统学术工作”的典型从业者，前者是美国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会（CLIR）的部门负责人，后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电子文化项目担任负责人。许多高校之外的机构，也为文科博士们提供了精研人文学术，发挥己身之长的机会。当然，非传统学术工作并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它可能指代着不同的对象。Rogers进行了一项针对文科博士研究生的调查，结果如图所示（各项的比例加起来超过100%，因为可以多项选择）。意料之中的是，大部分受访者都想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而另外四项则分别为图书管理员和文化遗产从业者，非盈利机构从业者，非常任轨制的讲师或研究员，以及作家或记者。图示：研究生在入学时最渴望从事的五项工作但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美好，常任轨制的教职岗位数量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期望，如今高校更加倾向于雇佣非常任轨制或兼职的讲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是否应该告知入学的博士们，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注定无法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呢？这当然有些残酷，多少博士学子们在惨烈的竞争中拼出一条血路，最后终于拿到了理想学校的offer，却又得知他们的读博目标其实和现实不相匹配。尤其是那些没能拿到奖学金的博士们，为了完成学业，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最后却找不到心仪的教职。如果教职的紧缺现状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好转的话，更为现实的举措或许是帮助学生寻求教职之外的工作。在这方面，斯坦福走得比较靠前。斯坦福收集了在学校内供职的人员信息，列出了那些有博士学位，但又没有从事教授工作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将担任学校在读文科博士的就业导师，帮助他们在教职之外更好地寻找工作。03中国观察：文科博士的出路与救赎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学术劳动力就业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就业情况调查，还是倾泻情绪、吐露私人经历的个体化表达，都指向一个事实：相较理工科，文科博士们的就业渠道更加单一，选择面更窄，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单位。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数据，近年来哲学，文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在教育科研部门就业的比例均超过60%，明显高于理工科博士（不到50%），而在侯士兵和倪邦辉开展的一项调研中，国内某大学的文学类博士们在教学科研行业的就业比例更是超过80%，理工科则只有40%左右。当然，在文科博士的就业上，人们所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我们能否在高校找到工作”，而是“读博读得发际线面临危机，读得颜值灾难般衰退，在付出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职工作”。就像美国文科博士可以退而求其次接受非常任轨制教职一样，国内的博士们也大有退而求其次的空间——无非是就职的高校很可能无法达到心中的目标。《精神的牧放与规训》作者：阎光才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如果说美国的文科学术就业市场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市场，其行情受制于不同时段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学术就业市场所经历的，几乎是一个由蓝海到红海的单向变化过程。近数十年来，在博士生产量的急剧膨胀之下，“博士即教职”早已成为一个远古的神话，博士学位迅速沦为学术市场上众多竞争力指标中最不起眼的毫末，时代以其自身惊人的发展速度让太多人在仓皇忙碌之中望尘莫及。很大程度上，文史哲天然地与价值理性相挂钩。文史哲的学生常常被告知，在冰冷的现实计算之外，人也应当有形而上的意义寻求。然而，对先贤哲人的虔诚仰望无法替代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而脱离了此生此世的诗意世界更是无从寻觅的巴别塔。在持续变动的社会里，可以预期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科博士在学术界之外实现自身的价值，文科博士们不得不以更为包容的心态迎接就业市场的挑战，而高校也理应推动实现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的多样化，改变学术为尊的文化氛围，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技术垄断的时代里，见证人文科学在公共空间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参考链接：http://katinarogers.com/2013/04/23/humanities-unbound-careers-scholarship-beyond-the-tenure-track/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3/what-can-you-do-with-a-humanities-phd-anyway/35992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7/12/20/the-surprising-thing-google-learned-about-its-employees-and-what-it-means-for-todays-students/?utm_term=.0c973c485b8f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Not-to-Confront-the-Jobs/246231?cid=rclink作者 |肖赫曦编辑 | 崔健豪 张婷校对 | 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原来提起博士都是高山仰止，现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身边很多人都成了博士。最让小编记忆深刻的是，前几天两年老人拌嘴，说着说着两个人急了，原来一个说自己的孩子是博士，就是了不起。另一个老人，接不上话，急红了脸，憋了半天，大喊：“我孙子考了名牌大学，赶明儿，非让他考一个博士后，高过你儿子的博士不可。”引来周围很多吃瓜群众的哄堂大笑。当然两个老人都很可爱，不过也反映出很多人都错误理解了博士和博士后，今天小编就把实际情况给大家说道说道，不能再一直误解下去了，不然给自己孩子又增加很大压力不是！【1】---博士才是最高学历层次首先明确博士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学位。博士是对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称呼，同样也可用来称呼已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主要通过拥有博士点的普通高等学校和拥有博士研究生培养资格的相关科研机构举办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来进行招生。在目前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三级学位中，博士学位是最高的一级。我国首批18位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27日，紧接着又在1983年10月19日，培养出了第一批文科博士。【2】---博士后不是学历接下来要明确一点，博士后根本不是一个学历。 博士后，英语是Postdoctoral，是指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从事一定时期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也指在博士后流动站或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行专题研究的人员。也就是说博士后不是学位，而表示的是一段工作经历或学习经历。而且在国外也有一些不具有博士学位，但确实是在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研究人员，所以博士后更确切地说是临时的科研工作经历，一般时间都不长。【3】---常见的错误理解 原来毕竟博士离大多数人很远，所以很多人并不是太过关注，在很多人心里研究生已经是超级牛逼了，博士什么的想都不用想。可是，现在博士也走下了圣坛，来到了寻常百姓家，所以受到的关注也多起来。在博士和博士后的关系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博士后比博士更高一级。小编自己刚当年刚看到郑州大学校门口博士后流动站的牌子时，就是这样的想法。记得很清楚当时还很是唏嘘了一番，想象着成了博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再成了博士后那要多牛，当时的想法是毕竟是博士后嘛，光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在博士后面，不是更厉害吗？真是一段让人忍不住回忆的时光！当然博士后还是有证书的，需要博士后期满并达到一定的标准的博士，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就会颁发巜博士后证书》。可以看出，博士后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是博士，但学位并不比博士高。

新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诞生的？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这一批人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在恢复高考时，那时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生具有怎么样的特点？坐“冷板凳”的学术生产又应该如何影响社会？《开山大师兄》是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口述史，它把他们的学术生涯、求学研究都记录、还原出来。1月12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开山大师兄》在南京首发。主持人王世岳、此书的编著者许金晶和孙海彦，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授聊了聊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的求学之路、当下学术生产体系的问题和专业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之间的张力。“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这完全是一个巧合”“我们现在70岁上下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开山大师兄’，这可能跟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坎坷路程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都很坎坷。学位制是从西方发源的，民国政府在大概1933年、1934年前后，就已经制定了《学位法》，准备开展学位教育。假如后来没有日本侵华，说不定我们的硕士、博士教育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莫砺锋认为，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是因为中国坎坷的近代历史。在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一边倒”学习苏联。所以在50年代，莫砺锋的老师周勋初那一辈人读的研究生叫副博士学位。后来因为中苏交恶，周先生也没有拿到这个学位。学位教育就一直延迟下来了。《开山大师兄》，作者: 许金晶、孙海彦，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所以，在莫砺锋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他和导师都不清楚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样的水平。他的导师就查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博士论文。“台湾大学第一个文学博士是在1960年，罗锦堂获得的。他的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叫《元杂剧本事考》。他应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大陆本来在那个时候也应该有文学博士的，可惜当时的形势很不正常，这些东西都没人提。到了文革，大学干脆都不招生了，停办了，一切都谈不上了。”“所以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生产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博士，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本来应该是比我们年长10多岁的人成为第一批博士的。” 莫砺锋说。在莫砺锋那一届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他的校长匡亚明致辞说，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学位制度，并希望你们成为第一批硕士和博士。莫砺锋回忆道：“当时我们在下面听了懵懵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被匡校长说中了，这完全是一种巧合。”这件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莫砺锋认为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走上正轨。在莫砺锋年轻的时候，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才是光荣的，“那时候的博士，都是洋博士，从海外归来的。这是一个罪名，谁敢说自己是博士啊？”“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新中国的风风雨雨他都碰到过。他上小学时曾去抓麻雀“除四害”，也被动员去炼过钢铁。在1966年，他毕业于苏州中学（那时候叫苏州高级中学），他的人生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当一个工程师。但是文革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莫砺锋曾下乡当过十年知青。他下乡时还带着教科书想自学。但是他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和物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指点，也没有参考资料。所以在他下乡的第三年，他把所有的理科图书都卖掉了，只剩下一些文科的书。“我之所以现在在大学里面成为一名老师，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没轮上招工……我高中有几个同班同学，他们比较早招工。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早就结婚，有两三个孩子了，就不想考了。” 莫砺锋觉得，若是招工成家早一点的话，他的命运也许跟他的同学相似。在当时，莫砺锋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也没有前途，连赤脚医生也当不上，也使得生产队里的“小芳”都看不上他。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想离开农村，就去高考了，糊里糊涂考到外语系。“假如再晚个五年恢复高考，我肯定不考了。”因此，他特别感谢武大化学系的查全性院士，“因为这个老先生就是当年邓小平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首先提议恢复高考的人。本来还要晚一点的，他提议马上恢复高考，邓小平听了当场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了。”莫砺锋教授在1979年，莫砺锋在安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到大二上学期，他为了想把每个月18块的助学金变成35块，就提前考研了。他当时准备考南京大学外语系的英美语言文学，但是一查资料，南京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的考试科目有第二外语，他没法考。“我想，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要去考研了，要是名都没报上就打退堂鼓，就太丢人了。所以我就翻阅南大的招生目录，看看其他的专业能不能考。一翻翻到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程千帆先生招唐宋文学方面的研究生。我想，我当知青的时候，唐宋文学的作品倒是读了不少，是不是可以报这个。后来一考就考上，从此就钻进故纸堆了。”因为教育过程不连续，基础不好，莫砺锋认为，他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逊于他们的导师那一辈，“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而且很多人是改变方向的，学的是非你所长的东西。我们只是作为教育制度恢复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恰逢其时而已。”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是不行的在《开山大师兄》的推荐序里，陈洪捷教授对书里面的十位第一批文科博士的特点做了总结：第一是基础不好，他们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第二是年龄偏大，有的博士在进入到博士学习后已经四五十岁了，明显已经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第三是外语水平不高，这十位博士里，除了莫砺锋是学英文出身，其他人外语水平可能都比较弱，也很难接触到第一手的外国资料；第四是当时的培养制度非常不完善，每个人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博士，博士生导师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法；第五是他们的选题都非常的宽泛，比如说教育人类学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莫砺锋认为这些概括大部分是对的。他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对他的导师程千帆一无所知。他到南京大学之后，程千帆就跟他说，基础实在太差，中文系的课一天也没上过。所以，他读研究生的经历是很苦的。在莫砺锋读博的时候，还没有副导师制度，程先生就请了三个教授当他的助手，四个导师管他一个博士生。此外，年龄偏大这一条莫砺锋也赞同，在1977年高考的时候他已经29周岁了，但他在 1984年10月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莫砺锋的导师程千帆教授因为当时南京大学文学院只有莫砺锋一位博士生，所以他们就没有上课，传授知识就是到老师家里聊天。莫砺锋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很像西方大学里的研讨班。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疑难，就拿出来跟导师讨论。现在的博士生教育都规范化体系化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研究是需要有个性的。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们需要有学术个性……可能最好的师生传授方式是一对一，有点像以前的老艺人培养学徒那样……开一系列的学位课程、读一系列的教科书，结果反而不理想。” 莫砺锋觉得，如果说他对他的博士生有所帮助的话，主要方式就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而不是开课。“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莫砺锋认为，有些比较成功的学者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做普及工作，因为专业的学术研究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而他与《百家讲坛》的缘分，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办想稍微宣传一下，就主动请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来南京大学录节目，莫砺锋被选上了。当时莫砺锋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学术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听的人主要是文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过了几年，《百家讲坛》又跟他联络，要他去讲唐诗，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电视节目上讲故事效果才好，讲唐诗肯定不好。不过编导说先不管收视率如何，就想请他讲唐诗，他就只好勉强接受了。节目走红之后，莫砺锋根据现场录音对所讲的内容进行整理，出了一本书，叫《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感慨道，“以前我们千辛万苦写的学术著作，印个5000册就不得了了，我的博士论文只印了2000册，因为没人看……但是那本书出来以后，一印就印了10万册。还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天南海北的。当然也有人来跟我商榷，特别是我普通话不好，听众说你发音不对。当然也有很多人肯定我讲的内容，说听了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从那时起，莫砺锋在普及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经常去各地图书馆和其他高校做讲座。“我觉得人文社科的研究，本身是必须要钻故纸堆，坐象牙塔的。这是一个很冷静、很理性的工作，只能由少数人在学术圈子里进行研究。但是如果一句，你们的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终极价值在哪里？比如我们写了一千篇论文来论证唐诗怎么好、宋词怎么好，假如丝毫没有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么这些研究的价值在哪里？”莫砺锋认为他年龄大了，现在南京大学也不对他进行工作量的考核了，他可以放心地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最终还需要把你的研究成果普及化，推向全社会，让大家都了解你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有什么价值。”作者：徐悦东编辑：风小杨校对：翟永军

这几天，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甚嚣尘上，而窥其背后，国内读博读硕这条大河里究竟如何鱼龙混杂，让人难以捉摸。学生圈向来流传着一句话，"没有考不上的博士，没有毕不了业的硕士"。意思也就是说，考博比考研容易，可想要毕业却难得多。这当然是针对那些真正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而言，而非走什么邪门歪道。要知道读博不是上课下课放学作业拿学分考试这么简单，读博是正儿八经的搞学术研究。毕业延期纯属常态，见怪不怪。以武汉大学为例，世界经济系2017年博士毕业生共七十多名，顺利毕业只有二十多人，其中还掺杂着延迟一年两年毕业的人，毕业率仅有28%左右。究竟为何博士毕业这么难？无法达到毕业要求，是导致大多博士生延期毕业的首要原因。高校对博士生的发表论文数量、质量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硬性规定，重点大学更是如此。以文科博士为例，大部分高校规定“发两篇C刊文章才能进行博士毕业答辩”。所谓C刊是南京大学核心期刊（CSSCI）的简称，其平均每年可发文约12万篇，而我国每年有3万名文科博士生，一人必须2篇，就是6万篇的需求，超过所有C刊发文量的一半。再加上高校教师评职称对C刊的需求，文科博士生想要发表C刊更是难上加难。由此可见，学术论文的发表简直就是博士生的生命线。一些课题研究难度大，研究周期较长，到毕业的时间课题研究甚至还未结束。要指望老师显然不太现实，科研、论文只能靠博士生自己摸索。博士论文就是一本厚重的学术著作，不潜下心来拿出真本事是不行的。而像翟天临这样浑水摸鱼，那就是对200万寒窗学子求学之心的生生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