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理论

1.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和发展模式国家统计局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文化产业的生产活动范围，可以分为核心领域和相关领城。核心领域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相关领域是指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上述界定中可以看出，首先，文化产业是指生产文化产品或提供文化服务以满足社会精神文化需要的行业门类的总称。其次，文化产业内部可以分出“核心领域”与“相关领域”两个层次，二者呈现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即以“文化装备生产”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相关领域支持着文化产业核心领域的发展。文化产业最为核心的要素是人才（创意）、资本、资源、市场。具体内容是：人才（创意）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是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连接点，这里所说的人才是指有创意的人；资本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内外大量实践证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要用大量的资金，比如好莱坞一部大片的拍摄，动辄就需要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投入；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基础要素，是一个城市政治、经济、艺术、人文、自然、历史、建筑、民俗等各种人文因素的积累和存量；市场是文化产业价值实现的根本要素，发展文化产业，应当把培育市场、激活消费作为一个根本，要实行部门、行业、地区内外平等进入、平等竞争，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资源型文化产业”“能力型文化产业”“技术型文化产业”。特色文化节产业属于风华正茂的“资源型文化产业”，文化资源的地域性较强，并具有垄断性和不可模仿性，具有明显的资源竞争优势。文化资源，以开发方式可分为横向开发和纵向开发，以开放程度可分为基础性开发和深度性开发，以开发形式可分为广告、电影、音乐、出版物、旅游产品、文化实物等多种类型。2.特色文化产业的统计框架区域特色文化产业是基于特色文化资源而形成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和服务不同于其他产品，其价格体系中的欣赏价值与娱乐价值紧密相连，同时具有不可复制性。结合《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以及我国具体实践，可以构建出区城特色文化产业的统计框架。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的统计框架一共包括六个领城： A. 文化和自然遗产；B.表演和庆祝活动；C.服饰、手工艺和建筑设计；D.特色文化主题园区、街区、小镇(聚焦于某一特色文化产品或服务)；E.特色文化主题园、区、小镇(难以聚焦于某一特色文化产品或服务)；F.书籍、报刊、音像和交互媒体。其中前五项属于区域特色文化产业核心层，是特色文化产业的主体；第六项属于区城特色文化产业外围层，是区城特色文化产文化产业的补充，在某种程度主还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外部支持。A.文化和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包括博物馆(包括虚拟博物馆)、考古和历史遗迹(包括考古遗址和建筑物)、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B.表演和庆祝活动表演和庆祝活动包含所有形式的现场文化活动，既包括传统的民间艺术，如戏剧、歌仔戏与木偶戏，也包括节日、庙会和盛会等非正式的文化庆祝活动，传统的饮食文化也被归入。C.服饰、手工艺和建筑设计此处的手工艺主要是指传统手工艺。在《国际工艺品与国际市场研讨会报告：贸易和关税代码》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分了六大传统手工艺品：篮筐/柳条制品/植物纤维制品、皮具、金属器皿、陶器、纺织品和木制品。建筑设计是指非遗产类的建筑设计，比如苏州园林设计等。D.特色文化主题园区、街区、小镇(聚焦于某一特色文化产品或服务)特色文化主题园区、街区、小镇可以起到整合区域文化资源的作用。通过“园区”“街区”“特色小镇”来促进科技、文化与产业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经验。从最初的加工园、工业园到现在的科技园、创新园、文创园，对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发展已经成为文化节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E.特色文化主题园区、街区、小镇(难以聚焦于某一特色文化产品或服务)这类特色文化主题园区、街区、小镇难以聚焦于某类文化产品或服务，往往以一个较为抽象的文化资源为基础，围绕抽象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与开发。F.书籍、报刊、音像和交互媒体这一范畴中包含了书籍、报刊、音像、交互媒体以及网络媒体等制品，体现为传统媒体形式与新媒体形式，通过文字、图片及影像的方式将特色文化具体化，其中音视频形式的记录同样是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一环。书籍、报刊、音像和交互媒体不仅可以视为将区域特色文化资源进行具象的载体，同时也是一种宣传工具与手段。 （图片、资料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思想理论，是认识的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结果；是对社会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总结与归纳。思想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发生冲击、碰撞出火花；但最终得以完善与定型，形成一套体系，属于哲学与科学的范畴；这些认识总是以文化的形式得以表现、传播、传承与发展。文化，是一种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群人的集体意识。思想之间的冲击需要文化来缓冲，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以满足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思想是客观的、是抽象的；是普遍存在的规律，是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揭示和发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能发明创造的；文化是人们意识的产物，是人为的结果，是可以发明创造的，也是可以人为改变的。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思想理论、而更容易接受文化知识。思想理论在现实中是感受不到的，总认为是缥缈虚无的东西，而且总是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通常说的思想、理论、主义、定律、学说等理念，这些都是认识的范畴，就算你不去认识它，它依然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而常说的文化是有表现形式的，是可以感受、触摸、实用、想象、意会言传的。 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万有引力是认识的范畴；人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甚至都感受不到；这种自然规律不是因为苹果砸中牛顿的脑袋才存在的，只不过恰巧被牛顿发现了这种现象；它是客观存在的；因为苹果与牛顿的故事，才以文化的形式传播开来。同样的道理，“地球围绕太阳转”也是文化的形式，但其实质仍然与万有引力作用有关；卫星发射成功后，与地球同步运转或其它方式运转，都是万有引力作用的结果。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揭示了核聚（裂）变的自然现象；也是认识的范畴。这一思想理论既可用于建设核电站、也可用于军事。人们感受不到核聚变与核裂变的存在，却大致了解核电站和核武器这种文化。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原理》是认识的范畴；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1821年，法拉第受奥斯特的启发，罗盘在有电流通过的电路旁会发生指针偏转，认为假如磁铁固定，线圈就可能会运动；由此发明了电动机。1831年法拉第发现当一块磁铁穿过一个闭合线路时，线路内就会有电流产生，这个效应叫电磁感应，产生的电流叫感应电流；根据这一实验，终于发明了圆盘发电机。当然，电磁感应这门思想理论，是经过科学界几代人共同努力研究的结果，只不过法拉第较为系统的研究分析和论述了这一思想理论体系。即便你不了解电磁感应原理，但一定知道什么是发动机和发电机；因此，思想的认识是很难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当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一种文化、一种产品。儒家思想是一门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承不承认、身处何方，它亦然存在。按理说，就应该像电磁感应原理一样，大家都依据这个思想体系执行就行了。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在现实社会中，儒家思想总是以一种文化的形式进行传播；虽然这种文化传播声称基于儒家思想，但掺杂有太多的意识形态，为己所用。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儒家思想关于“人性”的认识是没有定论的。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染恶则恶。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必藉教育熏陶，乃能知恶去恶，以成其善。这些都是思想的范畴，是对人性的认识。凡是认识，世人都可以相互探讨，最终得出一个思想理论。而关于人性，至今为止并无定论，就像科学上的一些“猜想”一样，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思想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儒家思想在“人性”等诸多方面还不能算成是一门有思想理论的体系，仅仅是几千年来人们借以发挥的宣传招牌，也就是，打着儒家思想的旗号，传播着有利于自己统治地位的文化广告产品。总之，在接受和学习知识时，要追根溯源；也就是“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总是渗透了个人意识。要创新就必须系统学习思想和理论；仅仅“拾人牙慧”的学习文化，未免有“山寨”之嫌，终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随着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借鉴与反思成为新热点。在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文化研究关注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本文将着重通过对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进行述评，以呈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图景。　开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英国伯明翰学派发端于20世纪后半叶，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一个分支。其主要代表人物与作品有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英国伯明翰学派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入手展开对文化的研究，开辟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归纳起来，英国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秉持文化唯物主义，突出文化与经济的“接合”关系。20世纪英国学术界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理解倾向，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但是英国伯明翰学派清醒地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认识倾向，同时纠正了关注文化精神内涵的精英主义文化研究倾向。英国伯明翰学派在对平民文化进行多方考察之后，为文化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观点，主张从物质生产过程来全新地理解文化。在文化与经济关系上，斯图亚特·霍尔有效借鉴了葛兰西的“接合”理论，其秉持的是文化与经济的“接合”关系，而非文化与经济的决定关系；强调文化与经济创造性联结的动态过程，即“接合”是在差异中寻求统一。文化生产与消费成为英国伯明翰学派有关文化研究中最关键的两个主题。威廉斯提倡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研究文化生产，并把此命名为“文化唯物主义”。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文化消费迅速成为社会的主流。英国伯明翰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的意义是在消费实践中建构的。正如约翰·菲斯克所言，消费的过程是意义产生的过程。消费已经不单纯只是对商品的消费，而且也包含了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消费是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消费所追求的不仅是实用价值，更多的是身份象征和意义显示。大众文化不同于一般商品，因为在文化经济系统中流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货币，而是意义和快感。为此，默克罗比提出综合性消费模式，他提出不仅要检查文化生产的意义，还要检查意义产生的过程。二是突出大众的主体性。受众观是英国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英国伯明翰学派成员认为受众是被动接受文化产品。其后，霍尔提出了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认为受众对文化产品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在解读文本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学派成员具体考察了受众在文化生产与消费中的具体作用，提出了生产性受众观。约翰·菲斯克提出，受众自身又可成为传播者，受众无法决定文化的生产，却可以选择文化的消费，在此过程中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新文化。三是从微观层面解剖并批判性分析文化权力运作。这也是英国伯明翰学派有关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受葛兰西“文化霸权主义”理论的影响，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大众文化并非是同质的，而是实施霸权和反抗霸权的场所。约翰·菲斯克特别重视对大众文化受众的抵抗式阅读和创造式阅读的研究。他提出了从精英式人文主义视角、从权力模式的架构下分析消费文化以及将大众文化视为斗争战场，探究大众的文化创造力等。在《电视文化》一书中，约翰·菲斯克进一步提出了生产性文本概念。他认为在受众眼中文本的价值在于其可利用性，文本的意义是多元的，文本的阅读方式与消费模式也是多元的，这正如“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受众文本阅读方式不一定合乎规矩，其结果有可能不符合传播者的期待，因此文化的生产者需要创造出能衍生出多元意义的动态开放性文本。约翰·菲斯克认为受众具有拼装的能力，即将文化商品进行一系列再组合和再创造。对受众“拼装”能力的分析凸显出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受众的文化创造性的理性认知。　合理规范和有效引导大众文化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总会出现文化创新发展的迫切需求。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正迈向现代信息社会，大众文化以各种形态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以其所蕴含的商品和科技意识冲击着传统文明，深刻重构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模式，重塑了社会文化生态。当下，中国正面临一个全新的新时代文化生态语境。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关键环节之一。依据马斯洛需求理论，获取物质财富是大众的基本生存需要，而繁荣文化有利于大众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要。当前大众审美日益多元化，大众文化关注世俗生活，缓解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因而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然也包含了对更多高质量大众文化的需要。中国大众文化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借助媒介快速传播的大众文化快速发展，形成了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并驾齐驱的文化态势。但是，中国大众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之中，客观上面临着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的强烈冲击，存在着大众文化监管体制不完善、大众文化发展唯消费化和泛娱乐化等诸多问题，需要及时妥善加以应对。对此，一方面，我们应全面认识大众文化的多重影响，抑制大众文化的批量复制、庸俗化等消极因素，学习并且借鉴英国伯明翰学派有关大众文化研究的有益成果，运用跨学科交叉分析法等，加强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整体性研究，肯定并发挥作为“受众”的广大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造性。另一方面，我们应客观看待当前大众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突破传统精英文化的束缚，弘扬人文精神，重建人文理性。必须不断完善大众文化产品的评价体系，健全文化管理体制，合理规范和有效引导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积极创作并传播形式多样、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作品，不断满足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本文系华东政法大学2019年思想理论教育、党建理论研究会课题（A-0499-19-105-24）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黄一玲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文本推荐书名：《丝路文化研究》（第一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主编：赖永海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主题词：丝绸之路，文化史，研究目 录目录一文字表述目录二左右滑动查看更多内容简介《丝路文化研究》集刊以“一带一路”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为背景，既研究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和历史，又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当下，延伸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深度解析了国际当代经济发展趋势，是中国用东方文化和东方思维关照世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体现，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期设有“特稿”、“丝绸之路经济带历史文化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丝路沿线国研究”、“人间佛教研究”、“区域宗教文化研究”、“‘一带一路’文化明互鉴访谈录”七个栏目，共收录了《“一带一路”与佛儒交融》（赖永海）、《唐代敦煌道教中清信弟子经戒传授考论》(刘永明)、《台湾佛教探源》(刘玉增)等14篇文章。“一带一路”与佛道交融“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根据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顺应地区合作和全球化的潮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所提出的一项重大倡议和战略布局。历史上的“一带一路”，曾经是中国同周边地区和国家经济贸易的通道和文化交流的走廊，对于促进中外文明的交流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曾经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作为东方两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印度，其文化的互联互通乃至相互交融，正是借助于“一带一路”来实现的。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肯定了佛教传入中国对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作用，并称赞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体现了”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如果说，唐玄奘“西天取经”(627)借助于《西游记》，国人几乎妇孺皆知。实际上比玄奘早二百多年(399)的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就与慧景等沿陆上丝绸之路，到古印度取经，并留下极具史料价值的《佛国记》。与玄奘沿陆路回国不同，法显回国时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至于从西印度来中土弘法传教者，更是多得不胜枚举，如著名的译经家真谛、传译弘扬般若学的著名佛教思想家鸠摩罗什，还有被奉为禅宗初祖的达摩禅师等，都于不同时期经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到中土传经弘法。这里，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从几个不同角度来看看因历史上的“一带一路”而实现东传的佛教及其中国化，对于佛教自身的发展，对于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作用。第一个问题，佛教产生于印度，但现在的印度，几乎没有佛教了，而中国却成了世界佛教的大本营，为什么？第二个问题，佛教是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当时的情形是：大小二乘并传，空有二宗兼弘。但是，今日的中国佛教，除了云南大理一带还存留有少量的“上座部”佛教外，五十六个民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清一色是大乘佛教，为什么？第三个问题，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学派、宗派，但自隋唐之后，禅宗却一枝独秀，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为什么？第四个问题，中国佛教发展到晚清，已极度衰落，而“人间佛教”的提倡与弘扬，却能使中国佛教起死回生。为什么现当代的中国佛教会走上人间佛教的道路？这些问题不用想、也不必逐一回答，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答案，这就是我本篇文章题目中所标示出来的四个字“佛儒交融”！对于中国佛教为什么自隋唐之后就是大乘佛教一统天下问题，似不宜从佛教自身去寻找答案，而应该从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中去找原因——如果一言以蔽之，此中之缘由无他，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注重自利、单讲自我解脱的思想更符合中国人的精神需要，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那么，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是什么呢——在这里，人们就碰到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始终绕不开、作为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虽然包罗广博，但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注重人本，二是强调人世。进人隋唐之后，儒家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注重现实人生、强调利他济世的大乘佛教会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而小乘佛教的最大特点是注重自利，强调自我解脱。太虚大师在《佛陀学纲》中说：“广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特点在何处，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把这两种看清，才能够把人心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现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问题……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昌明佛学，建设佛学，引人到佛学光明之路，由人生发达到佛。小乘佛法，离开世间，否定人生，是不相宜的。”这种现象从禅宗自唐五代之后的“一枝独秀”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说明。禅宗之所以自唐五代之后会“一枝独秀”，学界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分析与解读。有些学者曾把这种现象归结为隋唐之后寺院经济的瓦解和经典文书的毁坏。诚然，寺院经济的瓦解和经典文书的被毁的确是那些依靠寺院、经教的宗派走向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禅宗在这方面所遭受的打击也确实最小，但这绝不是禅宗独盛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从思想层面说，是它深得儒家学说之底蕴和真谛，比较成功地把自己的思想同儒家思想实现了对接与融合——儒学化。进而言之，儒学化的禅宗又为什么会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呢？这可能又得进一步去了解这样的问题，即儒学为什么能在中国古代久盛不衰？何以能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主流？考诸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儒家只是其中一支，其历代之代表人物并不见得比各家高明多少，其思想也不是特别精深博大，体系亦非特别严谨，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即适应时势，符合国情，所提出的主张，能够适合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这也是儒学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禅宗亦然，禅宗的思想不像天台、唯识、华严等宗派那样博大精深，也没有非常严谨的思想体系，但它却能为广大民众乃至士大夫所接受，从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这种现象从理论上说，亦即“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上说法也许会遭到这样的一种质疑，亦即“儒学化”了的佛教难道比原始的、“纯粹”的佛教更好、更具生命力吗？——这个质疑把问题推回到了本文的思想“原点”——即应该如何看待“各种文明的交流互鉴”问题，应该如何评价“一带一路”推动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作用和历史贡献问题。古人有句话颇富哲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句话用来理解一种文化的特质及其生命力，有时颇有启迪：任何一种文化，越是“纯粹”，有时越是没有生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有如一条大河，越是到末端，越成滚滚洪流，因为中间不断有许多支流加人。如果一种文化过度追求自身的“纯粹”，而排斥任何支流的加入，那么，它流不了多远就会枯竭了。从这个角度说，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儒学化的佛教在中国会经久不衰，甚而成为世界佛教的大本营——因为它能够在保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不断融入与当时当地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相适应、相契合的思想要素，从而成为一种既契理又契机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如果，以上所言是就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成就了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与发展，那么，印度佛教传人中国之后，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包括儒家、道家、道教，甚而诗书画等）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助推出宋代“新儒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宋元的“全真道”、后来成为中国画主流的“南宗画”及书坛画苑奇跑的禅诗禅画等，则是中国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后，所产生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有容乃大”，更适合用来说明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与生命力，就儒学与中国佛教而言，包容性非但相互成就了对方，更发展了自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巨大的包容性是任何一种文化(包含宗教)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有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智慧，此说本身亦可谓慧眼独具，因为正是借道“一带一路”，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物质的、非物质的)得以有交流、碰撞的机会，因之而有包容、互鉴、互动的契机，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主编及本文作者介绍：赖永海，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旭日佛学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鉴真图书馆馆长。编辑 / 王欢校对 / 段玉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8年政府报告中也指出：“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基因，是国家、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源泉。文化自信的建设，直接关系到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激发，与国运、民魂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今天，我们谈文化自信，必须强调以下三个着力点，真正使其在新时代的中国落地生根、茁壮成长。一、文化研究自信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认知和认同。这就要求文化理论研究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真自知、真自信。首先，理论研究者要洞察世情国情，把握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文化研究者要站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论研究，回应历史性变革，顺势而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文化领域创新中国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加快构建富有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理论体系，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迎头赶上，推动创新引领。其次，文化研究的真自信要扎根中国大地，特别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谱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文化传统，在今天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继续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性的文化品质。这些已成为我们今天文化研究的丰富内容，支撑着文化研究的自信。二、文化宣传自信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社会，弘扬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需要文化宣传部门和文化宣传工作者树立起文化宣传自信。这种自信的内容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自信。在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文化生态中，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积极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特别是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引领宣传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众化，走进丰富多样的生活实践。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宣传的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聚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必须以高度的自信将其融入到文化宣传工作的方方面面，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坚持正确导向，推动人民群众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形成强大的精神纽带，凝聚强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磅礴向心力。第三，在加强和完善中提升文化宣传自信。文化宣传自信不是喊口号形成的，它是在创新文化宣传的工作中干出来的，是在不断完善和改进文化宣传手段、平台、内容、人才、机制等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其中，文化宣传部门除了可以利用传统的宣传手段外，还必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形势，创新网络宣传的途径和方法，总之，要在创新完善中提升文化宣传效果，在效果中彰显文化宣传自信。三、文化教育自信文化水平和自信的提高，有赖于人的文化素质的整体性提高。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又有赖于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整体性提高。新时代的中国，迎来了文化教育自信的最佳机遇期。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近年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持续超过4%。启动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计划，职业教育与中西部大学建设计划得到分类指导和大力支持，高中阶段教育正在普及推进，中小学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力度加大，整个教育结构和层次不断完善，为广大文化教育工作者提供了自信的外在支撑。文化教育工作者应该抓住机遇，不断优化以思想道德教育为指引、以知识文化教育与身体健康教育为基础、审美文化教育为追求的文化育人新格局，铸就文化教育自信的内在魅力。第一，以思想道德教育为指引，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将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导向贯穿立校办学、育人育才全过程。用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打造与其他课程协同育人、同向同行的“大思政”格局，发挥系统育人的合力优势，帮助学生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起为人做事的正能量。第二，以知识文化教育与身体健康教育为基础，围绕教育教学目标，紧盯教学质量，致力于为学生传递厚重而广博的文化知识，培育健康的身心体质，练就过硬的专业基本功，为未来参与专业工作提供身体保障、专业素养与基本技能。第三，以审美文化为追求，注重美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与校园环境建设，让学生了解美、感受美、欣赏美，以美的艺术启迪学生心智、涵养追求美好生活的品质，在美中感受文化教育的魅力。总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人人拥有追求美好生活、成就人生梦想的机会，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实干中不断增强文化教育自信。（作者：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研究”（编号：17YJC860004）和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研究”（编号：CUC17A55）的阶段性成果。一引言按照美国媒介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的说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对新闻传媒的研究大体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第一，宏观视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关注是的媒介和新闻生产系统与国家权力和资本机制的关系；第二，中观的新闻职业和传媒机构的组织社会学。这一视角的研究从新闻生产的常规机制、媒介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形态和身份意识的建构、媒介的组织化信息生产活动与现实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等维度出发分析媒介机构的运作逻辑；第三，文化视角，突出强调广泛的文化价值、传统和表征系统对媒介运作及其意义建构过程的影响。关于媒介社会学的不同范式在思想史或学术史意义上的差异，也随着一系列媒介社会学经典著作的译介，近年来成为中文学界持续关注的议题。但中文学界对媒介社会学不同理论方法传统的讨论，总体上呈现出集中关注美国传统而对美国之外的研究关注不够的倾向。同时，由于美国媒介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文本大多局限于舒德森所说的第二种范式，即新闻生产的机构视角，故而对美国传统的过分关注也导致中文学界的讨论局限在新闻生产和媒介组织的范围之内，而对其他视角的关注不足。其结果是，研究议题和研究范围广阔的媒介社会学被窄化为以机构和职业活动为核心的狭义的新闻生产社会学。本土媒介组织运作的现实所引发的问题性和期待与外来的美国媒介社会学知识资源的结合，共同导致了本土媒介社会学学术焦点对某些传统的放大和对其他路径的遮蔽。但随着新闻生产所处的技术和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传统新闻生产研究所依赖的社会条件、理论预设和方法路径都面临着危机和重构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引入替代性的学术视角和理论资源来平衡这种以美国和媒体组织或从业者为中心的论述倾向。本文的意图在于以文化研究的灵魂人物、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在媒介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由此透析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路径的理论和方法特征以及与其他范式的差异，从而试图平衡中文学界对媒介社会学研究不同范式关注的失衡倾向。二斯图亚特·霍尔的媒介社会学研究作为一位具有高度学术整合力的理论家，霍尔的研究范围除了对文化研究基本理论资源的挖掘与阐释，还涉及到移民、种族、流行文化、新闻传媒、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但在霍尔发表的卷帙浩繁的学术作品中，新闻媒体和传播问题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整个1970年代是霍尔等人深度介入到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时期，以霍尔领衔的英国文化研究为媒介社会学贡献了大量经典论著，所涉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归纳而言，包括如下几个主题：（1）媒体娱乐，例如，1970年发表的论文《休闲、娱乐和大众传播》（“Leisure, entertainment and Mass Communication”）；（2）新闻生产，例如，1973年的论文《新闻照片的规定性》（“The determinations of News Photographs”）、CCCS论文手稿《事件的“结构性传播”》（“The ‘Structured Communication’ of events”）；（3）广播电视媒介研究，例如，1972年发表的《广播电视业的外部影响》（“External influences on Broadcasting”）、1973年的著名论文手稿《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4年的论文《电视暴力：犯罪、戏剧和内容分析》（“Television Violence: crime, drama and the analysis of content”）、1975年的论文《作为传媒的电视及其与文化的关系》（“Television as a medium and its relation to culture”）、1976年的论文《电视时事节目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以及（4）最能体现媒介社会学文化研究范式特征的议题——媒体或广义表征系统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例如，1973年的论文《越轨、政治和媒体》（“Deviancy, politics and the media”）、1977年发表在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等人编著的文集《大众传播与社会》中的论文《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y-Effect’”）、1978年与其他学者合著的《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一书（其中有专章讨论新闻的社会生产与文化霸权危机的关系）、1982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传媒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1986年的论文《媒介权力与阶级权力》（“Media power and class power”）等。霍尔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互交错，齐头并进的。从微观的文本符码结构分析，到中观的新闻组织运作机制和价值体系研究，再到宏观的社会政治历史分析，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研究视野下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框架路径。霍尔关于媒介和传播问题的论述不是孤立的，而是为他从左翼批判立场出发对西方社会文化政治问题的整体思考服务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媒介研究的基本问题切入，梳理霍尔对传播和媒介概念的理解，以及文化研究范式是如何解释传媒运作机制以及以此为主体的社会表征系统如何与其他社会维度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从霍尔本人在媒介社会学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出发，有助于我们把握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的基本逻辑，从而为当前本土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提供不同于美国传统和媒体组织范式的替代性的理论资源。下文将结合霍尔本人发表的与媒介和传播议题有关的主要文献，从理论方法的基本框架和学术旨趣的现实关怀两个维度对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进行评述。三意义结构与媒介运作的表征维度恰如舒德森所指出的那样，从文化视角切入媒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会特别强调表征和意义体系对新闻和媒介实践的影响。就这一点来说，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也不例外。实际上，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强调表征体系的内在结构和运作逻辑相对于外在政治经济结构、组织模式和主体实践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从而突出了意义生产的复杂性、循环性和开放性这一基本文化事实。在媒介运作所涉及到的诸多环节要素中，意义生产的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成为文化研究范式的媒介社会学关注的核心焦点。与美国媒介社会学所采取的进入媒体生产的机构语境中进行田野观察不同，文化研究从表征系统的符码维度入手，认为为了理解新闻媒体如何建构现实，必须对媒体生产和消费环节所依赖的意义结构的内在机制和手段，即符码体系的运作规则进行符号学分析。对不同表征方式和策略的选择反映了不同媒体机构的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图景和传播对象属性的不同预设。用霍尔自己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议题是：“在处理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变化主题的过程中，报纸调用了什么样的现有可用的意义来对这一过程进行解释从而使之能够为读者所理解？报纸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才能不仅保证报纸的从业者，同时也使读者能够具备一个虽不是一成不变但大致逻辑自洽的解释框架？这些核心意义是否会发生变化？如果是，这些变化是什么事件导致的？”（Hall，1975：12）显然，这些议题一方面涉及文本内部的符码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所反映的价值偏好；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霍尔在这里已经初步提出了文化研究视角下的传播观念所要求的对组织制度分析、符号学和沟通人类学方法的整合问题。因为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媒介生产不仅涉及到生产的制度环境、组织机制、专业意识形态、职业实践常规及其所处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编码的语言学规律，还涉及到这些环节所处的“意义结构”，即媒介从业者和媒介使用者在意义维度上的互惠关系和相互确认。霍尔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案例研究来丰富和完善了他所强调的这种以意义结构为核心的媒介社会学框架。在《新闻照片的规定性》一文中，他运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方法，对摄影这一新闻生产中最常见的视觉符码形式进行了分析，目的在于阐明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实现机制。霍尔进一步对新闻文本这一专业化的符码体系的价值基础进行了更加细化的辨析，提出了两类对新闻生产来说至关重要的价值类型：一是专业化的职业标准规范，即通常意义上新闻价值。霍尔将这一维度称为形式化的新闻价值（formal news value），即这一价值体系的基本逻辑是在新闻生产的操作手法和文本的呈现形式上设定一系列职业规范，从而确保新闻文本和新闻从业者自身的程序合法性。形式价值符合新闻生产的经济学逻辑，因为它确保了新闻的可交换性。与此相对的是第二种价值体系，即意识形态性的新闻价值（ideological news values）。这一价值体系源于社会整体的道德政治话语秩序，无论新闻生产的具体形式化操作机制在不同媒体组织之间如何存在差异，这些形式背后所体现的内涵式意义的光谱都被框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整体所允许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新闻生产的形式价值是实现其意识形态价值的前提或手段，而一旦进入到意识态领域，新闻生产就从纯粹的组织运作或文本层次进入到社会主体生产的领域。换言之，新闻在内涵维度的意识形态意义生产离不开新闻从业者对在特定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阐释主体对新闻文本进行“角度化”阐释的具体方式的假定。恰恰是这一点将以新闻价值为逻辑基础的新闻职业的内部话语体系与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话语联系了起来，并确保前者为后者服务的功能定位，即把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权力秩序自然化为新闻价值所规定的一系列形式要素，从而再生产现存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把新闻生产实践所处的这两种不同的意义结构层次及其逻辑关系归纳如下（如表1）：这样，从新闻摄影的符号学分析出发，霍尔从一个貌似简单的文本分析符号学方法框架再度引申出文化研究范式的媒介社会学中极其关键的议题之一：媒介运作所处的意义结构及其来源。显然，要解答这一问题，媒介社会学的学术视野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新闻组织或新闻文本本身。因为表征系统的运作或意义生产的社会过程涉及到媒介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而对这种内、外部结构之间勾连的分析应当成为媒介社会学的重要议题。霍尔反复论证了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所着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确保媒介运作或广义的传播活动能够正常进行以及促使媒介生产和消费两端能够产生有效互动的前提或结构性条件，不仅仅是媒介组织的政治经济结构、组织模式、媒介技术、职业意识形态和从业者的个体属性等要素，还包括以符码系统为中介的意义和价值维度。意义维度是横贯表征系统运作所有环节的核心要素。意义结构不仅为媒介生产提供了观念基础，同时也通过文本符码系统的策略性建构使之与媒介使用者语境化的社会阐释产生勾连。而为媒介生产和语境化阐释提供意义结构来源的则是表征系统所处的复杂的历史和政治语境。这就必然要求把分析的触角延伸到历史政治分析的视野，从而构成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摆脱以机构和文本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媒介中心主义思路，进入到文化政治批判的社会分析领域，从而形成一种去媒介化的媒介社会学路径。四媒介社会学的批判视野作为一篇为文化研究的方法框架和学术议程确立基调的纲领性文献，最初于1973年以CCCS手稿形式发表的《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不仅阐明了文化研究所主张的建构主义传播观，确立了媒介研究的文化研究进路的方法框架，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文化研究视野下媒介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指向性，使之呈现出与其他媒介社会学范式不同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从方法论上来看，在这篇文献中，由于引入了符号学和语言人类学的概念工具，霍尔得以从符码系统和意义生成结构的角度出发，将传播由一个行为和效果问题转变为一个意义和权力关系问题。延续前述研究中所提出的意义结构的观念，霍尔指出，媒介生产的讯息产品的意义属性使得媒介组织的运作不仅依赖物质和技术条件，相比其他领域更加依赖对符码规则的把握。霍尔对媒介符码运作规则的语言学分析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文本内部，也不在于生产这些文本的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而是在文本之外：一方面，在学术上，从1970年代早期刚刚兴起的文化研究范式的角度对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主导的主流媒介社会学范式提出批评，并为人类学视野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提供理论合法性；另一方面，从媒介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角度来说，霍尔在这篇经典论文中的所要强调的是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政治批判立场，即对主导社会权力结构的质疑和对知识与权力合谋的警惕。霍尔在这里指出的路线图是借助沟通民族志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来开辟文化意义生产和阐释的研究路径，并坚持把媒介和文化分析与对现实政治“情势”（conjuncture）的分析结合起来的文化批判视野。霍尔与同事合作出版于1978年的《监控危机：行凶抢劫、国家与法律-秩序》一书是体现这种分析路径和批判视野的最好范例。简而言之，该书要回答的问题是：“‘行凶抢劫’这一容易引起社会情绪反应的标签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1970年代变得如此影响广泛；对这一标签的定义是如何建构并被放大的；为何当时的英国社会——警方、司法机构、媒体、政治阶级、道德卫士以及国家——会对此作出极端的反应；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说明了什么。”（Hall，et al.，2013：x）显然，这里的考察对象不是传统犯罪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现象本身，而是以犯罪现象为表征的政治道德秩序及其在话语层面的呈现，即关于犯罪的一系列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观念及其在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存在条件。一方面，关键的分析对象是对越轨行为的标签和意义赋予机制，而不是越轨行为本身；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进入广阔的社会政治历史情境之中，分析围绕越轨现象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如何在现实层面引发舆论漩涡和道德恐慌，进而导致复杂的政策后果；在媒体、控制机构、公众围绕国家这一核心制度展开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公众意见的起伏变化与复杂的国家文化霸权转型的内在机制是如何相呼应的。这一向国家视角的转移，使得《监控危机》一书将“分析推向了社会的核心地带，即公众意见的起伏变化和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威的核心”（Hall，et al.，2013：xii）。在这里，国家既作为实施强制性宰制关系的暴力机器，也作为“制造共识”或“生产赞同”的意识形态机器而存在，两者在围绕“行凶抢劫”这一越轨标签所形成的话语螺旋和道德恐慌中是相辅相成的。为了理解媒体的角色，霍尔等人在本书中详细论述了新闻的社会生产机制及其与控制机构和国家的关系。这里涉及到新闻生产的三个关键要素，即“促使新闻生产以类型化模式进行的媒体机构组织方式”（尤其是现代媒体组织模式中的时间和常规化压力）、“决定新闻选择及各类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序列的新闻价值结构”（公正、客观等专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以及将新闻事件“置于一系列已知的社会和文化关联性之中”的识别和语境化过程（Hall，et al.，2013：57）。这三个方面要素的结合，导致媒体的报道在信息来源的获取上往往与现存社会权力秩序的话语权分配格局高度一致。尽管媒体与权势集团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冲突，但由于这种媒体自身的组织方式和专业规范所产生的结构性压力，代表国家权力和控制机构的权势者言说者在媒体报道中的话语权往往远远高于其他言说者，从而成为“首要定义者”。他们与作为“次级定义者”的媒体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依存关系。这种结构性屈从关系的结果就是媒体总是倾向于复制主导意识形态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共识。媒体营造的道德恐慌成为国家文化霸权合法性危机重构过程中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的话语配置手段。由此，霍尔等人把分析的焦点从媒体和社会观念的分析引向了战后历史语境下的政治分析，即必须理解战后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状况才能充分理解围绕“行凶抢劫”建构起来的舆论漩涡和道德恐慌的政治功能，也就才能理解作为话语运作配置的媒体机构在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五走向文化研究视角的媒介社会学通过以上对霍尔在媒介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成果的概要评述，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汲取了语言学转向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符号学、语言人类学、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欧陆思想资源，确立了传播观念的建构主义范式，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媒介研究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在这里，文化研究范式与美国以媒介组织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学术旨趣有重合之处。例如，塔奇曼（1978/2008）在《做新闻》（Making News，1978）中和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一样，都反对媒介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范式对传播的行为主义界定，转而把传播视为对现实的社会建构。第二，理论资源的差异进一步导致文化研究范式与其他范式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与主流的实证主义媒介社会学对个体行为或媒体组织功能或效果的量化界定，以及美国建构主义媒介社会学对媒介组织如何制造出关于现实的“知识”的具体机制的民族志研究不同，文化研究范式是从共享的意义结构这个嫁接了媒介生产和消费以及表征系统所处的广阔政治历史语境的核心要素入手，试图勾连编码和解码活动这两个符码运作的关键环节及其与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从而确立了一种以批判话语分析为核心路径的研究框架，形成了包括组织逻辑、文本结构、语境化阐释以及作为语境存在的意识形态系统和历史情势之间的表征循环模式。第三，相比于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范式除了阐明媒介作为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的角色之外，还具有强烈的去媒介中心主义色彩和政治批判意识。在文化研究范式中，媒介研究的出发点不只是为了阐明媒介机构或文本符码系统运作的逻辑，而是对社会，尤其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基础的批判性考察。其目的既不在于解释一般性规律，也不在于对通常意义上的作为定义现实的“共识”、“知识”或“意义”的阐释，而是在于对学术写作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现实问题性做出反应。相比而言，尽管主流媒介社会学的许多研究也对媒体与主导权力结构的关系进行了不同于新闻专业主义逻辑的另类解释，但这些研究总体上维持了学术表达的“专业性”，追求的是对新闻媒体这个特定社会领域的“运作机理”的人类学阐释，而非作者自身所要表达的现实政治判断或价值立场。我们可以从表2中看到对两种不同传统的媒介社会学主要差异的归纳。当然，我们并不是要主张用文化研究范式来取代聚焦于媒介机构的新闻生产社会学范式。纵观霍尔等人的研究，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媒介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的确是放在文本和使用者这两个维度，对媒介组织运作机制的论述大多基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或逻辑推论，并未以自己进行的经验研究为一手证据。但从意义生产的角度来说，文化研究所理解的“生产”已经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狭义生产概念，生产和消费都成为广义生产的构成要素，故而侧重于对解码一端的意义阐释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研究范式与关注媒体机构的组织社会学范式之间不是相互取代，而是互补的关系。考虑到当下中国媒体和新闻实践面临的日趋复杂的技术、政治、市场和文化环经过文化研究视角的转化，中国语境下的媒介社会学，尤其是新闻生产研究可以在传统的机构、制度和生产维度之外，纳入意义和意识形态维度，从而把研究的焦点从行业/职业视角转向历史和政治视角，从媒介视角转向社会和国家。由此，媒介社会学研究将不再是对机构逻辑、行业态势、职业规范或专业价值危机的简单白描，而将成为从经验和规范两个维度理解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一个新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霍尔所说的在思想领域的“一种对现实的干预”（Hall，et al.，2013：4），从而凸显传媒和传播研究的现实价值。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6期。本期执编 / 小束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订阅信息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您也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此外，编辑部还存有少量过刊，您若需要，可微信私信我们或发邮件至 gjxwj@ruc.e.cn 与我们联系哦！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围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的远景目标，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有哪些意见建议，中国文明网“我的文明主张”专栏为您梳理。全国人大代表 韩永进 资料图 图片由本人提供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已经明确，该如何抓落实？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原馆长韩永进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加强建成文化强国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指标体系研究。二是在建设文化强国中要重视发挥文献典籍的作用。到2035年只有15年时间，韩永进认为，建成文化强国要加快相关理论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哪些中国特色的具体指标和标准？怎样把精神文化领域成果量化等诸多问题都需要研究。”此外，还要重视发挥文献典籍的作用，让书写在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韩永进说：“典籍镌刻的中国之精神，民族之灵魂，是破解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绵延发展的精神密码，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不仅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动力与源泉。”2020年，韩永进参加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等调研，特别是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执法检查，真切地感受到现在是文化建设的最好时代，也是读书学习的最好时代。当下，人们的阅读形式、阅读对象都较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游戏、短视频吸引了过多的注意力，阅读时间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谈到这一现象，韩永进认为，时代和科技的进步，提升了阅读的多样性和趣味性，这是一个大好事，也是阅读史上的必然，将来还可能有更多阅读形式的出现。“关键是要把握好度的问题，既把好的阅读习惯坚持下来，又顺应时代的变化，丰富阅读体验，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系统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持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式的研究丛书，围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点理论和实践问题，分专题分批次，组织力量、研究撰写，由点而面、展开推进。丛书总主编由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原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首席专家颜晓峰担任。目前丛书第一辑已全部出版，分别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坚守共产党人的信仰高地》《民族复兴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强大的精神力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面观》。丛书第二辑也正在出版中，已出版的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之维》《文化视阈聊法治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研究》《强军之魂：人民军队的军事文化》。丛书视角新颖、内容丰富、理论扎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法治文化、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建设等专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力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理论贡献。它的出版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当今世界性的文化研究热潮中,认知科学在其中扮演着日益活跃的角色。近20年来兴起的认知人类学文化研究取向,为我们更科学、更深入地理解人类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启发线索。　认知人类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成就认知人类学的兴起得益于认知革命的兴盛。当许多人类学者和精神分析学家热衷于探讨文化与人格问题时,有些认知心理学者批评这种研究,“以脱离情境来处理动机和气质,缺乏对场景和环境的理解”。过于关注人格、个性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实际上难以进行观察学习和实践模仿。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或静止的,而是不断随着个体人格对其解释而改变。因此,通过人格与文化分析理论来说明跨文化现象是很难行得通的,需要对文化问题开展深入的认知过程与机制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心理学领域内认知革命的发生,人类学领域内认知人类学的研究也日渐成熟起来,其核心主张和重要成就主要反映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认知革命融入了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认知心理学迄今爆发过两次认知革命。第一次认知革命的“目标是发现并客观地描述人类与周围世界交流时所产生的意义,进而提出与意义生成过程相关的假设。其关注人类在描述和理解整个世界时所进行的符号行为,目的在于加速推动心理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姊妹学科的携手发展”。然而这场革命之后却经历了技术化的发展走向,研究重心从“意义”转向了“信息”,从“意义的构成”转向对“信息的处理”。这场革命在不经意间偏离了其最初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第二次认知革命,则试图“还原人类认知的原貌”,集中倾向于解释同“意义构成”相关的认知。“意义的形成过程把人与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化研究也应围绕着意义来进行组织。这从本质上要求文化探讨与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历史甚至法律形成研究合力。这既是对认知主义的推动,也是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延续。新的认知革命关注人们如何获取世界的知识,如何组织这些知识,如何适应于人类必须生存其中的环境,如何运用置身其中的文化知识改变世界。文化认知的研究维度会使我们对人类文化实质问题的理解更臻完善。第二,认知实验研究探讨人的认知思维方式。重视实验的方法研究人类的文化认知是当前西方认知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认知人类学倡导用多元化的方法去从事文化研究,既可以在实验室,也可以像人类学家一样去进行田野考察,或者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以及发展心理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布鲁纳等人开展的硬币实验、图形知觉和思维推理研究,使得心理学实验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有力地推进了认知发展的文化差异研究,改变了“文化”概念与基于实验室研究人类思维没有直接联系的历史。这些重视对人的高级认知过程探讨所取得的一系列积极成果,为后来的认知革命奠定了基础。美国心理学会前任主席津巴多等人指出,文化的观点可以被用在几乎每一个认知实验研究的题目上,如感知、情绪、思维、人格等问题,都可以“文化与某某”的方式纳入研究的视野。国际文化研究学者尼斯贝特出版的《人类的推理》一书,被誉为是从新的实验视角理解高级认知对文化影响作用问题的力作,有可能改写人类学与心理学深度交融历史的新篇章。第三,认知叙事研究深度阐释文化心理现象。伴随着当今认知科学研究实证化、解释化的发展浪潮影响,认知人类学不仅在实验方面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而且在认知叙事研究的解释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受人类学家格尔兹“文化深描理论”的影响,认知人类学十分重视叙事研究方法在文化解释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他们在文化认知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叙事思维方式、过程等主要关键问题。强调文化提供给我们这一解释工具使得事物变得普通平常而且易于理解。人类的经验知觉以及记忆他们的过程是以叙事图式的运行方式来进行的。叙事图式已成为“民族心理学对世界的认识”的一部分,同时文化又汇成了“更大规模叙事的基础”。因此,需要把叙事研究作为理解人类认知过程的中心,把焦点汇聚在叙事和文化的联系上。认知人类学还积极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研究方法,将文化研究推广到医疗、法律和学前教育等实践活动中。近十年来,认知学者布鲁纳及其研究团队以人类学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其中包括“启蒙学前教育计划”以及在非洲等地开展的人类学研究,这对于理解文化在学习与认知中的功能,特别是探讨文化实践的“接地气”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认知人类学文化研究的积极价值认知人类学对于更科学化、更符合人类实际的研究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域。文化研究面临着两大发展任务:一是如何更科学地研究文化问题;二是如何更符合人类的真实面貌和行为。人类的文化现象是独特的,一方面,人是具有欲望、意图、目标和价值观的社会人,人们为生存而奋斗。从这个角度看,需要关注个人层面的心理行为问题。另一方面,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可以从客观的方法总结规律,获得有利的文化认知发展经验。当前在西方崛起的认知人类学重视从文化认知的科学角度,重点探讨文化的价值、意义、认知和思维叙事方式等重要问题,克服了传统人类学、精神分析过于偏重人格与文化领域的静态研究,从实验方法、解释深度等界面为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为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认知人类学的兴起促进了人类学与心理学的深度交融。在文化问题研究上,长期以来人类学与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冯特时代,民族心理学便成为“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人类的思维、信念、行为的心理学研究”。在二战以前,不少人类学家对心理学研究的兴趣由来已久,认为人类学是对人类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三个知识领域的综合,其中研究人类的心理、道德和智力特点是最为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人格研究,出现了从心理人类学演进到心理文化学的发展轨迹。近年来,认知人类学通过对社会文化语境下意义建构的研究,在人类学和心理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认知人类学为理解文化的全球化与命运共同体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文化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是当前文化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认知人类学者普遍强调,从文化的本质来看,人类文化存在着普遍性、共同性问题,不可能存在文化孤岛现象。他们赞同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观点,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一致的。在全球化时代,多元化、跨文化研究对于人类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固守某种文化模式,过多地关注某一种文化也是片面的。人类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国家、民族地域文化虽然众多,却又能融合为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文化共同体,文化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人类文化具有全球性、共同性的内核,同时能够在差异中达成融合,在矛盾、冲突中实现逐步的适应。认知人类学者提出,需要研究“文化境脉与共同体图景”问题。最应当关注的是“民族心理学”,为人类“共同意识”做准备。文化作为意义系统,构成了一个文化社群所需要的某种共识,这既体现了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也形成了文化内部的理解程序。从文化、认知叙事和“共同意识”之间联系来看,认知人类学对我们积极认识理解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霍嘉西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