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三大理论

近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对于1789年至1848年的世界而言，“意识形态的数量荣衔仍应授予宗教界；而质量宝座，则应归于世俗界。”毫无疑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就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质量”的重要体现。这些理论形成于不同国家，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在思想的起始点上也有所差异，但它们却在同一时间段里相继进入了各自发展的黄金期，共同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的重要支援性背景，列宁称之为马克思学说的“三大理论来源”。长期以来，针对“三大理论来源”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理论来源的逻辑维度考察，相对忽视了青年马克思如何走近“三大理论来源”这一重要的历史线索。这是导致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理论来源及其理论组成的“边界”认识过分硬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三大理论来源”进入青年马克思研究视野的时间顺序看，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最早，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略晚，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则要更晚。当然，这种时间顺序并不能充分反映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事实上，青年马克思走近“三大理论来源”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认识过程，而是一段交错进行的复杂思想历程，这与青年马克思的成长经历密切交织在一起，其中每一个转换环节带给马克思的绝非是机械的“物理反应”，而是思想上的“化学反应”。一、马克思如何走近德国古典哲学正如18世纪的法国一样，哲学革命也成为了19世纪德国政治变革的先导，柏林大学因为黑格尔的到来自然成为了传播德国古典哲学精神火种的重镇。事实上，在进入柏林大学前，马克思已经开始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他在中学时期对启蒙理性的推崇，以及在波恩大学期间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分别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的印记。然而，黑格尔哲学之于马克思还十分陌生。进入柏林大学后，马克思虽然就读于法律系，但爱德华·甘斯的讲座则把马克思带入了黑格尔的精神世界。甘斯是自由主义的黑格尔派代表，他在讲座中详细阐述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理性思想，突出强调意志自由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受甘斯的启发，马克思开始阅读黑格尔著作，但起初他并不喜欢黑格尔的傲慢和晦涩，甚至还专门写了几首讽刺短诗。前两首短诗真实记录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最初态度。他一方面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也为黑格尔的渊博学识所叹服，但对黑格尔的思想表达形式不屑，批判其为了彰显自己的高深而故意使用一些晦涩难懂的词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在诗中批判了黑格尔的晦涩，但他已经隐约地意识到康德、费希特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志在“太空”，遥想的是“彼岸世界”，后者则立足“地上”，直面的是“日常事物”。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界分是相当深刻的。在1837年底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已经开始用非常黑格尔的方式，拿世界历史的精神行为实现了自我意识这种描述来比喻自己。在这封长信中，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在柏林大学的学习经历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转变。他讲到，进入柏林大学后“只想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写诗“仅仅是附带的事情”，自己的本分是“研究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这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马克思向父亲展示了自己从尝试建构“法哲学体系”再到尝试建构“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的大胆设想和一些初步完成的工作，并对他为何相继放弃这些大胆的设想做出了解释。“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在“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马克思向父亲详细讲述了在放弃这些大胆设想后自己阅读的主要书目以及学习经历，还特别提到了自己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转变。“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在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和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后，开始真正感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巨大魅力，这让“我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在向父亲介绍《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一书的写作经历时，马克思讲到，为了创作这部作品，自己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都做了某种程度的了解，科学和艺术在这部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了。……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马克思发现，自己“最后的命题”竟然回到了“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这封长信像一面镜子真实反映了马克思在初入柏林大学后的学习经历和思想历程，也向我们生动展现了马克思在走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思想波澜。加入由青年黑格尔派主导的“博士俱乐部”是马克思大学生涯的一个重要事件。“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专心研究哲学，精读了一批重要的哲学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斯宾诺莎的《书信集》以及莱布尼茨、康德、休谟等人的著作等，积极参与青年黑格尔派反封建制度、反宗教的斗争，热衷于讨论哲学和现实斗争的关系，充分展现了他的哲学才华和战斗精神。这一时期，马克思结识了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布鲁诺·鲍威尔。鲍威尔也是黑格尔的得意弟子，是“博士俱乐部”的领袖人物。在鲍威尔那里，青年马克思的确得到了许多帮助，甚至一度非常信任并依赖这位“导师”。也正是通过鲍威尔，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当然，马克思并没有接受鲍威尔的全部观点，即便是在鲍成尔明显影响的他的观点形成时期也是如此。《博士论文》的写作集中反映了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的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精湛研究。梅林曾评价指出，《博士论文》是马克思“这位黑格尔的学生授给自己的毕业证书”。当然，《博士论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马克思还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完全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上。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马克思在研究“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状况”时，“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但此时的他对政治经济学“还一无所知”，依旧是用黑格尔关于法和国家的哲学思想去分析问题。然而，马克思发现，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黑格尔的哲学“理性”变得苍白无力。他后来回忆到，为解决这个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在《莱茵报》期间的这段经历是马克思开始从黑格尔的崇拜者逐步转向批判者的一个重要诱因，也是促使其开始走近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初始动因。恩格斯去世前在致理·费舍的一封信中再次讲到，“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二、马克思如何走近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日益清晰地认识到，“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皆根源于被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的“物质的生活关系”，而黑格尔哲学却只能对“市民社会”做抽象的描述，只有借助“政治经济学”才能实现对“市民社会”彻底的批判。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他的经济学研究正式起步于巴黎时期。1843年10月，马克思来到了巴黎。他起初的研究计划是通过研究法国革命写一部“国民议会史”。研究中马克思逐渐发现，社会革命是由阶级斗争引发的，而阶级斗争的背后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尖锐化，这与他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的研究发现完全一致。马克思愈发感受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实际上，在移居巴黎之前马克思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阅读经济学著作，到1844年春，他阅读并摘录了布阿吉尔贝尔、魁奈、穆勒以及萨伊等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1944年2月，恩格斯发表了被马克思后来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审稿人的马克思被这篇文章深深吸引，他意识到政治经济学中隐含了人类关系的根本问题，只有把针对“副本”（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转向针对“原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才能真正超越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在后来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到，自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列宁在后来曾评价指出：“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这一时期，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蒲鲁东。暂且不论马克思后来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至少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他和普鲁东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是产生过重要交集的。张一兵教授认为，普鲁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他充分肯定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这比赫斯（人本主义哲学逻辑为主导）和恩格斯（经济学现实逻辑为主导）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要更加深刻。马克思与普鲁东曾有过一段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他们常常通宵达旦地讨论经济学问题，对哲学共产主义与经济学社会主义发表着各自的见解。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曾对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其经济学思想的阶级局限性。马克思认为，《什么是财产》一书“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这部著作的特点“正是在于把私有制的实质问题看做政治经济学和法学的根本问题。”这部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因而比起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来，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在肯定这部著作价值的同时，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蒲鲁东没能彻底摆脱矛盾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然是不彻底的。在巴黎的这段日子里，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但仍处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在与恩格斯、赫斯、蒲鲁东等人的交往中，马克思不仅增长了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也开始更加关注“社会主义”这个很早以前就进入他的视野，但一直未能给予充分研究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它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劳动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组织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而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则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否定，并开始对它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批判。这是马克思决定走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根本原因。三、马克思如何走近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不自觉地开始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思想的“洗礼”。他的出生地特里尔城是建于罗马时代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中世纪形成的浓厚宗教氛围长期浸润着这座小城。拿破仑战争期间，这座城市一度划归法国管辖，并按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进行管理。正因如此，19世纪初期的特里尔城完全“浸润在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氛围中……是德国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城市之一”。尽管该地区的主教对圣西门等人的思想在当地的传播大加谴责，但特里尔城的一些重要官员却在积极倡导这种学说。马克思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虽然出身犹太家庭，但犹太文化对他的影响远不及法国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他深深沉浸在18世纪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里，坚信理性的力量可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问题并推动这个世界不断向前。爱琳娜·马克思（马克思的女儿）后来在整理父亲的手稿时曾仔细阅读过祖父和父亲的所有通信，在她看来，自己的祖父是“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伏尔泰、卢梭熟稔于心”。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这样写到：“亨利希·马克思树立了一种现代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使他摆脱了犹太教的一切偏见，而他就把这种自由当作一宗宝贵的遗产留给了他的卡尔。在他写给他的做大学生的儿子的相当多的信中……都是用流行于18世纪的那种旧式的温情笔调写的……亨利希·马克思没有想到，也无法预料，他自己毫不吝啬地赠送给儿子的资产阶级教养的礼物，只是有助于解放那个危险的‘魔’，这个‘魔’，他不知道究竟是‘天上的’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亨利希·马克思虽然没有给他的儿子直接传播圣西门等人的思想，甚至他本人也并不一定赞同这样的思想，但他潜移默化地把自由和理性深深植入到马克思的灵魂深处。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燕妮·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圣西门主义者，对青年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不仅培养了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情，还要求马克思关注各种“进步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要关注圣西门的著作和思想，这“激发了马克思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人格和著作的兴趣”，让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有了最早的接触。可以说，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在马克思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间架起了重要的“思想之桥”，马克思也把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他。在柏林大学，爱德华·甘斯不仅让马克思认识了黑格尔哲学，而且让他对法国和圣西门充满了向往。甘斯高度赞扬1830年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对圣西门的思想更是情有独钟，他渴望找到一种能够化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冲突的理想手段。甘斯在《人物与事件的回顾》一书详细介绍了圣西门主义，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说得很对，奴隶制度在本质上还没有消灭，它只是形式上被取消了，而实际上还是原封未动地保存在那里……国家必须关心人数最多的最贫苦阶级，这样一个意见……乃是当代的一个深刻的看法，而今后的历史……将会不止一次地谈到无产者反抗中等阶级的斗争。”可以说，甘斯的观点进一步激发了马克思对圣西门思想的热情。在马克思来到《莱茵报》之前，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普鲁士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多家报刊都在发表相关文章，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大有人在。面对这样一种舆论形式，马克思到任《莱茵报》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撰写“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这也是他第一次就社会主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表明了《莱茵报》的立场，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但明确反对凭借“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勒鲁、孔西得朗、蒲鲁东等人的著作。马克思指出，这种批判只能是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进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一立场在他发表于《莱茵报》的其它文章中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和英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提出，对推动马克思更加系统、更加深入地了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马克思虽然很早就接触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从巴黎时期开始，他在思想上和实践上才开始真正走近这一学说。在马克思移居巴黎前，卢格就曾给他写信详细描绘了自己在傅里叶思想基础上建成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这里每个家庭都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但是共用厨房和餐厅；妇女轮流承担家务。”在卢格的盛情邀约之下，初到巴黎的马克思和燕妮一起加入了这个公社生活的“实验室”中来，但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不到两周时间就举家搬离了这个“实验室”。这次短暂的生活体验并没有给马克思留下什么好印象，但至少让马克思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验。在巴黎期间，马克思“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对法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状况及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迫切要求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一时期，马克思还阅读了大量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做了摘录，这一工作与其在巴黎时期的经济学研究是交织在一起的。从巴黎时期开始，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逐渐交汇起来。由此，他开启的不是三种平行式研究，也没有遵循学院派的“学科化”路径，而是用一种带有“学科互涉”性质的方式，去研究他那个时代最迫切需要回答的社会历史问题。（作者系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娟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文化产业是近十年来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这与中国日渐崛起的文化产业实践密切相关。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文化产业学科建制化仍步履维艰，呼之不出。笔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理论建设不足。理论建设是文化产业学科建制化的第一步，但是由于国内文化产业研究长期以对策研究为主，再加上惯性地对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场外征用，使得中国文化产业理论建设工作严重滞后，严重束缚了文化产业学科建制化的可能，从而影响了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生命力。文化产业研究缺乏理论建设因为文化产业研究并非由之前某一个传统学科生发而来，而是由不同学科的学者针对不同的现象进行的问题导向研究。因此，国内文化产业研究长期以对策研究为主，即关注文化产业某个个案、具体某个文化企业或对某地某市的文化业态进行研究。这类研究有助于及时发现、解决实际问题并指导下一步实践，对于文化产业实践也有着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但对策研究不能构成文化产业研究的全部。尤其当文化产业走向学科建制化时，对策研究显然不足以支撑一个学科的知识框架。这就要求文化产业研究重视理论建设。目前中国文化产业体系庞大、门类健全、业态完善，已经成为全球文化产业链上重要一环。如何从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伟大实践中归纳出相关理论、探索文化产业“中国化”的演变规律，既是摆在每一个文化产业研究者面前的历史使命，也是文化产业学科建制化的重要基础。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11月，基于中国知网主题为“文化产业”的3980篇中文学术论文的研究后发现，当中有3649篇为对策性建议、案例剖析、政策解读或调研报告等应用性研究，占总量的91.68%；关于文化产业学科基础研究的论文仅有51篇，占总量的1.28%，其余为访谈录、译文等其他文章。国内文化产业学界对理论探索缺乏重视可见一斑。除忽视理论探索之外，国内文化产业学界在论述相关问题时，以依赖西方文化产业理论为主。这类理论对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的阐释效能相当微弱，像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在西方早已过时，更遑论在当今中国有何种阐释效能，显然这已经属于理论的场外征用并形成强制阐释，容易导致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经济等不同概念纠缠不清、互相混淆。在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的强制阐释下，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起源这一基本问题也有多种说法。如济南大学教授张廷兴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史应当包括“古代文化产业”，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李向民则认为中国文化产业起源于夏商周时期，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晓明研究员则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出现在21世纪左右。之所以对一个基本问题产生明显的观点分歧，就是因为他们并未认识到文化产业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特殊性，而是以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产业”概念及其理论强制阐释中国问题，从而导致概念偷换、定义模糊等研究局限，以至于缺乏最基本的学术共识。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敏锐地认识到西方文化产业理论阐释效能的有限性。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在论述文化产业的本质时，就认为昔日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与如今学界所研究的文化产业越来越远。广州大学教授陶东风也认为，在引用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的时候，就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它在理解与分析中国问题时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否则，机械地将西方批判理论套用到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中，必将遮蔽或模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造成认识的盲点与评价的误区。来源: 社科院网站

1.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和发展模式国家统计局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文化产业的生产活动范围，可以分为核心领域和相关领城。核心领域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相关领域是指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上述界定中可以看出，首先，文化产业是指生产文化产品或提供文化服务以满足社会精神文化需要的行业门类的总称。其次，文化产业内部可以分出“核心领域”与“相关领域”两个层次，二者呈现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即以“文化装备生产”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相关领域支持着文化产业核心领域的发展。文化产业最为核心的要素是人才（创意）、资本、资源、市场。具体内容是：人才（创意）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是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连接点，这里所说的人才是指有创意的人；资本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内外大量实践证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要用大量的资金，比如好莱坞一部大片的拍摄，动辄就需要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投入；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基础要素，是一个城市政治、经济、艺术、人文、自然、历史、建筑、民俗等各种人文因素的积累和存量；市场是文化产业价值实现的根本要素，发展文化产业，应当把培育市场、激活消费作为一个根本，要实行部门、行业、地区内外平等进入、平等竞争，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资源型文化产业”“能力型文化产业”“技术型文化产业”。特色文化节产业属于风华正茂的“资源型文化产业”，文化资源的地域性较强，并具有垄断性和不可模仿性，具有明显的资源竞争优势。文化资源，以开发方式可分为横向开发和纵向开发，以开放程度可分为基础性开发和深度性开发，以开发形式可分为广告、电影、音乐、出版物、旅游产品、文化实物等多种类型。2.特色文化产业的统计框架区域特色文化产业是基于特色文化资源而形成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和服务不同于其他产品，其价格体系中的欣赏价值与娱乐价值紧密相连，同时具有不可复制性。结合《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以及我国具体实践，可以构建出区城特色文化产业的统计框架。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的统计框架一共包括六个领城： A. 文化和自然遗产；B.表演和庆祝活动；C.服饰、手工艺和建筑设计；D.特色文化主题园区、街区、小镇(聚焦于某一特色文化产品或服务)；E.特色文化主题园、区、小镇(难以聚焦于某一特色文化产品或服务)；F.书籍、报刊、音像和交互媒体。其中前五项属于区域特色文化产业核心层，是特色文化产业的主体；第六项属于区城特色文化产业外围层，是区城特色文化产文化产业的补充，在某种程度主还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外部支持。A.文化和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包括博物馆(包括虚拟博物馆)、考古和历史遗迹(包括考古遗址和建筑物)、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B.表演和庆祝活动表演和庆祝活动包含所有形式的现场文化活动，既包括传统的民间艺术，如戏剧、歌仔戏与木偶戏，也包括节日、庙会和盛会等非正式的文化庆祝活动，传统的饮食文化也被归入。C.服饰、手工艺和建筑设计此处的手工艺主要是指传统手工艺。在《国际工艺品与国际市场研讨会报告：贸易和关税代码》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分了六大传统手工艺品：篮筐/柳条制品/植物纤维制品、皮具、金属器皿、陶器、纺织品和木制品。建筑设计是指非遗产类的建筑设计，比如苏州园林设计等。D.特色文化主题园区、街区、小镇(聚焦于某一特色文化产品或服务)特色文化主题园区、街区、小镇可以起到整合区域文化资源的作用。通过“园区”“街区”“特色小镇”来促进科技、文化与产业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经验。从最初的加工园、工业园到现在的科技园、创新园、文创园，对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发展已经成为文化节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E.特色文化主题园区、街区、小镇(难以聚焦于某一特色文化产品或服务)这类特色文化主题园区、街区、小镇难以聚焦于某类文化产品或服务，往往以一个较为抽象的文化资源为基础，围绕抽象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与开发。F.书籍、报刊、音像和交互媒体这一范畴中包含了书籍、报刊、音像、交互媒体以及网络媒体等制品，体现为传统媒体形式与新媒体形式，通过文字、图片及影像的方式将特色文化具体化，其中音视频形式的记录同样是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一环。书籍、报刊、音像和交互媒体不仅可以视为将区域特色文化资源进行具象的载体，同时也是一种宣传工具与手段。 （图片、资料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提出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前者主要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者主要回答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十四个坚持”所涉及的内容和领域与“八个明确”存在交叉，但却自成体系，既有科学合理的结构安排，又有相互贯通的内在逻辑，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独特角度，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把握其结构维度、时空维度和认知维度是重要的路径。结构维度：三个层次的“同心圆”如果把“十四个坚持”看作一个“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圆心”。一系列内涵丰富的论述紧紧围绕“圆心”，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紧密相连、层层展开的“同心圆”。“同心圆”的内核：坚持党的领导，集中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依靠的领导力量。“十四个坚持”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开始布局，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压轴，以确保所有的战略部署和战略实施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同心圆”的主体：主要涵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展开的五个方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略和总抓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共同回答怎样制定并遵循科学的战略部署，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高度。“同心圆”的保障：主要涵盖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和对外战略，指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要的保障，回答怎样确保新时代总目标和总任务的顺利实现，怎样保障“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序推进。三个层次共同构成逻辑严密的整体。其中，第一层次处于统领地位，以确保“十四个坚持”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不变形，不走样；第二层次是主体所在，是“十四个坚持”的重点所在和主要举措；第三层次是重要条件，是“十四个坚持”的战略依托。三者在结构上有序排列、环环相扣、相互贯通，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划图、路线图和施工图。这其中涵盖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路径和方法。时空维度：三重逻辑的“聚合体”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代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重要方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的显著特点。一是历史逻辑。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基本的理论品格。但只有在深刻把握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内在联系中，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才能实现与时俱进，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相继提出了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基本”。其中，基本理论属于指导思想范畴，基本路线属于总方针、总政策，是一个相当长时期必须遵循的路线和方针。相对而言，不同时期形成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任务和要求，有些内容已经随着实践和理论发展而发展了。 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五个基本”简化整合为“三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同以往概括的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凝结着我们党在不同阶段总结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精华，蕴含着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积累的宝贵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理论和实践成果的一脉相承。基本方略没有割断与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历史纽带。没有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就不可能形成“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二是实践逻辑。“时代是思想之母，理论是实践之源”。“十四个坚持”生成于新时代的时空环境，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过去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部分从10个方面系统回顾总结了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鲜实践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这些新鲜实践中的宝贵经验经过理论概括和提升，成为“十四个坚持”的重要思想内涵。正是鲜活的实践成就了富有时代气息和强大生命力的理论。三是未来逻辑。“十四个坚持”是面向未来的方略，具有鲜明的前瞻性和未来指向。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根本要求时强调，要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阐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时，强调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阐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论断时，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在阐述“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现实需求时，强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强调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在阐述中国外交战略时，强调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等等。认知维度：三大规律的“折射镜”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时指出：过去五年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这一思想的实践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了三大规律的基本要求，深化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一是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执政党如何有效执政，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把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和党的权威放在突出的地位。为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就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唯有如此，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二是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恩格斯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遵循这一规律，“十四个坚持”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致力于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为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等。三是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鉴于此，“十四个坚持”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此外，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为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本文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提出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前者主要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者主要回答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十四个坚持”所涉及的内容和领域与“八个明确”存在交叉，但却自成体系，既有科学合理的结构安排，又有相互贯通的内在逻辑，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独特角度，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把握其结构维度、时空维度和认知维度是重要的路径。　　结构维度：三个层次的“同心圆”　　如果把“十四个坚持”看作一个“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圆心”。一系列内涵丰富的论述紧紧围绕“圆心”，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紧密相连、层层展开的“同心圆”。　　“同心圆”的内核：坚持党的领导，集中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依靠的领导力量。“十四个坚持”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开始布局，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压轴，以确保所有的战略部署和战略实施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展开。　　“同心圆”的主体：主要涵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展开的五个方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略和总抓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共同回答怎样制定并遵循科学的战略部署，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高度。　　“同心圆”的保障：主要涵盖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和对外战略，指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要的保障，回答怎样确保新时代总目标和总任务的顺利实现，怎样保障“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序推进。　　三个层次共同构成逻辑严密的整体。其中，第一层次处于统领地位，以确保“十四个坚持”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不变形，不走样；第二层次是主体所在，是“十四个坚持”的重点所在和主要举措；第三层次是重要条件，是“十四个坚持”的战略依托。三者在结构上有序排列、环环相扣、相互贯通，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划图、路线图和施工图。这其中涵盖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路径和方法。　　时空维度：三重逻辑的“聚合体”　　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代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重要方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的显著特点。　　一是历史逻辑。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基本的理论品格。但只有在深刻把握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内在联系中，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才能实现与时俱进，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相继提出了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基本”。其中，基本理论属于指导思想范畴，基本路线属于总方针、总政策，是一个相当长时期必须遵循的路线和方针。相对而言，不同时期形成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任务和要求，有些内容已经随着实践和理论发展而发展了。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五个基本”简化整合为“三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同以往概括的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凝结着我们党在不同阶段总结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精华，蕴含着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积累的宝贵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理论和实践成果的一脉相承。基本方略没有割断与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历史纽带。没有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就不可能形成“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　　二是实践逻辑。“时代是思想之母，理论是实践之源”。“十四个坚持”生成于新时代的时空环境，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过去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部分从10个方面系统回顾总结了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鲜实践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这些新鲜实践中的宝贵经验经过理论概括和提升，成为“十四个坚持”的重要思想内涵。正是鲜活的实践成就了富有时代气息和强大生命力的理论。　　三是未来逻辑。“十四个坚持”是面向未来的方略，具有鲜明的前瞻性和未来指向。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根本要求时强调，要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阐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时，强调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阐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论断时，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在阐述“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现实需求时，强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强调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在阐述中国外交战略时，强调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等等。　　认知维度：三大规律的“折射镜”　　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时指出：过去五年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这一思想的实践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了三大规律的基本要求，深化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　　一是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执政党如何有效执政，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把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和党的权威放在突出的地位。为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就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唯有如此，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二是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恩格斯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遵循这一规律，“十四个坚持”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致力于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为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等。　　三是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鉴于此，“十四个坚持”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此外，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为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本文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阶段性成果。）

#三大体系#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经历了从理论探讨到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可以指导、解答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已为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所证明。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明方向，并据此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也为近百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所证明。19世纪末，在先后登陆中国的众多思潮中，进化论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最为强烈。进化论思潮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革命，其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在理论探索过程中，中国文学研究工作者逐渐从“进化”论质变到“反映”论，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郑振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阐明文学史的意义。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明确指出了撰写文学史的两个原则：一是要充分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二是要注意到一个国家发展所走的独特道路以及文学反映各自历史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让郑振铎的文学研究开辟出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在他的主持下，文学研究所明确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的建所方针和任务。在文献资料整理、文学史撰写、教材编写、学术著作译介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接续“五四”时代对旧文化“从何处来”的同时，对新文化“往何处去”作了明确的回答。文学研究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蔡仪倡导在文学研究中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和思想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他主编的《文学概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规范的高校文科教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专著。在他的影响带动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传播，成为文学研究所的学术传统，出版了《文学原理》系列专著，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深化。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事物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文化研究，包括文学研究在内，应当以此为研究重点，探索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要由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参加编写的《中华文艺思想通史》，注意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维度上，探讨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注重把文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把各个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凸显出来，将各种社会形态转变的内在原因以及过渡时期的历史特点呈现出来，从而揭示出决定不同时代文学艺术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纵观70多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由新世纪再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各种挑战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文学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守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必须立足于中国当代现实需要，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思想方法确定之后，学术实践才会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我的理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学术立场，同时还要强化面向社会做学问的问题意识，培养献身学术的钻研精神，提升为历史做学问的思想境界。（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原标题：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70多年来中国文学研究为例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8日第1927期 作者：刘跃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报告原文】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专家问答】提问： 如何理解“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 习近平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三大支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当中所创造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大支点各有自己的优势，而且一脉相承。我们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种文化、这三大支点对我们来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提问：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 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要实现奋斗目标，既要不断地丰富物质财富，也要不断地丰富精神财富。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新时代仍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提问： 提高文化自信，如何通过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冯华： 发展文化产业，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发挥两只手的力量，既要发挥市场力量，主要是在培育新的业态方面，要满足市场需求，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引领。但是政府这只手是绝不可少的。在未来，我认为要发展好文化产业，应该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企业主体的作用，发挥企业家的力量。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积极地给予引导，在培育市场主体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要特别强调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的产业，它是特殊的产业，不能无序发展，一定要有序地发展，它给我们提供民族的精神食粮，精神食粮必须是无毒的，是有益的，有益身心健康的，这非常重要。

1·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在学术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这种累进式的发展态势,其特点不但在于跨越各种界限(如国家、民族、语言、学科、文化等等),而且在于不断跨越之中圈子的不断扩大和视野的一步步拓展。我把这种发展态势称为“涟漪式”结构,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就好比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漾起一圈圈涟漪,由小到大,由里到外荡漾开去。但无论有多少个圈子,中心却是稳定的,即始终稳稳地确立在文学这一中心点上。尽管各个发展阶段中曾经或多或少地以各种方式偏离文学(如法国学派过多关注文学“外贸”,忽略了文学性这一问题;又如当今比较文学界“泛文化”的倾向等等),但并没有从根基上脱离文学这个中心点。　　一圈圈的“涟漪”构成了比较文学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有的涟漪便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式的基本框架。因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是线性的发展,不是“弑父”般的由后来的理论否定先前的理论,而是层叠式地、累进式地发展。后来的理论虽新,但并不取代先前的理论。例如,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并不能取代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当今我们倡导的“跨文化研究”(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也并不取代“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时至今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结构的最内圈———“影响研究”仍然有效,仍然在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大显身手,充满学术生命力。不同阶段的学科理论构筑起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涟漪圈,而这些不同的学科理论又共同构筑起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宏伟大厦。　　2·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涟漪式”学科理论结构?这是因为比较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不同的学术文化背景、不同的学术问题、不同的学术切入点所形成的。正因为背景不同、问题不同、切入点不同,所以各阶段皆各自解决了某一方面的学科理论问题,从而形成了各阶段学科理论的互补性、包容性。“涟漪”正是这样构成的。在这“涟漪式”结构中,每一个“涟漪”都代表着学科发展的某一阶段。迄今为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至少有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第二阶段在北美洲,第三阶段在亚洲。　　按照学者们通常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一阶段是由法国学派所奠定的“影响研究”。然而,纵观比较文学发展史,往往令人疑窦丛生。人们不难发现,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法国学者,例如,最早(1827年)提出“世界文学”观念的德国学者、着名作家歌德,被公认为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最重要人物。写出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专着的人也并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波斯奈特(H. M.Posnett)。1886年,波斯奈特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论述比较文学理论的专着《比较文学》(当时,波斯奈特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任教),该书对文学的本质、相对性、发展的原理、比较研究等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并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国家文学等角度出发,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了比较考察,堪称比较文学先驱。波斯奈特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都较为宽容,认为文学发展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都是比较研究的目标。这实际上肯定了后来确立的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创办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的也不是法国人,而是匈牙利人。1877年,全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创刊于匈牙利的克劳森堡(今罗马尼亚的克卢日),刊名为《世界比较文学》(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关于杂志的性质,编者指出:这是“一本关于歌德的世界文学和高等·3·翻译艺术,同时关于民俗学、比较民歌学和类似的比较人类学、人种学的多语种的半月刊。”该杂志于1888年停刊。1886年,德国学者科赫(Marx Koch)创办了另一本颇有影响的比较文学杂志《比较文学史》(Zeitschrift fur die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后又创办了它的副刊《比较文学研究》,被视为德国比较文学的正式开端。其实,早在1810年,索布里就写出了《文学与绘画比较教程》。由上述史实,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比较文学早期的学科理论,并非仅仅由法国人奠定,在法国学者之前,已有德国的、英国的、匈牙利的学者率先提出了有影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第二,欧洲早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并非仅仅着眼于“影响研究”,而是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它已经蕴含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一开始就具备了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良好的比较文学开端,为什么偏偏会走向旨在限制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所谓“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轨道上呢?　　迄今为止,并没有人认真深思过、过问过这一问题。韦勒克(ReneWellek)曾深刻地批判过法国学派,但却同样并未深究过这一问题。为什么欧洲早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会转向仅仅强调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关系史”?为什么欧洲的比较文学会走上自我设限的道路?主要原因或许有如下数点:其一,圈外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其二,圈内人对比较文学学科科学性的反思与追寻;其三,世界胸怀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兹详述之:　　首先是圈外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最突出的标志是意大利着名学者克罗齐发出的挑战。克罗齐认为:“比较”是任何学科都可以应用的方法,因此,“比较”不可能成为独立学科的基石。他指出:比较方法“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简单的考察性方法”,·不仅普通、方便,而且也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不能作为这门学科独有的基石。克罗齐说:“我不能理解比较文学怎么能成为一个专业?”因而下结论道:“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由于克罗齐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他的强烈反对,其意义是重要的,因此在意大利,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讨长期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意大利学者本纳第托在其《世界文学》一书中不得不悲哀地表示,他与他的同龄人的童年时代的梦想———比较文学将会在他们的国土开花结果———没有实现。克罗齐的坚决反对在整个欧洲比较文学界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克罗齐是“带着与比较文学公然为敌的独裁观念,在各种场合用种种不同的沉重打击来对付我们这门学科,并将它们几乎打得个片甲不留。”这种“打得片甲不留”之势,可以说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第一次危机。克罗齐的反对,不能不引起欧洲比较文学学者的震撼,引起他们对危机的反思。这种反思,集中在比较文学能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上,如果能够成为一门学科,那么,其学科的科学性何在?　　“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名言是挡住克罗齐等学者攻击的最好盾牌。既然反对者集中攻击的是“比较”二字,那就不妨放弃它,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可以不建构在饱受攻击的“比较”上。基亚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只不过是一门名称有误的学科所运用的一种方法。”既然比较文学不“比较”,那比较文学干什么呢?法国学者们在甩掉了倍受攻击的“比较”二字后,将比较文学的范围大大缩小,缩小为只关注各国文学的“关系”上,以“关系”取代“比较”。法国学派的奠基人梵·第根说:“比较文学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注重关系的所谓“比较”是不足取的。梵·第根说:“那‘比较’是只在于把那些从各国不同的文学性取得的类似的书籍、典型人物、场面、文章等并·5·列起来,从而证明它们的不同之处,相似之处,而除了得到一种好奇的兴味,美学上的满足,以及有时得到一种爱好上的批判以至于高下等级的分别之外,是没有其它目标的。这样地实行‘比较’,养成鉴赏力和思索力是很有兴味而又很有用的,但却一点也没有历史的含义;它并没有由它本身的力量使人向文学史推进一步。”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基亚一再宣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凡是不存在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也就停止了”。因此,比较文学的学科立足点不是“比较”,而是“关系”,或者说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所以他说:“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把这门学科称之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学派的自我设限,抛弃“比较”而只取“关系”,正是对圈外人攻击的自我调整和有效抵抗:你攻击“比较”二字,我就从根本上放弃“比较”,如此一来,克罗齐等人的攻击也就没有了“靶子”,其攻击即自然失效。“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妙语恰切地蕴含了欧洲学者们的苦衷和法国学者的技巧。而正是对“比较”的放弃和对“关系”的注重,奠定了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基础,形成了法国学派的最突出的、个性鲜明的特色。其二,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产生,也是圈内人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科学性的反思与追寻的结果。作为一门学科,应当有其学科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确定性和“科学性”。克罗齐等圈外人指责比较文学随意性太大,他们的批评实质上也暗含了这一点。

　　【报告原文】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专家问答】　　提问：如何理解“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习近平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三大支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当中所创造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大支点各有自己的优势，而且一脉相承。我们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种文化、这三大支点对我们来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　　提问：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要实现奋斗目标，既要不断地丰富物质财富，也要不断地丰富精神财富。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　　新时代仍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　　提问：提高文化自信，如何通过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冯华：发展文化产业，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发挥两只手的力量，既要发挥市场力量，主要是在培育新的业态方面，要满足市场需求，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引领。但是政府这只手是绝不可少的。　　在未来，我认为要发展好文化产业，应该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企业主体的作用，发挥企业家的力量。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积极地给予引导，在培育市场主体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要特别强调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的产业，它是特殊的产业，不能无序发展，一定要有序地发展，它给我们提供民族的精神食粮，精神食粮必须是无毒的，是有益的，有益身心健康的，这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