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兴起——《电影理论解读》摘抄这是《电影理论解读》里的内容。看这种纯理论的书真心累，边读边按照自己的理解摘抄，整理一下头绪。虽然电影微符号学特别关注像是声音这样的电影符码，不过，逐渐为人所熟知的倾向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对于把电影这种媒体嵌进一个较大的文化情境与历史情境中，更为感兴趣。文化研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而且，这被认为是开始于一些英国的左派分子。这些左派分子都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有联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和成人教育计划有联系，寻找意识形态支配的方向以及社会变迁的新动力。更为扩散的及国际性的文化研究系谱，可以追溯到像是1950年代的法国罗兰等一些名人的著作。文化研究引用了各式各样的知识来源，最初是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后来是女性主义与批判的种族理论。文化研究多方面地汲取，重新装配与汇集各种不同的观念。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符号学开始于法国和意大利，然后散播到英语系世界。而文化研究云阳 开始于英语系的国家，然后散播到欧洲和拉丁美洲。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是对文化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认为：意识形态直接穿过阶级界线，相反地，同一个人也可能被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意识形态所改变，左派必须揭发社会的共识，这种对立的概念来自于许多不同时期和传统，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觉醒的障碍。而文化研究之所以是出了名的难以定义，那是由于文化研究那种故意不拘一格，兼容并蓄，以及开放式的（研究）方法。詹明信说，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值得研究，他用来定义文化研究。而在研究对象方面，文化研究对媒体特性和电影语言比较不感兴趣，对扩散至广泛领域的文化比较感兴趣，文本深植于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中，并且有其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因此，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多变化的，它注意社会的以及制度的条件，以及在这些条件下，意义如何被产制并且被接收。文化研究代表了一种研究兴趣的转移，从文本本身转移至文本与观众，制度及周遭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过程。文化研究激化了古典符号学的研究兴趣，把研究兴趣放在所有的文本上，强调霸权的操控，政治或意识上的反抗。还有就是文化研究当然做文本分析，不过，研究对象与时俱进，从希区考克《迷魂记》等变成麦当娜，迪斯尼乐园，还有购物中心和芭比娃娃。文化研究探讨文化，把文化视为建构主体性的场域。文化研究把焦点放在更大范围的文化实践。电影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确切关系，同样是一个令人争论的话题。总的来说，文化研究和银幕理论有以下几点不同：文化研究比较关注于文本使用而非文本本身； 文化研究比较醉心于葛兰西的观点，而不是阿图塞的论点； 文化研究对心理 分析比较没兴趣，而对社会学比较有兴趣；以及，文化研究对于阅听人对立式阅读的能力比较乐观。在文化研究中，一个关键性的议题即是能动性的问题：在一个大众参与的世界中，抗拒与变迁是否可能？文化研究对反抗的可能性较为乐观，文化研究对由下而上的次文化反抗比较感兴趣，文化研究对于找出颠覆契机的强调，同时，文化研究采取一种对文化产物比较不激进的取向，这种取向反映出政治激进主义的普遍衰落，以及当代激进分子复杂的社会定位，他们不再抵制社会系统，而是在不同系统中活动着。文化研究的要点在于：文化是社会形构之内冲突与协商的场域，并贯穿阶级，性别，种族以及性征等议题。优点：文化研究找出了次文化颠覆和反抗的契机，缺点：文化研究颂扬偶像崇拜和消费主义不受生活拘束，自由自在的活动。有时候，当文化研究未能注意到观众与文本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时，它变成是去政治化。

作者：盛世豪（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社科联主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入开展第二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打造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浙江样本，具有重要意义。浙江样本的中国意义。认真总结概括第一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经验启示，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借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国内第一个以工程为抓手，通过学术研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化建设重大项目，在全国是首创。全面系统总结概括第一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经验，无论是对于我省深入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还是对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通过学术研究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浙江文化的中国意义。从历史上看，浙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在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又提出了“拆治归”等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这些不仅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推动浙江发展成为全国标杆。其中有许多经验、规律值得总结，我们要深入研究挖掘，从中提炼概括出浙江文化特别是当代浙江文化中具有中国意义的优秀基因和核心价值。挖掘文化的资政意义。文化研究要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慧支持。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的经验借鉴和智慧启示。我们深入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就要通过系统研究，弘扬浙江文化中的创新创业精神，提炼浙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和思想，概括浙江文化中的发展理念，进而为区域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支持。发挥文化的时代价值。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发展方式中。文化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涵着无限的创意和深邃的内涵，无论是对于推动发展方式转变还是提升供给质量，都具有重要价值。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就是要把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思想融入经济发展中，比如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着力提升物质产品的文化含量，推动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经济硬实力。《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9日 05版）

3月28日上午，铜陵市盛度文化研究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该研究会将加强对北宋名臣、铜陵古贤盛度的生平、事迹、思想、著作及其对后世影响的发掘整理。盛度生于宋太祖开宝元年，祖籍应天府，后举家迁居铜陵。他堪献舆图、筹边御侵，建科取士、荐才兴文，问鼎宰辅、佐国忠君。《宋史》卷五十一、清乾隆《铜陵县志》、《东坡志林》、《梦溪笔谈》等均有记载并流传于世。创修于宋、编修至今的《五松盛氏宗谱》，坐落天门、保存完好的盛度祖父大墓和碑文，花开百朵、年年芬芳的御赐牡丹，见证了这一珍贵的史实。市盛度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旨在搭建综合研究平台，收集整理与盛度有关的历史资料、进行学术研讨和交流；发布盛度文化研究动态信息，编辑发表相关研究成果；支持协助政府与有关部门开展盛度历史文物遗存的收集整修保护开发工作；与盛度文化研究有关的海内外社会团体、个人进行文化交流合作活动等。 （李莉）【来源：铜陵新闻网】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jpbl@wccm.sinanet.com

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严粒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倡导并亲自主持浙江文化研究工程。16年来，省委、省政府持续深入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延续升华、迭代升级“八项工程”，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一期研究成果之一《宋画全集》。浙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灿烂的文化创造。2005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倡导并亲自主持，围绕“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发展。作为浙江在文化领域“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重要标志，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深入实施的过程，也是全省上下践行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的过程。16年来，浙江历届省委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投入资金过亿元，立项千余个，动员数千名省内外学者积极参与，出版学术专著千余部。2015年，一期工程完结；2017年开始的二期工程的第六批课题已经立项；三期工程即将进入部署阶段。用历史启迪未来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浙江精神历史积淀、文化淬炼的精华，承载着浙江人民高度的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孕育于灿烂的文明。“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打开《共和国命运的抉择与思考——毛泽东在浙江的785个日日夜夜》一书，你会发现习近平同志所作序言中的这段话，字字珠玑。知史可以鉴今。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推动文化传统赓续发展的一盘先手棋。省社科联相关负责人邵清介绍，文化研究工程从阐发浙江文化的中国意义这一战略高度出发，全面深入研究浙江文明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浙江专题史系列研究》《良渚文化系列研究》《宋画全集》《文献集成系列》《吕祖谦全集》《王充传》等钩沉文脉的研究项目，挖掘了浙江文化底蕴，探明了浙江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来源，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浙江贡献，也夯实了浙江人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根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沈括全集》《南宋史研究系列》《郁达夫全集》等一大批学术成果获得了多项国内高水平奖项，被世界知名图书馆等机构收藏，使浙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水准跃升了一个台阶。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就斐然与时俱进阐释浙江发展时代在进步，文化研究的目光与时俱进，浙江可研究的素材不断更新。“外人觉得不可思议，农民竟然是浙江的第一代创业者。” 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陈立旭是参与研究的学者之一。想起早年见闻，他感叹浙江人“敢为天下先”，把浙江从山多地少的资源小省，打造成了全国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先行区。一叶知秋。浙江在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的过程中，多个领域创造了“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浙江是全国多领域发展先行区。从“千万工程”到“乡村振兴”，从“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美丽中国”……“地方经验与国家战略、地方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紧密。”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郭华巍深有感触。不仅仅聚焦历史文化，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也是系统研究当代发展的里程碑式文化根基工程。相继推出的《浙江改革开放30年研究》《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等系列研究成果，为浙江未来发展乃至国家未来发展提供了经验启示和路径方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区域实践模式研究文本和发展样本。踩着时代的节拍，通过研究浙江当下生动的现实文本，一套新的阐释浙江发展轨迹的学术话语体系可期形成。推进“三个地”特色研究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眼下，《从“八八战略”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丛书出版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这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二期的重量级成果，是国内首套从区域治理到国家治理的视角，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演进脉络的丛书。“一期工程顺利实施以来，我们在浙江当代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系统性还不足，挖掘力度不够强。”邵清说，二期工程的当代发展研究在之前的基础上，以国家视角、国际视野，着重聚焦改革开放40多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充分发挥“三个地”优势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围绕“三个地”特色研究，《红船精神研究》《领袖与浙江研究》《中国方案的浙江样本》等项目已相继确立，《党领导下的浙江革命武装斗争史研究》《浙江改革开放40年研究系列》《浙学未刊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一辑、第二辑共210册）》《（民国）浙江续通志稿》等课题的研究成果已出版。与此同时，结合当下全省文化发展特色和建设重点，浙东唐诗之路研究、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传统诗词戏曲书法艺术、浙江海外交流史等相关研究也在推进。乘势而上再跨越，“浙江故事”续新篇。崭新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浙江开启了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新征程。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也随之不断登高、跨越——通过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精品成果的推出，塑造有中国气派、浙江特色的当代“浙学”品牌，努力把浙江历史讲得更动听、把浙江文化讲得更精彩、把浙江精神讲得更深刻、把浙江经验讲得更透彻。

广通到大理玩了2天，踩了下洱海~实在对大理不怎么感冒，就准备前往丽江，但订好火车票后，青空的人才告诉我们还有个沙溪古镇据说还不错，听说很多外国人喜欢去那边，而且据说能在那边看到20年前丽江的影子，所以我们就开始准备前往沙溪。可是火车票已经订了，后来去洱海又忘了退，等到第二天发车了才想起~也退不了了，最后打电话问了下，他说有医生证明的话可以退，刚好那时候又有点小感冒~踏上了开往剑川的班车。大理的天空~~大理青空旅店~挺不错的这间就是我们的旅店~60一间标间，一对老爷爷老奶奶的房子，很不错的说。来沙溪之前听所，在沙溪能看到20年前丽江的影子，来了之后发现，或许就是这边人民的淳朴，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所以才让人有20年前丽江的影子。傍晚的时候一群孩子会在这棵树下捡这些掉落一地的花，然后趁路人不备撒你一身，一般路人都不介意，有的甚至会跟他们互撒~场面很欢乐，很童年玉津桥，很有茶马古道的感觉因为一张明信片，我们徒步3个小时进入百龙潭。每逢周五便是沙溪赶集的日子，一边是农贸市场及日常生活用品，另一边则是牛马羊猪的交易市场从沙溪出来，我们终于踏上了前往丽江的路程，回到剑川就有车直接到丽江了，车费也就30块左右吧。传说中的丽江，那个听说有艳遇，听说很慢的古城，我们来了。丽江是我们此行逛的第四个古城，再加上后来到达的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镇，在云南我们整整逛了5个古镇。也被朋友戏称为，云南古城文化研究之旅。呵呵，每个古城给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名气比较大的就是丽江和大理吧，但其实五个古城逛下来最失望的也是这两个。可能是姻缘巧合的关系吧，在去大理和丽江之前都意外的去了两个名气没那么大的古镇，所以怎么说呢，名气没那么大，人就没那么多，但古镇原先的一些东西都还是在的，保留了那份古朴所以逛起来更有感觉。总的来说，五个古镇，本人最喜欢的是黑镜古镇，因为黑井的物价低，而且基本处处是风景，人也很淳朴。最失望的应该是大理和丽江了，大理呢，可能由于是白族的建筑风格不是我的菜吧，也或许是由于他的城是新建的，也可能的名气太大，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吧。本来想去双廊的，不过听说双廊现在有大批的客栈在建所以环境很不好，所以放弃了，也幸好放弃了双廊，我们才走到了拉萨，呵呵，有得必有失吧。丽江呢，人太多了，所谓的艳遇就是去酒吧。不感冒咯。不过不可否认，丽江古城的建筑还是很不错的，清晨所有人还没起床的丽江是最美的。我喜欢丽江的那种石板路。沙溪，外国人去那居多，不过已经在开发了，有施工队伍在干活，幸好我们来了，据说继丽江之后将被炒火的古镇就是沙溪了，所以又倾心的驴友，赶紧了。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镇，在综合来说，还是挺不错的，进入香格里拉之后，开始接到藏族人了，开始见到喇嘛了。由于丽江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只听留了2个晚上就匆忙的赶往香格里拉了。从丽江到香格里拉我们还是坐班车的，到香格里拉客运站的时候很多面包车在外面拉客，去纳木错，去虎跳峡。都没去普达措的，后来才知道普达措在修栈道，修了大半年，不过也在外面立刻香格里拉的前一天修好了，不过我们还是无缘普达措，挺遗憾的，不过下次再去也还有动力。#复制搜索

论文关键词：当代文学　文化　建构　问题　李白文化论文摘 要：在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文学与文化的持续发展，因此要探究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便寻求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而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必须吸取优秀的传统文学与文化，尤其是吸取李白文化的精髓，使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建构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当代文学与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以李白文化为参考和借鉴，可以更好地找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代文学与文化建构，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为使当代文学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吸取李白文化的精髓，打造精品文学与文化，为当代社会乃至未来社会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使文学与文化有永久的生命力。　一、价值的迷失　　当代文学与文化一方面极大地张扬了个性，使文学获得了自由的生长空间，文学与文化获得了独立；另一方面，在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价值观的迷失窒息了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健康发展。　　正如谢冕先生提到的：“在接近百年终了的庄严时刻，回想一百年前那一代中国志士仁人如何用苦难来谱写那个世纪末的悲壮乐章，我们就没有理由用玩笑和肤浅的态度对待人生和文学。我们希望少一些噱头和脂粉气，多一点严肃精神。眼下闲适太多，调皮和花鸟虫鱼太多，刺激太多，少的是沉雄博大感世忧时之作。19世纪末的忧患消失了，代之以及时行乐的浅薄轻浮。人们！难道金钱和权利把中国所有的良知和正义感都挤压掉了？……十年的奋斗，我们争来了一些心理和情感空间自由度，但是我们的不少文学家却在无谓地荒废和抛撒这些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自由。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了真正的末世的哀音，听到了在珠光宝气的言辞包装之下的庸俗和浅薄。”[1]部分作家创作的作品十分颓唐，喧嚣背后是价值的失衡，这导致文学与文化向浅俗化发展。　　究其根源，是社会的巨大变革导致作家价值观的改变。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不需要表面的热闹，而如今的事实是，当文学与文化成了快餐时，成了一次性消费时，就有人为地制造繁华，给文学与文化涂抹上一些亮丽的色彩，以吸引众人围观和消费。文学与文化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其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的缺失就不再被作家所关注，价值观的迷失致使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令人担忧。　　二、思想的混乱　　　　价值的迷失直接导致思想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作品内容上的粗俗化、无序化、浅薄化、情色化等，思想内容缺乏引人上进的、促人思考的东西，只是表面的好看和吸引人，缺乏思想的深度和震撼人心灵的东西。　　作家失去了创作中的责任意识，一切为了商业利益，主流精神失落的同时，思想的混沌就在所难免。部分作品出现了拼凑的现象，想表达的东西太多而显得凌乱和无序，带给人的只是刺激，而缺乏思想的升华和打动人心的真实情感。而崇高情感的出现是把凡俗的词语变成金子般的精神的神秘要素。崇高的情感相应地伴随着伟大的思想。有些情感琐屑低贱，因此不适于伟大的作品。有些情感表达浮潜，因为作者未能从更深的层次去窥探和把握当代人所特有的生活命运、精神风貌和心理素质。这样的作品就难以在读者心中掀起感情的波澜。只有健康深邃的思想伴随真实的情感，这样的作品才会散发持久的芳香。文学在不断发展，其语言的华丽、人物塑造的个性化等得到很好的表现，但文学内在的东西愈发空洞，表现力强并不能掩盖思想的贫乏。追溯其根源，有作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作家自身修养的欠缺直接造成文学思想的“贫血”，另一方面，作家受功利性驱使，并不太重视文学的内在思想，更重视文学的市场需求；快速发展的社会，引发了文学的快速消费，导致了文学以追求刺激、新鲜、噱头等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迎合了部分读者消遣的需求，却在更大层面上损伤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关键的是，文学留给人精神享受的东西愈来愈少，违背了文学本身的功能，这无疑是文学发展中需要特别引起众人警醒和需要作家反思的地方。正是因为部分文学文化思想价值的缺失，导致了文学文化的魅力消失，留给人思想层面上的东西甚少，甚至思想的浅薄和粗俗给读者带来的是精神的空虚和无聊。思想的混乱窒息了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使文学与文化缺乏生机和活力，只有表面的“繁华”，并不能真正给社会、给读者带来思想的进步、精神境界的升华。　　　三、时尚化问题突现　　　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是不需要热闹的，而恰恰需要在冷寂中慢慢成长，当文学与文化愈来愈成为了热闹的场景时，文学与文化已不再关注其本身的发展，而只是用其“时尚化”趋势引起众人的趋之若鹜。　　探究其中的原因，这是与商业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创作的动力不再是对文学本身的渴望，而是以挣钱为主要目的，文学一旦沦落为以纯商业利益为目的，其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的沦落就不言而喻，与此同时，文学追求时尚化也就司空见惯，因为时尚本身也是实现商业化的重要途径，但从中也可以体悟到文学的卖点不是文学的表现力多么强大、思想多么深邃、情感多么真挚、文学的审美多么独特，而是文学愈来愈时尚化，赶潮流成为了创作的动力，不能说都不好，时尚只是丰富复杂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代表生活的全部。当文学成了时尚的代言品时，离死亡就不远矣。　　当文学与文化成为了一种时尚时，文学与文化的浅薄化问题就日益彰显。文学与文化可能在短时间里能引起众人的围观和消费，但文学与文化的持久魅力将消失殆尽。　　四、重新建构高品位的当代文学与文化　　　　要解决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重新建构高品味的当代文学与文化，才能让文学与文化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　吸收传统文学与文化精髓。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有非常深厚的底蕴，把它们吸纳到当代文学与文化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传统文学非常注重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历史上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文学与文化，都有特别的价值可供当下人学习和研究。要使当代文学与文化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吸取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就必不可少。　　李白文化为当代文学与文化注入活力。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这为作家们进行自由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作家们的选择空间更大，社会的包容性和接纳性也更强，面对如此好的机遇，有的人迷失了自我、有的人完全成了金钱的奴隶、有的人全然不顾文学与文化的本身特性，随心所欲地摆弄文学为时尚化开道，把文学与文化变成了任意的商品随意消遣和践踏。而李白文化却烛照着现代的社会，给文学与文化的发展、给作家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李白时代的诗人有“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2]。李白的创作“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都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这是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可模仿的节奏音调……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冰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尽管时代的原因使李白缺乏庄周的思辨力量和屈原的深沉感情，但庄的飘逸和屈的瑰丽，在李白的天才作品中确已合而为一，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音诗的极峰”[3]。正是李白的独创性和个性以及李白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使李白作品成为了历史的一座丰碑，其作品成为了世界经典，成为了世代学习的楷模。李白文化也就自然地成为当代文学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资源，为解决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在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中的过程，坚持文学的个性和独特的审美，远离商品化、低俗化需要作家保持淡泊宁静的心态，需要高远的情怀、远大的人生追求，只有拒绝平庸，才能在自由的创作中抒写文学与文化的美，才能打造高品位的作品，只有这样的文学与文化，才会有永久的生命力和魅力。

一、“邢文化”问题的提出80年代，邢台市的地名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全国的先列。地名办公室不仅对全市的地名，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和标志化的综合动态管理，而且将地方史研究列为业务工作范围。在对有关文献、志书的研读中，我们感悟到邢台历史文化之悠久深邃，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有关资料仍显鲜缺，歧异严重，不同的文献，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记载和解读。一些重大问题，似是似非，莫衷一是。而邢台与其它地区的争论中，不占优势，谈起话来并不理真气壮。当时我们把市内邢台历史文化的研究者的成果加以收集整理，文章不多，而且感到缺乏深度，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更缺乏深度和力度。对外宣传更是不够。那时，国家学术界有关邢台的论述在邢台也很少看到。总之邢台的历史文化问题，对外似乎默默无闻，对内却似是似非，妄自菲薄的倾向相当严重。说邢台历史悠久之类话，本市大部分人均持怀疑态度。 当时，地名办公室负责人又兼任市志办公室的主簒工作，两个办公室关系密切。在征得当时主管副市长同意后，我们根据在业务中遇到的难点，拟出9个问题，决定外出，广泛征求学术界的意见。两位年青同志带着准备好的疑难问题，先到省，后到京，再转其它地方，开展咨询活动。 9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专家是否同意“邢文化”（即邢台历史文化）这个提法。第二天，他俩就打回电话，说省内有关专家非常支持这个概念，而且愿为这个大课题提供资料和论述。二人通过专家们的连续推荐，在省会，首都和其他城市，联系了一批邢文化的赞成者和研究者。当时的中国特为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傅振伦先生，是邢台人，听说家乡这项重大举措，十分兴奋，表示一定大力支持这项活动。同时，国内一些著名史学家，如邹衡、李学勤、李民等均表示积极支持邢文化研究。 二人带着丰硕的成果返回邢台，令市委市政府领导十分高兴，指示地名办和市志办积极做好邢文化的研究工作。二、“邢文化”讲座 根据领导的意见，两个办公室决定召开全国邢台历史文化研讨会。会期定于10月份。会议筹备工作报市委常委会研究，并批复同意。 为了做好会前的宣传工作，让本市社会各界对“邢文化”这个新概念有个初步认识，我们决定于9月份举办一次较高规格和规模的讲座。讲座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地名办承办。在市委市政府大院张贴海报。时间定于1989年9月12日上午，地点在市委三会议室(大会议室)。为了控制人数，凭票入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到地名办公室领票。领票情况非常热烈，各单位都争着多要票。晚来的单位就没有票了。所以开讲那天，会议室挤得满满的，有的没票也进来了，坐满为止。 讲座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主持。大家反映，部长的讲话相当深刻，把以古誉今真正和邢台发展结合起来。主讲是杨文山先生。 杨先生当时是河北师大讲师。他原在邢台教书，对邢台的历史、文物有很深的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杨先生，实际上也是这次邢文化研究活动的真正策划和参谋。他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配合地名办的部署，在以后三年的时间里，一直帮助邢台市开展邢文化活动。 他讲了3个钟头，就邢台重大历史事件做了深入的分析叙述，资料详实，论点鲜明，引起巨大震动。从此，“邢文化”，亦即邢台历史文化这个名词，广为流传。三、全国邢台历史文化研讨会 10月4日，市地名办向市委送上《“邢文化”研究、与宣传活动安排意见》，市委常委会研究后表示同意。在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市地名办、市志办通力合作，为召开“全国邢台历史研讨会”做充分准备。成立筹备组，市委书记、市长任顾问，市委副书记任主任，地名办负责人担任办公室主任。杨文山被聘为特邀咨议。 10月22日，外地专家陆续到达。有的专家还提前到达。市委书记亲自率领市有关领导，到各位专家落塌之处，表示欢迎和慰问，并坐下和各位座谈交流，时间长达3小时之久。此举让各位专家深受感动。市领导离开时，还一直告诫工作人员做好接待工作，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宝贝，远道而来，是给我们送宝来的。 23日会议开幕，一位副市长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致开幕词。一位副市长向客人介绍邢台简况。参加会议的专家有30多位。国内著名专家有傅振伦（中国历史博物院研究员，著名方志专家）、唐嘉弘（教授）、李民（教授）、孟世凯（副研究员）、杨国勇（副教授）、孙淼（副教授）、梁德媖（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等，省内有胡如雷（研究员）、魏连科（研究员）、郑绍宗（研究员）、刘世枢（副研究员）、沈长云（副教授）、孟繁清（副教授）、张文（副教授）等。括号中标明的职称，均为当年登记的职称。 在筹备阶段，中国社科院历史文化研究员（后任所长）李学勤、北大历史系教授邹衡答应要来，后均因出国任务或公务冲突，来不了。研究会开幕前夕，李学勤教授发来一封亲笔贺信，对会议表示祝贺，对缺席表示遗憾。并说：“邢台如果要建立博物馆，开馆那天，一定通知我。我一定参加。”邹衡教授事后来过邢台，他仍对缺席表示遗憾，他说那次会开的很成功，也很重要。 为了扩大会议的效果，会议同时邀请我市各有关部门领导和热心邢台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和青年，共40多人。加上一些媒体记者，会议共80多人。 会议安排，本市与会者主要是为了聆听专家的意见，不做发言，但可以提问题。 议程规定，每位来邢专家，均可在会议上充分发言。大部分专家带着论文赴会，可以念论文，但也可离开论文，作补充论述。会议允许展开交流和争论，学术自由，不求统一结论。 会议根据课题的大致要求，每半天安排发言者4-5人，会前通知本人。发言时间不受限制，别人也可以临时插言、补充。专家们认为，这样安排，在一般研讨会是很少见。其实，会议组织者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多的地把专家的真知灼见，留下来。 会议内容，全程录音、录像，录音资料每天及时整理。 研讨活动进行了3天，第四天，安排专家进行实地考察。参观景点有清风楼、开元寺、郭守敬纪念馆、曹演庄遗址，以及隆尧县文物所、唐陵等。其中最令专家感兴趣的是曹演庄商代遗址。专家们发现遗址的地面，居然还能找到商代残片，兴奋之情难以言表。专家们都拣开了，地面找不到了，专家还拿小往下挖。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事先没有预备袋子。于是有的纷纷掏出手绢，拎了一些残片，返回去。此项活动干了一个多小时，中午回去吃饭也误了。老专家王舒冰先生说：“到邢台想不到还带这么些陶片回去，不虚此行啊！” 会议开得很圆满，影响也很大。新华社在各大报纸发表消息，题目是《专家论定，邢台是中国商代古都》。专家们对会议的评价很高。现摘录几段他们的反应。 胡如雷教授说：“召开邢文化研讨会，在邢台是第一次，在全国也是第一次，我想会有第二次。” 有专家说，这样的会议，符合中央精神，也是最实际，最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专家普遍认为，今天召开这样的会议，充分证明了邢台市委及领导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如果全国各地都这么干，精神文明建设就有保证了。 山西大学副教授靳生禾先生谈起会议，情绪激动，热泪盈眶。在大会发言时，也难以自控，掉下眼泪。他说，“我很羡慕邢台的同仁们，有这么好的领导环境和工作条件。” 邯郸市社科所付所长会后来信说：“邢台会议开得很好，我已将会议情况向市委作了汇报，邯郸今后召开学术会议，要很好学习你们的经验。” 关于邢文化，专家们也有不少新看法。 当时郑州大学教育文化研究所长李民教授说：“邢台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先秦文化的源头之一。今后先秦文化研究重点应逐渐转向邢台。” 孟世凯先生说：“邢台历史文化被掩埋没了，遗忘了。邢台的考古潜力很大。” 几位专家都说：邢台地下有煤，更有丰富的文物，丰富的 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这是无价之宝，但愿它们不至于永远不见天日。”说到这里，省文物研究所所长说：“今天来到这儿，心里很难过。50年代我曾在这儿挖掘过。当时出土的完整的或可复原的器皿能够装一车皮，计3999件。但后来中断了，有客观原因，但我们也有责任。”面对众专家的期待目光，他表示：回省后要研究一下，把邢台文物工作重新拾起来，希望能得到邢台的配合。 研究会结束后，地名办对会议成果进行认真的整理，并于11月3日，向市委常委会提出报告。常委会经过研究，对有关问题作了指示。后来又发出会议纪要，就有关深化邢文化研究，积极开展地下文物工作，尽快创造条件，建立博物馆等问题提出9项指示。四、出版两册《论丛》 研讨会结束后，地名办对会议收到的论文，一些专家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进行全面梳理、校核。会议结束后。一些专家又陆续寄来一些论文。还有市内不少学者文人，受专家的启发，也写了不少论文。据此，会议论文集的出版工作紧锣密鼓。 1990年12月，《邢台历史文化论丛》由河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编委会主任为刘玉峰副市长。主编杨文山、翁振军。 《论丛》基本反映了研讨会全貌。会议的开幕词略加修改，成为开卷之《代序》。会议的闭幕词收于序后。开卷前，又加了一篇《邢台市简介》。《后记》交待了本书和研讨会有关事项。此外，就是核心部分，论文41篇。其中市外专家30篇，本市论文11篇，大略按综论、夏商、两周、秦汉至北朝、隋唐五代、宋至明清六个部分安排，以先秦为重点。近代，现代未收。史论与考证兼及，并收录了若干人物述评和史籍资料。 41篇论文中，外地专家的论著30篇，是本《丛书》的核心。也选收了本市历史文化爱好者的习作11篇。按深度和水平，虽然不能与资深专家相比，但乡土之情凝重，求教之心热切，根本目的在于逐渐提高本市的学术水平。 《丛书》投放社会后，引起巨大反响。这在邢台市是空前之举。特别是国内学术界，对邢文化的研究更为关注。专家们纷纷寄来新论文和提出新建议。当时的最大建议有两条，一是召开第二次研讨会，重点放在研究历史经济方面；二是召开国际邢文化研讨会。当时我们选择第一个建议，并开始筹备召开邢台历史经济研讨会，并就有关问题和意向，通报学术界。 但这第二次研究会，因多种原因，筹备工作难度较大。其中主要原因是市地名办的地名工作任务很重，因为除了日常地名管理业务之外，河北省地名管理现场会、全国地名管理工作会议都要在邢台市召开。文字工作和会务工作十分繁重，已无精力和时间准备邢文化学术研讨会。 92年底，我们决定，第二次研讨会暂缓举行。但已经收到的文稿，率先汇集出版。于是这就有了《邢台历史经济论丛》这本论文集。 93年，地市合并，地名机构的归属也发生变动。特别是地名办经费断档了。因此这本书几经周折，于1994年底才和社会见面。 《邢台历史经济论从》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主编是杨文山、翁振军。实际上，《邢台历史文化论丛》和《邢台历史经济论丛》这两本论文集的真正业务主编是杨文山，翁振军只是行政事务的组织者而已。 第二册论丛的最大亮点，是当时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所作的《序》。李先生以充分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文物成果为依据，明确地论述了邢台在中国先秦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对那些年邢台历史文化研究活动给与充分肯定。《论丛》收论文32篇，主要内容包括矿藏煤铁、瓷土、文石等资源，青铜与古币铸造，历代手工业与商业，制酒业，邢州白瓷，经济思想等6个方面。市外专家论著30篇，本地文史工作者论文2篇。 按当时设想，计划再出一部《邢台历史地理论丛》，让三部《论丛》成套。之后，再出一本关于邢州白瓷的专著。但均因经费等原因，未能实现。五、邢文化研究会及其经济活动 全国邢台历史文化研究会成功举办和《邢台历史文化论丛》出版发行后，邢文化研究工作迅速掀起高潮，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为了适应当时的势头，市地名办决定成立邢文化研究会。1991年初提出报告并得到市委同意后，邢台历史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 第一届理事会的名誉理事长为傅振伦，理事长为靳庆和、吴英才，常务副理事长为刘玉峰、副理事长为刘玉今、荀凤栖、张书勤、杨文山，秘书长为翁振军。 1993年因市委市政府人事变动，研究会理事会进行调整，名誉理事长由傅振伦、李学勤、靳庆和担任。理事长为邹本真，其他人员基本未动。 研究会成立后，除了进一般会务活动外，着重帮助企业开发历史上名牌产品。 一是帮助市酒厂开发宋代邢州名酒——金波酒。邢台市酒厂成为研究会集体会员，厂长武兰周兼任研究会副理事长。研究会负责向酒厂提供宋代金波酒资料，邀请有关专家参加论证会和评酒鉴定会。酒厂组织论证会，成立试验组，开展试制工作。此项工作取得圆满成功，高质量的历史名酒——金波酒，成为酒厂的一个重要品牌，投放市场。 另一项是帮助市陶瓷厂生产唐代邢州白瓷产品。市陶瓷厂建立专业车间。按计划，试制工作按三个层次进行：按唐代邢州白瓷工艺，生产纯古瓷、仿古瓷和创新白瓷。先从创新白瓷生产开始，经过3个月的努力，第一套唐代龙把酒具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但正碰上邢台陶瓷厂破产，此项工作也只得暂停。 2005年，为了适应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研究会理事会再次调整。此次调整幅度较大。名誉会长为石玉春，会长为崔宝玉，常务副会长张力红、胡朝元，其他人员变动也较大。 1989年邢文化研讨会学者参观郭守敬纪念馆1990年在南小汪遗址工商局区发掘2005年，罗哲文先生考察邢台开元寺2003年邢台内邱·邢窑发掘现场2012年5月，翁振军考察邯郸定晋岩

近年来，记忆文化成为多个学科的研究热点。德国文学家莱辛曾指出：“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中国古人常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1月15—16日，在京举行的国际专家论坛“战后德国记忆文化建构发展”上，学者共同探讨战后德国历史反思路径及其对外关系发展，分析当今德国为防范重蹈历史覆辙而建构的多元化记忆文化成效，以及德国经验对于欧洲乃至全球记忆文化建构的意义。为民间外交提供智识基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亚部副主任吕宏伟认为，习近平主席对民间外交工作提出殷切希望和要求：在推动民间外交上发挥引领作用，在开展公共外交上发挥骨干作用，在促进中外地方政府合作上发挥桥梁作用。经过创新开拓，中国的民间外交已形成生动局面。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化交流，沟通中外民心，成为民间外交的重要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田德文认为，中德合作是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合作的成功范例。德国资本、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德国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不仅有利于德国经济增长，对欧洲经济增长也有重要意义。中德经贸合作在理念上的突破表现在超越地缘对抗格局，面向全球、开放包容，取得了互利双赢的结果。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德合作正在转型为发展中强国与发达国家合作的新模式。展望未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大市场，将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只要中德双方能够积极吸取历史教训，继续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思维方式，中德合作就具有光明的未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盟研究所主任崔洪建认为，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如何成为互信的伙伴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构建互信不仅关涉双方密切的政治交往、人员往来和紧密的经贸联系，更是双方从相互认知到相互认可的系统工程，涵盖行为方式以及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素。增益史学研究角度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孟虹认为，“历史记忆”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以神话、传说或被学者考证的“历史”论述等形式流传。历史记忆研究重在以一种新态度，将史料（记忆载体）作为社会记忆遗存资料加以对待，重构“史实”认知。一方面，学者需要通过研究国家和社会对史料的选择、描述与建构，探索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及其复杂的结构；另一方面，要以史为鉴，构成“当代情境”中对于另一个“当代情境”延续与变迁导向，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新认为，在德国近现代历史中，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建立及其发动侵略战争、屠杀“劣等民族”的滔天罪行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对此，德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不计其数，观点纷呈。其中，“德意志特殊道路”和“欧洲战争”是两个极具学术和政治张力的重要命题，折射出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复杂曲折的发展轨迹，有必要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涛探讨了大数据视野下“记忆场所”的内涵与研究趋势。他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近年来围绕“历史记忆”的研究进行梳理，试图回答英语和中文世界的研究者们如何讨论记忆文化，并对这个学术热点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为对外政策研究提供新思路上海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德国研究》主编郑春荣认为，文化记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当事国的外交政策，例如通过对基本利益的表达、对世界的感知、对行动可能性的感知和对行动可能性的评价。但是，不应把文化记忆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绝对化，这是因为在具体个案中可能存在着多种与文化记忆相吻合的行动方式。此外，文化记忆也会在特定情势下被重新诠释，并影响外交决策。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宋全成对德国难民问题进行了历史回顾与展望。二战后，德国曾经有三次难民涌入的浪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德国政府分别采取了难民安置与海外迁移相结合、接纳难民、欢迎难民到收紧难民政策等不同的社会政策。当前，伴随着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反全球化思潮和极右翼政党在欧洲的崛起，德国或将进一步收紧难民政策。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熊炜认为，权威问题是国际关系领导权研究的一个难题。新近的权威理论研究者探讨了通过法理、交换、传统、声誉等多种渠道建立权威的可能性，其结论总体凸显了权威变化与国家实力消长的非同步性。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是一个缺乏足够权威的国家。然而，德国在参与欧洲一体化过程中，通过对法国妥协以换取合作，从而实现从法国“借权威”，进而获得欧盟领导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德合作中心主任杨解朴认为，记忆文化对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席卷欧美国家的今天，德国的记忆文化将产生哪些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联邦议会与德国‘记忆文化’建构研究（1990—2015）”课题组、阿登纳基金会驻京办公室、赛德尔基金会驻京办事处主办，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德国研究》编辑部、《欧洲研究》编辑部协办。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钟哲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摘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