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级别

来源：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丨杨斌在第七届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十强决赛上，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主题为“大学创新文化的五个特征及对文化传承创新的贡献”的分享。杨教授指出，大学的科研创新文化，对于整体社会文化有重要价值和贡献。与企业创新相比，大学创新有低功利性、弱层级性、高公益性、科学理性、强人文性这五个特征。对于创新创业教育，杨校长也提出了期望，创新创业教育的初心是培育对学生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价值观和品格品性。相比瞬间的“赛果”，学生们在“赛程”中所接受的指导和挑战更重要。我们要不忘初心，关注育人。杨斌教授在第七届“校长杯”决赛上讲话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清华大学“校长杯”的第七届的决赛，我特别代表学校来表示祝贺和支持！也来感谢各位企业的支持和校友的帮忙。祝我们的大赛一年比一年更有进步。刚才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开了清华x-lab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会议，讨论清华x-lab和创新创业教育下一步的发展。我自己感觉，形势是好的。以前的几届校长杯，场地特别大，媒体特别多，灯光特别炫，热热闹闹的，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朴素简单直奔主题就最好。一段时间里，双创变成社会上媒体的焦点，各界的殷切期望很急迫，其实反而对于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扎实开展构成某种扰动。我们的初心是通过大学当中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人，不仅仅是出来一些创业家或者说创新人才，而是更多的学生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在自己心里播下创新创业的种子，不论今后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有一种挑战现状、动手改变的意愿、勇气和能力。我们希望通过清华x-lab和创新创业教育，能够培育对同学们一生有长久影响的价值观、品格品性，这比短期内提高学生身上的某些能力以及过程中获得的具体成果，长期看更重要得多。大学里面学生比赛的特点是，任何时候“赛果”都是瞬间的，是一种当时状态的反映，不是什么光环，远称不上是什么成就。我们更看重的，我们也希望参与其中的同学们更看重的，是在“赛程”中所接受到的包括在座的评委在内所给予的指导、挑战、拉伸，打磨每个计划，深化创新感觉；这些带有手把手色彩的培育过程要比什么“赛果”重要得多。所以我今天还是特别要代表学校来表示支持，不仅是支持比赛，更是支持你们一以贯之的投入。学校里以“校长”命名的活动恐怕只有这一个“校长杯”，足见清华大学对以创新创业教育来育人这件事儿的看重，这不是某个阶段的政策，而是会长期坚持下去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利用给决赛致辞这个机会，我想分享一点自己的思考，供各位老师、同学、也包括企业家、投资家批评，以促进我们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深化。我们都知道，现代大学重要的使命之一是文化传承创新，其内涵是很丰富的，今天我想着重谈自己思考的一个角度，就是大学的科研创新文化，对于整体社会文化的价值和贡献。清华讲科研做贡献的时候，经常说三条，顶天（面向全球科技前沿突破）、立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树人（以科研来培养人才），我有时候也想，三者之外，是否还可以加上一个“新风”，就是大学的创新文化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其实有一种“新风”的贡献。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大学的科研创新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和企业界都为创新而不竭地努力，这二者当然不是竞争关系，但也不是简单的互补或者上下游关系，其创新模式也不太一致。这里的“不一致”我认为是有价值的，某种意义上构成一种创新的张力结构，支撑起更具长期竞争力、更有韧性、也更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大学的创新文化，有五个与企业界不太一样的特征，我个人认为是持续地丰富着整个社会创新的文化和价值的。第一条，就是大学创新的低功利性。倒不是说大学的学者们有这个自觉性，也不是说企业界的创新者们太功利。必须要看到，企业界很多时候是要背负着比较短期就要见分晓的业绩压力，投资者的期待和业内相互之间的竞争也使得在时间维度上企业界的创新不能做得很从容。企业界的好处是需求也许更明确，但也要警惕这些需求可能是比较浅的、短的，有时候需要挖掘能表达出来的需求背后没说出来的“真需求”。学术界创新的低功利性，就是放飞、包容学者们的好奇心、理想化，所带来的有趣的探索，以及探索失败；并不是为了派上一个即刻的用场，但是却能代复一代地引领人类的发展，深化人类知识的基础，突破着认识的边界。低功利的自由探索，对于企业界是相当地奢侈的，尽管有些企业时不时地也想模仿大学的做法，给创新者们相当的自由度，但内在里还是跟大学的宽松环境不同。低功利性，意味着给创新的耐心更长，更能做也愿做长远的部署，这给整体的社会文化带来一种积极的输出。高校的科研创新成果，就像她的育人成果一样，很多时候不该在比较短的时期中加以衡量和评价。这就是低功利性。第二条，是大学创新的弱层级性。这是大学组织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两天参加校友聚会的活动，我们的文化传统上是“序齿不序爵”，反映到学校的创新实践中，也是如此。谁有新主意都会被听取，弟子不必不如师，平等探索，鼓励争鸣。大学的教授阶梯就是相对简单的三层，很多专业服务行业也都是如此，而且梯级高并不代表学术上的权威，资深的老师们要不断地听年轻的博士生、年轻老师讲新发现，这是一种终身学习，让大学当中的每个人都对学术的飞速进步有更强的敏感性。新技术往往有“逆龄化”的特征，也就是年纪轻的人反而更敏感更容易上手，更可能是尝鲜者；而弱层级性，对于整个创新文化都是有积极价值的，当然对于企业到了生产运营中却可能未必。弱层级也许会有利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融合，不必都回到命令链条的顶部，不太在意自己是哪个部门的，这一点也是跟企业创新不同的。第三条，是大学创新的高公益性。这是大学创新的一个价值取向。不只是公立大学如此，所有大学的创新，比起企业界来，都趋向于高公益性这个基本价值立场。在选择研究题目时，大学也往往鼓励教师们选择那些对于公共命运、人类福祉有长期影响的题目。终身教授制度，其实也有这个好处，就是可以献身大我。国家对大学，以及大学当中，对知识产权的安排也有其特殊性，既希望保证对其中的具体创新者有足够的激励，同时又适度地促进知识产权更快地流动、扩散，以造福社会，惠及民生。第四条，是大学创新的科学理性。大学的创新在知其然之外，尤其重视知其所以然，强调可以重复实验，循证说理，科学精神是放在第一位的。整个社会的创新环境的营造中，科学普及工作是一件大事，除了科学知识的普及，更多时候需要的是公众在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上的普及。现代社会大众容易被一时之热点和思潮所影响甚至左右，而大学对社会的纷扰喧嚣能保持一定的超然距离，给社会文化贡献着一定的稳定性。大学当中的学科秩序也是如此，不是社会上互联网热，就全都一窝蜂搞互联网，而是保持着她的范式逻辑、科学理性，冷静地、持续地做着独特的学术贡献。企业界的创新成效总会带有不少营销的成分，这也难免，毕竟有产业竞争或是获取资源的需要，而学术界应该主要是靠创新成果自身说话，经得起时间的反复考验。第五条，是大学创新的强人文性。大学中的科研创新的选题，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学者，都更有充满暖意的人文立场，更有促进社会平等和谐的价值主张，都更愿意关心不被竞争和效率所怜惜的弱者——特别是当这里的弱，很多时候并不是本身不努力，而是由于社会的变化、技术的交替所带来时，大学创新就更希望帮助他们，并且以创新的力量和方式来做，让社会的未来变得更好。强人文性，也意味着大学中的创新会天然地成为“有责任的创新”、“人本的科技创新”。长期来看，这种有人文大爱的创新不仅对社会文化有滋养，本身也构成一种独特的创新竞争优势。这五条我所体会的大学创新的文化特征，肯定是挂一漏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大学所体现出来的也各有特点。这些大学创新的文化特征，当然对企业创新也可以有一些借鉴和启发，但是企业界所处的情形不同，面临的挑战与大学不同，所以也不可能统统变成大学这样的创新文化。大学的创新文化比起企业来也可能缺少整合性、针对性、有组织性，显得效率低、周期长、太散漫。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美。应该说，大学能有相对从容宽松的创新环境，也是靠国家社会的关爱支持，包括企业界的慷慨赞助，才做得成，值得感恩，倍加珍惜。从这个角度来延伸说来，我们这些大学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也会有意识地突出低功利性、弱层级性、高公益性、科学理性和强人文性。我看了一下这次进入十强的团队的题目，除了刚才重恩院长所说的今年硬科技备受青睐之外，我也看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得到越来越多的关心，包括生态保护、老龄化，这些也都是跟人文有关的。这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也许短期内感觉不是那么有利可图的选题，但长期来看却可能代表着非常重要的新的需求趋势。评委老师们也可以给予多一些关心和鼓励。今天与获选十强的同学和费力帮忙的评委，以及各位同事、企业赞助者，来分享大学创新文化的一些特征以及其对社会文化的贡献，还是希望我们的比赛和平台，不忘初心，践行使命，持之以恒，关注育人。大学当中，最美好的莫过于，学习者都在进步，其实没有输家这个概念，只要你参与其中付出努力，你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赢家——显然，赢家不只是最后评委宣布的冠军。最后，预祝今天活动成功，也预祝各位从辛苦中得到更多收获。谢谢大家！

中国章草书数码字库建成或将推广应用我国又一项重点文化科技创新研究成果日前出炉，由国家一级美术师、书法文化工作者卫高潮先生担任负责人，历经十年潜心研究的文化科技创新项目《中国章草书数码字库创建及其推广应用》，经项目验收委员会各位专家严格评审判断，一致通过评审验收並准予结项。该研究成果，将两千多年来历史遗存的仅有2000个单字的章草书，丰富到6825个单字，使章草书作为独立书体和完整字库，实现了和Windows操作系统以及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对接，为中文计算机字库增加了新的字体，填补了一项空白。据了解，这是建国七十年来，国家首次为书法独立书体专门立项。专家表示，该项目研究具有“艺术之精神，科学之思想”，体现了新时期书法故乡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书法文化的重要贡献。在这一领域较好地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建性发展。章草作为一种书体，上承篆隶，始创于西汉，字字独立，互不相连，是隶书的快捷写法，至东汉末年已臻于成熟，是东汉和魏晋时期通行的一种重要书体。作为草书之祖，章草又被称为中国书法的活化石，它的出现，是中国汉字形体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在以实用为第一要务的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章草一体虽行时不长，但其艺光之珍却历世不坠。然而，文献遗存的章草单字仅有两千个，要将其创建成为一个规范完整的独立书体字库，学术难度、创建强度非寻常可比。据介绍，该项目研究秉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文化文艺工作要“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思想要求，取材于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发展史中与章草书体和章草书法文化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以王世镗先生的《章草草诀歌》《稿诀集字》为法则，以西汉以来历代章草书传帖、新时期出土的简帛以及散见的章草书作品为基本资料，以偏旁部首和章草书的规范符号为主要对象，以《章草大典》《章草字典》为基本参照，按照国标GB2312字库的要求和“六书”的造字规则以及书写的自然自由性逐一书写字模，然后进行扫描、录入、矢量、质检、测试、转化等环节工作，最后形成了章草书字库。该项目成果的特色在于实现了文化典籍资源的数字化转换，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文化创新工程，亦是一种颇具时代感的先导性文化实践。结合文字学和艺术学的专业标准，著名书法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指出，该项目研究的亮点分别体现在章草书的历史地位、项目的文化意义和项目的学术规范三个方面，特别是占有资料相对全面，遵守法则十分严格，保留符号非常丰富，运用技术自然得体，具有充分的专业性和严谨的科学性，表现出专业的治学态度和高度的学术负责。据了解，目前我国中文计算机字体行业发展相对比较滞后，英美现有英文字体数十万种，日本有近三千种。然而，中国汉字作为世界上变化最丰富、最优美的文字符号，目前仅有四百余种中文计算机字体，书法独立字体系列字库不过二三十种。中国章草书数码字库的建成，不仅填补了该项研究的空白，而且实现了对最早、最古朴、最规范的草书体系的系统性整理，对书法爱好者的学习创作以及章草书法的普及推广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机会，对进一步开发章草书这一中国书法艺术奇葩具有长远的现实意义。同时，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及仿真技术挖掘章草书法文化价值，进一步拓宽了艺术设计的空间，丰富了书法学习和研究的创新模式，增加了章草书法实际推广应用的渠道。建立该成果推广应用平台，不仅可以强化对数码字库的社会化应用进行宣传推广，对于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历史文化发展具有实践带领作用，而且对于其他书法艺术形式的推广具有借鉴价值。此外，该项成果因其先进性、实用性、工具性等显著特点，其推广应用项目的建设，不仅可以传承历史文化，而且对于历史文化产业的技术转型以及商业模式转换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项目承担单位陕西书学院是从事书法和文字研究的专门机构。项目负责人卫高潮研习书法四十余年，于1985年加入中国书协，1986年就以章草书作参加中日书展，先后任中国职工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届专业委员会委员，迄今出版有《卫高潮临池探微》《卫高潮真草墨迹》《卫高潮行书墨稿》《卫高潮章草书作》等著作。在本字库的创建中，为了繁衍好、选择好四千多个新的章草单字，他日夜兼程、六易其稿，书写了十年之久，仅墨汁用掉了数十公斤、宣纸用掉了三十余刀。“这个文化项目有两个技术关键，一个是以历史遗存章草书单字为基础，按照‘六书’的造字规则、参照篆隶行和今草的结字规律进行繁衍，或按照《章草草诀歌》和《稿诀集字》中的法则进行繁衍，使其扩充为国标GB2312字库的6825个字（繁体6825字、简体6763字），这是一个整合性创造比例很高的文化工程；第二个关键是某一字在历史上有多种写法，而字库只能选其一种，如何能在多种写法中选择出规范、简洁、美丽、易识的字，对创建者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卫高潮告诉记者。他表示，将根据评审验收意见，对字库进行全面微调，预计明年上半年出版发行并上线运行。

【特区故事】 讲述人：深圳大学城市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教授 吴俊忠 我是深圳大学一名老教师，已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3年。谈到与深圳改革创新相关的经历，三件鲜活的小事就涌现在眼前。一件求职小事。1986年，即将硕士毕业的我到深圳找工作。在深圳人才交流中心，有人盛邀：“小伙子，我是深圳某银行的，去我们那儿工作吧。”我问他：“我是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没有学过金融，到你们那儿能干什么呢？”他回答：“学什么专业不重要，只要能力强、文笔好、有责任心，就是我们想要的人才。”他的话让我感到，这就是深圳与其他城市的不同。选用人才，不强调专业对口，不苛求工作经验，只要你有发展潜力，就敢录用你。一份教学感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深圳迫切需要各类专业人才，深圳大学办起了各类大专班。大专班“宽进严出”，入学不用考试，毕业严格考核。由于大专班开设的课程多是以往高校专业体系中没有的新课，对教师来讲，是个很大的考验。1987年，我到深大中文系报到后，第二年就按系里要求，承担了8门课的教学任务，边学边教、日夜兼程。这种经历丰富了我对大学教学的认知。在急需人才的深圳，教育与特区发展同步，任何旧观念、老思路，在此都行不通。一个理论观点。1997年，我在《深圳商报》发表《超越参照》，明确提出：“深圳文化创新在严格意义上是没有参照的创造性行为，需要的是超越参照的创造性思维。”今天，这个观点已然成为深圳文化创新的客观现实。1988年，时任深大中文系主任的胡经之教授提出把深大中文系更名为国际文化系，理由是，为了培养中西融通的创新型人才，必须让学生接触中西文化。更名报告报到学校，很快批了下来，全国高校中唯一的国际文化系就这样诞生了。这表明，在深圳创新没有清规戒律，敢于想到才能真正做到。（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王斯敏、严圣禾、李晓、陈之殷、党文婷）【来源：光明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在普通高中多样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研究型高中被认为是高中教育转型改革的高层次产物之一。地处上海市西南千年古镇七宝镇的七宝中学自2015年正式确立这一办学新目标后，近年来在引领的路上不断迈进。在2月14日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WLF）——“有请校长”节目中，上海市七宝中学校长朱越表示，作为老校长仇忠海的接班人，她是“富二代”接班。“老校长是创业者，把七宝中学从一所普通的高中带到具有非常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一所高中，我说我这个‘富二代’不会守，我肯定也会创业，因为只有开创，才能够把我们的学校越办越好。”朱越表示，老校长提出创建“研究型高中”的办学目标之后，作为新校长的她很快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应该扛起大旗向研究型高中迈进。”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时，朱越也谈及了基础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所有高中来说，我们都必须完成基本的学业，毕竟孩子和家长选择了我们学校，他当然对整个高中的基础学业的学习、质量是有要求的。”她同时指出一种新的现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对孩子未来能够适应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素质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七宝中学如何实现“两者兼顾”？朱越表示，“首先，我们进一步提高基础性课程的教学质量，这一点七宝中学做得非常到位，首先我们的老师是非常负责任的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严格要求，去精心呵护。”她提到，在非常细致、扎实、科学的校本化研究的基础上，七宝中学对于课改的理解、课程基本要求的把握，“能够内化为真正意义上适合七宝中学学生学习发展的课堂教学，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在课堂教学高质量地完成同时，朱越表示，“我们可以挤出一点时间来保证老师和孩子有一定的时空去进行社团拓展，包括研究型学习、创新教育。”她对澎湃新闻记者强调，一定要把国家要求这块做到高效、扎实、科学，然后释放出一部分的时间和空间，给到我们学生需要的个性化的创新教育，“这两者之间应该要做到紧密结合，而不能够因为创新教育偏废了基础教育，也不能因为追求纯粹的学业质量而放弃了创新教育，这都不符合我们国家对于未来创新型高质量人才培养的诉求。”上海市七宝中学创建于1947年，地处上海市西南千年古镇——七宝镇。学校是上海市11所高标准现代化寄宿制高级中学之一，并于2000年起承办新疆内高班。2005年，七宝中学被命名为首批“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同年成立七宝中学教育集团，现有核心学校16所，学生逾万人。1996年，时任七宝中学校长仇忠海提出了“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办学理念，这一办学理念主张现代教育首先是塑造全人的教育，是一种全方位的育人活动，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是重视“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在2007制定的《七宝中学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又正式提出“平民本色，精英气质”这一育人目标，学校期望学生学成之后，能拥有一份大地情怀，从内而外始终保持一种平民本色；同时，又能成为祖国的栋梁，能够担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2015年，“平民本色，精英气质”这一育人目标的内涵得以继续丰富。当年，七宝中学正式提出了创建“研究型高中”的办学目标，希望通过5-8年的努力，使学校成为一所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浓厚研究氛围、鲜明创新特色，引领国内高中发展，达到国际水准的一流研究型高中。朱越系化学特级教师、特级校长。先后担任上海市七宝中学化学教研组长、教务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以及闵行区教育局副局长；2016年4月起任七宝中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其主持并参与的“闵行区中小学学业质量综合评价的实践研究”和“十五年‘新基础教育’研究中的教学改革与机制创新”分别获2013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特等奖；主持和参与的“普通高中‘研究型’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高中生生涯发展导航系统的设计与实践研究” 分别获2017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二等奖。“有请校长”则是WLF打造的系列论坛。此前的2020年第三届WLF期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上海中心，携手国内千余所顶尖学校，共同发起成立了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科学教育联盟。校长论坛即是该教育联盟和科学T大会的衍生模式，汇聚全国知名中小学、重点高中校长，从教育实践者的角度，分享科学教育新理念和实践经验，探讨未来教育模式发展趋势。上海市七宝中学校长朱越。以下为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WLF）和朱越之间的对话（经编辑）：WLF：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七宝中学在创新教育方面的理念和办学的特色。朱越：在介绍七宝中学创新教育理念之前，我想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七宝中学。七宝中学地处闵行区七宝镇，七宝镇是千年古镇，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我们学校创建于1947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多年的办学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七宝中学的发展最得益于仇忠海老校长。应该说，在我们老校长的带领下，七宝中学从一所非常普通的上海市重点高中，逐步成长为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学校在1997年提出了“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办学理念，2007年仇校长又提出了“平民本色，精英气质”的育人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从一所普通的市重点，逐步成长为上海市一所有一定办学影响力、深受大家喜欢的学校呢？我觉得我们的学校、老师和管理团队非常有忧患意识、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多个科研的研究阶段。比如说上世纪末的感恩教育、人文教育的研究、实践与创新，到2002年开始的基于教师专业化背景的课堂教学创新研究，再到2009年参加上海市创新素养培育项目，再到2015年3月，仇校长正式提出七宝中学要创建研究型高中。从一路发展过程来看，我觉得创新教育首先是扎根于我们的管理团队和我们的老师，只有管理团队和老师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有强烈的创新能力，才能够逐步引导学生接受创新的引领和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创新的潜能，创新教育应该面向每一位学生，这是七宝中学一直秉持的创新教育理念。我们创新教育的课程构建就可以充分体现出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的课程结构是一个“大文”、“大理”双系列创新素养培育的课程。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课程。金字塔的最底层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面对所有学生的知识的一种积淀，包括学生兴趣的培养，包括学生在科创过程当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技能，包括基本的思想方法，这个课程是在高一的第一学期来完成的。金字塔形的第二层进入到知识的拓展期，是在高一的第二个学期和高二的第一个学期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会走进人文书院、科学院，也会走进社会实践，通过两院平台课程的提供、学习和体验，能够逐步发现孩子真正感兴趣的平台、真正感兴趣的领域，进而来发现他真正感兴趣的课题研究。到了第三个层面，我们就进入到了研究创新期，时间段主要是高二的第二个学期到高三这样一个阶段，经历过全面的通识积淀和拓展学习，学生在这个阶段通过研究一个他真正感兴趣的课题，来确立他今后面向高校专业的志趣，也通过课题研究让孩子能够真正能确立实事求是、确立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确立科学精神，我觉得对于他后续的整体成长发展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的全面发展、人文见长在整个课程当中也体现得比较充分。因为首先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科学的、全面的、正确的、人文的底蕴，将来才能够在科技创新、科学研究的路径当中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加坚定，同时能够走得更加的准确。WLF：在听您介绍了七宝中学创新教育的理念和办学特色之后，我们也很关心学校具体的做法和成效，请您介绍一下。朱越：要完成这样一个高质量的科技创新教育，首先我们要有一支非常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团队，七宝中学目前专门从事科创教育的大概有七八位老师，他们的学历非常多元，有博士后、博士，也有研究生、本科生，涵盖所有的学科，另外还有20多名老师是基础性课程、拓展性课程、研究性课程的复合型教师。除此之外，因为学生提出来的课题是非常个性化的，光我们自己20多名科创老师还不能够全部完成，所以我们还给学生的课题研究配置了双导师制的机制。也就是说，孩子课题研究一方面有学校的指导老师，同时根据课题的需要，我们会聘请高校，比如说像交大、复旦、中科院、天文台等等，做孩子的校外指导老师。在校内和校外指导老师紧密的合作下，帮助学生高质量、真实的完成课题。所以我觉得教师队伍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我觉得在整个课题研究过程中，对于课题研究整体过程性的管理评价也是很重要。七宝中学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也是经过20多年探索形成的一个制度和机制。七宝中学是在1998年全国首创开放性主题实践活动的一所学校，当初我们是想改变老师的教学方式、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尝试以整个年级组为单位，让我们学生去进行一些主题教育。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建立了非常完整的、合理的、科学的研究型学习的课题研究的制度。比如说开题立项、课题进行到中期时的评估、到后期结题的整个汇报，包括我们孩子开题项目书怎么写，结题论文项目应该怎么书写，怎么进行答辩等等，一整套我们都是有非常严谨、科学的流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科学的评价机制。这个评价机制一方面是对我们老师的评价机制，另外一方面也是对孩子的评价机制，这个评价机制的合理保障，能够确保我们整个科技研究和孩子的整个过程得到基本的、高质量的、学术性的一种保障。在成效方面，经过师生多年共同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的“大文”、“大理”课程获得了2013年上海市级教育成果（基础教育）的特等奖。另外我们普通高中“研究型”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也获得了2017年上海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的特等奖。另外我觉得更令人欣喜的是，在我们孩子的努力下、在我们老师的共同指导下，七宝中学的青少年科技创新的成果也是令人瞩目的，我们参加上海市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一等奖总数已经连续7年在全市名列首位，七连冠，今年我们要去争取八连冠。在取得的成果中，我觉得饱含着我们团队在过程当中的无私奉献，和在学生课题研究过程当中非常精细的科学的指导，但是我觉得更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骄傲，我们的学生确实在整个研究型学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令人欣喜的真实的成长。WLF：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在创新教育和科教方面近期的发展目标？朱越：刚才我提到了我们学校经过了大的四个阶段，从2015年3月开始，我们提出了要创建研究型高中。创建研究型高中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通过5-8年的时间，把七宝中学办成一所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浓郁的研究氛围、鲜明的创新特色，能够引领国内高中发展，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的研究型高中。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根据研究型高中的创建目标，我们也从“平民本色、精英气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为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有非常好的研究素养，同时也具备非常强烈的创新意识、适应未来生活，而且能够改造世界的创新型人才。WLF：您觉得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关键是什么？朱越：我认为最关键的应该是学校要有创新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学校发展的灵魂，所以我们七宝中学对于创新文化的营造、建设，应该说是花了非常大的力气的，从我们老校长开始就一直不断地在营造这样一种浓郁的创新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校有八大主题文化节，比如说我们的狂欢节、感恩节、体育节、科技节、读书节、爱生节、艺术节等等。这些主题节日活动看似好像跟创新没有什么直接的或者必然的联系，但是我们在八大主题文化节设计、组织、实施的过程当中，是把很多创新的思想、创新的元素放在这里边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读书节，我们所有的主题文化节都是由学生来主动设计和策划的。每一年同样的读书节，但它里边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内涵、精神是一致的，但是呈现的方式、呈现的内容，包括我们学生的一些思考是可以有独特的创新成分在里边。像读书节，按照以往我们总归是读一些经典的、人文类的各种各样的读本。我们怎么把研究型学习、学生的课题研究、他们的思想，在读书节当中有很好的体现呢？我们做到现在有四年了，我们通过人文书院和科学研究院，把我们学生前期在高二课题研究过程当中感到非常精彩的这部分进行提炼、总结，然后通过跟着学长做研究的这样一种论坛的方式，让我们的孩子把他研究过程当中的一些思想、一些灵感、一些困难，或者一些创新想法通过演讲的方式能够表达出来，然后让高一的学弟学妹们或者高二的同伴们能够去分享。我觉得这样一种创新的文化不仅仅是在精神层面，也同时存在于我们学生的主题文化节的设计、组织、实施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创新应该是整个校园都蕴含着一种浓郁的创新气息。WLF：那学校是如何建立一套合理高效的开放式的管理体制与机制？朱越：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课题研究是高度个性化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管理团队也好，包括我校长、包括我们每一位科创老师也好，我觉得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不瞒您说，我们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一直不断地在完善、在修改我们科创管理的制度和机制。像我们高俊老师（七宝中学科技教育中心主任），他基本上每两周可能都会冲到我办公室，他会把他在科创课题研究或者拓展性研究型课程实施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通过一个问题清单罗列给我们。WLF：直接到您办公室？朱越：对，也是扁平化的管理，虽然我是校长，但我也做了学生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所以他每次来的话，我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什么？我发现他有问题给我，因为有问题，我们就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一种创新。但是有的时候他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也很尖锐。因为你在整个闭环管理过程当中，有些问题可能并不见得他发现的就是真问题，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局限，它可能不带有普遍性，但对我这个校长而言，我要解决的是什么呢？解决的是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我去解决个性的问题，我整个的管理效能可能会非常的低下，而且也不容易形成一个系统的科学的严密的管理体系。所以我们每周都会很热闹，所以他说的头脑风暴、反头脑风暴，我觉得在我跟我们科创团队过程当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我觉得正因为有这样的一支团队、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才能够使得七宝中学的科技创新不断地走在前面。WLF：朱校长描绘的画面感特别强，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学校在这方面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可以保障创新培养的落地。同时还想请教您，研究型的高中又如何促进高中多样化的办学？朱越：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难回答。研究型高中是我们七宝中学的首创，是仇校长在2015年3月提出来的，但这不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我们从1998年到现在，一直通过我们研究性型课程的建设、学生的课题研究，不断地去探索从点到面、从线到整个的系统。所以到2015年我们老校长提出来的时候，我认为真的是非常具有前瞻性。仇校长是我的师傅，我也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所以我跟仇校长说，我是“富二代”接班。因为他是创业者，把我们七宝中学从一所普通的高中带到上海非常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一所高中。我说我这个“富二代”不会守，我肯定也会创业，因为只有开创，才能够把我们的学校越办越好。所以他提出的研究型高中不是一个概念，是积累了七宝中学20多年的探索。所以老校长提了这个以后，我作为新校长一下子就明确了我的使命和责任。假如说他不提出这个研究型高中的话，我可能还要懵懵懂懂地在想学校到底向什么方向去发展？他一提以后，我觉得心里边就很清楚，我就应该扛起大旗向研究型高中去迈进，所以就有了我刚才提到的研究型高中5-8年的发展目标，也就有了我们研究型高中育人目标的再次丰富和再次提升。我觉得研究型高中不是一种特殊的办学类型，它也很好地回应了我们国家对于现在育人方式改革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研究型高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为创研究型高中而创研究型高中，而是主要通过这样一种创建，来探索改变传统意义上的老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生的研究型学习课题研究，或者是项目化学习，它都是对我们传统的经典的学习方式的进一步的完善、进一步的拓展，使得我们学生既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基本技能，同时他又有非常好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的能力。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确立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基本思想、基本技能。WLF：还有一个问题，学校如何利用社会的资源来促进科创教育的发展？朱越：对于我们学校来说，科创教育离不开社会资源的大力支持。因为科创教育对我们学校来说，它覆盖的领域非常广泛，我们学生的课题研究也非常丰富、非常多元，从我们学校的师资管理团队来说，我们并不能够完全满足学生科创教育学习的需求，所以利用学校的社会影响力，我们跟很多的高校，比如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包括其他很多的大学，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办学的联系，另外我们也跟很多的企业、研究所也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七宝中学在最近这几年已经跟40多家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社会实践研究基地这样一种紧密的合作联系，通过这样一种联系的建立，使得我们孩子在课题研究或者社会实践项目化学习过程当中，他可以走出校门，走进高校、走进实践基地，来获取他研究过程当中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包括知识、实验室、数据，包括导师等资源，我觉得对我们学校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WLF：最后我想请朱校长再谈一谈对于创新教育的未来有什么展望？朱越：创新教育的未来，我觉得每一所学校、每一个课堂都应该能够成为我们创新教育的肥沃的土壤；每一位校长、每一位老师和每一位学生，包括我们每一位家长，都应该成为我们创新教育的助力者或者是实践者。(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2020年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历史试题充分体现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精神与要求，落实了考试评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服务选拔的同时，积极导向教学，发挥了考试对素质教育的促进作用。试题进一步明确了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为什么考、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一、试题回答了“为什么考”的问题试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服务素质教育发展，充分体现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全面落实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标。例如，试题第17题突出了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青少年的责任和担当这一主题。无论是“少年强则国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认识，还是周恩来等人少年立志报国、留学归国后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的行动，都引导考生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关心国家的命运，将历史学习所得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繁荣结合起来，立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第18题中蕴含的勤劳致富、劳动光荣等价值观念，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礼貌月活动、评选文明户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信息，端正党风、加强党的领导等信息，引导考生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理解并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历史学科在传承人类文明、提高公民文化素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试题基于历史学科的特征，充分发挥了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以“立徳树人”为核心，使考试评价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二、试题回答了“考什么”的问题试题着眼于考生的全面发展和未来发展，突出“素质立意”，不是简单的让考生“按考试要求解答问题”，而是注重让考生“自己发现并解决问题”，全面考查了考生应该具备的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和必备知识。1.试题以对核心价值的考查为引领试题将核心价值作为考查的重要内容，强调考生在对历史事物进行事实判断基础上，对各种历史解释进行价值判断，引导考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科学的阐释，将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判断融入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中；引领考生认清历史发展规律，对历史与现实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形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增强考生的历史使命感，增强考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以此引领和保证了考试评价的正确方向。2.试题以对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为导向试题把对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作为实现考试核心功能的基本途径，将其融入了对关键能力和必备知识的考查之中。以第18题为例，按照常规设问，就是让考生概括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容易让考生陷入死记硬背教材的死胡同。今年的试题转变问题视角，以一个村支书工作笔记的史料价值设问，突出了对学科素养、历史思维能力的考查。考生进行作答时，首先要了解材料作者及其身份，提取并整理笔记中的有效信息，从而实现了对史料实证素养的考查；考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时，要根据材料中提及的时间、空间信息，将问题定位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坐标上，这需要考生具备基本的时空观念；在此基础上，了解历史文本中历史事件、现象的相互关系，知道历史文本与作者的关联，依据正确的历史观和认知方法，对材料反映的历史现象及各种关联进行客观叙述，是作答本题的关键，而这一过程正是考生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现象进行历史理解、历史解释的思维过程。3.试题以对关键能力的考查为重点试题全面考查了考生知识获取、实践操作、思维认知等三个方面的关键能力发展水平，既区分了考生综合能力水平的高低，也有利于引导基础教育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试题重视史料的运用和情境的创设，考生分析、解决问题时，必须以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为前提，这需要考生具备基本的阅读理解、信息搜索、信息整理等知识获取能力；第8题、第13题、第16题等以历史图表创设问题情境，第17题要求考生表述成文、第19题要求考生就某一历史事件编写对话，是对考生数据处理、信息转化、应用写作、语言表达等实践操作能力的考查；第13题要求考生对史料进行新的运用和解释，第16题通过人口分布信息判断地图的历史时期，第18题要求考生能分类说明材料的史料价值，集中考查了考生归纳概括、演绎推理、辩证思维、批判性思维等思维认知能力。4.试题以必备知识为考查的基础试题所考查的必备知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基本史事为主的陈述性知识，例如，诸子百家、王安石变法、国民革命运动、启蒙思想、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工业革命等等，都是中外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文明成果和历史发展线索，都是考生熟知的主干知识；二是基本的历史学科方法、技能和观念等程序性知识，如第16题要求考生提取历史地图中的有效信息去判断其历史时期，考查了考生基本的信息获取和解读能力、时空意识等等。三、试题回答了“怎么考”的问题试题以考生为主体，重视问题情境创设，注重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从立意、情境、设问、答案到评价策略运用等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新特征。1.试题以情境为载体，以问题为引领，以新情境下的问题解决为主要考查形式试题通过创设陌生的、复杂的、开放的问题情境，考查和检验考生核心素养水平。试题情境类型多样，包括学习情境（史料、图表、历史叙述、史论等）、生活情景（第18题“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等）、社会情境（第14题关于引发国家间冲突的各类地理因素的假想国地图等）和学术情境（第19题咖啡馆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史也是一部经济史的观点）等。试题情境层次丰富，第1题中两位思想家关于“义”的思想，是显性的、信息构成单一的简单情境；第8题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形势的变化，涉及政治、经济多维度的信息，需要考生进行比较和概括，则属于综合情境；第16、17、18、19题等主观性试题的材料信息构成复杂，问题指向是多维度和多层级的，方法和路径需要分析和论证，作答时需要实现材料、观点、论述和历史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属于复杂情境。这些历史情境避免了考生对已有历史结论的死记硬背，架起了使考生回到历史现场的桥梁，实现了对考生历史思维能力考查的目标。2.全面落实了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考查要求试题注重考查的基础性。除试题所考查的必备知识都是学科主干知识、学科基本方法和技能外，试题基础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注重了问题设计与评价的层次性。选择题难易搭配；试题情境设置层次多样；问题设计由基础的信息提取，到基于信息整合基础上的分析说明，再到辩证性、批判性的历史解释，层层递进；在量化评价的基础上，注重分类、分层等质性评分方法的运用。这使不同层次的考生都有话可说，有分可得，使每个考生都有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空间，提高了试题的适应性。试题注重考查的综合性。试题注重历史事物之间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强调考查内容融会贯通。如第19题以英国咖啡馆的发展变化切入，考查了17世纪到19世纪英国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与变化。同时，试题还实现了对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考查的有机统一。例如，选择题虽然体量有限，但每道题都基本涉及了两个以上的学科素养要素，第13题更是涉及了唯物史观、史料实证、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和历史价值观等六个要素，同时实现了对获取和解读信息、分析历史问题等关键能力的考查。试题注重考查的应用性。试题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发挥了历史学科的应用价值。第4题王安石“以工代赈”的措施，着眼于从长远解决灾民的生计问题，可以为今天的扶贫攻坚提供有意义的现实借鉴。第17题与考生的生活与学习相联系，有利于培养考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第18题在情境设置上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让考生回溯历史，在全面客观了解20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基础上，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本国情的认识，帮助考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题注重考查的创新性。第4题利用历史学知识和方法回应现实问题；第13题要求考生对史料进行新的解释和运用，对已有的历史结论进行辩证性、批判性思考；第14题对历史事物之间联系进行新的发掘；第19题要求考生编写对话，设置的是开放性、探究性任务等，都是对考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行考查的集中体现。3.试题统筹兼顾，注重考查的整体性试题统筹兼顾，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点鲜明。试题在对必备知识的考查上，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三个领域的内容分布相对均衡，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三个部分比例分配较为合理。试题在对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的考查上，每道试题都有所侧重，如第16题突出了时空观念，第18题强调了史料实证，第17、19题重点考查了历史理解、历史解释素养。同时，从整份试题来看，试题以核心价值导向、思维能力导向为主线，考查目标涉及了学科核心素养的各个要素、关键能力的各个领域，考查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山东教育发布）

京领特邀专家陆士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等职兼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副会长陆士桢教授筹建了国内高等院校第一个社会工作系；撰写、编辑了关于青少年、儿童、社会工作方面的书籍、教材十余种，在海内外的相关报刊上发表过上百篇有关青少年和儿童工作的学术论文。本次京领说特别邀请陆士桢教授从教育的视角和整个发展视角，分享她对“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创新精神与能力的培养”相关问题的看法。将创新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将创新精神与能力的培养纳入教育方针说到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创新精神与能力的培养，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把创新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同时把创新发展的教育纳入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比如十九大中明确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把创新当做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其次，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明确提出了“创新教育”这个概念。一般的来讲我们就说“创新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明确指出核心是在我们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着重研究和解决在基础教育中如何培养中小学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创新意识是从兴趣出发想问题、爱琢磨，创新精神就是我们说的发散思维，以及创新能力，这三个角度。最后，是制定政策，推进创新教育。从2017年中办、国办发布的最新的一个文件，在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发展创造性思维、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 把我们国家中小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变成一个规定内关键培养目标。另外从13年到现在，从中央层面至少发布了22份文件促进创新创业。这些文件的内容都很具体，比如说对大学生创业有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等。除了创业给予的支持之外，明确要求大学必须实行创新人才培养的计划，要开发开放创业创新教育课程，要提供强化创新创业的实践资源，同时还提出了，为了更好的让学生创业创新，要实行弹性学制、评价体系改变等。积极推进传统文化创新教育其次，就是积极推进传统文化创新教育。其实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德国的文化教育其实与我们的文化教育存在一些差异，中国讲文化教育一般讲的是传统文化教育，德国讲文化教育更多讲的是是一种教育哲学，包含教育所有的概念。所以在内核上我们是可以形成共识的，就是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教育的核心是“人本”，“以人为本”，你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一切从仁”。其实在中国，我觉得创新教育最大的障碍，在于我们的人本精神的不透彻，中国传统文化会把“人”当成被塑造的对象。中国的孩子在中国文化当中具有很重要的位置。中国人关注家庭、关注下一代，但是很少真正把下一代当成一个独立的、有自主能力的、独特的人。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我们说一个人不孝有三条，最不孝的是没有后代。这个无后绝不仅仅是生理性的，它是社会性的。中国人更希望下一代传承自己的家业、精神价值，包括文化。其实中国人很重视孩子，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精神追求、事业发展的某种工具。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塑造”。我们把孩子当做一个课题，我们来塑造他，塑造他能够符合传承我的所有一切的要求。这个思想其实是创新和人本最大的障碍。这些年来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去突破。在刚刚召开的教育大会上，我个人觉得在“立德树人”的教育的根本问题上，所谓“树人”就是“以人为本”。而创新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唤起个体内在的动力、积极性、独特的个人才能，这是创新的本质。这些年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努力。比如说，我们进一步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第二，我觉得我们在整个创新教育当中，深刻理解传统文化中的人本基础。我们创造和积累各种宝贵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其实凝聚的是思想价值、经验认知、智慧技能、其实也凝聚着人类的宝贵情怀。传统的这些东西，不仅是一种文化表达，我认为最精华的部分是历时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性。文化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人性最充分的表达，所以它的人本是基础。那么我们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创新教育的新形势、新途径。比如，第一，倡导“致良知”，侧重品德的养成，能力的培养，服务“立德树人”的目标。第二，倡导生活化，传统文化一般比较高深，跟现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有区别，所以我们强调不能都是阳春白雪，也要贴近现实。第三，倡导“知行和一”，文化是一种抽象的定义，但是一定要重视行为、重视实践。第四，倡导现代化，充分利用互联网+，我们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其实目的就是开放和共享。我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在上海一所小学，学生在学刺绣，将上海的新景以中华民族传统刺绣的方式呈现。第二个例子是新疆的一所小学，他们每天进行晨诵、午读、暮写。早上起来念诗，中午读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晚上要写字，坚持数年。第三个例子是潍坊，他们把文化渗透到课程体系和学科建设中，从艺术课程、活动学科、社团课程、等七个方面来推进传统文化创新和教育。传统文化创新中的创新教育那么第三个角度，传统文化创新中的创新教育怎么进行？这也是现在中小学实践当中需要重点抓的几个方面。创新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智能活动，所以，很多教育者都提出了，创新一定不能用原有的评价体系，如分数等，来遏制学生，而是一定要创建轻松、自由、民主的氛围，让孩子身心放松，才有可能激发出他原有的求知欲，激发他创新的意识和行动，强调给孩子营造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和生活氛围。比如说，第一是怎样创设情境，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他们的创新兴趣，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我们现在教育孩子经常是给他们讲大道理，而这些离他们太远，真正能激发学生兴趣我觉得其实就两条：第一，求知欲望，他觉得好玩，想要知道。第二是成功欲望，他的学习过程、创新过程能够获得肯定。这两个是最关键的。第二点，是怎样启发创新意识，在教育过程中如何发现问题，鼓励孩子思考问题，通过讨论来解决问题。第三，是要创造机会，让孩子能够展现自己的创新成果。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给孩子实践操作的空间和自我表现的机会。第四，是组织学生开展讨论会，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其实就是多讨论、碰撞。第五，是要推动自觉，这方面我们可能有所忽略。第六，是一种情趣引导，帮助学生形成一种体验创新带来的愉悦感，就是说创新使他高兴，给他带来一种内在的满足，才能推动他创新习惯的养成。第七，就是多鼓励，改变评价标准。第八，是特别要注重师生关系的营造，营造创新性的思维环境，客观地说，我们其实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距离，还需我们更多的努力。结语最后，我一直觉得国家领导人的这段话对我和教育界影响很大，他说“未来中国，是一群正知、正念、正能量的人的天下。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谁的福报越多，谁的能量越大。与智者威为伍，与良善者同行，心怀苍生，大爱无疆。”这里说到一个“智”，说到一个“善”，其实对人来说，有智，你才能发展，有善，才能永生。从创新的角度来讲，有智你才能有创造，有善，你的创造才能有方向。那么我想，这次教育大会上国家领导人说的，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是教育最根本的。他提了这么6条：坚定理想信念、后执爱国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我认为这6条是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基础，也是我们教育需要非常努力的地方。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杨斌：大学创新文化的五个特征及对文化传承创新的贡献教育强国★★★★★在第七届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十强决赛上，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主题为“大学创新文化的五个特征及对文化传承创新的贡献”的分享。杨教授指出，大学的科研创新文化，对于整体社会文化有重要价值和贡献。与企业创新相比，大学创新有低功利性、弱层级性、高公益性、科学理性、强人文性这五个特征。对于创新创业教育，杨校长也提出了期望，创新创业教育的初心是培育对学生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价值观和品格品性。相比瞬间的“赛果”，学生们在“赛程”中所接受的指导和挑战更重要。我们要不忘初心，关注育人。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清华大学“校长杯”的第七届的决赛，我特别代表学校来表示祝贺和支持！也来感谢各位企业的支持和校友的帮忙。祝我们的大赛一年比一年更有进步。刚才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开了清华x-lab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会议，讨论清华x-lab和创新创业教育下一步的发展。我自己感觉，形势是好的。以前的几届校长杯，场地特别大，媒体特别多，灯光特别炫，热热闹闹的，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朴素简单直奔主题就最好。一段时间里，双创变成社会上媒体的焦点，各界的殷切期望很急迫，其实反而对于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扎实开展构成某种扰动。我们的初心是通过大学当中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人，不仅仅是出来一些创业家或者说创新人才，而是更多的学生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在自己心里播下创新创业的种子，不论今后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有一种挑战现状、动手改变的意愿、勇气和能力。我们希望通过清华x-lab和创新创业教育，能够培育对同学们一生有长久影响的价值观、品格品性，这比短期内提高学生身上的某些能力以及过程中获得的具体成果，长期看更重要得多。大学里面学生比赛的特点是，任何时候“赛果”都是瞬间的，是一种当时状态的反映，不是什么光环，远称不上是什么成就。我们更看重的，我们也希望参与其中的同学们更看重的，是在“赛程”中所接受到的包括在座的评委在内所给予的指导、挑战、拉伸，打磨每个计划，深化创新感觉；这些带有手把手色彩的培育过程要比什么“赛果”重要得多。所以我今天还是特别要代表学校来表示支持，不仅是支持比赛，更是支持你们一以贯之的投入。学校里以“校长”命名的活动恐怕只有这一个“校长杯”，足见清华大学对以创新创业教育来育人这件事儿的看重，这不是某个阶段的政策，而是会长期坚持下去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利用给决赛致辞这个机会，我想分享一点自己的思考，供各位老师、同学、也包括企业家、投资家批评，以促进我们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深化。我们都知道，现代大学重要的使命之一是文化传承创新，其内涵是很丰富的，今天我想着重谈自己思考的一个角度，就是大学的科研创新文化，对于整体社会文化的价值和贡献。清华讲科研做贡献的时候，经常说三条，顶天（面向全球科技前沿突破）、立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树人（以科研来培养人才），我有时候也想，三者之外，是否还可以加上一个“新风”，就是大学的创新文化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其实有一种“新风”的贡献。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大学的科研创新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和企业界都为创新而不竭地努力，这二者当然不是竞争关系，但也不是简单的互补或者上下游关系，其创新模式也不太一致。这里的“不一致”我认为是有价值的，某种意义上构成一种创新的张力结构，支撑起更具长期竞争力、更有韧性、也更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大学的创新文化，有五个与企业界不太一样的特征，我个人认为是持续地丰富着整个社会创新的文化和价值的。第一条，就是大学创新的低功利性。倒不是说大学的学者们有这个自觉性，也不是说企业界的创新者们太功利。必须要看到，企业界很多时候是要背负着比较短期就要见分晓的业绩压力，投资者的期待和业内相互之间的竞争也使得在时间维度上企业界的创新不能做得很从容。企业界的好处是需求也许更明确，但也要警惕这些需求可能是比较浅的、短的，有时候需要挖掘能表达出来的需求背后没说出来的“真需求”。学术界创新的低功利性，就是放飞、包容学者们的好奇心、理想化，所带来的有趣的探索，以及探索失败；并不是为了派上一个即刻的用场，但是却能代复一代地引领人类的发展，深化人类知识的基础，突破着认识的边界。低功利的自由探索，对于企业界是相当地奢侈的，尽管有些企业时不时地也想模仿大学的做法，给创新者们相当的自由度，但内在里还是跟大学的宽松环境不同。低功利性，意味着给创新的耐心更长，更能做也愿做长远的部署，这给整体的社会文化带来一种积极的输出。高校的科研创新成果，就像她的育人成果一样，很多时候不该在比较短的时期中加以衡量和评价。这就是低功利性。第二条，是大学创新的弱层级性。这是大学组织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两天参加校友聚会的活动，我们的文化传统上是“序齿不序爵”，反映到学校的创新实践中，也是如此。谁有新主意都会被听取，弟子不必不如师，平等探索，鼓励争鸣。大学的教授阶梯就是相对简单的三层，很多专业服务行业也都是如此，而且梯级高并不代表学术上的权威，资深的老师们要不断地听年轻的博士生、年轻老师讲新发现，这是一种终身学习，让大学当中的每个人都对学术的飞速进步有更强的敏感性。新技术往往有“逆龄化”的特征，也就是年纪轻的人反而更敏感更容易上手，更可能是尝鲜者；而弱层级性，对于整个创新文化都是有积极价值的，当然对于企业到了生产运营中却可能未必。弱层级也许会有利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融合，不必都回到命令链条的顶部，不太在意自己是哪个部门的，这一点也是跟企业创新不同的。第三条，是大学创新的高公益性。这是大学创新的一个价值取向。不只是公立大学如此，所有大学的创新，比起企业界来，都趋向于高公益性这个基本价值立场。在选择研究题目时，大学也往往鼓励教师们选择那些对于公共命运、人类福祉有长期影响的题目。终身教授制度，其实也有这个好处，就是可以献身大我。国家对大学，以及大学当中，对知识产权的安排也有其特殊性，既希望保证对其中的具体创新者有足够的激励，同时又适度地促进知识产权更快地流动、扩散，以造福社会，惠及民生。第四条，是大学创新的科学理性。大学的创新在知其然之外，尤其重视知其所以然，强调可以重复实验，循证说理，科学精神是放在第一位的。整个社会的创新环境的营造中，科学普及工作是一件大事，除了科学知识的普及，更多时候需要的是公众在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上的普及。现代社会大众容易被一时之热点和思潮所影响甚至左右，而大学对社会的纷扰喧嚣能保持一定的超然距离，给社会文化贡献着一定的稳定性。大学当中的学科秩序也是如此，不是社会上互联网热，就全都一窝蜂搞互联网，而是保持着她的范式逻辑、科学理性，冷静地、持续地做着独特的学术贡献。企业界的创新成效总会带有不少营销的成分，这也难免，毕竟有产业竞争或是获取资源的需要，而学术界应该主要是靠创新成果自身说话，经得起时间的反复考验。第五条，是大学创新的强人文性。大学中的科研创新的选题，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学者，都更有充满暖意的人文立场，更有促进社会平等和谐的价值主张，都更愿意关心不被竞争和效率所怜惜的弱者——特别是当这里的弱，很多时候并不是本身不努力，而是由于社会的变化、技术的交替所带来时，大学创新就更希望帮助他们，并且以创新的力量和方式来做，让社会的未来变得更好。强人文性，也意味着大学中的创新会天然地成为“有责任的创新”、“人本的科技创新”。长期来看，这种有人文大爱的创新不仅对社会文化有滋养，本身也构成一种独特的创新竞争优势。这五条我所体会的大学创新的文化特征，肯定是挂一漏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大学所体现出来的也各有特点。这些大学创新的文化特征，当然对企业创新也可以有一些借鉴和启发，但是企业界所处的情形不同，面临的挑战与大学不同，所以也不可能统统变成大学这样的创新文化。大学的创新文化比起企业来也可能缺少整合性、针对性、有组织性，显得效率低、周期长、太散漫。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美。应该说，大学能有相对从容宽松的创新环境，也是靠国家社会的关爱支持，包括企业界的慷慨赞助，才做得成，值得感恩，倍加珍惜。从这个角度来延伸说来，我们这些大学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也会有意识地突出低功利性、弱层级性、高公益性、科学理性和强人文性。我看了一下这次进入十强的团队的题目，除了刚才重恩院长所说的今年硬科技备受青睐之外，我也看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得到越来越多的关心，包括生态保护、老龄化，这些也都是跟人文有关的。这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也许短期内感觉不是那么有利可图的选题，但长期来看却可能代表着非常重要的新的需求趋势。评委老师们也可以给予多一些关心和鼓励。今天与获选十强的同学和费力帮忙的评委，以及各位同事、企业赞助者，来分享大学创新文化的一些特征以及其对社会文化的贡献，还是希望我们的比赛和平台，不忘初心，践行使命，持之以恒，关注育人。大学当中，最美好的莫过于，学习者都在进步，其实没有输家这个概念，只要你参与其中付出努力，你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赢家——显然，赢家不只是最后评委宣布的冠军。最后，预祝今天活动成功，也预祝各位从辛苦中得到更多收获。谢谢大家！（杨斌：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清华大学副校长）长安街直播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央视频、澎湃政务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责编：褚梦真；初审：程子茜；复审：李雨凡】【直播】查看更多。

原标题：和美国相比，中国科技实力到底是“巨弱无比”还是“强悍到令人窒息”？中国科技，别吹上天，莫贬入地。文 | 袁岚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对中国科技实力的评价，一向是个热门话题。在美国对中兴禁运芯片之后，这个话题的热度更是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许多人从中认识到了核心技术的重要性，认识到了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到，认识到了自主创新是国家的根本。这些是正面的效应。不过，也有不少错误的想法和做法还很流行，我们正好以此为契机澄清一下。一种常见的错误是胡乱吹捧中国的实力，动不动就谁谁震惊，谁谁慌了。经常有人给我转来各种“震惊体”的文章，问我怎么看，真有些不堪其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微半导体设备公司创始人尹志尧的遭遇。隔三岔五就有文章这样报道他：“刚刚，这位中国老人，突然回国，美国人彻底慌了！”“中国再一次在核心领域突破技术‘无人区’，弯道超车，率先掌握5纳米半导体技术！”尹志尧称，这些夸大报道搞得他们很被动。中微不是制造芯片的，是为芯片厂提供设备的。他们多次要求把文章从网站撤下，但过一些时候，又改头换面登出来，实在令人头痛。尹志尧芯片制造有很多道工序，中微做的是其中的一环，叫做蚀刻机。在蚀刻机这一环做到世界领先当然很好，但中国在许多其他环节依然是落后的，甚至在有些领域是一片空白。媒体的炒作，对尹志尧来说，不但是浪费时间，牵扯精力，而且会影响商业利益，扰乱企业经营。这实际上是损人利己。另一种常见的错误是反过来，把中国说得巨弱无比，认为所有讲中国成就的宣传都是假的。在这些人看来，中国前几年“吹牛吹大了”，“到了中美贸易战的这一天，我们才发现，一些吹得神乎其神的科技神话、工业神话，真的是神话”，“中国以为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美国，那是假象”。我们不妨把这类文章称为“神话体”。那么，中国的科技进步是神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在许多地方介绍过中国领先世界的科技领域。例如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屠呦呦为此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又如杂交水稻，为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袁隆平为此获得了2004年的沃尔夫奖。又如超级计算机，现在排名第一的是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第二是中国的天河二号，第三是美国的泰坦。又如量子保密通信，中国2016年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2017年开通了世界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总体上，中国排第一的科技领域虽然不是很多，但总是有一些，而大多数国家是一项都拿不出来。如果问中国排在世界前列的领域有哪些，那这个名单就相当长了，实际上包括大多数领域，例如卫星导航系统、航天、手机等。“墨子号”卫星许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看到中国强的地方，就极度兴奋，而看到别的国家比中国强的地方，例如美国的芯片，就极度沮丧。这些人虽然知识水平和思辨能力相对较低，但立场还是希望国家好的。奇葩的是另一些人，看到外国比中国强的地方，就产生一种“兴奋”，认为这说明讲中国成就的那些宣传全是假的。必须强调一下，这些反应都是错误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科技是非常广阔的。中国在很多领域做得不错，同时美国或其他国家也在很多领域强于中国，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经常批评中国的不足，介绍其他国家的成果。但是一码归一码，中国实际取得的成果还是应该承认。如果你一定要数不出一个外国比中国强的地方，才能承认中国有成果，那你等于是把标准抬高到了一种荒诞的程度，好比在奥运会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包揽全部金牌就一无是处似的。没有任何国家能达到这样的标准，也没有任何理性的决策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做出的。说得再大白话一点，好比现在有1000个科技领域，中国在100个领域领先，美国在800个领域领先，那么正常的反应是承认差距，继续努力。而许多人的反应，却或者是把中国领先的全部抹杀，或者是把美国领先的全部抹杀。成都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如果你问，对于中国的科技宣传，对于中兴事件的反应，应该是硬的好还是软的好，积极的好还是消极的好？那么回答是，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不实事求是就怎么都不好。把中国吹上天的“震惊体”和把中国贬入地的“神话体”，看似针锋相对，其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由于无知和懒惰，对世界做出一种最省力、最简单的解释。省力的结果就是像哈哈镜一样，把现实照得面目全非。实际上，这些人的目的不是对世界获得深入的理解，而只是情绪的发泄。有一个基于游戏《英雄无敌3》的笑话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感情需求：一个农民走到“城堡有限公司”的总裁办公室门口，问守卫的枪兵：“请问，十字军总裁在吗？”枪兵告诉他：“十字军是二代的总裁，现在已经下台了。”“知道了，谢谢。”农民微笑着走了。第二天，这个农民又来问枪兵：“请问，十字军总裁在吗？”枪兵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十字军是二代的总裁，现在已经下台了。”“知道了，谢谢。”农民微笑着走了。第三天，这个农民又来问同样的问题，枪兵暴跳如雷：“我最后告诉你一遍，十字军是二代的总裁，现在已经下台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没什么，我只不过想再多听几遍这个好消息。”农民微笑着走了。你看，“震惊体”和“神话体”的读者都是这样，并不关心真实的世界，只是想多听几遍自己想听的消息。最滑稽的是，这两种文章还互相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好像众人皆醉我独醒。在不同的观点之间，真正的区别不在于是捧还是踩，而在于是否实事求是。一个观点不会因为它是褒就自动正确，也不会因为它是贬就自动正确，只会因为实事求是而正确。只有在客观认识现实的基础上，才能根据现实而不是想象来决策。而为了客观认识现实，关键就是要提高科学素养，既要了解具体的科学知识，也要了解科学的思维方式。拓展阅读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科技水平是国家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的最本质的标志。当今世界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显然是美国。中国的科技水平处于什么位置呢？文︱袁岚峰本文于2015年8月原载于作者博客，原文有删节，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如何理解当今的世界大势？世界和中国如何演化到现在这样？将来会怎么样？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先看清大图景。科学中，不同的事实材料有不同的重要性。首先要理解和解释那些最重要的事实，才能建立起理论体系。当然，判断哪些事实最重要，最值得解释，是需要洞察力的。例如爱因斯坦从测量地球在以太中漂移速度的否定结果，领悟到以太根本不存在，光速在所有惯性参照系中都相等，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狭义相对论的大厦。民科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细节问题否定基本理论，各种推翻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尝试大都是如此。殊不知细节问题之所以困难，往往是因为影响因素太多，研究者难以把握。例如一片树叶下落的运动，跟树叶的质量分布、每个瞬间的气流都有关系，要描述清楚极其困难。而最重要的事实、大趋势反而是相对简单的，只要抓住几个关键因素，就能得出深入的结论。所以预测一只股票的价格非常困难，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却要容易得多。那么，人类社会哪些事实是最重要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这样想：如果有外星人在观察地球，他们会首先关注我们的什么？或者我们发现了一个外星文明，我们最先想知道的是他们的什么？1科技与文明等级答案很明显，是科技水平。从能源的角度看，用火的文明，用畜力的文明，用蒸汽机的文明，用电力的文明，和用核聚变的文明，发展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从材料的角度看，用石头的文明，用青铜的文明，用铁的文明，用化学合成的塑料、橡胶、纤维的文明，和用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中的强相互作用材料“水滴”的文明，发展程度是完全不同的。高等级的文明遇到低等级的文明，就是碾压。在同一等级的文明之间，即使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相差很远，还是可以平等对话的。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外星文明处于冷兵器时代，我们不会紧张，该担心的是他们。如果发现他们会使用不可控的核聚变（即氢弹），跟我们并驾齐驱，我们就要认真对待了。如果发现他们会可控核聚变，会星际航行，我们就只好祈祷他们是善意的了，因为他们要消灭我们只是举手之劳。根据《三体》小说的设定，“水滴”用强相互作用材料制成的1964年，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卡达谢夫提出了卡达谢夫标度，用一个文明能够用来通讯的功率衡量这个文明的技术水平。按照他的标度，I型文明能够调集与整个地球的输出功率（10的15次方至16次方瓦特）相当的能量用于通讯，II型文明能够把一颗恒星的输出功率（10的26次方瓦特）用于通讯，III型文明能够把一个星系的输出功率（10的36次方瓦特）用于通讯。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级别呢？0.72型，连I型都还没达到。不过考虑到1900年的时候我们还只是0.58型的文明，这个进步速度已经很快了。也许再过几百年，人类就能进入I型文明。把这个视角转移到国家之间，我们就会发现，科技水平是国家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的最本质的标志。当今世界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显然是美国。中国的科技水平处于什么位置呢？我的回答是第一集团，跟美国有显著差距，但属于同一级别。2基础研究的论文与期刊更详细地说，科学技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业技术、生产经验等多个层次。各个层次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不同背景的人往往关注的层面不同。笔者从事理论与计算化学的基础研究，所以先在这里介绍一下基础研究的现状。基础研究的成果，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表现为学术论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科学界之外的人往往觉得能发表论文就很了不起了，但其实不同的论文之间水平相差很远，科研人员对论文质量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数量。如何评价论文的质量？如果对一个领域很熟悉，自然可以仔细阅读每篇文章，就其内容给出评价。但世界上的论文早已汗牛充栋，谁都看不过来，现代科学又分得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即使对相近专业的论文也很可能不足以给出评价。那么怎么快速地估计文章质量呢？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是看它发表的期刊。在现代科研体系中，文章不是作者想发就能发，而是由刊物的编辑和审稿人把关的。世界上有数以万计的科学期刊，不同的期刊之间审稿标准相差很远，好比奥运会和学校运动会的区别。学校运动会里会不会有世界冠军？原则上是有可能的，但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大多数人还是玩票的。而能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即使你不知道他的具体成绩，但也可以相信总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再来解释一下杂志“好”的程度。英国的《自然》（Nature）和美国的《科学》（Science）是两家著名的顶级期刊，它们的文章范围涵盖整个自然科学。有一些声名卓著的杂志涵盖整个一级学科，如《物理评论快报》、《美国化学会志》、《德国应用化学》、《化学科学》。又有一些质量很高的杂志覆盖一个二级学科，如《有机化学通讯》、《高能物理杂志》。再往下，门槛越低，杂志越多。这是一幅学术金字塔的图像。把哪些杂志称为一流是有一定任意性的，但出入也不会太大，科研工作者的共识比歧见多得多。3自然指数近年来，《自然》的发行者自然出版集团提出了一套衡量国家或研究机构基础科研产出的指标，称为自然指数。他们挑选了68家一流期刊，统计每个国家或研究单位在这些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这是最基础的指标，他们称之为文章计数（article count，AC）。这并不是说不在这68家杂志上的文章都不好，其实出自档次比较低的期刊的重要文章也不少，还有得到诺贝尔奖的。也不是说这68家杂志上的文章都很好，这些文章中也难免有一些价值不大的。但毕竟，在这68家杂志中出现重要文章的概率比在其它杂志上大得多。在不知道更多信息的情况下，你看到一篇出自这些杂志的文章和一篇出自其它杂志的文章，可以十拿九稳地猜测前者比后者重要。所以作为一个对大量样本的统计，选取这68家期刊是可以接受的。当代科学合作很频繁，一篇文章经常有多个跨单位甚至跨国的作者。所以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把一篇文章平均分给每个作者，再根据每个作者的地址信息确定每个国家或单位占多少份额，称为分数计数（fractional count，FC）。比如一篇文章有两个作者，一人来自中国，一人来自美国，那么中美就各得到0.5的FC。此外，在这68家期刊中的天文学论文占世界所有天文学论文的比例大约是其它学科的5倍，因此他们又把天文学论文的权重乘以0.2，把FC调整成加权的分数计数（weighted fractional count，WFC），作为最重要的评判指标。这套做法在期刊的选取、各个作者的贡献等细节上当然还有很多可以商榷或改进的地方，但基本思路是合理的，参考价值比较高。2014年12月，自然出版集团公布了2014年（实际上是2013年12月至2014年11月）的统计结果。美国的WFC排第一，18643。中国第二，5206。德国第三，4077。四到十位是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西班牙、瑞士、韩国，从3371到1151。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不在前十之中。可以看出美国非常强大，WFC是中国的3.6倍。但中国排第二，达到德国的1.3倍、日本的1.5倍，也相当不错。自然指数再从研究单位的角度看，WFC最高的是哪一家？答案是中国科学院，高达1209，是第二位哈佛大学（852）的1.4倍。也许你会说这不公平，中国科学院是由许多研究所组成的，跟一个大学没有可比性。然而第三位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729），第四位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721），它们都和中国科学院类似。可见至少在科学协会之间比，中国科学院排第一是没有疑问的。再仔细想想，一个大学有很多院系和专业，而像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所只对应于大学的一个学院、一个系甚至一个专业，所以把协会和大学的科技产出做对比也未尝不可。以上结果对科学界之外的人来说可能有点意外，但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很正常，因为符合我们的日常感觉。仅仅十多年前，中国的一流文章还非常少见，很多教授都从来没发过，有一篇就显得很高大上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对人才的标准也一路水涨船高。现在想在科大这样的单位获得副教授职位，五篇一流文章算是起步价。出门介绍研究成果，如果不是这种量级的，简直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美国的一流和二流大学的研究水平是非常高的，随便拎出一个教授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还有一大波诺贝尔奖得主。是的，不少诺贝尔奖得主是在美国二流大学工作的。不是很久（十年？）以前，中国大学的研究水平整体而言跟美国还没得比，相差太远。不过中国的进步非常快，现在中国一流大学的研究水平我觉得已经接近美国的二流大学了。至少人们的期待值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研究单位作出世界一流的成果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事，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进步也表现在广度上，以前只有中国的一流院校才能指望作严肃的研究，现在连一些二流院校都不时发一篇《自然》、《科学》了。中国的上升势头之猛可以从各国2014年与2013年WFC的对比上看出来。美国下降0.8%，德国上升1.0%，日本下降2.3%，英国上升0.9%，然后六到十位的法国、加拿大、西班牙、瑞士、韩国都是下降的。中国呢？上升14.9%！这是个什么概念？如果保持14.9%的增速，5年就会翻一番。如果中美都保持14.9%和-0.8%的变化率，8.7年后中国就会赶上美国。然而这还没完。自然出版集团的WFC数据是每月更新的。现在显示的是从2014年6月到2015年5月的统计，跟2014年12月的数据相比刚好过去了半年。（本文写于2015年8月）仅仅半年时间里，中国的WFC又从5026变成了6318，增长25.7%！按照这样的速度，两个半年即一年就会增长58%，达到7942。因此以后如果看到报道中国2015年的WFC达到7000甚至8000，不要感到奇怪。与此同时，美国的WFC从18643变成17448，下降6.4%；德国从4077变成3939，下降3.4%。在半年时间里，美国对中国的比例从3.6缩小到2.8，中国对德国的比例从1.3扩大到1.6。如果这种令人咋舌的速度持续下去，中国超越美国所需要的时间就不是9年，而是3年！我们有可能在2017年就看到！此外，俄罗斯（338）排在第十九位，中国是俄罗斯的18.7倍。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可以考察一下。前面说的WFC来自对68个一流期刊的统计，但这些期刊的学术地位并不相等，好比《射雕英雄传》里的裘千仞和王重阳都算一流高手，但王重阳还是比裘千仞厉害不少。《自然》和《科学》的学术声誉和发表难度比其它大多数一流期刊更高，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顶级期刊的代表。当然这个代表性低一些，因为历史上发表在《自然》与《科学》之外的里程碑式论文（包括许多得到诺贝尔奖的）实在是太多了，远远多于发表在那68个一流期刊之外的，不过仍然不妨做个参考。自然出版集团也给出了只限这两个杂志的WFC，我们姑且把它作为各个国家或研究机构发表顶级论文的指标。从2014年6月到2015年5月，国家中最高的是美国（860），然后是英国（144）、德国（116）、法国（67），中国（58）只排在第五位。研究单位中最高的是哈佛大学（75），而中国科学院（17）只排到第十五位。这里固然有《自然》与《科学》对英美特别照顾的因素，不过也反映出我们在顶级论文中的地位比在一流论文中的地位低一截。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优势主要在于次顶级的成果。后面将会谈到，这是一个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现象，而且与中西的历史与文化有关。4五大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基础研究的产出可以用科学论文度量，下面我们再来看应用技术的产出，用专利度量。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是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韩国特许厅、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五局处理了世界80%的专利申请，承担了专利合作条约95%的工作。从2012年以来，五局每年联合发布统计报告。2015年初，五局发布了2014年的主要统计数据报告，完整版的2014年五局统计报告将于2015年底完成。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显然发明专利是与科技水平相关程度最高的。五局的主要统计数据报告中列出的全都是发明专利的数据。2014年五局共收到230万件发明专利申请，其中最多的是中国，高达92.8万件，占了40%！其次是美国，57.9万件。日本、欧洲、韩国分别是32.6、27.4和21.0万件。这是中国连续第四年居于发明专利申请量第一的位置。跟2013年相比的增速，中国也是最高的，达到12.5%。美日欧韩的增速分别是1.3%、-0.7%、3.1%和2.8%。再来看发明专利的授权。2014年五局共授权了95.54万件发明专利，其中最多的是美国，30.1万件，占31%。其次是中国，23.3万件。日本、韩国、欧洲分别是22.7、13.0和6.5万件。中国的增速12.3%最高，美日韩欧的增速分别是8.2%、-18.0%、1.9%和-3.1%。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每个知识产权局的申请人都来自全世界，不只是自己国家。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申请人中，86%来自中国，4%来自美国。而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申请人中，只有50%来自美国，3%来自中国。在授权方面，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权人中，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分别占70%和7%。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权人中，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分别占48%和2%。显然，美国专利的国际化程度比中国高不少，吸收外国智力成果的能力值得我们学习。5研发人员与经费看完了专利，再来看国家在研究上的人力物力投入。科技部出版的《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我国的研究与发展（R&D）人员总数为353.3万人，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13312亿元，比2013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9%。按照1美元兑换6.2人民币元计算，相当于2150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前文中2014年WFC世界前十位的国家在2012年的R&D支出占GDP比例是：中国1.98%，美国2.79%，德国2.92%，日本3.39%（2011年），英国1.72%，法国2.26%，加拿大1.73%，西班牙1.30%，瑞士3.41%，韩国4.04%（2011年）。中国的比例处于中等偏低，不过在较快地上升。由于中国的GDP仅次于美国，超过第三名日本的两倍，所以可以肯定中国的研发投入处于世界第二位，接近美国的一半。2014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经合组织2014年科学技术与工业展望》中预测，中国的研发支出将在2019年前后超过欧盟和美国，跃居世界首位。6日常生活中反映的科技水平看完这些统计数据，再来谈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现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中产家庭拥有这些物质财富：房子，汽车，计算机，智能手机，大屏幕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多种家具、衣服等。在这些服务业上花费不菲：教育，医疗，养老，餐饮，电商，娱乐，旅游，健身，美容等。享受这些公共设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电信，医院，学校，绿地，剧院等。还有软环境：良好的治安，高效的政府服务，快捷的物流等。这样的生活和美国中产家庭有多大区别？区别不大。中美中产家庭生活的相似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处。区别总是有的，如美国人赚钱更多，买高档汽车更容易，出国旅游更方便，飞机场更多，如果能进名牌大学，就能受更好的教育。不过中国占优势的地方也不少，如治安普遍更好，高铁网络更发达（美国还没有高铁呢），中餐更好吃（美国大部分的饭店就是悲剧），电信网络覆盖度更高（中国有村村通，美国在不赚钱的地方就不通）。2014年，中国人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分别是75.15岁和79.56岁（美国中央情报局world fact book的数据）。总体而言，中美中产阶层的生活属于同一级别。不同之处属于各有千秋，而不是瞠目其后。从收入看来似乎相差很多（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7），但实际生活质量却相差不远。这是因为中国的中产比例低于美国（但中产人口高于美国），也因为美国的贫富差距比中国大，少数的富人拿走了太多的资源，还因为美国是一个高成本的生活体系，消费效率比中国低（见郭晓明《物质循环的世界》第19节）。中星9号直播卫星覆盖图7工业技术水平再来看生产中的技术水平。第四代战斗机，美国有已服役的F-22和F-35，中国有试验中的歼-20和歼-31。航空母舰，美国有11艘核动力航母，中国只有一艘从买来的瓦良格号改建的辽宁舰，蒸汽动力，据说国产航母正在建造。卫星导航系统，美国有GPS，中国有北斗。导弹防御系统，中美都有。导弹打卫星，中美都有。弹道导弹打航母，只有中国有。有源相控阵雷达，中美都有。预警机，中美都有，中国的更先进（注：有源相控阵雷达在原理上比无源先进）。超高音速飞行器，中美都在试验中。空间站，美国、俄罗斯等16国共用国际空间站，中国有天宫。太空探索，美国的探测器登陆火星，中国只到月球。芯片，美国有Intel、AMD，中国只有龙芯、华为麒麟。操作系统，美国有windows、iOS、安卓，中国没有像样的代替物。电信，美国有思科，中国有华为、中兴。4G标准，美国有FDD-LTE，中国有TD-LTE。搜索引擎，美国有谷歌，中国有百度。电子商务，美国有亚马逊、eBay，中国有阿里巴巴、京东。社交媒体，美国有脸书、推特，中国有微信、微博。汽车，美国有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中国只有奇瑞、吉利、长城。电动汽车，美国有特斯拉，中国有比亚迪。手机，美国有苹果，中国有华为。高铁，美国还没有，中国占世界一半以上。大飞机，美国有波音，中国的商飞正在研制C919。液晶显示，美国几乎没有，中国有京东方……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基本的特点是，大多数领域美国领先，但差距在缩小中。也有些领域中国领先，如预警机、火力发电。有些领域美国占压倒性优势，也有些领域中国占压倒性优势。歼-20能在几乎所有领域和美国正面对抗，而且还互有攻防的，世界上只有中国一家。其他西方国家由于体量较小，又缺少国家意志，在四代机、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手机等领域基本都放弃了。日本放弃得更多，除这些外还有电信标准、导航系统、大飞机等。俄罗斯只能抓军工和航天，在大部分领域里都退出了竞争。只有中国在全面发力，在每场竞赛中都不缺席。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一个选手如果只参加几场比赛，取得了好成绩，那么人们一般就只称赞他。而另一个选手出现在所有的赛场上，在大部分赛场上都排在前五位，就经常被人批：为什么短跑不如博尔特？跨栏不如刘翔？跳远不如刘易斯？拳击不如邹市明？太弱了！对中国，大家批的是：为什么汽车不如德国？芯片不如美国？机器人不如日本？液晶不如韩国？这种批评背后的意思是中国应该在每一个领域都做到第一，否则就是失败。其实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是第一，这是个脱离实际的要求。怎么不提德国的社交媒体不如美国，美国的高铁不如日本，日本的手机不如韩国，韩国的太多东西不如中国？他们是不是也该痛心疾首地反思？不过这个脱离实际的要求也有正面意义，就是说明中国人民内心非常骄傲，自我期许极高。我们知道自己在历史上全面领先过。面对困难，我们总是认为内因是主导因素，自己搞好了就没有过不去的槛，坚信人定胜天，君子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这其实是大国特有的一种自信。对许多小国来说，命运多次不由自己决定，他们很清楚人力有时而穷的道理，适当地选择大国投靠是他们必备的生存智慧。大国的这种自信虽然盲目，虽然不合逻辑，但仍然是有价值的。它多次使大国的人民焕发出不可思议的勇气和创造力，完成了许多伟业。正如基辛格《大外交》第18章所言：“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盲目的自信总比盲目的自卑好得多，这种自信是超级大国人民必备的底蕴。8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综合以上对科学论文、专利、科研人力、研发经费、生活质量、工业水平的讨论，就得到了前边说过的结论：中国的科技水平处于第一集团，跟美国有显著差距，但属于同一级别。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论文和专利表示的是科技的增量，而不是存量，正如GDP表示的是财富的增量，而不是存量。由于我们爆炸式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科技和财富的存量可能还不如其他一些国家，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国家还有老本可以吃。但是在各种增量指标上，我们都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了。而在这些增量指标的增速上，即增量的增量，我们毫无悬念是世界第一，如前面说的2014年WFC比2013年增长14.9%，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12.5%，其他国家不下降就不错了。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在快速发展，科技投入在快速增加，即使其它条件都不变，科技产出也会快速上升的。正如一句老话：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有人有钱就能搞好科技，这个道理虽然正确，却不容易让人相信，因为许多人特别不自信，说得好听点就是太有忧患意识，忧患过头了。1999年左右，杨振宁到科大演讲《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结论是：“以下的几个长远的因素是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有辉煌的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是需要有聪明的年轻人，有头脑做科学研究；第二是需要有重视纪律、重视忍耐心、重视勤奋的社会传统；第三要有决心；第四要有经济条件。……中国在20世纪里有前三者，到了21世纪我认为将四者具备，所以我对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当时我十分不以为然，因为中国有太多的问题，腐败，专制，贫富差距，世风日下……所以，杨先生，您是不是老糊涂了？后来随着眼界的扩大，却越来越发现杨振宁讲的是完全正确的。他这些道理看起来很质朴，简直土得掉渣，但却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这正应了《道德经》里的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9美国的昨天和中国的今天其实从历史上看，经济强国科学崛起几乎是必然的，过程比一般人想象得直截了当得多。19世纪末，美国已经是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大国，但科学水平还很低。1883年，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1848—1901）做了一个演讲《为纯科学呼吁》，被后世称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他在演讲中激烈批评了美国科学的状况：“美国的科学只存在于未来，它没有今天和过去。……我们厌倦平庸，这是我们国家所遭受的诅咒。……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并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更富裕吗？……教学工作会消耗大部分精力，这也是绝大多数在教授职位上不进行任何科学工作的人的一个借口。……这类的事实（按：美国的许多所谓大学只有几位教授、十几名学生和几万美元的经费）只会存在于一个民主的国家，它所自豪的是将所有的东西都降低到同一层次。……要让他们（按：美国的大学生）知道他们只接受了一半的教育，他们与世界上的一些人相比如原子般微不足道。……那些拿最高薪水并拥有教授职位的人今天所做的事绝对不是纯科学研究，而是科学知识的商业应用，目的是增加他们已经很高的收入。……如果这位学生被一些当时所谓的好老师所教育，这些老师所知道的只比学生多一点，并常常被学生超过甚至轻视，那么没有人会怀疑这位学生的品味低下。这位学生发现只要他稍加努力，他就能超过他所在的大学中拥有最高荣誉的人；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工作的动力随之消失了。旁边的小土丘让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他无法比拟的大山。……在美国人的心中，期望与赌博的欲望被混为一谈，除了它们的名字不同之外，每个机构都在混沌中昏睡，期望时间的流逝能带来繁荣昌盛。……有太多的地方学会被冠以大而不当的名称，每个学会都有自己的知名人士，他们有特权将他们在早晨散步时发现的某些多出一支脚的螃蟹描述为无价之宝。……它（按：美国科学院）没有办法获得像伟大的英国皇家学会、或者是在巴黎、柏林、维也纳和其它欧洲首都和大城市的伟大学院的地位。……在科学方面，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版过或者即将出版任何中小学教材以上的书籍。……我们国家所做的物理学工作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物理学期刊。”亨利罗兰看到这些，你会觉得美国的科学弱爆了。当时肯定也有很多“良心”人士宣称美国不可能搞好科学。但他又说：“慷慨给予是美国人最优秀的品质，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将会在将来的资金中得到支持。……美国人在小事情上不缺乏发明和创造，当同样的精神被用到知识和对科学的热爱上时，它就会变成研究的精神。”罗兰的结论是热情洋溢的：“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前进的速度：我们看见城市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其它的宏伟事业也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前进。我们看见了正在建造的物理学实验室，我们看见了对接受过全面训练又不惧怕数学的物理学家的大量需求，需要他们做教授或加入到所谓的现实生活中。也许我们与所有真正的美国人有着同样的感觉，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未来，我们将努力成为世界科学的领导，就像我们今天努力成为世界财富的领导一样。”当时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是多么相似！罗兰说美国的物理学工作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物理学期刊，这正好引出另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国物理学家伊西多艾萨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1898—1988）年轻的时候去欧洲留学，发现美国的物理杂志《物理评论》是被一年一次用船运过去的，说明在欧洲科学界看来美国的物理研究根本不值得重视，用不着及时看。拉比暗下决心，回国后担任了《物理评论》的主编，和同事们把它打造成了世界物理学界最著名的期刊之一，并且自己因为发现核磁共振获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化学家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arl Pauling，1901—1994）也是在去欧洲留学之后，把美国的化学提升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并因为提出价键理论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10中国量子信息的成功之路我们来看一个中国的例子。量子信息现在是一个非常热的概念，经常上新闻联播，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量子信息搞得很好。量子信息究竟是什么？量子信息的应用分为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两大部分，前者比后者的技术难度高得多。量子计算在理论上可以解决很多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大大加强现有的计算能力，如加速对无结构数据的搜索，模拟真实的量子体系，通过对大整数的质因数分解破解最常用的密码体系。科学家提出了若干种量子计算的实验方案，但目前还没有一种达到实用程度的，都只能做一些算法的演示。例如对于因子分解，传统算法的计算量随位数的变化是指数增长，而量子算法只是多项式增长。这意味着什么呢？分解一个5000位的数字，经典算法（“经典”是跟“量子”相对的词）需要50亿年的时间，量子算法却只需要2分钟！但这么美妙的事只是理论，只是潜在的可能性。真正在量子计算机上分解了的最大的数字是什么？是143 = 11 13，这是科大的杜江峰、彭新华等人在2012年实现的。另一方面，量子通信已经有一个应用了，称为量子密码术。这一个就非常了不起，它在物理原理上阻绝了泄密的可能，是真正的绝对保密。前面说的量子因子分解可以称为最强的矛，而量子密码就是最强的盾。最强的矛能攻破所有经典的密码，只有最强的盾才能抵御它。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是世界领先的，多次刷新了传输距离的世界纪录，有一些试验性的政务网络已经在运行中。科大的上海研究院在研制一颗量子卫星，预计2016年发射，用来做卫星与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实验。如果成功，就可望建立星地一体的绝对安全信息系统，有非常高的军事与民用价值。中国的量子信息研究一大半在科大，科大有三个大的研究组：郭光灿院士、潘建伟院士、杜江峰教授。这里来讲讲潘建伟的成才之路。潘建伟在科大硕士毕业后，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安东塞林格（Anto Zeilinger）教授组里读博士。1997年，他们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实验量子隐形传态》（Experimental quantum teleportation）的文章，潘建伟是第二作者。此文第一次实现了量子隐形传态，即科幻电影中的传送术（电影当然是大大夸张了的），入选了《自然》杂志的“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后来潘建伟回到科大工作，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人才缺乏。为此他自己继续到国外开展合作研究，同时有针对性的选派学生跟随自己或送到欧美各个先进研究机构学习。派出去的每个人做不同的方向，回来后互相取长补短，团队逐渐成形，就一点点显现出了合作效果。2015年，潘建伟研究组在《自然》上发表题为《单个光子的多个自由度的量子隐形传态》（Quantum teleportation of multiple degrees of freedom of a single photon）的封面文章，把量子隐形传态的体系从一个自由度扩展到了两个自由度。用《道德经》的话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997年实现了道生一，那时潘建伟还是博士生。2015年实现了一生二，这时他已经是量子信息的国际领导者。潘建伟团队从当初的单方向派人去海外学习，已经变成有来有往，目前有2位外籍教授、6名外籍留学生，分别来自德国、法国、加拿大、巴基斯坦等国家。潘建伟院士我们来比较一下拉比、鲍林和潘建伟。他们的成长道路很相似，都是先到先进国家学习，然后回国建立团队，把本国提升到先进水平。有些过于保守的人反对出国留学和对外交流，认为关起门来自己搞才是正道，这固然是错误的。但更多的人是过于悲观，认为中国永远都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跑，不可能搞好科学，这就更加错误。我亲耳听到过地位很高的人言之凿凿地说“中国人不会创新”，这种人的危害比保守派要严重得多。正确的态度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如果说中国没人才，那么耐心培养不就是了？以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勤奋程度和天分，只要按照科学规律做事，持之以恒地投入，没有做不成的。11科技新闻在你身边对以上各个结论，人们有一些常见问题。下面我们来拟一个答客问，解释一下若干常见的误解。问：中国的科学已经这么厉害了？我怎么感觉不到？答：因为你没有关心这方面的消息。如果你关心的话，就会看到很多。例如2015年3月，理化所和清华大学制备了一种液态金属机器人，含镓的液态合金吸收一小片铝以后，就可以在电解质液体中运动很长时间，能够蜿蜒前进和变形，被比喻为终结者。2015年3月，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和天津康希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发出了2014基因型埃博拉疫苗，针对性强，稳定性好，并具备大规模生产技术条件，优于美国、加拿大的需零下80度冷冻保存的1976基因型疫苗，已经治愈了一名英国女兵和一名意大利男护士。固然中国的科学宣传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但你如果闭目塞听，只关注明星八卦、飞短流长，那即使有再多的科学成就，你又怎么会注意到呢？问：中国的科学界不是黑幕重重吗？中国的科学体制不是僵化落后吗？中国的科学成果不都是造假的、花钱买的吗？答：中国这么大，科技人员这么多，自然难免有阴暗面。美国也是如此。但你如果以为全都很阴暗，那就大错特错了。向一流期刊投稿时，审稿人水平很高，而且卡得很严，一心想挑出你的毛病来把你拒掉，造假的有多大几率过关？至于说花钱买，就更可笑了。不要说一流期刊，二流的你去买一篇看看？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当然，有些低级的期刊上会有一些甚至很多低价值的以至造假的、花钱买的文章。不过学术界都知道这些期刊水平很低，不会把上面的文章当成像样的学术成果。向一流院校求职时，低级别期刊的文章不但没有正面作用，而且有负面作用。总之，把科学界当成商场官场，是无知无识者常犯的毛病。科学是最客观、最公正、最富智慧含量的人类事业，许多在别的领域适用的在科学中是不适用的。至于说中国的科学体制，当然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这个体制毕竟实现了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可见总体上还是成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体制再好，没钱也干不成事。用飞机来打比方，体制好比机身布局，投入好比发动机。发动机推力不够，再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机身也飞不起来。推力够了，一块砖头都能飞上天。投入不足对中国科技的损害比体制问题大得多，许多被一般人归结为体制问题的，其实是投入不足造成的。人云亦云地谈论体制问题，是缺乏技术含量的无聊行为。问：中国发了这么多所谓高档次论文，对生活有什么影响？纯粹是骗经费的！答：这也是一种很典型的观点，它反映了很多人的浅薄和傲慢。首先，人类的追求不只有物质生活，好奇心与求知欲也是基本价值。超越功利的理性思维是一种高尚的乐趣。你完全可以低头看路，但不要冷嘲热讽那些仰望星空的人。其次，基础研究决定了人类能够达到的上限。弓箭用得再好，也无法对抗导弹。《三体》里三体人用智子扰乱地球人的粒子物理实验，阻止了地球人粒子物理的发展。由于粒子物理是一切物质科学的基础，地球人就被锁定在了当前的水平上。其实三体人的科技水平并不比地球人高太多，可能只高一个级别，在神级文明看来两者都是秒杀的对象，但高这一级就足以碾压地球人了。再次，基础研究的效果要通过应用研究、生产试验、工业生产等多个环节，才能传导到日常生活。确实不是立竿见影，但这绝不是轻视基础研究的理由。正如罗兰在《为纯科学呼吁》中所言：“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并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更富裕吗？但我们忘记了这样的事实：他拥有面包，这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当然，中国的传导机制还不够通畅，成果传化率还不够高，在这方面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中国的基础研究已经对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李振声的杂交小麦养活了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口，屠呦呦等人的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疟疾患者，师昌绪的材料学研究大大提升了航空发动机的性能，徐光宪的稀土化学研究是中国稀土工业的基础。看不到这些的人，是自己目光如豆。最后，骗经费的人有没有？有，例如伪造“汉芯”的陈进。我们对骗子及相关负责人处理太轻，这确实是很令人气愤的，需要大力加强打击学术不端的力度。但合理的结论是打击假的，支持真的，有些人却要把孩子连洗澡水一块倒掉，那就太荒谬了。问：中国为什么还没人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答：其实得过了，杨振宁、李政道1957年拿奖时还是中国国籍。当然，如果把问题改成“为什么还没有新中国培养的人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那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了。对此简短的回答是：不要急，会得的。诺贝尔奖授予的是经过检验、得到公认的成果，往往是几十年前做出来的。日本近年来多次获奖，是因为日本在20世纪80、90年代科研经费高速增长，获奖者的成就大多是那些时候做出的。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如薛其坤等人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杨振宁认为这是诺贝尔奖级别的，而且还在不断产生新的重要成果，如最近的预测和发现外尔费米子。可以确信，几十年后一定会出现中国科学家获奖的高潮。至于具体什么时候得，谁因为什么成就得，那就很难预测了。重要的是，现在的基本图像是百花争艳，不能确定哪一朵最先绽放，而不是只有一两朵，即使绽放了也不代表春天到来。在诺贝尔奖问题上，有些人处于悲观的极端，认为中国永远得不了（体制问题！），而另一些人处于愤世嫉俗的极端，声称诺贝尔奖纯粹是西方的阴谋。这话用来说和平奖、文学奖或许可以成立，但用来说自然科学奖就离谱了。不要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耐心点，自信点。葡萄是甜的，而且你必然有吃到的那一天。问：听说过去几年美国突破了许多关键性技术，中美实力差距再度拉开了？答：这种说法是典型的以偏概全。中美这样的大国，都不断有许多进步。只提美国的进步，假想中国停着不动，才会得出这种离谱的结论。固然可以举出美国突破的许多关键技术，但同样可以举出中国突破的更多关键技术。对于这么大规模的问题，凭印象举几个例子是不够的，需要定量统计。前面列举的各种数据就是统计。任何没有预设结论的观察者都会看出，中美差距是在缩小而不是拉大。相信这种奇谈怪论的，说到底是对科技了解太少，对美国迷信太多。即使出于亲身体验对中国有了些信心，但信心还很微弱。一听到有人鼓吹美国不可战胜，第一反应就是习惯性的相信，膝盖立刻就软了。败军之气，累世而不复，说的就是这种心态。治疗方案：多学习。问：俄罗斯的国际论文发的少，是因为他们不屑于在英文杂志上发文章。俄罗斯的科技比我们强得多！更加以人为本！中国的高档次论文超过俄罗斯，是耻辱而不是荣耀！答：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错误论调，错误在于混淆增量和存量。如前所述，我们爆炸式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某些领域科技的存量可能还不如其他一些国家，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俄罗斯。但是在各种增量指标上，我们远超俄罗斯。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把这当耻辱的人，心态太扭曲了。俄罗斯的优势基本只剩军工、航天和资源开采，这都是苏联时期的老本。在其它大多数领域，俄罗斯已经显著落后于中国。一个非常有讽刺性的例子是，中国一汽与俄高尔基汽车集团成立合资企业，在米亚斯乌拉尔汽车制造厂组装解放牌卡车。一汽是当年苏联援建的，结果现在老师不会造汽车了，只好请学生帮忙。就像《倚天屠龙记》第24回里，张三丰听说少林派被灭时，把百年前郭襄送给他的演示罗汉拳的铁罗汉交给俞岱岩：“你日后送还少林传人，就盼从这对铁罗汉身上，留传少林派的一项绝艺！”苏联解体后经济崩溃，俄罗斯科学界遭受了一场大劫难，许多科学家不得不离开了科研，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普京上台后虽然有所改善，但投入仍然很不足。我认识的一位经常访问俄罗斯的老师说，俄国的科研人员大都是50—70岁的，年轻人很少。因为科研的收入太低，年轻人大都在外面打两份三份甚至五六份工，编程序之类。这样还愿意搞科研的，只能说是真爱了。科研人员外流很严重。再过10-15年，老的退了，新的补不上来，要完的节奏。中国的情况正相反，每年毕业的博士硕士是世界第一多，在学术圈内找工作成了一大难题。好的高校、研究所的位置基本都填满了，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单位也在快速提高标准。有人说搞科研不需要很多钱，俄罗斯仍然有很多成就，举出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的例子。他证明了庞加莱猜想，却是个避世隐居的怪人，从来不拿国家的研究经费，连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都拒绝去领。但是这个例子很偏颇，因为数学和物理、化学、生物这些自然科学不一样，数学命题无法用实验来证明，只能靠数学家的头脑。所以无论钱多钱少，所有的数学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数学方面的民科特别多，宣称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不计其数。自然科学就不是这样，实验是对理论最终的判决，而现代的实验是非常烧钱的。拿个试管在自己家里就能做出重大发现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粒子物理的加速器花钱是以百亿元计的。即使你只做理论，不做实验，现代的理论研究也往往需要大量的计算，我的专业理论与计算化学就是如此。这些计算不是拿纸笔能够完成的，需要很多硬件软件，这也是不菲的花费。俄罗斯由于缺人缺钱，科研每况愈下，这是明摆着的事。至于说俄罗斯以人为本，就更是笑话了。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是70.16岁，低于中国的75.15岁，酗酒的、贩毒的、走私军火的一大堆，叶利钦时代差点连核武器都偷卖给黑帮，真是相当的以人为本哪！问：中国重大的科技成就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如两弹一星、沙眼衣原体、牛胰岛素、杂交水稻、青蒿素、哥德巴赫猜想的1+2。改革开放30多年，论文发了一大堆，有什么比得上毛泽东时代的成果？答：这种观点虽然错误，但比前面的几种观点还是要高明不少。因为它举出了若干项真实的成果。毛泽东时代科学家们的爱国精神是一座永远的丰碑，如我就读的科大化学物理系的创始人郭永怀先生（1909-1968），飞机失事牺牲时，和警卫员紧紧拥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了导弹试验数据。毛泽东时代的科研体制也有不少优点值得总结、继承与发扬，如重点攻关，大协作，学术民主。然而是古非今是不对的，80年代固然是让科研人员过了一段紧日子，但经费增加后的爆炸式发展也不能否认。高铁、北斗、四代机、空间站、人工角膜、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量子信息、外尔费米子等都是重大的成果，不应该出于政治理念贬损它们。对毛泽东时代前辈们的丰功伟绩我们非常崇敬，同时也应该做一些客观分析。那时的科技成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追赶型，一类是原创型。两弹一星、核潜艇、造汽车飞机等是追赶型，就是已知别人造出了这个东西，我们想办法也造出来。追赶的难度跟原创有本质区别。提出问题之后，又有一大难关，就是你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当前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解决，能判断出这一点也需要很高的智慧。例如可控核聚变和量子计算，在物理原理上是可以实现的，但实验路径设计了好几种，每一种都有严重的局限性，将来是否能成功，需要发明新的路径还是只需改进现有的路径，都没人知道。追赶相当于把提出问题和判断可行性这最难的两步都跳过去了。有人说原子弹最大的秘密就是它可以造出来，只要知道这一点，你就已经获得了最关键的信息，这个说法完全正确。说这些不是为了贬低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伟大成就，前辈们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我们穷则穷矣，其实不是那么“白”的，后文详述）发挥了很强的创造力，做出了许多新的科学发现，如于敏的氢弹构型。两弹一星能造出来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但绝大部分国家还是造不了，正是因为他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追赶的位置，原创是必须要走的路。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说：“原来，我们曾经是有明确的追赶目标，别人在前面，我们奔着他去。现在，我们接近了，甚至在某些局部平行或超越了，这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在这种没有明确跟踪目标的情况下，创新的难度同以前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他认为，应对这样的挑战，核心就是要加强原始创新。如果说以前我们对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关注与投入还很有限的话；未来，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这些领域，加大对基础科学原理的深度理解与突破。杨伟的这些观点十分中肯。再来看毛泽东时代的原创型成果。合成牛胰岛素、提炼青蒿素等确实很了不起，但从更高的标准看来，美中不足在于这些大都是点状的突破，没有开创一大片新领域，引出一整套思想、方法、技术。达到这个程度的成就也有，如冯康的有限元方法，但可惜是跟外国科学家平行开创的，别的国家并没有受到他的太多影响。在这一点上刘耀阳有类似之处，许多人说他的层子模型相当于盖尔曼的夸克模型，但没引起国外的注意。不过总体而言，毛泽东时代还是点状的突破更多。12近代以来的大图景中国在解放前处于农业社会，科技水平比先进国家整整落后一个时代。民国时代开始引进西方的学术体系，搭起了框架，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研究成果还是很稀少的。而且国家处于战乱之中，即使有成果也难有应用的机会。毛泽东时代开始了大规模的和平建设，把已有的人才组织起来，并培养了大量的年轻人，通过接受援助和重点攻关，在一批战略项目上取得了突破，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改革开放初期，旧的体制已经过时，新的体制由于投入不足而运转不良，自主创新经历了一段低潮期。不过由于技术引进，工业生产水平还是在不断提高的。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自主创新意识与研发支出从90年代后期开始显著提高，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迅速进步，近年来科研成果出现了爆发。增量的增量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各个领域的增量数一数二，差距主要在存量上。目前的基本态势是全面追赶，重点突破，局部领先。外界已经在把中国作为现实的而非潜在的科技大国来重视了。这是历史性的进步！如果我们把视线再往历史和未来的深处延伸，自然就会询问：在近代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落到那时的悲惨境地？如何评价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将来会怎么样？目前的上升势头会不会延续？世界和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环球网综合报道】我国“十三五规划”要求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有关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国际教育成为重要载体。“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学部青年项目”阶段性成果——《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与启示》一书正式出版，填补了国内学界对于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空白。《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与启示》一书全篇近37万字，由国内相关领域知名青年学者陈蕴哲等著成。全书从国际教育综述和各国国际教育比较，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史、各阶段特点、发展经验及未来走向，中国国际教育发展路径等多方面探究了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实践以及带给中国的启示。澳大利亚因其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严格的教学质量保障、政府的政策支持、潜在的就业机会及多样性的文化等受到各国留学生的欢迎。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江苏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专家沈正平教授认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具备中西方兼容的特点，适合中国国际教育本土化高质量发展借鉴。目前中国学界对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停留在留学情况以及有关教育产业化、教育刺激政策等方面的介绍，缺乏从纵向角度系统研究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史的著作。这一专著从纵向与横向结合的视角，是关于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的专门性研究，时间跨度60年，通过相关国内外文献、政策法规、调研数据、史实及与澳洲教育部官员的访谈研究，总结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水平，向中国学界展现整个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沈正平教授进行了评述，认为是“一部研究国际教育的创新力作”。“首先，该著作首次从纵向角度对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在中国学界具有开拓性意义。其次，引入定量分析方法开展历史学研究，根据留学生人数、入学层次以及占全球份额等数据，科学呈现澳大利亚教育国际教育的历史变化及未来趋势。第三，详细分析了各历史时期澳大利亚国际教育转变的动因及其影响，求影响国际教育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国际教育不仅能为国家的发展带来巨额的经济收入，更能增进国家之间的理解，促进文化沟通，提升国家软实力。教育部国别研究重点基地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喻常森教授认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与启示》这一著作针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分析，通过历史事件、政策文本及主要澳洲教育官员的采访资料，全面论述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各历史时期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各历史时期转变的动因及其后续影响，从宏观层面展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各历史时期发展在全球国际教育中的地位，对于学界研究以及中国本土化教育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