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的历史研究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70年，历史中国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得以成立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但顶级机构的成立，还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种保障。顶级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顶级成果的生产，历史上并无定律。今天的中国，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说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标确定、规划得当，通过举国体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人类首次，如此惊世的成功，国人也没觉得怎样。想办到就一定能办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渐成了一种想当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很不同。虽然说，研究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有资源上的优势，但一流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涌现一大批世界级的史学大师，生产出一大批超越时代的史学著作，却大有疑问。大师不是自封的，天下苦无大师久矣早是事实。中国历史研究院算是举国体制的一个最新高峰。但内容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毕竟，历史研究属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探索活动，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什么？从问题的根源上说起。人脑有记忆和学习两种功能，这是历史研究的脑科学基础。任何一个时代，在世者凭直接记忆功能所能认知的事情，最大的时间范围不超过最早记忆得以保存的那个时刻到当下时刻。所有超出了这一时间范围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都叫做“过去的事情”，无法通过直接记忆来把握，只能通过学习这个功能来认知。结合记忆和学习这两种功能，认知并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记忆范围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学习。但记忆难免有偏差，学习常常有误解，所以，针对一个社会的全部“过去的事情”，需要社会中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过去，并不是“过去态”或“过去型”，而是“过去感”sense of the past，这是个大麻烦。由于“过去的事情”谁也没亲眼见过，无论多么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没有直接证人给予证实，只能凭当下社会在世者对于自身“过去”的主观感觉。而当下社会和社会中人却又都是变动的事物，当下社会是何种社会（繁荣社会、分裂社会、太平社会、孤立社会、主流社会、边缘社会、单一社会、混合社会…），当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种心态（豪情满怀、消沉萎靡、客观公正、愤世嫉俗、宽容大度、偏激狭隘、乐观向上、悲愤难平…），何种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高、中、低…），何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种种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着该社会“过去感”的形成。研究“过去”，却被“当下”影响，以为“过去”是客观，其实却是主观。若用个公式来表示历史学家们这一“过去感”困境，差不多应该是：S(past)=F(p1,p2,p3,p4,…)即：一个社会的“过去感”S(past)的形成，不仅仅与对“过去”past的客观分析有关，同时也是该社会当下present的“社会类型”p1、“社会心态”p2、“平均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p3、“主流意识形态”p4等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人类的先哲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了“述”和“作”两种建立“过去感”方式。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换成上述公式的语言，述，就是尽最大努力让S(past)=F(0,0,0,0,…)，不受当下的影响，而作，则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当今人，将古史做当下。今人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增加，“作”的冲动远远超过了“述”的可能，于是到了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种“夹述夹作”的“过去感”建构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虽然也说过“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但却更热衷于“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史记》之后，中国两千年来所谓正史，莫出这一“夹述夹作”的风格和范围。在黑格尔的分类中，这后一种历史叙述，叫“反思的历史”，区别于单纯“述而不作”的“原始的历史”。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不会止步于其中国同行太史公的“夹述夹作”史学风格，受到其德国同胞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又大胆地发明了一种与“述而不作”完全对立的“作而不述”的新式历史，叫做“哲学的历史”。用他的话说，（历史学家）“带着他的范畴，透过这些范畴来看面前的材料……任何一个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都会发现，世界也反过来呈现出一个合理性的面貌，两者处于一个交互的关系当中。”范畴无非是当下之人的一种思维框架，带着当下框架看历史材料，历史的经验事实就都成了在某一种思维框架的预设下被构建的东西。于是，“过去感”也就成了按照当下的思维框架重新组织经验事实材料的一种思辨游戏。又两百年，那位曾在墨索里尼政府里当过部长的贝奈戴托克罗齐，最终用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为“过去感”困境公式彻底划上了等号。其含义是说，不仅人的思想是当前的，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人的当下；没有当下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以，S(past)=F(0,0,0,0,…)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它一定是诸多present（pi）的产物。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那么好了。既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当下、不同的思维框架，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过去感”，并通过思辨产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的历史”，那么，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其本质何在，这个关键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简单说，一个胜利者的社会，受到征服的傲慢和暴富的癫狂所鼓舞，必定会产生一种只属于胜利者的“过去感”——为了说明当前的伟大胜利是全部过去的必然结果，就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只属于胜利者的“哲学的历史”。其实这正是西方学人在18-19世纪的故事。人们看到的，是一大批史学大师如群星般涌现，令其他文化中的学人们跪倒膜拜。但在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俗套故事：胜利者社会受傲慢和癫狂情绪的驱动为自己的当下重构自身“哲学的历史”。根据刘小枫教授的讲述，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于1753年出版，史称第一部“世界史”，“普遍历史”、“历史哲学”等世界史概念开始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问世，其主题是“自由”理念得以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属于地道的政治哲学的世界史，风头盖过了伏尔泰。紧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之后，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接踵而至，除了有众多著作问世，还于1880年以85岁的高龄口述《世界史》。刘小枫教授评说道：“尽管有种种差异，以至于伏尔泰和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很难相提并论，两者毕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普遍历史都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安排了一个明确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见不到中国的历史身影。”（2016年《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对此，刘教授的解释是：“如果兰克对‘世界史’的理解让我们感到奇怪，当我们看到卷十三的标题时就应该感到惊讶了。这卷的标题直接就是‘世界历史’，题下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诸时代：14~15世纪’。这个标题未必出自兰克本人，却初步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兰克很有可能仅仅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此前的历史与这个‘现代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会被纳入‘世界史’的框架。兰克的《世界史》没有提到中国，仅仅因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也没有。”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伏尔泰和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里给中国安排了某个位置，还是兰克根本就没给中国留位置，都一点也不重要。除了说明在他们所处那个特殊时代和所属的那个特殊社会受某种特殊精神的刺激建构出某种特殊形式的 “世界历史”之外，并不说明其他什么。把欧洲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把欧洲社会视为“现代世界”，这种极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价值了。当中国大踏步地回归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即使不说什么，西方社会自制的那些曾经煞有介事的“哲学的历史”也会自动破产。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标志：当今时代，在中国社会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胜利者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将以中国的方式，重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感”，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可以断定，不会再有与西方版“哲学的历史”相对的中国版“哲学的历史”，也就不会再有与西方版“西方中心论”相对的中国版“中国中心论”。毕竟，实证主义和多元主义已成主流。而抛弃了轻狂傲慢的“作而不述”之后，中国史学的“述而不作”和“夹述夹作”传统也将正常回归。梁启超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断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句话在当时是对过去的总结，在今天，也可以作为对未来的定位。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在当前的重大意义。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发布会现场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为庆祝新中国70周年，9月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介绍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学术成就总体情况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首先发布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总体情况，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适应新中国发展时代需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断推进学术创新和理论创造，取得丰硕成果，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介绍中国古代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为揭示中国历史的独特发展道路与规律、深化全社会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向世界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表示，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介绍中国世界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指出，经过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主题更加多样，方法手段更加多元，学术领域更加广泛，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态势。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杨艳秋介绍中国历史理论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杨艳秋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并围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再认识”、“古代史分期的再讨论”等若干方面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评述。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陈于武主持发布会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据悉，此次发布会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学术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为推动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陈于武主持，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记者近百人出席此次会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娓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

中国青年网北京11月10日电(记者 曾繁华) 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京召开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主持会议并讲话，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杨胜群、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和国史学会秘书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星星出席会议并讲话。座谈会现场 曾繁华摄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对于国史研究、宣传、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广大国史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迎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会上，朱佳木、杨胜群、张启华、李殿仁、张星星和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当代所副所长武力，当代所政治史研究室主任李正华，当代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宋月红等，分别作了题为《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国史事业深入发展》、《深入把握十九大报告所贯穿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立场和方法》、《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学习习近平新时代强军思想的几点体会》、《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新时代：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科学定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之中》的发言。国史学会部分理事、当代所研究人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国史系研究生及媒体记者近50人参加了会议。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 曾繁华 摄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杨胜群 曾繁华 摄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 曾繁华 摄国史学会副会长、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 曾繁华 摄国史学会秘书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星星 曾繁华 摄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当代所副所长武力 曾繁华 摄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当代所政治史研究室主任李正华 曾繁华 摄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当代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宋月红 曾繁华 摄朱佳木指出，党的十九大对国史研究事业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也是深远的。国史工作者学习十九大精神，有必要也有条件结合国史和国史研究的实际。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新中国历史进一步分期的重要意义，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贯通总结、融汇运用的科学方法，努力掌握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树立正确历史观论述的精神实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十九大精神，也有利于我们推动国史研究事业的深入发展。现场听众专心听讲学习 曾繁华 摄朱佳木强调，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核心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史学会作为党领导的学术类社会团体，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同样是按照党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领会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推动国史研究事业向前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新网北京9月25日电 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以院属各单位为依托，联合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位，在北京共同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9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在北京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为展览揭幕。中宣部理论局、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中国历史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并参观展览。本次展览位于中国历史研究院西阙一层的临展厅。展览设置了考古研究展区、古代史研究展区、近代史研究展区、世界史研究展区、边疆史研究展区、理论研究展区、32家联席单位展览和特设展览区域——殿堂成就，共8个展区。各展区分别展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以来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学术活动、领域内专家和32家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位的主要学术成果，以及50位史学界学术大师的主要学术成就。9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在北京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例如，考古研究区域主要展示了70年来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所对于各朝代的研究取得的丰硕收获、古文字学实现的一系列新突破、发展迅猛的科技考古取得的显著成果、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技术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公共考古向民众介绍的精准的考古知识。在古代史研究展览区域，展出了众多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具有学科奠基意义和重大学术影响的专著、工具书、古籍整理、学术论文以及相关科普成果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开展的一系列重大学术活动，以及诸多有利于整体提升中国古代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建设平台。近代史研究展览区域则主要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研究出版的多种专著、在国内外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定期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 ，重点展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色板块——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成果。世界史研究展区主要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覆盖世界各国的研究领域，和《世界历史》(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代表了各个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乃至全国世界史研究者之力完成的多部著作，展览还突出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多个特色。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7日，并面向公众开放。(完)

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家对其给予厚望，充满期待，也满怀好奇。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背景是什么，功能有哪些，怎么运作，使命是什么，如何创新？ 中国历史研究院远景图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半月谈记者来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院位于北京奥体中心，整个建筑形态宏硕壮美，端方大仪。 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 02:40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大家想知道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有什么背景，意味着什么？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我想有几个必然。 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必然。经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俗话讲“盛世修史”，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赋予了中国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第二，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累积了雄厚的物资财富，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呼唤着精神文化的丰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为人关注。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了历史新起点，更需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要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由何而来、到何而去？中华民族在百年大变局面临怎样的新机遇？大国崛起的历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回答，需要从更加整体化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归纳和总结。 习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进一步繁荣发展，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把历史研究作为理论起点，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规律，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民族复兴的根基。 第三，这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习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实践源头在哪里？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寻到真谛。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而历史是文化自信最深沉、最深厚的环节。 最终一句话，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半月谈记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反应是什么？李国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受鼓舞，倍感兴奋。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辉煌的、是绚丽多彩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我们且不说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学家，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有诸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等众多著名史学大家。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坚守“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甘于奉献，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中国历史研究几经波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些年历史研究遭受冷落、跌入低谷。在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历史研究学科或者历史专业甚至都不复存在了。有的与旅游结合起来，有些归并到其他专业。历史研究后备人才培养不景气、历史研究成果产出大面积萎缩，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史学研究下滑的同时，在史学理论领域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噪音杂音。随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文艺创作本身无可厚非，但随意性的、胡乱编造的戏说作品大量充斥在小说、电视、电影中，带给民众的是什么历史知识呢？是不真实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歪曲的。似乎中国古代宫廷，除了妃子宫女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这给社会与民众，甚至给国外传递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显然是不严肃的，是扭曲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辉煌，也经历过屈辱的磨难。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这些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和体现，没有让民众去正确地认知。戏说历史的泛滥，不仅冲击着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知，而且对人们的价值理念也产生负面作用。这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研究的失位。 半月谈记者：老百姓对历史一直有很高的兴趣。不少关于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或者图书都非常“热”。历史研究如何做到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的有机结合，让历史从高级殿堂走向普通百姓？李国强：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职责和任务之一。历史研究一定要走向大众，走出象牙塔。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将开展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成立博物馆。我们将利用这样一个良好的场地建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将展示中国古代文明，把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向公众开放展示。除了考古研究所有大量考古文物之外，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都收藏着一些各类名人手稿、珍贵古籍。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历史研究院的珍宝，当然更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把它们开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民众来感受和分享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第二举办公益性讲座。我们将有计划地邀请研究院著名专家学者办公益性讲座，让民众与史学大师面对面交流对话。 第三，出版普及型历史读物。让历史学者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出版历史读物，以此占据主流文化阵地，科学地准确地传播历史知识。 第四，推出文创产品。伴随着博物馆的建设，我们要加强文创产品的推出。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历史珍宝，望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让它们走向社会，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文创产品接受我们的历史知识，记住我们的历史传统，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有哪些，如何履行好这些职责？李国强：按照“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则，首先是集中优质资源力量，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 同时，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除了《历史研究》之外，领导机关又特批我们再创办一个刊物，现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同时，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研究院在整合中国社科院精锐力量，整合各类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这是一方面的职责。 另一重要职责是要做好全国历史学研究的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安排，致力于引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发展，开创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这是中央赋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个重要使命。为此，我们将联合一些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与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建立一些非实体中心，拟定一些资助计划，资助包括我们历史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和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的一些专项课题资助。除此之外，我们还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鼓励建立高端学术研究工作室。 应该说设想非常多，那么这些设想就是要履行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和职能。 半月谈记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还存在哪些问题？李国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以及大量的理论命题。 从当代来看，历史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无论是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顺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出现许多新的学科分支。比如海洋史的研究，在过去历史研究是研究不多的，但现在成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再比说全球史、环境史、反腐倡廉史等研究都是新的开拓。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也在进步，它的结构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此外，史学研究跨学科的特征也日益明显，不仅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互交叉，甚至与理工科等也彼此结合。比如考古研究所就有考古实验室，它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开展考古研究。再比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我们的研究就要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这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技术革命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手段上的变化，也会带来思想上的变化，理念上的变化。 当今历史学的研究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促使历史学工作者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多元，一定会产生比以往更加优秀的成果。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碎片化问题、片面化问题，研究领域分得太细小，忽视了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对历史的割裂，很难全面的科学的还原历史，很难从历史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同时，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之一。我们看到，现在网上甚至在学术界争论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客观历史、歪曲历史的观点，这些问题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无关系。 半月谈记者：在新媒体时代，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自媒体影响很大。不少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借助于互联网扩大传播。新媒体时代，中国历史研究院如何用好互联网？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网站正在建设中，这个网站要实现功能的多元化，要素的多元化，既要服务于历史研究院的工作，也要服务于全国历史学研究。同时要面向大众，要有公益性的传播功能。我们将加强新媒体多种手段的运用，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把形式和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博物馆将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做引导员、讲解员，4D影院以全景式、立体化的方式展示历史等等。我们希望以最大的努力，牢牢占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阵地主战场。 半月谈记者：有网友说，顶级机构的成立还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一流的优势资源未必一定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产生一流的史学大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李国强：这恰恰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正如总书记在贺信里殷切希望我们“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办公的环境非常好，面积很大，建筑也非常有气势。但有大楼不等于有大师。怎么样培育出一批大师级人物，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学术规律，提升制度创新。以改革的勇气，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过去，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小，每年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成果质量究竟如何？为什么近些年很少出现大众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要不负这个时代，需要学者们更加潜心研究，需要我们的管理者增强使命担当。我们要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以更方便更灵活的方式推动科研。我们将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更好的科研条件，特别是更好的制度安排，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吸引全国各地青年才俊到研究院来合作研究。 我们要对史学领域的冷门绝学加强扶持力度。比如说简帛、甲骨文的研究，非常重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研究日益薄弱，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在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氛围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给予政策性支持和扶持，历史研究院有责任把这样的工作担负起来。对那些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价值的冷门绝学，我们将制定计划、设立专门的项目、加大资金资助力度。 历史研究院也将加大对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翻译的支持，要资助翻译出版。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一些单位，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但历史研究院责无旁贷。 总之，通过制度的变革，通过手段的创新，尽量减轻史学工作者的负担，让他们更加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他们所钟爱的历史研究当中去。 半月谈记者：这些举措听上去令人很振奋。李国强：高翔院长提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咖啡、茶水，让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工作得更精彩，生活得更漂亮。当然不是因为有茶水和咖啡就显得“高大上”，而是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位同志都能充分感觉到自豪和被尊重。 半月谈记者：史学工作者的收入会不会更好一点？ 李国强：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发展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著名的学者、研究非常精深的专家，他们是精神上的富翁，但是生活中的“乞丐”。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他们的收入与研究成果完全不匹配。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未来发展中，会得到更多改善，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半月谈记者：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国强：习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把握好历史规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历史研究要书写好研究好中国历史，给我们当今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夯实根基、筑牢基础，通过我们优秀的历史研究成果，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愿景，做出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半月谈记者：孙爱东视频剪辑：张初文字编辑：郑雪婧

2019年8月9日，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学术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陈于武主持发布会，副院长李国强发布《中国历史研究院“学者工作室”制度实施办法》和“五个重大课题”进展情况。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记者约80人出席此次会议。中国历史研究院即将实施的“学者工作室”制度，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来凝聚全国史学精锐力量、加快史学融合发展的首创之举，旨在鼓励和扶持史学优秀领军人才，组建高水平、跨学科学术研究团队，以重大前沿史学理论问题为导向，集中优势力量，科学配置资源，努力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该项制度充分体现中央关于科研管理“放管服”改革要求，赋予首席专家以更大自主权，学者将以个人名字冠名“学者工作室”，自行组织团队，自行安排科研活动;注重成果导向，简化中间检查考核环节，为首席专家及其团队提供优良科研环境;中国历史研究院将在科研条件、科研经费等多方面给予充分保障;此外，中国历史研究院还将与首席专家签订《诚信承诺书》，以期引领史学研究的良好学术生态，努力打造中国史学研究的诚信典范。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来着力组织重大史学研究项目，旨在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以解决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为指向，以整合全国史学精锐力量为目标，着力推动中国史学创新发展、融合发展。首批立项并开展研究的《习近平论历史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元素》《中华民族复兴史(1840-2021)》《清代国家统一史》《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等重大项目，既立足史学前沿，又体现现实关照，强化史学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望在全面系统研究基础上，产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史学成果。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实施“学者工作室”制度和推进重大项目基础上，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新举措，持续立项一批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新课题，发挥统筹指导全国历史学的功能，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繁荣发展。

图书资料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章学诚认为，考据学家“以擎绩补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谓“天下之道，在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这是“溺于器而不知道”，理学家以“博学于文”为“玩物丧志、谓“讲习文学”者“工文则害道”，这是“离器言道”。图书资料是“器”，这两种对待“器”的态度都不端正。在广泛阅读、分析图书之后，通过地方志、目录书的编写工作的实践，他逐渐认识到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对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有了与当时学者不同的认识。他在《文史通义·易教上》说:“《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原道》中说:“道不离器，犹形不离影。后世……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夭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答客问上》说:《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这就是说:《六经》是史，是器，是政典，是典章事实。要言道(研究学术)，就不能忽视器(离开典章事实)。就是说:《六经》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而是研究学术必不可少的图书资料。《报黄大俞先生书》说:“著述譬之韩信运兵，而比类钟之肖何转晌，二者固缺一而不可。”《答客问》中说:“若夫比次之书(图书资料)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枪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这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依据图书资料，而保藏图书资料，又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答客问》下又说:这些图书资料好比酿酒需要糟粕，嘉禾需要粪土，有了它，就能“化腐朽而出神奇”，所以它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依据。章学诚对图书资料有了这样的正确认识以后，对于图书资料的功用和搜集、整理、保存图书资料的方法，也就有了正确的思想与态度。他注意到最基本、最原始的图书资料，存在于广大的地方机关。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提出:“天下大什既始子州县，则史事贵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翰备。”中央政府应当运用行政手段，向全国征集重要图书资料，以备修史和研究之用。在《校雠通义·藏书》中，他主张在国家藏书之外，学习佛家、道教的办法，把图书像佛藏、道藏那样集中保藏起来，以免散失，“亦可以补中秘(国学藏书)之所不逮。”这就倾向于建立半公开的图书馆了。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值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习近平2019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