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研究

转载于：金融监管与风险观察尹振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陈冠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内容摘要】金融业危机管理是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初步建成危机管理的制度体系，但仍需在金融领域加以完善。金融业危机管理具有不同于其他领域危机管理的特点，包括附属性、跨国性、常规性和长期性等，其法治化也面临诸多挑战。金融业危机管理法治化建设应坚持公开透明、合理化、责权利效相统一以及尊重经济规律与商业习惯的原则。危机管理各参与主体应在法治化框架下参与危机管理活动，尤其是金融监管部门应不断提高危机管理的科学决策水平，引导各参与主体共同提高金融业危机管理能力。【关键词】金融法治；金融监管；危机管理；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为有效防控疫情，政府各部门采取了多种方式、不同程度的应急管理措施。其中，金融业在此次危机中采取的多种应对措施有效缓解了疫情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冲击，但也暴露出面对突发事件金融业危机管理在法治化、精准化、科学化等方面的不足。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危机管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金融业危机管理法治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本文将从法治化角度对金融业危机管理的现状、特点、原则进行研究，并从立法和执法角度对我国金融业危机管理体系的法治化建设提出建议。一、金融业危机管理法治化进程与研究现状自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以来，我国的危机管理法律体系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从部门法划分上，各类危机管理规范散见于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社会法、程序法等多个法律之中；从危机事件的内容上可分类为应对自然灾害的法律（如《防震减灾法》）、应对生产安全危机管理的法律（如《矿山安全法》）、应对火灾事故的法律（如《消防法》）、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如《传染病防治法》）等；从危机事件的类型上可分类为战争状态、紧急状态和应急状态下的法律规范[1]（P124-140）。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大部分立法围绕危机事件的直接处置行为展开，并无针对金融业危机管理的专门性法律或监管政策。但通过梳理各项法律、规章，仍可以勾勒出当前金融业危机管理的制度框架。首先，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对国家治理包括危机管理提供了制度安排和授权，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在宪法的授权下行使国家日常管理权及危机状态下的管理权。其次，涉及金融业危机管理的规范也散见于多个单行法之中。例如：《国防动员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国家实施国防动员后，根据需要可以依法在实施国防动员的区域对金融等行业进行管制。国家直接对金融业进行管制属于较高级别的危机管理措施，对正常金融秩序的影响较大，只有在国家安全受到即刻的、严重的威胁时才能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规定了突发事件的分类方法，第四条规定了突发事件领导与协调体制，第五条提出了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突发事件处理原则。上述规定针对突发事件中的所有危机管理部门，对金融业危机管理亦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规范可应用于处理危机状态下的金融合同纠纷。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危机状态下的金融合同都可以适用该条款，应根据危机对个案的实际影响进行判断[2]（P57-66）。另外，金融监管部门发布的部门规章对金融业危机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政策规范。如中国人民银行于2014年发布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于2019年6月发布了《银行业保险业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等规章，对金融业危机管理提出了一些具体危机管理行为指导。从实践层面看，目前我国围绕金融业危机管理并无专门立法，尚未形成法治化和系统性的制度体系。现代危机管理研究始于19世纪60年代，与以往危机管理仅围绕自然灾害不同，当时受二战及冷战反思热潮的影响，危机管理研究也逐步向国家安全领域扩展。直至近年来，危机管理的研究领域已涵盖自然灾害、战争、反恐、公共卫生安全、群体性事件、生产建设安全等多个方面。在金融领域，已有的危机管理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危机管理研究主要聚焦在因经济或金融因素造成的危机，甚至已经形成了较为独立的理论（例如资产处置、生前遗嘱等），鲜有针对非经济因素的危机管理理论，更缺乏对自然灾害、重大事故、公共卫生事故引发的金融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其二，涉及诸如此类疫情与金融业的危机管理联动研究多集中于保险行业（例如巨灾保险制度、保险防灾防损等问题），很少涉及金融领域的银行、证券等行业，缺乏整体视角下的金融业被动危机管理研究。其三，金融法治研究主要集中于日常监管模式下的法治化建设，对危机状态下的金融法治化建设，包括危机管理的立法、执法与司法问题涉足较少。其四，金融业危机管理方法或具体措施介绍较多，例如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各方多关注于金融监管部门以及金融企业的抗疫举措，对于金融危机管理实践的理论基础、合规性、制度化探讨较少。这也为本文从理论化、体系化和法治化的角度分析金融业危机管理的相关问题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二、金融业危机管理的立法实践与面临的挑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央多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法律支持政策，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其主要的政策法规涵盖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影响全局的整体性宏观调控政策。2020年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8000多亿元；2月3日和4日累计开展1.7万亿元逆回购操作；3月和4月两次定向降准，分别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和4000亿元；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二是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单位提供金融扶持。主要采取的手段是对纳入重点保障单位名单的企业给予专项再贷款和财政贴息支持。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专门安排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同时在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率信贷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人民银行再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三是对受疫情影响企业进行金融解困支持。主要手段包括：对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而到期还款困难的企业，可予以延长还款期限或签订续贷合同；鼓励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应当取消反担保要求，降低担保和再担保费率；发挥应急转贷资金作用，降低应急转贷费率，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提供应急转贷资金支持；对于2020年1月25日至6月30日中小微企业需支付的贷款利息，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延期付息申请，结合其受疫情影响的实际情况，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延期付息安排。从实践层面和研究角度看，金融业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均存在一些不足，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的现实挑战。第一，危机管理中的临时性部门规章缺乏足够的法律制度支撑。围绕突发性的危机事件，政府或金融监管部门一般会密集出台大量临时性政策，一方面尽量降低危机事件对正常经济秩序的影响，另一方面起到稳定金融市场和支持相关行业的作用。但在没有统一的危机管理法治化框架下，容易出现政府部门的特殊处置行为与基本法律理念相冲突的问题，以及部门利益与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公平性问题。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部分地方或部门允许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延期缴纳税款，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但这些措施需要具体的法律规范来保证公权力行使遵守现行的税收法定及税收公平原则。其一，税收法定不仅包括收税法定，也包括免税法定[3]（P120-125），且不能脱离税法的征税规定对应税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同时，税收优惠的制定和发布主体也应当由国家授权部门制定和发布，如由非财税部门发布则很难落地执行。其二，税收公平要求税收优惠应当保持正义下的平等[4]（P112-117），在划定税收减免企业的范围时要综合考虑企业规模、受疫情影响程度、行业平均状况等因素。财政补贴类的危机管理措施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如当前多省市均出台了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贴现政策，支持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内容上更多地关注具体的支持措施和实施标准，但对政策的公平性、信息公开披露及其透明性和政策效果的外部评估等问题涉及较少。第二，危机管理法治化的一般原则与危机事件本身的多样性难以契合。一般而言，危机状态或危机事件往往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即每次危机可能都有其独特的问题或特殊的解决方法，很难通过立法对每次危机的应对方式进行详细规定。因此，危机管理立法的一般原则与危机状态的多变性、不可预测性看似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实则不然。危机管理立法并非要对危机管理主体的各类应对措施做出事无巨细的规定，而是要在立法中结合危机管理的特点与原则，增强法律规范内容上的可操作性和程序上的完备性。具体而言，首先是要明确各领域危机管理的主体，并给予事先的法律授权，此举可以给予其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次要明确危机管理实施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目标原则、职责分工、问责机制以及政策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和法治化。第三，危机管理立法中的倡导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难以严格区分。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出台必须考虑到执行层面的可行性，并应明确区分倡导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但面对突发性危机事件和多维度的政策目标，很多本应该属于倡导性的政策措施却被作为指标任务强制执行或考核。例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的地方政府出台地方法规要求金融机构2020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不得低于去年同期，还有的出台针对个体工商户的租金减免政策。虽然以上政策意图都是好的，但由于缺乏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很难落地执行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第四，危机管理政策执行中各参与主体难以实现目标一致或同步。危机管理制度本身属于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涉及方方面面，更牵动各参与主体的根本利益。对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而言，面临推动经济复苏重振和财政资金压力的矛盾；对金融监管部门而言，面临宽松刺激政策和保持物价及防范金融风险的双重任务；对金融机构而言，既需要防范因疫情而可能引发的风险集中暴露，又需要按照政策要求履行企业责任；对普通金融消费者而言，也面临财产保值和增值直接的选择问题。因此，合理的危机管理政策框架需要寻找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点，在多政策目标下分清主次和次序。三、金融业危机管理的特点与立法原则通过上文对金融业危机管理的法律实践进行梳理可知，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危机管理相比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在建立和完善金融业危机管理法治化体系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业危机管理的特点，因病施治，对症下药。金融业危机管理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业危机管理的附属性。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金融业的危机管理需要服从国家统一危机管理精神，需要配合其他的危机处置措施，需要服从整体的危机制度安排。与单纯的金融体系自身发生的金融危机不同，由突发性事件引起的公共危机在应对措施选择上除了要考虑金融业本身，更应当兼顾对实体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帮扶和救助。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因次贷问题引起，受负面冲击和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资本市场与金融企业，金融业危机管理的主要领域为金融体系，主要措施为弥补监管漏洞和降低存量风险，管理目标是稳定金融市场和信心[5]（P43-44）。而此次爆发的危机由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受影响最大的领域是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危机管理目标是稳定就业和经济发展，主要措施则是有针对性的扶持和优惠政策。因此，金融业危机管理需要紧紧围绕这一政策目标开展，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出台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政策定向支持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出台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定向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二是金融业危机管理的跨国性。疫情的发展虽然从地缘上看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但国际间传播的趋势十分明显。我国金融业受疫情影响进行危机管理的同时，也要综合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一方面，金融业危机管理措施的实施需要考量国际资本市场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避免顾此失彼引发次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实体经济深度参与了全球产业链，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产业或行业，尤其是进出口业务也需在金融业的精准帮扶下渡过难关。此外，金融业良好的危机管理措施（例如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的支持），客观上能够促进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起到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的作用。三是金融业危机管理工具的常规性。金融法治及监管政策是维护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工具箱。因此，不同于其他行业需要单独创设新的措施，金融业危机管理工具箱在日常的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中同样适用。例如，在危机状态下，医院、公安、消防、社保以及社区管理等都需采取特殊的应急手段应对危机，此类危机管理和处理程序在平日并不常用。反观金融业危机管理工具和手段，则常常作为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方法使用，只是政策力度、频率和标准的不同。为了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促进尽快复工复产，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定向降息降准和再贴现政策支持金融机构服务于中小企业，而这些政策工具均是常态化监管措施。因此，金融业危机管理能力和效果与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以及金融法治环境息息相关。四是金融业危机管理的长期性。虽然金融业危机管理措施很多都是临时性密集出台，但由于金融市场本身存在政策传导机制所引起的时滞效应，其政策落地执行与政策效果发挥均具有一定的长期存续性。因此，金融业危机管理措施的选择应当综合考虑在危机不同发展阶段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需要审慎适用。在制定金融业危机管理措施时，需要注重长期性和时效性因素，做好周期性管理，在制度设计中预埋政策调整的阈值条件。通过对金融业危机管理的特点进行梳理可知，金融业需要在整体协调的基础上构建自身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工具箱，以更强的专业性实现更好的危机管理效果，其中法治化建设尤为重要。金融业危机管理在完善立法与法律实践的过程中除了应当结合上述特点外还需要遵循下列原则：第一，公开透明原则。无论在日常还是危机期间，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金融机构，公开透明都应作为其危机管理的行为准则。尤其在疫情期间，如何保障现有资金以最大效率向一线抗疫企业倾斜？除了要有科学主动的政策判断外，还应在立法环节加重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制裁。此外，在危机管理中坚持公开透明原则是受疫情影响各主体能够得到公平救助的必然要求。金融监管的核心在于信息监管[6]（P2-3），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以及多样化融资工具的运用必须要解决投资者保护以及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问题，而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正是监管信息的获取和有效的使用。由此可见，无论在日常监管还是危机管理中，信息和数据的获取、分析与运用能力同等重要，更是金融业危机管理的核心要素。第二，合理化原则。首先是危机管理人员配置合理化。虽然金融业危机管理属于社会整体危机管理的一部分，但金融业具有自身独特的运转逻辑，从业人员需要在该领域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才能深刻地理解金融业的运转逻辑，进而从事金融监管、调节和运营活动。金融业的法律实践对于人的依赖程度较大，拥有德才兼备的金融法律实践人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法律实施效果。其次是危机管理的程度合理化。危机管理往往以效率价值为优先，因此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配置，金融业危机管理的程度应与所面临危机的严重程度、紧急程度成正比。再次是危机管理目标合理化。危机管理的首要目标在于消除危机状态对社会、经济等正常工作生活的影响，危机管理在实现管理目标后应当适时回归日常行为模式，包括危机管理期间的各类措施都应合理退出，以免造成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或因退出不当引发次生风险。第三，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是指参与金融业危机管理的主体应当在权力配置、责任义务、利益分配以及行为效率等方面实现有机统一[7]（P76-77）。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知性，事前无论是法律规范或操作准则都难以对危机管理的行为做出充分的规定。此外，在危机管理时为了提高效率，也可以根据突发事件急迫程度的不同对公权力进行适度集中。因此，在危机管理状态下，为了避免越权、擅权、权力寻租等行为，必须坚持责权统一。利益分配在日常状态下主要由市场机制调整，金融市场主体的责权利关系在“看不见的手”的调整下能够大体处于合理配置状态。危机状态下的金融市场主体常常不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市场机制难以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只有对参与者的责权利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才能对危机管理起到正向的激励效果。第四，尊重经济规律与商业习惯原则。经济规律与商业习惯根植于所有经济活动之中，并不因日常状态或危机状态而有所改变。金融业危机管理的法律实践和法治化建设需要在充分了解和尊重经济规律与商业习惯的基础上进行[8]（P169-187），倘若违背这一原则有可能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引起其他负面效果的出现。同时，要最大限度地达到危机管理的目的，通过市场化商业机制才能更好地保障政策的可持续性。上述金融业危机管理法治化的原则相互关联，例如：公开透明原则是实现责权利效合理配置的必要条件，尊重经济规律与商业习惯必然要求危机管理行为符合合理化原则。因此，在构建金融业危机管理法治化体系和进行危机管理的立法实践时要综合考虑上述原则，将金融业危机管理纳入法治、高效和科学的轨道中。四、完善金融业危机管理法治体系的对策结合上文对金融业危机管理的内容、特点与原则等问题的分析与评述，对于金融业危机管理法治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我们提出以下对策：第一，确立金融业危机管理的领导机构。构建完善的危机管理法治体系，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工具箱以外，最重要的是确立国家金融领域危机管理的最高决策部门或领导机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危机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危机管理的成效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全方位检验。目前，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中最高的决策部门，在统筹监管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因此建议赋予其金融业危机管理的最高领导职能。同时，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宏观审慎管理及货币政策职能，其可作为金融业危机管理的具体牵头部门。第二，适时出台《金融业危机管理办法》。法治化建设的基础是构建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鉴于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应尽快贯彻《突发事件应对法》立法精神，制定金融业相关法规。建议由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中国人民银行牵头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财政部、发改委和国税局等部门，适时出台《金融业危机管理办法》，主要内容应涵盖领导机构、职责分工、启动机制、政策工具、效果评估、政策保障与问责机制等。第三，完善科学合理的决策及问责机制。立法的决策质量关系到危机管理的成败，而质量主要取决于决策程序是否科学合理，这也是法治化一项重要表现。金融业危机管理的决策机制主要包括决策前的信息获取与沟通、决策流程与分工以及政策发布与跟踪，其中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尤为重要。除了监管部门之间及与被监管对象之间的沟通外，还应着力建设与完善金融监管部门与其他政府危机管理部门间的协调、中央监管部门与地方监管部门间的协调。同时，要保证决策的效率和质量，需要辅以问责机制，从事后问责的角度反向约束决策者勤勉、依法、合规行使权力[9]（P10-16）。第四，丰富金融业危机管理的工具箱。金融业危机管理与平日的监管政策在工具和方法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首先，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基础的金融政策制度，包括继续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10]（P1-10）、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构建金融业综合统计数据库等，这些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均为金融市场有效运转提供支撑。倘若平时融资渠道匮乏或不畅，危机期间也很难临时创造适宜的融资工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其次，还需设计补充一些专门的应急箱。例如，可参考美联储要求金融机构设立“生前遗嘱（Living Will）”的做法，提前制定应对危机的股东注资、财产拆分、资产处置等紧急行动指南[11]（P1-8）。第五，在危机管理中正确认识企业社会责任。在危机管理执法活动中要区分倡导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引导金融企业正确认识和承担社会责任。《公司法》第五条对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了规定，但是该立法仅在原则上认为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却没有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承担方式等进行规定。具体而言，一方面金融监管在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不能片面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法律尚无规定的社会责任宜采取提供优惠政策等市场化激励方式引导企业承担。另一方面，企业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承担社会责任，无论企业的性质属于公有制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决策过程也要符合公司治理要求，大股东、企业高管等实际控制人无权直接决定。第六，在危机管理法治化建设中注重国际经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危机管理法治化中的经验对我国提高金融业危机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各国资本市场由于发展历史、政体差异等原因具有各自特点，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金融市场联系愈发紧密，金融市场的各项制度逐渐趋同。因此，应当继续以开放的姿态加强国际合作，吸取域外发达金融市场的危机管理法治化建设经验。此外，由于全球金融市场存在联动效应，使得一国的政策调整常常波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容易引发负外部性问题。因此，在面临突发性危机情况时，一国金融业危机管理政策需与其他国家配合，有助于实现更好的危机管理效果，降低次生金融风险扩大化的可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金融行业展现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立足各自领域，在防范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为取得抗疫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面向未来，金融监管部门及各市场主体应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危机管理能力和危机管理的法治化水平。金融业危机管理立法，应当秉承宜细不宜粗的立法理念，尽快明确管理组织结构和专项法律制度。金融监管部门在危机管理时应当坚持法无规定即禁止的一般原则，注重依法行政。金融机构则应该以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参与危机管理活动，并履行必要的企业社会责任。总之，金融业危机管理的未来发展应以法治化建设为契机，实现常态化管理与危机中管理的有机结合，为战胜此次疫情以及未来可能的其他突发性事件发挥金融业应有的作用，对其他危机管理领域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THE END转载声明：本微信公众号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及本微信公众号观点

齐鲁网潍坊3月4日讯（通讯员 王世群 谭德红）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凌晨1点钟，唐昌海、张婷、朱高培每人的房间里依旧亮着灯光，三部手机上视频语音接连不断，电脑键盘还在急速敲击，润色语句、更改图表、讨论报告依然在进行。“报告必须在凌晨2点前提交，因为疫情不等人，我们这个工作就是与疫情速度赛跑。”唐昌海说。他们是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博士研究生，2月10日晚接到学校通知，2月11日来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立即投入了参与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的有关工作。截至今日，潍坊医学院有4位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博士研究生参与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疫情防控有关工作。这是唐昌海和朱高培所在小组的工作备忘录：周一到周三，数据分析，讨论报告，与相关联合单位随时沟通；周四，整理报告，提交；周五，根据反馈信息，修订报告；周六周日，根据下周新任务的要求整理数据、分析疫情。“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根据疫情的风口期、窗口期，第一时间审核报告、协调调查、收集反馈模型结果等，为保障前方一线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有条理、有重点和有依据地开展，提供决策参考。”朱高培介绍说。张婷同学的工作比其他同学开展得早，主要参与疫情态势研判和应对策略分析。今年是她博士学业的最后一年，年前正在北京紧张地准备毕业论文，也早早地买好了腊月底回家的车票，期待着很久未回家的团圆。后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持续增多，疫情也在迅速恶化，导师来找她谈话，“关键时刻要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首，要将学术、科研作用发挥在祖国大地上。”并建议她停止毕业论文的撰写和自己的课题研究，申请延期毕业，立即参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疫情的处置工作。张婷毫不犹豫地退票，取消了回家过年的计划。尹训宝是后来参与到其他三位同学的工作队伍中。当时，学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成立了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队，他是队员之一。2月19日下午，他接到学校通知时，刚忙完了相关的部分工作，又立即投入到这项新的任务中，利用远程办公，每天主要负责跟踪、整理全球最新文献，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支持。尹训宝说，在校期间，学校为博士研究生科学研究等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和平台保障。2018年9月，尹训宝参加了在河北邢台的突发输入性传染病移动实验室检测能力应急演练，写脚本，参加培训，在野外搬运沉重的铁架子搭建帐篷，吃、住在方舱，“那晚我在指挥车上值班，只在上面打了个盹”；穿着防护服，进行实验室检测。他认为，应急演练让自己受益匪浅，亲身体会和丰富的经验为更好地融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帮助。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自2013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该项目以国家特殊需求为导向，大力培养在国家应急管理及相关机构从事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填补了国家“公共卫生危机管理”高层人才空白。学校建有“健康山东”重大社会风险预测与治理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十三五”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平台-卫生发展研究中心、ICF研究院、康复健康研究院、卫生应急模拟指挥中心、媒体应对仿真实验室、大数据研究中心、循证医学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学校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武警总医院等单位建立了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研究生在学期间有机会参与国内、国际公共卫生危机问题的处置。张婷曾在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国家卫健委应急办和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应急部门等实习，她认为，这些锻炼不仅开阔了自己的眼界，更是把学到的应急知识和提升的应急能力运用在了这次对疫情的实战中。学校“乐道济世”的校训，“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潍医精神，导师们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职业精神，是激励这些博士研究生不忘医者初心、勇担战“疫”使命的强大力量。大家工作在不同的小组，却是一个战“疫”团队，齐心协力，发挥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博士研究生的家国情怀、青春担当和才华本领，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贡献潍医智慧和潍医力量。他们所在的一个小组现累计进行数据分析超120多小时，目前直接参与整理各类专题分析10余篇、风险评估报告3份，已报送国家卫健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另一个小组已完成了多项研究，部分建议已在前期发挥作用，研究结果已与社会共享，一项在应急状态下紧急研发的在线公益工具正在测试中，预计可提高各地区应急准备能力和效率。4名博士研究生以扎实的公共卫生危机理论基础、突出的危机应对管理能力得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高度评价。在他们的手机上，都珍藏着一幅微信截图，那是一个月前的除夕之夜，1月24日晚上18点10分，学校老师在研究生工作微信群里发出招募支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志愿者的通知：“请大家随时做好应战准备；大的疫病面前，国家需要，我们责无旁贷！”18点17分，过百条的回复瞬间满屏，让人不禁泪目：“有召必回，责无旁贷！”“有召必回，责无旁贷！”……有召必回，责无旁贷！

Managing Uncertainty in Crisis: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n 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 01作者简介吕孝礼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行为与大数据实验室执行主任吕孝礼，山东蓬莱人。2014年11月开始任教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同时担任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行为与大数据实验室执行主任。2005年开始在危机与灾难管理及公共组织等领域开展研究，已发表多篇中英文期刊文章，出版英文专著Managing uncertainty in crisis。主持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北京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地震局以及北京地震局科研项目。同时担任英文学术期刊Risk, Hazards & Crisis in Public Policy和中文期刊《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编委，以及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事、多个城市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等社会兼职。也是危机管理网“www.crisis119.org”创办人及“中国应急管理50人论坛 青年分论坛”及暑期学校联合发起人。曾于2019年春季学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开展访问研究，入选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访问研究员。目前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危机研判（战略层与操作层）、视频分析方法等。02内容简介本书研究了在危机期间为应对关键不确定性而选择的各种组织策略。本研究提出并应用制度意义建构模型，解释危机期间应对不确定性策略选择，以回答为何有些组织选择以规则为基础的策略来应对不确定性，而另一些则采用更具特殊性的策略。研究发现，在危机应对的初始阶段，制度化程度并不影响策略的选择；组织一旦面临所选策略的失败，在决策策略的选择中可以识别出三种刚性效应；决策反馈回路的不连续性不一定要让组织改变他们的决策策略，但要与制度化互动，以促进决策策略的转变。03精彩书评书评出处：张海波. 探索危机管理之道——兼评吕孝礼助理教授新著<管理危机不确定性> [J]. 公共管理评论, 2017, (3): 118-26.作者：张海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一引言吕孝礼助理教授的新著《管理危机不确定性：探索组织意义建构的制度影响》（Managing Uncertainty in Crisis: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 on 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下称《管理危机不确定性》）已由斯普林格（Springer）在线出版，这大概是危机管理领域第一本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专著，值得庆贺与记述。中国的危机管理研究兴起于2003年“非典”之后，虽然只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成长迅速，且有可能超越传统单一学科局限而探索出一条跨学科交叉与多学科融合的新路。《管理危机不确定性》一书的出版无疑会促进中国的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的良性发展，推动中国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的国际化。《管理危机不确定性》一书也是作者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在出版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好评。笔者与作者相识于2008年于南京大学召开的“风险、危机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迄今正好十年，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学术交往，应邀撰写书评既是学习也是共勉。总体而言，这项研究虽然并非基于中国情境，也非基于中国案例，但其问题凝练、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的危机管理研究仍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对待，且有必要将其引介给中国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学术共同体的诸位同仁以及将来可能投身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的青年学子，使其可以被更多的研究者了解和参照。二问题凝练的想象力：不确定性、危机管理与组织行为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从这两个标准来看，《管理危机不确定性》在问题的凝练上无疑是具有想象力的。甫一开篇，作者便指出：“本书研究的重点是危机不确定性应对中组织策略的差异性。”在这一陈述中，有三个关键概念：一是不确定性，二是危机，三是组织行为。以下逐一简要解读。首先来看不确定性。关于不确定性的理解，至少需要提及两位研究者：一是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二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指出，可以用概率计算的是风险，不能用概率计算的是不确定性。奈特虽然是经济学家，但这种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贝克则具体谈及了风险的不确定性。贝克指出，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风险是不可计算的：①灾难经常构成一种无法弥补的全球性损害，使得风险计算中的货币赔偿概念失去意义；②在最糟糕的事故状态下，风险计算所赋予的善后处理及对结果进行预警监测的安全概念也失去意义；③灾难在时空意义上的范围与界限完全消失，使得计算变得无法操作；④灾难所产生的影响不再具有常规形态，使得风险计算成为一件没完没了、有开始无结局的事情。虽然学科语境不同，但奈特和贝克对于不确定性关键特征的理解是“英雄所见略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风险是可以计算的，但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语境中，社会政治风险是不可计算的，它和不确定性是合二为一的。在这一点上，作者明确指出：“本书并不尝试关于不确定性的概率统计，每一起危机案例都有其独特的原因、发展与后果，并不适合通过统计来进行分析。911事件的发生也显示了基于计算的统计分析并不能描绘潜在灾难的不确定性。”其次来看危机。危机的关键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关于危机本质属性的界定，也可以提及两位研究者：一是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mann)；二是罗森塔尔(Rosenthal)。赫尔曼认为，危机是一种情境：①威胁到决策主体的最高目标；②在情境改观之前有限的反应时间；③其发生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罗森塔尔认为，危机是一种对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规范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在这种状态下，由于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时间压力，需要做出关键性决策。如果说赫尔曼的定义具有开创性意义，将危机概念引入学术领域，那么罗森塔尔的定义则具有转折性意义，将危机研究从政治议题引向管理议题，推动了危机管理研究的实质性发展。在罗森塔尔的定义中，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时间压力是危机的两项关键特征，它们也是危机管理与常态管理的重要差异。在这一点上，作者直接从罗森塔尔的概念出发，在管理议题的范围内聚焦于危机的不确定性。最后来看组织行为。回溯关于危机情境下组织行为的研究必须提及两位研究者：一是恩里克克兰特利(Enrico Quarantelli)；二是路易斯康佛(Louise Comfort) 。克兰特利是美国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Disaster Research Center,简称DRC)的开创者，他从芝加哥大学集体行动的研究传统出发，将灾难响应的实质界定为有组织的集体行为(organized collective behavior)，并提出了灾难情境下的组织类型学(也称为“DRC Typology")，其中关于突生组织(emergent organization) 的研究被认为是对经典组织理论的重要补充。康佛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灾害管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CDM )的主任，她率先将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引入应急管理研究，探索了应急响应中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行为，引发了应急管理研究的范式转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突生就是自组织，危机管理既包括他组织行为，也包括自组织行为，两者都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在这一点上，作者也明确指出：组织行动策略被操作化为一系列的意义建构行动。综上所述，作者在问题选择上的基本逻辑是：不确定性—危机不确定性(由危机引发的不确定性)一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有组织行动(危机管理的本质)。这是一个不断澄清研究问题、逐步缩小研究范围的过程。作者对于问题的凝练显示了其对上述三个概念之间逻辑一致性的准确理解。然而，将危机管理作为有组织集体行动的结果和将危机管理作为组织行动的结果，这两种预设存在显示的差异，且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起点。略显遗憾的是，作者在这里并未强调危机管理作为集体行动的特征，限制了作品理论贡献的高度。三理论视角的创新性：意义建构理论与制度理论的交叉与融合作者虽然并未言明和强调跨学科交叉与多学科融合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其理论框架建构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管理学视角和政治学视角的交叉与融合。具体而言，作者将意义建构理论(sensemaking theory)与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 进行了结合，提出了制度化意义建构过程模型(Institutional Sensemaking Process Model) 。作者认为，卡尔威克(KarlWeick)将组织的意义建构视为持续修正的演化过程(modified evolutionary process)：①环境变化(ecological change)；②按角色运行(enactment)，遭遇模糊信息(equivocal data)后形成两种机制，一是注意(noticing)，二是标注(bracketing)；③选择(selection)，形成对模糊信息的解释，一是特定的解释(specific interpretation)，二是模化的解释(scheme interpretation)；④保留(retention)，通过记忆将成功的意义建构记录下来为将来所用。在此基础上，威克将组织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规则的策略(rule-based strategy)；二是基于情境的策略(specific-based strategy)。作者述及，制度理论既包括经典制度理论，也包括新制度理论，前者聚焦于制度化过程及制度化对组织行动的影响，后者强调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在对制度理论的借鉴中，作者主要受到了P.塞尔兹尼克(P.Selznick)的影响，将组织的制度化水平视为一个连续的光谱：从零制度化到高制度化的连续过程。所谓零制度化，是指组织关于采用何种策略来应对不确定性并无明确、周知的规则和程序；与之对照，高制度化就是有明确、周知的规则和程序。根据塞尔兹尼克及其追随者的界定，制度化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内部维度(internal dimension)，是指组织成员和组织内群体对组织工作方式的尊重程度，包括组织使命、信仰和工作哲学、专业能力等；二是外部维度(external dimension)，是指组织在利益相关者中的合法性程度，包括政治支持和公众支持等。作者对意义建构理论和制度理论进行了连接，将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作为因变量，将组织的制度化水平作为影响组织策略选择的自变量，建立论文的核心假设：组织的制度化水平影响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在操作化上，作者对内部制度化和外部制度化均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理念类型 (ideal type)方法，将这两个维度进行交叉，发展了一个新的基于制度化的组织类型学 (New Typology of Organization Based on Institutionalization): ①“Organization" (翻译为“组织”容易引起混淆，故用作者原文表述，下同)，外部制度化水平低且内部制度化水平低；②“Institution”，外部制度化水平高且内部制度化水平高；③“Mythical Organization”，外部制度化水平高但内部制度化水平低；④“Arrogant Organization"，内部制度化水平高但外部制度化水平低。①借鉴威克的意义建构理论，作者将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也分为四种类型：①基于规则的策略；②半基于规则的策略(semi-rule-based strategy)；③基于权宜的策略(ad hocbased strategy)；④无策略(no strategy)。作者认为，威克的意义建构理论将心理学视角运用于组织行为，实现了微观与中观的连接；制度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理论，强调外部环境对于组织的形塑，实现了中观和宏观的连接。这样一来，通过意义建构理论与制度理论的整合，作者架通 了微观、中观与宏观的桥梁。就意义建构理论和制度理论的连接来看，作者的理论视角无疑是具有创新性的，对于组织制度化过程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策略选择的条件约束，在组织危机决策的“黑箱” (blackbox)上打开了一扇“窗”。当然，作者忽视了危机管理的集体性特征，这就妨碍了作者去打开一扇“门”。四研究方法的适当性：案例研究的沉寂与复兴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而研究方法的适当性则是比规范性更高的要求。它的主要含义是，根据研究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而非根据研究方法来选择研究问题。近些年，迫于发表的压力，根据研究方法（尤其是能够将数据快速结构化的方法）来选择研究问题以求降低发表难度已“蔚然成风”，但这显然已经偏离了研究的初衷。就研究方法的适当性而言，案例研究在危机管理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因为，危机是非常态现象，难以连续观察，危机和危机之间必定是不连续的。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危机管理的主流研究必须采用案例方法，或者是案例方法和其他方法的结合。否则，研究就无法揭示危机管理的本质。罗伯特,殷（Robert Yin）和凯瑟琳艾森哈特（Kathleen Eisenhardt）都指出，案例研究的独特优势是展现了真实情境。因此，危机管理的经验研究通常是基于快速响应（quick response）的案例研究，以捕捉危机事件的真实情境，避免数据的腐化（perishable data）。在这方面，DRC早期已经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开展了超过600次的田野调查。当然，案例研究也有缺陷：首先，案例研究（尤其是单一案例研究），其研究发现高度依赖于特定情境，结论的概化程度较低；其次，案例研究的发现与研究者的心智能力高度相关，不同的研究者就同一个案例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这导致案例研究的信度存疑；最后，案例研究对于关键概念的操作化不如量化研究那样明确、清晰，这导致案例研究的效度存疑。因此，案例研究虽然早在20世纪60 ~70 年代便已兴起，但在80年代遭遇危机，一度沉寂了20年。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由于编码技术的普遍运用，案例研究的规范性不断提升。更为重要的是，量化研究的弊端日益凸显，案例研究（尤其是比较案例研究）在深入性和理论开创性上的优势重新被认识，案例研究再度兴起，其既可以单独运用，也可以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在《管理危机不确定性》一书中，基于制度化的组织类型学，作者精心选择了四个案例：一是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中的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二是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事件中的美国宇航局（NASA）；三是1992年洛杉矶骚乱中的洛杉矶警察局（LAPD）；四是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的英国石油公司（BP）。它们分别对应于”Organization”“Institute““Mythical Organization”“Arrogant Organization”四类组织。不难看出，作者既借鉴了殷的案例研究思想，也借鉴了艾森哈特的案例研究思想。作者提出的核心假设为：组织的制度化水平影响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在这一假设之下，作者根据组织制度化水平的四种类型选择了四个对应的案例，这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四个案例进行了比较和综合，提出了制度化意义建构过程模型，包括10个命题，这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过程。作者对案例研究的规范性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为保障规范性，作者围绕核心假设，运用演绎逻辑和过程追溯方法来搜集和组织案例资料，以提升案例研究的信度；对所有的关键概念都进行了界定和操作化，以提升案例研究的效度；运用归纳逻辑来开展多案例研究以开创新理论。在这项研究之中，作者也展现了对研究方法适当性的追求，这也是这项研究最值得赞赏之处。组织如何应对危机的不确定性，这是危机管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也是极具难度的研究议题，而作者选择直面这一议题。一旦选择这一研究议题，就只能选择案例方法，进而就意味着学术论文的“低产”，这也是当前危机管理研究面临的困境。与作者所呈现出的难能可贵的学术品质相反的是，“跟班式科研”正在损害着学术研究的健康肌体，许多研究缺乏对学术的敬畏，重于术却轻于学。研究方法上的遗憾之处在于，作者并未能开展快速响应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数据的腐化”。当然，就作者的现实条件而言，这可能是过高的要求。五结语《管理危机不确定性》一书主要是一项理论研究，基本上实现了作者追求的四个目标：一是解释组织策略选择的多样性；二是将威克的意义建构理论延伸到不同的组织情境；三是将理论研究应用于危机管理实践；四是帮助管理者理解组织意义建构的“黑箱”。“优美的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追求，但没有一项研究是完美无憾的。如果要谈及缺憾，笔者结合从事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的体会，尝试指出《管理危机不确定性》一书可能存在的三处不足，与作者商榷并请学界同仁探讨。第一，理论视野还可以更开阔。这项研究虽然实现了管理学和政治学的交叉， 但理论视野囿于意义建构理论和制度理论，有局限性。跨学科交叉与多学科融合并非只是一种“时尚”，而是根植于研究的内在逻辑，它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避免重复，在一个学科中低度发展的研究在另一个学科中可能是高度发展的；二是更趋真实，任何单一的理论视角都是“盲人摸象”；三是集成创新，不同学科视角可以相互启发，有利于从部分中生成整体。如果站在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的立场上，关于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研究有一个演化的脉络：早在20世纪60年代，组织的突生现象便引起了克兰特利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拉塞尔戴利斯(Russell Dynes)就指出实际的应急响应是基于预案(byplan)和基于反馈(byfbedback)的混合；20世纪80年代起，康佛开始关注应急响应中的自组织；2000年之后，特里西娅沃琴朵芙(Tricia Watchendorf)强调“临机”(improvisation)；现在，组织韧性(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成为研究热点。其间，危机管理的研究范式有一个重要的转向，那就是将危 机管理视为一个复杂系统，从组织嵌入的复杂网络而非从单一的组织来展开研究。这种转向之所以发生，主要还在于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的决策发生于一个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环境中，而非孤立的存在。这与危机管理的本质是一致的，危机管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面向不确定性的、有时间压力的集体行动。脱离这一本体论预设，组织行为将很难被解释清楚。而且，从实践来看，组织应对不确定性的任何策略选择都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并非是纯粹的基于规则或者基于权变的，而是两者的 混合，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主流观点。科学理论的创新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实现知识的不断积累。社会科学研究也是如此，需要多学科视野下的学术史梳理。作者虽然在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竞争性理论，但比较零碎，缺乏对学术史的梳理，学科视野还不够开阔。实际上，意义建构理论和制度理论的连接并非理论贡献，而只是通往理论贡献的可能路径。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在于，只有既有理论不能解释时，理论创新才有必要。换言之，新的理论必须比既有理论更有解释力。作者未能在更宽广的学科视野中进行这种理论对话，限制了作品理论贡献的高度与呈现。第二，理论与案例的结合仍有空隙。在四个案例中，作者通过制度分析详细地展示了四个组织的制度化水平的历史演化；然而，当事件发生时，这四个组织的制度化水平是如何影响其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是理论与案例结合的关键之处。在案例的建构上，作者主要采用了基于第二手资料的过程追溯方法，这可以描述四个组织制度化水平的历史演化，但难以理解当时情境下的关键决策。殷明确指出，案例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因此，案例研究作为危机管理研究的基础方法，往往需要与其他研究配合起来使用。就这一点而言，作者运用制度理论解释四个组织制度化水平的历史演化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用意义建构理论来解释四个组织危机响应的策略选择则说服力不足，基于意见建构理论和制度理论结合的制度化意义建构过程理论并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得到四个案例的支持。这些也不容易让读者明确：组织策略选择的差异是否由组织制度化水平的差异造成以及如何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基于古巴导弹危机提出的危机决策模型就显示，组织应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至少有三种行动逻辑：理性行动、组织程序和政府政治。组织的制度化水平只适合解释组织程序，但无法断言，组织策略选择的差异不是因为受到了成本/收益之比或是权力的影响。与此同时，数据来源的单一化也削弱了研究的效度，案例研究越来越强调数据来源的多样性。第三，缺少中国案例。再回到米尔斯，“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亟待回应中国实践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需要发展五种想象力：历史的想象力、人类学的想象力、批判建构的想象力、大结构的想象力和性别的想象力。就危机管理而言，大结构的想象力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中国的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治理结构。 可以这么说，中国学者如果能够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做出重要理论贡献，那只可能基于中国的治理实践。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作者并没能基于中国情境和中国案例来进行理论创新，这是限制《管理危机不确定性》一书想象力的最主要障碍。学术无止境！再次祝贺作者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期待作者在中国的情境中基于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作出更高质量的研究。

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冲击之后，世人对黑天鹅有了全新的认知，它的可怕，恰恰在于它彻底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巨大灾害的可能性，而普通人根本无法预见潜在灾害的严重性。经济在面临一场突如其来而又有巨大杀伤力的冲击时，该如何应对，这考验的其实是它的韧性。经历灾难的经济会以什么方式重启？政府该采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市场又会涌现出什么新物种？……这些问题也是后疫情时代经济研究最核心的问题。英国央行经济学家理查德·戴维斯的新书《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回答了后疫情时代的大问题，而且他回答问题的视角和他给出的答案同样重要。《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理查德·戴维斯著，冯毅、齐晓飞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韧性就是抗打击能力，是经济能够从外部冲击中迅速恢复的能力什么是经济的韧性？韧性就是抗打击能力，是经济能够从外部冲击中迅速恢复的能力，也是经济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企业和劳动者——能够迅速重新组织、恢复生产和生活的能力。戴维斯在书中用了许多篇幅去描述这种韧性。他曾前往遭受过海啸侵袭的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由于叙利亚内战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在约旦的难民营，以及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绰号为“安哥拉”的监狱，去寻找存在于社区和人性中的韧性，同时思考应该怎样充分利用这种韧性，甚至在哪些时候管制和规划应该为这种韧性让路，从而让经济能更充满活力且茁壮地重启。无论是海啸过后流离失所，还是圈禁在高墙之内，身处其中的人们无不面临巨大的外部困难，但也恰恰是这种外部困难的压力激发了人们非凡的适应力与创新。这种适应力与创新源自社会本身的组织能力。社区需要有非正规的社交网络、甚至是非正规的财务网络，民间发展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多样化、多层次、非正规的社会网络是经济拥有韧性的基础。比如亚齐当地就有一种传统，黄金是当地人储值资产的主要方式，在丰收的年份，家里的主妇会把收成换成黄金，在歉收的年份，又可以卖出黄金来补贴家用。由于黄金是全球定价，就排除了当地供求关系变动所导致的价格剧烈波动。2004年，海啸摧毁了亚齐当地的经济，也摧毁了正规的银行网络，但是每个家庭都能依靠当地非正规的黄金交易网络快速地把自己的积蓄（黄金）换成用于灾后重建的资金，从而确保了社区后续发展的韧性。审视后危机时代经济的韧性，落脚点应该是管理变革的新陈代谢知识和新思想比财富的积累更重要。在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大转型的当下，知识和人才的积累奠定了创新韧性的基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摊子，能在十几年内就实现经济腾飞，除了美国的援助之外，能够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培养的人才派上用场也是重要的推手。灾难冲击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为新一代的“后浪”扫除前人的束缚和负担，可以让他们更开放、更迅速地拥抱未来。这种拥抱新思想的开放，也是危机的“副产品”。需要为自下而上涌现出来的创新营造出宽松的环境，但很多自上而下的设计可能会与当地的现实脱节。约旦的扎塔里难民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为了给难民提供生活救济，联合国难民署的设计不可谓不费心思，每个难民家庭都领有一张电子储值卡，卡里按照家里的人数每人每月发放20第纳尔，而且分成五个不同的种类，比如食物、衣物等，从而确保资金不会被滥用（比如用买食物的钱去买衣服），难民可以用电子储值卡从难民营里的官方超市购买商品。而问题恰恰就出在官方超市和电子储值卡的缺乏变通上。严格计划的市场供应满足不了难民多样化的需求。结果是催生了兴旺的“二轨市场”，难民会大量采购自己不需要但可以卖到难民营外换钱的商品，再用换来的钱在非正规市场上采购自己需要的东西。难民营里“二轨市场”蓬勃发展的例子可能是对市场作用的最佳诠释。黑天鹅的冲击必然带来巨大的转型，而转型需要额外的呵护，转型期的表现决定了未来的发展前景。一个刑满释放的罪犯能否适应监狱外全新的环境就是最极端的适应社会的转型实验。戴维斯在书中引述的研究发现，获释之后最初的72小时对于一名前罪犯融入社会至关重要。罪犯服刑久了，适应快速变化的能力会逐渐退化（因为监狱里的大环境是几十年不变的），尤其是当新科技和新模式在外部世界层出不穷的时候。但是，如果前罪犯能在72小时内适应新环境，他的创造力（企业家精神）就可能更高。毕竟，要在监狱里好好地生活，也需要韧性、适应力和创造力。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恰恰也是全球经济经历的一个大转型期，原先熟悉的世界发生了改变，原先稳定的增长环境也发生了巨变，在有效疫苗被研制出来之前，每个人和每家企业都需要适应与病毒共存的全新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应对政策的着眼点都放在为小企业和个人纾困上。黑天鹅冲击并没有剥夺个人与企业的“动物精神”，相反，外部压力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的活力，关键是要让个人与企业能顺利度过转型期。转型期提供了优胜劣汰的压力测试，为各种社会实验搭建了舞台，很多被增长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加速暴露，曾经在大潮中“裸泳”的僵尸企业也被加速淘汰，大量新模式和新物种不断涌现出来。从这一视角去审视后危机时代经济的韧性，落脚点应该是管理变革的新陈代谢。大灾之后的复苏与增长，是因为：抗疫期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会被推广；暴露出来的组织协作和治理领域的问题会被反思；教训会被汲取；涌现出来的能够独当一面的，有担当、负责任的领导人才会被破格提拔和任用。新陈代谢，即对现有管理模式的一次考核，淘汰不合格的管理者，也为新的管理者扫除障碍，让他们能更快有所建树。这才是危机之后真正的否极泰来。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流程编辑：U016

为发挥潍坊医学院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的优势，提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政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1月28日，学校召集有关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组成专家团队，就当前疫情的科学防控召开咨询论证会。专家团队通过前期疫情跟踪研究成果，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向国家、省、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六点建议，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贡献潍医专家智慧。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自2013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20年“健康中国背景下重大健康风险预测与治理策略”研究项目获批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该项目以国家特殊需求为导向，以现代危机管理理论知识为引领，以公共卫生、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知识为支撑，培养具有扎实的公共卫生危机理论基础、突出的危机应对管理能力和较强的研究创新能力，能够在国家应急管理及相关机构从事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主要研究方向有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公共卫生危机预防与应对和公共卫生危机心理干预。导师队伍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学者，还有海外相关领域的终身教授。学校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武警总医院等单位建立了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研究生在学期间有机会参与国内、国际公共卫生危机问题的处置。学校建有“健康山东”重大社会风险预测与治理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十三五”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平台-卫生发展研究中心、ICF研究院、康复健康研究院、卫生应急模拟指挥中心、媒体应对仿真实验室、大数据研究中心、循证医学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为博士研究生科学研究提供了保障。疫情发生后，该项目全体导师和博士生积极向国家疾控中心和省疾控中心主动报名请战，表示将时刻听从召唤，愿意随时奔赴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第一线，用实际行动捍卫人民健康！来源：潍坊医学院山东教育卫视《教育新闻》出品微博：@山东教育新闻

2020年，我们经历了美国、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非洲的蝗灾，世界大流行的新冠肺炎……危机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比以往更频繁。在动荡的世界中，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危机随时会发生，只是你不知道在何时。这时候，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不仅是心理上做好准备，也需要学会更多应对危机的技巧。7月16日晚，哈佛大学国家应急领导力项目创始人之一伦纳德·马库斯博士、副主任埃里克·麦克纳尔蒂先生，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杨壮博士做客直播间，跨国连线，一起探讨了企业的危机管理策略，也给你个人提供了一套应对危机的有效方法。这场直播吸引了超过220万读者同步收看。想要回看精彩视频？可以扫描文末二维码。我们将这场直播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整理，希望哈佛大学教授们的危机应对法也能给你启发。1应对危机，领导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掌握危机领导力，也就是“元领导力”，这一套框架和方法是哈佛大学几个学院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元领导力分为三个维度：首先是人。你是谁？你做什么？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你对自己，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的了解程度如何？第二个维度是情境。你运作的环境是什么？是平静还是混乱？事情有多紧急？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该怎么处理吗？第三个维度是联通力。你是否拥有成功所需的与其他人和组织建立的联系？因为显然，在像新冠疫情这样波及全球的复杂的危机中，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组织间，以及全球范围内保持联通，以便我们可以对接和利用资源、专业技能与知识来克服这一危机。2危机应对方法1:迅速恢复理性让自己迅速恢复理性和清醒的头脑。当危机袭来时，你会瞬间陷入到一个非常混乱的环境，这时候，你的思维会掉入“地下室”，也就是说你会恐慌，大脑无法思考，这是“僵住、逃跑或斗争”反应链条的一环。这时候你需要意识到你的思维被困在“地下室”，尝试离开并开始行动，恢复理性思考。你可以做一些熟悉的事情，尤其是你曾经反复练习的任务或步骤，最简单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进行深呼吸。有意识的行为会让你的大脑快速离开“地下室”。3危机应对方法2：迅速摸清周遭情况迅速摸清周遭的情况，建立你的知识储备。在这里，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工具为“驶向已知项”。如果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属于“已知的已知项”。比如，发生了爆炸，发生了飞机失事，发生了传染病，我们很快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然后你需要去寻找“已知的未知项”。就是你还不知道，但可以通过搜集信息了解的事情。所以比如说一家工厂发生爆炸，你可以通过询问了解到：有死者吗？有人受伤了吗？我们还能运作吗？当事情变得复杂，你就会碰到所谓“未知的已知项”。就是你应该知道，但是你不知道该问谁，或者你没想到要问，这就是你真正陷入困境的地方。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以前还有谁遇到过这种事？还应该找谁呢？我们应代入哪些视角？参与讨论的还应该有谁呢？然后，通过补充那些“未知的已知项”并将其变为“已知的已知项”，开始构建知识储备。还有“未知的未知项”，就是你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这时候，你只能试着问自己：“如果……会怎样？我们在想什么？我们能预料到哪些尚未发生的事情？”通过想象力，促使自己提问，去寻求更多专业意见。4危机应对方法3：建立联通力如果遇到原油、恐怖事件、全球大流感等大型危机时，它的复杂程度、专业程度已经超出想象，这时候，你还需要建立联通力，也就是说你需要同多方深度协作。你要领导下属，还将领导你的上级。因为有可能你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者你对某个问题有专业的了解，你有责任通知上级，向上级说明情况，告诉上级需要做什么。此外，你还要对内领导你所属的组织内的专业团队、部门和办公室，以及对外领导你所属组织之外的人。如果你是在一个政府部门，则可能需要联合商业组织、社区组织、非盈利性机构来应对危机。作为元领导者，建立这种联通力是你的责任。5企业和领导者如何适应新形势？首先一定要理解，因为形势突变，你不能再按照之前的做法来行事。比如像哈佛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在疫情期间，很多学生要保持社交隔离，不可能再面对面线下授课了，你必须得尽快适应。第二，了解从现在到研发出接种疫苗的这段时间里，你们将要做什么。比如哈佛大学，是否应该开始线上授课？而最后你需要思考，在疫苗出来之后，你所在的企业或组织会变成什么样子，还能回到以前的做法吗？只要你和你的企业根据当下的情况不断做出改变，保持灵活运作，就能化危机为转机。6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三个例子，给你启发。第一个例子是北京一家连锁酒店，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恢复了疫情前收入的45％。他们的经理是怎么做的？1.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挽救生命。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立即关闭了北京的三大度假村。2.保持开放的心态，在其他业务领域提供一流的服务。3. 他们对预算状况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开始新的商业模式——线上销售，比如海鲜，按比在超市便宜40%到50%的价格卖。第二个例子是一家生产全球办公产品和办公用品的公司。因为新冠疫情的到来，曾经历了办公室的商务设备生产线全部停产，但目前该公司恢复良好。面对这样的境地，他们是如何做的？首先一如既往地照顾好客户，与他们对话，了解他们的需求，发现公司所面临的挑战和业务状况。通过沟通、了解，明确了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然后迅速地将资源转移到数字化转型的业务领域。第三个例子是在数字空间的一家全球性公司，业务包括硬件和软件，特别是那些可以随身携带的设备。他们在疫情期间实现了新的增长。因为本身就拥有线上业务，疫情没有给他们毁灭性的打击。但他们在疫情期间仍然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什么才是对他们的用户真正有用的东西？他们能触达全世界近十亿用户，拥有如此海量的数据，该如何运用资源去做些好事，并成为对你的用户来说必要的存在？于是他们关注到了健康和医疗保健领域，迅速调整团队，去研发不同的应用，以及使用硬件的不同方法，找到新的增长点。7如何有效地平息谣言和减轻人们的恐慌？要想平息谣言，每个人就要有辨别谣言的能力。如何辨别？面对一条信息，你需要清楚地区分自己的所知和所思。所知就是那些经过验证的事实，所思就是你假设，想去发现，并尝试确认的那些事情。确认了哪些是你的所知和所思之后，针对所思进一步搜集信息，再确认你的所知何思，循环往复，你就知道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谣言。对于中国人而言，减少群众恐慌主要依靠专家和专业人员，因为人们会相信他们的话，比如今年的疫情期间，84岁的钟南山医生出现在电视上时，就给了大家一个定心丸。8如何激励团队共同应对危机？首先，在这场危机中，作为领导者，你必须要理性，有勇气。面对危机，你必须保持冷静。在周围人面前，你不能表现出害怕，当你感到害怕，当你避开人群，当你表现出恐惧时，对团队的协作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你需要积极帮助你周围的人走出思维的“地下室”，不然大家都会一直困在恐慌情绪里，场面一定会很混乱。你可以给人们安排一些工作，让他们去解决问题，证明自己可以胜任，并因此感到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中。从心理上说，这可以使他们感到有被重视，给他们带来更多活力和力量。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上海12月23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今天下午，复旦大学出版社《危机应对与社会治理》新书首发式暨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对话活动举行。据该书主编尹晨和沈可介绍，全书分为“公共危机应对”“基层社区参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三个板块，从社会学、人口学、公共政策、社会工作、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围绕人口流动性管制、心理援助体系构建、养老服务业发展、超大城市治理、网络治理等议题，深度剖析公共危机应对过程中的社会治理特点，总结提炼中国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社会治理经验，探讨全周期、全主体、全过程、全方位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之道，既有“应急”之策，也有“长远”之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说，面对2020年的抗疫大战，复旦人在医疗救治、科研攻关、咨政服务、科普宣传等多条战线全力奋战。面对大考，复旦的专家学者主动赶考、应战尽责。坚持把论文写在抗疫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实战中，在疫情研判、应急防控、舆论引导、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海外传播等方面各展所长、建言献策。在记述生动战疫故事、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同时，复旦学者也积极思考谋划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批精品佳作。《危机应对与社会治理》一书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专家学者联袂领衔，汇集了关于公共危机应对与社会治理的最新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是复旦大学继公共卫生和经济学领域之后，又一发挥学科集群优势产出的综合性成果。在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对话活动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危机应对及后危机时代的社区治理、社会修复和社会治理等议题，展开跨学科研讨。据介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科集群将继续通过理论、政策研究与治理实践的跨学科融合，聚焦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复杂国际环境下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提升咨政服务能级，为探索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之策作出更多贡献。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6月1日讯(通讯员 曾豪)近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课题立项名单公布，全国67个单位共74个项目入选，湖南省共获立4项，湘大获批2项，分别是法学院廖永安教授主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涉疫矛盾纠纷的防范与化解研究》、公共管理学院江晓军博士主持的《重特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最后一公里”协同机制构建研究》。廖永安教授的项目通过调查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涉疫矛盾纠纷防范和化解的短板与不足，引入“共建共治共享”“纠纷解决资源科学配置”的理念与方法，结合我国制度优势，着重研究防范和化解涉疫矛盾纠纷的对策。项目成果为疫情结束后尽快恢复社会秩序、高效解决涉疫矛盾纠纷、扫清复工复产复市的“堵点”，提供决策参考和智慧支持，为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应对未来的类似社会治理危机，提供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江晓军博士的项目着眼于我国基层应急管理系统研究，立足国家应急管理部成立后的制度优势，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短板与不足，研究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所有类型突发事件全覆盖的重特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最后一公里”协同机制，为我国基层重特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协调运行提供决策参考。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关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而设立的，重点围绕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特别是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坚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切实面向决策需求、增强问题意识，为提高防控应对重大疫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责编:胡孟婷][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冲击之后，世人对黑天鹅有了全新的认知，它的可怕，恰恰在于它彻底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巨大灾害的可能性，而普通人根本无法预见潜在灾害的严重性。经济在面临一场突如其来而又有巨大杀伤力的冲击时，该如何应对，这考验的其实是它的韧性。经历灾难的经济会以什么方式重启？政府该采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市场又会涌现出什么新物种？……这些问题也是后疫情时代经济研究最核心的问题。英国央行经济学家理查德·戴维斯的新书《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回答了后疫情时代的大问题，而且他回答问题的视角和他给出的答案同样重要。韧性就是抗打击能力，是经济能够从外部冲击中迅速恢复的能力什么是经济的韧性？韧性就是抗打击能力，是经济能够从外部冲击中迅速恢复的能力，也是经济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企业和劳动者——能够迅速重新组织、恢复生产和生活的能力。戴维斯在书中用了许多篇幅去描述这种韧性。他曾前往遭受过海啸侵袭的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由于叙利亚内战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在约旦的难民营，以及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绰号为“安哥拉”的监狱，去寻找存在于社区和人性中的韧性，同时思考应该怎样充分利用这种韧性，甚至在哪些时候管制和规划应该为这种韧性让路，从而让经济能更充满活力且茁壮地重启。《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理查德·戴维斯著，冯毅、齐晓飞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无论是海啸过后流离失所，还是圈禁在高墙之内，身处其中的人们无不面临巨大的外部困难，但也恰恰是这种外部困难的压力激发了人们非凡的适应力与创新。这种适应力与创新源自社会本身的组织能力。社区需要有非正规的社交网络、甚至是非正规的财务网络，民间发展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多样化、多层次、非正规的社会网络是经济拥有韧性的基础。比如亚齐当地就有一种传统，黄金是当地人储值资产的主要方式，在丰收的年份，家里的主妇会把收成换成黄金，在歉收的年份，又可以卖出黄金来补贴家用。由于黄金是全球定价，就排除了当地供求关系变动所导致的价格剧烈波动。2004年，海啸摧毁了亚齐当地的经济，也摧毁了正规的银行网络，但是每个家庭都能依靠当地非正规的黄金交易网络快速地把自己的积蓄（黄金）换成用于灾后重建的资金，从而确保了社区后续发展的韧性。审视后危机时代经济的韧性，落脚点应该是管理变革的新陈代谢知识和新思想比财富的积累更重要。在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大转型的当下，知识和人才的积累奠定了创新韧性的基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摊子，能在十几年内就实现经济腾飞，除了美国的援助之外，能够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培养的人才派上用场也是重要的推手。灾难冲击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为新一代的“后浪”扫除前人的束缚和负担，可以让他们更开放、更迅速地拥抱未来。这种拥抱新思想的开放，也是危机的“副产品”。需要为自下而上涌现出来的创新营造出宽松的环境，但很多自上而下的设计可能会与当地的现实脱节。约旦的扎塔里难民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为了给难民提供生活救济，联合国难民署的设计不可谓不费心思，每个难民家庭都领有一张电子储值卡，卡里按照家里的人数每人每月发放20第纳尔，而且分成五个不同的种类，比如食物、衣物等，从而确保资金不会被滥用（比如用买食物的钱去买衣服），难民可以用电子储值卡从难民营里的官方超市购买商品。而问题恰恰就出在官方超市和电子储值卡的缺乏变通上。严格计划的市场供应满足不了难民多样化的需求。结果是催生了兴旺的“二轨市场”，难民会大量采购自己不需要但可以卖到难民营外换钱的商品，再用换来的钱在非正规市场上采购自己需要的东西。难民营里“二轨市场”蓬勃发展的例子可能是对市场作用的最佳诠释。黑天鹅的冲击必然带来巨大的转型，而转型需要额外的呵护，转型期的表现决定了未来的发展前景。一个刑满释放的罪犯能否适应监狱外全新的环境就是最极端的适应社会的转型实验。戴维斯在书中引述的研究发现，获释之后最初的72小时对于一名前罪犯融入社会至关重要。罪犯服刑久了，适应快速变化的能力会逐渐退化（因为监狱里的大环境是几十年不变的），尤其是当新科技和新模式在外部世界层出不穷的时候。但是，如果前罪犯能在72小时内适应新环境，他的创造力（企业家精神）就可能更高。毕竟，要在监狱里好好地生活，也需要韧性、适应力和创造力。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恰恰也是全球经济经历的一个大转型期，原先熟悉的世界发生了改变，原先稳定的增长环境也发生了巨变，在有效疫苗被研制出来之前，每个人和每家企业都需要适应与病毒共存的全新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应对政策的着眼点都放在为小企业和个人纾困上。黑天鹅冲击并没有剥夺个人与企业的“动物精神”，相反，外部压力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的活力，关键是要让个人与企业能顺利度过转型期。转型期提供了优胜劣汰的压力测试，为各种社会实验搭建了舞台，很多被增长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加速暴露，曾经在大潮中“裸泳”的僵尸企业也被加速淘汰，大量新模式和新物种不断涌现出来。从这一视角去审视后危机时代经济的韧性，落脚点应该是管理变革的新陈代谢。大灾之后的复苏与增长，是因为：抗疫期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会被推广；暴露出来的组织协作和治理领域的问题会被反思；教训会被汲取；涌现出来的能够独当一面的，有担当、负责任的领导人才会被破格提拔和任用。新陈代谢，即对现有管理模式的一次考核，淘汰不合格的管理者，也为新的管理者扫除障碍，让他们能更快有所建树。这才是危机之后真正的否极泰来。（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来源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 吴晨编辑：樊宣 流程编辑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