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恩州立大学博士

光遗传学（optogenetics）是近几十年来神经科学领域最大的突破之一。然而它的第一位发明者，默默无闻的华人科学家潘卓华却因为学界的种种规则被埋没了。在科学界，到底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才算的上一项发明，一项研究论文从撰写到投稿在到发表，到底会经历怎样的过程与障碍，评审的标准又是如何影响发表结果的，这一切都可以从以下这个传奇的故事中一窥究竟。神经科学一直是机器之心关注的重要前沿领域之一，同时我们也关心这些伟大研究成果背后的科学家。希望周日的这篇故事能给社区带来一些做学术研究上的思考。下一个在医疗业掀起革命的技术将是来自一个可以促进神经元光敏的新实验室技术。这种技术又叫做光遗传学（optogenetics），是近几十年来神经科学领域最大的突破之一。它具有治愈眼盲、治疗帕金森症和缓释慢性疼痛的可能。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在实验室中广泛应用于研究动物大脑运作方式，并促进科学家获得对于睡眠、成瘾与感知的突破性理解。因此两个美国人作为光遗传学的发明者成为了科学世界的摇滚明星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斯坦福大学的 Karl Deisseroth 和 MIT 的 Ed Boyden 已经获得了数千万的资金，并在近些年赢取了百万元的奖金。他们在媒体与世界各大学术会议中获取了很多称赞。他们被认为是肯定会赢得诺贝尔奖。只除了一个问题：也许潘卓华（Zhuo-Hua Pan）才是光遗传学的开创者。但甚至连许多神经科学家都从没有听说过潘。60 岁的潘是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的视觉科学家，他在故乡中国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上世纪 80 年代搬到了美国，继续他的 PhD 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脸颊上有着笑纹。他的同事形容他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谨慎、专注、小心。潘一直致力于治愈眼盲。在 2000 年的初期，他想出了将光敏蛋白放在眼内来帮助盲人恢复视觉——通过制造其他光敏细胞来弥补死去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这正是光遗传学思想的来源——获取能将光转化为电子活动并将它放进神经元的蛋白质。这样，科学家能够通过发射光来远程刺激神经元，让它们操控脑回路。也有很多人在此之前尝试过制作光敏神经元，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它们都缺少了光敏蛋白质。2003 年公开的对光敏感通道蛋白的首次分子描述改变了这一切。光敏感通道蛋白，一种由绿藻形成的蛋白，它通过将离子注入细胞来对光作出反应，这有助于藻类寻找阳光。「这是我生命中最令人激动的事情，」潘说道，「我认为，哇哦，这就是我们寻找的分子。这正是我们在寻找的光探索器。」直到 2004 年 2 月，他一直在尝试在神经节细胞中培育光敏感通道蛋白——我们眼中的神经元直接与大脑相连——他在培养皿中培育出了它们。它们在光照下开始具有电活性。在平复激动的心情之后，潘申请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NIH 给了他 30 万美金，并评论他的研究「史无前例，具有高度的创新提案，探索在未知的边缘。」一只包含了光敏感通道蛋白质的盲鼠的视网膜。底部的圆状是神经的细胞体。包括了光敏感通道蛋白的小鼠视网膜和绿色的荧光蛋白质。潘不知道那个时候他处在一场与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科学家的竞赛中，比赛谁能最先将光敏感通道蛋白放入神经元中。Deisseroth 和 Boyden 在斯坦福工作，Deisseroth 快完成了博士后阶段，Boyden 快读完硕士学位。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小组处于这场竞赛中，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 Stefan Herlitze 和 Lynn Landmesser，以及日本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的 Hiromu Yawo。尝试用光来控制神经元的科学家绝不止这些。到 2004 年，Gero Miesenbock 和 Richard Kramer 已经公开发表了利用其他更加复杂的分子来实现这个技术的文章。但是光敏感通道蛋白才是那个即将变革整个领域的工具。斯坦福团队用光控制神经元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们也注意到了关于发现光敏感通道蛋白的论文。Deisseroth 在 2004 年 3 月与文章的作者 Georg Nagel 取得了联系，他问 Nagel 是否愿意合作，分享光敏感通道蛋白的 DNA，这样 Boyden 就可以试着将它放进神经元。在 2004 年 8 月，Boyden 在一个小培养皿里用光照射一个大脑神经元，并记录了光敏感通道蛋白的电子活动。而 6 个月前，潘已经用视网膜神经元做了同样的事情。潘早在 6 个月前就针对视网膜神经元做了同样的事情。但是他被人抢先了。我们并没有感到多幸运Boyden 现在是 MIT 的教授，STAT 告诉他潘首先进行实验的时候他很震惊。「哇哦。很有意思。我根本不知道这个。」Boyden 说道。「科学如何认为某件事被证明这件事很值得思考。」他补充道，并指出科学家的成就基于互相的工作，有时候互相合作，有时候并行工作，互相借用对方的肩膀。「不同的团队有时会在互不知晓的情况下做着目的相同的研究」他说道。斯坦福的新闻办公室称 Deisseroth 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为了回应 STAT 提出的问题，发言人 Bruce Goldman 称潘的研究「还远远称不上利用光遗传学... 为了打开精确的神经科学的新大门。这正是 Deisseroth 博士 2005 年的那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中所揭露的潜力。」潘说他在几年前可能向 Boyden 说起过他的实验时间，但是潘说，「我并不希望花太多时间说这个，因为会让人们感到不舒服。」这种想法与 潘一直以来的风格是一致的——勤奋、保守、低调。Wayne State 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大学，并不因为科学研究而出名。潘去了另一个州立大学完成他的博士学位，接着花费了数十年做了许多低调的研究。这些事情也许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有所影响，当他试着向世界介绍他的发明时：它看起来并不像某种巨大的前进，即使它真的是。潘的实验室里的一个人眼模型潘花费了 2004 年的一个夏季来找出如何把光敏感通道蛋白放进活眼当中。他决定用病毒，即感染眼睛中的细胞，并潜入光敏感通道蛋白的 DNA 中。他的同事，Alexander Dizhoor 是萨鲁斯大学（Salus University）的教授，设计了光敏感通道蛋白 DNA，并将这种基因添加到一个蛋白上，能在蓝光下发出绿色的荧光，所以他们可以一直跟踪光敏感通道蛋白。在 2004 年 7 月，潘将病毒注射给第一只小鼠。五周后，他检查了小鼠的视网膜看看是否起效。当他看到了一片绿色的海洋时——它们的细胞膜中的成千上万个神经节细胞有着与光敏感通道蛋白偶联的绿色蛋白质。当他在其中一个细胞中插入电极并打开照射灯的时候，这些细胞出现了明显的电活性。光敏感通道蛋白起效了。这仅仅是第一步，但却是具有革命性的一步——这意味着潘的方法也许让盲人恢复视力。「它的一切都如此美丽。」潘说道。根据潘分享给 STAT 的一封信所写，潘与 Dizhoor 撰写了一篇研究成果的论文，并在 2004 年的 11 月 25 号提交给了 Nature。Nature 的编辑建议他们将这篇文章发给了一个更加专业的杂志，即 Nature Neuroscience，后者拒绝了这篇文章。在第二年的年初，潘将这篇论文发给了 Neuroscience，尽管后者重新看了一遍，但还是拒绝了。潘心灰意冷，准备重新修改他的论文，并在 2005 年 5 月去了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参加 视觉与眼科学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Vision and Opthamology）大会，在那里他描述了他在神经元中使用光敏感通道蛋白的研究。这次大约只有 15 分钟的简短演讲，算是他的个人发明史上最高调的一次了。但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个演讲愈发的重要。几个月后，在 2005 年 8 月，Nature Neuroscience 发表了一篇利用光敏感通道蛋白制造光敏感神经元的论文。这篇论文来自于 Edward Boyden 与 Karl Deisseroth。潘从一个同事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后者发给了他这篇论文。「我感觉很糟，非常糟。」潘说道，停顿了下。「我们感觉自己的运气太不好了。」遭遇不屑Deisseroth 和 Boyden 的论文相比于潘的稍有不同。他们仅仅证明了他们可以使用光敏感通道蛋白来控制神经元在培养皿中的活动；潘一直等到在活的动物体中行得通时才发表论文。而且 Deisseroth 和 Boyden 的开灯时长仅为 1 毫秒，已显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的时间控制。但他们的技术功绩基本上是相同的：他们已经成功地使用光敏感通道蛋白来使培养皿中的神经元对光照产生反应。MIT 媒体实验室里的 Ed Boyden那篇斯坦福论文的影响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显现出来，但确实名声大噪。该项成果瞬间启动了 Deisseroth』s 和 Boyden 两人的职业生涯，为 Deisseroth 在斯坦福的实验室以及 Boyden 位于 MIT 的实验室带来了巨额拨款和有天赋的学生们。纽约时报在 2007 年开始撰写关于 Deisseroth 的光遗传学突破，那篇论文的引用次数开始飙升。等到潘终于成功地在 2006 年 4 月于《Neuron》上发表了他的论文之时，人们多半不屑一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家 Richard Kramer 那时也在研究视觉，他记得，「这算不上创新，这只是『哦，看，你可以把光敏感通道蛋白放入接入大脑的神经元中，你也可以把它放在视网膜的神经元。』它有什么稀奇的吗？没有」那几个月的时间似乎已经使一切都不同了。潘的实验室中长出细菌的培养皿和解剖工具。为什么潘的论文没有被第一个发表？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答案。Boyden 的论文出来后，潘给自然神经科学杂志（Nature Neuroscience）的编辑写信，问他们怎么能拒绝他的论文而发表 Boyden 的。编辑回应到，尽管两篇论文相似，但 Boyden 等人是作为一种新技术、而非一个科学发现来提出的。潘的论文看起来太过狭窄，仅仅关注于使用光敏感通道蛋白来恢复视力，而 Boyden 的论文视角广阔，将光敏感通道蛋白视为一种通用的神经系统科学工具。其他研究人员提交给神经科学杂志的评论揭示了人们是如何看待潘的论文的。一位评审员喜欢它并给它提了一些小的改进建议。另一个评审员在单独一长段中说该研究是「雄心勃勃的」和「非常初步的」，并总结到「这里能够诱惑大多数神经系统科学家的东西太少。」事后，潘的合著者 Dizhoor 读到这些评论时不禁失笑。细微地修改后，评审会最终在 2006 年出版一份潘的这篇论文的扩展版。但那并没有将潘提升为光遗传学的伟人。在出版方面，他比大部队晚太多了，有三个不同群体在他之前发表了有关光敏感通道蛋白的论文。他没能分享到最近颁给 Deisseroth 和 Boyden 的两大奖项，分别是 2013 年的大脑科学奖（The Brain Prize）（100 万欧元分给了光遗传学的六位发明者）和 2015 年的生命科学突破奖（The Breakthrough Prize）（Boyden 和 Deisseroth 每人得到 300 万美元）。Karl Deisseroth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芒廷维尤接受生命科学领域的 2016 Breakthrough Prize。自 2005 年以来，Deisseroth 已经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他在光遗传学方面研究所资助的 1800 多万美元，而 Boyden 已经收到 1000 多万美元。两人都有其他的主要项目，每年为其实验室带来额外资金。Boyden 是一个多产的演讲家，在 TED 上做了多次 演讲；Deisseroth 是纽约客的 2015 年度深度人物专题的报道对象。另一方面，潘在过去的 10 年间仅仅累计收到 300 多万美元，并只有一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是维持研究项目的最低限度资金。对其工作的大部分赞誉来自于韦恩州立大学。据潘自己的网站介绍，他被邀请做几个访谈——最近的是在俄罗斯的一个技术展览上。潘在韦恩州立大学的实验室中，在那里他继续着光敏感通道蛋白的研究工作。发明的游戏规则这个传奇的故事提出了一个问题：科学上的发明意味着什么。这是近年来困扰科学家们的一个问题——包括正在进行的 CRISPR 专利战——随着研究变得越来越全球化，生物技术的影响和医学发现的研究战果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事实证明，答案取决于语境的变化。学术界同行通常认为第一个发表有关某技术论文的科学家是该技术的发现者或发明者。但是正如潘的经验表明，该指标可能有问题。在最近一篇《eLife》杂志上的文章中，两个生物学家 Ronald Vale 和 Anthony Hyman 也指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论文提交和论文出版之间的延迟差可以从几星期到两年多」，「这个过程让知识从科学家转移到全球科学界的过程中，调慢了进度并创造不公平。」而且评审员可能会偏向于他们熟悉的名字或有声望的机构。抹去作者姓名的盲评方法已被建议用来将这种影响最小化，但许多科学家怀疑它是否有效，因为研究往往是在会议上就被提前讨论了。而 Vale 和 Hyman 提倡科学家们在提交给杂志前先在 bioRxiv 之类的「预印本服务器」上贴出研究草稿。如果这样的服务器在 2004 年就已被神经系统科学家广泛使用的话，潘可能已经在上面贴出他那篇被拒的研究成果了，作为一份凭证。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将出现在诺贝尔奖的入围名单上还不清楚。Kramer 认为即使 潘已经在 bioRxiv 上发表，他也应该闭嘴了，因为他并不是第一个在该技术上发表同行评议论文的人。这才是影响光遗传学（optogenetics）的发明者是否会以及何时会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因素。法律系统里的规则跟这里的不太一样。据一位专门从事专利法的美国律师协会代表的说法，要在 2000 年初时证明专利优先问题，通常情况下你需要展示两个过程：「某人在何时确实构想出了这个发明——有点像是头脑中的灵光一现（啊！我有了！）——以及发明在何时进入实践——这意味着你已经实现它并已经证明你的想法行得通。」根据这些标准，一项发现要发生在实验室演示时期，甚至是在预印本服务器上贴出之前。然后是公众舆论的意见。科学家们成为日益公众的人物，他们运营推特账户并出现在深夜谈话节目中。「在学界上升的过程受到非科学事物的影响比过去更多了一些，」拥有失明基因治疗方面专利的哈佛医学院教授 Richard Masland 说。身处韦恩州立大学可能意味着潘没有资源让一篇高知名度的论文获得发表。做高质量研究有实际的成本，但此外顶级大学的高级研究员通常指导初级教授，阅读他们的成果并帮助深化。与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等著名机构中的科学家相比，潘 赞同这一事实可能会将他置于劣势。「当然，我不能通过证据证明它。」他说。而潘的谦逊和非母语的语言能力可能无法让他像 Boyden 和 Deisseroth 那样宣传自己。「他不像该领域的其他人那样是一位知名演讲人和主持人。而要能够走出去并出售自己，这是整个游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视觉研究员 Kramer 说。这种宣传可以是自我强化的。起先研究光敏感通道蛋白的 Case Western 教授 Landmesser 说，「我认为总有一种趋势是，让我们这么说吧，第一个到达的人会得到更多宣传。」一段大学的公关视频可以带来一篇国家级新闻报道，这会促使某人在一个不错的现金奖励提名中想起你的名字，这会导致科学家在一些电视节目中露脸。「发明者」一词在某些时刻会被用到，而你要在谷歌了「谁发明了光遗传学？」之后才能通过谷歌的自动回答得到答案。在潘实验室中的一张黑板和玻璃器皿干燥架。他使用光敏感通道蛋白帮助失明的小鼠看东西。最终，潘 和 Boyden 与 Deisseroth 团队共同获得该发现的专利潘在 2005 年 5 月的演讲对 Boyden-Deisseroth 专利有过一阵威胁——美国专利局拒绝了它多次，因为潘的摘要是在归档的一年多以前出版的。最终，Deisseroth 和 Boyden 签署了一份文件，说明他们在 潘 发表会议摘要之前已经在实验室中私下发明了使用光敏感通道蛋白的这种方法。有关专利是在 2016 年 3 月发布的，几乎是在归档的 10 年之后。现在 Deisseroth 是 Circuit Therapeutics 公司的创始人和科学顾问，这家公司开发一系列的基于光遗传学的疗法，想来是使用了 Deisseroth 的专利发明。（Circuit Therapeutics 拒绝评论有关其知识产权许可的细节。）潘也获得了一项专利，使用光敏感通道蛋白来恢复视力。他的专利是由 RetroSense 颁发，后者在 2005 年赢得了来自天使投资协会（Angel Capital Association）的奖励。RetroSense 的 CEO——他颁发的这项专利——告诉《STAT》有关 潘 在光遗传学发明上的地位——今年开始的临床试验，使用基因治疗把藻类蛋白质放在盲人眼中。这是人类的第一个光遗传学应用，也是非人类基因第一次被用于基因治疗试验。现在，德克萨斯州的盲人依靠眼睛里的海藻 DNA 和蛋白质看路。而这就是 潘 一直在努力的。「我仍然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是：即使是现在，我们的临床研究仍然领先于任何人，」潘说。但由于在美国没有基因疗法被批准用于临床使用，在人类中成功利用光遗传学的道路可能是漫长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教授 Yang Dan 正在利用光遗传学来研究睡眠，但她在短期内不看好光遗传学的临床治疗，她说：「我相信这些安全检查会需要很长很的时间。」至于该发明本身，一些科学家说 潘可能没有 Deisseroth 和 Boyden 所拥有的值得嘉奖的大愿景。作为抢先获得光敏感通道蛋白首次发表的其他人之一，Stefan Herlitze 说：「当然我不得不说，Deisseroth 和 Boyden 他们真的将该领域向前推进了。」Boyden 附和道「Karl 和我对如何控制大脑中的细胞类型的一般性问题非常感兴趣，我们近年来致力于将这些分子推到它们的逻辑极限。」所以可能重要的不是谁发明了光遗传学，而是看谁把科学的边界推得最远。当被问到自己是否应得 Boyden 和 Deisseroth 已享有的认可时，潘拒绝回答。他后来告诉《STAT》，Deisseroth「的工作无疑也很出色。但他也很幸运，因为如果我们的论文是在他前面被发表，故事就不同了。我们本将得到更多的荣誉。」这差不多就是潘愿意说的关于其信用下跌的全部东西。今天他仍然在底特律。他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研究可用来治愈失明的新版光敏感通道蛋白。「我的实验室非常小，」潘说，「我们主要对试图恢复视觉感兴趣。」选自 STAT，作者：ANNA VLASITS 机器之心编译；

光遗传学（Optogenetics）是近几十年来神经科学领域最大的技术成就，被许多科学家认为是注定会得诺贝尔奖的工作。2019年9月24日，Ernst Bamberg、Karl Deisseroth、Gero Miesenbck，三人因在光遗传学领域的贡献而荣获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引文桂冠奖”，再次引发大家对光遗传学是否会获得诺贝尔奖的猜测。然而，最先开创光遗传学的华裔科学家潘卓华却依然籍籍无名——他没有输在实验室，却输在残酷的科研竞速赛上。光敏感神经元技术可能会推动医学领域的革命性进展。这项技术名叫“光遗传学”，是近几十年来神经科学领域最大的技术成就。它有望用于治疗失明、帕金森症以及缓解慢性疼痛。此外，它还将广泛用于实验室中研究动物大脑的工作，让科学家们更深入地理解睡眠、成瘾和感知等行为。因此，斯坦福大学的 Karl Deisseroth和麻省理工的 Ed Boyden 因发明光遗传学技术而成为学界明星，也就不足为奇了。两人近年来拿资助和奖金可谓拿到手软，他们的实验室尽收高端设备和顶尖学生，并且得到了举世的称赞与荣誉，连诺贝尔奖也几乎已成囊中之物。这个美好的故事却暗藏隐情：也许华裔科学家潘卓华才是开创光遗传学技术的第一人。然而，甚至连很多神经学家都没有听说过潘卓华这个人。潘卓华在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的实验室。SEAN PROCTOR FOR STAT光遗传学的竞赛潘卓华，视觉科学家，就职于美国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他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自上世纪80年代赴美攻读博士起就一直旅居美国。他宽阔的鼻梁上戴着金丝边眼镜，脸上常露笑意。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谦虚、专注且谨慎。治愈失明的渴望激励着潘卓华的工作。在本世纪初，他就设想出一种让盲人恢复视力的治疗方法——将光敏蛋白导入眼中，通过使其他细胞对光敏感来弥补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的死亡。向神经细胞中导入把光转换为电信号的蛋白，这就是光遗传学想法的雏形。这样一来科学家就可以通过光远程刺激神经元控制大脑回路。之前有人做过神经元光敏实验，但由于缺少合适的光敏蛋白而功亏一篑。2003年，随着关于光敏通道蛋白（ChR）研究的发表，该方法有了转机。ChR 是绿藻中发现的一种蛋白质，它通过控制离子进入细胞来回应光信号，从而帮助藻类寻找阳光。潘卓华说：“那是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我当时想，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分子，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光传感器吗！”他开始尝试着让培养皿内的神经节细胞（我们眼球中直接连接大脑的神经元）表达 ChR，直到2004年2月，这些细胞终于表现出光响应的电活性。潘卓华欣喜若狂，他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了一笔资助。NIH 拨给他30万美元经费，并称其工作是“一项相当超前、高度创新、探索未知领域的研究”。含有 ChR 的盲鼠视网膜侧视图。底部的圆形结构是神经元的细胞体。ZHUO-HUA PAN鼠视网膜的特写，展现带有 ChR 和绿色荧光蛋白的神经元。ZHUO-HUA PAN然而彼时的潘卓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进入一场分秒必争的竞速赛中，世界各地的研究团队都在试图将 ChR 导入神经元。当时 Deisseroth和 Boyden 都在斯坦福大学，Deisseroth 正在做博后而 Boyden 还在读研。此外至少还有两批人马参与了这场争分夺秒的比赛，分别是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的 Stefan Herlitze 与 Lynn Landmesser 团队以及日本东北大学的 Hiromu Yawo 团队。当然，尝试用光控制神经元的科学家可不只他们几个。2004年，Gero Miesenbock 和 Richard Kramer已经发表了用其他更复杂的分子实现这一目的的论文。不过 ChR 才是为这个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工具。斯坦福的团队早就动过用光控制神经元的念头。他们也注意到了那篇发现 ChR 的论文。2004年3月，Deisseroth联系到该论文的作者 Georg Nagel （在潘卓华首次成功将 ChR 导入神经元的一个月之后），并从后者处拿到 ChR 的 DNA。同年8月，Boyden 对培养皿中的脑神经元进行光刺激，并且记录下了 ChR 反馈的电活动。早在六个月前，潘卓华就已经用视网膜神经元进行了同样的实验，但他的工作被抢发了。“我们实在不太走运”Boyden现已是 MIT 的教授，STAT 告知他潘卓华率先完成这项实验时，他颇感惊讶。“挺有意思哈。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Boyden 说。Boyden 表示，科学家们进行各自的研究，有时会采取合作的方式，有时则分头开展，发生你追我赶互相争抢的情况。“有新发现的时候学界怎么评判功绩？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总会有有意或无意的协作存在。”斯坦福新闻办公室称 Deisseroth 无暇接受采访。对于 STAT 提出的问题，发言人 Bruce Goldman 表示，潘卓华的研究与光遗传学的应用还相差甚远，而 Deisseroth 博士2005年发表的那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才打开精细神经科学的新世界大门。潘卓华说，数年前他或许曾向 Boyden 提及过自己实验的时机掌控，但他也表示：“我不想就此问题谈论太多，免得让人不舒服。”这种态度符合潘卓华一贯的作风——勤奋、内敛、不愿成为焦点。韦恩州立大学是一所小型大学，在科研界名声不显。潘卓华在一所州立学校攻读博士，然后数十年从事着默默无闻的研究。也许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接下来发生的事：他想要向世人宣告自己的重大进展时，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关注。潘卓华实验室里的人眼模型。SEAN PROCTOR FOR STAT2004年夏天，潘卓华一直在探索将 ChR 蛋白在导入活体眼球的方法。最后他选择用病毒感染眼球的细胞，以此导入ChR 的 DNA。他在萨鲁斯大学的同事 Alexander Dizhoor 教授改造了 ChR 的 DNA，引入绿色荧光蛋白示踪。2004年7月，潘卓华用病毒感染了第一只老鼠，大约五周之后观察其视网膜，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视网膜上成千上万的神经节细胞都拥有带绿色荧光的 ChR。他向这些细胞中植入监测电极，然后进行光照，细胞反馈了一阵电活动—— ChR 起作用了。虽然这只是第一步，但却是革命性的一大步，它预示着潘卓华的方法也许能让盲人重见光明。潘卓华说：“真是天公作美。”根据潘卓华向 STAT 展示的投稿信，他与 Dizhoor 就这项工作写了一篇论文并于2004年11月25日投到了 Nature。后来根据 Nature编辑的建议，他们改投到专业性更强的期刊 Nature Neuroscience 上，却遭到拒稿。次年年初，潘卓华又将论文投到 Journal of Neuroscience，经评审后再次被拒。心灰意冷的潘卓华开始对论文进行修改，并于2005年5月来到佛罗里达州的罗德岱堡参加视觉和眼科学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Vision and Opthamology）的会议。会上他介绍了自己在神经元中使用 ChR 的工作。这场报告只用了15分钟，却可能是其发明时间表中最明确的声明。这次声明意义重大，因为几个月后，也就是2005年8月，Nature Neuroscience 刊载了一篇关于用 ChR 让神经元对光敏感的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正是 Edward Boyden和 Karl Deisseroth，值得一提的是，此后因CRISPR基因编辑而大名鼎鼎的张锋也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此时的张锋正在 Karl Deisseroth 实验室读博。潘卓华从发给他论文的同事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糟糕，糟糕透了。”潘卓华顿了顿说：“我们实在不太走运。”辉煌与冷遇Deisseroth和 Boyden 的论文与潘卓华的论文有些许不同。他们简单地证明了可以用 ChR 控制培养皿中神经元的活动；而潘卓华则等到活体动物实验成功后才发表。而且 Deisseroth和 Boyden 展示了极其精确的时间控制，开灯时间仅为1毫秒。但他们的成就大体相同：利用 ChR 成功地让培养皿中的神经元响应光照。斯坦福团队的论文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变热，不过的确成了大热之作。这项工作让 Deisseroth 和 Boyden 的科研生涯一飞冲天，两人的团队得到了大笔的科研经费（Deisseroth 在斯坦福，Boyden 在 MIT），也因此招到了许多天资聪颖的学生。2007年，纽约时报开始报道 Deisseroth在光遗传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这篇论文的引用量也开始爆炸式增长。MIT 媒体实验室的 Ed Boyden。KEITH BEDFORD/THE BOSTON GLOBE直到2006年4月，潘卓华终于在 Neuron 上发表了自己的论文，却遭受冷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样研究视觉的神经科学家 Richard Kramer回忆道：“这项工作没什么创新性，给人的感觉就是‘看吧，既然可以把 ChR 导入大脑神经元，当然也可以导入视网膜的神经元。’这很了不起吗？并不。”短短几个月之差，一切都不同了。为什么潘卓华的论文没能最先发表呢？他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在 Boyden 的论文出来之后，潘卓华写信给 Nature Neuroscience质疑为什么自己的论文遭拒， Boyden 的却发表了。编辑回复说，两篇论文有相似之处，Boyden 等人是将成果作为一项新技术而非科学发现提出的。潘卓华的论文看上去过于狭隘，仅仅关注用 ChR 恢复视觉，而 Boyden 的文章则眼界开阔，他提出 ChR 是能够在神经科学领域广泛运用的工具。其他研究者向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递交的审稿意见，为了解人们如何看待潘卓华的论文提供了更多的线索。有一位审稿人很欣赏这篇论文，只提出了少量修改意见。另一位则写了一大段话表示这项研究“野心太大”、“非常初级”并总结道：“没有什么能吸引大多数神经科学家的亮点”。事后，潘卓华论文的共同作者 Dizhoor看到这条评论不禁呵呵。2006年，审稿人最终允许潘卓华论文的扩充版小修后发表。但这并没有让潘卓华晋升为光遗传学大牛。在这场论文发表的盛宴中，他姗姗来迟，之前已经有三个团队发表了关于 ChR 的工作。他没能分享到 Deisseroth与 Boyden 近来收获的两项大奖，即2013年的 The Brain Prize（光遗传学的6位发明者共享100万欧元）与2015年的 科学突破奖（Boyden 和 Deisseroth 每人300万美元）。自2005年起，Deisseroth 已经凭借光遗传学方面的工作从 NIH 拿到了超过1800万美元的资助，而 Boyden 得到的资助超过1000万美元。他们还通过其他项目为自己的实验室带来额外的基金资助。Boyden 是一位高产的演讲者，多次登台 TED；Deisseroth则在2015年接受了 The New Yorker 杂志的深度采访。Karl Deisseroth 获得2016年生命科学突破奖相比之下，潘卓华过去十年间总共也只得到大约300万美元和一项 NIH 的资助，堪堪能让研究项目继续下去。相关的大多数荣誉只是来自韦恩州立大学。根据其个人主页的介绍，他被邀请做过几次报告，最近一次是俄罗斯的一个技术展。潘卓华在韦恩州立大学的实验室中，这里是他一直研究 ChR 的地方残酷的游戏规则这个故事引出了一个问题：在科研领域，究竟怎样才算发明。近年来，随着研究日益全球化、生物技术与医学发现的奖项日益丰厚，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科学家们——包括旷日持久的 CRISPR 专利之争。至于答案，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术界一般认为第一个发表相关论文的科学家即为技术的发现者或发明者。但这个标准也可能出现问题，潘卓华的遭遇就是极好的例证。发表在 eLife 的一篇文章中，生物学家 Ronald Vale和 Anthony Hyman 指出“论文投递和发表之间的间隔可能长达几周，有些甚至超过两年。期刊延缓了知识从一位科学家向整个科学界的传播的过程，也会产生不公。”而且，审稿人可能会对熟悉的作者或知名机构有一定偏向性。隐去作者姓名的盲审可以弱化这种影响，不过也有不少科学家对此存疑，因为研究成果往往在之前的一些会议上就讨论过了。Vale 和 Hyman 主张科学家们在向期刊投稿之前，将论文公布到 bioRxiv 之类的“预印本网站”上。如果这样的网站在2004年就得到广泛应用，潘卓华就可以在那上面公布自己被拒稿的成果，声明自己对技术的发明权。然而，那是否意味着他将出现在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单上呢，这也很难说。Kramer认为，即便潘卓华将论文发表在 bioRxiv 上，他大概仍旧会被诺奖拒之门外，因为这样的发表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而这一点恰恰是光遗传学发明者能否夺得诺奖的关键。法律体系的运行并不完全遵照学术界的规则。一位美国律师协会专利法方向的专家表示，在本世纪之初，为了证明专利的优先权，一般你得说明什么时候你真正设想出了该发明——即脑中的灵光一闪，“啊哈，有了！”以及什么时候将发明付诸实践——即真正完成并证实了自己的设想。基于这些标准，新发现诞生于在实验室中被证实的那一刻，这个时间点甚至比向预印本网站投稿还要早。接下来是公众的评判。科学家们逐渐成为公众人物，开始玩 Twitter、上深夜脱口秀节目。哈佛医学院的教授 Richard Masland拥有失明基因疗法的多项专利，他说：“与之前相比，现在科研质量的评判受到非科学因素的影响更大。”也许身处韦恩州立大学使得潘卓华并没有发表大热论文所需的资源。从事高水平研究是存在实际成本的。还有，顶级大学的资深研究者往往会指导年轻教授，阅读他们的工作并帮助他们提高水平。潘卓华认为，这种现状会让他在与知名研究机构（如麻省理工或斯坦福）的科学家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不过他也说：“当然，我并没有确凿证据。”为人低调、英语又非母语的潘卓华很难像 Boyden和 Deisseroth 那样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视觉研究者 Kramer说：“他很少像这个领域的其他人那样演讲、上节目。然而走出实验室、自我推销恰恰是科研竞赛中的一个重要环节。”ChR 研究先驱之一的凯斯西储大学教授 Landmesser 说：“我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谁先走出去，谁就能得到更多关注。”也许，拍一段大学宣传短片就能引发全国性的新闻，大家在提名大奖候选人、拍电视节目时就会先想到你，不知何时你就被冠以“发明者”的头衔，谷歌搜索“谁发明了光遗传学技术？”也会自动弹出你的名字。潘卓华实验室中的一块黑板和玻璃器材干燥架。他已经利用ChR帮助盲鼠复明。SEAN PROCTOR FOR STAT最终，潘卓华和 Boyden、Deisseroth 的团队的成果都拿到了专利。潘卓华2005年5月的讲座一度威胁到 Boyden与 Deisseroth 的专利——由于潘卓华的摘要比他们早了一年多发表，美国专利局多次拒绝了他们的申请。最后，Deisseroth和 Boyden 签署了一份文件，声明他们在潘卓华的会议摘要发表之前就已经发明了在实验室中使用 ChR 的方法。相关的专利到2016年3月才获批，距离当初提交申请已将近十年。现在，Deisseroth 是 Circuit Therapeutics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科学顾问。这家公司主要研究基于光遗传学的疗法，其技术应该正是来源于 Deisseroth申请的专利。（Circuit Therapeutics 公司拒绝就其知识产权许可的详情发表评论）。潘卓华也拿到了一项用 ChR 恢复眼球视力的专利。他的专利得到了 RetroSense 的许可，还获得了2015年天使投资协会（Angel Capital Association）的奖项。Retrosense 今年启动了用基因疗法将藻蛋白导入盲人眼球的临床实验，其 CEO 还顺便向 STAT 提到了潘卓华在光遗传学技术发明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这是光遗传学技术在人类身上的第一次应用，也是非人类基因首次用于基因疗法。现在，德克萨斯州已在进行向盲人眼中植入藻类 DNA 和蛋白质的实验。这正是潘卓华一直所致力的目标。“有一件事让我倍感欣慰，那就是即便到了现在，我们的临床实验仍然一马当先。”但是目前美国尚未批准基因疗法用于临床使用，光遗传学技术在人类身上的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家丹阳坦言，该技术短时间内还不会用于临床治疗。“我认为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审核还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至于发明本身，一些科学家认为潘卓华尚不具备Deisseroth 和 Boyden 所拥有的获得大奖的资格。Stefan Herlitze 也是 ChR 用于神经元的工作被抢发的研究者之一，他说：“我不得不承认，Deisseroth 与 Boyden 的确推动了这个领域的发展。”Boyden认可这一说法。“Deisseroth 和我热衷于如何控制大脑中的细胞类型这一大课题， ”他说，“近年来，我们将这些分子的应用推向了极致。”因此，或许谁发明了光遗传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将科学的边界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当被问及自己是否也配得上 Boyden与 Deisseroth 所拥有的那份荣誉时，潘卓华没有回答。随后他告诉 STAT，“毫无疑问，Deisseroth 同样做出了非常漂亮的工作。但他也十分幸运，因为如果我们的工作在他之前发表，故事将被改写。我们将得到更多荣誉。”这就是潘卓华要讲的全部故事。如今他还在底特律继续研究用于治疗失明的改良版 ChR。“我的实验室规模非常小，主要还是关注恢复视力的问题。”潘卓华说到。附：光遗传学大事记关注科研动态了解更多详情，ID：likesci读完本文的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似曾相识？

【科研摘要】几乎所有类型的腹部和骨盆手术，术后腹膜粘连都是常见的并发症。这导致许多医疗问题并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当前的抗粘连策略主要集中于物理屏障，包括薄膜和水凝胶。但是，它们只能将粘合力降低或降低到一定水平，并且其施用过程远非理想。最近，韦恩州立大学曹智强教授团队在《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上报告了Biodegradable Zwitterionic Cream Gel for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Postoperative Adhesion可生物降解的两性离子乳霜凝胶的开发，该凝胶具有一系列理想抗粘连材料的特性，包括独特的可注射但可延展和自支撑的特性，可立即进行局部应用，无需固化，等待或缝合，没有止血要求，蛋白质/细胞抗性和生物降解性。乳霜凝胶通过完全可靠地防止在大鼠模型中出现主要的和更严重的复发性粘附，显示出抗粘附功效的重大进步。【科学背景】腹膜粘连几乎是任何类型的腹部和骨盆手术的必然结果，并且在多达90％的患者中被发现。它导致许多医疗问题，包括严重和慢性疼痛，女性不育症，肠梗阻等。临床上，粘膜溶解术是第二种释放粘连的手术，通常发生在与术后粘连相关的并发症的患者中。但是，考虑到存在原发性或复发性粘连，该手术似乎比原发手术更为复杂。即使在粘连溶解之后，由于由已建立的粘连的手术溶解引起的新的创伤，粘连再形成的机会仍然很高。由于术后粘连及其相关疾病的发病率高，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相关经济负担，临床上迫切需要一种安全有效的抗粘连屏障，以有效防止粘连后的术后粘连和复发性粘连。当前的抗粘连策略主要包括物理障碍。薄膜产品（例如Interceed和Seprafilm）已在美国FDA批准；但是，它们的应用过程不方便，也就是说，需要进行细致的止血和有效的缝合才能将其定位在受伤的组织表面上，从而容易与包括外科手术医生的手套在内的任何潮湿表面发生不希望的粘附，并且难以在不规则表面上形成保形屏障。相对可注射的水凝胶，大多处于开发阶段，可以直接使用：注射的预凝胶溶液通常呈流体状，可以完全覆盖受伤的表面。随后进行原位聚合，迈克尔加成硫醇-烯反应或席夫碱氨基-醛反应，形成化学交联的水凝胶。尽管如此，在混合和挤出通过注射器之前，必须在适当位置使用双阀涂抹器来分离反应性成分。所应用的预凝胶溶液还需要一到几分钟才能完全治愈，这给手术时间和感染风险带来了负担。某些化学水凝胶需要紫外线源进行固化，这对辐照安全性构成了进一步的关注。相比之下，诸如热敏性的物理水凝胶在人体温度下从液体形式转变为凝胶形式，则无需体内进行化学反应或紫外线照射。但是仍然需要等待几分钟的时间，以使物理凝胶固化。由于上述问题与施涂过程有关，目前的物理屏障仍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减少附着力。【图文解析】作者报告了针对抗粘连应用的首款乳霜凝胶制剂的开发（图1a），在完全可靠地防止术后粘连方面（图1b，c）的功效有了重大飞跃，这在两个方面得到了证明。不同但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大鼠模型（腹壁缺损-盲肠磨损粘连模型和反复损伤粘连模型）。与目前依靠缝合或固化将抗粘膜或水凝胶固定在受创表面上的水凝胶不同，霜状凝胶配方可通过方便的局部应用（无需等待）立即固定在任何不规则表面上，由于其具有可注射但具有延展性和自我支撑的特性（图1a，d）图1 可生物降解的两性离子PCBAA乳胶具有理想的抗粘连材料的特性。a）概述方案，显示了用CBAA单体和可生物降解的BAC交联剂制备两性离子PCBAA乳霜凝胶。b）可注射的，可延展的和自支撑的乳膏凝胶可通过针头应用，并通过方便的局部应用固定在任何不规则表面上。c）使用两性离子乳膏凝胶预防术后粘连的示意图。d）未经治疗的两个受创组织之间粘附形成的示意图。通过流变试验研究了乳霜凝胶的粘弹性。在整个角频率范围内，线性粘弹性状态（在1％应变下）随频率变化的振荡扫描表明，储能模量（G'）优于损耗模量（G“）。（0.1–100 rad s-1；图2a）。这表明具有不同交联剂含量（0.1或1％BAC）的面霜凝胶在整个频率范围内保持类似固体的行为。在依赖于应变的振荡流变学测量中，乳霜凝胶在低应变范围（0.1–10％）时保持固体样行为，G'高于G”，但在高应变区域（G'变为G'）则表现出更高的粘性 低于G”（图2b）。图2.乳霜凝胶的流变性，生物降解性，细胞毒性和蛋白质/细胞抵抗力。a，b）具有不同交联剂含量（0.1或0.1的乳霜凝胶制剂）的频率依赖性（a，在1％应变下，25°C）和应变依赖性（b，10 rad s-1频率，25°C）振荡扫描 1％BAC）。c）具有不同交联剂含量（0.1或1％BAC）的面霜凝胶制剂的体外生物降解。d，e）将NIH / 3T3成纤维细胞与奶油凝胶提取物和降解产物（奶油凝胶在具有20 mm GSH的DMEM中于37°C降解48小时）一起孵育（交联剂含量不同）（0.1或1％BAC） 持续24小时。f）使用BCA蛋白定量测定法将纤连蛋白吸附在圆盘凝胶或乳膏凝胶的表面上。g，h）附着在磁盘凝胶表面上的NIH/3T3成纤维细胞的定量和代表性荧光图像。在37°C下，在10 mL含20 m GSH（模拟血流和体液中的浓度）的PBS中检查霜状凝胶的生物降解能力。发现所有乳霜凝胶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解，这反映在重量减轻上（图2c）。通过体外细胞生存力测试和活/死成像，进一步检查了奶油凝胶提取物和降解产物（在含20 mm GSH的Dulbecco改良Eagle Eagle（DMEM）中降解的凝胶在37°C下48 h）的细胞毒性。无论BAC含量如何，提取物和降解产物都对3T3细胞没有明显的细胞毒性（图2d），这也可以通过活/死染色证实（图2e）。作者首先评估了乳膏凝胶在大鼠侧壁缺损盲肠磨损模型中的抗粘连功效。盲肠和腹壁上的缺陷分别是通过擦伤和切除造成的，然后在两个受创伤的表面上都涂上2 mL乳霜凝胶（图3a）。手术后第7天和第14天，打开腹膜并检查粘连水平（如有）。未经任何抗粘连治疗的模型组在第7天和第14天表现出严重的腹部粘连（图3a，b）。与未经处理的组相比，使用商业Interceed膜（2×2 cm）进行的处理似乎降低了粘附力得分（减轻了粘附力），但仍表现出明显的粘附力。相比之下，乳霜凝胶治疗显示出几乎完全的保护作用：在第7天，第6天中有6个没有观察到粘连（得分0）；在第14天，在6个观察不到的粘连中有5个在6个轻微粘连中有1个（评分1）。在这些组中，手术后7天或14天的体重变化没有显着差异（图3c）。从受伤部位收集组织用于第7天和第14天的组织学分析。苏木精和曙红的结果以及Masson三色染色支持观察性评分：未处理和膜处理组的结缔/黏附区域很容易识别（胶原沉积在黏附部位染成蓝色，而在Masson三色染色中肌肉呈红色），但是由于根本没有黏附形成，因此几乎不能位于乳膏凝胶处理组中（分别对受伤的腹壁和盲肠进行组织学检查；图3d）。图3在大鼠侧壁缺损-盲肠磨蚀粘附模型中评估抗粘附功效。在大鼠侧壁缺损-盲肠磨蚀粘附模型中评估抗粘附功效。a）建立大鼠侧壁缺损-盲肠磨蚀粘连模型，并在受创部位上使用商业Interceed或乳膏凝胶（第0天）。在手术后的第7天和第14天，未治疗的对照组和Interceed组均观察到粘连，而使用霜凝胶治疗的大鼠未观察到粘连。b，c）术后第7天和第14天，不同组的粘附力得分（b）和体重减轻（c）的分布。d）分别在手术后第7天和第14天从不同组组织的代表性组织学图像（H＆E和Masson三色染色）。作者进一步评估了乳霜凝胶在更严格的大鼠重复损伤粘附模型中的抗粘附功效。该模型模拟在进行粘膜溶解后形成复发性粘连的情况，这对于解决主要粘连是必不可少的，但会造成更严重的创伤和粘连。尽管复发粘连的频率很高（> 55％），但针对其预防的商业障碍仍然有限。正在开发的抗粘连材料在主要粘连模型中显示出功效，但在更严格的复发性或反复损伤的粘连模型中则无效。为了建立反复伤害的粘连模型，首先进行腹壁和盲肠损伤，而不进行任何抗粘连处理。7天后，形成了初次粘连，进行了粘着溶解，并造成了第二次损伤。随后进行霜凝胶处理，薄膜处理或不进行任何处理（图4a，b）。与主要的粘连模型相比（图3），这种复发模型在不进行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表现出更为严重的粘连（手术后第7天和第14天所有动物的评分为3；图4c，d）。商业薄膜处理只能稍微缓解反复粘连。但是，乳霜凝胶治疗可显着达到几乎完全的预防效果：在第7天，6例中有5例未观察到粘连（评分0），6例轻微粘连中有1例（评分1）；在第14天，有6个中有6个没有可观察到的粘连。手术后7天或14天的体重变化在各组之间也没有显着差异（图4e）。第7天和第14天的组织学结果与评分结果一致，支持了乳霜凝胶可靠的抗粘连功效（图4f）。图4 在大鼠重复损伤粘附模型中评估抗粘附功效。a）程序时间表的示意图。b）建立大鼠重复损伤模型并将抗粘连材料应用于再损伤部位的程序。未经任何抗粘连治疗（第7天），便造成了第一腹壁和盲肠损伤。一周后，发展的主要粘连通过粘着溶解分离，并造成第二次损伤（第0天）。随后立即进行霜凝胶处理或薄膜处理。c，d）在第二次手术后第7天和第14天，不同组的粘连评分的分布和代表性粘连照片（d）。e）在第二次手术后的第7天和第14天，不同组的体重减轻（以初始体重的百分比计）。f）第二次手术后第7天和第14天，来自不同组的组织的代表性组织学图像。参考文献：doi.org/10.1002/adfm.202009431版权声明：「水凝胶」是由专业博士（后）创办的非赢利性学术公众号，旨在分享学习交流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学的研究进展。上述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且作者水平有限，如有科学不妥之处，请予以下方留言更正。如有侵权或引文不当请联系作者修正。商业转载请联系编辑或顶端注明出处。感谢各位关注！

湖南浏阳走出的大学校长有不少，原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浏阳达浒人），原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原石油大学校长杨光华（浏阳澄潭江人），原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浏阳澄潭江人），原吉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浏阳龙伏人），原湘潭大学校长罗和安（浏阳沙市人），原中南工业大学校长何继善（浏阳普迹人）等等。其中原石油大学校长杨光华和原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是一对父子，父子都是大学校长的，在浏阳应该仅此一家。原浙大校长杨卫是中科院院士，固体力学专家，父母都曾留学美国，一家三代（父亲杨光华、杨卫本人、弟弟杨凯、儿子杨越）都是留美博士，父亲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工程博士，母亲孙以实也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是清华大学高分子化学的资深教授。而且杨卫的父亲和儿子都是毕业于浙江大学。原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1954年杨卫在北京出生，清华大学附中1968届初中毕业，上山下乡时期曾到陕北（陕西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插队。1976年西北工业大学材料与热加工系锻压专业毕业，清华大学的工程力学硕士，美国布朗大学工学院博士，是新中国第一批留美研究生。1989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主任。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2004年9月调任教育部。2006年8月接任潘云鹤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的父亲，原石油大学校长杨光华杨卫的父亲杨光华是中国石油工业的重要奠基人，首创重质油加工国家实验室。杨光华1923年出生于湖南浏阳澄潭江杨家坳，曾在浏阳县立中学（浏阳一中前身）男中部第五班和长郡中学高13班就读，1941年长郡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贵州遵义湄潭），1945年浙大化学系毕业后，曾在浙大化学系担任方子勤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工系博士）的助教。后在方子勤教授的支持下赴威斯康星大学留学，1951年获得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大、清华任教。1952年9月调入新成立的清华大学石油系，与化学工程学家武迟教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石油天然气工学专业。1953年又参与筹建由清华大学石油系分离出来的北京石油学院，并主持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炼制专业教学实验室。1956年曾赴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访问和进修三年。中国石油大学青岛校区杨光华塑像杨光华教授从1965年起担任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在1969年学院迁到山东东营胜利油田，改名“华东石油学院”后10年又出任院长一职，再到1988年学院更名为“石油大学”，担任石油大学校长至1992年。2018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国际永久编号第10410号小行星命名为“杨光华星”（杨光华先生的诞辰是4月10日），同时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省中国石油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还共同发起了“光华基金”项目，启动了“光华学者计划”。杨卫、杨越父子与雕塑作者田跃民杨卫的儿子杨越，200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热能工程专业，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硕士，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作博士后研究。2013年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力学与工程科学系任教。杨卫的母亲孙以实杨卫的母亲孙以实是清华大学著名高分子材料专家，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求学两年，1951年9月20日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启程回国，抵达夏威夷时被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扣押，送回旧金山。回国后担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多年，也是1958年清华大学建立高分子专业的第一批骨干教师。少年时代的杨卫和弟弟杨凯杨卫的弟弟杨凯，密歇根大学系统工程（System Engineering）博士，现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任教，杨凯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也都在美国上学。

今年上半年，我校化工学院刘平乐教授团队先后在《应用催化B》（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催化学报》（Journal of Catalysis）、《绿色化学》（Green Chemistry ）、《美国化学会应用材料与界面》（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等顶级期刊发表研究成果。今年1月，刘平乐教授团队在催化领域顶级期刊连续发表了2篇论文。“氮掺杂碳纳米管无金属加氢催化剂高效催化硝基苯加氢反应（Nitrogen-doped carbon nanotubes as a highly active metal-free catalyst for nitrobenzene hydrogenation）”发表在《应用催化B》（一区TOP期刊，影响因子为14.229），第一作者是熊伟副教授，通讯作者是刘平乐教授。该成果通过杂原子改性得到碳纳米管非金属催化剂，因不含金属组分但却拥有媲美金属的加氢催化性能，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和环保价值。“疏水改性核壳MOFs纳米反应器中肉桂醛转移加氢制备肉桂醇:金属-N键作为活性位点的识别（Transfer hydrogenation of cinnamaldehyde to cinnamyl alcohol in hydrophobically modified core–shell MOFs nanoreactor: Identification of the formed metal–N as the structure of an active site”）在《催化学报》（一区TOP期刊，影响因子为7.723）上发表，第一作者是博士研究生崔海帅，通讯作者是刘平乐教授和熊伟副教授。该研究成果与现有催化剂相比，在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和避免使用碱性添加剂的条件下，实现了高效的制备肉桂醇，符合绿色催化的原则。今年4月，刘平乐教授团队在化学类顶级期刊《绿色化学》（一区TOP期刊，影响因子为9.405 ）上发表题为“萘一步催化胺化高收率制备萘胺（One-step catalytic amination of naphthalene to naphthylamine with exceptional yield）”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一作者是郝芳副教授，通讯作者是刘平乐教授。该成果首次采用钒基催化剂，将萘通过一步反应成功合成萘胺。相比传统的硝化还原方法，该一步法在极大简化工艺步骤的同时将催化剂的成本大大降低，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和研究意义。今年5月，刘平乐教授团队在美国化学会顶级期刊《美国化学会应用材料与界面》（一区TOP期刊，影响因子为8.69）上发表题为“选择性Cl修饰赤铁矿纳米晶面用于高效催化氧化环己烷:新形成的Cl-O活性位点的识别（Selective Cl-decoration on Nanocrystal Facets of Hematite for High-efficiency Catalytic Oxidation of Cyclohexane: Identification of the New Formed Cl-O as Active Sites）”的研究论文，第一作者是博士研究生吴生焘，通讯作者是刘平乐教授和王聪慧博士。该研究通过对纳米晶体表界面上合理的原子调控，从原子尺度上对催化剂的“构效关系”进行深入理解，发现赤铁矿各晶面经卤素原子Cl修饰后能同时提高环己烷转化率和KA油的选择性，并通过DFT计算对催化反应的活性位点进行了识别，具有很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团队合影）刘平乐教授团队成员由3名副教授（熊绍锋、郝芳、熊伟）、2名博士（王聪慧、吕扬）、36名在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组成，主要研究方向为催化材料与催化反应工程、化工新产品与新工艺的研究开发、化工过程模拟与优化等，其成员入选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芙蓉学者”特聘教授、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湖南省121人才工程二层次人选等。近年来，团队与挪威理工大学、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美国韦恩州立大学、荷兰屯特大学、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中南大学等国内外大学与科研机构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现已完成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湖南省自科基金项目等20余项，在研国家自科基金项目2项、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攻关类项目1项、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完成企业横向技术开发和转让项目10余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湖南省青年科技奖等荣誉。【湘潭大学新媒体中心】【来源：湘潭大学】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江姐遗愿，望儿子报效祖国，他却不愿回国，5个字回应母亲遗愿：江姐，有很多人认为是电视剧中的角色，但是江姐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江姐原名江竹筠，1920年出生在四川，在她19岁那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江姐牺牲的时候才只有29岁。影视剧中的形象在1948年被蒲志高出卖在万县被国民党抓住关进了渣滓洞。被关押在渣滓洞的江姐受尽了军统特务的折磨，他们对她用老虎凳，带刺的钢鞭，电刑，甚至用竹签钉入她的手指，想想就觉得残忍，但是江姐说了这样一句话“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自始至终江姐都不曾透漏任何有关于组织的信息，江姐被国民党关押了一年多的时间，在1949年11月被军统特务杀害，年仅29岁。影视剧中的形象就在江姐在狱中她留下了最后的遗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可见在最后的时期江姐还在惦记着自己的儿子，这就是英雄所柔情的一面，心中也说了要儿子秉承父母的遗愿报效祖国，为国家作出贡献。江姐遗书彭云而江姐的儿子彭云在恢复高考和研究生之后，彭云就考取了中国科研院的研究生，随后又成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的人。之后又在美国获得了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在定居在美国任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的终身教授。在这过程中有人问过彭云，母亲做出这样的遗愿，为何没有选择回国发展呢？而彭云本人则用5个字回应母亲遗愿：我已经老了。听到这一回答小编不禁觉得有些心酸。

她，小说《红岩》“江姐”的原型；她，19岁加入中共，为革命奉献一生；她，28岁时丈夫遇害，在忍痛接替丈夫的工作。不幸的是，短短半年后她被俘虏，在重庆渣滓洞受尽了折磨，最终遇害时年仅29岁。她就是“江姐”江竹筠。在重庆三峡市博物馆有一封尘封多年的江姐托孤遗书，很多人读后令人潸然泪下。这封托孤书信写于1949年8月26日，江姐在狱友的帮助下，将吃饭的筷子子偷偷藏起来，蘸着由烂棉絮灰与水调和在一起制成的墨水，写下了这封托孤书信。在这封信中，江姐写道：“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江姐这封托孤书信是写给正伦表弟谭竹安，云儿则是指她和丈夫彭咏梧的唯一孩子彭云。江姐牺牲时，彭云只有3岁。母亲的名气太大了，生活在母亲光环下的彭云，从小就受到了人们的格外关注，也因此受到国家重点培养。彭云也不负众望，1965年他以四川省理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从哈工程毕业后，彭云进入沈阳一家工厂工作。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了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彭云工作之余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这是一个机遇，彭云的人生也因考取研究生发生了改变，导致他最终定居美国。在中科院计算所读完研究生后，他获得了第一批公派留学赴美的资格。在美国留学期间，彭云分别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按理，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彭云应该回到国内工作，因为他母亲牺牲前对他抱之很大的期望。彭云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的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去了美国，最终成为美国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的终身教授。在江姐的忌日，彭云偶尔也会回国给母亲扫墓。一次，有记者问彭云为何不回国工作？彭云给出了自己解释，“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比较适合我。”彭云的理由是两个字，“老了”，彭云说：“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似乎找不到着力点。原来想做出大东西就回来，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前面提到彭云是顶着母亲的巨大光环成长起来的，他无法忽视当年托孤书信里母亲的遗愿。彭云认为自己有点遗憾，他认为母亲的遗愿自己没能完全实现。彭云原话是这样的，“我在做人方面应该说达到了母亲的要求，为人正派，做学问也很努力。但是要说为祖国做贡献确实没有太多了。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和研究所工作还为国家做了一些事，去了美国就很少了。这样说来，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参考资料：《江姐托孤书信》

在四川有个女人历经70年之后她的事迹依然为世人传颂，因为她在面对敌人的残害时即使受尽酷刑也不吐露实情，最终被残害至死，这个女人就是江姐，江姐留给世人的还有一份红色遗书，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她坚强而又柔情的一面，2017年在江姐牺牲58周年之际，这份尘封已久的遗书被公之于众，这是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写给表弟谭竹安的一封信，当时她的儿子彭云只有三岁，而这则是一份托孤的遗书，心中不忘提醒表弟，希望彭云能踏着父母的足迹前进，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那么彭云的人生如母亲所愿了吗？其实彭云自小就在母亲的光环中长大，母亲的伟大事迹也影响了他，但是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中国十几亿人的目光在看着他成长，在事业上他不负众望，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就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系的研究生，而后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 并且先后在美国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这样的成就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了，学有所成后，彭云在1987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做了一年研究工作，可是接下来他的人生转折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争议，他在接收到美国出版社第一作者的邀请后就前往美国，最终以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的身份定居美国，当媒体记者采访时问道会不会回国发展？他表示很无奈，自己的人生有过很多的无奈和挣扎，本来想做出个大东西就回来做贡献的，但是还没做出来就已经老了，曾经努力过，可是想不出回国之后能给祖国做些什么，似乎找不到着力点，所以他最终选择留在美国，他的这一番言论自然会引起很大的争论，但是人生是他自己的，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

【搜索下载华舆APP,浏览世界各个国家媒体的新闻资讯，且无需翻译】华舆讯 据瞧纽约报道 据中国基金报报道，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美国的形势也异常紧张起来。近日，某视频网站上一名昵称为“Dr.Paul Cottrell(保罗·科特雷尔博士)”的博主发视频称，据CDC内部线人的消息，美国目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已经超过1000例，数量比公开数据多几十倍，为了维持社会稳定，CDC在故意隐瞒实情。不少网友也对他的观点给予信赖，视他为“吹哨人”。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看。近日，某视频网站上一名昵称为“Dr.Paul Cottrell(保罗·科特雷尔博士)”的博主发视频称，据CDC内部线人的消息，美国目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已经超过1000例，数量比公开数据多几十倍，为了维持社会稳定，CDC在故意隐瞒实情。尽管美国并未发布令民众恐慌的消息，但FBI悄悄紧急订购口罩、手套、消毒液的事情却被媒体曝光。保罗在疫情发生后开始频繁更新，基本都在科普病毒原理，讲解疫情现状。不少网友也对他的观点给予信赖，视他为“吹哨人”。关于这个视频内容，博士并没有拿出确凿证据，也没有进行核实。视频里说担心美国新冠疫情可能比现在新闻里严重，其实在美国疾控中心CDC官员的表态里已经证实过了。上周五，美国CDC表示很有可能美国会出现大规模的社区感染。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也会采取学校停课商铺关门等磋商。看了这段视频完整版的几个重点：1、美国博主Paul Cautrell在录制节目前30分钟收到举报信。2、举报人是他频道的听众，举报证据是这位听众提供的和一位美国CDC官员的短信。3、短信内容就是CDC官员说政府隐瞒感染人数，美国新冠病毒实际感染人数超过1000人。4、举报人在与CDC官员对话过程中表示，自己绝不会外传聊天内容5、Paul Cautrell在视频最后表示自己没有核实，也无法核实举报内容。6、Paul Cautrell是谁？他的简介里这样写的：他在韦恩州立大学获得本科和MBA学位，在Walden University 一所网络大学获得(金融管理)博士学位。从2017至今在哈佛大学读生物硕士项目。美国1.4万流感致死患者部分死于新冠？美疾控中心称没有证据近日，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称“美国1.4万名因流感致死的人中部分可能死于新冠肺炎”，引起网民对于新冠病毒或来源于美国的猜测，引发广泛关注。2月23日，美国疾控中心(CDC)回应称，到目前为止，CDC没有证据支持日本朝日电视台的相关猜测。自2月21日开始，日本朝日电视台的一则新闻在国内引起強烈关注。日本朝日电视台当日报道称，近期，美国正遭受流感侵袭，去年冬季至今已有2600万名流感患者，死亡人数达1.4万人。但针对这些疑似流感患者的体检结果却显示，很多人并非患有流感，怀疑为新冠病毒。2月23日，据人民日报报道指出，CDC 回应针对该则报道回应称，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支持日本朝日电视台关于美国部分流感死亡病例实际上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说法。CDC表示，截至22日晚，美国一共有3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美国本土检测发现14例，另有21例发生在从中国武汉和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撤侨回国的人员当中。与此同时，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美国疾控中心(CDC)21日坦承新冠病毒可能在美国发生“大流行”，并宣布该国卫生官员正在为此做准备。FBI订购价值4万美元洗手液和口罩FBI已经率先行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网站21日报道称，FBI已经订购了价值4万美元的洗手液和口罩，“以防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大范围流行”。该台获得的采购文件显示，FBI的“防范流行病”订单包括3M公司生产的口罩和PDI医疗保健公司生产的消毒剂。CNBC评论称，虽然4万美元只是联邦调查局授予私营公司合同金额的一小部分，但这一命令表明，美国各机构正在为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达到大流行级别的可能性做准备。全美仅三个州能做核酸检测2月21日，美国卫生官员表示，美国正在为新冠病毒社区传播的可能性做准备，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表示，目前美国只有三个州有能力对新冠病毒进行本地检测。102人中99人确诊新冠肺炎！韩国一医院精神科发生聚集传染韩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多日急剧上升， 截至23日下午4时，确诊人数已达602人，死亡病例增至5例。除确诊329人的大邱某教会以外，位于庆尚北道的清道大南医院也成为“重灾区”。据韩国媒体报道，与该医院相关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为111人，其中3人死亡。韩国卫生部门正在对这些确诊患者的感染途径进行调查。据了解，被认为是“超级传播者”的第31例确诊患者于2月初到过该医院。之所以暴发集中感染，医疗界人士推测，该医院精神科住院区采用封闭式管理且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或是主要原因。清道大南医院是一家主要针对老年疾病的综合医院，住院患者以老年人居多。该医院精神科住院楼栋多为多人间并采取封闭式管理，共102名住院病人，99人确诊。这家医院最初出现疑似症状的患者便是精神科的一名住院病人，该患者于21日确诊后病逝，是韩国第2例死亡病例。韩国卫生部门披露，这名患者在11日出现咽喉疼痛及发热症状。当天该患者体温38.6℃，第二天(12日)体温在37.7℃至38.5℃之间上下浮动，14日开始出现肺炎症状。17日该患者体温仍在37.8℃左右，因怀疑是心梗被送往大邱一家大学医院，但监护人坚持要在大南医院治疗，于是又转回大南医院。21日该患者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转院到釜山大学医院，但不幸病逝。在这名患者出现感染症状期间的15日前后，其所在住院楼栋有多名住院病人也出现发热等疑似症状症状。据该医院职员透露，在一些住院患者和医务人员相继出现疑似症状后，医院也没有采取相关应对措施。直到19日出现第1例死亡病例(也是该医院住院患者)，医院才开始重视起来，对有疑似症状者进行检测，结果便是如今的确诊病例急速上升。韩联社认为，精神科住院区封闭式管理的特殊性以及医院应对滞后，导致目前病毒扩散速度和规模的失控。一名医疗界人士惋惜地表示：“在11日最初出现疑似症状时，医院的医护人员如果能多用点心就好了。”目前，该医院精神科住院区已被集体隔离。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22日在首尔发表对国民讲话时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入严重局面，政府将尽一切的努力防止疫情扩散。2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将新冠肺炎疫情预警级别从之前的“警戒”提升至最高的“严重”级别。海外多地疫情暴发欧洲国家中，疫情最为严重的是意大利。截至2月23日，意大利累计确诊134例，病例主要集中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大区(54例)和威尼托大区(17例)。当地时间2月22日晚，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对病例集中的11个市镇的交通进出采取限制措施，并在这些区域暂停生产、公众集会及教学活动，以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受疫情影响，五大联赛首次延期。国际米兰主场对阵桑普多利亚等3场意甲比赛宣布推迟举行。当地时间23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与信息中心主任贾汗普尔表示，伊朗共确诊新冠肺炎患者43例，其中8例死亡。伊朗已成立抗击冠状病毒特别委员会，并采取包括10个省份大学在内的大中小学及教育机构停课，取消近期体育赛事等措施。（原标题：内部线人爆料美国感染或已超1000例！CDC刻意隐瞒疫情？）*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来源：瞧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