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华文化研究会

文/江志伟，图/汪苹第792期倘若没有余庭光，就没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 ，就没有“徽学”的诞生！——题记在中国历史文化发现史上，“徽州文书”被誉为继“殷墟甲骨、秦汉简牍、敦煌遗书和明清档册”四大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人们在惊叹于这第五大发现的完整性和高价值的同时，却不禁要问：这些徽州文书是怎么被发现的？又是谁发现的徽州文书？20世纪50年代，徽州屯溪有大规模的徽州文书面世。这20余万件从宋代到民国的徽州文书档案，是历史上徽州人在其社会生产、生活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包括了：交易文契、合同文书、承继文书、私家账簿、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文案、会簿会书、乡规民约、信函书札等。这些徽州文书批量大、品相好、跨时长、种类全，“跨越近千年历史，涵盖几乎全部文化领域，恰恰为人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实态，准备了不可多得的极为典型和丰富的资料”，无论是作定量定性分析，还是做连续性追踪考察，都具有较高的价值。而后的三十年，又有10多万件的徽州文书被陆续发现。正是由于这批徽州文书，才诞生了徽学这门崭新的学科；正是由于对这大批徽州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才使得徽学不断兴盛，直至使其成为与藏学、敦煌学鼎足而立的三大地方学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众多的学者开始把30多万件徽州文书的发现，称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这“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人们似乎更热衷于对其整理、利用、评论与研究，却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徽州文书”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到底是谁发现的？绩溪寻访“发现人”2004年11月21日，我应黄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汪炜之邀，就徽学研究的有关问题，采访前来黄山市出席“2004中国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成显教授。在整个采访的的过程中，他多次以肃然起敬的口吻提及“余庭光”这个名字，而我却是将话题一次次从“余庭光”拉回到徽学上来。非常惊讶的栾教授终于忍无可忍地反客为主，问我：“你知道余庭光先生么？”我摇摇头。然后他又转向我周遭的人们提问：“你们知道余庭光先生么？”当然更是异口同声的 “不知道”。栾教授一边不可思议地摇着头，一边郑重地说道：“余先生是您们的老乡，是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的第一功臣；没有余先生，就没有徽州文书的发现，就没有徽学的诞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余庭光的名字。后来栾成显教授告诉我，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与“一个人、一座桥”有关。这“一个人”，便是时任屯溪古籍书店负责人的余庭光先生；这“一座桥”，便是地处屯溪古籍书店不远处，建于明代嘉靖年间俗称“老大桥”的镇海桥。这番话触动了我的神经，这里面有故事。我向栾教授索取余庭光的联系方式，遗憾的是，栾教授只知道他是绩溪县文化局退的休，却没有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等。当我把电话打到绩溪县文化局，询问余庭光的电话时，接电话的年轻人一问三不知，只说局里没有这个人。我只得请绩溪的一位朋友帮忙，他辗转询问、多方打听，终于打听到余家的电话。本文作者正在对余庭光作独家采访翌日，2004年11月22日，我就如愿坐在了余庭光先生的面前。余庭光这位默默无闻、朴实低调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大功臣的故事，就此展开。结缘书店十四岁余庭光1930年3月6日出生在古徽州绩溪县城北门外的一个传统徽商之家，他的父亲从小就循着那首“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徽州民谣，踏上了徽商之旅，去郎溪当学徒、做生意。父亲病故他乡的那一年，余庭光才只有4岁。幼年丧父的噩运，使得余庭光只能在华阳小学读到毕业，因为家庭实在无法负担他的学费，这一年他正好14岁，同父亲一样，他也踏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徽商之路。但与一般传统徽商不同的是，余庭光进入的并非“盐、典、木、茶”这传统徽商的四大支柱行业，也不是绩溪人热选的徽菜烹饪业，他选择了书店业。1957年的余庭光这爿书店叫做“屯溪科学图书社”，坐落在屯溪老街中段、鱼池巷紧对角，是绩溪人汪孟邹创办的、又印书又卖书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在屯溪的一个分店。负责人周道谋也是绩溪人，学徒、伙计连余庭光在内一共5个人。这家书店销售的图书，均是从上海亚东图书馆总店运来的新书，其中包括一些鲁迅、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使得余庭光从此与图书结缘，一结缘就是一辈子。余庭光在屯溪科学图书社做了三年学徒，然后由他的舅舅介绍转到宁国县河沥溪文化书店工作，又于1950年应宁国县委宣传部顾新立科长的两次盛邀，进入宁国县新华书店工作，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新华书店工作者。余庭光和他的子女刚开始，单位实行的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每月到县委去领来米、油等自己开伙。不论抽烟与否，每人每月一律供给飞马牌香烟5包。经过1951年的工分制，到了1952年底实行工资制时，余庭光已被定为行政23级，每月工资有45.5元，让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因为当时每月伙食开销仅需8元钱，他还有那么多的余钱可以拿回家补贴家用。一个人与一座桥之后，余庭光到省新华书店参加了为期半年的业务骨干培训班的学习，又被改派到歙县新华书店，最终被抽调到屯溪的徽州地区新华书店工作。那几年，有一个名叫韩世保的书贩，在上海福州路开了一间旧书店，专门收购经营古籍。这位古籍专家经常到屯溪淘购徽州古籍图书。他每次到屯溪都住在黄山旅社，常找老朋友余庭光陪他到老大桥等地淘购古籍。这期间余庭光的古籍知识突飞猛进，后来韩世保就干脆让余庭光替他作主淘购古籍。由于书店地址位于屯溪老街西部，与著名的屯溪老大桥近在咫尺，因此余庭光工余饭后总爱散步到老大桥上去。又长又宽的石桥两边挤满了一个又一个古董地摊，那些古书古册对爱书的余庭光来说颇有吸引力。老大桥的古籍地摊，后来成为发现大量徽州文书的第一来源地。余庭光每次光临均有收获，昨日购得几份地契，今天又淘得几本簿册，日积月累，甚为可观。他之所以要收购这些古物，一来出自于自己的爱好，二来也是由于业务需要。他与北京中国书店等全国诸多古籍书店之间，有代购、转卖的业务关系。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地摊文书”就经过余庭光之手，转到了北京、上海等地。屯溪老新华书店旧址同时，当时全国大办工业，屯溪也办起了造纸厂。原料不够，就到处搜集古书旧纸做原料，于是一麻袋一麻袋的古书旧纸，被用作原料送到造纸厂化成纸浆。当余庭光从老大桥上的一位摊主处偶获这个消息之后，他便马不停蹄地直奔造纸厂，找到熟人好说歹说，总算让他在堆满古籍的浆锅前，抢救性发现并高价购回一批文书。余庭光从这两条渠道获得的大批文书，除了一些古籍和族谱被上海有关部门购去几卡车外，其余的全部被北京中国书店购得。而中国书店收购的这一大批文书，大部分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购买收藏，其余部分又分别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购买收藏。因为这批文书资料来自徽州屯溪，所以在这些收藏单位里，或被称作“屯溪资料”，或被称作“徽州文书”。（作者系原黄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黄山市汪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徽州社会科学》杂志编委）制作：童达清

积淀中华传统文化的宗祠——我们一行参观谒拜枞阳县白柳镇柳子山(敬睦堂)汪氏宗祠胡济中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祠堂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5月7日，应黄山汪华文化研究会铜陵分会副会长汪联尚同志的邀请，县委原副书记叶昌其，县法院原副院长江龙旺，县党校原校长汪松，县育苗教育基金会副会长、（ǒu）山(破罡)中学原校长胡济中，我们一行五人参观谒拜了枞阳名祠—— 柳子山(敬睦堂)汪氏宗祠。柳子山(敬睦堂)汪氏宗祠位于枞阳县白柳镇龙井村境内，她的山水地脉起源于枞阳县麒麟镇境内的岱鰲山脉之“源气”，宛如一条鰲龙吐雾连绵起伏，途径庐江县罗昌河、白柳镇境内的“白马仙蹄”、“龙城山”，穿越“虎形地”，径“皇龙出洞”，似一条玉带，像一条腾飞的巨龙，连接到龙井村的柳子山。柳子山南麓是柳子寺，柳子寺位于白荡湖畔，形似一艘泊岸的航船，风水大师命此为“船形地”，船头位石壁山，汪氏宗祠(敬睦堂)坐落在柳子山西麓，似船舵形，坐东朝西，南依柳寺，北环群山，波光闪烁，秀丽壮观。祠前不远是一道由北向南的溪流，其源头由龙城山山泉和“皇龙出洞”洞泉汇集成溪，终年汩汩清泉长流，柳子山(敬睦堂)汪氏宗祠就建于此。当地流传“前有溪流聚宝盆，后有靠山出名人”，正如祠堂门前那副联，“宗祠对名山振兴千秋大业，门前环碧水启迪万古雄风”，好一个宗祠风水宝地，好一派祠堂地理文化！真可谓：疏烟流水自千古，山色湖光共一祠。我们一行走进白柳镇，远远看去，在聚族而居的村落中，柳子山汪氏宗祠，建筑规模宏大，白墙青瓦，高低错落的坡顶、飞檐翘角，气宇轩昂，古色古香，美轮美奂，像是穿越到了古老徽州的当年，又似一幅淡淡的祠堂水墨画，特别是高低起伏三叠式的马头墙，给人视觉产生一种“万马奔腾”动感，也隐喻着整个宗族生气勃勃，兴旺发达。设计者构思巧妙，独辟蹊径，好一个徽派建筑，好一派建筑学文化！我们走近柳子山汪氏宗祠，只见祠堂走廊前安放一对大石狮，它是石头世界里最富生命活力的精灵。我们知道，古代的官衙庙堂、祠堂豪门大门前，都摆放一对石狮子，历史久远，被人们作为辟邪镇宅的通灵祥瑞之物，是中华民族艺术之林中的瑰宝，它带给人的惊喜是强烈而持续不断的，直至现代“狮子镇宅护院”的遗风不泯。走进祠堂走廊，柳子山汪氏宗祠门前一对精美的建筑装饰“抱鼓石”，引人注目。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叫“门当”，“门当户对”是汉语成语。“门当”亦是起到“镇宅”、“辟邪”的作用，是用来祈祷家族吉祥平安。石鼓有象征意义，因其鼓声宏阔威严，厉如雷霆，能避邪扶正；封建社会，文官的家用圆形的“门当”，武官的家用方形的“门当”，所以大老远一看，就可知道这家的主人是文官还是武官。由此可见，柳子山汪氏宗祠，崇宗祀祖，系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化祠堂”。祠堂门上“汪氏宗祠”四个赤金大字，赫然醒目。祠堂门前那副联：“平阳世泽，越国家声”，一字一音，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全联典指唐朝时期的汪华，封越国公，平阳郡乃汪姓属地。汪氏后昆，为有最为显赫的先辈汪华而自豪，故而，制成楹联书于祠门。我们走进汪氏宗祠门廊，洞见雕梁画栋，庄严肃穆，气魄恢宏，抬、穿混合式屋架，石柱础，灰土地面可谓工程浩繁。走进祠堂前厅，目见宗祠建筑构思奇特。整祠呈“丁”字形，与对面呈“人”字形的照壁相对应，暗寓汪姓“人丁兴旺”。 纵身分为五个层次：门廊、前厅、天井、正厅和后厅，而且祠堂的平面设计成纵阶梯形，寓含了步步高升的意思；最显眼的是右壁的石碑铭，上面清楚地刻着祠堂的修建时间及乐捐芳名。中间有一个天井，可以使祠堂疏风透气和采光，使其更明亮，两侧有通上正厅的走廊，各刻着富有诗意，仙境的壁画，幅幅生气怏然，活灵活现。在汪氏祠堂厚厚的木门上，黑褐色的木墙上，在檐头横梁上，在楼栏廊柱之上，在花格漏窗之间，还有那玲珑剔透间，无不渗透或显现汪氏先祖“孝顺父母”、“宜兄弟”、“严教诲”、“肃闺门”、“急赋税”、“敬尊长”、“睦宗族”、“和乡邻”、“禁坟山”、“慎祭祀”、“理祠堂”、“正婚嫁”、“重耕织”、“尚节俭”、“务恒业”、“勤考课”、“慎交游”、“戒赌博”、“惩蛮风”、“讲家约”的族规家训！运用族规家训教诫家人、子弟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端蒙养、重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族规”“家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行过走廊，就到了正厅，整个大厅就显得古朴而又雄伟，再往上走便到了后堂，这里供奉柳子山(敬睦堂)汪氏宗祠祖先神位的所在，也是整个祠堂的精华所在，恭放许多灵牌，供奉着列祖列宗。我们一行走进后堂，恭恭敬敬地焚烧香火，拜谒汪氏先祖，我们为柳子山(敬睦堂)汪氏金璧辉煌的文化祠堂而感慨万端！宗祠，是祭祀场所， 它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家族的圣殿，也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象征与标志。家族祠堂，更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延伸，柳子山汪氏宗祠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每一座祠堂背后都有一批虔诚执着的建设者们，汪氏宗亲汪联尚(汪华文化研讨会铜陵分会副会长兼办公室主任)就是其中之一。汪联尚，汪氏宗亲最受信任的有名望的老人；他年愈花甲，精神矍铄；他没读过多少年书，但其肯钻肯学，自学成才；他能说会写，上知天文，下懂地理，十里八乡，人人皆知；他性格爽直，办事认真，传家有道惟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说办的事就一定办好，办出色。重建柳子山(敬睦堂)汪氏宗祠，他出谋划策，精心构思；他领导、组织族人集资募捐，且带头捐款；他领着一班族人规划设计，发动汪氏宗族，群策群力，群策群议，宵衣旰食，苦干实干。柳子山(敬睦堂)汪氏宗祠从2012年8月13日破土动工，到2013年元月13日竣工，不到半年时间，就建成了富丽堂皇的“宝殿宗祠”，就构思设计了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底蕴的“文化祠堂”。《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太平盛世，建祠修谱，缅怀先祖，启迪后人。为了汪氏兴旺发达，汪氏宗族老前辈们，捐款建祠，崇宗敬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正是这些族老，引导族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通过宗祠文化，希望族人承祖训、学家规，明纪律，宏正气，敦亲睦族，凝心聚力，筑牢家族团结的生命线；通过宗祠文化，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通过宗祠文化，建设书香家族，培养博学人才，忠孝传家，诗书继世；通过宗祠文化，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家庭幸福的重要基点。祠堂是国人灵魂的栖息地，是大地上鲜活的遗存，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是一方方最独特的“中国印”。祠堂是存放我们乡愁的陈列馆，在那里，血脉绵延，传承赓续，生生不息；在那里供奉着祖先牌位，供奉着天、地、人的大道理；族老筑宗祠，宗祠矅后昆。我们一行参观谒拜汪族名祠，扼腕长叹，感慨万千，枞阳白柳镇柳子山(敬睦堂)汪氏宗祠是积淀中华传统文化的瑰丽祠堂！祠堂在，祭如在。祭如在，倍思亲。祭如在，一切在。胡济中，安徽枞阳人，ǒu山中心学校校长，中学高级教师，曾在《安徽教育》，《“文史知识》发表多篇文章。（图文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所有）

自去年提出“第三波人口红利”被市场佐证之后，创新工场今年再次提出迭代的“经济魔方”理论。创新工场管理合伙人汪华认为，中国不是单一经济体，它就像是一块魔方，是由人口地域、发展阶段、前端后端和不同分化的行业所分割的多元经济体。中国的经济魔方“中国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五线城市，其实就是三个完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每个经济体都有从三亿到六七亿不等的人口，从人口和将来的消费增长潜力的角度来说的话，单独拿出来都可以排在世界前五。”汪华说。他举例称，在北上广深一二线城市早在三四年前就已完成了移动互联网化、电商化。但是四五线城市和年纪比较大的中老年的人口，在近年才深度用上移动互联网和在线支付，尝试第一次电商购物体验。“这也是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年，大家都觉得阿里、京东把电商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又冒出拼多多、贝店等公司。”在汪华看来，这也是经济进入调整期，但又有大量高速成长的公司不断涌现的矛盾根源所在。而这样的“经济魔方”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调整期的压力。“比如说一线经济体的增长遇到了一定的瓶颈，但是二线和三线经济体实际上更是在不同的轮次的在增长，而二线三线经济体到下一个阶段瓶颈的时候，可能一线经济体又克服了某一个瓶颈再现增长。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就是不停地轮次的增长过程中。而在所有的国家中，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三个经济体并行发展的情况，也使得一些细分领域能够实现跨地域的持续增长。“比如说三线经济体对基础教育的需求正在大量攀升，而一线经济体对这方面的攀升已经减缓。所以不同线的经济体现在正在达到不同的消费结构转换的拐点。”而这也意味着下沉市场依旧存在大量机会。所谓产业互联网如上文所说，我们其实很难用其他发达国家的周期经验去预判中国的未来，因为相比中国，其他发达国家都经历了由工业扩张化到资本集约化再到信息科技化的发展阶段，在各个阶段发展都比较充分的情况下， 其经济体是相对匀质的。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拥有后发优势，所以我们的发展也是后端工业和前端科技同步发展。但这也导致了中国的产业链条相对不均衡。我们的互联网发展阶段非常早，前端早已跻身全球最发达之列，但是支撑这些发达前端的后端却要落后得多。但汪华认为，中后端落后不是坏事。因为任何阶段的不均速发展就存在着改进的空间，也意味着投资的机会所在。“想象一下支撑这一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后端，依然还有两倍到三倍的效率改善空间的话，把这些效率改善空间都实现了，会怎样？” 这也是腾讯阿里等巨头最近常提到的产业互联网真正的意义。最后，汪华还提到，中国过去已经发展出了非常多新模式和新产品，非常适合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地区 。而对于这些拥有着30亿人口的市场，中国对应经济体所发展出来的产品、模式和运营，比起欧美发达国家更适合当地。华为、小米这些公司已经从第一时间出海，它不仅仅只做中国的市场，也会做跟中国对应经济体类似的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总而言之，人口地域、发展阶段、前端后端、不同的经济体的行业发展速度不同，构成了中国多元经济体的魔方；AI自动化、消费升级、下沉市场，海外市场，就是对于创新工场提出的“魔方经济体”所对应的各自主线的投资机会。而这里面每一个子块、每一个不均衡、每一个错配的地方，都会孕育出下一个子平台领导者。在阿里、腾讯之外，在各自魔方块领域里，中国依然会产生特别多的平台级公司。

转眼间，2018年只剩最后一个月了。站在年末回顾2018，创新工场在所谓的“寒冬”中实现了逆势而上——募资上，创新工场美元四期不到一个月完成超募；人民币三期基金已落地广州，并已投出10多个项目。团队上，高管阵容变得更加强大，专注教育赛道的张丽君在7年时间完成了从分析师到“创新工场最年轻合伙人”的进阶；方益民回归创新工场，担任合伙人，专注AI 投资。与此同时，创新工场独特的“VC+AI”模式也进入实际落地阶段：成立仅2年的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不仅孵化出了“AI2B”的创新奇智，且在南京和广州完成布局；工程院还将以“科研+工程实验室”模式，设立医疗AI、教育AI、机器人、机器学习理论、计算金融等面向前沿科技与应用方向的5大实验室。在12月3日举办的创新工场“预见2019投资趋势分享会”上，创新工场董事长兼CEO李开复表示：从宏观来说，经济一定会有它的周期存在，从历史上来说，在面对一些比较大的挑战时，反而是投资甚至创业的最好机会。因为那些靠着热潮出来忽悠的创业者会在这个时候缩起头来，那些真正有想法、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才会出来创业。同样的，在这样一个寒冬里也能分别出哪些是有特色的头部投资人，更能凸显创新工场作为Tech VC的特长和优势。毫无疑问，“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么对于创新工场来说，2019年的机会究竟在哪？继自去年提出“第三波人口红利”被市场佐证之后，在今年的投资趋势分享会上，创新工场再次提出迭代的“经济魔方”理论。显少公开露面的创新工场管理合伙人汪华素有“互联网经济学家”的美称。2008年，他就超前地预测了移动互联网大潮的到来，2011年则对移动互联网做出了“三步走”的趋势判断，这些“预言”在后来都被现实一一印证。在他看来，中国不是单一经济体，它就像是一块魔方，是由人口地域、发展阶段、前端后端和不同分化的行业所分割的多元经济体。每个维度和每个不均衡都构成了新的子平台机会，市场颠覆式的机会仍在迸发。汪华指出，这也是经济进入调整期，但又有大量高速成长的公司不断涌现的矛盾根源所在。而AI自动化，消费分级、下沉市场以及海外新大陆将是新的投资增长点。以下是汪华关于“中国式多元经济体的增长机会”的主题演讲实录，希望能予你启迪▼▼▼今年大家对于整个中国经济、世界经济探讨的思路比较多，的确现在资本市场不振，全球经济放缓。很多同学都在讨论，不光是说全球经济放缓，实际上有很多国家甚至进入了贸易孤立主义、保守主义，贸易战在不断发生，情况估计也会恶化。站在中国的角度，大家看到了整个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很多同学在讨论中国是不是会发生像当年日本的“失落的20年”，或者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当下的现实，但是整个中国经济体非常特殊。中国的人口规模世界第一，经济体量世界第二。一方面它是一个单一市场，统一的国家经济体；另外一方面中国本身是有人口、城市阶梯、行业维度、前端后端，有多个不同发展阶段，是由多个不同的体量构成的一个复合经济体。一方面我们在北上广深，无论是GDP和发展程度来看，已经是发达国家的状态；另一方面四五线城市依然还停留在四五千美金的GDP发展阶段。各行各业、前端后端的发展阶段和增速阶段完全不同，所以中国不是一个单一经济体。目前达到这个体量的只有中国，日本、美国都是相对均质的经济体。虽然美国有铁锈地带，也有沿海地带，但是美国各行各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是均质的。欧盟拥有多个经济发展阶段，但是欧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政治、集权和完全统一的市场。所以中国本身的特点保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中国在周期和发展潜力的特性方面也是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先说第一个维度，人口和城市的阶梯。不同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无论是从经济、消费和发展角度都是处于不同的维度。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已经实现高度的消费经济文化，甚至都已经成熟到了小众品牌化，达到消费升级、去品牌化的阶段；二三线城市主要还是在一个消费刚达到消费品牌化的阶段；而三四线城市、四五线城市刚刚进行大宗消费扩张和消费品类扩张的阶段，更接近于一线城市在2000年初的状况。从线下角度看，一线城市已经进行各种各样的新零售试验，例如线上线下结合、体验式等；二三线城市则刚出现连锁便利店这样的业态；而在一线城市已经衰退的大卖场、购物中心才刚刚进入到四五线城市。从线上电商角度看，一线城市已经进行及时配送、及时电商、O2O阶段；四五六线城市的主流民众才刚刚通过微信支付，第一次拥有了支付手段，开始进行第一次电商购物的体验。其实各行各业也都是一样的，教育、医疗等都是一样的状态，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处于不同的增速放缓。比如在一线城市里，商品零售增速放缓，甚至衰退；但是在四五六线城市，这些大宗日用品销售和零售还在高速增长中。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说是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体量规模的经济体的叠加体。第二个维度是中国的发展顺序。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它的发展顺序也是与全球非常不一样。传统的发达国家是按照历史顺序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展起来的，先是大规模的工业化、标准化，然后是大宗消费、市场分配的扩大，然后是资本化、集约化，然后才是信息科技化。以零售行业为例，60年代以前美国是消费扩展，大量的小店夫妻老婆店踊跃出现，消费总量都在提升。60年代以后开始规模化、资本化、集约化，像沃尔玛这样的连锁标准化超市开始统一市场、增加规模、获取市场份额。到了90年代已经发展到极致，各个领域都有垄断性的巨头出现，传统的集约化和标准化上的潜力几乎挖掘到了极致，然后就是科技提升，利用电商和技术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和资本效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整个发展阶段是反过来的。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与中国的大规模消费扩张、与中国大规模标准化、资本化、集约化的事情几乎是同时发生，甚至中国的互联网化先于很多领域的资本化、集约化、规模化。不同于欧美公司依次出现第一代巨头、第二代巨头、第三代巨头的顺序，中国先是出现腾讯、阿里，与永辉这类公司几乎是在同步发展，甚至中国第三阶段的公司先获取了市场份额和资本规模化，然后再倒过来对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公司进行改造。而到现在为止，中国依然共存了无数的夫妻老婆店，无数的小业主，以零售为例，连锁化、集约化、资本化的路径刚刚还是没多久。在欧美，一个第三阶段的企业可做的事情相对来说有限，它是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去做更多的事情，投资也只能投第三阶段的公司。但是在中国，一个第三阶段的公司可以做纯线上或者科技的事情，还可以做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效率提升整合的事情。而作为投资人，抓取的不仅仅是第三阶段的发展机会，同时可以去抓第二阶段资本整合、第一阶段消费规模扩张的机会。第三是中国的前端和后端。中国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家，在用户端和前端，中国的发达程度在很多方面是首屈一指，甚至超过欧美日。无论是在前端的电商、移动支付，还是最后一公里的物流，包括短视频、直播等用户前端的应用，在很多程度上领先世界。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抛开前端巨大的先进优势，支撑前端的终端和后端，与前端的发展速度完全不匹配。比如中国前端的这些电商、企业、制造业，在终端并不像欧美以集约化发展的体系在支撑，中国现在依然是几千万的个体货车司机，各行各业是数百万的中小甚至是个人的流通商在支撑，几百万的个体物流园这些支撑了中国终端的流通和服务能力。虽然中国是世界工厂，虽然中国支撑了世界上百分之六七十的产能，但是中国的工厂大部分是一两亿人民币的销售额，自动化程度或者说人均劳动生产力只是其他国家的几分之一。中国后端的制造业并不是靠超高的效率和自动化、超高的劳动生产力来支撑。中国超越世界甚至领先两三年的发达前端，与中国的终端和后端本身有一个巨大的不匹配。对我们来说，这样所谓的不匹配从第一个角度来讲，其实都是潜力。如果我们像欧美那样已经非常发达，那么它的改进空间就非常有限。而中国的前端已经发展很多了，终端和后端依然有大量的效率提升空间，对整个工作来说是增长潜力，对我们来说就是投入机会。最近阿里和腾讯也在提产业互联网，什么是产业互联网？就是致力于中国后端的效率提升。而中国的后端效率提升，潜在的增长和潜在的规模，是等同于甚至是大于前端。第四个维度是中国在不同的销售品类和垂直行业发展的不均衡。中国在基本支出比例上是在下降，但是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在教育、医疗、娱乐的支出依然增长。另外在过去几年中，中国高速互联网化和海量的互联网改造领域，说起来是惊心动魄，但只集中在很小的几个领域。中国高度互联网化的领域广义的来说是零售，扩展到服务，包括旅游，再扩展到娱乐。中国无论从社会家庭支出，还是大宗垂直消费，大量领域并没有被高度互联网化，只有少数两三个领域是真正被高度互联网化的。虽然我们有一个错觉，在中国的互联网化已经非常高了。比如日常的教育，最近一两年线上教育例如VIPKID提供了一些互联网化的元素，但也要看中国几万亿的教育支出有多少程度上是被科技提升了，有多少是被在线改造，整个市场份额有多大程度的集中。医疗也是如此，更多的垂直领域也是如此。中国发展不均衡还体现在不同的消费品类和不同的领域里面，效率提升、互联网化或者科技程度并不一样。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会放缓，但是不代表整个中国会匀速的放缓。虽然中国整体经济放缓，但是在非常多的领域依然有巨大的效力提升和结构化高速增长机会。对我们来说，AI在这里就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刚才说的很多不匹配、很多新机会，本质上都是要通过科技效率来提升解决的。AI是什么？从媒体角度讲，大家很喜欢把它看成黑科技，人工智能要替代人类。但是对于我们社会的进步，或者从投资角度来讲，AI是很简单的一件事，AI就是自动化的优化。作为一个自动化的优化工具，它可以完成对消费下沉市场、前后端不匹配的弥补和效益提升。生产力的提升来自于技术的进步，AI是最大的驱动力。其他消费升级、下沉市场，包括海外市场，即使是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都是中国新的机会，也都是我们投资的机会。中国经济虽然在一线城市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是中国还有三四线城市，有很多垂直行业，依然会有很多增长机会。而中国的四五六线城市，包括东南亚海外市场，能为中国头部城市和尖端行业提供巨大的腹地和子市场的支撑。当年的日本并没有腹地支撑和分层增长。从资本本身来说，虽然市场会有周期，但是我相信整个经济的周期还是会依附于中国长期实质性的经济增长。中国实质性的经济增长，在我看来，效益提升依然有空间。本质上来说，我在中长线的角度对投资和回报的周期比较有信心。几年之后，中国的投资退出角度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中国到现在为止依然是把IPO退出作为主要的退出途径，而对于一个成熟的市场，并购和IPO是同样重要的退出途径。接下来，中国会有大量的千亿美金甚至更高市值的公司投入，而传统产业的巨头在资本整合的阶段正在形成，所以中国之后的退出会更加的多元化。而从市场本身的角度来讲，中国A股市场未必会像现在有那么高的溢价，但是我看好它会变成一个未必有高溢价、但会有更明确的规则和更好的流通性的市场。无论是最近的科创板，还是注册制，虽然缓慢，但是还是在坚定的推出。香港的市场成为了中国的小纳斯达克，相比以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会逐渐变得更加有序和多元化。这对投资人来说是好事情。回应开复说的那句话，表面上市场最低潮期的时代，实际上是孕育了下一个阶段最好的公司的时候。中国本身的经济体，在我看来实际上是拥有长期增长的结构化的潜力和机会。

“南有嘉鱼：第五回六朝历史与考古青年学者交流会”在2019年4月12至14日举办。会议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复旦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为两校及南京周边高校中古文史领域的青年学人提供了愉快的交流机会。会议在南大仙林校区展开为期一日半的论文讨论，并安排了南京博物院“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展览、马鞍山博物馆、朱然墓的参观考察。在开幕式上，以“南有嘉鱼”这一典故为引子，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和复旦大学余欣教授都强调了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希望藉此契机彼此砥砺学问，加强学科间互动，推动中古史研究。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致辞复旦大学余欣教授致辞首场两篇报告都利用了南京六朝墓葬出土资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历史系邓玮光老师的《从温峤、温式之墓志试析温氏家族的贵族化之路》一文围绕温峤及其次子温式之墓志，分析了温峤家族几代人的婚姻选择。文中反思以往贵族制研究中区分一流贵族的标准，试图引入族群研究中的“边缘”理论，以温家为例，重新探索贵族形成过程中的竞争与整合。复旦大学中文系张金耀老师作为评议人，进一步补充了一些温氏家族婚姻关系的情况，并特别提出区分一、二流不仅是对门第、家格的判断，也在于对人物本身的品评。此外，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陆帅则提醒要注意考虑温氏家族的文化风貌，以及同一家族内部不同房支也同样存在差异的情况。南大历史学院博士生张今的报告利用了狮子冲南朝墓出土的大量散落模印画像砖。不同于时下流行的七贤砖画研究，本报告聚焦于卤簿题材画像砖，通过散砖画像与刻划砖铭的对应关系对图像和拼砌过程进行复原，并注意到这批材料可与萧齐帝陵墓室砖画样式相对比，由粉本之因革或可一窥齐梁礼制发展进程。评议人厦门大学历史学院林昌丈老师指出，近年来对南朝陵墓画像砖的关注日渐升温，通过考古实物及出土文字来复原和展现营造过程，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技术性表达。但落实到具体研究中，还必须考虑整体墓砖中画像砖的使用比例，画像主体在墓室中的设置，画像砖及砖刻铭文的编排系统是否具有地域性与关联性等诸问题。张今、林昌丈第二场三篇唐史论文作者都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博士生。李煜东《犹豫与抉择——重审安史之乱初期杜甫的行动与心态》通过辨析杜甫自鄜州北上灵武、“陷贼”被捕和奔赴凤翔三事，厘清杜甫在安史之乱初期的行动，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选择，将杜甫的心态与外在的行为“立体化”考察，最终还原诗圣的真实形象。评议人南大文学院蒲柏林博士以“经典化的形象并非本来的主体面貌”肯定了本文立意，但从整个学术史来看，对杜甫忠义形象塑造的反思自南宋以来就已经存在，有必要对杜甫的接受史进行梳理、吸收、反思。同时评议人也提醒利用文学作品时要小心落入书写传统的陷阱，以诗证史存在微妙的解读空间，难免产生多重阐释的可能性。胡康《安史之乱期间的唐北边形势与蕃部动向》一文详细论述了唐代北边防御体系在安史之乱前的形成以及安史之乱发生后的调整与重建，着眼于直接影响这一变动的内附游牧民族（即蕃部）的分布格局，试图揭示蕃部问题对唐代北边形势的影响。本文强调从蕃部的视角出发，报告人提到这是受到以森安孝夫为代表的日本学界的欧亚东部世界论的影响。对此，评议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周鼎老师补充了相关学术潮流的出现背景，东部欧亚世界论对中国的去中心化，亦即强调周边民族的主体性，而在本文论述中，蕃部还依然呈现被动裹挟的状态。另外由于本文讨论涉及面广，相关研究成果众多，在写法上难度较大，可再提炼突出主线和自己的观点。对文章中一些墓志和文献史料的使用，评议人也有所补充指正。岳思彤的《论定难军政权的形成》借助代表“本地”记录和认知的墓志，将定难军的研究从党项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剥离出来，置于唐末五代宋初这一帝国秩序崩溃与重建的时代背景下。文章由拓跋思恭起事论述了从唐代夏绥方镇到定难军政权的转变，用五个个案阐述了定难军政权官员来源的本土化和结构的封闭性；以政治地理的变迁展示了定难军边缘化的格局。评议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骆详译老师提示论文中提到定难军的“摄授”以及“以医入仕”的选官体系，与西夏相关制度的联系可以加以探讨。余欣老师提示在讨论官员的来源和结构时，应考虑宗教和种族背景。岳思彤、骆详译13日上午共有五篇报告。日本阪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小野响老师的报告题目是《后凉天王号考》。以“天王”为君主称号，在五胡十六国政权中反复出现，成为这一时期特色之一，本文则聚焦于后凉政权的天王号。后凉的政权基础可分为“前秦官员集团”和“河西人士集团”，创业君主吕光与河西人士从一开始就存在隔阂，为了更好地笼络前秦官员集团，吕光继承了前秦苻坚采用的天王号，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复旦大学历史系阙海博士在评议中首先肯定了对名号作微观考察这样的研究方向，并在三个具体问题上提出意见：一是报告将十六国时期的天王号溯源至周代，但周代的天王号可能是春秋笔法的产物，不必过度联系；二是河西士人是否可视作后凉的建国基础；三是关于吕光以苻坚所赐诏敕为行动依据，需要考虑当时吕光的心态与地位。对十六国“天王”号的起源，南大历史学院张学锋老师又谈到或可与原意即为天之子的匈奴单于号“撑犁孤涂”相联系。小野响、阙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汪华龙老师报告了《避籍与同宗：魏晋凉州刺史太守考论》。东汉中后期，凉州地方与东汉王朝呈现出明显的“离心”态势，而魏晋以后凉州地区又成为北方保留中原文化最完好的地域，成为陈寅恪先生考虑的隋唐制度的三个渊源之一。因此，魏晋朝廷如何将边缘的凉州重新纳入大一统政治格局就成为一个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问题。本文希望以辑考整理凉州刺史、太守官为切入点，考察其中的避籍制度和同宗任用问题，并关照上述问题意识。复旦大学中文系张金耀老师肯定了本文扎实的材料基础，并建议把凉州与同一时期其他边州（如幽州）进行比较。仇鹿鸣老师认为报告提出的大问题很有趣，但实际讨论尚未能很好地扣回这一话题。南京师范大学刘可维老师报告了《汉晋之际葬仪所见吉凶仪式的变迁》。从汉代开始，在送葬礼仪中逐渐形成了吉、凶两部仪式，各自包括车驾、卤簿等组成。吉凶仪式的中心分别为象征死者生时形象的吉驾和用于运载尸柩的凶驾。汉魏之际，适用于不同等级葬仪的吉凶仪式“故事”已经形成。西晋时期编定的“新礼”，更是确立了此后数百年葬仪的基础。本文试图梳理有关吉凶仪式在汉晋礼制层面上的发展、变迁，对于皇帝葬仪中吉凶车驾、卤簿的具体形式，以及西晋制定“新礼”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儒家原典与汉魏故事间矛盾等问题进行探讨，从礼制规定和礼仪实践两个层面展现吉凶仪式在礼制化过程中的发展实态。评议人复旦历史系余欣老师表示很欣赏本文的切入角度，文章注意区分三个层次：儒家仪典文献、制度性文本与礼仪实践之间的差异，其中仪式的实践尤为重要。余老师认为还有两个可以拓展的方向：一是石刻和文献资料中的车驾图像；二是祥瑞灾异类文献中或许还有资料可以补充。朱溢老师认为礼制史研究应当关注制度因子如何形成文本并对今后的制度形成造成压力，在这一方面，本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考察范例。本文重点探讨了西晋“新礼”，如果再考虑东汉时期仪式如何形成的问题，可能有助于更丰满地认识西晋的情况。刘可维、余欣复旦大学历史系秦光永博士《九曜与十一曜：唐宋星命术中的计都与月孛》一文，认为唐宋之际西来星命术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九曜推命变为十一曜推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密教星占典籍和《广成集》相关文本，对十一曜中月孛的形成原因和过程进行了探讨。南大历史学院张仲胤博士评议认为本文论述了星命知识由西域传入中国后历经的“中国化”过程，论证颇为详实。但逻辑推断的基础仍有可疑之处：一是并无明确文献证据表明计都的行度在某个“符天类”星历里的情况；二是根据《孙途司马本命醮词》推断月孛具有虚拟彗星的含义似仍有商榷余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溢老师报告了《南宋大礼卤簿制度及其实践》。卤簿制度在北宋时受到空前重视。南宋建立后重建了大驾卤簿，却因面临很多困难而对制度有所更改，一是因为汴梁沦陷后礼器尽失；二是受临安的城市空间限制，卤簿人数无法过多；三是面临来自金朝的军事压力，统治者在宫室、舆服的花费上都比较节制。因此相比于北宋，南宋的大驾卤簿缩小了人数规模，所用器物材质也多有改动。南大历史学院于磊老师在评议中谈到几个可能的拓展思考方向。一是如果对比与南宋情况有些类似的南朝，由于晋宋政权一直以恢复中原为旗帜，在刘宋孝武帝以前并未措手改造礼仪制度，不知南宋时是否也存在这种心态。二是大礼卤簿也可作为皇帝与大臣交流沟通的场合，这似乎也是我们考虑这一礼仪的实践层面的一方面。三是大礼卤簿需用乐，不知《宋史·乐志》是否有关于卤簿的材料。会议现场本日下午的报告共计六篇。复旦大学周金泰博士《孔子辨名怪兽——试筑一个儒家博物学传统》一文认为，文献中多次提及孔子具有“辨名怪兽”的能力，反映了儒家本身一个长期为人所忽视的博物学传统。从上古到春秋，命名者的身份存在“由巫及王”、“由王及圣”的两次转变。孔子的博物事例，反映了博物中的早期巫术色彩已基本被剔除，命名朝着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而“博物洽闻”，也由之成为儒家君子的标准之一。南京师范大学陆帅老师提示了研究《山海经》鬼神的伊藤清司的数篇论文研究，长广敏雄也梳理过《山海经》中的畏兽图，虽然畏兽和怪兽有所区别，也值得关注。文章利用的资料多产生于比孔子晚得多的汉代，且时代越晚材料越多，似应考虑这种博物传统是否是儒家取得优势地位之后才进入儒家体系的。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孟龙老师的报告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八年、十九年伐赵纪事校勘与解读》。今本《史记》载秦伐赵史事作：“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此段文字文意混乱，难以卒读。通过辨析上下文文例等线索，报告认为此节本应作：“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围邯郸城；羌瘣将□□，取东阳。十九年，伐赵，端和、王翦、羌廆尽定赵地，得赵王。”根据当时的军事地理态势，“羌瘣将□□”之脱漏当为“东郡”。报告人还推测今本《史记》的行间文字错讹应是抄本状态传写所造成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苏芃老师在评议中赞同上述文本复原方案，认为在《通鉴》编纂的时代，《史记》这段文字恐怕已经错讹难通了。关于写本的形制问题，《史记》古本除最常见的15—17字一行，也有12字一行的，所以以行数字数为线索进行复原虽然很巧妙，但也存在危险。余欣老师借此报告，再次倡导超越物质和文本的界限，建立真正的写本学和写本文化研究。关于文本复原，本文是相当成功的个案，但文本复原问题需要因事制宜，恐怕很难建立起能够简单复制的模式。马孟龙、苏芃南大历史学院聂溦萌老师报告了《正史孝义传的成立——官僚制对正史的双重影响》。通过梳理中古時期正史孝义传的形成过程，探讨了史传编纂与官僚制运作的融合互动。有关孝义的事迹从东汉史以来大量出现，且呈现出模式化的倾向，其背后有着察举制度运作的影响；而随着官修史体制的发达，官方修史与行政运作的联结越发密切，并对孝义传体例造成影响。报告还强调了文献学的基础工作，尤其是合理对待类书中的诸家后汉史、晋史佚文。评议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夏婧老师也谈到中古时段的历史文献很大程度上会受限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材料面貌的局限，还围绕南朝、唐代的几条材料，提示从多重利益方的立场发掘察举、旌表运作中的更复杂过程。林昌丈老师提醒文中谈及的某些人物身份“低微”，只是政治身份之低微，应加以限定。讨论中古的孝义人物、孝廉察举等话题，应当特别小心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央政府视角可能遮蔽某些有趣的现象。陆帅老师也提示《宋书·孝义传》所收人物多来自三吴地区，可引申出对建康政权的更多理解。聂溦萌、夏婧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陈大海老师结合最新的考古成果，报告了《越城与长干里——以考古发现为中心》。越城是文献记载中南京主城区最早的城邑，其所在的长干里是南京历史上著名的居住区。2017至2018年，中华门外西街地块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发现并清理了300余处灰坑、井、环壕、沟、墓、墙基、道路、窑等主要遗迹，时间跨度早至西周，晚至明清，以六朝时期堆积最为丰厚。部分环壕与墙基推测与文献中的越城有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邓菲老师评议认为西街遗址揭示了一个动态而立体的社会，其中的一些材料对于理解各个时段尤其是六朝时期的长干里提供了很多重要证据，还关涉六朝都城中轴线等重要问题。期待随着发掘的持续展开，对于这处环壕聚落的性质，及其与越城的直接关联等方面能有更多收获。陈大海、邓菲南大历史学院段彬博士的报告是《共同体的虚与实——造像记所见北朝晚期的肆州地域社会与魏齐政治》。本文根据山西忻州一带陆续出土、发现的十方造像记，探讨了肆州地方性大族与普通民众的构成、来源及其政治态度，重点分析造像记中的政治性内容与高欢礼佛图像，并由此引出了对并肆核心区及东魏北齐政治地理格局的思考。复旦大学中文系唐雯老师评议认为，本文围绕造像记的文字、图像资料探讨了几个不同侧面的问题，并串联成为一个丰富精彩的地方社会个案研究。唐老师还提示《山西东魏北齐时的军事地理》一文值得参考，并对文章写作结构和造像记录文的一些技术性处理提出了建议。关于高欢礼佛图的解读，仇鹿鸣老师也提出了值得继续深化的方向。作为压轴报告，仇鹿鸣老师带来一篇学术史的回顾反思：《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古政治史日益边缘化，近十余年这一现象有一定改观。本文将其概括为“纵的停滞”与“横的拓展”。前者指以“政治集团”或“党派分野”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日渐衰微。关于这种研究方法，过去分析政治集团时往往未意识到还有“社会网络”这一与之相关而又有差异的层面，再加上今人对政治史结果的后见之明，很容易使政治集团分析蒙上主观色彩。本文倡导同时考虑这两个不同的面向，指出基于庇护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是一种广泛寄生于官僚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存在，而政治集团则是围绕着明确政治目标的集合。中古政治史研究的“横的拓展”是指“政治过程”与“政治文化”这两个观察维度的引入。除了这些拓展方面，文章又重提了本是传统史学核心的“事件”，提出事件史亦不应完全抛弃，通过改换解读方法，尝试抓住“决定性的瞬间”而赋予事件以意义，使“事件”成为观察结构的窗口。邓玮光老师在对评述的评述中提炼了“事件”一词作为通贯的核心词汇，并在对西方史学研究路径转移的回顾中提出对仇老师述评的理解。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政治集团分析方法，邓老师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它暗示着对普遍性结论的追求，即容易适应不同时代不同材料，可以催生出很多具体研究，但也会导致将划分集团这一手段错觉为研究目的，为划分而划分。基于对政治集团的反思，仇老师提出政见－庇护复合结构，但新的分析工具是否能完全避免旧工具的缺陷，或还值得继续探索。对于报告最后所归结的倡导政治研究“转向以政治行为为中心”，令人联想到韦伯构建其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社会行动”，对这一倡导拭目以待。关于理论工具、借鉴西方学术的问题，余欣老师指出目前我们对西方理论或汉学的了解一般是建立在翻译作品的基础上，尽管当下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国内学术和西方的代差已经大大缩短，但作为中国中古史领域的学人，还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进入西方核心的学术脉络中。想要真正进行跨学科国际对话，创造出源生于中国古代研究的新范式、新理论，需要深入了解西方学术思想的源流脉络。仇鹿鸣、邓玮光两天的会议讨论渐进佳境，张学锋老师表示对年轻一辈学人研究内容、视角、方法等全方位的新追求印象深刻，但也对余欣老师指出的对其他学术传统“进入不够”的问题深有同感。在时不我待，不进则退的压力和焦虑之下，如何平衡学问所必要的沉淀积累，张老师对会场上来自复旦、南大和南京其他高校的同学们说道：“想成为专业史学者的话，道路很艰难。”相比相对遥远的国际对话，余欣老师提议“包邮区”高校的中古史青年师生可以增进来往，通过紧凑有效的学术讨论，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枞阳镇陆家湾老龙会老艺人正在为龙灯上彩着色陆家湾老龙会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明末，至今近四百年，成为当地极具影响力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每年正月初二“出灯”到正月十六左右“上灯复”，“舞龙灯”不仅丰富了春节期间群众文化生活，也增添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通过龙灯这一民俗活动来祈求风调雨顺、生活小康、社会和谐、国家富强。非遗文化，薪火相传，2017年，陆家湾老龙会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枞阳文明办、汪华君）【来源：铜陵文明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11月16日，福泉市召开中国明史学会沈万三研究分会迁址福泉并挂牌及换届事宜商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宪博，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张金奎，福泉市委副书记、市长曾薇，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华，副市长王乔顺参加商讨会。商讨会现场福泉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福泉市积极修复了沈万三原葬墓，兴建了万三府邸、三丰纪念馆、平越驿站，同时举办了三届“南京·福泉石头城”文化系列活动、“沈万三、张三丰学术研讨会”，奠定了在福泉开展沈万三学术研究的基础。张宪博表示， 把沈万三研究分会迁到福泉，更有助于沈万三商圣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分会将与福泉紧密协作，充分发挥所学所识，从学术角度挖掘和研究万三历史文化，进一步促进万三文化的发展、希望在福泉与分会的共同努力下，为万三文化注入新内涵、新活力，促进分会与福泉文化产业积极向好发展。曾薇表示，沈万三研究分会成功迁入福泉后，福泉将为分会的发展做好人财物等方面的保障，协助分会开展文化挖掘和研究等工作，有力促进分会的发展。福泉市也将以此为契机，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传承工作，更好地促进万三文化的深度挖掘，真正让万三文化植根于福泉。同时，曾薇希望能将万三文化与福泉旅游发展有机结合，通过万三文化的研究和挖掘，延伸到饮食文化、文创产品、歌曲和影视作品中，形成家喻户晓的良好氛围，促进旅游文化品牌的打造，助推福泉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图文 杨杰 赵桂琼编辑 贺韬编审 闵捷 钟俊怡

慈利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二十八号）2020年10月28日，岩泊渡镇第四选区补选姚琼为慈利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经第十七届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姚琼的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接受吴韬、许小武、汪华、王宏叶、王俊智、龚道志、龙清理、谭佳明、鲁光明、万腾蛟的辞职请求；陈剑因工作变动，调出本行政区域，以上11名同志的慈利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汪华的慈利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自行终止；龙清理的慈利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委员职务自行终止。本次个别代表资格变动后，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239名。特此公告慈利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0年10月29日

提要：近年来，册亨县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与发扬工作，列为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布依戏——这个藏在深山里的民族文化瑰宝，经过当地有关部门不断地挖掘整理，如今在传承保护原有剧目的同时，正逐步走在创新发扬的路上，走上更广阔的舞台。册亨县，作为“中华布依第一县”，全县布依族人口占比高达76%。布依人世代繁衍生息，演绎着独特的布依文化。在册亨，对于布依群众来说，逢年过节看戏班演绎“布依戏”，无疑是一场享受自己民族的文化盛宴。布依戏的由来与发展在全国20多种少数民族戏曲剧种中，盛传于册亨县的布依戏，就是其中之一，是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布依戏，过去称“土戏”、“欢戏”，布依语称“谷艺”。是用布依语演唱的戏曲剧种，也是集少数民族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为一体的文化作品。布依戏在活动上演出　 （张合胤 摄）布依戏的历史悠久，据册亨县板万戏班遗存清同治年间手抄本《欢戏历源》载：“至乾隆六年辛酉年正月初三在寨中浪洞都建台，初年演出成功”，说明布依戏至少在清乾隆六年即1741年就已形成，至今已有约280年历史。据册亨县非遗办主任张合胤介绍，从布依戏发展历程看，过去昌盛时，在兴义巴结有一支戏班，安龙有三支戏班，册亨有21支戏班。现今仍能继续开展活动的，仅存册亨12支戏班，主要集中流传于册亨八渡、丫他、巧马、秧坝、弼佑、百口、者楼等乡镇布依族村寨中。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布依戏演出形成了一套较为固定的程序，包含“开箱”“敬老郎”“点符浪”“降三星”“打加官”“主戏”“升三星”“扫台”“送老郎”“封箱”等。除“主戏”所演剧本内容外，其余为演出习俗。此外，在布依戏演出中，“主戏”开场前有一场很受人们欢迎的“闹台”表演，通过小丑滑稽的动作和诙谐的语言来烘托气氛，吸引观众。布依戏保留了极具宗教色彩的演出习俗，村民希望借助演出驱除邪魔，祈求神灵保佑，并希望戏剧演出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和日后延续发展，这也正是布依戏能够历代传承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省级非遗传承人陆振光导演代表作品《五鼠闹东京》演出剧照。(张合胤 摄)布依戏剧目分为传统剧目、移植剧目、现代剧目三类。传统剧目源于布依族民间传说故事、史实事件，唱、白均用布依语，民族特色最为浓郁。代表剧目有《罗细杏》《三聘村姑》《转路洞》《穷姑爷》《金猫宝瓢》等。移植剧目根据汉民族历史、传说故事、小说及说唱本等改编而成，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这些剧目已完全民族化。代表剧目有《薛丁山征西》《王玉莲》《玉堂春》《武宣王闹花灯》《陈世美不认前妻》等。现代剧目主要反映布依族人民现当代实际的生活。唱、白均用布依语。代表剧目有《李卜长打铁》《好媳妇》《婚姻与科技》《赶会》《谷艺神袍》等。布依戏是布依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　 （梁兴星 摄）布依戏音韵体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为布依族人所喜闻乐见的音乐表现形式。布依戏具备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其音乐不仅融合了本民族民歌、八音曲艺的曲牌曲调，而且还汲取了花灯、彩调的音乐元素，形成了“刮海利”和“衣各该”音乐声腔为代表的两大艺术类别。布依戏唱腔旋律古朴、流畅、抒情性强，伴奏音乐曲调优美缠绵、独具韵味，具有较为鲜明的布依民族艺术风格。布依戏表演角色装扮极富特点，化妆朴素，直接了当。布依戏在历史人物包公的塑造上独树一帜，包公脸谱以眉心为界，脸面半黑半白，以示阴阳两判、铁面无私。布依戏的表演行当大致分为生、旦两大类别，旦行有小旦、正旦、老旦、武旦、彩旦；生行有小生、文生、武生、老生、大王（净）、差官、小丑。布依戏素有“文摇扇，武挥刀”之艺谚，各类行当表演已渐趋程式化。“小旦柳眉手握扇，紧腿慢步身柔软；小生剑眉迈方步，风度翩翩要自然；老生出台慢悠悠，阔额方脸把须冉；丑角活跃走猴步，白鼻尖咀如鼠窜。”这些便是对布依戏各个行当程式化表演的概括。弼佑布依戏　 （梁兴星 摄 ）“一桌二椅、门帘幕帐”是传统布依戏的舞美陈设，演出中不换景，全靠演员虚拟化的表演，戏幔绘“八仙”图案，表达布依族人驱邪祈福的心愿。人物角色的性格、相貌、身份等，通过脸谱及服饰装扮来表现，美学风格独具特色。布依戏至今没有专业院团，均系农民演员业余组织，戏班组织一般32～36人组成。其表演活动多于每年新春以及婚丧、贺寿、乔迁等举行。现在，贵州布依戏还有册亨县的12支布依戏班能够开展活动。布依戏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有活态传承。张合胤说，布依戏作为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亨县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布依戏的发展有一个从昌盛走向衰落的过程，戏班队伍的数量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布依戏吟唱布依族摩经开场。 （张合胤 摄）布依戏作为布依民族的族中戏，一直用布依本民族语言去演绎，尽管诸多剧目一成不变，没有丝毫创新，但却多年来深受老百姓喜爱。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它就有生命力。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册亨县积极开展布依戏剧目剧本及音乐曲谱搜集整理、传承培训、民俗活动、宣传展示、课题研究与出版、数字化建设、经典剧目录制及开设地方布依戏曲电视栏目等保护和传承工作，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一些已经停止开展活动的戏班得到恢复，正活跃在乡村民间，也有的到县外开展演出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送上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张合胤介绍，布依戏除了供人赏乐，从社会效益方面来说还具备一定的教化功能。比如弼佑镇秧佑村的戏师黄明亮，总是将寨子里发生的一些好事或者丑闻编成剧目来演，好事在戏中作为提倡推广的典型，丑闻则让人引以为戒，这种方式让人喜闻乐见、容易消化吸纳。秧佑老百姓常年受到布依戏的教化，表现出让人意外的自律性，多年来秧佑寨子民风淳朴，至今没有出现过杀人放火的案子。张合胤说，在文化旅游如日中天的今天，布依戏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一种民族文化，完全可以在旅游开发的进程中作为文化作品展现出来，让布依戏与市场接轨，继而在旅游大市场中得到保护和传承。传承人故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黄成珍：传承布依文化演绎戏剧人生张合胤布依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恐怕非黄成珍莫属了！布依戏曲剧种因《罗细杏》剧得到国家的认可，黄成珍因演《罗细杏》而成名。黄成珍，女，布依族，生于1966年12月，初中文化程度，册亨县者楼镇红旗村人，纳福布依戏班领班戏师，2018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之一。布依戏代表剧目《罗细杏》演出照，图中细杏（黄成珍饰演）与阿品进行生产劳作种棉花。（张合胤　 摄）黄成珍自幼喜欢文艺。70年代初，还未上学的她，总爱吵嚷着要在村“革命文艺宣传队”的大哥黄成华带她去参加演“革命样板戏”，不让去，就找母亲哭诉告状。及至70年代后期，时值文艺复苏的春天到来，电影《刘三姐》解禁放映，唱刘三姐歌谣成为一种流行时尚。黄成珍也不例外，上学路途要唱，饭前饭后要唱，时常都会听到她清纯甜美的歌声，她成了布依村寨的“刘三姐”。这种影响，让她天生就有的一副好嗓子得到了锻炼。她极具音乐天赋，虽然没有受过专业声乐训练，可说她是布依民间歌唱艺术家一点不为过，她拥有“查白歌节歌王争霸赛”和“贞丰布依族六月六山歌擂台赛”的“布依歌王”的荣誉桂冠。1982年，黄成珍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此期，国家文化部开展全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调查，重视民族戏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1984年初，册亨县成立业余布依戏团，黄成珍被招聘为戏团演员，从此她便与布依戏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1984年初，黔西南州按要求需要组织排练布依戏参加全国民族戏曲演出，州文化局冯景林老师对册亨县弼佑村布依戏班编演的布依戏剧目《罗细杏》作了艺术提炼改编，并确定作为参演剧目之一。当年，《罗细杏》剧组的编导冯景林、吴良刚、王应恒等三位老师来册亨县招录饰罗细杏的主角演员，在应骋考场上，县文化馆韦海清手风琴伴奏，黄成珍唱了首技巧难度较高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歌曲，即获专家老师们的频频点头赞许。随后，她又清唱了一首布依族浪哨情歌，她天籁般的嗓音顿时征服了在场专家：“哟，别看她这么小，声音啷个嘹亮，太美了！细杏就她来演好！”冯景林老师非常激动地站起来说道。接下来，黄成珍参加了《罗细杏》剧的排练，她跟汪华琦、冯景林老师学习表演身段，跟罗新芳老师学舞蹈，跟吴良刚、王应恒老师学戏曲唱腔。黄成珍无比珍惜这个学习提升自己的机会，晚上别人休息，她还在练功房刻苦练习走台步和身段动作技巧。她非常认真，才一个星期就将剧本台词只字不漏背得滚瓜烂熟。看到学生黄成珍的成长变化，汪华琦老师热泪盈眶感慨地说：“想不到你会进步那么快！”终于，这样的努力付出让她在主角细杏角色的三位候选AB角中脱颖而出。她先后参加了省、州民族戏曲研究汇报演出。同年11月，《罗细杏》被选调昆明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戏剧观摩录相演出”，演出开场，黄成珍手拿“土电话”唱起“竹筒情歌”，即引来阵阵掌声。《罗细杏》剧调演非常成功，荣获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等部委颁发“优秀剧目”奖，授予“孔雀杯”，黄成珍饰演细杏获表演一等奖。获奖后，州里举行庆功会，黄成珍有幸作为剧组演员代表发言。她后来被《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贵州卷》收录“人物介绍”条目。黄成珍爱学习，在学习实践中不断成长。1985年，黄成珍到州民族歌舞剧团参加了为期一年的演艺培训班，学习简谱乐理知识，练习舞蹈基本功，学话剧和小品表演，还学习拼音和普通话等文化基本知识，她的表演技艺得到很大的提高升，成长为册亨县业余布依戏团的台柱子。她有一盒《罗细杏》剧的珍贵录音资料，她总爱时常播放倾听，并从音乐伴奏中仔细琢磨，学会了使用鼓、锣、镲等打击乐器。她还会拉二胡，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熟练。如今，她在剧本编创上也小有成就，2017年新编布依戏剧目《何员外夺妻》，并组织排练于2018年春节参加录相演出，成为册亨县电视台非遗戏曲栏目的展播影片，观众收视普遍反响很好。黄成珍深深地爱上了布依戏，她说“在我的人生中，没有什么比演戏还快乐的事。”黄成珍忘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对她的殷切期望，她致力于布依戏的传承和发展。 2008年，她创立了纳阳布依文艺队；2012年，她又带头创建了纳福布依戏班，并带领戏班活跃在布依族乡村，为广大民众送上一道道精神食粮。乃言布依戏 (梁兴星 摄)黄成珍对布依戏总是满腔热情，乐此不疲，对待徒弟们更是和蔼可亲，悉心传授。纳福布依戏班的所有演员几乎都是她的徒弟，大家都敬重她、拥护她，她领班的戏班在当地深受广大布依族群众的欢迎。黄成珍视艺术为生命，尽管生活于农村，但歌声不断，演艺不止。这些年，她参加了贵州省“多彩贵州”歌唱大赛总决赛获优秀奖，带领戏班参加历史上最盛大的“布依戏大赛”获一等奖。她参加贵州省第六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调演的“山水八音”剧演出、滇黔桂欢乐乐业山歌擂台赛、贵州民歌业余歌手大赛等省内外举行的重大文艺活动并获奖。她积极参与社会各界举行的公益宣传演出活动，她把传承和传播布依民族文化艺术作为毕生的事业追求。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匡奇燃编辑 彭芝莉 刘义 编审 陈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