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杂志

人民网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虞金星）由《十月》杂志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10月30日在京举行。本次论坛是国内文学期刊与世界其他国家、语种的主要文学期刊首次集中交流。俄罗斯《外国文学》杂志主编亚历山大·利维尔甘特、西班牙文学杂志《客迈拉》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法国文学杂志《现在》主编雷吉尔·加亚尔、日本文学杂志《昴》主编羽喰涼子、德国柏林《每日镜报》文学编辑格雷戈尔·德绍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收获》副主编钟红明、《当代》主编孔令燕、《世界文学 》主编高兴、《钟山》副主编何同彬、《花城》主编朱燕玲、《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花城》特约学术主持何平与翻译家、《十月》杂志“世界文学期刊概览”专栏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振江、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黄燎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秦岚参加论坛并发言。本次论坛主题为“设计文学：以期刊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生产”，重点关注文学期刊在本国文学史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与本国知识界及文化界的密切联系等。中外文学期刊的主编们在论坛上相互介绍了各自文学期刊及本国文学期刊的历史与现状，并就相关话题展开交流。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谈到网络时代坚持文学出版的话题。他说，网络的出现极大冲击文学出版，《客迈拉》杂志销量已经减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分之一。他认为挑战在于如何使优秀的文学区别于目前充斥在社交网络上的低质量读物，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初心，“可能做好筛选工作并且展示优质文学，会让我们与网络刊物有所区别”。《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为技术的进步从来不会阻止对于优质内容的追求，“不管未来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原创优秀的文学作品、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大家都需要的”。在谈到文学杂志的重心时，法国《现在》杂志主编雷吉尔·加亚尔引述法国哲学家的观点，认为翻译最应受到重视，“如果一本文学杂志存在只剩下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要重视翻译，让作品被翻译。因为翻译意味着我们对一种新的地平线的理解，也是对自己的文学认知地平线的一种拓宽”。《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在与国外文学期刊主编交流时，认为过去国外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接受，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角度，从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基本符号的角度进行的，而今天应该更进一步，从“作为人类对于精神密码的探究，渴求交流的愿望等等”共通的层面去研究和接受。日本《昴》杂志主编羽喰涼子分享了她对纯文学认识，“什么是纯文学作品呢？我个人的定义是用文字对现实再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她同时分享了她的编辑思路，在刊登小说作品的同时也期待展示作家对当下的刊发，让杂志有一种直播感，“好比准备一桌饭菜，不光要有经过时间闷煮的菜肴，还想准备一些鲜蔬沙拉”。该论坛是《十月》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之一。《十月》1978年在京创刊，四十年来发表了《小镇上的将军》《高山下的花环》《北方的河》等一系列名篇，成为我国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为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方式和新途径，了解世界各大语种文学期刊的现状和发展脉络，加强中国文学期刊与其他主要文学国家文学期刊的相互交流，《十月》杂志2018年推出“世界文学期刊概览”栏目，邀请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有代表性的专家撰稿，介绍俄语、法语、日语等语种代表性文学期刊历史和现状。文学期刊论坛在该栏目基础上，邀请中外代表性文学期刊主编集中交流，以期未来进一步合作，互译互介稿件，促成作家互访和对话，举办相关的文学研讨。论坛由《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主持，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宗琥先后致辞。

由《十月》杂志社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近日在京举行，这是国内文学期刊与世界其他国家、语种的主要文学期刊首次进行集中交流。俄罗斯《外国文学》、西班牙《客迈拉》、法国《现在》、日本《昴》与国内的《人民文学》《收获》《当代》等期刊的主编、副主编们在论坛上介绍了各自的发展现状，并就“传统文学期刊如何面对网络时代冲击”等问题展开探讨。用优秀作品引导读者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文学期刊造成了极大冲击。如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坦言，《客迈拉》的销量如今已经减少到上世纪80年代的1/10。费尔南多·克莱默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期刊面临的主要挑战就在于如何使优秀的文学区别于目前充斥在社交网络上的低质量读物，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初心，“做好筛选工作并且展示优质文学，才能让我们与网络读物有所区别”。《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附和称：“技术的进步从来不会阻止人们对于优质内容的追求，不管未来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原创优秀的文学作品、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一定还是大家所需要的。”《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对此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说：“有人说是网络文学的冲击，但我觉得这种冲击不是直接的，而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化包括生活价值的多元化，使得人们工作之外的休闲时间被分解、分流。在人们有了更多文化娱乐项目可选择的情形下，文学期刊读者的减少到发行量的减少都是自然而然的。”日本《昴》杂志主编羽喰涼子则提出，正因如此，文学期刊才更该与时俱进，谋求新的发展思路。“读者现在可以通过手机免费读到很多内容，文学期刊做的却是让读者花时间又花金钱去读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只是刊登一些不温不火的文章，那无疑是自寻绝路。因此每次编辑新一期刊物时我都会仔细考量，这部作品算得上优秀的纯文学吗？它有向世人传播的价值吗？我想，用优秀的作品去引导读者，是文学期刊的编辑们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用鲜明个性吸引读者对于文学期刊未来的方向，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认为，重在找出个性：“一个文学刊物的品质、影响力和能量，经常是跟其主编的个性、能力和能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各位主编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从而把刊物做得更加具有个性和吸引力。这种特点是符合文学本身特质的，文学需要的就是有鲜明的个性。”《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指出另一个重点，就是要适应年轻作者的需要：“年轻一代的创作和我们已经熟悉的传统文学明显存在一些区别，那么我们这一代办刊人应该如何甄别、如何选择、如何开发这样的作品，使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年轻作者能够接续成为我们的创作力量，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参与这次论坛的嘉宾当中，最年轻的就要数南京老牌文学杂志《钟山》的副主编何同彬，何同彬是一名80后，对于新媒体对传统期刊生存造成的影响，他的感受更为强烈，也已开始尝试从年轻人的角度去做出改变。“《钟山》也在做各方面的努力，希望尽量跟上时代的步伐。比如在封面设计上，为了适应年轻人对于美学的新需求，我们专门请90后设计师重新设计了一套系统并加以推广。另外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我们还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微信平台乃至微店，还有电子投稿系统等等。这些新媒介形态的介入，都是为了适应新的阅读时代，试着去让更年轻的阅读者接受我们这样一个老牌的文学期刊。”仍然有很多人对创办文学杂志满怀激情虽然面临诸多困境，但各位主编们最终还是达成了一个较为一致的观点：无论什么时代，也许载体会发生变化，文学却永远不会缺席。如法国《现在》杂志的创办者、主编雷吉尔·加亚尔所说：“仍然有很多人对创办文学杂志满怀激情，我觉得文学杂志最重要的是对语言的关切，它能允许作家通过他自己的语言，去和世界上各种各样对语言的损毁和漠视做斗争。有一句话一直激励着我——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存在于文学表达之上的。一本文学期刊的发行量现在可能只有几百册或一两千册，但只要这个声音仍能持续不断地发声，就能够给人们带来对于文学的新体验和新感受。《现在》每年出版3期，已出版46期，或许它将终结于第50期，但这不是真正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因为我已开始策划创办新的杂志了。”

作者：周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向世界讲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故事，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国策。习总书记在多次出访中，都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个国策。凭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习总书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更有效、更规模化、更成功地实施这一策略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和策略已经有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学术界对海外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策略、路径和模式研究成果颇丰。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然而，我们文化输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仍然较为艰辛。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翻译的书籍在国外并没有真正地打开市场，为世界所接受。我们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仍然不够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我们的对外传播策略，并探索如何真正有效地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中华文化“走出去”受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我们所传播的文化与输入国所期待接受的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诚然我们现在国内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译者，出版设计水平也非常高，对外译介成果非常丰硕。然而，最终得到其它国家本土读者认同的译本却并不多。以我们现当代文学传播为例，真正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的译本还是由西方本土译者所选择并翻译的译本。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目前文化传播策略，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上所述，翻译策略研究非常重要，然而如果不考虑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则有可能造成译本不为受众接受的后果。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将文化传播过程分为接触与显示、选择和采纳融合三个阶段。大量译本推向世界只是使我们所希望传播的文化呈现在受众面前，而受众如何进行选择这一阶段就成为评判传播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采纳的关键环节。目前我们学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将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著作译介并传递出去，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是否有效地传播与接受的重要领域：海外权威学术期刊的研究几乎很少去关注。针对这一现状，对海外权威学术期刊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他国学者的研究旨趣，确立以受众为重心的传播方式，并力求找出作为文化传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契合点，进而促进中华优秀文化更有效地为目的语国家所接受，最终真正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顶尖的学术机构所出版的学术期刊，体现了学术前沿性、前瞻性和权威性，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无疑就是其中的代表。哈佛大学历来都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作为美国汉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哈佛大学历年来名家辈出。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以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等学术机构、院系和刊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汉学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刊于1936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作为哈佛大学研究的权威级期刊，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学术界的风向标之一。与此同时，它也体现了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旨趣，并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对《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八十多年来，尤其是千禧年以来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及书评的回顾，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美国汉学的发展脉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中分析西方独特的研究视角。这些为我们深入分析接受国的“期待视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让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化真正落地，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进行文化输出，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首先，不同的文化土壤滋生了不同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旨趣的不同我们可以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重要的论文得以一窥究竟。从历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论文来看，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戏剧等仍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核心。然而，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阈并不囿于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研究视角，而是立体的、多维度、跨越学科边界的多元化研究。同时，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也绝不拘泥于某一方面，而是融会贯通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并运用西方文论中新的批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科林·霍伊斯的长篇论文《言外之意：北宋的游戏与诗歌》、同期的长篇书评《狐狸与鬼魂：纪昀与十八世纪文人讲述故事》；书评《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物品》；阿尔弗雷达？默克的《中国宋代的诗歌与绘画》；著名西方汉学家袁苏菲的两篇书评《17世纪中国的戏剧家和文学游戏》、《欲望戏剧：早期中国宋朝戏剧的作家、读者以及再生产》，以及论文《蟒袍礼物：“金瓶梅”中物的流通》等论文都是运用新的批评方法对经典文学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元化解读的代表性作品。当代美国汉学巨匠宇文所安的《诗经的再版》、《唐朝的手抄本遗产》，《早期中国经典诗歌的形成》这三篇文章则不仅仅将研究视角拘泥于文学本身，而是将文学与文学生产与传播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阈。同样，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海外学者试图挖掘被经典文学话语排除在外的私人性话语，与主流文学话语一道丰富了我们文学的研究领域，也同样拓展了我们文化“走出去”的空间。最典型的代表有对西方知名汉学家、翻译家杜博妮的著作《当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鲁迅与许广平的亲密生活》进行的长篇评论。而《休闲文学与中国现代性》则探究了现代性与中国休闲文学这一较少受主流学术话语关注的领域。这些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不仅给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也能指导我们在外宣工作中采用更为丰富、灵活、多维度、立体化、多元化的战略，从而打破学术/非学术、经典/大众、菁英/通俗话语的疆界，找到我们文化输出与海外接受的契合之处，将中华文化更有效地引入国际视野。其次，海外学者把以前被排斥在经典文学传统之外的边缘声音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关注性别、族群、地方话语等问题。例如，著名美国汉学家白亚仁的书评论文《剑与绣花针：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女侠》、《美女与小说：十九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其它如《清朝的性别与文本政治：<正始集>研究》、《发声的女士：早期中国文本中的性别与男性群体》、《女鬼：十七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与性别》、《作为作者的她自己：晚清中国的性别、代理与写作》等大量的书评和论文可以看到性别研究在当代《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分量。其它如对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苏州、杭州、安徽等地方文化的论文也占据了不小的篇幅。第三：大众文化和新媒体的涌现不仅吸引了海外汉学家的关注，也为我们对外传播打开了新的思路。大众文学期刊、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不仅挑战了传统主流文学的出版模式，拥有大量的文学受众，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状况也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拓展了新天地。总的说来，过去我们对外宣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新媒体的出现，其实也为我们在新时代的外宣模式上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在近年来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同样体现了海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西奥多？D. 哈特斯撰写的《文体问题：文学社团与现代中国的文学杂志，1911-1937》一书的书评就向我们展示了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团体以及我们学界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大众文学期刊的研究兴趣。该著作的作者迈克尔？霍克斯（贺麦晓）是当代英语世界学者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他于20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网络文学》一书成为近年介绍、分析和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而我们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多维度、多渠道、多方位地进行文化传播，同样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当然，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西方汉学研究中的政治偏见使我们在分析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一些带有偏见的政治话语。但总的来说，海外汉学不同的学术旨趣与研究视角使我们在文化输出时必须考虑到预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我们在文化输出时最终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然而，我们过去在外宣过程中由于对目的语国家的需求不够重视，造成我们的文化输出常常与目的语国家的需求相割裂，因此我们的对外输出并没有很好地达到预期效果。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我们向世界展示我们优秀文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时，在文化输出时充分考虑到接受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研究旨趣以及文化差异，是我们当下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者简介：于2006年获得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于2014年完成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08CWW005），以良好的成绩结项。目前正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非裔文学史》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3&ZD127）。在相关研究领域出版专著：《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博士论文）、《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其中，《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获得校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当代文坛》等发表学术论文数篇。（来源：光明网）

如今，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回忆起来，还记得自己当年在《译林》杂志上看到《尼罗河上的惨案》时，有多么痴迷，甚至把印有小说的那些页码撕下来带回家保存。那是1979年的《译林》杂志创刊号。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正是当时热门电影原著的译本，讲的是一位同新婚丈夫蜜月旅行的女人在尼罗河上的游艇中被枪杀，价值5万英镑的项链同时失踪，接着又有两人在船上接连死亡，一位侦探随后找出了令人意外的真凶。杂志因此获得60万的销量，也招来上级领导认为选题“堕落”的批评。这份杂志最初是季刊，《吕蓓卡》《音乐之声》《教父》《沉默的羔羊》等多部国外流行小说让读者如获珍宝。它历经了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的拓荒，它不只看重那些国外的纯文学作品，也因大胆引进流行文学和侦探、悬疑小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四十年后，李景端在南京的家中，见到准备上任的译林出版社第五任社长。这位85岁的《译林》杂志创始人提醒，“要有融媒体意识，不然将来要被AI淘汰了。”外国通俗小说拓荒1979年，江苏省出版局接到江苏省委要求，要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时任出版局局长高斯把任务交给了编辑李景端。接下任务后，李景端考虑到，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难免涉及政治问题，不好把握。如果在杂志上介绍外国文学，则有不小空间。1949年之后，中国对国外作品的翻译和引进，主要集中在苏联文学方面，其余西方文学作品几乎是空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出版局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以此走出思想禁锢。此时，全国的外国文学杂志——北京有隶属社科院的《世界文学》，上海有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其他地方则是空白。李景端觉得《世界文学》的内容过于严肃，《外国文艺》则过于新奇。他不是学外国文学出身，反而没有束缚，从读者角度想，觉得吸引人的才有生命力。杂志的定位慢慢浮现，要有助于大众了解国外当今的文学创作情况，选择能够展现外国现实生活的通俗文学，介绍流行的作家和作品。“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是最后定下的宗旨。一天，李景端和古籍编辑孙猛聊天，对方无意中冒出“译林”这个词，李景端一下想到枝繁叶茂的景象，觉得用作刊名很好。就这样，《译林》编辑部成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下设部门。最初，杂志只有李景端和新来的编辑金丽文两人。李景端负责向北京组稿，金丽文负责南京和上海。当时，英国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正火热上映，编辑部得知上海外语学院有位英语教师正在翻译电影的原著，金丽文便上门约稿，最终小说刊载在创刊号上。“很偶然，当时没有考虑这是侦探小说，也没想到会惹来麻烦。”四十年后，李景端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的创刊号16开、240页，定价1元2角，交给新华书店零售。20万册几天便脱销，立马又加印了20万册，很快再次卖完。新华书店要求再加印40万册，但因当年纸张供应紧张，最终只再加了20万册。新华书店不能办理长期订阅，很多读者只好汇款到编辑部邮购。头两期，邮局送到编辑部的汇款单装在大邮袋里，一次好几袋，邮局员工为此加了几天夜班。而李景端后来得知，当年黑市上的《译林》每本卖到了2元，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这引来时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志的批评。1980年4月，冯志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对《译林》杂志刊登的《尼罗河上的惨案》《钱商》《医生》《珍妮的肖像》，和浙江出版的《飘》发出责难，认为“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希望出版界不要趋‘时’媚‘世’。”之后，胡乔木将这封信加上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要求“研究处理”。最后，江苏省出版局局长高斯表态，介绍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学没有错，有责任由出版局党组承担。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艺实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责任最终没有再被追究。包括钱钟书在内的编委会李景端此前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杂志的选材和翻译都是隔行的事儿，只能去请教专家。他曾在报纸上看见，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是江苏人，马上写了封信，希望对方给予家乡创办的新刊物一点指导和帮助。没想到，得到了回信肯定，戈宝权寄了自己翻译的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六首诗，提供给《译林》创刊号。李景端因此想打造一个高水平的编委会。1978年，李景端参加广州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多位英语界专家现身小组讨论会。他就想借机邀请诸位名家。李景端做了功课，读过北京大学杨周翰编的《欧洲文学史》，之后去北大拜访，他表示赞同杨周翰在广州会议上所说——国内曾经编写的外国文学史大多受到苏联“左”的思想影响，对西方许多作家和流派持批判否定太多，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不过，苏联文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存在已久，编文学史恐怕也不宜将其简单删去，可否把有过的不正确观点照写，但要加上新的认识和批判。”杨周翰一听，觉得有共识。第二天就向李景端详细了解了《译林》选材标准、当代与古典作品的比重、对性和暴力描写如何处理、译文质量如何把关等，最后同意担任《译林》的编委。对于英国文学翻译家周煦良，李景端三次上门拜访。第二次见面，周煦良问到杂志如何在多种多样的西方通俗小说中做选择，李景端告知，主要放在社会小说、经济小说和法律小说上。再见面时，周煦良夸赞了杂志刊登的《吕蓓卡》。这是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在193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开篇就死去的神秘女性吕蓓卡为全文制造了悬念，这是一个嫁入山庄的女人，却因为和表哥偷情被丈夫枪杀，她的死亡在丈夫的第二任妻子进入山庄之后被揭开。周煦良在英国时就很喜欢这部作品，通过阅读两期《译林》的文章，他决定加入编委会。当李景端得知文学翻译家戈宝权和钱钟书夫妇是江苏老乡时，他请求戈宝权出面邀请他们。钱钟书本已多年谢绝虚职的聘请，但被戈宝权游说成了。然而，因为长期在文学上的禁锢，翻译界也有部分译者对《译林》选择外国通俗文学无法接受。《世界文学》原主编陈冰夷曾在跟戈宝权一同出差的途中，对坐在火车上看《译林》的戈宝权说，“你看，《译林》又在登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指的便是《吕蓓卡》。俄语翻译家孙绳武也曾对中国译协副秘书长林煌天说，译协要同《译林》“保持距离”。当时，出版社没有翻译资源，作品都是靠译者自己去找。李景端只好从突破知名翻译家转向高校中青年教师。他去了趟上海，把目光放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寻求建立合作关系。他给出承诺，在校内成立杂志的联络组，先拨付1000元，供打印、邮寄等开支使用，给译者每人赠送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还能提供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专著以及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的机会。曾担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的张柏然、许钧，原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谭晶华，日后成为知名翻译家的杨武能、黄源深、张以群等，都是从当时的《译林》走出来的。畅销书与版权在杂志的选材上，李景端一直要求编辑，不能凭借自己的好恶来做判断。一些名气大的现代作品，怪诞难懂，都被李景端排除掉。惊险、悬疑、推理、爱情和商战是主要的选题方向。“大众喜欢现实胜过唯美，爱悬疑超过虚幻。”李景端这么觉得。在《吕蓓卡》之后，《译林》又刊登了《天使的愤怒》《爱情故事》《音乐之声》《教父》。因为杂志比书便宜得多，通过杂志阅读一部长篇小说更实惠，《译林》因此保持了稳定的订阅量。一次，李景端忽然收到上海寄来的日本小说译稿，一看内容，发现是之前在国内热映的日本电影《人证》的原著译稿。原著作者是日本有名的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作品之前在日本角川书店出版。其实，在电影于国内公映前，小说的译稿已经出来了。译者先前投给上海的出版社，但是被退了稿。最终才转投到《译林》。因为书稿太长，不适合杂志发行，李景端决定发行单行本，书名改做《人性的证明》，销量上百万册。但1983年，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兴起。时任《译林》编辑部日语编辑竺祖慈记得，当时杂志刊登的日本短篇小说《我的茉莉子》，因为描述了日本的妓女生活，受到杂志非议。最终，编辑部自我检查之后说明，这篇作品是反映妓女一类下层人的悲惨生活，而没有色情描写。江苏当地主管部门也把《译林》杂志的文章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短暂的风波再次过去。多位编辑回忆，编辑部的把关一直非常严格。包括石川达三的《破碎的山河》，刊登时也删去了露骨的描写。而选择这部作品，编辑部也有自己的考量，“家庭生活中两面派的伪君子面目，以及种种矛盾的心理，刻画细腻深刻。而这些能让读者对日本社会有认识。”李景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认识体现在了刊登的多部作品里。在小说《白色巨塔》中，讲到了日本医院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后来，有医学学术组织一次买下了几十本。还曾有位农户从杂志的小说中得知，法国人喜欢吃蜗牛，写信到编辑部，要做进一步了解，想学会养殖蜗牛的方法。而常州有位办企业的人，看见《译林》一篇小说中讲到，西方的房子中有“蜂鸣器”这种东西，客人来访时，可以先按动它发出声响。对方也写信到编辑部询问细节，因为想到可以制作此类东西，做出口生意。1988年，新闻出版署批复同意成立译林出版社，《译林》正式从江苏人民出版社独立出去，变成译林出版社的一部分。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在此之前，《译林》刊载的那些译作都是没有版权的，而现在，李景端意识到必须要大胆买进版权。“今后出版实力之争，就是拥有版权之争。”买版权的钱是个问题，李景端向江苏省出版总社申请设立“外国版权基金”。当时，出版界还没有这种习惯。1992年，著名悬疑小说《沉默的羔羊》系列版税率3％，系列中每本预付金不到1000美元。因为市场刚打开，“版权比较好谈，而且多数都在几百美元，不贵。”《译林》杂志原编辑施梓云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杂志进入稳定期。曾有人提出要收购并改版为时尚杂志，也有人在纸质杂志市场和互联网的冲击下，想到要做综合文学类刊物，《译林》的多数领导还是坚持了最初的外国通俗文学方向，因为毕竟它是全国唯一以此为特色的杂志。

新年到，诸多出版机构的新年好书已在计划之路上“奔跑”。在2021年第一个周末到来之际，澎湃新闻记者特按华语文学、外国文学分别整理了新年书单，以飨读者。《克拉拉与太阳》[英] 石黑一雄著宋佥译这是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自2017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已成为2021年万众期待的文坛盛事之一。其简体中文版预计于今年4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和英国同步推出。故事发生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未来，题材涉及当下最热门的社会话题之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伦理。在未来美国，专为陪伴儿童而设计的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克拉拉，终于迎来了她期待已久的人类伙伴，女孩乔西。作为具备极高观察、推理与共情能力的二代AF机器人，克拉拉将负责陪伴乔西生活。然而，随着克拉拉真正进入乔西的生活中后，她很快发现，乔西这位“朋友”有着即使是自诩完美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也不会洞悉的秘密，因为一次与乔西母亲的出游，克拉拉开始逐步知晓了这个“总是被避而不谈”的秘密，带着被科技严丝合缝计算过的身体与意识，克拉拉遭遇了她此前从未被设定过的情景，那究竟是什么？对于克拉拉而言，这是她人工智能生涯中最困难的一道题目，将如何理解这一切，又将如何结束这一切？ 她赖以生存的太阳，是否可以给她一个最终答案？《弃猫 当我谈起父亲时》[日] 村上春树著烨伊译村上春树新作《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即将由磨铁图书首次引进大陆出版。村上在这部作品中首度完整回忆了父亲、家族与历史。他冷静地书写了父亲的整个人生，将自己与父亲漫长的隔阂、决裂与和解转换为看得见的文字，毫不避讳地向读者展示。父亲人生中经历过的动摇与恐惧，如今也成为他对世界的迷茫与不安。此外，他还写到了真实的历史，反思战争，批判恶行，思考个体与集体间的对立，找寻单个人生与世界历史间的关联。《糜骨之壤》[波兰]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何娟、孙伟峰译《糜骨之壤》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最新长篇小说，同名电影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亚佛雷德鲍尔奖（银熊奖）。小说贯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感，以及关于人、自然、动物的尖锐思考。主人公雅尼娜是一位精通占星术、喜欢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并热衷动物保护的老妇人，她幽居在波兰边境被大雪覆盖的山林里。雅尼娜给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取个奇怪的外号，他们是“大脚”“鬼怪”“好消息”，她养的狗则被称为“小姑娘们”。突然有一天，邻居“大脚”被一块小鹿骨头卡住喉咙，死在家里，此后凶案接二连三发生……该书即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安妮·卡森诗选：红的自传·丈夫之美》[加拿大] 安妮·卡森著黄茜译加拿大女诗人安妮·卡森深受哈罗德·布鲁姆推崇，屡次入列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译林出版社即将推出《安妮·卡森诗选：红的自传·丈夫之美》，内含安妮·卡森最具分量的代表作《红的自传》《丈夫之美》，均代表其诗歌最高成就，且带有传记色彩。《红的自传》是诗体小说。安妮·卡森从斯特西克洛斯的纸莎草碎片中重构了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猎杀怪物革律翁的故事。长着红色翅膀的少年和他红色的世界，未知的火山喷发，窘迫的爱里藏着危险的秘密。而《丈夫之美》是准自传作品。“探戈，就像婚姻，你必须跳到最后。”安妮·卡森舞动着二十九式死亡探戈，探讨爱情与欲望，记录其第一段婚姻的失败，并将取自济慈、乔治·巴塔耶和贝克特等人的作品片段重新拼贴组合，充满惊人的新意，力量充沛，却又暗藏悲伤。“鲁尔福三部曲”《金鸡》《佩德罗·巴拉莫》《燃烧的原野》[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著赵振江金灿；屠孟超；张伟劼译胡安鲁尔福 “鲁尔福三部曲”被誉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 的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一生只留下篇幅极其有限的作品，却被文学世界奉若至宝。他是墨西哥国家文学奖、比利亚乌鲁蒂亚文学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语言学院院士，与奥克塔维奥·帕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并称墨西哥文学20世纪后半叶的“三驾马车”。今年1月，备受期待的“鲁尔福三部曲”（《金鸡》《佩德罗·巴拉莫》《燃烧的原野》）将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其中《金鸡》为鲁尔福基金会百年诞辰纪念版，收录了十五篇胡安·鲁尔福文学国度的璀璨遗珠，部分首次结集面世。《乘战车的人》[澳] 帕特里克·怀特著王培根译《乘战车的人》是澳大利亚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长篇小说代表作。故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的澳大利亚为社会背景，以赞那社——一座充满神秘色彩的私人宅第的兴衰存亡为主线，讲述了四个被社会歧视、抛弃、忽略的边缘人的跌宕人生。小说荣获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并入选《理想藏书》英语文学书单前50名，被誉为战后澳大利亚的百科全书。该书即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男孩、鼹鼠、狐狸和马》[英] 查理·麦克西著汪晗雪译这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书。一个孤单的男孩邂逅了一只刚刚钻出地面的鼹鼠，他们决定一起在荒野里探险。旅途中，他们先是遇到了狐狸，然后遇到了体格更大的伙伴——马。荒野是生活的隐喻，偶尔令人恐惧，但很美丽。他们从春天踏上旅途，经历了狂风和暴雨，也欣赏过夕阳与流星……他们各不相同，也有各自的弱点，却始终彼此依靠着向前走。每个人都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本暖心的书即将由新经典首次引进大陆出版。《我的奋斗5：雨必将落下》[挪威]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著李树波译这是《我的奋斗》系列的第五部，即将由理想国推出。克瑙斯高十九岁时搬到卑尔根，成为被著名的写作学院录取的最年轻的学生。他努力探索个人内部和外部的平衡点，在创作与群体生活中寻求存在的意义。然而，最初的自信与热情很快化为乌有，他的写作被评价为幼稚和老套，感情遭遇可耻的失败。卑尔根终年阴雨，日子阴暗而沉闷。他将羞耻感淹没在酒精和摇滚乐中。恋爱、喝酒、自毁、自残、喝更多酒。他放弃写作，转而接受撰写评论的稳定报酬，走入婚姻，从青年时代跨入成人生活。直到最后，成为作家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将他拉回。《幽灵——一个关于童年和青春的故事》[日] 北杜夫著曹艺译芥川龙之介奖得主北杜夫长篇小说处女作《幽灵》是一个脱胎于忘却的故事，一部关于心灵的神话。人的一生是不断认识世界的过程，而“忘却”也成长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青年的“我”身处成长边界，过去的不安和希望在心中渐渐苏醒。曾经痴迷于昆虫的少年时光、逝去的父亲和突然离去的母亲、第一次拨动自己心弦的美丽少女、穿插在回忆中的优美旋律……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鲜明的细节渐渐淡去，但在记忆的角落里，它们似乎在向自己提示着什么重要的线索。该书即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重返暗夜》[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著赵德明译《重返暗夜》是《2666》作者波拉尼奥颠覆想象的短篇小说杰作。全书由十三个故事组成，形形色色的主人公或主动或被动地闯入其中。从热爱文学的黑帮头目、垂垂老去的色情电影明星、掌握某种魔法的足球运动员，到被误认为艺术家的士兵、目睹自己死后遭遇的鬼魂，还有诗人、流亡者、困于梦魇的年轻人等等波拉尼奥小说中的常客，他们共同道出了挥散不去的黑暗和令人惊叹的光芒。该书即将由世纪文景引进大陆出版。《向伯利恒跋涉》[美] 琼·狄迪恩著何雨珈译本书是琼·狄迪恩的成名作，收录了《向伯利恒跋涉》《加州梦》《洛杉矶笔记》《论自尊》等二十多篇文章。狄迪恩凭借细致的观察和犀利的笔锋，真实记录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特别是加州的反文化潮，记录了当时美国价值观的崩溃和弥漫整个社会的巨大虚无，探讨了历史与文化、政治与地域、道德与自尊、时代洪流与个人命运、自我存在与人生价值等主题。这是一部反映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经典之作，即将由中信·大方首次引进大陆出版。《雷恩诗选》[加拿大]帕特里克·雷恩著阿九禤园译雷恩是加拿大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该诗选是诗人生前自己选定的，也是诗人首部汉译诗集。按年代划分为“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五辑，收录诗人各时期重要作品近150首。其涉及的主题和内容与大地、农村旷野和动物的宿命相关。该诗选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次引进大陆出版。《成为波伏瓦》[英]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著刘海平译“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 《成为波伏瓦》是凯特·柯克帕特里克根据这几年新曝光的波伏瓦信件、早期日记等材料撰写的全新传记。本书以波伏瓦的成长经历为线索，通过共十六章的讲述，向读者展示出波伏瓦从孩童时起就与众不同的人生。这本书资料翔实，不仅涉及波伏瓦的哲学创作、感情生活、思想变化，也包含有波伏瓦从未公开的故事和材料，以及她的作品、信件、日记摘录等。它将萨特从他在公众想象中占据的浪漫巅峰转移开来，全面详细地审视了纳尔逊·阿尔格伦、奥尔加·科斯基耶维奇、雅克-洛朗·博斯特和克劳德·兰兹曼等人的爱情对波伏瓦一生的重要影响。该书即将由中信·无界首次引进大陆出版。《清洁女工手册》[美] 露西亚·伯林著《清洁女工手册》收录了传奇短篇小说作家露西亚·伯林最出色的作品。伯林的笔触交织着雷蒙德·卡佛般的勇气，格蕾丝·佩雷般的幽默，以及自己独有的、混杂一处的智慧与忧郁，借此创造平常生活中的奇迹，探寻单身母亲、急诊护士、清洁女工、监狱教师等平凡职业或边缘身份不为人知的优雅瞬间。该书预计于今年3月由新经典首次引进大陆出版。《未曾听说的故事》[英] 托比·费伯《费伯-费伯出版社：未曾听说的故事》著狄竞译这是费伯-费伯出版社60余年传奇史，演绎了13位诺奖作家诞生记。费伯-费伯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出版商之一，在2019年成立90周年之际，由出版社创始人的孙子托比·费伯详细梳理出版社自1929到1990年间共60余年发展史，呈现这个出版社的管理层与编辑们是如何缔造了13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辉煌传奇。近800多封信件、70多张照片和手稿等，全面还原出版人和作家间的逸闻趣事。如艾略特、威廉·戈尔丁、特德·休斯、塞缪尔·贝克特、谢默斯·希尼和石黑一雄等诺奖得主的文学杰作在诞生过程中发生的诸多趣事。T.S艾略特不仅是出色的诗人，还是成功的商业家，领完第一笔编辑费还会拍照留念；W.H奥登未成名前给费伯-费伯出版社编辑投稿遭到拒绝，那个编辑正是艾略特；石黑一雄的崛起之路源自费伯-费伯出版社的慧眼识人等。费伯-费伯出版社的天才编辑和作家们，共同决定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他们本身就是二十世纪文学传奇的一部分。该书计划于今年3月由中信·无界首次引进大陆出版。《东京零年》[英] 戴维·皮斯著张祝馨译戴维·皮斯是《血色侦程》四部曲（Red Riding Quartet）的作者，被《格兰塔》文学杂志评选为2003年度英国最佳青年作者之一，在东京生活了十三年。《东京零年》是一部抒情和令人惊叹的原创犯罪小说：1946年8月，即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年，东京全境到处都有女性在接连死亡。东京都警视厅的南刑警，一个无礼、愤怒、绝望的男人，一直在寻找这起连环奸杀案的凶手——这位获得过勋八等旭日奖章的前海军陆战队员在战后东京的动荡中强奸并杀害了至少十名女性。在处理此案的同时，南刑警自己也陷落于一段无法解释和饶恕的暴行记忆中。小说预计今年3月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彼得·汉德克作品三种”《孩子的故事》《偷水果的女人》《汉德克画集》[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著武琳何宁张晏；韩瑞祥；韩瑞祥张亦非译“彼得·汉德克作品三种”诺奖得主彼得·汉德克的三部作品《孩子的故事》《偷水果的女人》《汉德克画集》计划于今年4月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它们均为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其中《汉德克画集》收集了数十幅作家本人的手绘涂鸦，这些涂鸦多存在于汉德克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上，记录了作者的生活和写作日常，充满趣味，由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撰写导读。《不对称》 [美] 莉萨·哈利迪著陈晓菲译《不对称》由三个看似相互独立的部分组成，探讨了激发并持续影响人际关系的诸多不对称：性别、年龄、权力、才华、财富、声明、地域、种族、宗教……以及正义。第一部分名为“愚蠢”，以第三人称讲述了一位二十出头的美国助理编辑爱丽丝与比她年长四十五岁的著名作家埃兹拉·布雷泽的爱情故事。第二部分名为“疯狂”，以第一人称回忆了伊拉克裔美国经济学家阿马尔的生平。他此行飞往伦敦，是为了转机去库尔德斯坦，寻找他失联的哥哥，却意外地被移民官员扣留，在希思罗机场的一间拘留室里度过了2008年的最后一个周末。第三部分是“埃兹拉·布莱泽的《荒岛唱片》访谈”，在这个部分中，我们将领会整本书最核心的秘密，角色之间的关系也将袒露出前所未有的含义——“一场坠入兔子洞的未知之旅”。哈利迪几乎同时写下了一部匿名的纪实小说，一部思想小说和一部关于政治参与的元小说，也是一个人蒙着面纱的肖像——一个决心超越她的出身、她的特权、她的天真的人。在她的笔下，“不对称”不只存在于野心与成就之间，或是年轻女性与年长男性之间，更存在于西方与其他地区，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由此提出了关于想象和共情能力的局限性的问题：我们能否跨越性别、种族、国籍和权力的界限来理解彼此?《不对称》深刻探讨了自由意志、命运与自由，生活如何被提炼成小说，一个人愿意为理解素不相识的人付出多少努力，以及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和做不到这一点。该书预计于今年4月由理想国引进出版。《带我去好莱坞公园》[美] 迈克尔·乔利特《带我去好莱坞公园》著苏伊瑶译本书是一部关于动荡生活的杰出回忆录。独立摇滚乐队“The Airborne Toxic Event”的主唱迈克尔·乔利特出生于美国最臭名昭著的邪教之一“锡南浓邪教”，他的童年被贫困、精神虐待、犯罪、酒精和瘾君子所包围。整个故事在乔利特孩童时的视角中展开，直到他成为今天的自己，一个斯坦福高材生和摇滚乐手……迈克尔的成长过程，被患有抑郁症的母亲、时刻处于愤怒的哥哥、不可预测的妈妈的“男朋友们”所不断折磨。他希望见到父亲，即使他曾是一名瘾君子，但起码能够给与他正常的亲情。好莱坞公园是父亲吉米带他玩耍的地方，在这里他才被当作一个孩子对待。如今，迈克尔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摇滚乐队“The Airborne Toxic Event”，经常为美剧《吸血鬼日记》和《无耻之徒》配乐。他在后来还得到了与摇滚传奇罗伯特·史密斯和大卫·鲍伊对话的采访机会。是音乐成为了他生命中的光。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在于，迈克尔能让自己破碎的自我与艺术的自我和解，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个更好的兄弟、儿子和父母。他命令自己:“承受你的痛苦，让它变得有用。” 人生没有一个轻松的开始，经历过多少破碎，就需要多少勇气去寻找完整的自己。该书计划于今年4月由中信·无界首次引进大陆出版。《中国情人》[荷] 伊恩·布鲁玛著林云柯译从自愿为日本军部效劳的少女，到闯荡好莱坞未遂的明星，再到严肃的反战记者与社会活动家，在这部罕见的小说中，布鲁玛以李香兰的离奇经历和撕裂的身份来隐喻日本这个国家自身的转变：从军国主义独裁政权到陷入美国崇拜的战后废墟，再到经济复兴的现代国家。从三十年代入侵中国东北到战后重建，再到六七十年代的激流涌动，《中国情人》横跨了近半个世纪的日本史，也是一部关于宣传、身份认同和帝国的沉思录。李香兰看似自传缺席的主角，只在三个男人的叙述中在场，但实际上，“李香兰”已经成为了整个二十世纪日本的化身，成为了一个远比自身广阔、深刻的象征物。这是比严格叙写生平传奇更为严肃的传记——不仅写个人命运，更是写她所在的世界，以及她在那个世界中的位置——“她给读者留下了恒久的印象，就像电影结束之后、灯光亮起之前，观众眼中挥之不去的残影。”书中的叙事者都有迹可循，真实人物也时常粉墨登场，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不断游移，使得读者宛如亲临二十世纪的诸多景观。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杜鲁门·卡波特等历史名人时常游走其间，川岛芳子与李香兰互相映照，打造出几何般精巧的内部结构。此外，布鲁玛对许多电影、文学、艺术领域的内容信手拈来，传神地描摹出二十世纪中日两国的文化氛围，其中更不乏交织重合甚至互为镜像的部分，也为重新看待中日关系打开了一个更为复杂暧昧的空间。该书预计于今年4月由理想国引进出版。《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遇》[哥伦比亚] 阿尔瓦罗·穆蒂斯著轩乐译《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遇》是围绕主角马克洛尔所作、由七篇小说组成的一部英雄传奇，可以视为一个现实世界的个体史诗。马克洛尔是纵横于陆地和海洋的英雄，他不依循常规，不受时空的羁绊。他有多重命运：运输木料，或在山里开酒吧（《阿尔米兰特的雪》）；与人合伙开妓院（《伊洛娜随雨而至》），或修理一艘旧汽船（《货船最后一站》）；参与走私军火（《绝美之死》），或努力让一个陈年矿场起死回生（《阿米尔巴尔》），而多样性带来的是对普遍价值的思考：爱，奇遇，生命的意义。该书计划于今年5月由中信·大方引进出版。《无尽的玩笑》[美] 大卫·福斯特· 华莱士著俞冰夏译《无尽的玩笑》入选《时代》“1923年以来百部最佳英语长篇小说”，是美国天才作家大卫·福斯特· 华莱士的旷世巨作。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国未来的怪诞社会的图景，成瘾、娱乐和欲望构成了这个社会的主要特色以及这部小说的三大主题。该书计划于今年6月由世纪文景首次引进大陆出版。《谁杀死了托尔斯泰》[美] 艾莉芙·巴图曼著李季纹译本书是巴图曼俄罗斯文学批评的首次集结，也是作者对俄罗斯文学巨匠秘辛的追寻史和个人作为俄语文学学者的成长史。巴图曼深谙俄罗斯文学典故与作家，带领读者从美国加州、瑞士、乌兹别克斯坦再到圣彼得堡，追随诸多俄罗斯文学大师的足迹，一探故事背后的故事，妙趣横生，时时令人捧腹大笑，却又不乏有力的思考。原本严肃的俄国文学与研究在巴图曼轻快诙谐的笔法下，成了一幕幕令人莞尔的黑色狂想曲。该书计划于今年5月由中信·大方首次引进大陆出版。《加害人家属：不能哭也不能笑的无声地狱》（译名暂定）[日] 铃木伸元著陈令娴译每当有恶性案件发生，大众都会第一时间同情被害人，指控加害者。而加害人家属这一群体在初期会被忽略。他们在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加害人之后的反应和生活的变化，在国内尚且没有专门图书关注。本书爬梳日本众多犯罪事件中加害人家属的心境与困境，透过第一手采访，详细记录了事发后他们如何承受社会压力，并进一步指出面对犯罪事件时，媒体的推波助澜和大众无法客观审视，往往在现实中和网络上导致集体霸凌而不自知。时至今日，在我们终于懂得对被害人伸出援手之际，或许也该试着“站在援助被害人的立场看待加害人家属”。该书计划于今年6月由中信·春潮引进出版。《虚像的丑角》[日] 东野圭吾著《虚像的丑角》是东野圭吾“神探伽利略”系列短篇小说集，简体中文完整版计划于今年7月由新经典首次推出。本书在日本上市两周平均每9秒卖出1本，登顶Oricon畅销排行榜。它包含7篇推理小说，寓人性剖析于精彩诡计中，写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爱、惧怕与渴望。东野圭吾说：“（这本书）创作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只要交给主人公，故事就会朝着合理的方向走去。小说之神似乎没有抛弃我。”本作曾被改编为高人气口碑日剧，由福山雅治、北村一辉、柴崎幸等人主演。《与神共宴》[意大利] 罗伯托·卡拉索著金科羽译本书是一部研究古典文学的非虚构作品。同时站在词源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建筑、雕塑、绘画等多种学科和艺术的不同角度，解读和分析古希腊神话所具有的现代性涵义。作者罗伯托·卡拉索（Roberto Calasso）是意大利出版业巨子，被誉为独一无二的“文学出版规范”。但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出版人，也是一位作家，著有《K》《文学与众神》等，其中有被卡尔维诺极力赞赏的作品。《与神共宴》预计今年7月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秘密结晶》[日] 小川洋子著姚东敏译《秘密结晶》是2020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入围作品，一部反乌托邦杰作，堪称女性版《1984》。小说以一座虚构的岛屿为舞台，围绕着作家“我” 为了保护知己不被秘密警察带走而展开。书中的秘密警察会定期消除人们对事物的记忆，同时也会消灭掉相应的事物。而人们也因此被划分成了两大类，一种是能够接受记忆被抹杀的顺从人类，另一种是抹杀记忆对其完全没有影响的“非正常人类”，后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警察带走。小川洋子以寂静清冷的笔调，描绘了孤岛上的生生灭灭，探触到人们心中渴求抚慰的孤寂角落。该书预计于今年8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故事》[莫桑比克] 米亚·科托[安哥拉]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著朱豫歌译这是米亚·科托与阿瓜卢萨的“四手联作”，打破读者对文学创作私人性的预设认知。它以小说形式为外壳，重新谱撰数年前二人共写的戏剧剧本，其中包括《爱情在屠夫路上倾泻》《黑匣子》《高雅的恐怖分子》三部短篇，以及一家葡萄牙杂志对两位作家的专访，谈及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战争、写作及身份等问题。该书计划于今年8月由中信·大方首次引进大陆出版。《生者与余众》[安哥拉]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著王渊译这是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得主阿瓜卢萨最新作品。小说主人公丹尼尔·本西莫尔（《遗忘通论》中的记者）等非洲各国的数十位作家来到莫桑比克岛参加文学节。一天，小岛与外界沟通的方式突然全部中断。文学节仍然照常进行，诸位作家之间也在不断进行交流、阅读与创作，直到他们猛然发现，自己书中的人物似乎进入了现实，并与活人展开了互动。作家们开始反思自己所处的状态，开始有了不同猜测，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来到阴间，有人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是虚构的产物……小说以《圣经·创世记》的七日结构为主线，思考了身份认同、贫富差距、女性权利、核安全等热点议题和生死、时间等永恒命题，也是阿瓜卢萨“文学宇宙”的重要拼图。该书计划于今年10月由世纪文景首次引进大陆出版。《她的身体与其他派对》[美] 卡门·玛丽亚·马查多著叶佳怡译这是一部小说集，由八篇小说组成。作者将现实和幻想混合在一起，以细腻灵动、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讲述了八个有关自我意识和成长的故事：脖子上绑着丝带的女子原本一直拒绝丈夫取下丝带，最后却妥协，导致离奇悲剧的发生；瘟疫时期，一个女人记录下与其他人交往的经历，审视孤立状态下脆弱的人性；改写经典美剧中的警探故事，讨论女性在工作中的困境……作者塑造了许多或迷茫或坚定，但都努力追寻理想的女性形象，用她们的视角探索何为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世界。该书预计于今年由世纪文景首次引进大陆出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重新出版，每天9时前，都有大批的人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等候。图/FOTOE 李江树一套外国文学名著的40年时光之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本文首发于总第868期《中国新闻周刊》1977年的一天，曾被打入“封资修”之列的《斯巴达克思》再版，成为“文革”后最早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书的责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郭振宗撰写了前言。他觉得，知识分子的春天终于来了，因此署上了“冯春”之名，意为逢春。从此，这个笔名伴他至今。1982年，这部《斯巴达克思》被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再次出版。这套近150本的丛书立项于1958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界的潮起潮落中，经历了约40年的漫长出版之路。上海分到一杯羹1958年8月，郭振宗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被分配到新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当编辑。他入校时正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学院承担着大量培养俄语翻译的任务。临近毕业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应届毕业生大多被分配去学校当俄语教师，班上只有他和另一个同学被分配进出版社。郭振宗入职一个月后，新文艺出版社经历了新的调整。1954年8月，国家对出版机构进行公私合营改造，解放初期上海的300余家出版机构变成了10来家，各有分工，上海出版的优秀外国文学译本的版权都归属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全国开展了反胡风运动。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很多编辑都与胡风有来往，也出版过他的作品，因此，新文艺出版社被称为“胡风窝”，王元化、罗洛、张中晓等人均被点名成为“胡风分子”。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又有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元气大伤。这次，根据上级“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领导”的指示，上海13家出版社进一步合并为7家。其中，新文艺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组成上海文艺出版社。当时，外国文学图书的出版机构全国只有两家：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出版社，局级单位；新文艺出版社是地方出版社，处级单位。新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孙家晋曾回忆，由于两家地位不同，上海往往得绕道走。虽然选题重复或冲突时北京也有让步的时候，有时则“各出各的译本”，但在总体上始终脱不了以北京为主、“上海也可以出一点”“其他地方出版社一律不出”这个格局。1958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筹组一个编委会，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后又增加了《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简称“三套丛书”。编委会集中了朱光潜、冯至、钱钟书、杨绛、季羡林、叶水夫、罗大冈、杨周翰、卞之琳、戈宝权、罗念生、杨宪益、陈占元等二三十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以及相关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编委会下设办事机构“工作组”，负责具体事宜，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牵头，最早的负责人是该所研究员、翻译家戈宝权。“三套丛书”的标准是“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原著是编委会确定的大作家的一至二本代表作，译者需由两位以上编委推荐、全体编委讨论同意。1961年，“三套丛书”的编选计划制订，初步确定《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为120种，《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为39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为12种。除选目外，还确定了一部分书的译者和序言作者，随后展开组稿工作。不久，戈宝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副总编一同到上海为“三套丛书”组稿。那时，上海的外国文学翻译力量仍然十分强大，骨干力量除出版社内部的编辑外，还有一批社会上的自由翻译家。196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上海编译所”，这实际上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附属机构，负责人是该社社长蒯斯曛。编译所吸收了约20位没有编制的上海著名翻译家，每月发放生活津贴。津贴分为四档，罗稷南、满涛、草婴三位上海政协委员为最高档，每月120元，相当于处级干部工资水平。第二档80元，第三档60元，第四档40元。而在编人员郭振宗的工资当时是每月60元。当时强调“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每周，翻译家们来编译所开两次会，学习时事政治，自由发表意见，开会不做记录，被称为“开神仙会”。戈宝权由孙家晋等人陪同，去上海市委宣传部拜访了分管新闻出版的副部长白彦。性格直率的白彦听到“三套丛书”统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出版时说：“诸位到上海来组稿说明上海是有一流的译者。既然上海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上海不能分担一部分任务呢？第一流的原作第一流的译本都归北京出了，上海就只好永远出些二三流的外国文学图书了。长此以往是不行的。我不赞成。”白彦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到过，上海出版外国文学图书的积极性很高，但出书比较散、有点乱、采择不精，这他也有同感。他请戈宝权回去向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反映上海的意见和要求，并说他自己也要到北京去找陆部长谈这个问题的。不久后，1961年冬，白彦带着蒯斯曛和孙家晋去北京谈判。白彦和陆定一谈完后，告诉他俩：“陆部长原则上点头了。还要具体谈判。”白彦在中宣部和文化部之间穿梭联系，蒯斯曛和孙家晋则去出版局、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活动。出版局副局长陈原和文研所所长何其芳都表示欢迎上海分担出版任务。几经协商，同意分给上海38个选题，包括荷马史诗《伊利昂记》《奥德修记》、弥尔顿的《失乐园》，惠特曼的《草叶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大卫·科波菲尔》、夏·勃朗特的《简·爱》、爱·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斯陀夫人的《汤姆大叔的小屋》、梭罗的《华尔腾》、巴尔扎克的《农民》、司汤达的《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另两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按规定应由中央的国家出版社出版，《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也已在北京找了老专家翻译，所以仍由北京单独承担出版任务。蒯斯曛、包文棣和孙家晋都成为“丛书”的编委会委员。编委会每年要开一两次会，会上能接触国内第一流的外国文学专家学者，扩大了译者队伍。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上海也有资格出版一流作家的代表作了。经协商，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乔叟、狄更斯、勃朗特姐妹、赫尔岑、冈察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司汤达、法郎士、高尔斯华绥、雪莱等的文集或多卷本选集。上海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图书阵容初现。“翻译机器”“三套丛书”的出版并不顺利。1962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两个批示中指责文艺界至今仍为“死人”统治着，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因此，翻译界开始大批修正主义。出版社不敢再多出外国文学名著，“三套丛书”的出版也几乎陷入停滞。孙家晋曾回忆那段时光：“多年来做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人都有一种摇摇晃晃、惴惴然走钢丝的感觉。”郭振宗记得，那时在出版社里，大家整天检查出书中有无错误，或者学习讨论文艺政策。当时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郭振宗被下放宝山农村“劳动锻炼”两年，回出版社后经常下工厂劳动，到书店站柜台，1964年又作为“四清”工作队员到奉贤、川沙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等运动结束，“文革”又爆发了。“我14年青春就在这无休无止的劳动和运动中消耗殆尽，一事无成，连一本小册子也没轮到翻译。但即使没有参加劳动和运动，在出版社也不会有事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64年，根据北京的意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蒯斯曛任社长兼总编辑，包文棣和孙家晋任副总编辑。总社还给了蒯斯曛总社副社长头衔，以便京沪一体。“文革”爆发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彻底中止。1966年夏，上海发生了大规模的焚书，很多翻译界老人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大量译稿。人文社上海分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王科一因翻译《十日谈》等名著被批斗，当天深夜，他在家中厨房开煤气自杀。上海所有出版社都停止了工作。人文社上海分社除留用少数人员负责印制毛泽东著作和领袖像外，其余人员全部到上海奉贤的五七干校接受“斗批改”，被编入“五连”。1971年，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开始恢复。同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成立，原来的各出版社均作为该社的一个编辑室，逐步恢复出书，人文社上海分社也在其中。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打开国门，中央向北京和上海下达任务，要求翻译出版一批外国历史地理题材的译作。其中，非洲史由上海承担。因此，五七干校以人文社上海分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为骨干，调来原人民、教育、少儿等出版社的几位外文编辑，成立“上海市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连”，由近30人组成。工宣队和军宣队管得很严，大家日以继夜地翻译、互校，半夜三更才睡觉。干校腾出了一间女浴室，作为他们的“办公室”。大家围坐在潮湿阴暗的房间里，穿着干农活的脏衣服埋头苦译，有的人还带着一身的猪粪味。很长一段时间后，搬到干校刚建起来的小礼堂，条件才稍有好转，翻译连在礼堂也有了自己的宿舍。翻译的方式是几人一组，将一本书拆开，分头看原文，然后按次序讲自己那部分内容，了解整本书概况，统一人名地名后，开始分头翻译，最后由草婴负责统稿。用这样的方式，翻译连翻译出了20多种“苏修”当代文学作品，也即“白皮书”或“灰皮书”。郭振宗说，这些“苏修”小说和周恩来布置的任务没有关系，是上海方面的写作组塞进来的“私货”。这段紧张的“流水线”翻译时光，很多亲历者都不愿多提起。因为奉命翻译的并非出于自己的兴趣，也不是重要的经典作品，有人说自己不过是个“翻译机器”。1972年9月，翻译连的人员陆续从干校调回上海，翻译连改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继续当“翻译机器”，翻译了一大批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名人传记方面的著作。编译室由工宣队掌管，氛围沉闷而压抑。当时的负责人说：“替无产阶级当翻译机器有什么不好？依我说，好得很嘛！”“四人帮”垮台后，此人自杀了。草婴曾回忆，工作很繁重，精神上觉得耻辱，宁愿回去种菜。“我的心愿是翻译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而不是翻译斯大林主义者的小说。”从“翻译爆炸”到门庭冷落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月1日，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社会科学和出版外语教材为主的专业出版社，称上海译文出版社，孙家晋担任社长，郭振宗任外国文学编辑室的编辑。这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三套丛书”首次工作组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宣部的指示，“三套丛书”正式恢复出版。“文革”前的编委会成员，除去病逝和健康条件不允许者，一律留任，只进新人，不退老人。上海还特聘巴金担任编委。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叶水夫主持工作组工作，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孙绳武、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包文棣是工作组最核心的三个人。丛书的名字略有改变，“古典”二字被拿掉了，改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几经讨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下限恢复到1958年定下的十月革命或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丛书原定选题120种，这时扩充为200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也扩大为50种。“别（别林斯基）、车（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杜勃罗留波夫）”等著作的翻译出版任务本来由人民文学出版负责，后来转给了上海。过去已经翻译过的书目做些修订即可出版，没有翻译过的书目则需要重新找译者，有些书古老而生僻，很难找到译者，甚至连书都找不到，只能暂时搁置。从1979年起，每年都会有《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几种最新译作面世。“文革”结束后，市场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需求量爆发增长，仅1978年一年，就有57158部译本出版，有人称之为“翻译爆炸”。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文学名著的单行本经常以十万计印刷出版。各家新华书店的门口都经常排起长长的买书队伍，有的队伍能从书店门口绕过一个街区排到后街上。无论哪部作品，只要放上书柜就会被人买走。郭振宗觉得那是一段很舒畅很有奔头的时光，几乎没有什么政策限制，想出版什么就出版什么。只有《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十日谈》等个别作品，在出版前会送审。薄伽丘的《十日谈》是以全译本还是删节本收入丛书，编委意见不一，工作组为此给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发了请示函，最终收入的是选本。《十日谈》中有一些色情描写。“文革”前方平、王科一译的全译本内部发行1万册，新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因此受到批评。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内部发行3万册，供不应求，许多人托人求购。其实书中只有两三篇属于比较露骨的。王科一的遗译《傲慢与偏见》，原来有编委认为属于通俗作品不够经典，经历了一番争论后，被列入选题。郭振宗担任了丛书中《复活》《莱蒙托夫诗选》《当代英雄》《谢甫琴科诗选》等书的责任编辑。其中，40万字的《复活》，也是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中的一部。1978年起，草婴开始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独自完成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的翻译，这在翻译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作为《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责任编辑，郭振宗将之视为自己50年编辑和翻译生涯的两大工程之一（另一项是利用业余时间以一己之力翻译出了十卷本《普希金文集》）。每天上午是草婴的固定翻译时间，郭振宗通常都是下午去草婴家。每次去，都能看到草婴坐在桌前看书或翻译。他的翻译速度不算快，平均每天能翻译出1000字的成品。他没有正式工作单位，完全靠稿费生活，郭振宗总是给他最高的稿费，但在当时，最高也只能给到千字7元，巴金能拿到千字11元。工作组召开过8次会议，有时是与编委会在同一地点先后开会。时任工作组秘书郅溥浩曾回忆，一次，在杭州召开的三次编委会扩大会议上，冯至说，自己用了两天把朱光潜翻译的《歌德谈话录》的“译者注”和“译后记”审阅了一遍，发现注释中错误不少。“朱先生学识之广，译述之勤，都为我所钦佩，不料注释竟这样草率，如不改正，恐将贻误读者。”季羡林经常参加编委会的活动，是编委中的活跃分子。1980年在成都开会期间游青城山，他一边看一边用笔仔细记下各个门、亭上的楹联。1984年6月，工作组邀请上海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人士参加读者座谈会，大家主要提了两点意见：一是出书速度太慢，有些重要选题没抓住，比如傅雷的书被安徽出版。二是书籍存在疏漏，封面颜色很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封面最初是编委会约请书籍装帧设计家曹辛之设计，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编们认为与曹之前设计的另一封面雷同，都是一棵大树结着硕果，不同意采用。后来采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设计的绿色网格图案。由于出书时间不同，绿色深浅不一，普遍反映不好，但几经讨论还是沿用了下来。这套书也因此被藏书者称为“网格本”。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还在首都图书馆召开了读者座谈会。座谈后发现，古典名著的读者越来越少。现当代作品和美英日法文学较受欢迎，苏联文学越来越受冷落，亚非拉文学几乎无人问津。中、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读者更多，名人传记受青年读者喜爱。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各种外国文学流派纷纷涌入。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俄罗斯文学理论翻译家包文棣看不惯现代派作品，但英美文学翻译家汤永宽却主张出版，总编会上经常为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1985年之后，由于经费困难，多数编委又都年迈，开会诸多不便，因此不再召开编委会，丛书编辑中的问题主要由工作组处理。80年代后期，已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的郭振宗加入了工作组，经常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绳武、秦顺新，社科院外文所的叶水夫、陈燊等讨论书稿。1990年，新闻出版署主办了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1980-1990）。整个8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图书近7000种，国外有影响有成就的文学著作几乎都得到了翻译介绍。其中，《外国文学名著丛书》30年来累计出书最多。三套丛书先后列入“六五”“七五”国家重点项目，至1991年共获得社科院资助款12万元。后来出书越来越困难，出版亏损越来越大，社科规划办又补贴两个出版社共12.4万元。郭振宗1994年从上海译文出版社俄罗斯东欧文学编辑室主任任上退休，一年后正式离开编辑岗位。此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承担的丛书翻译出版任务已基本完成。2000年7月，三套丛书的出版正式宣布告竣。其中，《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共出版了145种。值班编辑：俞杨

他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写的《杜甫传》至今仍是杜甫草堂重要的纪念品。他从事翻译工作近60年，堪称中国德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他最早将世界级的现代诗人里尔克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就是冯至，曾担任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首任系主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起分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学部委员之一，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一生致力于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和推广。四卷本《冯至译文全集》新近由世纪文景推出。这是冯至译文首次以全集形式出版，其中，《审美教育书简》《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等重磅译作及卷四大部分内容在市面上均已绝版多年，《哀弗立昂》《智利的地震》等作品则是首次从民国期刊补录的。书中收录的译作手稿、历史图片等珍贵图像资料，其中不少也是首次出版面世。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家冯至先生既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又有深厚的西学造诣，一生著述广博，兼有多重身份。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德文系的冯至加入“浅草社”“沉钟社”，他一面创作一面译诗，迅速在新诗诗坛上崭露头角。与许多浪漫的诗人不同，冯至的诗作在很早时候就显示出沉思的特性，也获得了诸多赞誉，但他敏感意识到了抒情中心主义的缺陷。他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十四行集》把新诗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成为中国十四行诗的代表作和里程碑。1930年冯至前往德国留学，开始研读存在主义哲学和德国文学，并向里尔克和歌德学习，思考如何寻找更加深刻而隽永的表达方式。冯至关注的诗人多具有浓厚的哲学意味和鲜明的现代特征。译文全集卷一收录了冯至翻译的歌德、荷尔德林、海涅、尼采、格奥尔格、里尔克、布莱希特等诗人的作品。其中，收入了歌德最知名的部分诗作《普罗米修士》《玛利浴场哀歌》等，以及冯至研究歌德的代表性作品《浅释歌德诗十三首》。20世纪40年代，冯至曾译出《浮士德》选段《哀弗立昂》，但此后多种冯至译诗集未见收录，编者通过查阅民国期刊予以补录。海涅是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德国诗人，本卷收入了冯至50年代出版的《海涅诗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集外诗八首》。冯至以诗人之笔译诗，对节奏、韵律、情绪、氛围的掌控都恰到好处，堪称典范。德国波恩大学原汉学系主任陶德文说：“在冯至那里，质朴和充满艺术性的译文显示出了创造性，他把一切都转化为旋律和节奏，从其中勃兴出一种不可比拟的情绪。”冯至的译诗不仅与其创作相辅相成，也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诗人王家新说：“我们这一代人与里尔克的相遇是通过冯至先生，是与‘冯至的里尔克’相遇。冯至的里尔克也可以说是两个诗歌灵魂的融合。从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那里，我们真正体会到何谓‘诗歌精神’。”永远的伴侣，夫人姚可崑曾与冯至合译《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德语经典文学全景呈现在诗歌之外，冯至译文还囊括书信、小说、年谱、散文等多种体裁，种类丰富完整。冯至目光如炬，其选取的均为德语文学、哲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并以亲切自然的口吻适应原作深刻而质朴的思想。全集卷二收录《审美教育书简》和《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前者是1793-1794年间席勒写给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的27封信。在法国大革命背景下，席勒以康德的原则为依据，深刻分析了审美中的诸多论题，认为要改革国家，获得政治自由，必须首先改善时代的性格，恢复人的天性的完整性。政治问题的解决必须假道美学问题，人们只有通过美才能走向自由。后者是里尔克在30岁左右时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书简。他在信中谈及青年人内心面临的诸多疑惑和愁苦：诗和艺术、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生活和职业的艰难，探讨审美、信仰、寂寞、爱、悲哀等论题的深奥本质。卷三为歌德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作为德国“修养小说”最光辉的代表，展现出个人在内心求索与外界遭遇之间所演化而出的壮阔历程。卷四收录冯至翻译的《歌德年谱》《哈尔茨山游记》《远方的歌声》及集外译文。《歌德年谱》为德国俾德曼编，冯至译注，详细考证了伟大诗人歌德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历程，展现了一代文豪生活与创作的互动关系。《哈尔茨山游记》是海涅早期散文代表作。集外译文则收入了冯至发表过，但生前未收入其各类选集的译文，包括短篇小说、凡·高书信、克尔凯郭尔随感等。“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冯先生治学成果丰硕，但他从不自夸，永远保持谦逊谨慎的作风。季羡林先生撰文说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他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待翻译，每一个用字都仔细斟酌，在几十年的时光里对一部译作不断打磨，直到做出最满意的版本。厚厚的四本天蓝色封面的书，装在暗蓝色的函套里，触感柔和，色泽典雅，如山峦静默、海水深远，暗合着冯先生的深邃、质朴与谦逊。一整匣抱在手中，沉甸甸的，那是经典的分量。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冯至是公认的一面大旗。但他却说：“在德国文学丰饶的领域里，我常常把我比作是一个‘导游者’，我把‘游人们’领进这个区域，在这区域里能有更多发现、更深入了解的，往往不是‘导游者’，而是真诚的‘游人’。”期待更多真诚的“游人”能在这位前辈“导游者”的引领下，畅游德语文学世界，乐享“外来的养分”。（原标题：德语文学世界的“导游者”）来源：北京日报作者：赵婷流程编辑：u020版权声明：文本版权归京报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改编。

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高凯　摄中新网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 高凯)由十月杂志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日前落下帷幕，来自俄、法、德、日、西等语种的著名文学期刊的主编与编辑、国内知名文学期刊主编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围绕文学期刊对文学发展的使命进行了座谈。2015年起，《十月》杂志与俄罗斯《十月》杂志联合举办了三届中俄《十月》文学论坛。今年《十月》在杂志上开创了“世界文学期刊”专栏，邀请各大语种的知名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撰写文章，向中国读者和文学界人士介绍各国文学期刊。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表示，“这次我们邀请中国主要文学期刊与来自几个国家的同行，就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期刊话题进行研讨和交流，相信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法国《现在》杂志主编雷吉尔·加亚尔指出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期刊的诗学，“这个期刊的诗学基于它自身成立，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类型，它的行为方式、它的存在方式和它思考文学的方式，都和其他的不同。文学期刊的声音，读者不多，但这个声音是持续不断的发生，能够持续不断的刷新它自己的立场，给人带来新的现实，也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更新。文学杂志最重要的是对语言的关切，它能允许作家通过他自己的语言去和世界上各种各样对语言的损毁的、漠视的情景做斗争。”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说：“《客迈拉》一直是作家的期刊，并不是文化作者的期刊。不是新闻杂志，而是有文化底蕴的杂志。我们不追求短平快的主题，而是致力于文学的传播与普及，特别是优质文学。”对于文学期刊未来的方向，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认为，“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一个文学刊物的品质、影响力和能量经常是跟这个主编的个性、能力和能量联系在一起的。我特别希望主编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把刊物做得更加具有它的个性、具有它的能量和它的吸引力，这种特点是符合文学本身的，文学本身是需要个性的，所以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有个性，文学就找到了它很突出的侧面。”《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指出，“年轻一代的创作和我们已经熟悉的中国文学也好、世界文学也好，已经形成传统的正典的序列之间明显存在一些区别，主流的大部分人的创作，他们作品拿来以后有一些区别。我们这代办刊人如何甄别、如何选择、如何开发这样的作品，面对新的时代变化的时候如何选择他们？一代又一代新的年轻作者能够接续，成为我们创作的力量，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花城》杂志特约学术主持何平特别强调了编辑对于文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想象中有一种编辑，这种编辑在我们当代文学中一直存在，我其实把编辑看成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把编辑行为当成文学批评行为。批评即判断，所以我是把刊物的编辑行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批评的活动。”近年来，网络的出现极大冲击了文学的印刷和出版，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坦言，“我们杂志销量已经减少到八十年代的十分之一，我认为挑战在于如何把优秀的文学区别于目前充斥在社交网络上的低质量的读物，以及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初心。可能做好筛选工作并且展示优质文学，会让我们对这种网络刊物有所区别。”日本《昴》杂志主编羽喰涼子说：“通过手机，读者可以免费的读到很多内容，作为编辑的我们，做着让读者花时间又花金钱去读书的工作，如果我们只是刊登一些不温不火的文章，这无疑是自寻绝路。”对此，《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认为，“有人说是网络文学的冲击，我觉得这种冲击不是直接的，我的理解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包括生活价值的多元，原有读者八小时以外的时间被分解、分流。面对文化多元，读者八小时之外的时间被分解减少的情况下，文学期刊读者的减少到发行量的减少是自然而然的。”《钟山》杂志副主编何同彬指出文学期刊在面向年轻作者读者中遇到的困惑，“我们文学期刊在推年轻人，大量的推这些青年写作者，这里面也产生很多问题，很多年轻写作者在他还没有成为特别成熟的作家之前就过早在重要期刊发表，而且得那么多奖项，非常不利于一个青年作家的成长，但是现在整个期刊行为都在围绕着青年人，在打造自己刊物的未来或者说展现自己刊物的实力，这样一个形态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过去简单记录一下历史进程、记录一些事件、记录一些过程就会引起轰动的时代再也不存在了，信息能把你淹没，让你变得枯燥、乏味，让你疲惫不堪。”《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说表示，“《十月》一直在关注历史进程，但关注里面，那些隐秘的思想和情感，其他的媒体形式或者网络小说其他形式，可能很难做到的就是这种非常隐秘、你甚至很难察觉、作家也不是很理性的呈现，而是文学化、艺术化的呈现，我们从这种东西里发掘最大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不光是现实主义，只要有新鲜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包容，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可能性。”(完)

读书要读经典名著，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国清代四大讽刺小说、近现代及当代大家作品等，外国文学亦是一座宝库，重点谈谈终生受益的几部经典外国名著。一、《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英国作家阿·柯南道尔的作品。柯南道尔原是一名医生，对文学怀强烈兴趣，在创作《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后，决定弃医从文，专门从事写作。《波希米亚丑闻》在《海滨杂志》发表后，福尔摩斯顿时成为英国文学的著名人物，此后《红发会》、《身分案》、《博斯科姆比溪谷秘密》、《五个桔核》、《歪唇男人》等短篇故事引起了公众极大兴趣，柯南道尔顺利成为《海滨杂志》的签约作家，1929年《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出版，收录了以福尔摩斯为中心人物的所有故事。作品更充满主人公的人格魅力，让真相得以大白、让正义得到弘扬。品读作品，从主人公身上，令人受益终生的主要有三点：一是重视调查研究；二是对待工作极度热情、认真、负责；三是善于运用心理学和逻辑学分析解决问题。这些方法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往往可以将问题迎刃而解，同时受作品的影响，每处一个新环境，会自然而然地细心观察周围人物及一切异常状态，做好应变准备，并从中获得各种启示和乐趣。二、《悲惨世界》法国作家雨果的作品，《巴黎圣母院》亦为其名作。《悲惨世界》是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捧读经典，给人厚重的感觉。据说作品压于作者心头，长达三十年之久，历时三十年才横空问世。小说的创作动机来源于一件事实：一名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因持黄色身份证处处碰壁。雨果通过搜集资料，在小说中让苦役犯化名后，开办工厂发迹变成企业家，并目睹了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等一系列人世间苦难。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全方位考察这些苦难的因果关系和社会原因，以未来的名义批判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去批判一切异己力量，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矛盾。可以说，作品是文学巨著的一个丰碑，具有不朽的地位和征服读者的力量。生活工作中遇到一切的困难与苦难，对比作品中的事件，都显得很渺小。从困难中寻找根源、对症下药，才能标本兼治。三、《简·爱》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勃朗特一家出了三位女作家，夏洛蒂和两个妹妹一起，三姐妹几乎同时出版三部著名小说，夏洛蒂的《简·爱》、安妮的《艾格妮丝·格雷》和艾米莉的《呼啸山庄》。《简·爱》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勇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妇女形象，使之在英国文学史具有显著地位，并登上世界文学史大舞台。品读作品，既唯美亦励志，可从中获得勇气。当然，作品人物形象仍有一定的社会局限性，在思考妇女解放、阶层等级上还不够彻底。这些经典名著，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学地位，从中可以启迪人生，拓宽视野，对人产生积极影响，值得典藏、品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