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投稿

“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投入了我软软的柔波……你那彩霞般的影儿/竟也同幻散了的彩霞一样！”这是一首题为《我是一条小河》的爱情诗，作者是诗人冯至。冯至在艺术上的天资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诗作明净、清丽、韵味悠长，鲁迅曾经称赞他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的学识也非常渊博，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0年赴德国留学，1935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他凭着一部《杜甫传》，成为我国社科界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学部委员”；20世纪80年代，他又写出了学术力作《论歌德》，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界的泰斗。当然，成就冯至那种非同一般的才气的，绝不只是天资和学识。作家叶廷芳《缅先生》一文，其中提到冯至做事业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初，叶廷芳想主编一部论文集，邀请一些人撰写有关现代主义作家的论文，每篇三四万字。冯至在德国留学时受到奥地利作家里尔克的影响，叶廷芳觉得冯至是写里尔克最合适的人选。刚开始时，冯至不肯答应。叶廷芳动员他：“您是以‘学贯中西’著称的学者，国外的您抓了顶尖的诗人歌德，国内的您抓了顶尖的诗人杜甫，这是您学术战略上的横向平衡。而在德语文学领域，您抓的里尔克在德语诗人中也是顶尖的，这是纵向的协调。只是您关于里尔克写得还不够多，如果能通过这篇长文充实一下，这对后辈也是一种欣慰。”他这才答应了。但截稿时间到了，冯至未能交稿。叶廷芳于是给他宽限三个月，但他还是不能交稿。叶廷芳又往后推三个月，去找冯至要稿，冯至却抱歉地说：“我跟你说实话，里尔克的后期作品我并没有搞懂。”叶廷芳听了十分震惊，宽慰他：“现代派的作品看不懂是常事，但资料那么多，您参考一下别人的就可以了。”冯至马上反驳说：“诗歌主要靠理解，别人写的是别人的看法。不知为不知，人云亦云那是问心有愧的！”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泰斗和社科界的“院士”，冯至主动承认自己对里尔克的后期作品没有读懂，一点也不顾及此事传出去之后的“负面影响”，表现了他的务实精神。而对没有看懂的作品，他不予置评，免得误导他人，让自己良心不安，这又是可贵的自省态度。因为务实，冯至的才气有了踏实的基础；因为自省，他在诗歌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说，真正的才气永远不只是来源于一个人的客观优势，而是贵在自省。

很长的时间里，有众多的作者朋友们咨询南大核心和北大核心论文发表的问题，我们都会请作者们先提供他们的个人简介，以明白他们的学历、工作单位和职称，因为不管是南大还是北大核心对作者都是有要求的。一些作者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下面我就分析说明一下。一、南大核心南大核心是国内汇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数据库，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组织并进行评定的，评定时间是两年一次，评定结果会出版《CSSCI 来源期刊（20XX 年-20XX 年）目录》，会发布版本目录同时也有电子版本，目前，最新发布的是2019年发布的《CSSCI 来源期刊（2019 年-2020 年）目录》（见下图）。目前来说是南大核心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是相当权威的数据库。南大核心通过对全国所有符合以下要求期刊：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刊期在两月以下出版，非一刊号多版的期刊，分析其他引影响因子，就是指在统计当年，CSSCI来源期刊文献引用该刊前2年所登载的文章的篇次（不含该刊自引）与前2年该刊载文量之比；总被引频次指某刊被统计当年被CSSCI来源期刊文献所引用该刊创刊以来登载的文章的总篇次（含该刊自引）。结果最靠前的的刊物，就是南大核心来源期刊。二、北大核心北大核心，4年评选一次，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学术界权威专家进行评定。确认核心期刊的标准是依据国内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由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一起来鉴定，其权威性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目前来说在南大核心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第四年评选后，会发布纸质版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同时也有电子版本。目前，最新版本是2019年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第八版)（如下图）三、发核心的方法及对作者的要求因核心期刊都是权威学术方面的，因此对要发表的文章自然就会要求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筛选办法中一项就是对作者的学历、职称做出要求，因为一般有高学历及职称的作者，其论文质量不会太差。（一）发CSSCI（南大核心）要求对作者的要求：是博士或副教授以上。论文字数最少的要求4800字，级别高的核心期刊会达到8000字以上。期刊编辑在选择论文时的筛选方每个期刊出版社都 不一样，对于应对技巧大致统计如下：1.熟悉期刊的风格与要求：(1)作者单位和简介：因一般核心期刊都要求作者是博士或副教授以上所以在投稿时附上详细的作者学历、职称、单位简介，会让编辑有个好的初印象。(2)论文的方向：作者投稿的文章要符合南大核心期刊的方向，因其属于汇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数据库，因此在选稿时会偏向于“文史哲法经”方面的学术论文，经济方面的文章要偏重宏观经济。不安排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稿件、外国文学稿件、纯语言类稿件、教育教学类，德育等方面的稿件！(3)版面要求：字数在4800字到8000字左右最好。(4)其他要求：如果作者有基金的论文，请附上；如果有博导也一定请博导一起作为作者。（二）发表中文北大核心对作者的要求：1、讲师起(二本院校)2、重复率10以内(录用率)3、文章按期刊的要求写4、切记作者不要盲目写作5、先确定期刊再开始写四、总结不管南大核心还是北大核心，基本上只收高校作者的作品。上面关于南北核心发表对作者的要求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对于在限制条件以外的作者们，不是说绝对不可能发表核心了，也不是想让作者们知难而退，而是希望通过分析能够帮助您找到克服的路径，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五、解决方案如果职称评审文件里加分项中可以出书（独著、主编、副主编、参编）、申请专利、发表SCI，并不要只限于发核心，可以走以上的几种路径，因为这几种对于学历及职称的限制没有核心期刊的限制多，更容易达成目标。对于南大核心、北大核心论文发表，您有什么问题与意见，欢迎留言，谢谢您的阅读。

权威文学资讯，深度作品解读。那是一条古道，被人抛弃在荒野里，成了山里一根贴地而行的藤条，曾经的长度没有改变，只是一年年不断地瘦身。一些路段人们还在走着，他们的脚步如同笨拙粗糙的手指在敲击一个古老键盘，一路响着七零八碎的历史记忆。古道边的村庄就像这根藤条上或大或小的关节点，又像被击响旋律中的休止符，不管有声无声，都成为藤条与旋律中的一部分。——禾源《坑边的幽草》如果你仔细听听，这些声音就犹如涨潮一般，这边哄地一下，然后是持续的嗡嗡声，然后是那边，哄地一下，然后又是持续的嗡嗡声。突然两边声音交汇，集成一股高亢而激越的滔滔洪流。这股洪流，每个人都有声音在里面，而每个人的声音，又被这洪流淹没。任你怎样声嘶力竭，终是摆脱不了这股洪流。——黄爱华《菜场》936年前的一个春日，宋神宗元丰五年三月七日。苏轼在黄州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的人俱狼狈不堪，唯独此人敞着头吞吐着雨水哈哈大笑，衣襟湿透，芒鞋踢踏着泥泞，像是一个老顽童。如果这一天他求田问舍成功，世界上将不会有“苏东坡”这个称呼，而是“苏沙湖”，或者是“苏螺蛳”了，因为沙湖古亦称为“螺蛳店”。在细雨微风中呼喊了一遭，云开雨散，夕阳斜照，苏轼抖落一身雨水，提笔写下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词句，遂成名篇，流传至今。——东夷昊《在雨中》属于乡野的、市井的；着眼宏阔的、细微的；观照历史的、现今的——散文书写疆域甚广，语言富有哲理和诗意，散文的世界包罗万象。从中国作家网原创作品投稿数据统计来看，散文似乎是文学爱好者创作中最喜欢选择的文体之一。有观点认为，散文“易入门”的特性直接导致这一文体长期以来“被低估”。即写散文容易，写好散文却难上加难。仲夏时节，中国作家网“文学直播间”即将迎来第二期改稿会。散文写作的奥秘——中国作家网“文学直播间”改稿会（第二期）主讲嘉宾：季亚娅（《十月》编辑部主任）徐晨亮（《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刘汀（《人民文学》编辑）主持人：刘秀娟（中国作家网总编辑）时间：8月1日（周四）15:00-17:00 主办：中国作家网8月1日，本期改稿会将以微信票选产生的中国作家网原创投稿作品《坑边的幽草》《菜场》《在雨中》等6篇散文为讲评篇目，深入解析“散文写作的奥秘”。敬请关注。如何收看直播？登录中国作家网→点击首页直播入口地址：www.chinawriter.com.cn或扫码进入直播页（下附二维码）文学直播间讲座支持手机端和PC端两种打开方式，总有一种适合你。【往期回顾】2019年6月27日 俄罗斯人为什么爱文学？嘉宾：刘文飞（著名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2019年5月28号 怎样提升孩子的写作能力——一堂在线“作文课”嘉宾：徐德霞（《儿童文学》杂志原主编，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史雷（中国作协会员、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主持人：王杨（中国作家网副编审）2019年4月25号 经典文学VS影视改编——以《雾都孤儿》的两次电影改编为例嘉宾：严蓓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编审）2019年3月22日 中国作家网原创作品改稿会嘉宾：季亚娅（《十月》杂志编辑部主任）徐晨亮（《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刘汀（《人民文学》编辑）主持人：刘秀娟（中国作家网总编辑）

我国的外国文学学科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其中有收获，也有偏颇，值得我们回顾和总结。时至今日，我们的“拿来”必须建立在自信和互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妄自菲薄或盲目自大。然而，在大量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为激活思辨能力、拓展文学视野、推动中国文学多维发展的同时，我们有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淹没在林林总总的其他主义之中？有没有忘却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终究或者主要是为了繁荣、发展和强健中国文学这个母体？颠倒的次序：先外国后中国从学科的角度看，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本是一枚铜钱的两面；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先有外国文学学科，后有中国文学学科。这是因为我国文学古来无史。《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常常彼此割裂、不相杂厕。再则，在古代即或诗词歌赋稍有地位，戏剧和小说也是不登大雅的“倡优之术”，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援引孔子曰：“是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国人真正看重文学、视文学为学科则是在“百日维新”，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首先，“百日维新”“托洋改制”的“体”“用”（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改良派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托古改制”）思想的一个显证。1898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我国第一次自主引进外国文学，从而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殊途同归。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百日维新”期间倡导中国文学的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提出了译事三字经“信、达、雅”，而且亲力亲为。“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字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标准，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梁启超的小说群治论更是振聋发聩，令时人耳目一新。王国维则直接借用叔本华悲剧理论创作了《〈红楼梦〉评论》（1904）。其次是五四运动。如果说“维新变法”取法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更为明确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了。同时，五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评论陈独秀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五四“文学革命”作出了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五四运动以降，外国文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快速改变了中国的文学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认知，起到了除旧布新、引领风气的功用。此外，我们还必须承认，作为中国文学学科基础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由俄国人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之后又有了日本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等分别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或文学史纲。而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文学史一直到1904年方始现身，它便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不仅不包括戏曲和小说，而且与其说它是文学史，不如说它是国学史。除了诗词歌赋，它还包括群经文体、诸史文体、诸子文体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修辞学等错位的关系：偏废拒斥与饥不择食且说中学和广义的西学（外学）不可偏废。这本应成为常识，但事实并非如此。综观70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主要事实：第一，苏联模式影响了前3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从而使我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后40年又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来者不拒地拥抱西方，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与学术范式，其中包括苏联东欧文学文化和自身的红色文学文化，而且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状况所在皆是。当然，这是另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具体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借冯至先生的话说，我们好像“总是在否定里生活，但否定中也有肯定”。第二，建立具有国际影响的外国文学学科体系依然任重而道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必要的总结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厘清学科自身的经验和教训，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中国文学学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派，对于共同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同心圆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大有裨益。具体说来，我们的问题是引进照搬多，分析甄别少；学科壁垒高，“拿来”门槛低。换言之，西方文学和学术思潮潮起潮落，迅速推搡我国相关主义和学术方法的顺化。从叙事学、符号学、心理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生态批评、后人道主义到后之后，以及身份、身体、创伤、流散、空间等等，心潮逐浪，衍生出海量的论文和专著。尽管近年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和审美批评的复归明显改变了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的格局，但有理有节、既坚定又包容地避免机械唯物主义，确立相对独立的审美维度，依然是我国人文知识分子亲历时代变迁、参与学科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也是时代精神的定海神针和价值平衡器。南朝有《述异记》，谓“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这个寓言犹如“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之说，逐渐成就了一个典故，后人遂以“烂柯”指时间倏忽，喻时移世易，如白驹过隙；沧海桑田，犹麻姑往复。于是，我们也便有了诗人刘禹锡“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这样的名句。而今，世界正以空前的加速度一日千里地飞跃、奔腾，蓦然回首，恍若隔世，须臾之间就换了人间。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敢懈怠，更不敢因为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夜郎自大、淡忘了道光年间以及之后的血的教训。忘却的传统：研究外国文学志在中国文学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彷佛是对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隔世回应。面对人类的无数危机和劫难，后者曾经不无感慨地叹惋：“也许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却了出发的初衷。”作为外国语言文学工作者，我们义不容辞，肩负着交流互鉴的责任。“人文化成”（《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诗性的滋润、诗意的化合，更需要大家的参与和奉献，否则我等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新时代的“烂柯人”。而我们的服务对象首先是中国文学这个母体。曾几何时，我们的前辈们，无论是“鲁郭茅”“巴老曹”还是冯至、钱锺书、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等，都是“双枪将”。他们一手是外国文学，另一手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在学科越分越细的背景下，他们还念念不忘“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钱杨伉俪甚至连“做游戏”都不忘拿中国文学起手。譬如他们用一个字概括一个作家，谓鲁迅的作品是“挤”出来的，郭沫若的作品是“唱”出来的，巴金的作品是“说”出来的，朱自清的作品是“做”出来的，如此等等。而这一个“挤”字了得，盖因它既是风格，也是内容：谓作品凝练，犹挤出一半；做人纯粹，则像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反躬自问，当下我国外国文学学者对中国文学母体的关心和参与明显不足。这固然有学科发展自身的问题，但不能否认的首先是我们自觉的关怀少了。我们在潜心关注外国文学，甚至追捧外国文学的同时，是否无意间成了“烂柯人”呢？面对海量的中国文学（年产纸质长篇小说就超过万部、网络长篇小说逾200万部），我们是否已经恍然若梦、无从下手？己犹不擅，何以善人？人类大同的怀想必须建立在民族复兴的基础上，否则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一定会把世界引向歧途、引向末日。而文学无疑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协调道器和内外左右的有效平衡器。原标题：研究外国文学志在增益中国——我辈学人有责任中外兼修，像前辈们那样成为“双枪将”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众议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塞林格以他极为宽广的爱与反思意识在人们心中投下长久回响文/古欣201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全新的“塞林格作品集”：《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图/译林出版社《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古欣本文首发于总第893期《中国新闻周刊》“我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玩。几千几万的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那个名叫霍尔顿的男孩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这样说。二十岁那年读完《麦田里的守望者》后，苗炜时常出现幻听。他执着地认为很多文艺作品里的声音，都是霍尔顿说话声的变体。2010年，霍尔顿的“制造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美国一个小镇去世，已是媒体人、作家的苗炜在网上发起了接力朗诵的纪念活动。三四十个人，有非常年轻的读者，也有中年大叔，大家围成一圈，在英文版朗诵的轻声伴读中，用了七个小时持续不断读完了中文版《麦田里的守望者》。声音汇成严肃而低回的海浪，苗炜觉得，阅读塞林格有治疗作用。这个霍尔顿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行止叛逆的中学生，第四次被学校提出开除后，不敢回家面对父母，就带着一笔钱跑到纽约，在那里他住小旅馆、抽烟喝酒，还误打误撞地招来妓女，跟形形色色的人混了两天两夜。他对身边所有人都不耐烦，觉得他们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原本他想逃离这个世界，去西部做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与妹妹菲苾告别之际，看着菲苾坐在旋转木马上一圈圈转个不停，他最终决定不出走了。自上世纪50年代诞生于美国作家塞林格笔下，霍尔顿·考菲尔德就成为一代美国青年的偶像。小说刚上市就遭到家长抗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意识粗砺话锋下的美好心灵，这本书也进入美国中学生必读书目。巧合的是，在地球另一边，《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塞林格的其他作品进入中国也经历了同样曲折的历程，但最终塞林格以他极为宽广的爱与反思意识在人们心中投下长久回响。从黄皮书到漓江出版社1980年，刘硕良调到漓江出版社时，外国文学编辑就他一人。那时各地普遍只有一家国营的省级人民出版社，过去常年施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以出版面对本省的政策性与农业技术读物为主。如今主打出版外国文学类书籍的译林出版社前身就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下的《译林》编辑部，当时尚未独立。而漓江出版社也只是刚刚挂牌，人员都借用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但改革之风已在出版业吹起，大家都想找突破口。湖南人民出版社带头推出《走向世界》，很多人把眼光投向中外交流、域外文化。刘硕良打算从外国文学中破局。当时的外国文学图书出版依然遵循改革前的惯例，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承担。50年代末，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领导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选编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有影响力的一套外国文学丛书(因为封面设计为网格状，又被藏书者称为“网格本”)，“文革”期间出版一度中止，“文革”后又恢复起来。在两大社的夹缝中，刘硕良想找自己的路子。他觉得传统的出版路线 “不够重视20世纪外国文学，看不起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认为诺奖是资产阶级的”。 而走市场路线的一些出版社着力引进侦探小说，即使零散地出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但总体来说计划性不强。刘硕良有自己的想法，“只有巴尔扎克和高尔基肯定是不够的。”1981年开始，漓江出版社陆续推出小开本(36开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大多篇幅不长，方便随身携带阅读，让读者感觉很新鲜。有翻译家看到书后主动给漓江出版社投稿，出版社也有意识地邀请译者，一来二去，刘硕良与很多北京、上海的译者，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翻译家施咸荣就是其一。施咸荣刚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任社会科学院美国文学研究室，在人文社当编辑时他曾主编介绍当代英美文学动态，又有丰富的文学翻译与文学编辑的经验，曾主编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了《在路上》(合译，1962年)《麦田里的守望者》(1963年)《等待戈多》等现代派作品。理所当然，刘硕良“盯”上了他，他与施咸荣紧密通信、探讨业务，施咸荣很感动，有意帮漓江出版社编点书。施咸荣写信告诉刘硕良，根据自己实际工作经验，一本读物如果能“针对读者需要，又兼顾作家地位、作品的艺术性和社会内容”，一般能站得住。这与刘硕良“兼顾作品的经典性与可读性”的出版思路不谋而合。施咸荣告诉刘硕良，自己正在动手校正60年代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很好读，“文革”前出过内部发行的“黄皮本”，但没有公开出版，现在他愿意将校订后的书稿拿给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刘硕良60年代在广西日报工作时，在单位的图书室里读到过这本黄皮书，封面只有书名、作者名和“内部”的字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下挂牌的作家出版社出版。刘硕良读后觉得耳目一新，从未读到过将十几岁青少年的心理还原得如此真实的作品。 经施咸荣的介绍，他更意识到这本书的文学性，遂决定出版。1983年，漓江出版社在“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里推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封面是纽约的高楼大厦背景下一个倔强的小男孩，随书附施咸荣所作“译本前言” 与美国华裔作家董鼎山的文章《一部作品的出版史》，希望能够使国内读者更多地了解美国社会对此书的看法。《麦田里的守望者》推出后，在文学爱好者里引起不小轰动，很多文学青年一买好几本。刘硕良记得，80年代小青年在街头、公交碰上有一句暗号：“你有了吗？没有我送你一本。”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对话说的“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当时在《人民文学》当编辑，他至今珍藏着这本定价0.83元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他是从董鼎山在《读书》开设的专栏里知道有这么一本书的。同年漓江出版社又推出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书丛”，朱伟紧跟步伐，买下了丛书中的第二本，由桂裕芳翻译的莫迪亚诺的《爱的荒漠》。那些年，漓江出版社前瞻的选题品位，着实为文学界刮来新鲜之风，《日瓦戈医生》《洛丽塔》《挪威的森林》《恶之花》《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些如今长售不衰的文学经典都由漓江出版社在80年代首次引进。客观上讲，上世纪80年代的翻译文学热，也与当时中国的特殊的环境有关。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版社不用获得授权，就可以组织翻译大批的外国文学作品。在文学普及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版权混乱，不只《麦田里的守望者》，凡是在中国热销的外国文学，市面上版本总数不胜数，制作良莠不齐。90年代译林出版社率先取得《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国内的独家授权，这种乱象才开始得到抑制。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黄皮本”1983 年漓江出版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叛逆与治愈叶兆言算是中国作家中最早接触到《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一批人，他读的是60年代的黄皮本，当作一种反叛的书来看。诞生于“反修”背景下的黄皮书，原是用于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人性论”的反面教材，只面向司局级以上干部与著名作家，却在年轻人中偷偷流行。70年代初，《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带星星的火车票》都出现了手抄本， 在知青中流传。叶兆言觉得自己后来能当作家的原因之一是发现自己可以像塞林格那样在作品里说话，“可以说粗话，可以骂人，还可以那么吊儿郎当的”。 与叶兆言同代的50后作家徐星，则在80年代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无主题变奏》，充斥着“他妈的”“混帐”，被认为是直接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不止一代的中国作家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发生共鸣。麦家的笔名就取自《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说，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让他发现原来小说可以像自己平时写日记那样去写，进而萌生了写小说的想法。70后的作家苗炜则说，自己读这本书时觉得，“哇塞，有个叫霍尔顿的跟我一样，也觉得周围的所有人都很蠢。” 对那时的中国作家，塞林格像把钥匙，释放了一些无名的情绪与激动，也打开另一种书写方式。学者董衡巽曾论述过，当代作家陈建功、邓刚、陈村的一些小说中“都照出塞林格的影子。”在作家邱华栋看来，之所以这么多人与这本书发生共鸣，是因为这本书属于文学当中的“成长”谱系，它触动到“我”的困苦、“我”成长中隐秘的躁动，让读到的人都觉得这本书跟我有关系。 “蛮多青少年往青年过渡时，需要给自己选择一个风度，他们就到塞林格的小说里找。”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这样评价。顺应这种社会情绪，译林出版社在1997年推出官方授权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着重以青春与成长为主题打造这部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用来证明自我，或者互相识别的隐秘身份标签。青年作家周嘉宁也曾隐秘地参与这种符码价值的交换，在参加复旦大学的招生面试前，她在心中预先将“你最喜欢的一本小说”这个问题的回答设定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她直言，“其实那时候没有读懂，只是觉得只要说出这个答案，考官就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高中生。”陆建德认为，大众对霍尔顿的认知局限于叛逆青少年，但应该看到他更为丰富的细腻温情的一面，比如，“霍尔顿爱护妹妹，对尊重的老师十分感念，不要简单把他看成游离于有利于社会之外的人，其实除了隔膜也有温情。”今年年初，周嘉宁又把《麦田》拿出来读了一遍。她的一些朋友觉得年轻是读《麦田》最好的时候，但周嘉宁不这么看。在陆续读完塞林格的其他作品，了解塞林格的二战经历与他的禅宗思想之后，周嘉宁从这本书体会到比17岁阅读时体会到的更多的温柔与爱。实际上，对人类生存的关怀与对理想精神世界的追寻是塞林格书写一以贯之的主题。“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你心里破碎了，看这本书得到治愈，但是你不知道这种治愈怎么发生的。” 在塞林格百年诞辰的分享活动上，作家苗炜将阅读塞林格的体验表述为打破又重建的过程。对此塞林格的儿子回应，“塞林格的作品之所以治愈是因为主题的普适性，每个人都会在不同时期发生迷失，沮丧，因而他的作品才在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译者施咸荣的儿子施亮回忆，父亲一度将书名拟为《麦田里的看守人》，又觉得不妥。施咸荣认为这本书虽然不乏言辞尖锐，但骨子里追求公平世道，含有作者的拯救情怀。后来施咸荣从一本书里看到描写看守灯塔的守望员，内心有所触动，才将“看守人”改为“守望者”。据施亮分析，“守望”一词有宗教含义，在《圣经·旧约》中出现过十二次。施咸荣的译法得到公认，后来的译者都沿用了“守望者”的译法。重译与再版经历漫长谈判，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这之后，所有在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在中国出版都需要获得正版授权，译林出版社作为最早具有购买版权意识的出版社，1996年率先从大苹果版权代理公司手中购得《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内地的独家版权。一方面，译林出版社继续出版老一辈翻译家施咸荣的译本；另一方面，也开始开拓年轻翻译家孙仲旭的译本，分别在2007年与2014年出版孙仲旭的双语本与单行本，增加《麦田》在中国的受众。《麦田里的守望者》原作中有很多粗话、俚语。曾有美国家长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统计：全书共有237个“Goddamn”、58个“bastard”、31个“Chrissake”和6个“fuck”。如何在中文语境下翻译好这些粗话、俚语是施咸荣需要处理的难题，他使用口语方式，融入了当时青年人的表达习惯，朱伟至今对漓江版《麦田》中出现“瘪三”“阿飞”“麦乳精”这样浓重时代印记的词汇印象深刻。这种口语化的翻译得到读者与译界的双重认可。施咸荣的朋友、翻译家李文俊在翻译《九故事》时也借鉴了这种方式。但既然以口语翻译，适时推出贴近当下语言习惯的译本就十分必要，青年翻译家孙仲旭的版本补充了这一缺口。70后作家路内曾比读施咸荣与孙仲旭的两个版本，他曾打趣，“施咸荣老师的译本挺好的，但他译本里的‘他妈的’永远没放对地方，仲旭把‘他妈的’按汉语中应该的位置都放对了。”塞林格的其他作品也在陆续引入。早在1987年，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过，大约2002年前后，浙江文艺出版社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并邀请翻译家李文俊与青年译者何上峰重译。“九九读书人”原副总编辑、现独立出版人彭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内版权竞争相当激烈，一般外国文学版权签约以五年为一期。200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手上的《九故事》版权即将到期，那时彭伦刚做出版不久，一位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退休老编辑将塞林格的《九故事》推荐给他，彭伦读后十分喜欢，得知浙江文艺出版社不准备续约，就决定把版权买过来。彭伦拿到《九故事》版权的花费并不多，令彭伦印象深刻的是版权合同中对书的出版方式有明确的约定。根据塞林格本人的意愿，书的装帧内页不能有插图，封面设计不能有画，不能有任何别人的序言或推荐文字，书名的字号要比作者的字号大，不能将作品放在丛书中出版。彭伦曾将《九故事》最初印有塞林格的签名封面设计稿发给塞林格的文学经纪公司审核，得到塞林格回信，要求删掉自己的签名。彭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塞林格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降低一切干扰阅读的因素，也因为他严格的要求，曾与一些国际出版商产生纠纷。英国某出版社在出版《九故事》时，曾将其中一篇《献给艾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单独作为整本书的标题，惹得塞林格很不高兴。彭伦在编辑《九故事》时又读到塞林格另外两本小说，也十分喜欢，于是一鼓作气把这两本从未在中国翻译过的作品版权也买下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同行将译者丁骏推荐给彭伦，彭伦主动联系丁骏，当时，丁骏还是陆谷孙先生的研究生。得知丁骏也是塞林格迷，两人一拍即合，丁骏很快开始翻译。2007年到2009年，彭伦所在的“九九读书人”图书策划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陆续推出《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至此，塞林格生前发表的四部作品集全部都在国内出版。2010年后，译林出版社获得了塞林格公开出版的四部作品在中国的独家版权。在译林出版社的牵线下，丁骏与塞林格基金会挑选的中英双语环境下长大的文学教师合作，根据对方的阅读反馈，一句一句讨论原来的译文，花了两年完成审读校对，将译本准确度进一步提升。201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全新的“塞林格作品集”，包括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孙仲旭译)《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丁骏译)。这是塞林格作品简体中译本第一次在塞林格基金会的指导下结集出版，由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亲自指导修订。这套书籍严格执行塞林格意愿，装帧从简，封面上没有图片，只有作者名与书名。这或许暗示着经过了57年的传播，中文世界对塞林格的接受与阐释在贴近塞林格本人原意的努力上又进了一步。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外国文学是高校文学院与外国语学院的骨干课程之一。在当今网络已广泛普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如何更高效地进行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经典作家作品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如何对其加以鉴别认定？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围绕以上文学研究界较为关注的问题，笔者专访了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建军教授。　　　从单纯知识传授向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度转换高照成：作为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您是否感到在当前网络普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广泛使用的时代背景下，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也面临着一种挑战？刘建军：在当前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深入到各个领域的新形势下，教育领域也面临巨大挑战。挑战之一是，来自世界范围内新知识、新信息的几何式增长。这样的现实，使得我们每个人，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甚至难以掌握某一学科领域内的新知识和新信息。挑战之二是，新信息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知识和信息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进入了学习者的大脑。这也对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严酷的挑战，使得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课堂教学模式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以上两大挑战，在教学领域，说到底，是对学习者和教育者之间原有关系的颠覆。就此而言，我认为，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需要改进：一个是更新观念，一个是更新方法。在知识爆炸和信息几何数增长的今天，以讲授知识为主要目标的课堂教学需要改进。因为在今天，无论用多长的时间来传授知识，都不会追赶上知识和信息的增长速度。随着教育手段的进步，我们虽然已经采用了很多现代的技术手段，如ppt、网络课程、公众号、慕课等形式，但目前采用的很多新的现代教育手段，仍然是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换言之，很多现代技术使用的目的仍然是希望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方便地掌握各种知识。假如运用这些所谓新方法和新手段的目的，仍然还是以传授知识为主，那不过是穿新鞋走老路而已。我们要明确知道，今天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已经开始从单纯的知识传输向通过知识讲授从而向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能力方向转变。这是一种教学观念的巨大转换。以问题意识为先，以培养学生和教师提出问题的能力为先，才能应对当前信息时代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高照成：外国文学含量非常巨大，但在有限的课时内，讲授很多国家、很多作家也肯定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内目前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和教材选用，一般涉及的只是欧洲（含苏俄）和美国的作家作品。对此您如何看待？又有哪些改进建议？刘建军：这个问题与你上面提出的问题联系紧密。外国文学包括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和民族从古到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数量十分庞大。而高校的课时又非常有限。那么，长期以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靠减少作家和作品的讲授数量来应对。这其实是个最无奈的办法。如前所言，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从改革教学观念入手。首先要明确，让高校学生掌握外国文学知识，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知道或掌握过去不知道或不了解的东西，诚然是目的之一。但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些知识性的问题，一定要在课堂上讲授吗？大学生、硕士研究生乃至博生研究生，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学积累和文化知识积累，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著作来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为什么还要在课堂上讲授呢？我认为，作为大学课堂上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也就是说，要把教学的重点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度转换。这里，我要特别指出，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该是在教学中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过去说到课程设置目的时，总是强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我认为，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得到更优先地强调。因为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所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换言之，学习外国文学的学生只有能够依据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提出有效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做到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外国文学教学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时，应该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步骤。第一，对本科生而言，必须注重和强调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并引导学生在文本的阅读中提出问题。比如某个细节或场景的价值，某个人物描写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等等。这样，既符合大学生要多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实际需要，同样也对这些刚进入外国文学之门的大学生，有具体的问题对象可以把握，从而教师能够对其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的初步训练。第二，对硕士研究生而言，他们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主要应该集中在学科领域，应该重点培养他们提出外国文学学科领域问题的能力。比如，有些文学史的观点是否合适，有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否需要重估，有些作品的理解是否得当以及是否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解，等等。这样，既符合硕士研究生专业培养的要求，也为他们在阅读的基础上为进入专业系统学习拓宽眼界，走向深入。第三，到了博生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时，应该在前两个提出问题能力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结合专业知识去提出和思考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相关方面的问题。这样，在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中，以培养提出问题为核心，分阶段地不断拓展和深化其提出问题的能力，就会得到更好地培养效果。也可以说，一个学生只有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才可以去分析问题或解决问题。问题都提不出来，所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从上述的前提出发，我以为，我们对教材中和课堂上选取哪些作品，讲授哪些作品，应该依据的是如何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原则，而不是根据主观上认为的知识或文学现象所谓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原则。因为在学生的学习阶段，知识的重要性与否并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通过这些知识去培养训练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为此，我理想中的外国文学史，应该是按照不同时代提出了哪些问题和当时急需解决哪些问题所编撰而成的文学史，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历史要求和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文学史，而不是那种单一的按历史年代顺序讲述纯知识的文学史。在课程讲授上，应该围绕一些大的时代问题和时代精神需要来重新构建课堂讲述。这样，围绕着某些重要问题去讲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就不必纠缠于哪一个知识点没讲到，哪个作家或作品没有讲到了。因为学生只要明白了此时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会据此来举一反三地来理解其他作家的作品。还需指出的是，现在之所以欧美文学和俄苏文学在教材和教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本质上是研究现状和思维局限所决定的。现状是我国欧美、俄苏文学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成果数量也较多，研究的也比较深入。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思维上的局限：就是翻遍现有的外国文学史，就会发现，现有的外国文学教材编写和课堂讲述，几乎已被分析西方文学的模式框定住了，并且把西方文学的研究书写模式和讲授方法照搬到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上来了。例如对东方文学的分期，缺少东方特色；对东方作家作品的讲授，仍然采用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大多数外国文学通史类教材中，东方文学的介绍完全是按照我们对西方文学研究和讲授的模式来进行的，致使东方文学不过成了西方文学价值导向和西方文学评判模式的一个例证而已。倘若从问题意识出发，即从不同时期东西方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解决的问题出发，就完全可以寻找出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学解决各自问题的不同审美路径和不同文化类型的发展特征。倘若能达到这个目的，东西方文学之间在课时上的平衡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经典外国文学作品与人生智慧高照成：我注意到，作为长期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您对西方国家的经典作家非常关注。请列举几个您尤为喜爱的作家及其最重要的作品，并谈谈原因。刘建军：我喜欢的西方文学作家很多，也比较关注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品，首推德国作家歌德以及他的作品《浮士德》。因为这部作品不仅体现出主人公积极进取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强大的象征精神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这一切又是以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例如歌德在古老的中世纪故事中，通过创造的《天上序幕》一场，就彻底改变了一个中世纪德国民间故事的面目，艺术地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象图景。这一场主要描绘的是发生在天庭里天帝与魔鬼靡非斯特之间的赌赛。即作品伊始，歌德就告诉读者，在浩瀚的宇宙中，天帝（“至善”）是“第一”和“最高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本原之一。同样，在这场序幕中，作家也交代了天帝的对立面魔鬼靡非斯特“至恶”的内涵特征。由于他所代表的“至恶”与天帝所代表的“至善”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与“至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这样，中世纪神学观念中的天使与魔鬼之间的矛盾斗争，被歌德置换成了“至善与至恶”的斗争。《天上序幕》中出现的第三个人物是浮士德。他是天帝与魔鬼用来赌赛的人物，是至善与至恶之争的对象。天帝认为，虽然“人在努力中，总有错妄”，但无论如何，“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之中，并不会迷失正途”。而靡非斯特却断言，人总是贪图小利，无所成就。那么，情况究竟会怎样，浮士德作为人类代表的出现，将通过自己的一生追求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正是作品中的三个形象的相互关系，不仅构成了《浮士德》全剧最基本的结构方式，而且也使善恶斗争作用于人，而人不断克服恶向善飞升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形象化了。我们知道，17—18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在借用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歌德正是艺术地把中世纪神学的“上帝”本原变成了“善”是本原，把中世纪神学体系中的上帝与恶魔之间的矛盾斗争置换成了至善和至恶之间的斗争，从而完成了对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艺术反映。歌德的《浮士德》其实就是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艺术化反映，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艺术写照。悟透了《浮士德》，其实也就知道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成。除了强烈的象征性之外，《浮士德》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例如，“浮士德精神”体现出一种看待追求进取的辩证精神。作家通过戏剧情节的安排，在深刻地展示追求进取精神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所带来巨大作用的同时，还指出了与这种追求精神和进取行动相伴而生的各种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重性的。所谓的“浮士德精神”也不例外。例如今天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这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民追求进取的伟大壮举，它不仅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人们生活的极大提高。但这种伟大的追求和探索也同样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问题和新的弊端，如自然环境的破坏、道德感的淡漠、诚信的缺失等，这些都是与现代化追求相伴而生的东西，即是人们所说的“现代化代价”。这和浮士德的追求进取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深谙辩证法思想的伟大作家，歌德清醒地认识到了人类的每一次伟大的进步，都是和新的问题出现密切相关的。善恶相依，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在“浮士德精神”上的艺术体现。此外，我也喜爱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其实，老人桑提亚哥打鱼的故事平淡无奇，但其中包含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无比丰富。这既可以解读出老人在无奈的现实困境中超迈的人格和精神力量，也可以从“老人八十四天打不到鱼”和作品结尾处“一个女人在海滩上行走”等情节，解读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平庸和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极度隔膜的困境。再如，卡夫卡和他的《城堡》也是我喜欢的作品之一。这是因为“城堡”的意象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过自己的“城堡”——即渴望得到却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不管你做过多少努力和挣扎。我之所以喜欢这样的作品，因为在这些作品的故事背后深藏着深刻的哲理和生活的智慧。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在2017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经典中的人生智慧》一书中，曾对此做过较为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经典文学作品的三种品格高照成：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最初接触的一般是自己国家的文学，请您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这三十几年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刘建军：我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对此没有发言权。至于做总体性的评价，更不具备这个资格。但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学，所以我愿谈一点关于我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理解。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是经典，自身必须具备三种品格，这具体表现在：一是，必须要有引人入胜的细节和经典性的场景。文学作品本质上是生活的艺术性反映。人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当一个读者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最先让其记住并长久不忘的，常常是一些经典型的细节或经典的场景。这些细节不仅让人总是随口道出，随时使用，而且还能够经得住反复咀嚼，回味无穷。更重要的是很多细节和场景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特定语言，如我们说到“替罪羊”，就来自《圣经·旧约》中的经典细节。再如人们形容某个人耽于幻想，不切实际，常常脱口而出“真是个堂吉诃德”或“又在大战风车了”。由此可见，经典的细节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作家人生智慧和艺术智慧最集中的体现。除了叙事作品中的细节和典型化场景之外，一首诗歌中的名句，一出戏剧中的“戏眼”，也是如此。这里我要对一个误解进行澄清。恩格斯在给哈卡奈斯的信中曾有一段名言。他说：“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我们很多人在理解这句话时，都认为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高于细节的真实。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恩格斯强调的恰恰是细节真实的重要性大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换言之，没有细节的真实，就不会有典型的环境与人物。更进一步说，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是通过典型细节和经典型场景表现出来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二是，一部好的作品必须包括丰富的时代性尤其是地域性知识。也就是说，文学的经典文本必须要具有知识的丰富性。《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乃至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荒原》《尤利西斯》《百年孤独》，以及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乃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作品，它们都是当时人类各种知识，尤其是特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知识的“百科全书”。以巴尔扎克为例，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就说过，他从其作品中所学到的关于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社会历史知识、经济知识和政治斗争知识等比一切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统计学家告诉他的全部东西都要多。至于《红楼梦》其中所包含的时代性、地方性知识，如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的政治结构、家族状况、阶层构成、人际关系乃至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绘画技法等，更可称为一个集封建社会丰富知识百科全书。甚至一首诗歌，只要称为经典，也能在短短的几行诗句中，包含着时代性的知识，例如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艾略特的《荒原》就是经典范例。现在一些文学作品只有故事，只有自己的个人琐细的体验和肤浅的生活感受，却缺少时代性、地方性的知识内蕴，因此其价值是大打折扣的。三是，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深邃的哲理性。文学经典文本一般说来都是指向哲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具体道理的传递。从中外文学的实践中可以看到，文学作品不是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类著作，它不以讲述某种道理和宣传某种观念见长，而是以形象和情感来表现某种哲理。可以说，一个以讲道理见长的作家，或者一个作家试图用自己的作品去讲述某个具体的道理，哪怕是最深刻的道理，那也是创作不出经典作品的。因为任何道理都是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特定性的，从来没有哪个具体的道理，尤其是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道理，可以适应一切时代和一切人。一个只知道讲某一个具体道理的作家，阐释的丰富性也是受到限制的。同样，若一个文本体现出了某种哲理，就使它具有了多元阐释的可能，即具备了阐释的无限性。我说这些的目的，只是提供一个我所认定好的作品的标准，若读者认为我说的标准有道理，那就请读者们据此来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不足吧。未来外国文学史的教材编写高照成：未来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应该如何编写？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刘建军：如何编写一本外国文学史教材，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先说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当说到编写文学史的时候，要首先想到有两种文学史，一个是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文学史，类似于学术著作、参考书或工具书，另一种是为教学使用的文学史教材。现在出版的很多外国文学史著作都是二者不分的。明确了这一点后，我们才可以说未来的外国文学史该如何编写。就前者而言，应该体现出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的探索性。就学生使用的外国文学教科书而言，以下几方面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教学型的外国文学史编写，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文学史，中心线索应该是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在面临不同时代主要问题时文学作家们的精神发展历程，是不同时期的文学对所面临问题的独特美学感悟和艺术性回答，以便为学生能认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特点服务。至于具体内容，可以根据问题的需要与否进行统筹取舍。其次，未来外国文学史的编撰，必须是富有启发性的文学史，而不是灌输性的文学史。启发性文学史，并非不顾事实的信口开河，而是在文学现象和文本真实的基础上，不仅要告诉学生“是什么”，更是要让学生学会“为什么”。最后，新的文学史必须是以文本和史料为主要内容的外国文学史，而不是编写者所认知的文学史。也就是说，新的外国文学教材的编撰，应该把最重要的史料和文本作为编写内容的重点，而不是把编者自己的思辨过程和看法让学生去接受。我们现在的很多外国文学史，由于缺少文本的进入和材料的出现，只是讲一些编写者的认识和体会，这其实是剥夺了学习者乃至讲授者的学习的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我认为这也是当今我国的外国文学教材需要注意的领域之一。当前的普遍现状是，讲西方文论的人很少涉及外国的文学现象与作品，而讲文学史的人很少涉及文论。因此，必须要做好二者的结合。其实这二者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来看，我讲西方文论，总是先从作品入手，然后引入理论并说明理论。我认为，理论是通过文本表现出来的。而我讲文学史的时候，由于从一个时代的具体问题出发，所以文论思想也就能在解读文学现象和文本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灌注到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讲述之中了。这样，学生学起来就不再是两层皮，而是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我始终认为，教师讲文论、学生学文论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若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学再多的理论也是没用的。这里有一个关键之处要注意：这就是二者结合一定在在问题意识中进行。我前面说过，外国文学的讲授要有问题意识。我们若以问题为导向，那么理论和文本二者就会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些人之所以愿意套用理论，就是因为没有问题意识，或者说问题意识缺乏。例如，在讲述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时候，如果你要解决的是“莎剧的主人公哈姆莱特究竟是个什么形象”这个问题的时候，假如你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你就可以采用文艺社会学理论；假若你从心理学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就可以采用现代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理论去解决这个问题。若说理论与作品二者孰轻孰重，还是那句话，两者并重，辩证统一。高照成：非常感谢您谈了这么多富有创见的学理逻辑和具体建议！最后请举出几位您认为值得推荐阅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并谈谈推荐理由吧。刘建军：又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不是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可能很难给你满意的回答。若非要指出几个作家，我首推鲁迅。尤其是鲁迅的《阿Q正传》。我喜欢鲁迅，是因为他的小说对普通中国人灵魂的以及他对这些普通人历史命运的关怀。同时，他的小说《阿Q正传》也具有深刻的常读常新的哲理魅力和艺术魅力。以阿Q的名字为例，可以看出，Q首先是个○，是个圆。这个圆包含着三重含义：第一，这个圆是阿Q一生“不觉悟—想觉悟—最终没有觉悟”的循环命运的写照；二是这个圆也是对辛亥革命从不革命到革命，再到失败这一循环过程的写照；第三，这个圆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循环命运的象征。所以，鲁迅才借阿Q之口，说出了“孙子画圈才画得圆”的话。其实，《阿Q正传》中的这种原型意象，在鲁迅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如《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命运轨迹，《故乡》中的闰土的命运变化乃至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无不体现着这种圆的意象。鲁迅的小说就超越了一般的压迫与反压迫的单一主题，成了一种超越故事本身的对中国人精神困境的哲理反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鲁迅先生为什么不把阿Q直接称为阿○呢？其实，这显示出了鲁迅的敏锐，因为阿Q毕竟已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民了，他毕竟要“革命”了。但是由于当时真正的革命者还没有出现，所以他也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革命者，因此，他的“革命”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样，圆上的这个小尾巴就显示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贫苦农民的新特征。第二个我推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是周立波和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对这部作品的价值，必须要从建国后“革命与建设”两大任务叠加的特定的历史需要谈起。我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的结项成果中曾说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革命和建设两大任务的叠加时期，也是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尤其是农民与千百年来旧思想、旧观念决裂的主要历史阶段。由于这部小说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和广大农民的独特精神风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所以具有史诗的性质。在艺术上，作家不论是人物描写，还是矛盾设置与场景刻画，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有着特定时期的历史气息，都有着由衷地流诸笔端的对社会主义的赞美之情，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作者简介：刘建军，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外国文学与西方文论；高照成，文学博士，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第二博士学位研究生，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高照成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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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 通讯员 杨希林暑假到了，但杭州老师的暑期生活却并不像爸妈们想得那么轻松：除了做好备课工作，他们还要抽空研读暑假作业单上的阅读作业，方便和学生讨论、交流读后感。鲜为人知的是，不少一线高中语文老师在研读外国文学经典时，心中一直有个烦恼：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凸显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作用？“原来，很多人认为外国文学就是外国的文学，但是我们现在阅读的译文版，其实是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单纯作为外国的文学来阅读。”一名教龄20余年的高中语文老师告诉钱报记者：“比如《堂吉诃德》、《红与黑》等作品，不少人都读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在源语国的生成情况。”关于这个问题，记者在7月12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八卷集系列专著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上，找到了答案——“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强调在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生成、演变与传播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实情，关注外国文学经典在我国传播演变过程中凸显的中外文化交流、民族文化身份建构和民族形象重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外国文学经典的源语生成当做可资借鉴的宝贵文化财富，为我国文化建设服务。会上，系列专著总主编，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教授回顾了10年来项目从申报到立项，从研讨到结题，再到成果出版的全过程。“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结合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发展，以及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及其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贡献这一视野来考察经典的译介与传播。应着眼于外国文学经典在原生地的生成和变异，汲取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的经验，为祖国的文化事业服务。”吴教授还补充道，通过外国文学经典的中国传播，以及面向世界的学术环境和行之有效的中外文化交流，将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看成是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发展历程的折射，进而重塑文化中国的宏大形象。“我们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绝对不是为了宣扬外国文化。我们是把外国文化普及起来，为我所用。外国文学，它绝对不是外国的文学，而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项目，也是浙江省最早获得的人文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在研讨会现场，其他专家学者也分享了自己在探索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究中的领悟。“外国文学，它绝对不是外国的文学，而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外国文学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还是重要的学术资源。将学术的发展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需要以及学科原有的基础，有助于外国文学学科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促进各个二级学科以及三级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赢得世界学界的尊重。” 系列专著分卷主编、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温州大学傅守祥教授总结道。“翻开这套丛书，我感到特别惊喜。我从小就热爱读外国文学经典名著，但囿于国别和时代背景，觉得西方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各有特点，无法进行系统性研究。而这套丛书将西方经典文学作为整个文学系统整体图景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流动性环节来进行研究，打通艺术门类、国别和时代划分，通过纵横交错的多方位考察，展现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西方文学经典独特的生成方式，以及这些文学经典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描绘出了历史文化变迁在文学中留下的轨迹以及这些文学经典生成后的运行轨迹。不仅是关于文学经典生存与传播的研究，它本身已经成为经典生成与传播的一部分。无论是理论观点，还是研究方法都富有创新，成果突出，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拓展了空间。”研讨会嘉宾之一，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胡可先教授表示。

作者：周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向世界讲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故事，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国策。习总书记在多次出访中，都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个国策。凭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习总书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更有效、更规模化、更成功地实施这一策略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和策略已经有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学术界对海外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策略、路径和模式研究成果颇丰。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然而，我们文化输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仍然较为艰辛。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翻译的书籍在国外并没有真正地打开市场，为世界所接受。我们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仍然不够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我们的对外传播策略，并探索如何真正有效地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中华文化“走出去”受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我们所传播的文化与输入国所期待接受的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诚然我们现在国内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译者，出版设计水平也非常高，对外译介成果非常丰硕。然而，最终得到其它国家本土读者认同的译本却并不多。以我们现当代文学传播为例，真正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的译本还是由西方本土译者所选择并翻译的译本。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目前文化传播策略，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上所述，翻译策略研究非常重要，然而如果不考虑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则有可能造成译本不为受众接受的后果。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将文化传播过程分为接触与显示、选择和采纳融合三个阶段。大量译本推向世界只是使我们所希望传播的文化呈现在受众面前，而受众如何进行选择这一阶段就成为评判传播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采纳的关键环节。目前我们学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将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著作译介并传递出去，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是否有效地传播与接受的重要领域：海外权威学术期刊的研究几乎很少去关注。针对这一现状，对海外权威学术期刊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他国学者的研究旨趣，确立以受众为重心的传播方式，并力求找出作为文化传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契合点，进而促进中华优秀文化更有效地为目的语国家所接受，最终真正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顶尖的学术机构所出版的学术期刊，体现了学术前沿性、前瞻性和权威性，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无疑就是其中的代表。哈佛大学历来都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作为美国汉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哈佛大学历年来名家辈出。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以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等学术机构、院系和刊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汉学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刊于1936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作为哈佛大学研究的权威级期刊，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学术界的风向标之一。与此同时，它也体现了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旨趣，并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对《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八十多年来，尤其是千禧年以来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及书评的回顾，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美国汉学的发展脉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中分析西方独特的研究视角。这些为我们深入分析接受国的“期待视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让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化真正落地，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进行文化输出，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首先，不同的文化土壤滋生了不同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旨趣的不同我们可以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重要的论文得以一窥究竟。从历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论文来看，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戏剧等仍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核心。然而，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阈并不囿于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研究视角，而是立体的、多维度、跨越学科边界的多元化研究。同时，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也绝不拘泥于某一方面，而是融会贯通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并运用西方文论中新的批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科林·霍伊斯的长篇论文《言外之意：北宋的游戏与诗歌》、同期的长篇书评《狐狸与鬼魂：纪昀与十八世纪文人讲述故事》；书评《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物品》；阿尔弗雷达？默克的《中国宋代的诗歌与绘画》；著名西方汉学家袁苏菲的两篇书评《17世纪中国的戏剧家和文学游戏》、《欲望戏剧：早期中国宋朝戏剧的作家、读者以及再生产》，以及论文《蟒袍礼物：“金瓶梅”中物的流通》等论文都是运用新的批评方法对经典文学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元化解读的代表性作品。当代美国汉学巨匠宇文所安的《诗经的再版》、《唐朝的手抄本遗产》，《早期中国经典诗歌的形成》这三篇文章则不仅仅将研究视角拘泥于文学本身，而是将文学与文学生产与传播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阈。同样，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海外学者试图挖掘被经典文学话语排除在外的私人性话语，与主流文学话语一道丰富了我们文学的研究领域，也同样拓展了我们文化“走出去”的空间。最典型的代表有对西方知名汉学家、翻译家杜博妮的著作《当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鲁迅与许广平的亲密生活》进行的长篇评论。而《休闲文学与中国现代性》则探究了现代性与中国休闲文学这一较少受主流学术话语关注的领域。这些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不仅给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也能指导我们在外宣工作中采用更为丰富、灵活、多维度、立体化、多元化的战略，从而打破学术/非学术、经典/大众、菁英/通俗话语的疆界，找到我们文化输出与海外接受的契合之处，将中华文化更有效地引入国际视野。其次，海外学者把以前被排斥在经典文学传统之外的边缘声音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关注性别、族群、地方话语等问题。例如，著名美国汉学家白亚仁的书评论文《剑与绣花针：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女侠》、《美女与小说：十九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其它如《清朝的性别与文本政治：<正始集>研究》、《发声的女士：早期中国文本中的性别与男性群体》、《女鬼：十七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与性别》、《作为作者的她自己：晚清中国的性别、代理与写作》等大量的书评和论文可以看到性别研究在当代《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分量。其它如对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苏州、杭州、安徽等地方文化的论文也占据了不小的篇幅。第三：大众文化和新媒体的涌现不仅吸引了海外汉学家的关注，也为我们对外传播打开了新的思路。大众文学期刊、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不仅挑战了传统主流文学的出版模式，拥有大量的文学受众，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状况也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拓展了新天地。总的说来，过去我们对外宣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新媒体的出现，其实也为我们在新时代的外宣模式上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在近年来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同样体现了海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西奥多？D. 哈特斯撰写的《文体问题：文学社团与现代中国的文学杂志，1911-1937》一书的书评就向我们展示了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团体以及我们学界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大众文学期刊的研究兴趣。该著作的作者迈克尔？霍克斯（贺麦晓）是当代英语世界学者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他于20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网络文学》一书成为近年介绍、分析和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而我们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多维度、多渠道、多方位地进行文化传播，同样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当然，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西方汉学研究中的政治偏见使我们在分析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一些带有偏见的政治话语。但总的来说，海外汉学不同的学术旨趣与研究视角使我们在文化输出时必须考虑到预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我们在文化输出时最终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然而，我们过去在外宣过程中由于对目的语国家的需求不够重视，造成我们的文化输出常常与目的语国家的需求相割裂，因此我们的对外输出并没有很好地达到预期效果。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我们向世界展示我们优秀文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时，在文化输出时充分考虑到接受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研究旨趣以及文化差异，是我们当下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者简介：于2006年获得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于2014年完成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08CWW005），以良好的成绩结项。目前正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非裔文学史》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3&ZD127）。在相关研究领域出版专著：《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博士论文）、《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其中，《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获得校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当代文坛》等发表学术论文数篇。（来源：光明网）

201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全新的“塞林格作品集”：《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图/译林出版社《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古欣本文首发于总第893期《中国新闻周刊》“我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玩。几千几万的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那个名叫霍尔顿的男孩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这样说。二十岁那年读完《麦田里的守望者》后，苗炜时常出现幻听。他执着地认为很多文艺作品里的声音，都是霍尔顿说话声的变体。2010年，霍尔顿的“制造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美国一个小镇去世，已是媒体人、作家的苗炜在网上发起了接力朗诵的纪念活动。三四十个人，有非常年轻的读者，也有中年大叔，大家围成一圈，在英文版朗诵的轻声伴读中，用了七个小时持续不断读完了中文版《麦田里的守望者》。声音汇成严肃而低回的海浪，苗炜觉得，阅读塞林格有治疗作用。这个霍尔顿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行止叛逆的中学生，第四次被学校提出开除后，不敢回家面对父母，就带着一笔钱跑到纽约，在那里他住小旅馆、抽烟喝酒，还误打误撞地招来妓女，跟形形色色的人混了两天两夜。他对身边所有人都不耐烦，觉得他们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原本他想逃离这个世界，去西部做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与妹妹菲苾告别之际，看着菲苾坐在旋转木马上一圈圈转个不停，他最终决定不出走了。自上世纪50年代诞生于美国作家塞林格笔下，霍尔顿·考菲尔德就成为一代美国青年的偶像。小说刚上市就遭到家长抗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意识粗砺话锋下的美好心灵，这本书也进入美国中学生必读书目。巧合的是，在地球另一边，《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塞林格的其他作品进入中国也经历了同样曲折的历程，但最终塞林格以他极为宽广的爱与反思意识在人们心中投下长久回响。从黄皮书到漓江出版社1980年，刘硕良调到漓江出版社时，外国文学编辑就他一人。那时各地普遍只有一家国营的省级人民出版社，过去常年施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以出版面对本省的政策性与农业技术读物为主。如今主打出版外国文学类书籍的译林出版社前身就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下的《译林》编辑部，当时尚未独立。而漓江出版社也只是刚刚挂牌，人员都借用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但改革之风已在出版业吹起，大家都想找突破口。湖南人民出版社带头推出《走向世界》，很多人把眼光投向中外交流、域外文化。刘硕良打算从外国文学中破局。当时的外国文学图书出版依然遵循改革前的惯例，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承担。50年代末，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领导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选编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有影响力的一套外国文学丛书（因为封面设计为网格状，又被藏书者称为“网格本”），“文革”期间出版一度中止，“文革”后又恢复起来。在两大社的夹缝中，刘硕良想找自己的路子。他觉得传统的出版路线 “不够重视20世纪外国文学，看不起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认为诺奖是资产阶级的”。 而走市场路线的一些出版社着力引进侦探小说，即使零散地出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但总体来说计划性不强。刘硕良有自己的想法，“只有巴尔扎克和高尔基肯定是不够的。”1981年开始，漓江出版社陆续推出小开本（36开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大多篇幅不长，方便随身携带阅读，让读者感觉很新鲜。有翻译家看到书后主动给漓江出版社投稿，出版社也有意识地邀请译者，一来二去，刘硕良与很多北京、上海的译者，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翻译家施咸荣就是其一。施咸荣刚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任社会科学院美国文学研究室，在人文社当编辑时他曾主编介绍当代英美文学动态，又有丰富的文学翻译与文学编辑的经验，曾主编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了《在路上》（合译，1962年）《麦田里的守望者》（1963年）《等待戈多》等现代派作品。理所当然，刘硕良“盯”上了他，他与施咸荣紧密通信、探讨业务，施咸荣很感动，有意帮漓江出版社编点书。施咸荣写信告诉刘硕良，根据自己实际工作经验，一本读物如果能“针对读者需要，又兼顾作家地位、作品的艺术性和社会内容”，一般能站得住。这与刘硕良“兼顾作品的经典性与可读性”的出版思路不谋而合。施咸荣告诉刘硕良，自己正在动手校正60年代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很好读，“文革”前出过内部发行的“黄皮本”，但没有公开出版，现在他愿意将校订后的书稿拿给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刘硕良60年代在广西日报工作时，在单位的图书室里读到过这本黄皮书，封面只有书名、作者名和“内部”的字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下挂牌的作家出版社出版。刘硕良读后觉得耳目一新，从未读到过将十几岁青少年的心理还原得如此真实的作品。 经施咸荣的介绍，他更意识到这本书的文学性，遂决定出版。1983年，漓江出版社在“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里推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封面是纽约的高楼大厦背景下一个倔强的小男孩，随书附施咸荣所作“译本前言” 与美国华裔作家董鼎山的文章《一部作品的出版史》，希望能够使国内读者更多地了解美国社会对此书的看法。《麦田里的守望者》推出后，在文学爱好者里引起不小轰动，很多文学青年一买好几本。刘硕良记得，80年代小青年在街头、公交碰上有一句暗号：“你有了吗？没有我送你一本。”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对话说的“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当时在《人民文学》当编辑，他至今珍藏着这本定价0.83元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他是从董鼎山在《读书》开设的专栏里知道有这么一本书的。同年漓江出版社又推出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书丛”，朱伟紧跟步伐，买下了丛书中的第二本，由桂裕芳翻译的莫迪亚诺的《爱的荒漠》。那些年，漓江出版社前瞻的选题品位，着实为文学界刮来新鲜之风，《日瓦戈医生》《洛丽塔》《挪威的森林》《恶之花》《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些如今长售不衰的文学经典都由漓江出版社在80年代首次引进。客观上讲，上世纪80年代的翻译文学热，也与当时中国的特殊的环境有关。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版社不用获得授权，就可以组织翻译大批的外国文学作品。在文学普及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版权混乱，不只《麦田里的守望者》，凡是在中国热销的外国文学，市面上版本总数不胜数，制作良莠不齐。90年代译林出版社率先取得《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国内的独家授权，这种乱象才开始得到抑制。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黄皮本”1983 年漓江出版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叛逆与治愈叶兆言算是中国作家中最早接触到《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一批人，他读的是60年代的黄皮本，当作一种反叛的书来看。诞生于“反修”背景下的黄皮书，原是用于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人性论”的反面教材，只面向司局级以上干部与著名作家，却在年轻人中偷偷流行。70年代初，《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带星星的火车票》都出现了手抄本, 在知青中流传。叶兆言觉得自己后来能当作家的原因之一是发现自己可以像塞林格那样在作品里说话，“可以说粗话，可以骂人，还可以那么吊儿郎当的”。 与叶兆言同代的50后作家徐星，则在80年代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无主题变奏》，充斥着“他妈的”“混帐”，被认为是直接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不止一代的中国作家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发生共鸣。麦家的笔名就取自《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说，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让他发现原来小说可以像自己平时写日记那样去写，进而萌生了写小说的想法。70后的作家苗炜则说，自己读这本书时觉得，“哇塞，有个叫霍尔顿的跟我一样，也觉得周围的所有人都很蠢。”对那时的中国作家，塞林格像把钥匙，释放了一些无名的情绪与激动，也打开另一种书写方式。学者董衡巽曾论述过，当代作家陈建功、邓刚、陈村的一些小说中“都照出塞林格的影子。” 在作家邱华栋看来，之所以这么多人与这本书发生共鸣，是因为这本书属于文学当中的“成长”谱系，它触动到“我”的困苦、“我”成长中隐秘的躁动，让读到的人都觉得这本书跟我有关系。 “蛮多青少年往青年过渡时，需要给自己选择一个风度，他们就到塞林格的小说里找。”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这样评价。顺应这种社会情绪，译林出版社在1997年推出官方授权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着重以青春与成长为主题打造这部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用来证明自我，或者互相识别的隐秘身份标签。青年作家周嘉宁也曾隐秘地参与这种符码价值的交换，在参加复旦大学的招生面试前，她在心中预先将“你最喜欢的一本小说”这个问题的回答设定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她直言，“其实那时候没有读懂，只是觉得只要说出这个答案，考官就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高中生。”陆建德认为，大众对霍尔顿的认知局限于叛逆青少年，但应该看到他更为丰富的细腻温情的一面，比如，“霍尔顿爱护妹妹，对尊重的老师十分感念，不要简单把他看成游离于有利于社会之外的人，其实除了隔膜也有温情。”今年年初，周嘉宁又把《麦田》拿出来读了一遍。她的一些朋友觉得年轻是读《麦田》最好的时候，但周嘉宁不这么看。在陆续读完塞林格的其他作品，了解塞林格的二战经历与他的禅宗思想之后，周嘉宁从这本书体会到比17岁阅读时体会到的更多的温柔与爱。实际上，对人类生存的关怀与对理想精神世界的追寻是塞林格书写一以贯之的主题。“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你心里破碎了，看这本书得到治愈，但是你不知道这种治愈怎么发生的。” 在塞林格百年诞辰的分享活动上，作家苗炜将阅读塞林格的体验表述为打破又重建的过程。对此塞林格的儿子回应，“塞林格的作品之所以治愈是因为主题的普适性，每个人都会在不同时期发生迷失，沮丧，因而他的作品才在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译者施咸荣的儿子施亮回忆，父亲一度将书名拟为《麦田里的看守人》，又觉得不妥。施咸荣认为这本书虽然不乏言辞尖锐，但骨子里追求公平世道，含有作者的拯救情怀。后来施咸荣从一本书里看到描写看守灯塔的守望员，内心有所触动，才将“看守人”改为“守望者”。据施亮分析，“守望”一词有宗教含义，在《圣经·旧约》中出现过十二次。施咸荣的译法得到公认，后来的译者都沿用了“守望者”的译法。重译与再版经历漫长谈判，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这之后，所有在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在中国出版都需要获得正版授权，译林出版社作为最早具有购买版权意识的出版社，1996年率先从大苹果版权代理公司手中购得《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内地的独家版权。一方面，译林出版社继续出版老一辈翻译家施咸荣的译本；另一方面，也开始开拓年轻翻译家孙仲旭的译本，分别在2007年与2014年出版孙仲旭的双语本与单行本，增加《麦田》在中国的受众。《麦田里的守望者》原作中有很多粗话、俚语。曾有美国家长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统计：全书共有237个“Goddamn”、58个“bastard”、31个“Chrissake”和6个“fuck”。如何在中文语境下翻译好这些粗话、俚语是施咸荣需要处理的难题，他使用口语方式，融入了当时青年人的表达习惯，朱伟至今对漓江版《麦田》中出现“瘪三”“阿飞”“麦乳精”这样浓重时代印记的词汇印象深刻。这种口语化的翻译得到读者与译界的双重认可。施咸荣的朋友、翻译家李文俊在翻译《九故事》时也借鉴了这种方式。但既然以口语翻译，适时推出贴近当下语言习惯的译本就十分必要，青年翻译家孙仲旭的版本补充了这一缺口。70后作家路内曾比读施咸荣与孙仲旭的两个版本，他曾打趣，“施咸荣老师的译本挺好的，但他译本里的‘他妈的’永远没放对地方，仲旭把‘他妈的’按汉语中应该的位置都放对了。” 塞林格的其他作品也在陆续引入。早在1987年，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过，大约2002年前后，浙江文艺出版社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并邀请翻译家李文俊与青年译者何上峰重译。“九九读书人”原副总编辑、现独立出版人彭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内版权竞争相当激烈，一般外国文学版权签约以五年为一期。200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手上的《九故事》版权即将到期，那时彭伦刚做出版不久，一位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退休老编辑将塞林格的《九故事》推荐给他，彭伦读后十分喜欢，得知浙江文艺出版社不准备续约，就决定把版权买过来。彭伦拿到《九故事》版权的花费并不多，令彭伦印象深刻的是版权合同中对书的出版方式有明确的约定。根据塞林格本人的意愿，书的装帧内页不能有插图，封面设计不能有画，不能有任何别人的序言或推荐文字，书名的字号要比作者的字号大，不能将作品放在丛书中出版。彭伦曾将《九故事》最初印有塞林格的签名封面设计稿发给塞林格的文学经纪公司审核，得到塞林格回信，要求删掉自己的签名。彭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塞林格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降低一切干扰阅读的因素，也因为他严格的要求，曾与一些国际出版商产生纠纷。英国某出版社在出版《九故事》时，曾将其中一篇《献给艾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单独作为整本书的标题，惹得塞林格很不高兴。彭伦在编辑《九故事》时又读到塞林格另外两本小说，也十分喜欢，于是一鼓作气把这两本从未在中国翻译过的作品版权也买下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同行将译者丁骏推荐给彭伦，彭伦主动联系丁骏，当时，丁骏还是陆谷孙先生的研究生。得知丁骏也是塞林格迷，两人一拍即合，丁骏很快开始翻译。2007年到2009年，彭伦所在的“九九读书人”图书策划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陆续推出《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至此，塞林格生前发表的四部作品集全部都在国内出版。2010年后，译林出版社获得了塞林格公开出版的四部作品在中国的独家版权。在译林出版社的牵线下，丁骏与塞林格基金会挑选的中英双语环境下长大的文学教师合作，根据对方的阅读反馈，一句一句讨论原来的译文，花了两年完成审读校对，将译本准确度进一步提升。201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全新的“塞林格作品集”，包括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孙仲旭译）《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丁骏译）。这是塞林格作品简体中译本第一次在塞林格基金会的指导下结集出版，由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亲自指导修订。这套书籍严格执行塞林格意愿，装帧从简，封面上没有图片，只有作者名与书名。这或许暗示着经过了57年的传播，中文世界对塞林格的接受与阐释在贴近塞林格本人原意的努力上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