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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冯至是公认的一面大旗,鲁迅用一个“最”评价他伯克利

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冯至是公认的一面大旗,鲁迅用一个“最”评价他

他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写的《杜甫传》至今仍是杜甫草堂重要的纪念品。他从事翻译工作近60年,堪称中国德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他最早将世界级的现代诗人里尔克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就是冯至,曾担任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首任系主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起分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学部委员之一,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一生致力于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和推广。四卷本《冯至译文全集》新近由世纪文景推出。这是冯至译文首次以全集形式出版,其中,《审美教育书简》《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等重磅译作及卷四大部分内容在市面上均已绝版多年,《哀弗立昂》《智利的地震》等作品则是首次从民国期刊补录的。书中收录的译作手稿、历史图片等珍贵图像资料,其中不少也是首次出版面世。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家冯至先生既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又有深厚的西学造诣,一生著述广博,兼有多重身份。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德文系的冯至加入“浅草社”“沉钟社”,他一面创作一面译诗,迅速在新诗诗坛上崭露头角。与许多浪漫的诗人不同,冯至的诗作在很早时候就显示出沉思的特性,也获得了诸多赞誉,但他敏感意识到了抒情中心主义的缺陷。他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十四行集》把新诗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成为中国十四行诗的代表作和里程碑。1930年冯至前往德国留学,开始研读存在主义哲学和德国文学,并向里尔克和歌德学习,思考如何寻找更加深刻而隽永的表达方式。冯至关注的诗人多具有浓厚的哲学意味和鲜明的现代特征。译文全集卷一收录了冯至翻译的歌德、荷尔德林、海涅、尼采、格奥尔格、里尔克、布莱希特等诗人的作品。其中,收入了歌德最知名的部分诗作《普罗米修士》《玛利浴场哀歌》等,以及冯至研究歌德的代表性作品《浅释歌德诗十三首》。20世纪40年代,冯至曾译出《浮士德》选段《哀弗立昂》,但此后多种冯至译诗集未见收录,编者通过查阅民国期刊予以补录。海涅是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德国诗人,本卷收入了冯至50年代出版的《海涅诗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集外诗八首》。冯至以诗人之笔译诗,对节奏、韵律、情绪、氛围的掌控都恰到好处,堪称典范。德国波恩大学原汉学系主任陶德文说:“在冯至那里,质朴和充满艺术性的译文显示出了创造性,他把一切都转化为旋律和节奏,从其中勃兴出一种不可比拟的情绪。”冯至的译诗不仅与其创作相辅相成,也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诗人王家新说:“我们这一代人与里尔克的相遇是通过冯至先生,是与‘冯至的里尔克’相遇。冯至的里尔克也可以说是两个诗歌灵魂的融合。从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那里,我们真正体会到何谓‘诗歌精神’。”永远的伴侣,夫人姚可崑曾与冯至合译《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德语经典文学全景呈现在诗歌之外,冯至译文还囊括书信、小说、年谱、散文等多种体裁,种类丰富完整。冯至目光如炬,其选取的均为德语文学、哲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并以亲切自然的口吻适应原作深刻而质朴的思想。全集卷二收录《审美教育书简》和《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前者是1793-1794年间席勒写给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的27封信。在法国大革命背景下,席勒以康德的原则为依据,深刻分析了审美中的诸多论题,认为要改革国家,获得政治自由,必须首先改善时代的性格,恢复人的天性的完整性。政治问题的解决必须假道美学问题,人们只有通过美才能走向自由。后者是里尔克在30岁左右时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书简。他在信中谈及青年人内心面临的诸多疑惑和愁苦:诗和艺术、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生活和职业的艰难,探讨审美、信仰、寂寞、爱、悲哀等论题的深奥本质。卷三为歌德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作为德国“修养小说”最光辉的代表,展现出个人在内心求索与外界遭遇之间所演化而出的壮阔历程。卷四收录冯至翻译的《歌德年谱》《哈尔茨山游记》《远方的歌声》及集外译文。《歌德年谱》为德国俾德曼编,冯至译注,详细考证了伟大诗人歌德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历程,展现了一代文豪生活与创作的互动关系。《哈尔茨山游记》是海涅早期散文代表作。集外译文则收入了冯至发表过,但生前未收入其各类选集的译文,包括短篇小说、凡·高书信、克尔凯郭尔随感等。“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冯先生治学成果丰硕,但他从不自夸,永远保持谦逊谨慎的作风。季羡林先生撰文说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他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待翻译,每一个用字都仔细斟酌,在几十年的时光里对一部译作不断打磨,直到做出最满意的版本。厚厚的四本天蓝色封面的书,装在暗蓝色的函套里,触感柔和,色泽典雅,如山峦静默、海水深远,暗合着冯先生的深邃、质朴与谦逊。一整匣抱在手中,沉甸甸的,那是经典的分量。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冯至是公认的一面大旗。但他却说:“在德国文学丰饶的领域里,我常常把我比作是一个‘导游者’,我把‘游人们’领进这个区域,在这区域里能有更多发现、更深入了解的,往往不是‘导游者’,而是真诚的‘游人’。”期待更多真诚的“游人”能在这位前辈“导游者”的引领下,畅游德语文学世界,乐享“外来的养分”。(原标题:德语文学世界的“导游者”)来源:北京日报作者:赵婷流程编辑:u020版权声明:文本版权归京报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改编。

荡空山

“新中国70年外国文学研究”研讨会在长举行

华声在线6月3日讯(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左丹 通讯员 蔡颂 黄林键)6月1日至2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双年会暨“新中国70年外国文学研究”研讨会在长沙举行。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知名专家欢聚一堂,共同研讨中国外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现状和未来。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蒋洪新说,新时代外国文学工作者要为文学而文学,关注文学本身发展,透过文学探索人类未来命运。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说,我们既要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国文学学科体系,又必须以我为主、从我出发、为我所用,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二为方针”,继承五四精神,参与到中国文学母体中,建立起三大体系和同心圆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80余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150余名知名专家参会。与会专家研究的领域囊括了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等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学。会议期间,专家们对新中国70年外国文学研究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对当下的现状进行总结与研讨,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与规划。

乐毅

广外刘波教授优秀成果荣获首届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

3月30日,首届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颁奖典礼暨外国文学研究高端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广外刘波教授的优秀成果《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荣获首届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一等奖。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副校长孙有中以及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典礼。彭龙表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北外“双一流”建设和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更为了弘扬北外老一辈学者的优秀治学传统,学校于2016年纪念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成立了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设立了“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彭龙指出,我们要弘扬王佐良先生的学术精神,并以获奖学者们为榜样,潜心研究,奋发进取,为我国外国文学和文化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孙有中宣布了首届“外国文学研究奖”的获奖作品。刘波教授的《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荣获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一等奖,陆建德教授主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上、下)、申丹教授和王邦维教授主编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六卷本)、陈明教授的《印度佛教神话:书写与流传》分别荣获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二等奖,王卓教授的《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美国族裔诗歌研究》、杨金才教授的《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现代阐释》分别荣获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提名奖。据悉,“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坚持正确政治导向,秉持科学、公正、公开原则,面向全国,每两年评选一次。该奖项旨在纪念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王佐良先生,鼓励本领域学者潜心探索,推动我国外国文学界的学术大发展。(中国日报广东记者站)

杜鹃山

社科专访|正确把握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实践向度

外国文学是高校文学院与外国语学院的骨干课程之一。在当今网络已广泛普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如何更高效地进行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经典作家作品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如何对其加以鉴别认定?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围绕以上文学研究界较为关注的问题,笔者专访了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建军教授。   从单纯知识传授向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度转换高照成:作为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您是否感到在当前网络普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广泛使用的时代背景下,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也面临着一种挑战?刘建军:在当前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深入到各个领域的新形势下,教育领域也面临巨大挑战。挑战之一是,来自世界范围内新知识、新信息的几何式增长。这样的现实,使得我们每个人,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甚至难以掌握某一学科领域内的新知识和新信息。挑战之二是,新信息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知识和信息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进入了学习者的大脑。这也对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严酷的挑战,使得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课堂教学模式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以上两大挑战,在教学领域,说到底,是对学习者和教育者之间原有关系的颠覆。就此而言,我认为,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需要改进:一个是更新观念,一个是更新方法。在知识爆炸和信息几何数增长的今天,以讲授知识为主要目标的课堂教学需要改进。因为在今天,无论用多长的时间来传授知识,都不会追赶上知识和信息的增长速度。随着教育手段的进步,我们虽然已经采用了很多现代的技术手段,如ppt、网络课程、公众号、慕课等形式,但目前采用的很多新的现代教育手段,仍然是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换言之,很多现代技术使用的目的仍然是希望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方便地掌握各种知识。假如运用这些所谓新方法和新手段的目的,仍然还是以传授知识为主,那不过是穿新鞋走老路而已。我们要明确知道,今天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已经开始从单纯的知识传输向通过知识讲授从而向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能力方向转变。这是一种教学观念的巨大转换。以问题意识为先,以培养学生和教师提出问题的能力为先,才能应对当前信息时代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高照成:外国文学含量非常巨大,但在有限的课时内,讲授很多国家、很多作家也肯定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内目前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和教材选用,一般涉及的只是欧洲(含苏俄)和美国的作家作品。对此您如何看待?又有哪些改进建议?刘建军:这个问题与你上面提出的问题联系紧密。外国文学包括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和民族从古到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数量十分庞大。而高校的课时又非常有限。那么,长期以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靠减少作家和作品的讲授数量来应对。这其实是个最无奈的办法。如前所言,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从改革教学观念入手。首先要明确,让高校学生掌握外国文学知识,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知道或掌握过去不知道或不了解的东西,诚然是目的之一。但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些知识性的问题,一定要在课堂上讲授吗?大学生、硕士研究生乃至博生研究生,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学积累和文化知识积累,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著作来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为什么还要在课堂上讲授呢?我认为,作为大学课堂上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也就是说,要把教学的重点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度转换。这里,我要特别指出,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该是在教学中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过去说到课程设置目的时,总是强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我认为,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得到更优先地强调。因为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所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换言之,学习外国文学的学生只有能够依据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提出有效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做到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外国文学教学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时,应该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步骤。第一,对本科生而言,必须注重和强调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并引导学生在文本的阅读中提出问题。比如某个细节或场景的价值,某个人物描写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等等。这样,既符合大学生要多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实际需要,同样也对这些刚进入外国文学之门的大学生,有具体的问题对象可以把握,从而教师能够对其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的初步训练。第二,对硕士研究生而言,他们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主要应该集中在学科领域,应该重点培养他们提出外国文学学科领域问题的能力。比如,有些文学史的观点是否合适,有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否需要重估,有些作品的理解是否得当以及是否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解,等等。这样,既符合硕士研究生专业培养的要求,也为他们在阅读的基础上为进入专业系统学习拓宽眼界,走向深入。第三,到了博生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时,应该在前两个提出问题能力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结合专业知识去提出和思考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相关方面的问题。这样,在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中,以培养提出问题为核心,分阶段地不断拓展和深化其提出问题的能力,就会得到更好地培养效果。也可以说,一个学生只有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才可以去分析问题或解决问题。问题都提不出来,所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从上述的前提出发,我以为,我们对教材中和课堂上选取哪些作品,讲授哪些作品,应该依据的是如何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原则,而不是根据主观上认为的知识或文学现象所谓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原则。因为在学生的学习阶段,知识的重要性与否并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通过这些知识去培养训练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为此,我理想中的外国文学史,应该是按照不同时代提出了哪些问题和当时急需解决哪些问题所编撰而成的文学史,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历史要求和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文学史,而不是那种单一的按历史年代顺序讲述纯知识的文学史。在课程讲授上,应该围绕一些大的时代问题和时代精神需要来重新构建课堂讲述。这样,围绕着某些重要问题去讲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就不必纠缠于哪一个知识点没讲到,哪个作家或作品没有讲到了。因为学生只要明白了此时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会据此来举一反三地来理解其他作家的作品。还需指出的是,现在之所以欧美文学和俄苏文学在教材和教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本质上是研究现状和思维局限所决定的。现状是我国欧美、俄苏文学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成果数量也较多,研究的也比较深入。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思维上的局限:就是翻遍现有的外国文学史,就会发现,现有的外国文学教材编写和课堂讲述,几乎已被分析西方文学的模式框定住了,并且把西方文学的研究书写模式和讲授方法照搬到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上来了。例如对东方文学的分期,缺少东方特色;对东方作家作品的讲授,仍然采用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大多数外国文学通史类教材中,东方文学的介绍完全是按照我们对西方文学研究和讲授的模式来进行的,致使东方文学不过成了西方文学价值导向和西方文学评判模式的一个例证而已。倘若从问题意识出发,即从不同时期东西方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解决的问题出发,就完全可以寻找出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学解决各自问题的不同审美路径和不同文化类型的发展特征。倘若能达到这个目的,东西方文学之间在课时上的平衡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经典外国文学作品与人生智慧高照成:我注意到,作为长期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您对西方国家的经典作家非常关注。请列举几个您尤为喜爱的作家及其最重要的作品,并谈谈原因。刘建军:我喜欢的西方文学作家很多,也比较关注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品,首推德国作家歌德以及他的作品《浮士德》。因为这部作品不仅体现出主人公积极进取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强大的象征精神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这一切又是以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例如歌德在古老的中世纪故事中,通过创造的《天上序幕》一场,就彻底改变了一个中世纪德国民间故事的面目,艺术地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象图景。这一场主要描绘的是发生在天庭里天帝与魔鬼靡非斯特之间的赌赛。即作品伊始,歌德就告诉读者,在浩瀚的宇宙中,天帝(“至善”)是“第一”和“最高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本原之一。同样,在这场序幕中,作家也交代了天帝的对立面魔鬼靡非斯特“至恶”的内涵特征。由于他所代表的“至恶”与天帝所代表的“至善”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与“至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这样,中世纪神学观念中的天使与魔鬼之间的矛盾斗争,被歌德置换成了“至善与至恶”的斗争。《天上序幕》中出现的第三个人物是浮士德。他是天帝与魔鬼用来赌赛的人物,是至善与至恶之争的对象。天帝认为,虽然“人在努力中,总有错妄”,但无论如何,“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之中,并不会迷失正途”。而靡非斯特却断言,人总是贪图小利,无所成就。那么,情况究竟会怎样,浮士德作为人类代表的出现,将通过自己的一生追求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正是作品中的三个形象的相互关系,不仅构成了《浮士德》全剧最基本的结构方式,而且也使善恶斗争作用于人,而人不断克服恶向善飞升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形象化了。我们知道,17—18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在借用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歌德正是艺术地把中世纪神学的“上帝”本原变成了“善”是本原,把中世纪神学体系中的上帝与恶魔之间的矛盾斗争置换成了至善和至恶之间的斗争,从而完成了对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艺术反映。歌德的《浮士德》其实就是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艺术化反映,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艺术写照。悟透了《浮士德》,其实也就知道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成。除了强烈的象征性之外,《浮士德》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例如,“浮士德精神”体现出一种看待追求进取的辩证精神。作家通过戏剧情节的安排,在深刻地展示追求进取精神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所带来巨大作用的同时,还指出了与这种追求精神和进取行动相伴而生的各种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重性的。所谓的“浮士德精神”也不例外。例如今天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这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民追求进取的伟大壮举,它不仅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人们生活的极大提高。但这种伟大的追求和探索也同样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问题和新的弊端,如自然环境的破坏、道德感的淡漠、诚信的缺失等,这些都是与现代化追求相伴而生的东西,即是人们所说的“现代化代价”。这和浮士德的追求进取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深谙辩证法思想的伟大作家,歌德清醒地认识到了人类的每一次伟大的进步,都是和新的问题出现密切相关的。善恶相依,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在“浮士德精神”上的艺术体现。此外,我也喜爱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其实,老人桑提亚哥打鱼的故事平淡无奇,但其中包含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无比丰富。这既可以解读出老人在无奈的现实困境中超迈的人格和精神力量,也可以从“老人八十四天打不到鱼”和作品结尾处“一个女人在海滩上行走”等情节,解读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平庸和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极度隔膜的困境。再如,卡夫卡和他的《城堡》也是我喜欢的作品之一。这是因为“城堡”的意象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过自己的“城堡”——即渴望得到却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不管你做过多少努力和挣扎。我之所以喜欢这样的作品,因为在这些作品的故事背后深藏着深刻的哲理和生活的智慧。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在2017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经典中的人生智慧》一书中,曾对此做过较为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经典文学作品的三种品格高照成: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最初接触的一般是自己国家的文学,请您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这三十几年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刘建军:我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对此没有发言权。至于做总体性的评价,更不具备这个资格。但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学,所以我愿谈一点关于我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理解。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是经典,自身必须具备三种品格,这具体表现在:一是,必须要有引人入胜的细节和经典性的场景。文学作品本质上是生活的艺术性反映。人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当一个读者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最先让其记住并长久不忘的,常常是一些经典型的细节或经典的场景。这些细节不仅让人总是随口道出,随时使用,而且还能够经得住反复咀嚼,回味无穷。更重要的是很多细节和场景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特定语言,如我们说到“替罪羊”,就来自《圣经·旧约》中的经典细节。再如人们形容某个人耽于幻想,不切实际,常常脱口而出“真是个堂吉诃德”或“又在大战风车了”。由此可见,经典的细节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作家人生智慧和艺术智慧最集中的体现。除了叙事作品中的细节和典型化场景之外,一首诗歌中的名句,一出戏剧中的“戏眼”,也是如此。这里我要对一个误解进行澄清。恩格斯在给哈卡奈斯的信中曾有一段名言。他说:“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我们很多人在理解这句话时,都认为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高于细节的真实。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恩格斯强调的恰恰是细节真实的重要性大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换言之,没有细节的真实,就不会有典型的环境与人物。更进一步说,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是通过典型细节和经典型场景表现出来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二是,一部好的作品必须包括丰富的时代性尤其是地域性知识。也就是说,文学的经典文本必须要具有知识的丰富性。《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乃至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荒原》《尤利西斯》《百年孤独》,以及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乃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作品,它们都是当时人类各种知识,尤其是特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知识的“百科全书”。以巴尔扎克为例,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就说过,他从其作品中所学到的关于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社会历史知识、经济知识和政治斗争知识等比一切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统计学家告诉他的全部东西都要多。至于《红楼梦》其中所包含的时代性、地方性知识,如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的政治结构、家族状况、阶层构成、人际关系乃至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绘画技法等,更可称为一个集封建社会丰富知识百科全书。甚至一首诗歌,只要称为经典,也能在短短的几行诗句中,包含着时代性的知识,例如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艾略特的《荒原》就是经典范例。现在一些文学作品只有故事,只有自己的个人琐细的体验和肤浅的生活感受,却缺少时代性、地方性的知识内蕴,因此其价值是大打折扣的。三是,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深邃的哲理性。文学经典文本一般说来都是指向哲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具体道理的传递。从中外文学的实践中可以看到,文学作品不是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类著作,它不以讲述某种道理和宣传某种观念见长,而是以形象和情感来表现某种哲理。可以说,一个以讲道理见长的作家,或者一个作家试图用自己的作品去讲述某个具体的道理,哪怕是最深刻的道理,那也是创作不出经典作品的。因为任何道理都是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特定性的,从来没有哪个具体的道理,尤其是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道理,可以适应一切时代和一切人。一个只知道讲某一个具体道理的作家,阐释的丰富性也是受到限制的。同样,若一个文本体现出了某种哲理,就使它具有了多元阐释的可能,即具备了阐释的无限性。我说这些的目的,只是提供一个我所认定好的作品的标准,若读者认为我说的标准有道理,那就请读者们据此来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不足吧。未来外国文学史的教材编写高照成:未来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应该如何编写?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刘建军:如何编写一本外国文学史教材,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先说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当说到编写文学史的时候,要首先想到有两种文学史,一个是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文学史,类似于学术著作、参考书或工具书,另一种是为教学使用的文学史教材。现在出版的很多外国文学史著作都是二者不分的。明确了这一点后,我们才可以说未来的外国文学史该如何编写。就前者而言,应该体现出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的探索性。就学生使用的外国文学教科书而言,以下几方面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教学型的外国文学史编写,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文学史,中心线索应该是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在面临不同时代主要问题时文学作家们的精神发展历程,是不同时期的文学对所面临问题的独特美学感悟和艺术性回答,以便为学生能认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特点服务。至于具体内容,可以根据问题的需要与否进行统筹取舍。其次,未来外国文学史的编撰,必须是富有启发性的文学史,而不是灌输性的文学史。启发性文学史,并非不顾事实的信口开河,而是在文学现象和文本真实的基础上,不仅要告诉学生“是什么”,更是要让学生学会“为什么”。最后,新的文学史必须是以文本和史料为主要内容的外国文学史,而不是编写者所认知的文学史。也就是说,新的外国文学教材的编撰,应该把最重要的史料和文本作为编写内容的重点,而不是把编者自己的思辨过程和看法让学生去接受。我们现在的很多外国文学史,由于缺少文本的进入和材料的出现,只是讲一些编写者的认识和体会,这其实是剥夺了学习者乃至讲授者的学习的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我认为这也是当今我国的外国文学教材需要注意的领域之一。当前的普遍现状是,讲西方文论的人很少涉及外国的文学现象与作品,而讲文学史的人很少涉及文论。因此,必须要做好二者的结合。其实这二者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来看,我讲西方文论,总是先从作品入手,然后引入理论并说明理论。我认为,理论是通过文本表现出来的。而我讲文学史的时候,由于从一个时代的具体问题出发,所以文论思想也就能在解读文学现象和文本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灌注到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讲述之中了。这样,学生学起来就不再是两层皮,而是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我始终认为,教师讲文论、学生学文论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若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学再多的理论也是没用的。这里有一个关键之处要注意:这就是二者结合一定在在问题意识中进行。我前面说过,外国文学的讲授要有问题意识。我们若以问题为导向,那么理论和文本二者就会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些人之所以愿意套用理论,就是因为没有问题意识,或者说问题意识缺乏。例如,在讲述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时候,如果你要解决的是“莎剧的主人公哈姆莱特究竟是个什么形象”这个问题的时候,假如你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你就可以采用文艺社会学理论;假若你从心理学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就可以采用现代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理论去解决这个问题。若说理论与作品二者孰轻孰重,还是那句话,两者并重,辩证统一。高照成:非常感谢您谈了这么多富有创见的学理逻辑和具体建议!最后请举出几位您认为值得推荐阅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并谈谈推荐理由吧。刘建军:又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不是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可能很难给你满意的回答。若非要指出几个作家,我首推鲁迅。尤其是鲁迅的《阿Q正传》。我喜欢鲁迅,是因为他的小说对普通中国人灵魂的以及他对这些普通人历史命运的关怀。同时,他的小说《阿Q正传》也具有深刻的常读常新的哲理魅力和艺术魅力。以阿Q的名字为例,可以看出,Q首先是个○,是个圆。这个圆包含着三重含义:第一,这个圆是阿Q一生“不觉悟—想觉悟—最终没有觉悟”的循环命运的写照;二是这个圆也是对辛亥革命从不革命到革命,再到失败这一循环过程的写照;第三,这个圆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循环命运的象征。所以,鲁迅才借阿Q之口,说出了“孙子画圈才画得圆”的话。其实,《阿Q正传》中的这种原型意象,在鲁迅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如《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命运轨迹,《故乡》中的闰土的命运变化乃至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无不体现着这种圆的意象。鲁迅的小说就超越了一般的压迫与反压迫的单一主题,成了一种超越故事本身的对中国人精神困境的哲理反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鲁迅先生为什么不把阿Q直接称为阿○呢?其实,这显示出了鲁迅的敏锐,因为阿Q毕竟已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民了,他毕竟要“革命”了。但是由于当时真正的革命者还没有出现,所以他也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革命者,因此,他的“革命”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样,圆上的这个小尾巴就显示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贫苦农民的新特征。第二个我推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是周立波和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对这部作品的价值,必须要从建国后“革命与建设”两大任务叠加的特定的历史需要谈起。我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的结项成果中曾说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革命和建设两大任务的叠加时期,也是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尤其是农民与千百年来旧思想、旧观念决裂的主要历史阶段。由于这部小说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和广大农民的独特精神风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所以具有史诗的性质。在艺术上,作家不论是人物描写,还是矛盾设置与场景刻画,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有着特定时期的历史气息,都有着由衷地流诸笔端的对社会主义的赞美之情,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作者简介:刘建军,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外国文学与西方文论;高照成,文学博士,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第二博士学位研究生,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高照成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禽兽成群

陈众议:新世纪外国文学与研究点厾

编者按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陆续推出,敬请关注)“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之三:让蝴蝶飞一会儿 新世纪外国文学与研究点厾文 | 陈众议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之一是市场趋于成熟和稳定,追风和迷信明显消退,这主要归功于“四个自信”和拿来的从容,次之是外国文学本身呈现出空前的多维发散状态,同某些政治经济单边主义适成反差。在文学这个天平上,“东边日出西边雨”、“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譬如自然界的“蝴蝶效应”,任何事件、任何地点都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学书写对象,任何写手也可能成为潜在和显在的作家。此在彼在,你写我、我写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业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常态。之二是无论国内、国外,出版和接受日趋理性;一书既出,“洛阳纸贵”现象不再。这两者自然一而二、二而一,相辅相成。之三是外国文学多元格局的形成反过来助推了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多样化趋势,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了解世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体认与美好愿景。当然,这也充分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下仅就学界广泛关注的“世界文学”问题略呈管见。首先,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客观存在。从历时性角度看,人类自有文化起便有了歌舞和口传文学;从共时性角度看,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皆有文学。因此。世界文学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和丰富多彩的呈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也便一直有一份令人欣慰的刊物——《世界文学》,就像《文艺报》有一个“世界文坛”版面。前者最早由鲁迅和茅盾创刊,是为《译文》;上世纪50年代末改称《世界文学》,而且历来奉行文学平等理念,其天平甚至常常向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倾斜。《译文》(《世界文学》前身)创刊号 其次,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既是古来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也是现实主义者无如之何的选择。19世纪初,歌德萌生了“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怀想,谓“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歌德关于“世界文学时代”的预想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而是出于对《玉娇梨》《好逑传》或《沙恭达罗》之类的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并举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早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大众消费文化和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了这一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另一种“世界文学”。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再次,迄今为止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建立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夏志清还是马悦然,大抵对我国“四大名著”评价不高,《红楼梦》也远未进入“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和凤毛麟角的蠹书虫,西方读者鲜有知道《红楼梦》者。或者换一种说法,单就读者数量而言,《金瓶梅》和《聊斋志异》远超《红楼梦》。至于我国当代文学,则大抵还是西人文化猎奇,甚至政治博彩的介质。平心静气的理解尚须假以时日,一视同仁的欣赏却必得我国全面崛起。19世纪的英、法文学和20世纪的美国文学,其所以风行,甚至被一些人奉为圭臬,除了文学本身带有某些超前基因,背后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自不待言。如今,作为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文学,却也不再沉默,其生命力和艺术价值更是不容小觑。问题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否已经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这个全球化时代摆正了位置。我们扪心自问:是否像对待美欧文学那样对待过巴基斯坦文学?因此,国内外达姆罗什们、卡萨诺瓦们的所谓“世界文学”果真是对世界文学一视同仁的接受与赞美吗?当然不是。但我们不应该顾此失彼,甚至戴上有色眼镜。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愿景、一个问题甚或一种审视文学的方法,恰恰是在全球化时代被重新提出并得以广泛讨论的。各民族文学的共性也是的确存在于兹,从文学的起源到体裁的发生可见一斑。文学内部的诸多题材的、内容的、人物的、意象的、情愫的相似也是实实在在可视可感的。因此,姑且让这个带引号的“世界文学”问题暂时悬置吧!让蝴蝶飞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应如何。好在杂事倥偬、时光倏忽,我辈之后,还有来者;也好在世界一日千里,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后人很快就会得出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外国文学界近年来风气乃变,多数学者不再唯西方同行马首是瞻。学术史研究、伦理学研究、历史社会学蔚然成风。如此等等,并不排斥纷纷嚷嚷的主义、思潮,但基本视野却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资源”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下我仅举三个例子:先说学术史研究。众所周知,学术史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自然也是文学研究的常规武器。然而,在林林总总、熙熙攘攘的当代学术思潮中,这种常规武器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忽略和遗弃。随之失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于是,唯文本论和形式主义、碎片化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且说学术史研究兴发于俾斯麦时期,适值德国统一并作为强国崛起。而学术史研究方法多少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自此,德国学术再次影响现代西方乃至世界学苑。我国早期学术史研究起始于“百日维新”之后。受“体”“用”思想驱使,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显借鉴学术史研究方法,指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诚哉斯言!再说伦理学研究。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同样起始于“维新变法”之后,尽管伦理学资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在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可见一斑。但是,同样由于唯洋人、唯文本,在较长一个时期,伦理学这个常规武器彷佛被付之阙如,甚至被当作冬扇夏炉。近十余年来,在学者聂珍钊的带领下,我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早已蔚然成风。然后是历史社会学批评。它延承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派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取向。这在学者王守仁和杨金才以及蒋承勇等引领或主编的现实主义再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印证,同时也在吴笛主编的《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究》中得到了验证。无论是学术史研究、伦理学批评还是历史社会学,归根结底都立足于新时代我国文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辩证方法。它们虽然是学术研究的“常规武器”,但从过去三十多年的情况看,无论国内国外,无不面临危机。也正因为如此,适当地回到常识,同时兼及当代范式,至少具有以下几重意义:(一)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经典在此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颠覆。因此,上述常规武器重现“江湖”至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藉经典重构以实现价值重塑则是进而求其上的诉求。(二)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社会历史研究,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三)适当阻断现代主义以来唯文本论所奉行“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形式主义批评,让文学作品适当回归其从出的土壤。当然,其他还有诸多可圈可点的新探索、新尝试,遗憾这里只能挂一漏万,无法面面俱到。需要补充的是我国几大外国文学研究刊物几乎无不彰显了主体意识。由此催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和认同是:从小看外国动漫和从小读经典的结果一定不同。这好比童年的味蕾,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同时,二十年前的互联网巨头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文化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原动力。从布热津斯基的“奶嘴战略”到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人们大抵看清了文化产品的厉害。林林总总、潮起潮落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也不再紧张到老死不相往来。

刘伶

新时代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宁海举办

央广网宁波10月24日消息(记者杜金明 通讯员徐铭怿 项麟寓)10月23日,新时代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叶水夫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在宁海举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全国各地高校和出版社的40余位专家、教授缅怀了叶水夫先生,并深入探讨了新时代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叶水夫,原名叶源朝,笔名水夫,宁波宁海力洋镇力洋村人,是我国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开创者之一,曾长期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领导工作。叶水夫的译作有皮萨列夫的《现实主义者》、柯涅楚克的《赴苏使命》、葛罗斯曼的《生命》、田德里亚科夫的《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等。他还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俄苏文学》等,为我国新时期苏联文学研究的起步提供了最基本最急需的资料。“译者是文明的驿马”,叶水夫数十年坚持致力于俄苏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为世人堆积起一座座丰富的精神矿山。2018年,宁海为进一步增进中俄之间的交流,纪念叶水夫先生,投资120余万元,建成叶水夫纪念馆,馆内收藏了叶水夫和其夫人的手稿、翻译著作及物品等,并围绕叶水夫和他夫人的作品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和学术活动,成为了青少年教育和学习的第二课堂,水夫精神得以发扬光大。现场,专家、教授们结合自身体会,围绕叶水夫的生平事迹以及中国文学外译的传播与接受、新时代外国文学翻译、外国文学格局等,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国文学译介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叶水夫之子许佶表示,父亲毕生精力都花在了从事俄文翻译工作上,间接推动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发展,未来,他会继续整理父亲的手稿、物品和书籍,把曾经的记忆定格下来,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学走出去,展现文化自信。叶水夫的成就和事迹深深感动着国外的教授。“这是水夫先生从故乡走向世界的出发地。”常住中国的乌克兰教授布鲁克·伊戈尔对一生奉献在中俄翻译工作,为中俄两国的友好交往作出巨大贡献的叶水夫先生表示崇敬并表示,他非常喜欢拜读叶水夫翻译的作品,在宁海他近距离接触了养育水夫先生的这片山水,感受滋养了水夫先生心灵的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文化底蕴,未来他将带着朋友一起到宁海力洋感受中国文化。

春浮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外国文学研究高层论坛”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举办

11月18日,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语言文学跨学科研究院、国别与区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外国文学研究高层论坛”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以线上线下形式成功举办。来自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高校的八位专家学者通过腾讯会议分别作主题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文科建设与外国文学研究的若干面向”“文学研究的二维向度”“新文科背景下课程思政与价值引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文学院全体骨干教师和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参会。会议开幕式由《阅江学刊》执行主编渠红岩教授主持。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书记管兆勇在致辞中对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与感谢,并介绍了学校的发展概况与办学特色,阐述了学校在新时代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战略布局与建设规划。他希望各位专家对学校新文科建设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此论坛为契机开启学校新文科建设的新篇章。文学院院长吴志杰就文学院办学状况及学科发展建设方面的工作计划向与会专家作了详细汇报。会议上半程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金莉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杨金才教授首先作了题为《新文科建设与外国文学研究的若干面向》的报告。他就如何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进行外国文学研究发表见解,剖析了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现象及误区,探讨了对于国外学术资源的立场选择以及文学批评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等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彭青龙教授作了题目为《文学研究的二维向度:跨学科与跨文化》的报告。彭青龙教授就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研究的转型问题发表看法,提出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不仅要注重内部的交叉融合,更要注重与自然科学融合的实践探索;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外国语学院院长曾艳钰教授作了题目为《现代期刊研究——新世纪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媒介转向》的报告。曾艳钰教授通过梳理美国文学期刊研究的现状和特点,总结出现代期刊与美国现代主义研究之间的关系及意义;闽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张龙海教授作了题目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遗产》的报告。张龙海教授阐述了批评大师布鲁姆如何与前辈诗人抗争,成就文学梦想,坚守学术操守,科研教学相长等人生经历,以此激励当代学者向学术大师学习,科研教学两手抓。会议下半程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杜玉生副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罗良功教授作了题目为《跨国非裔社区中的美国非裔文学》的报告。罗良功教授强调了国际关系与全球战略视角下跨国文学社区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认为跨国文学社区不仅有利于世界非裔文学研究的深入,对中国的全球战略服务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王欣教授作了题目为《新文科背景下课程思政与价值引领》的报告。王欣教授表示,课程思政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稳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形成大思政育人体系的重要方向;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作了题目为《英美诗歌教学的几个路径》的报告。李正栓教授结合自己多年诗歌教学体验,对新时期线上线下两种教学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二者的结合有助于教学模式的创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国别与区域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建波教授作了题目为《外国文学研究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报告,以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为例展现外国文学研究与国别和区域研究交叉探索的可行性。李建波教授作总结发言,并向与会专家表示感谢,认为各位学者精彩纷呈的报告代表了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学者们在会上展现出文学人的锐意创新、不断进取的学术风貌,是学院师生学习看齐的标杆。此次论坛积极响应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号召,以外国文学研究为纲领,搭建了语言文学学科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与会专家就外国语言文学等文科领域提出的重要思考与前景展望,将对学校文科教学与研究起到指导性作用,有助于学院顺应新时代发展趋势、推动学院新文科建设创新式发展。文学院也必将抓住机遇谋求发展,不断探索语言文学学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之路。(通讯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张婉婷 陈琳)

是入则亡

疫情之下出版行业如何“化危为机”?

来源:新京报原标题:疫情之下,出版行业如何“化危为机”?采写丨张进 宫子疫情蔓延两个多月,虽然防疫战还要持续一段时日。但及至3月,各行业都已陆续复工,出版行业也不例外。与实体商业如餐饮、旅游、酒店相比,出版发行行业受到的影响相对小一些,但与此前相比,当然也承受着压力,面临诸多挑战。政策层面,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扶植出版行业、实体书店等文化产业的举措。比如,提前启动2020年度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电影类、新闻出版类)项目申报工作,确保了上半年资金拨付;提前启动2020年北京市实体书店项目扶持申报工作,实现书店申报全方位覆盖(《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文化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如何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化危为机”,积极自救?这要求出版人们从政策、民间、自身等不同方向去寻求资源,促成转机。疫情期间,我们也在持续关注着出版行业的生态变化。与选题策划、编辑审校等工作相比,出版社的终端,比如印刷出版、书籍销售等方面受到的冲击更大。如同实体书店一样,不少出版社也上阵开始直播、在线读书会,试图利用这些方式来带货,实现营销方式的转型。近日,我们采访了不同出版社、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出版人,请他们谈了谈自己的工作状态,以及对出版行业的观察与思考。虽然仍身处疫情之下,但大多数出版人已恢复工作,以更灵活多样的方式探索线上“带货”的可能性,谋求着升级与转型。随着各行各业陆续复工,各地也都出台了不少帮扶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当然也包括出版行业,有序复工,“化危为机”。大连适当调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方向,重点向疫情影响较大的新闻出版、文化旅游、演出娱乐、影视传媒、文化创意等行业倾斜。西安则启动了市级文化产业基金,设立1000万元的担保风险投资补偿子基金。针对中小文化企业最为关心的房租减免政策,上海市则协调出台了政策支持和补贴,同时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了可循环使用口罩,为中小微文创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保障。这些政策为出版行业提供了更好的复工条件,也可以帮助出版机构更有针对性地调整疫情期间的工作重点。对于出版社来说,受疫情影响最显著的冲击还是来自于销售量的下滑。实体书店无奈关门,线上销售成为重中之重。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方式虽然已经不是新鲜事物,但因疫情部分物流公司还未复工、运输资源受限,加上区域隔离的措施,图书无法像往常一样及时发出,线上销售量也一定程度地下滑。为确保人身安全,印厂、纸厂复工率低,图书印制计划只得暂时搁浅,推迟新书出版日程。而没有新书,将对出版社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出版和销售都会造成不利影响。面对眼下的艰难困境,出版社必须做出改变,在困境中寻找机遇。正如2003年的“非典”对网上购物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次疫情也会让出版社加紧产业升级的步伐。疫情暴发后,数字出版行业利用线上操作、快速、高效等特点,及时策划、推出了防疫类图书,并将大量电子书、有声文化产品免费开放给读者,显现出数字出版的独特优势。如何加快数字出版转型升级,以期可以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成为出版社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此次疫情可说是转型的重要契机。销售方式也在疫情中发生着变化。如何更好、更快地将书卖给读者,是出版社一直考虑的重点。借助互联网的发展,营销方式也随之发展。出版社网上自营店得到重视,不少出版社编辑们还第一次尝试了“电商直播”这一新型形式。于北说:“电商直播比较火热,自去年底以来整个出版业就在积极投入其中,这次线上优势凸显,直播安排的场次明显增多。销量的转化程度完全看主播和平台影响力,只要去做还是有销量带动的。”而从整体数据上看,疫情期间,图书、出版行业的相关直播,数量及频率也的确有显著提高。根据出版人杂志公号的文章《直播没经验、物流发不出,出版业面临的这些难题如何解决?》,作家、编辑们的线上直播一直在上升中,作者黄璜在文中提及:“疫情暴发后,京东图书第一时间开辟抗疫直播专题,邀请数十位作家编辑来直播。进入开学季后,又进一步降低了出版机构的提报门槛,收到了大量出版机构尤其是文教商家的直播提报。第二周直播情况明显有所提升,开播账号数提升235%,开播场数提升226%。”在选题方面,与疫情有关的图书策划,则将成为一段时间内出版社关注的重点。当下,与疫情相关的科普类图书已然成为图书中的热门类别,这一热点也不会因疫情过去而在短时间内冷却。另外,黄轩庄表示,这场疫情,可能会对人们产生一种普遍的心理影响,我们可能会重新审视、重视社会的治理、心理的健康、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话题,会有一些新的认知和思考,很可能都是新的出版资源,这些方面的一些出版物,也可能会让大众更为重视和感兴趣,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加受关注的出版主题。整体来看,在各行业受到明显影响的大环境下,出版社也同样面临困难、身负压力。但在其中也不乏机遇,疫情的暴发,让各大出版社一直在探索的营销方式和数字出版转型变得更加迫切,这些探索或许会促成行业“化危为机”的转折点。加快数字化出版趋势疫情对出版行业的影响,包括印制、发行、物流等方方面面。实体书店推迟营业,实体书销售也受到很大冲击。出版企业必须加快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步伐,以应对形势的变化。疫情期间,很多出版社也陆续推出了大量数字化产品和资源。这从客观上来看,对中国数字出版消费起到了普及推广作用,会推进数字化出版的趋势。新京报:贵社现在是否开工?工作状态如何?黄轩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每天的工作首先关注、关心的就是疫情变化和集团疫情防控工作的落实,疫情防控是当前的工作重点。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后于2月10日复工,主要实施差异化、人性化的工作方式和考勤制度,鼓励员工多采用集团新ERP和视频会议等技术和平台开展工作,允许员工根据部门和岗位工作安排适度采用柔性办公、错峰上班、弹性考勤等方式,尽量在严格防控疫情的同时保障生产经营有序开展。新京报:你何时注意到疫情对出版产生了影响?最担心疫情影响出版的哪个或哪些环节?黄轩庄:2020年1月中下旬,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持续发布警示信息,并号召公共场所停业或缩短开业时间,让大众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疫情对各行各业的影响也逐步显现。图书出版行业,在这次疫情中受到的影响,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疫情直接影响图书的印制、发行工作,物流企业、印刷企业等单位的推迟复工,实体书店没法开门营业,馆配会推迟举办等现实问题,对出版企业第一季度乃至上半年的图书生产销售都会造成不小的影响。第二,出版企业必须加快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步伐,以应对形势的变化。一段时期以来,数字化对出版单位的生产经营理念和方式已有了较大的影响或改变,出版单位陆续推出的大量的数字化产品和资源,也较好地满足了特殊时期大众的阅读需求,对中国数字出版消费也起到了一定的普及推广作用,疫情会加快数字化出版的趋势。新京报:你预计疫情对出版行业的影响会持续多久?即便疫情结束,这种影响是否还会持续?黄轩庄:疫情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会是很复杂的。从出版业本身来说,出版工作的节奏和计划可能都有一些调整,出版行业的发展可能也会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新困难和挑战,当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比如出版的转型升级发展,新的文化消费方式的普及等。还有另一个比较深层次的方面,我觉得这场疫情,可能会对人们产生一种普遍的心理影响,我们可能会重新审视、重视社会的治理、心理的健康、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话题,会有一些新的认知和思考,很可能都是新的出版资源,这些方面的一些出版物,也可能会让大众更为重视和感兴趣,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加受关注的出版主题。新京报:因为疫情,贵社在选题方面有没有调整?黄轩庄:选题上暂时没有大方向的调整。首先,出版企业的选题规划早已大体确定下来了;其次,出版社对抗击疫情的贡献往往不在时效性上,而在深度和广度上。读者看到,关注现实民生也是我社一以贯之的理念,如卫生科普领域,我社之前也出版了类似《病毒星球》《免疫》等图书。疫情激发我们从两个方面加强选题:一是科学普及,包括对青少年的科普;二是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新京报:因防控需要,举办线下活动已不太可能实现,对于书籍的营销宣传,有没有预想新的方式方法?黄轩庄: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营销是线上线下并重的,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对线上方式也越来越重视。一方面,通过大量的新书发布、文化沙龙等地面活动进行图书的宣传推广;另一方面,通过微信、微博、豆瓣等平台发布一些线上营销传播活动,同时还在喜马拉雅、梨视频等平台上进行多样化的内容传播推广。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注意到实体书店的经营陷入了一定的困境,为此,我社联合实体书店策划启动了线上线下融合的“书店燃灯计划”,携手顾湘、韩浩月、计文君、吴钩、周云蓬、骆降喜等数十位名家作者进行线上分享,为实体书店发声,为图书营销发力。另外,我们还在上海市有关单位的指导下,跟建投书局一起,发起了一次“以读攻毒”的活动,推出“彩虹书单”电子书线上共读计划,为社会和读者抗击疫情提供支持。新京报:书的销量和营收有没有受到影响?如有下降,出版社应如何应对这种现状?黄轩庄: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图书的销售肯定会有明显的下滑,但是从今年或者说今后的一段时间来看,这种影响可能也不会太大。目前,我们生产工作稳步推进,全面的生产计划正常开展,随时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作出一定的调整。近期我们将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密切关注疫情发展,保持与各客户密切联系,了解客户情况,主动、及时做好服务。二是加大线上渠道销售力度,加强与线上渠道的营销互动,在目前物流不畅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及时补货。同时,注意开发新的线上客户,并充分发挥我社各种自营网店的作用。三是探索社群营销的新方式,让我们的图书直达终端读者,在宣传同时实现购买转化。新京报:2月7日看到贵社微信公号的推文《防疫期间,广西师大社邀你足不出户享海量线上资源》,给读者免费分享电子书、有声节目和线上课程。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据你个人判断,上述三种形式的知识内容会不会因此次疫情获得更快速的发展?黄轩庄:我社在疫情防控期间,推出了14个线上服务项目,覆盖所有年龄段,涵盖儿童文学、学科教育、社科文学等多个方面,以电子书、有声节目、线上课程、系列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旨在为居家的读者朋友点亮一盏阅读的明灯,让公众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详细的防疫科普知识,享用到免费的、丰富的文化服务。这是我们响应国家号召,为打赢防疫阻击战做的微小贡献,也是我们作为出版人的初心和使命担当。我认为,经过这段特殊时期,电子书、有声节目和线上课程会更多更快地进入到公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新京报:几日前,方舱医院的一位年轻患者手捧广西师大社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的照片受到关注,“书籍的力量”这一老话题又再次被提及并得到认可。疫情期间,阅读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黄轩庄:这张照片让我们感受到了阅读的魔力,让我们在紧张的形势下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力量。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我认为,阅读能够让人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尤其是当你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对漫长的孤寂和独处,内心难以平静的时候,阅读能让你平复心情,回归理性;减轻焦虑,找到自己;让你获得力量,点亮希望。在多种媒介中,出版总以其厚重和深度为特点,就如这本书一样,我们社推出了很多具备思想性、学术性的图书,很感谢读者的认同。中小民营出版企业,转型需求更迫切与国营出版集团或者老字号的国营出版社相比,中小型民营出版企业,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肯定是对民营影响更大的。在整体考核标准下,国营出版社能够获得国家层面更多的支持,不用太担心营收问题。而民营完全自力更生,现金流的挑战更大。新京报:你当下具体的办公方式和办公状态是怎样的?于北(磨铁子品牌文治图书主编):我是2月10号复工的,公司采取居家线上办公模式,除春节期间留守北京的同事里部分必要人员轮流值班外,节后返京同事全部在自行隔离居家办公。大家通过各种办公工具进行线上协作。每天进行例会安排生产进度,及时沟通解决出现的问题。目前大家只能集中做好未来新书选题储备和已开始制作的新书审稿、封面排版制作、已出版新书的线上宣传等工作。涉及后期的线下活动书店营销无法开展。居家办公两周来基本已经适应这个节奏。办公状态还不错。新京报:据你观察,疫情对出版行业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比如影响了哪些出版环节的正常运作?或者改变了某些环节运作的方式?于北:疫情主要影响出版行业的下游,比如线下实体书店,书店闭店无法带来客流消费,新书活动无法开展,书店的新书宣传展示也停滞。为此书店现在也转向线上服务,通过社群为读者提供新书购买推荐服务。印刷厂,大部分印厂外地员工较多。因疫情防控无法复工。新书的印刷受到影响。同时物流发货时间也延迟很多,整体物流节奏被延缓了。对行业上游来说,多家出版社纷纷出版与疫情相关的图书,关于病毒、医疗等话题的作品最近受到市场和读者关注。编辑工作由线下转为完全线上。图书电商线上销售目前冲击相对较小。但受物流影响同比销售仍是下降。新京报:贵社对接的印厂是否复工?新书的出版是否只得长时间拖延?于北:目前对接的印厂大部分还没有复工,有一两家印厂只是部分复工,新书印刷受到影响,整体可能都要往后推迟,重点新书也暂时无法出版(时机影响)。我们在尽量规划生产节奏,想办法止损,是否长时间拖延,情况取决于印厂复工政策通知。2月份新书已经明显受影响了,往年春节后复工就晚,今年又赶上疫情。本月没有新书印刷出版。疫情期间,磨铁图书开展的线上直播活动。新京报:纸质书的销量上,和以往同期数据相比,有没有明显下滑?如有下滑,贵社(或部门)对此有没有做针对性的措施?你认为疫情过后的一段时间,图书销量是否依然会受到影响?于北:整体是有明显下降的,降幅为2-5成。疫情期间刚好是春节,本来是线下书店的黄金销售期,但受疫情影响春节期间书店销售码洋同比下降,最大降幅高达九成。线上电商数据来看降幅相对小些,因为都居家隔离,大家转为线上直播来进行图书宣传,增加一点销售。疫情过后如果出现社会性反弹式消费图书销量也会顺势增加,但不是常规性消费,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以往水平。新京报:书号的发放方面,有没有与以往时期不同的地方?于北:书号的发放目前还属正常,往年春节过后也是正常复工后进入正常节奏,未来的新书书号有可能因为线上办公效率等因素出现部分延缓。目前还未面对到。这是受疫情影响的一点不同。新京报:出版题材会不会因疫情做适当的调整?于北:肯定会增加些与疫情相关的出版,非典时期也是如此。国营出版社纷纷出版防控手册等政策宣传性科普图书,民营公司则会结合市场出版相关题材的作品。但题材仍然是关注以往的大类。疫情可能只是一个时期的现象。新京报:看到贵社在做新书的直播分享。具体效果如何?这次疫情,对图书的营销方式产生了(以及将要产生)哪些具体影响?于北:电商直播比较火热,自去年底以来整个出版业就在积极投入其中,这次线上优势凸显,直播安排的场次明显增多。销量的转化程度完全看主播和平台影响力,只要去做还是有销量带动的。营销方式大家更加关注线上,例如直播和各类新媒体平台的宣发,侧重程度更高了。但是受疫情影响,感觉大家的关注度明显不高。注意力不在于此。新京报:贵社对开放线上资源,有无针对性的举措?于北:我们和合作的各类电子书平台都有相应的免费读书福利活动,因为作为内容提供方暂无自己的平台,所以都在和平台合作。积极配合平台的活动。新京报:疫情对民营出版社和国营出版社所受影响的区别,你怎么看?于北:肯定是对民营影响更大的。因为国营社是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整体考核标准下加之国营社有国家做支持。不用太担心营收问题。而民营完全自力更生,现金流收到影响。就像餐饮行业一样人力成本是硬开支。对企业经营压力较大。中小型民营出版企业更容易受此次疫情影响。作家活动大多推迟到了下半年对于出版行业更多的普通从业者、责任编辑来说,疫情对他们工作日常的影响并不是最大的挑战。毕竟编辑平日就是各自看稿审稿,并不扎堆聚集。但出版社推出新书的同时,总会搭配一系列的线下活动或讲座,对很多出版社来说,这些线下活动,基本都已推迟至下半年。新京报:据你观察,疫情对出版行业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比如影响了哪些出版环节的正常运作?或者改变了某些环节运作的方式?何家炜(99读书人责编 ):主要还是终端,网店相对好些。还有就是读者的阅读心境,个人觉得受到疫情冲击,比较怀疑在等待出现“拐点”的焦虑之中,还有多少人有心情买书看书。在印厂和物流方面,春节后三周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但最近已经逐步开工,相信很快可以恢复。编辑流程方面的影响较小,在家办公一样可以进行校稿、设计封面等工作。新京报:疫情是否会对出版的选题策划有影响?有没有因此而缩减今年的出版计划?何家炜 :选题策划方面,觉得很多读者对传染病的了解和关注不够,也注意到有些版权代理机构在推荐这方面的书。可能疫情之后会出现一些相关书籍。就今年的选题来说,出版机构一般在前一年度的下半年就开始在准备,到11月左右会有年度选题会,次年将出版的大部分书就从这里面来。九久读书人的选题储备比较充足,但考虑到今年上半年的市场实情,是否进行缩减或延期还需进一步观察。新京报:之前确定的书号,现在还可以按时印刷出厂吗?在印厂方面有没有遇到问题?何家炜 :印厂之前没有开工,目前在陆续开工,现在主要在印一些急于重印的畅销书,新书下印厂可能还得等等。新京报:在图书销售方面,开线上直播,线上读书会等营销方式?何家炜 :物流目前已经在逐步恢复,销售方面的影响肯定比较大,对出版机构来说,目前只能希望网店能够发挥更大渠道作用。线上直播和读书会的形式,很多出版机构去年都已经在试行。有些书卖得还不错,有些书卖得很一般,在目前的疫情下,这方面可以继续尝试探索。新京报:之前由于99读书人经常引进外国文学作品,也会邀请一些外国作家来中国参加活动。今年这方面的活动策划是不是会受到影响?何家炜 :作家活动方面,在疫情还不知何时结束的情况下,不大会安排了。目前来看,一般都会推延到下半年。出版行业的性质是“慢工出细活”,这可能是种保护有些出版社与编辑热衷于尝试新的营销方式,比如看起来更加热闹更加有人气的线上直播、读书会,但在另一些编辑看来,这也可能是“不务正业”,反而会侵占编辑的创造性工作的时间。对于这样的从业者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出版行业的传统特质——“慢工出细活”。在疫情期间,这个可能不合时宜的特质,却可能成为一种保护,使得这个行业尽量少地受到直接冲击。新京报:据你观察,疫情对出版行业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吾荐(大鱼文库责编):目前已经复工了。工作方式及工作环境跟平常相差不大,主要的区别就是戴口罩。跟平常没太大区别,作为编辑,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看稿,不扎堆。就出版行业来说,最主要的影响可能来自劳动密集型的印刷、仓储、物流等环节。其他环节暂无太大影响。选题方面,出版管理部门鼓励申报抗疫选题。而且各流程往往会开绿灯,出版效率很高。新京报:之前看到你们出版的新译本《在路上》,在这个特殊时期依旧进入了当当网的销量排行榜。这本书的销量情况符合你们的预期吗?与过去进入销量排行榜的畅销书相比,这本书的销量如何?吾荐:湖南文艺版《在路上》年前销量确实很好。某种程度而言,甚至超过了我的预期——它一度排到了当当网小说新书榜第一位。受到疫情影响,过年期间卖断货了。据称其实还有一部分库存在武汉仓,但没法调到国内其他仓库。现在处于补货预售阶段,销售排名降低了不少。但国内疫情尚未解除,各地物流不畅,补的货何时能够顺利上架,暂时不知。新京报:会不会尝试线上直播与读书会等营销方式?吾荐:毕竟出版行业的性质决定了慢工出细活,我们依然按照之前的工作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编辑出版一本书的周期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短期内暂时还未感受到疫情对此的冲击。负责网店的发行部同事鼓励编辑参与线上直播卖书,但目前我社暂未试水。据说这种营销方式是“大势所趋”,但我个人觉得是“不务正业”,其效果自然是有的,但我觉得性价比不高,占用了编辑从事更有创造力的编辑工作的时间。题图来自日剧《重版出来》剧照。采写丨张进 宫子

彭康

文艺生活 (艺术中国)投稿

期刊简介期刊名称:文艺生活 (艺术中国)主管单位:湖南省文化厅主办单位:湖南省群众艺术馆出版周期:月刊国际刊号:1005-5312国内刊号:43-1143/I邮发代号:42-6期刊级别:省级期刊描述:《文艺生活》杂志创办于2009,是湖南省文化厅主管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省级期刊,影响因子0.046,现被万方收录(中)等权威机构收录,主要征稿方向:文学新论、艺术广角、文艺研究、外国文学、声乐艺术、光影艺术、史海文艺、教科园地等杂志介绍刊社简介《文艺生活》创刊于1956年,矛盾为其题写刊名,由湖南省文化厅主管、湖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自创刊以来,我们竭诚为广大艺术家、艺术工作者服务,崇尚名家,扶植新人。《文艺生活》开设《文艺生活·精品故事汇》和《文艺生活·精选小小说》两版,为不同的读者和作者提供不同的文艺空间。被维普收录。《文艺生活·文艺理论》中旬刊:文学新论、艺术广角、文艺研究、外国文艺、声乐舞蹈、光影艺术、史海文艺、民间奇葩、艺术画廊、文化研究、课教园地、学术沙龙、创新论坛。《文艺生活·文海艺苑》下旬刊:文学品析、艺术鉴赏、世界文艺、历史回廊、说文解字、乐舞歌赋、影视评论、民族文艺、艺术设计、工艺建筑、文教研究、学科园地、理论新探。中旬刊和下旬刊被万方收录。《文艺生活》智慧幽默版、艺术中国两版被知网收录。《文艺生活(智慧幽默版)》杂志目前已停刊,具体复刊时间以杂志社官方消息为准。期刊收录万方收录(中)上海图书馆馆藏国家图书馆馆藏知网收录(中)维普收录(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栏目设置文学新论、艺术广角、文艺研究、外国文学、声乐艺术、光影艺术、史海文艺、教科园地等投稿须知1.文艺生活篇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且黑体(副题除外),一般用小二以上字号。2.篇名下署作者姓名、单位全称、所在省、城市、邮政编码。3.摘要用第三人称写法,不超过200字。4.文艺生活关键词3~5个。如:关键词成本控制运营管理重新设计。5.基金项目凡须注明项目名称的,用黑体字加圆括号标注,置于正文后、注释或参考文献前。6.文内标题简洁、明确,层次不宜过多,序号为:1、1.1、1.1.1。第一层次一般为黑体,不加任何标点符号;同一层次的格式须统一。7.数字用法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各种记数、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和建国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并以圆括号加注公元纪年;邻近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的概数,采用汉字。8.表格采用三线表,表内序号一律为阿拉伯数字,表序与表题居中置于表格上方。9.注释用于对文内某一特定内容的解释或说明,其序号为:①②③注释置于正文尾部,“参考文献”上面。10.参考文献对文章所参考的文献的作者、出处、版本等详细情况的注明。投稿邮箱:tougaoyun@163.com在线投稿:tougaoyun.cn

吵闹鬼

精英齐聚!12位优秀硕博导师入职格乐大学,共筑格乐梦!

2020年10月28日下午,泰国格乐大学硕博导师聘任仪式隆重举行。本次聘任仪式采取云端远程会议模式,主会场设在泰国格乐大学,共有12位硕博导师参加了本次聘任仪式。格乐大学出席本次仪式的领导有校长杨金泉教授、国际学院院长陈秋声、国际学院学术科研副院长王琨。本次的聘任仪式从观看格乐大学宣传片开始,通过一段视频资料,大家看到了格乐大学的历史和现状,更看到了格乐大学迸发出的勃勃生机。首先,格乐大学杨金泉校长做了精彩的致辞。杨校长代表格乐大学全体师生对诸位优秀的导师加入格乐大学师资队伍,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杨校长向各位导师介绍了格乐大学的基本情况。格乐大学成立于1952年,如今已经走过了68个春秋。68年来,格乐历经沧桑和坎坷,也收获了荣誉和成功。从泰国第一所开展英文教育的大学,到如今桃李满天下的综合性大学,格乐大学走过了很长一段路。2020年泰国格乐大学与泰国的素有“清华大学”之称的玛希隆大学成为战略伙伴,与玛希隆大学东盟健康发展研究院共同建立学科项目联合培养,即格乐-玛希隆联合培养双硕士学位项目。格乐大学与玛希隆大学的合作,充分发挥了两校的资源优势, 必将为中国学子打造极具含金量和专业价值的专业课程。同时杨校长表示近几年来,他走访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看到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基于“一带一路”大政策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学子已经走出国门去学习先进的知识,学成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值得庆幸的是泰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格乐大学成为很多人选择留学的大学之一,相信伴随着东盟影响力的发展的扩大,未来泰国会在国际上拥有更大舞台。格乐大学国际学院陈秋声院长也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致辞。首先感谢12位优秀学术界人才接受聘任,是对格乐大学的认可和肯定。并向大家介绍了国际学院的发展历程,伴随着汉语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语言,国际学院从成立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五大学系,其中教育学系成为了最大的学系。格乐大学国际学院主管学术科研的王琨副院长发表了讲话。首先欢迎参加本次聘任仪式的老师,格乐大学会为大家提供一个平台,不论是医学,还是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在这里大放异彩。之后,王琨副院长向大家介绍了格乐大学的学术科研情况,格乐大学的科研力量强大,2020年1月和7月举办了两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也被优秀的国际学术期刊所发表。接下来,12受聘老师闪亮登场发表了就职演说。表示很荣幸成为格乐大学的一员,期待未来从学术、教学、科研上加强合作,受聘格乐大学不仅是信任,更是一份责任,未来将在各自领域做好工作,承担起教师责任,努力提升教学水平,积极参与学术推广,全力以赴为中泰教育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部分老师展示就职演说结束后,由格乐大学国际学院陈秋声院长宣读聘书,此次格乐大学硕博导师聘任仪式,共有12位老师参与,他们分别是:刘木森教授博士、齐鲁工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主要发表和成就:2018年4月,论文《康定斯基艺术美学思想对现代设计美学的影响》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CSSCI期刊),P99-104,1/12017年1月,论文《探究3D打印技术下设计智造的可能性》发表于《装饰》(CSSCI期刊)P142-143,1/1Enlightenment and Teaching Reflection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to the Ecation of Modern Graphic Design,《Management, Information and Ecational Engineering》,2/22017年4月,著作《山东石窟造像艺术》(第一作者),47万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主持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般项目《山东石窟造像艺术研究》(项目编号12YJA760037),国家教育部(1/5)高纪洋教授教授、山东大学出站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从事设计史论、美术史论教学研究、中国画创作与研究工作。主要发表和成就:《形而下——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研究》(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探索书系),专著,山东美术出版社《“齐鲁画派”渊源追溯》,《艺术百家》, 2014年第6期,(CSSCI)山东“海上丝绸之路”设计传播研究,2020年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厅局级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景泰蓝创新设计研究,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省部级《现代艺术设计思潮》,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李源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主要发表和成就:CSSCI第一作者. 1/3.李源,闫民,梁勤超. 中国武术节与中国地域武术的共生及协同发展研究[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32(2):146-150.CSSCI扩展版. 2/3,张建,李源,梁勤超. 一带一路_背景下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论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9(12):1-6.CSSCI第一作者. 1/3.李源,梁勤超,姜南. “打”与“不打”:武术形象的二元认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 41 (7):126-132.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武术国际化传播形象研究》;主持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太极拳文化产业品牌塑造研究》;主持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课题《国学视野下中国武术的文化解读与发展策略》;以主要完成人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武术元素融入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等3项《民族体育现代性》,第三作者,3/4. 撰写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弓丽副教授博士、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主要教授课程:合唱与指挥,合唱排练与实践,合唱指挥技巧课主要发表和成就:主持《武汉市中小学教师培训_项目“音乐骨干教师专项培训”》(ZSHJ-WHS-FW-2017-098)参与《高师音乐学科教育转型发展背景下的歌剧表演实践课教学模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白俄罗斯文化部 第二届“苏联人民音乐家维克多.弗拉基米洛维奇.洛夫大”合唱指挥公开比赛 荣获最高奖:《苏联人民音乐家维克多.弗拉基米洛维奇.洛夫大合唱指挥学派最佳阐释和传承者》Гун Л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сполнен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для хора а cappella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позиторов XX – начала XXI в. / Ли Гун // Вести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музыки. – 2016. – №28.– С. 69 – 73.(独立)核心期刊《20 世纪至 21 世纪初中国无伴奏合唱作品的表演特征》《中白两国高等院校合唱指挥教学体系的对比研究》2012.07《音乐大观》ISSN1005-4626(独立)姜永志副教授心理学博士, 南开大学社会学博士后主要发表和成就:七十三.中国特色心理学智库建设:价值、 困境与路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0(1) 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20年 3 期学术摘登, 人大复印资料《心理学》 2020 年第 8 期全文转载姜永志, 白晓丽. 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预防、矫正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中国德育,2020(2)[观点摘引]2020 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健康中国视角下青少年问题性移动媒体使用行为的风险评估与预防机制研究》 (20XJC190001)2019 年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健康中国视角下青少年问题性移动媒体使用的评估与预防》 (2019M660994)姜永志 著:《理论心理学:历史与反思》 ,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2018 年张永康教授博士、副教授主要发表和成就:2019年《湖北美术学院名师教学课稿--张大风花鸟画课稿》(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5月国家课题,---教育部2019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项目来源,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项目编号201902105009, 项目名称: 《写意花鸟画造型设计》一一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项目“现代公共视觉艺术设计研究中心”基金项目《湖北省绘画写生基地的培养建设与发展对策研究》,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编号JD-2013-03)2019年论文《智永墨迹《千字文》真书笔法研究》发表于书法报2019年连环画作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入选《学习用典一一中国优秀经典故事全国连环画作品展》苏加福教授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协同创新、知识管理主要发表和成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协同创新网络中知识扩散行为涌现机制研究:基于超网络演化的视角”,19YJC630141,项目负责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超网络演化视角下协同创新组织知识共享行为机制研究”,2019M653385,项目负责人《Knowledge-based systems》《Management Decision》《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Review》《Kybernetes》《浙江大学学报》《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机械工程》期刊审稿人苏加福,柏群,杨涛. Vulnerabilit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knowledge network facing resource loss: a super-network perspective. Management Decision. 2020.doi.org/10.1108/MD-02-2019-0227.(SSCI)王伟新,葛显龙,苏加福*. Proactive and Reactive Multi-project Scheling in Uncertain Environment. IEEE ACCESS. 2019.(SCI)张德玉教授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发表和成就:主持完成教育部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建设项目等省部级课题6项在《外国文学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中国外语研究》《中国成人教育》《山东外语教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50篇主编出版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待评定) 国家级外语重点规划教材6种13册及其他外语编译著40余部;《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东北亚外语教学》编委,《海大高教研究》《青岛工学院学报》审稿专家曾获中国海洋大学教学评估优秀 (第一名), “交通银行奖励教师基金” 一等奖、“LG 电子” 课程教学卓越奖一等奖、本科教学优秀奖 (第一名),“十佳青年教工”、山东省 “我为教育立新功” 先进个人和全国 “三育人” 先进个人等十多项荣誉称号和奖章。杨彩英副教授副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硕士主要发表和成就:共计发表《浅谈系统工程视角下的高职课程设置》、《山东省高职院校参与国际暨港澳台合作与交流项目学生就业状况分析》等论文6篇主持或者参与课题15项担任副主编或者参编教材6本,获得威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次,获得院级先进教育工作者1次,优秀共产党员2次获得2018年山东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指导教师1次尚金燕教授博士、执业药师主要研究领域:从事生物药物相关研究工作主要发表和成就:参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昆虫乙酰胆碱酯酶基因及表达产物在药效活性评价中应用;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家蚕2种类型乙酰胆碱酯酶基因的特性与生物学功能比较。主持山东省教育厅课题《中药材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技术研究》和《耐盐碱植物沙滩黄芩的栽培和药用价值开发》Shi-Heng An, Jin-Yan Shang, Yan-He Liu,V Shyam Kumar, Zhong-Jian Guo, Dun Wang, Zhang-Nv Yang and Chuan-Xi Zhang.2006. Characterization of a unique gene ORF135 from 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 Virus Genes, 2006, 32:21-26.姜丽萍,侯会芳,王振波,李桂荣,尚金燕,姜志辉,黄建军.复方双参颗粒中人参皂苷含量测定[J].人参研究,2019,31(4):11-16.王恒兵副教授河南大学法学博士主要发表和成就:“基于互联网WEB技术实现新媒体高校思政教育交流共享平台机制的研究”被国际刊物《Review of Research and Social Intervention》(SSCI)“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现状及问题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B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特点和规律”,《天中学刊》2017年10月,第32卷第5期主编,《新世纪 · 新目标 · 新纲领——十六大报告若干问题研究》一书,2003.6,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参与“河南省应用型高校建设与发展研究”项目,2018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项目,已结项徐朝阳副教授博士、全球职业生涯规划师(GCDF)主要发表和成就:参与省部级研究课题5项,均已结项主编高校教材2部,参编高校教材2部,专著3部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篇,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1篇(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ation)获得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明办、河南省教育厅联合授予的“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获得河南省教育厅授予的“民办教育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聘任仪式圆满结束,期待疫情散去,百花盛开的时候,你我相逢格乐大学,共筑格乐梦!出国留学一站式服务,本硕博申请,留学问题可以留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