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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文学资讯，深度作品解读。那是一条古道，被人抛弃在荒野里，成了山里一根贴地而行的藤条，曾经的长度没有改变，只是一年年不断地瘦身。一些路段人们还在走着，他们的脚步如同笨拙粗糙的手指在敲击一个古老键盘，一路响着七零八碎的历史记忆。古道边的村庄就像这根藤条上或大或小的关节点，又像被击响旋律中的休止符，不管有声无声，都成为藤条与旋律中的一部分。——禾源《坑边的幽草》如果你仔细听听，这些声音就犹如涨潮一般，这边哄地一下，然后是持续的嗡嗡声，然后是那边，哄地一下，然后又是持续的嗡嗡声。突然两边声音交汇，集成一股高亢而激越的滔滔洪流。这股洪流，每个人都有声音在里面，而每个人的声音，又被这洪流淹没。任你怎样声嘶力竭，终是摆脱不了这股洪流。——黄爱华《菜场》936年前的一个春日，宋神宗元丰五年三月七日。苏轼在黄州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的人俱狼狈不堪，唯独此人敞着头吞吐着雨水哈哈大笑，衣襟湿透，芒鞋踢踏着泥泞，像是一个老顽童。如果这一天他求田问舍成功，世界上将不会有“苏东坡”这个称呼，而是“苏沙湖”，或者是“苏螺蛳”了，因为沙湖古亦称为“螺蛳店”。在细雨微风中呼喊了一遭，云开雨散，夕阳斜照，苏轼抖落一身雨水，提笔写下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词句，遂成名篇，流传至今。——东夷昊《在雨中》属于乡野的、市井的；着眼宏阔的、细微的；观照历史的、现今的——散文书写疆域甚广，语言富有哲理和诗意，散文的世界包罗万象。从中国作家网原创作品投稿数据统计来看，散文似乎是文学爱好者创作中最喜欢选择的文体之一。有观点认为，散文“易入门”的特性直接导致这一文体长期以来“被低估”。即写散文容易，写好散文却难上加难。仲夏时节，中国作家网“文学直播间”即将迎来第二期改稿会。散文写作的奥秘——中国作家网“文学直播间”改稿会（第二期）主讲嘉宾：季亚娅（《十月》编辑部主任）徐晨亮（《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刘汀（《人民文学》编辑）主持人：刘秀娟（中国作家网总编辑）时间：8月1日（周四）15:00-17:00 主办：中国作家网8月1日，本期改稿会将以微信票选产生的中国作家网原创投稿作品《坑边的幽草》《菜场》《在雨中》等6篇散文为讲评篇目，深入解析“散文写作的奥秘”。敬请关注。如何收看直播？登录中国作家网→点击首页直播入口地址：www.chinawriter.com.cn或扫码进入直播页（下附二维码）文学直播间讲座支持手机端和PC端两种打开方式，总有一种适合你。【往期回顾】2019年6月27日 俄罗斯人为什么爱文学？嘉宾：刘文飞（著名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2019年5月28号 怎样提升孩子的写作能力——一堂在线“作文课”嘉宾：徐德霞（《儿童文学》杂志原主编，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史雷（中国作协会员、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主持人：王杨（中国作家网副编审）2019年4月25号 经典文学VS影视改编——以《雾都孤儿》的两次电影改编为例嘉宾：严蓓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编审）2019年3月22日 中国作家网原创作品改稿会嘉宾：季亚娅（《十月》杂志编辑部主任）徐晨亮（《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刘汀（《人民文学》编辑）主持人：刘秀娟（中国作家网总编辑）

新甘肃客户端兰州12月22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李欣瑶）今天上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由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袁洪庚所著的《中外文学中的“罪”研究》一书座谈会在兰州举行。座谈会现场。袁洪庚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语文学、东西方比较文学，他在《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业余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出版《白色旅馆》等译著11部，发表中英文译作250余万字。《中外文学中的“罪”研究》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作者以不同的角度审视文学中的犯罪，以大量中外文学作品为素材，探讨由“罪与罚”主题延伸出的“犯罪—探罪—罚罪”主题。作者从“罪”在文学中的呈现引出全书，探寻侦探小说的起源、叙事的演变与审美等，同时通过一个个独立的章节对《俄狄浦斯王》《玫瑰之名》等著名的侦探小说以及作者进行深入剖析。同时，作者还以自己的视角，系统分析了另辟蹊径的中国犯罪文学。在座谈会上，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就著作本身及其价值进行了研讨。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部主任张冰说，在整个书的出版编辑过程中，作者查阅了100多种书刊，在参考大量中外文学的基础上，经过严密的分析和严谨的态度，形成了这样一本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的著作。《中外文学中的“罪”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省文联主席王登渤说，《中外文学中的“罪”研究》一书是一本严肃且值得关注的学术著作，作者用严密且富有才情的学术语言，探讨犯罪文学的社会价值。同时，立足于“罪”这样一个理论支点进行解读，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人们阅读、理解这类文学作品的全新空间。

出版学科建设与出版学高等教育，是新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出版事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经过数十年探索，高校出版学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而新时代媒体融合背景与出版实践为出版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又提供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问题。出版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坚持问题导向，凝聚学界共识。中国特色出版学体系建设，从学理的层面，以跨学科的视角，对历史进行梳理，对规律进行总结，对现状和问题进行探讨，对未来走向做出预测，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拟于2020年12月6日在武汉召开“第四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以专题座谈的方式，就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相关问题展开研讨。诚邀相关领域学者专家围绕会议主题撰写论文，并在会议上发表真知灼见，分享您的心得与发现。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会议主题出版学的三大体系建设子议题（可不限于）：1. 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与高层次人才培养2. 新时代出版学学术体系建设3. 构建出版学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4. 中外出版学比较研究5. 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6. 出版史学的理论建构7. 出版学学科范式的建立与完善8. 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出版研究转型9. 出版学与文化传播学的学科联系10. 出版现象的跨学科研究会议时间安排及报到12月6日上午8：00—8：30直接到会场报到会议地点线上：腾讯会议线下：华中师范大学校内 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会议组织机构1.主办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协办单位：《外国文学研究》；《外国语文研究》；《华中学术》（集刊）；《出版科学》；《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现代出版》；《中国出版史研究》；《印刷文化》；《新闻与传播评论》；《河南大学学报》；《湖北大学学报》。会议的食宿安排会议不收取任何费用，交通费用自理。会议回执及论文注意事项本次会议采取线上线下会议结合的方式进行。武汉市外代表可报名参加线上会议，武汉市内代表可报名参加线上或线下会议。如您有意参会，请将会议回执于2020年10月30日之前发至电子邮箱ccrc2020@163.com，我们会根据回执情况发送正式邀请函。参会人员的会议论文（含题目、摘要、关键词及正文）统一提交WORD格式的电子文档，并于2020年11月15日前发至电子邮箱ccrc2020@163.com。论文要求：（1）论文未曾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2）论文字数不超过10000 字；（3）论文格式参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规范；（4）来稿注明作者工作单位、职称和联系方式等。会议联系人曾 巍 李红红 刘 健 李芳馨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20年9月28日来源：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学报

与众不同的杂志不仅开创了一个时代，而且创造了新社区。成功的杂志都可以视为“唤醒了一些颇有个性的人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属于正在形成的某个新社区的成员”。在创造新社区的过程当中，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有些受制于种种外力戛然而止。但无论生命长短，它们独树一帜，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出任重要角色。这一次介绍的是《读书》。“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沈昌文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如此回忆。沈昌文，出版家，在《读书》杂志影响力最大的 10 年里任主编；李洪林，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1979 年 4 月在《读书》创刊号上发布《读书无禁区》，“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影响深远。在此之后的 10 年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相当一部分成为这本杂志的作者，而未来中国差不多两代人的人文精神启蒙与这本杂志相关。李洪林已于 2016 年 6 月以 91 岁高龄去世。《读书》杂志创刊号，来自：本文记者拍摄于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2017 年 4 月 14 日下午，我们与 86 岁的沈昌文先生约在北京三联书店二楼的雕刻时光咖啡馆。老先生个子不高，穿着一件黑色外衣，背着个黑色书包，看起来和沈从文孙女沈帆给他画的那张漫画很像：一个乐呵呵的老头，背个大书包——只不过手上没像画上那样拎着两大捆书。虽然精神和身体看起来都不错，但由于年纪关系，沈昌文听力下降了很多，得大声说话才能听见。因此，我们刚交谈了一会儿，就被店员提醒要降低音量。于是，这位老出版人手掩着嘴和我们“悄悄“谈起了有关《读书》杂志的往事。当时的《读书》不仅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也是 1980 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推手，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重要阵地与公共俱乐部。它不仅影响了当时一代知识阶层，也启蒙了下一代年轻人。来自：本文记者拍摄于沈昌文自传《知道》内页1.沈昌文的那句话出现在一篇《人民有读书的自由———这曾经是个问题》的文章中。李洪林是《读书》的作者，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1979 年 4 月，54 岁的他在《读书》的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影响深远的文章——《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猛烈抨击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禁书政策，认为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相比“四人帮”，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像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1978 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 10 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读书无禁区》一文写道。这篇文章不仅让《读书》杂志一下暴得大名，也招来了众多批评之声。比如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宗旨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有人认为文中没有在“毛泽东”三个字后面加“主席”二字，就是反动思想的表现等等。不少人因此到上面去告状。李洪林（1925—2016）沈昌文回忆，杂志出来之后，上级主管机关找了当时《读书》杂志的负责人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范用对此辩解道：“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他们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之后，《读书》还连续刊发了几篇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其中，三联书店总编辑倪子明和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曾彦修都分别以笔名“子起”和“范玉民”写了支持《读书》的文章。1981 年，《读书》创刊两周年的时候，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陈翰伯还亲自执笔写了一篇《两周年告读者》的文章，重申办刊宗旨，要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称“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沈昌文被调到了《读书》杂志。1980 年，49 岁的沈昌文被任命为人民出版社内增设“三联编辑室“的主任兼《读书》杂志负责人。“创刊号的那篇文章《读书无禁区》，原来叫《读书也要反对禁区》。因为当时科学不准有禁区，所以李洪林说《读书也要反对禁区》。后来改成《读书无禁区》，这是史枚和范用两个人坚决改的。为什么把我调去呢？就是上面觉得他们搞得太过头了，要缓和一下，所以我去了。”沈昌文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道。然而，调到《读书》杂志后，沈昌文的首要工作便是多次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为《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做检讨。“出版总署给中宣部发了文，这文我都保存着，指出错误，要做检讨。杜导正主持检讨会，让我去参加。”沈昌文回忆。但“准备好了诚恳检讨”的沈昌文到了检讨会场，议程排来排去，一直没有轮到他。到了第三次他正准备发言的时候，会上宣布《新华日报》犯了重要错误，《新华日报》先做检讨。结果，《新华日报》检讨完了，杜导正说散会，沈昌文的检讨也就一直没做成。杜导正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等职，后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1923 —）“现在看了《炎黄春秋》，我完全懂了。党内实在是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所以《读书》能办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党内（有人支持）。照我看，胡乔木是‘两面派’，坚决支持，暗中支持《读书》杂志。我在《读书》杂志上，几次我在外面讲话有点过分，胡乔木就给我写了一篇稿子。我也懂了，这篇稿子一发表，我就划个内部通报。所以，党内这些斗争非常复杂的。我是一个下面的人，可是我还是懂，我能迎合下去。所以当时很多别的杂志都停了，这是《读书》杂志所以办下去（的原因）。”沈昌文说。而翻看《读书》杂志创刊人物的履历，你很容易发现这本杂志来头不小。创始人都是在新闻出版领域有声望和地位的老人。筹备《读书》杂志期间，领头人陈翰伯是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主编陈原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而另一负责人范用是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除了这三位领导，具体做事的则大多是“刚挨过大整刚恢复名誉未久的著名人士”或者说是些“大右派”。比如有党外的外国文学专家冯亦代、原三联书店总编辑倪子明、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史枚、《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包遵信等。后来，在冯亦代的介绍下，著名画家丁聪参与了版面的制作。沈昌文回忆，这些老头办《读书》有其历史原因。陈翰伯在 1940 年代就办过这个名称的杂志。范用所在的三联书店，这一“联“过去指的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办有《读书生活》杂志。解放后的出版总署，也办过《读书》，是那里唯一公开的刊物，陈原一度是它的主管。现在，老人们则把《读书》定性为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一位主管出版工作的领导人后来还对沈昌文说，这个刊物这么定性，只因为陈翰伯的原因才能被批准。因为照中国当年的规矩，只有像《红旗》那样的党刊，才能叫“思想评论”。陈原（1918—2004）2.《读书无禁区》之后，《读书》又接连刊发了几篇影响颇大、突破禁区的文章，吹响了 1980 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先声。比如 1981 年第一期发表了于浩成的《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文章称：“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不解决，宪法上的有关规定也就是一纸具文，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空的。一切由国家垄断，统得太死、管得太严、缺乏竞争，是当前的主要弊端，既不能充分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又非常不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1981 年第二期发表了李以洪的《人的太阳必然升起》，主张人性解放，宣称：“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曾经成了禁区。三十年来，我们曾经把尊敬，热爱，信任无限制地奉献给神，现在是偿还给人的时候了。神的太阳落下去了，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和《读书无禁区》类似，为了促进讨论，《读书》后来又发了反驳《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的文章《狗的月亮已经升起》。而这两篇文章争论的背后，实际上也是周扬和胡乔木对“人性论”或者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这一争论后来还演变为1983 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坚持人性论、提倡尊重人的尊严的周扬也成为了批判对象，并被要求做公开检讨。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读书》杂志则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等类似的机构一起促成了 1980 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文化热“。它也在中国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发行量也从两三万增长到了十三四万册。沈昌文（1931 — ）一方面，它扮演着以思想评论的形式引进对国人而言新知新思潮的角色。比如《读书》当时就刊发了包括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艾·弗洛姆的《爱的艺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来自竞争的繁荣》、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相关的书评文章。这些文章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各个学科。不仅使得当时的读者一下子大开眼界，也契合了时代的潮流。另一方面，它所拥有的老中青三代作者群使得当时《读书》的文章不仅质量高，而且十分活跃。当然，这也和《读书》的办刊方针和文章要求有关。沈昌文回忆，从陈原开始，《读书》杂志就主张文章要写得有文采，“不文不发”。因此，由于文笔实在不行，《读书》退过很多著名学者的文章。后来，《读书》对文章的具体要求凝结为八个字“厚积薄发，行而为文”。那时，要做到这八个字，只能找文坛老人。而 1980 年代，文革刚结束，正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受困多年后，想写文章的好时机。《读书》也因此收集了一大批著名的老知识分子。比如吕叔湘、金克木、舒芜、张中行、劳祖德、顾准、许国璋、王佐良、王宗炎、陈乐民、徐梵澄、何为、柯灵等等。另外，像董乐山、董鼎山、钱满素、王蒙、张隆溪、张宽、崔之元、汪晖、刘军宁、刘东、甘阳、许纪霖、李零、叶秀山、杜维明、张汝伦等人后来也成为了《读书》的作者。1984 年的《读书》杂志，来自：本文记者拍摄于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沈昌文称，《读书》的办刊论可总结为“三无”——无能、无为和无我。不管是科学还是人文、启蒙，抑或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读书》都能够一概笑脸相迎，兼容并蓄。这样，《读书》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俱乐部。“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沈昌文在自传中写道。而“无我”则是指《读书》不代表一种学派，一种学问，在学问上“无我”。所以，《读书》绝对不要办成学术刊物，而是要办成思想刊物。虽说如此，但这一时期的《读书》内容总体上还是一本偏向自由主义的刊物。因此，《读书》寻找了各方面的人才，开设了各种专栏。比如文学方面有冯亦代的“西书拾锦”、吴岳添写法国文学的“远眺巴黎”、李长声介绍日本文学和见闻的“日知漫录”、“东瀛孤灯”、蓝英年引介俄罗斯文学的“寻墓者说”、王佐良的“读诗随笔”和董乐山的翻译专栏“译余废墨“等；思想方面有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艺术方面有辛丰年（真名为严格）的西洋音乐专栏“门外读乐”、李皖的音乐评论专栏“听者有心”、尹吉男的美术评论专栏“独自扣门”、丁聪和陈四益合作的“诗配画”专栏：“新百喻”和“诗画话”等。这些丰富的作者资源不仅让读者受益，也使得三联书店拥有了宝贵的出版资源。相比其他出版社，它能更容易出版《读书》作者群的书籍，甚至可以直接结集一些作者在《读书》上发过的文章，带来了很大便利。《读书》编辑部的成员也因此受益。比如赵丽雅（笔名扬之水）就称自己是“师从众师”。“我 1986 年 12 月到了《读书》，一直到 1996 年。这 10 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读书》认识的作者都是顶尖人物。这对于我来说是‘师从众师’了。不限于某一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式，视野就更开阔了。那种帮助是一种影响，等于是在他们中间熏陶出来。”赵丽雅回忆道。她最后也成为了一个学者。1996 年，赵丽雅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著有《脂麻通鉴》、《终朝采绿》、《诗经别裁》等作品。范用（1923—2010）为了“笼络”作者， 1985 年，《读书》每月 25 日还在北新桥附近的咖啡馆办起了“读书服务日”。“《读书》是和赵越胜学来的。他父亲是人事部部长，家里地方很大，所以（赵越胜）老在家里举行 party。我学他的，搞了个‘读书服务日’。‘读书服务日’请各方面的人都去了，这个团结了很多第二代和第三代（作者）。”沈昌文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道。沈昌文回忆，“读书服务日”这个名字学的是牡丹电视机厂的“为顾客服务”。他觉得，“读书会”太敏感，“服务日”这个名字可以降低政治风险。服务日当天，《读书》的作者和读者会随意坐在咖啡馆内聊天，自由地讨论，编辑则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诞生选题，方便组稿。令沈昌文意外的是，除了开始几次自己结的账，服务员告诉他已经付了钱了。“谁付的呢？这人现在也很有名——牟其中。这位老先生后来坐牢了，真想不到，他当年不露面，听说服务日，来了一起喝咖啡，大家也没注意到他。临走的时候，他付一张支票。所以等我付账的时候，他全付了。这真是中国知识界一个令人兴奋的奇怪现象。我跟牟其中不熟，一点也不认识，不知道他怎么会对这些感兴趣。”沈昌文说。陈翰伯（1914—1988）3.“读书服务日”的举办，使得沈昌文越来越意识到读者反应的重要性。为此，他每天一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收发室拿读者来信，接着一一研读。“我非常注意《读书》杂志的读者，那些来信（很多）我都保存着。它的很多读者都是小知识分子。因为文章写得很晦涩，可是有读者看懂了，来信响应。这个来信的人是什么陕西的一个中学老师，并不是大学老师。这个我很奇怪。这是中国当时我认为很意外的一个事情。”沈昌文说。除了表达看懂文章里的言外之意，这些读者来信既有夸奖，也有批评，还有个人观点的呈现。一位叫胡邦智的老读者就曾批评《读书》宣称要“让读者躺在靠椅上看完”的提法：“《读书》已成自家风格，没有必要改变自己个性，降低自己层次去迎合某些市民们的口味。正襟危坐的杂志远比随便翻翻即看完的杂志好！”1989 年 3 月，当时的科学史博士、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曾写信给《读书》。“我是《读书》的老订户。面对今年的涨价，我丝毫未产生犹豫就继续订阅。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如果贵刊再进一步涨价，我还会订下去……我把每期的《读书》都藏着，我女儿才三岁，但相信她将来会喜欢《读书》的。一定会。”他写道。读者来信同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大三学生秦朔也写信给了《读书》，表达了对《读书》1989 年第二期中严搏非一篇名为《抛弃乌托邦——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文章的不同见解，认为“严先生的实用主义态度太严重了”。自此，21 岁的秦朔和 58 岁的沈昌文成为了忘年交。那年，秦朔从上海来到北京《中国青年报》实习，还去《读书》杂志所在的东四六条胡同见过沈昌文。到《南风窗》工作之后，尤其在 1990 年代中期前后，秦朔称，每次去北京都会见他。“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老头，也特别幽默，信息量也很大。我觉得他是那个时代某种意义上的活字典，所以能从那种言谈举止里学到很多东西。”秦朔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道。当然，除了沈昌文本人，对秦朔影响更深的还是《读书》杂志本身。早在高二、高三的时候，他晚自习会去其父亲所在的河南大学外语系的第二外语借阅览室看书或者写作业。在他印象中，三列借阅架中就有《读书》，“看得比较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跟人的解放、人的价值”有关的文章。上大学后，秦朔看《读书》也就更多了。对他们这一代大学生而言，《读书》是一本偏重思想性的代表刊物，里面的作者都是偶像式的人物。比如他去北京实习的时候，还特地拜访了喜欢的作者刘东。1989 年的《读书》杂志更重要的是，对于秦朔这样的读者，《读书》则是一个思想启蒙和知识启蒙的重要阵地，对他的影响也蕴含在整个 1980 年代的时代氛围中。“当时整个社会，大学生关心改革，关心世界，比如说今天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怎么能够追上去？这样一种时代责任感，这样一种风气。《读书》使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多了一些软性的精神气质。这个软性的精神气质里面，核心元素的确是有一些启蒙，或者说点亮自己，或者有一种普世的标尺衡量当下，追求超越性的思想精神状态。”今年 49 岁的秦朔回忆道。1997 年，29 岁的秦朔在毕业 7 年后担任了《南风窗》的总编辑，并成功领导这本杂志成为了中国影响最大也是发行量最大（单期近 66 万）的政经杂志。《时代》周刊曾称它为“一份属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时事刊物”。现在，他是自媒体“秦朔朋友圈”的创始人。秦朔4.1980 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意外中断以后，中国进入了 1990 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挣钱和下海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当时被称为“痞子文学”的王朔、张艺谋为代表的电影——它们共同被视为“流行文化”——成为人文学者忧虑的对象。1993 年，《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这篇文章认为，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文章刊发后，虽然引起各家媒体转载，但影响不是很大。直到 1994 年，《读书》杂志积极介入了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用了 6 期的篇幅刊发了这次讨论的相关稿件，从而引起了全国的巨大反响。这差不多也是《读书》最后一次对中国社会文化重要事件发挥影响力。汪晖1996 年，沈昌文退休。汪晖和黄平接任《读书》杂志主编。这 11 年间，一般认为《读书》的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关注的学科领域大大拓宽，关注的重点包括三农问题、全球化、亚洲问题等。更有人称，这一时期的《读书》成为了一本“新左派”杂志，学人办刊和出版家办刊有着很大区别，文章的可读性也变差了，更为艰深。2007 年，汪晖和黄平离任之后。潘振平、吴彬、贾宝兰、王焱和郑勇等相继执掌过《读书》，但影响力已大不如前。曾经的忠实读者秦朔，也在 1990 年代后期放弃订阅了《读书》。针对这一变化，他解释道：“也不是特别说觉得质量，或者有人说是转型，就是觉得《读书》的使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完成了）。你发现其实有些书、知识和思考在某个特定的时代里面，它会给你的感觉是非常 powerful，是强有力的和这个社会同频互动。那后来呢，《读书》里面的知识，跟社会的这种强烈互动性削弱了，没有很强烈。当然，到了 1990 年代中后期，类似于像《南方周末》《南风窗》《南方都市报》，胡舒立办的《财经》等这一类，它就更加直截了当的，不用以书为中介，就直接去发挥新闻的功能。那么随着这个时候，《读书》慢慢的就显得有点弱了。换言之说，虽然我们讲要专业，但毕竟文章合为时而做，你的社会干预和社会联想的功能降低以后，影响力慢慢就弱化了。”2013 年的《读书》杂志对于今年 86 岁的沈昌文而言，相比过去，回看《读书》杂志，“（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当时办杂志有它有利一方面，因为刚开放，很多老知识分子，我们去组稿，往往能积极响应。比如说金克木等等，我的回忆文章里面也写过，我跟他没什么特别交情。而且我去找金克木以前，陈原警告过我，说你去找他要小心，这个人架子大着呢，不会跟你说什么。结果相反，我找他，他看见我，高兴极了。看见年轻人，高兴极了，拼命指导我。临走的时候，他送我走，到门那儿，还要说差不多五分钟话。我觉得那么热情的老头。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以前，他们受到的待遇都太苛刻了。因为在以前，我刚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到北大去组稿，我找朱光潜，找他谈的时候，校党委派人事干部在旁边监听我们两人。等到我找金克木的时候，我可以自由出入他的家里。可见大不一样。所以应该说是气氛不一样。不是我有本领，我没有什么本领，也不是《读书》杂志有声誉，正好赶上这个时候。”而回看 38 年《读书》的历史，49 岁的秦朔感慨道：“从最早发表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开始，从思想启蒙到回归学术，然后再到最近这些年知识多元化，（《读书》）慢慢地似乎淡出了舆论影响社会的一个主要地位。总体上讲，它也是一个时代变迁的标志。”知识人群体的分化、作者群的离散、杂志的多元化、技术的变革等等都是影响力下降的原因，但可能最为根本的是《读书》这本杂志和时代主流的关系已经没有那么紧密了：整个社会在 1980 年代末期开始的犬儒化、对精神启蒙丧失耐心让《读书》杂志很难再契合时代，它提前完成了它的使命。（参考资料：沈昌文的自传《也无风雨也无晴》《知道》和书信集《师承集》《师承集续编》）题图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很长的时间里，有众多的作者朋友们咨询南大核心和北大核心论文发表的问题，我们都会请作者们先提供他们的个人简介，以明白他们的学历、工作单位和职称，因为不管是南大还是北大核心对作者都是有要求的。一些作者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下面我就分析说明一下。一、南大核心南大核心是国内汇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数据库，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组织并进行评定的，评定时间是两年一次，评定结果会出版《CSSCI 来源期刊（20XX 年-20XX 年）目录》，会发布版本目录同时也有电子版本，目前，最新发布的是2019年发布的《CSSCI 来源期刊（2019 年-2020 年）目录》（见下图）。目前来说是南大核心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是相当权威的数据库。南大核心通过对全国所有符合以下要求期刊：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刊期在两月以下出版，非一刊号多版的期刊，分析其他引影响因子，就是指在统计当年，CSSCI来源期刊文献引用该刊前2年所登载的文章的篇次（不含该刊自引）与前2年该刊载文量之比；总被引频次指某刊被统计当年被CSSCI来源期刊文献所引用该刊创刊以来登载的文章的总篇次（含该刊自引）。结果最靠前的的刊物，就是南大核心来源期刊。二、北大核心北大核心，4年评选一次，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学术界权威专家进行评定。确认核心期刊的标准是依据国内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由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一起来鉴定，其权威性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目前来说在南大核心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第四年评选后，会发布纸质版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同时也有电子版本。目前，最新版本是2019年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第八版)（如下图）三、发核心的方法及对作者的要求因核心期刊都是权威学术方面的，因此对要发表的文章自然就会要求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筛选办法中一项就是对作者的学历、职称做出要求，因为一般有高学历及职称的作者，其论文质量不会太差。（一）发CSSCI（南大核心）要求对作者的要求：是博士或副教授以上。论文字数最少的要求4800字，级别高的核心期刊会达到8000字以上。期刊编辑在选择论文时的筛选方每个期刊出版社都 不一样，对于应对技巧大致统计如下：1.熟悉期刊的风格与要求：(1)作者单位和简介：因一般核心期刊都要求作者是博士或副教授以上所以在投稿时附上详细的作者学历、职称、单位简介，会让编辑有个好的初印象。(2)论文的方向：作者投稿的文章要符合南大核心期刊的方向，因其属于汇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数据库，因此在选稿时会偏向于“文史哲法经”方面的学术论文，经济方面的文章要偏重宏观经济。不安排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稿件、外国文学稿件、纯语言类稿件、教育教学类，德育等方面的稿件！(3)版面要求：字数在4800字到8000字左右最好。(4)其他要求：如果作者有基金的论文，请附上；如果有博导也一定请博导一起作为作者。（二）发表中文北大核心对作者的要求：1、讲师起(二本院校)2、重复率10以内(录用率)3、文章按期刊的要求写4、切记作者不要盲目写作5、先确定期刊再开始写四、总结不管南大核心还是北大核心，基本上只收高校作者的作品。上面关于南北核心发表对作者的要求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对于在限制条件以外的作者们，不是说绝对不可能发表核心了，也不是想让作者们知难而退，而是希望通过分析能够帮助您找到克服的路径，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五、解决方案如果职称评审文件里加分项中可以出书（独著、主编、副主编、参编）、申请专利、发表SCI，并不要只限于发核心，可以走以上的几种路径，因为这几种对于学历及职称的限制没有核心期刊的限制多，更容易达成目标。对于南大核心、北大核心论文发表，您有什么问题与意见，欢迎留言，谢谢您的阅读。

人民网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虞金星）由《十月》杂志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10月30日在京举行。本次论坛是国内文学期刊与世界其他国家、语种的主要文学期刊首次集中交流。俄罗斯《外国文学》杂志主编亚历山大·利维尔甘特、西班牙文学杂志《客迈拉》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法国文学杂志《现在》主编雷吉尔·加亚尔、日本文学杂志《昴》主编羽喰涼子、德国柏林《每日镜报》文学编辑格雷戈尔·德绍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收获》副主编钟红明、《当代》主编孔令燕、《世界文学 》主编高兴、《钟山》副主编何同彬、《花城》主编朱燕玲、《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花城》特约学术主持何平与翻译家、《十月》杂志“世界文学期刊概览”专栏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振江、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黄燎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秦岚参加论坛并发言。本次论坛主题为“设计文学：以期刊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生产”，重点关注文学期刊在本国文学史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与本国知识界及文化界的密切联系等。中外文学期刊的主编们在论坛上相互介绍了各自文学期刊及本国文学期刊的历史与现状，并就相关话题展开交流。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谈到网络时代坚持文学出版的话题。他说，网络的出现极大冲击文学出版，《客迈拉》杂志销量已经减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分之一。他认为挑战在于如何使优秀的文学区别于目前充斥在社交网络上的低质量读物，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初心，“可能做好筛选工作并且展示优质文学，会让我们与网络刊物有所区别”。《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为技术的进步从来不会阻止对于优质内容的追求，“不管未来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原创优秀的文学作品、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大家都需要的”。在谈到文学杂志的重心时，法国《现在》杂志主编雷吉尔·加亚尔引述法国哲学家的观点，认为翻译最应受到重视，“如果一本文学杂志存在只剩下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要重视翻译，让作品被翻译。因为翻译意味着我们对一种新的地平线的理解，也是对自己的文学认知地平线的一种拓宽”。《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在与国外文学期刊主编交流时，认为过去国外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接受，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角度，从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基本符号的角度进行的，而今天应该更进一步，从“作为人类对于精神密码的探究，渴求交流的愿望等等”共通的层面去研究和接受。日本《昴》杂志主编羽喰涼子分享了她对纯文学认识，“什么是纯文学作品呢？我个人的定义是用文字对现实再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她同时分享了她的编辑思路，在刊登小说作品的同时也期待展示作家对当下的刊发，让杂志有一种直播感，“好比准备一桌饭菜，不光要有经过时间闷煮的菜肴，还想准备一些鲜蔬沙拉”。该论坛是《十月》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之一。《十月》1978年在京创刊，四十年来发表了《小镇上的将军》《高山下的花环》《北方的河》等一系列名篇，成为我国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为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方式和新途径，了解世界各大语种文学期刊的现状和发展脉络，加强中国文学期刊与其他主要文学国家文学期刊的相互交流，《十月》杂志2018年推出“世界文学期刊概览”栏目，邀请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有代表性的专家撰稿，介绍俄语、法语、日语等语种代表性文学期刊历史和现状。文学期刊论坛在该栏目基础上，邀请中外代表性文学期刊主编集中交流，以期未来进一步合作，互译互介稿件，促成作家互访和对话，举办相关的文学研讨。论坛由《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主持，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宗琥先后致辞。

撰文 | 董子琪编辑 | 黄月又是一年，在不久前刊出的《阅读时，我们在一起 | 界面文化编辑部2018私人书单》一文中，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编辑部的全体成员一同梳理了2018年最值得阅读的图书。回顾之后，便是展望。我们从近期“开卷信息”公布的畅销书单中发现，畅销榜排名基本很少动摇，以经典老书（例如余华的《活着》）和东野圭吾的推理系列为主，鲜有新书登榜。这一方面体现出了经典作品确实经久不衰、广受欢迎，另一方面，图书市场的多元性也令人担忧——毕竟，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好书出现。从“守护图书多元化”的精神出发，站在2019年新年伊始，我们从各大出版社及刚刚在北京闭幕的图书订货会上收集了颇多讯息，以期为你呈现接下来这一年里值得期待的新书佳作。 读藏并举：重要全集及系列首先要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汪曾祺全集》。1998年，《汪曾祺全集》曾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套全集经过长达8年的打磨，较之北师大版，新收入了小说28篇、文章合计100多篇、169首诗歌（其中40余首从未见于汪曾祺作品集）、书信卷收293封。从文类上说，新版不仅收录了汪曾祺创作的文学作品，还有他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收录了迄今发现的汪曾祺的全部书信，还有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值得一提的是，全集中每一篇的题注都备注了作品的版本信息。 《汪曾祺全集》汪曾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于2018年去世，《菲利普·罗斯全集》今年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罗斯曾被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钦点为“美国四位在世的伟大作家之一”。他的写作始终与身份、道德等问题纠缠，一系列小说中的道德观也深深烙印在了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文学史中。罗斯全集将包括《鬼作家》（董乐山译）、《被释放的祖克曼》（郭国良译）及《布拉格狂欢》（郭国良译）等书。此前广受读者欢迎的《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第四辑）将由新经典引进，此前新经典已经出版了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的第一到第三辑，分别为《被占的宅子》《南方高速》到《有人在周围走动》。广受期待的《博尔赫斯全集》（第三辑）也将继续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将包括《布斯托斯·多梅克纪事》《想象动物志》等作品。“卡尔维诺系列”之中的短篇集《马可瓦尔多》也将继续由译林出版社引进。新经典已经出版的科塔萨尔短篇小说系列2019年“99读书人”也将推出《巴黎评论》（第四辑）。“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自1953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99读书人”已译介出版了三辑《巴黎评论》，为人们揭示了马尔克斯、福克纳、米兰·昆德拉等著名作家的创作生涯与日常习惯，广受普通读者及专业研究者好评。即将问世的第四辑所收录的大咖，包括格雷厄姆·格林、帕斯捷尔纳克、W.H.奥登、萨拉马戈、爱丽丝·门罗、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多位当代著名作家。 “99读书人”《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前三辑除著作全集（或续集）外，各出版社的名家译文书系也值得我们关注——止庵主编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全新修订本）将由世纪文景出版，全集共12卷，展现了周作人从古希腊悲剧、希腊神话、《枕草子》直至现代小说译丛的译文，还增补了绝版译文多篇，并首次收录了周作人中译日作品。周氏译文以外，世纪文景还将推出《杨宪益中译作品集》（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将推出《钱春绮译文集》（15卷）、《荣如德译文集》（1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出版《草婴译著全集》（2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也将出版《巴金译文集》（10卷）。其他值得关注的全集和系列之书还包括，译林出版社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合作推出的《鲁迅编印版画全集》，收录了鲁迅编印的中外版画集，以及其他鲁迅参与编辑和未编成出版的画册；理想国即将出版的“保罗·奥斯特”全集系列和《毛姆短篇小说全集》。浙江文艺上海分社的“双头鹰经典”系列也出到了第二辑，将继续推出二十世纪俄罗斯一流作家作品，包括伊萨克·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戴骢译）和布尔加科夫的《狗心》（曹国维译）。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双头鹰经典”系列虚构盛宴：中外文学及其周边在华语原创文学方面，阎连科新作《速求共眠》将由理想国出版，这部小说曾于2017年发表于《收获》杂志。去年掀起“匿名写作”风潮的 “匿名作家计划”也将由理想国结集出版，名为《鲤·匿名作家计划》。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周涛的首部长篇小说《西行记》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大学毕业生被分配至天山南麓喀什噶尔，历经十年的机关生活，所体验到的命运的酸甜苦辣。2018年在台湾文学、马华文学领域开疆辟土的后浪文化，将在袁哲生、黄国峻、黄锦树、陆茵茵之后，继续推出台湾作家骆以军的新长篇《匡超人》和马华作家张贵兴的作品《猴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者的作品《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循着马来西亚和台湾两条线索，让颇具魔幻色彩的南洋故事与通俗浪漫的台北故事交织在了一起。以诗歌闻名的余秀华将在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首部自传体小说《且在人间》，故事讲述了一个残疾女人在艰难生活中迸发出的、难以磨灭的生之欲与爱之欲，此前这部小说已经刊载于《收获》杂志。河南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愿白鹿长驻此原》由陈忠实女儿授权选编，揭示了已故作家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前后经过，属于“小说家的散文”丛书之一。《西行记》周涛 著花城出版社 2019年外国文学方面，千呼万唤始出来，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2017布克奖获奖作品《林肯在中阴界》终于要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出版了，同时出版的还有桑德斯的小说集代表作《天堂主题乐园》。同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的布克奖短名单作品、英国作家阿莉·史密斯的《秋》，是一部有关“脱欧”议题的小说。上海译文即将推出的印度裔美国作家茱帕·拉西里的《洼地》也值得期待，拉西里是当代文坛最值得关注的移民作家之一，2000年，她就凭借首部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夺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小说奖。2011年，拉西里的第二部小说集《不适之地》曾由上海译文引进。越南裔小说家阮清越摘得普利策小说奖之后的最新短篇小说集《难民》，也将由上海译文社引进，他的获奖作品《同情者》于去年8月出版。美国作家乔治·弗兰岑凭借描摹中产家庭生活的小说《自由》在中国读者群中受到了广泛欢迎，其长篇新作《纯洁》将由新经典引进。土耳其作家艾丽芙·沙法克的系列作品《爱的哲学课》《建筑师的学徒》等将由中信·大方译介出版，沙法克是一位饱受政治争议的女性作家，十多年前曾因一本书而被以“中伤祖国”的罪名起诉。译林将引进出版在2018年底离开我们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作品《咏叹生死》。《2666》作者、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佩恩先生》将由世纪文景出版。2019年，上海译文社将推出名著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刘象愚译本，这也是继萧乾、文洁若和金隄之后的第三部全译本。土耳其作家艾丽芙·沙法克《爱的哲学课》《建筑师的学徒》英文版封面此处所说的文学周边，包括文学评论、阅读指南和谈话录。译林出版社将推出“耶鲁学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诗人与诗歌》，作为《西方正典》《影响的剖析》的“后续”，值得关注。文学批评对现实有什么用？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版耶鲁大学英文系教授约瑟夫·诺思的《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这本书不乐观地阐明：自从1970年代全球转向新自由主义以来，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所有学科运动，本质上都倾向于去描述和阐释世界，而不是干预和改变世界。《故事疗愈：从A到Z，让你的孩子健康、快乐、聪明》是2016年以新颖造型赢得读者欢迎的《小说药丸》的“儿童版” ，仍然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作家王安忆和学者张新颖的谈话集《谈话录》将由译林出版社推出。“99读书人”也将在2019年推出安德烈·纪德写于1922年的研究著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纪德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所有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这本书关注了陀氏的思想与文学对于其思想的表现方式。《讲座》属于“99读书人”的“经典写作课”系列，这一系列此前出版的有法国作家雷蒙·格诺的《风格练习》，和加拿大移民作家达尼·拉费里埃的《穿睡衣的作家》。夏志清、夏济安兄弟的书信集系列，以及夏志清的《中国文学纵横》《中国古典小说》也将由世纪文景出版。“99读书人”的“经典写作课”系列之《穿睡衣的作家》《风格练习》在民俗学方面，三联生活书店将继续推出“都市传说系列”，继2018年的《消失的搭车客》之后，还将引进美国著名民俗学家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的《段子里的美国：新编美国民俗学概论》和《都市传说百科全书》。洞明世事：纪实与非虚构2018年我们见证了许多经典纪实作品引入中国，包括美国社会学家马修·戴斯蒙关注底层居无定所生活的《扫地出门》、英国作家扶霞书写中国美食与文化的《鱼翅与花椒》、美国作家史明智以中国上海生活经历为素材写就的《长乐路》，以及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切中老龄化问题的《老后破产》。今年还有更多纪实作品值得我们期待：从普通美国民众角度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的《房奴》，书写一位遭受强暴的女性寻找正义的《女人无名》，讲述80后日本年轻人迷茫不安的转职之路的《工作漂流》，反映美国医疗困境的《美国病》和记录美国公共教育改革的《骂老师》。这些书将延续此前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系列的风格，直指当下生活最焦灼的问题——安居之难、性别困境、就业问题、医疗弊端以及教育矛盾。新经典今年会推出“岩波新书精选”系列，这一系列书籍中就包括了反映日本乃至全球过劳现象的《过劳时代》，以及反映当代社会阶级固化的《格差社会》。“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之《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继2016年的《被仰望的和被遗忘的》和2018年的《邻人之妻》之后，“新新闻主义之父”盖伊·特立斯的另一部作品《偷窥者旅店》仍将由世纪文景推出。在《邻人之妻》中，特立斯为我们展现了令人激动的20世纪美国性生活革命的前因后果，对美国性行为和性癖好的描写震慑了整个美国社会；在《偷窥者旅店》里，他以20世纪80年代美国丹佛一家可以偷窥旅客的汽车旅馆为素材，站在偷窥者的角度写下了这些富有争议的观察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薄荷书系”曾经推出过《喂养中国小皇帝》《音乐神童加工厂》《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等引起广泛社会讨论的人类学著作，今年几本新书关注的话题也颇引人瞩目。比如，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文华的《看上去很美：观察中国整形美容市场》讲的是经济社会剧烈变迁之下的整容生意如何进行，香港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纯菁所著的《生老病死的生意》写的是友邦保险公司如何将商业人寿保险引入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的过程，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格兰诺维特的《找工作》写的则是美国人的人际交往（social networking）如何帮助他们找工作——靠人际关系找工作是否比投简历更高效呢？在中国，这个话题或许也是讨论的热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书系”之《喂养中国小皇帝》《音乐神童加工厂》《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三辉图书的“地球暗面”系列将继续关注“贫病交加”的社会问题，其中有分析健康与贫富关系的《健康鸿沟》、廉价肉制品问题的《失控的农业》，还有去年“界面文化”已经预告过的《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女性书系”则会从女性角度来关心女性写作、女性性权力与女性知识分子的诸多问题。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启真馆书系将推出《天堂之旅》，是一个德国人以游记方式探讨中国美食和中国文化的作品。这会是外国人书写中国美食的又一本佳作吗？会是另一本《鱼翅与花椒》吗？让我们拭目以待。知往鉴今：历史和思想201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历史学家、澳门大学教授王笛的《袍哥》一书，在众多图书排行榜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今年社科文献甲骨文丛书将推出王笛的新作《消失的古城》，以微观史的方式讲述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此外，世纪文景也将推出他的《天府春秋》和《坐茶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念群所著的《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也将由世纪文景出版，此书试图将五四视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同时将五四的时间段延伸至20世纪40年代，考察了五四一代的“新青年”面对时势变化所做出的反应与抉择——张新颖2018年出版的作品《九个人》有着与之类似的主题，可与此书进行对读。《消失的古城》王笛 著甲骨文·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9年三联生活书店即将推出的费孝通著、麻国庆编的《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一书，从乡村与城镇发展、民族与社会发展、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学术反思与展望四个方面，收录了费孝通在改革开放获得“二次学术生命”之后，在学术界和知识界获得广泛关注的一系列学术文章。今年启真馆将引进日本著名史学家宫崎市定的《科举》一书，该书详细介绍了科举制度的程序、理想与现实、落榜者的痛苦等内容，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评析；《宫崎市定说水浒》也将再版，新版名为《水浒传》，借由水浒文本，他将抽丝剥茧地分析名著背后的历史问题。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教授莫妮卡·普拉萨德的《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一书，已在今年1月由世纪文景“光启文景译从”引进，揭示了美国社会底层贫困与中层梦碎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在2018年引进英国思想史学家彼得·沃森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之后，译林出版社今年将继续推出“思想史”的当代版《20世纪思想史》，这是一部包罗万象又能轻松入门的20世纪思想总史。近来民粹主义又成为了热议话题，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一书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扬维尔纳·米勒检视了民粹主义的核心意义，即对于多元主义的否定，声称只有自己才能代表人民和人民的利益，最终将要建立一个排除“非人民”群体的威权国家。格物致知：科幻、科普及儿童图书近年来，科幻小说逐渐“出圈”，进入了更多人的视线。特德·姜是《你一生的故事》（电影改编为《降临》） 的作者，其最新短篇集《呼吸》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小说收录八篇作品，包括《呼吸——宇宙的毁灭》《软件体的生命周期》和此前未曾发表过的《脐》等等。《布拉德伯里科幻经典系列》将由上海译文出版，雷·布拉德伯里是《华氏451》的作者，有“将现代科幻领入主流文学领域的最重要人物”之称，这个系列精选五部经典，其中《十月国度》《夏日永别》是简体中文版首次亮相。堪萨斯大学英文系名誉教授、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和编辑詹姆斯·冈恩的《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将由世纪文景推出，这部著作是一部世界科幻小说史，也是科幻入门的不错选择。除了以上引进的科幻小说，中国本土的类型小说也有了新的进展。比如花城出版社将出版的庞贝所著长篇小说《独角兽》讲述的是人工智能的故事，题材新颖，切中现实。韩松的“医院三部曲”系列终结篇《亡灵》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说罢科幻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四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总冠军作品《空港：云霄路上》是一部讲述办公室政治和空姐晋升史的小说，属于职场类型小说。除了传统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沈石溪、秦文君以及杨红樱的作品之外，2019年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儿童文学佳作面世。世纪文景即将出版《追风筝的人》作者胡塞尼的童书新作《海的祈祷》，而未读即将推出的《把毕加索博物馆带回家》是一套可以互动的艺术桌面游戏。华东师大社的“国际格林奖儿童文学理论书系”也值得关注——与重在鼓励儿童文学创作的安徒生奖不同，格林奖侧重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推广——这套书包括约特·克林贝耶（瑞典）的《奇异的儿童文学世界》和玛利亚·尼古拉杰娃（瑞士）的《绘本的力量》等等。《把毕加索博物馆带回家》在儿童科普方面，译林出版社的“小发现者”系列通过发现味觉、发现科学、发现城市，让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变身科学家、大学者或是建筑师。其他值得关注的还有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深海探索”系列、“发现植物”系列，以及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十亿美元分子——追寻完美药物》。曾获普利策奖的美国博物家艾温·威·蒂尔的《美国山川风物四记》也将由译林出版社引进。伦敦大学学院材料科学教授马克·米奥多尼克《迷人的液体》将由未读·探索家推出，为人们带来关于液体的科学思考与人文解读，他的上一本作品《迷人的材料》曾获得2015年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中文版已于2015年问世。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守望者·物灵”系列也颇有新意，这一系列包含了对东西方神话、文学艺术中乌鸦及其他鸦类的考察之书《乌鸦》，还有关于动植物和宇宙天体的科普童话《世间万物》，以及讲述小说中的药物大麻、麻醉剂、迷幻药及其使用者的《梦幻之巅：迷幻文学集萃》。难免有所疏漏，欢迎与我们分享你的2019期待之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著名出版家、三 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先生的自 传。透过这部自传，我们可以看到沈昌 文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看到他如何在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为求知 若渴的读书人注入精神养分，并鼓动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潮。那一代出 版家和读书人身上所展现的精神风 貌和人文关怀，对今天的我们依然 有不容忽视的价值。第一部分沈昌文1931年9月出生于上海，祖籍 是浙江宁波。宁波人善于经商，“宁 波帮”一度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帮， 对上海的崛起有过突出贡献。沈昌文出生于商人家庭，虽然他的祖父早逝，祖母却是一个很有能耐的商人，在黑社会猖獗的旧上海，经营“包饭作坊”的生意，也就是给上班族送餐，可以说是最早的外卖行业。沈昌文后来在岀版业充分发挥了商业天赋，自称“书商”，大概与从小在十里洋场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祖母有经商的才干，但在培养子女方面却犯了愚蠢的错误。当年，上海滩的花花世界嫖赌流行，很多男 人流连于妓院和赌场，败光了家业，祖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染上恶习，竟然让他从小抽鸦片。因为 她接受了当时的一种流行观点：抽鸦片的孩子“不会变坏”。来在岀版业充分发挥了商 亚天赋，自称“书商”，大概与从小 在十里洋场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祖母有经商的才干，但在培养子女 方面却犯了愚蠢的错误。当年，上 海滩的花花世界嫖赌流行，很多男 人流连于妓院和赌场，败光了家 业，祖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染上 恶习，竟然让他从小抽鸦片。因为 她接受了当时的一种流行观点：抽 鸦片的孩子“不会变坏”。所以，沈昌文的父亲13岁就开始抽鸦片，终生碌碌无为，在29岁便英年早逝。他倒是没有染上嫖赌的恶习，却照样败光了家产，在死后还留下一堆债务。他去世时，沈昌文才3岁。全家人为了逃债，兵分两路，逃离了上海。等到他们再次回到上海，只能租住在破旧的棚户区里，那些房子都是用木板钉起来的临时建筑，一家人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蜗居了五六年。 虽然家道中落，但祖母认为自己曾是大户人家，与周围的穷邻居不 同，坚决不允许沈昌文跟附近的穷孩子玩，因而他只能天天窝在家 里，透过木板缝看外面的世界。沈昌文的母亲给人做保姆，收入微薄。家里没钱，又想让沈昌文接受好的教育，于是祖母找到一个在上海工部局任职的亲戚帮忙，让沈昌文冒充亲戚家的孩子，免费进入了 上海租界的一家小学读书。学校的教育水平很高，强调英语，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在那里任教。对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沈昌文倍加珍惜，他在书中写道，“我在里面假冒有钱人家的孩子，天天跟有钱人家的孩子一起念书。我必须成绩好， 才能保证继续学习。” 终于从小学顺利毕业，沈昌文又考上了工部局的育才中学，但念到初 二，因为奖学金没有了，又交不起学费，只能中途辍学。1945年，14 岁的沈昌文经亲戚介绍，进入一家 宁波人开的银楼当学徒。所谓银楼，就是制作和买卖金银首饰的商店，而学徒的工作得从做杂务、拉风箱开始，异常辛苦。在银楼学到的手艺有限，但因为要伺候好老板和顾客，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他后来 进入出版业，长期担任几位领导的秘书，能在不同的领导之间游刃有余地处理工作，多多少少得益于在银楼的锻炼。1947年前后，蒋经国到上海整顿经济，禁止黄金买卖，银楼被迫关门。 但老板考虑到日后可能还有重新开业的希望，便把沈昌文留在身边当佣人。这份工作没有工资，也没有正经事，主要是伺候老板和朋友们的宴饮和打牌。牌局上来往的有国民党、土豪劣绅、文化人士，也有地 下共产党员，他暗自观察那些人的谈吐和做派，也趁机认识了一些文化人。老板待他不薄，但经常对他疾言厉色，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倍感压抑。他曾说，“自己从小处处要仰仗别人的帮助，哭不能大声哭，笑不能大声笑，连话也不能随便讲。”好在那时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他一边干着伺候人的工作，一 边做着“半吊子的学生”，不是到处找书读，就是练毛笔字。祖母叮嘱他，“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的子弟。”为此，他一心寻找继续读书的机会，在五六年时间里，前前后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学习各种技能，包括速记、会计、摄影、英语、世界语、俄语、无线电、新闻采访等等。当时租界里的法国公园 （今天的上海复兴公园），每天早上有人讲外国文学和历史课，也有人 讲中国古典文学的课，他五点钟就赶到公园里去旁听。除了做工和听课，他还到处找书和报纸来读。他从银楼里进出的文化人口中，第一次听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的大名；他也第 一次接触到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创办的生活书店。对于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又追求进步的青年而言， 生活书店里的“青年自学丛书”实在再合适不过，他为其中的一些书着迷，并开始以“文学青年”自居。这里有必要对三联书店的历史渊源稍作介绍，它的全称是“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在1940年代，由原生活书店、读书岀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岀版机构陆续合并而成，三家机构的创办者都是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的先驱，而且，他们在1949 年以后大多成为出版界的领导。比如，胡愈之是新中国成立后岀版总署的第一任署长，是出版界的最高领导人；读书岀版社的创办人之一 黄洛峰，后来成为新华书店总经理；而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华应申，则主持人民岀版社多年。这三家机构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 都是办杂志起家，“用杂志开拓思想 文化阵地，直接面向大众，联系读 者、团结作家、推荐新人、培养编辑 人才，改变了过去的出版秘密刊物 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流传的局面。”此 外，三家机构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 地下党工作，也岀版过一些共产党 的政策文件，邹韬奋在1944年去 世，他还在遗嘱中要求追认加入中 国共产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 了褒奖邹韬奋为新闻出版事业做岀 的贡献，特别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 的新闻奖和岀版奖，而且，它们至 今仍是国内新闻岀版领域最重要的 奖项之一。由此可见，三联书店与中国近当代 出版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不过，沈 昌文与三联的第一次接触并不顺 利。1949年，他听说三联书店在招 聘，便满怀热情地写信去应聘。他 以为像三联书店这样革命的单位， —定会欢迎他这个自学成才的工 人，谁料三联书店回信说，本店需 要的是大学生，不需要工人。他为 此懊恼不已，只得另谋出路，但他 与三联的缘分也由此开启。第二部分1950年12月，停办了二十多年的人 民岀版社恢复重建，并面向社会招 聘员工。沈昌文抓住机会，并吸取 了上次应聘三联失败的“教训”，隐 瞒了学徒和店员的身份，伪造了一 封《学习报》社的介绍信，说自己是 报社的记者。这一次，他顺利考入 了人民岀版社，担任校对员，并从 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从学徒和店员，一跃成为中央级出 版社的员工，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文 化界，这是人生的巨大飞跃。沈昌 文到北京不久后，三联书店被撤 销，并入了人民出版社旗下。作为 国家出版重镇，人民出版社集纳了 许多大牌的作家和学者，可谓卧虎 藏龙、人才济济。没有正规学历的 沈昌文，在这些大知识分子的熏陶 下，视野不断得到拓展。他一面工 作，一面扩大阅读量，并拼命学习 外语。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号召出版 机构学习苏联出版経验.他为此翻译岀版了介绍苏联岀版情况的书 籍，并撰写了对苏联经验的评论文 章，可谓进步神速。因而，1954年， 沈昌文从校对员升任人民出版社总 编室秘书。秘书的工作不是起草文 件，而是给领导们准备材料、找数 据，开会的时候帮他们做记录。当时，人民出版社是出版政治书籍 的机构，主要岀版革命导师和党内 _些主要负责人的著作。但在1954 年，有关部门发布文件，对人民出 版社的工作状态提岀批评，认为他 们缺乏长期规划，“除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经典著作以外，没有有计划地 翻译出版比较重要的理论著作，本 国作家的学术著作所出无几。”因 而，要求加大对其他阐释和宣传马 列主义理论读物的翻译岀版，并要 积极组织国内的作者写稿。有领导 指出，“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 过去我们习惯编辑领导作者，现在 要反过来”，岀版社要“开门办社”， 要主动岀去组织稿件。在这个文件的号召下，沈昌文一方 面加强学习外语，先后翻译了多部 阐释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比如， 《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 而斗争的历史》《控诉法西斯》《苏 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等等。 另_方面，沈昌文慢慢参与编辑组 稿工作，在组稿的过程中，他结识 了很多老一辈的文化人。他当时参 与最多的，是编辑一项12年的翻译 规划，用12年时间岀版1.2亿字的外 国名著译本。在这个规划的指导 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黑格尔的 《小逻辑》、凯恩斯的《就业利息货 币通论》等著作。不过，出版社的大好形势没有持续 多久，就被突如其来的反右运动给 打断了。人民出版社成为反右斗争 的重点单位，副社长曾彦修被定为 文化出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书里对曾彦修先生被划为右派的过 程说得比较简略，这里稍微补充一 下，曾彦修先生是一位非常有风骨 的老革命家，也是党内的开明派， 他曾任《南方日报》社长和广东人 民出版社社长，1954年调任人民岀 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在2°2°年出 版的《曾彦修访谈录》里，他回顾了 反右运动时期的经历，他当时是社 内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但他 没有参与任何整人行动，相反，为 了凑够右派指标，他竟然主动把自 己报成了右派。在所有人都明哲保 身，甚至为了自保不惜与家人、朋 友、同事划清界限的情况下，曾公 此举真可谓义薄云天。沈昌文在书中坦承了自己在政治运 动中的不义之举，并为之忏悔。比 如，在文革中，作为领导的秘书，被 迫“揭发” 了长期对他关照有加的社 长王子野，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不过，在揭发的时候，他避重就轻， 说：“王子野从来不喜欢在社里吃 饭，每顿饭都要回家吃，这说明他 _向不愿意同革命者打成一片，连 生活细节上都刻意反对群众革命路 线。”这样的揭发看似扣了很大的帽 子，但实际上事情很小，明批暗保， 最后蒙混过关。对于下属身不由己 的行为，后来这位老领导并没有怪 罪，而是选择了宽容和原谅。这种 开明的作风，在当时人民出版社的 不少领导身上都有。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沈昌文 逐渐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的 私欲是无法消灭的。第三部分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的冰封逐渐解 冻，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前所未有地 爆发，迎来了如火如荼的“文化 热”。图书市场逐渐兴旺，各种文学 期刊、学术期刊、文化沙龙、艺术展 览，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在出版业蛰伏了近三十年的沈昌 文，在思想、学识、技艺和人脉方面 都已有长足的积累，他迎来了人生 的高光时刻，开始真正登上属于他 的历史舞台。1980年3月,49岁的沈昌文被任命 为新成立的“三联编辑室”主任，同 时兼任《读书》杂志负责人。1985 年，文化部批准三联书店恢复独里 建制，沈昌文被任命为首任总经 理。直到1995年底退休，整整15年 时间，沈昌文将三联书店和《读书》 杂志办得风生水起，为读书人留下 了无数经典的著作和文章。今夭人们谈起沈昌文，总是与三联 书店紧密联系在一起。著名学者陈 子善说，“没有沈昌文，就没有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执中国出版界牛耳的 三联书店。”这句话并不为过。三联 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家的时候，没 有分到一间房子，只分到了3。万兀 和一两百本老三联版著作的版权° 没有房子，全社人员只能分散在北 京好几个地方，租平房和地下室办 公，他戏谑地称编辑部为“阁楼里的 男女”。沈昌文在一些岀版和文化前辈的支 持下，駢手脈足地把三联推向了文 化舞台的中央。他担任第一把手， 不按老规矩称社长，而是命名为总 经理，这是为了与国际上的公司制 接轨，这在改革开放后也是开先河 之举。当时国内的出版社是有分工的，或 者按地区分工，或者按专业分工。 刚刚恢复建制的三联，如何在既有 的出版格局中抢占作者和书稿资 源，确立自己的专业定位，是沈昌 文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到港台和海外寻 找资源，因为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 这方面的专业出版社，他们通过关 系，逐步联系到港台的罗孚、金庸、 梁羽生、曹聚仁、陈冠中、蔡志忠、 蒋勋、席慕蓉等作家和漫画家，推 出他们的作品。其中，首次在中国 大陆推出的金庸小说和蔡志忠漫 画，格外火爆，已成为几代人的共 同记忆。同时，三联大力联系海外 华人学者，比如林毓生、余英时、张 光直、黄仁宇、杜维明，这些学者用 中文在海外写作，早已声誉卓者， 三联陆续以丛书或单行本的形式出 版了他们的著作，为三联建立了良 好的学术品位。此外，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 会的合作，是沈昌文岀版生涯中浓 墨重彩的_笔。这个编委会，由一 批研究西方人文科学的青年学者组 成，主编是甘阳，其他成员有周国 平、陈嘉映、何光沪、陈平原等等， 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中 流砥柱。这个编委会推出了“现代西 方学术文库”三十多种，“新知文 库”近八十种，这些西方现代思想著 作，极大地打开了中国人的知识视 野，营造了国内人文主义的思想氛 围。这些书当年到底有多火热？人们会 在书店排长队争相购买这些书籍，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印到七 万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印到十 万册。据说，当时校园里的青年人，如果不懂得“诗意的栖居”，说不上 几句“存在先于本质”，都不好意思 谈恋爱。甘阳后来回忆称，“文化：中国与世 界编委会”的这帮青年学人都是很 狂妄的，“海德格尔是我们翻译的， 还有谁有资格来审我们的稿。”他们 原本打算与工人出版社合作，但没 能谈妥，沈昌文听说了有这样一个 编委会，便赶紧寻求合作，表现出 了极大的诚意。他承诺完全不干涉 编委会的工作，一切选题、编写全 部由编委会负责，他只管印书，于 是合作达成了。这种识人的眼光和 决断的魄力，是沈昌文能在短时间 内开疆拓土的重要原因。我们再来说说《读书》杂志，这本杂 志到底有多重要？我们不妨用历史 学家雷颐先生的话来作参考，他 说，“在当代中国文化、学术、思想 的发展史上，在当代中国精神发育 和公共空间建构中，如果只能评选 —本杂志，无疑首推《读书》。”这本勇立思想潮头的杂志，云集了 文史和社科领域最好的一批笔杆 子。它给自己的定位是“以书为中心 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创刊号上，就 打出了“读书无禁区”的口号。它的 思想开拓性，它的学术品位，以及 它的风骨和姿态，在全国的刊物里 都是标杆性的。沈昌文曾对朋友说，“我把《读书》 视作自己唯一的精神世界，……我更 想把《读书》办成一个醇厚、耐读的 文化刊物，能帮助人孕育一种文化 精神，使得长读《读书》的人不仅是 思想先进的，而且是睿智的，谦和 的，平实的。”另外，他有一句名 言：“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 书》”。《读书》杂志已经存活了四十多年， 是沈昌文开创了它的黄金时代，人 们也公认，在他主政时期的《读书》 是最好看的。但是，办这样一本思 想新锐的刊物，无疑会受到很多压 力和挑战，他需要三天两头跑去做 检查。曾担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的陈 昕，在《八八沈公》里提到沈昌文 的“平衡艺术”，他说：“当年读书的 作者队伍就是一个五线谱，杂货 铺，左中右，老中青，都乐于为《读 书》撰稿。每一期的组稿谋篇如同 走钢丝、找平衡，需上下逢源，左右 开弓；既要敢为人先，思想解放，学 术开放，又要坚持底线，不改弦易 辙；对历史事件，既要反思，又不能 背叛……许多问题的尺度不好把握， 但沈昌文做起来却得心应手，游刃 有余。”结语也许是年轻时做学徒、佣工和秘书 的经历，让沈昌文懂得柔韧和迂回 的艺术，懂得放低身段才能做成事 情。他不是一个学问家，他一辈子干出 版，可谓读书无数，但他从不隐瞒 自己功利的读书目的。他说，“尽管 自己整日手不释卷，但一不是为兴 趣，更不是求真理，而只是图出 息。”但有时他也会正襟危坐，说 道：“书是一个牵涉到灵魂的事情， 包括作者的灵魂、读者的灵魂。对 待灵魂的事情，我们要慎重。”与沈昌文共事多年的《读书》编辑 吴彬这样评价，“老沈有独特的工作 和处事之道，他从不把自己包装成 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更乐意 以'亦正亦邪'的面目示人，开口闭 口'我是商人'。作家王蒙则说，“他是岀版工作的人 精，有了沈公，让人觉得活着多了 —点趣味。他很有自己的一些原 则，但不苦大仇深。他不仅仅有义 愤、悲情，还有很多幽默、乐趣…… 沈公这样的人让大家过得快乐，让 大家在精神境界越来越开放。”熟悉他的朋友们，都喜欢谈“沈公的 饭局”，他在饭局上广结天下名士， 认识各路“神仙”。他的很多书稿和 文章选题，都是在饭局上敲定的。 他从不讳言自己的穷苦出身，也从 不掩饰自己的一些世俗癖好，他喜 欢自嘲为“无能、无为、无我之人”， 但正因姿态放得足够低，人活得足 够有趣，所以能被内心骄傲的读书 人衷心拥戴。纵观沈昌文的一生，既有风雨坎 坷，也有风光无限，但他的自传以 苏东坡的一句词“也无风雨也无 晴”命名，足见他已经活得通透、超 脱、旷达，“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 —位可亲可敬的智慧老人，谁能不爱呢？#出版人沈昌文去世#

今年年初，颜真卿突然有了热度，甚至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当“好久不见”的颜真卿书法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时，是以“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的地位而亮相的。台北故宫馆藏的《祭侄文稿》号称“天下第二行书”（“天下第一”真迹已失传）、同时也是颜鲁公唯一可靠之传世墨宝，至今未在中国大陆展出过，却于1月份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了——大家都知道这场“颜真卿风波”的始末，却未必清楚颜真卿书法是如何在历史中“进化”到国宝级别的。据悉，在这场展览接纳的近20万参观者之中，有超过1/4的观众来自中国。朋友圈此前流传有“带本书去看展览”之说，所指之书，便是去年出版的美国汉学家倪雅梅（Amy McNair）之作《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有意思的是，倪雅梅谈颜真卿书法，重心却不在其艺术成就，而是作品背后微妙、世故而英明的文化政治游戏。《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美）倪雅梅著，杨简茹译，祝帅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中正之笔》是英语世界围绕颜真卿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学术研究专著，英文版于1998年出版，20余年之后才进入中文世界。该书虽因年代较早而有材料与文献上的疏漏，但却凭借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关照视角，脱颖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书法史研究。在倪雅梅看来，颜真卿之所以获得如此显赫的艺术声誉，是由11世纪几位有权势的文人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内“颜真卿热”之际，阅读专著《中正之笔》可谓恰逢其时。3月11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汲古论坛的第一场《“中”与“忠”：作为文化典范的颜真卿及其书法》便围绕《中正之笔》一书展开了精读讨论，以“一场展览”与“一部专著”的相遇为契机，谈到“颜真卿”与“颜体”背后的艺术实践与文化典范，也论说自己作为中国人的习字经验与感受。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James Cahill）讲过一个门道，西方人研究中国美术史，明智一点的话，最好不要碰书法——高本人就不碰书法。中国画用西方术语研究，大家都看得懂，书法则太深奥。至于西方汉学的书法研究，很多是由在西方的华人所开辟的。1959年高居翰（左二）与张大千（左一）及其眷属倪雅梅研究颜真卿书法，参照的是“性格学”。性格学在今天往往被视为一种古老的“伪科学”，但实际上将艺术风格与人格关联起来的做法在中国传统中是一种惯例，书法便被认为体现出个人笔迹的道德和政治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川指出，倪雅梅很好地呈现出了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但以一种建立在西方世界观基础上的学科概念，来进入中国传统的书法史领域，多少有种“隔着”的感觉。一来，说颜真卿的成就是由宋人建构，这一说法在论证上存疑；二来，过于强调颜真卿和王羲之的风格对立，其实二者的互补性远超其对立性。以西方的艺术概念介入，而可能忽略了汉字本身的文化传统。实际上，缺乏书法实践的人，也很难成为书法研究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现代广告学研究所所长祝帅是《中正之笔》一书的校译，自己同样精于书法。他指出，王羲之和颜真卿代表了中国书法的两个源头。颜真卿既是范式的开创者（给书法“立法”的人），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并列的两座高峰。颜鲁公之后，由王羲之建立的书法或者说美学传统产生了变化。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谷卿认为，颜鲁公可谓书法史上“极其变态”的人。这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变态”，而是“变”的状态达到了极致，如同词之于南宋变得更深。事实上，可能90%的中国人学书法都是从颜体开始的。换句话说，颜真卿是个群众基础非常好的人。谷卿指出了一个悖论，艺术群众基础极好的颜真卿，却是唐代众多书法家之中绝无仅有的个案：他的贵族家世极其显赫，后被任命为国家高级官员，又在战乱中作为忠臣悲壮殉难。古代中国的书法，是一种类似于不传之秘的记忆，最能影响一个书法家养成的可能是家族。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强调，颜真卿书法之所以有如此形态，与他整个家族的城市流动史和大族姻亲关系密不可分。这个世家大族定居长安之后与其他重要书家反复联姻，并坐拥大量书法收藏品，为颜真卿的书法风格和家学传承奠定了基础。与我们今天将书法视作一种纯粹的艺术审美不同，在古代，无论是书札也好，著作也好，首要考量的并非艺术或美观与否，而是如何遵循和代表一个贵族阶层的文化修养，换句话说，书法正是贵族社会网络编织之下的文化记忆。诚如谷卿所言，书法首先是文化身份的表达，从宋代的士大夫欲求建构的颜真卿形象来看是如此，从以颜氏家族为代表的南朝士人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书法，我们可以看到更为整全的书法场景和线索，理解古人是在怎样的社会功能和场合中使用书法，以及书法表达怎样的社会功能。史睿尖锐地指出一点，以往的书法史研究往往比较重视最伟大的书家及其作品。尽管这样的书法史研究是非常基础和必要的，但究竟这些书家是在怎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彼此之间有怎样的可能关系？这些问题仍不清晰。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比如欧美、日本等都比较重视场景和线索，倘若多学习其问题意识和方法，转过来运用到我们对于作品、文献、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优势上，会有新方法和新范式以处理中国书法史的不同侧面。颜真卿在宋代，是共同的文化偶像宋代，是颜真卿接受史的关键时代，而其美学因素是多方面的。《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管琴指出，今年引起关注的《祭侄文稿》作为以手稿形式保存的作品，是任情、自信的产物，它的魅力正是出于写作草稿的匆促，这符合传统书法的美学意义。中国传统重视书法起草的文本，因为起草是无心书之。而颜真卿在宋代成为典范，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宋代儒家的家国思想，在文人士大夫社会已发展到极致。颜真卿这样的书法家，家族、气节、学问和性格中的中正，跟他清晰刚健、大气磅礴的书法美学完全一致，也跟儒家传统的家国观念完全吻合。在北宋初期，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对颜鲁公的评价，只是没有像后来的推崇者欧阳修这样有影响力。宋代很多人对颜真卿的气节和书法表示赞叹，他们身体力行地推崇颜真卿，立了很多颜鲁公的祠堂，给颜鲁公祠堂写过堂记。从北宋文人政治的角度考虑颜真卿的地位确立，自然是很好的向度。但管琴认为，依据很多宋代材料来看，假如将颜真卿局限为一种学派的美学风格，大概并不很符合真实历史。在宋代，颜真卿并非只受一党欢迎，而别的党派就不喜欢颜真卿。比如朱熹也是非常喜欢颜鲁公的。在宋代，颜真卿就像一个共同的文化偶像，很难说属于哪个党派。至于宋代的儒家改革者之所以选择颜真卿的“中正之笔”，作为他们主推的风格，是因为他们在写文稿时是用中风，而王羲之是用侧风，有方和圆、巧和浊的不同特点。至于是否可以把中风和侧风截然对立起来，近人看来可能还需重新讨论。诚如李川所言，当我们说颜真卿书法受欢迎是因为“政治”时，我们也很难说王羲之就“不政治”。在颜真卿之前，亦有中正风格的书法，而颜真卿之所以被立为书法典范和道德楷模，是一个实践之物、被指定之物，而不应该仅仅被视为科学分析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讲，这恰恰也是华夏文化实践之于宇宙观、世界观的自然投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作者：董牧孜编辑：沈河西；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