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问题研究杂志

按：作者自2003年起撰写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综述评论。目前由《澎湃新闻·上海书评》首发。本文的网络版分为上、下两篇发表，并略去部分内容和全部文献注释。完整的印刷版将在《学海》杂志发表。此前十七年的述评文章已结集收入《2000年以来的西方》（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出版。上篇·美国大选与民主危机序言：漫长的告别如期而至的政治危机特朗普现象的根源偶像的黄昏尚未来临下篇·国际变局与欧洲趋势难以修复的旧秩序现实主义的战略转向欧洲的关键时刻马克龙的反击难以修复的旧秩序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化莫测，困扰着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原有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也处在一个异常状态。美国大选的结局带给许多人些许的安慰——至少惊魂不定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似乎可以期待一个回归常态的世界。但片刻的慰藉很快被新生的忧患所吞噬：原先的常态秩序远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世界。至少从十多年前开始，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就一直处于颓势，遭受的怀疑与批评之声也连绵不绝。著名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称之为“神话”，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视其为“大幻觉”，还有戏称其“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的讥讽之辞也广为流传。当然，持续讨论一个持续衰败的事物，这本身意味着它衰而未死。作为既有范式的自由国际秩序之所以尚未彻底消失，并不在于其残存力量仍然强大，而是因为各种替代性的新选项更加令人怀疑或模糊不清。2020年似乎到了范式转换的时刻。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与美国政治的危机之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世界格局面临两种可能的选项：修复既有的秩序，或者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无论作何选择，其前景都取决于主导国家的意愿与能力。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还有可能修复吗？新任总统拜登表达了明确的意愿。早在2017年1月18日（特朗普即将就任的前夕），拜登曾在“达沃斯论坛”上呼吁：“显然，近年来支持这一体系的共识正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来捍卫自由国际秩序。”2017年1月18日，拜登在“达沃斯论坛”发表讲话。在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在《外交事务》3/4月号发表文章，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重新引领”。文章批评特朗普“灾难性的外交政策”对国际秩序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对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损害，以及对民主价值的背弃。拜登构想的国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奥巴马时代的基本方针，但更强调外交决策必须有利于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复兴，也更注重加固民主国家的国际同盟，并显示出对美国主要竞争对手更为明确的强硬立场。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国务院发表上任以来首次外交政策的讲话，其基本精神与前文一致，主张加强与全球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并坚持美国的价值理念。他宣告“美国回来了”，实际上表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愿景：美国将重返其主导地位，致力于修复已经衰败的自由国际秩序。新政府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团队主要由民主党的建制派构成，显示了对这一愿景的肯认。拜登是一位擅长国际事务的老练政治家，曾担任两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长达八年的副总统生涯中，他深度介入了奥巴马的外交构想与实践。然而，老练稳健的另一面可能是陈腐守旧。他虽然意识到新形势下的挑战，但选择的应对方案却难以摆脱原有范式的局限。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美国还有可能重建自由国际秩序吗？阅读过去一年发表的几十篇相关评论后会发现，只有极少数论者对此抱有相对积极的态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其中之一。他在《外交事务》2020年7/8月号发表文章，主张重建“下一个自由秩序”。然而他的论证主要诉诸“必要性”的理由：世界各国处在复杂而深度的相互依赖之中，“现代性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需要有全球合作的解决方案，自由国际秩序虽有缺陷，但很难找到更好的替代性选项。他建议从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遗产中获得启示，重塑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自由秩序。然而，对必要性理由的论述无法支持可行性论证。伊肯伯里的文章很少触及当今背景下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专家学者和评论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修复提出了悲观或怀疑的判断，其中包括韦瑟（Stephen Wertheim）、麦克塔格（Tom Mctague）、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哈斯（Richard Haass）、莱恩（Christopher Layne），古德吉尔（James Goldgeier）和詹特森（Bruce W. Jentleson），以及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和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等人的文章与对话录（分别刊于《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Project Syndicate、《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综合他们的分析论述可以发现，重建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至少会遇到三方面的阻力。首先，远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已经出现了扎卡里亚所说的“其余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趋势，表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仍然位居世界之首，但在全球的相对权重已经显著下降。这种衰落将减弱美国提供全球公共品和干预区域事务的能力。另外，虽然美国一直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益，但普通民众对此缺乏直接的切身感受，他们反而对于为阿富汗与伊拉克这两场持久战争付出的代价更加敏感。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在国际事务上“浪费资源”，赞成“美国优先”的转向。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拜登“让美国重新引领世界”的雄心，将面对国内民众及议会代表的反弹阻力。《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其次，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是欧美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盟”。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恶化了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许多欧洲国家已经体验到、甚至适应了“失去美国保护”的局势。同时，美国两党的政治极化不断加深，弱化了其外交政策的持续稳定。为了规避美国政局动荡的风险，欧洲也需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相应地，欧洲追求自主性的诉求日渐高涨，马克龙宣扬“欧洲主权”的理念，试图通过欧盟来复兴法国的影响力。德国也有意愿寻求欧洲的自主性，主要因为德国公众态度的转变，以及对进入中国市场的需求。因此，拜登期望与欧洲盟友“重修旧好”从而巩固“跨大西洋联盟”的计划，将会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最后，重建“自由国际秩序”也会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拜登的对华政策尚未完全成型。他声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同时表示“只要符合美国利益，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在2021年2月19日“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在线会议上，拜登呼吁盟友联合一致，做好“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3月3日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在白宫发表长达二十八分钟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新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其中将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列入八项优先任务之一。布林肯强调，美国面临着若干国家的挑战，但来自中国的挑战与众不同，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因为“中国是唯一——以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的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峻挑战的国家”。他指出，美国与中国关系将会是三种类型并存：“竞争如果应该，合作如果可能，对抗如果必要”，而这三者的共同基础是“需要从强势地位与中国打交道”。为此，布林肯重申了与盟国和伙伴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权重是中国更难以忽视的”。拜登任命的国家安全与亚洲事务的官员背景，以及他们的公开言论，都显示新政府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国际问题专家都强调必须防止中美冲突升级，避免走向“新冷战”或热战。《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指出，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手不同，中国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的财富、活力和技术进步（尽管与美国还有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国具有苏联从未拥有的一种“武器”：能够在经济冲突中（借用形容核战争的术语MAD）“确保相互经济毁灭”（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在此局势下，一部分国家希望能同时与中美两国保持良好关系，它们很难全心投入一个由美国主导但却排斥或对抗中国的国际秩序。从哈斯对“后美国世界”的描述，到古德吉尔阐述的“美国并不具有领导世界的天然资格”，都试图论证美国难以恢复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拜登声称“美国回来了”，但世界已经改变。未来的发展甚至有可能走向两次大战之间的格局。现实主义的战略转向美国外交战略具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性，在实践中也有此消彼长的历史记录。2020年国际政治论述中出现一种明显动向，就是预判美国会再次转向现实主义，体现为全球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实际上，美国的战略收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开始，特朗普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兰德公司在2021年1月发表其“国家安全研究部”（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的一份报告，题为“实施克制”（Implementing Restraint），副标题为“美国区域安全政策转向运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克制大战略”。这份长达一百八十二页的报告全面介绍和评估了“克制大战略”的主张，这是与“主流外交政策界”不同的另类选项。需要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本身并不是推举克制战略的政策建议，而是试图解释，如果选择这种战略，美国在关键区域的安全政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是“为了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理解这一选项”。报告的作者将克制大战略的倡导者视为一个学派，他们以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为指南来构想美国外交的大战略。与当前主流的大战略相比，他们对美国利益的界定更为狭窄，对美国面临威胁的评估也更低。报告援用一个理论模式显示，在“总体支配”与“孤立主义”两极之间的连续谱中，存在多种可能的大战略选项。美国的“克制大战略”与“霸权大战略”比较美国在冷战后的外交政策采用了靠近“总体支配”一级的“霸权大战略”（Hegemonic grand strategies），这需要更高程度的军事介入。但如果美国在国内外各种制约下无法延续这种战略，就需要向“孤立主义”一端移动，转变为“克制大战略”（Restrained grand strategies），相应地将减少或保持最低限度的军事介入。报告总结了克制战略的一些主要观点。克制派认为，主流外交政策界夸大了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威胁。他们主张，应当更多依靠外交手段来解决利益冲突，对使用武力的门槛要求更高，鼓励其他国家发挥领导作用，并保留美国的军事实力用于捍卫自身的重大利益等。克制战略的一些倡导者寻求与俄罗斯和伊朗展开更多的合作，但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存在分歧。他们发现在东亚、欧洲或波斯湾地区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将危及美国的重大利益，但对于如何确认这种威胁正在出现尚未提出指南。由于中国显著的军事能力，他们呼吁美国在东亚要比在其他地区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总之，在现实主义的克制大战略下，“美国将对其他大国采取更具合作性的方式，减少其军事规模和前沿军事存在，结束或重新谈判美国的一些安全承诺”。报告指出，克制大战略常常被误解为孤立主义，但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克制战略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在许多地区的介入，但并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停止介入关键地区的安全事务，这不同于孤立主义更极端的战略收缩。报告的作者建议，需要进一步鉴定克制大战略的核心主张，以验证和完善其政策处方，并对其风险和代价做出评估。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如此认真对待克制大战略，表明美国的外交战略界开始重视“范式转换”的可能，如果拜登无法实现修复国际秩序的构想，可以转向新的备选方案，实施更为现实主义的战略收缩。如果美国完全放弃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自由国际秩序终将崩溃吗？这对美国又意味着什么呢？《外交事务》杂志将最近四年发表的相关文章汇编成专辑《特朗普的世界》，收录专辑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无赖超级大国：为什么这可能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作者是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他同时介入智库的研究工作，还有长达五年学习中文的履历（其中两年在中国留学）。这篇文章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相当值得关注。贝克利认为，让美国重新引领世界、修复自由国际秩序的规划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文章没有沿袭“美国衰落论”的老调，而是指出了美国保持强大的另一种前景。作者否定了主流观点的默认前提——国家强大必定领导世界，其实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正如班级中“学霸”未必要当班长）。他的核心主张是，美国完全可以放弃领导世界的责任，同时仍然保持头号大国的地位。正如文章标题所示，这样的美国不再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而是转变为一个“无赖超级大国”（Rogue Superpower）；这个世纪也不再是一个自由秩序的世纪，却仍然是“美国的世纪”，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illiberal American Century）。《无赖超级大国：为什么这可能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作者迈克尔·贝克利贝克利提出了三个主要论证：首先，这种前景是对美国传统的回归；其次，美国有能力在未来实现；最后，在后冷战时代，这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战略。首先，“美国优先”取向的外交政策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不会由于特朗普离任而消失，因为“特朗普的方式并没有脱离常轨，而是潜入了一种贯穿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潮流”——美国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中是一个“超然的大国”。作者分析指出，美国能够超然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因为它与其他强国不同，美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到1880年代之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及领先的制造商和能源生产者，有浩瀚的自然资源，但没有重大威胁”。由于其国内的天然优势，美国几乎没有兴趣在海外结盟。直到1945年之前，美国主要以金钱与物质安全来界定自身的利益，在积极追求这种狭隘利益的时候，几乎不在乎对其余世界的影响。那时的美国既不与任何国家结盟（只在独立战争时期与法国有过结盟），也不介入国际组织与体制，而且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拥护自由主义的价值，但只是选择性地在国内外运用。冷战改变了美国的超然传统。由于需要强大的伙伴支持来遏制来自苏联阵营的威胁，美国铸造了一个联盟，为几十个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对美国市场的便捷准入。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承担全球领导者的必要性逐渐消失，而其弊端却日益显著。虽然有许多政治精英仍然热衷于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但遭到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抵制。其次，美国有能力重返传统的超然大国的位置。贝克利的这一判断依据两个重要的长程变量：人口结构与技术能力。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非常显著，但对各国造成的冲击并不相同。作者着眼于从二十到四十九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口”变化，因为他们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和消费人群。文章引用数据指出，在未来五十年，世界前二十个最大的经济体当中，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三个国家的年轻人口会持续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年轻人口将会减少二点二五亿，占目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之多（日本将缩减百分之四十二，俄罗斯百分之二十三，德国百分之十七）。印度的年轻人口会增长到2040年，然后会迅速下降。相比之下，美国年轻人口将会增长百分之十，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未来五十年，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需要为养老金和老年医疗投入更高比例的GDP（俄国将增加近百分之五十，中国将增加近三倍），这会影响它们军事开支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军力差距。美国因此也更少依赖同盟来确保安全。与人口结构指标类似，美国的技术能力指标也处在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公司和专家的数量是中国（位居第二）的近五倍，其软件与硬件的世界市场份额也是中国的数倍。美国可以利用先进的自动化优势，在国内建立垂直一体化的工厂（vertically integrated factories），以此取代庞杂的全球供应链。人工智能也将促进许多外包的服务业回流美国。这或许不能增加多少国内的就业机会，但会大大降低美国对海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依赖。基于对人口与技术指标的分析，贝克利认为，美国将重新获得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优势。目前美国的市场规模已经等于其后五个国家的总和，对外贸和投资的依赖程度几乎低于其他任何国家。到2040年，美国将成为全球“唯一拥有持续增长的庞大市场和财政能力的国家，得以支撑其全球性的军事存在。同时，新技术将减少美国对外国劳动力与资源的依赖，并为美军装备新的工具，以遏制其大国对手的领土扩张”，这些优势将使美国保持其“具有世界支配地位的经济和军事的权势”。最后，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经济衰落的趋势中，在民族主义普遍蔓延的背景下，由美国主导来修复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将会在国内外遇到重重障碍，而且对增进美国利益而言收效甚微。因此，美国更可能的选择，既不是孤立主义，也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像一个“无赖超级大国”：“可以保有盟友，但要让它们为受到的保护付出更多；可以签署贸易协议，但只与那些接受美国规制标准的国家签署；也可以参与国际组织，但只要它们的行动有悖于美国利益就威胁退出；也可以促进民主和人权，但主要用来动摇地缘政治对手的稳定。”贝克利认为，这样一种更为民族主义取向的对外方针，与主导全球的自由秩序相比显得“吝啬而乏味”，但更为现实可行，而且最终也更有效地让自由世界联合起来。这篇文章实际上为特朗普的国际战略提出了正当化的理论阐释，其分析和判断或许轻率和片面，但不可忽视作者勾勒的一种可能前景：如果自由国际秩序最终崩溃，美国反倒得以抽身而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凭借人口与技术的相对优势，在自给自足的内循环中，做一个摆脱国际责任的“无赖超级大国”。实际上，美国虚伪面具下的无赖行径早已在无数国际正义之声的批判下暴露无遗。但是，如果它终于决定丢弃所有虚伪的面具，成为一个赤裸裸的无赖，这个世界的未来会完全被霍布斯的“丛林法则”所支配吗？这种可能的前景值得关注与警觉。欧洲的关键时刻新冠疫情对欧洲经济造成了重创。2020年欧盟接待国际旅客的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七十，欧元区经济缩减近百分之八，财政赤字从前一年的百分之零点六飙升到了百分之八点五。公共债务的比例也从百分之八十六攀升到百分之一百零三。而疫情的影响至今还没有结束，经济复苏至少需要两年，才可能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欧洲领导人将疫情的冲击视为“二战以来对欧洲最严重的挑战”，认为欧洲进入了关键时刻。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近十多年来欧盟多次陷入危机时刻：从欧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到英国脱欧危机。而每当危机爆发，就会看到“欧盟解体”的疑云遍布，成为生死存亡的时刻。早在2020年4月初，哈斯（Richard Haass）就发出悲观的预告。他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疫情的威胁下，每个欧洲国家都只关注本国边境的管控，几乎都是独自应对疫情及其经济影响。例如，德国一度禁止医疗援助物资和设备的出口，而当时邻国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正令人恐怖地激增。他认为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显示，“欧盟的规划已经失去了动力”。其实，“远在这场危机之前，人们就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丧失了热情（英国脱欧就是明显的例证）”。但哈斯的预言过于悲观了。正如英国脱欧并没有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欧盟没有继续放任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而是提出了虽不够及时却相当有力的回应措施。5月27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经济复苏提案，名为《欧洲的关键时刻：修复以及为下一代的准备》。7月21日，欧盟特别峰会达成“历史性协议”，为大规模经济复兴制定了总额为一万八千二百四十三亿欧元的一系列财政计划，其中包含一万零七百四十三亿欧元的七年长期财政框架预算，以及七千五百亿欧元的复苏基金（名为“欧盟下一代”计划），用于疫情后的经济纾困与重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欧盟首次以共同债务的方式借款，以联盟赤字来应对经济冲击。有评论家认为，这项协议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欧盟通过了经济复苏计划实际上，这项复苏计划来之不易，也经过了曲折的谈判协商。设立复苏基金的动议，最初由马克龙在3月提出（Corona-Fonds），但当时没有获得其他国家的响应，舆论界也对此持怀疑的态度。出乎意料的是，在经过多次磋商后，德国表达了明确的支持。默克尔表示，陷入危机的欧洲经济需要救助，德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经济来维护自己的持续繁荣。基于这种互惠的理由，她决定支持欧盟成员国共同举债，避免疫情导致经济崩溃。5月18日德法两国联合提议建立五千亿欧元的纾困复苏基金，欧盟委员会最终追加了百分之五十的额度，扭转了欧洲普遍的低落情绪，媒体也予以热烈的反响。许多评论都援用德国财政部官员的比喻——称之为欧洲的“汉密尔顿时刻”，意味着欧盟在走向“财政联盟”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默克尔的立场转变也备受关注。这位沉稳老练的政治家，在面对国内政治派系与民意的压力下，对欧盟事务时而表现出谨慎犹豫的态度，这与马克龙热烈而坚定的欧洲主义立场形成明显的反差。但默克尔面对这次危机时刻的选择，显示出她是值得信任与尊敬的欧洲领导人。有评论说，她虽然不像马克龙那样喜欢谈论宏大的欧洲愿景，但从未放弃对欧盟事业的支持，她只是需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契机，来实现德国与欧盟共同一致的利益。默克尔将在2021年9月卸任，这可能是她留给欧洲事业最后的政治遗产。哲学家哈贝马斯也被默克尔的转变所触动。2020年10月，在两德统一三十周年前夕，九十一岁的哈贝马斯发表长达五十页的文章，题为“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副标题是“默克尔的欧洲政策变化与德国统一进程”。哈贝马斯一直是欧盟事业坚定的捍卫者和理论家，他对马克龙的欧洲主义理想大加赞赏，也抱有很高的期望。相比之下，对于默克尔相对保守的立场，他心存疑虑，还曾批评过默克尔在欧元债务危机时期主导的“紧缩政策”。这次默克尔在欧洲政策上的变化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哈贝马斯发表《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三十年前东西两德的统一与欧洲一体化的事业是高度一致的，都要求德国人为欧洲的共同事业放弃狭隘的利己主义。他相信，欧盟需要实质性的深度一体化，才能确立欧洲的主权自治，才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同时也才能解决历史遗留的所谓“德国问题”：欧洲邻国担忧，德国可能将欧洲变成一个“德国的欧洲”。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欧盟深度一体化的框架中，才能抵制德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让“德国的欧洲”的野心，转变为“欧洲的德国”的理想。而默克尔的变化正是推动这种转变的努力，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两德统一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这项复苏基金方案需获得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最后提交欧洲议会批准后才正式生效，其中涉及的争论与谈判过程一波三折。起初，方案遭到“节俭四国”（奥地利、荷兰、瑞典和丹麦）的反对，对基金的规模、来源和使用方式等问题提出质疑。随后又遭到匈牙利和波兰领导人的抵制，他们拒绝方案中附加的“法治条款”（要求成员国政府以“遵守法治”为前提条件才能使用这项基金）。由于这两个国家曾有涉嫌违背欧盟法治标准的行为，引起过不少争议和司法纠纷，但在它们的领导人看来，这项法治条款限制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威胁了成员国的主权原则。在几个月的谈判过程中，默克尔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当时担任欧洲理事会的轮值主席），最终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了折中方案。2021年2月10日，欧洲议会批准了六千七百二十五亿欧元的基金方案RRF（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这是七千五百亿欧元复苏计划的主体部分。无论是复苏计划的启动，还是其艰难的谈判过程，都反映出欧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包括南北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缺乏真正财政联盟的条件下，欧洲共同市场与货币同盟难以协调治理的困境，欧盟治理与各成员国主权之间的紧张，以及在文化上欧洲主义者与“疑欧派”之间的冲突。这次欧盟的复苏计划突破了欧元债务危机时期的政策限制，首次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债务共担与转移支付，但这未必是迈向财政同盟的制度化进展，也可能只是应对经济濒临崩溃的一项临时性举措。2020年6月初，《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沃尔夫（Martin Wolf）发表评论指出，这项复苏方案展示了德法两国领导人“决心用尽一切努力来维护欧盟”，对欧盟更长远的未来具有变革性的意义。但这项措施并不是致力于让成员国“信奉财政义务的议程”，而且因为“欧盟缺乏一个联邦政府的程序，预算方案必须经由全体同意才能致通过”，因此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密尔顿时刻”。但沃尔夫认为，这项方案展现了欧盟的团结，也创造了一种由欧盟税收来资助的独特经济手段，“在象征意义上迈出了进展的一大步”。被誉为“欧洲一体化之父”的莫内（Jean Monnet）有一句名言，“危机是最伟大的联合者”。每当欧盟的事业出现危机，都是对所谓“莫内方法”的一次考验。在这次危机中莫内方法仍然有效：团结与共识最终压倒了疏离与分歧，欧洲一体化似乎又迎来云开雾散的景象，直到下一次危机的来临。英国在2020年1月31日启动脱欧程序，经过十一个月的“过渡期”之后，在12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距离英国“脱欧公投”（2016年6月23日）已有四年半之久，对于脱欧的是非与得失仍然存在着争论。《德国之声》12月25日发表评论说，约翰逊（Boris Johnson）首相执迷于陈旧过时的国家主权观念。在当今世界，每一个参与国际组织与协议的国家都会受到约束，从而让渡一小部分主权，但同时也在合作中受益，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失去了独立和主权。因此，对于英国终于能“抛开欧盟的枷锁”再次获得独立的期待是误导性的谬论。英国并没有在全球贸易谈判获得任何优势，对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欧盟之外的最大贸易伙伴）甚至还没有协议的踪影，英国确实与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协议，但几乎照抄了欧盟与这两个国家已经商定的协议。文章的结论是，脱欧是一场骗局，英国如果留在欧盟其实会更好。那么，英国脱欧只是偶然的事件还是有其必然性？政治经济学家、英国上议院议员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认为，英国脱欧反映出欧盟本身的结构性矛盾，并非偶然事件。2021年1月18日，他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指出，人们很容易将脱欧看作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战术性误判”造成的结果，但事后回顾来看，英国离开欧盟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破裂肇始于1992年，英国坚持保留英镑，拒绝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建立的“经济与货币联盟”（EMU）。而在欧元区危机之后，欧盟尝试性开展联邦主义式的国家建构（包括迈向财政联盟、银行联盟以及扩展欧洲央行的功能），以增强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央行的监督权和监控权。就此而言，脱欧派正确地预见了“欧盟经济结构中的联邦主义逻辑”，他们对此持有异议。但问题在于，联邦主义真是欧洲的宿命吗？许多联邦主义者相信，“如果欧盟的二十七个成员不能彻底推进达到政治联盟，欧洲就将完全退化为民族国家的简单叠加”。但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选择是错误的。实际上，欧洲有多种可能的前景。比如，德国前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曾提出一种“可变几何”（variable geometry）的欧洲：欧盟的核心成员国走向充分联邦化，而地中海国家可选择更具弹性的安排。另外，政治学家帕布斯特（Adrian Pabst）提出过一种“现代化版本的封建制”：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现实而非法律契约的欧洲，由“混合体制、重叠司法辖区、多重成员身份、多中心权威以及多层级治理”组成的欧洲。这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前景，它能够承担所有必要的经济管理任务，而无需那种联邦主义者相信必不可少的中央控制。作者相信，“假如欧洲沿着这些路线演化，英国可能不会那么疏远欧盟，因为欧盟本身就会不同”。但这些具有吸引力的模式没有成为现实，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顾虑是“封建制”不利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在历史上，首先实现了经济起飞的是西北欧出现的统一民族国家。而今天的民主国家需要成功地结合地方主义和集中化的控制，后者是经济增长与平等的基础。“也许欧洲能够实现这种结合，但英国脱欧表明，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条路。”《卫报周刊》：《脱欧的现实》关于“欧洲的未来”，德国《时代》（Die Zeit）周报2020年3月发表作家拉杜纳（Ulrich Larner）的访谈，他强调“欧盟是一个在建工程的经典范例，一个结局开放的过程”，可能正走在通向联邦国家的路途中，但这条道路漫长而艰辛，并且无法确定是否能抵达这个最终目标。德国人愿意超越民族国家，致力于欧洲的事业，因为他们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不过也可以说，这是由于欧盟“给了德国人一次摆脱自己历史的机会”。但其他国家并不热衷于“超越民族国家的方案”，许多欧洲人曾以自己民族的名义来抵抗纳粹，他们对欧洲的愿景常常与德国人不同。在另一方面，欧盟正逐渐获得能力在世界舞台上代表欧洲的利益。“如果欧洲想要保持自由，就必须拥有主权。”但获得这一主权的方式是日复一日、缓慢积累的进步过程。“那些没有耐心的人应当明白，欧洲是这样一种理念，民族国家之间能够为了相互受益而合作，有时更为密切，有时则不然。这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到目前为止这是既有的最好理念。”马克龙的反击英国脱欧之后，法国成为欧盟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随着默克尔的任期即将结束，马克龙已被视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导人。他本人对此有明确的自觉意识。2020年11月16日《欧洲大陆》（Le Grand Continent）杂志刊登对马克龙的长篇访谈，同时以六种语言发表，题为“马克龙纲领”（The Macron Doctrine）。透过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马克龙看到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危机。他批评几十年来“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的弊端，造成对气候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他因此提倡以新的“巴黎共识”取代陈旧的“华盛顿共识”。从反思新数字技术对公共文化的影响，到探讨地缘政治变化对国际秩序的挑战，马克龙再次强调欧洲主权与战略自主的重要性，主张需要“一个强大和政治化的欧洲”来防止美中两国形成双垄断的格局，避免回到区域大国的敌对状态。他试图建立一个国际事务的新框架，一方面“重新回到实用的国际合作道路”，以防止战争并应对当前的挑战，一方面在世界舞台上增强“欧洲自己的声音、力量和原则”。同时，马克龙关切欧洲价值的普遍性所面临的威胁。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助长了价值相对主义，而宗教激进势力形成了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共和国的政治原则造成冲击。他坚持法国尊重宗教自由，“所有公民都能够如其所愿实践他们的信仰”，但强调共和国赋予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的尊重，“因为我们首先是公民”。马克龙期望在整个欧洲展开辩论、对话和反思，来澄清这些复杂的重大问题，确立其中的共同利益与力量。最后，他相信“存在一个有待被创造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创造，但我们需要更清晰地展现它”。在这篇长达二十九页的访谈中，这位四十三岁的法国总统显露了他的视野与抱负，表达对重大议题的思考与立场。马克龙的年轻气盛以及哲学气质容易给人留下“魅力型政治家”的印象，但也会让人怀疑他在高谈阔论之外的务实能力。然而，在过去几个月的一项立法动议中，马克龙显示出一种坚定（或专断）的执政能力，有人钦佩也有人质疑。马克龙强力推动通过“支持尊重共和国原则”法案法国国民议会于2021年2月16日表决通过了“支持尊重共和国原则”法案，随后将提交由保守派主导的参议院审查，几乎会没有悬念地通过。这项法案不仅是对四个多月前“黑色十月”恐怖袭击的回应，而且是一个标志性的政治抉择：重申共和主义作为法国公共生活的至上原则，更为严格地限制宗教信仰与实践对政治领域的影响。这项法案包括五十一个条款，其核心是维护政教分离的共和传统，强化“宗教中立性”的原则。据《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介绍，法案不仅禁止公务人员、而且还禁止公共服务的所有私营合同者“分享他们的政治见解或者佩戴其宗教的表征物”，允许法国政府部门为阻止传教者散布仇恨而暂时关闭礼拜场所，要求接受外国资金的宗教性社团必须提供严格的审计，获得公共资助的社团必须显示它们遵循“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尊重人的尊严的原则”，对学龄儿童“在家上学”的申请予以更严格的限制。同时，法案明确将以罚款与入狱来处罚某些特定行为，包括怀有伤害意图在网上传播公共部门雇员的个人信息，以及对未婚者提供所谓“贞操检查”的医学认证。这项法案的文本没有提及任何特定的宗教，但其缘起的背景暗示着指向“伊斯兰主义”（Islamism）的针对性。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概念上严格区别于伊斯兰教（Islam），但在实践中总有人试图将两者关联起来。法国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西欧国家（大约有五百多万），伊斯兰教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法国数十年来致力于与穆斯林的文化融合与政治同化，但日常可见的文化冲突与时而发生的暴力事件显示，法国仍然面临着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何在尊重文化差异和保障宗教自由的同时，坚守遵循作为立国之本的普遍共和原则？这个难题在2020年再次凸显。10月中旬，中学教师帕蒂（Samuel Paty）为了讲解法国言论自由的特点，在课堂上展示了《查理周刊》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他后来在巴黎郊外被极端分子斩首杀害。10月29日，南部城市尼斯的一座天主教堂又遭到恐怖袭击，导致三人死于凶手的刀下。这两起事件震撼了法国，再度激起了关于如何控制宗教极端化等议题的争论。早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前的10月2日，马克龙总统就发表了《与分裂主义斗争》的讲话。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他以更为强硬的态度直接抨击“伊斯兰分裂主义”（Islamist separatism,），认为这是一场事关共和国价值的“生死存亡的战斗”。在他的阐释中，“伊斯兰分裂主义”是指法国穆斯林社群存在的一种现象：以源自其宗教实践的律法与习俗来取代国家的民事法，这实质上在法国形成了“两个平行的社会”，因此称之为“分裂主义”。马克龙的这一观点主要受到凯佩尔（Gilles Kepel）的影响，他是阿拉伯裔的法国政治学家，以研究伊斯兰问题而著称。据《经济学人》的文章介绍，凯佩尔认为，部分穆斯林社区形成了一种“飞地”，分裂着西方社会，强化了“伊斯兰恐惧症”，也成为全球性“圣战”组织招募战员的场所。在2012至2018年之间，有两千多名法国公民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有两百五十多人在法国的恐怖袭击中丧生。马克龙总统在2020年10月提出动议，为“反分裂主义”立法。12月9日法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法案的初稿，经过多方讨论修改，最终形成了“支持尊重共和国原则”法案。在这项法案的动议与讨论过程中，马克龙政府遭到了许多穆斯林国家的民众抗议与领导人的谴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马克龙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并呼吁抵制法国产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认为马克龙的言论煽动了“伊斯兰恐惧症”，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宣称，穆斯林有权“杀死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来回应他们所遭受的“不尊重”。在法国国内，这项法案也受到一些穆斯林群体和左翼议会代表的批评抗议。《经济学人》12月发表一篇文章，综合介绍了各种批评意见。许多人担心，这项法案实际上是在针对伊斯兰教。有些人怀疑，该法案将太多的权力移交给国家，并且侵犯了“世俗原则”（lacité）本应保障的宗教实践权利。也有人批评政府误将保守的宗教性当作险恶的意图，而无视法国贫民窟背后的结构性种族主义，认为马克龙过于重视针对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但至今为止忽视了他反击种族歧视的承诺。还有人指责他不仅反对伊斯兰主义，而且反对宗教本身。但极右翼政治家勒庞（Marine Le Pen）却认为，马克龙动议的这项法案在这场“意识形态战争”中过于软弱无力，无济于事。2020年11月28日，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以反对法国政府拟实施的“全面安全法”法案。面对国内外各种质疑与抗议的声浪，马克龙以明确而强硬的言辞予以回应和反驳，他改变了以往相对模糊也更有弹性的立场，义无反顾地推动这项立法。2020年11月12日，马克龙打电话给《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史密斯（Ben Smith），指责美国媒体对于恐怖袭击以及法国的回应发表了带有偏见和误解的报道。三天之后，史密斯发表专栏文章，对这次电话交流做出介绍和评论。马克龙认为，英美媒体“指责法国而不是那些残忍实施恐怖袭击的凶犯”。当看到一些文章将“暴力正当化”，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国是种族主义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国家”，马克龙深感震惊；而发表这些文章的记者和报刊来自与法国共享价值观的国家，来自作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的国家，这让他感到这些媒体“已经丧失了基本原则”。在与史密斯的对话中，马克龙试图澄清美国人对“法国模式”的误解：“美国曾是种族隔离的社会，后来才转向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其实质是不同族裔和宗教的共存。”而法国模式是“普遍主义而非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始终强调公民不能依据其文化身份作类别区分，肤色与宗教信仰无关紧要，“一个人首先是公民”。在这种“理论对话”之外，马克龙还以他的雄辩和政治影响力迫使一些媒体撤下已发表的不当或不合时宜的言论：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批评“马克龙向伊斯兰分裂主义宣战只会进一步分裂法国”；美国Politico杂志欧洲版的文章，题为“危险的法国世俗主义宗教”；以及美联社的一条推文，试图解释“为什么法国在穆斯林世界‘煽动’（incites）愤怒”。在与马克龙通话的最后，史密斯反问：“这种对美国媒体的抱怨本身是否有点特朗普的风格——通过高调攻击媒体来推进自己的议程？”马克龙似乎退缩了，解释说只是为了澄清误解。在国内，马克龙于11月18日向“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CFCM）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十五天内制定一份“共和国价值宪章”，敦促其各组成团体致力于“根除极端主义”，明确承诺伊斯兰教在法国是非政治性的，且不受外国干涉，否则会“引发后果”。根据BBC的报道，马克龙甚至点名CFCM下属的九个联合会中，有三个对于“共和国价值”持“模棱两可”的立场，因此有必要结束这一局面。CFCM的职能是代表法国穆斯林团体与政府沟通对话。经过艰难的辩论和协商，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穆萨维（Mohammed Moussaoui）与两名副主席共同完成了一份“共和国价值宪章”。穆萨维于2021年1月17日发表声明宣布，委员会下属的九个组织已正式接受了该宪章，并成立了“全国伊玛目委员会”（CNI），负责登记并管理法国全国的伊玛目。《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马克龙“对伊斯兰主义的强硬立场可能在海外遭到批评，但很可能受到国内的欢迎”。这项法案在法国享有广泛的支持，来自主流左翼和温和的右翼，也有穆斯林领导人表达了支持。穆萨维认为，这些措施的总体目标是“让法国的穆斯林安心”，因为极端分子是“非常边缘的少数人”。也有些支持者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法国伊斯兰基金会（一个寻求“进步伊斯兰”的世俗组织）负责人本谢赫（Ghaleb Bencheikh）博士在电话采访中表示，这项方案对于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是“不公却必要的”（unjust but necessary）。在过去四个多月中，法国学者与知识分子的相关讨论也非常活跃。在帕蒂被害后的10月24日，有一篇四十九人联署的文章发布于《星期日报》（Le Journal Dimanche）的论坛，要求政府翻过“与激进伊斯兰妥协”的岁月，恢复“完全彻底的世俗主义”。文章的联署人包括著名哲学家巴丹戴尔（Elisabeth Badinter）和郭舍（Marcel Gauchet），作家佛瑞斯特（Caroline Fourest）和《查理周刊》的律师玛尔卡（Richard Malka），以及“共和之春”运动的活动家。文章谴责杀害帕蒂的凶手是“在激进伊斯兰宗教处决的律法仪式中，以最野蛮和最具表现力的方式”实施暴行，旨在“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基础”。联署作者表示，“今天要在1905年法律的基础上重建整个政教分离的大厦”。文章还抨击一些“远离这场深刻的大众民主运动”的人，他们“三十年来试图说服法国人相信，他们对一切都有罪，如果他们死于子弹和刀刃，那是他们的错，而不是刺客的错”，指责“这些人已经放弃了对世俗主义的捍卫，甚至不断与其对手站在一边”。文章最后表示，帕蒂的“死亡是一次电击，赋予法国人力量，不再接受那些不可接受之事”。一周之后，《世界报》发表了一百多位著名学者联署的公开信，宣称“关于伊斯兰主义，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是顽固的否认”。公开信坚决支持教育部长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不久前引发争议的言论，他声称“高等教育中存在非常强大的伊斯兰-左派（Islamo-leftist）思潮，带着有害的思想影响”，是一种导致最坏结果的意识形态，并表示“这些理念常常来自别处，来自身份政治”。公开信的作者将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部分地归咎于从美国引进的学术理论，特别是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批判这类意识形态激发了“反白人的种族主义以及对法国的仇恨”，这些“反西方教条”与“政治正确”对大学构成了严重威胁，言论自由的尺度急剧缩小。联署人要求教育部“采取措施检测伊斯兰主义的趋势，以明确的立场反对他们背后的意识形态，并鼓励我们的大学投入捍卫世俗主义和我们共和国的斗争”。2020年10月底，《世界报》发表了一百多位著名学者联署的公开信，支持法国教育部长的言论。如此看来，法国似乎正在兴起一场肃清美国“思想污染”的运动。《纽约时报》记者大西哲光（Norimitsu Onishi）“美国的思想正在撕裂法国吗？”他以此为题在2021年2月9日发表文章指出，法国的“政治家和著名的知识分子认为，来自美国的关于种族、性别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理论，对法国身份和法兰西共和国构成了威胁”。这种威胁是生死攸关的，它助长分裂主义，侵蚀民族团结，纵容伊斯兰主义，攻击法国的思想与文化传统。然而作者的调查分析显示，这并不是一场两国之间的理念冲突，法国与美国各自的学术思想界内部都长期存在着类似的分歧与争论（特别是对于身份政治、种族主义、“政治正确”、警醒文化与封杀文化[cancel culture]等议题）。只是在当前的舆论形势下，法国更为左翼的进步主义思潮处于相对弱势。美国保守派评论家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在2021年3月5日的《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这是法国智识生活的终结吗”。作者追忆了法国“最具声誉”的知识分子评论刊物《论辩》（Le Débat），去年夏季在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宣告停刊。这份刊物的主要作者与编辑包括政治哲学家郭舍（刊物主编），哲学家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马南（Pierre Manent）和小说家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等人。这些中间派或偏左翼的著名学者与作家，在最近十多年已被年轻一代贴上了“保守派”甚至“反动派”的标签。考德威尔由此感叹，法国的“论辩文化受到了从美国引进的更意识形态化、更注重身份认同的模式影响”。在他看来，法国最近的“右转”只是对长期左倾化的一次反弹。），2020年夏季在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宣告停刊，图右为主编郭舍。反讽的是，人们通常感知中“更为左倾”的法国现在似乎站到了美国的“右边”。曾几何时，在福柯和德里达的时代，是美国从法国引进“先进思想”。但今非昔比，美国思想已经足够进步，再也无需关注法国的思潮。作者注意到，美国没有任何主要报刊提及《论辩》停刊的消息。他最后写道，“美国人仍然可能从法国学到一些经验教训，只要我们带着正确的问题来对待它。一个起步的好问题可能是：近几十年来的美国学术界，连同它所承载的文化与培育的政治行为，在更开阔的世界里，究竟是一种智识自由的力量还是相反？”考德威尔的言下之意是，美国也应该学习法国抵制激进左翼的思潮。然而，简单的“左右分野”从来无法完全把握思想论辩的内涵。比如，对马克龙颇有影响的凯佩尔属于右翼保守派吗？但他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一些脱离“国家管辖”的穆斯林社区，形成了一个“反社会”，剥夺了女性与LGBT等弱势和边缘人群的基本权利与尊严。这种关切本身带有鲜明的进步主义标志。在此呈现的立场混杂与错位并不容易解决，也对激进政治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探究具有“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弱势群体在文化实践中面对的复杂困境及其多种应对的可能。哈达德（Benjamin Haddad）是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未来欧洲计划的负责人，他在《外交政策》2020年11月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自由派的批评家误解了法国面临的危机。文章指出，将马克龙的斗争与极右翼政治相提并论完全错失了要点。马克龙十分谨慎地区分了法国的穆斯林：一面是热爱和平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另一面是威胁共和国的极少数激进派，而极右翼政治势力恰恰拒绝这种区分。因此法国的司法部长驳回了来自勒庞的“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实施紧急措施的呼吁，坚持法治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对许多法国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场斗争与反对极右翼的斗争密切相关，两者都是在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反对不自由的意识形态。”马克龙自己承认，法国在融合穆斯林族裔以及处理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但是，“将袭击和极端主义的兴起归咎于法国政府或世俗主义，显示出一种危险的道德混乱”。文章最后指出，“2017年，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后，在经历了两年的恐怖袭击和结构性经济困难之后，法国选民选彻底击败了极右翼，并选择了一个中间派、亲欧洲的政府。今天，法国是另一场针对反自由主义斗争的前线，以同样的价值观指引这场斗争。它应该得到比来自朋友的否定和指责更好的对待”。如果说近来的“文化战争”在美国加剧了思想的两极对立，那么在法国则形成了相当多数的中间派。2020年10月“法国公共舆论研究所”（Ifop）的调查显示，在受访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九认为“恐怖威胁严峻”，有百分之八十七认为“世俗主义处于危险之中”，有百分之七十九认为“伊斯兰主义已经向共和国宣战”。在这个意义上，“专断的”马克龙并不是“带着人性面具的特朗普”。他针对伊斯兰分裂主义的斗争并没有撕裂社会，恰恰相反，他凝聚了民意。不少评论者批评马克龙的立法动议旨在“拉拢右翼选民”，只是为了能在2022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连任。这种指控貌似有理，却没有反问自身：“否则如何？”任由这些选民被勒庞的“国民联盟”俘获吗？那么勒庞不会成为一个“法国的特朗普”吗？在美国失败的地方法国成功了。虽然国情有所不同，但美国的自由派在急于教训法国之前最好更深刻地吸取自己的教训。在这个复杂与易于分裂的时代，塑造并实施一个价值立场鲜明且具有凝聚力的中间派政纲，这是马克龙政府难以低估的成就。(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高佑思采访在华留学生星悦，她来自美国加州，也是“中国通”。图/歪果仁研究协会文 / 于靖园从微信红包、淘宝、中国零食，到中国综艺、国货、表情包，这些歪果仁对中国热点几乎无所不知。他们致力于传播中国故事，打破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或中国人对外国的偏见，是新一代外国人。很多刚见过高佑思的人，都很难相信，这个高大帅气的以色列小伙、歪果仁研究协会创始人，仅仅是个出生于1994年的北京大学大四学生。 而且，这个年轻的创业者和他的团队运营的“歪果仁研究协会”的微博，从2016年12月起每周上线一期短视频，仅3个月时间就做到了拥有100多万粉丝、每期全平台播放量高于1200万次的佳绩。歪果仁研究协会也在《新周刊》“2017中国视频榜”中斩获“年度自媒体”殊荣。 什么是歪果仁研究协会？顾名思义，这是“外国人研究协会”的音译和有趣的诠释。 歪果仁研究协会团队。图/李伟/新周刊 用接地气的方式，打破中外之间的偏见 在歪果仁研究协会上线的每期短视频中，人们都会看到高佑思拿着话筒在街头随机采访外国人。采访话题广泛且无不是中国人所熟悉和热议的，从微信红包、淘宝、中国零食，到中国综艺、国货、表情包等。观众发觉原来很多老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比大多数中国人想象中更了解中国。高佑思也是一样。 高佑思与中国的缘分，要从他的父亲高哲铭说起。高哲铭是国际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和风险投资家，2003年来中国开展业务。2008年他们全家搬至香港，在那里，高佑思读了5年国际学校，其间，他跟随家人一起到中国内地旅游，上海、北京、哈尔滨、新疆、西藏、南京……常来内地之后，他感觉香港和内地有些不同——“香港是一种国际文化，完全没有接地气的感觉”。而他对中国内地的好奇心渐燃，他想要完成中国的发现之旅。2017年1月，歪果仁研究协会推出系列短视频，视频中的外国人像中国人一样思考和娱乐，深度而积极地参与到中国文化生活的讨论之中。 于是，当他国际学校的高中同学毕业后纷纷去欧美留学，他选择来北京，成了全班唯一选择到北京读大学的学生。来到北京后，高佑思开始努力学中文，希望可以申请到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或清华。他还去清华和北大旁听、蹭课，终于在第二年考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谈及为何选择“国际关系”，他认为“最好的了解中国的方式就是了解中国的外交思想和政治思想”。 2016年9月，机缘巧合，高佑思参加了江苏卫视《世界青年说》第二季，该节目由十一国型男代表和一位明星嘉宾出席，围绕当下中国年轻人最关心的议题展开讨论，融首脑会谈的庄重仪式和轻松诙谐的谈话氛围于一体，力求以全球性眼光审视议题，探求答案。通过这个节目，高佑思开始小有名气。他发现，有那么多外国人热爱中国，这给了他很大启发。节目结束后，他回到了北大校园。他发现身边很多国际学生都很喜欢中国，希望在中国发展。高佑思参加江苏卫视《世界青年说》节目。 “这是新兴的外国人，叫作外国人2.0时代。”同时，高佑思和他的北大学长方晔顿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足球相识，并开始探索体育短视频的创业。在尝试的过程中他们慢慢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而且当他们深度参与到中国人的生活时，他们的观点是很值得持续跟踪和关注的。高佑思想帮大家去了解外国人的想法，让中国人了解在中国的外国人、在中国出现的新一代外国人。 “最开始就是觉得好玩，觉得这个视角很好，希望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人了解外国人。用搞笑、接地气、原创的方式去打破思维定势——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或中国人对外国的偏见。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东西。”谈及创立歪果仁研究协会的初衷，高佑思如此说。 高佑思团队成员有20人，除了高佑思和他的两个朋友外，都是中国人。图/李伟/新周刊 他们最大的理想就是讲中国故事 在确定创业方向后，高佑思的创业团队推出了第一期“自从这群歪果仁尝试了微信红包以后”，结果该视频超乎预想地火爆——第一期仅新浪微博就达到340万浏览量。 接下来的“自从这群歪果仁入坑了美颜神器、开始逛淘宝、看了国产片、遭遇中国考试以后”，等等，每期短视频的流量都不断攀升，微博粉丝数量仅用3个月就超过百万，每期短视频的点击量达到1200万+。而每一期的选题都来自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体验，他们每天都在观察中国发生了什么。 高佑思团队是中国第一个做街头采访的外国人自媒体，高佑思说：“没想到在这么短时间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我们……这是令我最惊讶的事情。”但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团队成员的共同协作和努力。在此前一个视频采访中，他提及每一期节目要做3天的街头采访，采访30—50个外国人，最多的一期他们采访了55个人，最久时长是一天街头采访10个小时。高佑思在街头采访外国人，对方说喜欢看春晚。 歪果仁研究协会的每一个视频都在说外国人怎么看中国。做到后面，高佑思知道，这已经不是为了好玩了：“能把中国的现代化更好地解释给更多外国人，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祖国的强大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说高佑思的父亲高哲铭那一代人是外国人来华创业的1.0版本，那么高佑思所代表的新一代外国人则是在移动互联时代来华创业的2.0版本，他们对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懂得中国人的玩法，也摸准了“互联网+”的时代脉搏，他们更有动力也更有创意。 高哲铭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太小了，没有本土市场，没有可以做生意的近邻，所以你只有创新才能生存……所以我们的核心特质是我们对于未来的判断，以及我们来自创业的国度。”高佑思的创业行动，与他父亲的思考如出一辙——以色列人向来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感，这使得他们常常创造奇迹。高佑思采访自己的爸爸。 他们团队成员的分工，有人负责创意、策划、剧本，有人负责拍摄、剪辑，还有人负责新媒体、翻译等。目前高佑思团队成员有20人，除了高佑思和他的两个朋友外，都是中国人，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最懂中国人”，本土化团队让他们推出的短视频更接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逗趣的风格、中二的配乐、无厘头的字幕，处处戳住中国互联网用户的笑点和痛点，继而令用户产生强烈的共鸣。 “现在一周拍摄视频起码一到三个。每周五会开选题会，一起决定要做什么。”歪果仁研究协会首席运营官张希曼说。她是歪果仁研究协会的元老级成员，她和高佑思及其团队都对自己的创业项目有着非常清醒的思考和认识。 高佑思表示，前两年几家卫视开始做一些外国人节目，当时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兴趣还是想了解“你们的国家怎么样”。后来，公众号、各种App兴起，中国人对外国人了解的渠道越来越多，大都是中国人讲外国发生什么事。再后来，就有一批很接地气的外国人，吃中国菜、读中文、做一些非常本土化的事情，这些属于“体验式”分享。歪果仁把淘宝的商品“宝贝”翻译为“baby”，中外文化碰撞出非常有趣的“笑果”。 而高佑思他们制作的视频，很多主题都是关于“新一代外国人怎么看现在的中国”。像5月20日这天，中国人会发520块的红包，而如今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去发红包，像中国人一样思考问题，高佑思说：“这是我们在突破的新的风口。” 现在，高佑思他们已经从“好玩”向“深度”转变。“我们的概念是，外国人能接触到更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希望外国人能更贴近中国本身的生活。当快递员、去乡村支教、做淘宝店主，用外国人的视角更深层次地挖掘中国人的生活。向更深度更有社会责任的方向走，是视频平台必经的道路。”张希曼说。外国人在努力学习中国文化。 2016年，高佑思的父亲作为天使投资人参与了儿子的创业项目。2017年，随着歪果仁研究协会知名度的打响，他们又迎来第二轮融资，只是暂时尚未对外公布。 关于公司的盈利情况，高佑思说：“我有做一些代言，我个人的变现做得到，但是我们平台的变现本身更重要。”实际上，他们已经通过一些不怎么明显的植入方式实现盈利：美颜相机、探探、美图、ofo、京东、微信，这些曾在视频中出现的应用或平台，都是商家主动找到他们合作的。高佑思团队通过植入实现变现：“其实我们做的植入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看品牌的需求。目前，我们唯一的植入就是在片头和片尾，从来不特意让外国人说出一些答案，里面没有任何广告语。因为这个不公平。”2017年11月30日，北京，高佑思抱着自己头像的玩偶。图/李伟/新周刊 目前，微博的“歪果仁研究协会”已经有197万粉丝关注，通过统计调查，高佑思他们发现，粉丝多为年轻人甚至95后，粉丝中有很多是女生，她们喜欢高佑思，叫他“白马王子”，只不过，23岁的高佑思认为，歪果仁研究协会现在依旧不够红。 谈及理想和未来，他说他们最大的理想是做最精品的中国内容，讲中国故事。“把内容传播到整个世界，做最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的内容平台，让它成为了解中国的最佳入口。”

·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位列世界第二，但超90%发表在国外期刊；·中国期刊的影响因子逐年提高，但很多中文期刊评价不高；·对比国际期刊的“秒回”，一些中文期刊的审稿时间长达9个月；·对比国际期刊全文刊载，不少中文期刊吝啬地将篇幅限制在8页；·对比国际期刊的专家审稿，很多中文期刊审稿人将审稿权给了在校生。学术界不投中文期刊的原因是什么？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最近再次出现在某知识问答平台热榜。短短两周，便吸引了180个回答，浏览量超过34万。中文期刊到底差在哪？面对逐渐边缘化的态势，如何摸清定位实现破局？8月29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邀请科技界、出版界专家，就中文期刊如何回归正途展开了激辩。超9成SCI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问：中国期刊的生存现状是什么？任胜利（《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9年，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超过50万篇，位列世界第二。2000年，中国SCI期刊对中国学者论文的贡献是41%，到2018年下降到7.4%。也就是说，100篇论文中只有7篇发表在中国际期刊上，另93篇都发在国外期刊上。此外，中国的SCI期刊数量也与中国SCI论文发展不匹配，中国期刊越来越滞后于中国论文的发展。9000多种SCI期刊中，中国期刊只有241种。科研成果不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很难让广大中国科研工作者知晓，促进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中文期刊的重要性和发展的急迫性不言而喻。中文期刊的现状是小、散、弱，同质化明显。小即规模小，一本期刊大约发200篇文章；散即分布散，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只有1.16种期刊；弱即影响力弱，大多出版单位只有一种期刊，很难做大做强。同质化非常严重，缺乏学科分布、学术定位的考虑。大学学报中，以大学学院命名的有519种，约占中文期刊的12%，而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的，很难体现特色。从影响因子看，中国SCI期刊影响因子的上升幅度远远高于国际总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影响因子只代表平均论文引用，部分中国期刊为了追求影响因子的提升，大大缩减了刊登论文的总数量，减少分母大小而博取高分。一般来说，期刊影响因子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论文数也在增加，但上述部分中国期刊为了把影响因子做高而不断减少分母，这种做法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因而，中国期刊的总被引与国际总体差距依然很大。综上所述，中国期刊面临质量不高、评价导向导致缺乏优秀稿源、学术定位不够明晰等核心问题，尤其是中文期刊。问：如何看待“差评”中文期刊的现象？崔鹏（清华大学副教授）：差评中文期刊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科技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的顶级成果一般不会考虑投稿到中文期刊。以计算机领域举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术话语权不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发论文实际上希望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学术共同体是分层次的，有些是引领性的，有些是跟随性的。引领性的不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国外期刊就是最好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某些领域的中文期刊没搞好的客观原因是，我们的科技发达程度不足以支撑打造一本该领域的一流国际期刊。二是，一部分科研工作者要受到国际同行认可，需要国际舞台交流学术进展。包云岗（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学术发表只是整个科研活动中一个环节，现在都盯着为什么差评中文期刊这件事，其实大可不必。很多时候整个链条尚未完全运转起来的情况下，仅仅看一个环节未免偏颇，因此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中文期刊上。计算机领域，很多顶级会议获得认可，一定程度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源头就在会议上，或者来自某一个期刊，学术界与期刊、会议的互动经形成正向循环。如果哪一天中国的需求走在世界前沿，又能够在国内找到技术方案，那这些技术来自哪里，哪里就会形成新的舆论阵地。问：绝大部分优秀论文流向国外，中国是否是学术全球化的受害者？崔鹏：学术全球化，中国到底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国际期刊向中国开放，是把中国学者逼到国际舞台，逼到国际学术圈，中国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假如现在贸然禁止所有论文发表到国外，那就是变相加速了外界对中国的学术封锁。定位不清是中文期刊发展的拦路虎问：如何解决部分国内办的英文期刊，既不受中文期刊的待见，在国际上竞争也很尴尬的问题？王静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定位不清晰是影响中文期刊发展的关键。语言是中文期刊国际化传播的劣势，大多数欧美一流学者是不懂中文的。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期刊的读者群体就被限制在中国。那么就必须考虑，中国的读者群体需要什么。如果不想清楚这个问题，找不准市场定位，片面办中文期刊的英文版，是无法提升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的。高志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尽管可能95%的中文期刊很差，还有5%的中文期刊比较好，比如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自动化学报、通信学报等，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看还是认可的。李季萌（爱思唯尔学术期刊部出版人）：中文期刊应该向期刊集群发展成熟的出版商学习经验，比如期刊定位。一本好的期刊首先需要做完善的市场需求分析，同时精准定位，不一定所有的期刊都要以发展成顶级期刊为目标。成功的期刊离不开一个尽职的、活跃的编辑团队。另外，要有强大的内容推广平台来增加可见性，同时在期刊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李浥东（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文期刊到底服务于国内学术界的哪些人呢？如果一开始就把中文科技期刊跟国际顶刊相比，那是不现实的。所有的期刊，都是随着研究成果而来。国内绝大多数前沿研究成果的学者都是英文体系培养出来的，几乎无一例外。让学者再去花时间，写一个很好的中文文章，这是对科技资源的浪费。所以中文期刊的定位最重要。只有定位精准，服务好目标人群，中文期刊才有可能提升影响力。问：有的中文期刊审稿需要9个月，如何破解？鹿泽光（中科国鼎数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计算机领域的中文期刊编辑很难找，基本上CCF的15本会刊全都缺编辑。李季萌：爱思唯尔的计算机期刊集群在亚洲有700多个编辑，这个数量显然无法满足目前的需要。所以这也说明我们需更加紧密地跟亚洲科研工作者联系起来。目前，亚太学者在期刊出版中的话语权还是不够强，所以我们也是想跟学术界一起探讨，怎么增加亚洲学者在期刊领域的话语权。任胜利：国际上有像Nature、Science、Cell这样有专职编辑的高端期刊，但更多的还是Springer—Nature、Elsevier等大型出版社主办的以编委会力量为主的学术期刊，充分依靠编委初筛稿件或邀请审稿人等办法解决审稿这一难题。对中文期刊来说，我觉得也要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发挥专家办刊的优势。问：中文期刊收版权费，因而限制了版面。一般投稿到中文期刊的论文不能超过8页，导致很多论文虎头蛇尾，是这样吗？任胜利：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实际上，对论文篇幅和参考文献的限制也是部分期刊编辑的人为规定。有关期刊总页数也是可以弹性的，在上报期刊主管部门和邮局发行时可适当放宽某一期的页数，出版时尽量不超过上报的页数就可以。问：中文期刊发展空间有多大？任胜利：2019年我们曾做过问卷调查，从反馈发现，94%的科研工作者认为需要中文期刊，同时对中文期刊的未来表示忧虑。如果认为中文期刊做得不好，差评中文期刊，那么科研工作者的投稿意愿就会降低，造成恶性循环。但是，95%的科研工作者愿意为中文期刊做贡献，就是说中文期刊还是有潜力，可以发展好的。李季萌：计算机领域出版量位居前四的出版商，IEEE、 Springer-Nature、ACM和爱思唯尔论文数量加在一起，也只占了整个英文学术论文市场的1/3，其他2/3由其他出版商或出版形式占据。从这个角度看，计算机领域并不是一个垄断的出版市场，反而是一个百花齐放，极具活力的市场，中文期刊仍有很多机会。抓住本土学者以破局问：中文期刊如何把学术界拉回来，建立学术声誉？邬明权（中科院遥感所副研究员）：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学者不去发中文期刊，首先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学生毕业要求发SCI，所以所有人都去发SCI，而不是去发中文期刊。学术界不发中文期刊，不是因为中文期刊不好，而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罗训（天津理工大学教授）：一个期刊的水平跟一个期刊的学术志愿者水平直接相关，但是学术志愿者精神现在在国内学术圈是欠缺的。有的导师会把期刊论文交给学生去审，是因为他们觉得审稿浪费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审稿质量难以保证。而事实上，学术的互相评议，前人不传帮带，后人的学术水平就很难提升。前人不对期刊把关，谁又能当好期刊的守门人呢？李季萌：中国学者一年发表很多文章，发表一篇文章背后有很多学者和出版从业者的参与和支持。要保持科研平衡，就需要大量学者贡献时间、精力。从这一点来讲，对比发表论文的数量，亚洲学者的贡献程度还明显不够。王静远：ACM、IEEE会议办得好，就是抓住了学术共同体。中文期刊如果想要办好，办成顶级，一定要抓住本土学者，发动一群学术志愿者来审稿这一点很重要。问：具体如何操作？任胜利：应该说中文期刊在学术成果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是十分重要的。很多中文期刊的作者以研究生为主，也有期刊编辑或编委调侃中文期刊就是研究生的“作业本”，也就是说研究生最初的几篇文章都是通过审稿人的审稿、把关后在中文期刊发表的。这个过程对于提升学生对研究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研究素养是很有帮助的。所谓的研究能力培养，写文章和修改文章应该是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建议青年科学家更多、更早地参与到中文期刊的建设中，如建立青年编委会或青年审稿人制度，让年轻有为的学者先参与进来，做期刊的审稿工作，提升中文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以获得广大科研人员和学生的认可。崔鹏：每年有大量优秀年轻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这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是利好的。希望在后续科技期刊发展和建设方面，能够更大程度引入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共同呼吁国家做相应的政策调整，更好地运营学术共同体。来源：中国科学报

一般认为，现代英国的源头可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不过，英国历史学者丹尼尔·汉南认为，英国式的文化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诺曼征服在“英国性”的成型上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英国和欧洲大陆何以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下文经出版社授权后刊发。作者 |[英]丹尼尔·汉南1940年7月3日，海军中将詹姆斯· 萨默维尔（James Somerville）下达了他职业生涯中最悲壮的命令。德国占领了法国，并且要求后者按照军事协议将其地中海舰队交由德方指挥。英国当然不允许事态这样发展：意大利已经参战，站在希特勒一方；一旦他们控制了地中海，局势将万分危急。丘吉尔指示一支庞大的英国海军在阿尔及利亚奥兰海军基地迎击法国舰队。法国舰队司令M. 根索尔（Marcel-Bruno Gensoul）海军上将只有三个选项：驶往英国港口继续对德、意作战；撤离战区，驶往法属西印度群岛港口；再或者，自行凿沉。丘吉尔三个选项都遭到了拒绝。闷热的一天即将过去，英军发出了最后通牒，收到的答复仍是回绝。萨默维尔中将遂命令舰队炮轰法军。这是自特拉法加（Trafalgar）海战后，英法海军唯一的一次敌对交火。炮轰持续了10分钟，巨大的水柱直冲天际，在滚滚黑烟中，战列舰“布列塔尼号”被击中，至少1297名法国人丧生，351人受伤，这是法国海军在战时遭到的最大损失。英军方面没有伤亡。萨默维尔终其一生厌恶这个他日后所称的“最违心和伤痛的决定”。他在沉默和煎熬中度过了那个夜晚，陪伴他的军官眼里噙满泪水。但是，萨默维尔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在下层甲板，弥漫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气氛，船员兴高采烈地宣称，他们“从来没这么讨厌过那些法国崽子们”。这是由来已久的社会裂痕的极端写照。英格兰（后来的大不列颠）上流阶层通常都是说法语的。然而，这只是一个小众趋势，一个使得他们在其后若干世纪被斥为没落和卖国的特征。阶级分化可以上溯至诺曼征服，它将英格兰置于讲法语的贵族统治之下。英语成为议会、法庭、王室及教会的上层语言，要等到三个世纪之后。即使在诺曼征服一千年以后，也就是现在，某些议会程序依然保持了诺曼－法国传统，比如，女王批准议会的立法案，就要用到法语句子“女王惟愿其如此”。而本土被剥夺了继承权的英国人，则将他们的怨愤发泄在讲法语的人身上。法国人留给大众的印象就像激进派所描绘的贵族的形象：矫情，狡黠，阴柔。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英国人依然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的精英们总体上是“亲欧”（尤其“亲法”）的，媚外胜过爱自己的国家。精英们的“亲欧”绝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只是更乐于接受欧盟的司法管辖，尽管人们通常相信问题如此简单。“亲欧”一词有着比这宽泛得多的内涵：势利，蔑视大众舆论，骨子里的政治特权等级的优越感。我们的发现或许让你大感意外：过去九百年间没有哪一个时代缺少过这样的感觉。法国风格与没落上层的混搭，被每一代英格兰人（其后是大不列颠，再后是整个盎格鲁圈）制造出来。攻击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会说法语，与当年讥讽约翰逊和贺加斯（Hogarth）的“娘娘腔”可谓如出一辙。在那个时代，约翰逊和贺加斯之所以被抹黑，是因为年轻时赴欧陆游学沾染上恶俗的外国习气，一味推崇欧陆艺术家而不看重本土。“涂脂抹粉的脸，廉价俗艳的服装，可劲的时尚范儿”，这就是18世纪苏格兰作家托拜厄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t）对法兰西文明的总结。《发明自由》[英]丹尼尔·汉南著，徐爽译一頁folio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3月版反过来，18世纪的爱国者们也与17世纪的议会主义者遥相呼应，对斯图亚特王朝的亲法品味大加挞伐，明确宣称自己的责任就是要“砸烂诺曼枷锁”。让我们回到更遥远的历史，看看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是如何对比粗鲁、勇敢、吵吵嚷嚷的英国士兵和训练有素的法国骑士的。（“野种的诺曼人！诺曼人野种！”波旁公爵发现英国人的优点不受待见，忍不住高叫起来。）不妨再走远一点，看看乔叟是怎样嘲讽盎格鲁－诺曼贵族的。他说，尽管这些人自命不凡，其实不过是法国人分裂出来的特殊的、错误的一支。他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是这样揶揄院长嬷嬷的：她的法语讲得高雅而流畅，但是带有浓重的伦敦腔——她是在斯特拉福学的法语，地道的巴黎法语不会半句。乔叟的作品是革命性的，不仅在于其内容的戏剧性，还在于其用英语写作这一事实。在作家生活的时代，绝大多数文学作品依然是针对上流社会的，因此都是用法文书写。英语不过是粗俗的下里巴人。只有在苏格兰，那里的法庭在诺曼征服时期使用的是英语，这种语言也才会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文学语言。乔叟就像其身后的作家一样，乔叟毫不掩饰地赞美他的民族语言：英语多么好！英语能够理解在英格兰土生土长的一切。然而，一个有99%的国民说英语的国家在诺曼征服整整三百二十年后才写出这一真相，多么奇特！再往回走，我们来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一个融合了的族群并被一个说他国语言的外国阶层统治的年代。最后一次直接反叛“征服者”威廉可以追溯至1071年，“觉醒者”赫里沃德和他的弟兄们在剑桥郡沼泽地被打败。但是，英吉利民族的反抗并没有随赫里沃德消失在沼泽地。诺曼征服一个世纪后，我们看到有关“忏悔者”爱德华轶事的一桩预言应验了（爱德华的死引发了威廉的入侵）。据说有一棵绿树被砍倒，移到3英里之外的地方，但后来又奇迹般地接回根上，结出了果子。再后来，王国回到了英国人手中。有人把这个故事看作1154年亨利二世继位的一个寓言。亨利二世是苏格兰女王玛格丽特的外孙，而玛格丽特是爱德华之女。从外表上看，国王是一个法国人，但他无论如何都是忏悔者爱德华的后代，因此也是阿尔弗雷德的子嗣。按照乐观主义者的说法，他的统治代表古老王朝的复兴。绿树开枝散叶了。也有人冷嘲热讽，说这个故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砍倒的树怎么可能接回到根上？正如英国人收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就自由了吗？！随着时间的流逝，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反抗退守到了语言阵地，并且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本地贵族被杀死、放逐或没收土地，大多数讲英语者流离失所，贫困丧地。他们的民族斗争变成了对一个异国精英的反抗。1381年，雇农和工匠在伦敦进行了激烈的示威活动，历史学家将其称为“农民起义”。但在当时的英格兰，“农民”这个词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时根本就没有“农民”这回事。示威者要求恢复古老的秩序，他们的领袖，工匠瓦特·泰勒（Wat Tyler）提出要与国王直接谈判——查理二世当时年仅十四岁。年轻的君主同意骑至伦敦北面的史密斯菲尔德广场与愤怒的叛民谈判，此举令王公大臣们震骇不已。泰勒要求国王废除诺曼人引进的农奴制，不仅如此，根据当时的编年史家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记载，泰勒还要求“自由进出城做买卖的权利，在所有森林、公园、公地狩猎的权利，在所有河流湖泊打渔的权利；总之一句话，就是英吉利民族在诺曼征服中失去的那些权利”。法国历史学家奥古斯汀·西耶里（Augustine Thierry）在1825年所著的一本书中宣称，“1381年大反叛是一系列撒克逊起义的最后篇章”。19世纪的历史学者对于国民的民族身份意识是非常敏感的。事实上，一直到最近，学者们才慢慢转向从一个更宽容的民族视角来看待历史，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例子：叶卡捷琳娜女皇曾打趣法国革命说，“高卢人正在把法兰克人赶出去”。这样的评价现在看来，当然是相当不合时宜的，因为它让后代人搞不清楚那个年代的重心所在。英吉利身份在诺曼征服之后被强劲地保留了下来。这种身份意识，较之盎格鲁－诺曼身份，无疑要顽强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后者最终被前者所吸收的原因。从其形成之时起，英国的民族意识就被限定在后来历史学家所描述的这样一种信念中：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是天赋的，而封建主义和农奴制则是异族的。想象一下一个民族跨越千年的记忆，是不是觉得很不真实？或许我们不应该把盎格鲁－撒克逊的融合以及这种与“法国性”敌对的国民意识看作一种人为的发明？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当然，不管有意无意，后世作家总是把历史剪裁进他们自己的叙事中，就像每一代人都会做的那样。但民间记忆也切实存在。传统就这样通过口和耳、笔和纸，通过家庭和学校，延续下来。让我再以我的母国秘鲁做一面镜子。皮萨罗和他的追随者通过一次又一次打击最终征服了秘鲁，就像威廉和其侍从对英格兰的统治。事实上，皮萨罗的征服更为彻底，因为技术上的不对等更为悬殊。绝大多数秘鲁人失去了祖国，也失去了他们的宗教和语言，但是，秘鲁人的民族意识、他们拥有的集体记忆却是剥除不掉的。这样的记忆穿越了西班牙人征服的四个半世纪时间，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光辉道路”及其他恐怖组织的暴力活动中复活了。而就在西班牙人征服秘鲁的同时，威廉一世正和爱德华·柯克爵士、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闹得不可开交，后者竭力想把“诺曼枷锁”的观念普及化。秘鲁是单一制国家，诺曼英格兰也是。全体公民名义上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成人享有投票权，并且选举产生了两任本土总统。然而，从征服时期开始的种族分化至今持续、公开地存在，从一个人的面相便可以看出他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基本不会出错—人们不需要历史书来告诉他们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在英国历史上的相应时期也是如此：17世纪的政治权力很大程度依然集中在诺曼入侵者手中。即使在今天，黑斯廷斯之战已过去了接近一千年，从那些当年跟随威廉公爵渡过英吉利海峡的士兵们的姓氏中依然可以辨识出某些贵族色彩：贝列尔（Balliol）、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达西（Darcy）、格兰维尔（Glanville）、莱西（Lacy）。一项对1861年到2011年间家族姓氏的研究表明：那些有诺曼姓氏的人通常要比其他人富有10%左右。萨默维尔中将旗舰上的船员们还在兴高采烈地欢庆，从没想到有什么不妥。他们一刻也没意识到，海军司令除了是称职的长官，还是什么人。谁又能想到呢（也许只有萨默维尔本人清楚吧）？长官的祖先，吉尔特·萨默维尔爵士（Sir Gaultier de Somerville），正是与征服者一起来到这里并得到了大片北部封地的贵族。不难想象，出身于这样显赫的家族，中将对于法国人的同情自然要比为他效命的那些人多得多。世界就是这样。盾墙倒塌下列人物都有什么共同之处？乔治·布什、巴拉克·奥巴马、比尔·盖茨、贾斯汀·汀布莱克、鲁伯特·艾弗雷特、玛吉·吉伦哈尔、乔治·华盛顿和威尔士亲王。答案是：他们全都是“征服者”威廉的后裔。大约90%的有英国血统的人和60%的美国人被认为带有生殖力旺盛的诺曼王朝的血统—当然，尽管他们的家族树根系都不算太久远。跟随公爵渡海而来的武士和商人数量虽少，但是，当他们在这片岛屿上播撒种子的同时，也将他们的意志施于被征服的土地。对于本土人而言，诺曼征服是一个悲剧，就像所有最优秀的悲剧一样，它原本可以上演完全不同的一幕。忏悔者爱德华，阿尔弗雷德家族最后一位君王，卒于1066年1月，没留下一男半子。侄孙埃德加· 艾德林（Edgar the theling）被认为太过年幼，无力当国。据说，爱德华曾指定其第二个侄子诺曼底公爵威廉为继承人。但另有人说，这一遗嘱后来在病榻前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爱德华的妹夫，根深叶茂的英国伯爵哈罗德·葛温森（Harold Godwinson）。而威廉的支持者则称，哈罗德在诺曼底遇到船难时，曾发誓效忠他们的公爵。事实上，无论威廉还是哈罗德，从血统上都不具有问鼎王冠的资格。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者们找出了无可反驳的合法性：威廉受教皇支持，而哈罗德是被英格兰贤人会议推举的。哈罗德的加冕得到了王国中显要贵族的支持，由此促使威廉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失地的贵族，非嫡长子们，有钱的士兵，以及其他有武装的人，从欧洲各地群集于威廉麾下。尽管威廉的嫡系部队是诺曼人，但来自弗兰德尔、布列塔尼和法兰西的骑士也为数不少，甚至意大利人因为抢掠及没收土地的诱惑，也前来投奔。诺曼人在10世纪时征服了法国北部的维京人。从地理扩张来看，诺曼人占领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格陵兰岛、北美、俄罗斯、西西里以及小亚细亚部分地区。诺曼人直到晚近才开始使用法语，维京诗人们直到1028年还在不断用斯堪的纳维亚语传诵他们的英雄传奇。诺曼民族尚武好战。他们的神威，部分来自勇气，部分依靠武装骑兵采用的当时最先进的战术。说“最先进”，可不是吹牛皮：一个诺曼骑兵团几乎就是一支势不可挡的力量，单凭这全副铠甲的人马就足以击溃守卫者的防线。诺曼人还知道怎么使用混编部队，以步兵、弓箭手和弩手支援骑士。然而，尽管占尽上述优势，威廉的胜算也仅仅是个未定之数。哈罗德掌控着欧洲最稳固和强势的国家，而且随时能召集令人生畏的储备军（即民兵）。当他铁下心来准备迎击威廉的入侵时，当然有足够的理由自信。但哈罗德的手下就没那么轻松了。他们此前看到凶险的征兆：哈雷彗星在1066年穿越英格兰，为将要降临到头上的连串灾祸惶恐不安。他们是对的。首先，哈罗德的弟弟托斯提戈（Tostig）得到挪威国王哈罗德·哈得尔达（Harald Hardrda）的支持，已在北方登陆。英国君主不得不令他的军队往返奔袭，以御新敌。随后，一直在海峡待命、准备迎击诺曼人的舰队遭遇暴风雨，粮草损失殆尽，被迫返港补给。就在这个时候，威廉渡过了海峡。在那时，敌军跨海登陆是每一个将领的噩梦（现在也是如此）。诺曼人的船上，载着重装骑兵。他们之擅长进攻，声名远扬。但是，1066年9月28日，在这场战役中，威廉大军在苏塞克斯（Sussex）的佩文西湾（Pevensey）登陆后，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为此刻，英国海军在肯特（Kent）、陆军在约克郡（Yorkshire），正为他们击败托斯提戈和挪威人设宴庆功。哈罗德率领疲惫不堪的军队回兵南下，在苏塞克斯黑斯廷斯镇（Hastings）附近的森勒克山（Senlac Hill）迎击威廉。甚至直到这一刻，国王本来还是有机会取胜的。对盎格鲁－撒克逊民兵来说，最有效的战术之一就是组成盾墙。哈罗德命令每一个士兵将风筝盾和紧邻的盾牌联结在一起，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同时再密布下利剑与战斧。面对如此强大的阵营，就算训练有素的战马也止步不前。但是，幸运之神还是站在了入侵者一方。当威廉军队的左翼，即布列塔尼分支开始溃退时，盎格鲁－撒克逊民兵打乱阵型，发起追击。盾墙解体，威廉看到了机会。哈罗德的两个弟弟，利弗温（Leofwine）和裘斯（Gyrthe），战死沙场。哈罗德本人，按照传说的记载，也被箭射中眼睛跌下马来。盎格鲁－撒克逊人群龙无首，溃不成军，四散逃窜。葛温森三兄弟的死，使英国人失去了角逐王座的机会。威廉从苏塞克斯和肯特长驱直入，一路接受南部残余贵族和主教的投降。当他的大军逼近伦敦，那里的政权已经同意臣服他的统治—只要新王不捣毁这座城市。于是，1066年圣诞节，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威廉顺理成章地加冕为威廉一世，正式成为英格兰国王。诺曼征服对于英国人来说，是一场大灾难。本地贵族，或被夺爵驱遣，或被籍没财产。有些逃亡苏格兰，有些去了爱尔兰，也有部分流散欧洲。很多人加入了为拜占庭帝国效命的雇佣军组成一支精兵，也就是我们后世所知的瓦兰吉卫队。有史料记载，这些流亡者在黑海海岸建立了他们的定居点，并称其为“新英格兰”。与此同时，老英格兰被牢牢地攥在一只铁拳中。此前不多见的城堡已在全国各地兴建起来，相当一部分一直矗立到今天，宏大壮美，雉堞交错。它们的地理位置正彰显出冷酷的目的。因为修筑这些城堡不是为防御外敌，而是对内镇压。从垛口中飞出的利箭，撕开了这些新近崛起的庄园主和被击败的民族之间的裂缝。威廉镇压了北部蛮族人愤怒的起义，将这片边陲变成了一片无人区。随后，他开始了一个绝对君主的统治。到底有多绝对呢？这可以从若干年后他主持编制的国家财产目录中看出。毫无疑问，在威廉心目中，英格兰现在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按照盎格鲁编年史的记载：“他要求财产清查必须彻底执行，哪怕隐瞒了一寸土地——即使漏记了也是耻辱，但他做如此要求似乎倒毫无羞耻可言——甚至一头公牛，一头奶牛，或者一头猪，逃脱了他的调查都不允许。”调查成果汇成的大部头，就是我们所知的《末日审判书》。在古英语中，“末日审判”意味着“最终审判日”，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接受最终审判时，胆敢向国王派出的官员隐瞒你的土地和牛群，那就是在欺骗上帝。这部国家档案印制于威廉征服后的20年，从其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本土被盘剥得如何彻底。威廉把几乎整个国家都分赐给了他的雇佣军和忠实臣下。最少92%的英格兰土地属于出生于海峡那边的人所有，超过200名大地主直接从国王那里获得土地，其中只有两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阿尔丁的索克尔（Thorkell）和林肯的考斯文（Colswein）。诺曼征服在市镇以外的地区，大多数英国人是他们所属的庄园领主的臣民。当新贵族安顿下来开始享受他们的特权以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逐渐被淡忘。按照新法，农人们被要求在领主的封地上劳作，没有领主的许可不得离开。在市镇之间的宽广空间，大约有8%的人口居住在450个（实际可能更多）实行大陆式农奴制的定居地上。如果按照标准的定义，英国性如今已变成贫困和屈服联姻的产物。人性所使，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尤其是伦敦商人，开始有意识地藏起他们的英吉利身份，以便跻身上层社会。他们的口音带上了法国腔，逢人便称“先生”，引得原先的诺曼领主厌恶不已。想攀高枝儿的不限于城里人。历史学者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记载，1114年的某个农庄里，农人的登记簿上尽是些叫索朗（Soen）、雷诺（Rainald）、阿尔菲（Ailwin）、莱马（Lemar）、戈德温（Godwin）、奥德里克（Ordric）、阿尔里克（Alric）、萨洛依（Saroi）、阿尔维特（Ulviet）、阿尔菲斯（Ulfac）一类的名字。到这个世纪末，这些名字全都消失了。在一个只有名叫罗格、罗伯特或理查德才可能变得有权有钱的社会里，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流行诺曼名字自然不让人奇怪。12世纪，惠特比市有个男孩因为老是受欺负，干脆把自己的名字从托斯提戈改成了威廉。而那些古英国名字，只有五个幸存了下来：阿尔弗雷德（Alfred）、埃德加（Edgar）、埃德温（Edwin）、艾德蒙得（Edmund），以及惟一一个至今依然很流行的（大概是因为对老国王的崇拜，诺曼人也这么称呼自己），爱德华（Edward）。英国人战败的地位，从肉类的词汇表中也可见一斑。说英语的农夫用最质朴的撒克逊语招呼家畜：牛（cow），猪（pig），羊（sheep）。但这些动物一旦成了他们诺曼领主的盘中餐时，便纷纷换上了法语词源的新名字：牛肉（beef），猪肉（pork），羊肉（mutton）。此外，由诺曼人引入的政治词汇还能告诉你更多……“贤人会议”“群众大会”以及“习惯权利”等词语渐渐绝迹，新涌现出来的是“敬意”“效忠”以及“封臣”“佃农”和“农奴”。朝向个人自由、契约自由以及平等地适用普通法的进程被阻断了，用12世纪早期编年史作家奥代里克·塔维利斯（Orderic Vitalis）的话来说：“英国人高声哀叹他们失去的自由，不断谋划怎么撼动这个如此严苛、忍无可忍的枷锁。”砸碎诺曼枷锁的想法激励着后代英国人与斯图亚特王朝展开斗争，后来又在北美爱国者们将英吉利自由推向极致的革命中复活。虽然我们认为这样的斗争是进步的，但那个时代的推动者却视他们自己为保守主义者。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想要恢复他们所信奉的1066年前就已经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权利。他们使用“革命”这个词时，想要表达的是，车轮总在转动，那些被推上歧路的，最终会重回正途。此外，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他们不懈捍卫的权利和自由，早在诺曼时代之前，便已扎下了根。《大宪章》的前夜瞥一眼11世纪末的英格兰，不难发现这个国家正处于军事占领之下。跟随征服者一同而来的骑士和文人，深知他们的统治有多依赖军事技术。他们很快在征服地上遍筑城寨（就是用泥土、岩石和木头建成的防御性要塞），后来更是升级为巨大石块叠筑的堡垒，坚固俊美，矗立至今。和所有的占领区要塞一样，诺曼人的统治依靠的是被占区少数人的积极配合，以及大多数人的消极默许。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之花凋谢了，但它的根还在，深深扎进这片潮湿的土地。伯爵、乡绅以及侍卫，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但在各省，全欧最先进的行政管理机制依然默默运转。各级地方的古老单位——郡、百户区、小邑、教区——大部分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依然运作如常。当地贤达在郡法庭的集会一如既往地召开，决定财政方案，处理本地纠纷，基本不受盎格鲁－撒克逊上层阶级被掏空的影响，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从来都不是权贵的集会。哪怕只有一亩三分地的人也会参加会议，这带来了郡理事会在当时的欧陆所达不到的代表性。征收丹麦金和其他赋税的机制推行得比较平稳，“十户联保制”也在持续生效。依此法律规定，成年男子须发誓维护乡村治安，他们每十人编为一组，一人违例，十人共担。尽管《末日审判书》显示盎格鲁－撒克逊的地产保有者们大多遭到了清洗，但在财产登记簿上，仍有大量英国本土姓名的行政官员和城里人。在威廉新特权阶层的阴影下，市镇官僚阶层正埋头打理各种闷声发大财的生意。这些事情没有一样能使我们感到震惊。完成征服以后，诺曼人和他们的欧洲盟友在数量上大约有8000人。如果不通过原先已经在任的官员，从里夫长到教区牧师，他们几乎绝无可能管理这样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国家。同时代人（比如历史学家）很自然地关注改变更甚于延续。因为各种变化总是与时而进，紧张刺激，并且常常是血腥残酷的。而时代的延续，则往往默默无闻，藏于乡土，充满了按部就班的沉闷。贤人会议让位于诺曼贵族的资政会，后者的主要职责在于恭维他们的君主。议会是为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国王代言的观念已经丧失了，更不要说什么批准国王的命令或者给他施加约束条件云云。但是，在表层之下，郡和百户区法院仍在一个接一个的案件审理中推进着普通法的形成。最终，到亨利二世一朝，普通法成为全国性法律，它的基本要素（包括陪审团审判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认。诺曼国王原本把自己视为绝对君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王国内每一寸土地，但是，他们不能剪灭法律乃国家之财产、个人之护卫的观念，也不能消除重大决定须经民众大会批准的原则。涌动于地下的暗流，分布在各省的小河，最终汇聚成冲决王室绝对主义堤坝的大水。威廉征服一个半世纪以后，诺曼人和撒克逊人联合起来，向约翰王施压。他们组建了议会，支持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他们还不只满足于恢复记忆中的贤人会议，事实上，他们组建的全国性议会超越了在征服之前的地方性老议会。要是诺曼人把自己视为一支独立的种族，这样的事情或许就不会发生了。但是，从12世纪早期开始，可以看到，大贵族们所做的正是几乎所有外来统治者都会做的事，他们接受了融入新国家的身份。（我不想在此重复我个人同样的例子：从我的母国秘鲁移民到英国。同样的过程在不同国家、各个时代都可以看到。）这种新的自我认定，部分反映出联姻和通婚的事实，部分源自诺曼人的家族在英格兰和诺曼底两岸分割地产——英伦岛上的继承人逐渐丧失了对岸的土地。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为本地具有的成熟精巧的文明所折服。诺曼历史学家当然会讲法语，但他们的兴趣集中在英格兰而非盎格鲁－诺曼帝国的历史。马姆斯伯里的威廉重述了不列颠岛自撒克逊人移入以来的历史，吉马的《英国人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法文版，甚至那些教会领袖——他们是几乎所有人眼中的外国人——也迅速地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圣徒的各种传奇故事。诺曼人对新岛的兴趣，还集中于英国人管理自身事务的独特方式上，比如：他们如何驯化法律体系，契约神圣，以及在诺曼人看来同样重要的，他们如何组建、召开国家政务会。英国性与普通法、代议制政府的结合，远远早于《大宪章》之成。1140年前后，英国出现了一部所谓“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律”，这是自诺曼征服四年后收集的老国王爱德华制定的法律的汇编集。如果你认为，这样的法典编撰事实上并不存在，不妨再想一想“古代良法”或者“不朽习惯”的理念。而这正是英国政治的核心。根据该书作者的记载，征服者威廉于1070年召集全国的博学之士编制条例法。威廉的这一要求，不啻是盎格鲁－撒克逊经验的复兴，还是对亚瑟王时代就已经有的每年一度的民众大会的恢复——从那个时代开始，亚瑟王就已经被认为是历史人物了。签订《大宪章》如今，这些事情已经可望而不可即了。它告诉我们12世纪的英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据说，后世历史学家，尤其是19世纪的学者，往往会将英国中世纪早期的原始民主因素浪漫化。一定程度上，他们有这个倾向。然而，他们这样做不正是抓住了古老传统的命脉么？！无论如何，一个国家美化自己的过去，本身无可厚非。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就说：“唯有塑造不真实的历史，国家方能形成。”英国之所以能成为例外，不是因为人种优越、军事强大或者岛国地理，而是由其法律、自由以及代议制所决定的。1204年，法国国王吞并诺曼底，将公爵领地纳入皇家资产，贵族们的决定时刻到来了。英国上层阶级不能再自视为可以兼跨海峡的贵族集团了；尽管他们的语言、音乐、诗文、穿着都保持着法式风格，但其政治倾向转变了。只要诺曼底继续维持强大的自治状态，那么，依旧有可能作为盎格鲁－诺曼王国不可撼动的一部分。威廉和他的儿子们早已习惯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他的孙子亨利二世，在位34年个月，有整整21年8个月的时间耗在海峡那头，占了执政时期的63%。然而，到1204年，诺曼底被法国王室占有，只剩加来（Calais，保留在英国手中直到1558年）和海峡群岛（作为诺曼底公爵而非公爵夫人的领地，至今仍承认英女王的统治权）两块地方为英国君主所占领。一国两岸不复存在，毋宁说，现在变成了一个英吉利王国，再加上一小块近海自治区。与先祖之国的联系切断了，盎格鲁－诺曼寡头国王被抛回到他们所出生的国家。然而，盎格鲁－撒克逊身份对他们而言，却是完全陌生的。约翰王早就向外国趣味尤其是从他母亲那继承来的法国南部口味投降了。他们说欧西坦语（Occitan），而不是诺曼－法语。无论富豪，还是草根，都不肯承认他们。就像最经常看到的那样，外国人的出现只会增强本地人互守的家族意识。在维护《大宪章》的贵族中，我们能找到不少当年追随征服者而来的军官后代：克莱尔（Clare）、比戈德（Bigod）、曼德维尔（Mandeville）、维勒尔（Vere）、费茨沃特（Fitz Walter）。对约翰王的反抗，对金雀花王朝的憎恶，把他们变成了英国人。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盎格鲁价值的公民属性战胜了它的种族特性，在适宜的环境下扎根于全体民众心中。实在不受人待见的约翰王无疑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很难想象还有比他更不成功的英国君主。唯一能与之一争高下的当属亨利二世了，同样成功地以出奇的固执、急躁和喜怒无常（此可集合为弱者之标志也）使得举国上下一体反对他。这两位国王之糟糕，可谓天定：若他俩哪怕再稍微可信一点，再少那么一丝嚣张，那随之而来的令人可喜的宪法改革也许都不会在其治下发生。约翰是一个招人恨和怕的人，矮小，害羞，自负，背信，专断，他被疑下令杀害了亲侄阿瑟王子。当他死时，历史学者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写道，“如此卑劣，连地狱都被约翰王的恶污染了”。他的教名，尽管是这个国家后来若干世纪最常见的男孩名儿，从此不再被英国君主使用。约翰在位时期（1199—1216），英格兰爆发了一系列灾难，首当其冲的就是丧失诺曼底。1209年，约翰与教会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以致教皇对整个国家实行了封锁。英格兰不得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甚至连婚礼和葬礼都被取消了。两年后，被逐出教会、宣告失败的约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将他的两个王国（英格兰和爱尔兰，后者是由其父征服而获取的）拱手交给教皇，并以每年一千马克的代价回租。如我们再三所见，征税在盎格鲁圈永远不受欢迎，然而，它又因君主的虚荣与无能成为必需。1214年，当法国人开拔一支盎格鲁－日耳曼军队，收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男爵们对于国王肆无忌惮的征税与掠夺痛恨不已，他们提出的忠告也被一口回绝，此外，他们还对国王专美外国宠臣耿耿于怀。这一切，最终把他们推向了国王的对立面。他们从一开始起就把自己定位为英国人，在关键时刻，更是比英国人还英国人。这一回，他们毫不含糊地回到了英人的老路要求统治者对国家负责。1215年6月15日，在温莎堡附近，发生了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事件。政府应服从法律的理念第一次有了书面的、合约的形式。国王在一份文件上盖了章，从那天起，它就被视为了盎格鲁式自由的基本宪章。这就是《大宪章》。以上摘选自丹尼尔·汉南的《发明自由》，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 |[英]丹尼尔·汉南摘编 | 徐悦东内容编辑 | 张进值班编辑 | 高贵兵校对 | 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本文由掌桥科研整理，平台提供中外文献检索获取服务，拥有1.8亿+篇，月更新百万篇，是科研人员与硕博研究生必备平台之一。掌桥科研最新科研成果学术论文下载网站：zhangqiaokeyan.com/在期刊上投稿的时候，很多博士生或者是高级职称评审人员都会在国外的期刊上投稿，一些SCI类的期刊也都是国外的刊物，所以要投稿SCI期刊的话，一些流程也是需要了解的。一篇科技论文想投中，最核心的还是要有真材实料。在有真材实料的基础上，合理的、正确的投稿方法会减少很多的麻烦和审稿时间。那么投稿国外期刊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本文就给大家做了如下一些总结，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作者。投一篇国外期刊，除了准备好你的英文论文以外，你还可能准备以下这些东西：01、投稿信一篇投稿信。投稿信主要是给编辑看的，以Dear Editor开头。邮箱投稿的可以写在邮件正文，投稿系统投稿的也要一并上传到系统中。内容要涉及到，文章的题目，所投期刊的准确名称，文章的主要方向，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另外再附上一些感谢的话即可。网上模板很多，仔细修改成你自己的那个样子就好了，记得不要出现低级错误。02、论文创新点/主要结论介绍一个Highlights。主要内容是介绍一下你文章的亮点，也就是创新点或者主要结论，是那种一下就让人眼前一亮的点。用很少的文字尽量让编辑看完知道你的文章是值得他们送审的。这个文档一般有字数要求，要查一下所投期刊的要求，记得不要超过字数限制，不然会无法通过初步的格式审查。03、单独的摘要和关键词单独的Abstract和keyword。这个好办，直接把文章的摘要贴下来单独保存即可。04、推荐审稿人推荐审稿人。很多人会略去推荐审稿人的这个权利，其实你完全可以推荐两到三个你认为在你研究方向上较为权威或者十分了解的人。这样的好处是，编辑很可能从你推荐的几个人中挑一个他认为的确权威的人，再附上几个非推荐的，完成2-3个人的审稿人组。你可以推荐你认识或者认识你的同行，这并不会影响审稿的公正性，因为你的研究方向如果过于窄和尖，那么很有可能只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同行”。通过使用你推荐的审稿人，编辑也可以较快的完成分配审稿人的任务，审稿人也能坦然的接受，而不会出现看不懂而拒审或者乱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只需保证你推荐的审稿人是合理的，一定是同方向的。05、图片单独保存的分辨率优良的图片们。附在doc里，只有图片和图题，方便审稿人查看图片了解你的主要结果。这个不是都需要的，看情况准备，但是建议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就注意保存原始图片和保证图片质量。06、正文格式如果有要求，就按期刊要求的格式来，没有要求就妥妥的规规矩矩的写篇八股文。注意章节的序号不要出问题，要有页码，公式或者图片要有号等等，这个真的是审稿人比较注意的，因为缺了这些很不方便审稿。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没有页码的稿件，审稿人找到错误了，如何清晰明白的告诉你它在哪里？给审稿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投稿了，投出去的几天之内要常看一下，因为被发回补充材料的事情时有发生，更可悲的是还可能说方向不符，直接拒稿。当进入review状态时，一周看一次甚至后来新鲜感过去之后一个月都懒得看一次状态了。

近几年，国内教授被曝抄袭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时有发生。而这次，不但抄本科论文，还抄到了国外。时隔4年多，期刊终于发声明撤稿。事情发生在江苏大学理学院教授戴美凤身上。4月9日，《自然》旗下《科学报告》杂志在网站刊发声明，撤回戴美凤团队于2015年12月15日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4月22日 科学网）在解释撤稿原因时，杂志编辑部认为，该论文大量抄袭了匈牙利布达佩斯技术经济大学本科生Roland Molontay于2013年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而没有注明出处。虽然说，这位教授所在单位还只是说“正在调查”。显而易见的是，抄袭是基本事实。在这里，笔者不想“落井下石”讨伐“抄袭国外论文”的教授，而是想反思“无论文不成席”现象。抄袭是龌龊的事情，其让学术蒙污，其让论文蒙羞。不过，我们也应该分析一下，为何“抄袭论文”查处如此严厉，还是有人以身涉险？还是“冒着炮火前进”？最大问题在于“假论文”能获得“真利益”。无论是晋升职务，还是加工资，或者是资格认定，论文都是“刚性标准”之一。论文的价值不仅是一篇论文的价值，而是“利益的价值”“实惠的价值”“级别的价值”。因此，论文造假也就成为了一种现象。一些学术刊物不是“以质量论发表”，而是“以金钱论发表”，谁给的钱多就发表谁的，给的钱越多发表的级别越高。甚至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假刊物”，专门赚取论文发表费用。这些刊物在乎的不是“论文质量”而是“金钱多少”。有钱就能发表论文，没钱论文就是废纸一堆。很多论文压根就没有人看，因为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撰写的，而是为了利益东拼西凑的，有没有学术价值无人关心，关心的是“在哪个级别刊物上发表的”。不是所有人都是“作家”，不是所有人都能“妙笔生花”。“会说的”不一定“会干”，“会干的”不一定“会说”，行家里手未必需要用一篇论文来证明实力。如今一些行业已经放宽了职称晋升条件，放弃了对论文的唯一追求，这是对的，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放宽限制。检验能力，别再“无论文不成席”了。“假论文”换不来“真利益”，谁还绞尽脑汁东拼西凑？

江苏大学的戴美凤教授抄袭风波未平，学术界撤稿风波又起。然而这次事件的震动远比之前的个别文章撤稿来得更加“猛烈”，涉及的高校和作者之多也是令人咋舌。39篇遭撤稿！多家国内顶尖高校和学者“无一幸免”本次撤稿事件源自世界著名科技期刊、图书出版集团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旗下子刊——多媒体工具与应用（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在4月以来该期刊已经陆续对39篇论文进行了撤稿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的主要作者均来自中国！遭撤稿文章汇总作为国际顶尖的学术期刊，此番操作并不是为了针对中国科研论文，因为这些被撤稿文章的撤稿理由已有官方的详细解释：剽窃未发手稿、违反同行评议系统、内容抄袭、图像违规使用复制……可以说是“很争气的”集齐了大部分的撤稿要素。同时，这些撤稿文章所涉及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的学者和项目，影响面之大之广，不禁让人为中国学术界再捏一把冷汗……很胆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背书、伪造同行评审……毫无疑问，这将成为2020年重大的学术丑闻。虽然类似的事件我们近几年已经屡见不鲜，但是与之不同的是，此事最激起网友们热议的有两点：撤稿文章中有近15篇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我们通常认为能够获得国家相关科研基金资助的项目，起码是得到复杂且严格的程序审议及评估的认可，一般都是被寄予厚望的科研攻关项目。然而此次撤稿事件再次暴露出了我国相关项目的负责人员与管理依然存在很大问题。有可能是项目的出发点偏离科研本质，也有可能是项目负责人基于某种目的“刷论文”。但无论何种原因，如果长此以往，我国的科研基金项目的权威性并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伪造同行评审”几乎存在于每篇被撤稿件中。想必之下，这一项指控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通常国内外期刊的文章发表往往要经过同行学者的严格审议，可能是单方盲审、双方盲审、三方盲审、开放式评审的其中一种形式，但无论何种形式最终都会反馈客观公正的评审结果，但在此次事件中，被撤稿文章作者通过伪造众多评审者马甲和电子邮件，以此“审议”自己提交的论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写自审”。这显然严重违背了正常的论文发表程序。丑闻不断！是拔苗助长还是利益至上？2019年，中国学者就以全年447篇被撤稿英文论文，“荣登”国际撤稿榜首。再加上最近的撤稿事件，我们需要探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的局面？我们前面讲到，国家科学基金的项目的含金量很高，但由于这些项目的设计往往过于模式和流程化，也有论文数、专利数等硬性指标，不少内行人士常常吐槽在这样的压力下，迫使科研人员渐渐变成高效的“发文机器”，“科研需要失败，但科研项目不接受失败”如今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一线科研人员的无奈，这种拔苗助长式的科研氛围相信很多人感同身受。同样的，有人“被迫”就有人“钻空子”，在本次事件中，有勇气伪造同行评审的学者，有的是利用了部分期刊审稿人熟人的身份行使所谓的“期刊特权”，有的是利用期刊编辑不了解研究领域，由于太忙而无法仔细审核作者推荐的审稿人而直接采用。所以这种藏在科研人身边的“捷径”也成功诱惑了一大批铤而走险的学者。我们有“破除SCI至上”的决心，也有“强基计划”和“改革学风”等的强力支持，但在如今如此不正常的撤稿率下，只关注大方针而忽视“苍蝇蚊子”，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学术丑闻频发的问题的。管理部门和高校学者应当拿出更加细致的规章制度才是一剂“正风良方”！本文为AEIC学术交流中心原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否则即为侵权，我方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如需转载请联系小编授权

来源：两江科技评论，作者卢明辉、李贵新编者按：最近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2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破除“五唯”弊端，探索综合评价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提升科教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该意见稿为消除论文“SCI至上”的影响、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规范各类评价活动、改进学科评估、优化职称（职务）评聘、扭转绩效功利化、设置学位标准、树立政策导向等十条具体意见作了较为深入地阐述。但我国科教系统是个较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各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所处层次、水平不一，而具有的学科特色方向也各有千秋，为了让该意见稿得到更好地执行和具备可操作性，让管理决策者更全面地了解底层科研情况，值此疫情之期，满怀读书人“家国天下”的情怀，本期“两江科技评论”公众号特开辟“两江新语”栏目，邀请国际国内多位学者、编辑，以及企业界的代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各自立场的阐述，希望这些思考、观点和建议能够为科教管理部门、高校、研究院所的决策者们所参考，从而结合“意见”精神，制定更适合本单位的学科发展特色的策略。也希望这种开放的讨论，能够让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追求科学精神，回归学术初心，促进创新生态，为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思考和意见也许会有考虑不周之处，也许会有满腹牢骚之嫌，但相信各位学者都是满怀对国家之款款深情，对中国科教事业发展的殷切期待，其言也善，其情也真，敬请批评指正！ 卢明辉、李贵新01不崇拜但是要尊重SCI 石锦卫 北京师范大学两部委的《意见》，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这个讨论超过了学术界。作为一名中年教育科技从业者，我从三个角度谈一点个人看法，一家之言，抛砖引玉。 第一、宏观战略国家科技基金的目的是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科技两字其实是两个词，科学与技术。不恰当地比方，技术是当下的苟且，科学是诗与远方。科学知识是公开的，属于全人类，哪怕战争年代都是如此。技术是封闭的，有各国的专利法等等保护。我们国家现在关心的“卡脖子技术”，就是核心技术，有很多我们都没有掌握。而另一方面，我们的SCI论文数量、质量、版面费与日俱增；这种矛盾是从上到下对学术界颇有微词的内在根源。其实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SCI期刊论文一直在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为什么做核心技术研发的人很少？做技术，做工程，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风险。如果做不出来，可能一辈子就毁了，甚至毁了一个行业（投资人再也不给这个行业的概念注资）。这里有中国社会的风投行业不成熟的原因，也有科技领域的惯性思维原因。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是严格区分的，对于当下我们最缺的核心技术，国家和社会要鼓励科学家积极参与工程项目，协助解决技术难题，也包括卡脖子技术中的科学基础问题。同时，要注意专利权保护，这也是对承担科研风险的科学家的保护：假如哪位科学家和工程师能解决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商用光刻机研发等核心问题，就是应该允许他们靠这个活一辈子。这么说似乎和文件精神不符，但是仔细想想，商业领域的卡脖子技术相当多的都是被国外公司的专利壁垒挡着，我们国家的正规公司没办法以这些专利为基础往前跨一步，否则，怎么可能至今没有任何突破？当然我也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商业机密”连专利都不申请，这是因为当有基础专利链条作为第一层防护时，这些“机密”就没必要公开了，这样即使个别国家无视专利壁垒，也无法获得最尖端的技术。欧美公司的这些做法成功了，我们在开发自己的技术时为何就不能这么做呢？再说科学。科学的特点是开放，不能封闭。能不能不要科学，只要技术？不要科学界，只要工程师？这很显然是不行的。今天的科学知识是明天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不去抢占科学前沿，难道任由今天发生的被人卡脖子故事在明天继续吗？更不要说，现在很多科学家（高校为主）还同时担任教书育人的重任。科学研究（包括写SCI论文）是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部分，总不能把大学重新退回到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模式吧。第二、个体发展如何才能让国家的宏观计划得到可持续性地发展？激情奉献可以解决一些燃眉之急，但是良好的长期制度更为关键：一个人一段时间做一件事容易，十年坚持做一件事很难，一群人几十年坚持不懈甚至前仆后继地做一件事最难。一个好的制度要能让个体乐于为国家目标服务。我们国家在改开早期，提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取得了经济的腾飞。当然片面强调经济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GDP至上，不顾环境污染，不顾生活质量和百姓的幸福指数等等。以科教领域为例，负面效果如：高考唯分数，科研唯各类指标（SCI是其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这几年大家认识到，高考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公平；各种高考改革方案，不管初衷是好的还是掺私货的，执行层面很难做到公平（考生公平，学科公平），这是高考改革经常失败的重要原因。同理，在有更合理的措施之前，盲目地批判SCI很容易造成更大的不公平甚至混乱。破易立难，群情激昂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无比正确，都想对有缺陷的墙踹上一脚，没多少人想过怎么盖新房子。科研领域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哪怕一个很好的改革想法，如果缺乏全盘考虑的思路，往往效果适得其反，最终导致人们对于改革想法本身的质疑，改革失败；其中不乏形式主义的低级红高级黑。不唯SCI，不唯帽子，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学校、研究所的领导难道不知道？其实还是领导们要对“考核”负责：每年拿多少项目经费，吸引多少“帽子”人才，学科评估几十条指标……。所以最关键是只弱化各种“唯”生存的土壤，否则不唯SCI，也会唯其他。基础科学的评估，应该交给最广泛的同行，而不是少数专家，所谓的基础科研没有领军人物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科技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哪只鸡会下蛋。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年轻人的活力是无穷的。然而，各类基金、项目、课题评审都是资深专家为主。要允许各类评审专家每年分配一部分比例给青年科学家，要逐步将人才“帽子”改成推荐制度，从院士，到杰青，再到其他。要将帽子的荣誉提升，甚至个人收入也可以抬升，这也是对人才取得的成就的奖励；但是项目申请和评审权、论文的评审权不能跟着抬升，否则会带来严重的马太效应、裙带关系，反而伤害了科技的发展。新的项目申请对应未来的工作成果，理应和没有帽子的人、和年轻人平等，而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人才。这方面SCI期刊反而是做得相对比较好的，值得我们尊重：物理学界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即使成名之后，也都有被期刊拒稿的经历；国外科研不活跃的院士，甚至诺奖获得者都有实验室关门的例子。当然某些学科领域的SCI期刊也是学阀把持，我想说，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要大家有决心，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定有信心做得比国外更好。第三，学术期刊SCI期刊版面费是有一些不合理，也有“开放”期刊的好处，可以直接下载阅读。学术圈外的朋友可以去试试看那些不要版面费的国际顶尖期刊，看是否让你免费直接看论文。高额版面费可以限制，但是这不是SCI本身的问题。国际顶尖期刊的声誉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是多少年的积累才形成的。中文论文要发，英文论文也要发。总有人把“外国”和中国对立，认为投了太多SCI期刊论文就是受“外国”操控，不知道“外国”不是一个国家！英语只是学术界交流的语言，其广泛使用有历史原因。新中国刚成立时的科技非常薄弱，最早期的一批科学家广泛与世界交流，才打下了国家的科技基础。本人有幸和某些前辈聊过，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英文水平之高。到现在国内的优秀教材依然有不少是参考了全世界的顶尖教材而来的，老师们用这些教材教育了你我。顶尖的科技工作者需要具备从外文期刊获取最新知识的能力，也需要具备向世界宣传我们的工作的能力。 另外，现在又开始指定国内期刊，这种“指定”的标准是什么？事实上，国内已经有不少期刊获得了不错的国际声誉，并不需要“指定”。退一步，即使现在的指定是合理的，学科发展是动态的，新的交叉学科出来，指定范围内如果没有合适的期刊，是不是抑制了学科的发展？这种给特定期刊戴帽子的行为，和唯SCI、唯帽子相比更恶劣，不难想象今后国内学者的主攻方向就是如何拿到这些期刊的话语权，或者“高水平期刊”的指定权。其实，我们可以自信地应该让期刊自我调整发展，与时俱进地吸收最前沿的最有活力的研究论文。02几点感想 陈岐岱 吉林大学相关文件出台后，科学网与知乎等媒体上已有很多很好的贴子论述SCI论文作为评价标准的问题和意义。在此就不赘述了，这里谈一下其他方面的感想。对于高等学校而言，其主要任务是：教授知识、创造知识、服务社会（技术成果转化、科普等）。论文和专利是创造知识方面的最重要的产出。当前，国际上高水平大学的教师也主要以发表高水平论文为科研表现形式，教学研究类大学教师真正做好高技术产业化也极不容易。对某些学科，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推动高校老师去做发表论文之外的成果转化，短期内对于解决国家高科技领域瓶颈问题，效果未必好。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必须需要合理引导高校，科学院、工信部、航空航天部门的研究所，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高科技公司协同解决。当前，国家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反SCI至上”的指导文件，初衷很好，但是其带来的后续效应可能是对于高校的评估日益增加，各种指导意见和文件亦会不停的在加大加细。各类评估必然需要数指标、数字，需警惕产生围绕当前规定的新“四唯”。此外，建议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包括高校自身需建立政策反馈机制，根据自身特点系统评估各类教学评估、创新创业活动的成效，共同制定更有效的宏观政策。建议各高校制定“百年育人、百年科研”的长期发展大计，根据国家的指导意见，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师培养策略。配合国家相关文件的精神，不使用简单的行政统计方法来指导反SCI至上问题，从而可避免我们从反“旧四唯”落入新的“四唯”。03美味果酱需小火慢熬，创新成果要真材实料 张彦峰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人民群众宅在家里，除了关注新闻，就是琢磨吃的。笔者也不例外，在凉皮油条肉包花卷葱油饼小麻花后做了一次草莓果酱，熬制果酱的过程照常是全家齐动手/口。习惯于马前炮的家属再三叮嘱：一定要小火啊，不要着急开大火，果酱糊了就吃不成了。我一边开着最小火搅拌果酱，一边想，这话很有道理啊，我们做科研的，想有真正创新的成果，也得要扎实有料，不能浪费了经费，挥霍了时间，错失了机会。1942年，社会学家洛根·威尔逊（Logan Wilson）在描述学术团体时使用了一个词叫做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发表当然是很重要的,存在个人电脑硬盘的数据无人知晓无人分享更无法推动领域内的进步。发表在高质量的、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可以提高学术界的准确性。在职业生涯的任何时期，发表高质量论文都很重要，发表可以帮助学者获得晋升、助学金、奖金等利益。现在的问题是：论文在利益分配上的比重太大了。没有论文，研究生评不到奖学金、教师不能晋升无法发展。研究生的“收入”一般是两部分，固定部分是学校和导师发放的补贴，另外一部分是优秀奖学金，而奖学金的评价标准通常是论文，并且这个论文要该学年有效。这就使成年许久生活窘迫的研究生有了发表快速论文的驱动力。对于教师，论文也是同样重要。没有论文，教师很难有机会主持项目、获得晋升机会，更不用谈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人才计划还通常有种种限制，例如广州的“珠江新星”人才计划限制在35岁。对于工科来说，新教师入职后建设平台开展实验要耗时好几年，埋头苦干突然发现没了申请资格，这也使得教师倾向于做短平快的能发表论文的工作，而不是踏实建设平台创造核心竞争力。这些与论文直接相关的利益分配让学术圈的主体（研究生和教师）都有发表“快”论文的动机，而贪多求快通常伴随的是嚼不烂。本来一篇论文可以讲清楚的，非得留一半甚至大半下回分解，等同于一瓶稀汤拉水的果酱。要想大家都不急，需要降低绩效和奖学金的比重，比如绩效/优秀奖学金：工资/固定奖学金低至1:10，解下挂在驴头前面的胡萝卜，让科研活动的主体不用疲于奔命的去填形形色色表格申请项目申人才计划，而是踏踏实实投入更多的时间到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就像做果酱的时候，多切点果肉进去，小火慢熬才能成就一瓶货真价实的果酱，科研的时候把工作做扎实，不急不躁不掺水，才能出真材实料的成果。04关于科研评价标准与科研资源分配的一点思考郜定山 华中科技大学针对当前科研评价、科研经费资源分配、科研人员收入分配中存在片面使用SCI论文相关指标的等现象，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通知要求高等学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 上述通知印发以后，引发了广大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的热烈讨论。大多数科研人员对通知的出台持拥护肯定的态度，同时也有一些科研人员担心旧的SCI指标评价体系被破除，而新的评价指标体系还未建立，会导致一段时期内出现混乱局面。笔者从事科研工作近二十年，从自身体会出发，对我国科研评价标准、科研资源分配、科研人员收入分配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科研论文SCI指标评价的功与过科研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呈现形式，特别是对于基础研究更是如此。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数据库是从科研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对各种学术期刊、学术论文进行引用次数、引用率、引证关系的记载和数据分析。应该肯定，SCI论文发表，对于早期提升我国科研论文水平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各种SCI收录指标（期刊影响因子、论文他引次数、高被引论文等）被广泛用于高校排名、学科评估、人才项目评审、科研项目评审、职称晋升、科研奖金发放等一系列资源和收入分配活动中。那么，用SCI收录指标来评价科研成果水平是否科学合理呢？结论是否定的。首先，SCI收录指标只统计论文这一成果类型，无法对论文之外的成果进行统计评价。另外，SCI收录指标无法直接体现论文本身的创新贡献和水平。比如，不同学科的期刊影响因子差异很大，生物、材料、物理等学科期刊影响因子远高于通信、计算机、机械等学科。论文他引次数、高被引论文等指标受研究领域方向热度影响，不能简单把高被引次数等同于论文本身创新水平高。引用还需分肯定性引用、中性引用和否定性引用。因此，单一的SCI指标体系，难以科学准确的评价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二、如何更加科学合理的进行科研评价按照科研活动的特点，大致可以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两大类，其目标任务也各不相同。其中基础研究以探索发现新的自然规律、拓展人类知识库为目标，成果主要以高水平论文来呈现。应用研究以解决产业、工程中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为目标，成果体现为新产品、新技术、有价值的专利、重要工程应用、科研论文等。正因为上述两类科研活动的任务目标、成果载体各不相同，因而，无法用单一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成果评价。需要根据其科研特点，来制定其各自的评价标准体系，即建立分类评价体系。例如，对于基础研究，可以采用代表作论文来进行评价，在评价时不应只看论文SCI收录指标，还应更多对论文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学术贡献做出科学评价。对于应用研究研究，不应仅用论文来衡量评价，而应该注重解决相关产业的瓶颈问题、在重大工程中获得应用等成果评价。另外，在科研评价中，不能单靠数指标、数数量的定量评价，而应该结合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为了使得科研评价更加科学合理，必须使评价紧密围绕成果的科学内容、科学创新和科学贡献来进行，只有广泛依靠同行评议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一些科研人员担心不靠定量评价，可能会导致托关系找熟人，带来科研评价的不公平问题。因此，通过建立透明、严格规范的同行评议制度显得极为重要。 三、科研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规则亟待改革目前，学术界“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科研经费资源分配、收入分配规则与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这五个参量等过分挂钩，使得学者在科研经费、收入待遇等方面差距巨大。资源过分集中于少数有帽子、有头衔、有奖项的学者，其中一些学者确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到教学科研工作中，没有树立很好的榜样。大多数没有帽子、头衔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收入普遍偏低，并且很少能获得科研经费、资源的支持。过了“帽子”申报年龄期限的学者，过早丧失了斗志和激情，处于半退休状态。这些现象都严重损害了我国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和精神风貌，亟待通过改革来扭转。比如，通过缩小科研工作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与资源、待遇直接挂钩的各种评比，规范经费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机制，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上述“五唯”现象，激发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潜心治学。 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相信此次教育部、科技部联合整治文件的出台，必将引导科研评价标准和科研资源收入分配规则更加科学合理。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不忘初心，潜心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为实现科技强国梦贡献力量！05“计算电磁学”小领域“破四唯”的思考与建议沙威 浙江大学科技部近日专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旨改进科技评价体系，破除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忽视标志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及工业、国防领域的应用等“唯论文”不良导向。政策一出，科研工作者纷纷发声，各种观点激烈交锋。在国家管与不管，论文、引用看与不看，评价体系公平不公平等诸多问题，展开了一场科研界实事求是、集思广益的大讨论。针对所在的“小”研究领域，“计算电磁学”方向，我想谈谈个人想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近年来，随着5G/6G 通信、高性能计算、智慧城市、和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高频、高速、宽带和多功能集成电子设备正全方位应用到国民经济诸多领域，电磁环境愈加复杂，电磁频谱管理愈加困难，电磁兼容与电磁防护设计问题日益突出和严重，自主电磁仿真设计软件的研发愈加迫切。国外主流商业软件开发历史已30多年，仿真功能和计算性能日渐精进，我国的电磁软件差距巨大。美国对华为进行电磁仿真设计软件禁运，表明电磁仿真已成为卡脖子的重大战略问题，严重阻碍我国通讯行业的发展。而电磁模型的建立、仿真算法的实现、EDA智能设计软件的开发，正是计算电磁学这个“小”领域的“大”作为。国家出台破“四唯”政策，对计算电磁学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可把软件开发及具体应用作为标志性成果之一，而不把论文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上述措施无疑是一种积极的进步，对领域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科技部试行措施也对计算电磁学领域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在这里不得不仔细推敲，总结一二。第一，对一个学者，尤其是高校学者，论文的发表档次和引用情况，依然是其国际学术地位和科研影响力的最重要指标。拿电磁学IEEE Fellow举例，一般来说几十篇以上的IEEE论文，上千次的谷歌学术引用量，并有1-2篇原创性工作，是基本门槛。因此，计算电磁学领域的国内学者，为了争取国际话语权、引领学科前沿，发论文是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没有高质量的论文，很难具有高超的学术水平和学科基础，也不可能研发出创新模型和高效算法，超越目前商业软件的功能和计算性能。而科技部明确表示，论文应该发表在“三高”期刊上。但作为计算电磁学这种小领域，国内的卓越行动计划期刊列表中，并无任何一个涵盖该专业领域的期刊，甚至连电磁学大领域的专业期刊也未发现。因此如果投稿，只能将稿件投至中国物理、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这些大类期刊，其发表难度很大，且难寻找合适的专业评审。而国际的“三高”期刊，由单位学术委员会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确定，因此计算电磁学领域的许多国际期刊也不可能进入这个列表。比如IEEE天线、微波、电磁兼容三个学会合办的多物理场仿真期刊IEEE Journal on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JMMCT)，是计算电磁学领域的权威期刊，众多IEEE Fellow投稿。但目前没有影响因子，属于小领域期刊，不可能进入“三高”列表。因此，科技部的相关政策，无疑增加了计算电磁学学者发表本领域论文的难度。而国内的计算电磁和应用电磁有关的中文期刊，投稿量会大幅减少，进一步的发展将遭遇“滑铁卢”。第二，计算电磁学相关EDA软件的研发，不可能由高校研究者单独完成，而更应该是科技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研究所，十年磨一剑的大工程。电磁软件开发，涉及网格生成、核心算法、后处理、并行技术、界面开发、软件工程、风险投资、产品营销等诸多难题，是系统级的大工程，也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款成熟的商业软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数十年的积累、改善与更新，不仅需要核心算法层面的突破，还要依靠成千上万用户的反馈，不断修改和优化，才能达到工业级的成熟度。目前我国基本的电磁场仿真软件水平，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更不要提多物理场仿真、微纳电磁仿真、量子电磁仿真等新兴领域的软件开发。因此，由企业打头，优化资源调配，进行商业化运作，加之高校对核心技术进行支撑和帮助，是国产EDA软件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美国计算电磁学知名学者，美国工程院院士周永祖教授为例，他本人并没有参与商业软件的开发，但他提出的多层快速多极子算法，被商业软件FEKO采用。此外，周教授本人和Intel公司及其它软件公司长期保持联系，许多毕业的学生在这些公司工作。另一个例子是HFSS商业软件的早期主要研发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李金发教授，目前他并不在软件公司高层，但他的学生赵克钟博士在HFSS从事研发工作。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CL）工作期间，FDTD Solution也和我的合作导师Nicolae Panoiu商议，是否有必要把前沿的光子拓扑绝缘体陈数计算加入软件。国外商业软件通过和一线教授的密切合作，保持了软件的前沿性和更新性，满足了客户新的需求。因此本人建议，国家无需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在哪些期刊，发表多少篇数，发表影响因子高低，过多限制。在代表作和同行评议的体系下，进一步加大外审（避免利益冲突），完善评价体系的公平性即可。而国家需要做的是对卡脖子方向的企业，进行引导或支持，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转换，促成企业和高校之间密切有效的合作，从而推动国家科技的高速、健康发展。没有任何一种措施和任何一种评价体系，是绝对的正确或公平。根据学科、领域的特点，给科研工作者、用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让其自由调节，自由选择，有的放矢；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破除科研帽子与个人生活待遇的挂钩，是未来国家科技决策者需要思考的问题。06谈开展科学研究的初心彭亮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对SCI论文的使用提出了负面清单。广大同行深深感受到了国家在重视基础研究、提升我国科研工作者水平、营造良好科研氛围方面的决心。对于通知提出的多项SCI论文使用原则或规则，我个人表示支持。可以预想，各级单位将会对本单位的各项规则做出必要的修正或修改。作为一名普通科研工作者，现就我所见到、所理解到的一些关于论文、SCI、职称等科学研究所涉及到的多个方面做一些个人陈述，分享给大家。1.科研人员与SCI论文一般情况，科研人员从一进单位开始就会想着如何做得出色，自然就会树立自己工作的目标。这里面涉及到职称和人才头衔两个方面。职称，是各个单位评价本单位人员科研能力、激励科研人员成长的有效机制。理论上职称越高的人员拥有更强的科研能力，更可被委以科研重任。人才头衔，则是国家激励科研人员积极创新的一种方式。拥有人才头衔的科研人员，在各种场合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拥有头衔的人获得了国家的认可，更具有科研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获得职称，需要在本单位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水平；获得人才头衔，需要在更大平台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水平。科研人员通过努力开展科研工作，发表经过同行评议的科研论文，获得上级的项目资助，都是无可厚非是展示自己能力的方式。问题在于，不同人的科研业务能力如何评价？量化是保证公平性的必要手段。当前，对科研加以量化的手段就是论文发表期刊档次、数量、被引用等，很自然地需要依赖SCI、JCR等工具。在科研人员努力晋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如何拿到一些硬性指标，论文必然是重点。这是大家看重SCI论文的内因。看中SCI论文还有其外因。现在的科研单位都非常看中SCI论文、引用次数、ESI，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上级对本单位科研水平的考核和各种排序。所以，各单位都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有明确要求，特别是将发表SCI论文与绩效挂钩，以此激励员工为单位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科研单位又非常看重拥有各种头衔的科研工作者，给他们极高的待遇和科研条件，配备大量辅助人员组成团队，造成相比普通科研人员的断崖式科研条件差距。在强大的激励措施下，有想法有执行力的科研人员都力图通过自身努力“出人头地”和获得人才头衔，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多做各种量化指标，SCI论文是最通用、最有说服力的。2. 破除“SCI论文至上”的迷局直至今日，很多科研团队已经陷入了SCI论文迷局。A：通过论文或者个人待遇提高、争取更好科研条件，然后追求发表更多论文，成为一种闭循环；B：片面追求期刊论文影响因子，在评判有多少科学意义、对本科技是否有推动方面思考较少，等等。围绕SCI论文的这些现象，并不是国内特有的，国外也是存在的。这种SCI论文迷局已经造成了诸多弊端。首先，社会发展实质上失去了优秀科研人才的支持：优秀的科研人员可能很多去追逐SCI论文了，愿意花大力气、长时间坐冷板凳去攻关各种“卡脖子”技术的减少了，因为做这些技术研发可能很难发表“高水平”论文，即使能发，数量也很有限。第二，造成科研经费的浪费：多数有头衔的人才忙于参加各种评选会议，团队内部成员热衷于争夺职称和各类人才“帽子”，偏离科学研究的初心。第三，造成科研力量的消耗：有些科研工作者进不了能发表论文的正向循环后，在规定的年限戴不上人才帽子，拿不到必备的科研条件，形成不了独立团队，无法有效开展科研，接下来疲惫地应付单位的各种考核指标。发表高水平、高档次的原创性SCI论文可充分体现论文作者在科学上的大胆创新、严密逻辑思维、良好的写作和沟通能力等，因此是科研工作者良好科研素养的体现。用高水平论文来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的科学素养，有效且准确。从国家层面，具备良好科研素养的人应该越多越好，因此应该大力鼓励国民发表高水平、高档次的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现在这类SCI论文数量远远不够。用SCI论文来决定个人利益和资源配置，其有效范围仅限于培养科研人员的行业，而不能用于科研事业本身。如果单纯弱化SCI论文，并不利于在各行业中广泛培养高素质的科研人才，也不利于独立科研个体做出多项创新研究。要走出SCI论文迷局、破除以论文为中心的科研闭环，关键在于在科研生态中将论文和利益、资源配置脱钩，不要让论文沦为争夺名利的工具。以下，是我对健康科研生态所做的一些展望。第一，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角色区分问题。不同人员需要走不同的职业途径，需要用不同的尺子来衡量和评价。科研人员的晋升，需要考察其在从业领域的专业水平，必要的代表性论文不可少。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角色互换，科研人员转换技术人员岗位，必须根据其在新岗位的业务水平重新评价定位；技术人员要转换到科研岗位，须展示其科研创新能力，应当在其从业领域发表相应水平的代表性科研论文。第二，科研人员如何安心科研，怎么获得公正评价的问题。科研人员应该根据自身条件，竞聘合适岗位，按照岗位职责努力工作，获得稳定的与岗位匹配的报酬。同档次科研人员只有在科研条件配置无太大差异的情况下，才会有意愿在相互之间达成有效合作，共创更大创新。科研人员应当接受以公开述职、内外同行评议为主要方式的考核与晋升选拔，在未完全履行岗位职责、能力与岗位不相称的情况下，应当接受岗位调整。第三，科研人员要意识到创新科研的长期性。突破性的科研进展往往在于科研工作者脑子“灵光一现”。某个科研工作者未能在规定的年龄期限内做出大的创新成果，并不代表他将来也不会有；同样，已经发表了顶级论文的科研工作者，也并不是说他一定会在今后做出更大的创新；论文成果的发表，未必代表着其能够在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何等重要作用。第四，科研人员应当在本领域精进业务，熟悉本领域行业现状，对未来走势有自己独立的评判。优秀的科研人员应当在行业分析中，发现和凝练一些有潜力的优质课题，以此形成项目申报书，为科学、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作出努力。在向国家科技规划建言献策的过程中，应该尽量客观全面地做出领域或行业分析。在有发展潜力的科学技术方向，应当勇于啃硬骨头、坐冷板凳，避免为满足考核指标而采取的投机性行为。第五，科研人员应当努力开展科研成果转化，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应当通过多种交流平台，向各科学界、产业界公开展示其科研成果，经常性地展开领域内外调研，扩大科学研究之间、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之间的碰撞，促进理论进步和与实践相互结合，让自己的科学研究落到实处。依照国家法律、合理运用规则，通过承担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等各方面获得应得利益，造就自身科研的良性循环。3.做积极向上的科研，从自身做起所谓“唯论文”，其本质上是为满足各类体系的量化指标而产生的一个极端效应。应该说，只要量化评价关联到利益与资源分配，就无法回避这种现象，其它任何行业也是一样。在职业生涯中不“唯”指标，是一个普通科研工作者的渴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地去求真、求实，促成科研健康发展，否则无论国家、单位乃至个人都不是真正的赢家。科研人员需要牢牢记住自己工作的初心，这一点相信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遵守得很好。当前，国家已经意识到科研生态中的各种问题，因此推出了一系列指导意见，正在努力促成更好的科研氛围。相信各级管理部门会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真实愿望、考虑科学研究的自然规律，建设一个积极向上的科研体系，让科学研究回归本位。作为普通科研工作者，我与很多同行期望改革能够更加彻底一些，早日将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从无穷尽的各种指标追逐中释放出来，成为我国科学进步、技术创新与产业革新的重要力量。07关于科技评价新举措的三条观点和建议杨天 上海交通大学我相信大多数科研人员希望自己的辛勤耕作能够形成对学科和社会的真正贡献，大家以科研为终身事业都是带着理想和情怀而来。但可以想象，如果世界上不存在SCI论文，有多少科研项目会继续坚持做下去，又有多少科研项目会换一个做法？我也相信有很多同行和我想法一样，如果自己的工作违背了从事科研工作的初心，反而成为资源流失的渠道，真的还不如回家待业。因此我非常支持新政策的出发点。应明辉邀请，下面浅谈三条个人观点或建议。1.关于奖励：我想打个比方，拴绳子、任务奖励是用来训犬的，对老虎应该放回山，不能用训犬的方式却想养猛虎。真正有理想的科研人员做出好的成果本身对他她就是最大的奖励、最开心的事，没有必要用其他奖励来替代和扭曲好工作的价值。诸子百家百花齐放不是考核和奖励出来的。相信科研人员、尊重科研人员、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让有科学追求的人放心大胆地加入我们的行业、沉下心来追求自己的理想，就一定会好起来。但是，这个理想状态和目前的状态似乎是两个不同的稳态，完成双稳态跃迁需要比维持稳态有更高的输入，因此我也理解管理部门做起来并不容易。2.关于评价与考核：很多人认为需要找到对科研人员的另一套评价体系来替代目前的考核方式，但切不可没有评价体系，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吃大锅饭造成国家投入的浪费。但我提议换个思路。做出顶尖的科研工作需要专注，而专注需要稳定而不是求生的紧迫感，用考核去逼本来就很有理想、很有情怀的科学家只会消灭他们。爱因斯坦说建造科学殿堂的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展示自己的高超智慧从而得到优越感和满足，第二种是出于纯粹功利的目的，而只有少数人是第三种，他们逃离世俗的喧嚣和欲望把自己沉浸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对科学世界进行构造里。为什么考核体系下难出大师，我想答案已经很明白了。另一方面，不从行政层面进行评价考核就真的会造成投入浪费吗？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让大家稳定生活、沉下心来从事科研工作未必要付出更多经济代价。比如，宁可给一个人每年50万工资白养着他她，也别用苦日子逼他她每年去申请100万经费却做不出来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最难的题只要有最优秀的人解出来就可以，因此对于科研这样的行业，过分鞭策大多数是有利还是有弊，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信陵君有养食客三千的气度，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示？3.关于项目申请：按照现状的大项目申请流程，申请团队会花很多时间写本子和准备答辩，而评委需要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决定。这是一个不易理解的逻辑，为什么花了2个月甚至更多时间准备的材料和千万上亿的经费，可以在十几分钟内就判断清楚明白？而且评委并不是个个都是该方向的专家，却个个都需要给分、投票，如果评委对这个课题不是很熟，那他她做出判断的依据有可能脱离帽子、论文、项目等量化指标吗？我建议参考商业投资的做法，让投资专员深入细致地跟项目、做调研、给出投资报告，通过这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解决很多“一刀切”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会让经费流转到真正需要的团队。08SCI论文评价的一些思考段辉高 湖南大学对于一名研究生导师，我首先关心文件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影响，同时也担心自己的研究生误解文件，所以我看了文件之后，第一时间写了几点体会与自己的研究生分享。（1）不唯SCI论文，并不是说不要论文。文件中提到需要三类高水平论文，需要代表性论文，需要国内期刊的论文，鼓励把文章发在国内。（2）文件是鼓励大家不要乱发论文，不发跟风型、热点型、炒菜型、灌水型的论文，而鼓励原创性论文。（3）科研论文仍然是做科研的人必须要发表的，做科研不忘初心，初心还是要从解决人类重大生存问题、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提升国家竞争力等几个方面进行，而这几个方面的进步还是需要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分享，需要数据的不断积累与学术思想的及时交流。（4）整个文件是好事，让我们每个人不要焦虑于文章的事情，可以静心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围绕实际需求和科研的本质去做事；也不必为自己的方向不好发文章或者不好发所谓的高影响因子期刊而焦虑，而应该优先考虑自己做的东西是否更有意义。（5）能写好论文仍然是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能写好科技论文才算是经历了严格的科研训练，有了这个思维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好的沟通、交流和表达，这个素养是跟随大家一生的。针对指挥棒的突然变化，我也在思考一个研究者、一个研究机构在现在评估、评价、评审仍然非常多且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该怎么做，算是对自己的一点提醒，随笔如下：评估评价评审何其多，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其实，对于个人和机构，做事情做决策的目标是优化投入产出。我们知道，对于优化，除了短期优化和局部优化，更重要的是长期优化和全局优化，虽然有时需要兼顾。所有涉及到长期优化和全局优化的事情，都有最基本的底层故事逻辑，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例如对于我们，需要“不忘教书育人初心，牢记科技强国使命”，只有这样才不会跟着指挥棒乱转或者片面理解指挥棒。制定指挥棒的人也不是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最佳的制度，制度是靠大量的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实践出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去研究指挥棒文件，相关的文件中没有哪条是写得很绝对的，而且很多文件的初心也是好的，只是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这也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作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的个体和机构，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去选择做什么及怎么做，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能力，最好能通过实践和实际效果来引领和影响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我相信如果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根本不需要看指挥棒的细节是什么。其实，顶层决策者真正缺失的正是各个个体实践出来的先进的理念、前瞻性的制度及成功的案例。在大方向确定的情况下，长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比去迎合指挥棒更重要。现在最让人担忧的是，没有了指挥棒或者指挥棒突然变了，一些机构和个体很失落，因为多年来为迎合指挥棒（例如SCI、ESI）的付出突然没有价值不大了，不知所措。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作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应有初心和使命所定义的最基本的故事逻辑，明知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也投入太多精力，只顾短期优化和局部优化，资源就会错乱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随着指挥棒的突然改变而疲于奔命，在发展上始终落后别人，同时因为没有定力和长期投入甚至内耗过多而缺乏核心竞争力。从管理部门来说，应允许各个机构在初心和使命明确的情况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选择路径并实现多元化发展，少一些行政干预，给予相关机构和个体更多的自主权。各个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为了初心和履行使命，他们所需要做的优化路径必然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建议就是减少各类针对结构和个人的评估评审评价，相关管理部门可考虑花更多精力来优化资源配置进行宏观调控，而不必具体到操作层面。在优化经费布局的情况下，基础研究可交给学术共同体去自我评价，不涉及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应用技术开发尽量交给市场去评价。09关于科技部的文件对普通中国科技期刊未来发展的影响白雨虹 《Light: Science &Applications》（1）只有基础类研究有论文要求，实行代表作制，具体限定了篇数（个人5篇，团队10篇、20篇或40篇）。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应不少于1/3。“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三高期刊名单由各单位学术委员会确定，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参照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确定。 对科研人员是不是福音有待进一步求证，但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科技期刊绝对不是好消息。谁愿意自掏腰包去发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代表作”的文章？谁愿意冒着被约谈、经费被追回的风险用科研经费发文章？论文总量减少，普通期刊没有论文回流红利，应用的又没有论文要求，普通期刊还发表什么？现有5300种中国科技期刊这次恐怕至少要自动关掉一部分了，剩下的很多期刊也会面临大考。（2）“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按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可否理解为科技部的项目都不能发表在其他普通期刊，代表作应发表在“三高期刊”？否则不允许在项目经费中报销。如果没有考核，单纯是为了学术交流而写文章，或者对作者是重大利好，估计很多国内期刊为了暂时的存在，会采取不收版面费的方式吸引稿源，这样，普通期刊，可以为学术交流而交流，问题是长期如何生存？纯公益属性？（3）“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科技活动，……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项目（课题），不把论文作为申报指南、立项评审、综合绩效评价、随机抽查等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不得要求在申报书、任务书、年度报告等材料中填报论文发表情况。”即许多科研活动都不需要论文。总之，除了基础研究需要5篇代表作以外，其他都不需要提供论文，也就是写或不写均可，甚至连三大奖里边的创新和发明，都不需要论文。这样一来，普通中国科技期刊为什么需要存在？谁需要普通中国科技期刊的服务？普通中国科技期刊的稿源从哪里来？ 10关于科技部“SCI”新政的几点思考杨兰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Photonics Research》主编最近科技部为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出台的新政，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在学术圈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大家欣喜科技部花精力改善科研环境的同时，也有担忧，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评价批判旧有的机制之前，我们有没有确定新政一定就解决现在的问题，还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应“两江科技评论”公众号的邀请，作为成千上万个在学术界的作者之一，也做为另一个身份—科学杂志Photonics Research的主编，既是科研工作者和作者，也是为学界服务、宣传科学的杂志编辑，从不同的身份来提供我的视角。新政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的出发点是好的，主要是为了扭转不合理的教育评价导向。但是这个新的标准是不是解决问题，如何执行，能不能考虑到大部分科研工作者的需求，以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没有一个合理且客观的标准，执行起来不仅是难，而且会引发新的问题。新政要点大致是：· 对基础科研，注重新发现，新观点，新原理，新机制等标志性成果的质量和影响。· 对论文实行代表作制度，合理确定代表作数量。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不应少于1/3。· 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期刊的论文，或者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报告的论文，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 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指出均不允许列支。· 对于发表在‘黑名单’和预警名单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不得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出。 先赞扬一下一些改进，比方说不要专注在SCI论文数量上，认识到SCI其实只是一个文献检索系统，并非评价系统，所以不能把它做为评价论文水平的标准。同时，鼓励科研工作者注重工作质量，还有代表作制度。类似的举措其实在别的国际评价体系也是如此，例如，IEEE fellow的评选，就要求” Explain how the nominee’s one or two most distinctive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ment or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就是说，一个人的学术贡献不是靠发文章的数量，而是看工作本身是否推动学术进步或者在实践中的应用。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制度上鼓励大家不要分散精力，而是集中精力做好几件重要的事情。新政还强调要避免‘一刀切’的问题，不能只看论文，也不能不看论文，不同类型的科研，论文占不同权重（划重点，新政不是说论文不重要）！ 但是，这个世界最不缺赞扬和迎合。既然写反思和评价，咱们看看不足的地方—目的就是如何让这个系统未来更加好。系统的改革，不是简简单单取消客观标准，而是要优化评价标准，用一个更好的去取代原有的。比如，怎么定义三高论文，现在这个三高太模糊，哪些杂志或者顶会属于这个范畴？什么是公认的国际顶级期刊，Nature及其子刊，Science，Cell 是公认的，可是把他们所有的文章加起来，数目也远远小于来自各个科研组发表的文章，必然需要更多杂志进入这个有影响力杂志的名单。如何定义，靠影响因子吗？那又进入了简单量化的死胡同—不同领域的杂志，不是简简单单影响因子就可以说明影响力的。不同领域千差万别，有的领域的顶级杂志可能不到10，如何制定这个名单很重要。理解新政的出台，里面的一些字句体现了决策者的用心良苦—有的政策是‘不得’，有的地方是‘不宜’。‘不得’意味着禁止，‘不宜’说明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以商榷，这给予了学校科研单位一定的空间去解读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具体策略。但是不得不说—某些地方对科研工作者太严苛了。比如“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任何领域，都会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固然有占着位子不作为的人，发的文章没有实质性内容，甚至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模式。新政对约束这样的人是有效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学校现有的tenure制度，各种帽子，各种title，以及没有名校或者大团队的优势等等，已经把很多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空间压缩到一个角落—每天被各种事情追着—除了科研，还有教学，为杂志审稿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的会议以及需要服务的委员会（committee）。不是每一个优秀的人才都会幸运的在一个有足够资源的平台和团队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一切从头开始，起步就要三高论文，谈何容易。而且，一个科研的影响力（impact)不仅仅是发表在哪个顶级杂志哪个顶会决定的。不是说达不到三高标准的科研就一定没有意义，相关论文发表支出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话说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一个用于产生高强度，超短激光脉冲的啁啾脉冲放大技术就是发表在一个影响因子不到3的Optics Communications上。回到最初的反思，新政的出台是为了应对现在的一些问题，不要唯论文论是对的，评价体系需要多样化，能包容各种形式的贡献。但是，切忌一刀切，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成了捡了芝麻丢了瓜。现在的系统固然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坏的，越来越多的团队作出国际影响力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值得称赞。新政出台是好事情，而且给了院校一定的自由度制定执行适合自己的政策，这是非常点赞的。但愿执行者在改变的同时，合理的包容和照顾，给科研工作者足够的自由度和空间，让他/她们成长。提供不同的生存空间，有的基础科研，是需要十年磨一剑，短期看不到成果，如何让他/她们适应生存在这个量化的体系里；有的科学发现，现在看来是小众的科研，未来可能为一个变革性技术提供基础，比方一些新的理论，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让人接受，这在科学发展史上并不少见；也有那些科研方面没有足够资源条件做有影响力工作的研究员和教授，他/她的才华和贡献体现在培养学生做科研，为社会培养科研创新的生力军，也需要给他们机会。11关于SCI及专利“新政”的几点思考周林 《知识产权研究》集刊主编最近，教育部、科技部连续就“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及“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发文，希望借此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营造高校良好创新环境，以及将专利转化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作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以及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不单纯考核专利数量，更加突出转化应用。与其说这是“新政”，不如说是对此前相关政策的“纠偏”。从总结经验，纠正以往工作中存在的过分强调SCI在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影响，以及纠正过分看重专利申请数量而轻视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把高校教学科研、培养优秀专人、将科研成果付诸应用等引到朝向正确方向前进的轨道，“新政”无疑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 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一个“亮点”是，规定科研人员可享有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它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将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处置权等权利都归属于国有，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不利于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的局面。 但是，“新政”也好，“亮点”也好，要想彻底纠正以往偏差，逐步将高校科研引向正确轨道，调动人的积极性，不断推出新产品，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尚有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需要落实和解决。例如，为破除论文“SCI至上”，不以SCI作为科研绩效评价的标准，那么，新的标准是什么？可行的替代方案又是什么？如果把SCI跟科研活动、授课内容、社会服务等结合起来，综合考量和考评，除了SCI这个“硬”指标， 其他指标都是“活”的，实践中如何把握？专利申请的数量曾经是考核高校科研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于是，为追求高指标，实践中就会发生“重申请，轻转化”的情况。一些高校把大量科研经费用于交纳发表论文版面费以及专利申请费和专利维持费上。表面看，发表论文很多，申请专利数量很多，但实际上给社会提供的新产品却很少。“新政”提出高校要以质量和转化绩效为导向，更加重视专利质量和转化运用等指标，对改变以往的“论文困境”和“专利淤积”局面或有助益。 高校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以往的工作中，虽然也提出要重视成果转化问题，但是迟迟得不到很好解决。这并不是不重视，而是没有专人去研究具体对策，拿出可操作的办法。例如，转化问题涉及市场调研和预测、资金筹措和融资、法律咨询和维权、产品营销和推广等诸多方面，需要多方面专人的高质量服务，而高校自身并不完全具备这些专人。本人曾多次到某科技园区调研转化问题，在企业与律师见面会上，企业存在的问题被发现，律师的专长获认可，但到了具体签约阶段却“卡壳”了，原因在于企业没有把本应付给专业服务的相关费用列入预算。高校应当认识到，研发有成本，服务也有成本，投资、融资、产品设计、营销等方面都有成本。转化工作必须计算这块成本。“教技（2020）1号”文件在“重点任务”里面，有一条比较“实”的规定，即“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支持高校通过学校拨款、地方奖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等途径筹资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用于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专利导航、专利布局、专利运营等知识产权管理运营工作以及技术转移专业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形成转化收益促进转化的良好循环。”设立此项“基金”的初衷看上去是好的，它或许能弥补和解决一些研发单位或企业在成果转化方面的预算或资金难题。2020年2月14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在解决科研成果的财产/权利归属方面，突破了以往都归属于国有的局限，因此有人把它跟美国的《拜杜法》相提并论。有人说该“实施方案”“是我国从政策与模式创新的角度，鼓励科研人员投身科技成果转换的一次尝试。”但是目前在没有看到方案细节的情况下，我们更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宣示。美国《拜杜法》的宗旨和精神是“希望能透过产、学、研的协作，以专利权所产生的诱因或积极性来激励美国对科技的研发（尤其是基础科技）与国际竞争力，用科技带动经济复苏。同时希望能避免研发机构的人才流失和专利权的闲置浪费，以产学合作来实现产业升级，用专利权“下放”给从事研发的学研机构来激活创新研发、驱动市场机制，并以专利的商品化来开展创新事业，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境内的就业机会。” 《拜杜法》以权利下放和市场机制来激活、驱动产学研的合作研发，透过商品化来促进知识扩散与经济发展，从该法的实施结果看，这一理念得到了实现。该法出台后几年内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翻了10倍，并使得美国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并不仅仅出自这一部法律，而更多的是“市场机制”的结果。有专家指出：《拜杜法》是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来统一美国全国的专利运用政策，以‘兴利’做为出发点，几乎对于市场机制不做任何的干预。此次SCI及专利“新政”能否取得预期结果，倒是可以拿《拜杜法》在美国实施所取得的成功来做比较。“新政”的初衷或许不错，但是实施起来未必乐观。担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主导“新政”实施的某些高校领导和地方政府，能否在实施“新政”过程中遵从和顺应市场机制，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把本应属于“服务”的对转化工作的管理，当做一种“权力”来运用；二是高校及其科研人员需要不断明确它们首要使命是知识扩散，而不是赚钱！唯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在面对各种利诱下仍然做好科研成果转化的工作，做好符合其宗旨与使命的各项工作。12谈谈这几年在公司做产品研发的一些体会 徐骏博士 华为横滨研究所公司开发新产品，核心目标永远是利润。打开来讲，就是问这几个问题：价值，这个技术是不是不可代替，这个技术带来的新功能是不是客户真正的需求，这个技术的根技术（物理机理）是否足够清晰，这个技术是否有发展延长线；可行性，能不能量产，量产如何发展产业链（或升级现有产业链），量产的成本（包括初期投资，生产成本，生产良率），产品性能和可靠性之间的平衡，市场可以接受的定价范围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技术上，还会牵涉到很多销售、市场、行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回到各位教授们所擅长的科研创新，如果要把实验室技术转化成新产品，就需要从上面这些纬度审视。中小型创新公司和大型公司还不太一样，中小公司，特别是初创公司，目标是拿出样机，展示新科技，继续融资扩大再生产；大公司的话，一般是需要向客户推出成熟可用的产品，是不允许有失败的，因此内部实际上经历了十分严苛的历程。而且对于消费电子品来说，发货量动则百万，甚至千万，这需要相当严格的品控。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工程上的dirty job，远不像科研那么高大上。硬件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投入，是要经过多轮的沉浮与迭代，有时候甚至是需要背负大量的亏损的。一个技术从实验室demo到真正产品，走个五年十年太正常不过。回过头看京东方、中芯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台，是不可能的。但核心竞争力的构建，这份耐心必不可缺。目前国内，有这样的耐心一步步发展，扎实研发的公司还太少，这也需要国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倾斜和支持。我也希望能更多的构建产业界与学术界的交流平台，教授们能听到产业界需要什么，教授们也可以把自己的新成果新想法展示给产业界。双方思想互相碰撞，或许就能有更多的火花。

因“学术不端”问题，国内学术圈又迎来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地震”。　　今年4月，国际著名学术出版集团施普林格（Springer）旗下期刊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批量撤销33篇论文，加上该期刊近两年撤下的另8篇论文，总共有41篇，其中39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来自中国。　　撤稿理由包括剽窃他人未发表手稿（plicated from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操纵作者身份（authorship manipulation）、试图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an attempt to subvert the peer review process）、内容抄袭（substantial overlap most notably with the article cited）、图像未经允许不当复制（figure plication without appropriate permission）。其中超过一半的论文作者同意撤稿。　　据记者初步统计，这场集体撤销论文风波牵涉到国内数十家高校、单位和公司，包括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其中有多篇论文还获得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　　而被“下架”论文最多的前三家机构分别是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其中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同一位通讯作者甚至被撤销7篇论文，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和合肥工业大学也分别有同一通讯作者被撤稿4篇的情况。　　“学术带头人”被撤稿7篇　　施普林格（Springer）掀起的这场论文打假，让学术不端的行为暴露在阳光下。　　记者统计发现，在此次集体撤稿波及到的数十家高校、单位和公司当中，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包括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等）、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合肥工业大学是提到最多的高校单位，分别被撤下12篇、7篇、4篇论文，另外还有3篇是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合作的文章。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成为被撤稿最多的单位。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吴怡、实习生林海颐整理翻译，数据来源：施普林格（Springer）官网。　　值得注意的是，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被撤的7篇论文均来自于同一位通讯作者“Chao Xiong”。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期刊指出，这7篇被撤的论文均剽窃他人未发表手稿，其中4篇操纵作者身份、试图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　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被撤的7篇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均标注获得了多个项目基金支持，包括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研究项目（BRA2016111）、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BE2016200）、常州市科技计划项目（CE20175031）、电子信息测试技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YFKM-WHH-201705-01）、常州市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CM20173003）、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　　这7篇论文的撤稿时间不同，有4篇在今年4月份，3篇在2018年6月。通讯作者Chao Xiong只同意撤下其中5篇，反对另2篇的撤稿。论文的其余作者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记者检索发现，“Chao Xiong”实为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前任副院长熊超。学院旧版官网的“教师名录”和“人才工程”栏目显示，熊超在2016年入选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2017年成为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而在近两年的学校新版官网上，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分拆成了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光电工程学院，熊超没有出现在领导名单之列。　　澎湃新闻就上述论文撤销事件联系熊超，对方回应称，“同意撤稿表示我认同期刊（提出）的问题，相关的经费已经被撤销了。”　　这7篇被撤论文中，有3篇是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合作的。公司官网显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简称“41所”)是我国唯一的专业电子测量仪器研究所，本部位于安徽省蚌埠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迄今为止，41所共完成科研成果近400项，4项获国家奖，100多项获部、省级科技进步奖。　　“下架”论文多数来自同一特刊　　除了上述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被撤的7篇论文，来自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的通讯作者“Zepeng Wang”，也同样被撤稿4篇，撤稿理由主要为剽窃他人未发表手稿、操纵作者身份、试图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　　另外，来自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的论文通讯作者“Caiyou Zhang”，也有4篇论文被撤，撤稿理由主要为内容抄袭、操纵作者身份、试图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澎湃新闻检索发现，以“Caiyou Zhang”为通讯作者的这四篇论文，存在一稿多投的情况。这四篇论文也曾于2018年-2019年期间发表在另一国际著名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Elsevier）旗下的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期刊，不过也均被撤稿。　　然而，同样是这四篇论文的作者栏，却只有1篇出现了“Caiyou Zhang”的名字。另有两篇的通讯作者也变成了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的“BoDai”。　　施普林格（Springer）官网显示，本次集体撤稿的论文大多数来自特刊“Multi-source Weak Data Management using Big Data”，是期刊组织的特刊征稿（Special issue）。　　巧合的是，该特刊的客座编辑（Guest Editors）分别来自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State Grid Zhejiang Electric Power Company Information & Telecommunications Branch）、合肥工业大学（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阿里巴巴复杂科学研究中心（Alibaba Research Center for Complexity Sciences）、天津大学（Tianjin University）、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新加坡国立大学被撤的两篇论文与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有合作。“Multi-source Weak Data Management using Big Data”特刊客座编辑名单。　　关于客座编辑在本期特刊的角色以及撤稿事件的调查结果，澎湃新闻邮件联系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期刊的总编辑，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具体答复。　　值得注意的是，多篇论文的撤稿理由均提及“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这如何理解？澎湃新闻根据公开资料了解到，同行评议是学术刊物普遍采取的论文评审制度。一般由刊物编辑邀请论文所涉领域的专家学者评价论文质量，提出评审修改意见，主编参考评议结果后决定是否刊发。　　由国外两位科学工作者创建的网站Retraction Watch（撤稿观察）显示，通常论文被撤的原因包括同行评议造假，指的是故意不按照期刊指南或道德标准进行同行评审。　　2017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制定了《科技工作者道德行为自律规范》。其中提及，反对委托代写代发论文。遵循论文撰写和发表规范，反对以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论文挤占浪费学术资源，共同抵制学术论文发表中第三方中介机构投机取巧谋取利益的不端行为，反对委托“第三方”代写代投论文、对论文内容进行实质性修改、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或评审意见，维护好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和学术尊严，提升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声誉。　　多篇被撤论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被撤稿的论文中有多篇标注获得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作者主要出自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计量大学、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除了浙江大学论文作者并未回应，其他均表示同意撤稿。　　标注获得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被撤论文名单。　　6天前，记者就上述撤稿事件邮件联系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的论文通讯作者“Liye Gui”，以及中国计量大学计量测试工程学院论文通讯作者“Yongjun Zheng”，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对方的回应。　　而获得基金资助的被撤论文将如何处理？5月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澎湃新闻表示，由宣传处统一口径回复媒体。而宣传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情况（汇报），需要把详细的内容上报给领导再作出正式回应。　　这并非是施普林格（Springer）首次“下架”问题论文。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15年8月，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64篇论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　　2017年4月，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的《肿瘤生物学》杂志一次性撤销107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这被喻为国内学术圈的一次“大地震”。　　同年8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表示，针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处理情况：第一种是若发现该论文有学术不端行为、撤稿或者是其他的行为，且标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就要对这个工作进行处理。第二种是这些被撤稿的论文，被用来作为基础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话，就要重新审阅。　　针对2017年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论文“撤稿事件”，当时杨卫透露，大概总数有70多位相关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取消50多位责任人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资格1到7年，撤销40多项已经获得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对这些事情的严肃处理会为这一类学术不端行为，起到重要的、关键的制止作用。” 　　随着2020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季的到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4月27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评审环境的公开信》称，评审专家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评审工作，抵制各种人情评审，不投感情票、单位票、利益票，不违规与被评审项目的利益相关人员联系，不披露任何未公开的与评审有关的信息，不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坚决抵制任何干预正常评审工作的不良行为，并自觉回避利益冲突。来源 澎湃新闻编辑 李志刚编审 李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