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问题研究投稿

·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位列世界第二，但超90%发表在国外期刊；·中国期刊的影响因子逐年提高，但很多中文期刊评价不高；·对比国际期刊的“秒回”，一些中文期刊的审稿时间长达9个月；·对比国际期刊全文刊载，不少中文期刊吝啬地将篇幅限制在8页；·对比国际期刊的专家审稿，很多中文期刊审稿人将审稿权给了在校生。学术界不投中文期刊的原因是什么？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最近再次出现在某知识问答平台热榜。短短两周，便吸引了180个回答，浏览量超过34万。中文期刊到底差在哪？面对逐渐边缘化的态势，如何摸清定位实现破局？8月29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邀请科技界、出版界专家，就中文期刊如何回归正途展开了激辩。超9成SCI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问：中国期刊的生存现状是什么？任胜利（《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9年，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超过50万篇，位列世界第二。2000年，中国SCI期刊对中国学者论文的贡献是41%，到2018年下降到7.4%。也就是说，100篇论文中只有7篇发表在中国际期刊上，另93篇都发在国外期刊上。此外，中国的SCI期刊数量也与中国SCI论文发展不匹配，中国期刊越来越滞后于中国论文的发展。9000多种SCI期刊中，中国期刊只有241种。科研成果不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很难让广大中国科研工作者知晓，促进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中文期刊的重要性和发展的急迫性不言而喻。中文期刊的现状是小、散、弱，同质化明显。小即规模小，一本期刊大约发200篇文章；散即分布散，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只有1.16种期刊；弱即影响力弱，大多出版单位只有一种期刊，很难做大做强。同质化非常严重，缺乏学科分布、学术定位的考虑。大学学报中，以大学学院命名的有519种，约占中文期刊的12%，而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的，很难体现特色。从影响因子看，中国SCI期刊影响因子的上升幅度远远高于国际总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影响因子只代表平均论文引用，部分中国期刊为了追求影响因子的提升，大大缩减了刊登论文的总数量，减少分母大小而博取高分。一般来说，期刊影响因子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论文数也在增加，但上述部分中国期刊为了把影响因子做高而不断减少分母，这种做法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因而，中国期刊的总被引与国际总体差距依然很大。综上所述，中国期刊面临质量不高、评价导向导致缺乏优秀稿源、学术定位不够明晰等核心问题，尤其是中文期刊。问：如何看待“差评”中文期刊的现象？崔鹏（清华大学副教授）：差评中文期刊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科技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的顶级成果一般不会考虑投稿到中文期刊。以计算机领域举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术话语权不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发论文实际上希望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学术共同体是分层次的，有些是引领性的，有些是跟随性的。引领性的不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国外期刊就是最好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某些领域的中文期刊没搞好的客观原因是，我们的科技发达程度不足以支撑打造一本该领域的一流国际期刊。二是，一部分科研工作者要受到国际同行认可，需要国际舞台交流学术进展。包云岗（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学术发表只是整个科研活动中一个环节，现在都盯着为什么差评中文期刊这件事，其实大可不必。很多时候整个链条尚未完全运转起来的情况下，仅仅看一个环节未免偏颇，因此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中文期刊上。计算机领域，很多顶级会议获得认可，一定程度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源头就在会议上，或者来自某一个期刊，学术界与期刊、会议的互动经形成正向循环。如果哪一天中国的需求走在世界前沿，又能够在国内找到技术方案，那这些技术来自哪里，哪里就会形成新的舆论阵地。问：绝大部分优秀论文流向国外，中国是否是学术全球化的受害者？崔鹏：学术全球化，中国到底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国际期刊向中国开放，是把中国学者逼到国际舞台，逼到国际学术圈，中国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假如现在贸然禁止所有论文发表到国外，那就是变相加速了外界对中国的学术封锁。定位不清是中文期刊发展的拦路虎问：如何解决部分国内办的英文期刊，既不受中文期刊的待见，在国际上竞争也很尴尬的问题？王静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定位不清晰是影响中文期刊发展的关键。语言是中文期刊国际化传播的劣势，大多数欧美一流学者是不懂中文的。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期刊的读者群体就被限制在中国。那么就必须考虑，中国的读者群体需要什么。如果不想清楚这个问题，找不准市场定位，片面办中文期刊的英文版，是无法提升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的。高志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尽管可能95%的中文期刊很差，还有5%的中文期刊比较好，比如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自动化学报、通信学报等，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看还是认可的。李季萌（爱思唯尔学术期刊部出版人）：中文期刊应该向期刊集群发展成熟的出版商学习经验，比如期刊定位。一本好的期刊首先需要做完善的市场需求分析，同时精准定位，不一定所有的期刊都要以发展成顶级期刊为目标。成功的期刊离不开一个尽职的、活跃的编辑团队。另外，要有强大的内容推广平台来增加可见性，同时在期刊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李浥东（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文期刊到底服务于国内学术界的哪些人呢？如果一开始就把中文科技期刊跟国际顶刊相比，那是不现实的。所有的期刊，都是随着研究成果而来。国内绝大多数前沿研究成果的学者都是英文体系培养出来的，几乎无一例外。让学者再去花时间，写一个很好的中文文章，这是对科技资源的浪费。所以中文期刊的定位最重要。只有定位精准，服务好目标人群，中文期刊才有可能提升影响力。问：有的中文期刊审稿需要9个月，如何破解？鹿泽光（中科国鼎数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计算机领域的中文期刊编辑很难找，基本上CCF的15本会刊全都缺编辑。李季萌：爱思唯尔的计算机期刊集群在亚洲有700多个编辑，这个数量显然无法满足目前的需要。所以这也说明我们需更加紧密地跟亚洲科研工作者联系起来。目前，亚太学者在期刊出版中的话语权还是不够强，所以我们也是想跟学术界一起探讨，怎么增加亚洲学者在期刊领域的话语权。任胜利：国际上有像Nature、Science、Cell这样有专职编辑的高端期刊，但更多的还是Springer—Nature、Elsevier等大型出版社主办的以编委会力量为主的学术期刊，充分依靠编委初筛稿件或邀请审稿人等办法解决审稿这一难题。对中文期刊来说，我觉得也要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发挥专家办刊的优势。问：中文期刊收版权费，因而限制了版面。一般投稿到中文期刊的论文不能超过8页，导致很多论文虎头蛇尾，是这样吗？任胜利：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实际上，对论文篇幅和参考文献的限制也是部分期刊编辑的人为规定。有关期刊总页数也是可以弹性的，在上报期刊主管部门和邮局发行时可适当放宽某一期的页数，出版时尽量不超过上报的页数就可以。问：中文期刊发展空间有多大？任胜利：2019年我们曾做过问卷调查，从反馈发现，94%的科研工作者认为需要中文期刊，同时对中文期刊的未来表示忧虑。如果认为中文期刊做得不好，差评中文期刊，那么科研工作者的投稿意愿就会降低，造成恶性循环。但是，95%的科研工作者愿意为中文期刊做贡献，就是说中文期刊还是有潜力，可以发展好的。李季萌：计算机领域出版量位居前四的出版商，IEEE、 Springer-Nature、ACM和爱思唯尔论文数量加在一起，也只占了整个英文学术论文市场的1/3，其他2/3由其他出版商或出版形式占据。从这个角度看，计算机领域并不是一个垄断的出版市场，反而是一个百花齐放，极具活力的市场，中文期刊仍有很多机会。抓住本土学者以破局问：中文期刊如何把学术界拉回来，建立学术声誉？邬明权（中科院遥感所副研究员）：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学者不去发中文期刊，首先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学生毕业要求发SCI，所以所有人都去发SCI，而不是去发中文期刊。学术界不发中文期刊，不是因为中文期刊不好，而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罗训（天津理工大学教授）：一个期刊的水平跟一个期刊的学术志愿者水平直接相关，但是学术志愿者精神现在在国内学术圈是欠缺的。有的导师会把期刊论文交给学生去审，是因为他们觉得审稿浪费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审稿质量难以保证。而事实上，学术的互相评议，前人不传帮带，后人的学术水平就很难提升。前人不对期刊把关，谁又能当好期刊的守门人呢？李季萌：中国学者一年发表很多文章，发表一篇文章背后有很多学者和出版从业者的参与和支持。要保持科研平衡，就需要大量学者贡献时间、精力。从这一点来讲，对比发表论文的数量，亚洲学者的贡献程度还明显不够。王静远：ACM、IEEE会议办得好，就是抓住了学术共同体。中文期刊如果想要办好，办成顶级，一定要抓住本土学者，发动一群学术志愿者来审稿这一点很重要。问：具体如何操作？任胜利：应该说中文期刊在学术成果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是十分重要的。很多中文期刊的作者以研究生为主，也有期刊编辑或编委调侃中文期刊就是研究生的“作业本”，也就是说研究生最初的几篇文章都是通过审稿人的审稿、把关后在中文期刊发表的。这个过程对于提升学生对研究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研究素养是很有帮助的。所谓的研究能力培养，写文章和修改文章应该是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建议青年科学家更多、更早地参与到中文期刊的建设中，如建立青年编委会或青年审稿人制度，让年轻有为的学者先参与进来，做期刊的审稿工作，提升中文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以获得广大科研人员和学生的认可。崔鹏：每年有大量优秀年轻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这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是利好的。希望在后续科技期刊发展和建设方面，能够更大程度引入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共同呼吁国家做相应的政策调整，更好地运营学术共同体。（卜叶）【来源：光明科普】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版权声明：来源（首发）：微信公众号《技能Tools》是不是有的小伙伴论文都发了好几篇了，但对一些期刊的专业术语还云里雾里，这期为大家介绍一些国内外学术期刊的一些基本常识情况，投稿前对一些期刊常识有个大概的了解，做到心里有底。由于文章涉及内容比较多，先来个小目录理理。国内期刊核心期刊所谓核心期刊其实就是由一定的遴选体系筛选而产生的期刊，目前，在国内一共有七大核心期刊遴选体系：1.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我们常说的中文核心）2.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又称“C刊”）；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也是我们常听说的“统计源期刊”；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5.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7.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如果期刊被同时被两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认定为核心，那么该期刊就是双核心期刊，入选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南大CSSCI核心期刊为通常意义的双核心期刊。普刊普刊是相对于核心期刊来说的国内的合法刊物，正常情况下，分为省级、国家级，但是经过某部门或者团体筛选，成为核心的刊物就脱离了省级、国家级的划分，统一成为核心期刊，普刊发表容易，对文章内容要求也较低。省级期刊与国家级期刊实际上，国家从来没有对刊物做过级别之分，也就是在影响力和专业程度上没有省级和国家级的差别。所谓国家级期刊和省级期刊之分，主要为方便管理，根据期刊主管单位的级别而做了区别。即国家单位主管期刊为国家级期刊，省单位主管期刊为省级期刊。国家级期刊一般说来，国家级期刊，即由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主办的会刊。另外，刊物上明确标有“全国性期刊”字样的刊物也可视为国家级刊物。省级期刊省级期刊，即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部门、委办、厅、局、所，省级社会团体和机构以及各高等院校主办，在新闻出版部门有登记备案，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A类、B类、C类期刊A类期刊、B类期刊、C类期刊等是在高校或其他研究机构论文答辩、科研项目申报、学术水平评估等场合经常出现的提法，容易与核心期刊相混淆。从国家层面，并没有对期刊的此类划分。A类、B类期刊等的划分是各单位根据相关政策文件，结合自身研究优势，从国内外核心期刊数据库进行筛选，把和本单位研究方向结合最近的、办刊质量好的刊物，划归为A类期刊，其次为B类期刊，再次为C类期刊，以此类推。因此，A、B、C类期刊等级的划分，是由各个单位根据自己的科研考核标准制定的，不同单位标准也不同。C刊“C刊”是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简称，与C类期刊不同，C类期刊是各单位根据本单位考核标准制定的内部划分，而“C刊”则专指CSSCI期刊。国外期刊SCI、EI、ISTP（现称CPCI-S）是世界著名的三大期刊文献检索工具，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世界三大顶级期刊：《Nature》、《Science》、《Cell》。我们搜索下载外文文献的时候经常会看到Elsevier、Springer的字样。以上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国外期刊的相关内容，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国外一些学术期刊及检索系统的概况。这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上面提到的Elsevier、Springer（不只这些）是出版商的名字，出版商那里拥有期刊文献版权，即拥有文章的全文内容，所以我们下载文献的时候会看到这些出版商的名字。而我们常说的SCI、EI只是文献索引数据库，他们从出版商那里收集某些期刊论文的公开信息数据（题目、作者、摘要、参考文献）储存到自己的数据库里，然后再添加一些自己的信息，比如分类号之类的东西，然后对这些信息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参数，比如SCI每年推出JCR（期刊引证报告，后文有介绍）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SCI、EI数据库里看不到文章全文内容的原因。其实EI隶属于Elsevier旗下，获取数据还是很便捷的；而我们常见的SCI、SSCI、CPCI都是Thomson Reuters（汤森路透）旗下的。说到底（以SCI为例），SCI是ISI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只是个检索工具，而我们投稿是投给SCI源期刊（即SCI数据库索引所依据的杂志）。EIEI（The Engineering Index，工程索引）是美国工程信息公司出版的著名工程技术类综合性检索工具。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信息提供者之一，早期出版印刷版、缩微版等信息产品，1969年开始提供EI Compendex数据库服务。EI以收录工程技术领域的文献全面且水平高为特点。EI收录5000 多种工程类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科技报告和专著。收录范围包括核技术、生物工程、运输、化学和工艺、光学、农业和食品、计算机和数据处理、应用物理、电子和通信、材料、石油、航空和汽车工程等学科领域。1995年以来美国工程信息公司开发了称为“EI Village”的系列产品。工程索引（EI）目前主要有三个版本: EI Compendex光盘数据库、EI Compendex Web数据库、Engineering Village 2。2009年以前，EI收录包括三种类型：被EI Compendex标引文摘（核心数据）收录、EI Page One题录（非核心数据）收录、会议论文。EI Compendex数据库从2009年1月起，所收录的期刊数据不再分核心数据和非核心数据。但是还分为期刊检索和会议检索。也就是源刊JA类型，会议CA类型，相比而言，JA的含金量要高一些。Web of Science、SCI、ISI概况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是国际知名的科技信息研究与服务机构、学术信息出版机构。1992被加拿大汤姆森公司的分公司Thomson Scientific & Healthcare收购，即为Thomson ISI。ISI成立以来，先后推出了SCIE、SSCI、ISTP、A&HCI和ISSHP等许多著名的学术研究检索工具和数据库。Web of Science是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基于WEB开发的产品，是大型综合性、多学科、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提供引文分析。是一个由多个文献检索数据库组成的平台，旨在支持科学和学术研究。Web of Science（WoS）以ISI Web of Knowledge（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作为检索平台。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WoS核心合集）是该平台上的首要资源，也是世界上重要的科学和学术研究引文索引，具体数据库构成看下图。当然了ISI Web of Knowledge检索平台除了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外还收录了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数据库，具体详情看下图。无论是在数据库还是数据深度方面，对于Web of Science平台数据库的订阅各个机构都不尽相同。当你查阅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同的数据库进行精准查询。下图所示为我所在机构订阅的数据库列表。SCI与SCIESCIE是SCI扩展版，SCI收录3000多本自然科学期刊，SCI系统出版形式先后出现过四种：最开始是印刷版（SCI Print），后升级为光盘版（SCI CDE）和联机版（SCI Search），最后发展成网络版，SCI也扩充到8000多本期刊，更名为SCI-Expanded（SCIE）, 成为一个重要的数据库。其中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SCI-EXPANDED（SCIE）就是SCI的网络版。SCI收录的期刊档次更高一些，但有时候也会发现SCIE收录期刊的影响因子可能比SCI还高，可能跟学科不同有关系。二者在选刊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收录的期刊数不同。随着网络版的普及，SCIE就是SCI，慢慢趋于通用，都是指Web of Science平台上的SCI-Expanded数据库。现在Web of Science检索平台上已经看不到SCI了，只有SCIE期刊数据库。但仍有部分院校重视SCI及SCIE的区别，所以这些院校的同学投稿前要多加注意了。ESCIESCI（新兴资源引文索引，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是Web of Science核心集合的新指标。与SCIE、SSCI、A&HCI成并列关系，但ESCI的收录期刊的标准低于SCI、SSCI、A&HCI，是普通期刊入选这三大索引的必经之路。ESCI的推出让普通期刊在进入SCIE 数据库前，或质量降低的SCIE期刊被剔除前多了一个缓冲带（所以说ESCI期刊并不是正式的SCI期刊，只是进入到SCI期刊的预备队）。ESCI的推行让期刊的收录路径更趋清晰，使期刊的分级更趋合理。ESCI的推出使得WoS期刊数据库更多地收录那些在学术领域己经具有地区性影响力的期刊，并且更早的追踪到新兴的领域和趋势，从而扩大WoS期刊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和评价规模，更能大幅增加WoS期刊论文的被引频次。ESCI 期刊的论文都可以在Web of Science的核心数据库中查到（所以说别以为WoS核心合集里能检索到的都是SCI），但是每年的JCR中不报道这些ESCI期刊的影响因子，同时，ESCI期刊的引用也不会被计入影响因子的计算（有待考证）。Master Journal Listhttp://mjl.clarivate.comMaster Journal List 是汤森路透公司提供的ISI收录的期刊总列表，收集了ISI所有数据库的期刊，通过这个网站你可以查询某个期刊被ISI Web of Science平台上的哪个数据库收录了，也可以查询某个期刊是不是SCIE期刊，同时可以查到是不是SCI期刊，甚至也可以查到是不是ESCI期刊等等。ESI（摘自百度百科）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是由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I）于2001年推出的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ESI是汤森路透基于SCI和SSCI所收录的全球11000多种学术期刊的1000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ESI对全球所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SCIE、SSCI库中近11年的论文数据进行统计，按被引频次的高低确定出衡量研究绩效的阈值，分别排出居世界前1%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居世界前50%的国家/地区和居前0.1%的热点论文。ESI针对22个专业领域，通过论文数、论文被引频次、论文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前沿论文等6大指标，从各个角度对国家/地区科研水平、机构学术声誉、科学家学术影响力以及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全面衡量。所有统计数字每两个月更新一次。ESI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JCR、影响因子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汤森路透每年出品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的一项数据。现今JCR是基于SCIE期刊数据库的（它的SS版本对应SSCI数据库）。JCR对包括SCI收录的3800种核心期刊（光盘版）在内的8000多种期刊（网络版）之间的引用和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运算，并针对每种期刊定义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五年影响因子、被引用半衰期等指数加以报道。一般于每年的6月份公布前一年各个期刊的影响因子等数据。并非所有期刊都有影响因子，必须是被Web of Science检索平台的SCIE和SSCI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才会有相应的影响因子等数据。一个期刊的影响因子，指的是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报告年份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一种刊物的影响因子越高，也即其刊载的文献被引用率越高，一方面说明这些文献报道的研究成果影响力大，另一方面也反映该刊物的学术水平高。因此，JCR以其大量的期刊统计数据及计算的影响因子等指数，而成为一种期刊评价工具。影响因子现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JCR期刊分区（这部分内容采摘自LetPub官网）目前，根据JCR分区表对SCI论文进行评价的模式已被国内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采纳，因为它有利于鼓励科研工作者向本学科的高级区域投稿。国内主流参考的SCI分区依据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制定的分区（简称中科院分区，又称中科院JCR分区）以及汤森路透JCR的Journal Ranking分区两种，两种分区方法都是按照学科进行的，它们均基于SCIE收录期刊的影响因子基础之上。在国内，中科院期刊分区表则被更多的机构采纳以作为科研评价的指标。中科院JCR分区由于不同学科之间的SCI期刊很难进行比较和评价，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世界科学前沿分析中心（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针对目前SCI期刊的影响因子等因素，以年度和学科为单位，对SCI期刊进行4个等级的划分，每年10月份发布最新年期刊分区数据。SCI期刊中科院JCR分区查询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中科院期刊分区”。期刊学科划分中科院JCR分区表对所有期刊的学科划分如下：大类学科：医学、生物、农林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化学、工程技术、数学、物理、地学、地学天文、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及综合性期刊，共13个大类。小类学科：13个大类下面又分出176个具体的不同学科类别。需要注意的是，一本期刊只可属于一个大类学科，但是一本期刊却可以属于多个不同的小类学科。例如期刊Advanced Materials，只属于“工程技术”的大类学科，但具体可进一步细分为5个小类学科。期刊分区方法中科院期刊分区依据也是基于一个期刊的影响因子，但是采用的是三年平均影响因子，优点是减少了有些期刊影响因子逐年波动较大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具体方法：根据13个大类学科，分别将各大类的SCI期刊由3年平均影响因子划分为1区（最高区）、2区、3区和4区四个等级。中科院分区的1区到4区的期刊数量不等，呈金字塔状分布，前5%为该类1区、6%～20% 为2区、21%～50%为3区，其余为4区。Top期刊中科院分区表的大类分区中还会遴选出一些优秀的Top期刊，2015年以前top期刊遴选规则如下：大类1区期刊直接划入Top范围内；2区中2年总被引频次指标位于前10%的期刊也归入Top期刊集合。2015年，在上述定量测度规则的基础上新增同行评议的考量因素。对于少数期刊，尽管不在上述定量方法划分出来的top期刊的范围中，但经过科学共同体评议，被认为是高学术影响力期刊，直接被采纳加入top期刊；2016年扩大top期刊范围，小类1区期刊设置为top期刊。汤森路透JCR分区期刊学科划分汤森路透JCR的Journal Ranking没有设置大类学科，只分为176个具体学科，也就是中科院分区表中所指的小类学科。期刊分区方法Journal Ranking以当年的影响因子为基础，每个学科分类按照期刊当年的影响因子降序排列，平均分为Q1、Q2、Q3和Q4四个区，Q表示Quartile in Category（学科分区）。汤森路透分区中期刊的数量是均匀分为四个部分，前25%为该类1区、26%～50% 为2区、51%～75%为3区，其余为4区。合并/更名期刊的处理方式中科院分区表是基于JCR的数据，但对于JCR中期刊刊名更名/合并的情况进行数据规范处理。对于变更刊名的期刊，JCR会保留两个刊名，会计算两个影响因子。中科院分区表会将变更前期刊数据合并到变更后的期刊，且重新计算影响因子，只保留变更后刊名和ISSN。下面一张图对两种分区方法进行了对比期刊自引我们在投稿过程中偶尔也会遇到期刊要求或是引导作者去引用1-2篇他们刊物的文章，从而提高他们期刊的影响因子。自引（Self-citation）在SCI期刊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在学术圈中也属于比较正常的现象。一个期刊的自引率超过30%就算高了，大家投稿时就该多注意了。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可以检索到期刊的去自引影响因子；登录LetPub网站可以查询某个SCI期刊的自引率，同时也可以查询影响因子、中科院分区、是否为OA期刊、期刊官方网站以及期刊投稿网址等数据。https://www.letpub.com.cn/index.php?page=journalappCN与ISSN类刊物“CN号”是“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简称。所谓CN类刊物，是指在我国境内注册、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该类刊物的刊号均标注有CN字母，通常被称之为CN类刊物。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在国内发行的连续出版物（期刊、杂志、报纸等）必须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CN刊号。否则视为非法出刊。“CN号”由字母“CN”和6位数字及分类号组成，CN为中国的国名代码，前2位数字为地区代码，后4位数字为地区连续出版物的序号。分类号与刊号用“/”隔开，比如机械工程学报的CN号为“11-2187/TH”，期刊的分类法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基本大类划分。“ISSN号”是“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的简称。所谓ISSN类刊物，是指国际连续出版物（期刊、杂志、报纸等）。ISSN号是根据国际标准ISO3297制定的连续出版物国际标准编码，其目的是使世界上每一种不同题名、不同版本的连续出版物都有一个国际性的唯一代码标识。该类刊物的刊号前标注有ISSN字母，我国大部分期刊都配有“ISSN号”。ISSN由8位数字组成，分两个部分：序号和检验码，ISSN可以作为一个检索字段，从而为用户增加了一种检索途径。正规刊物一般都这两个刊号。国际刊号不是很难办到的，因为国外对杂志管理得很松散。但是CN刊号则不同，我们国家对杂志登记管理得是很严格的，只能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而且必须在新闻出版局登记，接受年审等各项审查，在新闻出版局登记的刊物才有CN刊号。所以大家选择期刊要擦亮眼睛了。OA期刊OA（或称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是国际学术界、出版界、图书情报界为了推动科研成果利用互联网自由传播而提出的科技信息开放获取的理念。OA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是指读者可以免费在线获取同行评议论文的期刊，由于其开放获取的特点，有利于国际上科研成果更有效地传播，不受到科研机构购买数据库的限制。OA期刊这种模式可以使一些研究成果被更多读者了解，因此很多科研人员喜欢发表开放获取的期刊，尤其是那些被SCI收录的OA期刊。OA期刊模式开放存储（绿色OA）作者在论文发表后将论文存储到机构或专业知识库（即作者自存档），立即或延迟一段时间(一般为6到12个月)后开放发布。知识库自身并不进行同行评议。但它们保存的文献通常是在别处经历了同行评议过程的。知识库可以包含预印本、刊本或两者都有。开放出版（金色OA）开放出版是指期刊论文发表后通过互联网立即免费阅读。开放出版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整个期刊开放出版，所有论文均免费阅读，简称开放期刊；二是期刊本身以订阅为主，部分论文可在交纳论文处理费后开放阅读，简称开放论文。无论是绿色OA还是金色OA都是一种对最新学术成果采取的迅速开放和交流的方式。通讯作者、第一作者投稿的时候，期刊会要求一位通讯作者，通讯作者会收到所有的期刊通知，包含审稿进度、同行评审意见以及审查结果等。虽然期刊认为通讯作者只是单纯的行政角色，在一些国家文化里这个角色与资历相关，国内也有这个现象，通讯作者通常是项目领导或高级研究员，他们的通讯地址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变动。万一项目领导刚好是贡献最多的人，他可以同时担任研究的第一与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往往指课题的总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费、设计、文章的书写和把关。是文章和研究材料的联系人，而不是简单的“通讯联系人”。最重要的是，担负着文章可靠性的责任。负责与编辑部的一切通信联系和接受读者的咨询等。实际上如果从知识产权上来说，研究成果算是通讯作者的。通讯作者的好处是能和外界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一些杂志会约你审稿、写综述。第一作者一般是本文工作中贡献最大的研究人员，同时是具体工作的主要执行者，第一线操作的实施者和原始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人，又是初稿的执笔人，对研究结果和数据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通讯作者可以是论文的任何作者。要是一篇论文有数个作者，通讯作者可以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换句话说， 通讯作者可以是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作者等。关于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署名原则，虽然是有国际通行惯例的，却因学科、国家和地区、课题组的习惯风气而异。在中国现阶段的学术评价体制中，有点过分强调第一作者的作用（当然了有的机构不是），甚至在评奖考评、职称晋升时，第一作者的权重远大于通讯作者，所以投稿文章的第一个名字一直是最抢手的位置。共同第一作者按照国内期刊署名方式，如果一篇论文有多个作者，按照贡献大小排名的，就按照第一作者第二作者...这样依次排名，评职称时，第一作者也只认可1个人，不能同时有2个人享受第一作者的职称加分。而SCI英文期刊不同，第一作者可以有多个，即共同第一作者。有些影响因子高的期刊甚至可以有4-5个第一作者。当然了这可能基于这些作者对论文的贡献同样大小或者项目难度大合作完成等情况。特别声明：本文内容由微信公众号《技能Tools》作者个人收集整理，如文章内容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作者，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保证您的权益；如有纰漏，欢迎随时批评指正；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合作！

自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文研院通过新媒体平台，设立多个栏目，积极组织学术讨论，分享学术信息，展现人文知识界在疫情面前的团结和友谊。其中“海外来信”栏目，依托文研院遍布全球多地的学者网络，邀请他们以视频、文章等形式，呈现他们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历史上公共危机的观察与思考。（“海外来信”网上专栏地址： http://www.ihss.pku.e.cn/templates/xw/index.aspx?nodeid="236）二月中旬，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多位学者率先响应文研院的邀请，录制了短视频讲座，并陆续在文研院网站与微信公众号平台推出。此次合作得益于马普所科学史研究所现任所长薛凤（Dagmar Schfer）教授的积极支持。她曾于2019年秋季学期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并在文研院开设“物质文化史的方法和实践”工作坊，反应热烈。在马普所的系列视频中，三位学者从数字人文、科学史、医学史等多学科角度，探讨和分析灾难、疫病的成因和影响，体现了交叉学科的突出优势，也让我们看到国际学术共同体在此危机时刻的团结和友谊。其中，马普所科学史研究所的陈诗沛研究员是数字人文领域的专家，长期以来带领团队将数字方法与中国地方志的研究结合，在数字时代展开新的探索。她在视频中分享了如何利用新近开发的数位工具LoGaRT研究中国历史中有关蝗灾的记载。借助不同的数字化工具，全面准确地检索中国古代地方志不再是学术上的难题，但同时也带来了如何在已被充分使用的资料中开辟出新的研究路径的困惑。陈诗沛视频截屏马普所科学史研究所的博士后孙萌萌在视频讲座中，分析了恶劣天气以及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在20世纪，天气预测系统和相应的控制方法尚未成熟，当时由恶劣气候给人们所带来的损失并不比流行传染病小。恶劣天气和病毒一样，都是人类无法彻底消除的潜在威胁。人类对于气候研究的重点在于观测和管理，更在于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存。孙萌萌视频截屏Martina Schlünder教授的视频讲座，带领读者回到了一战时期，展示了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爆发及其疫苗开发研制过程。在研究中，她翻转了传统的病菌史和流行病传染史研究中的人类中心观点，转而观察“虱子”在一战后人类寻找伤寒疫苗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视频在详细介绍疾病爆发和疫苗研制的同时，也强调了生物医学中的动物试验品对于生命科学和知识生产的重要性。作者也从后人类的视角引领我们思考：科技如何协调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Martina Schlünder视频截屏三月以来，中国国内的新冠病毒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这场全球流行病的风暴中心开始移向国外，在全球多地蔓延。文研院积极联络了多位身处海外的北大教师和相关学者，通过他们的观察与描述，带来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看待疫情的多元视角。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目前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的杨治宜教授，本学期正在柏林高等研究院担任访问学人。随着欧洲防疫形势日益严峻，柏林高研院已取消了学术活动。在为“海外来信”栏目特别撰写的《“绿林” 疫影：危机时代的非常与日常》一文中，她由柏林高研院的日常场景开始，穿行于非常时期的柏林与法兰克福，勾勒出疫情阴影下的德国社会。法兰克福大学主楼 IG Farben Haus同在欧洲进行访问交流活动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自法国发来了《从“会饮”到“独酌”——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访学记》。2020年1月，章永乐来到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Institut d’études avancées de Nantes）担任访问学人。南特高等研究院吸引了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为推进知识上的南北对话提供了平台。尽管疫病肆虐，高研院停止了面对面的集体聚会，但没有停止思考，而仍然以在线研讨形式开展讨论。这篇发自欧洲新冠病毒“震中”地区的文章，为读者带来思想现场的震撼。章永乐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季剑青，目前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担任访问学人。他在为“海外来信”栏目撰写的文章《重建小的共同体》中，谈到随着美国确诊人数的迅速扩大，“危机状态”从理论概念变成现实境遇。季剑青从自己在哈佛大学的访问生活出发，探讨这场猝不及防的疫病带来的智识、情感和伦理上的挑战。美国萨默维尔街景与中国“风月同天”的日本也在四月中迎来了疫情高峰。文研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教授于去年年底受邀访日，在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担任特任教授，因疫情滞留。他自东京为“海外来信”栏目撰写《疫情下的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一文，对研究所的学术生活加以介绍。樱花飘落之际，思考仍在继续。葛兆光（右）和羽田正教授合影本次全球性疫情中，发展中国家尤为脆弱，文研院也将目光投向欧美以外的第三世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助理教授程莹老师因疫情滞留在南非，通过她为“海外来信”栏目撰写的《隔离的历史与当下——南非疫情手记》，读者得以关注到在数字时代几乎“消失”的南非贫困群体和种族隔离带来的特殊历史遗产。在大多数人为手机和电脑上实时更新的疫情信息而感到焦虑恐慌时，南非的弱势群体甚至缺乏稳定的基本生活条件。在疫情加重他们日常生活负担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南非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阶级问题。程莹（右）“海外来信”呈现的国际观点不仅仅来自海外学人的经历，也包括了与北大师生站在一起的外籍教师。现任北大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客座教授、巴西著名文学研究学者弗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Francisco Foot Hardman）教授向读者们展示了一位外国学者的坚守。自2019年8月起，哈德曼在燕园开展教学工作。随着新冠病毒防控形势的升级，他体验了中国强有力管控措施的行之有效，也为万里之外巴西国内疫情的蔓延而担忧。受巴西媒体的邀请，哈德曼以日记形式记录下北京的生活点滴与感悟，表现出一位巴西知识分子对人类团结抗疫的呼吁。文研院在北大西葡语系师生的帮助下，摘译了其中多篇日记。在文中，哈德曼对中国的防疫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哈德曼在北大葡语专业课堂上“环球同此凉热”，限制入境、航班停飞、城市社区的隔离，关闭了我们熟悉的互联互通的渠道。我们从未曾像今天这样，在物理空间上隔绝，又在心理上接近和共鸣他人的生存处境。文研院“海外来信”栏目，将继续以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主题，提供人文学者审视疫情下的社会与人情的多重视角。信息来源：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字：赵相宜

参考消息网7月7日报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玉军教授近日在《现代国际关系》刊文，就我国国际问题研究方法论提出若干思考建议。经征得作者同意，本网摘编该文主要观点于此，供读者参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世界秩序、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思潮都与以往有着极大的不同。与此同时, 中国也正加速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其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和引发的反应强烈而又广泛。这也决定了当下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崛起的地区和国际环境要远比前些年复杂，战略机遇前所未有、战略风险也前所未有。乱云飞渡之际，如何正确地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全方位了解竞争与合作的对象并为正确决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的历史性重任。在曾经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国际问题学界为西方舶来的各种“主义”、“流派”、“范式”所充斥；此后，又出现了一些大而空洞的概念和口号，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不明白。这其中的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方法论缺失、错误导致的。因此，要整体性地提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水平，就必须从改进国际问题的研究方法入手。走出思维误区 大千世界的变化是快速、复杂、深刻的，而人类的认知过程与思维方式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永远是一个不断趋近于真理的动态过程。把握世界脉动，要突破僵化教条的思维误区，避免刻舟求剑，力求明察秋毫、见微知著。风起于青萍之末，任何重大的战略变化都会有初始的细微征兆。要突破思维惯性和滞后性，增强研究的敏感性与洞察力。更全面、准确地把握世界变化的脉动，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做出正确战略决策的重要前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人们看到了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重创，看到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朗普现象”和美国“退群”，据此得出了“美国加速衰落”的结论。但我们还需要关注另外的重要信息——美国在受到重创之后，也在逐渐进行自我修复。其所有拥有的科技与工业优势依然巨大，并在军事领域的多个重要方面依然占据领先地位。这一切都意味着，尽管美国国内政治分野加剧、两党政治斗争激烈，但美国的综合国力并未实质性衰减。从这一案例可知，在评判国家实力的时候，我们应从方法论上反思和超越过于简单、粗放的总指标模式——如比较国内生产总值、军事支出和国家能力综合指标（CINC）等。因为这些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测量国家拥有的资源规模，而忽略了国家的成本和资源利用效率问题。世界变化的本身异常复杂，更何况今日为达成特定目的而展开的信息战、宣传战、心理战以及混合战此起彼伏，各种障眼法、迷魂阵不一而足，经常导致“眼见并非为实”。因此，把握世界脉动，要突破简单化的思维误区，避免人云亦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美元国际地位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些专家对美元资产在俄罗斯国际储备中的份额急剧下降,黄金和其他货币所占份额相应上升的现象做出了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他们认为这是世界“去美元化”的又一证明，表明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在进一步衰落。但如果对比美国和俄罗斯两国的金融实力以及近年来双方的金融博弈，特别是考察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外汇交易以及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全面数据，就不能不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不是俄罗斯信心满满的“去美元化”，而是迫不得已的“避险措施”。其真实的涵义在于，在受到美国强力金融制裁而且担心被踢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背景下，俄罗斯不得不尽量减少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以防在极端情况下遭受更大损失。更何况，当时美联储的加息政策日益明朗，这意味着包括美国政府债券在内的债券价格势将缩水。在此情况下，俄罗斯压缩美元资产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而不是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去美元化”。把握世界脉动，要突破孤立、静止、片面的机械唯物论思维误区，走出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敌即友的“二元论”陷阱，以复合性思维观察世界。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国际问题的传世之作，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沙皇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以高屋建瓴的战略视野、深邃的历史洞察力给我们今天的国际问题研究树立了值得认真学习的典范。就方法论而言，他们非常重视从全局、整体和联系当中把握事物的全貌和本质。中国老一辈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国际问题研究方法论领域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陈启达先生突出强调，要充分研究客观世界存在着的多维辩证关系。这种多维辩证关系在国际问题领域中主要表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阶级因素与非阶级因素之间、历史的继承性与历史的变异性之间、正面因素与反面因素之间、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性质与数量之间、内因与外因之间、共性与特性之间”，他强调“正确的研究方法应该全面地掌握这九对关系的两个方面，而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这种全面考察、相互联系的方法对于破解孤立、片面、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是十分有益的。与以复合性思维观察世界的方法相对应的实践行为，是用多元平衡手段处理外交。在国际议事日程日益复杂、多重博弈趋于紧张的现实面前，不选边站队、搞多元平衡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务实外交选择。此外，把握世界脉动，还要走出“阴谋论”思维误区，以扎实深入的研究把握国际大势背后的真相与规律。“阴谋论”的认识论基础是“不可知论”，反映的是其鼓噪者的懒惰和无知。2014年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不少人断言这是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阴谋。但实际上，这更多是美国“页岩革命”导致的后果：随着美国非常规油气的大规模开发，国际油气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传统油气出口国沙特、俄罗斯起初为争夺市场份额竞相压价销售，继而又为避免恶性竞争而联手“限产保价”。这才有了以前无法想象的“欧佩克+”，才有了在叙利亚问题上立场相左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沙特王储萨勒曼在2018年G20阿根廷峰会上击掌相庆的离奇场面。树立复合性思维当今世界，最大的特征就是“变”。变的速度加快、变的幅度增强、变的方向调整、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捉摸。但无论世界变得如何复杂，人类的理性需要理解之，国家的决策需要理解之。因此，就出现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要清楚今天的世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二是要调整我们的认知框架，用复合性思维来观察、理解、认知日益复杂的世界。首先，当代国际关系的议事日程更趋复杂。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下地缘政治、大国关系主导国际关系不同，当代国际关系的内容极大丰富，技术进步、人口增减、金融安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人文互动、宗教因素、大规模传染病等都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且这些要素本身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多向度、多维度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其次，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曾经相对下降，全球化浪潮一度高涨。但近年来，国家主义却在世界政治中重新抬头。全球物流、人物、资金流、信息流较前受阻，“国家间政治”再次回潮。与此同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宗教派别、利益集团、部族团体甚至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都在对国际事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国际事务再视为“小薄饼”，而是要看作“多层蛋糕”。要在多层次上来观察当代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层面、国家层面、集团层面、个人层面的诸现象都需要深入剖析。第三，国际关系的运行方式更加复杂。一方面，随着网络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国际信息空间既高度趋同、即时，又高度混乱、鱼龙混杂。各种“假消息”“假新闻”满天飞，“可控混乱”与“混合战争”也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在大规模战争风险下降的同时，各种制裁战、金融战、宣传战、心理战、情报战以及多形式、新形态的地区冲突却甚嚣尘上，国际关系体系呈现出高频振荡的不稳定状态。认识复杂世界需要复合性思维。这种复合性思维必然不同于传统的线性思维，简单地认为世界发展只有一种可能、一种方式、一条轨道。我们应要把当代国际关系放在多棱镜下细心观察，唯有如此，才能看到其七色光谱和斑斓底色；世界是混沌的，不是“非黑即白”、不是“非好既坏”，不能用冷战时期的“阵营思维”来处理对外关系，“一条线、一大片”式的写意手法已经无法适应当今需要“精细化”计算的战略需求。这种复合性思维必然是开放体系。不仅需要从自身经验和判断出发，更要善于倾听他者的声音；不仅要关注当下，更要关注历史与未来；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就政治谈政治、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要看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等不同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与多频互动；不能把国内事务与国际关系相互割裂，而是要深刻认识到内外两个大局的深度互动，认识到两个大局“浑然一体”的一面。这种复合性思维应该是由历史发展、世界比较以及中国利益三维坐标共同组成的立体化体系。理解复杂世界，必须正确处理好理论和历史的关系。很多人拿着抽象的理论去阉割现实，而没有将当今世界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考察，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不能完全不要理论，但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可能历史镜鉴要比抽象的理论更加重要。更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中国来说，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理解复杂世界、处理对外事务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可能找不到方向，甚至可能会走入歧途。摆脱“伪命题”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现象纵横交错，国际问题研究也经常被不同类型的“伪命题”所困扰。作为哲学和逻辑学概念，“伪命题”有其自身的界定。与这种严谨的专业哲学术语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今天我们所说的“伪命题”通常是指不真实的命题，既指该命题不符合客观事实和科学道理，也指无法断定其真假，既非先天分析命题、也非后天综合命题的“无意义命题”。实际上，它包含了无实质意义的伪概念、不成立的伪问题和无法证实或证伪的伪陈述等多种含义。时至今日，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仍然流传着形形色色的“伪命题”，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不仅干扰学术研究、耽误学生获取知识、影响民众理解世界，甚至误导国家决策。在诸多国际关系“伪命题”中，最不靠谱的就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地缘政治理论了。比如，麦金德有关“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腹地；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的论断不仅被诸多学者所引用，甚至被一些国家作为制订对外政策的理论支撑。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曾为争夺“世界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大博弈”，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费尔也推出了控制“世界岛”计划。即使在当下，当涉及有关阿富汗、中亚、中东事务以及俄美关系问题时，也经常听到一些学者言必引这一地缘政治学说的“金科玉律”。然而，麦金德的三段论推理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伪概念的巨大逻辑陷阱：究竟哪里是“世界岛”、谁能清晰确定它的范围？谁、怎样、何时可以占据“世界岛”？如何才能证实或者证伪“统治了世界岛就可以统治世界”？这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较之地缘政治理论的明显缺陷，石油峰值论和增长极限论由于放大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备受推崇，但实际上，其理论假设也大有可以推敲之处。石油峰值论源于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发现的矿物资源“钟形曲线”规律。他认为，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石油峰值是指某一区域（全球、地区、国家、油区等）石油产量的最大值及其来临的时间，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布的《增长的极限》报告断言，由于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因而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这两种理论假设带有浓厚的消极悲观色彩，是“未来学悲观派”的典型代表。如果按照他们的假设，人类真的应该尽早制订“流浪地球”计划了。这两种假设的理论及社会价值在于关注了特定资源的总体有限性，并提出了通过对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提高公众全球意识，改善全球治理从而使人类摆脱所面临困境的必要性。但其方法论的缺陷在于“静止、孤立、封闭地研究和看待事物，对战术接替和战略接替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无限可能性和人类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一方面，技术进步使人类开发利用石油资源的可能性不断提升，近年来页岩革命所带来的世界能源市场剧变即是明证，没有人能够预测“石油峰值”何时到来；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使人类不断掌握利用非常规碳氢化合物（如可燃冰）、太阳能、风能、氢能的能力，从理论上讲，人类拥有利用自然资源的无限可能。国际关系领域的“伪命题”得以存在和流传有诸多复杂的原因。一是简单的“一元化”思维，过度强调单一因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忽视了多种因素合力的影响；二是不合理地使用连串的因果关系以得出某种意欲之结论，犯了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的逻辑错误；三是由于某种思维定式的制约。大变局下，摆脱国际关系“伪命题”对于中国至关重要，只有以立体多元的视野、开放包容的胸襟看待自己、观察世界，才能真正把握世界脉动，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实现“历史回归”近年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部分领域存在“去历史化”或者说“空心化”现象。就事论事、炒作新奇概念以及貌似高大上、实则假大空的“理论推导”贻害无穷。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大变局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必须将国际关系史、外交史、中国对外关系史纳入研究和思考的视野，实现“历史回归”。实现国际问题研究“历史回归”，必须要树立深邃的历史观，把现实问题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而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实现国际问题研究“历史回归”，必须全面呈现、还原历史，只有在丰富翔实的“大数据”支撑下，才能做到以史为鉴；实现国际问题研究“历史回归”，还要学会进行科学的历史比较。国际问题研究是与国际战略运筹、对外政策实践具有高度相关性的学科领域，在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深刻演变、中国发展与外部世界高频互动的今天，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必须承担起时代的责任，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从改善研究方法入手，在由世界发展、历史比较和中国利益为坐标轴的立体空间里，开展科学性、前瞻性、针对性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全立位地获取和传播真知识、实学问，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着力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梦想的伟大目标做出切实贡献。

学术作品的翻译如何影响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承？翻译过来的作品又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一把海贝》译者郭建龙认为，翻译过来的优秀外国史作品让许多水平不够的学者“露出了马脚”。那么，对于其他学科来说，翻译过来的学术作品又如何冲击了中国学术界？近期，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举办的第三届译想论坛（2020）第三场“翻译与学术：翻译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识体系？” 在福州举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黄荭、“帝国密码三部曲”作者和《一把海贝》译者郭建龙、陕西师范大学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立君和历史写作者张明扬一起探讨了这些问题。活动现场。嘉宾 | 谢寿光 黄荭 郭建龙 张明扬 冯立君整理 | 徐悦东社会低估了出版社在人类文明交流中的作用黄荭表示，在翻译一本书时，译者处理文本时还会涉及许多副文本。在大学毕业的暑假，黄荭翻译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该书辑录了杜拉斯在1962年到1993年间撰写的报刊文章、序言、书信和随笔。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许多当时的电影、音乐、戏剧和社会问题。这些内容都是翻译文本的副文本。杜拉斯的虚构作品与这些副文本之间形成了庞大的互文关系。在这期间，黄荭发现，翻译不仅是对文本进行语言转换，译者还要收集许多资料，通过了解副文本，敏锐地捕捉其所翻译的作家和所处时代的隐秘联系。翻译《外面的世界》激发起了黄荭对杜拉斯的兴趣。在攻读博士期间，黄荭就选择研究杜拉斯的东方情结和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状况。在黄荭研究杜拉斯的时候，黄荭开始关注女性写作这个议题。为此，黄荭参与翻译了波伏娃回忆录第二卷《岁月的力量》和波伏娃的传记《战斗的海狸》。波伏娃是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代表。后来，黄荭翻译了第三波女权运动的代表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两性：女性学论集》。安托瓦内特·福克提出了女性学的概念。她认为，以前的女性主义更多是在追求平等，女性学则是一个知识体系。比如，孕育这个过程就是唯一一个完全接受他者、无私奉献的生产，生育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女性在社会中的贡献完全被低估了。此外，黄荭很喜欢圣艾克絮佩里，她还翻译了《小王子》。今年是圣艾克絮佩里诞辰120周年。黄荭翻译了一本《小王子百科》，这本书将给读者揭秘《小王子》里面的人物来源。小王子是今天世界上最成功的IP之一——其衍生出电影、动画和游戏等文化产品，还成了法语世界的民间大使。由于翻译圣艾克絮佩里的作品，黄荭也开始研究圣艾克絮佩里。黄荭认为，研究者可以从翻译开始进行学术研究。黄荭郭建龙谈到，以前他发现中国很少有关于东南亚、印度和外蒙古的历史书。因此，郭建龙决定去当地实地考察，写一些历史入门书。2012年，郭建龙想写中东的历史，但当时他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资料供他参考。郭建龙就按照老方法，穿越中东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了《穿越百年中东》。不过，这本书刚出版没多久似乎就“过时了”。因为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如甲骨文这样的出版方就翻译出版了大量中东历史题材的作品。后来，郭建龙将目光投向了较少人关注的非洲。当时在中国，有关非洲的资料很少，郭建龙按照老方法去实地考察，并写出了《穿越非洲两百年》。在《穿越非洲两百年》出版后，甲骨文决定将《一把海贝》这本书交给他翻译。郭建龙看完《一把海贝》后感慨道：“要是早一点拿到这书就好了”。因为《一把海贝》里有非常多新发现——西非历史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对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的黄金实际上要依靠西非供应。西非人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非常复杂。这本书对郭建龙的知识体系造成了很大冲击。这也是翻译对知识体系的影响之处。冯立君主要研究东亚历史。他提到，在日本和韩国的语言里，经常会出现中国已经不太用的古语词汇。比如，韩语里的“对不起”，实际上是“请恕罪”。因此，翻译除了能发现东亚语言上的往复交流之外，还能发现许多东亚历史内部的有趣联系。冯立君谢寿光认为，在人类文明的交流中，出版机构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今，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家没有将翻译视为学术生产或知识生产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最近几十年里，社会低估了出版界的作用，还矮化了出版界。在德国或英国，从事学术出版的出版人，也是知识共同体的一部分。德国有一家出版社完全是由学者组成的。谢寿光还认为，做学术出版的出版社，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始终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若一个出版社不出翻译图书，即使这家出版社能运营下去，但这家出版社一定不是最优秀的专业出版社。翻译过来的优秀作品能让很多学者“露出马脚”张明扬提出一个问题，如今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在进入国内后，对国内的研究和写作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张明扬黄荭认为，中国在国外出版比较多的研究成果，都是一些跨文化的研究成果，比较文学就是比较容易获得西方青睐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很难在莎士比亚研究、杜拉斯研究里做得比西方学者还好。但是，中文系会认为自己的研究才是主流，国外的研究只是补充。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外国的研究是主流，中国学者的研究只是补充。这种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没有像经济影响力那样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还需要一代代学者去建设加强。郭建龙认为，翻译过来的优秀作品让很多中国学者“露出马脚”。以前，许多学者随随便便就能出版有关印度史、非洲史或拉丁美洲史等地区历史研究专著。当年，中国没有那么多相关书籍与他们的作品来比较。这些学者一旦出了这方面的专著，他们的学术地位很快就被建立起来。郭建龙说，“现在，在外国优秀的历史著作进入中国后，读者一看就知道哪些书是香的、哪些书是臭的。这些学者就没有那么容易混下去了。翻译过来的外国史著作对中国学者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郭建龙对于中国史研究来说，翻译所带来的冲击也许没那么大。海外中国研究的数量较少，而且由于文献问题，许多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也许有错。但在思想上，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启发了中国史学家。他们的叙述方式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冲击。目前，国内有很多历史写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西方先进的历史写作方式，他们要将手上的史料加工成读者更愿意读、更愿意接受的文本。因此，中国历史写作者更新迭代的频率很快，因为中国历史写作者正处在学习和模仿的阶段当中。冯立君提到，中国有一些中青年历史学者，是能写作能编辑，还能做翻译，也能讲课的全能人才。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做翻译是一个主动摄取的过程。比如，中山大学的范兆飞教授研究中国古代的贵族问题，即门阀大夫问题。范兆飞从欧美学者里挑选并翻译了一些有关中国贵族问题研究最经典的文章，经过编辑组成文集后出版。冯立君觉得这种做法是很好的。谢寿光认为，大家必须承认中国学术界在这三十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每个学科的进步幅度并不一样。因为中国设置了外语学院，所以原文研究是可靠的。在社会学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者，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试验场里做研究。做得最糟糕的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谢寿光以前经常跟学生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可以谈论中美关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常识。所以，在电视上露脸的那些所谓的“国关明星学者”，做的都不是学术。谢寿光在“一带一路”倡议出来之后，教育部开始鼓励外语学院的老师转型深入做国别研究。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四百多个国别备案中心。这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如今，中国人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看待周边国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就曾提过一些项目，他们想做到对所有小语种国家研究的全覆盖。谢寿光称赞道，这将出现许多很好的学术成果。张明扬还提到，翻译也在冲击着中国的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译者在做翻译的时候，肯定会碰到一些百科全书式的作者。对此，黄荭表示赞同。法国就有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传统。比如，法国的很多作家可能是学理工科出身。理工男西尔万· 泰松在贝加尔湖畔隐居几个月，写出了很有哲理也很畅销的《在西伯利亚森林中》。郭建龙就是理科生，他还会编程。因此，在郭建龙写书的时候，他会像做编程一样进行架构设计。他会先把各章标题写好，然后可以顺着他设计的架构写作。在软件设计中，首席架构师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首席架构师要负责设计软件中的每一种东西，包括每个模块的接口。在架构设计好之后，剩下的部分所有人都可以进行填补。因此，跨界对于知识产品的生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系统性的思维就是在郭建龙学编程时习得的。谢寿光认为，以前知识的传播是单向的，但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是多方共同创造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时代做准备。在中国从温饱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之后，知识生产将会获得更大的意义，知识也会以几何式的增长被生产出来——像甲骨文这样的出版方会越来越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出版的皮书也会越来越多，国别研究的读物也会越来越丰富。谢寿光希望，所有的知识分享者，也都能成为知识生产中的监督者。记者｜徐悦东编辑｜罗东校对｜李铭

江苏大学的戴美凤教授抄袭风波未平，学术界撤稿风波又起。然而这次事件的震动远比之前的个别文章撤稿来得更加“猛烈”，涉及的高校和作者之多也是令人咋舌。39篇遭撤稿！多家国内顶尖高校和学者“无一幸免”本次撤稿事件源自世界著名科技期刊、图书出版集团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旗下子刊——多媒体工具与应用（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在4月以来该期刊已经陆续对39篇论文进行了撤稿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的主要作者均来自中国！遭撤稿文章汇总作为国际顶尖的学术期刊，此番操作并不是为了针对中国科研论文，因为这些被撤稿文章的撤稿理由已有官方的详细解释：剽窃未发手稿、违反同行评议系统、内容抄袭、图像违规使用复制……可以说是“很争气的”集齐了大部分的撤稿要素。同时，这些撤稿文章所涉及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的学者和项目，影响面之大之广，不禁让人为中国学术界再捏一把冷汗……很胆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背书、伪造同行评审……毫无疑问，这将成为2020年重大的学术丑闻。虽然类似的事件我们近几年已经屡见不鲜，但是与之不同的是，此事最激起网友们热议的有两点：撤稿文章中有近15篇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我们通常认为能够获得国家相关科研基金资助的项目，起码是得到复杂且严格的程序审议及评估的认可，一般都是被寄予厚望的科研攻关项目。然而此次撤稿事件再次暴露出了我国相关项目的负责人员与管理依然存在很大问题。有可能是项目的出发点偏离科研本质，也有可能是项目负责人基于某种目的“刷论文”。但无论何种原因，如果长此以往，我国的科研基金项目的权威性并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伪造同行评审”几乎存在于每篇被撤稿件中。想必之下，这一项指控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通常国内外期刊的文章发表往往要经过同行学者的严格审议，可能是单方盲审、双方盲审、三方盲审、开放式评审的其中一种形式，但无论何种形式最终都会反馈客观公正的评审结果，但在此次事件中，被撤稿文章作者通过伪造众多评审者马甲和电子邮件，以此“审议”自己提交的论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写自审”。这显然严重违背了正常的论文发表程序。丑闻不断！是拔苗助长还是利益至上？2019年，中国学者就以全年447篇被撤稿英文论文，“荣登”国际撤稿榜首。再加上最近的撤稿事件，我们需要探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的局面？我们前面讲到，国家科学基金的项目的含金量很高，但由于这些项目的设计往往过于模式和流程化，也有论文数、专利数等硬性指标，不少内行人士常常吐槽在这样的压力下，迫使科研人员渐渐变成高效的“发文机器”，“科研需要失败，但科研项目不接受失败”如今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一线科研人员的无奈，这种拔苗助长式的科研氛围相信很多人感同身受。同样的，有人“被迫”就有人“钻空子”，在本次事件中，有勇气伪造同行评审的学者，有的是利用了部分期刊审稿人熟人的身份行使所谓的“期刊特权”，有的是利用期刊编辑不了解研究领域，由于太忙而无法仔细审核作者推荐的审稿人而直接采用。所以这种藏在科研人身边的“捷径”也成功诱惑了一大批铤而走险的学者。我们有“破除SCI至上”的决心，也有“强基计划”和“改革学风”等的强力支持，但在如今如此不正常的撤稿率下，只关注大方针而忽视“苍蝇蚊子”，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学术丑闻频发的问题的。管理部门和高校学者应当拿出更加细致的规章制度才是一剂“正风良方”！本文为AEIC学术交流中心原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否则即为侵权，我方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如需转载请联系小编授权

最近“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徐中民发论文赞美师父师娘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外发布“2020年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处理决定”。最终被判定徐中民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提供大量虚假信息，对此已作出处理，科学基金委追回已拨200万元资金。而这件事的起因源于，徐中民2020年初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冰川冻土》的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对其导师及其夫人极尽赞美，文中论述了“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把权威性专业性的期刊当作了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他备受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质疑，成为笑柄谈资。该事件导致一向在国内影响力较高的中文核心期刊《冰川冻土》权威性一落千丈，整个社会都在质疑：国内知名度高的《冰川冻土》尚且如此，国内中文期刊的权威性和专业性还有多少值得信任的东西？其实，不看这些数据，你都不知道国内的中文期刊到底有多不堪！国内的科研学者的科研论文发表数居全球第2，仅有不到一成发表在国内期报刊上.相关数据可见，2019年，国内高校全年发表科研论文52万多篇，百分之九十的45万篇都发表在海外期刊上。2000年100篇中国科研论文，有超过40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到了2018年，则只有7篇。并且，9000多种科研论文中，中国期刊只有241种，少之又少。且中文期刊质量差，现阶段的状况十分不堪。到底中国的中文学术期刊怎么了，为什么不受国内科学家待见呢，那么为啥国内科学家一定要把论文发表在国外呢？第一方面，中国的科技水平还处于发展中阶段，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在国际上科研科学权威度也不够，没有话语权，国内大部分科技专业人才更愿意将论文发表到专业性认可和权威性更好的国外期刊上，从而得到更好的结果。第二、国内的出版社约只有1.16种期刊，只能发200篇文章，可发布的期刊非常少。国外的一个期刊单位，包含有多达六七种期刊，各种学术资源、以及期刊的编辑人员，人才具备相对比较专业和多元化，在单一学科或者交叉学科上具备了很高的学术权威性。第三方面，国内的期刊发布内容质量相对差，很多科研发表在大学学报上，而这些学报基本上属于复合性内容，没有单一方向研究的专业度，编辑的专业度不够，甚至很多在校大学生做编辑，因此所发表论文的内容不能很好的识别是好是差。更有甚者，期刊运营模式急功近利，毫无底线的，为了提高影响力，大量缩小刊文数量，不注重学术论文的严谨性，专业性。第四、相比欧美国家的不超与一个月的审稿速度，我们国内的论文审核时间较长，审核时间长达8，9个月，内容严重删减。全篇刊登是国外期刊的常态，篇幅长达一百几十页也有。大幅度精简内容却是国内期刊的做法，几十上百页的论文往往只发表十几页，导致文章缺斤少两，不能完全展现学者的学术研究，这样难以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实际贡献。综上所述，为什么国内和国外的期刊质量相差这么大呢？一个高质量权威的期刊，一定是有一个专业性的编辑团队，因此，期刊必须具备专业优秀人才，国家应调整政策吸引各类型的“海归”学者。其次，提高中国科研在亚洲的影响力，我们积极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紧密地联系起来，加强交流，共同提高亚洲学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再有，重视国内的学者，发动专业型人才及学术学者参与审稿。解决审核稿件内容不易，时间长等急需解决的问题。结语你对中国科学家把论文发表在国外，也不愿意发表在国内的期刊，怎么看？你认为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知识和研究的分享与交流？这些打着专业和权威的中国期刊，要不要负责任??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俞任飞世界上每五篇学术论文，就有一篇来自中国。2018年，一份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发表的学术论文已经超过42.6万份，相当于国际总数量的18.6%。这一数据已经超越美国，让中国成为学术论文数量的第一大国。而作为学术论文的主要载体，学术期刊承担着展示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传播科学文化的重要作用。但另一组数据表明，2018年中国发表的29万余篇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是目前最知名的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之一）论文中，只有8.82%的论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这意味着，中国学术交流的未来，道阻且长。大会现场。科技期刊领跑能力不强制约我国期刊发展2019年4月26日，为推动中国学术与世界的交流，提升中国学术软实力，由浙江大学和科睿唯安联合主办，浙江大学出版社和科睿唯安（中国）共同承办的学术交流的未来热点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前校长杨卫，科睿唯安副总裁、编辑发展与出版关系部总监James Testa，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出版社社长Andrew Stammer，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等多位业界大咖参加的会议通知一经发出，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4月26日上午9点，超过三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浙大学报前总编张月红作为主持人，点明了此次国际会议的目的：如何确保出版信息可信、有价值；以及在新形势下，提高国际学术交流，保证技术创新。在开幕词中，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也提到，全球有超过4万种期刊，造成我国与世界知名期刊差距的深层次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科技期刊的领跑能力不强成了主要制约。而未来，学术期刊行业还将面对新兴的技术和传统出版融合等诸多问题，这需要行业同仁集体的智慧与努力。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少为期2天的会议围绕资源信任、科研诚信、技术创新和全球市场四大主题展开。共由一个主题研讨：学术交流的未来，和三个专题论坛组成，分别是⒈学科与期刊：中国创办学科新刊的时空观，学科如何办新刊？⒉市场营销：知往论今，未来的学术交流要懂什么？以及⒊科学精神中国行@浙江大学——中国的科研创新与学术诚信。第一天的会议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前主任、浙江大学前校长杨卫发表演讲。他的演讲立足国内情况，他提到：“2016-2018年中国学术论文数量、质量增长迅速，但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比例却越来越低。”一上来，杨卫就用几组数据强调，中国期刊在质量上，与国际知名期刊的鸿沟正在扩大。而学术期刊“西强东弱”的局面，亟待从国家层面加以解决。相比国际期刊市场，杨卫提到国内大多数科技期刊都是研究机构或高校主办，实力和运营方面相对属于小、散、乱。而国外一些巨型期刊利用期刊数字化带来的审稿、发稿便利，扩张平台，覆盖所有学科，论文容量巨大不说，还涵盖数据库等功能。杨卫认为，中国也应当通过国家政策引领，建立一个兼具“审稿、数据、分析、发行”四位一体的大型期刊平台，以此加速中国学术期刊行业的发展。会议现场中国学术论文存在一些特有现象美国恩波利州立大学生物系教授、学术期刊主编John Richard Schrock，从1999年开始和中国期刊打交道，近年来一直担任英文校审工作。他在演讲中展示了多个实际案例，分析了目前中国学术论文存在的一些特有问题。“在中国，一些学生即便成为了教授，依然会在自己的论文中，把没有参与的老师列入作者栏。”甚至有些老师会发现，自己在一篇一无所知的论文上“被署名”了。“我过去也曾帮大学学生改过论文，他说要把我放在作者席上，但我拒绝了。”这种“名誉作者”的行为，在Schrock看来大可不必。针对这一现象，Schrock表示已有一些解决办法。“期刊开始要求，在最后的致谢中针对每个作者做的事情，进行具体描述。”除此之外，Schrock也对规范引用、虚假润色、评审，精英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会上，除了嘉宾的精彩报告外还有活跃的互动环节，与会人员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去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文件强调，科技期刊传颂人类文明，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了国家科技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的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领域期刊。基于此，浙江大学举办的“学术交流的未来”研讨会也希望通过建立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提升中国的学术软实力，推动我国学术期刊的创新、国际化和持续改进。

因“学术不端”问题，国内学术圈又迎来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地震”。　　今年4月，国际著名学术出版集团施普林格（Springer）旗下期刊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批量撤销33篇论文，加上该期刊近两年撤下的另8篇论文，总共有41篇，其中39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来自中国。　　撤稿理由包括剽窃他人未发表手稿（plicated from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操纵作者身份（authorship manipulation）、试图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an attempt to subvert the peer review process）、内容抄袭（substantial overlap most notably with the article cited）、图像未经允许不当复制（figure plication without appropriate permission）。其中超过一半的论文作者同意撤稿。　　据记者初步统计，这场集体撤销论文风波牵涉到国内数十家高校、单位和公司，包括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其中有多篇论文还获得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　　而被“下架”论文最多的前三家机构分别是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其中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同一位通讯作者甚至被撤销7篇论文，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和合肥工业大学也分别有同一通讯作者被撤稿4篇的情况。　　“学术带头人”被撤稿7篇　　施普林格（Springer）掀起的这场论文打假，让学术不端的行为暴露在阳光下。　　记者统计发现，在此次集体撤稿波及到的数十家高校、单位和公司当中，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包括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等）、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合肥工业大学是提到最多的高校单位，分别被撤下12篇、7篇、4篇论文，另外还有3篇是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合作的文章。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成为被撤稿最多的单位。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吴怡、实习生林海颐整理翻译，数据来源：施普林格（Springer）官网。　　值得注意的是，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被撤的7篇论文均来自于同一位通讯作者“Chao Xiong”。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期刊指出，这7篇被撤的论文均剽窃他人未发表手稿，其中4篇操纵作者身份、试图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　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被撤的7篇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均标注获得了多个项目基金支持，包括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研究项目（BRA2016111）、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BE2016200）、常州市科技计划项目（CE20175031）、电子信息测试技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YFKM-WHH-201705-01）、常州市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CM20173003）、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　　这7篇论文的撤稿时间不同，有4篇在今年4月份，3篇在2018年6月。通讯作者Chao Xiong只同意撤下其中5篇，反对另2篇的撤稿。论文的其余作者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记者检索发现，“Chao Xiong”实为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前任副院长熊超。学院旧版官网的“教师名录”和“人才工程”栏目显示，熊超在2016年入选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2017年成为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而在近两年的学校新版官网上，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分拆成了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光电工程学院，熊超没有出现在领导名单之列。　　澎湃新闻就上述论文撤销事件联系熊超，对方回应称，“同意撤稿表示我认同期刊（提出）的问题，相关的经费已经被撤销了。”　　这7篇被撤论文中，有3篇是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合作的。公司官网显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简称“41所”)是我国唯一的专业电子测量仪器研究所，本部位于安徽省蚌埠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迄今为止，41所共完成科研成果近400项，4项获国家奖，100多项获部、省级科技进步奖。　　“下架”论文多数来自同一特刊　　除了上述常州工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被撤的7篇论文，来自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的通讯作者“Zepeng Wang”，也同样被撤稿4篇，撤稿理由主要为剽窃他人未发表手稿、操纵作者身份、试图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　　另外，来自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的论文通讯作者“Caiyou Zhang”，也有4篇论文被撤，撤稿理由主要为内容抄袭、操纵作者身份、试图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澎湃新闻检索发现，以“Caiyou Zhang”为通讯作者的这四篇论文，存在一稿多投的情况。这四篇论文也曾于2018年-2019年期间发表在另一国际著名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Elsevier）旗下的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期刊，不过也均被撤稿。　　然而，同样是这四篇论文的作者栏，却只有1篇出现了“Caiyou Zhang”的名字。另有两篇的通讯作者也变成了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的“BoDai”。　　施普林格（Springer）官网显示，本次集体撤稿的论文大多数来自特刊“Multi-source Weak Data Management using Big Data”，是期刊组织的特刊征稿（Special issue）。　　巧合的是，该特刊的客座编辑（Guest Editors）分别来自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State Grid Zhejiang Electric Power Company Information & Telecommunications Branch）、合肥工业大学（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阿里巴巴复杂科学研究中心（Alibaba Research Center for Complexity Sciences）、天津大学（Tianjin University）、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新加坡国立大学被撤的两篇论文与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有合作。“Multi-source Weak Data Management using Big Data”特刊客座编辑名单。　　关于客座编辑在本期特刊的角色以及撤稿事件的调查结果，澎湃新闻邮件联系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期刊的总编辑，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具体答复。　　值得注意的是，多篇论文的撤稿理由均提及“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这如何理解？澎湃新闻根据公开资料了解到，同行评议是学术刊物普遍采取的论文评审制度。一般由刊物编辑邀请论文所涉领域的专家学者评价论文质量，提出评审修改意见，主编参考评议结果后决定是否刊发。　　由国外两位科学工作者创建的网站Retraction Watch（撤稿观察）显示，通常论文被撤的原因包括同行评议造假，指的是故意不按照期刊指南或道德标准进行同行评审。　　2017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制定了《科技工作者道德行为自律规范》。其中提及，反对委托代写代发论文。遵循论文撰写和发表规范，反对以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论文挤占浪费学术资源，共同抵制学术论文发表中第三方中介机构投机取巧谋取利益的不端行为，反对委托“第三方”代写代投论文、对论文内容进行实质性修改、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或评审意见，维护好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和学术尊严，提升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声誉。　　多篇被撤论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被撤稿的论文中有多篇标注获得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作者主要出自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计量大学、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除了浙江大学论文作者并未回应，其他均表示同意撤稿。　　标注获得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被撤论文名单。　　6天前，记者就上述撤稿事件邮件联系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的论文通讯作者“Liye Gui”，以及中国计量大学计量测试工程学院论文通讯作者“Yongjun Zheng”，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对方的回应。　　而获得基金资助的被撤论文将如何处理？5月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澎湃新闻表示，由宣传处统一口径回复媒体。而宣传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情况（汇报），需要把详细的内容上报给领导再作出正式回应。　　这并非是施普林格（Springer）首次“下架”问题论文。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15年8月，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64篇论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　　2017年4月，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的《肿瘤生物学》杂志一次性撤销107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这被喻为国内学术圈的一次“大地震”。　　同年8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表示，针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处理情况：第一种是若发现该论文有学术不端行为、撤稿或者是其他的行为，且标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就要对这个工作进行处理。第二种是这些被撤稿的论文，被用来作为基础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话，就要重新审阅。　　针对2017年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论文“撤稿事件”，当时杨卫透露，大概总数有70多位相关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取消50多位责任人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资格1到7年，撤销40多项已经获得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对这些事情的严肃处理会为这一类学术不端行为，起到重要的、关键的制止作用。” 　　随着2020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季的到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4月27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评审环境的公开信》称，评审专家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评审工作，抵制各种人情评审，不投感情票、单位票、利益票，不违规与被评审项目的利益相关人员联系，不披露任何未公开的与评审有关的信息，不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坚决抵制任何干预正常评审工作的不良行为，并自觉回避利益冲突。来源 澎湃新闻编辑 李志刚编审 李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