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问题研究期刊

本文由掌桥科研整理，平台提供中外文献检索获取服务，拥有1.8亿+篇，月更新百万篇，是科研人员与硕博研究生必备平台之一。掌桥科研最新科研成果学术论文下载网站：zhangqiaokeyan.com/在期刊上投稿的时候，很多博士生或者是高级职称评审人员都会在国外的期刊上投稿，一些SCI类的期刊也都是国外的刊物，所以要投稿SCI期刊的话，一些流程也是需要了解的。一篇科技论文想投中，最核心的还是要有真材实料。在有真材实料的基础上，合理的、正确的投稿方法会减少很多的麻烦和审稿时间。那么投稿国外期刊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本文就给大家做了如下一些总结，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作者。投一篇国外期刊，除了准备好你的英文论文以外，你还可能准备以下这些东西：01、投稿信一篇投稿信。投稿信主要是给编辑看的，以Dear Editor开头。邮箱投稿的可以写在邮件正文，投稿系统投稿的也要一并上传到系统中。内容要涉及到，文章的题目，所投期刊的准确名称，文章的主要方向，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另外再附上一些感谢的话即可。网上模板很多，仔细修改成你自己的那个样子就好了，记得不要出现低级错误。02、论文创新点/主要结论介绍一个Highlights。主要内容是介绍一下你文章的亮点，也就是创新点或者主要结论，是那种一下就让人眼前一亮的点。用很少的文字尽量让编辑看完知道你的文章是值得他们送审的。这个文档一般有字数要求，要查一下所投期刊的要求，记得不要超过字数限制，不然会无法通过初步的格式审查。03、单独的摘要和关键词单独的Abstract和keyword。这个好办，直接把文章的摘要贴下来单独保存即可。04、推荐审稿人推荐审稿人。很多人会略去推荐审稿人的这个权利，其实你完全可以推荐两到三个你认为在你研究方向上较为权威或者十分了解的人。这样的好处是，编辑很可能从你推荐的几个人中挑一个他认为的确权威的人，再附上几个非推荐的，完成2-3个人的审稿人组。你可以推荐你认识或者认识你的同行，这并不会影响审稿的公正性，因为你的研究方向如果过于窄和尖，那么很有可能只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同行”。通过使用你推荐的审稿人，编辑也可以较快的完成分配审稿人的任务，审稿人也能坦然的接受，而不会出现看不懂而拒审或者乱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只需保证你推荐的审稿人是合理的，一定是同方向的。05、图片单独保存的分辨率优良的图片们。附在doc里，只有图片和图题，方便审稿人查看图片了解你的主要结果。这个不是都需要的，看情况准备，但是建议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就注意保存原始图片和保证图片质量。06、正文格式如果有要求，就按期刊要求的格式来，没有要求就妥妥的规规矩矩的写篇八股文。注意章节的序号不要出问题，要有页码，公式或者图片要有号等等，这个真的是审稿人比较注意的，因为缺了这些很不方便审稿。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没有页码的稿件，审稿人找到错误了，如何清晰明白的告诉你它在哪里？给审稿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投稿了，投出去的几天之内要常看一下，因为被发回补充材料的事情时有发生，更可悲的是还可能说方向不符，直接拒稿。当进入review状态时，一周看一次甚至后来新鲜感过去之后一个月都懒得看一次状态了。

·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位列世界第二，但超90%发表在国外期刊；·中国期刊的影响因子逐年提高，但很多中文期刊评价不高；·对比国际期刊的“秒回”，一些中文期刊的审稿时间长达9个月；·对比国际期刊全文刊载，不少中文期刊吝啬地将篇幅限制在8页；·对比国际期刊的专家审稿，很多中文期刊审稿人将审稿权给了在校生。学术界不投中文期刊的原因是什么？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最近再次出现在某知识问答平台热榜。短短两周，便吸引了180个回答，浏览量超过34万。中文期刊到底差在哪？面对逐渐边缘化的态势，如何摸清定位实现破局？8月29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邀请科技界、出版界专家，就中文期刊如何回归正途展开了激辩。超9成SCI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问：中国期刊的生存现状是什么？任胜利（《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9年，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超过50万篇，位列世界第二。2000年，中国SCI期刊对中国学者论文的贡献是41%，到2018年下降到7.4%。也就是说，100篇论文中只有7篇发表在中国际期刊上，另93篇都发在国外期刊上。此外，中国的SCI期刊数量也与中国SCI论文发展不匹配，中国期刊越来越滞后于中国论文的发展。9000多种SCI期刊中，中国期刊只有241种。科研成果不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很难让广大中国科研工作者知晓，促进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中文期刊的重要性和发展的急迫性不言而喻。中文期刊的现状是小、散、弱，同质化明显。小即规模小，一本期刊大约发200篇文章；散即分布散，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只有1.16种期刊；弱即影响力弱，大多出版单位只有一种期刊，很难做大做强。同质化非常严重，缺乏学科分布、学术定位的考虑。大学学报中，以大学学院命名的有519种，约占中文期刊的12%，而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的，很难体现特色。从影响因子看，中国SCI期刊影响因子的上升幅度远远高于国际总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影响因子只代表平均论文引用，部分中国期刊为了追求影响因子的提升，大大缩减了刊登论文的总数量，减少分母大小而博取高分。一般来说，期刊影响因子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论文数也在增加，但上述部分中国期刊为了把影响因子做高而不断减少分母，这种做法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因而，中国期刊的总被引与国际总体差距依然很大。综上所述，中国期刊面临质量不高、评价导向导致缺乏优秀稿源、学术定位不够明晰等核心问题，尤其是中文期刊。问：如何看待“差评”中文期刊的现象？崔鹏（清华大学副教授）：差评中文期刊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科技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的顶级成果一般不会考虑投稿到中文期刊。以计算机领域举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术话语权不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发论文实际上希望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学术共同体是分层次的，有些是引领性的，有些是跟随性的。引领性的不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国外期刊就是最好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某些领域的中文期刊没搞好的客观原因是，我们的科技发达程度不足以支撑打造一本该领域的一流国际期刊。二是，一部分科研工作者要受到国际同行认可，需要国际舞台交流学术进展。包云岗（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学术发表只是整个科研活动中一个环节，现在都盯着为什么差评中文期刊这件事，其实大可不必。很多时候整个链条尚未完全运转起来的情况下，仅仅看一个环节未免偏颇，因此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中文期刊上。计算机领域，很多顶级会议获得认可，一定程度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源头就在会议上，或者来自某一个期刊，学术界与期刊、会议的互动经形成正向循环。如果哪一天中国的需求走在世界前沿，又能够在国内找到技术方案，那这些技术来自哪里，哪里就会形成新的舆论阵地。问：绝大部分优秀论文流向国外，中国是否是学术全球化的受害者？崔鹏：学术全球化，中国到底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国际期刊向中国开放，是把中国学者逼到国际舞台，逼到国际学术圈，中国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假如现在贸然禁止所有论文发表到国外，那就是变相加速了外界对中国的学术封锁。定位不清是中文期刊发展的拦路虎问：如何解决部分国内办的英文期刊，既不受中文期刊的待见，在国际上竞争也很尴尬的问题？王静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定位不清晰是影响中文期刊发展的关键。语言是中文期刊国际化传播的劣势，大多数欧美一流学者是不懂中文的。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期刊的读者群体就被限制在中国。那么就必须考虑，中国的读者群体需要什么。如果不想清楚这个问题，找不准市场定位，片面办中文期刊的英文版，是无法提升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的。高志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尽管可能95%的中文期刊很差，还有5%的中文期刊比较好，比如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自动化学报、通信学报等，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看还是认可的。李季萌（爱思唯尔学术期刊部出版人）：中文期刊应该向期刊集群发展成熟的出版商学习经验，比如期刊定位。一本好的期刊首先需要做完善的市场需求分析，同时精准定位，不一定所有的期刊都要以发展成顶级期刊为目标。成功的期刊离不开一个尽职的、活跃的编辑团队。另外，要有强大的内容推广平台来增加可见性，同时在期刊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李浥东（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文期刊到底服务于国内学术界的哪些人呢？如果一开始就把中文科技期刊跟国际顶刊相比，那是不现实的。所有的期刊，都是随着研究成果而来。国内绝大多数前沿研究成果的学者都是英文体系培养出来的，几乎无一例外。让学者再去花时间，写一个很好的中文文章，这是对科技资源的浪费。所以中文期刊的定位最重要。只有定位精准，服务好目标人群，中文期刊才有可能提升影响力。问：有的中文期刊审稿需要9个月，如何破解？鹿泽光（中科国鼎数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计算机领域的中文期刊编辑很难找，基本上CCF的15本会刊全都缺编辑。李季萌：爱思唯尔的计算机期刊集群在亚洲有700多个编辑，这个数量显然无法满足目前的需要。所以这也说明我们需更加紧密地跟亚洲科研工作者联系起来。目前，亚太学者在期刊出版中的话语权还是不够强，所以我们也是想跟学术界一起探讨，怎么增加亚洲学者在期刊领域的话语权。任胜利：国际上有像Nature、Science、Cell这样有专职编辑的高端期刊，但更多的还是Springer—Nature、Elsevier等大型出版社主办的以编委会力量为主的学术期刊，充分依靠编委初筛稿件或邀请审稿人等办法解决审稿这一难题。对中文期刊来说，我觉得也要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发挥专家办刊的优势。问：中文期刊收版权费，因而限制了版面。一般投稿到中文期刊的论文不能超过8页，导致很多论文虎头蛇尾，是这样吗？任胜利：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实际上，对论文篇幅和参考文献的限制也是部分期刊编辑的人为规定。有关期刊总页数也是可以弹性的，在上报期刊主管部门和邮局发行时可适当放宽某一期的页数，出版时尽量不超过上报的页数就可以。问：中文期刊发展空间有多大？任胜利：2019年我们曾做过问卷调查，从反馈发现，94%的科研工作者认为需要中文期刊，同时对中文期刊的未来表示忧虑。如果认为中文期刊做得不好，差评中文期刊，那么科研工作者的投稿意愿就会降低，造成恶性循环。但是，95%的科研工作者愿意为中文期刊做贡献，就是说中文期刊还是有潜力，可以发展好的。李季萌：计算机领域出版量位居前四的出版商，IEEE、 Springer-Nature、ACM和爱思唯尔论文数量加在一起，也只占了整个英文学术论文市场的1/3，其他2/3由其他出版商或出版形式占据。从这个角度看，计算机领域并不是一个垄断的出版市场，反而是一个百花齐放，极具活力的市场，中文期刊仍有很多机会。抓住本土学者以破局问：中文期刊如何把学术界拉回来，建立学术声誉？邬明权（中科院遥感所副研究员）：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学者不去发中文期刊，首先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学生毕业要求发SCI，所以所有人都去发SCI，而不是去发中文期刊。学术界不发中文期刊，不是因为中文期刊不好，而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罗训（天津理工大学教授）：一个期刊的水平跟一个期刊的学术志愿者水平直接相关，但是学术志愿者精神现在在国内学术圈是欠缺的。有的导师会把期刊论文交给学生去审，是因为他们觉得审稿浪费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审稿质量难以保证。而事实上，学术的互相评议，前人不传帮带，后人的学术水平就很难提升。前人不对期刊把关，谁又能当好期刊的守门人呢？李季萌：中国学者一年发表很多文章，发表一篇文章背后有很多学者和出版从业者的参与和支持。要保持科研平衡，就需要大量学者贡献时间、精力。从这一点来讲，对比发表论文的数量，亚洲学者的贡献程度还明显不够。王静远：ACM、IEEE会议办得好，就是抓住了学术共同体。中文期刊如果想要办好，办成顶级，一定要抓住本土学者，发动一群学术志愿者来审稿这一点很重要。问：具体如何操作？任胜利：应该说中文期刊在学术成果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是十分重要的。很多中文期刊的作者以研究生为主，也有期刊编辑或编委调侃中文期刊就是研究生的“作业本”，也就是说研究生最初的几篇文章都是通过审稿人的审稿、把关后在中文期刊发表的。这个过程对于提升学生对研究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研究素养是很有帮助的。所谓的研究能力培养，写文章和修改文章应该是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建议青年科学家更多、更早地参与到中文期刊的建设中，如建立青年编委会或青年审稿人制度，让年轻有为的学者先参与进来，做期刊的审稿工作，提升中文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以获得广大科研人员和学生的认可。崔鹏：每年有大量优秀年轻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这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是利好的。希望在后续科技期刊发展和建设方面，能够更大程度引入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共同呼吁国家做相应的政策调整，更好地运营学术共同体。来源：中国科学报

凯尼斯·梅奖是国际数学史界最高荣誉。1989年，国际数学史学会为纪念著名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凯尼斯·梅设立此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截至2017年已颁发8次，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14位学者获此殊荣。本文从凯尼斯·梅和此奖的设立，简要叙述历届得奖者的生平和贡献，总结梅奖得主的学术素养与治学特点，以期为中国数学史学者提供借鉴与启示。撰文 | 应成霞、纪志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一 凯尼斯·梅奖的设立1989 年， 国际数学史学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CHM） [注释1]为纪念著名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凯尼斯·梅（Kenneth O. May, 1915-1977，以下简称凯尼斯，图1左）设立凯尼斯·梅奖（Kenneth O. May Prize，以下简称“梅奖”），每四年颁发一次，以奖励为数学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数学史家。该奖包括证书、奖金和一枚由加拿大雕刻家索利乌斯·亚斯库斯（Saulius Jaskus）设计的青铜纪念奖章（图1右）[1]。图1 凯尼斯·梅与凯尼斯·梅纪念奖章（右）凯尼斯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出生于美国，逝世于加拿大。他在高中时阅读怀特海和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被数学深深吸引，之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主修数学，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并获得最高奖学金。他的数学天赋引起了数学系主任格里菲斯·埃文斯（Griffith Evans）教授的注意。凯尼斯于 1937 年写的一篇论文《伽罗瓦方程理论》（Galois Theory of Equations）中，展现出对数学史的兴趣。1966年，凯尼斯移居加拿大，任教于多伦多大学，专注于数学史、文献学和数学教育等理论研究，如研究高斯的数学成果，并编撰了《数学史文献与研究手册》（Bibliography and Research Manual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从1968年起凯尼斯一直倡导成立国际数学史学会，直到1971年终于在莫斯科成功建立。作为学会的第一任主席，他积极组织学会的运行，作出不懈努力，支持世界各地数学史家的研究工作，并且收获了许多成果。1972 年，他协调出版第一部《世界数学史家名录》（World Directory of Historians of Mathematics），其中包含 500 多位数学史家，列出了每人的主要研究领域，旨在让世界各地的数学史家更容易联系和交流，共同推进数学史的发展。1974年，第一份国际数学史研究期刊《国际数学史杂志》（Historia Mathematica）发行。凯尼斯创立国际数学史学会和创办《国际数学史杂志》，对于数学史研究及其数学史学科的建制化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为感谢凯尼斯对数学史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国际数学史学会设立梅奖。梅奖的颁发与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the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CHSTM）[注释2]同期举行，由国际数学史学会主席颁发给获奖的数学史家。梅奖候选人的推举选定是在举办大会的前一年，国际数学史学会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CHM）组成梅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成员包括国际数学史学会主席和三位国际公认的数学史家。评审委员会在认真考虑国际数学史界的全部研究成果后，草拟一份不超过三名候选人的名单并写成报告提交给执行委员会，以供其审议和投票。报告中包含每个候选人的综合信息，特别是学术成就，如出版的数学史著作和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最后执行委员会根据评审委员会的建议进行秘密表决。在此之前国际数学史学会执行委员会和成员可以提出建议，供委员会主席考虑[3]。主席一般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学会成员，有时也会在《国际数学史杂志》上发布通告[4]。截至 2017 年，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14位学者获奖（表1）。表1二 梅奖得主的成就简述14位梅奖得主作为数学史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各有千秋，也相互关联，以下分成四个部分论述各自特色。1. 数学史长青树跨越三个世纪的百岁数学史家德克·简·斯特洛伊克（1894-2000）的数学史研究被称为20世纪的经典，他出生于荷兰鹿特丹，逝世于美国。1912 年进入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主修数学和物理，深受保罗·埃伦费斯特[注释3]的影响；1917年成为数学家简·舒滕[注释4]的助手并得到许多有益的指导，1922年完成博士论文；1923年起在乌得勒支大学（University of Utrecht）任教，同年与捷克数学家露丝·拉姆勒（Ruth Ramler）结婚；1924年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得以去罗马和哥廷根访问，正是此次意、德之行使斯特洛伊克有机会与众多数学家交流并对数学史产生了兴趣。他于 1926 年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从事数学与数学史研究直到退休，并在 1934 年成为美国公民[注释5]。斯特洛伊克教授在 1948 年出版的《数学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Mathematics）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清华大学刘钝教授提到此书是他从事数学史研究的原动力之一[5]。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与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合作研究微分几何，并在 1950 年出版《古典微分几何讲义》（Lectures on Classical Differential Geometry）[6]。斯特洛伊克教授荣获1989年首届梅奖后，谈到自己非常开心，因为这个荣誉表明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国际同行认可[7]。2. 科学史界两大奖项得主苏联数学史家尤什凯维奇（1906-1993）和法国数学史家勒内·塔顿（1915-2004）分别在1989年和1997年获得梅奖，他们还荣获科学史界两大奖项，即乔治·萨顿奖（George Sarton Medal）与亚历山大·柯瓦雷奖（Alexandre Koyré Medal）。作为一名享誉盛名的数学史家，尤什凯维奇掌握多种语言包括拉丁语，翻译和出版多部经典科学著作，是研究中世纪数学和欧拉的权威学者，被瑞士数学史家埃米尔·费尔曼（Emil Fellmann）誉为“所有学习欧拉的人的老师”（the teacher of all those who study Euler）[8]。他生长于学术环境浓厚的犹太家庭，父亲是一位数学家。尤什凯维奇 1923 年进入莫斯科大学（University of Moscow）物理与数学学院学习，得到迪米特里·叶戈洛夫[注释6]和尼古拉·鲁津[注释7]等数学家的教导。他在博士期间研究18世纪俄国数学史，毕业后任教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Moscow Higher Technical School），1945 年入职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技术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1948年发起创办俄国数学史期刊《历史与数学研究》（Istoriko-matematicheskie issledovaniya）。1961年出版《中世纪数学史》（History of Mathematics of the Middle Ages），这本书成为研究中世纪数学必备的参考文献；1968 年出版《1917年之前的俄国数学史》（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Russia Before 1917）。1971 年获得柯瓦雷奖，1978 年获得萨顿奖以及1983年欧拉奖[9]。塔顿是20世纪法国数学史界的代表人物，他在加斯东·巴什拉[注释8]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分析法国数学家加斯帕尔·蒙日（Gaspard Monge）和吉拉德·笛沙格（Girard Desargues）有关射影几何的工作。此后，他重点研究17-18世纪的数学，其参与出版包括帕斯卡、莱布尼茨、惠更斯、达朗贝尔、欧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等著名数学大家的著作，尤其对富有创造力的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瓦（variste Galois）的戏剧性故事特别感兴趣，志在解开伽罗瓦的传奇历史！塔顿接任柯瓦雷担任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主任，并在 1966 年将其改名为亚历山大·柯瓦雷研究中心（Centre Alexandre Koyré）。他不仅在数学史中有着出色的成就，而且对科学史也有很大的贡献，在1972-1975 年间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盟（IUHPS）的副主席，1975-1978 年任主席，1975年获得萨顿奖，1997年获得柯瓦雷奖[10]。3. 德国数学史大本营德国有着良好的数学史研究氛围，在30年里就有4位来自德国的梅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约阿希姆·斯克里巴（1929-2013）和汉斯·伍辛（1927-2011）在1993 年获得梅奖，以及分别在 2013 和 2017 年获奖的门索·福克特斯（1943-）和埃伯哈德·克诺布劳赫（1943-）。其中福克特斯和克诺布劳赫都是斯克里巴的学生，真是名师出高徒，他们四人对于德国数学史研究的发展有继往开来的作用。斯克里巴出生于德国黑森州，毕业于马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他进入数学史领域，源于学生时期被埃贡·乌尔里希（Egon Ullrich）教授讲授的数学史内容所吸引。乌尔里希也非常欣赏斯克里巴，并邀请他做自己的博士生。斯克里巴在 1957 年完成博士论文《詹姆斯·格雷果里关于微积分的早期著作》（James Gregorys frühe Schriften zur Infinitesimalrechnung），之后专注于17世纪的数学史，同时也研究高斯和数论[11]。在约瑟夫·霍夫曼[注释9]的支持下，斯克里巴获得德国研究基金会（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的资助，开始全面研究英国数学家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 1616-1703），1966年出版《约翰·沃利斯的数学研究》（Studien zur Mathematik des John Wallis）。他延续霍夫曼在奥伯沃尔法赫（Oberwolfach）组织召开数学史会议的传统，并使该学术会议走向国际化。1977年，斯克里巴接替凯尼斯成为国际数学史学会的第二任主席，他在1978年组织出版了第二部《世界数学史家名录》。1985年卸任之际，斯克里巴对大家的支持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希望并祝愿学会在今后能够开拓新领域[12]。伍辛出生于德国萨克森州，1947年入读莱比锡大学（University of Leipzig），由于偶然因素他主修数学，辅修物理。从1957年起开始任职于卡尔·苏德霍夫研究所（Karl Sudhoff Institute） [注释10]研究数学史，在1966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抽象群概念的起源》（Die Genesis des abstrakten Gruppenbegriffes），1968年出版成书，1984年译成英文出版，2007年重版[13]。伍辛在格哈德·海里[注释11]逝世后接任研究所所长，1967年担任《科学技术史和医学史》（Schriftenreihe für Geschichteder Naturwissenschaften, Technik und Medizin，NTM）的主编，并积极支持此期刊的出版发行[14]。为感谢伍辛对数学史领域的贡献，由来自10个国家或地区的36位著名数学史家合作编写的《安法拉：纪念汉斯·伍辛诞辰65周年》（Amphora:Festschrift für Hans Wussing zu seinem 65. Geburtstag）在1992年出版[15]。福克特斯出生于德国埃施维格（Eschwege），1967年获得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ttingen）数学博士学位。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受益于杰出的数学史家库尔特·沃格尔[注释12]、霍夫曼和斯克里巴的引领。福克特斯早年在柏林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和奥登堡大学（University of Oldenburg）任教， 1980-2008 年一直在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 of Munich）。他主要集中于中世纪拉丁数学史的研究，其博士论文在 1970 年出版并成为研究中世纪拉丁数学史的必备书目；他完成了 5000 多份欧洲中世纪数学手稿和超过 7600 封高斯信件的电子数据化；另外，他还担任过德国医学史与科学技术史学会（Germ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席[16]。克诺布劳赫出生于德国格尔利茨（Grlitz），1962-1967年在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和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数学和古典文献学，1972年获得柏林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史博士学位。自 1981 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柏林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史教授直到 2009 年退休。克诺布劳赫针对莱布尼茨的数学工作，发表了许多开创性的文章，取得了诸多杰出的研究成果，如他在莱布尼茨的大量手稿中发现了有关养老保险的文献，将其整理发表后受到极大关注[17]。除此之外，他对19、20世纪的概率论、误差理论、行列式理论的历史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克诺布劳赫教授于1985-1993 年担任《国际数学史杂志》主编，1993-1997 年担任国际数学史学会主席，2005-2013 年担任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长，2006-2008 年担任欧洲科学史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主席。4. 其他国家的数学史家另外还有来自巴西、新加坡、荷兰、英国、印度、丹麦和埃及的数学史家们获得梅奖，他们代表了自己国家数学史研究的水平，也表明世界各地数学史蓬勃发展、欣欣向荣。2001年梅奖授予巴西数学史家和数学教育家乌比拉丹·德安布罗西奥（1932-）以及新加坡数学史家蓝丽蓉（1936-）。德安布罗西奥出生于圣保罗，1963年获得巴西圣保罗大学（University of So Paulo）博士学位。他支持创立国际民族数学研究小组（International Group of Ethnomathematics）和巴西数学史学会（Brazilian Society for History of Mathematics），研究成果众多，包括民族数学及其在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中的作用。2005年获得第二届菲利克斯·克莱因奖（Felix Klein Award）[注释13]，以表彰他对数学教育作出的贡献。蓝丽蓉是知名爱国华侨陈嘉庚[注释14]的外孙女，1957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毕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归国后于1966年取得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她专注于研究中国数学史，如《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数书九章》等等。她与澳大利亚伊迪斯科文大学（Edith Cowan University）洪天赐（Ang Tian Se）教授合著《雪泥鸿爪溯数源》（Fleeting Footsteps: Tracing the Conception of Arithmetic and Algebra in Ancient China）在1992年出版，书中提供充分的证据表明印度—阿拉伯数字系统可能源自中国算学[18]。2005年6月30日，由杰里米·格雷[注释15]作为国际数学史学会代表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为亨克·博斯（1940-）教授举行的退休仪式上授予他第五届梅奖，以表彰他对 17 世纪数学深入而富有洞察力的研究[34]。博斯是荷兰数学史家，1973年以论文《莱布尼茨微积分中的微分、高阶微分和导数》（Differentials, Higher Order Differentials and the Derivative in the Leibnizian Calculus）获得乌得勒支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5年成为数学史教授。他专注于笛卡尔的工作，探究解析几何（Cartesian geometry），2001 年出版的《重新定义几何精确度》（Redefining Geometrical Exactness）极大地扩展和完善了他早期对笛卡尔的分析[20]。2009 年 7 月 31 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 23 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上，国际数学史学会副主席克雷格·弗雷泽[注释16]宣布将第六届梅奖授予英国数学史家艾弗·欧文·格拉顿—吉尼斯（1941-2014）和印度数学史家拉达·查兰·古普塔（1935-）[21]。吉尼斯出生于英国德比郡，1962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数学专业，1966 年获得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硕士学位， 1969 年获得博士学位。吉尼斯在牛津大学学习数学的经历促使他去研究数学史，研究领域包括数学家手稿，如傅里叶、康托尔、罗素等，特别关注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以及法国数学史，在1990年出版了三大卷《1800-1840 年法国数学的发展进程》（Convolutions in French Mathematics, 1800-1840）， 1997 年出版《数学的彩虹》（The Rainbow of Mathematics）。吉尼斯 1974—2014 年担任《国际数学史杂志》副主编， 1986-1988 年为英国数学史学会（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主席[22]。古普塔出生于印度北方邦，1955年毕业于印度勒克瑙大学（Lucknow University）。他在阅读了一篇发表于 1963 年的《印度数学史》（History of Hin Mathematics）的书评后，深受影响，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致力于印度数学史的研究[23]。1971 年在印度著名数学史家萨拉斯瓦蒂·安玛[注释17]的指导下获得印度兰契大学（Ranchi University）数学史博士学位。他撰写《古代印度数学概要》（Glimpses of Ancient Indian Mathematics）的系列论文不断加深和拓宽了人们对古代印度数学发展的理解[24]。古普塔于1979年创立印度数学史学会期刊《印度数学》， 1991 年当选为印度国家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India）。2013 年第七届梅奖得主之一是丹麦数学史家延斯·艾格德·霍鲁普（1943-），他出生于哥本哈根，在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斯·玻尔研究所（Niels Bohr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和巴黎大学亨利·庞加莱研究所（Institut Henri Poincaré of Paris University）学习物理和数学。霍鲁普从1973年开始任教于丹麦 罗斯基尔德大学（Roskilde University）直到 2005 年退休，于 2008 年主持比利时根特大学（Ghent University）乔治·萨顿纪念讲席和 2013 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注释18]。他的数学史研究范围广泛，从早期数学到近现代数学、从技术到文化的影响等等，尤以古巴比伦、中世纪数学史研究见长。他用新方法对巴比伦数学进行详细的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并在 2002 年出版《长度、宽度、表面积》（Lengths, Widths, Surfaces）[25]。2018 年霍鲁普教授应纪志刚教授邀请来上海交通大学开设系列讲座，积极促进中外知识文化交流，为青年学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26]。2017年第八届梅奖得主之一是著名数学史家拉什迪·拉希德（1936-），他出生于埃及开罗，拥有埃及和法国双重国籍。作为一名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赞助的研究员，他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狄德罗大学（Paris Diderot University, Paris 7）度过。拉希德发掘、编辑和翻译了大量伊斯兰数学的手稿，并对其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项工作有助于人们理解伊斯兰数学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由于出色的研究成就，他在 1990 年获得柯瓦雷奖，2007 年获得费萨尔国王国际奖（King Faisal International Prize），也获得其他阿拉伯国家授予的荣誉。日本数学史家原亨吉[注释19]曾赞誉拉希德对阿拉伯数学史研究的贡献，“过去 1/4 世纪以来，数学史中最富有成效的领域无疑是阿拉伯数学史，主要感谢拉希德先生”[27]。三 小 结1. 梅奖得主的学术特点纵观这30年以来的8次颁奖，梅奖得主均有着优秀的学术素养。他们都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青年时期在国际知名大学学习数学或物理，受教于学识渊博的前辈，因此有着良好的数学或物理知识基础。其中有数学专业能力极强，分析近现代数学家们又精又深的数学工作的学者，也有掌握多种语言，能阅读大量不同语种文献的学者，例如，有专门研究数学家欧拉、莱布尼茨、笛卡尔，也有研究中国数学史、印度数学史、伊斯兰数学史的，更有研究 17世纪数学史的，以及研究新领域——民族数学的学者们，正是他们极大拓展了数学史研究领域，为数学史增加了无穷的魅力。因为梅奖相当于国际数学史界的终身成就奖，所以获奖者年龄都是 60 岁以上，且大多是在 60-80 这个年龄段，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斯特洛伊克教授，以 95岁高龄获奖。学者们来自 11个国家，其中德国籍的数学史家 4位、法国籍的数学史家有2位、 其它国家各1位。由此可以看出德、法两国的数学史研究底蕴深厚。这也与 18 世纪法国巴黎数学兴盛， 19 世纪德国哥廷根数学繁荣密切相关。14 位得主中以男性学者为主，仅有 1 位女性学者获奖，不过可喜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数学史研究领域，并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由于学者们出色的研究成果，他们还获得了其它许多荣誉。梅奖获得者对数学史事业的热爱、对数学史研究的专注非常令人敬佩，如古普塔对数学史有着无限的热情，“数学史始终吸引着我的身心以及我所能支配的一切资源”（[23], 页 8）。他们有着鲜明的治学特点，始终怀有坚定的信念，强调数学史不仅是数学的也是历史的，只有把握好这两点，数学史研究才会有很好的突破。吉尼斯就此谈道“数学与其他学科不曾分离，其历史也不应独立于其他历史之外。数学史研究的难点在于对历史学家来说太数学，对数学家来说太历史”[28]。此外对于数学史文化价值的赞颂，促进了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融合。2. 对中国数学史学者的启示加强数学专业基础。研究数学史，特别是研究近现代数学史，扎实的数学专业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从宏观层面上讲，数学专业出身的数学史学者有着更有利的优势，以数学能力加上史学思想深度剖析数学史，如前文所论述的梅奖得主大多有着数学专业的背景。从微观层面看，对于某一数学知识的发展，只有先理解这块数学内容，才能更好地书写它的历史。培养多种语言能力。2011年，作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长的克诺布劳赫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会见时，强调“语言功底对科技史研究与交流非常重要，中国年轻学者不仅要掌握英语，还应当学习法语、德语、拉丁语等研究工作中所需要的语种”[29]。李文林先生在《东方数学选粹》中译本序言中也强调“就数学史而言，学习掌握相关文明的语言，直接攻读原始文献，是研究外国数学史的必由之路，也是通向突破性成果的阳关大道”[30]。掌握不同语言对于研究数学史至关重要，中国数学史学者不仅研究国内的数学史要学习语言，研究国外的数学史更要学习语言。前者能把中国数学史传向海外，后者能吸收国外的数学史，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中国数学史领域的发展。开展对外翻译交流。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学（University of Hildesheim）的“数学史”项目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有多位数学史家加入其中，包括三位德国梅奖得主即斯克里巴、伍辛和福克特斯参与撰写。他们先用德语出版《6000 年数学》（6000 Jahre Mathematik）、《5000 年几何》（5000 Jahre Geometrie）、《4000年代数》（4000 Jahre Algebra）、《3000 年分析》（3000 Jahre Analysis），后计划把这一系列翻译成英文，英译版《5000年几何》（5000 Years of Geometry）已在2015 年出版[31]。这种翻译工作能够使著作启发和惠及世界各地更多的读者。当前《九章算术》的英、德、法、俄和日文版在海外的传播给中国的数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32]。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数学名著需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使外国学者有途径了解中国古代数学。随着中国数学名著的域外翻译传播，国人的数学史研究专著也将登上国际舞台，如李俨、杜石然所著并由郭树理（John N. Crossley）、伦华祥（Anthony W. C. Lun）翻译成英文出版的《中国数学简史》（Chinese Mathematics: A Concise History）[33]。专注研究之长久。从一个数学家到一个民族的数学史，再到某一段时期的数学史，梅奖得主不惜花费无数岁月，只愿能有所成，就像斯克里巴研究沃里斯和博斯研究笛卡尔都多达数十年，以及吉尼斯研究法国数学史二十多年等等。他们的专注与持久，激励着数学史研究向上推进、向前发展，其数学史精神更是照亮了数学史研究领域的星空。对中国数学史学者来说，有着前辈李俨、钱宝琮、吴文俊等大师的指引，又有梅奖得主精神给予的激励，定能克服研究之路上的曲折坎坷，最终展现上乘佳作。致谢 林力娜（Karine Chemla）教授对于有关问题予以帮助，萨日娜教授、王颖博士和田春芝博士对于相关内容提出建议，谨致谢忱。本文原标题《数学史的大师之路——凯尼斯·梅奖及其启示》，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17卷，第6期，2020年12月。注释[1] 国际数学史学会是一个隶属于国际数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IMU）和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盟科学史协会（Division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委员会。[2] 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大会由国际科学史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ICHS）扩展而来。[3] 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 1880-1933），奥地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后加入荷兰籍。[4] 简·舒滕（Jan A. Schouten, 1883-1971），荷兰数学家，研究张量分析。[5] 参 见 苏 格 兰 圣 安 德 鲁 斯 大 学 数 学 与 统 计 学 院“MacTutor” 数学史档案（MacTutor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rchive）网站，https://mathshistory.st-andrews.ac.uk/Biographies/Struik/[16 迪米特里·叶戈洛夫（Dimitri F. Egorov, 1869-1931），苏联数学家，研究微分几何和数学分析。[7] 尼古拉·鲁津（Nikolai N. Luzin, 1883-1951），苏联数学家，研究测度论和拓扑学。[8]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法国科学哲学家。[9] 约瑟夫·霍夫曼（Joseph E. Hofmann, 1900-1973），德国数学史家，1954年开始在奥伯沃尔法赫举办数学史会议。[10] 卡尔·苏德霍夫研究所（Karl Sudhoff Institute），成立于1906年，1938年改成现名。[11] 格哈德·海里（Gerhard Harig，1902-1966），德国科学史家。[12] 库尔特·沃格尔（Kurt Vogel, 1888—1985），德国数学史家。[13] 菲利克斯·克莱因奖（Felix Klein Award）是以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ICMI）第一任主席克莱因命名的终身成就奖。[14] 陈嘉庚（1874-1961），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慈善家。[15] 杰里米·格雷（Jeremy Gray, 1947-），英国数学史家。[16] 克雷格·弗雷泽（Craig Fraser, 1951—），加拿大数学史家。[17] 萨拉斯瓦蒂·安玛（T.A. Saraswati Amma, 1918-2000），印度女数学史家。参见印度数学杂志《组合》（Bhāvanā）官网，http://bhavana.org.in/t-a-sarasvati-amma-1918-2000/。[18] 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官网，http://www.ihns.ac.cn/xwzx/zhxw/201305/t20130503_3831276.html。[19] 原亨吉（Kokiti Hara, 1918-2012），日本数学史家。此处感谢萨日娜教授和徐泽林教授的帮助。参考资料[1] Dauben J. Announcement: Kenneth O. May Prize for History of Mathematics [J]. Historia Mathematica, 1989, 16(3): 283-284.[2] 王保红, 魏屹东. 凯尼斯·梅：数学史学科建制化的奠基人[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21(1): 22-27.[3] Fraser C. Awarding of the May Prizes for 2017[J]. Historia Mathematica, 2017, 44(4): 315-317.[4] Fraser C. Awarding of the May Prizes for 2017[J]. Historia Mathematica, 2017, 44(4): 315-317.[5] 刘钝. 数学、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介绍美国数学史家D. J. 斯特洛伊克[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2, (2): 72-76.[6] D. J. 斯特罗伊克著. 数学简史 第4版[M]. 胡滨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8.[7] Struik D, Yushkevich A. Remarks of Dirk J. Struik and Adolf P.Yushkevich on Receiving the K.O. May Prize in Hamburg, August 3, 1990 [J]. Historia Mathematica, 1990, 17(4): 382-384.[8] Bashmakova 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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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两江科技评论，作者卢明辉、李贵新编者按：最近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2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破除“五唯”弊端，探索综合评价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提升科教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该意见稿为消除论文“SCI至上”的影响、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规范各类评价活动、改进学科评估、优化职称（职务）评聘、扭转绩效功利化、设置学位标准、树立政策导向等十条具体意见作了较为深入地阐述。但我国科教系统是个较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各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所处层次、水平不一，而具有的学科特色方向也各有千秋，为了让该意见稿得到更好地执行和具备可操作性，让管理决策者更全面地了解底层科研情况，值此疫情之期，满怀读书人“家国天下”的情怀，本期“两江科技评论”公众号特开辟“两江新语”栏目，邀请国际国内多位学者、编辑，以及企业界的代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各自立场的阐述，希望这些思考、观点和建议能够为科教管理部门、高校、研究院所的决策者们所参考，从而结合“意见”精神，制定更适合本单位的学科发展特色的策略。也希望这种开放的讨论，能够让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追求科学精神，回归学术初心，促进创新生态，为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思考和意见也许会有考虑不周之处，也许会有满腹牢骚之嫌，但相信各位学者都是满怀对国家之款款深情，对中国科教事业发展的殷切期待，其言也善，其情也真，敬请批评指正！ 卢明辉、李贵新01不崇拜但是要尊重SCI 石锦卫 北京师范大学两部委的《意见》，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这个讨论超过了学术界。作为一名中年教育科技从业者，我从三个角度谈一点个人看法，一家之言，抛砖引玉。 第一、宏观战略国家科技基金的目的是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科技两字其实是两个词，科学与技术。不恰当地比方，技术是当下的苟且，科学是诗与远方。科学知识是公开的，属于全人类，哪怕战争年代都是如此。技术是封闭的，有各国的专利法等等保护。我们国家现在关心的“卡脖子技术”，就是核心技术，有很多我们都没有掌握。而另一方面，我们的SCI论文数量、质量、版面费与日俱增；这种矛盾是从上到下对学术界颇有微词的内在根源。其实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SCI期刊论文一直在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为什么做核心技术研发的人很少？做技术，做工程，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风险。如果做不出来，可能一辈子就毁了，甚至毁了一个行业（投资人再也不给这个行业的概念注资）。这里有中国社会的风投行业不成熟的原因，也有科技领域的惯性思维原因。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是严格区分的，对于当下我们最缺的核心技术，国家和社会要鼓励科学家积极参与工程项目，协助解决技术难题，也包括卡脖子技术中的科学基础问题。同时，要注意专利权保护，这也是对承担科研风险的科学家的保护：假如哪位科学家和工程师能解决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商用光刻机研发等核心问题，就是应该允许他们靠这个活一辈子。这么说似乎和文件精神不符，但是仔细想想，商业领域的卡脖子技术相当多的都是被国外公司的专利壁垒挡着，我们国家的正规公司没办法以这些专利为基础往前跨一步，否则，怎么可能至今没有任何突破？当然我也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商业机密”连专利都不申请，这是因为当有基础专利链条作为第一层防护时，这些“机密”就没必要公开了，这样即使个别国家无视专利壁垒，也无法获得最尖端的技术。欧美公司的这些做法成功了，我们在开发自己的技术时为何就不能这么做呢？再说科学。科学的特点是开放，不能封闭。能不能不要科学，只要技术？不要科学界，只要工程师？这很显然是不行的。今天的科学知识是明天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不去抢占科学前沿，难道任由今天发生的被人卡脖子故事在明天继续吗？更不要说，现在很多科学家（高校为主）还同时担任教书育人的重任。科学研究（包括写SCI论文）是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部分，总不能把大学重新退回到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模式吧。第二、个体发展如何才能让国家的宏观计划得到可持续性地发展？激情奉献可以解决一些燃眉之急，但是良好的长期制度更为关键：一个人一段时间做一件事容易，十年坚持做一件事很难，一群人几十年坚持不懈甚至前仆后继地做一件事最难。一个好的制度要能让个体乐于为国家目标服务。我们国家在改开早期，提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取得了经济的腾飞。当然片面强调经济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GDP至上，不顾环境污染，不顾生活质量和百姓的幸福指数等等。以科教领域为例，负面效果如：高考唯分数，科研唯各类指标（SCI是其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这几年大家认识到，高考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公平；各种高考改革方案，不管初衷是好的还是掺私货的，执行层面很难做到公平（考生公平，学科公平），这是高考改革经常失败的重要原因。同理，在有更合理的措施之前，盲目地批判SCI很容易造成更大的不公平甚至混乱。破易立难，群情激昂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无比正确，都想对有缺陷的墙踹上一脚，没多少人想过怎么盖新房子。科研领域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哪怕一个很好的改革想法，如果缺乏全盘考虑的思路，往往效果适得其反，最终导致人们对于改革想法本身的质疑，改革失败；其中不乏形式主义的低级红高级黑。不唯SCI，不唯帽子，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学校、研究所的领导难道不知道？其实还是领导们要对“考核”负责：每年拿多少项目经费，吸引多少“帽子”人才，学科评估几十条指标……。所以最关键是只弱化各种“唯”生存的土壤，否则不唯SCI，也会唯其他。基础科学的评估，应该交给最广泛的同行，而不是少数专家，所谓的基础科研没有领军人物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科技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哪只鸡会下蛋。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年轻人的活力是无穷的。然而，各类基金、项目、课题评审都是资深专家为主。要允许各类评审专家每年分配一部分比例给青年科学家，要逐步将人才“帽子”改成推荐制度，从院士，到杰青，再到其他。要将帽子的荣誉提升，甚至个人收入也可以抬升，这也是对人才取得的成就的奖励；但是项目申请和评审权、论文的评审权不能跟着抬升，否则会带来严重的马太效应、裙带关系，反而伤害了科技的发展。新的项目申请对应未来的工作成果，理应和没有帽子的人、和年轻人平等，而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人才。这方面SCI期刊反而是做得相对比较好的，值得我们尊重：物理学界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即使成名之后，也都有被期刊拒稿的经历；国外科研不活跃的院士，甚至诺奖获得者都有实验室关门的例子。当然某些学科领域的SCI期刊也是学阀把持，我想说，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要大家有决心，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定有信心做得比国外更好。第三，学术期刊SCI期刊版面费是有一些不合理，也有“开放”期刊的好处，可以直接下载阅读。学术圈外的朋友可以去试试看那些不要版面费的国际顶尖期刊，看是否让你免费直接看论文。高额版面费可以限制，但是这不是SCI本身的问题。国际顶尖期刊的声誉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是多少年的积累才形成的。中文论文要发，英文论文也要发。总有人把“外国”和中国对立，认为投了太多SCI期刊论文就是受“外国”操控，不知道“外国”不是一个国家！英语只是学术界交流的语言，其广泛使用有历史原因。新中国刚成立时的科技非常薄弱，最早期的一批科学家广泛与世界交流，才打下了国家的科技基础。本人有幸和某些前辈聊过，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英文水平之高。到现在国内的优秀教材依然有不少是参考了全世界的顶尖教材而来的，老师们用这些教材教育了你我。顶尖的科技工作者需要具备从外文期刊获取最新知识的能力，也需要具备向世界宣传我们的工作的能力。 另外，现在又开始指定国内期刊，这种“指定”的标准是什么？事实上，国内已经有不少期刊获得了不错的国际声誉，并不需要“指定”。退一步，即使现在的指定是合理的，学科发展是动态的，新的交叉学科出来，指定范围内如果没有合适的期刊，是不是抑制了学科的发展？这种给特定期刊戴帽子的行为，和唯SCI、唯帽子相比更恶劣，不难想象今后国内学者的主攻方向就是如何拿到这些期刊的话语权，或者“高水平期刊”的指定权。其实，我们可以自信地应该让期刊自我调整发展，与时俱进地吸收最前沿的最有活力的研究论文。02几点感想 陈岐岱 吉林大学相关文件出台后，科学网与知乎等媒体上已有很多很好的贴子论述SCI论文作为评价标准的问题和意义。在此就不赘述了，这里谈一下其他方面的感想。对于高等学校而言，其主要任务是：教授知识、创造知识、服务社会（技术成果转化、科普等）。论文和专利是创造知识方面的最重要的产出。当前，国际上高水平大学的教师也主要以发表高水平论文为科研表现形式，教学研究类大学教师真正做好高技术产业化也极不容易。对某些学科，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推动高校老师去做发表论文之外的成果转化，短期内对于解决国家高科技领域瓶颈问题，效果未必好。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必须需要合理引导高校，科学院、工信部、航空航天部门的研究所，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高科技公司协同解决。当前，国家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反SCI至上”的指导文件，初衷很好，但是其带来的后续效应可能是对于高校的评估日益增加，各种指导意见和文件亦会不停的在加大加细。各类评估必然需要数指标、数字，需警惕产生围绕当前规定的新“四唯”。此外，建议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包括高校自身需建立政策反馈机制，根据自身特点系统评估各类教学评估、创新创业活动的成效，共同制定更有效的宏观政策。建议各高校制定“百年育人、百年科研”的长期发展大计，根据国家的指导意见，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师培养策略。配合国家相关文件的精神，不使用简单的行政统计方法来指导反SCI至上问题，从而可避免我们从反“旧四唯”落入新的“四唯”。03美味果酱需小火慢熬，创新成果要真材实料 张彦峰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人民群众宅在家里，除了关注新闻，就是琢磨吃的。笔者也不例外，在凉皮油条肉包花卷葱油饼小麻花后做了一次草莓果酱，熬制果酱的过程照常是全家齐动手/口。习惯于马前炮的家属再三叮嘱：一定要小火啊，不要着急开大火，果酱糊了就吃不成了。我一边开着最小火搅拌果酱，一边想，这话很有道理啊，我们做科研的，想有真正创新的成果，也得要扎实有料，不能浪费了经费，挥霍了时间，错失了机会。1942年，社会学家洛根·威尔逊（Logan Wilson）在描述学术团体时使用了一个词叫做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发表当然是很重要的,存在个人电脑硬盘的数据无人知晓无人分享更无法推动领域内的进步。发表在高质量的、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可以提高学术界的准确性。在职业生涯的任何时期，发表高质量论文都很重要，发表可以帮助学者获得晋升、助学金、奖金等利益。现在的问题是：论文在利益分配上的比重太大了。没有论文，研究生评不到奖学金、教师不能晋升无法发展。研究生的“收入”一般是两部分，固定部分是学校和导师发放的补贴，另外一部分是优秀奖学金，而奖学金的评价标准通常是论文，并且这个论文要该学年有效。这就使成年许久生活窘迫的研究生有了发表快速论文的驱动力。对于教师，论文也是同样重要。没有论文，教师很难有机会主持项目、获得晋升机会，更不用谈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人才计划还通常有种种限制，例如广州的“珠江新星”人才计划限制在35岁。对于工科来说，新教师入职后建设平台开展实验要耗时好几年，埋头苦干突然发现没了申请资格，这也使得教师倾向于做短平快的能发表论文的工作，而不是踏实建设平台创造核心竞争力。这些与论文直接相关的利益分配让学术圈的主体（研究生和教师）都有发表“快”论文的动机，而贪多求快通常伴随的是嚼不烂。本来一篇论文可以讲清楚的，非得留一半甚至大半下回分解，等同于一瓶稀汤拉水的果酱。要想大家都不急，需要降低绩效和奖学金的比重，比如绩效/优秀奖学金：工资/固定奖学金低至1:10，解下挂在驴头前面的胡萝卜，让科研活动的主体不用疲于奔命的去填形形色色表格申请项目申人才计划，而是踏踏实实投入更多的时间到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就像做果酱的时候，多切点果肉进去，小火慢熬才能成就一瓶货真价实的果酱，科研的时候把工作做扎实，不急不躁不掺水，才能出真材实料的成果。04关于科研评价标准与科研资源分配的一点思考郜定山 华中科技大学针对当前科研评价、科研经费资源分配、科研人员收入分配中存在片面使用SCI论文相关指标的等现象，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通知要求高等学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 上述通知印发以后，引发了广大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的热烈讨论。大多数科研人员对通知的出台持拥护肯定的态度，同时也有一些科研人员担心旧的SCI指标评价体系被破除，而新的评价指标体系还未建立，会导致一段时期内出现混乱局面。笔者从事科研工作近二十年，从自身体会出发，对我国科研评价标准、科研资源分配、科研人员收入分配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科研论文SCI指标评价的功与过科研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呈现形式，特别是对于基础研究更是如此。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数据库是从科研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对各种学术期刊、学术论文进行引用次数、引用率、引证关系的记载和数据分析。应该肯定，SCI论文发表，对于早期提升我国科研论文水平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各种SCI收录指标（期刊影响因子、论文他引次数、高被引论文等）被广泛用于高校排名、学科评估、人才项目评审、科研项目评审、职称晋升、科研奖金发放等一系列资源和收入分配活动中。那么，用SCI收录指标来评价科研成果水平是否科学合理呢？结论是否定的。首先，SCI收录指标只统计论文这一成果类型，无法对论文之外的成果进行统计评价。另外，SCI收录指标无法直接体现论文本身的创新贡献和水平。比如，不同学科的期刊影响因子差异很大，生物、材料、物理等学科期刊影响因子远高于通信、计算机、机械等学科。论文他引次数、高被引论文等指标受研究领域方向热度影响，不能简单把高被引次数等同于论文本身创新水平高。引用还需分肯定性引用、中性引用和否定性引用。因此，单一的SCI指标体系，难以科学准确的评价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二、如何更加科学合理的进行科研评价按照科研活动的特点，大致可以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两大类，其目标任务也各不相同。其中基础研究以探索发现新的自然规律、拓展人类知识库为目标，成果主要以高水平论文来呈现。应用研究以解决产业、工程中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为目标，成果体现为新产品、新技术、有价值的专利、重要工程应用、科研论文等。正因为上述两类科研活动的任务目标、成果载体各不相同，因而，无法用单一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成果评价。需要根据其科研特点，来制定其各自的评价标准体系，即建立分类评价体系。例如，对于基础研究，可以采用代表作论文来进行评价，在评价时不应只看论文SCI收录指标，还应更多对论文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学术贡献做出科学评价。对于应用研究研究，不应仅用论文来衡量评价，而应该注重解决相关产业的瓶颈问题、在重大工程中获得应用等成果评价。另外，在科研评价中，不能单靠数指标、数数量的定量评价，而应该结合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为了使得科研评价更加科学合理，必须使评价紧密围绕成果的科学内容、科学创新和科学贡献来进行，只有广泛依靠同行评议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一些科研人员担心不靠定量评价，可能会导致托关系找熟人，带来科研评价的不公平问题。因此，通过建立透明、严格规范的同行评议制度显得极为重要。 三、科研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规则亟待改革目前，学术界“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科研经费资源分配、收入分配规则与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这五个参量等过分挂钩，使得学者在科研经费、收入待遇等方面差距巨大。资源过分集中于少数有帽子、有头衔、有奖项的学者，其中一些学者确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到教学科研工作中，没有树立很好的榜样。大多数没有帽子、头衔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收入普遍偏低，并且很少能获得科研经费、资源的支持。过了“帽子”申报年龄期限的学者，过早丧失了斗志和激情，处于半退休状态。这些现象都严重损害了我国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和精神风貌，亟待通过改革来扭转。比如，通过缩小科研工作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与资源、待遇直接挂钩的各种评比，规范经费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机制，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上述“五唯”现象，激发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潜心治学。 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相信此次教育部、科技部联合整治文件的出台，必将引导科研评价标准和科研资源收入分配规则更加科学合理。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不忘初心，潜心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为实现科技强国梦贡献力量！05“计算电磁学”小领域“破四唯”的思考与建议沙威 浙江大学科技部近日专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旨改进科技评价体系，破除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忽视标志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及工业、国防领域的应用等“唯论文”不良导向。政策一出，科研工作者纷纷发声，各种观点激烈交锋。在国家管与不管，论文、引用看与不看，评价体系公平不公平等诸多问题，展开了一场科研界实事求是、集思广益的大讨论。针对所在的“小”研究领域，“计算电磁学”方向，我想谈谈个人想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近年来，随着5G/6G 通信、高性能计算、智慧城市、和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高频、高速、宽带和多功能集成电子设备正全方位应用到国民经济诸多领域，电磁环境愈加复杂，电磁频谱管理愈加困难，电磁兼容与电磁防护设计问题日益突出和严重，自主电磁仿真设计软件的研发愈加迫切。国外主流商业软件开发历史已30多年，仿真功能和计算性能日渐精进，我国的电磁软件差距巨大。美国对华为进行电磁仿真设计软件禁运，表明电磁仿真已成为卡脖子的重大战略问题，严重阻碍我国通讯行业的发展。而电磁模型的建立、仿真算法的实现、EDA智能设计软件的开发，正是计算电磁学这个“小”领域的“大”作为。国家出台破“四唯”政策，对计算电磁学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可把软件开发及具体应用作为标志性成果之一，而不把论文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上述措施无疑是一种积极的进步，对领域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科技部试行措施也对计算电磁学领域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在这里不得不仔细推敲，总结一二。第一，对一个学者，尤其是高校学者，论文的发表档次和引用情况，依然是其国际学术地位和科研影响力的最重要指标。拿电磁学IEEE Fellow举例，一般来说几十篇以上的IEEE论文，上千次的谷歌学术引用量，并有1-2篇原创性工作，是基本门槛。因此，计算电磁学领域的国内学者，为了争取国际话语权、引领学科前沿，发论文是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没有高质量的论文，很难具有高超的学术水平和学科基础，也不可能研发出创新模型和高效算法，超越目前商业软件的功能和计算性能。而科技部明确表示，论文应该发表在“三高”期刊上。但作为计算电磁学这种小领域，国内的卓越行动计划期刊列表中，并无任何一个涵盖该专业领域的期刊，甚至连电磁学大领域的专业期刊也未发现。因此如果投稿，只能将稿件投至中国物理、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这些大类期刊，其发表难度很大，且难寻找合适的专业评审。而国际的“三高”期刊，由单位学术委员会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确定，因此计算电磁学领域的许多国际期刊也不可能进入这个列表。比如IEEE天线、微波、电磁兼容三个学会合办的多物理场仿真期刊IEEE Journal on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JMMCT)，是计算电磁学领域的权威期刊，众多IEEE Fellow投稿。但目前没有影响因子，属于小领域期刊，不可能进入“三高”列表。因此，科技部的相关政策，无疑增加了计算电磁学学者发表本领域论文的难度。而国内的计算电磁和应用电磁有关的中文期刊，投稿量会大幅减少，进一步的发展将遭遇“滑铁卢”。第二，计算电磁学相关EDA软件的研发，不可能由高校研究者单独完成，而更应该是科技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研究所，十年磨一剑的大工程。电磁软件开发，涉及网格生成、核心算法、后处理、并行技术、界面开发、软件工程、风险投资、产品营销等诸多难题，是系统级的大工程，也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款成熟的商业软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数十年的积累、改善与更新，不仅需要核心算法层面的突破，还要依靠成千上万用户的反馈，不断修改和优化，才能达到工业级的成熟度。目前我国基本的电磁场仿真软件水平，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更不要提多物理场仿真、微纳电磁仿真、量子电磁仿真等新兴领域的软件开发。因此，由企业打头，优化资源调配，进行商业化运作，加之高校对核心技术进行支撑和帮助，是国产EDA软件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美国计算电磁学知名学者，美国工程院院士周永祖教授为例，他本人并没有参与商业软件的开发，但他提出的多层快速多极子算法，被商业软件FEKO采用。此外，周教授本人和Intel公司及其它软件公司长期保持联系，许多毕业的学生在这些公司工作。另一个例子是HFSS商业软件的早期主要研发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李金发教授，目前他并不在软件公司高层，但他的学生赵克钟博士在HFSS从事研发工作。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CL）工作期间，FDTD Solution也和我的合作导师Nicolae Panoiu商议，是否有必要把前沿的光子拓扑绝缘体陈数计算加入软件。国外商业软件通过和一线教授的密切合作，保持了软件的前沿性和更新性，满足了客户新的需求。因此本人建议，国家无需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在哪些期刊，发表多少篇数，发表影响因子高低，过多限制。在代表作和同行评议的体系下，进一步加大外审（避免利益冲突），完善评价体系的公平性即可。而国家需要做的是对卡脖子方向的企业，进行引导或支持，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转换，促成企业和高校之间密切有效的合作，从而推动国家科技的高速、健康发展。没有任何一种措施和任何一种评价体系，是绝对的正确或公平。根据学科、领域的特点，给科研工作者、用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让其自由调节，自由选择，有的放矢；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破除科研帽子与个人生活待遇的挂钩，是未来国家科技决策者需要思考的问题。06谈开展科学研究的初心彭亮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对SCI论文的使用提出了负面清单。广大同行深深感受到了国家在重视基础研究、提升我国科研工作者水平、营造良好科研氛围方面的决心。对于通知提出的多项SCI论文使用原则或规则，我个人表示支持。可以预想，各级单位将会对本单位的各项规则做出必要的修正或修改。作为一名普通科研工作者，现就我所见到、所理解到的一些关于论文、SCI、职称等科学研究所涉及到的多个方面做一些个人陈述，分享给大家。1.科研人员与SCI论文一般情况，科研人员从一进单位开始就会想着如何做得出色，自然就会树立自己工作的目标。这里面涉及到职称和人才头衔两个方面。职称，是各个单位评价本单位人员科研能力、激励科研人员成长的有效机制。理论上职称越高的人员拥有更强的科研能力，更可被委以科研重任。人才头衔，则是国家激励科研人员积极创新的一种方式。拥有人才头衔的科研人员，在各种场合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拥有头衔的人获得了国家的认可，更具有科研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获得职称，需要在本单位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水平；获得人才头衔，需要在更大平台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水平。科研人员通过努力开展科研工作，发表经过同行评议的科研论文，获得上级的项目资助，都是无可厚非是展示自己能力的方式。问题在于，不同人的科研业务能力如何评价？量化是保证公平性的必要手段。当前，对科研加以量化的手段就是论文发表期刊档次、数量、被引用等，很自然地需要依赖SCI、JCR等工具。在科研人员努力晋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如何拿到一些硬性指标，论文必然是重点。这是大家看重SCI论文的内因。看中SCI论文还有其外因。现在的科研单位都非常看中SCI论文、引用次数、ESI，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上级对本单位科研水平的考核和各种排序。所以，各单位都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有明确要求，特别是将发表SCI论文与绩效挂钩，以此激励员工为单位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科研单位又非常看重拥有各种头衔的科研工作者，给他们极高的待遇和科研条件，配备大量辅助人员组成团队，造成相比普通科研人员的断崖式科研条件差距。在强大的激励措施下，有想法有执行力的科研人员都力图通过自身努力“出人头地”和获得人才头衔，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多做各种量化指标，SCI论文是最通用、最有说服力的。2. 破除“SCI论文至上”的迷局直至今日，很多科研团队已经陷入了SCI论文迷局。A：通过论文或者个人待遇提高、争取更好科研条件，然后追求发表更多论文，成为一种闭循环；B：片面追求期刊论文影响因子，在评判有多少科学意义、对本科技是否有推动方面思考较少，等等。围绕SCI论文的这些现象，并不是国内特有的，国外也是存在的。这种SCI论文迷局已经造成了诸多弊端。首先，社会发展实质上失去了优秀科研人才的支持：优秀的科研人员可能很多去追逐SCI论文了，愿意花大力气、长时间坐冷板凳去攻关各种“卡脖子”技术的减少了，因为做这些技术研发可能很难发表“高水平”论文，即使能发，数量也很有限。第二，造成科研经费的浪费：多数有头衔的人才忙于参加各种评选会议，团队内部成员热衷于争夺职称和各类人才“帽子”，偏离科学研究的初心。第三，造成科研力量的消耗：有些科研工作者进不了能发表论文的正向循环后，在规定的年限戴不上人才帽子，拿不到必备的科研条件，形成不了独立团队，无法有效开展科研，接下来疲惫地应付单位的各种考核指标。发表高水平、高档次的原创性SCI论文可充分体现论文作者在科学上的大胆创新、严密逻辑思维、良好的写作和沟通能力等，因此是科研工作者良好科研素养的体现。用高水平论文来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的科学素养，有效且准确。从国家层面，具备良好科研素养的人应该越多越好，因此应该大力鼓励国民发表高水平、高档次的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现在这类SCI论文数量远远不够。用SCI论文来决定个人利益和资源配置，其有效范围仅限于培养科研人员的行业，而不能用于科研事业本身。如果单纯弱化SCI论文，并不利于在各行业中广泛培养高素质的科研人才，也不利于独立科研个体做出多项创新研究。要走出SCI论文迷局、破除以论文为中心的科研闭环，关键在于在科研生态中将论文和利益、资源配置脱钩，不要让论文沦为争夺名利的工具。以下，是我对健康科研生态所做的一些展望。第一，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角色区分问题。不同人员需要走不同的职业途径，需要用不同的尺子来衡量和评价。科研人员的晋升，需要考察其在从业领域的专业水平，必要的代表性论文不可少。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角色互换，科研人员转换技术人员岗位，必须根据其在新岗位的业务水平重新评价定位；技术人员要转换到科研岗位，须展示其科研创新能力，应当在其从业领域发表相应水平的代表性科研论文。第二，科研人员如何安心科研，怎么获得公正评价的问题。科研人员应该根据自身条件，竞聘合适岗位，按照岗位职责努力工作，获得稳定的与岗位匹配的报酬。同档次科研人员只有在科研条件配置无太大差异的情况下，才会有意愿在相互之间达成有效合作，共创更大创新。科研人员应当接受以公开述职、内外同行评议为主要方式的考核与晋升选拔，在未完全履行岗位职责、能力与岗位不相称的情况下，应当接受岗位调整。第三，科研人员要意识到创新科研的长期性。突破性的科研进展往往在于科研工作者脑子“灵光一现”。某个科研工作者未能在规定的年龄期限内做出大的创新成果，并不代表他将来也不会有；同样，已经发表了顶级论文的科研工作者，也并不是说他一定会在今后做出更大的创新；论文成果的发表，未必代表着其能够在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何等重要作用。第四，科研人员应当在本领域精进业务，熟悉本领域行业现状，对未来走势有自己独立的评判。优秀的科研人员应当在行业分析中，发现和凝练一些有潜力的优质课题，以此形成项目申报书，为科学、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作出努力。在向国家科技规划建言献策的过程中，应该尽量客观全面地做出领域或行业分析。在有发展潜力的科学技术方向，应当勇于啃硬骨头、坐冷板凳，避免为满足考核指标而采取的投机性行为。第五，科研人员应当努力开展科研成果转化，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应当通过多种交流平台，向各科学界、产业界公开展示其科研成果，经常性地展开领域内外调研，扩大科学研究之间、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之间的碰撞，促进理论进步和与实践相互结合，让自己的科学研究落到实处。依照国家法律、合理运用规则，通过承担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等各方面获得应得利益，造就自身科研的良性循环。3.做积极向上的科研，从自身做起所谓“唯论文”，其本质上是为满足各类体系的量化指标而产生的一个极端效应。应该说，只要量化评价关联到利益与资源分配，就无法回避这种现象，其它任何行业也是一样。在职业生涯中不“唯”指标，是一个普通科研工作者的渴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地去求真、求实，促成科研健康发展，否则无论国家、单位乃至个人都不是真正的赢家。科研人员需要牢牢记住自己工作的初心，这一点相信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遵守得很好。当前，国家已经意识到科研生态中的各种问题，因此推出了一系列指导意见，正在努力促成更好的科研氛围。相信各级管理部门会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真实愿望、考虑科学研究的自然规律，建设一个积极向上的科研体系，让科学研究回归本位。作为普通科研工作者，我与很多同行期望改革能够更加彻底一些，早日将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从无穷尽的各种指标追逐中释放出来，成为我国科学进步、技术创新与产业革新的重要力量。07关于科技评价新举措的三条观点和建议杨天 上海交通大学我相信大多数科研人员希望自己的辛勤耕作能够形成对学科和社会的真正贡献，大家以科研为终身事业都是带着理想和情怀而来。但可以想象，如果世界上不存在SCI论文，有多少科研项目会继续坚持做下去，又有多少科研项目会换一个做法？我也相信有很多同行和我想法一样，如果自己的工作违背了从事科研工作的初心，反而成为资源流失的渠道，真的还不如回家待业。因此我非常支持新政策的出发点。应明辉邀请，下面浅谈三条个人观点或建议。1.关于奖励：我想打个比方，拴绳子、任务奖励是用来训犬的，对老虎应该放回山，不能用训犬的方式却想养猛虎。真正有理想的科研人员做出好的成果本身对他她就是最大的奖励、最开心的事，没有必要用其他奖励来替代和扭曲好工作的价值。诸子百家百花齐放不是考核和奖励出来的。相信科研人员、尊重科研人员、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让有科学追求的人放心大胆地加入我们的行业、沉下心来追求自己的理想，就一定会好起来。但是，这个理想状态和目前的状态似乎是两个不同的稳态，完成双稳态跃迁需要比维持稳态有更高的输入，因此我也理解管理部门做起来并不容易。2.关于评价与考核：很多人认为需要找到对科研人员的另一套评价体系来替代目前的考核方式，但切不可没有评价体系，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吃大锅饭造成国家投入的浪费。但我提议换个思路。做出顶尖的科研工作需要专注，而专注需要稳定而不是求生的紧迫感，用考核去逼本来就很有理想、很有情怀的科学家只会消灭他们。爱因斯坦说建造科学殿堂的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展示自己的高超智慧从而得到优越感和满足，第二种是出于纯粹功利的目的，而只有少数人是第三种，他们逃离世俗的喧嚣和欲望把自己沉浸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对科学世界进行构造里。为什么考核体系下难出大师，我想答案已经很明白了。另一方面，不从行政层面进行评价考核就真的会造成投入浪费吗？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让大家稳定生活、沉下心来从事科研工作未必要付出更多经济代价。比如，宁可给一个人每年50万工资白养着他她，也别用苦日子逼他她每年去申请100万经费却做不出来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最难的题只要有最优秀的人解出来就可以，因此对于科研这样的行业，过分鞭策大多数是有利还是有弊，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信陵君有养食客三千的气度，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示？3.关于项目申请：按照现状的大项目申请流程，申请团队会花很多时间写本子和准备答辩，而评委需要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决定。这是一个不易理解的逻辑，为什么花了2个月甚至更多时间准备的材料和千万上亿的经费，可以在十几分钟内就判断清楚明白？而且评委并不是个个都是该方向的专家，却个个都需要给分、投票，如果评委对这个课题不是很熟，那他她做出判断的依据有可能脱离帽子、论文、项目等量化指标吗？我建议参考商业投资的做法，让投资专员深入细致地跟项目、做调研、给出投资报告，通过这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解决很多“一刀切”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会让经费流转到真正需要的团队。08SCI论文评价的一些思考段辉高 湖南大学对于一名研究生导师，我首先关心文件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影响，同时也担心自己的研究生误解文件，所以我看了文件之后，第一时间写了几点体会与自己的研究生分享。（1）不唯SCI论文，并不是说不要论文。文件中提到需要三类高水平论文，需要代表性论文，需要国内期刊的论文，鼓励把文章发在国内。（2）文件是鼓励大家不要乱发论文，不发跟风型、热点型、炒菜型、灌水型的论文，而鼓励原创性论文。（3）科研论文仍然是做科研的人必须要发表的，做科研不忘初心，初心还是要从解决人类重大生存问题、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提升国家竞争力等几个方面进行，而这几个方面的进步还是需要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分享，需要数据的不断积累与学术思想的及时交流。（4）整个文件是好事，让我们每个人不要焦虑于文章的事情，可以静心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围绕实际需求和科研的本质去做事；也不必为自己的方向不好发文章或者不好发所谓的高影响因子期刊而焦虑，而应该优先考虑自己做的东西是否更有意义。（5）能写好论文仍然是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能写好科技论文才算是经历了严格的科研训练，有了这个思维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好的沟通、交流和表达，这个素养是跟随大家一生的。针对指挥棒的突然变化，我也在思考一个研究者、一个研究机构在现在评估、评价、评审仍然非常多且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该怎么做，算是对自己的一点提醒，随笔如下：评估评价评审何其多，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其实，对于个人和机构，做事情做决策的目标是优化投入产出。我们知道，对于优化，除了短期优化和局部优化，更重要的是长期优化和全局优化，虽然有时需要兼顾。所有涉及到长期优化和全局优化的事情，都有最基本的底层故事逻辑，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例如对于我们，需要“不忘教书育人初心，牢记科技强国使命”，只有这样才不会跟着指挥棒乱转或者片面理解指挥棒。制定指挥棒的人也不是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最佳的制度，制度是靠大量的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实践出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去研究指挥棒文件，相关的文件中没有哪条是写得很绝对的，而且很多文件的初心也是好的，只是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这也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作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的个体和机构，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去选择做什么及怎么做，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能力，最好能通过实践和实际效果来引领和影响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我相信如果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根本不需要看指挥棒的细节是什么。其实，顶层决策者真正缺失的正是各个个体实践出来的先进的理念、前瞻性的制度及成功的案例。在大方向确定的情况下，长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比去迎合指挥棒更重要。现在最让人担忧的是，没有了指挥棒或者指挥棒突然变了，一些机构和个体很失落，因为多年来为迎合指挥棒（例如SCI、ESI）的付出突然没有价值不大了，不知所措。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作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应有初心和使命所定义的最基本的故事逻辑，明知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也投入太多精力，只顾短期优化和局部优化，资源就会错乱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随着指挥棒的突然改变而疲于奔命，在发展上始终落后别人，同时因为没有定力和长期投入甚至内耗过多而缺乏核心竞争力。从管理部门来说，应允许各个机构在初心和使命明确的情况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选择路径并实现多元化发展，少一些行政干预，给予相关机构和个体更多的自主权。各个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为了初心和履行使命，他们所需要做的优化路径必然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建议就是减少各类针对结构和个人的评估评审评价，相关管理部门可考虑花更多精力来优化资源配置进行宏观调控，而不必具体到操作层面。在优化经费布局的情况下，基础研究可交给学术共同体去自我评价，不涉及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应用技术开发尽量交给市场去评价。09关于科技部的文件对普通中国科技期刊未来发展的影响白雨虹 《Light: Science &Applications》（1）只有基础类研究有论文要求，实行代表作制，具体限定了篇数（个人5篇，团队10篇、20篇或40篇）。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应不少于1/3。“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三高期刊名单由各单位学术委员会确定，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参照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确定。 对科研人员是不是福音有待进一步求证，但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科技期刊绝对不是好消息。谁愿意自掏腰包去发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代表作”的文章？谁愿意冒着被约谈、经费被追回的风险用科研经费发文章？论文总量减少，普通期刊没有论文回流红利，应用的又没有论文要求，普通期刊还发表什么？现有5300种中国科技期刊这次恐怕至少要自动关掉一部分了，剩下的很多期刊也会面临大考。（2）“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按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可否理解为科技部的项目都不能发表在其他普通期刊，代表作应发表在“三高期刊”？否则不允许在项目经费中报销。如果没有考核，单纯是为了学术交流而写文章，或者对作者是重大利好，估计很多国内期刊为了暂时的存在，会采取不收版面费的方式吸引稿源，这样，普通期刊，可以为学术交流而交流，问题是长期如何生存？纯公益属性？（3）“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科技活动，……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项目（课题），不把论文作为申报指南、立项评审、综合绩效评价、随机抽查等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不得要求在申报书、任务书、年度报告等材料中填报论文发表情况。”即许多科研活动都不需要论文。总之，除了基础研究需要5篇代表作以外，其他都不需要提供论文，也就是写或不写均可，甚至连三大奖里边的创新和发明，都不需要论文。这样一来，普通中国科技期刊为什么需要存在？谁需要普通中国科技期刊的服务？普通中国科技期刊的稿源从哪里来？ 10关于科技部“SCI”新政的几点思考杨兰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Photonics Research》主编最近科技部为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出台的新政，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在学术圈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大家欣喜科技部花精力改善科研环境的同时，也有担忧，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评价批判旧有的机制之前，我们有没有确定新政一定就解决现在的问题，还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应“两江科技评论”公众号的邀请，作为成千上万个在学术界的作者之一，也做为另一个身份—科学杂志Photonics Research的主编，既是科研工作者和作者，也是为学界服务、宣传科学的杂志编辑，从不同的身份来提供我的视角。新政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的出发点是好的，主要是为了扭转不合理的教育评价导向。但是这个新的标准是不是解决问题，如何执行，能不能考虑到大部分科研工作者的需求，以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没有一个合理且客观的标准，执行起来不仅是难，而且会引发新的问题。新政要点大致是：· 对基础科研，注重新发现，新观点，新原理，新机制等标志性成果的质量和影响。· 对论文实行代表作制度，合理确定代表作数量。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不应少于1/3。· 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期刊的论文，或者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报告的论文，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 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指出均不允许列支。· 对于发表在‘黑名单’和预警名单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不得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出。 先赞扬一下一些改进，比方说不要专注在SCI论文数量上，认识到SCI其实只是一个文献检索系统，并非评价系统，所以不能把它做为评价论文水平的标准。同时，鼓励科研工作者注重工作质量，还有代表作制度。类似的举措其实在别的国际评价体系也是如此，例如，IEEE fellow的评选，就要求” Explain how the nominee’s one or two most distinctive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ment or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就是说，一个人的学术贡献不是靠发文章的数量，而是看工作本身是否推动学术进步或者在实践中的应用。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制度上鼓励大家不要分散精力，而是集中精力做好几件重要的事情。新政还强调要避免‘一刀切’的问题，不能只看论文，也不能不看论文，不同类型的科研，论文占不同权重（划重点，新政不是说论文不重要）！ 但是，这个世界最不缺赞扬和迎合。既然写反思和评价，咱们看看不足的地方—目的就是如何让这个系统未来更加好。系统的改革，不是简简单单取消客观标准，而是要优化评价标准，用一个更好的去取代原有的。比如，怎么定义三高论文，现在这个三高太模糊，哪些杂志或者顶会属于这个范畴？什么是公认的国际顶级期刊，Nature及其子刊，Science，Cell 是公认的，可是把他们所有的文章加起来，数目也远远小于来自各个科研组发表的文章，必然需要更多杂志进入这个有影响力杂志的名单。如何定义，靠影响因子吗？那又进入了简单量化的死胡同—不同领域的杂志，不是简简单单影响因子就可以说明影响力的。不同领域千差万别，有的领域的顶级杂志可能不到10，如何制定这个名单很重要。理解新政的出台，里面的一些字句体现了决策者的用心良苦—有的政策是‘不得’，有的地方是‘不宜’。‘不得’意味着禁止，‘不宜’说明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以商榷，这给予了学校科研单位一定的空间去解读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具体策略。但是不得不说—某些地方对科研工作者太严苛了。比如“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任何领域，都会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固然有占着位子不作为的人，发的文章没有实质性内容，甚至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模式。新政对约束这样的人是有效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学校现有的tenure制度，各种帽子，各种title，以及没有名校或者大团队的优势等等，已经把很多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空间压缩到一个角落—每天被各种事情追着—除了科研，还有教学，为杂志审稿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的会议以及需要服务的委员会（committee）。不是每一个优秀的人才都会幸运的在一个有足够资源的平台和团队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一切从头开始，起步就要三高论文，谈何容易。而且，一个科研的影响力（impact)不仅仅是发表在哪个顶级杂志哪个顶会决定的。不是说达不到三高标准的科研就一定没有意义，相关论文发表支出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话说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一个用于产生高强度，超短激光脉冲的啁啾脉冲放大技术就是发表在一个影响因子不到3的Optics Communications上。回到最初的反思，新政的出台是为了应对现在的一些问题，不要唯论文论是对的，评价体系需要多样化，能包容各种形式的贡献。但是，切忌一刀切，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成了捡了芝麻丢了瓜。现在的系统固然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坏的，越来越多的团队作出国际影响力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值得称赞。新政出台是好事情，而且给了院校一定的自由度制定执行适合自己的政策，这是非常点赞的。但愿执行者在改变的同时，合理的包容和照顾，给科研工作者足够的自由度和空间，让他/她们成长。提供不同的生存空间，有的基础科研，是需要十年磨一剑，短期看不到成果，如何让他/她们适应生存在这个量化的体系里；有的科学发现，现在看来是小众的科研，未来可能为一个变革性技术提供基础，比方一些新的理论，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让人接受，这在科学发展史上并不少见；也有那些科研方面没有足够资源条件做有影响力工作的研究员和教授，他/她的才华和贡献体现在培养学生做科研，为社会培养科研创新的生力军，也需要给他们机会。11关于SCI及专利“新政”的几点思考周林 《知识产权研究》集刊主编最近，教育部、科技部连续就“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及“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发文，希望借此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营造高校良好创新环境，以及将专利转化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作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以及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不单纯考核专利数量，更加突出转化应用。与其说这是“新政”，不如说是对此前相关政策的“纠偏”。从总结经验，纠正以往工作中存在的过分强调SCI在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影响，以及纠正过分看重专利申请数量而轻视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把高校教学科研、培养优秀专人、将科研成果付诸应用等引到朝向正确方向前进的轨道，“新政”无疑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 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一个“亮点”是，规定科研人员可享有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它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将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处置权等权利都归属于国有，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不利于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的局面。 但是，“新政”也好，“亮点”也好，要想彻底纠正以往偏差，逐步将高校科研引向正确轨道，调动人的积极性，不断推出新产品，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尚有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需要落实和解决。例如，为破除论文“SCI至上”，不以SCI作为科研绩效评价的标准，那么，新的标准是什么？可行的替代方案又是什么？如果把SCI跟科研活动、授课内容、社会服务等结合起来，综合考量和考评，除了SCI这个“硬”指标， 其他指标都是“活”的，实践中如何把握？专利申请的数量曾经是考核高校科研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于是，为追求高指标，实践中就会发生“重申请，轻转化”的情况。一些高校把大量科研经费用于交纳发表论文版面费以及专利申请费和专利维持费上。表面看，发表论文很多，申请专利数量很多，但实际上给社会提供的新产品却很少。“新政”提出高校要以质量和转化绩效为导向，更加重视专利质量和转化运用等指标，对改变以往的“论文困境”和“专利淤积”局面或有助益。 高校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以往的工作中，虽然也提出要重视成果转化问题，但是迟迟得不到很好解决。这并不是不重视，而是没有专人去研究具体对策，拿出可操作的办法。例如，转化问题涉及市场调研和预测、资金筹措和融资、法律咨询和维权、产品营销和推广等诸多方面，需要多方面专人的高质量服务，而高校自身并不完全具备这些专人。本人曾多次到某科技园区调研转化问题，在企业与律师见面会上，企业存在的问题被发现，律师的专长获认可，但到了具体签约阶段却“卡壳”了，原因在于企业没有把本应付给专业服务的相关费用列入预算。高校应当认识到，研发有成本，服务也有成本，投资、融资、产品设计、营销等方面都有成本。转化工作必须计算这块成本。“教技（2020）1号”文件在“重点任务”里面，有一条比较“实”的规定，即“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支持高校通过学校拨款、地方奖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等途径筹资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用于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专利导航、专利布局、专利运营等知识产权管理运营工作以及技术转移专业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形成转化收益促进转化的良好循环。”设立此项“基金”的初衷看上去是好的，它或许能弥补和解决一些研发单位或企业在成果转化方面的预算或资金难题。2020年2月14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在解决科研成果的财产/权利归属方面，突破了以往都归属于国有的局限，因此有人把它跟美国的《拜杜法》相提并论。有人说该“实施方案”“是我国从政策与模式创新的角度，鼓励科研人员投身科技成果转换的一次尝试。”但是目前在没有看到方案细节的情况下，我们更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宣示。美国《拜杜法》的宗旨和精神是“希望能透过产、学、研的协作，以专利权所产生的诱因或积极性来激励美国对科技的研发（尤其是基础科技）与国际竞争力，用科技带动经济复苏。同时希望能避免研发机构的人才流失和专利权的闲置浪费，以产学合作来实现产业升级，用专利权“下放”给从事研发的学研机构来激活创新研发、驱动市场机制，并以专利的商品化来开展创新事业，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境内的就业机会。” 《拜杜法》以权利下放和市场机制来激活、驱动产学研的合作研发，透过商品化来促进知识扩散与经济发展，从该法的实施结果看，这一理念得到了实现。该法出台后几年内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翻了10倍，并使得美国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并不仅仅出自这一部法律，而更多的是“市场机制”的结果。有专家指出：《拜杜法》是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来统一美国全国的专利运用政策，以‘兴利’做为出发点，几乎对于市场机制不做任何的干预。此次SCI及专利“新政”能否取得预期结果，倒是可以拿《拜杜法》在美国实施所取得的成功来做比较。“新政”的初衷或许不错，但是实施起来未必乐观。担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主导“新政”实施的某些高校领导和地方政府，能否在实施“新政”过程中遵从和顺应市场机制，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把本应属于“服务”的对转化工作的管理，当做一种“权力”来运用；二是高校及其科研人员需要不断明确它们首要使命是知识扩散，而不是赚钱！唯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在面对各种利诱下仍然做好科研成果转化的工作，做好符合其宗旨与使命的各项工作。12谈谈这几年在公司做产品研发的一些体会 徐骏博士 华为横滨研究所公司开发新产品，核心目标永远是利润。打开来讲，就是问这几个问题：价值，这个技术是不是不可代替，这个技术带来的新功能是不是客户真正的需求，这个技术的根技术（物理机理）是否足够清晰，这个技术是否有发展延长线；可行性，能不能量产，量产如何发展产业链（或升级现有产业链），量产的成本（包括初期投资，生产成本，生产良率），产品性能和可靠性之间的平衡，市场可以接受的定价范围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技术上，还会牵涉到很多销售、市场、行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回到各位教授们所擅长的科研创新，如果要把实验室技术转化成新产品，就需要从上面这些纬度审视。中小型创新公司和大型公司还不太一样，中小公司，特别是初创公司，目标是拿出样机，展示新科技，继续融资扩大再生产；大公司的话，一般是需要向客户推出成熟可用的产品，是不允许有失败的，因此内部实际上经历了十分严苛的历程。而且对于消费电子品来说，发货量动则百万，甚至千万，这需要相当严格的品控。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工程上的dirty job，远不像科研那么高大上。硬件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投入，是要经过多轮的沉浮与迭代，有时候甚至是需要背负大量的亏损的。一个技术从实验室demo到真正产品，走个五年十年太正常不过。回过头看京东方、中芯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台，是不可能的。但核心竞争力的构建，这份耐心必不可缺。目前国内，有这样的耐心一步步发展，扎实研发的公司还太少，这也需要国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倾斜和支持。我也希望能更多的构建产业界与学术界的交流平台，教授们能听到产业界需要什么，教授们也可以把自己的新成果新想法展示给产业界。双方思想互相碰撞，或许就能有更多的火花。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俞任飞世界上每五篇学术论文，就有一篇来自中国。2018年，一份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发表的学术论文已经超过42.6万份，相当于国际总数量的18.6%。这一数据已经超越美国，让中国成为学术论文数量的第一大国。而作为学术论文的主要载体，学术期刊承担着展示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传播科学文化的重要作用。但另一组数据表明，2018年中国发表的29万余篇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是目前最知名的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之一）论文中，只有8.82%的论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这意味着，中国学术交流的未来，道阻且长。大会现场。科技期刊领跑能力不强制约我国期刊发展2019年4月26日，为推动中国学术与世界的交流，提升中国学术软实力，由浙江大学和科睿唯安联合主办，浙江大学出版社和科睿唯安（中国）共同承办的学术交流的未来热点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前校长杨卫，科睿唯安副总裁、编辑发展与出版关系部总监James Testa，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出版社社长Andrew Stammer，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等多位业界大咖参加的会议通知一经发出，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4月26日上午9点，超过三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浙大学报前总编张月红作为主持人，点明了此次国际会议的目的：如何确保出版信息可信、有价值；以及在新形势下，提高国际学术交流，保证技术创新。在开幕词中，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也提到，全球有超过4万种期刊，造成我国与世界知名期刊差距的深层次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科技期刊的领跑能力不强成了主要制约。而未来，学术期刊行业还将面对新兴的技术和传统出版融合等诸多问题，这需要行业同仁集体的智慧与努力。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少为期2天的会议围绕资源信任、科研诚信、技术创新和全球市场四大主题展开。共由一个主题研讨：学术交流的未来，和三个专题论坛组成，分别是⒈学科与期刊：中国创办学科新刊的时空观，学科如何办新刊？⒉市场营销：知往论今，未来的学术交流要懂什么？以及⒊科学精神中国行@浙江大学——中国的科研创新与学术诚信。第一天的会议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前主任、浙江大学前校长杨卫发表演讲。他的演讲立足国内情况，他提到：“2016-2018年中国学术论文数量、质量增长迅速，但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比例却越来越低。”一上来，杨卫就用几组数据强调，中国期刊在质量上，与国际知名期刊的鸿沟正在扩大。而学术期刊“西强东弱”的局面，亟待从国家层面加以解决。相比国际期刊市场，杨卫提到国内大多数科技期刊都是研究机构或高校主办，实力和运营方面相对属于小、散、乱。而国外一些巨型期刊利用期刊数字化带来的审稿、发稿便利，扩张平台，覆盖所有学科，论文容量巨大不说，还涵盖数据库等功能。杨卫认为，中国也应当通过国家政策引领，建立一个兼具“审稿、数据、分析、发行”四位一体的大型期刊平台，以此加速中国学术期刊行业的发展。会议现场中国学术论文存在一些特有现象美国恩波利州立大学生物系教授、学术期刊主编John Richard Schrock，从1999年开始和中国期刊打交道，近年来一直担任英文校审工作。他在演讲中展示了多个实际案例，分析了目前中国学术论文存在的一些特有问题。“在中国，一些学生即便成为了教授，依然会在自己的论文中，把没有参与的老师列入作者栏。”甚至有些老师会发现，自己在一篇一无所知的论文上“被署名”了。“我过去也曾帮大学学生改过论文，他说要把我放在作者席上，但我拒绝了。”这种“名誉作者”的行为，在Schrock看来大可不必。针对这一现象，Schrock表示已有一些解决办法。“期刊开始要求，在最后的致谢中针对每个作者做的事情，进行具体描述。”除此之外，Schrock也对规范引用、虚假润色、评审，精英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会上，除了嘉宾的精彩报告外还有活跃的互动环节，与会人员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去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文件强调，科技期刊传颂人类文明，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了国家科技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的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领域期刊。基于此，浙江大学举办的“学术交流的未来”研讨会也希望通过建立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提升中国的学术软实力，推动我国学术期刊的创新、国际化和持续改进。

2019 年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 3 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锂电池方面的研究贡献，引发了人们对于锂电池的关注。从上世纪 70 年代锂电池概念提出至今，科学家对电池技术研究不辍，产品不断升级迭代。在新能源储存方面，可充电的金属负极电池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方向。深圳外国语学校校友、现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郑景旭也正发力于电池技术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日前，以郑景旭为第一作者的论文《Reversible epitaxial electrodeposition of metals in battery anodes》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Science》杂志上发表。回首自己的科研启蒙和发展之路，郑景旭谈道："我对科研的兴趣，成型于深外学习期间。其中最关键的经历是在校长罗来金的直接指导下，参加化学竞赛。"▲郑景旭在实验室做科研。A聚焦下一代电池技术引发业界重视美国《Science》杂志为国际顶尖的自然科学综合类学术期刊，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誉。此次郑景旭发表的研究成果引起业界重视，颇具影响力的能源知识服务平台公众号"能源学人"以《锌电再发 Science，被"掌控"的锌负极能可逆循环数千次》为题、公众号"材料人"以《今日 Science 控制技晶生长：电池负极中金属的可逆外延电沉积》为题，纷纷发文推介郑景旭的最新研究成果。郑景旭的研究聚焦可充电的金属负极电池领域。有研究指出，石油资源将在未来约 30 年内枯竭，目前急需开发相关的科技，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结构。在新能源储存方面，可充电的金属负极电池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方向。这类金属电极在能量密度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却无法控制电池充电时金属的生长方式。为解决这一问题，郑景旭及其同事引入了外延生长的概念来调控金属的沉积形貌，以锌金属负极为示例，使得锌沉积 / 溶解的可逆性达到了 99.9%，循环寿命达到了传统锌电极的 100 倍。相比于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利用水系电解液的锌电池能量密度高并且安全性好，被视为是极具潜力的下一代电池技术。论文最初的灵感来源于今年 1 月份，但郑景旭认为，更深层面上的源头，是从本科期间在上海交通大学就开始积淀的。当时在导师陈彬的指导下，郑景旭开展透射电镜的研究，积累了关于晶体的知识，才有了这篇论文的灵感。B对科研感兴趣 源于校长指导参加化学竞赛初高中阶段，郑景旭一直就读于深圳外国语学校。谈到自己的科研启蒙，郑景旭说："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主要成型在深外学习期间。其中最关键的经历是在校长罗来金的直接指导下，参加化学竞赛。"▲深外今年科技节现场。化学竞赛时常会涉及大量大学化学知识，郑景旭自学时常不得要领。他知道罗来金是化学竞赛金牌教练，有一段时间便时常去找校长请教化学问题。在校长的教导下，他提前把大学本科的化学基础课"吃得透透的"。"这可以说是我科研生涯的起点。那段时间学习的大学化学知识构成了我最主要的知识储备之一，让我受益终身。"郑景旭表示。为此，郑景旭特意在《Science》论文结尾，致谢罗来金和深圳大学教授任祥忠，他们分别指导了他化学竞赛的理论和实验部分。深外每年会组织丰富的科技活动。郑景旭当年曾参加过学校科技节科技小论文的比赛，提交了一篇关于铜和盐酸反应可能性的研究，获得一等奖。他把这篇研究当成自己撰写的第一篇科技论文。C追随真正热爱的事物 尽可能地探索世界在深外初高中的六年，是郑景旭收获丰富、精彩快乐的六年。初中时他逐渐喜欢上唱歌，便在老师的推荐下加入合唱队，向学校里的音乐教师学习声乐。高中部体育馆的羽毛球场设施齐全，有一阵子，他几乎每天能打三到四个小时的羽毛球。这些美好的记忆来源于深外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要用一句话形容自己对深外的热爱，郑景旭自豪地说："如果将来我的小孩出生在深圳，那我一定鼓励他（她）报考深外！"▲郑景旭生活照郑景旭勉励深外学弟学妹，要听内心的声音，追随真正热爱的事物。中学阶段，一切皆有可能，一定要尽可能地探索这个世界，发掘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向，并为将来打好扎实的基础。2013 年，郑景旭从深外毕业，因其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成绩突出保送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交大读本科期间，他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 17 篇经过同行评议的 SCI 英文学术论文（其中以"第一作者"署名 12 篇），获评" 2016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年度人物"，2017 年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数理组特等奖。D深外弘扬书院传统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一直以来，深外秉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为学生终身幸福奠基"的理念，致力于办一所具有中国底蕴、深圳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化学校。近年来，学校弘扬书院传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设立"四大书院"，因材施教，为学生个性化发展、全面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创新书院，以数理化生信息科学五大学科竞赛为依托，兼顾如 FIRST 机器人竞赛、iGEM 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全美经济学中国挑战赛（NEC）等其他国内外各类比赛，配备有学科金牌竞赛教练，实施"双导师制"，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深度挖掘学生潜力和创造力，培养具有伟大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具备优秀学习品质和态度、富含执着积极进取精神、拥有极强批判质疑能力、创造动机强烈与创新习惯优秀的人才，以满足新时代、新形势下国家和社会发展对拔尖创新与应用复合型高端人才的需要。创新书院能够为像郑景旭这样的学科英才提供真正适合自己个性化发展的优质平台。在创新书院的培养模式下，深外收获了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金牌、全国高中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等优异成绩，同时，也培养出以郑景旭为代表的一批批优秀创新人才。（王宇 彭迎春）

江苏大学的戴美凤教授抄袭风波未平，学术界撤稿风波又起。然而这次事件的震动远比之前的个别文章撤稿来得更加“猛烈”，涉及的高校和作者之多也是令人咋舌。39篇遭撤稿！多家国内顶尖高校和学者“无一幸免”本次撤稿事件源自世界著名科技期刊、图书出版集团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旗下子刊——多媒体工具与应用（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在4月以来该期刊已经陆续对39篇论文进行了撤稿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的主要作者均来自中国！遭撤稿文章汇总作为国际顶尖的学术期刊，此番操作并不是为了针对中国科研论文，因为这些被撤稿文章的撤稿理由已有官方的详细解释：剽窃未发手稿、违反同行评议系统、内容抄袭、图像违规使用复制……可以说是“很争气的”集齐了大部分的撤稿要素。同时，这些撤稿文章所涉及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的学者和项目，影响面之大之广，不禁让人为中国学术界再捏一把冷汗……很胆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背书、伪造同行评审……毫无疑问，这将成为2020年重大的学术丑闻。虽然类似的事件我们近几年已经屡见不鲜，但是与之不同的是，此事最激起网友们热议的有两点：撤稿文章中有近15篇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我们通常认为能够获得国家相关科研基金资助的项目，起码是得到复杂且严格的程序审议及评估的认可，一般都是被寄予厚望的科研攻关项目。然而此次撤稿事件再次暴露出了我国相关项目的负责人员与管理依然存在很大问题。有可能是项目的出发点偏离科研本质，也有可能是项目负责人基于某种目的“刷论文”。但无论何种原因，如果长此以往，我国的科研基金项目的权威性并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伪造同行评审”几乎存在于每篇被撤稿件中。想必之下，这一项指控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通常国内外期刊的文章发表往往要经过同行学者的严格审议，可能是单方盲审、双方盲审、三方盲审、开放式评审的其中一种形式，但无论何种形式最终都会反馈客观公正的评审结果，但在此次事件中，被撤稿文章作者通过伪造众多评审者马甲和电子邮件，以此“审议”自己提交的论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写自审”。这显然严重违背了正常的论文发表程序。丑闻不断！是拔苗助长还是利益至上？2019年，中国学者就以全年447篇被撤稿英文论文，“荣登”国际撤稿榜首。再加上最近的撤稿事件，我们需要探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的局面？我们前面讲到，国家科学基金的项目的含金量很高，但由于这些项目的设计往往过于模式和流程化，也有论文数、专利数等硬性指标，不少内行人士常常吐槽在这样的压力下，迫使科研人员渐渐变成高效的“发文机器”，“科研需要失败，但科研项目不接受失败”如今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一线科研人员的无奈，这种拔苗助长式的科研氛围相信很多人感同身受。同样的，有人“被迫”就有人“钻空子”，在本次事件中，有勇气伪造同行评审的学者，有的是利用了部分期刊审稿人熟人的身份行使所谓的“期刊特权”，有的是利用期刊编辑不了解研究领域，由于太忙而无法仔细审核作者推荐的审稿人而直接采用。所以这种藏在科研人身边的“捷径”也成功诱惑了一大批铤而走险的学者。我们有“破除SCI至上”的决心，也有“强基计划”和“改革学风”等的强力支持，但在如今如此不正常的撤稿率下，只关注大方针而忽视“苍蝇蚊子”，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学术丑闻频发的问题的。管理部门和高校学者应当拿出更加细致的规章制度才是一剂“正风良方”！本文为AEIC学术交流中心原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否则即为侵权，我方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如需转载请联系小编授权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澎湃新闻记者从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新闻中心获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贵州省主委、贵州医科大学原副校长孙诚谊委员提交了题为《关于提升中国科技期刊国际竞争力的建议》的大会发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为4958种，仅次于美国（12274种）和英国（6214种）。其中，中文科技期刊4429种，英文科技期刊359种，中英文科技期刊170种。但孙诚谊指出眼下存在的问题。2010-2019年，中国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1.72%，同期中国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达18.06%。10年间，中国作者共发表SCI论文275.5万余篇，其中2.2万余篇发表在中国SCI收录期刊上，仅占8.10%。孙诚谊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科研成果和人才评价过于偏重SCI影响因子，对国内优秀科技期刊认可度不高，导致中国优秀科技论文争相到国外期刊发表，中国的科研成果无偿由国外编辑评判，创新成果在国外期刊首发。他同时强调，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与科技强国和世界一流期刊相比，中国科技期刊数量多而不强，学术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偏弱，资源整合能力和融合发展能力不强，缺少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针对上述问题，孙诚谊建议：第一，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中国一流科技期刊应定位于国际化，认真学习国际知名期刊的办刊理念和经验，利用国际编委会扩大国际宣传组稿，邀请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学科领域有较高学术地位和影响、有较强联络能力和个人号召力、能为期刊组稿推荐优秀论文的专家学者进入国际编委会，从国际化角度策划学科热点和论文选题专辑，聘请国际知名杂志的编辑定期指导，通过国家编委会的人脉资源扩大国际稿源；进一步促进出版规范国际化，有计划地组织国际合作出版相关法规、合作谈判、合同签订的业务培训，强化国内科技期刊的版权意识、市场意识等，召开国际期刊合作经验交流会，建立编辑部相互沟通的渠道，共享国际合作经验，规避合作陷阱，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或与知名国际出版商合作，逐步提高国际影响力。第二，争取优秀论文首发权。重大科学发现或科技成果的首发是提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重要的主成分。从国内来看，论文外流的作者单位主要集中在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及重点大学，北京、上海等科研实力最强的地区也是论文外流最严重的地区。国内科技期刊应在约组稿件方面下功夫，向学科重点院校和科研院所约组原创一流的稿件，争取中国优质优秀论文首发权；从国外来看，要发挥国际编委会的优势，通过编委会成员，利用编委的影响力组织高质量的稿件、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发表在中国SCI期刊上，使发表的研究成果成为该领域内最新而且权威的研究动态。第三，加大期刊国际传播力度。科技部门应在竞争择优的基础上有重点地扶持一批学术水平高、知名度大的科技出版机构和期刊数据库，依托优势学科，整合出版资源，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渠道，走集团化、产业化以及数字化、网络化发展道路。扶持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的英文刊早日进入世界一流期刊；对入选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争取将中文刊办成国内一流期刊，加快推进期刊英文转型发展，争取让英文刊进入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进一步提升期刊影响力，为进入世界一流期刊行列做好储备。搭建国际科研交流平台，积极主办、承办或参与国内外领域学术会议，通过展板、宣传品、赠刊、主题报告、沙龙等方式，向国内外学者介绍期刊，加大科研成果的国际推广力度，促进国内外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提升国内外科技人员对期刊的信赖度，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第四，建立促进国内学者在中国科技期刊发表高质量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目前，在国际高影响因子科技期刊发表论文以及在该类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是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研究人员职称晋升和课题申请评价指标中的重要因素，外部约束是驱使他们选择将科技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科技期刊尤为重要的原因。因此，应改变这种外部约束，管理部门应建立公正评价研究人员贡献与报偿的机制，促使中国学者的高质量科研论文在中国科技期刊发表，提升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第五，建立立足国内、面向世界、汇聚学科前沿研究人员的中国科技期刊审稿队伍。信息在全球化时代高度流动，信息共享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标志之一。可采取同行约请、同行推荐、作者举荐、专家遴选等方式，建立一支适应时代变化要求、能紧紧把握学科领域前沿动态、熟悉领域专业工作、热衷科学研究,客观、公正、高效、高水平的国内外行业领域审稿专家队伍，作为及时了解和把握本专业领域发展动向、促进科技期刊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中国科技期刊国际竞争力的质量保障。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