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问题研究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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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作者自2003年起撰写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综述评论。目前由《澎湃新闻·上海书评》首发。本文的网络版分为上、下两篇发表，并略去部分内容和全部文献注释。完整的印刷版将在《学海》杂志发表。此前十七年的述评文章已结集收入《2000年以来的西方》（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出版。上篇·美国大选与民主危机序言：漫长的告别如期而至的政治危机特朗普现象的根源偶像的黄昏尚未来临下篇·国际变局与欧洲趋势难以修复的旧秩序现实主义的战略转向欧洲的关键时刻马克龙的反击难以修复的旧秩序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化莫测，困扰着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原有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也处在一个异常状态。美国大选的结局带给许多人些许的安慰——至少惊魂不定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似乎可以期待一个回归常态的世界。但片刻的慰藉很快被新生的忧患所吞噬：原先的常态秩序远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世界。至少从十多年前开始，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就一直处于颓势，遭受的怀疑与批评之声也连绵不绝。著名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称之为“神话”，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视其为“大幻觉”，还有戏称其“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的讥讽之辞也广为流传。当然，持续讨论一个持续衰败的事物，这本身意味着它衰而未死。作为既有范式的自由国际秩序之所以尚未彻底消失，并不在于其残存力量仍然强大，而是因为各种替代性的新选项更加令人怀疑或模糊不清。2020年似乎到了范式转换的时刻。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与美国政治的危机之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世界格局面临两种可能的选项：修复既有的秩序，或者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无论作何选择，其前景都取决于主导国家的意愿与能力。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还有可能修复吗？新任总统拜登表达了明确的意愿。早在2017年1月18日（特朗普即将就任的前夕），拜登曾在“达沃斯论坛”上呼吁：“显然，近年来支持这一体系的共识正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来捍卫自由国际秩序。”2017年1月18日，拜登在“达沃斯论坛”发表讲话。在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在《外交事务》3/4月号发表文章，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重新引领”。文章批评特朗普“灾难性的外交政策”对国际秩序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对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损害，以及对民主价值的背弃。拜登构想的国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奥巴马时代的基本方针，但更强调外交决策必须有利于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复兴，也更注重加固民主国家的国际同盟，并显示出对美国主要竞争对手更为明确的强硬立场。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国务院发表上任以来首次外交政策的讲话，其基本精神与前文一致，主张加强与全球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并坚持美国的价值理念。他宣告“美国回来了”，实际上表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愿景：美国将重返其主导地位，致力于修复已经衰败的自由国际秩序。新政府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团队主要由民主党的建制派构成，显示了对这一愿景的肯认。拜登是一位擅长国际事务的老练政治家，曾担任两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长达八年的副总统生涯中，他深度介入了奥巴马的外交构想与实践。然而，老练稳健的另一面可能是陈腐守旧。他虽然意识到新形势下的挑战，但选择的应对方案却难以摆脱原有范式的局限。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美国还有可能重建自由国际秩序吗？阅读过去一年发表的几十篇相关评论后会发现，只有极少数论者对此抱有相对积极的态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其中之一。他在《外交事务》2020年7/8月号发表文章，主张重建“下一个自由秩序”。然而他的论证主要诉诸“必要性”的理由：世界各国处在复杂而深度的相互依赖之中，“现代性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需要有全球合作的解决方案，自由国际秩序虽有缺陷，但很难找到更好的替代性选项。他建议从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遗产中获得启示，重塑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自由秩序。然而，对必要性理由的论述无法支持可行性论证。伊肯伯里的文章很少触及当今背景下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专家学者和评论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修复提出了悲观或怀疑的判断，其中包括韦瑟（Stephen Wertheim）、麦克塔格（Tom Mctague）、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哈斯（Richard Haass）、莱恩（Christopher Layne），古德吉尔（James Goldgeier）和詹特森（Bruce W. Jentleson），以及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和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等人的文章与对话录（分别刊于《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Project Syndicate、《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综合他们的分析论述可以发现，重建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至少会遇到三方面的阻力。首先，远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已经出现了扎卡里亚所说的“其余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趋势，表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仍然位居世界之首，但在全球的相对权重已经显著下降。这种衰落将减弱美国提供全球公共品和干预区域事务的能力。另外，虽然美国一直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益，但普通民众对此缺乏直接的切身感受，他们反而对于为阿富汗与伊拉克这两场持久战争付出的代价更加敏感。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在国际事务上“浪费资源”，赞成“美国优先”的转向。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拜登“让美国重新引领世界”的雄心，将面对国内民众及议会代表的反弹阻力。《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其次，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是欧美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盟”。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恶化了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许多欧洲国家已经体验到、甚至适应了“失去美国保护”的局势。同时，美国两党的政治极化不断加深，弱化了其外交政策的持续稳定。为了规避美国政局动荡的风险，欧洲也需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相应地，欧洲追求自主性的诉求日渐高涨，马克龙宣扬“欧洲主权”的理念，试图通过欧盟来复兴法国的影响力。德国也有意愿寻求欧洲的自主性，主要因为德国公众态度的转变，以及对进入中国市场的需求。因此，拜登期望与欧洲盟友“重修旧好”从而巩固“跨大西洋联盟”的计划，将会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最后，重建“自由国际秩序”也会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拜登的对华政策尚未完全成型。他声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同时表示“只要符合美国利益，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在2021年2月19日“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在线会议上，拜登呼吁盟友联合一致，做好“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3月3日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在白宫发表长达二十八分钟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新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其中将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列入八项优先任务之一。布林肯强调，美国面临着若干国家的挑战，但来自中国的挑战与众不同，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因为“中国是唯一——以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的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峻挑战的国家”。他指出，美国与中国关系将会是三种类型并存：“竞争如果应该，合作如果可能，对抗如果必要”，而这三者的共同基础是“需要从强势地位与中国打交道”。为此，布林肯重申了与盟国和伙伴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权重是中国更难以忽视的”。拜登任命的国家安全与亚洲事务的官员背景，以及他们的公开言论，都显示新政府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国际问题专家都强调必须防止中美冲突升级，避免走向“新冷战”或热战。《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指出，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手不同，中国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的财富、活力和技术进步（尽管与美国还有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国具有苏联从未拥有的一种“武器”：能够在经济冲突中（借用形容核战争的术语MAD）“确保相互经济毁灭”（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在此局势下，一部分国家希望能同时与中美两国保持良好关系，它们很难全心投入一个由美国主导但却排斥或对抗中国的国际秩序。从哈斯对“后美国世界”的描述，到古德吉尔阐述的“美国并不具有领导世界的天然资格”，都试图论证美国难以恢复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拜登声称“美国回来了”，但世界已经改变。未来的发展甚至有可能走向两次大战之间的格局。现实主义的战略转向美国外交战略具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性，在实践中也有此消彼长的历史记录。2020年国际政治论述中出现一种明显动向，就是预判美国会再次转向现实主义，体现为全球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实际上，美国的战略收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开始，特朗普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兰德公司在2021年1月发表其“国家安全研究部”（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的一份报告，题为“实施克制”（Implementing Restraint），副标题为“美国区域安全政策转向运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克制大战略”。这份长达一百八十二页的报告全面介绍和评估了“克制大战略”的主张，这是与“主流外交政策界”不同的另类选项。需要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本身并不是推举克制战略的政策建议，而是试图解释，如果选择这种战略，美国在关键区域的安全政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是“为了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理解这一选项”。报告的作者将克制大战略的倡导者视为一个学派，他们以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为指南来构想美国外交的大战略。与当前主流的大战略相比，他们对美国利益的界定更为狭窄，对美国面临威胁的评估也更低。报告援用一个理论模式显示，在“总体支配”与“孤立主义”两极之间的连续谱中，存在多种可能的大战略选项。美国的“克制大战略”与“霸权大战略”比较美国在冷战后的外交政策采用了靠近“总体支配”一级的“霸权大战略”（Hegemonic grand strategies），这需要更高程度的军事介入。但如果美国在国内外各种制约下无法延续这种战略，就需要向“孤立主义”一端移动，转变为“克制大战略”（Restrained grand strategies），相应地将减少或保持最低限度的军事介入。报告总结了克制战略的一些主要观点。克制派认为，主流外交政策界夸大了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威胁。他们主张，应当更多依靠外交手段来解决利益冲突，对使用武力的门槛要求更高，鼓励其他国家发挥领导作用，并保留美国的军事实力用于捍卫自身的重大利益等。克制战略的一些倡导者寻求与俄罗斯和伊朗展开更多的合作，但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存在分歧。他们发现在东亚、欧洲或波斯湾地区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将危及美国的重大利益，但对于如何确认这种威胁正在出现尚未提出指南。由于中国显著的军事能力，他们呼吁美国在东亚要比在其他地区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总之，在现实主义的克制大战略下，“美国将对其他大国采取更具合作性的方式，减少其军事规模和前沿军事存在，结束或重新谈判美国的一些安全承诺”。报告指出，克制大战略常常被误解为孤立主义，但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克制战略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在许多地区的介入，但并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停止介入关键地区的安全事务，这不同于孤立主义更极端的战略收缩。报告的作者建议，需要进一步鉴定克制大战略的核心主张，以验证和完善其政策处方，并对其风险和代价做出评估。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如此认真对待克制大战略，表明美国的外交战略界开始重视“范式转换”的可能，如果拜登无法实现修复国际秩序的构想，可以转向新的备选方案，实施更为现实主义的战略收缩。如果美国完全放弃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自由国际秩序终将崩溃吗？这对美国又意味着什么呢？《外交事务》杂志将最近四年发表的相关文章汇编成专辑《特朗普的世界》，收录专辑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无赖超级大国：为什么这可能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作者是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他同时介入智库的研究工作，还有长达五年学习中文的履历（其中两年在中国留学）。这篇文章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相当值得关注。贝克利认为，让美国重新引领世界、修复自由国际秩序的规划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文章没有沿袭“美国衰落论”的老调，而是指出了美国保持强大的另一种前景。作者否定了主流观点的默认前提——国家强大必定领导世界，其实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正如班级中“学霸”未必要当班长）。他的核心主张是，美国完全可以放弃领导世界的责任，同时仍然保持头号大国的地位。正如文章标题所示，这样的美国不再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而是转变为一个“无赖超级大国”（Rogue Superpower）；这个世纪也不再是一个自由秩序的世纪，却仍然是“美国的世纪”，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illiberal American Century）。《无赖超级大国：为什么这可能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作者迈克尔·贝克利贝克利提出了三个主要论证：首先，这种前景是对美国传统的回归；其次，美国有能力在未来实现；最后，在后冷战时代，这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战略。首先，“美国优先”取向的外交政策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不会由于特朗普离任而消失，因为“特朗普的方式并没有脱离常轨，而是潜入了一种贯穿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潮流”——美国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中是一个“超然的大国”。作者分析指出，美国能够超然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因为它与其他强国不同，美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到1880年代之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及领先的制造商和能源生产者，有浩瀚的自然资源，但没有重大威胁”。由于其国内的天然优势，美国几乎没有兴趣在海外结盟。直到1945年之前，美国主要以金钱与物质安全来界定自身的利益，在积极追求这种狭隘利益的时候，几乎不在乎对其余世界的影响。那时的美国既不与任何国家结盟（只在独立战争时期与法国有过结盟），也不介入国际组织与体制，而且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拥护自由主义的价值，但只是选择性地在国内外运用。冷战改变了美国的超然传统。由于需要强大的伙伴支持来遏制来自苏联阵营的威胁，美国铸造了一个联盟，为几十个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对美国市场的便捷准入。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承担全球领导者的必要性逐渐消失，而其弊端却日益显著。虽然有许多政治精英仍然热衷于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但遭到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抵制。其次，美国有能力重返传统的超然大国的位置。贝克利的这一判断依据两个重要的长程变量：人口结构与技术能力。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非常显著，但对各国造成的冲击并不相同。作者着眼于从二十到四十九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口”变化，因为他们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和消费人群。文章引用数据指出，在未来五十年，世界前二十个最大的经济体当中，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三个国家的年轻人口会持续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年轻人口将会减少二点二五亿，占目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之多（日本将缩减百分之四十二，俄罗斯百分之二十三，德国百分之十七）。印度的年轻人口会增长到2040年，然后会迅速下降。相比之下，美国年轻人口将会增长百分之十，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未来五十年，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需要为养老金和老年医疗投入更高比例的GDP（俄国将增加近百分之五十，中国将增加近三倍），这会影响它们军事开支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军力差距。美国因此也更少依赖同盟来确保安全。与人口结构指标类似，美国的技术能力指标也处在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公司和专家的数量是中国（位居第二）的近五倍，其软件与硬件的世界市场份额也是中国的数倍。美国可以利用先进的自动化优势，在国内建立垂直一体化的工厂（vertically integrated factories），以此取代庞杂的全球供应链。人工智能也将促进许多外包的服务业回流美国。这或许不能增加多少国内的就业机会，但会大大降低美国对海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依赖。基于对人口与技术指标的分析，贝克利认为，美国将重新获得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优势。目前美国的市场规模已经等于其后五个国家的总和，对外贸和投资的依赖程度几乎低于其他任何国家。到2040年，美国将成为全球“唯一拥有持续增长的庞大市场和财政能力的国家，得以支撑其全球性的军事存在。同时，新技术将减少美国对外国劳动力与资源的依赖，并为美军装备新的工具，以遏制其大国对手的领土扩张”，这些优势将使美国保持其“具有世界支配地位的经济和军事的权势”。最后，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经济衰落的趋势中，在民族主义普遍蔓延的背景下，由美国主导来修复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将会在国内外遇到重重障碍，而且对增进美国利益而言收效甚微。因此，美国更可能的选择，既不是孤立主义，也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像一个“无赖超级大国”：“可以保有盟友，但要让它们为受到的保护付出更多；可以签署贸易协议，但只与那些接受美国规制标准的国家签署；也可以参与国际组织，但只要它们的行动有悖于美国利益就威胁退出；也可以促进民主和人权，但主要用来动摇地缘政治对手的稳定。”贝克利认为，这样一种更为民族主义取向的对外方针，与主导全球的自由秩序相比显得“吝啬而乏味”，但更为现实可行，而且最终也更有效地让自由世界联合起来。这篇文章实际上为特朗普的国际战略提出了正当化的理论阐释，其分析和判断或许轻率和片面，但不可忽视作者勾勒的一种可能前景：如果自由国际秩序最终崩溃，美国反倒得以抽身而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凭借人口与技术的相对优势，在自给自足的内循环中，做一个摆脱国际责任的“无赖超级大国”。实际上，美国虚伪面具下的无赖行径早已在无数国际正义之声的批判下暴露无遗。但是，如果它终于决定丢弃所有虚伪的面具，成为一个赤裸裸的无赖，这个世界的未来会完全被霍布斯的“丛林法则”所支配吗？这种可能的前景值得关注与警觉。欧洲的关键时刻新冠疫情对欧洲经济造成了重创。2020年欧盟接待国际旅客的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七十，欧元区经济缩减近百分之八，财政赤字从前一年的百分之零点六飙升到了百分之八点五。公共债务的比例也从百分之八十六攀升到百分之一百零三。而疫情的影响至今还没有结束，经济复苏至少需要两年，才可能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欧洲领导人将疫情的冲击视为“二战以来对欧洲最严重的挑战”，认为欧洲进入了关键时刻。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近十多年来欧盟多次陷入危机时刻：从欧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到英国脱欧危机。而每当危机爆发，就会看到“欧盟解体”的疑云遍布，成为生死存亡的时刻。早在2020年4月初，哈斯（Richard Haass）就发出悲观的预告。他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疫情的威胁下，每个欧洲国家都只关注本国边境的管控，几乎都是独自应对疫情及其经济影响。例如，德国一度禁止医疗援助物资和设备的出口，而当时邻国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正令人恐怖地激增。他认为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显示，“欧盟的规划已经失去了动力”。其实，“远在这场危机之前，人们就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丧失了热情（英国脱欧就是明显的例证）”。但哈斯的预言过于悲观了。正如英国脱欧并没有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欧盟没有继续放任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而是提出了虽不够及时却相当有力的回应措施。5月27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经济复苏提案，名为《欧洲的关键时刻：修复以及为下一代的准备》。7月21日，欧盟特别峰会达成“历史性协议”，为大规模经济复兴制定了总额为一万八千二百四十三亿欧元的一系列财政计划，其中包含一万零七百四十三亿欧元的七年长期财政框架预算，以及七千五百亿欧元的复苏基金（名为“欧盟下一代”计划），用于疫情后的经济纾困与重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欧盟首次以共同债务的方式借款，以联盟赤字来应对经济冲击。有评论家认为，这项协议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欧盟通过了经济复苏计划实际上，这项复苏计划来之不易，也经过了曲折的谈判协商。设立复苏基金的动议，最初由马克龙在3月提出（Corona-Fonds），但当时没有获得其他国家的响应，舆论界也对此持怀疑的态度。出乎意料的是，在经过多次磋商后，德国表达了明确的支持。默克尔表示，陷入危机的欧洲经济需要救助，德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经济来维护自己的持续繁荣。基于这种互惠的理由，她决定支持欧盟成员国共同举债，避免疫情导致经济崩溃。5月18日德法两国联合提议建立五千亿欧元的纾困复苏基金，欧盟委员会最终追加了百分之五十的额度，扭转了欧洲普遍的低落情绪，媒体也予以热烈的反响。许多评论都援用德国财政部官员的比喻——称之为欧洲的“汉密尔顿时刻”，意味着欧盟在走向“财政联盟”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默克尔的立场转变也备受关注。这位沉稳老练的政治家，在面对国内政治派系与民意的压力下，对欧盟事务时而表现出谨慎犹豫的态度，这与马克龙热烈而坚定的欧洲主义立场形成明显的反差。但默克尔面对这次危机时刻的选择，显示出她是值得信任与尊敬的欧洲领导人。有评论说，她虽然不像马克龙那样喜欢谈论宏大的欧洲愿景，但从未放弃对欧盟事业的支持，她只是需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契机，来实现德国与欧盟共同一致的利益。默克尔将在2021年9月卸任，这可能是她留给欧洲事业最后的政治遗产。哲学家哈贝马斯也被默克尔的转变所触动。2020年10月，在两德统一三十周年前夕，九十一岁的哈贝马斯发表长达五十页的文章，题为“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副标题是“默克尔的欧洲政策变化与德国统一进程”。哈贝马斯一直是欧盟事业坚定的捍卫者和理论家，他对马克龙的欧洲主义理想大加赞赏，也抱有很高的期望。相比之下，对于默克尔相对保守的立场，他心存疑虑，还曾批评过默克尔在欧元债务危机时期主导的“紧缩政策”。这次默克尔在欧洲政策上的变化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哈贝马斯发表《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三十年前东西两德的统一与欧洲一体化的事业是高度一致的，都要求德国人为欧洲的共同事业放弃狭隘的利己主义。他相信，欧盟需要实质性的深度一体化，才能确立欧洲的主权自治，才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同时也才能解决历史遗留的所谓“德国问题”：欧洲邻国担忧，德国可能将欧洲变成一个“德国的欧洲”。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欧盟深度一体化的框架中，才能抵制德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让“德国的欧洲”的野心，转变为“欧洲的德国”的理想。而默克尔的变化正是推动这种转变的努力，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两德统一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这项复苏基金方案需获得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最后提交欧洲议会批准后才正式生效，其中涉及的争论与谈判过程一波三折。起初，方案遭到“节俭四国”（奥地利、荷兰、瑞典和丹麦）的反对，对基金的规模、来源和使用方式等问题提出质疑。随后又遭到匈牙利和波兰领导人的抵制，他们拒绝方案中附加的“法治条款”（要求成员国政府以“遵守法治”为前提条件才能使用这项基金）。由于这两个国家曾有涉嫌违背欧盟法治标准的行为，引起过不少争议和司法纠纷，但在它们的领导人看来，这项法治条款限制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威胁了成员国的主权原则。在几个月的谈判过程中，默克尔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当时担任欧洲理事会的轮值主席），最终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了折中方案。2021年2月10日，欧洲议会批准了六千七百二十五亿欧元的基金方案RRF（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这是七千五百亿欧元复苏计划的主体部分。无论是复苏计划的启动，还是其艰难的谈判过程，都反映出欧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包括南北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缺乏真正财政联盟的条件下，欧洲共同市场与货币同盟难以协调治理的困境，欧盟治理与各成员国主权之间的紧张，以及在文化上欧洲主义者与“疑欧派”之间的冲突。这次欧盟的复苏计划突破了欧元债务危机时期的政策限制，首次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债务共担与转移支付，但这未必是迈向财政同盟的制度化进展，也可能只是应对经济濒临崩溃的一项临时性举措。2020年6月初，《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沃尔夫（Martin Wolf）发表评论指出，这项复苏方案展示了德法两国领导人“决心用尽一切努力来维护欧盟”，对欧盟更长远的未来具有变革性的意义。但这项措施并不是致力于让成员国“信奉财政义务的议程”，而且因为“欧盟缺乏一个联邦政府的程序，预算方案必须经由全体同意才能致通过”，因此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密尔顿时刻”。但沃尔夫认为，这项方案展现了欧盟的团结，也创造了一种由欧盟税收来资助的独特经济手段，“在象征意义上迈出了进展的一大步”。被誉为“欧洲一体化之父”的莫内（Jean Monnet）有一句名言，“危机是最伟大的联合者”。每当欧盟的事业出现危机，都是对所谓“莫内方法”的一次考验。在这次危机中莫内方法仍然有效：团结与共识最终压倒了疏离与分歧，欧洲一体化似乎又迎来云开雾散的景象，直到下一次危机的来临。英国在2020年1月31日启动脱欧程序，经过十一个月的“过渡期”之后，在12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距离英国“脱欧公投”（2016年6月23日）已有四年半之久，对于脱欧的是非与得失仍然存在着争论。《德国之声》12月25日发表评论说，约翰逊（Boris Johnson）首相执迷于陈旧过时的国家主权观念。在当今世界，每一个参与国际组织与协议的国家都会受到约束，从而让渡一小部分主权，但同时也在合作中受益，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失去了独立和主权。因此，对于英国终于能“抛开欧盟的枷锁”再次获得独立的期待是误导性的谬论。英国并没有在全球贸易谈判获得任何优势，对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欧盟之外的最大贸易伙伴）甚至还没有协议的踪影，英国确实与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协议，但几乎照抄了欧盟与这两个国家已经商定的协议。文章的结论是，脱欧是一场骗局，英国如果留在欧盟其实会更好。那么，英国脱欧只是偶然的事件还是有其必然性？政治经济学家、英国上议院议员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认为，英国脱欧反映出欧盟本身的结构性矛盾，并非偶然事件。2021年1月18日，他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指出，人们很容易将脱欧看作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战术性误判”造成的结果，但事后回顾来看，英国离开欧盟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破裂肇始于1992年，英国坚持保留英镑，拒绝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建立的“经济与货币联盟”（EMU）。而在欧元区危机之后，欧盟尝试性开展联邦主义式的国家建构（包括迈向财政联盟、银行联盟以及扩展欧洲央行的功能），以增强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央行的监督权和监控权。就此而言，脱欧派正确地预见了“欧盟经济结构中的联邦主义逻辑”，他们对此持有异议。但问题在于，联邦主义真是欧洲的宿命吗？许多联邦主义者相信，“如果欧盟的二十七个成员不能彻底推进达到政治联盟，欧洲就将完全退化为民族国家的简单叠加”。但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选择是错误的。实际上，欧洲有多种可能的前景。比如，德国前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曾提出一种“可变几何”（variable geometry）的欧洲：欧盟的核心成员国走向充分联邦化，而地中海国家可选择更具弹性的安排。另外，政治学家帕布斯特（Adrian Pabst）提出过一种“现代化版本的封建制”：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现实而非法律契约的欧洲，由“混合体制、重叠司法辖区、多重成员身份、多中心权威以及多层级治理”组成的欧洲。这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前景，它能够承担所有必要的经济管理任务，而无需那种联邦主义者相信必不可少的中央控制。作者相信，“假如欧洲沿着这些路线演化，英国可能不会那么疏远欧盟，因为欧盟本身就会不同”。但这些具有吸引力的模式没有成为现实，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顾虑是“封建制”不利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在历史上，首先实现了经济起飞的是西北欧出现的统一民族国家。而今天的民主国家需要成功地结合地方主义和集中化的控制，后者是经济增长与平等的基础。“也许欧洲能够实现这种结合，但英国脱欧表明，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条路。”《卫报周刊》：《脱欧的现实》关于“欧洲的未来”，德国《时代》（Die Zeit）周报2020年3月发表作家拉杜纳（Ulrich Larner）的访谈，他强调“欧盟是一个在建工程的经典范例，一个结局开放的过程”，可能正走在通向联邦国家的路途中，但这条道路漫长而艰辛，并且无法确定是否能抵达这个最终目标。德国人愿意超越民族国家，致力于欧洲的事业，因为他们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不过也可以说，这是由于欧盟“给了德国人一次摆脱自己历史的机会”。但其他国家并不热衷于“超越民族国家的方案”，许多欧洲人曾以自己民族的名义来抵抗纳粹，他们对欧洲的愿景常常与德国人不同。在另一方面，欧盟正逐渐获得能力在世界舞台上代表欧洲的利益。“如果欧洲想要保持自由，就必须拥有主权。”但获得这一主权的方式是日复一日、缓慢积累的进步过程。“那些没有耐心的人应当明白，欧洲是这样一种理念，民族国家之间能够为了相互受益而合作，有时更为密切，有时则不然。这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到目前为止这是既有的最好理念。”马克龙的反击英国脱欧之后，法国成为欧盟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随着默克尔的任期即将结束，马克龙已被视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导人。他本人对此有明确的自觉意识。2020年11月16日《欧洲大陆》（Le Grand Continent）杂志刊登对马克龙的长篇访谈，同时以六种语言发表，题为“马克龙纲领”（The Macron Doctrine）。透过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马克龙看到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危机。他批评几十年来“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的弊端，造成对气候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他因此提倡以新的“巴黎共识”取代陈旧的“华盛顿共识”。从反思新数字技术对公共文化的影响，到探讨地缘政治变化对国际秩序的挑战，马克龙再次强调欧洲主权与战略自主的重要性，主张需要“一个强大和政治化的欧洲”来防止美中两国形成双垄断的格局，避免回到区域大国的敌对状态。他试图建立一个国际事务的新框架，一方面“重新回到实用的国际合作道路”，以防止战争并应对当前的挑战，一方面在世界舞台上增强“欧洲自己的声音、力量和原则”。同时，马克龙关切欧洲价值的普遍性所面临的威胁。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助长了价值相对主义，而宗教激进势力形成了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共和国的政治原则造成冲击。他坚持法国尊重宗教自由，“所有公民都能够如其所愿实践他们的信仰”，但强调共和国赋予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的尊重，“因为我们首先是公民”。马克龙期望在整个欧洲展开辩论、对话和反思，来澄清这些复杂的重大问题，确立其中的共同利益与力量。最后，他相信“存在一个有待被创造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创造，但我们需要更清晰地展现它”。在这篇长达二十九页的访谈中，这位四十三岁的法国总统显露了他的视野与抱负，表达对重大议题的思考与立场。马克龙的年轻气盛以及哲学气质容易给人留下“魅力型政治家”的印象，但也会让人怀疑他在高谈阔论之外的务实能力。然而，在过去几个月的一项立法动议中，马克龙显示出一种坚定（或专断）的执政能力，有人钦佩也有人质疑。马克龙强力推动通过“支持尊重共和国原则”法案法国国民议会于2021年2月16日表决通过了“支持尊重共和国原则”法案，随后将提交由保守派主导的参议院审查，几乎会没有悬念地通过。这项法案不仅是对四个多月前“黑色十月”恐怖袭击的回应，而且是一个标志性的政治抉择：重申共和主义作为法国公共生活的至上原则，更为严格地限制宗教信仰与实践对政治领域的影响。这项法案包括五十一个条款，其核心是维护政教分离的共和传统，强化“宗教中立性”的原则。据《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介绍，法案不仅禁止公务人员、而且还禁止公共服务的所有私营合同者“分享他们的政治见解或者佩戴其宗教的表征物”，允许法国政府部门为阻止传教者散布仇恨而暂时关闭礼拜场所，要求接受外国资金的宗教性社团必须提供严格的审计，获得公共资助的社团必须显示它们遵循“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尊重人的尊严的原则”，对学龄儿童“在家上学”的申请予以更严格的限制。同时，法案明确将以罚款与入狱来处罚某些特定行为，包括怀有伤害意图在网上传播公共部门雇员的个人信息，以及对未婚者提供所谓“贞操检查”的医学认证。这项法案的文本没有提及任何特定的宗教，但其缘起的背景暗示着指向“伊斯兰主义”（Islamism）的针对性。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概念上严格区别于伊斯兰教（Islam），但在实践中总有人试图将两者关联起来。法国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西欧国家（大约有五百多万），伊斯兰教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法国数十年来致力于与穆斯林的文化融合与政治同化，但日常可见的文化冲突与时而发生的暴力事件显示，法国仍然面临着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何在尊重文化差异和保障宗教自由的同时，坚守遵循作为立国之本的普遍共和原则？这个难题在2020年再次凸显。10月中旬，中学教师帕蒂（Samuel Paty）为了讲解法国言论自由的特点，在课堂上展示了《查理周刊》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他后来在巴黎郊外被极端分子斩首杀害。10月29日，南部城市尼斯的一座天主教堂又遭到恐怖袭击，导致三人死于凶手的刀下。这两起事件震撼了法国，再度激起了关于如何控制宗教极端化等议题的争论。早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前的10月2日，马克龙总统就发表了《与分裂主义斗争》的讲话。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他以更为强硬的态度直接抨击“伊斯兰分裂主义”（Islamist separatism,），认为这是一场事关共和国价值的“生死存亡的战斗”。在他的阐释中，“伊斯兰分裂主义”是指法国穆斯林社群存在的一种现象：以源自其宗教实践的律法与习俗来取代国家的民事法，这实质上在法国形成了“两个平行的社会”，因此称之为“分裂主义”。马克龙的这一观点主要受到凯佩尔（Gilles Kepel）的影响，他是阿拉伯裔的法国政治学家，以研究伊斯兰问题而著称。据《经济学人》的文章介绍，凯佩尔认为，部分穆斯林社区形成了一种“飞地”，分裂着西方社会，强化了“伊斯兰恐惧症”，也成为全球性“圣战”组织招募战员的场所。在2012至2018年之间，有两千多名法国公民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有两百五十多人在法国的恐怖袭击中丧生。马克龙总统在2020年10月提出动议，为“反分裂主义”立法。12月9日法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法案的初稿，经过多方讨论修改，最终形成了“支持尊重共和国原则”法案。在这项法案的动议与讨论过程中，马克龙政府遭到了许多穆斯林国家的民众抗议与领导人的谴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马克龙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并呼吁抵制法国产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认为马克龙的言论煽动了“伊斯兰恐惧症”，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宣称，穆斯林有权“杀死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来回应他们所遭受的“不尊重”。在法国国内，这项法案也受到一些穆斯林群体和左翼议会代表的批评抗议。《经济学人》12月发表一篇文章，综合介绍了各种批评意见。许多人担心，这项法案实际上是在针对伊斯兰教。有些人怀疑，该法案将太多的权力移交给国家，并且侵犯了“世俗原则”（lacité）本应保障的宗教实践权利。也有人批评政府误将保守的宗教性当作险恶的意图，而无视法国贫民窟背后的结构性种族主义，认为马克龙过于重视针对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但至今为止忽视了他反击种族歧视的承诺。还有人指责他不仅反对伊斯兰主义，而且反对宗教本身。但极右翼政治家勒庞（Marine Le Pen）却认为，马克龙动议的这项法案在这场“意识形态战争”中过于软弱无力，无济于事。2020年11月28日，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以反对法国政府拟实施的“全面安全法”法案。面对国内外各种质疑与抗议的声浪，马克龙以明确而强硬的言辞予以回应和反驳，他改变了以往相对模糊也更有弹性的立场，义无反顾地推动这项立法。2020年11月12日，马克龙打电话给《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史密斯（Ben Smith），指责美国媒体对于恐怖袭击以及法国的回应发表了带有偏见和误解的报道。三天之后，史密斯发表专栏文章，对这次电话交流做出介绍和评论。马克龙认为，英美媒体“指责法国而不是那些残忍实施恐怖袭击的凶犯”。当看到一些文章将“暴力正当化”，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国是种族主义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国家”，马克龙深感震惊；而发表这些文章的记者和报刊来自与法国共享价值观的国家，来自作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的国家，这让他感到这些媒体“已经丧失了基本原则”。在与史密斯的对话中，马克龙试图澄清美国人对“法国模式”的误解：“美国曾是种族隔离的社会，后来才转向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其实质是不同族裔和宗教的共存。”而法国模式是“普遍主义而非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始终强调公民不能依据其文化身份作类别区分，肤色与宗教信仰无关紧要，“一个人首先是公民”。在这种“理论对话”之外，马克龙还以他的雄辩和政治影响力迫使一些媒体撤下已发表的不当或不合时宜的言论：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批评“马克龙向伊斯兰分裂主义宣战只会进一步分裂法国”；美国Politico杂志欧洲版的文章，题为“危险的法国世俗主义宗教”；以及美联社的一条推文，试图解释“为什么法国在穆斯林世界‘煽动’（incites）愤怒”。在与马克龙通话的最后，史密斯反问：“这种对美国媒体的抱怨本身是否有点特朗普的风格——通过高调攻击媒体来推进自己的议程？”马克龙似乎退缩了，解释说只是为了澄清误解。在国内，马克龙于11月18日向“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CFCM）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十五天内制定一份“共和国价值宪章”，敦促其各组成团体致力于“根除极端主义”，明确承诺伊斯兰教在法国是非政治性的，且不受外国干涉，否则会“引发后果”。根据BBC的报道，马克龙甚至点名CFCM下属的九个联合会中，有三个对于“共和国价值”持“模棱两可”的立场，因此有必要结束这一局面。CFCM的职能是代表法国穆斯林团体与政府沟通对话。经过艰难的辩论和协商，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穆萨维（Mohammed Moussaoui）与两名副主席共同完成了一份“共和国价值宪章”。穆萨维于2021年1月17日发表声明宣布，委员会下属的九个组织已正式接受了该宪章，并成立了“全国伊玛目委员会”（CNI），负责登记并管理法国全国的伊玛目。《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马克龙“对伊斯兰主义的强硬立场可能在海外遭到批评，但很可能受到国内的欢迎”。这项法案在法国享有广泛的支持，来自主流左翼和温和的右翼，也有穆斯林领导人表达了支持。穆萨维认为，这些措施的总体目标是“让法国的穆斯林安心”，因为极端分子是“非常边缘的少数人”。也有些支持者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法国伊斯兰基金会（一个寻求“进步伊斯兰”的世俗组织）负责人本谢赫（Ghaleb Bencheikh）博士在电话采访中表示，这项方案对于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是“不公却必要的”（unjust but necessary）。在过去四个多月中，法国学者与知识分子的相关讨论也非常活跃。在帕蒂被害后的10月24日，有一篇四十九人联署的文章发布于《星期日报》（Le Journal Dimanche）的论坛，要求政府翻过“与激进伊斯兰妥协”的岁月，恢复“完全彻底的世俗主义”。文章的联署人包括著名哲学家巴丹戴尔（Elisabeth Badinter）和郭舍（Marcel Gauchet），作家佛瑞斯特（Caroline Fourest）和《查理周刊》的律师玛尔卡（Richard Malka），以及“共和之春”运动的活动家。文章谴责杀害帕蒂的凶手是“在激进伊斯兰宗教处决的律法仪式中，以最野蛮和最具表现力的方式”实施暴行，旨在“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基础”。联署作者表示，“今天要在1905年法律的基础上重建整个政教分离的大厦”。文章还抨击一些“远离这场深刻的大众民主运动”的人，他们“三十年来试图说服法国人相信，他们对一切都有罪，如果他们死于子弹和刀刃，那是他们的错，而不是刺客的错”，指责“这些人已经放弃了对世俗主义的捍卫，甚至不断与其对手站在一边”。文章最后表示，帕蒂的“死亡是一次电击，赋予法国人力量，不再接受那些不可接受之事”。一周之后，《世界报》发表了一百多位著名学者联署的公开信，宣称“关于伊斯兰主义，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是顽固的否认”。公开信坚决支持教育部长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不久前引发争议的言论，他声称“高等教育中存在非常强大的伊斯兰-左派（Islamo-leftist）思潮，带着有害的思想影响”，是一种导致最坏结果的意识形态，并表示“这些理念常常来自别处，来自身份政治”。公开信的作者将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部分地归咎于从美国引进的学术理论，特别是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批判这类意识形态激发了“反白人的种族主义以及对法国的仇恨”，这些“反西方教条”与“政治正确”对大学构成了严重威胁，言论自由的尺度急剧缩小。联署人要求教育部“采取措施检测伊斯兰主义的趋势，以明确的立场反对他们背后的意识形态，并鼓励我们的大学投入捍卫世俗主义和我们共和国的斗争”。2020年10月底，《世界报》发表了一百多位著名学者联署的公开信，支持法国教育部长的言论。如此看来，法国似乎正在兴起一场肃清美国“思想污染”的运动。《纽约时报》记者大西哲光（Norimitsu Onishi）“美国的思想正在撕裂法国吗？”他以此为题在2021年2月9日发表文章指出，法国的“政治家和著名的知识分子认为，来自美国的关于种族、性别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理论，对法国身份和法兰西共和国构成了威胁”。这种威胁是生死攸关的，它助长分裂主义，侵蚀民族团结，纵容伊斯兰主义，攻击法国的思想与文化传统。然而作者的调查分析显示，这并不是一场两国之间的理念冲突，法国与美国各自的学术思想界内部都长期存在着类似的分歧与争论（特别是对于身份政治、种族主义、“政治正确”、警醒文化与封杀文化[cancel culture]等议题）。只是在当前的舆论形势下，法国更为左翼的进步主义思潮处于相对弱势。美国保守派评论家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在2021年3月5日的《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这是法国智识生活的终结吗”。作者追忆了法国“最具声誉”的知识分子评论刊物《论辩》（Le Débat），去年夏季在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宣告停刊。这份刊物的主要作者与编辑包括政治哲学家郭舍（刊物主编），哲学家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马南（Pierre Manent）和小说家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等人。这些中间派或偏左翼的著名学者与作家，在最近十多年已被年轻一代贴上了“保守派”甚至“反动派”的标签。考德威尔由此感叹，法国的“论辩文化受到了从美国引进的更意识形态化、更注重身份认同的模式影响”。在他看来，法国最近的“右转”只是对长期左倾化的一次反弹。），2020年夏季在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宣告停刊，图右为主编郭舍。反讽的是，人们通常感知中“更为左倾”的法国现在似乎站到了美国的“右边”。曾几何时，在福柯和德里达的时代，是美国从法国引进“先进思想”。但今非昔比，美国思想已经足够进步，再也无需关注法国的思潮。作者注意到，美国没有任何主要报刊提及《论辩》停刊的消息。他最后写道，“美国人仍然可能从法国学到一些经验教训，只要我们带着正确的问题来对待它。一个起步的好问题可能是：近几十年来的美国学术界，连同它所承载的文化与培育的政治行为，在更开阔的世界里，究竟是一种智识自由的力量还是相反？”考德威尔的言下之意是，美国也应该学习法国抵制激进左翼的思潮。然而，简单的“左右分野”从来无法完全把握思想论辩的内涵。比如，对马克龙颇有影响的凯佩尔属于右翼保守派吗？但他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一些脱离“国家管辖”的穆斯林社区，形成了一个“反社会”，剥夺了女性与LGBT等弱势和边缘人群的基本权利与尊严。这种关切本身带有鲜明的进步主义标志。在此呈现的立场混杂与错位并不容易解决，也对激进政治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探究具有“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弱势群体在文化实践中面对的复杂困境及其多种应对的可能。哈达德（Benjamin Haddad）是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未来欧洲计划的负责人，他在《外交政策》2020年11月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自由派的批评家误解了法国面临的危机。文章指出，将马克龙的斗争与极右翼政治相提并论完全错失了要点。马克龙十分谨慎地区分了法国的穆斯林：一面是热爱和平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另一面是威胁共和国的极少数激进派，而极右翼政治势力恰恰拒绝这种区分。因此法国的司法部长驳回了来自勒庞的“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实施紧急措施的呼吁，坚持法治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对许多法国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场斗争与反对极右翼的斗争密切相关，两者都是在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反对不自由的意识形态。”马克龙自己承认，法国在融合穆斯林族裔以及处理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但是，“将袭击和极端主义的兴起归咎于法国政府或世俗主义，显示出一种危险的道德混乱”。文章最后指出，“2017年，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后，在经历了两年的恐怖袭击和结构性经济困难之后，法国选民选彻底击败了极右翼，并选择了一个中间派、亲欧洲的政府。今天，法国是另一场针对反自由主义斗争的前线，以同样的价值观指引这场斗争。它应该得到比来自朋友的否定和指责更好的对待”。如果说近来的“文化战争”在美国加剧了思想的两极对立，那么在法国则形成了相当多数的中间派。2020年10月“法国公共舆论研究所”（Ifop）的调查显示，在受访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九认为“恐怖威胁严峻”，有百分之八十七认为“世俗主义处于危险之中”，有百分之七十九认为“伊斯兰主义已经向共和国宣战”。在这个意义上，“专断的”马克龙并不是“带着人性面具的特朗普”。他针对伊斯兰分裂主义的斗争并没有撕裂社会，恰恰相反，他凝聚了民意。不少评论者批评马克龙的立法动议旨在“拉拢右翼选民”，只是为了能在2022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连任。这种指控貌似有理，却没有反问自身：“否则如何？”任由这些选民被勒庞的“国民联盟”俘获吗？那么勒庞不会成为一个“法国的特朗普”吗？在美国失败的地方法国成功了。虽然国情有所不同，但美国的自由派在急于教训法国之前最好更深刻地吸取自己的教训。在这个复杂与易于分裂的时代，塑造并实施一个价值立场鲜明且具有凝聚力的中间派政纲，这是马克龙政府难以低估的成就。(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位列世界第二，但超90%发表在国外期刊；·中国期刊的影响因子逐年提高，但很多中文期刊评价不高；·对比国际期刊的“秒回”，一些中文期刊的审稿时间长达9个月；·对比国际期刊全文刊载，不少中文期刊吝啬地将篇幅限制在8页；·对比国际期刊的专家审稿，很多中文期刊审稿人将审稿权给了在校生。学术界不投中文期刊的原因是什么？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最近再次出现在某知识问答平台热榜。短短两周，便吸引了180个回答，浏览量超过34万。中文期刊到底差在哪？面对逐渐边缘化的态势，如何摸清定位实现破局？8月29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邀请科技界、出版界专家，就中文期刊如何回归正途展开了激辩。超9成SCI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问：中国期刊的生存现状是什么？任胜利（《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9年，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超过50万篇，位列世界第二。2000年，中国SCI期刊对中国学者论文的贡献是41%，到2018年下降到7.4%。也就是说，100篇论文中只有7篇发表在中国际期刊上，另93篇都发在国外期刊上。此外，中国的SCI期刊数量也与中国SCI论文发展不匹配，中国期刊越来越滞后于中国论文的发展。9000多种SCI期刊中，中国期刊只有241种。科研成果不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很难让广大中国科研工作者知晓，促进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中文期刊的重要性和发展的急迫性不言而喻。中文期刊的现状是小、散、弱，同质化明显。小即规模小，一本期刊大约发200篇文章；散即分布散，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只有1.16种期刊；弱即影响力弱，大多出版单位只有一种期刊，很难做大做强。同质化非常严重，缺乏学科分布、学术定位的考虑。大学学报中，以大学学院命名的有519种，约占中文期刊的12%，而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的，很难体现特色。从影响因子看，中国SCI期刊影响因子的上升幅度远远高于国际总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影响因子只代表平均论文引用，部分中国期刊为了追求影响因子的提升，大大缩减了刊登论文的总数量，减少分母大小而博取高分。一般来说，期刊影响因子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论文数也在增加，但上述部分中国期刊为了把影响因子做高而不断减少分母，这种做法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因而，中国期刊的总被引与国际总体差距依然很大。综上所述，中国期刊面临质量不高、评价导向导致缺乏优秀稿源、学术定位不够明晰等核心问题，尤其是中文期刊。问：如何看待“差评”中文期刊的现象？崔鹏（清华大学副教授）：差评中文期刊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科技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的顶级成果一般不会考虑投稿到中文期刊。以计算机领域举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术话语权不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发论文实际上希望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学术共同体是分层次的，有些是引领性的，有些是跟随性的。引领性的不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国外期刊就是最好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某些领域的中文期刊没搞好的客观原因是，我们的科技发达程度不足以支撑打造一本该领域的一流国际期刊。二是，一部分科研工作者要受到国际同行认可，需要国际舞台交流学术进展。包云岗（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学术发表只是整个科研活动中一个环节，现在都盯着为什么差评中文期刊这件事，其实大可不必。很多时候整个链条尚未完全运转起来的情况下，仅仅看一个环节未免偏颇，因此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中文期刊上。计算机领域，很多顶级会议获得认可，一定程度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源头就在会议上，或者来自某一个期刊，学术界与期刊、会议的互动经形成正向循环。如果哪一天中国的需求走在世界前沿，又能够在国内找到技术方案，那这些技术来自哪里，哪里就会形成新的舆论阵地。问：绝大部分优秀论文流向国外，中国是否是学术全球化的受害者？崔鹏：学术全球化，中国到底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国际期刊向中国开放，是把中国学者逼到国际舞台，逼到国际学术圈，中国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假如现在贸然禁止所有论文发表到国外，那就是变相加速了外界对中国的学术封锁。定位不清是中文期刊发展的拦路虎问：如何解决部分国内办的英文期刊，既不受中文期刊的待见，在国际上竞争也很尴尬的问题？王静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定位不清晰是影响中文期刊发展的关键。语言是中文期刊国际化传播的劣势，大多数欧美一流学者是不懂中文的。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期刊的读者群体就被限制在中国。那么就必须考虑，中国的读者群体需要什么。如果不想清楚这个问题，找不准市场定位，片面办中文期刊的英文版，是无法提升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的。高志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尽管可能95%的中文期刊很差，还有5%的中文期刊比较好，比如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自动化学报、通信学报等，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看还是认可的。李季萌（爱思唯尔学术期刊部出版人）：中文期刊应该向期刊集群发展成熟的出版商学习经验，比如期刊定位。一本好的期刊首先需要做完善的市场需求分析，同时精准定位，不一定所有的期刊都要以发展成顶级期刊为目标。成功的期刊离不开一个尽职的、活跃的编辑团队。另外，要有强大的内容推广平台来增加可见性，同时在期刊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李浥东（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文期刊到底服务于国内学术界的哪些人呢？如果一开始就把中文科技期刊跟国际顶刊相比，那是不现实的。所有的期刊，都是随着研究成果而来。国内绝大多数前沿研究成果的学者都是英文体系培养出来的，几乎无一例外。让学者再去花时间，写一个很好的中文文章，这是对科技资源的浪费。所以中文期刊的定位最重要。只有定位精准，服务好目标人群，中文期刊才有可能提升影响力。问：有的中文期刊审稿需要9个月，如何破解？鹿泽光（中科国鼎数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计算机领域的中文期刊编辑很难找，基本上CCF的15本会刊全都缺编辑。李季萌：爱思唯尔的计算机期刊集群在亚洲有700多个编辑，这个数量显然无法满足目前的需要。所以这也说明我们需更加紧密地跟亚洲科研工作者联系起来。目前，亚太学者在期刊出版中的话语权还是不够强，所以我们也是想跟学术界一起探讨，怎么增加亚洲学者在期刊领域的话语权。任胜利：国际上有像Nature、Science、Cell这样有专职编辑的高端期刊，但更多的还是Springer—Nature、Elsevier等大型出版社主办的以编委会力量为主的学术期刊，充分依靠编委初筛稿件或邀请审稿人等办法解决审稿这一难题。对中文期刊来说，我觉得也要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发挥专家办刊的优势。问：中文期刊收版权费，因而限制了版面。一般投稿到中文期刊的论文不能超过8页，导致很多论文虎头蛇尾，是这样吗？任胜利：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实际上，对论文篇幅和参考文献的限制也是部分期刊编辑的人为规定。有关期刊总页数也是可以弹性的，在上报期刊主管部门和邮局发行时可适当放宽某一期的页数，出版时尽量不超过上报的页数就可以。问：中文期刊发展空间有多大？任胜利：2019年我们曾做过问卷调查，从反馈发现，94%的科研工作者认为需要中文期刊，同时对中文期刊的未来表示忧虑。如果认为中文期刊做得不好，差评中文期刊，那么科研工作者的投稿意愿就会降低，造成恶性循环。但是，95%的科研工作者愿意为中文期刊做贡献，就是说中文期刊还是有潜力，可以发展好的。李季萌：计算机领域出版量位居前四的出版商，IEEE、 Springer-Nature、ACM和爱思唯尔论文数量加在一起，也只占了整个英文学术论文市场的1/3，其他2/3由其他出版商或出版形式占据。从这个角度看，计算机领域并不是一个垄断的出版市场，反而是一个百花齐放，极具活力的市场，中文期刊仍有很多机会。抓住本土学者以破局问：中文期刊如何把学术界拉回来，建立学术声誉？邬明权（中科院遥感所副研究员）：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学者不去发中文期刊，首先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学生毕业要求发SCI，所以所有人都去发SCI，而不是去发中文期刊。学术界不发中文期刊，不是因为中文期刊不好，而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罗训（天津理工大学教授）：一个期刊的水平跟一个期刊的学术志愿者水平直接相关，但是学术志愿者精神现在在国内学术圈是欠缺的。有的导师会把期刊论文交给学生去审，是因为他们觉得审稿浪费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审稿质量难以保证。而事实上，学术的互相评议，前人不传帮带，后人的学术水平就很难提升。前人不对期刊把关，谁又能当好期刊的守门人呢？李季萌：中国学者一年发表很多文章，发表一篇文章背后有很多学者和出版从业者的参与和支持。要保持科研平衡，就需要大量学者贡献时间、精力。从这一点来讲，对比发表论文的数量，亚洲学者的贡献程度还明显不够。王静远：ACM、IEEE会议办得好，就是抓住了学术共同体。中文期刊如果想要办好，办成顶级，一定要抓住本土学者，发动一群学术志愿者来审稿这一点很重要。问：具体如何操作？任胜利：应该说中文期刊在学术成果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是十分重要的。很多中文期刊的作者以研究生为主，也有期刊编辑或编委调侃中文期刊就是研究生的“作业本”，也就是说研究生最初的几篇文章都是通过审稿人的审稿、把关后在中文期刊发表的。这个过程对于提升学生对研究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研究素养是很有帮助的。所谓的研究能力培养，写文章和修改文章应该是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建议青年科学家更多、更早地参与到中文期刊的建设中，如建立青年编委会或青年审稿人制度，让年轻有为的学者先参与进来，做期刊的审稿工作，提升中文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以获得广大科研人员和学生的认可。崔鹏：每年有大量优秀年轻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这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是利好的。希望在后续科技期刊发展和建设方面，能够更大程度引入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共同呼吁国家做相应的政策调整，更好地运营学术共同体。来源：中国科学报

2020年9月10日，教师节。百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与世长辞。世纪老人以这样的告别方式，再次诠释了这位中国学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崇高风范。张世英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和哲学教育家。在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西方哲学（美学）史、德国哲学（美学）、中国哲学（美学）和中西哲学（美学）比较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通中西，构建了以“万有相通”为核心命题，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哲学体系，为从哲学层面回应中国的时代课题，为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在国际学术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被学界誉为“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界的重要先驱者和导师”“为中国哲学界的未来发展树立了典范”。1959年到1966年，张世英先生曾主持《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编辑工作。图为张世英先生晚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哲人追思4】1.不知老之将至：研思不辍的哲学人生张世英1921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城郊一个名为“柏泉”的乡村，自幼深受作为中小学教员的父亲影响，熟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中国经典著作，《桃花源记》是他背得最熟的名篇之一。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气节，对他的为人和治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1941年，张世英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经济系、社会系，最终在哲学上找到了志趣所在。在名家荟萃的西南联大哲学系，他开启了终身服膺的哲学人生。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系统介绍、翻译黑格尔著作和广泛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家贺麟，成为他哲学道路的领路人。特别重视熟读西方哲学经典原著，尤其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冯文潜，则从治学态度和方法上使他终身受益。此外，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陈康等诸多大家的授课，也极大丰富了他的哲学素养和哲学思维。1946年，张世英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大学任助教、教员，先后讲授形式逻辑、哲学概论等专业课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政治课。1951年秋到1952年，任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1953年院系调整被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在燕园度过了接下来的学术生涯。在北大哲学系，他开始教授西方哲学史，并以西方哲学史，尤其是德国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专业研究方向。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张世英先后出版了《论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著作，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红旗杂志》等权威报刊发表了40余篇同西方哲学史，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相关的论文，在我国哲学界崭露头角。1959年到1966年，他主持《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编辑工作，该专刊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报纸唯一的哲学专刊，为发展我国哲学事业、培养一代哲学专家作出了积极贡献。改革开放后，张世英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20世纪80年代初，他仍以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先后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成为国内以至国际知名的哲学史家，尤其是黑格尔研究专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张世英的研究范围逐渐从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这两部著作中。2001年，年届八旬的张世英受北大哲学系委托，以老教授身份为一年级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课程，一时传为佳话。以讲稿为基础，他完成并出版了《哲学导论》一书。在书中，他把自己的哲学概括为“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系统回答了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完成了原创性哲学体系的建构后，张世英并没有停下研思的步伐。进入耄耋之年的他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深入分析比较中西方哲学文化，深入探讨当代中国哲学文化走向、当代中国人理想人格建构等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出版了《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中西文化与自我》《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等一系列著作。在去世前5个月，他不顾年老力衰，还应武汉大学哲学系之约，整理出版了《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相通》的比较哲学论集，为自己心爱的哲学事业、为当代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黑格尔哲学研究：当代中国成就最突出的专家作为哲学史家，张世英是以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研究闻名于世的。他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所具备的广度和深度、所达到的高度和水平，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黑格尔研究专家。同时，黑格尔哲学广博的思想底蕴、精辟的理性思辨、厚重的历史感，对张世英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体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纵观张世英几十年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历程，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鲜明特点：一是研究范围广泛。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几乎所有部分均有深入研究，并有相应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问世。他早年所著的《论黑格尔的哲学》一书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其中文版先后印行了20余万册，在当时是不多见的黑格尔哲学入门书，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哲学“启蒙读物”。该书还引起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先后被译为法文（1978年）和英文（2011年），并对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巴迪欧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研究视野开阔。在学术生涯的前30余年，他基本上是在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下研究黑格尔的。后40余年，他进一步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审视黑格尔，体现了纵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宏大学术视野。三是注重编译相长。他所主编的《黑格尔辞典》，集中了当时国内黑格尔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很多著名专家，如苗力田、梁志学、杨祖陶、陈启伟、陈京璇、钟宇人、杨寿堪、侯鸿勋、朱德生、陈村富、舒炜光、蒋永福等，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黑格尔研究的最高水平。2006年，受人民出版社之邀，他以85岁高龄出任20卷本中文版《黑格尔著作集》的主编。自2015年开始，这套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项目的著作集已经陆续面世，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黑格尔文献的翻译方面，他主持的另一个大型项目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下卷）。这套《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下卷）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译的，被列入1985—1990年哲学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现在仍然是人们理解黑格尔哲学、黑格尔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重要参考文献。四是国际影响巨大。他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第14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马尔夸特教授称他为“中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第15届德国哲学大会常务理事兼东方组负责人格洛伊教授在德国权威刊物《哲学研究杂志》撰文称：张世英教授“在西方广为人知。在中国，他是享有盛名的哲学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彼得·巴腾教授在《东西方哲学》杂志撰文称：“中国人对辩证逻辑的探讨清楚地表明，就方法而言，我们起码必须认真学习张世英对黑格尔的解读，让他带领我们领会（他所理解的）黑格尔。做出这些努力之前，我们几乎没有权利评判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张世英的学术研究发生了一次“转向”，即从研究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但“转向”之后，他并没有放弃黑格尔哲学研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内为黑格尔哲学研究赋予新的活力，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例如，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思辨哲学”，但透过这层“思辨的外衣”，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它的“现实关怀”。黑格尔哲学中所包含的重视具体性和现实性的内容，蕴含和预示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倾覆和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又如，他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辩证的否定性”。“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抛弃旧事物，而是“扬弃”即克服与保留的统一。这种“否定性”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是自我前进的灵魂，等等。他的一系列观点和见解，不但拓展了人们理解和研究黑格尔哲学以至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和思路，而且融汇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为他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奠定了思想前提和基础。张世英在黑格尔哲学研究中秉持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由于受过分析哲学和逻辑学大师金岳霖的亲传，他对黑格尔的解读总是逻辑严谨、条理清楚、语言流畅。由于研究深入透彻，且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传统文化素养，他每每能够让黑格尔“说中国话”，从而易于被中国人所接受和理解。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肯下“死功夫”。例如，在《黑格尔〈小逻辑〉绎注》一书中，他除了逐节逐段作了通俗的讲解外，还特别在“注释”部分下了苦功：一是用黑格尔注释黑格尔，即就同一问题、同一术语，不仅把散见在《小逻辑》各节中的相关论述集结起来，而且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相关材料也搜集在一起，使读者可以从注释中得到相互参照、相互发明的便利。为了注释黑格尔的某个论点、某个术语，他常常翻遍《黑格尔全集》。二是借用西方一些研究黑格尔的学者的讲解和注释来注释黑格尔，这实际上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集注”的办法。这种“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堪为我们今天治学为人的烛照与典范。3.万有相通：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之一经过几十年求索和耕耘，张世英在会通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哲学体系：“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万有相通”的哲学。张世英的哲学思想体系内容涵盖本体论和认识论，还包括美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等。以“万有相通”“整体观物”为核心命题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张世英主张的哲学是“境界之学”，探讨的是人对世界或天地万物的态度问题或关系问题。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不仅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对象性关系，也不仅是认识与被认识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彼此相融相通，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张世英所建构的原创性哲学体系，以进入“万有相通”“万物一体”的高远精神境界为目标。“万有相通”的境界，就是要克服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在场与不在场，过去、现在与未来等诸多二元对立，从宇宙整体、从宇宙间无穷的关联网络中体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是人类文明早期共同的宇宙观或世界观。中国哲学是如此，印度哲学是如此，西方哲学也是如此。近代以降，主客二分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其积极的成果是科学兴盛、人的主体性得到高扬。但这种哲学观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工具理性的盛行和主体性的过度膨胀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对“主客二分”提出了诸多批评，强调人“源始在世结构”的重要性。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受到了海德格尔的深刻影响，但它是立足中国大地的民族的、现代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又融合了近代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积极成果。在他看来，当下的中国哲学不能简单地与西方的后现代哲学对接，它们既处于不同的空间，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补上“主体性”这一课。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是继冯友兰整合儒道“万物一体”观的努力之后，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中国古代“万物一体”思想的有益尝试。以“美在自由”“意在象外”为核心命题的美学思想。张世英的美学思想从审美意识分析入手。他认为，学者们一般都把审美意识放在主客关系中来讨论：有的主张审美意识主要源于主体，有的主张审美意识主要源于客体，有的主张审美意识是主客的统一。不管这三种观点中的哪一种，都逃不出主客关系的模式。但审美意识具有直觉性、创造性、不计较利害和愉悦性等特点，这意味着对审美意识的把握要超越“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以“主客二分”的态度来处理人对世界或天地万物的关系，旨在超越人的感性认识所把握的个别的、变化着的、有差异的现实事物，进而通过理性认识把握事物普遍的、不变的、同一的本质和抽象概念。这种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超越是通过思维在时间中实现的，是有限的，他称之为“纵向超越”。这种超越反映到美学原理上，以西方美学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典型说为主要代表。而他主张以“万有相通”或“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态度来处理人对世界或天地万物的关系，不追求从现实事物超越到抽象、永恒的本质和概念，而旨在通过想象，从当前“在场”的、有限的现实事物超越到其背后的未出场或“不在场”的、无限的现实事物。这种超越，他称之为“横向超越”。所谓横向，就是指从现实事物到现实事物的意思。这种超越反映到美学原理上，以海德格尔的显隐说及中国古典诗论的“隐秀”说为主要代表。通过“横向超越”，对当前显现的事物（“象”）背后隐蔽的事物（“意”）进行无穷玩味，使人们处于与世界融合为一的自然而然的境界，张世英称之为“审美的境界”。美有优美与崇高之分，崇高美高于优美，是审美境界的极致。所谓崇高美，就是对“美的神圣性”的深刻体认、对万物相通之“一体”的崇敬感。这也是他“万有相通”的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以“民胞物与”“仁民爱物”为核心命题的伦理学思想。张世英认为，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哲学，从主客二分与“纵向超越”的立场出发，以追求超现象的本质、超感觉的理念、超特殊性的普遍性作为最高任务，认为善的理念是善的具体行为的本质、范型和理想，轻视感官快乐和物质幸福，压抑感情欲望，甚至走向禁欲主义。与此相对立，西方功利主义则从工具理性的立场出发讲道德，把功利看得比道德还高。二者都不可取。他主张以审美意识来超越这两种立场。审美意识是超主客关系的境界，它包含知识性、功利性、道德性，而又超出它们。在审美意识中，万有相通、万物一体，人与物、人与人融合为一。从审美意识出发，人们超越自我，为他人和社会、自然尽责，既融合、参与于物，也融合、参与于人，目的是使有限的自我融合于无限的整体之中、参与到无限的整体中，从而实现自我。这样的自我实现，既是最高的美，也是最高的善；既是审美意识，也是道德意识；既有审美愉悦感，也有道德责任感，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张世英借用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和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提法，对这种境界和精神进行了概括。以“古今融合”“与古为新”为核心命题的历史哲学思想。与其基本哲学立场一致，张世英也反对单纯从主客关系出发来理解和研究历史，把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看成互相孤立、彼此外在的东西，从而认为研究历史只不过是把古的、过去的东西当作外在的客体、对象来对待。相反，他主张从人与世界融合的观点出发，把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看成是一体的，因而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就是要从古往今来的连续性和统一体中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思想。他借用德国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强调历史研究者自己现在生活于其中的视域（“现在的视域”）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当时的视域（“过去的视域”）是融合为一体的“大视域”，历史研究者应该从古今融合的观点研究历史，把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其后的历史流变过程中从“大视域”去理解。这样才能超越古与今之间的距离、拆除新与旧之间的藩篱，冲破古以达于今、冲破旧以达于新，形成流变的历史整体观。张世英所建构的“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含英咀华、推陈出新，是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之一。其鲜明特点，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吾道一以贯之”的有机统一性。“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是存在论、真理论和境界论的有机统一体，是一个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张世英创造性地阐述了真善美之间的相通与不同：一个事物只有在万有相通或万物一体中，只有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才能被我们认知，就此而言，它是真；万有相通或万物一体能够使人产生同类感与使命感，就此而言，它是善；一个在场的事物，能够通过人的想象，显现出不在场的事物，使人玩味无穷，就此而言，它是美。他进一步把这种有机统一性概括为四句话：整体观物曰真，民胞物与曰善，意在象外曰美，三者的总根源在万有相通。二是具有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宏大视域。张世英精通英语、德语，在西方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上有很深造诣，同时熟谙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经典、具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这使得他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具有“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深厚历史底蕴以及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宏大视域。诚如中国哲学史家张立文所言：“张先生既懂西方哲学，又懂中国哲学。”“张先生从小就对中国古典的经典著作有很好的了解和背诵，从小就有汉学的培养和熏陶……同时，他对于现代的东西也非常通，可以说是古今通。”三是具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原创性。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过程中，张世英借鉴了中西哲学史、美学史上诸多名家大家的思想观点，但他绝不只是简单复述与介绍这些思想观点，而是对其进行充分消化吸收，将其有机融入自己的思想理论中，从而实现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有机统一，使自己的哲学体系彰显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原创性。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叶朗认为：“张先生对超越主客二分的‘万物一体’的哲学阐述，这对于我们突破美学研究的旧的思维模式，对审美活动（美和美感）获得一个新的理解有重大的启发。”4.“四境界”说：探求理想人格建构和中华文化发展新方向张世英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者，他的哲思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的老师闻一多就鼓励他要“走出象牙塔”，这成为他治学和为人一生的遵循。在他的“问题域”中，不但有对“中国哲学应向何处去”的学术关怀，而且有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现实关怀。作为其哲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四境界”说，就是他就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建构和中华文化未来发展之路提出的富于洞见和前瞻性的学说。张世英认为，个人的精神境界，按其实现人生意义（价值）高低的标准和人生在世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即最低的境界，是“欲求境界”，人在这种境界中，只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其与世界的关系属于“原始的不分主客”的关系；第二个等级是“求实境界”，在这一境界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属于“主—客”关系：人有了自我意识，能分清我与物、我与他人，能把自己当作主体，把他人、他物当作客体，要求理解外在的客观事物（客体）的秩序或规律，体现了一种科学追求或求实的精神；第三个等级是“道德境界”，人们在追求科学和社会化的进程中，逐渐领悟到人与自然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对于人与人之间相通的领悟，很自然地使人产生了“同类感”，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而也产生了道德意识，在这一境界中人与世界的关系仍然属于“主—客”关系；第四个等级是“审美境界”，它包摄道德又超越道德、高于道德，在这一境界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属于“高级的主客融合”关系：人们处于与世界融合为一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其行为必然合乎道德，必然做道德上应该之事，但他是自然地做应该之事，而无任何强制之意，自然在这里就是自由，相当于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厘清人的四种精神境界的基础上，张世英进一步分析了个人精神境界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如果说境界一词只是指个人的精神境界，那么，文化则是指一种社会、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一种社会、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它所属的成员的个人境界构成的，离开了个人的精神境界，所谓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就是空无内容的。同时，个人的精神境界又是在他所属的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既受自然环境、自然条件的制约，更受文化环境的熏染。对于个人而言，上述四种境界往往同时具有，但其比例关系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以这种境界占主导地位，有的人由另一种境界占主导地位。相应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可以是这种境界占主导地位，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时代，可以是另一种境界占主导地位。例如，有的民族和时代的文化以科学的“求实境界”占主导地位，有的民族和时代的文化则以“道德境界”或“审美境界”占主导地位。张世英认为，一般而言，西方人和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求实境界”，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自我”，其优点是个性解放，发挥个体的独立创造性，缺点或流弊是唯我独尊、极端个人主义、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等；传统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德境界”，传统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自我”，强调个体与他人、社会的相互依赖，但如果一味强调“互倚型自我”，以依赖社会群体、依赖他人为至上原则，则必然抹杀个人的独立创造性，导致科学精神的缺乏、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水平的落后。他强调，个人精神境界和民族文化都是科学与道德、审美的有机统一体，其中科学是基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科学水平的落后，今后在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方面，首要的仍应是发展科学、弘扬个人的独立创造性；但在发展科学的同时，又要避免唯科学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注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的、审美的等人文方面的优秀之处，使当代中国人的人格更加健全，使我们民族文化的人文特色更适应现代科学的时代潮流，更放异彩。熟悉张世英“四境界”说的人，很自然地会联想起冯友兰的“四境界”说。在笔者看来，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作为学生，张世英肯定非常熟悉老师冯友兰的思想，他提出的“四境界”说，应该从后者那里获得了启迪与滋养；同时，二者同为提升人生境界的学说，体现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对同胞、对国家和民族甚至全人类发展走向的深层关注和深刻哲思，体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关怀。同时，二者又存在明显差别，这主要体现为理论基础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张世英的“四境界”说，理论基础是其“万有相通”的哲学，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是“接着”而不是“照着”冯友兰的“四境界”说讲的。张世英的“四境界”说，是其“万有相通”的哲学在现实实践层面的具体落实和体现，是其运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探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人理想人格建构、中华文化繁荣发展路径的理论结晶。这一学说，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能提供深刻启迪。张世英是“四境界”说和“万有相通”哲学的倡导者，也是“四境界”说和“万有相通”哲学的身体力行者。他说：“我以为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本不应自外于实际生活，哲学家也应按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否则，哲学便会失去自己的光辉和生命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身上，理论品格与精神品格、治学与为人高度统一。笔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外国哲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曾亲炙于他，之后又不时参与同他有关的重要学术活动或到他家中问讯。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中，深深感受到他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爱无差等、民胞物与、一视同仁的人格风范。他家的客厅中挂着他自撰和书写的条幅：“心游天地外，意在有无间”。这样一种“万有相通”“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是他的精神品格和人生境界的生动体现。这种知行合一的人格风范，深深感染和影响了每一位和他有过交集的人。（作者：李超杰，分别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彭国华，人民日报理论部高级编辑）

来源：两江科技评论，作者卢明辉、李贵新编者按：最近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2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破除“五唯”弊端，探索综合评价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提升科教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该意见稿为消除论文“SCI至上”的影响、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规范各类评价活动、改进学科评估、优化职称（职务）评聘、扭转绩效功利化、设置学位标准、树立政策导向等十条具体意见作了较为深入地阐述。但我国科教系统是个较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各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所处层次、水平不一，而具有的学科特色方向也各有千秋，为了让该意见稿得到更好地执行和具备可操作性，让管理决策者更全面地了解底层科研情况，值此疫情之期，满怀读书人“家国天下”的情怀，本期“两江科技评论”公众号特开辟“两江新语”栏目，邀请国际国内多位学者、编辑，以及企业界的代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各自立场的阐述，希望这些思考、观点和建议能够为科教管理部门、高校、研究院所的决策者们所参考，从而结合“意见”精神，制定更适合本单位的学科发展特色的策略。也希望这种开放的讨论，能够让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追求科学精神，回归学术初心，促进创新生态，为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思考和意见也许会有考虑不周之处，也许会有满腹牢骚之嫌，但相信各位学者都是满怀对国家之款款深情，对中国科教事业发展的殷切期待，其言也善，其情也真，敬请批评指正！ 卢明辉、李贵新01不崇拜但是要尊重SCI 石锦卫 北京师范大学两部委的《意见》，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这个讨论超过了学术界。作为一名中年教育科技从业者，我从三个角度谈一点个人看法，一家之言，抛砖引玉。 第一、宏观战略国家科技基金的目的是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科技两字其实是两个词，科学与技术。不恰当地比方，技术是当下的苟且，科学是诗与远方。科学知识是公开的，属于全人类，哪怕战争年代都是如此。技术是封闭的，有各国的专利法等等保护。我们国家现在关心的“卡脖子技术”，就是核心技术，有很多我们都没有掌握。而另一方面，我们的SCI论文数量、质量、版面费与日俱增；这种矛盾是从上到下对学术界颇有微词的内在根源。其实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SCI期刊论文一直在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为什么做核心技术研发的人很少？做技术，做工程，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风险。如果做不出来，可能一辈子就毁了，甚至毁了一个行业（投资人再也不给这个行业的概念注资）。这里有中国社会的风投行业不成熟的原因，也有科技领域的惯性思维原因。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是严格区分的，对于当下我们最缺的核心技术，国家和社会要鼓励科学家积极参与工程项目，协助解决技术难题，也包括卡脖子技术中的科学基础问题。同时，要注意专利权保护，这也是对承担科研风险的科学家的保护：假如哪位科学家和工程师能解决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商用光刻机研发等核心问题，就是应该允许他们靠这个活一辈子。这么说似乎和文件精神不符，但是仔细想想，商业领域的卡脖子技术相当多的都是被国外公司的专利壁垒挡着，我们国家的正规公司没办法以这些专利为基础往前跨一步，否则，怎么可能至今没有任何突破？当然我也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商业机密”连专利都不申请，这是因为当有基础专利链条作为第一层防护时，这些“机密”就没必要公开了，这样即使个别国家无视专利壁垒，也无法获得最尖端的技术。欧美公司的这些做法成功了，我们在开发自己的技术时为何就不能这么做呢？再说科学。科学的特点是开放，不能封闭。能不能不要科学，只要技术？不要科学界，只要工程师？这很显然是不行的。今天的科学知识是明天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不去抢占科学前沿，难道任由今天发生的被人卡脖子故事在明天继续吗？更不要说，现在很多科学家（高校为主）还同时担任教书育人的重任。科学研究（包括写SCI论文）是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部分，总不能把大学重新退回到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模式吧。第二、个体发展如何才能让国家的宏观计划得到可持续性地发展？激情奉献可以解决一些燃眉之急，但是良好的长期制度更为关键：一个人一段时间做一件事容易，十年坚持做一件事很难，一群人几十年坚持不懈甚至前仆后继地做一件事最难。一个好的制度要能让个体乐于为国家目标服务。我们国家在改开早期，提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取得了经济的腾飞。当然片面强调经济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GDP至上，不顾环境污染，不顾生活质量和百姓的幸福指数等等。以科教领域为例，负面效果如：高考唯分数，科研唯各类指标（SCI是其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这几年大家认识到，高考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公平；各种高考改革方案，不管初衷是好的还是掺私货的，执行层面很难做到公平（考生公平，学科公平），这是高考改革经常失败的重要原因。同理，在有更合理的措施之前，盲目地批判SCI很容易造成更大的不公平甚至混乱。破易立难，群情激昂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无比正确，都想对有缺陷的墙踹上一脚，没多少人想过怎么盖新房子。科研领域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哪怕一个很好的改革想法，如果缺乏全盘考虑的思路，往往效果适得其反，最终导致人们对于改革想法本身的质疑，改革失败；其中不乏形式主义的低级红高级黑。不唯SCI，不唯帽子，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学校、研究所的领导难道不知道？其实还是领导们要对“考核”负责：每年拿多少项目经费，吸引多少“帽子”人才，学科评估几十条指标……。所以最关键是只弱化各种“唯”生存的土壤，否则不唯SCI，也会唯其他。基础科学的评估，应该交给最广泛的同行，而不是少数专家，所谓的基础科研没有领军人物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科技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哪只鸡会下蛋。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年轻人的活力是无穷的。然而，各类基金、项目、课题评审都是资深专家为主。要允许各类评审专家每年分配一部分比例给青年科学家，要逐步将人才“帽子”改成推荐制度，从院士，到杰青，再到其他。要将帽子的荣誉提升，甚至个人收入也可以抬升，这也是对人才取得的成就的奖励；但是项目申请和评审权、论文的评审权不能跟着抬升，否则会带来严重的马太效应、裙带关系，反而伤害了科技的发展。新的项目申请对应未来的工作成果，理应和没有帽子的人、和年轻人平等，而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人才。这方面SCI期刊反而是做得相对比较好的，值得我们尊重：物理学界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即使成名之后，也都有被期刊拒稿的经历；国外科研不活跃的院士，甚至诺奖获得者都有实验室关门的例子。当然某些学科领域的SCI期刊也是学阀把持，我想说，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要大家有决心，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定有信心做得比国外更好。第三，学术期刊SCI期刊版面费是有一些不合理，也有“开放”期刊的好处，可以直接下载阅读。学术圈外的朋友可以去试试看那些不要版面费的国际顶尖期刊，看是否让你免费直接看论文。高额版面费可以限制，但是这不是SCI本身的问题。国际顶尖期刊的声誉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是多少年的积累才形成的。中文论文要发，英文论文也要发。总有人把“外国”和中国对立，认为投了太多SCI期刊论文就是受“外国”操控，不知道“外国”不是一个国家！英语只是学术界交流的语言，其广泛使用有历史原因。新中国刚成立时的科技非常薄弱，最早期的一批科学家广泛与世界交流，才打下了国家的科技基础。本人有幸和某些前辈聊过，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英文水平之高。到现在国内的优秀教材依然有不少是参考了全世界的顶尖教材而来的，老师们用这些教材教育了你我。顶尖的科技工作者需要具备从外文期刊获取最新知识的能力，也需要具备向世界宣传我们的工作的能力。 另外，现在又开始指定国内期刊，这种“指定”的标准是什么？事实上，国内已经有不少期刊获得了不错的国际声誉，并不需要“指定”。退一步，即使现在的指定是合理的，学科发展是动态的，新的交叉学科出来，指定范围内如果没有合适的期刊，是不是抑制了学科的发展？这种给特定期刊戴帽子的行为，和唯SCI、唯帽子相比更恶劣，不难想象今后国内学者的主攻方向就是如何拿到这些期刊的话语权，或者“高水平期刊”的指定权。其实，我们可以自信地应该让期刊自我调整发展，与时俱进地吸收最前沿的最有活力的研究论文。02几点感想 陈岐岱 吉林大学相关文件出台后，科学网与知乎等媒体上已有很多很好的贴子论述SCI论文作为评价标准的问题和意义。在此就不赘述了，这里谈一下其他方面的感想。对于高等学校而言，其主要任务是：教授知识、创造知识、服务社会（技术成果转化、科普等）。论文和专利是创造知识方面的最重要的产出。当前，国际上高水平大学的教师也主要以发表高水平论文为科研表现形式，教学研究类大学教师真正做好高技术产业化也极不容易。对某些学科，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推动高校老师去做发表论文之外的成果转化，短期内对于解决国家高科技领域瓶颈问题，效果未必好。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必须需要合理引导高校，科学院、工信部、航空航天部门的研究所，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高科技公司协同解决。当前，国家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反SCI至上”的指导文件，初衷很好，但是其带来的后续效应可能是对于高校的评估日益增加，各种指导意见和文件亦会不停的在加大加细。各类评估必然需要数指标、数字，需警惕产生围绕当前规定的新“四唯”。此外，建议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包括高校自身需建立政策反馈机制，根据自身特点系统评估各类教学评估、创新创业活动的成效，共同制定更有效的宏观政策。建议各高校制定“百年育人、百年科研”的长期发展大计，根据国家的指导意见，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师培养策略。配合国家相关文件的精神，不使用简单的行政统计方法来指导反SCI至上问题，从而可避免我们从反“旧四唯”落入新的“四唯”。03美味果酱需小火慢熬，创新成果要真材实料 张彦峰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人民群众宅在家里，除了关注新闻，就是琢磨吃的。笔者也不例外，在凉皮油条肉包花卷葱油饼小麻花后做了一次草莓果酱，熬制果酱的过程照常是全家齐动手/口。习惯于马前炮的家属再三叮嘱：一定要小火啊，不要着急开大火，果酱糊了就吃不成了。我一边开着最小火搅拌果酱，一边想，这话很有道理啊，我们做科研的，想有真正创新的成果，也得要扎实有料，不能浪费了经费，挥霍了时间，错失了机会。1942年，社会学家洛根·威尔逊（Logan Wilson）在描述学术团体时使用了一个词叫做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发表当然是很重要的,存在个人电脑硬盘的数据无人知晓无人分享更无法推动领域内的进步。发表在高质量的、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可以提高学术界的准确性。在职业生涯的任何时期，发表高质量论文都很重要，发表可以帮助学者获得晋升、助学金、奖金等利益。现在的问题是：论文在利益分配上的比重太大了。没有论文，研究生评不到奖学金、教师不能晋升无法发展。研究生的“收入”一般是两部分，固定部分是学校和导师发放的补贴，另外一部分是优秀奖学金，而奖学金的评价标准通常是论文，并且这个论文要该学年有效。这就使成年许久生活窘迫的研究生有了发表快速论文的驱动力。对于教师，论文也是同样重要。没有论文，教师很难有机会主持项目、获得晋升机会，更不用谈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人才计划还通常有种种限制，例如广州的“珠江新星”人才计划限制在35岁。对于工科来说，新教师入职后建设平台开展实验要耗时好几年，埋头苦干突然发现没了申请资格，这也使得教师倾向于做短平快的能发表论文的工作，而不是踏实建设平台创造核心竞争力。这些与论文直接相关的利益分配让学术圈的主体（研究生和教师）都有发表“快”论文的动机，而贪多求快通常伴随的是嚼不烂。本来一篇论文可以讲清楚的，非得留一半甚至大半下回分解，等同于一瓶稀汤拉水的果酱。要想大家都不急，需要降低绩效和奖学金的比重，比如绩效/优秀奖学金：工资/固定奖学金低至1:10，解下挂在驴头前面的胡萝卜，让科研活动的主体不用疲于奔命的去填形形色色表格申请项目申人才计划，而是踏踏实实投入更多的时间到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就像做果酱的时候，多切点果肉进去，小火慢熬才能成就一瓶货真价实的果酱，科研的时候把工作做扎实，不急不躁不掺水，才能出真材实料的成果。04关于科研评价标准与科研资源分配的一点思考郜定山 华中科技大学针对当前科研评价、科研经费资源分配、科研人员收入分配中存在片面使用SCI论文相关指标的等现象，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通知要求高等学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 上述通知印发以后，引发了广大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的热烈讨论。大多数科研人员对通知的出台持拥护肯定的态度，同时也有一些科研人员担心旧的SCI指标评价体系被破除，而新的评价指标体系还未建立，会导致一段时期内出现混乱局面。笔者从事科研工作近二十年，从自身体会出发，对我国科研评价标准、科研资源分配、科研人员收入分配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科研论文SCI指标评价的功与过科研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呈现形式，特别是对于基础研究更是如此。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数据库是从科研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对各种学术期刊、学术论文进行引用次数、引用率、引证关系的记载和数据分析。应该肯定，SCI论文发表，对于早期提升我国科研论文水平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各种SCI收录指标（期刊影响因子、论文他引次数、高被引论文等）被广泛用于高校排名、学科评估、人才项目评审、科研项目评审、职称晋升、科研奖金发放等一系列资源和收入分配活动中。那么，用SCI收录指标来评价科研成果水平是否科学合理呢？结论是否定的。首先，SCI收录指标只统计论文这一成果类型，无法对论文之外的成果进行统计评价。另外，SCI收录指标无法直接体现论文本身的创新贡献和水平。比如，不同学科的期刊影响因子差异很大，生物、材料、物理等学科期刊影响因子远高于通信、计算机、机械等学科。论文他引次数、高被引论文等指标受研究领域方向热度影响，不能简单把高被引次数等同于论文本身创新水平高。引用还需分肯定性引用、中性引用和否定性引用。因此，单一的SCI指标体系，难以科学准确的评价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二、如何更加科学合理的进行科研评价按照科研活动的特点，大致可以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两大类，其目标任务也各不相同。其中基础研究以探索发现新的自然规律、拓展人类知识库为目标，成果主要以高水平论文来呈现。应用研究以解决产业、工程中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为目标，成果体现为新产品、新技术、有价值的专利、重要工程应用、科研论文等。正因为上述两类科研活动的任务目标、成果载体各不相同，因而，无法用单一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成果评价。需要根据其科研特点，来制定其各自的评价标准体系，即建立分类评价体系。例如，对于基础研究，可以采用代表作论文来进行评价，在评价时不应只看论文SCI收录指标，还应更多对论文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学术贡献做出科学评价。对于应用研究研究，不应仅用论文来衡量评价，而应该注重解决相关产业的瓶颈问题、在重大工程中获得应用等成果评价。另外，在科研评价中，不能单靠数指标、数数量的定量评价，而应该结合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为了使得科研评价更加科学合理，必须使评价紧密围绕成果的科学内容、科学创新和科学贡献来进行，只有广泛依靠同行评议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一些科研人员担心不靠定量评价，可能会导致托关系找熟人，带来科研评价的不公平问题。因此，通过建立透明、严格规范的同行评议制度显得极为重要。 三、科研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规则亟待改革目前，学术界“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科研经费资源分配、收入分配规则与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这五个参量等过分挂钩，使得学者在科研经费、收入待遇等方面差距巨大。资源过分集中于少数有帽子、有头衔、有奖项的学者，其中一些学者确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到教学科研工作中，没有树立很好的榜样。大多数没有帽子、头衔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收入普遍偏低，并且很少能获得科研经费、资源的支持。过了“帽子”申报年龄期限的学者，过早丧失了斗志和激情，处于半退休状态。这些现象都严重损害了我国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和精神风貌，亟待通过改革来扭转。比如，通过缩小科研工作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与资源、待遇直接挂钩的各种评比，规范经费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机制，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上述“五唯”现象，激发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潜心治学。 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相信此次教育部、科技部联合整治文件的出台，必将引导科研评价标准和科研资源收入分配规则更加科学合理。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不忘初心，潜心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为实现科技强国梦贡献力量！05“计算电磁学”小领域“破四唯”的思考与建议沙威 浙江大学科技部近日专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旨改进科技评价体系，破除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忽视标志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及工业、国防领域的应用等“唯论文”不良导向。政策一出，科研工作者纷纷发声，各种观点激烈交锋。在国家管与不管，论文、引用看与不看，评价体系公平不公平等诸多问题，展开了一场科研界实事求是、集思广益的大讨论。针对所在的“小”研究领域，“计算电磁学”方向，我想谈谈个人想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近年来，随着5G/6G 通信、高性能计算、智慧城市、和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高频、高速、宽带和多功能集成电子设备正全方位应用到国民经济诸多领域，电磁环境愈加复杂，电磁频谱管理愈加困难，电磁兼容与电磁防护设计问题日益突出和严重，自主电磁仿真设计软件的研发愈加迫切。国外主流商业软件开发历史已30多年，仿真功能和计算性能日渐精进，我国的电磁软件差距巨大。美国对华为进行电磁仿真设计软件禁运，表明电磁仿真已成为卡脖子的重大战略问题，严重阻碍我国通讯行业的发展。而电磁模型的建立、仿真算法的实现、EDA智能设计软件的开发，正是计算电磁学这个“小”领域的“大”作为。国家出台破“四唯”政策，对计算电磁学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可把软件开发及具体应用作为标志性成果之一，而不把论文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上述措施无疑是一种积极的进步，对领域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科技部试行措施也对计算电磁学领域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在这里不得不仔细推敲，总结一二。第一，对一个学者，尤其是高校学者，论文的发表档次和引用情况，依然是其国际学术地位和科研影响力的最重要指标。拿电磁学IEEE Fellow举例，一般来说几十篇以上的IEEE论文，上千次的谷歌学术引用量，并有1-2篇原创性工作，是基本门槛。因此，计算电磁学领域的国内学者，为了争取国际话语权、引领学科前沿，发论文是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没有高质量的论文，很难具有高超的学术水平和学科基础，也不可能研发出创新模型和高效算法，超越目前商业软件的功能和计算性能。而科技部明确表示，论文应该发表在“三高”期刊上。但作为计算电磁学这种小领域，国内的卓越行动计划期刊列表中，并无任何一个涵盖该专业领域的期刊，甚至连电磁学大领域的专业期刊也未发现。因此如果投稿，只能将稿件投至中国物理、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这些大类期刊，其发表难度很大，且难寻找合适的专业评审。而国际的“三高”期刊，由单位学术委员会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确定，因此计算电磁学领域的许多国际期刊也不可能进入这个列表。比如IEEE天线、微波、电磁兼容三个学会合办的多物理场仿真期刊IEEE Journal on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JMMCT)，是计算电磁学领域的权威期刊，众多IEEE Fellow投稿。但目前没有影响因子，属于小领域期刊，不可能进入“三高”列表。因此，科技部的相关政策，无疑增加了计算电磁学学者发表本领域论文的难度。而国内的计算电磁和应用电磁有关的中文期刊，投稿量会大幅减少，进一步的发展将遭遇“滑铁卢”。第二，计算电磁学相关EDA软件的研发，不可能由高校研究者单独完成，而更应该是科技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研究所，十年磨一剑的大工程。电磁软件开发，涉及网格生成、核心算法、后处理、并行技术、界面开发、软件工程、风险投资、产品营销等诸多难题，是系统级的大工程，也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款成熟的商业软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数十年的积累、改善与更新，不仅需要核心算法层面的突破，还要依靠成千上万用户的反馈，不断修改和优化，才能达到工业级的成熟度。目前我国基本的电磁场仿真软件水平，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更不要提多物理场仿真、微纳电磁仿真、量子电磁仿真等新兴领域的软件开发。因此，由企业打头，优化资源调配，进行商业化运作，加之高校对核心技术进行支撑和帮助，是国产EDA软件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美国计算电磁学知名学者，美国工程院院士周永祖教授为例，他本人并没有参与商业软件的开发，但他提出的多层快速多极子算法，被商业软件FEKO采用。此外，周教授本人和Intel公司及其它软件公司长期保持联系，许多毕业的学生在这些公司工作。另一个例子是HFSS商业软件的早期主要研发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李金发教授，目前他并不在软件公司高层，但他的学生赵克钟博士在HFSS从事研发工作。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CL）工作期间，FDTD Solution也和我的合作导师Nicolae Panoiu商议，是否有必要把前沿的光子拓扑绝缘体陈数计算加入软件。国外商业软件通过和一线教授的密切合作，保持了软件的前沿性和更新性，满足了客户新的需求。因此本人建议，国家无需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在哪些期刊，发表多少篇数，发表影响因子高低，过多限制。在代表作和同行评议的体系下，进一步加大外审（避免利益冲突），完善评价体系的公平性即可。而国家需要做的是对卡脖子方向的企业，进行引导或支持，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转换，促成企业和高校之间密切有效的合作，从而推动国家科技的高速、健康发展。没有任何一种措施和任何一种评价体系，是绝对的正确或公平。根据学科、领域的特点，给科研工作者、用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让其自由调节，自由选择，有的放矢；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破除科研帽子与个人生活待遇的挂钩，是未来国家科技决策者需要思考的问题。06谈开展科学研究的初心彭亮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对SCI论文的使用提出了负面清单。广大同行深深感受到了国家在重视基础研究、提升我国科研工作者水平、营造良好科研氛围方面的决心。对于通知提出的多项SCI论文使用原则或规则，我个人表示支持。可以预想，各级单位将会对本单位的各项规则做出必要的修正或修改。作为一名普通科研工作者，现就我所见到、所理解到的一些关于论文、SCI、职称等科学研究所涉及到的多个方面做一些个人陈述，分享给大家。1.科研人员与SCI论文一般情况，科研人员从一进单位开始就会想着如何做得出色，自然就会树立自己工作的目标。这里面涉及到职称和人才头衔两个方面。职称，是各个单位评价本单位人员科研能力、激励科研人员成长的有效机制。理论上职称越高的人员拥有更强的科研能力，更可被委以科研重任。人才头衔，则是国家激励科研人员积极创新的一种方式。拥有人才头衔的科研人员，在各种场合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拥有头衔的人获得了国家的认可，更具有科研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获得职称，需要在本单位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水平；获得人才头衔，需要在更大平台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水平。科研人员通过努力开展科研工作，发表经过同行评议的科研论文，获得上级的项目资助，都是无可厚非是展示自己能力的方式。问题在于，不同人的科研业务能力如何评价？量化是保证公平性的必要手段。当前，对科研加以量化的手段就是论文发表期刊档次、数量、被引用等，很自然地需要依赖SCI、JCR等工具。在科研人员努力晋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如何拿到一些硬性指标，论文必然是重点。这是大家看重SCI论文的内因。看中SCI论文还有其外因。现在的科研单位都非常看中SCI论文、引用次数、ESI，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上级对本单位科研水平的考核和各种排序。所以，各单位都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有明确要求，特别是将发表SCI论文与绩效挂钩，以此激励员工为单位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科研单位又非常看重拥有各种头衔的科研工作者，给他们极高的待遇和科研条件，配备大量辅助人员组成团队，造成相比普通科研人员的断崖式科研条件差距。在强大的激励措施下，有想法有执行力的科研人员都力图通过自身努力“出人头地”和获得人才头衔，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多做各种量化指标，SCI论文是最通用、最有说服力的。2. 破除“SCI论文至上”的迷局直至今日，很多科研团队已经陷入了SCI论文迷局。A：通过论文或者个人待遇提高、争取更好科研条件，然后追求发表更多论文，成为一种闭循环；B：片面追求期刊论文影响因子，在评判有多少科学意义、对本科技是否有推动方面思考较少，等等。围绕SCI论文的这些现象，并不是国内特有的，国外也是存在的。这种SCI论文迷局已经造成了诸多弊端。首先，社会发展实质上失去了优秀科研人才的支持：优秀的科研人员可能很多去追逐SCI论文了，愿意花大力气、长时间坐冷板凳去攻关各种“卡脖子”技术的减少了，因为做这些技术研发可能很难发表“高水平”论文，即使能发，数量也很有限。第二，造成科研经费的浪费：多数有头衔的人才忙于参加各种评选会议，团队内部成员热衷于争夺职称和各类人才“帽子”，偏离科学研究的初心。第三，造成科研力量的消耗：有些科研工作者进不了能发表论文的正向循环后，在规定的年限戴不上人才帽子，拿不到必备的科研条件，形成不了独立团队，无法有效开展科研，接下来疲惫地应付单位的各种考核指标。发表高水平、高档次的原创性SCI论文可充分体现论文作者在科学上的大胆创新、严密逻辑思维、良好的写作和沟通能力等，因此是科研工作者良好科研素养的体现。用高水平论文来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的科学素养，有效且准确。从国家层面，具备良好科研素养的人应该越多越好，因此应该大力鼓励国民发表高水平、高档次的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现在这类SCI论文数量远远不够。用SCI论文来决定个人利益和资源配置，其有效范围仅限于培养科研人员的行业，而不能用于科研事业本身。如果单纯弱化SCI论文，并不利于在各行业中广泛培养高素质的科研人才，也不利于独立科研个体做出多项创新研究。要走出SCI论文迷局、破除以论文为中心的科研闭环，关键在于在科研生态中将论文和利益、资源配置脱钩，不要让论文沦为争夺名利的工具。以下，是我对健康科研生态所做的一些展望。第一，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角色区分问题。不同人员需要走不同的职业途径，需要用不同的尺子来衡量和评价。科研人员的晋升，需要考察其在从业领域的专业水平，必要的代表性论文不可少。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角色互换，科研人员转换技术人员岗位，必须根据其在新岗位的业务水平重新评价定位；技术人员要转换到科研岗位，须展示其科研创新能力，应当在其从业领域发表相应水平的代表性科研论文。第二，科研人员如何安心科研，怎么获得公正评价的问题。科研人员应该根据自身条件，竞聘合适岗位，按照岗位职责努力工作，获得稳定的与岗位匹配的报酬。同档次科研人员只有在科研条件配置无太大差异的情况下，才会有意愿在相互之间达成有效合作，共创更大创新。科研人员应当接受以公开述职、内外同行评议为主要方式的考核与晋升选拔，在未完全履行岗位职责、能力与岗位不相称的情况下，应当接受岗位调整。第三，科研人员要意识到创新科研的长期性。突破性的科研进展往往在于科研工作者脑子“灵光一现”。某个科研工作者未能在规定的年龄期限内做出大的创新成果，并不代表他将来也不会有；同样，已经发表了顶级论文的科研工作者，也并不是说他一定会在今后做出更大的创新；论文成果的发表，未必代表着其能够在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何等重要作用。第四，科研人员应当在本领域精进业务，熟悉本领域行业现状，对未来走势有自己独立的评判。优秀的科研人员应当在行业分析中，发现和凝练一些有潜力的优质课题，以此形成项目申报书，为科学、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作出努力。在向国家科技规划建言献策的过程中，应该尽量客观全面地做出领域或行业分析。在有发展潜力的科学技术方向，应当勇于啃硬骨头、坐冷板凳，避免为满足考核指标而采取的投机性行为。第五，科研人员应当努力开展科研成果转化，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应当通过多种交流平台，向各科学界、产业界公开展示其科研成果，经常性地展开领域内外调研，扩大科学研究之间、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之间的碰撞，促进理论进步和与实践相互结合，让自己的科学研究落到实处。依照国家法律、合理运用规则，通过承担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等各方面获得应得利益，造就自身科研的良性循环。3.做积极向上的科研，从自身做起所谓“唯论文”，其本质上是为满足各类体系的量化指标而产生的一个极端效应。应该说，只要量化评价关联到利益与资源分配，就无法回避这种现象，其它任何行业也是一样。在职业生涯中不“唯”指标，是一个普通科研工作者的渴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地去求真、求实，促成科研健康发展，否则无论国家、单位乃至个人都不是真正的赢家。科研人员需要牢牢记住自己工作的初心，这一点相信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遵守得很好。当前，国家已经意识到科研生态中的各种问题，因此推出了一系列指导意见，正在努力促成更好的科研氛围。相信各级管理部门会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真实愿望、考虑科学研究的自然规律，建设一个积极向上的科研体系，让科学研究回归本位。作为普通科研工作者，我与很多同行期望改革能够更加彻底一些，早日将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从无穷尽的各种指标追逐中释放出来，成为我国科学进步、技术创新与产业革新的重要力量。07关于科技评价新举措的三条观点和建议杨天 上海交通大学我相信大多数科研人员希望自己的辛勤耕作能够形成对学科和社会的真正贡献，大家以科研为终身事业都是带着理想和情怀而来。但可以想象，如果世界上不存在SCI论文，有多少科研项目会继续坚持做下去，又有多少科研项目会换一个做法？我也相信有很多同行和我想法一样，如果自己的工作违背了从事科研工作的初心，反而成为资源流失的渠道，真的还不如回家待业。因此我非常支持新政策的出发点。应明辉邀请，下面浅谈三条个人观点或建议。1.关于奖励：我想打个比方，拴绳子、任务奖励是用来训犬的，对老虎应该放回山，不能用训犬的方式却想养猛虎。真正有理想的科研人员做出好的成果本身对他她就是最大的奖励、最开心的事，没有必要用其他奖励来替代和扭曲好工作的价值。诸子百家百花齐放不是考核和奖励出来的。相信科研人员、尊重科研人员、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让有科学追求的人放心大胆地加入我们的行业、沉下心来追求自己的理想，就一定会好起来。但是，这个理想状态和目前的状态似乎是两个不同的稳态，完成双稳态跃迁需要比维持稳态有更高的输入，因此我也理解管理部门做起来并不容易。2.关于评价与考核：很多人认为需要找到对科研人员的另一套评价体系来替代目前的考核方式，但切不可没有评价体系，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吃大锅饭造成国家投入的浪费。但我提议换个思路。做出顶尖的科研工作需要专注，而专注需要稳定而不是求生的紧迫感，用考核去逼本来就很有理想、很有情怀的科学家只会消灭他们。爱因斯坦说建造科学殿堂的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展示自己的高超智慧从而得到优越感和满足，第二种是出于纯粹功利的目的，而只有少数人是第三种，他们逃离世俗的喧嚣和欲望把自己沉浸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对科学世界进行构造里。为什么考核体系下难出大师，我想答案已经很明白了。另一方面，不从行政层面进行评价考核就真的会造成投入浪费吗？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让大家稳定生活、沉下心来从事科研工作未必要付出更多经济代价。比如，宁可给一个人每年50万工资白养着他她，也别用苦日子逼他她每年去申请100万经费却做不出来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最难的题只要有最优秀的人解出来就可以，因此对于科研这样的行业，过分鞭策大多数是有利还是有弊，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信陵君有养食客三千的气度，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示？3.关于项目申请：按照现状的大项目申请流程，申请团队会花很多时间写本子和准备答辩，而评委需要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决定。这是一个不易理解的逻辑，为什么花了2个月甚至更多时间准备的材料和千万上亿的经费，可以在十几分钟内就判断清楚明白？而且评委并不是个个都是该方向的专家，却个个都需要给分、投票，如果评委对这个课题不是很熟，那他她做出判断的依据有可能脱离帽子、论文、项目等量化指标吗？我建议参考商业投资的做法，让投资专员深入细致地跟项目、做调研、给出投资报告，通过这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解决很多“一刀切”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会让经费流转到真正需要的团队。08SCI论文评价的一些思考段辉高 湖南大学对于一名研究生导师，我首先关心文件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影响，同时也担心自己的研究生误解文件，所以我看了文件之后，第一时间写了几点体会与自己的研究生分享。（1）不唯SCI论文，并不是说不要论文。文件中提到需要三类高水平论文，需要代表性论文，需要国内期刊的论文，鼓励把文章发在国内。（2）文件是鼓励大家不要乱发论文，不发跟风型、热点型、炒菜型、灌水型的论文，而鼓励原创性论文。（3）科研论文仍然是做科研的人必须要发表的，做科研不忘初心，初心还是要从解决人类重大生存问题、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提升国家竞争力等几个方面进行，而这几个方面的进步还是需要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分享，需要数据的不断积累与学术思想的及时交流。（4）整个文件是好事，让我们每个人不要焦虑于文章的事情，可以静心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围绕实际需求和科研的本质去做事；也不必为自己的方向不好发文章或者不好发所谓的高影响因子期刊而焦虑，而应该优先考虑自己做的东西是否更有意义。（5）能写好论文仍然是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能写好科技论文才算是经历了严格的科研训练，有了这个思维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好的沟通、交流和表达，这个素养是跟随大家一生的。针对指挥棒的突然变化，我也在思考一个研究者、一个研究机构在现在评估、评价、评审仍然非常多且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该怎么做，算是对自己的一点提醒，随笔如下：评估评价评审何其多，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其实，对于个人和机构，做事情做决策的目标是优化投入产出。我们知道，对于优化，除了短期优化和局部优化，更重要的是长期优化和全局优化，虽然有时需要兼顾。所有涉及到长期优化和全局优化的事情，都有最基本的底层故事逻辑，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例如对于我们，需要“不忘教书育人初心，牢记科技强国使命”，只有这样才不会跟着指挥棒乱转或者片面理解指挥棒。制定指挥棒的人也不是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最佳的制度，制度是靠大量的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实践出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去研究指挥棒文件，相关的文件中没有哪条是写得很绝对的，而且很多文件的初心也是好的，只是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这也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作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的个体和机构，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去选择做什么及怎么做，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能力，最好能通过实践和实际效果来引领和影响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我相信如果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根本不需要看指挥棒的细节是什么。其实，顶层决策者真正缺失的正是各个个体实践出来的先进的理念、前瞻性的制度及成功的案例。在大方向确定的情况下，长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比去迎合指挥棒更重要。现在最让人担忧的是，没有了指挥棒或者指挥棒突然变了，一些机构和个体很失落，因为多年来为迎合指挥棒（例如SCI、ESI）的付出突然没有价值不大了，不知所措。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作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应有初心和使命所定义的最基本的故事逻辑，明知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也投入太多精力，只顾短期优化和局部优化，资源就会错乱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随着指挥棒的突然改变而疲于奔命，在发展上始终落后别人，同时因为没有定力和长期投入甚至内耗过多而缺乏核心竞争力。从管理部门来说，应允许各个机构在初心和使命明确的情况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选择路径并实现多元化发展，少一些行政干预，给予相关机构和个体更多的自主权。各个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为了初心和履行使命，他们所需要做的优化路径必然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建议就是减少各类针对结构和个人的评估评审评价，相关管理部门可考虑花更多精力来优化资源配置进行宏观调控，而不必具体到操作层面。在优化经费布局的情况下，基础研究可交给学术共同体去自我评价，不涉及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应用技术开发尽量交给市场去评价。09关于科技部的文件对普通中国科技期刊未来发展的影响白雨虹 《Light: Science &Applications》（1）只有基础类研究有论文要求，实行代表作制，具体限定了篇数（个人5篇，团队10篇、20篇或40篇）。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应不少于1/3。“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三高期刊名单由各单位学术委员会确定，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参照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确定。 对科研人员是不是福音有待进一步求证，但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科技期刊绝对不是好消息。谁愿意自掏腰包去发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代表作”的文章？谁愿意冒着被约谈、经费被追回的风险用科研经费发文章？论文总量减少，普通期刊没有论文回流红利，应用的又没有论文要求，普通期刊还发表什么？现有5300种中国科技期刊这次恐怕至少要自动关掉一部分了，剩下的很多期刊也会面临大考。（2）“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按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可否理解为科技部的项目都不能发表在其他普通期刊，代表作应发表在“三高期刊”？否则不允许在项目经费中报销。如果没有考核，单纯是为了学术交流而写文章，或者对作者是重大利好，估计很多国内期刊为了暂时的存在，会采取不收版面费的方式吸引稿源，这样，普通期刊，可以为学术交流而交流，问题是长期如何生存？纯公益属性？（3）“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科技活动，……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项目（课题），不把论文作为申报指南、立项评审、综合绩效评价、随机抽查等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不得要求在申报书、任务书、年度报告等材料中填报论文发表情况。”即许多科研活动都不需要论文。总之，除了基础研究需要5篇代表作以外，其他都不需要提供论文，也就是写或不写均可，甚至连三大奖里边的创新和发明，都不需要论文。这样一来，普通中国科技期刊为什么需要存在？谁需要普通中国科技期刊的服务？普通中国科技期刊的稿源从哪里来？ 10关于科技部“SCI”新政的几点思考杨兰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Photonics Research》主编最近科技部为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出台的新政，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在学术圈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大家欣喜科技部花精力改善科研环境的同时，也有担忧，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评价批判旧有的机制之前，我们有没有确定新政一定就解决现在的问题，还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应“两江科技评论”公众号的邀请，作为成千上万个在学术界的作者之一，也做为另一个身份—科学杂志Photonics Research的主编，既是科研工作者和作者，也是为学界服务、宣传科学的杂志编辑，从不同的身份来提供我的视角。新政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的出发点是好的，主要是为了扭转不合理的教育评价导向。但是这个新的标准是不是解决问题，如何执行，能不能考虑到大部分科研工作者的需求，以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没有一个合理且客观的标准，执行起来不仅是难，而且会引发新的问题。新政要点大致是：· 对基础科研，注重新发现，新观点，新原理，新机制等标志性成果的质量和影响。· 对论文实行代表作制度，合理确定代表作数量。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不应少于1/3。· 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期刊的论文，或者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报告的论文，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 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指出均不允许列支。· 对于发表在‘黑名单’和预警名单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不得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出。 先赞扬一下一些改进，比方说不要专注在SCI论文数量上，认识到SCI其实只是一个文献检索系统，并非评价系统，所以不能把它做为评价论文水平的标准。同时，鼓励科研工作者注重工作质量，还有代表作制度。类似的举措其实在别的国际评价体系也是如此，例如，IEEE fellow的评选，就要求” Explain how the nominee’s one or two most distinctive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ment or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就是说，一个人的学术贡献不是靠发文章的数量，而是看工作本身是否推动学术进步或者在实践中的应用。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制度上鼓励大家不要分散精力，而是集中精力做好几件重要的事情。新政还强调要避免‘一刀切’的问题，不能只看论文，也不能不看论文，不同类型的科研，论文占不同权重（划重点，新政不是说论文不重要）！ 但是，这个世界最不缺赞扬和迎合。既然写反思和评价，咱们看看不足的地方—目的就是如何让这个系统未来更加好。系统的改革，不是简简单单取消客观标准，而是要优化评价标准，用一个更好的去取代原有的。比如，怎么定义三高论文，现在这个三高太模糊，哪些杂志或者顶会属于这个范畴？什么是公认的国际顶级期刊，Nature及其子刊，Science，Cell 是公认的，可是把他们所有的文章加起来，数目也远远小于来自各个科研组发表的文章，必然需要更多杂志进入这个有影响力杂志的名单。如何定义，靠影响因子吗？那又进入了简单量化的死胡同—不同领域的杂志，不是简简单单影响因子就可以说明影响力的。不同领域千差万别，有的领域的顶级杂志可能不到10，如何制定这个名单很重要。理解新政的出台，里面的一些字句体现了决策者的用心良苦—有的政策是‘不得’，有的地方是‘不宜’。‘不得’意味着禁止，‘不宜’说明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以商榷，这给予了学校科研单位一定的空间去解读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具体策略。但是不得不说—某些地方对科研工作者太严苛了。比如“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任何领域，都会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固然有占着位子不作为的人，发的文章没有实质性内容，甚至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模式。新政对约束这样的人是有效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学校现有的tenure制度，各种帽子，各种title，以及没有名校或者大团队的优势等等，已经把很多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空间压缩到一个角落—每天被各种事情追着—除了科研，还有教学，为杂志审稿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的会议以及需要服务的委员会（committee）。不是每一个优秀的人才都会幸运的在一个有足够资源的平台和团队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一切从头开始，起步就要三高论文，谈何容易。而且，一个科研的影响力（impact)不仅仅是发表在哪个顶级杂志哪个顶会决定的。不是说达不到三高标准的科研就一定没有意义，相关论文发表支出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话说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一个用于产生高强度，超短激光脉冲的啁啾脉冲放大技术就是发表在一个影响因子不到3的Optics Communications上。回到最初的反思，新政的出台是为了应对现在的一些问题，不要唯论文论是对的，评价体系需要多样化，能包容各种形式的贡献。但是，切忌一刀切，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成了捡了芝麻丢了瓜。现在的系统固然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坏的，越来越多的团队作出国际影响力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值得称赞。新政出台是好事情，而且给了院校一定的自由度制定执行适合自己的政策，这是非常点赞的。但愿执行者在改变的同时，合理的包容和照顾，给科研工作者足够的自由度和空间，让他/她们成长。提供不同的生存空间，有的基础科研，是需要十年磨一剑，短期看不到成果，如何让他/她们适应生存在这个量化的体系里；有的科学发现，现在看来是小众的科研，未来可能为一个变革性技术提供基础，比方一些新的理论，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让人接受，这在科学发展史上并不少见；也有那些科研方面没有足够资源条件做有影响力工作的研究员和教授，他/她的才华和贡献体现在培养学生做科研，为社会培养科研创新的生力军，也需要给他们机会。11关于SCI及专利“新政”的几点思考周林 《知识产权研究》集刊主编最近，教育部、科技部连续就“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及“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发文，希望借此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营造高校良好创新环境，以及将专利转化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作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以及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不单纯考核专利数量，更加突出转化应用。与其说这是“新政”，不如说是对此前相关政策的“纠偏”。从总结经验，纠正以往工作中存在的过分强调SCI在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影响，以及纠正过分看重专利申请数量而轻视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把高校教学科研、培养优秀专人、将科研成果付诸应用等引到朝向正确方向前进的轨道，“新政”无疑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 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一个“亮点”是，规定科研人员可享有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它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将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处置权等权利都归属于国有，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不利于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的局面。 但是，“新政”也好，“亮点”也好，要想彻底纠正以往偏差，逐步将高校科研引向正确轨道，调动人的积极性，不断推出新产品，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尚有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需要落实和解决。例如，为破除论文“SCI至上”，不以SCI作为科研绩效评价的标准，那么，新的标准是什么？可行的替代方案又是什么？如果把SCI跟科研活动、授课内容、社会服务等结合起来，综合考量和考评，除了SCI这个“硬”指标， 其他指标都是“活”的，实践中如何把握？专利申请的数量曾经是考核高校科研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于是，为追求高指标，实践中就会发生“重申请，轻转化”的情况。一些高校把大量科研经费用于交纳发表论文版面费以及专利申请费和专利维持费上。表面看，发表论文很多，申请专利数量很多，但实际上给社会提供的新产品却很少。“新政”提出高校要以质量和转化绩效为导向，更加重视专利质量和转化运用等指标，对改变以往的“论文困境”和“专利淤积”局面或有助益。 高校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以往的工作中，虽然也提出要重视成果转化问题，但是迟迟得不到很好解决。这并不是不重视，而是没有专人去研究具体对策，拿出可操作的办法。例如，转化问题涉及市场调研和预测、资金筹措和融资、法律咨询和维权、产品营销和推广等诸多方面，需要多方面专人的高质量服务，而高校自身并不完全具备这些专人。本人曾多次到某科技园区调研转化问题，在企业与律师见面会上，企业存在的问题被发现，律师的专长获认可，但到了具体签约阶段却“卡壳”了，原因在于企业没有把本应付给专业服务的相关费用列入预算。高校应当认识到，研发有成本，服务也有成本，投资、融资、产品设计、营销等方面都有成本。转化工作必须计算这块成本。“教技（2020）1号”文件在“重点任务”里面，有一条比较“实”的规定，即“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支持高校通过学校拨款、地方奖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等途径筹资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用于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专利导航、专利布局、专利运营等知识产权管理运营工作以及技术转移专业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形成转化收益促进转化的良好循环。”设立此项“基金”的初衷看上去是好的，它或许能弥补和解决一些研发单位或企业在成果转化方面的预算或资金难题。2020年2月14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在解决科研成果的财产/权利归属方面，突破了以往都归属于国有的局限，因此有人把它跟美国的《拜杜法》相提并论。有人说该“实施方案”“是我国从政策与模式创新的角度，鼓励科研人员投身科技成果转换的一次尝试。”但是目前在没有看到方案细节的情况下，我们更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宣示。美国《拜杜法》的宗旨和精神是“希望能透过产、学、研的协作，以专利权所产生的诱因或积极性来激励美国对科技的研发（尤其是基础科技）与国际竞争力，用科技带动经济复苏。同时希望能避免研发机构的人才流失和专利权的闲置浪费，以产学合作来实现产业升级，用专利权“下放”给从事研发的学研机构来激活创新研发、驱动市场机制，并以专利的商品化来开展创新事业，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境内的就业机会。” 《拜杜法》以权利下放和市场机制来激活、驱动产学研的合作研发，透过商品化来促进知识扩散与经济发展，从该法的实施结果看，这一理念得到了实现。该法出台后几年内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翻了10倍，并使得美国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并不仅仅出自这一部法律，而更多的是“市场机制”的结果。有专家指出：《拜杜法》是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来统一美国全国的专利运用政策，以‘兴利’做为出发点，几乎对于市场机制不做任何的干预。此次SCI及专利“新政”能否取得预期结果，倒是可以拿《拜杜法》在美国实施所取得的成功来做比较。“新政”的初衷或许不错，但是实施起来未必乐观。担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主导“新政”实施的某些高校领导和地方政府，能否在实施“新政”过程中遵从和顺应市场机制，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把本应属于“服务”的对转化工作的管理，当做一种“权力”来运用；二是高校及其科研人员需要不断明确它们首要使命是知识扩散，而不是赚钱！唯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在面对各种利诱下仍然做好科研成果转化的工作，做好符合其宗旨与使命的各项工作。12谈谈这几年在公司做产品研发的一些体会 徐骏博士 华为横滨研究所公司开发新产品，核心目标永远是利润。打开来讲，就是问这几个问题：价值，这个技术是不是不可代替，这个技术带来的新功能是不是客户真正的需求，这个技术的根技术（物理机理）是否足够清晰，这个技术是否有发展延长线；可行性，能不能量产，量产如何发展产业链（或升级现有产业链），量产的成本（包括初期投资，生产成本，生产良率），产品性能和可靠性之间的平衡，市场可以接受的定价范围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技术上，还会牵涉到很多销售、市场、行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回到各位教授们所擅长的科研创新，如果要把实验室技术转化成新产品，就需要从上面这些纬度审视。中小型创新公司和大型公司还不太一样，中小公司，特别是初创公司，目标是拿出样机，展示新科技，继续融资扩大再生产；大公司的话，一般是需要向客户推出成熟可用的产品，是不允许有失败的，因此内部实际上经历了十分严苛的历程。而且对于消费电子品来说，发货量动则百万，甚至千万，这需要相当严格的品控。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工程上的dirty job，远不像科研那么高大上。硬件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投入，是要经过多轮的沉浮与迭代，有时候甚至是需要背负大量的亏损的。一个技术从实验室demo到真正产品，走个五年十年太正常不过。回过头看京东方、中芯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台，是不可能的。但核心竞争力的构建，这份耐心必不可缺。目前国内，有这样的耐心一步步发展，扎实研发的公司还太少，这也需要国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倾斜和支持。我也希望能更多的构建产业界与学术界的交流平台，教授们能听到产业界需要什么，教授们也可以把自己的新成果新想法展示给产业界。双方思想互相碰撞，或许就能有更多的火花。

作者：周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向世界讲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故事，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国策。习总书记在多次出访中，都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个国策。凭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习总书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更有效、更规模化、更成功地实施这一策略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和策略已经有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学术界对海外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策略、路径和模式研究成果颇丰。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然而，我们文化输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仍然较为艰辛。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翻译的书籍在国外并没有真正地打开市场，为世界所接受。我们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仍然不够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我们的对外传播策略，并探索如何真正有效地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中华文化“走出去”受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我们所传播的文化与输入国所期待接受的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诚然我们现在国内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译者，出版设计水平也非常高，对外译介成果非常丰硕。然而，最终得到其它国家本土读者认同的译本却并不多。以我们现当代文学传播为例，真正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的译本还是由西方本土译者所选择并翻译的译本。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目前文化传播策略，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上所述，翻译策略研究非常重要，然而如果不考虑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则有可能造成译本不为受众接受的后果。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将文化传播过程分为接触与显示、选择和采纳融合三个阶段。大量译本推向世界只是使我们所希望传播的文化呈现在受众面前，而受众如何进行选择这一阶段就成为评判传播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采纳的关键环节。目前我们学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将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著作译介并传递出去，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是否有效地传播与接受的重要领域：海外权威学术期刊的研究几乎很少去关注。针对这一现状，对海外权威学术期刊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他国学者的研究旨趣，确立以受众为重心的传播方式，并力求找出作为文化传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契合点，进而促进中华优秀文化更有效地为目的语国家所接受，最终真正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顶尖的学术机构所出版的学术期刊，体现了学术前沿性、前瞻性和权威性，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无疑就是其中的代表。哈佛大学历来都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作为美国汉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哈佛大学历年来名家辈出。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以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等学术机构、院系和刊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汉学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刊于1936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作为哈佛大学研究的权威级期刊，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学术界的风向标之一。与此同时，它也体现了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旨趣，并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对《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八十多年来，尤其是千禧年以来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及书评的回顾，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美国汉学的发展脉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中分析西方独特的研究视角。这些为我们深入分析接受国的“期待视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让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化真正落地，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进行文化输出，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首先，不同的文化土壤滋生了不同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旨趣的不同我们可以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重要的论文得以一窥究竟。从历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论文来看，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戏剧等仍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核心。然而，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阈并不囿于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研究视角，而是立体的、多维度、跨越学科边界的多元化研究。同时，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也绝不拘泥于某一方面，而是融会贯通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并运用西方文论中新的批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科林·霍伊斯的长篇论文《言外之意：北宋的游戏与诗歌》、同期的长篇书评《狐狸与鬼魂：纪昀与十八世纪文人讲述故事》；书评《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物品》；阿尔弗雷达？默克的《中国宋代的诗歌与绘画》；著名西方汉学家袁苏菲的两篇书评《17世纪中国的戏剧家和文学游戏》、《欲望戏剧：早期中国宋朝戏剧的作家、读者以及再生产》，以及论文《蟒袍礼物：“金瓶梅”中物的流通》等论文都是运用新的批评方法对经典文学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元化解读的代表性作品。当代美国汉学巨匠宇文所安的《诗经的再版》、《唐朝的手抄本遗产》，《早期中国经典诗歌的形成》这三篇文章则不仅仅将研究视角拘泥于文学本身，而是将文学与文学生产与传播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阈。同样，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海外学者试图挖掘被经典文学话语排除在外的私人性话语，与主流文学话语一道丰富了我们文学的研究领域，也同样拓展了我们文化“走出去”的空间。最典型的代表有对西方知名汉学家、翻译家杜博妮的著作《当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鲁迅与许广平的亲密生活》进行的长篇评论。而《休闲文学与中国现代性》则探究了现代性与中国休闲文学这一较少受主流学术话语关注的领域。这些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不仅给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也能指导我们在外宣工作中采用更为丰富、灵活、多维度、立体化、多元化的战略，从而打破学术/非学术、经典/大众、菁英/通俗话语的疆界，找到我们文化输出与海外接受的契合之处，将中华文化更有效地引入国际视野。其次，海外学者把以前被排斥在经典文学传统之外的边缘声音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关注性别、族群、地方话语等问题。例如，著名美国汉学家白亚仁的书评论文《剑与绣花针：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女侠》、《美女与小说：十九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其它如《清朝的性别与文本政治：<正始集>研究》、《发声的女士：早期中国文本中的性别与男性群体》、《女鬼：十七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与性别》、《作为作者的她自己：晚清中国的性别、代理与写作》等大量的书评和论文可以看到性别研究在当代《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分量。其它如对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苏州、杭州、安徽等地方文化的论文也占据了不小的篇幅。第三：大众文化和新媒体的涌现不仅吸引了海外汉学家的关注，也为我们对外传播打开了新的思路。大众文学期刊、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不仅挑战了传统主流文学的出版模式，拥有大量的文学受众，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状况也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拓展了新天地。总的说来，过去我们对外宣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新媒体的出现，其实也为我们在新时代的外宣模式上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在近年来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同样体现了海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西奥多？D. 哈特斯撰写的《文体问题：文学社团与现代中国的文学杂志，1911-1937》一书的书评就向我们展示了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团体以及我们学界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大众文学期刊的研究兴趣。该著作的作者迈克尔？霍克斯（贺麦晓）是当代英语世界学者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他于20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网络文学》一书成为近年介绍、分析和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而我们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多维度、多渠道、多方位地进行文化传播，同样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当然，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西方汉学研究中的政治偏见使我们在分析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一些带有偏见的政治话语。但总的来说，海外汉学不同的学术旨趣与研究视角使我们在文化输出时必须考虑到预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我们在文化输出时最终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然而，我们过去在外宣过程中由于对目的语国家的需求不够重视，造成我们的文化输出常常与目的语国家的需求相割裂，因此我们的对外输出并没有很好地达到预期效果。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我们向世界展示我们优秀文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时，在文化输出时充分考虑到接受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研究旨趣以及文化差异，是我们当下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者简介：于2006年获得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于2014年完成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08CWW005），以良好的成绩结项。目前正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非裔文学史》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3&ZD127）。在相关研究领域出版专著：《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博士论文）、《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其中，《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获得校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当代文坛》等发表学术论文数篇。（来源：光明网）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ISl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公布的一项数据，自1975年开始，JCR每年公布一次上一年的数据。影响因子指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这是一个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影响因子是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的。以2010年某一期刊影响因子计算方法为例，IF(2010年)=A/B，其中A为该期刊2008-2009年所有文章在2010年被引用的次数，B为该期刊2008-2009年发表的所有文章总数。影响因子不仅是测度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的指标，也是测度期刊学术水平乃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和学术刊物地位的主要因素，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通常，期刊的影响因子越高，其学术影响和作用也越大，学术水平也越高，期刊的重要性也越高。每年期刊的影响因子数值是动态变化的，与期刊发表论文总数和被引用量相关，个人、出版社和期刊无法掌控其变化。图书馆可以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客观评估期刊质量，制定期刊引进政策，而作者可以据此决定投稿期刊。对于期刊中发表的单篇论文，是没有影响因子的，只能通过该论文的被引用次数相对评价论文质量。目前期刊影响因子的查找方法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方法是在 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查找。该数据库内的检索信息非常强大，结果比较权威，但需要购买后才能使用。一般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购买之后，其IP地址可以进入该数据库。进入数据库界面后（图1），在检索对话框内输入期刊名称进行搜索，检索结果显示发表在该杂志上的文章，单击任一文章名后，则看到文章全名和摘要，在摘要右侧有“查看该杂志影响因子”，单击链接后显示杂志影响因子。比如要查找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 NATL ACAD SCI USA）这本杂志的影响因子，首先在检索框内输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并在检索范围内选择“出版物名称”进行检索，单击其中任一论文名称后，出现该论文名称和摘要的显示界面，在论文摘要的右侧，可看到“查看期刊的 impact factor(在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R中)”，单击该链接后出现图2所示界面，可以看到P NATL ACAD SCI USA杂志2012-2016年的影响因子数据和走行趋势。该方法看似比较繁琐，但在使用时有其独特的优点。首先该数据库公布的影响因子数值来源于JCR，是官方统计的，权威性比较高，并且给出了期刊5年的影响因子数值，有助于判断期刊质量；其次，在该数据库内检索论文时，在论文摘要的右侧均出现查询影响因子的链接，可以随意查找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从侧面反映检索论文的质量，使用时非常方便。图1 Web of Science检索期刊界面图2 P NATL ACAD SCI USA杂志5年IF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医知网数据库，该数据库需要注册、登录后才能使用。该数据库是中国人开发的专业医学信息服务平台，除能够提供医学外文文献检索、全文传递、馆际互借及其他医学、药学信息服务外，还有文献摘要的在线中文翻译等功能，比较适合中国人使用。进入数据库后，在期刊导航界面，可以利用期刊名称、刊号ISSN或主题范畴快速查找医学类期刊，另外还可以看到按影响因子高低排列的期刊，单击相应的期刊名称、期刊简称或参考中文名称等链接，就可以查看期刊的基本信息。第三种方法是利用百度或 Google搜索引擎，在检索框内输入期刊影响因子或 Impact factor后出现多个链接，在链接界面的对话框内可输入期刊名进行查找。该方法是利用 Internet的网上检索功能，使用时比较方便、简单，缺点是可信度不高，而且有时检索结果不能及时更新。第四种方法是登录JCR网站，输入期刊名进行查找。但是该JCR数据库需要订购后才能进入，个人在使用时不方便。除了上述四种方法，在网上还有各种下载文件可以利用，但下载文件一般不是最新的数据，在查询时只能作为参考显然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低与期刊的影响力和作用大小以及学术水平相关，但简单地认为期刊影响因子高，其影响力就大，论文质量就一定好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影响因子的高低与多个因素相关。首先，影响因子是一个整体统计概念，反映的是整个期刊两年内发表的论文在一年内的被引用量，是一个总体指标，而与单篇论文没有关系，且与学科有关，不同学科的期刊相互比较没有任何意义。比如某个领域的研究论文越多，该领域期刊的影响因子可能相对高些，研究较少时影响因子则略低。而且由于期刊发行间隔及发表论文的数量不同，也能对其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评价期刊和选择目标投稿杂志时，一定要客观看待期刊的影响因子。

来看一组数据：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位列世界第二，但超90%发表在国外期刊；对比国际期刊的“秒回”，一些中文期刊的审稿时间长达9个月；对比国际期刊全文刊载，不少中文期刊吝啬地将篇幅限制在8页；……学术界不投中文期刊的原因是什么？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最近再次出现在某知识问答平台热榜。短短两周，便吸引了180个回答，浏览量超过34万。中文期刊到底差距在哪儿？如何摸清定位实现破局？近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邀请科技界、出版界专家，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超9成SCI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问：中国期刊的生存现状是什么？任胜利（《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9年，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超过50万篇，位列世界第二。2000年，中国SCI期刊对中国学者论文的贡献是41%，到2018年下降到7.4%。也就是说，100篇论文中只有7篇发表在中国期刊上，另93篇都发在国外期刊上。此外，中国的SCI期刊数量也与中国SCI论文发展不匹配，中国期刊越来越滞后于中国论文的发展。9000多种SCI期刊中，中国期刊只有241种。中文期刊的重要性和发展的急迫性不言而喻，但中文期刊的现状是小、散、弱，同质化明显。小即规模小，一本期刊大约发200篇文章；散即分布散，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只有1.16种期刊；弱即影响力弱，大多出版单位只有一种期刊，很难做大做强。同质化严重，缺乏学科分布、学术定位的考虑。大学学报中，以大学学院命名的有519种，约占中文期刊的12%，而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的，很难体现特色。综上所述，中国期刊面临质量不高、评价导向导致缺乏优秀稿源、学术定位不够明晰等核心问题，尤其是中文期刊。问：如何看待“差评”中文期刊的现象？崔鹏（清华大学副教授）：差评中文期刊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科技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的顶级成果一般不会考虑投稿到中文期刊。以计算机领域举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术话语权不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发论文实际上希望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学术共同体是分层次的，有些是引领性的，有些是跟随性的。引领性的不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国外期刊就是最好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某些领域的中文期刊没搞好的客观原因是，我们的科技发达程度不足以支撑打造一本该领域的一流国际期刊。二是，一部分科研工作者要受到国际同行认可，需要国际舞台交流学术进展。包云岗（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学术发表只是整个科研活动中一个环节，现在都盯着为什么差评中文期刊这件事，其实大可不必。很多时候整个链条尚未完全运转起来的情况下，仅仅看一个环节未免偏颇，因此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中文期刊上。计算机领域，很多顶级会议获得认可，一定程度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源头就在会议上，或者来自某一个期刊，学术界与期刊、会议的互动经形成正向循环。如果哪一天中国的需求走在世界前沿，又能够在国内找到技术方案，那这些技术来自哪里，哪里就会形成新的舆论阵地。问：绝大部分优秀论文流向国外，中国是否是学术全球化的受害者？崔鹏：学术全球化，中国到底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国际期刊向中国开放，是把中国学者逼到国际舞台，逼到国际学术圈，中国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假如现在贸然禁止所有论文发表到国外，那就是变相加速了外界对中国的学术封锁。定位不清是中文期刊发展的拦路虎问：如何解决部分国内办的英文期刊，既不受中文期刊的待见，在国际上竞争也很尴尬的问题？王静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定位不清晰是影响中文期刊发展的关键。语言是中文期刊国际化传播的劣势，大多数欧美一流学者是不懂中文的。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期刊的读者群体就被限制在中国。那么就必须考虑，中国的读者群体需要什么。如果不想清楚这个问题，找不准市场定位，片面办中文期刊的英文版，是无法提升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的。问：有的中文期刊审稿需要9个月，如何破解？鹿泽光（中科国鼎数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计算机领域的中文期刊编辑很难找，基本上CCF的15本会刊全都缺编辑。李季萌（爱思唯尔学术期刊部出版人）：爱思唯尔的计算机期刊集群在亚洲有700多个编辑，这个数量显然无法满足目前的需要。所以这也说明我们需更加紧密地跟亚洲科研工作者联系起来。目前，亚太学者在期刊出版中的话语权还是不够强，所以我们也是想跟学术界一起探讨，怎么增加亚洲学者在期刊领域的话语权。任胜利：国际上有像Nature、Science、Cell这样有专职编辑的高端期刊，但更多的还是Springer—Nature、Elsevier等大型出版社主办的以编委会力量为主的学术期刊，充分依靠编委初筛稿件或邀请审稿人等办法解决审稿这一难题。对中文期刊来说，我觉得也要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发挥专家办刊的优势。问：中文期刊收版权费，因而限制了版面。一般投稿到中文期刊的论文不能超过8页，导致很多论文虎头蛇尾，是这样吗？任胜利：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实际上，对论文篇幅和参考文献的限制也是部分期刊编辑的人为规定。有关期刊总页数也是可以弹性的，在上报期刊主管部门和邮局发行时可适当放宽某一期的页数，出版时尽量不超过上报的页数就可以。问：中文期刊发展空间有多大？任胜利：2019年我们曾做过问卷调查，从反馈发现，94%的科研工作者认为需要中文期刊，同时对中文期刊的未来表示忧虑。如果认为中文期刊做得不好，差评中文期刊，那么科研工作者的投稿意愿就会降低，造成恶性循环。但是，95%的科研工作者愿意为中文期刊做贡献，就是说中文期刊还是有潜力，可以发展好的。抓住本土学者以破局问：中文期刊如何把学术界拉回来，建立学术声誉？邬明权（中科院遥感所副研究员）：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学者不去发中文期刊，首先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学生毕业要求发SCI，所以所有人都去发SCI，而不是去发中文期刊。学术界不发中文期刊，不是因为中文期刊不好，而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罗训（天津理工大学教授）：一个期刊的水平跟一个期刊的学术志愿者水平直接相关，但是学术志愿者精神现在在国内学术圈是欠缺的。事实上，学术的互相评议，前人不传帮带，后人的学术水平就很难提升。前人不对期刊把关，谁又能当好期刊的守门人呢？王静远：ACM、IEEE会议办得好，就是抓住了学术共同体。中文期刊如果想要办好，办成顶级，一定要抓住本土学者，发动一群学术志愿者来审稿这一点很重要。问：具体如何操作？任胜利：应该说中文期刊在学术成果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是十分重要的。很多中文期刊的作者以研究生为主，也有期刊编辑或编委调侃中文期刊就是研究生的“作业本”，也就是说研究生最初的几篇文章都是通过审稿人的审稿、把关后在中文期刊发表的。这个过程对于提升学生对研究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研究素养是很有帮助的。所谓的研究能力培养，写文章和修改文章应该是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建议青年科学家更多、更早地参与到中文期刊的建设中，如建立青年编委会或青年审稿人制度，让年轻有为的学者先参与进来，做期刊的审稿工作，提升中文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以获得广大科研人员和学生的认可。崔鹏：每年有大量优秀年轻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这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是利好的。希望在后续科技期刊发展和建设方面，能够更大程度引入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共同呼吁国家做相应的政策调整，更好地运营学术共同体。编辑：陈显琳核校：郭小花来源：摘编自中国科学报官网、瞭望智库、共青团中央等原标题：超9成SCI论文发在国外！中文期刊到底差在哪、作者：卜叶

2020年刚刚与我们告别。到了新旧交替的时候，关于2020年的各种关键词在国内各媒体涌现，而被迅速控制的新冠疫情似乎只是万象中的一环而已。但疫情仍旧急转直下、封锁只见缩紧的英美和欧洲，疫情依然是大部分讨论的根源。《卫报》、《纽约时报》等大型刊物也照旧风生水起地整理着影视作品类的年度榜单，可在名单列举之外，该用什么语言来总结过去一年，总结一场在日常生活中无影无形的病毒天灾？困在公寓楼里、丧失了具体生活体验的人，又会怎么回望和记忆？战争、足球赛、马拉松、海啸、火……哪种比喻更适合用来描述这场波及全球的疫情？对于疾病的隐喻，也许恰恰反映了我们对抗失语状态的努力。疫情的冲击也推动了媒介的蜕变，影院遭遇寒冬之际，是否意味着长篇电视情景剧的温情回归？从疫情隔离以来，孤独的封锁生活是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一些人就此提出了“肌肤饥渴”。对肢体接触的渴望，既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也是寻求人际联结、抵抗分裂现状的表现。撰文 | 冯塬雅从语言说起：用来描述疫情的隐喻，哪种更为恰当？我们对于疾病的表达大多寄托于隐喻，这种语言现象即其后的社会学效用自苏珊桑塔格撰写《疾病的隐喻》起，便在每场大规模传染病中复以讨论。肺结核等自发疾病在历史上被解读为内部性格弱点，但这种偏见似乎在逐渐过时；相较之下，桑塔格对病毒侵入式疾病的社会解读与当下越发相关。兰卡斯特大学的语言学教授Elena Semino在年末发表了学术论文《‘不是士兵而是消防员’——隐喻与新冠》（“Not Soldiers but Fire-fighters” - Metaphors and Covid-19），与其长期研究的癌症相关修辞的学术成果几乎同时发布。 作为语言学家，Semino肯定了隐喻助益表达与信息传播的效用，也沿伸了桑塔格在“爱滋病及其隐喻”中关于军事隐喻的警示。“对抗新冠的战争”这种说法，先后被博伊斯和特朗普在英美援引，以调动大众的意识形态。微生物的入侵需要身体的军事防御，也作为紧急状态获得义无反顾的投入热情、研究力度和资金补助。积极作用之外，这种消除传染的高效语言手段若过度调动、从医疗反弹到社会形态，便会将对疾病的敌意转嫁患者，以之为群体中的他者、威胁性的猛兽、待切除的有害部分。他者越发容易招致抨击，管控越发令人心安，无论此处的他者和管控是否依然只限于医学语境。这种难以把控的观念转换，正是隐喻之高效的阴影面——不确切而极富情感维度，使表达的暗示作用充满风险。而原本就卷在各国政治中的疫情，自然也早在三月爆发之初就因为战争隐喻招致九个月以来持续不断的批评。《疾病的隐喻》，(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4月版Semino在论文中提出了相似的批判。她举出实验结果证明桑塔格的观点：使用战争隐喻的时候，未被治愈的患者会不觉自视为败者、弱者、对抗疾病大军的被背叛者，负罪感更深。同时，与重症为军事大敌，或会令人产生败局已定的绝望，因为成败便概括了所有对抗的意义。这种宿命感会在长期疫情中趋之不散，因为一个确切的胜利似乎遥遥无期。Semino也引用了最新的调查结果：疫情中，人们更容易因为悲观而不时放弃自我管理，譬如酗酒、暴食。这或许也有西方国家长时间封锁下的普遍心理健康问题作祟，却也是种可能的推测。 但不同于大部分批评者的是，Semino的论文更像是疾病隐喻使用的系统指南。她主张继续使用隐喻但加以区分，因为实验显示同样的医学现象若使用修辞，患者不仅理解更多，也更愿意接受疫苗；甚至连军事隐喻，也能通过适当的运用促进集体投入。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一个长期的全球现象，一个单薄的比喻是不足以呈现其复杂性的。Semino等人自三月起开展了名为#RefraseCovid（重述新冠）的疫情比喻收集，为军事语言寻求替代。论文中举了如下例子： 1. WHO官员在一次演讲中将疫情比作足球赛，称防守、进攻并重：与战争比喻相似，重对抗与输赢对立；2. 瑞典首相称疫情为马拉松：着重体现疫情防护需要的耐性3. 巴伐利亚总统称“我们尚未越过山丘”：与马拉松比喻一样强调慢长而艰难的过程，暗示一个模糊的结局；4. 英国医学教授Hugh Montgomery称伦敦会在接下来的两周内迎来海啸般的病例确诊；某新闻中称马德里的医疗系统将迎来雪崩式的压力：运用自然现象和灾害体现新冠为政府和医疗系统带来的冲击，也对本应提供更多资金支持的相关政府委婉施压；5. 最具原创力的疫情比喻之一出自挪威媒体，原文是“如果要在此时成为英雄，就应该像个刺猬。不要学雄狮怒吼或像巨人般紧急，而应裹成一团等待，暗暗期待柳暗花明”：与对抗性的军事比喻形成强烈对比，提倡大部人主动自我约束，以减少病毒传播。一位加拿大艺术家在受“二战”时期海报启发之后，创作了帮助控制疫情的海报。而在全面整理之后，Semino认为“火”是对疫情的最佳比喻，因为它能对应疫情的多个面向、画面感强且极其易懂——传达危机与紧迫感；像疫情一样分为多个阶段；易于解释传染的起因和个体在传染过程中的作用；有助于解释减灭传染的手段；消防员的角色可对应医护人员；火灾之后果与疫情一样与社会平等问题息息相关；易于对比和描述疫情后的未来社会。Semino的论文只是众多对抗失语状态的努力之一。除了干瘪无情的报告和用力煽情的采访之间，我们表达和描述疫情的方式其实不免贫瘠，这也意味着牵连其中人——医护人员或患者——的角色与体验在大部分读者心中要么极其抽象，要么极其个体化，且都不免渲染。在长期深陷疫情困境的西方社会来说，通过语言本身来理解疫情和引导大众的情感回应的确是绕不过的命题。媒介的蜕变：电视情景剧的温情回归？印度裔神经学家、科学史学家兼作家Kenan Malik早在2020年3月就在《卫报》发表的文章《我们像飞蛾扑火般用隐喻解释自身》（Like a moth to a flame, we’re drawn to metaphors to explain ourselves）中写道：“新冠病毒既是我们遭受的生理威胁，也成为了我们身边诸多现象的隐喻，从全球化的失败到移民的威胁不一而足”。描述和看待新冠的方式尚在迷蒙之中，但疫情本身却为人类社会的处境提供了新的语言。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标志性人物戈达尔也于疫情之初在Instagram上直播讨论疫情对电影制作和语言本身的启示，而其中最受引用的观点之一便是以新冠作为信息传播之隐喻：“病毒是种沟通形式。它总是寄生于别的什么东西才能流动”。戈达尔以新冠为引子再次抨击了语言的不可信，但这个顺手的比喻在九个月后逐渐作用于现实中的各种媒介——病毒也附着于传媒，改变着人与电影、电视等媒介之间的关系。让-吕克·戈达尔，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他在2020年与他人合作进行了一场主题为“新冠疫情时期的影像” 的Instagram直播。其实社会媒体消费习惯在疫情开始之初就得到了关注，或许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对现代媒体越发不信任、对信息爆炸的后现代主义现象越发忌惮，也有大选以来对信息传播方式可信度的惯性关注。5月，摩根大通就发布调研结果，总结疫情以来人们的现代媒介使用有何改变：令人无法喘息的不间断新闻、更紧密的社交媒体联系、直播持续增长、好莱坞空窗期以及新电影线上发布的日期提前、电脑游戏填补运动体验的缺失等，都直截了当、情有可原。但到2020年末，随着大选的动荡稍微平息，疫情和隔离也成为结束日遥遥无期的新常态，对媒介的反思也更细更深。就从戈达尔所在的电影行业说起。12月初，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工作室之一、专注于电影院业务的华纳媒体宣布，其全部2021年芯片将在流媒体OTT平台HBO Max和电影院里同时上映，每部新片在网络平台进行一个月的播放。华纳称之为“针对疫情的临时应对策略”，而大西洋月刊的文化专栏作家David Smis认为，这是对实体电影院的重击。在《好莱坞做好了牺牲电影院的准备》（Hollywood Is Preparing to Sacrifice Movie Theaters）一文中，Smis写道：“（网络上有更便宜而丰富的选择）即使疫情结束，新策略培养的消费也很难说散就散；华纳的措施并不针对长期商业回报，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个巨大的赌注”。双管齐下的新反映方式确实是出自现实考虑，但各个电影院可能撑不了那么久了，毕竟就美国而言，明年夏天之前都不太可能恢复常态。AMC警告投资人，影院会在2021年初面临流动资金耗竭；另一家连锁公司Regal则已然闭门。而华纳媒体代表着众多工作室的业务转移。自2017年第三季度以来，美国影院票房收入不容乐观。（图源：jpmorgan.com）电影流通形式的改变，意味着观影文化的迭代。Sims认为电影院将会成为怀旧者的精品电影体验，甚至因此提价；亚马逊或迪士尼等巨头将会一举收购凋零的独立电影院，用于推销自己的新片。Bond大学电影和创意性媒体部门的主任Darren Paul Fisher也在华纳兄弟媒体的新公告出炉后著《试图想象：被疫情推向存亡关键的电影业的三种可能结局》（Picture this: 3 possible endings for cinema as COVID pushes it to the brink）文回应，与Sims所见。除开用以戏谑的第三种情况即“一切照旧如疫情前”，Fisher认为影院和之后线上上映的时间差会缩短，迎来越发频繁的网络直播放映；电影片场系统也会回到制作、流通和放映同属一家公司的旧时立体垄断，但迎来新的主人——譬如已在2019年购入自己第一家影院的Netflix。 这些趋势或许是老生常谈，欧洲学院派导演就常常追忆黑暗影厅、大荧幕的奇妙体验，包括戈达尔；近年来，电影院更是在Netflix等网络平台的崛起中不断式微。经济巨鳄的垄断，也是独立电影制作人间常年不散的隐忧。但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电影院之死的言论，大多是杞人忧天——毕竟，电影熬过了电视、家庭影像、电脑游戏、交互电影体验、下载和虚拟现实等诸多洪水猛兽，但电影院的观感体验依然有难以替代的真实体感。如果说电影面临的是旧危机的猛然加剧，电视机则等来了一次温情回归。 《大西洋月刊》的另一名文化专栏作家Megan Garber回顾2020，在《2020改变了电视的目的》（2020 Changed What TV Is For）中维护了长久以来被斥作“傻瓜盒子”（idiot box）的电视机：“于我而言，电视机的价值并不仅仅在其常规的娱乐和教育职能，而是作为一种联系，就那么简单......节目是好是坏？我真的不在乎。我想要的是另一种对质量的定义。我希望节目能通过善意或滑稽或怀旧，让我觉得世界有变好那么一点——那种能让远离所爱之人的我，少一点寂寞的内容”。无独有偶，同栏目作家Hannah Giorgis在《看电视壮举的一年》（The Year of Ambitious TV Watching）中也称，在隔离中无法集中注意力、在政治浪潮中焦躁不安的自己，需要电视的抚慰，而不仅仅是将她催眠到麻木。长电视剧终于又受到喜爱，报复性追剧（binge watch），甚至是连续看完一部长剧，成为隔离期间消磨时间的常见选择。而大家一起追剧，似乎让空间上越发疏离的人们因为共同的时间投入而获得似乎更深的联系。受疫情影响，《迷失》（Lost）和喋血法医（Dexter）成为了最适合在2020年重复刷的美剧。（图源：《大西洋月刊》）。电视的亲密感在孤独的封锁生活中显得珍贵起来。Megan Garber在文章最后为电视节目正名时，提到了哲学家Julian Baggini在Aeon杂志上分析了笛卡尔以来的二元对立传统，认为现代社会对食物、性和愉悦感的鄙夷皆源自“头脑高于且独立于身体”的观点。长篇情景喜剧电视在疫情中的回归，或许也是因为病毒的侵入让人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身体也是定义人类的重要部分，而非头脑；感官在隔离生活中的改变，也影响着头脑与情感。而媒介如何填补身体所经受的孤独与封闭，又是否会长远地影响我们的意识与情感模式？2020的年末总结必定不会是这些讨论的终结。肌肤饥渴：寻求人际联结、抵抗分裂现状过去十年的每个十月，纽约建筑设计周在都会有举办丰富的城市步行活动，前后时间实际超过了1个月。和众多节日一样，今年的建筑设计周在线上举行。课程、工作室和演讲之外，步行活动也成了在线漫游。“只有眼睛，没有肌肤”——这是自由撰稿人Apoorva Tadepalli在本期N+文章中对这次建筑游的描述，也是文章主题。1996年，芬兰建筑师Juhani Pallasmaa在著作《肌肤之目》中叹道，当代建筑逐渐沦为纯视觉效果，而越发不注重“更低级”的触觉和听觉体验，这也是二元对立论的结果——毕竟在五感中，视觉才是信息提取也就是脑力活动的主要途径。Tadepalli改用《肌肤之目》，也是借建筑周的引子讨论疫情期间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城市本应如体肤，而非单纯的寄居容器；但严格的出行时间和对触摸的恐惧，使城市成为了偏视觉的存在。《肌肤之目》，(芬兰)尤哈尼·帕拉斯玛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年版Tadepalli说，自己会把物资采购分成很小的部分，尽量在空旷处多坐坐，甚至看看书；她会搭乘空荡荡的地铁，拿一本小书；她不断重走百老汇，回想往昔行走的记忆碎片。她说，自己孤独的个人生活总在城市肌理中得到抚慰；而每一次对城市设施的使用，一如肌肤之亲。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各个期刊上描述自己城市漫布的人，而每个漫步者都仿若执着梦呓。 从疫情隔离开始，肌肤饥渴（skin hunger）就成了普遍困扰。肢体接触能使人平静、满足已经得到研究证实。亚利桑那大学传媒系教授在四月发表论文称，对肢体接触的渴望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使我们相互联结以求生。疫情已逐渐成为形容既有现实的方式，那么肌肤饥渴，是否也从媒介到空间，成为了我们对美好与人际联结之需求、抵抗分裂现状之渴望的隐喻呢？疫情造成了2020年全球共同面对的混乱现实；而对各种层面的肌肤饥渴的满足，或许是2021年共同预期。参考资料：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36.2020.1844989#https://blogs.nottingham.ac.uk/makingsciencepublic/2020/03/17/metaphors-in-the-time-of-coronavirus/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mar/15/like-a-moth-to-a-flame-we-are-drawn-to-metaphors-to-explain-our-worldhttps://cineuropa.org/en/newsdetail/387661/https://www.jpmorgan.com/insights/research/media-consumptionhttps://www.theatlantic.com/culture/archive/2020/12/warnermedias-sacrifice/617306/https://theconversation.com/picture-this-3-possible-endings-for-cinema-as-covid-pushes-it-to-the-brink-146917https://www.theatlantic.com/culture/archive/2020/12/good-tv-bad-in-2020-didnt-matter-comfort/617480/https://www.theatlantic.com/culture/archive/2020/12/year-ambitious-tv-watching/617417/https://nplusonemag.com/online-only/online-only/all-eyes-no-skin/https://nplusonemag.com/issue-38/the-intellectual-situation/consequences-of-deferred-maintenance-2/#fn1-13106https://www.hinstantimes.com/wellness/touch-deprivation-skin-hunger-is-hard-to-satiate-in-times-of-social-distancing/story-6lfgSWit2rhxUWpfQuXZ6L.html作者 | 冯塬雅；编辑 | 李永博；王青校对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