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研究与工作杂志

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馆的功能在不断拓展。数字形态不会也不该成为未来社会唯一的知识获得方式，图书馆蓬勃的生命力仍将继续日本高梁市图书馆 全年无休方便人们阅读在日本本州西南角的冈山县内，有一座群山环绕的城市——高梁市。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该市近年来人口流失现象较为严重，老龄化问题持续加剧。当前，高梁市人口数量不足3万，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超过40%，人口结构问题成为困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为缓解人口流失难题，高梁市政府推出从结婚到育儿无缝对接保障体制、完善住宅租赁服务等多项举措，吸引大学毕业生在这里就业。作为其中一项特色项目，市政府出资20亿日元（1元人民币约合16日元）建造了一座市立图书馆，并于2017年2月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高梁市图书馆馆长藤井勇对记者表示，高梁市面临的是日本小城镇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图书馆丰富当地居民的业余生活和精神食粮，尤其是培养青少年的文化‘乡愁’，让人们更加了解和依恋家乡，助力缓解高梁市的人口难题。”高梁市图书馆的所有权隶属于市政府。在运营层面，市政府委托一家名为“文化便利俱乐部”（简称CCC公司）的私营企业负责，每年向该公司交付1.4亿日元的运营管理费用。图书馆设立在高梁市综合设施大楼内，与火车站、公交站等比邻而居，从车站步行不到一分钟即可到达，为前来阅读的民众提供了极大便利。图书馆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共设置了超过350个阅读座位，在高梁市综合设施大楼内占据了3层楼的空间。大楼二层为图书馆借阅区以及配套的咖啡店、茑屋书店、特产店等休闲设施。借阅区约有藏书14.5万册，最新的图书和杂志则可以在书店购买。大楼三层设有安静阅读区和自习室，四层则为轻松阅读区。轻松阅读区为人们打造了一个“像家一样”的阅读环境，幼童可以在此玩耍，读者可以出声阅读。很多父母在这里为孩子朗读绘本，享受读书的乐趣。藤井勇表示，图书馆的运营理念是包容尽可能多的人群，让任何年龄层的市民都能获得阅读带来的精神愉悦。走在高梁市图书馆内，人性化设计随处可见。图书馆设有母婴室，为儿童安装了专用马桶。为方便老年读者，图书馆内常备老花镜，并专门购置了字体较大的书籍。为照顾行动不便人群的需要，馆内准备了轮椅，还为视觉障碍人士安装了特殊的阅读设备。高梁市图书馆全年无休，每天早9时至晚9时开放，持有身份证、驾照等证件的民众都能免费办理借书卡。每位读者一次最多可借阅20本图书和3张光盘，借阅期最长可达1个月之久。图书馆为行动不便人士开设了快递服务，将他们借阅的书籍免费送到家。考虑到一些民众居住地较远，图书馆在市内19个主要地点设置了自动还书机，还设立了移动图书车。图书车每月两次到该市30多个指定地点，让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借阅书籍。高梁市图书馆还积极举办各类活动。CCC公司派驻高梁市图书馆的负责人宫地康志表示，“希望能把图书馆打造成高梁市的文化中心。”2019年，图书馆共举办了196场文化艺术类活动，包括读书会、知识讲座、手工体验会、展览等，共吸引了5500多人次参加。图书馆开辟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并广泛收集与冈山县和高梁市相关的图书。此外，图书馆还不定期举办从高梁市走出的名人展览。在四层露台，人们可以俯瞰高梁市市貌和当地风景名胜。藤井勇告诉记者，“希望这些举措能让孩子们在这里读书时，记住故乡的样子，不管走到多远，都能常回来看看。”便利的借阅设施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图书馆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好评，也吸引了不少来自外地的读者。据统计，2019年，图书馆的来馆人数超过56.5万人次，约九成读者对高梁市图书馆的服务感到满意。来到图书馆的民众越来越多，为当地交通、餐饮等领域带来了大量收入，每年给当地间接带来总值约14亿日元的经济效益。2020年8月10日，当地高二学生大江由佳和田井美里一同成为图书馆的第二百万名幸运入馆者。藤井勇向她们送上了纪念品和鲜花，让两人倍感温暖。在她们看来，高梁市图书馆在提供良好的读书学习环境的同时，还兼具休闲社交等功能，是充满魅力的场所。如今，图书馆运营良好，让藤井勇感到自豪，“能够在这里工作，我很幸福！”（刘军国）巴西国家图书馆 守护国家的历史文化记忆巴西国家图书馆位于里约热内卢老城区。图书馆建筑融合了新古典主义和新艺术派等多种风格，外观古朴典雅。2020年10月，图书馆迎来了210岁生日。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和巴西最古老的文化机构，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图书馆见证着巴西的历史变迁，守护着国家的历史文化记忆。在成立早期，图书馆主要通过购买和接受捐赠等方式丰富藏品。如今，根据法律规定，巴西全国的所有出版物都要向国家图书馆提供一份副本。图书馆以这种方式对国家知识产品进行注册、保管和传播。现在，图书馆馆藏超过1100万件，包括书籍、报刊、手稿、地图、文件、画作、照片和音像制品等。馆藏中，不乏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珍品，其中最古老的一份手稿源自11世纪。近年来，图书馆不断完善设施，为藏品提供更好的储存条件。图书馆设有纸张修复和保护实验室以及装订工作室，对珍贵藏品进行专业保存、复原、清洁和装订等。2018年，图书馆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整修工作，复原了建筑外墙的原始色彩，还修复了墙体装饰元素和全部285扇窗户。图书馆玻璃特意增加了防紫外线功能，保护馆藏免受光照影响，并提升内部环境舒适度。为更好实现馆藏的全民共享，图书馆于2006年创建了“数字国家图书馆”（简称“数字馆”）。为此，图书馆设立了数字化实验室，由一支约30人的专业团队负责对藏品进行高、中、低3种画质的数字化处理，以适应图书馆馆藏、出版物印刷和网上展示的不同需求。民众无需注册，只需点击图书馆官方网站的相关链接进入数字馆，即可免费查看里面的所有内容。如今，数字馆的馆藏已超过210万件。路易莎·阿马多尔是巴西帕拉联邦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她几乎每天都访问数字馆，查阅馆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数字报刊素材。阿马多尔表示，“只要输入关键词，我就能检索到所需年代的所有相关新闻。如果没有这一功能，寻找资料的过程无异于大海捞针，我的研究也很难如期完成。”参与数字馆建设的维尼修斯·马丁斯介绍道，在选择将哪些馆藏进行数字化处理时，团队会考虑到其珍稀程度、是否为公众所关注等多种因素。“国家图书馆的职责就是保存并向民众展示巴西的文化遗产和国家记忆。”此外，图书馆还通过举办展览等文化活动，向民众讲述国家历史。2002年起，图书馆开辟了超过600平方米的文化空间，专门用于策展。2015年，为纪念里约热内卢迎来建城450周年，图书馆策划了“里约热内卢450年：未来的历史”展览，通过版画、插图、地图、照片、漫画、信件和乐谱等200多件展品，展现不同时代里约热内卢的风光建筑、居民的生活百态等。图书馆还尝试用多媒体手段丰富展览形式。2018年，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展示1808年至1818年巴西风貌的展览。除了在文化空间的常规展示，在公共区域，图书馆还安装了多媒体装置，通过投影展现巴西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在举办实体展的同时，图书馆还利用数字馆免费开放线上展览。1880年，为纪念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逝世300周年，图书馆曾举办建馆以来的首场展览。如今，数字馆中仍保留着当年印刷的展览目录，访问者可以看到当时近500件展品的详细介绍。图书馆将近年来举办的一些重要展览都以这种方式在数字馆中保存。人们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欣赏珍贵藏品。巴西国家图书馆的多种创新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民众来访。巴西国家图书馆基金会执行董事玛丽亚·马克斯告诉记者，“在巴西的发展历程中，国家图书馆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希望民众能通过了解国家历史，增强认同感。”（朱东君）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图书馆 传播艺术和设计知识在泰国曼谷湄南河东岸，有一座特殊的设计艺术类图书馆——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图书馆。该图书馆于2017年5月启用，隶属于泰国创意与设计中心（简称“TCDC”）。TCDC图书馆的建筑原为曼谷邮政总局，已有约80年历史。如今的建筑外观保留了旧大楼的古朴风格，内部设计则利用黑白交织的线条、极具科技感的半透明材料打造出简约的现代感风格。TCDC图书馆以传播艺术和设计知识、培养艺术和设计人才为己任。凭借丰富的艺术类藏书、多样的人文活动，这座主题独特的图书馆已成为曼谷的地标性建筑，吸引着泰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访客。TCDC图书馆总面积超过9000平方米，大楼的3层和4层是图书馆核心区。这里共有超过1.8万本全球主流艺术设计类书籍和杂志，其中一些杂志图书馆从创刊号开始就有收藏。在这两层区域，图书馆为读者设立了阅读区和开放式工作间。除了大量设计类书籍杂志，图书馆还为来访者设立了专门的材料体验区和展览区域。图书馆二层设置了亚洲最大的材料馆。在这个1000多平方米的展室内，约2000种布料、木材等原材料样本分门别类进行展示。人们在此可以看到生活中大部分物品的设计原料。在一层，工作人员开辟了泰国当代材料艺术展室，泰国青年艺术家或艺术专业的学生可租用这里的场地举办作品展。此外，图书馆还会在这里不定期举办艺术类讲座、培训等活动，为设计专业人士和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学习的机会。泰国艺术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的学生南塔瓦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学生办理年卡仅需600泰铢（1元人民币约合4.6泰铢），他经常来图书馆借阅图书。在TCDC图书馆，他总能看到各个年龄段的来访者。“对于艺术的热爱不分年龄。对艺术和设计爱好者而言，这里是一座真正的设计素材宝库。”（赵益普）来源：新华网

近日，中国知网的年营收近10亿的新闻再度引发公众热议。中国知网低买高卖的垄断暴利模式，在近些年引发了部分高校宣布停用。无独有偶，近日全球最大的研究机构之一加州大学，宣布将不再每年向全球最大的学术论文出版机构之一爱思唯尔支付巨额费用。撰文 | 杨司奇不久前，中国知网也因高收费、较同行更高的毛利率以及在学术界的垄断地位引起过类似的争议。作为国内使用范围最普遍的中文数据库，知网的用户涵盖全国各个领域和群体，但其资源的获取却是有限的，需支付一定的费用。为获取更便利的阅读通道，许多高校都愿意花费大量经费为在校学生和老师订阅知网，但普通读者们则需按页面付费或注册账户进行充值。根据“中国知网会员流量计费标准表”，期刊全文的常规数字出版下载，计费标准为0.5元/页。如果下载学位论文，则需付费15元或25元不等，其中硕士学位论文的下载费用是15元/本，博士学位论文的下载费用是25元/本。此前曾有大学生因下载7元论文需先充值50元而将知网告上法庭，虽然表面看来是胜诉了，但对于更多的知识付费现象来说，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而对于作者，稿酬也并不多。以2008年（含）以后的稿酬支付标准为例，博士论文著作权人一次性获得面值为400元人民币的“CNKI网络数据库通用检索阅读卡”和100元人民币的现金稿酬，硕士论文著作权人一次性获得面值为300元人民币的“CNKI网络数据库通用检索阅读卡”和60元人民币的现金稿酬。而知网本身获得的利益却远远高于它的支出。据统计，2017年其营业收入达到9.7亿元，毛利率61.23%。即使如此，知网还在继续提高付费幅度。2016年3月，因“数据库商涨价过高”，北京大学宣布知网即将停用，并“全力与对方进行2016年的续订谈判”。但知网的使用实在是过于普遍，多地高校都曾出现过停用知网又重启的情况。近日，全球最大的研究机构之一美国加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与全球最大的学术论文出版机构之一爱思唯尔（Elsevier）进行了谈判。最终，加州大学决定，将不再每年向爱思唯尔支付巨额费用订阅其期刊。美国加州大学盖泽尔图书馆是为纪念在儿童文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西奥多·苏斯·盖泽尔（Theodor Seuss Geisel）而命名，最初名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由建筑师威廉·佩雷拉（William Pereira）设计于1960年，1995年正式改名为盖泽尔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坐落于峡谷中，其独特造型因富有科幻色彩而被用作许多科幻电影的背景，如今已成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甚至是圣地亚哥的视觉符号。在过去，推掉像爱思唯尔这样重要的出版商是不可思议的。但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公开反对其盈利巨大的商业模式。2012年，英国著名数学家威廉·提摩西·高尔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号召同行行动起来，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文献出版商爱思唯尔。高尔斯历数了爱思唯尔的几大“罪状”，包括利用商业“捆绑手段”向高校图书馆出售期刊数字订阅权、肆意提高订阅费用等，许多学者热烈响应。一位在硅谷开公司的数学博士泰勒·内伦（Tyler Neylon）读到这篇博文，觉得应该有所行动，就建立了一个名为“知识的代价”（The Cost of Knowledge）的网站，由此推动了这场被称为“学术之春”的运动。至今已有1.7万多名科学家在网站上签名，发誓不在爱思唯尔旗下的期刊发表论文、不做审稿人、不担任编辑。2016年12月，德国多所大学停止支付爱思唯尔的期刊费用。2018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瑞典和匈牙利。“知识的代价”logo但“学术之春”能否真正争取到春天还很难说。批评者称，2017年爱思唯尔仍然依靠出版获得了11.7亿美元的利润，这正是问题所在。作为拥有最高水平和宗旨的出版机构，学术出版应该以传播那些来之不易的知识为最高宗旨，而非以盈利为目标。如今像爱思唯尔这样的出版商却向用户收取沉重的订阅费，除了那些最富有的机构外，普通的研究人员基本无法获得这些知识内容。就在去年，加州大学还向爱思唯尔支付了1100万美元。爱思唯尔（Elsevier）是位于荷兰的一家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国际出版公司，旗下的期刊有2500余种，包括《柳叶刀》、《四面体》、《细胞》，以及教科书《格雷氏解剖学》等。其前身可追溯到16世纪，1880年成立时，为纪念已停止出版的荷兰传奇出版社埃尔塞维尔（Elzevir），使用了爱思唯尔（Elsevier）这个名字，并延续了Elzevir的出版商标：一棵榆树与一株葡萄藤缠绕在一起，树下站着一位老学者，左侧是“永不孤独”的拉丁文Non Solus。据爱思唯尔称，该标识代表了“出版商和学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只是如今这种共生关系受到了挑战。 爱思唯尔的出版商标在学术机构为获取期刊而付费的同时，他们的员工也正在为期刊提供免费劳动力。当期刊收到新稿件时，他们会将其发送给该领域的专家审阅，这个过程被称为同行评审。同行评审员除了审阅文章，还会提出详细意见，并提供赞成或反对文章出版的建议。但期刊并不会向同行评审员支付酬劳，即使他们的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而且对学术出版的作用至关重要。此外，期刊也不会为发表在其平台上的研究文章付费。在美国，研究经费通常来自政府机构的支持，换句话说，来自纳税人。然而，如果那些作为纳税人的社会人员想要阅读新的学术研究文章，他们很快就会遇到付费墙的阻碍。这使得公众处于奇怪的位置：他们必须支付两次费用才能获得阅读权限，第一次是为其提供经费，第二次才能获得想要的结果。借由修改其商标图像呼吁抵制爱思唯尔的一幅插画，商标中的榆树和葡萄藤之叶皆落尽。如今，某些替代品开始出现。有些是非法的，比如Sci-Hub网站，它允许用户盗版使用期刊文章。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爱思唯尔起诉Sci-Hub成功，并获得1500万美元的赔偿。不过，对于一个新系统来说，想要光明正大地运行，最大的推动力还是“开放式访问运动”（open-access movement）。所谓“开放式访问”（open access），意味着期刊文章可以免费阅读，但研究人员需要向期刊支付其出版费用。对于出版商而言，这意味着要改变其商业模式，从向读者收费转为向作者收费。2001年，一些科学家创立了公共科学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出版可以开放获取的期刊。这个想法很受欢迎，甚至包括爱思唯尔在内的传统出版商也在其平台启用了开放获取方式。但是那些最具声望的期刊，比如《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仍有付费墙的规定。爱思唯尔旗下期刊《柳叶刀》，图为其1823年创刊号。现在，资助科学研究的机构越来越热衷于开放获取方式。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比如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会要求受资助方在论文出版后12个月内将其存放在公共存储库中。去年秋天，11家欧洲机构（它们共资助了88亿美元用于学术研究）提出了一项更为激进的提案——S计划（Plan S）。据方案提出者说，S计划中的“S”代表“科学、速度、解决方案、震惊”（science, speed, solution, shock）的意思。这项提案要求，到2020年，它们资助的科学家只能在可以免费阅读的期刊上发表作品。据悉，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后来签署了这一提案。加州大学也将与爱思唯尔的谈判作为争取“开放式访问”的斗争，其目标是让所有加州大学的研究论文都默认为开放式访问。加州大学想要拟定一份合同，既包括发布开放获取文章的成本，也包括期刊订阅的费用。爱思唯尔表示，它为加州大学提供了一种“独特模式”，可为研究人员提供出版选择，但是双方无法就具体细节或某个数字达成一致。一方面，这是一场关于图书馆费用的争议。另一方面，这是一场关于未来如何传播知识的争议。后者更为关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学图书馆员Jeffrey MacKie-Mason说：“这确实会影响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人类进步。”参考链接：The Atlantic: “The Real Cost of Knowledge”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9/03/uc-elsevier-publisher/583909/Scie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oycotts publishing giant Elsevier over journal costs and open access”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9/02/university-california-boycotts-publishing-giant-elsevier-over-journal-costs-and-openVox: “The costs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re absur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s fighting back”https://www.vox.com/science-and-health/2019/3/1/18245235/university-of-california-elsevier-subscription-open-access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杨司奇；编辑：宫子、榕小崧；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图书馆：不落幕的智慧盛宴（《知识产权简史》特别篇）思考再三，还是觉得应该在《知识产权简史》中写一篇关于图书馆的文章。不仅是因为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图书馆管理员，更重要的是图书馆蕴含了全人类文明的精华，是永不落幕的智慧盛宴。先推荐几本书：《巴别图书馆》《图书馆：不落幕的智慧盛宴》《图书馆史话 (中国史话)》《流动的风景：图书馆之旅》《快乐的软图书馆学》。 博尔赫斯，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历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各公共图书馆的职员和馆长，被誉为作家中的考古学家。博尔赫斯一生读书写作，堪称得心应手，晚年双目失明，仍以口授的方式继续创作，成就惊人。博尔赫斯强调图书馆是神的产物，强调图书馆的永恒存在性，并赋予图书馆神圣的色彩。“对于我来说，被图书馆包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直到现在，我已经看不了书了，但只要我一挨近图书，我还会产生一种幸福的感受……”就如同博尔赫斯在《天赋之诗》中说的那样，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博尔赫斯在《巴别图书馆》开篇，把图书馆称作“宇宙”，即世界。“宇宙是由一个数目不明确的，也许是无限数的六面体回廊所构成（想象一下佛教的大千、中千、小千三千大世界，正所谓“一念三千”），中央有宽大的通风井，环绕着极为低矮的栏杆”。图书馆是无限的，因为它的无限性中包含着文字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包含着世界知识发展延续的无限可能性。博尔赫斯在《巴别图书馆》中，用图书馆储藏的知识、语言解释世界的本质，探索世界和人类的起源。他认为图书馆收藏的书籍是对世界秩序和所有知识、问题的阐释。为什么叫巴别图书馆呢？根据犹太人《圣经·旧约》记载，洪水大劫过后，人开始向东迁移，在示拿地（古巴比伦附近）的一片平原上定居下来，那时天下人都讲一样的语言。他们彼此商量:“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大家语言相通，齐心协力，眼看通天塔就要建成。上帝知悉震怒，不能容忍人类冒犯他的尊严，决定惩罚这些狂妄的人类，于是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使他们分散到各地，通天塔半途而废。在希伯来语中，“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于是通天塔就称作“巴别塔”。博尔赫斯将图书馆命名为巴别，意味深长！巴别塔巴别图书馆说完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我们来看一下图书馆都有哪一些有趣的历史。我们从老子说起吧，周代的图书馆叫“盟府”，应该算是我国古代图书馆的雏形，主要保存盟约、图籍、档案等与皇室有关的资料。《史记》记载，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堪称中国图书馆馆长第一人。周王室崩，老子出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言，名震寰宇，千秋万代。亚历山大图书馆始建于托勒密一世（约公元前367-前283年），盛于托勒密二世、托勒密三世，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藏书50余万卷，囊括了文学、科技、艺术、哲学等领域的文献资料，吸引了阿基米德、欧几里得等知名学者前来研究、讲学、著书立说，当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与亚历山大灯塔是世界最为知名的建筑。可惜的是，后来这座举世闻名的图书馆毁于战火，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最大的伤疤。大家还记得科幻电影《后天》吗？电影最后一个场景，大家都躲进了一个图书馆，焚书以躲避严寒。这个图书馆叫纽约公共图书馆，位于第五大道，由于藏有《古腾堡圣经》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图书馆之一，典型的宫殿式馆舍建筑，新古典主义风格。纽约公共图书馆中国第一位系统地提出新式图书馆思想的是近代改良主义先驱郑观应，光绪十八年（1892）他在著作《盛世危言》第四卷《藏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兴办近代新型图书馆的思想，所谓近现代新型图书馆主要有两种类型：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中国最早的代表性大学图书馆是同文馆书阁，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河则是绍兴缙绅徐树兰创办的古越藏书楼。这里顺便说一说书院与图书馆的区别，中国古代的书院，如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前面这四个被称为中国“四大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浙江宁波的天一阁（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等，都有很多藏书，而且很多是私人藏书。但书院与图书馆还不是一回事，书院是以讲学为主，比如宋儒朱熹就曾在岳麓书院讲学，图书馆则是以藏书、借书为主。百度百科中国四大书院接下来，我们说说“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的皇后”和“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20世纪初，韦棣华在武昌凤凰山下的昙华林，兴建了一座美国模式的新式图书馆——“文华公书林”（“公书林”这一译名真是信达雅，相比“图书馆”更能表达“library”一词的准确含义）。韦棣华是谁？不是图书馆学界的人，可能还真是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头。韦棣华，1861年8月2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1899年来中国，在教会创办的文华学院担任英语教师，同时兼管图书馆工作，此后一直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而操劳，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称她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的皇后”。文华公书林这座颇为壮观的“崇楼杰阁”，号称“十万元之建筑，三万册之图书”。同时，它还是我国最早按美国图书馆模式建成的一所开放式的图书馆，也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在韦棣华的倡导下，文华公书林不仅是大学的图书馆，还对武汉三镇的各界民众开放，被蔡元培誉为“弥孚众生”。1920年，韦棣华和她的学生沈祖荣、胡庆生一起创办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开创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先河，文华图专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前身。1918年，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扫以往因循守旧、死气沉沉的局面，购买了一大批国内外进步书刊，其中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等十余种进步杂志，以及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文版的《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等40余种马列主义的著作。《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在这期间，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正在北大图书馆勤工俭学，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北大教授杨昌济、校长蔡元培的举荐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在图书馆负责第二阅览室，即报纸阅览室，他的具体工作是每天登记新到的报纸和阅览人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每月的工资是8元（当时北大助教的月薪约50-80元，教授月薪200元以上）。毛泽东正是在北大图书馆结识了李大钊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阅读了无数进步书刊，对其日后的影响颇大。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与图书馆有关，仅浮光掠影点一些人物，其实有世界影响力的图书馆人如过江之鲫。贾斯汀．温沙，美国图书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担任过美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图书馆的监管，担任过美国最古老和世界上藏书量最大的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馆长，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第一任主席，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图书馆杂志》的创始人之一，“贾斯汀·温沙奖”纪念者，1951年入选“图书馆名人堂”。麦维尔.杜威，美国图书馆事业的组织者和图书馆学教育者，牵头成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创立了在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建立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学院——哥伦比亚图书馆学院，两次担任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1951年入选“图书馆名人堂”。本杰明·富兰克林，1731年富兰克林与他人合力组建了费城的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并主持馆务，图书馆收藏的书籍包括神学、历史、文学、科学等，对北美各地人民的启蒙起了不少作用，成为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创始人和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小学在西雅图景岭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无意中读到了一本书《怎样成为世界首富》，后来就真的成了世界首富。金庸，金庸先生虽然已经仙逝，但他留下的武侠世界却永远留在了人类的记忆里。金庸先生曾担任过半年的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员，当时金庸被安排在阅览组，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工作时间为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金庸后来对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说：“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我集中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一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莫言，解放军保定某部图书馆管理员，在图书馆锻炼出了丰富的想象力，然后就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李彦宏，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嫌找书翻书太麻烦，众里寻他千百度，自己搞了个搜索引擎——百度。在书籍浩如烟海的图书馆里，这些人类的精英们充分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优势，朝经暮史，奋发图强，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献》杂志2020年第6期封面文献学基础专刊目录学研究专栏导言 吴格《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例说 许超杰内容摘要:《四库全书》提要文本存在颇多差异,前人往往将其归结为不同时期对提要文本的修订。但这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一则提要可能具有多种提要稿,即不同的源文本,而不同的源文本也产生了不同的提要文本系统。本文以《孝经大义》《孝经注疏》《周易旁注前图》《革除遗事》等为例,指出提要文本之间巨大的差异并非是流传、修订产生,而是由于提要稿依据底本不同所致。进而指出存在不同分纂官分别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分纂稿、不同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同一版本撰写的分纂稿、同一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多种分纂稿等三种产生不同源文本的情况。提要文本系统的提出有利于推进《四库》提要研究的立体化与精细化,进一步深化《四库》提要研究。关键词:《四库全书》　提要　提要稿　文本系统　底本作者简介：许超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学术史。张金吾抄录书籍考——基于《爱日精庐藏书志》与相关题跋的研究 李文洁内容摘要:本文依据《爱日精庐藏书志》对藏书来源的记录,概述张金吾从私人藏书家处抄录书籍的基本情况。着重以张金吾从黄丕烈处传录的书籍为考察对象,结合题跋资料及相关书籍的存世情况,逐一梳理其抄录情况以及抄录书籍的来源和去向,从而部分地还原了张金吾借抄黄丕烈书籍的情形。研究过程中发现,黄丕烈旧藏书籍在当时曾被多位藏书家传录,形成了具有同源关系的多部抄本,这为辨别清抄本及其来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而通过二人传录书籍的实例,也可更好地了解当时藏书家以借抄来互通有无的现象。关键词:张金吾　《爱日精庐藏书志》　黄丕烈　书籍来源　借抄作者简介：李文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籍版本、藏书史。《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的文献价值 赵嘉内容摘要:《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为佚名所作稿本,记录了杨氏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海源阁遗书共97 种,其价值尚未被揭示。通过对《书目》中著录古籍的调查以及结合相关的史料分析,可以推断出《书目》的作者应是民国时期版本学家傅增湘。《书目》是傅氏在盐业银行访书时的记录。这部目录的存在,不仅可以丰富对访书类型目录的认识,同时,其对海源阁藏书的细节著录也完善和更正了以往的相关研究,值得注意。关键词:《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　傅增湘　 海源阁　访书目录　古籍版本图录作者简介：赵嘉,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藏书史。写本与印本《孟子》单疏本蠡测——以南宋越刊八行本为中心 王耐刚内容摘要:十三经中惟《孟子》单疏既无传本又无刊刻之文献记载。后世文献或有著录《孟子》单疏本者,但多不可信。本文从文献考证出发,釐清后世文献所见《孟子》单疏本之源流,明其为注疏合刻之传本。又进一步以版本研究为切入点,从传世《孟子注疏》诸本的差异中寻找线索,考论《孟子》单疏本存在的可能性。关键词:《孟子》单疏本　八行本　十行本　版本校勘作者简介：王耐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四书学文献与明清学术史。国图藏残宋本《中兴两朝编年纲目》《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版本初探——以国图藏本为线索 雷震内容摘要:《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是一部记载南宋高、孝两朝历史的纲目体史书。此书现存残宋本一部、影宋抄本三部。经比较发现国图藏抄本文本错误较多,《中华再造善本》以此本配补残宋本影印似有不妥。国图藏影宋抄本之底本,来源于一个与残宋本同源的本子,该本即刘时举编《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所引之本。通过比对异文叶内容,本文认为三部抄本同出一系,与残宋本有紧密又有区别的血缘关系。在南宋后期,至少有三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存世,三种版本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刷印时漏刷版片造成的。这些结论对今后继续深入研究《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版本、流传等问题有所助益。关键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　残宋本　张金吾　张蓉镜　陆心源作者简介：雷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代文献和政治制度史。《类说》天启刻本系统学术价值再探 关静内容摘要:学界一般认为《四库全书》本《类说》源自天启刻本,但令研究者困惑的是文渊阁本文字似又较天启刻本“整齐”。通过对不同藏本进行比对,可证实天启刻本有早印、后印的区别,二者之间存在条目差异。四库本底本为早印之天启刻本,而大陆学界普遍使用的国图藏本乃后印本。因此,本文所云天启刻本系统包括天启刻本、以之为底本的四库本以及由此衍生的影印本、校注本。近年来,学界对该系统《类说》的问题渐有察觉,但其学术价值尚未被正确认识。本文引入大量《类说》抄本比勘后指出:天启刻本系统存在引书数量减少,出处有误;分卷擅自拆分,卷次混乱;撰人著录删而未尽,信息错用;条目大量遗漏,顺序不同;文字脱衍讹误,随意妄改等问题与不足。最后重新评估该系统《类说》的学术价值。关键词:曾慥　《类说》　天启刻本　四库本作者简介：关静,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宋元明清文学、小说文献学。惠栋《春秋左传补注》版本考述 樊宁内容摘要:上海图书馆藏惠栋《春秋左传补注》稿本是该书目前可见的最早文本,颇具学术价值。据稿本可知此书初名《春秋左传考》或《春秋考》,与《九经古义》初稿《九经考》是同一系列著作,皆撰于雍正十二年(1734) 以前,而稿本的修订部分则完成于乾隆八年( 1743) 或稍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文藻首次付梓此书,字体清晰,内容完整,讹误较少,堪称精美。《四库全书》本以李氏刻本为底本,二者基本一致。《贷园丛书》本和《皇清经解》本皆有不同程度的墨钉与阙文,影响了版本价值。《墨海金壶丛书》本和《守山阁丛书》本则经增删改动,错讹之处较多,版本价值最劣。比勘《春秋左传补注》稿本与刻本,发现二书内容存在诸多差异,故李氏刊刻所据的底本很可能非此稿本,且多种迹象表明,李氏刻本似未经惠氏最终修订。如整理此书,应当选择李氏刻本为底本,以稿本、《四库全书》本等为参校本,还要参考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卢文弨批校本。关键词:惠栋　《春秋左传补注》　稿本　刻本作者简介：樊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清代经学史。《皇清职贡图》刻本考述 黄金东内容摘要:《皇清职贡图》版本情况复杂,不仅有彩绘本、写本、刻本三个版本类型,而且每种类型中又有不同的版本。刻本形式的《皇清职贡图》由于易于复制,有利于扩大传播受众和地域范围,成为彰显朝廷权威、颂扬帝王功业的最佳工具,不仅有乾隆殿本和嘉庆增补重刻本,而且出现了翻刻本。三种刻本完成时间及相互关系为: 乾隆殿本完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嘉庆本是在乾隆殿本基础上增补的重刻本, 完成于嘉庆十年(1805)；翻刻本以嘉庆十年重刻本为蓝本,并抽掉了嘉庆时期的内容冒充乾隆殿本,以达到炫耀或牟利之目的。目前已有考证成果及著录为乾隆武英殿刻本者其实多为嘉庆翻刻本。《皇清职贡图》的创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和动机。关键词:《皇清职贡图》　武英殿刻本　重刻本　翻刻本　政治动机作者简介：黄金东,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北大图书馆藏姚锡光《筹陆军刍议》及其史料价值 彭贺超内容摘要: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筹陆军刍议》,一函一册,收录了《拟订陆军纲要一门说帖》《全国陆军章制总目》《全国陆军纲要第一》《拟订陆军官职阶级议案》等条陈。该书是光绪三十年(1904) 姚锡光奉练兵处会办大臣袁世凯之命撰写的中国陆军改革草案,既揭示了清末新军制度的来源途径及练兵处幕后人物的活动,也弥补了姚锡光仕途轨迹中缺失的某些环节,有助于深化清末练兵处及姚锡光的研究。关键词:《筹陆军刍议》　姚锡光　袁世凯　练兵处　新军作者简介：彭贺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柯劭忞批注本《春秋穀梁传注》柯劭忞《春秋穀梁传注》的成书、刊行与版本差异 张鸿鸣内容摘要:柯劭忞所撰《新元史》是元史领域的经典之作,但柯氏用力甚多的《春秋穀梁传注》却并未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甚至在数次影印与现有不太多的研究成果中,对其版本与刊行时间的判断多有错误。本文通过分析柯劭忞交游,对勘《春秋穀梁传注》的两个版本,认为《传注》成于民国十六年(1927)前后,初版很可能是在廉泉帮助下于文明书局排印出版。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 根据柯劭忞增删后的《春秋穀梁传注》定稿重新排印出版,并作为《柯凤荪先生遗著》的第一种发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柯劭忞批注本初版《春秋穀梁传注》,是柯氏较早的批校本,虽非最终定本,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校勘价值。关键词:柯劭忞　《春秋穀梁传注》　文明书局　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作者简介：张鸿鸣,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古籍版本学、经学文献和金石学。校勘理论“窜句脱文”及“错误一致原理”与通俗小说版本谱系考察——古典文献基本原理例说之一 赵益内容摘要:西方校勘学总结的Homoeoteleuton 和中国校勘学总结的“ 涉上下文而脱” (“ 因同字而脱字”) 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表现为“ 窜句脱文”,是一种具备明确致误之由和较高复杂性的抄写错误,可以运用“错误一致原理”进行通俗小说版本谱系的考察。运用“错误一致原理” 考察版本谱系是一种逻辑推理方法,具有鲜明的方法特点,可以发现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如考察《水浒》简本的“窜句脱文”并运用“错误一致原理”进行推理,即能得出关于《水浒》简本系统的一些重要结论。版本谱系考察中的“ 错误一致原理”是古典文献基本原理之一,文献研究者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关键词:窜句脱文　错误一致原理　版本谱系　通俗小说作者简介：赵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化史。专栏导言吴 格本期刊载目录学研究论文三篇，时代分别关乎清乾隆、嘉道及民国三十年代，讨论涉及《四库提要》文本系统、《爱日精庐藏书志》撰者张金吾之抄书活动，及清季四大藏书之一海源阁藏书散出期间之记录，均属中国目录学、藏书史的热点课题。兹经作者爬梳史料，切换角度，深入研究，所获足以发人思考，益人心智，披读之下，感慨良多。《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例说》一文，受已故刘浦江先生对《小字录》诸提要研究之影响，进而提倡对《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之关注。对于《四库提要》诸文本存在之差异，作者认为“前人往往将其归结于不同时期对提要文本的修订，但这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一则提要可能具有多种提要稿，即不同的源文本，而不同的源文本也产生了不同的提要文本系统”。作者以《孝经大义》《孝经注疏》为例，“指出提要文本之间巨大的差异并非是流传、修订产生，而是由于提要稿依据底本不同所致。进而指出存在不同分纂官分别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分纂稿、不同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同一版本撰写的分纂稿、同一分纂官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撰写的多种分纂稿等三种产生不同源文本的情况。”同书而提要有多稿，多稿或出一手、或出众手，揆诸事理，合于常识，结论应予支持。至于认为“提要文本系统的提出有利于推进《四库提要》研究的立体化与精细化，进一步深化《四库》提要研究”，则何谓“立体化”，如何“精准化”，尚待付诸实践。依个人经验，官修大典一经结束，未必会有意保留纂修过程中各文本。今去乾隆后二百馀年，《四库提要》之源文本及各阶段中间文本，必有缺失。如承认源文本及中间文本之缺失为实况，是否对构建不同的文本系统仍具信心？如认可现存《四库提要》诸抄本分属不同之源文本，是否即能达成研究“立体化”和“精准化”？顺便说来，通行本《四库提要》以外，南北图书馆近年所发现之若干《四库提要》抄本，介绍者之定名与阐释，是否皆准确可信，足以支撑文本系统之建立？进而言之，呼吁建立《四库提要》之文本系统，是否较之对《四库提要》内容之研读更为紧要？《爱日精庐藏书志》《张金吾抄录书籍考—基于<爱日精庐藏书志>与相关题跋的研究》一文，统计《爱日精庐藏书志》入录诸书之来源，指出张金吾所著录之善本中，至少有五分之一弱，为得自“缮抄秘阁”“假录相知”之传抄本，说明直至清代中期，传抄仍为藏书家增益图书的必须手段。作者利用馆藏，深入考察张氏自黄丕烈处传录之图书多部，结合两位之藏书题跋等数据，梳理各抄本之来源及去向，以张氏大量向黄氏及他人借抄图书之事实，展示当日藏书家之间互动情景。作者又指出，士礼居所藏珍本先后经藏书家传录，造成存世诸抄本之同源关系。今日读者对于抄稿本、抄本之认识，一般依赖图书馆目录之指引，而图书馆古籍馆员对于稿本、抄本之鉴定著录，向来为工作难点。充分利用联合目录及藏书题跋，厘清抄本之来源及复本，给抄本以恰如其分之版本判断，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使命。图书馆近年所从事古籍普查已获阶段性成果，初步厘清古籍存量后，接续之任务，自应对古籍尤其是善本之底本来源、流传途径等，有更深入的研究与介绍，为存世典籍建立各自身份之准确档案。《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的文献价值》一文，利用新近影印面世之《天津盐业银行存库海源阁书目》，发现所著录当时抵押于天津盐业银行之宋本三十三种、元本二十三种、校本二十一种、抄本十九种，明本一种（合共九十七种），乃上世纪三十年代海源阁藏书流出时之珍贵记录。海源阁藏书之散出及日后入藏北图，是近代藏书史中重要事件。作者通过查证《书目》中著录之古籍，结合相关的资料分析，推断其出于民国间版本学家傅增湘之手。《书目》系傅氏访书盐业银行时匆匆所记，虽体量不大，且非严格意义之书目，属于藏书家之“访书记录”，及其流传后世，却可为追踪海源阁藏书流散过程补充若干细节，正所谓竹头木屑，各有其用。此本见于《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非遇识者，极易为人忽视。南图收藏此本数十年不失，今将其选入《丛刊》，公诸于众，真称文献之幸。图书馆人守护之功，又因文献学者之重视，据此戋戋小册，逐条爬梳，追根寻源，还原出海源阁藏书散出时周叔弢、傅增湘等前辈学人先后至盐业银行访书等细节，遂令此本久晦之后，仍不失其用。观此图书馆人与文献学人之良性互动，不禁令人额手称庆，赞叹不已。本期为“文献学基础”专刊，文章选题分别属于目录、版本、校勘这三个文献学最基础的分支。文献学为从事古代文化研究之基础学科，久已成为通识，而目录学又为基础之基础，日益引人重视。本栏目所收论文三篇，皆能从目录出发，以小识大，不厌其烦，借目录以探讨图书流变，揭示学术脉络，从而践行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传统。文献不亡，学术常新，目录学研究贯穿古今，风清气正，后来居上，正未有竟期。

华声在线3月10日讯(通讯员 陈昊 张贺明 记者 刘思佳)近日，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管，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学会联合主办的《图书馆》成功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类的核心期刊。这也是《图书馆》连续9次入编北大中文核心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多家单位共同研制编写，是我国中文核心期刊评价研究项目成果，旨在为图书情报部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评估与订购、为读者导读提供参考依据。2019年11月起，《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版)正式启动研制工作，在以往8版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研制方法，在对被摘量(全文、摘要)、被摘率(全文、摘要)、被引量、他引量(期刊、博士论文、会议)、影响因子等评价指标进行定量评价的基础上，再进行专家定性评审，最终评选出核心期刊。自1973年创刊以来，《图书馆》始终坚持人文关怀和技术驱动并重，关注学科前沿，于2020年度推出了突发公共事件研究、数字人文、文旅融合、乡村文化振兴、公共文化服务、政府数据开放、图书馆标准研究等多个专题，紧跟时代脉搏，杂志影响力稳中有升。2020年RCCSE中国学术期刊排行榜(图情档类)排名上升至第15位，重新进入A档。湖南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图书馆》将以此次入编中文核心期刊为契机，继续提高刊物质量、提升刊物品牌，严把质量关、强化选题策划、注重宣传推广，力争引领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促进图书馆事业的新发展。

出土文献研究专刊专栏导言 虞万里关于《吴越春秋》一段疑难文意的解释 刘钊内容摘要：《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一段文意存在着疑难，不易理解。以往的注释和翻译大都有问题。其实句中“绝嗣者也”的“绝”字应该是“继”字之讹。句中“吾以伯长居国，继嗣者也”是用太伯在周的身份，即以“继嗣者”扣合“勾吴”的“勾（句）”的通假字“后”，而“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是用应该接受分封的吴仲的名字中的“吴”字扣合“勾吴”的“吴”。关键词：《吴越春秋·吴太伯传》　勾吴　绝嗣　后【作者简介】刘钊，博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古代汉语。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 程浩内容摘要：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边父，从人物行迹与名字关系来看，或即庄公时期的重臣公子吕。《郑文公问太伯》中的太伯，行辈为文公叔伯、身份为小宗宗主，比照史料对郑国前期公族的记载，其人为公子吕之孙、公孙阏之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公孙阏、太伯以及同篇的堵之俞弥一脉，皆因公孙阏之字“子堵”而为郑国堵氏。《良臣》、《子产》中的周之遗老与子产师辅，也大都见于文献。“桑丘仲文”或为“乘丘仲文”之讹，乃是以鲁地乘丘为氏。“杜逝”即“杜泄”，曾为鲁叔孙氏之宰。“子剌”虽未见于经传，但从近出的青铜器铭文来看，其为郑庄公之裔孙，同时也是郑国列氏的先祖。关键词：清华简　郑国　边父　太伯　子产师辅【作者简介】程浩，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先秦史。三晋伐齐前后齐国一方人物史迹初考——以清华简《系年》为中心 杨蒙生内容摘要：三晋伐齐是先秦时期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然而，由于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历史文献丧失殆尽，与之相关的众多人物和问题变得扑朔迷离。清华简《系年》中，则有许多三晋伐齐前后人物与史事的原始信息。以置身其中的齐国一方的人物及相关问题为例，通过对《系年》和相关传世文献的对读与研讨，不仅可以了解到三晋伐齐期间发生的“陈 子牛之祸”的具体细节，揭示“和子之乱”的真相，补证田齐世系，还能在当时的背景下，将楚声王熊当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合理纳入其中。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清华简《系年》对于先秦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关键词：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陈 子牛陈和陈淏楚声王【作者简介】杨蒙生，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讲师。研究方向：古文字学、先秦史、文献学。秦二世元年诏书解读 何有祖内容摘要：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诏书，是重要的秦代文献。本文对秦二世诏书文本加以解读，对毋以、扰、令等字词做出新的解释；将诏书内容与传世文献对照，校勘《史记·秦始皇本纪》、《新书·过秦》断句方面的问题；对秦二世诏书公布之后的影响做文献学考察。关键词：秦二世　诏书　释读　性质【作者简介】何有祖，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古文字与战国秦汉简牍。《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现存最早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 苏成爱内容摘要：在出土后的将近50年时间里，定县汉简《儒家者言》的第24章一直未得到确切的考释。其实，简文与《风俗通义》所引《孝经》相同，以此为突破口，可以确定此章为带有经说的《孝经》，是现存最早的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弥足珍贵。关键词：定县汉简　《儒家者言》　《风俗通义》　《孝经》【作者简介】苏成爱，历史文献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儒家文献与兵家文献。肩水金关汉简释文勘补 王锦城内容摘要：肩水金关汉简为汉代西北边塞屯戍生活的实录，主要以官私文书和簿籍为主。整理者对其所作释文中尚有一些释读有误或暂未释出的文字，本文据字形和文义作了一些勘补，共计十九则。关键词：肩水金关汉简　释文勘补【作者简介】王锦城，文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编连与研究 姚磊内容摘要：本文对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的编连展开研究，认为简册至少有七十八枚简，时间上至少是分布在连续两年里的七个月份的记录，并借鉴居延汉简永元器物簿的编连，对“通道厩谷出入簿”进行初步的编联。还讨论了过客、传马、当食者、误书等问题。关键词：肩水金关汉简　通道厩谷出入簿　编连　研究【作者简介】姚磊，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出土文献。399年宝贤写卷即东晋昙无兰抄略《千佛名号》考——兼论5世纪前的古法唱导与佛名抄略本的关系 李灿内容摘要：本文首次公布安徽博物院藏399年宝贤写卷的完整录文，并通过对比宝贤写卷与昙无兰《〈千佛名号〉序》中的记载，证明其真实身份很可能就是东晋昙无兰抄略自《贤劫经》的《千佛名号》（或称《贤劫千佛名经》）残卷，而该文献此前久已失佚。文中进一步推测，作为现存最早的抄略类佛名文本，写卷（即《千佛名号》）制作最初可能是基于唱导古法（即5世纪之前的唱导作法）的仪式实践需求——古法唱导中的两个主要仪式程序，可能分别催生了佛名和因缘譬喻故事两类抄略本，二者在古法唱导仪式中可能存在伴生关系。同时，这件写卷不仅为研究古法唱导提供了首件实物例证，也有助于理解5世纪前中国佛教八关斋日的仪式活动实践。关键词：宝贤写卷　昙无兰《贤劫千佛名经》　《千佛名号序》　古法唱导　贤劫经【作者简介】李灿，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梵语巴利语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初期大乘佛教、中国佛典翻译史、佛教仪式文献。《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考——兼论陆修静目录“未出一卷”和“卷目”问题 郜同麟内容摘要：伯2861＋伯2256号“灵宝经目录”中的“卷目”是指陆修静所见经书的题目，并非某种目录的简称。“灵宝经目录”中的“未出一卷”，当从大渊忍尔等学者从上读，是指两卷的《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有一卷未出。“灵宝经目录”中所说的“智慧上品三（大）戒三卷，二卷已出”，二卷是指《罪根经》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在陆修静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罪根经》仅有一卷。《正统道藏》中《罪根经》卷下的主要内容是后人根据“灵宝经目录”或类似文献中《罪根经》两卷的传说造作的，其造作的依据包括《法轮经》《明真科》《黄录简文》等。另外，有学者认为《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的成书晚于《罪根经》一类的“元始旧经”，这也是靠不住的。关键词：《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　灵宝经目录【作者简介】郜同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敦煌学，经学。从敦煌写本看失传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与编排体例 高天霞内容摘要：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9件与《籯金》相关的写本可见，《籯金》为唐人李若立所编的一部分类简明、注重时需的小型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在于纠正当时类书分类苛细、不便检索的弊端，以突出类书的实用功能。《籯金》百篇，分为五卷，基本编排体例是“先录其事，后叙其文”。然由于该书成于一人之手，受当时的编纂条件及个人编纂能力所限，且在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后人的改编和删略，故今日所见《籯金》众写本存在诸多不完善。关键词：敦煌写本　类书　《籯金》　体例【作者简介】高天霞，博士，河西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敦煌文献语言文字。郭茂倩题衔与赵子游墓志——一件出土碑刻上的宋代人物信息 陈瑞赞内容摘要：《乐府诗集》的编者郭茂倩曾于北宋元符年间知温州永嘉县事，在县治华盖山蒙泉刻立观音海神像碑。此碑后于南宋绍兴末年被采作赵子游的墓志石，2015年出土于赵子游墓室。观音海神像碑有郭茂倩题衔，可以补充郭茂倩的仕履信息。赵子游曾知南外宗正事，墓志的出土，也可以补充《宋史·宗室传》有关赵子游记载的不足。关键词：郭茂倩　题衔　仕履　赵子游　墓志【作者简介】陈瑞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明万历十年舟曲《丈地均粮碑》考释 马振颖、赵世金内容摘要：甘肃舟曲的《丈地均粮碑》刊刻于万历十年（1582），碑中详细记载了万历年间在舟曲实行赋税改革的起因缘由及经过结果，再现了舟曲地区“丈地均粮”这一历史事件。目前学界研究“一条鞭法”在北方的施行情况时面临不少问题，如资料较少、范围不够大、程度不太深入，舟曲的《丈地均粮碑》恰是万历年间“一条鞭法”在陇右地区推行的实例，对于明代赋役制度及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关键词：舟曲　丈地均粮碑　万历　欧阳策　“一条鞭法”【作者简介】马振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敦煌学、碑刻文献学。赵世金，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佛教史、西北史地。《甲骨文合集》《补编》等所著录国图藏甲骨校勘记之一 赵爱学内容摘要：对照国家图书馆藏8415至9917号甲骨实物，校勘补正《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等著录书及相应释文书，可补缺拓背面、正面8例，校勘拓片不清晰导致的释文错漏109条，校勘手误或技术性错误导致的释文错漏12条，补充《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字编》等未著录或稀见字形、辞例、骨形等23例，补正《甲骨文合集》及《补编》“材料来源表”错漏27条，汇总重复著录24组，“材料来源表”漏藏地“北图”及重复著录者多出自《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上）二书。可见甲骨实物校勘的重要意义，以及梳理清楚甲骨的递藏源流及著录脉络，对编纂集成性甲骨著录书的重要意义。通过对照相关释文成果，可见“汉达文库———甲骨文库”的释文虽稍有疏漏，但较为精审，校勘较为全面。关键词：善斋甲骨　释文　校勘　漏拓　来源表　重片【作者简介】赵爱学，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甲骨学、古籍收藏史。专刊导言虞万里（上海交通大学）　吾国学术，溯自春秋，以至当今，其书写载体经吉金、简牍、帛书、纸张之改，所用字体由籀篆而古文、而隶楷之变，之后基本固定在纸张和楷字之间，偶尔伴之以石刻、钟鼎与篆隶。清末民初以还，甲骨、金石、敦煌残卷等各种文献相继涌现，学术研究形式丕然一变。处今日之世，考证文史无不利用新材料，诠释旧史文，亦即利用出土文献，印证传世文献，本期专刊诸作，即是显证。新材料——出土文献固然重要，但出土文献必须有科学发掘、妥善处理，正确识读，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由于历史原因，无论甲骨卜辞、铜器、墓志、简牍乃至敦煌文书，其发掘和发现之初，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散乱，加之传拓、摄影不精，导致其利用价值受到限制。就卜辞而言，初期出土并非科学发掘，龟背腹甲，一块碎为数片，流转于公私收藏家之手，以致参商暌隔，世纪相望。而影拓技术，高低悬殊，以致字迹莫辨，断辞难连。上世纪末所编之《甲骨文合集》《补编》受条件限制，汇集影拓时，无法全部核对甲骨实物，留有遗憾，致使《摹释总集》《释文》等离释文之准确性犹未达一间。其后虽有专家不断匡补纠正，仍有未尽。甲骨文的价值与成果已催生出巨著《商代史》，功不可没。如今其所面临仍有两个艰巨任务：一是残片缀合，二是实物校核。缀合工作自王国维率先入手，揭示殷商先公先王次序，其后明义士、董作宾、郭沫若、曾毅公、屈万里，以致最近的蔡哲茂、黄天树团队，相继拼合，成绩斐然。非实物的缀合很大程度要依靠影拓的清晰与准确，故而摹拓与实物的校核必须引起重视。赵爱学《〈甲骨文合集〉〈补编〉等所著录国图藏甲骨校勘记之一》即是用实物校核的力作。作者以国图所藏善斋甲骨实物一千五百多号与《合集》《补编》等对校，纠正因拓本不清晰或技术性错误导致的释文错漏、不同来源的重复著录、缺拓正面或背面，以及材料来源表错漏等约200馀例。实物校核可以促进残片缀合，残片缀合可以精确释读文字，正确的文字释读将推进商史研究。这是百年来甲骨学的新一轮研究。敦煌残卷涉及经史子集，故敦煌学即四部学。然敦煌残卷可以让我们从微观上深察中古西北地区民间经史子集之细节原貌，故无碍其成为独立的敦煌学。东晋宋齐是上清经和灵宝经造作的繁荣时期，然因教派缘故，造作之经或秘而不宣，故因应经名而补作、伪造之经亦应运而生，造成六朝道经真伪丛杂之现象。灵宝派道经虽相传由东晋末葛巢甫所造，然其渊源可追溯到东汉之《五符经》和《二十四生图》等道经。确切而言，葛巢甫所传新灵宝经，有新造，也有因袭。正统《道藏》所收，更杂有后世补作伪造之内容。出于敦煌的P2861和P2256两残卷经日本大渊忍尔拼合成《灵宝经目》。经目上多有“宋法师云”字样，盖即南朝梁宋文明《通论门》内容。《通论门》系据宋陆修静《灵宝经目》而撰成，故残卷经目保存了陆修静时代之灵宝经实况，亦即陆修静于元嘉十四年（437）撰写《灵宝经目序》前后的灵宝经经数。从东汉末年到宋元嘉长达二三百年间所造作的灵宝经，其时代、作者及真伪等都需要作精细的考证。郜同麟《〈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考——兼论陆修静目录“未出一卷”和“卷目”问题》，即是考证《灵宝经目》中《罪根经》的部分内容和文本来源等问题。大渊忍尔《经目》中有《智慧上品大戒》三卷，二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二卷，未出一卷。意为《罪根上品》有一卷未出。学界多从其录所理解。也有学者认为此处“未出一卷”指下文《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文章从经目体例契入，分析今《道藏》所收二卷本《罪根经》之下卷内容与上卷有矛盾，且南北朝道经所引《罪根经》有不见于今本者，进而分析经中所载对话文字，指出其杂凑痕迹。由此推测南北朝《罪根经》只有一卷，至隋唐之前，已有不止一种的二卷本《罪根经》出现，这应是道流看到经目有“未出一卷”而“补作”伪造。深入《道教》内容，比勘文献，推进了六朝灵宝经的研究。自曹魏《皇览》到有清《渊鉴类函》，期间出现之公私、大小类书有数千部之多！敦煌之类书，大多为民间类书。敦煌《籯金》有九个残卷，相关研究论著已超过十篇。但就《籯金》之编纂目的和特点而言，尚有申发馀地。高天霞《从敦煌写本看失传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与编排体例》即着力于此，予以分析探讨，并指出《籯金》有节本与改编本。删节与改编是前刻本的抄本时代之常态，因抄写不便和需求不同，各人都会根据需要删节或增益所需内容。《隋志》所录多种六朝节钞本类书可觇一斑，可为本文佐证。文中提及P.2537残卷“陈仲蕃：后汉人，周景为预（豫）州太守”一语，此处“豫州”作“预州”，是避唐代宗李豫之讳。然如作者揭出同一残卷另有“豫章宫”和“出豫宣游”名词与短语仍作“豫”，适足以证明《略出籯金》系民间抄手摘抄《籯金》的残卷。民间为启蒙益知，抄写随便，或讳或不讳，甚或回改讳字，往往而有，且几经传抄，遂致一卷之内正字讳字并见，此皆敦煌民间抄本的特点。安徽博物馆所藏宝贤写卷《千佛名号》，系宝贤道人于北凉神玺三年（399）在高昌所写，尽管其收藏流转尚待考证，仅就其书写年代早于多数敦煌写卷而言，无疑是一件稀世珍宝，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王丁曾就《名录》公布的照片指出其与西晋竺法护《贤劫经》有关联，然因当时佛名经本子较多，故提及东晋昙无兰的摘抄本《贤劫千佛名经》亦应在考查之列。李灿《399年宝贤写卷即东晋昙无兰抄略〈千佛名号〉考——兼论5世纪前的古法唱导与佛名抄略本的关系》则首次对写卷进行完整录文，揭出其与竺法护译本之差异，然后拈出《出三藏记集》中昙无兰的《千佛名号序》，分析两者的编辑方法，认定两者一致，皆出于竺法护译本，进而考证这种佛名抄略本用途与五世纪前古法唱导仪式有一定关系。二十世纪以来，对战国秦汉以后之历史与学术有极大冲击与推进者，当数简牍与碑志。由流沙坠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以迄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楚简、北大汉简等，虽曰地不爱宝，实因人重希珍。碑志地劵，历朝代有，北邙英魂，长安缙绅，乃至平头小民，争尺土之地，营一穴之安者，无不纷纷显世，仅就李唐一朝，墓志已逾万方。百馀年来，学者为此而撰写之札记、论文、著作之数量，谓其恒河沙数，未免言过其实，云其铺天盖地，差可状其形态。其所补苴之史实、纠正之史误、抉发之史疑，几可谓无书不有，无朝不有。然学者从事出土文献之研究，亦呈现一种倾向，因简牍碑志系当时原物，且一旦书写镌刻成型沉埋千年，无法窜改，故学者比勘传世文献，多立足此点而指责传世文献经后人窜改之误之失之陋，甚至抨击传世文献之伪。笔者尝以平等心态，取郭店、上博简《缁衣》与传世文本对校，对简牍研究中之偏向略有纠正。兹再以岑仲勉在《贞石证史》揭示之二敝，以佐吾说。岑氏谓以贞石证史，一是过信石刻。石刻之可贵，在于一经刊刻，难于挖改，相对于书籍传抄、翻刻易于转讹，自有其优点；然在碑志草拟、撰述阶段，仍有作者笔误、钞胥写讹。且历代碑志，多假手学术寡陋之人，反不如修史饱学之士。二是史书为官修，碑志乃私撰。碑志与列传，旨趣不同，私撰碑志，为光耀门楣，务尽其详；官修列传，格于体式，必须精简。然证史者恒责史书失载。故岑氏指出：“史之缺，正准乎史之例，其失反在乎责之者。”可见碑志与史传之优劣长短，未可一概而论也。以岑说反思简牍研究，同一原理，盖简牍之抄写者未必是饱学之士，所据传本之误，抄写之疏，篆隶古文转变之讹，简牍断烂错位之舛，随时随处多有；反之，向歆校书，罗列众本，一人持本而读，一人勘本而校，择善而从，取舍有例，乃至写定上素，亦有其严格程式。故帛书简牍与传世文本之优劣，亦未可一概而论也。岑谓古代碑刻多假手弇陋三家村学究，此固屡见不鲜，然亦尽多有文人名流措手其间者。2015年温州瓯海地区出土碑刻一方，一面是线刻观音神像，有郭茂倩题衔；另一面是墓志。此方刻石之价值在于，郭茂倩是《乐府诗集》编纂者，而墓主是宋代宗室赵子游。陈瑞赞《郭茂倩题衔与赵子游墓志——一件出土碑刻上的宋代人物信息》对郭、赵二人履历予以考证。郭之《乐府诗集》流传千年，广为人所引用，然其仕途除“河南府法曹参军”外则阙然少所知晓。题衔署“通直郎、知温州永嘉县事、赐绯鱼袋郭茂倩”，作者就其实职详加考证，补证了温州府县志之缺失。赵子游墓志系自撰，亦古人自撰墓志一例。子游登崇宁五年（1106）武科进士，史所不载，此亦可补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之阙。作者征引文献，勾稽子游转官仕履，与墓志互证。石刻碑志，志之所载详于人而略于史，碑之所记详于史而略于人。中原皇朝政策推行与记载，亦详于东南而略于西北。明代一条鞭法在西北实施状况如何，甘肃舟曲《丈地均粮碑》透露出实际信息。马振颖、赵世金《明万历十年舟曲〈丈地均粮碑〉考释》详细解读碑文，联系史实，揭示出西北地区施行一条鞭法的实例，可补明代赋役制度史料之不足。竹简最大的价值，在于补足历史缺环，串联解读历史史实，证实历史文献的错误。先秦的诏书本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献，何有祖《秦二世元年诏书解读》对湖南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诏书几个关键词汇重新解释，更完整、正确地显示了诏书内容，其“始皇帝”三字换行顶格，展示了延续二千年的诏书格式。作者更以诏书“与黔首更始”一语，结合北大简《赵正书》“与天下更始”文，校核《史记》《新书》传世文献，纠正其句读错误，可谓信而有征。然引学者解“更始”为“变革”、“更改”，与后世“改元新政”相联系。笔者以为，“变革”、“更改”似与旧君政策有所抵牾，不随萧规，是否对尸骨未寒的旧君有所不敬？“更”有重新之义，“解除故罪”与“大赦罪人”是既往不咎的推恩政策，此种举措历朝新君即位多予推行，所以“与民更始”释作“与黎民一起从新开始”似更确切。竹简之正误异同，可以争论，可以探研，而竹简文字所显示之古代经传之样貌，则是极其值得珍视的。苏成爱《〈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一文，揭示“未解章”为汉代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意义非常重大。文献记载，马融为省两读之便，将经传合一。笔者曾指出：《丧服传》和《夏小正》之经传合一，是马融的先驱，今得《孝经》经传合一之简牍，可以证实经传合一之形式确实在马融之前已经产生。先秦人名和表字有字义关联，此为王引之以来所习知。然金文、《左传》中人名称谓恒与姓、氏、谥、爵、官职、行以及美称等搭配，以致《左传》中二千四五百人名让人目眩眼花。竹简人名以古文异体显示，更使人无所适从。程浩《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结合铜器铭文、史实，从世系、人物事迹、文字字形等进行甄考，其结论足可供人参考。如公孙阏字子都，王引之释阏为遮拥，都为聚。《禹贡》“荧播既猪”，孔传解为“已成遏猪”，《正义》云：“言雝遏而为猪。”猪，《史记》作“都”。猪、都皆从“者”声。作者以之与郑国堵氏相联系，而佐以简牍《郑文公问太伯》之“堵之俞弥”为证，可谓得其骊珠。返观张澍释阏为美，解都为雅；朱骏声以阏都为叠韵字，皆属猜想，由此可见简牍文字之可贵。由人物而至于史迹，杨蒙生《三晋伐齐前后齐国一方人物史迹初考》则就清华简《系年》之人名，与传世文献对勘，借以勾稽史实，连缀片段，希冀系联先秦史某些缺环，尤其是三晋伐齐期间发生的“陈子牛之祸”细节。此种以人为中心来聚集、梳理历史片段之方法，源自日本学者森鹿三，尽管作者是否有此意识是另一回事。以人为中心可推衍到以烽燧、关卡、通道等为中心的编连研究。姚磊《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编连与研究》即属此类。“通道厩”研究始于李均明，他鉴于通道厩为居延汉简所未闻，而对汉代交通体系关涉甚大，遂与敦煌悬泉厩作比较，谓此厩是河西走廊通向漠北的唯一孔道。荒漠中的关、厩，啬夫、啬佐和往来官吏、过客乃至马匹之粮食是至关重要的事物。作者由此进而关注通道厩的粟谷粮食，编连相关简牍，区为十一组，并对具体廪食对象进行考证。任何一批竹简的初步整理，多会留下文字识读中的遗憾，以待学者拾遗补缺，即使以汉隶书写的肩水金关汉简也不例外。王锦城《肩水金关汉简释文勘补》即是对金关简第（一）至（五）辑释文依据字形和文义进行勘正，足可补苴原来释读之不足。利用甲金、简牍字形来诠释传世古籍中疑难字词，萌于晚清之吴、孙，张大于民初之罗、王，至于省吾著成《双剑誃群经、诸子新证》，可谓蔚成大国。自后随甲金文研究之深入和简牍成为显学，此类零星考证仍层出不穷。刘钊《关于〈吴越春秋〉一段疑难文意的解释》亦系用战国简牍字形“绝”、“继”形似甚至同字，重新串讲《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一语。谓“绝”是“继”字，“绝嗣”当是“继嗣”，太伯为长子，是当然的继嗣者，一字之易，使前后文义豁然贯通，怡然理顺。此固然是拜重见天日的简牍字形之赐，亦是作者善于贯通传世与出土文献之巧解。笔者以为，随着古文字之定形与古文字学之成熟，以古文字字形来重新解释、纠正传世古籍之误读、误释，是今后必由的康庄坦途，它将成为本世纪新古典文献学的基石。

《文献》2020年第4期封面书籍史研究专刊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 （代导言） 程章灿《思溪藏》刊刻事项汇考 王传龙内容摘要:关于《思溪藏》的刊刻事项,包括刊刻时间、刊刻地点、主要主持者等等,仍有许多被学者广泛接受的观点存在讹误。本文将证明思溪圆觉禅院并非《思溪圆觉藏》的雕刊地,而首任主持怀深虽然列名刊记之中,但对经藏的雕刊工程几无贡献,真正的劝缘者是净梵和尚。《思溪圆觉藏》的开雕时间应当在大观四年(1110)之前,完工于绍兴二年(1132)四月,前后历时二十馀年。《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即为《思溪藏》最初的入藏目录,元伟不仅是此目录的编集者,也是圆觉禅院实际的建立者。而《思溪资福藏》是一个伪命题,资福禅寺从未参与过《思溪藏》的补板与增刻。关键词:《思溪藏》　圆觉禅院　《思溪资福藏》　怀深　净梵作者简介：王传龙,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哲学。再论南宋刻书业的利润与刻工生活 丁红旗内容摘要：现今所能见到宋时较全面的刻书价格史料,主要有《小畜集》等七种,但这些史料的解读因角度、计算方式、视野等不同而呈现差异。从镂版的一些关键信息———刻书史料的性质、纸张价格、刻字工价等,可以推知这一时期刻版的利润,至少能维持在40%的高位。与此相连的是刻工的生活:开禧北伐之前,除维持一家四五口人的温饱问题,还能有不少结馀;之后,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下降,但仍能维持一家的温饱。横向比较,刻字仍旧是一项待遇很不错的技术工作。这一结论能改变传统一些不无模糊的刻书观念。关键词:纸张价格　刻字工价　利润　刻工生活作者简介：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汉魏六朝唐宋文学文献学。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 王赫内容摘要：丰坊是明代造作伪书的代表人物,其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丰坊在“大礼议”后欲通过作伪重振四明丰氏的声望,故他在虚构伪经的接受情况时有家族、地域和政治的考量;丰坊的伪经吸收和落实了明中叶经学家的疑经、改经观点;《鲁诗世学》的成书过程体现了明中叶作伪与辨伪的互动;丰坊造作的伪“古文”字形等,迎合了明中叶文化界由好古到作古的风气。从疑经、改经到丰坊的伪经,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改写”传统,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关键词:丰坊　伪书　作伪 　明代经学 　明代文化作者简介：王赫,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经学史、明清思想文化史。明代图书生产与思想争鸣:以李贽的图书刊刻为中心 俞士玲内容摘要：李贽一生“随手辄书,随书辄梓”,以著书刻书宣传自己的思想,与他人展开思想争鸣,同时告知世人自己的行踪,以此维持一位活跃思想者的曝光度,也以图书生产解决生存困境并作为身后遗产。李贽尽量自刻己作,掌控出版权,确保一己思想的准确表达,也确保图书生产能始终跟进自己的思想进程。其万历十八年和二十八年刻《焚书》的不同堪称明证。对于书坊刻书,他并不强调作者著作权,但抱怨对方事先不告知、事后不赠书;对自己意欲合作的书商,则尊重对方的决定权。李贽图书生产绝不能仅在商业刻书框架下进行讨论。判定假托李贽之作以及逝后横空出世的“遗书”的真伪,并非研究的终点,其中呈现出李贽及其思想的抗逆性和形塑力同样值得重视。关键词:明代　图书生产　思想争鸣　李贽　《焚书》作者简介：俞士玲,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魏晋、明清文学文献。从《尺牍新语》编纂看明末清初尺牍选本的商业出版 蔡燕梅内容摘要：尺牍选本的编刊在明末成为一时风气,经历鼎革之际的急剧衰退,继而于顺治末康熙初年再次兴起。其中,清初新刊的三部尺牍选本《尺牍初征》《尺牍新钞》与《尺牍新语》非常盛行,大获商业上的成功。以上各书皆以“新”为编纂旨趣,足见对原创性之重视,但又有研究者指出《新语》是对《新钞》的恶劣“盗版”,二者之编刊存在复杂的纠葛关系。那么,为何“盗版”能如此畅销,又如何在续编的出版上抢占了先机? 显然,将《新语》三编置于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背景之下,详细考察其编纂问题,才可能对上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新语》初编以刊本著作为主要材源,并加入少量包括编者在内的时人作品,这是承袭明末尺牍选本中十分常见的手法;为提升选本的商业竞争力,《新语》续编采取以下策略:充分发挥编辑群的人脉资源,获取大量时人作品,并在评点等副文本中披露作品来源及选本编纂过程,借此与读者进行良好的互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该系列尺牍选本在取材与编法上的新变反映了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发展的脉络。选本对收录作品篇幅长短倾向的调整,一方面是清初文坛主流的古文观念波及尺牍文体的体现,另一方面恐怕是尺牍文体自身的缺陷难以克服,选家试图借助文体边界模糊的“书”文体作品来增强选本核心竞争力的策略。关键词:《尺牍新语》　编纂　尺牍选本　商业出版　文体观作者简介：蔡燕梅,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东亚汉籍。从匡赞风雅到鼓吹休隆:丛书与明清文化转型 刘仁———以《檀几丛书》《昭代丛书》为例内容摘要：丛书因其开放与灵活的形式,天然地成为知识汇聚的良好载体而与思想文化联系紧密。在明清文化转型的脉络中,《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因其编选清初时人小品所具有的“灵敏性”,在这种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特质上更具有典型意义。晚明以来崇尚个人主体性、满足自我情感欲望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檀几丛书》文本的“私”领域特质。而在清初构建王朝统治合法性、政治权力积极介入文化领域的局势下,整合社会秩序、粉饰王朝形象的要求则促使《昭代丛书》在编纂过程中逐渐偏向“公”领域知识。丛书中“公” 对“私” 的知识压制,营造了“昭代”文化对“晚明”文化的胜利景象。由此可见,书籍不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而且是其构建力量。关键词:明清文化　国家认同　知识　丛书　张潮作者简介：刘仁，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献与文化。武英殿本“清六通”刊竣时间新考 韩李良内容摘要：“清六通”曾经武英殿“刊版颁行”,这是清代武英殿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其具体刊印于何时,却无明文记载。后世虽众说纷纭,但都认为是在乾隆年间刊竣。然前贤意见与殿本“清六通”书中内容多有抵牾。更关键的是,殿本“清六通”书中已避嘉庆讳,说明其在乾隆时并未刊竣。通过进一步考察殿本“清六通”卷首所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清六通”职名表,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藏相关内府刻书档案,可考证出“清六通”刊刻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嘉庆年间完成的。关键词:“清六通” 武英殿本刊刻时间　内府刻书档案作者简介：韩李良,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及清代经学史。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考 南江涛内容摘要：徐乃昌影刻明崇祯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是近现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之作。通过细读《徐乃昌日记》和相关资料,可以确定徐氏是影写付刻,而非原书上板覆刻,其所用底本并非北大藏徐乃昌旧藏本,而是刘承幹旧藏本。徐乃昌影刻此本的用途,更多是作为“礼品” 书。成功造就这一出版佳话,有赖徐乃昌严谨有序地确定底本、负责认真地校勘以及陶子麟团队高技术的刊刻等多方面因素。考察这些细节,对研究民国传统刻书和出版史不无裨益。关键词:徐乃昌　《玉台新咏》　《徐乃昌日记》　覆刻　影刻作者简介：南江涛,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和出版史。民国以来《永乐大典》海内外流通价格变迁考 郑云艳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永乐大典》流通价格变迁史。由于币制改革,“元”在不同时期币值并不相同,再加上《永乐大典》流通时常以外币结算,故不能单凭价格数字判断书价。经过综合研究发现:清末民初该书开始进入书籍流通市场,但价格不高;而此时外国人已开始有意搜集该书残卷,且出价颇高。1920 年代以后,《永乐大典》流通价格逐渐水涨船高,此时国内外竞购局面逐渐形成。1930 年代是该书价格普遍上涨最为迅速之期。到建国之后,该书残卷逐渐向大型藏书机构集聚,但在国际上该书的市场交易案例仍时有发生。关键词:书价　《永乐大典》　物价史　中外交流史　汇率作者简介：郑云艳,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文献学和书籍史。

书籍与档案古籍“开化纸”印本新考 曾纪刚内容摘要：开化纸之于古籍版本学、藏书史,特别是清代武英殿版图书的相关研究,夙负盛名且具有独特的指标意义,更广受藏家爱好。本文综合目前考察所及的文献史料,尝试梳理出一条重新认识开化纸与追寻古籍开化纸印本的理路,并力图追寻能使文献记载与存世实物相互验证的线索。首先,透过清季民初读书人与藏书家的文字记述与整理研究,大致确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人已普遍将清宫武英殿刊白纸精印图书认定为开化(花)纸或桃花纸印本;直至四十年代末,有关开化纸的材质特征与鉴别标准,才开始出现比较具体的论述观点。其次,将视角转向藏书目录、特别是民初的营业书目,探寻开化纸印本栖身其间的踪迹,并且从最贴近社会脉动的价格变化,体察图书市场上书因纸而贵的交易生态。然而,几乎所有书目著录的开化纸印本,一旦对应到存世实物或取文献档案相验证,势必出现难以跨越的断裂,似乎只能勉强接受“开化纸实即连四纸”或“连四纸讹呼为开化纸”的说辞。为突破此一困境,乃据清代内府遗存档案史料,证明清宫确有办买开化纸的惯例,实则钦天监用以刷印数量最少、开本最大、装潢最华丽的时宪书,是清代国家礼制运行的重要元素。本文以实证改写过往古籍开化纸印本研究与清宫武英殿刻书紧密系连的定论,为学界接续研究开化纸之相关问题指出了新的方向。关键词：开化纸　开花纸　桃花纸　连四纸　武英殿　殿本　时宪书作者简介：曾纪刚,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书籍版本学、目录学、《四库全书》研究、清宫藏书研究。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撤改与补函——以相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琚小飞内容摘要：文溯阁《四库全书》自送往入藏时即已有撤改之举,直至嘉庆十二年补函工作结束才最终成帙。整个撤改书籍的过程非常繁复,学界研究关注多集中在文溯阁书的两次复校,而对不同时期的撤改着墨较少,特别是复校开始前和嘉庆八年续缮书籍之前对阁书的抽换,这是文溯阁书得以完帙的关键。同时,阁书的撤改直接导致某些书籍的进呈本与阁本内容相异,甚至各阁本之间亦有不同。因此,追溯各阁书籍异同时,切不可一味认定是底本撤换而致。关键词：文溯阁　《四库全书》　撤改　补函作者简介：琚小飞,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四库学、清代文献学。清中前期的东堂藏书 赵大莹内容摘要：本文以惠泽霖《北堂图书馆西文善本目录》著录的题识信息为基础,结合部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旧藏档案、埃武拉公共图书馆档案和来华传教士信件等资料,通过对乾隆朝以前北京东堂的创设和变迁情况的梳理,可知东堂藏书空间的变化。将惠泽霖著录、高华士整理部分藏书题识,与现存藏书比对与复校,对题识内容进行了分类、翻译和分析,展现出清中前期东堂藏书收集、管理与利用的历史,以及东堂藏书的专题特色与流动脉络。关键词：东堂 　教团藏书 　医学文献作者简介：赵大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代中外关系史、中西书籍史。俄罗斯档案馆藏北堂西文书目考 柳若梅内容摘要：19 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传教士遭到清政府的驱逐。北京天主教传教士在末路之际,只好把在华三百年间积累的图书即北堂藏书委托给经中俄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常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俄国东正教使团接收图书后逐一整理,并安排使团成员戈什克维奇为这批图书登记编目,这是北堂藏书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编目,该目录现收藏于俄联邦外交部沙俄对外政策档案馆。1860 年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在北京将这批图书交付法国特使葛罗,归还给北京天主教团。1861-1862 年间北京天主教狄仁吉神父整理天主教藏书并编目,1949 年北京天主教惠泽霖神父再次整理编目并出版《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俄藏北堂西文藏书目录揭示了19 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被驱逐时的藏书情况,折射出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在华近三百年间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关键词：北堂西文书目　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　北京天主教传教士作者简介：柳若梅,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俄文化交流史、俄罗斯汉学、中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美籍汉学家福开森的故宫交游圈——以南京大学所藏文献档案为基础 时文甲、史梅内容摘要：美籍汉学家福开森旅华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与故宫博物院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在梳理福开森与故宫关系的同时,重点揭示他与故宫的几位名人——周肇祥、郭葆昌、钱桐、傅增湘等人之间的交往。其中周肇祥对福开森进入故宫古物鉴定圈影响甚大,郭葆昌是福开森在陶瓷鉴赏上的知己好友,钱桐曾对福开森古物馆的开设费心操劳,而傅增湘与福开森的往来可从南京大学所藏文献中的题跋知其端倪。关键词：福开森　故宫　古物陈列所　艺术鉴赏作者简介：时文甲,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籍版本目录学及近代欧美汉学等。史梅,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籍版本目录学、清代词学等。从新发现档案看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哈特藏书的形成 张徐芳内容摘要：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哈特藏书的旧藏主人是亨利·哈特,其档案最近被发现保存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图书馆。通过这批新发现的档案可以较充分地认识作为汉学家的哈特对中国文化所怀抱的敬意,以及就此展开的藏读研究活动。关键词：哈特档案　哈佛燕京图书馆　藏书　汉学研究作者简介：张徐芳,厦门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散文史、版本目录学与文献学。青岛“掳获书籍”在日本的流布 刘群艺内容摘要：日本在1914年侵占青岛之后搜刮了德国殖民官方在当地所藏的几乎所有的书籍和图文资料,这批文献总称为“掳获书籍”。日军自1920年4月至1922年12月将其全部运回日本,并分配给国内相关军事和教育机构。本文通过档案史料梳理了这批文献被掠夺的经过、分配原则与方式以及在日本流布的现状,认为由于现存文献的收藏地较为分散,数字化形式的事实返还较为可行。关键词：掳获书籍　青岛　战时资产返还作者简介：刘群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东亚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狩野直喜与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在华劫购汉籍活动 薛明内容摘要：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战前外务省档案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馆藏文书中,有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外务省“出资”并主持,“京都学派”代表学者狩野直喜参与的对陈毅边疆史地类旧藏、以丛刊为主的天津陶湘藏书等“实用”汉籍的劫购活动。研究表明,上述活动不仅完全背离其标榜的共同探究东方文化渊源、谋求中日两国共同福祉的动人口号,更是一场在“和平”掩护下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严重伤害。关键词：狩野直喜　“东方文化事业”　汉籍　陈毅　陶湘作者简介：薛明,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近代中日关系史。信札整理与研究桂馥、武亿、何元锡致黄易九札考释 薛龙春内容摘要：黄易是十八世纪后期金石学的关键人物之一,所藏汉魏拓本为一时之选。他长期在济宁的运河厅任职,结纳南来北往的地方官员、金石学者有极大便利。本文就新见桂馥、武亿、何元锡三人致黄易书札九通,略作考释,其中所涉及的金石信息的互通、天柱山铭与嵩山三阙椎拓事务的安排、访碑图的制作、《山左金石志》的编纂等,皆有禆于乾嘉金石学的研究。关键词：桂馥　武亿　何元锡　黄易　乾嘉金石学作者简介：薛龙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研究方向:16-18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国图藏《清芬外集》所收乾嘉学人致刘台拱书信考论 黄湛内容摘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刘宝楠辑抄本《清芬外集》中,有乾嘉时期重要学者如姚鼐、任大椿、李惇、翁方纲、卢文弨等人致刘台拱函,未收入诸家文集,亦不见于刘氏遗书。其内容除告知近况和寒暄之辞外,还涉及古籍校勘和经典研究的具体问题。文章对诸函写作时间及内容进行考证,并考察了刘氏与诸人交往论学之始末。在此基础上,结合清中期考证学思潮及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可分析相关学人的治学理念。关键词：刘台拱　姚鼐　任大椿　李惇　翁方纲　卢文弨作者简介：黄湛,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术思想史、经学史。胡林翼致毛鸿宾信札八通考释 项旋内容摘要：苏州博物馆藏有胡林翼致“寄云”、“骥云”的未刊信札八通,均未收入目前所见《胡林翼集》《胡文忠公遗集》及相关论著。经考证,“寄云”、“骥云”为毛鸿宾之字,这批信札作于咸丰八年至咸丰十年之间,内容涉及胡林翼督师援皖及杭州被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等重要史实,也涉及胡林翼在湖北修壕建圩、防堵捻军等情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关键词：胡林翼　毛鸿宾　信札　太平天国作者简介：项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清史。吴梅致王立承论曲书札五通笺释 冯先思内容摘要：吴梅、王立承皆为戏曲文献收藏大家,其藏品既多且精。国家图书馆藏吴梅致王立承书札五通,于两家所藏戏曲珍本讨论尤多。彼时吴梅刚刚返回南方,在东南大学任教。二人书札南北往还,涉及戏曲文献的评价、收藏之处颇多,可见当时戏曲文献收集之情形,对民国戏曲史研究有重要价值。本文于其关涉戏曲版本之处,略为疏释,于其间戏曲版本相关讨论,或纠其误,或补其缺,并梳理其收藏源流。关键词：吴梅　王立承　书信　戏曲作者简介：冯先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建馆110周年纪念之人物篇徐森玉先生与北平图书馆 柳向春内容摘要：徐森玉是中国文博、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京沪两地的文物布局，乃至海峡两岸的文物分布，都与他有关。森玉先生曾任职图书馆多年，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壮大的亲历者。他曾在现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任职多年。今国家图书馆建馆将满110周年，谨将前辈森玉先生在此间工作之大概略作梳理。追念前辈，寄望来者。关键词：徐森玉 北平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作者简介：柳向春，文学博士，上海博物馆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梁启超《白香山诗集》未刊批点辑录 聂丽娟内容摘要：梁启超1918年卧病期间批点的《白香山诗集》，共218条，由梁启勋过录于清康熙汪立名一隅草堂刻本《白香山诗集》之中，是稀见的梁启超学术研究未刊资料。梁启超批点白居易诗，既沿承了传统评点之学重体悟感发的特点，又融入了其思想转折时期特有的文学品鉴标准，是梁启超人生后期“情感中心说”诗学理念生成史的重要一环。本文略述此文献之性质，继而以汪立名本《白香山诗长庆集》《白香山诗后集》为次第，对梁启勋过录本进行系统释文，以供学界进一步探研。关键词：梁启超 《白香山诗集》 未刊批点作者简介：聂丽娟，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副编审。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佚文──《李诫〈营造法式〉跋》 何广棪内容摘要：民国十四年(1925)十一月十三日，梁启超曾撰《李诫〈营造法式〉跋》一文，附录于陶湘同年刻印之《营造法式》中，惠赠其儿梁思成、媳林徽因。该文未被收入《饮冰室合集》，固《合集》之佚文也。该文见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二○一四年五月出版之《嘉德二十年（1993-2013）精品录·古籍善本卷》图录，本文乃谨就梁跋详作考证，并附图录与释文，以备读者参考。又提倡开创以“中国古籍文献拍卖图录”辑佚一途，幸读者步趋焉。关键词：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李诫《营造法式》　梁思成　林徽因作者简介：何广棪，香港新亚研究所专任教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荣誉研究员。研究方向：文献学、陈振孙与《直斋书录解题》。编纂与出版专栏导言 顾青原版与“盗版”间的互动：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与汪淇《尺牍新语》三编纠葛详考 罗琴内容摘要：清初尺牍编选出版活动盛行，其中著名的几种选本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汪淇《尺牍新语》初编近四成内容盗用自周亮工《尺牍新钞》一选，汪书所标注的许多文献来源并非事实，而是钞自周书的作者小传所附文集名。《尺牍新语》二编和广编在有自己独立稿件来源以后，因袭《尺牍新钞》二选的比重大幅下降，并逐步走向独立。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周亮工采取了各种应对之策：如在二选、三选的出版序中痛斥恶劣的抄袭行为；尽量将二编的内封做得精致，以吸引顾客；并通过挖改或者重刻某些版面，替换或者增补大量条目。具体操作包括对全书进行补遗、增补王士禛的尺牍、将长篇尺牍替换为短小尺牍等等，以适应市场阅读需求。此为《尺牍新钞》一选至三选不同印次面貌差别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汪淇的盗用行为虽然损害了周亮工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刺激和影响了周亮工的选编、刊印、改易活动。关键词：周亮工 《尺牍新钞》 汪淇 《尺牍新语》 初印后印作者简介：罗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元明清文学文献。《曲谱大成》编纂问题辨疑 黄义枢内容摘要：《曲谱大成》是《九宫大成》的重要参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仅有三种残稿本存世。前人对此谱的成书多语焉不详或存在误判。事实上，《曲谱大成》卷首的《总论》乃金坛人于振所作。于振雍正元年才中状元进宫任职, 故而可以排除此谱编纂于康熙年间的可能性。根据雍正朝的戏曲政策、于振生平履历及文本内证，可推断《曲谱大成》是乾隆初年官修曲谱，此谱实为《九宫大成》工程的前期成果。于振在编纂工程初期是重要的编纂官，后来或因患风痹症转由他人接任，接任者批判地继承了《曲谱大成》，并将书名“曲谱大成”变更为“九宫大成”。关键词：《曲谱大成》 《九宫大成》 于振作者简介：黄义枢，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戏曲。胡季堂与《通志堂经解》的补刊 杨国彭内容摘要：王士禛《分甘馀话》记载，《通志堂经解》书版在康熙年间“收贮内府”。至乾隆五十年（1785），高宗发上谕宣布内府对此书补刊完成。通过胡季堂等人的记载，发现此书版曾存贮于苏州织造局；更鲜为人知的是，《通志堂经解》在内府补刊之前，曾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三十九（1774）年间，由胡季堂等人出资进行过补刊整理。关键词：《通志堂经解》 胡季堂 彭元瑞 苏州织造局 《四库全书》作者简介：杨国彭，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云南书局、官书局及其刻书考 梁明青内容摘要：清同光年间，各省官书局相继兴办，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云南书局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本文首先区分云南书局和云南官书局，对云南书局成立于光绪四五年间、云南官书局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的史实作出详细考证，并通过现存局本发现云南书局与云南官书局并存三年的事实。其次，对前人所列局本去伪存真，迄今查实68种650册978卷，其中有20种局本是前人的文中从未介绍的，有6种局本藏于民间而图书馆未有收藏的。最后着重介绍局本的版本特征，特别是翻刻新式教科书和践行西方意义上的版权保护行为，这在各省官书局中独具特色。进一步明晰云南书局、官书局发展历程，突显其在云南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关键词：云南书局 云南官书局 设立时间 局本 版本特征作者简介：梁明青，云南人民出版社助理编辑。研究方向：西南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宋本《册府元龟》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始末考 胡珂、鲁明内容摘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宋本册府元龟》，学界已多所利用，但对其来龙去脉尚缺乏具体之了解。该书主体部分是张元济1928年赴日访书时向静嘉堂借照，其馀部分乃国内公私藏家提供。为求卷帙完整，张元济先后试图以明钞本及明刻本配补，但最终放弃。嗣后抗战军兴、国共易鼎，商务印书馆萧条困窘，出版之事一再延宕，以致张元济终未见书，赍志以殁。直到80年代末中华书局才利用民国商务印书馆所制毛样，董理补苴，影印出版。此书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达一甲子，张元济、傅增湘、陈垣、赵万里、陈乃乾皆与其事，与文献学、学术史、出版史颇多关涉。关键词：《册府元龟》 宋本 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作者简介】胡珂，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副主任。研究方向：宋史、文献学。鲁明，中华书局《文史》期刊编辑。研究方向：文献学。文史新探唐代诗人于武陵、于邺诗集考辨 龙成松内容摘要：于武陵、于邺为中晚唐时期两个重要的诗人，但宋代以来长期将二人混为一谈；历代艺文志和书目文献所载二人诗集又重出互见，莫衷一是，研究者稍不留意便会落入其诗、其人的双重“陷阱”。突破此难题的一条线索是寻找二人诗集的演变过程及版本渊源，据此判定诗歌的归属。通过对现存明初汇刻唐人诗集中二人诗集版本的对比研究，可以一定程度上恢复二人诗集的原貌。另一条线索是从二人生平资料中寻找其诗歌的印证，从而反推二人重出诗歌的归属，而出土于邺家族人物墓志中的新材料是重要的突破点。关键词：于武陵 于邺 诗集 版本 墓志作者简介：龙成松，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汉唐文学。《宋会要》礼类与《中兴礼书》及其《续编》——《宋会要》礼类诸门门名及次序复原的新线索 林鹄内容摘要：复原《宋会要》的重点也是难点，是各类下诸门的门名及排序。以往研究对《永乐大典》事目及《宋会要》辑文所留存的指示门名的种种标志进行了较充分的利用，但对其他相关文献的利用，尚嫌不足。本文针对《宋会要》礼类，尝试在这方面做初步探索。文章发现，在现存文献中，与《宋会要》礼类诸门门名及次序最接近的，应当是《中兴礼书》及其《续编》所载各门门名及次序，其重要性超过《永乐大典》事目。关键词：《宋会要》 礼类 《中兴礼书》 《中兴礼书续编》 门名 次序作者简介：林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硏究所副硏究员。研究方向：辽宋史。明万里海防图筹海系研究 李新贵、白鸿叶内容摘要：筹海图是郑若曾、胡宗宪绘制的《沿海山沙图》。筹海系包括此图及受其影响摹绘的《海不扬波》等。该图系有三个突出特征：近洋，绘制有停泊战舰的岛屿；沿海，绘制出支援海洋作战的建置与辅助作战的设施；因增添沿海设施与减少内地建置所形成较短图之纵幅，也是该图系的显著特征。筹海系背后隐藏着绘图者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协同的海防思想。关键词：筹海图 筹海系 《沿海山沙图》 《海不扬波》 海防思想作者简介：李新贵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文古地图、历史地理。白鸿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文古地图。“编纂与出版”专栏导言顾 青百度《文献》杂志多年，看到的多是以文献学的角度和方法来研究古代文献的文章。固然受益良多，又常常感到“不过瘾”：同样的课题，同样的材料，解决的问题似乎比较有限。因此，当《文献》主编约请我为本期专栏“编纂与出版”写几句导言时，我几乎毫不迟疑地应允了。因为，我的确对这个专栏有所期待，尤其是读完以下五篇文章之后，“有话想说”的冲动也愈发强烈。多年从事古典文献出版工作，我深知文献的整理、研究与文献的出版是无法分割的。整理和研究的完成，仅仅意味着工作完成了一半，没有实现出版，整理和研究就没有落地，只有出版并被读者接受和使用，才真正实现了整理与研究的目的。而事实上，文献出版工作的实施，其本身就包括文献的整理、编纂和研究等等环节。甚至，我偏执地认为，出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工作的面貌和成就。遗憾的是，许多专业从事文献研究的学者，似乎并不认可这一点，甚至根本反对这一点。他们并不理解出版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也不会自觉地使用出版的思维和方法来看待文献的产生与流传。也就是说，许多文献的问题，仅仅使用文献学的方法和资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这几年，我参与编辑出版一本学术期刊，名叫《中国出版史研究》，组稿始终异常艰难，因为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的学者，更习惯于运用文献学的方法来研究出版物（文献），用版本学的方法来研究出版活动。在他们的学术成果里，常常看不到出版业的运作逻辑，没有读者群、购买方、销售市场、运营成本、商业竞争之类概念，更不会有意识地从这些角度去提出问题，搜集史料。这实在是一种遗憾。举例而言，从我早年做过的小说史研究来看，明清时期涌现的大量通俗小说文本，其推动力往往并不是小说家、文学家的创作冲动，而是书坊书商的牟利欲望；而小说经典如《水浒》《三国》的繁本简本的问题，用版本比对或文本分析，往往难以理出头绪，而运用出版业的逻辑，反而可以得到完满的解释。带着这样的思路，来看本期专栏收录的这几篇文章，应该说，虽然还是会生出些许遗憾，但更多的是收获了惊喜。罗琴的《原版与“盗版”间的互动：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与汪淇〈尺牍新语〉三编纠葛详考》，敏锐地从文献比对中拈出发生于康熙初年南京与杭州两地出版商之间的“尺牍大战”这一课题，进行细致地梳理，新见迭出，饶有趣味，十分精彩。如果作者还能够在“尺牍何以成为出版热点”、“两种尺牍出版物在什么区域什么程度上出现商业竞争”等出版问题上再深入开掘一番，提供出一些实例性的新鲜史料，应该更能够说明这场“尺牍大战”的意义。当然，关于明清时期出版业中的“盗版”，似乎也可以深入讨论一下。因为，在我看来，当时的翻刻，与当代法律层面上的侵权盗版，显然是两回事。黄义枢《〈曲谱大成〉编纂问题辨疑》和杨国彭《胡季堂与〈通志堂经解〉的补刊》，分别围绕这两部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典籍在乾隆年间的编纂和补刻问题展开细致梳理，对国家的文化政策、社会的阅读需求、个体的能力专长乃至文本内部证据都予以关注和揭示。特别是杨文，还深入挖掘胡季堂的交游网络之于其补刊事件的襄助，使其研究颇具“书籍的社会史”意识。梁明青的《云南书局、官书局及其刻书考》一文，对“同光中兴”时期各地官书局兴起的背景下，云南省顺应时代需要而诞生的云南书局和云南官书局的实际运作情况做考察，从目验存世文献实物入手，厘清两书局创设始末和出版业绩和特色。使人对这一偏居西南隅的省份，在中国近代出版与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了深刻的印象和全面的认识。本期中最令人惊喜的是胡珂、鲁明的《宋本〈册府元龟〉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始末考》。这篇文章通过翔实的史料和绵密的考证，完整还原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末的六十余年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机构接力整理出版北宋四大部书中体量最巨的《册府元龟》的全过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搜集史料和分析论证时，兼具文献学和出版学的思路和方法，或者说，他们天生就具备更广阔的研究思路和分析工具。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文献最终呈现在学界面前的样貌，总是多种客观条件互动的结果，是学术界、收藏者（单位）和出版界反复“博弈”之后不得不然的选择；而一部巨著的产生，往往会经过许多许多年、许多许多人的努力，成功与遗憾往往并存其间。正因如此，如张元济这样伟大的出版家的努力才弥足珍贵。导言的最后，我想说，“编纂与出版”这一专栏的设立，是希望学术界多进行一些“跨界研究”，跨出文献学，去出版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等领域，用更多的学术视角、更新鲜的研究方法来反观文献的意义。这也正是我的期待。本文经《文献》编辑部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