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经济研究

肖金成，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1955年9月出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后在南开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被中国国土经济学会评为“2011中国十大国土经济人物”，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评为“2012年中国城市化贡献力人物”，2012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9年08月27日，被聘为丽江市委市政府顾问。除非注明，否则均为钦点财富网原创文章，转载必须以链接形式标明本文链接

来源：上观原标题：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离开了 2月1日凌晨2点24分，著名经济学家、毕生致力于《资本论》研究、在国内首个提出土地批租政策建议的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薰华先生，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仙逝，享年100岁。这位面容清癯、笑容和蔼的老人，走完波澜壮阔的一生。很少有人知道，这位100岁的老人还曾经给《资本论》“纠错”。2012年，在“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奖感言中，他这样说：“在经济系阅读《资本论》时，我注意到马克思的两条教导：一条是说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整体，但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他的方法；另一条是指出《资本论》最终的目的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使目的与方法结合在一起。”今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进第43个年头，也是上海第一个面向国际招标的地块发标33年。土地批租是国家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的一种形式。即将若干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次出让给土地使用（经营）单位。土地批租对我国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此项改革的研究决策与试点探索整个决策和实施过程，长期鲜为人知。而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先生，是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也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贱尺璧而重寸阴”，出自曹丕《典论》中的一句话，照耀这位学者的百岁人生，又何尝不照耀着这个时代的风云。提起土地批租，张薰华曾说：“我很高兴，我的研究成果对政府有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薰华结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后，撰写了题为《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的论文，并在1984年4月的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上进行了提交，并发表在了《中国房地产》第8期。那时的上海，城市经济期待更丰沛的生机与活力。张薰华和一群学者将自己的目光掷在了这片土地上。1984年12月下旬，当时主持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的副主任陈扬将任职于市委办公厅研究室的顾家靖和许一春叫到了自己的办公 室。他交代，复旦有个叫张薰华的老师提出了城市土地的地租问题，希望能和他谈谈，进一步了解他的想法。虽然毕业于复旦大学，但哲学系的顾家靖并不与张薰华相识。他接到任务后首先想到的是地租实践的不易：“城市土地的地租问题，对我们国家来说不仅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不仅仅是实践问题，在当时可以说是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它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涉及国家宪法。”因此在顾家靖看来，张薰华在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地租问题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会面安排在经济学系一间狭小而破旧的会客室中，但谈话的内容是全新而富有革命性的。顾家靖和许一春约请张薰华就他在地租问题上的见解再写一篇文章，让他的观点变得更完整、透彻。临走前，张薰华赠送了他们两本他所著的《资本论（提纲）》。1985年1月，顾家靖收到了张薰华新撰写的《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很快，这篇文章就发表在了上海市委办公厅研究室的《内部资料》上，并递交到了北京，被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刊物《调查与研究》转发。北京的转发引起了上海市委的重视，研究室随即组织了专题座谈会。那一年，上海正处于要大发展和怎么发展的关键时期，市委将重点放在了以发展第三产业和经济发展战略等为主要内容的“五大课题”的调研上。按理说，座谈会后，对土地问题的研究也应该告一段落。但张薰华和顾家靖都希望将土地问题继续研究下去。顾家靖向陈扬以及另一名研究室主任俞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了支持。土地问题的研究得以继续开展。为了填补当时国内土地向题理论专著的空白，张薰华和顾家靖商量并决定将他们前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整理成册。张薰华先拟定了一份提纲，与相关研究者讨论后再作调整修改。在作者分工会上，张薰华决定亲自负责理论部分的撰写，并另外介绍了两名研究生负责土地价格方面的写作。这个建议得到了政府的采纳，这让张薰华兴奋不已。在20名研究者的协作下，这一本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手册横空出世，张薰华亲自取名为《土地经济学》。当时的编撰和印刷没有资金投入，在与上海出版社领导商议后，《土地经济学》的付印得到了支持，但对5000本的印刷量来说是杯水车薪。没拿到多少槁费和版税，印刷费得由作者们自行报销，但所有人都心甘情愿。此后，一场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在上海“润物细无声”地展开。1987年，《土地经济学》正式出版，并获得上海出版优秀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研究土地经济问题的理论书籍，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参考书。同年10月，全国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深圳召开。张薰华又提交了新作《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以上海作为起点，这次，张薰华将眼光放到了全国。国人长期以来缺乏对地租的了解，政府批租土地无异于颠覆社会主义在他们心中的固有形象。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售卖＇土地？”面对质疑声，张薰华说：“我的观点是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批地＇方式＂售卖＇土地，地租应该交给国家。而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是通过地租来实现的。”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第十条第四款中补充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自此，“土地批租”的概念深入人心。而如今再提土地批租，张薰华说：“我很高兴，我的研究成果对政府有用。”“科学按其本性来说承认事实和规律，它不崇拜任何偶像，它使人们厌弃迷信和愚昧，勇于探索、开拓和创新。”张薰华先生对《资本论》有着深刻理解。几十年过去后，他的学生们仍能清晰地记得“张老师用各种圈圈形象地表述《资本论》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所包含的系统思想用圈层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他认为生产力是经济系统的内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分别是中圈和外圈，它们是生产的社会形式。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他又提出内圈的物质内容发展为“源泉和生产力”两个圈层；中圈的生产关系层发展为“商品所有制（市场经济）”和“要素所有制（私有或公有）”两个圈层；上层建筑圈层划分为“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两个圈层。张薰华的硕士、博士学生，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严法善说，张老师论理时喜欢“画圆圈”做板书，丝丝入扣；比喻时言之有物，引人入胜，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在他的学生王岩的印象中，张薰华讲课只拿着提纲，对《资本论》极为熟悉，能准确报出马克思言论所在的页码，“极富逻辑性，记忆力非常好”。而对另一位学生宋运肇来说，张薰华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方法论：“通过圆圈法，同学们不仅更快更完整地理解了《资本论》的整体框架和体系，也对日后坚持用生产力发展（内核）来评判一切生产关系变革（外圈）提供了原则指导。”1980年，在钻研《资本论》的过程中，张薰华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和纰缪。经过整理和校验，张薰华在当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一文——这也是中国理论界第一次有人指出《资本论》中的失误。在学界将马克思奉为“神”的年代，国内学者、研究生纷纷撰文表达反对或质疑。张薰华对各方意见一一进行了研究思考，并给出了答复。在坚持正确论点的同时，他也对个别不妥之处虚心地进行校正。耄耋之年，张薰华仍然坚持出席各类经济学研讨会。复旦的同事们记得，张薰华每天早上都会到经济学院的办公室翻翻书，看看报纸，“对当前的政治形势还是非常关心”，还是坚持每天自己从三楼的家走到经济学院看看。”到了90岁，老人渐渐将思考的据点转移至家中，偶尔去学院取个信件。2003年起，经济学院每年都会组织春游，张薰华每年都会出席，年轻教师们去爬山，他就在山脚和夫人宁荫一起目送着他们远去，再等待他们归来。2002年，在1977级班的一次同学会上，张薰华对学生说，他要争取活到100岁。链接张薰华，1921年生，江西九江人。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系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专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研究。著有《〈资本论〉提要》（三册）、《〈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张薰华教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奋战了半个多世纪，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科研成果有专著《〈资本论〉提要》3卷、《〈资本论〉脉络》、《〈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生产力与经济规律》、《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等10部；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地租的必然性》等100篇。其中三卷本《〈资本论〉提要》已发行数万册。《〈资本论〉脉络》和《生产力与经济规律》至今仍为经济学院各专业硕士生必读教材。张薰华同志于1989年被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5年被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原国家教委联合授予“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称号。2008年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12年获第二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张薰华同志于2015年、201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城市化成本、城市发展的融资成本正在快速上升，土地的估值和升值情况难以支撑地方债务的偿还，以土地促城市化的模式已不可持续。农村土地改革进入关键时间节点。在法律制度层面，2018年12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意味着“上层建筑”即将迎来变化。在实践试点层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总结经验的同时，被认为还应进一步深化，“三块地”试点将再次延期一年。在这一关键的时间点上，土地改革方向在何方？ 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刘守英。刘守英认为，“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土地改革正迎来最关键的窗口期。而农村土地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实现农村土地权利体系的完整一致，将不同类型的农村土地的权利打通。以地谋发展弊端显现《21世纪》：你在新书《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中提到，中国“以地谋发展模式的弊端显现”，这些弊端具体是指什么？何以判断走到了尽头？刘守英：以地谋发展模式有三种特征。第一是“以土地保增长”，通过施行土地征收制度，地方政府独家土地出让，对有发展机会的区域，以土地宽供应促增长。第二是“以土地促工业化”，就是在园区优化工业用地配置的方式来推动工业化，具体就是在园区以土地优惠作为招商引资的普遍手段，吸引企业，并以土地为工具进行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以土地促城市化”，就是以土地招拍挂制度和土地抵押融资，将土地资本化，为城市建设提供资金。这种模式走到尽头，主要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土地的经济发动机功能减弱，土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供给导向转变为需求导向。这其中有两个关键的时间点，2010年和2013年。数据显示，2010年之后，增加土地供应对GDP拉动的边际作用开始减弱，经济增速开始下滑。而2013年之后，整体土地需求下降，全国整体土地供应量也开始下滑。这种表现的本质在于，经济发展从周期性变化转变为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变化。二是利用土地促进园区工业化的模式正在失灵。我国工业用地比重从2006年的50%下降到2015年的23%，而且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用地产出的增长率正在下滑。东部地区从2004年开始，工业用地占比先一步下降。这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首先是东部地区的工业用地存在结构性问题，大量存量工业用地没有得到有效使用，因此中央对这些地区的指标把控相对较严；其次是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较早，用地需求有所变化，不再过度依靠这一模式。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同样是从2004年开始工业用地的供应量增加。但中西部地区的问题在于，当地依靠园区低成本工业用地供应的模式，所带来的招商引资、就业、税收等方面增长效率不如东部地区。三是以土地促城市化的模式，正在酝酿金融风险。城市化的核心是资本来源，是建设城市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我国上一轮的快速城市化，跟这套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在这套模式下，城市化资本来源主要是利用土地招拍挂制度和2008年开始的土地抵押融资模式两种方式。这套模式正面临三个问题，首先是城市化的成本正在快速上升，征地拆迁和城市建设支出在土地出让总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其次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中接近一半是承诺用土地偿还，而土地的估值和升值情况难以支撑债务的偿还；最后是城市发展的融资成本也在快速上升。因此，以土地促城市化的这套模式，从目前来看，是不可持续的。《21世纪》：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到了改革的关键窗口期？刘守英：这要从城市和农村两个角度去看。首先，土地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服务我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这套政府主导的以地谋发展的模式而言，继续推行下去的收益下降，成本和风险上升，各方对这套模式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改革的阻力自然而然就下降了。其次，农村土地改革要不要进行，要怎么进行。以前那套模式，主要是为了城市发展可以低成本地快速地大面积地获得土地，对农村土地的限制较多。而随着农村大量产业和业态的变化，如何保障新型农业业态的用地？如何保障农村产业用地？对于类似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区域，是不是还要全部走征地城市化模式？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对农村发展的用地空间和用地权利更好地保障，这就是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体现。“三块地”为何再延期《21世纪》：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三块地”改革再延期一年的决定，为什么还要再延期？刘守英：这与这次改革的特点有关。这次改革的一大特点是，全国人大在试点地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使得当地试点具有了合法性。因为试点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是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在法律修改尚未完成的背景下，试点到期后很难说停止改革回到现行法律框架下，因此延期就成了必然。《21世纪》：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从过去每个县域只探索一块改革，变为了联动改革，尝试在试点地区把“三块地”改革打通，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改变？这是否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刘守英：我认为与“三块地”改革的核心有关。应该认识到，整个农村的土地权利体系本来就应该是一体的、完整的。差异无非是有的是建设用地，有的是宅基地，有一些土地通过征收获得，有一些通过市场机制进入市场，这是机制上的差异，是用途分类上的差异。但改革的核心，应当是土地权利体系的建设，就是基础性的权利体系建构。从试点情况来看，单纯地试验宅基地、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或者征地制度，很难推动整体权利体系的建构。如果只试点宅基地，那宅基地是不是集体建设用地？如果是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以外多出来的部分作为建设用地，能不能入市？同样的道理，另一个问题就是征地，可以说征地制度本身跟建设用地入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征地范围势必要缩小，反之亦然。因此，“三块地”改革的前提其实应该是先有对权利体系的整体认识，“打通”其实是改革思路的一个变化。另外，在打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各试点地区的“三块地”改革，在各自的领域进度不一。这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土地需求类型不同、历史原因造成的土地结构不同有关，这导致了各方在改革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对改革的迫切性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对改革这套制度有没有用、有没有必要认识不足。这是应该通过打通“三块地”改革来明确和统一认识的。宅基地制度安排滞后于时代《21世纪》：在这次土地管理法修改的内容中，宅基地制度改革涉及较少，也有人认为宅基地制度改革进度较慢，为什么？刘守英：宅基地具有非常特殊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按成员权获得、土地由集体无偿分配、实际上不承认宅基地财产权和在本村内部封闭运行。从表面上来说，目前我国的宅基地制度在不同的区域遭遇完全不同的问题。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和城中村地区，是在土地资源极度稀缺的背景下，农民利用免费分配的宅基地改成多层住宅，突破法律“一宅一户”的限制用于出租和入市的问题。对于中西部和广大农村而言，是举家进城的农户在城镇有稳定的工作和居所后，造成的宅基地闲置问题。因此，对于宅基地制度到底要怎么改，目前一直有争论。有观点认为，宅基地是农民的居所，是生活资料。通过现行的这套独特的宅基地制度，对保障农民居住，维持社会稳定而言是有效的，是农民进城后的退路。在这种观点下，大多数地区是没有宅基地改革需求的，仅在少部分地区，需要把“被搞乱”的宅基地制度改好。我认为，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宅基地问题的本质在于，这套特殊的制度安排，在不同区域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失效了。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这种失效最主要表现在于，宅基地作为一类土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财产价值显化，但现行制度无法保障。在土地财产价值显化以后，制度安排是以保居住功能为主，还是保财产功能为主？如果要保护居住功能，那么就要坚持无偿分配、按成员获得、封闭运行等上述特殊性的制度安排。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些制度安排已经无法继续，相关法律在这些地区近乎失效。首先，东部沿海土地紧张，土地价值很高，很多集体已经不再无偿分配宅基地；其次，很多农民加盖房屋，一户一宅难以实现；最后，很多进城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实际租住的房屋，就是盖在当地城中村和郊区农村宅基地上，外村人已经进入了这个封闭市场。因此，在这些地区解决宅基地问题的方法，只能使用宅基地财产权去置换上述的这些特殊权利。对于传统农区而言，有着村庄破败、空间混乱、房屋闲置、土地利用不合理等问题。实际上也是这套制度不能适应传统农区的变化，导致了制度失效的结果。第一，宅基地并没有和承包地一样实行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只要拥有成员权，增加一户就可以分到宅基地盖房，这导致了对集体公地甚至耕地的占有，宅基地体量不断增大；第二，由于是无偿获得，使得农户只要有钱有权就会加盖房屋，在一些区域造成浪费；第三，由于农民实际上只拥有居住权，财产权缺失，不能(对外)出租、转让和交易，进城农民不愿意无偿退出。打破宅基地制度的“特”《21世纪》：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刘守英：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实际上就是在破解这套制度的“特”，这要从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各自的权利和制度设置去看待。首先是所有权。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应该和承包地的集体所有权有所不同，需要一个集体组织作为载体去实现。为什么呢？因为宅基地的建设和整理，需要统一规划统一进行。有这样一个代表全集体农民的载体之后，第一可以成为宅基地没有到户的农民，他们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权利实现的主体；第二，可以对村庄建设的宅基地、建设用地规模作出规划，保证土地价值的实现；第三，土地的归集整理，可以由这个载体来完成。其次是资格权。就是过去的集体成员权，具体是指只有集体成员可以对本村宅基地有初始的获得权，但资格权只是指集体成员有权获得宅基地，获得方式如何、有偿还是无偿，目前还没有定论。我认为，不能无止境地对集体成员无偿提供宅基地。可以参考承包地，对此按时点划断：设定的时点前的集体成员，可以无偿获得宅基地，在这个时点后的集体成员，获得宅基地应该有偿。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虽然参考了承包地的时点划断，但也有不同——承包地是无偿获得的。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承包地的用途是受到管制的，而宅基地没有，即使只作为居住用途，其土地价值也要远远高于承包地。最后是使用权。过去农民对宅基地没有使用权只有居住权，而现在提出农民对宅基地也拥有财产权，其核心就是使用权。使用权如何设置？应当是一种用益物权，应当允许农民对宅基地可以使用、收益、转让、交易和抵押，这样才能真正盘活宅基地。而且范围应当对闲置的宅基地和正在居住的宅基地一视同仁，拥有共同的财产权。总的来说，农村土地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实现农村土地权利体系的完整一致，设计应该是非人格化的，每个成员权利的获得应该是平等的。不同类型的农村土地的权利要打通。这就要求在制度设计上，要正视这些“特”、解决这些“特”，把“特”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再回到征地等一般性问题上。（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广西新闻网南宁11月16日讯（记者 谢琳琳）11月16日，2020年中国土地经济学年会暨“城乡土地改革与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南宁师范大学召开。大会围绕“城乡土地改革与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探讨城乡土地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来自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四川和盛家园公司等规划咨询机构和企业的专家、学者、科研技术人员与研究生160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据了解，大会开幕式由南宁师范大学自然资源与测绘学院院长陆汝成教授主持，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黄金贤教授，广西土地学会王家帮秘书长分别致辞。大会主旨报告由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地价所所长赵松研究员和《中国土地科学》执行主编王庆日研究员主持。主旨报告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丰雷教授作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行为经济分析”的报告，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谭荣教授作了“生成品价值的实现与治理”的报告，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院长刘贵文教授作了“城市更新语境下的土地制度调整”的报告，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安录教授作了“从发展非均衡到均衡”的报告，南宁师范大学自然资源与测绘学院院长陆汝成教授作了“中越边境北仑河（东兴段）国土形态变化研究”的报告。大会设置三个平行分会场，分别就“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与土地科技创新”“城乡土地改革与新发展格局构建”等议题方向展开研讨。大会期间，专家学者们针对城乡土地改革、国土空间优化和建设美丽中国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深入的学术探讨。在主旨报告，和平行会议等各个环节中，代表们进行了高质量学术交流。据悉，本次大会由中国土地学会土地经济分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详细规划学术委员会、南宁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南宁师范大学地学部、南宁师范大学自然资源与测绘学院、南京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系等多家单位共同承办，《中国土地科学》编辑部、广西地信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土地学会多家单位协办。【来源：广西新闻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期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土地财政规模得以不断扩张和发展，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此补充了地方财政的公共支出，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也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从研究视角来看，一些学者认为土地财政是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途径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廉价提供工业用地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1]。但是有学者认为土地财政是导致城市无序扩张、耕地减少和征地矛盾日益突出的原因[2]。从研究内容看，对土地财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财政总体的形成驱动因素和改革转型上，对于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探讨土地财政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土地财政作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特有的财政经济现象，从2000年以后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借鉴李尚蒲等对于土地财政的定义，认为土地财政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将储备土地进行抵押贷款获得的融资收入；二是与土地有关的政府非税收收入，即通过协议或者招拍挂出让国有土地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三是与土地有关的税收收入 [3]。国有土地储备机构是地方政府将土地进行抵押贷款的一个重要平台，是政府介入土地市场的重要手段，使政府不仅能够利用一级市场控制土地的供给，也能利用二、三级土地市场对存量土地进行调整和配置。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储备土地由市县土地储备中心来掌握。1997年杭州成立土地储备中心，旨在利用银行贷款以政府购买的形式收购市中心效益低下的一些国有划拨土地。这样为政府获取大量的优质城市土地，缓解了当地的用地指标。由此之后杭州经验被作为典型得到推广，各地逐渐成立土地储备机构，收储范围逐渐扩大，土地抵押融资模式也逐渐流行，地方政府通过储备土地获取抵押贷款金额不仅弥补了前期的土地收购、开发支出，还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在满足地方财政收入上体现了重要的意义。2012年，全国84个重点城市储备土地抵押面积为348 700公顷，以此获得的抵押贷款为59 500亿元。在中国国有土地出让发展的初级阶段，全国大多数地区是以协议或者无偿划拨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仅有一部分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实行了国有土地有偿出让，然而土地出让规模不大，因此土地出让金收入也相对较少。1993年全国通过土地出让所获得的收入为405.2亿元，到了1998年，土地出让收入也仅为499.6亿元。这期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波动较为平稳，年平均增长约为3.88%。1999年以来，中国土地出让金进入超乎寻常的膨胀阶段，国有土地出让的金额增长迅速，从1999年的514亿元上升至2011年的32 126亿元，增长了6164%。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就业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且房地产业的关联性强，其本身的发展能够间接带动建筑业、化工业、制造业、纺织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国城市化的扩张为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不仅通过土地出让金增加了地方财政的预算外收入，还增加了城市扩张带来的产业税收和土地相关税收收入的预算内收入，为土地财政的扩张提供基础，为地方财政收入提供资金来源。近年来伴随中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土地相关税收收入也逐年增加，1999年土地相关税收收入为378.21亿元，到了2011年为8 228.42亿元，增长了2076%。在中国的城市土地出让过程中，将土地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形式。历年来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的预算内资金无法满足巨额的城市建设资金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因此土地财政收入逐渐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短期内在基础设施投资流量形成资本存量之前，相关生产要素的需求持续增长拉动相关产业的经济增长，表现出对国民经济具有一种扩张的能力，提高了地方就业率，增加了居民收入；在基础设施形成能够使用的资本存量之后，一方面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得地方企业更有效率的使用和工业生产相配套的公共设施，有效地节约了私人投资，由此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形成存量的基础设施资本直接成为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对地方经济增长发挥生产函数的作用[4]。土地财政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来源，主要有土地抵押贷款资金、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相关税收收入，其中以土地抵押贷款资金和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为主。在东南沿海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中60%来自储备土地抵押贷款[5]。地方上一些以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为名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是通过以政府信誉为担保将土地进行抵押而获得大量融资资金的方式来为城市建设提供资金。同时，高额的土地财政收入也为地方财政支出提供了资金支持。据中国国土资源部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浙江、福建等几个经济增长较为快速、土地财政收入较高的沿海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中，土地出让金就占据了三分之一左右，且逐年上涨。在中国经济转型期间，政府用于生产性直接投资的比重相对降低，而招商引资因其规模庞大和效益显著，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工业企业是外来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地方政府为了留住本地有实力的企业、吸引外来工业企业落地和资本流入，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廉价供应工业用地，其出让价格不仅远低于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也低于其开发成本，这样降低了企业的进入门槛和成本，虽然暂时牺牲了土地出让金收入，但是能够在吸引外来资本上更具优势，在为地方带来企业资本流入的同时，还换来了地方企业生产经营所产生的长期税收收入。而资本流入和企业的增加，不仅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还弥补了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导致地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中国的土地出让制度中，经营性用地需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工业用地则以协议出让为主，工业用地出让价格要远远低于招拍挂出让价格。2012年全国工业用地的价格为670元/平方米，而对应的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价格分别为4 620元/平方米和5 843元/平方米。①地方政府廉价提供工业用地，可以说为外来资本的流入创造了极大的优惠条件。近年来，中国的外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额规模明显扩大。2001年中国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合计为仅1 930.1亿元，到2011年，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已达到14 666.2亿元，较2001年增长了659.9%。

中国近年的高铁建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交通系统建设。2013-2017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9万亿元，新增铁路营业里程2.94万公里，其中高铁1.57万公里，是历史上铁路投资最集中、强度最大的时期。到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铁路电气化率、复线率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高铁建设在中国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拉动了高铁列车制造产业，在集成国外先进技术和核心系统的基础上，中国目前已能完成高铁交通系统的制造和建设。第二，显著提升了中国铁路交通的效率，目前中国高铁出行人数占铁路客流的60%以上。第三，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多个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不过，高铁在给中国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高铁站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结合的“高铁+城市”模式，暴露出不少的问题，潜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经济风险。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4月，中国已经建成的高铁站数量达到516座，一个城市有多个高铁站的现象并不少见。到目前为止，国家级别的、跨省的、主要干线的高铁站基本建完了，今后的高铁站增量，将来自西部地区新高铁线路的建设。高铁车站的建设，只是高铁交通系统的节点，能有什么样的风险？这类风险的影响力又有多大？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要指出的是，建高铁车站之所以可能变成风险，主要是因为高铁车站的建设往往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绑在一起，通过城市化的杠杆作用放大了风险。风险点并不是作为交通节点的高铁车站本身，而是高铁车站与城市建设的结合部分，即高铁车站周边的开发建设。正如国家发改委最近所警告，存在“初期规模过大、功能定位偏高、发展模式较单一、综合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潜藏着一定的社会经济风险。在迄今为止的地方经济与城市化发展中，高铁建设是各地争抢的重要发展“题材”。对地方来说，高铁车站为地方城市发展提供了契机，在建高铁车站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城市都拉开了架式，在离旧城很远的地方规划了高铁站点，以便腾出足够的空间来发展房地产，以建设高铁新城来带动城市建设。在本质上，高铁车站建设成了“土地经济”和城市资产经营的一个重要“题材”。在这种定位下，高铁车站最基本的功能——交通客流的集散，被明显淡化；而高铁车站对拉动当地地价、房价的作用，被显著强化。在这种“高铁+城市”的发展模式下，可以看到，高铁的基本功能被严重“异化”了，在很多城市，高铁站距离主城区远达数公里甚至几十公里，而且从高铁站到城区的连接交通严重不配套，成为交通孤岛。高铁站与城市化“捆绑”的结果，是高铁站被严重的“房地产化”，在很多城市出现了千篇一律的高铁新城。当宏观经济的发展周期放缓，城市化进程放慢，地方债务扩张开始受到约束，企业投资城市建设开始减少时，这种“高铁+城市”的模式很容易陷入困顿。不仅浪费了很多土地资源，在交通便利性上也打了折扣，不少的城市还因为高铁新城的架子拉得过大，背上了比较沉重的债务包袱。在安邦咨询看来，这实际上就是“高铁+城市”模式的烂尾。中国经济进入了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新常态，城镇化也进入了开始以人为本的下半场，城市对高铁系统的要求也开始回归客流通达的本源，人们对交通连接的便利性、基础设施配套的完善程度有了更多的关注和要求，高铁站能否与城市已有的基础网络和城市功能相结合，开始成为城市和居民关注的重点，过去的发展模式中积累的各种风险问题，也开始引起相关部门的反思。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高铁交通系统建设，受到了“土地经济”理念的干扰，“高铁+交通”模式潜藏的风险在逐渐暴露。今后，中国的高铁与城市发展模式需要调整，这既是对过去发展模式的纠偏，也是在缓解过去积累的风险。（作者系安邦智库高级研究员）

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简称《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的通知》（简称《调剂管理办法》），这两份文件或将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件。为什么这么说？资本、劳动力和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要素，任何国家或者经济体要想发展经济都离不开这三大要素。在我国国内，资本和劳动力早已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资本跨省跨地区流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劳动力整体的跨省跨地区流动也不是什么问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省份向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力输出已经实现了常态化、固定化。但三大要素中，土地却没有实现充分的流动。基于土地不可移动的天然属性和我国农村特有的国情，我国的土地政策一直实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对建设用地采取的控制手段。每年度各地方建设用地面积设置最高限度，不得突破。假如某省当年用地指标1000亩，即全省新增建设用地不得突破1000亩。这种行政手段配置的土地资源经常会在现实用地中遭遇尴尬，由于经济发展迅速，沿海东部发达省市用地指标捉襟见肘，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又由于供需不匹配，土地供应紧张助推了房价高企。为了突破用地瓶颈，某些沿海城市不得不大面积地填海造地。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在《大国大城》就指出，这些填海造地的城市不是没有地了，而是明明有地，却没有建设用地指标了，于是填海造地，导致岛屿面积急剧减少，破坏了海洋生态，得不偿失。另外一方面，由于平衡发展理念和某些鼓励政策的推动，用地指标向西部大大倾斜，拥有充裕用地指标的西部地区也学东部省份投资工业园、建开发区、搞大型住宅小区，结果由于没有优势产业，劳动力大量外流，无法形成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和消费市场，这些建成的工业园招不来企业，工业园的土地和厂房闲置，大量的小区空置着，造成了事实上的浪费。由于造血功能不足，这些中西部地区的扶贫攻坚工作也无法蹄疾步稳的推进。在严格的指标控制体系之下就出现了这样的尴尬：手握大量资金急需用地指标的东部省份和极度缺钱指标又富余的西部省份需求错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土地这个要素的配置过程中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对十九大报告的呼应，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在昨天，靴子落地，调剂机制首次以政策形式加以落实。根据《调剂管理办法》规定，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是指“三区三州”（即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及其他深度贫困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由国家统筹跨省域调剂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李国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可以跨省调剂，一方面可以有效的缓解一些地区的用地指标，解决供求矛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贫困地区收入；同时，也可以看出，政府正在通过市场机制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调剂引入政府管理，从而更好的配置资源”。的确如此，获得土地的东部省市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提升土地开发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经济必然高质量发展，地区经济整体实力必然提升，从而更有能力反哺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省份通过指标调剂，获得更多的发展资金，有能力投资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助力扶贫攻坚。三大基本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通过市场手段实现合理有效配置，其实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必然会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陈俊杰）

经济学是否能帮助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帮助一个企业做大做强，帮助一个家庭实现生活富裕，经济学家们是给出肯定答案的。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财富的学问，研究发展的学问，本质上是把经济学当成生产力看待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实现经济增长、家庭富裕的不是依靠经济学理论，而是生产力，是工作。经济学的作用是充实头脑。 马克思在他的纲领性文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1页）。这本身就说明资本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产物。马克思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后果，就是对社会的改变。目的是认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从分工开始的。精细分工作为大工业的工艺标志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内容之一。斯密从分工开始研究经济学理论，可见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作起点的。而马克思是从商品和雇佣劳动开始经济学研究，可见是把生产方式的历史变革当作研究对象的。亚当.斯密的学说是资本家的。 学术研究的历史贡献是历史运动规律，而不是一个对象的横向对比。历史研究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哲学的方法。比如资本这个术语，在经济学理论的历史上，其定义是一直在变化过程中。我们研究资本，不是把资本这个经济范畴当作前提，而是当作现实的阶段结果。要研究它的历史，更要研究它的演化。这样才能研究资本的规律。资本，是人类的经济生活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被定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是不存在资本的现代定义的，于是在经济学理论的早期是不把土地等经济要素作为资本看待的。这种定义是不科学的。其不科学性在于，它不是从性质上去定义，而只是从现象，或者说从分类上去定义。 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是这样定义资本的：“如前所述，除去劳动与自然界的力量这两种基本的、普遍的生产要素之外，还有一种生产要素，缺少了它，任何生产活动均不可能超越其原始的并且不充分的状态，即事先积累的前期劳动的产品的存量。这种劳动产品所积累的存量就叫做资本。”（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第30页）。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完善都是以经济活动的发展为基础的。在那个时候，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从封建的生产方式中独立出来，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没有被彻底清除，于是在理论上是无法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和自然力纳入资本范畴的。 而经济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但成为现代社会的唯一的生产方式，而且一切新的经济要素陆续产生了，比如商标、专利等等这些在封建主义生产下不存在的经济要素。于是资本所囊括的经济要素不但不再有例外，即土地，自然力等等能够进入经济活动中的所有要素都是资本，而且一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新产生的经济要素也都是资本，它们从出生那天就是资本。 在现代社会资本可以这样定义：资本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要素的学术称谓，在现代社会，资本就是能够参与经营活动的要素所有权。这个概念可以对下列问题进行解释，即在经济领域，人是以劳动出现的，当劳动与资本形成契约关系以后，劳动所有权就归企业所有，因此现代理论把劳动称为劳动资本。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劳动则不是资本。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班娟娟郭倩）《经济参考报》7月14日刊发题为《加力稳经济多地敲定高质量转型路径图》的报道。文章称，加快化危为机、开拓发展新空间，正成为各地加力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必选项。记者注意到，随着2020年步入下半场，不少地方在大力推动“六稳”“六保”落地见效的基础上，纷纷敲定高质量转型发展路径图——密集谋划一批新基建项目库、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拓展新兴产业园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转型项目为抓手，在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同时，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千亿级新基建项目将密集上线7月12日，重庆发展改革委表示，已完成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储备，形成七大板块、21个专项、375个项目，总投资3983亿元。目前，已开工152个项目、总投资2101亿元。此前数日，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广州市加快推进数字新基建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并透露已建立数字新基建项目库，目前首批征集入库项目254个，其中5G领域（含大数据中心）项目89个，人工智能领域项目66个，工业互联网领域项目50个。常州则提出超1000亿元的新基建产业投资项目计划，并排出63个新基建重点产业项目。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近一个月内，北京、成都、西安等多地酝酿和出台新基建发展行动计划和投资建设方案，围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梳理投资项目库，大批千亿级的项目将密集上线。集中出炉的新基建项目库，成为地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力促经济高质量转型的重要发力点。北京在新基建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到2022年基本建成具备网络基础稳固、数据智能融合、产业生态完善、平台创新活跃、应用智慧丰富、安全可信可控等特征以及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新型基础设施。湖北表示充分发挥新基建在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产业升级、带动创业就业、培育壮大新动能的重要作用，对冲疫情对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基建一方面有利于培育经济新动能和新增长点，显著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有效投资和激发信息消费；另一方面有利于支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为制造业、农业、金融、能源、物流等传统产业赋智赋能，促进模式创新和生产效率提升。多地提速布局科创中心和新兴产业园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少地方纷纷按下科创中心建设快进键。“力争2025年初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35年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和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到2050年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7月13日，四川科技厅副厅长田云辉介绍了四川科创中心建设蓝图。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邓长金指出，下一步四川将以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牵引，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布局建设100个以上科技创新重大项目。这并不是个例。7月9日，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揭牌，昆明生物医药大健康科创中心和高原特色农业科创中心成立。此外，浙江拟打造未来交通科创中心，江西将赣江两岸打造全国重要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新条例也已正式施行。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是地方高质量转型的出路。从广东力争到2022年打造超20个产值过千亿工业园，到河北提出推动实施2至3家智慧化工园区建设，再到湖北支持开发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近日，多地加快部署打造新兴产业优势园区，为转型项目落地提供广阔平台。越来越多的地方正以综合施策跑出高质量转型发展加速度。以山西为例，7月1日，《山西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施行。7月8日，山西省政府全体会议提出，将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转型，一要聚焦“两新一重”和民生短板领域，谋划一批优质转型项目；二要跑出新兴产业培育“加速度”，全力打造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三要迈上创新创业发展“新台阶”，加强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加快补短板和完善配套政策专家表示，在2020年迈入下半场之际，各地纷纷按下高质量转型发展快进键，成为育新机、开新局的关键发力点。下一步，要在聚焦主业，推动产业、项目、园区等上台阶上水平的同时，加快补短板和完善配套政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加快新基建、科创中心和新兴产业园等项目落地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生动体现，有望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引导传统行业运用现代技术和基础设施提质增效，通过技术改造迈向产业链中高端，提升产业竞争力。“各地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方面，还需要加快补短板。”刘向东表示，要在加快落地新项目同时，在生态环保、城市规划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提供相配套的规划措施，在土地、人力、科技支撑等方面做好要素保障，促进产城融合、产教融合、科技融合和产学研用一体化。“同时进一步优化地方营商环境，强化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思维，大力度培育头部企业，让产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承载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隆云滔对《经济参考报》记者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人才可为地方经济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各地要加大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力度，构建技术、产业、应用等环节的全链条人才体系。此外，她指出，各地政府要在土地、生态、人才等生产要素约束条件下，寻找一条适合自身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更大力度激发民营企业参与相关项目建设的积极性，激发民间创新动力与创造活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