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研究杂志投稿

我的许多客户由于时间紧迫而没有提前准备。论文这一块，病急乱医，花了很多钱，但论文还是没通过！并不是说您的文章有问题，是您还没有弄清评审要求！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简明扼要，所有要点！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弄清楚评审单位的要求！！！一：级别要求1.核心：南核/北核。核心审核难度大，周期长，版面相对较晚，因此建议根据强制性要求至少提前一年进行准备。2.普通出版物（省/国家级）由于不同地区/学校的要求不同，一般出版物分为省级和国家级。两者并不是国家级就一定比省级好，只是主管单位主办单位的级别却不同。为了增强评审的竞争力，建议在能力范围内发表影响因子较高的第一批或第二批期刊。二、检索网要求（此处仅列出了中国的四个权威数据库： 知网 >万方>维普>龙源）权威性依次递减某些单位必须要求知网收录才认可，因此，如果发布其他三个数据库，则发布无效。注意：发布之前，请确保检查相应的数据以获取稳定的更新！三、时间要求（即在评审交材料之前）1.收到刊物的时间要求评审材料必须在9月之前提交，出版物必须在9月之前收到。为了避免延迟评审时间，建议提前准备。2.重点注意期刊要求（即期刊上标出的时间）！！这是大多数人忽略的由于目前有许多期刊供不应求，在一般情况下存在着稿件被提前接受的情况。也就是说，出刊时间和实际出刊月份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例如，今天是9月2日，文章审核通过，但是文章录用在21年2日。此时，您必须查看21年2月是否在评审期内。如果不是，则发布无效。四、文章发表篇数/字数要求一般来说，都是要求发表1-2篇学术期刊，各个单位的要求是不一致的。以当地发布的具体文件为准！以北京为例：不同的专业职称需要不同的字数，有的超过3000字，有的必须超过5000个字！如果字数不符合标准，则发布无效！注意此处纯文字的数量，而不要记住空格的字符数！发表流程投稿--文章审核--录用通知书（可电话查稿）--支付版面费--排版印刷--样刊邮寄提交稿件有三种方式，您可以选择其中一种：1.自行投资（您可以在知网上查看代理商的电话号码，并按照提示进行邮箱投稿）2.通过代理发表（适用于时间和精力有限的作者，无需自己查找期刊，成本较高，并且文章没有私密性）3.通过淘宝发表（淘宝卖家的信誉度良莠不齐，虽然有第三方保证，但进入门槛低，刷单严重，需要仔细甄别）分析三者之间的差异1.自投：优点：成本低，研究期刊圈子，也增加了部分期刊知识。缺点：我不了解期刊：我不清楚每本期刊的收稿方向，并且需要花费一些时间进行研究。审核周期长：急于出刊的人基本上会陷入要撤回而不敢撤回的境地。由于大多数国内审稿人数量有限，因此审核全国各地的文章需要大量时间。低通过率：通常，文章是由主编共同收集的。文章容易石沉大海，比较耗时且费力，不适合急于发表的作者！2.代理商发布（通过主要的在线平台（例如QQ，微信，微博等）联系优点：多年的投稿经验，与多本杂志协同收稿，了解每种期刊的实时状态和收稿要求，将根据相关要求推荐合适的期刊，具有优先审阅权，并对文章有一定的指导，这提高了时间效率，但同时也提高了通过率。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不管是效率还是结果，都会很满意。缺点：代理市场从业人员凌乱，素质参差不齐，文章不保密，容易泄漏。同时存在乱收费的混乱现象。面对私人收款帐户，无法保证作者的资金！3.淘宝发布：优势：第三方担保，公开信息，相对安全的资金。缺点：淘宝进入门槛低，1000元的押金开店，员工素质不明，隐性收费严重，刷单情况严重。当前受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商店都关门大吉，少数商店打擦边球！这里，小编无一例外地为所有人提供了统一的发布过程。发表流程：投稿-文章审查-接受通知（可以通过电话检查）-页面费用付费排版和印刷样本期刊邮寄

许多作者认为，如果文章撰写正确，则可以成功提交。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是单方面的。当然，发表文章的基础是文章本身写得很好，但是发表是否容易，不仅取决于好的文字，还取决于对作者自己的过程和门路的认真研究。需要这样做。贡献是一项技术任务，熟练的技术人员只需花费一半的努力即可获得双倍的结果，而陌生人只需花费一半的努力即可获得双倍的结果。一些学者进行了非常出色的研究，但是提交的内容不是强制性的，因此有些必填内容被掩埋了。一些不知名的作者被愚弄和欺骗，以在线提交鱼和龙的混合体。因此，您的提交内容不会令人难以理解，但是必须认真处理，培训和改进，以免引起对主要问题的误解。01.目标学术期刊代表学术市场，作者是卖方，读者是买方。因此，如何为读者和学术市场量身定制知识是值得考虑的话题。所谓的投稿实际上只是学术出版的顺利实现，以及您自己的学术产品向学术市场的顺利推出。简而言之，投稿是关于销售学术产品并顺利“销售”文章的。并“卖个好价钱”。许多学者都不愿意将文章视为产品，并认为学者是神圣的，但最终的分析表明，无论市场如何存在，学习都是人的。您需要自己的市场。首先，贡献者需要了解他们的发布目标。出版有两个目的。发表学术观点并为学位毕业或专业晋升发表。前者是自我目的，后者是手段。从前一个目的出发，最好在流行和著名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这样可以更广泛地传播学术观点；从后一个目的出发，最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我会。顶级期刊，包括许多大学指定的顶级期刊。当然，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重叠，但是也存在不一致之处，因此有必要在发布和发布要发表的论文之前弄清发布要求。其次，对作者最好是对这些期刊进行选择和建立后对其有很好的了解。为了能够针对贡献者，贡献者应详细阅读这些出版物并阅读“例程”（主题方向和角度，研究方法和文章性质，文章撰写等）。最好知道。02.文字每个期刊都有自己的出版趋势和文章风格。这是由于其长期的出版生态，而不是由编辑或作者决定的。因此，建议您在提交稿件之前考虑期刊的选择。问题，样式，方向，长度甚至样式。即使撰写文章，也要写有意识地进行处理，量身定制的文章，以使文章与这些期刊的主题和风格相匹配。定制写作是将帖子整合到写作中。通常，在撰写本文之前，提交意见的出版物将是清楚的。在撰写过程中，您可以阅读此出版物并在选择主题时加以考虑。文章的主题应与期刊的目的，风格和位置相一致。例如，在向《美国国家管理学院》期刊提交稿件之前，请认真考虑该期刊上的上一篇文章，并有意识地反映出整篇文章是否匹配。系统地阅读和跟踪这些期刊，投稿要求，出版风格，主题选择要求和目标，内容范围，主要出版方向，出版周期，选择周期，读者群以及这些出版物的出版。了解期间等这将决定纸张的格式，内容和长度。03.提交前进行自我检查在提交您的稿件之前，请事先进行自我诊断，以消除任何问题并且不打扰您的提交。具体的自检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主题的选择是否具有创新性，是否处于学者的最前沿，是否可以反映学术研究的现状，新趋势，新趋势？第二，研究观点是否牢固可靠？研究结论是否得到了明显改善？第三，它说得清楚吗？您能用几个简单的句子总结论文的主要思想和创新吗？这样，您可以测试您的观点是否清晰表达，清晰明了，是否新颖以及是否有效。第四，纸质材料，数据和图表是否准确，简洁和完整？语言标准组织得井井有条，清晰且合乎逻辑吗？是否有任何错误的错别字或表达方式？第五，您有注释的表格和参考吗？文章的数量反映了作者的阅读情况，参考文献的质量反映了作者的科学研究水平和能力，无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的描述格式是否反映了作者严格的学术态度。我会。注意索引文件和期刊等级的信誉。我们引用更多来自专业期刊的文章和来自高级期刊的文章。尽可能引用专着和研究文章，并避免使用教科书。否则，作者的阅读和知识将受到限制。第六，作者信息是否完整？您是否提供必要的信息，例如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作者单位和标题？您将需要提供您的联系信息，但是由于发帖时我们可能没有提供联系信息，因此可能很难直接与我们联系。确切地说，作者必须指出作者的信息，例如姓名，性别，电话号码，通讯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工作单位，职称，研究单位等。第七，你可以怀疑抄袭吗？文章窃是期刊的底部，窃问题不仅损害作者的声誉，而且损害期刊的声誉。无论是故意窃还是无意重复，作者都应注意这一问题。否则，如果被确定为窃，它将在期刊中被“列入黑名单”，并影响未来的学术出版。您不仅可以窃取别人的文章，而且不能窃取自己。也就是说，您可以重复发布同一篇文章。04.广告刊登贡献就像出售，贡献者需要学习出售物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进行虚假宣传，而是将期刊发给期刊及其编辑者很重要，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从众多帖子中查找，识别和使用其文章。是找到释放的方法。实际上，将您的文章推荐给编辑者不仅是自我提升，而且编辑起来也更容易，而且将您的文章推荐给主编或其他编辑者的人也很容易。很方便。因此，推广文章非常重要。一般而言，您可以在文章电子邮件中调用文章或对其进行解释，但是相对而言，在文章中进行解释更方便。首先，我们需要向编辑者证明他的研究主题值得并且值得推荐。作者想解释一下。通过研究，我将解释我要实现的研究目标，要切入的角度，相关研究进行了多长时间以及本文完成了多远。作者想说服编辑者您的研究主题为何如此重要。其次，作者应该能够尽可能简短地陈述他的研究贡献。实际上，对研究的描述越简洁，文章的证据就越多。许多作者都打电话给编辑，但效果不太明显。当编辑问到他对这项研究的贡献时，他说他无法回答，或者说不够清楚，那篇文章还没有到位，他仍然要加油。表示必须。实际上，编辑问题非常简单。发表的文章太多了，为什么需要发表文章，为什么？在向编辑推荐之前，作者先说服了编辑。如果没有说服编辑本人，他如何说服主编和其他编辑？同样，输入重要信息（例如摘要或关键字）也是个好主意。当编辑者查看文章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文章的标题，然后是文章的摘要。文章布局应该只能使人们感到这是完成的草稿，而不是第一稿。最好根据出版物格式重新编辑书目。最后，编辑部还关注作者的简历，主题，研究范围，作者主持的项目以及他近年来所解决的学术问题。如果作者已经拥有了更好，更学术的出版物，我相信它肯定会增加编辑的信任。推荐的关键是确定研究水平，以便审稿人可以理解作者和文章。您不必过分夸大或低估，但您需要低估。请适当显示您的实力和研究成果。05. 建议首先，面对提交。对于年轻作家来说，投稿和修改也是提高他们学术表达的一个过程。因此，不要将您的论文作为研究的其余部分，而是将其视为学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仔细考虑您的论文提交方法。其次，许多作者在学术晋升中常常会失去很多职业，因为他们不了解学术出版和出版过程的一般特征。通常鼓励作者了解学术期刊的基础知识，例如出版周期和出版过程。这样可以确保在出现紧急需求时，您不必着急，不会引起误解，也不会被愚弄。第三，定期阅读。每种出版物和每种出版物都有自己的历史和风格。通过Fix Reading，您可以了解这些出版物的学术方向和选拔要求，互相了解和了解自己。所需阅读材料的积累以及与期刊编辑的交流，使更多的知识得以共享并变得更加顺畅。第四，订阅纸质版。尽管数字出版现在发展良好，但鼓励作者去图书馆仔细阅读纸质期刊。如果可能，我们建议您订阅自己喜欢的日记。所有已发表的文章都体现了作者和编辑的努力，而纸质版本可以使您感受到字里行间的学术诚实。闻墨，摸纸，享受封面和插图也是学术生活的一部分。第五，不要升高。许多期刊都禁止多次投稿，有针对性的海洋投资绝不是一个好策略。通常建议您有意识地阅读一些学术期刊，以便从研究阶段开始理解和理解这些期刊。最终的撰写和发布将会更加自然和流畅。

2017年5月16日，湖南省纪委发布的一则通报震动学术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乌东峰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政治上无知、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官方如此概括对乌东峰的审查结论，并将其“双开”。通报同时提到，乌东峰违规经商办企业，直接参与投资多家企业；毫无道德底线，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育有多名子女，长期利用党的学术期刊阵地和职务便利，伙同他人私自大肆收取作者财物，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犯罪。2018年4月23日，湖南省检察院通报，桃江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编辑、正处级干部乌东峰以涉嫌受贿罪提起公诉。乌东峰案是否已审理判决，目前尚无公开消息。但时隔一年后，中国裁判文书网至2018年8月底陆续公布了涉《求索》杂志案受贿、行贿的8份判决，经法院认定乌东峰收取的论文“版面费”共近千万元，其中，乌的情妇覃建军被认定伙同乌东峰收取至少814.95万元。判决显示，庞大的市场需求、资源垄断引发的权力寻租，催生一个关于“论文生意”的操作模式与完整利益链条，在《求索》杂志发表一篇论文被收取的“版面费”最高达到5万余元。由来已久的“版面费”在一篇发表于2012年关于乌东峰的人物报道中，称乌是“站在理论研究最前沿的著名学者”，并对乌的评价不惜笔黑，堆砌各种赞美之词：“浑身浸透了艺术细胞的学者，活跃的思维、儒雅的气质、翩翩的风度、谦和的谈吐”，“视野广阔，思想深邃，见解独特，敢于创新……”当时，乌东峰担任学术期刊《求索》杂志主编已十年。公开履历显示，乌东峰于2002年-2013年任《求索》杂志主编，2014年-2016年任编辑。除主编身份外，乌东峰的头衔还包括湖南省优秀专家，湖南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浙江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和两个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等等。《求索》杂志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学术期刊，2003年被评为南大核心（CSSCI）期刊，简称C刊。相关专家介绍，目前南大核心来源期刊，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国内最权威的一种，在现行论文评价体系中，在C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成为评职称等硬性指标。与国内多数纯学术期刊的境况相近，《求索》杂志曾经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关于收“版面费”，14年前在湖南省社科院内部便有争议。瞭望东方周刊曾在2004年报道：当年年初，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因反对乌东峰评优，遭乌东峰言语威胁，被传为“博士（乌东峰）扬言杀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而何光岳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对《求索》“卖版面”不满。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时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的朱有志介绍称，社科院每年给院刊《求索》的经费为8万元，当时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他提出公开招聘总编，乌东峰便是在2002年进入湖南省社科院，成为《求索》的总编（主编）。当时湖南省社科院对乌东峰确定了学术和经济两个指标。学术指标包括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和观点摘要若干篇；经济指标则是社科院除了拨付8万元人头费外，盈亏全部由乌东峰承担，3年后每年上交社科院1万元。而乌东峰让《求索》摆脱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卖版面。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乌东峰称，他接手《求索》后，采取了“3个1/3”的办法实现效益：1/3版面免费刊登，还支付高出国内同类刊物3倍的稿费，以此吸引优秀稿件，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1/3是“国内交流”，这也是国内惯例，某学术单位赞助点钱，给他们一些版面；还有1/3是收费的，一个版收近1000元。乌东峰也在被查后交代，2008年底，湖南省社科院分管《求索》副院长提出来要他们思想放开一点，让他们自己去创收，可以收取版面费。湖南多名高校教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求索》杂志收取版面费，多年来一直“名声在外”，舆论反应强烈，早在2010年学者杨玉圣曾公开批评求索收版面费“臭名昭著”。一名副教授透露说，湖南有个别高校甚至规定本校教师在《求索》发论文，（考核、评职称）不算数。澎湃新闻从上述公开的判决书中发现，虽然乌东峰等人收取“版面费”的历史长达十数年，但认定属于受贿的时间从2013年开始。法院的依据是200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及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暂行）》。前者明确规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手段向供稿个人和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后者也规定：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法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求索》杂志自2013年1月1日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后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情妇的“生意”：“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杂志社”自2014年起，乌东峰便不再是《求索》杂志主编，但仍留任编辑。而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这是一次非正常的职务调整，乌东峰系被免职。免职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上级部门纠“四风”巡视活动中被群众举报；二是《求索》杂志未能通过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的年度考核。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对《求索》2013年度考核情况的通报显示：认定《求索》存在收取版面费问题，决定对《求索》停拨资助经费，追回已拨剩余经费，限期整改。在乌东峰被免职之后，2014年2月，湖南社科院曾在官网刊登《关于求索杂志录用稿件严禁收取版面费的公告》，公开承诺“本刊对录用的稿件，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任何中介以求索杂志名义约稿并收取版面费，本刊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然而，随着乌东峰等人落马及相关案情披露显示，所谓严禁收“版面费”的公告，不过是掩耳盗铃，“潜规则”仍大行其道。据湖南桃江县人民法院对覃建军的判决，覃建军是一名中介，2007年左右与乌东峰发展成情人关系。从2008年起，乌东峰先后将周家文、朱志勇、肖某等《求索》发文中介介绍给覃建军，安排覃建军收取论文和“版面费”，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在幕后操纵论文发表，按此运作模式二人大肆收取“版面费”牟利。具体的操作模式是：由覃建军从《求索》发文中介手中大量收取论文交给乌东峰，乌东峰利用自己在审稿、定稿方面的职务之便，使论文顺利通过三审。论文通过三审后在发表之前，待发文中介从作者手中收取“版面费”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交给覃建军后，乌东峰再将论文顺利发表在《求索》上。若发文中介没有将“版面费”交给覃建军，乌东峰则不予发表。法院认定，从2013年起，《求索》杂志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并明令禁止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但乌东峰与覃建军仍然按照之前的运作模式，从周家文、朱志勇、肖某等发文中介手中收取“版面费”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2013年至2016年，从肖某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453.75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186篇；2013年至2016年，从周家文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346.5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144篇；2013年，从朱志勇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14.7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6篇。覃建军伙同乌东峰收取“版面费”共计至少814.95万元。2018年6月27日，桃江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覃建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财产600万元。判决书显示，该600万元已从乌东峰案中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扣除。据覃建军交代，做论文生意以来，她收取中介的费用应该超过了一千万元，收取的这些版面费“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杂志社”，成为了她和乌东峰的共同财产。这笔钱她自己和乌东峰的生活开支用掉了一部分，乌东峰情人生活开支用掉了一部分，她炒股用掉了一部分，乌东峰家里的投资、房产按揭用掉了一部分。而让中介肖某惊讶的是，自从他于2013年在覃建军家见到乌东峰之后，直到被抓进看守所，他都以为两人是夫妻关系。澎湃新闻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2012年6月20日注册成立的湖南国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乌东峰、乌东峰的妻子王某及乌东峰的情妇覃建军同为该公司股东。不过，这家企业已于2016年2月注销。“版面费”8年涨十倍，至少两名副教授沦为发文中介判决显示，除了认定覃建军伙同乌东峰受贿之外，也有中介直接联络乌东峰，向乌东峰指定的账户打“版面费”。据公布的5份行贿案判决认定，向乌东峰行贿的金额达到988万余元，在《求索》发表论文至少403篇。以此推算，每发一篇论文，乌东峰收取的“版面费”为2.45万元。“实际上，资源的垄断和话语权，可以说对于版面费的价格予求予取，他们可以自我定价，更可以选择不同的作者收取不同的费用。” 一名要求匿名的高校教师向澎湃新闻介绍，据他了解，在《求索》发论文，每个人找的渠道可能不一样，也不是对每一个人都要收那么多钱，“一是凭经验，哪些人有钱，就收得多；二是看文章质量，质量越差，收费越高。有的交了钱，也得等上一年甚至好几年才能发表，因为实在收太多了，只能排队。”据判决显示，作为一名最接近发稿权力核心的中介，覃建军确定论文“版面费”的多少，有三个重要指标：作者身份、论文质量、是否加急。从2008年到2016年，每篇论文的“版面费”也从约3000元/篇逐年上涨至约30000元/篇。8年间，价格涨了十倍。事实上，这并不是作者要付出的发表论文的最终价格。澎湃新闻梳理发现，在这个发表论文的利益链条上，发文中介亦形成上、下线的层级。以肖某行贿案为例，该案中，肖某有下线多人，其上线便是乌东峰及覃建军，在覃建军确定的“版面费”金额上，每一层级的发文中介都会加收几百到几千元的中介费用。判决显示，联系肖某发论文的另有12名高校教师，多为评教授或者副教授职称，发一篇论文交给肖某“版面费”最便宜的是2.5万元，最多的达到5万余元。其中，西华大学教师封某证言，为评教授职称，封某于2015年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给了中介5万多元版面费。实际上，这些中介的生意不止《求索》杂志。判决显示，众中介通过乌东峰的社会关系将论文大量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华侨大学学报》、《山东社会科学》等其他学术期刊上。其中，肖某供称，2012年至今，其下线中介共计向他转账1241.43万元，这远远超过他被认定的行贿覃建军及乌东峰的金额（453.75万元）。据乌东峰交代，他在卸任《求索》杂志主编后，于2014年7月担任《华侨大学学报》主编，帮《华侨大学学报》进入C刊，因当时经费缺口很大，在向华侨大学领导汇报后，他安排覃建军向作者收取了一定的“赞助费”，来弥补办刊经费的不足。澎湃新闻注意到，在已经公布的5名行贿者中，有两名副教授：长沙学院计算机系副教授朱志勇、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副教授周家文。2013年以来，朱志勇转给覃建军“版面费”共计至少14.7万元，而周家文被认定的行贿金额达到惊人的346.5万元。2018年1月至6月，5名行贿者分别被桃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至缓刑不等，并处相应罚金。纪检组发挥“探头”作用，查处《求索》窝案在乌东峰被查之后，2017年6月、7月，《求索》杂志原副主编章克团、文学编辑室主任张群喜也先后被查。被查之时，两人均已退休。法院判决认定，现年62岁的章克团在担任《求索》杂志社哲学栏目编辑期间（2009年到2016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发文中介及发文作者在《求索》上发表文章，收受钱财共计75.24万元。现年63岁的张群喜则被法院认定于2009年至2015年7月，在担任《求索》杂志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期间，利用其帮助作者在《求索》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职权，以收取版面费的名义，向5名中介和12名投稿作者收取人民币共计117.12万元。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杂志社是是下了版面费任务的，其中，章克团将其中的15.6万元让中介直接转账给了杂志社财务人员，以冲抵其应上交的版面费任务。张群喜案中，法院认定，2009年至2012年期间，《求索》杂志社为弥补经费的不足，经集体研究，以承包版面的方式给编辑下达创收任务，张群喜按照《求索》杂志社下达的收费任务要求，将其以收取版面费名义所收受的贿赂，为完成版面费任务上交给《求索》杂志社的19万元，这19万元应从其个人受贿总金额中予以扣除。2018年4月4日，湖南安化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章克团、张群喜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文称，对《求索》杂志社原主编乌东峰的查处得益于湖南省纪委派驻纪检组有力发挥监督“探头”作用。“要不是派驻纪检组‘拉长耳朵听、伸长脖子看’，乌东峰的‘狐狸尾巴’，可能会隐藏得更久一些。”上述报道称，乌东峰任职期间，肆无忌惮叫卖“版面费”。曾有人向乌东峰所在单位纪检机构举报，但被乌串供作伪证蒙混过关。省纪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组派驻到位后，立即对综合监督单位进行全面“体检”。接到有关举报后，执纪人员与乌斗智斗勇，最终查明其收取的“版面费”高达上千万元。澎湃新闻查阅湖南省社科院官网发现，自2014年以来，《求索》杂志已至少4次刊登公告，表明“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不委托任何中介约稿”的立场。在窝案爆发之后，《求索》杂志从2018年起由月刊变更为双月刊。在最近的C刊名录中，《求索》仍然在列。“为什么很多老师评上了职称就不愿意发文章了？成本太高。作为一个教师，读了很多书、写了篇好文章，最痛心疾首的就是，还要挤出自己的工资来发文章。”前述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一位高校老师说，他们希望能看到一些改变，不为挣工资发论文，能干干净净做学问。

投稿来源：英才杂志2020年5月13日，凯利泰（300326.SZ）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当日股价放量涨停，并创出2012年上市以来的新高。事实上，本次被资金追逐的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引入“明星投资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为公司未来发展进行了潜在“背书”。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显示，本次高瓴资本和淡马锡富敦投资全额认购凯莱英非公开发行的份额，两者分别认购2100万股、3750万股，认购金额为3.93亿元、7.02亿元。按照上市公司本次发行价格18.73元/股，较公告前一日折价29%。即便投资成本与定增机构相差达这么大，投资者依然将股价抢到了涨停板上。如此看来，投资者对凯利泰未来借助“明星机构”资源发展抱有很大的期望和信心。早在今年2月16日，高瓴资本拟耗资23.1亿元全额认购凯莱英（002821.SZ）非公开发行的1870万股，认购价格123.56元/股，较公告前一日收盘价折价33%，公告当日凯莱英股价也是放量涨停，股价同样创出上市以来的新高，随后小幅回调后继续上升一个台阶。本次凯利泰引入高领和淡马锡将为公司带来什么？凯利泰的未来发展又需要什么？不断并购并购是上市公司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对公司发展骨科医疗器械产品线的快速拓展至关重要。凯利泰成立于2005年，成立之初公司主要从事骨科植入物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工作，是椎体成形微创手术产品的主要提供商。后于2014年公司收购江苏艾迪尔，拓展脊柱与创伤等医疗领域。目前公司产品覆盖骨科创伤类、 脊柱类、关节微创、运动医学等多领域的骨科医用高值耗材产品，2019年椎体成形微创产品收入占比41.55%，骨科脊柱或创伤产品占比12.57%。2016年上市公司与意大利公司TECRES S.P.A合资设立上海意久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引入意大利公司TECRES S.P.A的先进骨水泥产品及技术，共同研发市场新产品；2018年8月，上市公司完成专注于高频低温、解剖和凝血技术开发和生产的美国公司Elliquence,LLC100%的股权收购，产品主要用于治疗椎间盘突出症和疼痛性椎间盘撕裂，公司的技术平台同时可广泛运用于骨科、脊柱、神经外科、整形外科和疼痛管理等领域；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公司通过代理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产品，开始涉入运动医学领域。目前射频消融产品占公司营收的15%，通过对该类产品的代理，公司逐渐加大对运动医学产品线研发，多款产品获批。公司将运动医学作为未来重点的战略发展方向。2020年3月，公司与上海利格泰原股东在上海市签署了《有关上海利格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公司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对上海利格泰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上海利格泰11.215%的股权。利格泰致力于提供运动医学整体解决方案，其管理团队在运动医学领域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同时，利格泰在国内运动医学领域技术领先、产品线丰富，交叉韧带固定系统和前交叉韧带重建系统已获批国内三类注册证，同时还有多个运动医学产品处于注册阶段。可见，并购是上市公司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对公司发展骨科医疗器械产品线的快速拓展至关重要。高瓴、淡马锡能带来什么?凯利泰引入高瓴和淡马锡后，凯利泰能得到什么？凯莱英在引入高瓴作为战投时表示，高瓴将通过推动相关被投企业与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及通过行业内的资源网络推动制药公司与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实现公司销售业绩提升。在36个月的战略合作期内，高瓴资本要为凯莱英带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8亿元的订单。同时，凯莱英表示，高瓴作为战略投资者能为公司带来市场渠道、临床研究业务、公司整体战略等多方面协同资源，提高公司产品与服务竞争力。也就是说，凯莱英引入高瓴资本将为公司渠道拓展带来积极作用，以至于高瓴直接承诺为凯莱英带来8亿元的订单。而在本次凯利泰引入高瓴和淡马锡后，凯利泰能得到什么？事实上，本次高瓴和淡马锡入股凯利泰并未作为任何承诺，两者入驻凯利泰的最大作用不是在渠道拓展上，而是在全球资源整合上。高瓴资本在医疗健康产业有非常宽广、深入的产业投资和产业经营，积累的产业资源覆盖创新药械、研究型医院、 药品零售、医疗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高瓴在全球医疗健康产业累计投资160家企业，其中本土企业100家，海外企业60家，其具备产业资源导入与整合的能力。而淡马锡在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药、医疗器械、医院、医疗外包等产业均有广泛深厚的投资布局。对于凯利泰来讲，目前主要依靠外延并购进行骨科医疗器械相关领域的产品线拓展，全球目标资源与凯利泰之间的“牵线搭桥”就显得无比重要，而高瓴和淡马锡依靠自身在全球医疗资源的广阔布局可以为上市公司全球收购时“资源对接”方面大显身手。上市公司将借助淡马锡对骨科、运动医学等领域关键医疗技术及高端产品发展趋势的洞察力，挖掘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资源和产业并购机会，推动符合上市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资源整合。除此之外，凯利泰不断对外收购需要大量的资金，近几年公司的负债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尽管目前整体负债率在30%以下，且账面货币资金较为充足，本次募集11亿元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性，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未来公司对外收购将继续耗用大量现金，本次募集也为公司未来收购筹备现金，并为公司产品研发提供支持。凯利泰本次引入两名“明星战投”将得到全球标的资源对接能力，提升资源对接效率，同时也为未来的资产收购做好资金支持。由此看来，凯利泰背靠两名明星投资机构，未来外延并购扩张前景值得期待。作为投资者，持续跟踪凯利泰在全球标的资源的整合效率和整合效果十分重要，凯利泰能否在骨科器械领域持续领先决定了上其股价未来的变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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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Maker 「 智能时代的塑造者」家庭的志商传承，是孩子幸福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孩子采取的教育方式，将对孩子以后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有的父母，对孩子过度放纵溺爱，舍不得孩子体验一些苦累的事，甚至一些简单的家务也从不让孩子碰，甚至也不要求他们学习良好的行为举止，对他们犯错的行为采取忽视或接受的态度，很少向孩子提出关于做人做事的规范。有的父母希望孩子绝对地服从自己，希望孩子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成长，很少考虑孩子的需求，一意孤行地让孩子按照父母的规划去生活。少数父母会采取民主的方式对待孩子，会积极响应孩子的需求，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过度干涉他们的生活，但是在原则问题上，还是依然会要求他们遵守，并向他们强调其重要性。他们会从小注重培养孩子的情商和做人的志气，为他们以后在事业上和生活上的成长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人类发展学院的戴安娜·鲍姆林德（Baumrind Diana）博士1971年发表了一个研究，重点研究了父母教养行为对孩子所造成的发展结果。她把家庭教养方式分为了四种教养方式：· 权威型教养方式 这是一种理性、民主的教养方式。权威型的父母认为自己在孩子心目中应该有权威。但这种权威来自父母对孩子的理解与尊重，来自他们与孩子的经常交流及对子女的帮助。父母以积极肯定的态度对待儿童，及时热情地对儿童的需要、行为做出反应，尊重并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同时他们对儿童有较高的要求，对儿童不同的行为表现奖惩分明。这种高控制且在情感上偏于接纳和温暖的教育方式，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有许多积极的影响。这种教养方式下的儿童独立性强，善于自我控制和解决问题，自尊感和自信心较强，喜欢与人交往，对人友好。 · 专断型教养方式 专断型父母则要求孩子绝对地服从自己，希望子女按照他们为其设计的发展蓝图去成长，希望对孩子的所有行为都加以保护监督。 这一类也属于高控制型教养方式，但在情感方面与权威型父母有显著的差异。这类父母常以冷漠、忽视的态度对待儿童，他们很少考虑儿童自身的要求与意愿。对儿童违反规则的行为表示愤怒，甚至采用严厉的惩罚措施。这种教养方式下的学前期儿童常常表现出焦虑、退缩和不快乐。他们在与同伴交往中遇到挫折时，易产生敌对反应。· 放纵型教养方式 这类父母和权威型父母一样对儿童抱以积极肯定的情感，但缺乏控制。父母放任儿童自己做决定，即使他们还不具有这种能力，例如，任由儿童自己安排饮食起居，纵容儿童贪玩、看电视。父母很少向孩子提出要求，如不要求他们做家务事，也不要求他们学习良好的行为举止；对儿童违反规则的行为采取忽视或接受的态度，很少发怒或者训斥儿童。这种教养方式下的儿童大多很不成熟，他们随意发挥自己，往往具有较强的冲动性和攻击性，而且缺乏责任感，合作性差，很少为别人考虑，自信心不足。 · 忽视型教养方式 这类父母对孩子既缺乏爱的情感和积极反应，又缺少行为方面的要求和控制，因此亲子间的互动很少。他们对儿童缺乏最基本的关注，对儿童的行为缺乏反馈，且容易流露厌烦，不愿搭理的态度。如果儿童提出诸如物质等方面易于满足的要求，父母可能会对此做出应答；然而对于那些耗费时间和精力的长期目标，如培养儿童良好的学习习惯、恰当的社会性行为等，这些父母很少去完成。这种教养方式下的儿童与放纵型教养方式下的儿童一样，具有较强攻击性，很少替别人考虑，对人缺乏热情与关心，这类孩子在青少年时期更有可能出现不良行为问题。毋庸置疑，家庭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优秀的人，他们的父母，基本采取的是权威型教养方式，既不过度放纵，也不过度控制，用民主的方式对待孩子。柳家三代，包括柳谷书、柳传志、柳青、柳林，代代都出人才，这和他们三代一脉相承的权威型教育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柳家三代都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的。01柳家三代柳氏家族三代，与律师、创业、投资，有着奇妙的融合。柳青的爷爷，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老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的律师，也是一位创业者。知名的“北京柳沈律师事务所”中的“柳”，就是柳谷书老先生。1、柳传志之父柳谷书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1944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从事知识产权事业近40年，是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创始人、先驱者和积极参与者，创办中国专利（香港）代理公司、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和柳沈律师事务所，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举足轻重，深受敬重。父亲柳谷书对柳传志的事业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做人方面，祖父诚实守信的品行影响着他们家族在工作中奉行的信誉至上原则。柳谷书是一个极重信誉的人，他曾对柳传志说，“不论贫富，或者职位高低，一定要做正直的公民，一个人有两样东西谁也拿不走，一是知识，二是信誉。”比如说，柳谷书在开会不迟到这件事上，他一贯身体力行，什么时候请人吃饭，办事情从来守时守点，说出去的话一定要做到。柳传志也是出了名的守信人，2007年柳传志被温州商界邀请去参加交流，当柳传志乘飞机赶去时，正遇上暴雨侵袭温州，于是柳传志被迫停留在上海，而到温州的飞机最早也只能等到第二天早上了，柳传志担心飞机再延误就会耽误参会，所以他就搭上公务车连夜赶路。最后柳传志赶到了温州，当他红着眼睛出现在会场时，温州的那位知名企业家，倍感激动。柳谷书正直、诚实守信的优良家风不仅影响着柳传志，也影响着下一代的柳青、柳林。2、柳传志之子柳林在家里，柳传志和孩子交流是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他认为，他和子女30%是朋友，30%是同学，剩下的40%才是家长。出生于1970年的柳林，是家中长子，柳传志对他寄予厚望，但绝不宠爱。当时，家中已有阿姨，但柳传志并没有让柳林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能够独立完成的事情都要求儿子亲自去做。冬天，柳林赖床不起，这时候柳传志会第一个起来烧水做早餐，以身作则，然后喊柳林起床，告诉他“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俗话：“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保持健康作息，才会有充沛的一天。如果纵容自己的懒惰和惰性，那么再高远的志向也会毁于一旦。”看见父亲亲自做榜样，柳林也只好慢慢爬起。就这样，慢慢地，他不再需要父亲叫了，而是自己定好闹钟，起床叠好被子，帮家里扫地拖地。正直是柳传志父亲柳谷书留给他的最大财宝。当年柳传志想报考飞行员，各项指标都非常完美，但就因为舅舅是右派分子而最终被拒。柳传志痛苦得不行，感觉天都塌下来了。可是柳谷书安慰他说：“只要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不管做什么行业，你都是我的好孩子。”父亲的这句话，在柳传志内心涌起了一股暖流。以后的日子里，无论经历多少坎坷，每每想起父亲那句话，他都能坦荡应对。柳传志将“正直”这个人生准则在柳氏家族中传承延续。正直包含忠诚孝顺、光明磊落、热心助人。柳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考得不好，他害怕父亲责怪，就偷偷自己拿红笔改了试卷上的分数。被柳传志发现后，他连续两个星期都没跟柳林说话。从此，柳林也知道了父亲的原则，在父亲的教育观念中，成绩可以不好，但必须要诚实。长大后的柳林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柳林上大学时学会了抽烟，柳传志的夫人龚国兴想让他戒掉，但说了几次，柳林表面答应了，实际上还是照吸不误。龚国兴对柳传志说，你跟他谈谈，严肃地谈。柳传志说，不行，我不去。首先，我也戒过烟，知道那很难；其次，吸烟当然不好，但不是根本性问题。我和他谈，他万一不答应，俩人都下不来台。我如果去说，顶多是说“你要是能把烟戒了，我高看你，我觉得你了不起。”没想到的是，柳传志这样说，柳林反而真的把烟戒掉了。柳传志真的了解自己的儿子，知道说什么样的话最有效，即达到了目的，又不会伤害父子之间的感情。后来柳林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后来独立操作投资业务，可以说是一位成功人士了。3、柳传志之女柳青出生于1978年的柳青，2000年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2002年获得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她进入高盛，从基层做起，逐步升到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在柳青7岁时，曾问过爸爸一个问题：爸爸你是想做一棵大树还是一棵小草？柳传志说：“我要做大树，而且只做大树”。父亲的回答，让小小的柳青从小就有了这样一个意识：长大后要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人。柳青小时候经常挨父亲的批评，都是因为说好了要去做一件事情最后却没做，他发现了就会很生气。柳青小时候，有一次全家出游，说好9点钟出门，她和母亲有点磨蹭，父亲就着急了，一个劲儿地催促她们。柳传志从小就教育柳青，做人要守诚信，讲信誉，说到做到，不能因为事情小，就可以不遵守原则。2000年夏天，北大毕业的柳青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愿考上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赴美留学的她仍然是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学习异常刻苦。她一直都记得父亲对她说过的话，“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2001年，经过12个人的重重面试之后，她得到了去高盛暑期实习的机会。在那里，她的玩命工作得到了同事们的高度认可。一年之后，即将毕业的她却赶上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就业市场一片惨淡的残酷现实。往年高盛会招二三十名初级分析员，而那一年才招了6个人。为了准备高盛的面试，柳青哪儿都没去，一直在宿舍里埋头补习金融方面的知识，因为高盛的面试出了名的难，而柳青不是学金融出身，所以必须得加倍努力才有机会被选上。在经过了又一次的18个人的多轮面试之后，她终于拿到了高盛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投资银行的分析员。这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需要汇总各种各样的行业数据，查找行业年鉴和企业年报，分析各种宏观经济或产业政策，熟练之后还要做财务预测模型。其实，这些也都是“体力活”，加上经济形势不好，本来应该20多人干的活儿却压到了6个人的头上。不到半年的时间，当时招进来的6名同学已经走了一半。柳青开始自我怀疑，此时柳传志对女儿说：“突然被球砸着会感觉很疼，主动顶球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疼。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在父亲的鼓励下，柳青坚持了下来。后来她逐渐被提拔为高级经理；进入高盛6年后，柳青晋升为高盛亚太区执行董事；入职12年后，柳青已是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2014年，柳青从高盛辞职，进入滴滴，任滴滴总裁。柳传志的自律和守信是来源于父亲柳谷书的言传身教，柳青的坚持和努力受父亲柳传志做事做人的影响。柳谷书、柳传志教育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正直，诚实守信。在不违反这个原则的前提下，父母不会干涉孩子的兴趣与选择，孩子可以自由探索，自强自立。（若想知道柳青更多详情，可点击： 滴滴程维的合体金刚｜观止研究院）在某种程度上，柳家三代的家庭教育都算比较成功，三代基本都是精英，这其中离不开柳家对优良的家风的重视，并能持续传承柳家的精神。从柳谷书教育柳传志守信誉，守诚信，做一个正直的人，再到柳传志用以身作则的方式把父亲的精神传承下去，一步步影响着柳青柳林的成长。柳传志从小教育孩子做一个正直、努力、有志向的人，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不会限制孩子的选择，尽量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从小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不仅柳家坚持这样的权威性教养方式，王传福和李想的家庭教育也是如此。王传福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曾担任过大队书记，因为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在当地颇有号召力，在群众中有口皆碑。王传福的母亲则是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教育孩子要忠厚本分。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王传福也继承了刚强正直的性格和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在他以后的打拼历程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再到后来双亲去世，因为没有了收入来源，家庭落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是哥哥担起了赚钱养家的重担，尝试做生意，使劲浑身解数赚钱，来供弟弟王传福上学读书，从初中支持到研究生毕业。虽然哥哥基本提供弟弟的生活和学业上的经济支持，但不会因此限制弟弟王传福的兴趣选择，让弟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读的学校和专业，以及工作。长兄如父，哥哥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弟弟，更教会他做人。勤俭节约、要有志气、尽量花自己的钱是哥哥常说的话。而兄弟俩在最困难的日子也没有到成家的姐姐家里过一个春节。和哥哥一起与命运抗争的日子里，王传福也养成了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遇到任何难题，咬咬牙便挺过去了。后来王传福创办比亚迪的时候，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但最终靠着这股不服输和坚持的信念，撑了14年，走到了现在，成为了全球知名的企业家。（若想知道更多王传福的信息，可点击：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背后的6个男人｜观止研究院）而李想和王传福的家庭环境不一样，但是受到的教育本质上还是大同小异的，都是比较民主理性的教育。李想因为初中一年级时学校开的电脑课而迷上电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当时李想的家庭环境还不是很富裕，买不起电脑，所以李想只好把全部热情，都投入到电脑书籍和杂志上。在初一到初三的这段时间，他几乎花光了所有零花钱，跑遍整个石家庄，买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书和杂志。父母看到李想对电脑如此地热爱，所以在李想读高一的时候，还是花重金给他买了一台8000元的电脑。这算是李想与互联网结缘的开始。接下来，李想沉迷于研究电脑配置和硬件知识的研究，并开始向专业的电脑报纸投稿，赚了几笔丰富的稿费，甚至比父母的工资还高。后来，李想为了创业，而放弃高考，父母最后尊重他的选择也同意了。父母的尊重与支持，让李想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并小有所成，为他的创业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让他有机会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创办泡泡网、汽车之家、理想汽车。（若想知道李想更多详情，可点击：缔造两家上市公司，高中辍学创业20年，38岁李想的成长之路）柳传志、柳青、柳林、王传福、李想，他们之所以能成功，除去客观的家庭环境以外，主要还是和父母民主理性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都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孩子自由探索，包容他们的“任性”，并且父母基本都会注重培养孩子的情商和志气。家庭团结的良好氛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温暖的成长环境，其次，他们能尊重孩子的兴趣与选择，引导并鼓励孩子自由探索，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并愿意接纳和包容孩子的不足，及时回应孩子的需要。他们会以身作则，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用自己的一言一行间接引导和影响孩子的情商和志气的培养，这种精神的传承也许会延续到孩子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总之，团结的家庭，民主理性的父母，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有需求的父母，可以参考这些成功人士的教育方式，看看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合作经济与科技》杂志简介《合作经济与科技》（半月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主办的刊物。《合作经济与科技》主要栏目：经济与产业、金融投与资、市场与贸易、管理与制度、财会与审计、公共与财政、信用与法制、信息与科技。《合作经济与科技》它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以及大专院校的教学工作者为主要服务对象。其基本宗旨是：宣传国家政策、普及经济理论、传播经营理念、交流改革经验、开展学术争鸣、推进科技进步、塑造企业形象。本刊倡导高效、诚信、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学术性强、信息量大、刊网互动等特点，努力成为广大读者的良朋益友。获奖情况：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合作经济与科技》杂志是一家经济类学术期刊。其基本宗旨是：宣传国家政策、普及经济理论、传播经营理念、交流改革经验、开展学术争鸣、塑造企业形象。主要栏目有：经济/产业、劳动/就业、金融/投资、市场/贸易、管理/制度、财会/审计、公共/财税、信用/法制等。欢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的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教学工作者以及广大专家、教授、学者不吝赐稿。来稿须知：1、文稿内容应具有较高的理论学术水平和实际应用价值，研究立题处于学术前沿。集体创作、课题报告尤为欢迎。2、来稿一般应符合以下格式：文稿标题、内容提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正文、作者单位、主要参考文献。3、来稿务须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以方便联系。4、本刊负责对文稿进行必要的编辑处理和规范格式，作者如有特殊要求须以邮件方式加以声明。5、为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本刊加入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在线（COJ）（万方数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重庆维普数据）、北京龙源期刊网以及手机期刊阅读，凡在本刊发表的文稿均在以上媒体传播。6、文稿查重率要求在20%以下，文责作者自负。7、来稿一概提交电子邮件；录稿通知通过邮箱回复；文稿一经发表。来源：无忧文秘新学术 微信公众号无忧文秘新学术更多价值资讯请来，无忧文秘新学术

【编者按】《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先生，自从1982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南大学报工作。三十余年学报编辑的从业经验，使他得以“零距离”观察中国的学术期刊，找出问题、指出症结并开出“药方”。近日，他的反思成果结集成册，名为《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在书中，朱剑先生对学术研究的评价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澎湃新闻择取部分问题向朱剑先生请教一二。访谈文字较长，分上下两篇发布，本文为下篇。朱剑著《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高校学报“专业化”的努力澎湃新闻：高校学报在声誉几乎降到谷底的上世纪末，却迎来了行业的空前大扩容。这是为何？朱剑：这件事的发生颇具戏剧性。这事始于1998年，这一年，新闻出版署开展了以压缩期刊总数为指标治理整顿，高校学报由于声誉不断下降而首当其冲，成为此次整顿的重点对象，整顿的措施不可谓不严厉：“全国现有内部期刊将转化为内部资料，高校内部学报也必须按这一规定转化为内部资料……决定建立普通高等学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也就是说，要把高校学报踢出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行列，从此高校学报正式告别公共平台定位，成为“内部资料”。既然是内部资料，数量也就不再限制，每个学校都可以办，“列入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高校学报，不计入期刊治理的压缩指标及新办期刊指标。”（新闻出版署：《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但内容和名称必须有所限定：“学报刊登的稿件，2/3以上是本校学术、科研论文或信息”，“学报名称必须冠以学校全称”。试想，如果这个设想当时贯彻到底，那么，学术期刊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格局了。然而，百密一疏，版署忽略了刊号的一个特定意义，即期刊一经登记注册，其刊号将伴随终身而不得更改，如予更改，则视同新刊。当时部分学报是有正式刊号的，版署的做法是废弃现有刊号，将其重新归类后编定新号，这就等于宣布原刊终刊了。如果这样做仅及于学报，那倒也无妨，本来就是要让学报退出，但重新归类并不仅限于学报，也涉及了其他类别的期刊，这就有问题了。当新号颁发给期刊并使用后，经文献情报学专家提醒，版署才发现自己闹了乌龙。于是匆忙下文，凡过去已有正式刊号的期刊（包括过去已获刊号的学报）恢复原刊号。这样一来，将学报单列内部刊号的做法就行不通了，而大量的新办学报已获得了刊号，无法收回，只好将错就错，将这些新批学报全部算作正式刊物，这才有了学报在上世纪末的大扩容。正是这个偶然，才有了刊号供给严重短缺、一号难求，学报却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样的怪异结果。由此可见，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版署最迟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已意识到高校学报既不符合期刊规律，也不符合国际潮流，并痛下决心改变这一局面，让学报退出。但是，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导致了治理整顿的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以致形成了如今一校一刊、一盘散沙般的学报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大扩容后，学报在数量上占据了学术期刊的半壁江山，其仅有的学术资源不免过度稀释，其固有的弊端也被成倍放大，在学界的声誉进一步下降，来自各界的诟病之声不绝于耳。至此，从管理部门到学界都已意识到必须改变学报的现状，唯有学报人总体上还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澎湃新闻：您一直倡导高校学报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那么，高校学报“专业化”做了哪些努力？朱剑：2002年，教育部提出“名刊工程”的设想。在正式推出前的数次专家讨论会上，除了来自学报的主编以外，其他专家均一致提出应丢开现有学报，将另建专业期刊作为名刊建设的主要方向，唯此才能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这就需要一批新的刊号，在刊号控制十分严格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结果，在“专、特、大、强”的目标下，首批入选“名刊工程”的11家期刊无一例外，均为综合性学报。这也在一开始就预示着“名刊工程”以“专”为首的目标注定是难以实现的，“名刊工程”也就平添了几分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悲壮与无奈。作为一个学报人，我对学报的心态是复杂而矛盾的。从理智上，我能清楚地看到综合性、内向性和无法体系化的高校学报早已背离了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但要丢弃学报去办专业期刊，却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到以现有的综合性学报为基础，实现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体系化发展的路径。在“名刊工程”的建设中，多数参与者都是这样的心态，也就容易形成共识，所以，除了几乎穷尽了综合性期刊能够实行的办刊方法以外，我们更希望能另辟蹊径，而数字传播时代的到来和国家层面报刊体制改革的启动，恰好为我们实现综合性学报的专业转型和数字化、集约化、体系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10年，我提出了高校学报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数字化发展的建设性方案，主要内容是：（1）利用现有的“名刊工程”平台协同创新。（2）通过合理的组合，对各刊纸本发表的文章进行同步数字化编辑整合，打破校域界限，成立以各名刊编辑人员组成的联合编辑部，创立《哲学学报》、《文学学报》、《历史学报》、《经济学报》等若干个以一级学科分类的数字化专业期刊，组成“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新型期刊群。（3）通过与期刊数据库的谈判与合作，改变其建库和传播模式，新创立的数字化专业期刊在期刊网上整体呈现，既可检索，更可全本阅读，从而加深读者对期刊的印象和归属感。显然，如何实现专业化、数字化和集约化以及建构高校学术期刊体系是这一方案设计的重点。这一方案得到了入选“名刊工程”多家学报的认可，2011年3月，由其中的17家学报联合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共10种在中国知网以开放获取方式正式上线。“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上线后曾引起学术期刊界和学界的关注，但后续进展并不顺利，许多设想都没能付诸实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的羁绊，“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无法获得独立身份，“妾身未明”，既无法获得经费，又不能接受投资，当然更缺乏必要的制度空间。尽管困难重重，但学报人并没有放弃，至今该系列期刊仍在顽强地生存着。这一尝试虽然说不上有多成功，但我们亦有很多收获，其中最重要的收获就在于坚定了我们对高校学报必须走专业化、集约化和数字化发展路径的共识和信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高校学报人的命运共同体。网络学术平台的构想澎湃新闻：您提出的“超云”网上平台是基于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学术平台的构想，能否详细介绍下“超云”如何运作？朱剑：“超云”网上平台到目前为止都仍然只是一种构想，尚未有产品上线。“超云”是基于“域出版”理念而设计的，所谓“域出版”，是我在几年前总结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创办经验而提出一个新的出版理念。这一理念的初衷，就在于通过确立“专域”这一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基本单元，实现学术传播秩序的重构。“域出版”理念的要义是将“域”的概念引入互联网出版领域，在信息聚合型编辑、出版、传播平台上，实现以“专域”为基本单元的多元、有序、高效的出版和传播。在这里，“专域”将取代传统秩序中的基本单元书、报、刊，成为新的传播基本单元和构建新秩序的基础，而“域出版”平台将为“专域”的编辑、制作和传播提供强大的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撑，以实现内容、形式、渠道的完美统一。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构想了一个联结作者、编者与读者的聚合型平台，暂定名为“超云”。首先，从阅读界面来看，构成“超云”的基本单元是专域，专域本身就是一个个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的小平台，在理论上，有多少个可以划分的学科和问题域，大平台上就可以有多少个专域，供读者任意选择订阅。其次，从工作界面来看，它又由投稿组稿、专家审稿、编辑运营、在线出版、传播互动、学术评价这六个子平台所组成。再次，根据功能的不同，各子平台与专域有不同的连接方式。每个专域和子平台均根据需要分别开设有作者、编辑、审稿人和读者的专门入口，实现阅读与工作（如投稿、审稿、评论等）以及作者、编辑、审稿人、读者的互动。最后，实现“超云”的各种功能，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传统传播秩序的突破和对无序状态的终结，亦即意味着对新的传播秩序的构建。“超云”平台将实现对“刊”的突破。如前所述，“刊”是纸本时代学术传播不可拆解的基本单元，但“单位制”的多学科综合性期刊，由于内容和结构的庞杂导致的学科和问题边界的模糊以及本身逻辑性的缺乏，已被期刊数据库轻易地解构了。但是，期刊数据库中那些来自被拆解期刊的单篇论文，也不可能成为学术传播的基本单元，而“专域”则在“刊”与“文”之间建立起了适合互联网传播的最佳单元。“超云”平台还将实现对“期”的突破。周期性出版是纸本时代期刊的基本特征，它的存在主要是受制于印刷出版和传播技术，出版周期的不断缩短正是对周期性出版局限的补救。这种补救做到极致，就是随时可以刷新，而“超云”凭借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当然，“超云”只是为了设计的方便的临时命名，最终如能上线，将会有正式的名字。但仅依靠学报本身的力量是远不足以支持这样的产品上线的，所以，“超云”仍然只是一个设想。尽管如此，这一设计理念已引起了多家期刊数据库平台的兴趣，正在被借鉴到他们的平台设计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基于域出版和“超云”理念的学术传播平台将会问世。“超云”示意图学报编辑的身份焦虑澎湃新闻：您做了近四十年《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在工作中，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并引起您的反思？朱剑：我1982年初自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就留校在学报编辑部担任编辑了，离40年还差几年，今年已年届六十，正式退休了。我的工作经历十分简单，除了读大学前当过几年工人，就只干过学报编辑这一件工作。要说对学报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三十多年来学报的影响一直在下降。我初到学报时，《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发行量是每期三万多册，这还是在纸张紧缺，每年只批到有限用纸的情况下，如果有更多的用纸计划，发得还会更多些。可见，学报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学术期刊种类很有限，专业期刊更是缺乏，对于像南京大学这样还有点名气的大学办的学报，几乎所有高校甚至院系的阅览室都会有陈列，一般学者也还关注得过来。但是随着复刊和新创办的学报和专业期刊越来越多，首先是图书馆有限的经费已不可能再全部订阅，其次是学者也不可能对全部期刊都予关注了。于是，选择性的订阅就出现了。1992年问世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就是为了指导图书馆有选择地订阅学术期刊而编制的。只要看一下这个《总览》就会发现，入选的高校学报比例较专业期刊要低很多。学报这种既没有学科边界，又没有问题边界，而且还主要是内稿的学术期刊显然已与学术研究越来越不合拍，彻底落伍了。我是眼看着我参与编辑的学报由期发行三万多册降到了现在的不足三千，这还是学报中最好的几家之一，一般学报的发行量（指被订阅）已经基本归零，全部免费赠阅。第二是新技术革命对学术传播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预感到数字传播将会对学术期刊，特别是像高校综合性学报这样本来就没有相对固定作者和读者群的期刊构成重大影响。1999年，为了参加一个期刊研讨会，我撰写了《计算机的介入与社科期刊的发展》（发表于2000年）一文，该文的摘要是这样写的：“计算机的全面介入已经带来了出版界的一次革命。对于社科期刊而言，计算机给作者以新的研究技巧，给编者以新的编辑模式，给出版者以新的发行渠道，给读者以新的阅读媒体，这一切都正在赋予期刊一个全新的面貌。这些革新虽然大多表现在方法和形式的层面上，但它们必将带来期刊编辑、出版观念的变革。”当时还只有光盘版期刊，而没有中国知网这样的期刊数据库上线。几年后，知网问世，我又写下了《网络环境下社会科学期刊的迷失》（发表于2005年）一文，继续阐述这一问题：“对社会科学期刊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期刊传播方式的变化，这也许是最富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纸本……终将让位于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电子期刊，电子期刊将成为社会科学期刊传播的主要形式已是可以预见的结果……编辑，尤其是我国的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在这一革新过程中，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这种局面对于社会科学期刊前景的影响是令人堪忧的，互联网对社会科学期刊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的同时，也潜伏下了隐患，最大的隐患就是网络环境下社会科学期刊的迷失，而社会科学期刊界至今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三是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问题。随着所谓“三大核心”在1990年代相继问世，期刊人都会真切地感受到来自评价机构期刊排行榜的压力，但作为《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我起初并没把“三大核心”当回事，因为随便哪家哪版的排行榜也不会少了我们这样的刊，无非是排名前后稍有些变化而已。让我真正反思学术评价问题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将其制订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当作学术期刊的编排规范强加于各期刊社，这件明显违反学术规律的事在高校学报界竟然顺风顺水地做成了，真的令人匪夷所思！这与“三大核心”不同，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特别是与作者的关系。有作者声明，若再用这个“规范”，将不会再向本刊投稿；有些作者则委婉地指出，经我们编辑后，看不懂自己的文章了；而一些海外学者对本刊采用这样的“规范”感到根本无法理解。于是，在《清华大学学报》仲伟民教授发起的关于编排规范的讨论中，我以《颠倒关系的再颠倒——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与“评价权力”关系辨析》（发表于2007年）为题写了篇短文予以评析，文中指出：“这个规范的制定者并不是一家纯学术评价机构，但学术评价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该机构能够把这样一个评价规范当作编排规范强加给高校学报，而高校学报又能迫使它的作者采行这一与各专业规范均不接轨的规范，这个事实揭示了评价机构可以指挥和调动期刊，而期刊可以指挥和调动学者。这是对学者本位的颠覆，在学者、期刊与评价机构三者的关系中，原来的服务者成了发号施令的指挥者，一种颠倒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澎湃新闻：作为学报编辑，您个人如何定义这个身份？编辑应该是“杂家”还是专业学者？朱剑：我给自己的退休纪念是撰写了《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这篇约六万字的长文。除了对上述三个问题有深刻印象外，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报编辑的身份定位之困难，是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其实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四十年来，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一直是学术期刊编辑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反复论说的问题，折射出的正是两者关系的“非常态”和编辑的身份焦虑，而这样的焦虑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在我看来，正是“非常态”之因结出了身份焦虑之果。身份焦虑实始于1970年代末开始渐趋刚性的编辑职业化的推行，打破了学术期刊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告别“编研一体”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作为职业编辑人就不得不通过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来确立自己新的身份。构建这样的关系可谓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在于，学术期刊本应是由学者创设并经营的、内嵌于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平台，学术编辑的身份首先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而且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次才是掌握了一定传播技术的编辑，唯有如此，编辑才能担当起平台的守护者的角色。而编辑一旦与学术共同体相分离，专业性便不复存在，即使还有残存，也不足以对学术前沿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和预测。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当然要与学者（作者和读者）维系着一定的关系。在职业化之下，体制对编辑身份的设定仍然是学术作品质量的最初评判者和把关人；而在学者看来，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编辑已不可能再具备学者那样的学识和眼光。如此，在体制赋予的职责与学者眼中编辑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在这样的张力之下，编辑又如何能够与学者建立起一种正常的关系来？而这种关系建立不起来，编辑的身份就无从定位，这就是编辑身份焦虑的由来和持续四十年的原因。不过，焦虑在每个编辑身上的体现并不一样，但如何建立编辑与学者的关系却是每位学术期刊编辑都无可回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焦虑的形式和内涵也就不同，甚至迥然相异。在各类学术编辑中，学报编辑的身份焦虑又有其特殊性。因为学报大多是多学科综合性的，一名编辑要负责至少一个一级学科，人手少的编辑部负责多个一级学科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历史学科的编辑，要负责的一般是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在内的三个一级学科，这个角色如何担当？而学报的主编就更困难了，他要对所有的学科都负起责任来，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天才？于是才有了“专家”与“杂家”之争，似乎知识面广一些就能胜任学报编辑。这个争论又与“编辑学者化”联结在一起。其实，在学术研究领域，不能在自己的专业学科中成为专家，也就没有可能成为所谓杂家。“专家”与“杂家”并不是可以两者任选其一的。学术期刊编辑同样如此。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他的身份只能是专业学者，而不可能是其他，其中的绝大多数编辑最多也只有从事专业期刊的编辑工作的能力。这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所决定的。所谓“编辑学者化”，是在职业化之后才掀起的大讨论，其预设就是编辑非学者，所以才要“学者化”，要解决的实际上是在编辑职业化这一不能变的前提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定位问题。我在《如影随形》一文中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我所要质疑的并不是编辑要不要学者化，而是这一讨论的前提能否成立。唯有这个前提能够成立，讨论才有意义。然而，该文发表后还是不断有人问我，你到底支持还是反对编辑学者化，这让我无言以对。我作为学报编辑的一员，在身份问题上的焦虑当然不会例外。我当了三十多年学报的职业编辑，但今天的学报，学科拼盘式的结构让其没有任何边界可言，主编根本不可能看懂他所签发的所有论文，而内向性所导致的开放度缺乏，让其很难具有真正的公共平台属性，我甚至怀疑，在学术国际化已难以逆转的当下，它还能算作学术期刊之一种吗？身处这样的刊物，在与学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中，我真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定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三十多年。但有一点，我算是明白了，那就是，要摆脱焦虑，唯有回归学术共同体，这不仅是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根本途径，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7年5月16日，湖南省纪委发布的一则通报震动学术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乌东峰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政治上无知、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官方如此概括对乌东峰的审查结论，并将其“双开”。通报同时提到，乌东峰违规经商办企业，直接参与投资多家企业；毫无道德底线，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育有多名子女，长期利用党的学术期刊阵地和职务便利，伙同他人私自大肆收取作者财物，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犯罪。2018年4月23日，湖南省检察院通报，桃江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编辑、正处级干部乌东峰以涉嫌受贿罪提起公诉。乌东峰案是否已审理判决，目前尚无公开消息。但时隔一年后，中国裁判文书网至2018年8月底陆续公布了涉《求索》杂志案受贿、行贿的8份判决，经法院认定乌东峰收取的论文“版面费”共近千万元，其中，乌的情妇覃建军被认定伙同乌东峰收取至少814.95万元。判决显示，庞大的市场需求、资源垄断引发的权力寻租，催生一个关于“论文生意”的操作模式与完整利益链条，在《求索》杂志发表一篇论文被收取的“版面费”最高达到5万余元。由来已久的“版面费”在一篇发表于2012年关于乌东峰的人物报道中，称乌是“站在理论研究最前沿的著名学者”，并对乌的评价不惜笔黑，堆砌各种赞美之词：“浑身浸透了艺术细胞的学者，活跃的思维、儒雅的气质、翩翩的风度、谦和的谈吐”，“视野广阔，思想深邃，见解独特，敢于创新……”当时，乌东峰担任学术期刊《求索》杂志主编已十年。公开履历显示，乌东峰于2002年-2013年任《求索》杂志主编，2014年-2016年任编辑。除主编身份外，乌东峰的头衔还包括湖南省优秀专家，湖南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浙江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和两个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等等。《求索》杂志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学术期刊，2003年被评为南大核心（CSSCI）期刊，简称C刊。相关专家介绍，目前南大核心来源期刊，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国内最权威的一种，在现行论文评价体系中，在C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成为评职称等硬性指标。与国内多数纯学术期刊的境况相近，《求索》杂志曾经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关于收“版面费”，14年前在湖南省社科院内部便有争议。瞭望东方周刊曾在2004年报道：当年年初，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因反对乌东峰评优，遭乌东峰言语威胁，被传为“博士（乌东峰）扬言杀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而何光岳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对《求索》“卖版面”不满。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时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的朱有志介绍称，社科院每年给院刊《求索》的经费为8万元，当时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他提出公开招聘总编，乌东峰便是在2002年进入湖南省社科院，成为《求索》的总编（主编）。当时湖南省社科院对乌东峰确定了学术和经济两个指标。学术指标包括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和观点摘要若干篇；经济指标则是社科院除了拨付8万元人头费外，盈亏全部由乌东峰承担，3年后每年上交社科院1万元。而乌东峰让《求索》摆脱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卖版面。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乌东峰称，他接手《求索》后，采取了“3个1/3”的办法实现效益：1/3版面免费刊登，还支付高出国内同类刊物3倍的稿费，以此吸引优秀稿件，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1/3是“国内交流”，这也是国内惯例，某学术单位赞助点钱，给他们一些版面；还有1/3是收费的，一个版收近1000元。乌东峰也在被查后交代，2008年底，湖南省社科院分管《求索》副院长提出来要他们思想放开一点，让他们自己去创收，可以收取版面费。湖南多名高校教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求索》杂志收取版面费，多年来一直“名声在外”，舆论反应强烈，早在2010年学者杨玉圣曾公开批评求索收版面费“臭名昭著”。一名副教授透露说，湖南有个别高校甚至规定本校教师在《求索》发论文，（考核、评职称）不算数。澎湃新闻从上述公开的判决书中发现，虽然乌东峰等人收取“版面费”的历史长达十数年，但认定属于受贿的时间从2013年开始。法院的依据是200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及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暂行）》。前者明确规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手段向供稿个人和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后者也规定：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法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求索》杂志自2013年1月1日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后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情妇的“生意”：“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杂志社”自2014年起，乌东峰便不再是《求索》杂志主编，但仍留任编辑。而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这是一次非正常的职务调整，乌东峰系被免职。免职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上级部门纠“四风”巡视活动中被群众举报；二是《求索》杂志未能通过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的年度考核。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对《求索》2013年度考核情况的通报显示：认定《求索》存在收取版面费问题，决定对《求索》停拨资助经费，追回已拨剩余经费，限期整改。在乌东峰被免职之后，2014年2月，湖南社科院曾在官网刊登《关于求索杂志录用稿件严禁收取版面费的公告》，公开承诺“本刊对录用的稿件，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任何中介以求索杂志名义约稿并收取版面费，本刊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然而，随着乌东峰等人落马及相关案情披露显示，所谓严禁收“版面费”的公告，不过是掩耳盗铃，“潜规则”仍大行其道。据湖南桃江县人民法院对覃建军的判决，覃建军是一名中介，2007年左右与乌东峰发展成情人关系。从2008年起，乌东峰先后将周家文、朱志勇、肖某等《求索》发文中介介绍给覃建军，安排覃建军收取论文和“版面费”，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在幕后操纵论文发表，按此运作模式二人大肆收取“版面费”牟利。具体的操作模式是：由覃建军从《求索》发文中介手中大量收取论文交给乌东峰，乌东峰利用自己在审稿、定稿方面的职务之便，使论文顺利通过三审。论文通过三审后在发表之前，待发文中介从作者手中收取“版面费”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交给覃建军后，乌东峰再将论文顺利发表在《求索》上。若发文中介没有将“版面费”交给覃建军，乌东峰则不予发表。法院认定，从2013年起，《求索》杂志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并明令禁止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但乌东峰与覃建军仍然按照之前的运作模式，从周家文、朱志勇、肖某等发文中介手中收取“版面费”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2013年至2016年，从肖某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453.75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186篇；2013年至2016年，从周家文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346.5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144篇；2013年，从朱志勇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14.7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6篇。覃建军伙同乌东峰收取“版面费”共计至少814.95万元。2018年6月27日，桃江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覃建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财产600万元。判决书显示，该600万元已从乌东峰案中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扣除。据覃建军交代，做论文生意以来，她收取中介的费用应该超过了一千万元，收取的这些版面费“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杂志社”，成为了她和乌东峰的共同财产。这笔钱她自己和乌东峰的生活开支用掉了一部分，乌东峰情人生活开支用掉了一部分，她炒股用掉了一部分，乌东峰家里的投资、房产按揭用掉了一部分。而让中介肖某惊讶的是，自从他于2013年在覃建军家见到乌东峰之后，直到被抓进看守所，他都以为两人是夫妻关系。澎湃新闻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2012年6月20日注册成立的湖南国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乌东峰、乌东峰的妻子王某及乌东峰的情妇覃建军同为该公司股东。不过，这家企业已于2016年2月注销。“版面费”8年涨十倍，至少两名副教授沦为发文中介判决显示，除了认定覃建军伙同乌东峰受贿之外，也有中介直接联络乌东峰，向乌东峰指定的账户打“版面费”。据公布的5份行贿案判决认定，向乌东峰行贿的金额达到988万余元，在《求索》发表论文至少403篇。以此推算，每发一篇论文，乌东峰收取的“版面费”为2.45万元。“实际上，资源的垄断和话语权，可以说对于版面费的价格予求予取，他们可以自我定价，更可以选择不同的作者收取不同的费用。” 一名要求匿名的高校教师向澎湃新闻介绍，据他了解，在《求索》发论文，每个人找的渠道可能不一样，也不是对每一个人都要收那么多钱，“一是凭经验，哪些人有钱，就收得多；二是看文章质量，质量越差，收费越高。有的交了钱，也得等上一年甚至好几年才能发表，因为实在收太多了，只能排队。”据判决显示，作为一名最接近发稿权力核心的中介，覃建军确定论文“版面费”的多少，有三个重要指标：作者身份、论文质量、是否加急。从2008年到2016年，每篇论文的“版面费”也从约3000元/篇逐年上涨至约30000元/篇。8年间，价格涨了十倍。事实上，这并不是作者要付出的发表论文的最终价格。澎湃新闻梳理发现，在这个发表论文的利益链条上，发文中介亦形成上、下线的层级。以肖某行贿案为例，该案中，肖某有下线多人，其上线便是乌东峰及覃建军，在覃建军确定的“版面费”金额上，每一层级的发文中介都会加收几百到几千元的中介费用。判决显示，联系肖某发论文的另有12名高校教师，多为评教授或者副教授职称，发一篇论文交给肖某“版面费”最便宜的是2.5万元，最多的达到5万余元。其中，西华大学教师封某证言，为评教授职称，封某于2015年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给了中介5万多元版面费。实际上，这些中介的生意不止《求索》杂志。判决显示，众中介通过乌东峰的社会关系将论文大量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华侨大学学报》、《山东社会科学》等其他学术期刊上。其中，肖某供称，2012年至今，其下线中介共计向他转账1241.43万元，这远远超过他被认定的行贿覃建军及乌东峰的金额（453.75万元）。据乌东峰交代，他在卸任《求索》杂志主编后，于2014年7月担任《华侨大学学报》主编，帮《华侨大学学报》进入C刊，因当时经费缺口很大，在向华侨大学领导汇报后，他安排覃建军向作者收取了一定的“赞助费”，来弥补办刊经费的不足。澎湃新闻注意到，在已经公布的5名行贿者中，有两名副教授：长沙学院计算机系副教授朱志勇、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副教授周家文。2013年以来，朱志勇转给覃建军“版面费”共计至少14.7万元，而周家文被认定的行贿金额达到惊人的346.5万元。2018年1月至6月，5名行贿者分别被桃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至缓刑不等，并处相应罚金。纪检组发挥“探头”作用，查处《求索》窝案在乌东峰被查之后，2017年6月、7月，《求索》杂志原副主编章克团、文学编辑室主任张群喜也先后被查。被查之时，两人均已退休。法院判决认定，现年62岁的章克团在担任《求索》杂志社哲学栏目编辑期间（2009年到2016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发文中介及发文作者在《求索》上发表文章，收受钱财共计75.24万元。现年63岁的张群喜则被法院认定于2009年至2015年7月，在担任《求索》杂志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期间，利用其帮助作者在《求索》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职权，以收取版面费的名义，向5名中介和12名投稿作者收取人民币共计117.12万元。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杂志社是是下了版面费任务的，其中，章克团将其中的15.6万元让中介直接转账给了杂志社财务人员，以冲抵其应上交的版面费任务。张群喜案中，法院认定，2009年至2012年期间，《求索》杂志社为弥补经费的不足，经集体研究，以承包版面的方式给编辑下达创收任务，张群喜按照《求索》杂志社下达的收费任务要求，将其以收取版面费名义所收受的贿赂，为完成版面费任务上交给《求索》杂志社的19万元，这19万元应从其个人受贿总金额中予以扣除。2018年4月4日，湖南安化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章克团、张群喜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文称，对《求索》杂志社原主编乌东峰的查处得益于湖南省纪委派驻纪检组有力发挥监督“探头”作用。“要不是派驻纪检组‘拉长耳朵听、伸长脖子看’，乌东峰的‘狐狸尾巴’，可能会隐藏得更久一些。”上述报道称，乌东峰任职期间，肆无忌惮叫卖“版面费”。曾有人向乌东峰所在单位纪检机构举报，但被乌串供作伪证蒙混过关。省纪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组派驻到位后，立即对综合监督单位进行全面“体检”。接到有关举报后，执纪人员与乌斗智斗勇，最终查明其收取的“版面费”高达上千万元。澎湃新闻查阅湖南省社科院官网发现，自2014年以来，《求索》杂志已至少4次刊登公告，表明“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不委托任何中介约稿”的立场。在窝案爆发之后，《求索》杂志从2018年起由月刊变更为双月刊。在最近的C刊名录中，《求索》仍然在列。“为什么很多老师评上了职称就不愿意发文章了？成本太高。作为一个教师，读了很多书、写了篇好文章，最痛心疾首的就是，还要挤出自己的工资来发文章。”前述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一位高校老师说，他们希望能看到一些改变，不为挣工资发论文，能干干净净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