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研究院

同济大学建筑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顺利召开。吴志强校长、王铁宏教授及捐赠企业为“同济大学建筑创新研究院”正式揭牌。2018年3月16日，“同济大学建筑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暨首届理事会会议在同济大学顺利举办。研究院以同济大学土木、建筑、经济、管理、计算机等多学科资源为基础，由同济大学联合政府部门、建筑产业企业、行业协会及其他研究机构合作建立而成，下设建筑产业政策研究中心、建筑产业现代化研究中心、建筑产业数字技术研究中心、建筑企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智能建造研究中心等五个研究中心。研究院定位成为中国建筑产业创新发展顶尖智库之一，围绕建筑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建筑企业管理模式、建设项目管理技术等领域开展建筑产业管理创新的理论研究、学术交流、行业合作与人才培养。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院士在致词中指出，在从工业建造1.0、2.0直奔工业建造4.0之际，同济大学必须在智能化及创新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再一次为国家的整个行业做出历史性贡献。建筑产业长期处于关系型竞争的低级阶段，人力成本、材料成本都非常高，其可提升、发展的空间亦非常大，增强高校和理论界对建筑产业管理水平提升和转型升级的影响势不容缓。同济大学有必要立足新常态下建筑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整合学校建筑产业相关优势学科与行业企业资源，建立跨学科行业合作平台，为推动全球建筑产业更好、更快地向智能化方向转型，完成历史性的奠基工作。研究院理事长丁士昭教授指出，面对当前建筑信息模型、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各类技术快速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建筑产业亟需向智能建造、工业化建造、绿色建造方向转型升级，研究院定位为中国建筑产业创新发展顶尖智库之一，会努力进行自身组织的创新，在课题选择、研究开展、成果应用等领域加强与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及其他行业机构的密切合作，为建筑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具有重要价值的管理思想、方法和工具。中国建筑业协会会长、研究院荣誉院长王铁宏指出，国务院在2017年发布了《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其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革，加快产业升级，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济大学作为我国规划建设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学，在上述背景下联合行业企业及机构成立建筑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可谓意义重大。研究院需要紧扣建筑产业深化改革、绿色发展、科技跨越等主线，以大格局、大思维、大战略研究建筑产业的创新发展问题，围绕新时代主题大兴调查研究，通过系统的学术研究与密切的行业合作，形成对国家、行业、企业具有深刻影响的重要研究成果，推动中国建筑产业引领世界创新发展。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裴晓谈到，上海建筑产业的改革发展已进入快车道，已在一些重点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离发展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在技术创新、改革转型等领域的进一步探索需要同济大学等著名科研院校的研究支持，期待研究院的成立能为上海市推进建筑产业的工业化、信息化、标准化提供支持，助力建筑产业的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广斌教授向参会嘉宾介绍了研究院的发展愿景、组织结构以及工作规划。在数字及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行业亟待变革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研究院将加强与政府机构、行业企业等的合作，构建开放性、协同性的研究院运行机制，牢记研究院的成立初心及发展愿景，努力为我国及全球范围内的建筑产业创新发展做出贡献。在捐赠签约环节，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廖宗廷教授代表同济大学与四家捐赠单位进行了签约。随后吴志强校长、王铁宏教授为“同济大学建筑创新研究院”正式揭牌，并举行了王铁宏会长担任研究院荣誉院长，同济大学吴志强院士、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肖绪文院士、同济大学原副校长李国强教授、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厅长谈月明、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裴晓、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副巡视员纪迅、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副会长康春江等七位专家担任研究院顾问委员的聘任仪式。随着聘任仪式的结束，同济大学建筑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暨首届理事会会议圆满落幕。（中国日报上海分社）

1月6日，记者从满帮集团获悉，近日，满帮集团研究院联合同济大学中国交通研究院脉策数据科技、新驰咨询、长安大学运输工程学院等机构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物流竞争力报告（2020）》。　　报告以城市为单元，重点研究中国物流发展的整体格局和演变特征，通过构建城市物流竞争力评价指标，对全国302个直辖市和地级市（自治州、盟）的城市物流竞争力进行量化评价，重点分析了城市物流发展的区域特征、城市类型及典型案例。　　《中国城市物流竞争力报告（2020）》的年度主题为：“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内陆枢纽崛起。报告提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城市物流枢纽将崛起为门户接口，成为国内国外两个扇面双向开放、陆海联动的旋转中枢，由“通道+枢纽+网络”组成的现代物流体系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依托健全的物流服务网络发展枢纽经济将成为“综合立体交通”时代城市发展的主导策略，基于区域物流中心的新一轮枢纽经济之争已经开启。　　东部、沿海城市领跑，中西部城市崛起　　报告将城市物流竞争力定位为城市物流体系吸引周边生产要素聚集和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能力，并设定了城市物流吸引力和城市物流辐射力两个评价维度。”　　在经过海量的数据整理和聚类分析后，研究发现，2020年中国城市物流竞争力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上海、广州、深圳、北京、重庆、武汉、天津、成都、郑州、南京。位于榜首的上海市优势突出，摇摇领先第二名广州市，其余城市的差距则相对较小。值得注意的是，前十强中，中西部城市占据四席，分别为重庆、武汉、成都、郑州。直观的反映出“双循环”新格局下内陆地区的物流势能提升，带动一批对内对外双开放的物流枢纽崛起，在区域产业链中发挥引领作用。 　　“五极”串联全物流体系，中西部城市更具潜力　　从全国格局来看，中国区域物流格局正进入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重庆等为核心的“五极”时代，五个城市顶点构成的“钻石结构”串联中国物流体系。其中，江苏省的表现较为突出。研究结果显示，江苏省拥有全国最多的物流竞争力二十五强城市和百强城市。同时，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份的物流优势也显现出来，由于四省的物流市场比较发达，物流枢纽城市分布也相对更加均衡。从省域格局来看，各省物流城市分布可分为均衡型、多中心型或一核多中心型、双中心型、单中心型、欠发达型等不同布局结构。 　从重点城市来看，上海、广州、深圳、北京、重庆、武汉等城市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属于强枢纽型城市，具有打造国际物流枢纽的潜力；成都、郑州等城市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属于枢纽型城市，具有发展成为全国物流枢纽的潜力；菏泽、包头等城市的吸引力强于辐射力，属于消费型物流城市；宜昌、黄石等城市的辐射力强于吸引力，属于口岸型物流城市；其他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均较弱，属于一般型物流城市。　　此外，报告在分析了城市的发展潜力、营商环境、地理区位、市场覆盖等多个维度后，梳理出了最具物流潜力的十大城市，分别为东营、茂名、泰州、长治、赤峰、滨州、毕节、大理、自贡、昌吉。其中不乏西北部内陆城市。 　　报告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重塑我国区域物流分工体系，传统出口加工导向下的区域物流分工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内陆地区的物流枢纽能级大幅提升，带动内陆物流枢纽崛起，有望在“双循环”新格局中担当门户枢纽作用。总体上看，我国城市物流竞争力分布不均衡，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强枢纽型物流城市较少，绝大多数城市物流竞争力偏弱，物流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不足，迫切需要政企协同打造城市物流枢纽新格局。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曾帅编辑　杨静编审　李玉红

超大城市该如何精细化治理？同济大学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院。5月27日，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揭牌成立，近20位校内外专家受聘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同济大学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同济论坛”上获知上述消息。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将整合同济大学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方面多学科优势，联手上海市委研究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及国际著名研究机构等机构紧密合作，重点关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管理、城市安全韧性、城市生态环境、城市交通等五大领域的精细化治理和风险管理问题，打造在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方面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为中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积极献言献策。当日，同济大学及上海市相关专家围绕《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提出的7项重点任务作专题报告并展开深入探讨，旨在结合学科专长、聚焦重点领域，为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贡献智慧、提供方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尚武教授在题为《规划引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报告中指出，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是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战略任务和基本路径。上海还需要构建一些精细化治理方面的智库平台，加强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拓展国际视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胡群芳教授代表李杰教授作报告，聚焦“地下空间各类管线和城市安全管理”议题。他指出，对城市市政管网安全进行精细化治理，可全面反映地下管道结构的安全状态与突发事件规律，可用于管道渗漏的诊断智能分析、爆管事件的动态预报。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引入，将对市政管网系统管理提供新的技术途径和解决方案。他建议进一步完善上海市政管网系统应急联动与协作机制，系统健全市政管网安全运行的标准规范体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杜欢政教授在报告中，从“三全”“四流”“五制”，提出了破解城市垃圾难题的综合性策略。他指出，要从垃圾源头分类、运输、处置等进行“全过程”系统协同，实现生活垃圾、建筑废弃物、工业固废、再生资源等“全品种”覆盖，形成“政府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公众为主力、NGO主推”的“全主体”长效机制。在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揭牌仪式上，该研究院与宁波市城市管理局共同签署《同济大学-宁波市城市精细化管理研究合作协议书》，同济大学承担宁波市城市精细化管理研究课题。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介绍，该研究院将定期向上海市委市政府提交决策咨询专报；每年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两次“城市精细化管理论坛”；积极争取企业支持设置研究教席；积极申请承担国内外纵向和横向课题；依托研究成果，组织国际国内干部培训。论坛上，上海市原副市长沈骏受聘为同济大学顾问教授， 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受聘为同济大学兼职教授。

3月30日，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成立，学术研讨会同时举行。本文图片均来自同济大学新闻网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出席成立仪式并致辞，方守恩、周延礼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等共同为研究院揭牌。出席成立仪式及学术研讨会的，还有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及部分企业家。方守恩在致辞中表示，同济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方案中提出了“确保同济强势工科保持领先、理科发展形成新优势、医学学科复兴加快步伐、人文社科发展形成特色，工、理、医、文融合交叉形成新亮点”的目标。成立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既是拓宽同济文科发展的可行路径，也是贯彻十九大精神、推动高校智库建设的又一实际行动，对于学校发挥决策咨询功能、推动学术研究探索、深化人才培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周延礼指出，面对全球经济的整体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日益考验着中国的全球领导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中国需要为改革全球治理、应对全球风险履行应尽义务，希望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对相关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作出同济应有的贡献。成立仪式上，方守恩代表同济大学向周琪颁发同济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聘书。周琪表示，研究院拥有一支多学科背景、多领域专长的研究团队，将致力于深入研究关涉国家与上海市战略的重大治理与发展问题，以广阔独到的视角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依据国际标准建立高水平的新型中国智库，着力为同济大学的政治学学科发展贡献高校智库的力量。成立仪式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当代国际关系的几个主要矛盾”这一主题，聚焦新全球化时代中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探讨世界格局与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分析大国关系与地区问题的主要焦点，论及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汇聚关涉全球治理与发展问题的思想智慧，同时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和讨论。

12月6日—10日，上海·台州周活动在上海举办。6号下午，首场活动——科技成果对接交流洽谈会在同济大学举行。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被网友誉为“同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金亚斌也出席了本次洽谈会，一起来看看这位学霸的成长之路吧！学霸“养成”记金亚斌出生于1990年5月，浙江台州人。大学以前，金亚斌的成长轨迹一直在台州，从椒江黄礁乡中心校到椒江二中，再到台州一中，金亚斌的学霸之路属于“直线上升型”。 高中——获高校保送资格进入高中后，金亚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科研活动，并成为了学校科研团队的一员。2007年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金亚斌和他的另外两个小伙伴一举拿下一等奖，从而获得了全国所有高校的保送资格。经过慎重考虑，他选择了同济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大学——跳级直博直博是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简称，只能从校内外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选拔，招生专业一般应为国家重点学科。金亚斌在大学期间专注科学研究，多次在同济大学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参加相关活动，并在大四下学期前往法国ENSTA_Bretagne 本科交流应用力学实验室学习交流。优异的学习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加上自己对工程力学的喜爱，金亚斌选择了直博，继续在同济大学攻读博士力学。博士——法国留学金亚斌博士期间，由同济大学和法国里尔大学联合培养。在中法两位联合导师的培养下共发表了7篇SCI论文，获Phononics2015国际会议最佳口头报告第三名和同济大学博士生国家奖学金等荣誉。2014年10月，金亚斌前往法国里尔大学开展博士微纳米技术、声学、电信研究工作。2017年博士毕业后，金亚斌继续留在法国，成为法国波尔多大学力学与工程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员。在法国学习交流的这4年里，很好的力学专业平台和世界一流的专家团队，使得他学术成长很快。现在——同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年9月回国后，金亚斌来到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高等研究院，目前是同济大学‘青年百人’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大团圆式的“神仙”爱情相识——师兄师妹初相遇金亚斌的女朋友是他的小师妹，比他小两届，是一位来自法学院的甜妹子。2014年，他们相识了。相恋——双双出国求学的异地恋同年，金亚斌去法国读博的时候，她去了英国伦敦大学就读法学硕士。那时，他们相爱了。师兄和师妹的恋情中间隔着一道英吉利海峡，但载着爱情的隧道和欧洲之星火车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步入婚姻殿堂——恋人变成了亲人2018年8月8日，两个人领了结婚证，金亚斌还在朋友圈晒幸福：“终于把我的女神印在红彤彤的本子上。”9月22日，两人在她的出生地新疆举行了婚礼。明年的2月2日，是他们的恋爱五周年纪念日，他们还将在金亚斌的家乡椒江举办一场婚礼。金亚斌的人生之路在网友看来，简直就是“开了挂”。怎么样，是不是很羡慕呢？在评论里说说你的看法吧！

编者按：2020年，金融科技从战略走向落地。众所周知，2019年，央行正式发布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首次对金融科技进行系统化的归纳与论述，是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时间过半，金融科技发展规划落地成效几何？赛道上涌现的参与者又将如何乘风破浪？《国际金融报》记者邀请多位行业研究者、思考者和实践者，一起探讨金融科技在促进区位经济一体化、助力小微企业融资、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破除农企融资困境方面起到的作用，以及金融科技落地应用面临的挑战、后续发展路径。自去年政治局会议将“区块链”作为国家战略以来，各部委着力助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人民银行出台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规范并启动“监管沙盒”试点；工信部引导、构建区块链产业并大力建设区块链基础设施；证监会通过区域股权市场进行区块链建设试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区块链纳入“新基建”范畴；科技部加大区块链技术研发……“区块链”这一国家战略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但大规模落地应用仍存在诸多“卡脖子”的因素，如何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区块链产业发展，成为当下的热门议题。就此，《国际金融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电子学会区块链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区块链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区块链研究院院长马小峰。在马小峰看来，国家对区块链技术的原始创新非常重视，各部委都在积极推动区块链方面的部署，目前区块链产业发展处于打基础阶段，算力(TPS)并不是制约区块链技术落地应用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区块链技术要规模化应用需要“跨链”和更高效的隐私保护算法。此外，区块链技术创新要植根市场，在市场应用中不断迭代完善，多构建一些开源的区块链社区。区块链基础设施建设正加速实际上，工信部在2016年就发布了《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提出由7个主要技术特征构成的区块链通用技术需求和典型的区块链技术架构，分析了共识机制、数据存储、网络协议、加密算法、隐私保护和智能合约等核心关键技术，以及区块链治理和安全问题，初步明确了21个标准化重点方向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标准化方案。2019年1月份，国家网信办发布《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随后公示首批197个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清单。当年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中要求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努力让我国在区块链这个新兴领域走在理论最前沿、占据创新制高点、取得产业新优势。政治局会议定调后，各部委开始着力推动区块链行业标准和技术落地。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年2月正式发布《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安全规范》，规定了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安全体系，包括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密码算法、节点通信、账本数据、共识协议、智能合约、身份管理、隐私保护、监管支撑、运维要求和治理机制等方面。今年4月13日，工信部科技司披露第一届全国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名单。全国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2018年3月份由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筹建，主要是为了加快树立我国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标准化路线图，提前布局重点技术标准研制，适时推动国际标准化工作。同样在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新基建范围，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据马小峰介绍，工信部从技术和产业角度推进区块链技术发展；央行、银保监会从金融场景入手，探索“监管沙盒”；网信办实行备案制，确保区块链信息安全。今年下半年开始，各部委加大了多区块链基础上的搭建。7月份，证监会发布《关于原则同意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深圳等5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区块链建设工作的函》，这是在证券行业区块链基础方面实施的创新建设。上海股交中心联合同济区块链研究院共同推进试点工作。9月29日，上海股交中心宣布区块链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已能实现全部业务数据上链，并成功与证监会监管区块链实现跨链联通对接。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催生出众多金融科技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然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和跨界应用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金融科技使得跨界交叉性新产品不断涌现，不同业务直接关联渗透，风险的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波及面更广，且一旦爆发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2019年12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北京在国内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柴洪峰牵头下，中国银联、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中科院等联合研发“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基础设施，旨在利用区块链、舆情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技术打造监管工具通用的基础设施，为我国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目前已在银联“手机POS创新应用”进行了试用，取得了良好成效。此外，工信部直属科研事业单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8月30日启动国家区块链与工业互联网协同新型基础设施——“星火·链网”，首个超级节点落地重庆。“跨链”、隐私保护需加强据悉，“星火·链网”采用自主研发的许可公有区块链技术，既兼容公有区块链开放接入、灵活、可扩展性等特性，又融合联盟区块链易于监管、高性能、安全可控等特性的区块链技术系统。它分为两层，上层是由超级节点构成的主链，用于管理标识、公共数据或者国家未来提供的其他法定资产，也包括监管规则的实现。下层是通过骨干节点连接的既有的各类型的区块链应用，可以从主链获得标识、数据。在马小峰看来，区块链节点具有可扩展性，每秒交易量不再是制约区块链技术规模化应用的主要因素，“目前区块链算力能满足大多数应用场景，对算力要求高的产业级区块链可以通过上云、虚拟化节点，来提升算力和节点”。从同济研究院大量应用实践看，马小峰认为，无法“跨链”和缺乏高效“隐私保护算法”是目前制约区块链技术规模化应用主要的制约因素。同济区块链研究院联合苏州企业征信、人民银行苏州市中心支行、苏州银行等长三角机构，打造基于区块链的长三角征信链应用平台。这是目前区块链行业比较大规模的一次涉及到“跨链”和“隐私保护”技术与工程突破的创新应用示范。长三角征信链基于区块链等技术搭建征信链应用平台，企业征信机构将征信数据、授权信息、查询记录上链存储，实现征信机构跨区域、跨系统的信息共享和服务协同，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机构间企业征信报告信息(如企业基本信息、经营信息、涉诉信息等)互联互通。马小峰称，“在上海、苏州等长三角地区，通过征信链打通社会信用和金融信用。但上海有上海的征信体系，苏州有苏州的征信体系，区块链技术要在全国范围内规模化应用，首先要解决不同区域之间的‘跨链’链接。”此外，马小峰指出，区块链的非对称加密，需要更复杂的隐私保护算法。现有的复杂隐私保护算法通病是工程量大、耗时费力，很难达到商用的级别。“我们现在针对不同的场景做研究，比如在金融场景里面，在确保信息安全的情况下，把通用的隐私算法优化，以便实现算法效力的提升，从而达到既快速又安全的商用要求”。技术创新要植根市场应用要抢占区块链高地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马小峰介绍，同济大学2013年便开始了金融科技及区块链研发，2017年开始自主研发区块链底层技术平台“梧桐链”，2017年与苏州市共建了区块链产学研创新平台，2018年又在上海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支持下成立上海市区块链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据介绍，梧桐链是企业级区块链联盟链底层平台，具有原生国密算法支持、原生支持UTXO，适合资产数字化场景、高性能智能合约引擎、兼容基于Docker的智能合约、完善的权限安全控制、便捷应用开发支撑、基于应用场景的优化、完善的技术支持。经过多年的研发和应用迭代发展，现在梧桐链底层技术在供应链管理、银行、保险、航运物流、海关、司法、政府管理、艺术品交易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截至今年7月已累计服务超过1500家中小企业，融资金额逾500亿元，实现资金供应链8级流转。“通俗地说，区块链就是一个巢，区块链技术创新要植根市场，在市场应用中不断迭代完善。我国社会治理、产业、金融、民生管理、政府政务等应用场景可以有很广泛的应用，其中解决多方合作信任问题的‘存证’，相当于互联网兴起时的门户网站，会是区块链技术落地最基础也最广泛的应用。”马小峰称。经过多年的实践，马小峰指出，区块链技术快速迭代，传统单靠高校和几家大企业牵头科研的模式要转变。我国有影响力的区块链开源社区在国际上比较少，区块链来源于社区，更多的企业上链，更广泛的参与才更有价值。其实，国内也在尝试构建“区块链开源社区”。10月15日，由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举行的“‘有你有我开源节’开源技术研讨会暨深圳国际开源谷成立揭牌仪式”活动拉开序幕。在论坛首日，主题为“开源开放链接未来”的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区块链工作组成立大会举办，宣布成立国内首个区块链开源工作组。（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

复旦大学屈居第二？2018年上海大学排行榜为何将这所学校排到第一？提起复旦大学这所老牌985院校，很多人都知道它可是仅次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存在！很多时候复旦大学在高考中的录取分数和要求甚至要比北清要高，就算是考研的话，复旦大学对英语的要求却是非常异乎寻常的严格。2018年上海大学排行榜中为何这所学校排但是在2018年上海最好大学排行榜中，同济大学第三，第一名却不是复旦大学！根据艾瑞深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18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可以详细的知道2018年上海各个高校的详细排名。而哪些大学比较好也正是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很多时候这个榜单就左右了学生报志愿的意象。具体的榜单如下：2018年上海大学排行榜中为何这所学校排从这份排行榜中可以看出，华东师范大学排到了第四，同济大学第三，复旦大学却不是第一而是排到了第二名。第一名竟然是上海交通大学！不置可否的是，排名前四强的学校都是985院校，但是为何上海交通大学排到了第一呢？2018年上海大学排行榜中为何这所学校排其实很多人对上海交通大学并不了解，因为它的名气比不过复旦大学，但是实力不可小觑！和复旦大学一样，上海交通大学也在上海，简称“上海交大”。它是是国家“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入选“珠峰计划”、“111计划”、“2011计划”、各种“卓越”计划的强实力院校。不仅如此，它还是九校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21世纪学术联盟等的重要成员。就实力而言，上海交通大学丝毫不输于复旦大学。上海有几所211大学？高考择校该选上海吗？排名前十强的学校除了上海中医药大学之外，另外九所高校不是211大学就是985院校。除了以上所说的四所985院校外，上海是211大学还有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院校，比如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放在全国范围内，这所学校也是首屈一指的！2018年上海大学排行榜中为何这所学校排如果想在上海发展，高考或者考研的话，可以考虑报考上海的大学。因为在上海读书，毕业后留在上海的概率非常的大。如果是考研选择上海的话，研究生毕业留在上海的概率会更大。当然，上海是一座非常有压力的城市，在这里工作还是有很大的生存压力的。你对上海大学排行榜有异议吗？复旦大学排第二合适吗？如果是考研的话，你会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吗？

格隆汇8月13日丨同济科技(600846.SH)公布，上海同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瓴置业”)是公司为开发宝山区大场镇文海路西侧地块而成立的项目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同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房产”)持有60%股权，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设计院”)持有40%股权。基于该项目已基本开发销售完毕，同济设计院拟减资退出同瓴置业，40%股权对应的减资款为2902万元。同济设计院减资退出同瓴置业，同瓴置业将成为同济房产的全资子公司。

【编者按】建筑承载着时间与空间的记忆，建筑的背后是建造它的人的历史。梁思成如何发现佛光寺？贝聿铭何以成为一代大师？两广总督之子张镈为何选择建筑设计之路？2018年5月，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第一辑·抢救记忆中的历史》，书中选刊22篇建筑口述史采访记录。被访者包括张镈、莫宗江、贝聿铭、罗小未、陈式桐、汉宝德、邹德侬、李乾朗等22位著名建筑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为本书题词。同济大学出版社旨在将《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打造成为保存人人记忆中有关中国建筑的历史，借此倡议全国更多的建筑学界同仁、建筑学爱好者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留下珍贵记忆。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薛求理的口述。薛求理，男，1959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班，1980年毕业后到同济设计院工作。1990年起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后赴英国进修，并在美国工作。1995年起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采访者：华霞虹（参与人：吴皎、王鑫；文稿整理：华霞虹、吴皎、熊湘莹）访谈时间：2017年12月14日下午13︰30—15︰45访谈地点：上海市四平路1230号同济设计院一楼贵宾室 整理时间：2018年1月校审情况：经薛求理老师审阅修改，于2018年2月26日定稿访谈背景：为开展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60周年院史研究，我们对薛求理老师进行了2小时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20世纪80年代初同济设计院的工程实践状态；二、同济设计院20世纪80年代初报考研究生的状况；三、对大型设计院，尤其是高校设计院特点和价值的研究。本文为访谈的第一、二部分，主要介绍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棚两个项目的设计，以及薛求理老师报考陆轸老师研究生的状况。薛求理华：薛老师您1978年进入同济学习，1980年就进入设计院工作了。当时开展了不少的项目，像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棚、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等。1982年您又成为陆轸老师的研究生，参与了一些实验室的方案。我觉得您是同济设计院这段时期非常好的历史见证人。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同济设计院设计项目的一些特点，还有老师和设计师设计的一些特点吗？薛：我是1980年4月加入同济设计院的，第一天报到大概是4月十几号。当时设计院分为土建一室和土建二室。我们一室的主任是史祝堂先生，副主任是负责结构的徐立月老师（江景波校长爱人），还有一位是叶佐豪老师（叶老师不参加生产任务，主力搞函授教育）。史祝堂先生1953年毕业，跟陆轸、朱保良、朱亚新几位老师是同班同学，但是他们是从不同学校院系合并到同济后同班的。史老师和朱亚新老师原来是圣约翰大学的，陆老师从之江大学来，朱保良老师从浙江美术学院来。当时土建一室和土建二室是以建筑和结构工作为主，设备单独分为一个室。当时我们一室的办公室在学一楼，每个房间有几个人，学一楼现在已经拆了。我估计当时一个室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分成几个项目组。二室的主任是陆凤翔老师，朱亚新老师也在那里，他们室以做住宅和宾馆项目为主。我们一室是以做大空间项目为主。室下面又分成几个工程组，其中一组负责上海戏剧学院的项目，负责的包括史祝堂老师和董彬君老师，他们也是同班同学。还有一位是周老师，1955年同济毕业的；另一位王宗媛老师，是教建筑历史的王秉铨老师的太太；还有关天瑞、宋宝曙两位老师。这些是比较主要的建筑师。宋宝曙老师当时是少壮派，40来岁。他1961年南京工学院毕业，是从江苏省设计院调过来的。我觉得在我们室里他能力最强，特别是施工图方面是最强的。还有一组是吴庐生老师那边，他们当时在设计体育学院。吴老师提出将大球训练馆放上二楼，体育学院做了两层的练习场，也是一个大空间，屋顶大概是个联方网架，当时是创举。所以我们这个室的定位是做这一类跟一般的民用建筑不一样的大跨度建筑。华：薛老师您能具体介绍一下上海戏剧学院这个项目吗？薛：我第一天来设计院报到，第二天就被派到戏剧学院去了。当时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工程刚刚开始在做扩初，方案大概是1979年完成的。选址在上海戏剧学院后面的一块地，很窄小，整个剧场大概是999座。但是舞台特别先进，平面为“品”字形，两边有侧舞台、后舞台。舞台上有52根吊杆，用于变换布景。当时在全国只有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有一个这样的剧场，上海就只有这个戏剧学院的剧场是演莎士比亚最出名的剧院，属于实验剧院。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是全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心。它的观众厅比较朴素，是簸箕跌落式的，没有二楼。观众厅由董彬君老师负责，舞台部分是史祝堂老师负责，我进去之后的师傅就是史老师。我们的办公地点在戏剧学院面向华山路门房小楼的二楼，爬铁梯上楼，内有四个房间，两间给建筑、一间给结构、一间给设备，有一部电话。华：这个项目，您刚才说的1979年的方案是谁做的？薛：是史老师、董老师他们做的，还包括王季卿老师，他们彼此之间很熟。王老师也是之江大学毕业的，因为他搞声学设计，也经常来。为了搞声学设计他们还做了一个很大的模型，由设计院的模型师傅，带着两个小姑娘做的。当时设计院很少做这么大的模型。那个模型就做了观众厅部分，大概是1:20 的。做这样的模型蛮复杂的，因为观众厅里面高低不平。另外牵涉24米的跨度，底下要做一根梁，这根梁技术上很复杂。虽然观众厅是一层的，但是它后面有一根挑梁，挑梁后面还做了一些池座。这根挑梁是一种簸箕式的曲梁，两边是立到地面的。这个结构的负责人是沈老师，具体名字我不记得了，是从外地调进来的。另有一位搞地基基础的唐老师，也很有经验，发表过很多论文和译文，好像也是外面调来的。还有一个徐老师是从钢结构教研室来的，我看她并没有比那几个人年纪大多少，但人家都叫她“徐先生”，凡是被叫“先生”的女老师都是很受尊敬的。徐老师主要负责一些钢结构，因为舞台顶上整个桁架都是钢结构。所以这几位专家等于设计了几个不同的结构。当时叶宗乾老师是搞电气的，还有一位年纪轻的董老师，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也是搞电的。空调是王彩霞老师（范存养老师的爱人）、李老师，上下水是吴桢东老师。负责设备的老师不是天天来，因为他们要管室里面的好几个工程，所以他们一个礼拜大概来三次。华：这个工程在当时算比较重要的一项吗？薛：是，当时设计院的主要作品就是在同济新村的住宅，1979年的时候大多是住宅，所以拿到这么一个公共建筑很重要。我在戏剧学院工程中主要是跟史老师搞很复杂的舞台部分。当时都是手画，画坏一点就要刮掉。舞台底层这张图是我负责画的，到最后要出图时，纸面已经千疮百孔了。刮得多的地方后面就贴一块，蓝图晒出来也就会有个疤痕，是看得出来的，但史老师说就这样不用重画了。所以到最后好不容易要出扩初图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因为出图表示甲方和设计总监认可你设计的东西了。这个舞台特别复杂，是“品”字形的。吊杆那个地方很复杂，要有上人孔，标高也很复杂。它是莎士比亚剧的实验剧场，当时还没有很先进的高科技舞美，舞美是画在布景上，一道一道放下来的布帘和道具。当时设计院比较重视这个工程，丁昌国先生也经常来，帮助解决大量的构造问题。那些构造图和施工图都是丁老师看和指导过的。戏剧学院实验剧场那些施工细部都蛮复杂的。另外，吴景祥院长也来过几次，吴老当时已经76岁高龄，看他一步步从铁爬梯走上来，我心里暗自捏把汗。吴老来到设计室，主要是听取设计进度汇报，参与讨论。我在戏剧学院待了一年多，1980年去的，大概到1981年的时候我自己很想回来，因为上班路比较远，而且我看后期施工图都已经出了，人陆陆续续都在往回调。但史老师不肯放弃那个地方。因为史老师住在南京西路。这批老师也全部住在那附近，所以很乐意在那里做现场设计。现场设计里面还有一位邱贤丰先生，同济1955年毕业生，他的太太陈光贤老师在建筑系教书。邱老师代表戏剧学院基建科，但做的却是我们这个设计组的事情。因为史祝堂老师到戏剧学院特别方便，而他到同济要乘班车，跟朱亚新老师和吴景祥老师乘班车来。所以后来整个设计团队都回来了，但史老师还是天天在那里工作，处理很多收尾工作，特别是舞台部分。 华：那时候施工了吗？薛：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搞基础了，1981年开始就已经有几个桩位下去了。那个地方本来是食堂，好像已经开始拆了。华：这个项目现在还在吗？薛：戏剧学院的结构还在。这个实验剧场项目在1986年得了上海市优秀设计三等奖。我们写过一篇文章，登在1987年11月份的《建筑学报》上面。但是戏剧学院后来改了，当时有一个问题是它的前厅特别窄，只有6米，还要靠一条楼梯上到二楼，很挤。而且戏剧学院在外面看就是一个白立面，然后在一边开了一个门和一个窗，另一边是白墙面，是留给露天演出时用的背景。戏剧学院当时的门是6米开间的玻璃门，负责结构的沈老师一定要在中间放一根柱子，但丁昌国先生要把它抽掉。当时最大的争议就是那根柱子，最后沈老师让了一步，把柱子抽掉了。华：是不是把上面的梁做大了？薛：这个地方最后做了一根暗梁，隐在玻璃后面，也就是在一楼二楼之间的地方。以前做结构还是很保守的，所以就做了这个。华：这个房子造完了以后有拍照吗？薛：有的。《建筑学报》1987年11月那期我和董老师写的文章里有几张照片。华：在建造的过程中你们还会经常去施工现场吗？薛：去。但在建造过程中去的次数不是太多，有的时候会去。华：我们做了内装修吗？薛：全部做的。门厅、侧厅是董老师、周老师等设计的内部装修，剧场观众厅里面的内装是史老师 出的主意。史老师经常把我从设计院叫到戏剧学院去，因为做内装修的时候他要画画，他还拿铅笔教我画。整个内装的立面实际上是做成了曲折的面，因为当时也没什么钱，就做这种水泥的、曲折的面。做好以后效果非常好，因为观众厅和舞台能营造出一种很热烈的气氛。华：你们后来去看过演出吗？薛：做好以后是1986年，大家很兴奋，都去看了演出。当时我们在戏剧学院现场设计时有几个年轻的，是我们班里的同学，一个是结构的，陈硕苇。我们就经常在那里看电影。戏剧学院里有礼堂，每个礼拜都有电影看。一般就是5点多钟下班去看电影，或者看学生演出，这样大概过了一年多又回来了。为什么要回来？因为设计院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又拿到一个任务。因为我们室有经验，所以交给我们。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基建科科长是同济建筑系1965年的毕业生，和许芸生老师很熟。工程负责人是关天瑞老师和宋老师。为了做这个项目，我们去参观了当时国内最权威的四个电影制片厂：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和成都的峨嵋电影制片厂。参观了那些厂摄影棚的操作，并和摄影、美工和设计人员座谈。回来后，我、宋老师、关老师一人出一个方案，最后宋老师再综合成一个方案。当时很流行水平线条，因为那个电影棚是24米×36米不开窗的，这样的三个棚放在一起比较难看且体量大，所以宋老师就在前面办公楼加了一条体量，把它围起来做了一个方案，由我来画一张水粉画的透视图。这张图我一直保存完好，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就靠这张图。后来讨论方案、定稿的时候吴景祥院长也来，一般讨论方案的是吴院长和丁昌国老师。丁老师是技术室主任。这个项目原来要做三个摄影棚，但最后只造了一个。原因可能是没有钱，或者不需要这么多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设计院在读研究生了，施工图都做完了，但是没造。我不知道当时造价多少，但是设计费是16万元，因为接了这个任务，管生产的陆老师十分兴奋。那时候设计院刚开始收设计费，给戏剧学院做的时候还没有。电影制片厂的这个工程组里还带了一些小工程一道做，如之前的新华社宿舍、南汇水泥厂等。1982年时设计院也搞定量工作，平均每个礼拜要求出一张2号图纸。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大家是老师，他们要放寒、暑假，甲方就吃不消，说你们这一放假我们怎么办？1981 年薛求理水粉绘制上海电影制片厂效果图华：他们当时还是属于老师的编制，所以说设计院其实也不是像市场化的一直上班。薛：以前节奏不像现在，是很松散的，也没有什么打卡。一是因为项目还不是太多，二是因为设计院的老师还有一些教课任务，像朱亚新老师他们都有教课任务和带实习的事情。当时设计院分几个地方，我们这个室在学一楼，陆凤翔老师那个室在文远楼底下。当时我估计有七八十人左右，1983年搬到新楼后大概增加到一百人左右。我们那时全院开会是在北楼借的一个阶梯教室，开会时就是做生产方面的陆老师、党总支书记唐老师和吴院长讲话。那个时候吴院长跟朱亚新老师都是只来半天，因为他们回去还要做研究。他们要教研究生。当时设计院有三个研究生，一个是汪统成，一个是杨另圭（后回老家无锡工作），还有一个是唐玉恩，他们都跟吴院长做高层。他们的毕业论文是手写在硫酸纸上晒图的，我们后来也学样。 华：那个时候设计院的老师都可以带研究生，还是只是有几位老师可以带？薛：除吴院长外，当时能够带的好像还有陆轸老师、吴庐生老师、王征琦老师和王吉螽老师。王吉螽老师先去也门教书了，大概是1981年回来的，回来后就担任了建筑方面的总工程师，重大工程都来参加，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方案的时候他也来。华：当时设计院项目做方案阶段是有很多老师参与的吗？薛：方案阶段真正画图的就是宋老师，我，还有关老师。但是因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是重大工程，讨论的时候吴院长、王吉螽总工程师都会来。华：那讨论是怎么开展的呢？有人汇报怎么做吗？薛：很随便地开会，讲讲方案怎么样等等。例如宋老师和我分别介绍平面是怎样的，然后吴院长、王老师提意见，之后我们再修改。在学一楼的时候因为还没有会议室，所以讨论就在我们的房间里。把画的图纸往墙上一摆，几个人坐在那里看。要出方案之前开了好几次会，内部同意以后才能送到甲方那里去。华：就跟我们现在改图差不多，还是比较随意的。后来您就去读陆轸老师的研究生了。当时读研究生有什么要求吗？薛：要考五门科目：政治、英语等。那时第一个考上的是苏小卒（现同济建工系教授），他本来也是设计院的，比我们早一届考。当时唐（云祥）院长不让我们考，因为当时设计院人手很紧张。我们就白天缠着他，晚上到他家里去找。最后他同意一个人，就是苏小卒去报，这是第一届。实际上我们在1981年就能考，这两个相差的也不是太远，反正一个是跟着77届去考，我是跟78届去考，就是跟吴志强、王伯伟、蔡达峰那一届考试和入学的。我们考的时候，他还是不肯放，他说应该逐步放，不能一下子有这么多人去。那个时候我们这一室在学一楼，住也住在学一楼，有一间房间给我们住。华：1982年就同意考了？薛：都同意了，我们就考了建筑学。方向是自己随便选的。好像考的时候就要填导师。我本想填罗小未先生，但知道很多人报她，而报陆先生的人不多。那个时候陆老师负责生产，不太做具体的设计。一般搞生产的人，容易得罪人，会一直催进度、抓投资。其他各工种的人开会的时候都脾气粗暴，陆老师人很好，一点都不动气。他对各位老师都非常尊敬。而且经常跟我们这些年纪轻的（同学）说：“ 我们设计院能够现在这样，全靠这些老师，我们的设计是吴老师、顾老师一笔一笔画出来。”史老师作为室主任，面对协调各工种的种种困难和火爆的工程师们，也是心平气和。他们都具有领导的才干。华：这个很厉害，两位老师心胸很宽。陆轸老师后来出版了《实验室建筑设计》等著作，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实验室的项目吗？薛：当时陆老师在这方面已经是全国权威了。当时设计院出了两本书，是建筑类型研究丛书，一本《实验室建筑设计》，还有一本是《高层建筑设计》。《高层建筑设计》是吴景祥院长的，他在之前就出了一本《走向新建筑》的翻译本。关于实验室建筑，陆老师当时已经是权威了，很多人找他做咨询，包括学校里那些化学实验室改建什么，都来找陆老师。我们还做了一个无锡地质大队岩芯库的项目，地质队负责基建的工程师是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的毕业生，所以找到同济。我们做了这个方案后，请谭垣先生和吴景祥先生指导和提意见。谭老和吴老是陆老师的大学老师和长期领导。受访者简介：薛求理，男，1959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班，1980年毕业后到同济设计院工作。1982年成为陆轸老师的研究生。1985年至上海城市建设学院工作。1987年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赴香港大学学习。1990年起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后赴英国进修，并在美国工作。1995年起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主要作品《中国建筑实践》（中英文双语版，1999，2009）、Building a Revolution: Chinese Architecture Since 1980 (HKU Press, 2006; 清华出版社，2009)。此外，《世界建筑在中国》，2010年由香港三联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推出繁、简、英三种版本；《城境：香港建筑1946—2011》由香港商务印书馆于2014年出版；Hong Kong Architecture 1945-2015: from colonial to global (Springer, 2016) 获国际建筑评论委员会(CICA) Bruno Zevi图书评奖之表扬奖；其作品还有A History of Design Institutes in China: from Mao to Market (with G. Ding, Routledge, 2018)。薛氏的英文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Architecture, Urban Design International, Habitat International,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Design等杂志；在内地和港台发表中文论文100余篇。（本文摘自同济大学出版社《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第一辑·抢救记忆中的历史》，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