瘫痪北大研究生

1月4日晚，曾引起全国关注的北大“渐冻症”女博士娄滔在咸丰老家病逝。去年10月，她作出死后捐献遗体的决定。遗憾的是因其器官不符合捐献条件，其捐赠器官的遗愿最终未能达成。按照娄滔的设想，她毕业后要当大学老师，传道授业；她要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城市，可以不要天天见面，但要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这些关于生活的美好设想最终因一种被称为“渐冻人症”的疾病打破。本文写于去年10月底，娄滔去世的两个月前。今日重发此文，希望渐冻人这一群体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娄滔生前照片病情不可逆转“娄滔说，她要是知道是这个结果，早就自杀了。”说话的是娄滔的父亲娄功余，他靠在宾馆的椅子上，双腿交叠。这两天他精神不太好，讲话的时候时常觉得头晕。“没有力气，我是不是跟女儿得了一样的病？”他不止一次对本刊记者重复着这句猜测。娄滔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5级博士生，2015年下半年被检查出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俗名“渐冻人症”。同字面的意思一样，这种疾病表现为肌肉的逐渐萎缩，患者会慢慢地失去自主活动的能力，像是被冻住了一样，然后逐渐丧失交流、进食或呼吸的功能，大多数患者会因呼吸衰竭在3～5年内去世。与之相对的一个残忍事实是，90%以上的患者在失去行动能力的同时，高级情感、高级认知活动与常人无异，甚至更加敏锐。公众熟知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已在ALS的折磨下生活了50余年。史蒂芬·霍金美国作家米奇·阿尔博姆的恩师莫里·施瓦茨教授就是一名“渐冻人症”患者。疾病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侵袭着莫里的身体，他先是告别了驾驶，后来又买了根拐杖，紧接着他需要让助手将他像麻袋一样从轮椅上搬到床上，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最后，他甚至需要别人为他便后擦屁股。在米奇创作的关于莫里的自传式长篇纪实小说《相约星期二》里，他对ALS进行了形象的描述：ALS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它不断融化你的神经，使你的躯体变成一堆蜡。通常它从腿部开始，然后慢慢向上发展，等你不能控制大腿肌肉的时候，你就无法再站立起来。而当躯干的肌肉不受控制的时候，你便无法坐直。最后，如果你还活着，就只能通过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呼吸，而你清醒的神志像被禁锢在一个软壳内。或许你还能眨眨眼睛，就像科幻电影里那个被冰冻在自己肉体内的怪物一样。米奇·阿尔博姆与莫里·施瓦茨这正是娄滔所经历的。娄滔最初发病是在2015年暑假。一天，她告诉父亲娄功余自己上楼梯没有力气。父亲并没有放在心上，还认为是女儿“太娇气”。9月开学之后没几天，娄滔又打电话给母亲，说腿部开始抽筋，腰也疼，母亲怀疑她缺钙，让她吃点钙片。后来又过了一个月，娄滔突然发现左脚脚尖踮不起来了。这时候，娄功余和妻子才觉得不对劲，赶到北京带着女儿做检查，最终确诊。这是娄滔和父母第一次听说这个疾病。当时，娄功余差点瘫在地上。反过来，还是女儿安慰她“不要太难过，要接受现实。”所有认识娄滔的人都很难将“渐冻人症”与娄滔联系在一起。她喜欢跑步，研究生期间几乎每天都会在学校操场上跑步。她体能也好，400米的跑道一口气能跑上十四五圈。她还参加过几次马拉松比赛。同学们都喜欢称呼她“滔哥”，他们发现个子小小、文静温婉的娄滔很有主见，也特别的讲义气。寝室的同学李文冰还记得，读大三的时候，已经保研的娄滔会每天早上五点钟到自习室帮她占座，以让她多睡一会。与残酷的结果相比，ALS的到来可以说是无声无息。“ALS患病初期很少有疼痛的感觉，但患者神经细胞支配骨骼肌的能力受到影响。他们会出现一些细微的症状，如走路磕绊、行动笨拙和口齿不清。而这些症状常常会被忽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主任樊东升向本刊解释ALS发病的特点。更多的“渐冻人症”患者的症状是从手部肌肉的萎缩开始的，比如说用钥匙开门、给轮胎打气时拔气门芯，突然手指使不上力气了。程先生已经过世的太太曾是“渐冻人症”患者，她是在麻将桌上发现自己出了问题。她的左手突然使不上力气，不能洗牌，只能求助于做家务的阿姨。“她当时很乐观，认为是骨头的毛病，没想到会是不治之症。”程先生告诉本刊，他曾带妻子出国治疗，去的时候还可以走路，回来时却只能坐轮椅了。“病情不可逆转”，确诊的时候，医生跟娄功余说了很多，他也只记住了这六个字。他不相信。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和妻子带着女儿去了全国各地求医问药，只要有机会，都会去尝试。有的时候，一些方法会让娄滔状态看起来很好，但是没有几天，就没了效果。娄滔的病情比想象中发展得更快，从发现到最后瘫痪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一般来说，ALS患者的发病周期在3～5年。这些，现有的知识研究还难以解释。眼看着女儿的身体一点点地被疾病吞噬，娄功余愈发无力。“娄滔就是我们家的晴雨表，她高兴我们就高兴，她不开心我们也笑不出来。两年多就是这样循环往复，没有希望。”原本，他已经和妻子、女儿达成放弃救治的意见，在进入深度镇定的时候拔掉呼吸机，“让女儿走得有尊严些”。2017年10月9日因为遗体捐赠的考量女儿转入汉阳医院，此后，一系列新的救治措施开始实施，娄功余又有了新的希望。他不断地接待着来自全国的探望者，搜集各种治疗信息和救治方法。“我那时精神状态比现在好，从早上七八点一直到晚上八九点，十几个小时，都在跟人说话。”女儿进重症监护室之前，他也会尽量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我想女儿看到我高兴。”然而这几天，他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娄滔的情绪反复得厉害。“她说很痛苦，有时要求安乐死，有时则要我们拔掉呼吸机的管子或者直接送去火化。”娄功余告诉本刊，尽管已经说不了话，她还是通过唇语在表达诉求和挣扎，更多的时候，曾经与父母无话不说的她则是沉默不语。他理解女儿的情绪。“她是个追求完美的女孩，以前脸上长个痘痘都很紧张，现在这样瘫着，她显然接受不了。”娄功余对劝服女儿接受疾病没有任何信心，没生病之前，娄滔就和父亲探讨过死亡相关的话题，“我们都觉得如果一个人活着给社会给别人带来负担，还不如不活”。“她决定的事情，任何人都很难改变。”娄功余还记得，高考报考专业的时候，家里人都反对她学历史，她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停顿了一下，有些试探地询问：“你说，这样的人群，即使勉强活下来，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情绪不好的时候，娄功余会拒绝去探望女儿，他怕影响女儿的心情。娄功余不会撒谎，他让妻子告诉女儿“自己不舒服，不能去看她”。“撒谎是不尊重她。把她当傻子，她会更难过。”假说越多，病因越不清楚娄功余搞不明白，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女儿疾病的出现。他和妻子逐辈算了下彼此的家庭，都不曾有相关的疾病。医生也曾给娄滔做过基因二代测序，以确定是否有基因突变，也没有发现异常。事实上，自1869年ALS被提出并命名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症状特点清晰的疾病一直让研究人员深感困惑：除了5%到10%的病例是父母遗传给孩子之外，其余的病例都是非遗传性或者说散发性的。许多科学家以及研究者试图给出推测解释，提出了神经营养因子缺乏学说、自由基损伤学说、兴奋性谷氨酸的毒性学说等。“一个病的病因假说越多，说明它的病因越不清楚。病因不清楚，才导致它的治疗没有很好的效果。”樊东升说。较为代表性的一个学说是兴奋性谷氨酸的毒性学说。谷氨酸是哺乳类动物神经系统内含量最高的氨基酸类神经递质，也是最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该学说认为，过多的谷氨酸聚集在突触间隙会产生毒性，破坏神经元，导致ALS症状的出现。在这个学说的支持下，药物力如太被开发出来，它的作用是通过减轻谷氨酸的兴奋性神经毒性作用来保护神经元免遭损害。它的出现被视为ALS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前，国内外对ALS的态度是尽量不做诊断，因为“没有可治疗的药物，诊断出来也没有什么办法”。有了药物后，ALS临床的思维模式发生了改变，力如太是对神经细胞的保护性治疗，一定要尽早诊断，早期使用。“病人一旦发病就意味着他的运动神经元已经丢了50%了。剩下的50%，如果早期用药保护起来，虽然说不能完全停下来，但丢失的速度会减慢，能够很大程度上延缓病情的进展。”力如太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樊东升遇到过一个患者，起初症状很轻，只是写字手不灵活。在确定是ALS的早期后，他们给他服用力如太，并每个月做一次评估，一年下来后，他写字的时候基本拿不动笔了。“患者本人觉得药物没有什么作用，因为病情还在加重。”第二年，患者没有再使用药物，病情迅速恶化，他连床都下不来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药物是有作用的。后来，樊东升又对2003～2013年北医三院1600多例ALS病例进行比对，他们发现，累计服用力如太半年以上的病人，其疾病进展的速度显然慢于服用时间不超过半年的患者。然而，这个比例不到所有救助数量的10%，仅有114例；服药患者中40%的人只吃了一个月；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服用力如太。而在台湾地区，服用比例高达60.75%，其他发达国家，如爱尔兰，99%由ALS专家诊疗的患者使用力如太。樊东升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原因分析，一是药品太贵。2017年2月，力如太被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在此之前，一盒力如太4000多元，只是患者一个月的剂量。“纳入医保后，患者仅需自付1000多元。”另一个原因还是患者对疾病的了解。“在国内，患者总是想着把病治好，如果药物不能立即见效，他们就觉得无用。因此，很多患者把有效的治疗放弃去寻找一些没有用的治疗手段，钱也花了，但并没有效果。”樊东升有些惋惜，“吃药和不吃药，其病情进展的速度完全不一样，这是大量的病人用生命的代价得出来的结论。在没有根治手段的前提下，力如太是一个重要的治疗方式，但是医生和病人的认知都不够。”ALS发病机制另外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在1999年。科学家在做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研究时，把大鼠的EGF基因其中一个被称为低氧反应元件的片段，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敲除掉，以此来看看EGF的表达情况是否有变化，结果却意外发现大鼠肌肉萎缩，而且变化情况和ALS非常接近。因此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发病机制假说：因为EGF在人体内对外界低氧条件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在缺氧条件下，EGF表达上调以后，神经细胞能够耐受低氧状态，保证神经细胞不出问题。运动神经元病的病人是否因为EGF基因出现问题，由此在相对低氧的环境下，不能调整对低氧的耐受性，导致神经细胞丢失？这个假说很快就受到临床学家的关注，两年后，研究者在欧洲ALS病人群里进行基因多态性的检测，结果发现ALS患者对低氧不耐受的多态性要比正常人高。这对指导临床治疗具有直接的作用。国外专门做了一个临床研究，将没有呼吸受累、肺活量都正常的诊断明确的ALS早期病人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早期即使用无创性呼吸机，另一组不用。观察以后，发现早期使用呼吸机的病人病情发展明显缓慢。因此，医生在临床上会建议病人早期使用呼吸机。呼吸机的使用几乎面临同力如太同样的问题。在北医三院积累的1600多病例中，早期使用呼吸机的比例也只有十分之一。此外，因为吞咽困难，进入疾病后期，患者需要进行胃造瘘手术，即在腹部设置一个管子，直通胃部，病人所需要的营养和水分都通过管道注入。“这个比例更低。ALS已经有一些能够控制疾病的方法，但规范治疗上不同的医院之间差距还是很大的。”樊东升说。少见而非罕见上世纪80年代，樊东升还在北大医学部读研。当时，北医三院骨科经常会到神经科科室寻求帮助。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不少颈椎病患者在做过手术后，不仅没有缓解，症状还继续加重，有的半年以后出现说话不清楚以及吞咽困难的症状，有的可能在2～3年内过世。过来询问的医生觉得非常费解。“明明手术做得很漂亮呀！”后来，经过神经科医生的会诊，他们发现患者是ALS疾病，而不是颈椎病。两种疾病发病高峰都是50～60岁，都会出现肌萎缩，颈椎病患者的下肢也可以出现走路僵硬的表现，所以很可能被误诊。随着ALS的患者越来越多，北医三院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设置了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方向。“那个时候，世界神经病学联盟还没有提出标准，医生都是靠临床经验进行判断。”樊东升的硕士研究生课题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判断ALS的方法：在脖子上有一块被称为胸锁乳突肌的肌肉，通过对其进行肌电图诊断，如果肌电图出现问题，则考虑为ALS。后来，这个诊断方法成为国内诊断ALS的常规方法。从2003年开始，樊东升团队开始有意识地搜集ALS患者的资料，并对患者进行随访，他们希望以此观察患者完整的病史。2010年，樊东升所在的科室有四分之一的人在从事ALS相关的研究，现在已经接近一半。樊东升一星期要出三次门诊，他明显觉得，加号的病人在增多。一个数据也在支持樊东升的判断：从2003年到2013年，北医三院注册登记的患者有1600多例，而2013年到现在4年的时间，新增病例3000多。“我们分析一是人们的就医意识增加，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疾病也开始出现。”ALS患者王甲病人的增多，患者的家属也能够感受到。2007年，比较为人们所知的ALS患者王甲发病。当时，他的父亲想找交流的患者都很难。如今，经常有患者家属找王甲父亲请教治疗和护理方面的问题。在一次就诊的过程中，王甲父亲遇到一个患者，在听完对方症状的描述后，他根据经验很快判断出对方得了跟儿子一样的疾病。全国尚未开展ALS的流行病学调查，北京东方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北医三院等机构曾发布过一个数据，北京地区ALS的发病率在十万分之一点二三，与国际上保持一致。“这是东方丝雨调查的数据与北医三院门诊数据结合在一起做出的统计研究结果，实际比例或许更高一些。”东方丝雨理事长王金环告诉本刊。2016年8月，《自然通讯》杂志发表的研究结果预测，全球运动神经元病（ALS/MND）患者将从2015年的222801人，增加到2040年的376674人，增加率高达69%；其给出的原因也是人口老龄化。“从临床上讲，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疾病并不少见。ALS应该归入少见病的行列，它虽然不像脑血管病、糖尿病那么常见，但是临床上还是经常遇到。”樊东升说。中国的ALS患者表现出一些特点。在跟踪研究中，樊东升发现，相比于国外，中国ALS患者的存活期一般在7～8年，有的人甚至长达十几年。“病人参与治疗后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乐观。有的病人在诊断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高风险，但是三个月乃至半年来复诊的时候，体重是稳定的，呼吸状态、营养状态各方面都挺好。”樊东升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ALS患者的首发症状出现年龄显著早于其他国家。中国患者首次出现症状的平均年龄约为49.8岁，而日本患者首次出现症状的平均年龄为64.8岁，意大利同样约为64.8岁，欧洲其他国家约为64.4岁。“这个年龄的患者，一般是家庭中坚力量，一旦发病，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无序。”从救助到关怀娄滔的父亲娄功余经常会想一个事情。“我今年55岁，10年之后也60多岁了。如果我们今后走了，娄滔怎么办？”他知道有一个患者，也是女孩，去年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只靠母亲一个人照顾。照料的问题几乎成了每个患者家属日后的担忧。王甲2007年发病，在父母的照料下已经坚持了10年。他的呼吸早已衰竭，生命就只能靠床边的一台呼吸机来维持，目前只能靠眨眼睛和磨牙齿来与人交流。知道娄滔的事情后，王甲的父亲王树范专门赶到武汉给娄滔父亲打气。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出门前，他专门嘱咐好友到家里帮忙照看王甲两天：王甲身高有一米八，体重在130多斤，仅靠他母亲一人是很难帮他起床、上厕所、从床上抬到轮椅上，然后再搬回床上。照顾一个重度的ALS患者，必须要全天24小时盯着看护。王甲的父母晚上每隔一两小时要给王甲翻身，并要时刻听着呼吸机的声响，以防止嗓子突发积痰要了儿子的命。王甲的父亲出门买菜的时候，他的母亲连厕所都不敢去。即使这样，王树范也会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这样维持着儿子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他很少会去想这个问题。“三口就是一个家，我们的家庭起码是完整的。”王金环在推进ALS活动的时候，也要回答这个问题：“渐冻人还有没有挽救的价值？”“事实上，患者只是运动神经元细胞没有了，身体不能活动，除此之外，他们都是正常的。”她不止一次地这么阐述过。更直白的一个描述可能是，ALS将一个人的老年生活浓缩在三五年之内，以前在监护室才能用到的轮椅、护理床、呼吸机、咳痰机、吸痰器，都成了患者必备的武装。2014年，“ALS冰桶挑战”使得全球范围开始关注ALS。王金环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ALS，“但人们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病，了解不多。而得了病的患者和家属依然是陷入茫然和恐惧。这是目前的现状”。冰桶挑战王金环目前努力做的是为患者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营养支持以及沟通支持。“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社会的力量帮助患者维持较好的生活状态，并且给家属一个喘息。”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ALS照料中心，患者可以在这里获得护理，家属也可以学习必要的知识，并暂时地解放自己。王金环想建设更多的中心，她知道很难。“国外健全的体系下，对于ALS患者已经进入到生活关怀的领域，国内还是以救助为主。”除此之外，很多事情也要做。比如说，力如太虽然已经进了医保，但是很多医院还没有这个药，需要推进；患者的家属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患者的状态，并能够进行一定的护理，但是护理知识还不够全面。东方丝雨的“百万呼吸工程”为ALS患者募集了呼吸机，在使用之前，他们对患者家属进行了培训，为了防止断电，他们配备了简易呼吸机，并培训了使用方法，但是每次一停电，依然有患者出现意外。中心的很多志愿者都是患者家属，照顾病人几乎耗尽他们全部的精力。王金环的丈夫也是一名ALS患者。接受本刊电话采访的时候，她原本打算出去办事，结果保姆请假了，她得留下照顾丈夫。她80岁高龄的母亲在前一天去买菜的路上摔倒了，鼻梁骨摔折了，也需要照顾。（本文原刊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45期，原标题为《渐冻人与被禁锢的神志》，图片来自网络。）⊙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点击以下封面图一键下单「医生的角色」

北大研究生无奈：非本校研究生，在这个学校感觉有自卑感大学本科毕业考研还是工作是一件十分的令人头痛的事情，与很多的人认为自己的学校不好就会想要考取名校。很多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进入更好的大学进行深造，有的非名校学生能够靠近名校的研究生。很多能够通过名校考研进入的学生，他们的内心是十分的激动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圆了自己上名校的梦想。很多人认为自己能够靠近名校，意味着自己的实力跟名校的人差不多。其实现实远远比你想象的要骨感，让你感觉到绝望。一位考上北大研究生的吐槽，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了北大。以为自己这样就能够成功融进北大的校园，成为中国顶尖高校的学生。可是进入校园之后，自己感到了一种自卑。自己在校园里感觉自己的水平差很多，有时候北大的导师留的作业，自己做后，感觉自己做的非常的好。但是没想到自己的作业被发下来的时候，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没有正确理解课程要求”，这个批注让他们十分的崩溃。自己认真地做了那么长时间的作业，竟然是没有正确理解课程的意思。他的本科学校是西南前三的学校，中国前十，大家应该知道这是哪个学校。可是自己考上研究生却感觉到自己没有北大本科生优秀。很多的普通学校的研究生进入名校之后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不是你太弱，而是名校里的人实在是太过优秀。普通高校本科学习的可能就是普通的课程，但是名牌的就不一样，他们可能会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完善自己。普通本科院校中在课余时间玩的学生居多，可是在名校中的学生经常泡在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料的居多。名牌大学的教育经费比普通大学的教育经费多的很多。他们能够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学生自然就比普通高校的优秀，学习的内容以及方法不同。普通本科能够考上名校，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可是研究生考试的内容也只是书面上的内容，也是应试教育的成份。所以两者即使是同为研究生也是有差别的。也有的人从普通的学校进入名校后，里边因为环境和人的水平有差别。普通学校的经常会被孤立，没有办法融入他们的群体之中，这也是很多人自卑的一个原因。其实考入人家的学校，不一定能够融进他们的学校，无论你的水平怎么样？导师是不会单独给你开小灶的，肯定是一视同仁。不过有自卑感就意味着认识到和他们之间存在的差距，只要能够继续努力，一定能够迎头赶上。在研究生三年的学习时光中，成为北大有研究生群体中的佼佼者。有压力才会有动力，知道差距才会缩小差距。

考研励志：从学渣逆袭到北大研究生我所经历的那些事儿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在2008年，以考研401分的成绩被北大录取的。被北大录取以后，就一直在北大读研究生。那三年时间里，有过科研成功的快乐，也有失败的哀愁。三年来，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会的“大人”。从一个被人嘲笑的“土鳖”，变成了人人羡慕的“大神”。早在2005年我就以本科的学历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找工作四处碰壁之后，立志决定考研。那时的我冲动，热情，充满干劲，有一种无知无畏的力量。连续考了3次研，最终以401分的成绩考入了北大。考研那段日子，每天早上6.00不到就起床看书，背英语。“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第一次考研，英语32，政治43，专业成绩145，总分220，连那年的国家线都没有上，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换来的是一次失败。那段时间，一度迷茫，想过放弃，想过回老家创业，也想过找工作。可是我不能这么放弃。每次给家里人打电话，电话那头就会传来：谁谁又考上了公务员，谁谁又回乡当了村官，谁谁没怎么读书，现在都是大老板了，年薪几十万。谁又买了房，买了车。而反观自己，什么都没有，一无是处。当看着自己一副惨象的时候，感到一种莫名的心酸。更加坚定了自己考研的决心。第二次备战考研，是在富士康打了8个月的工以后（没有生活费来源）。这次，积攒了大概10000元，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每天早上7.00准时到图书馆和所有考研的学生一起奋战。晚上12.00离开图书馆，天天如此，只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经过4个月的奋战，我考了325分。因为报考的院校录取分数线太高，而调剂的学校又太远，所以又一次以失败告终。2次考研的失败，更加激起了我的恒心。2年时间里，我从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也没有回过一次家。因为我怕七大姑八大姨的盘问，也怕爸妈失望的眼神。当再次失败以后，我决定奋起一搏。这一次，不成功便成仁。一改往日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我试着和考研成功的学长学姐交流，我发现我的学习效率大有提升。第三次考研，是在改变了学习方法和思路以后，我考了401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能考这么高的成绩，而且这一次成功的被北大录取。考上北大的那一年，我回了一趟老家。当我把考上北大的这个消息告诉我的父亲时，他沉默了。多年来，他一直是低着头的，因为村里很多人都买了车盖了新房子，而我们家还是住的土坯房。这一次，我看见他笑了，我知道这一次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三年，我从一个找工作处处碰壁的学渣，变成了人人羡慕的北大研究生。这之间有过太多的酸甜苦辣，有过太多的煎熬，也正是因为这三年，我也终于破茧成蝶。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是我会一直坚持走下去。-谨以此文献给所有追梦者

德云社没他就瘫痪，北大毕业的相声大管家，十几年鞠躬尽瘁！如果问你德云社缺少了谁不行，你可能会说郭德纲或者于谦，但是其实如今的德云社，徒弟们都成了角儿了，郭德纲和于谦就算退休了德云社也照样能开下去。但是有一个人，德云社要是离了他马上就得瘫痪，您可能会问了，这么厉害的人是何方神圣？他就是在整个德云社负责组织管理和安排所有演员演出的栾云平，也就是粉丝们口中的栾怼怼。栾云平生于1984年生于北京，21岁（2005年）进入德云社学艺。中国青年相声演员。栾云平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幼酷爱相声，师承郭德纲。栾云平捧逗兼擅，尤擅演出《反八扇》之类的节目，已经参加过多场演出。栾云平在德云社为高峰捧哏，并任德云演出一队队长。如果说德云社中，演出最为受观众喜欢的演员是谁的话，那么第一肯定是郭德纲、于谦二人，在此之后，可能会是岳云鹏、郭麒麟、烧饼（朱云峰）、张鹤伦、闫云达、孟鹤堂、张云雷及各自搭档。但是为什么每每有重要演出，栾云平的上场排位，都仅次于郭于二人？首先是德云一队的队长，从这点可以看出其资质之老，相声功底之扎实。其次，其实郭德纲曾多次在演出中提及，栾云平是德云社的“大管家”，主要负责德云社各个队伍之间的演出安排。这个职位权力就更大了，要知道，对于演员而言，演出机会的多少、好坏，直接能够决定一个演员演艺生涯的走向，自然也就决定了每个演员的收入水平。而能够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同样需要具备两个素质：其一是对德云社所有演员的水平要了如指掌，什么样的演出适合什么样的演员去，做出合理的安排；其二是必须能做到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要不然势必会影响整个德云社的内部稳定。所以郭德纲所有的商演都是有带着栾云平的，都是负责倒数第二个节目的，这样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安排，这个就是对栾云平的肯定。总得来看，栾云平在德云社的地位非一般人能比，不仅是德云的大管家，也是郭德纲得以依靠信任的爱徒！这样的身份地位，在德云社是绝无仅有的！

又是一年考研复试时，距离我堂妹考研已经过去了三年。今年对于考研生来说是个绝大的考验，战线奇长，成绩发布奇慢，复试方式都迟迟未定，扩招了国家线反而看涨，考研人数也史无前例的多，留给学生调剂的时间也大大缩水，大概除了高三学生，没有比今年考研更惨的了。不过当你备受煎熬的时候，不要忘了，你永远不是一个人。不如说说我那从双非考上北大的妹妹的故事，希望能给你带来启发。妹妹高考考得不算好，刚过一本线，去了一个连211都不是的学校。但是她一向比较努力。在那个混混就能毕业大学，她每年都能拿奖学金，排名也很靠前。系里一直说要给她保研，可堂妹一直没接受，她一直有个清北梦。大三的时候，妹妹决定要放手一搏，考本专业的北大研究生。叔叔婶婶是不懂这些的，女儿要考自然一味支持。我知道双非考北大有多难，所以专门找她谈了一次。英语、政治这些靠努力可以弥补，但专业课，他们学校的教学水平十分够呛。我记得很清楚，妹妹当时说：我想好了，大不了考3年，一定要考上。3年青春换一个梦，我耽误得起。既然她这样说，我就没再劝了，转头买了几本考研英语、考研单词之类的书送给她。不过后来妹妹说，考研英语单词她大二就背完了。大三这年寒假，妹妹去北京上了一个本专业的考研班。一开始叔叔婶婶不让，说她一个女孩子，自己一个人不安全。妹妹说有同学一起去，叔叔才答应了。不过私底下她告诉我，并没有人跟她一起准备考研，唯一的一个同宿舍的死党，在她决定考北大后不久就绝交了。原因是那个女生总是拉着她追剧，逛街，喝奶茶……妹妹觉得实在太浪费时间，推了好多次，就疏远了。那个女孩就在学校里说妹妹的坏话，说她太装，还到处嚷嚷妹妹要考北大研究生，妹妹很恼火，她本来一直保密的，于是就跟朋友绝交了。后来我跟妹妹聊天，她说补习班条件非常差，吃的住的都很差，天冷的死人，都感冒了。不过专业课老师虽然讲课一般，但是知道很多套路，都是学校没教过的。集训班上完，妹妹回学校继续准备考研，当时宿舍里几个姑娘都不理她，妹妹晚上开手电筒拉上帘子复习都会遭到白眼。妹妹白天都在图书馆学习，一泡就是一天。为了怕自己玩手机，她专门买了个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不能刷微博。期间她崩溃过两次，来找过我倾诉。一次是因为觉得自己做人失败，周围连个朋友都没有。当时我安慰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后来她在北大读研，果然交了好朋友，还交了男朋友，不过是校外的。说明不是她人品有问题，只是跟室友不对付。第二次崩溃是因为专业书看不明白，觉得自己好笨，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很用功了，却一直没明显的进步。我妹每天5点起床，学到晚上12点，可有个专业问题就是搞不懂，她很崩溃。我带她吃了顿开封菜，后来过了半个月，她很开心地打电话跟我说最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看不懂的很多专业书能看懂了，要选的专业的老师出的书也能读懂了。我开玩笑说，这大概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了。越是觉得艰难，越是要坚持，越是坚持，离突破就越近。但很可惜，那时候还不是黎明前的黑暗。妹妹初试成绩出来了，400多分，全校第一，进了复试。为了省钱，她没去上复试培训班，结果复试完出来就哭了。她说北大的老师问的问题都很难，她进去后血就全涌到脸上，导师当场就说她专业素养不行。她差点在里面就哭了。毫无悬念的，妹妹没考上北大。当然以她的成绩想要调剂是轻而易举的。只是她没接受。第二年，初试对她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了，她住到了北京一个亲戚家，专心准备专业课复试，并且她很聪明地找到了要考的那个导师，也认识了同系的学长学姐。一有机会就去蹭课。第二年考研她还是没报面试培训班，但是因为跟导师熟悉起来了，了解他对专业的要求，也没有陌生感了，复试的时候已经可以侃侃而谈了。她考上之后我问她，得偿所愿是怎样一种感受。妹妹说：其实不是没想过放弃，尤其是无论如何努力都搞不懂专业课的时候。那时候自己都觉得自己懒蛤蟆想吃天鹅肉。北大怎么会要这么笨的学生。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感谢，她真的很感谢坚持下来的自己，如果那时候放弃了，现在的她就不会知道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拼着一切代价，奔你的前程。”考研对于年轻人最大的意义，大概就是使其认清自己，知道自己能有多拼。毕竟，出了社会，又是另一个维度的拼搏了。

北大是我国最知名的院校之一，甚至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气，虽然有很多人想去北大读书，但北大并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因及其低的录取率让北大这所大学愈发的神秘，无独有偶，在某论坛却出现了不为人知的一幕，一名北大研究生大倒苦水，看起来较为伤感。我是考研上北大的，本科是二本，但我从不说自己是北大的，因为北大只认本科校友，读研的三年里，即使是研究生在同一个实验室，考研的跟考研的在一起玩，土著和土著在一起玩，北大土著从来不跟我们交流，后来我才发现我在他们微信分组里的北大同学只有本科同学，研究生同学都不算在内。这便是该研究生的原文。从文中可以看出楼主在北大求学过程并不愉快，反而有些伤感，原因是被本校的同学另眼相待，滋味不好受，其实像楼主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这也不能以偏概全，这样的例子在哪都存在针对楼主的感叹，部分网友如此表示：我非常赞同楼主，当时我高中发小从南开考入北大直博，刚进去的时候他跟我抱怨，他们导师对于外校来的和本校保研的区别对待，而外校的，二本和重本又区别对待，他是化学专业的，导致他最后从北大退学，考取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现在正准备去加州理大读博：很正常，考研的去tb都没用，不是第一学历：好学校都看土著，不是只有北大这样：学生，导师这样，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优越的道德缺失同时也有网友站在理性的态度看问题，觉得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他是这样认为的：北京本地读北大和外地读北大区别开来比较合理～楼主算了何必在意，混社会讲的是实力，我身边很多清华北大毕业的同事，而我就一普通烂本，那又怎么样，技术是谁对听谁的，不是谁学校牛逼就听谁的：北大清华等名校比社会上复杂黑暗的多，农村人小地方的人根本适应不了。还有某网友列出搜狐老板张朝阳的经历：张朝阳在麻省也被歧视，美女都不理他，才回国创业的，现在不照样好好的，这样的现象很正常，说是说人人平等，我觉得做不到人人平等，正所谓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说不定之前嘲笑你的人都在为你打工。显然楼主是被该校的学生刺激了，才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看开来也很正常，是人都会攀比，毕竟生活的环境不同，对事物的认知也不同，对于北大研究生被本校学生歧视，读者怎么看待这事？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点击右上角“关注”，高山流水觅知音。玉溪诗语 |#悦读世界#书评系列01谁偷走了我的身体？“她感觉自己就像一头无助的羔羊，而白色的大夫们则是一个个冷静的庖丁。刀口从腋下切开。冰凉的手术刀下，自己的身体像拉链一样被划开了。她似乎清楚地听到了自己肌肉和骨骼分裂的声响，感觉到了温热的血液在泊泊涌出。”“她在疼痛中坚持着，坚持着。她总相信，坚持的最后是希望。但，希望的影子最终也没有光临，她成了一位大小便失禁的高位截瘫患者！”她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焦点访谈》栏目采访过的，一个高位截瘫的“轮椅女孩”。她小学都没有毕业，却成为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残疾人女博士，她的名字叫郭晖。1970年2月17日，郭晖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一个普通而幸福的家庭里。11岁那年，学校体育课上的一次跳远，郭晖意外摔倒，把膝盖磕肿了。就是这么一点小伤，竟然在她幼小的生命里埋下了一颗灾难的种子，并从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出于对女儿的疼爱，母亲带着郭晖去医院看病，没想到这求医之路一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她们先后去了好几家医院，先是被诊断为滑膜炎、软组织损伤，打针、喝中药均不见效。后来又被一个老“权威”误诊为风湿性关节炎，并注射大量激素治疗。结果不但腿上的红肿没有消退，反而整个人都虚胖起来。直到此时，郭晖的父母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他们转战到当地有名的骨科医院做了病理化验，最终郭晖被确诊为骨结核。这就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曾经被称为“痨病”的人类杀手，其凶险程度和致死率不亚于现在的癌症。但即使是这样，如果后续用药和治疗得当，郭晖仍然有康复的希望。只可惜，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再加之医生们的盲目自信和“保守治疗”，最终结核菌在郭晖体内大量滋生扩散，渐渐侵蚀了健康的骨骼和椎体。在残缺椎体的不断压迫下，主神经麻痹不醒，最终郭晖的胸部以下全部瘫痪。那时的郭晖，年仅12岁。面对如此巨大的打击，郭晖和她的父母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此后三年的时间里，父母用小推车推着她四处求医，不辞劳苦，跨越了大江南北。可惜，奇迹之光始终没有降临到郭晖的身上。经历了两次开胸大手术，郭晖被当时国内最权威的骨结核医院判了“死刑”，因为她胸椎部位的主神经已经彻底纤维化，再也苏醒不过来了。所有的希望都破碎了，所有的路灯都熄灭了，可怜这个15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告别了天真的童年生活，告别了短暂的学校生涯，从此踏上了与轮椅为伴、与病魔同行的人生苦旅。看了郭晖的故事，我几度哽咽，泪眼婆娑。虽然几年前我曾经遭遇过车祸，经历了在当时认为不可逾越的痛苦，但和郭晖相比，那些苦简直是不值一提。郭晖的故事来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春雷撰写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摇着轮椅上北大》。这本书一经上市，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比一般励志类图书更具有可读性，比一般纪实类图书更具有震撼性。至今，这本书仍然风靡全国校园，网上好评如潮。读了这本书，除了对这个重度残疾的女孩充满同情以外，令我感触更深的是，她惊人的毅力和对学习的执着。手术后的她被固定在一张定制石膏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但她却用双手托起了书本，托起了希望，也托起了属于她自己的一片天空。02给生命架起一个支点“她的世界，只是以手臂为半径的一个圆圈儿，别的一切，都与她不再有任何关系。”这样一个重度残疾的女孩，是如何在绝望中创造出生命的奇迹呢？郭晖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我只有一个武器，那就是学习。学习，是我生活下去的全部依靠和全部力量。”起初，郭晖和所有身患残疾的人一样，想通过自杀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可是躺在床上的她，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父母察觉到她有自杀的倾向，便把她盯得死死的，任何有危险的东西都不让她接触到。既然死不了，那就好好活着吧！在一位女中医的鼓励下，郭晖开始看书学习，为她那残缺的生命寻找一个精神上的支柱。但是刚做完开胸手术的她，只能仰躺在床上，不能侧身，也不能翻身，更不用说坐起来了。因此，她只能用双手举着书看，举着笔写字。一两个小时还好，时间久了，这样的姿势，即使是正常人也受不了啊！后来父亲专门为她设计了一个弧形的支架，下端放在身上，上端有两个铁夹可以夹住书本，这样读书和写字的时候，手臂就不用再悬空了，这个支架一直跟随郭晖，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一张课桌。就这样，郭晖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学完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课程，而这一切，都是在床上进行的。尽管背上褥疮如泥，双肘磨出厚茧，但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一刻也没有。张海迪曾经说，“只要心还在跳，就要努力学习。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同样是高位截瘫，同样是从小就身染重疾，在郭晖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第二个张海迪的影子。相似的遭遇和同样的信念，让她们在前进的路上殊途同归。虽然她们的身体站不起来了，但她们的心却屹立不倒，她们用知识给自己的生命，架起了一个新的支点。后来，经过一番艰苦的训练，郭晖终于在父母的帮助下，晃晃悠悠地坐起来了，世界在她的眼前重新站立了起来，至此，她在床上已经整整躺了八年！记得在我车祸住院的时候，曾经在病床上躺了两个多月，就和当时的郭晖一样，那种痛苦至今铭心刻骨，让我生不如死。所以我无法想象，如果是八年，自己是否还能挺过来？如果是八年，自己是否还能坚持到坐起来的那一天？重新坐在书桌前学习，那种感觉倍感亲切。四肢健全的人，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那种失而复得的兴奋和激动。作者曾经问郭晖，为什么她有如此强烈的学习欲望？她回答说：“我学习的乐趣来自于疾病的痛苦。当你吃了一种苦后，才知道学习的甜，这是一个对比。正是疾病的痛苦，才让我感到了学习的快乐。”相比之下，现在的孩子所拥有的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比郭晖要好上一百倍，但是好的条件却并没有造就更加优秀的孩子，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这一切得到的太容易了，进而被认为理所应当，所以孩子们反而不懂得珍惜，也不会加倍努力。就像我们都认为走路是人天生的本能一样，只有当我们失去行走能力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行走的重要性。此外，学习条件越好，外面的诱惑就越多，也就越容易分心，从而无法集中全部精力做好一件事。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没有手机也没有游戏，我们还能做什么？除了望着天花板发呆，我们是否也能像郭晖一样，将学习视为我们生命的延续，让知识变成我们的腿，我们的脚，带着我们一步一步攀登，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03寻找上帝的钥匙“每一个人出生时，上帝都在其身边藏匿了无数枚钥匙。这无数枚钥匙，可以打开无数扇门。每一扇门的后面，都有一条长长的路：有的通向学业，有的通向才艺，有的通向财富，有的通向贫穷，有的通向邪恶……其中肯定有一枚钥匙，最适合你。因为只有它，才能激活你的生命潜能，才能引领你走向人生的理想之巅。”一个偶然的机会，郭晖遇到了一位哲学女教师张明，张明很同情郭晖的遭遇，在了解了郭晖的学习状况后，张明指点她攻读语言类专业，因为精通一门外语，一个残疾人在家就能工作，以后的生计也就不用发愁了。此外她还告诉郭晖，国家成人自学考试对残疾人没有限制，不但可以学习知识，还可以拿到文凭。张老师的话犹如一盏明灯，为她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郭晖报名参加了英语大专自考辅导班，并自学了全部的课程。一年后，她第一次参加考试，三门考试就全部通过了，而且都是第一名。得知成绩的那一刻，母女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抱头痛哭，这是十年来，她们家里第一个值得庆祝的节日！随后的几年时间，郭晖先后通过了大专和本科自考的全部考试，并自学了第二外语日语。出于对文学和诗歌的热爱，她又攻读了山东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并在其间自学了第三门外语——法语。虽然考试的中间曾经出现过一些意外和小插曲，但是命运的天平终究还是向她倾斜了，或许上帝也被她的坚韧和努力所感动了吧！随着语言学习的深入，郭晖开始探索英文诗歌的汉译和汉诗英译的韵律问题，并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她将自己的爱好和专业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郭晖在英语诗歌翻译方面取得的成绩，使她在业内小有名气，她终于依靠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找到了属于她的一方舞台！此后，郭晖的人生就像开挂了似的，她一路过关斩将，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成为当年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唯一一个被录取的博士生，也成为北大建校以来第一个录取的高度残疾的女博士。读博期间，为了更准确的把握英语的韵律，郭晖又自学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到那时为止，她已经自学了五门外语，她在语言方面所表现出的天赋，确实让人叹为观止。2008年博士毕业后，郭晖回到家乡，在河北工程大学教书，并在2013年获得了赴哈佛大学留学访问的机会，这一次，她终于把轮椅摇出了国门。郭晖的成功再次向我们证明，身体的瘫痪虽然可怕，但只要精神上不瘫痪，我们就可以突破身体的极限，甚至超越正常人所能达到的境界。上帝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那把神奇的钥匙，终将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成功的，绚丽辉煌的大门。史铁生曾经在《病隙碎笔》中说，“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面前都可以再加上一个‘更’字。”是的，如果和只有三个手指能活动的史蒂芬·霍金相比，如果和生下来就四肢残缺不全的尼克·胡哲相比，郭晖的确是幸运多了，因为她还有双手可以写字，还有声带可以说话。虽然他们的遭遇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那把上帝隐藏的钥匙，自然科学是霍金的钥匙，演讲是尼克的钥匙，而语言则是郭晖牢牢抓在手里的钥匙。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正常人来说，你是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把钥匙呢？如果没有，不妨先从自己的兴趣开始吧，因为兴趣是成功的父母，因为只有热爱，才能化腐朽为神奇。与其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做到麻木不仁、激情殆尽，还不如勇敢地去寻找那把能够开启自己人生智慧的钥匙，或许它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04是爱创造了奇迹“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高尔基在研究生论文答辩会上，一位老教授曾经拉住郭晖母亲的手，激动地说：“大嫂，感谢你培养了一个好女儿，这是我们十年来听到的最好的论文答辩！”是的，一位好母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郭晖的成功离不开她父母的日夜操劳和悉心呵护。像郭晖这样的高位截瘫病人有三大致命威胁，一是胸部以下瘫痪，肺活量小，容易引发呼吸道感染，从而窒息而亡；二是大小便失禁，容易导致内分泌系统感染，损害肾脏，引发肾衰竭；三是胸部以下神经麻木，血液循环不畅，又时时尿床，极易患上褥疮。所以，每天为郭晖翻身、涂药、擦洗身体、换衣服、清洗床单和被褥便成了母亲最主要的工作。家里没有钱买洗衣机，母亲的双手就变成了洗衣机，她洗白了黑夜，洗暖了寒冬，手上的筋骨全都变形了，其中九根手指竟变成了曲曲折折的树根状。这样一双历尽沧桑的手，看了怎能不让人动容？此外，郭晖的父母为了给她治病，欠了一屁股的债。所以他们在照顾身体残疾的郭晖同时，还要坚持在外面工作，偿还债务，整个家庭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于是，很多好心人劝说他们放弃郭晖，毕竟他们还有两个儿子，可以支撑门户。而在当时，很多高度残疾而又无药可救的孩子，就这样被父母抛弃而早早夭折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郭晖是幸运的，她的父母是如此地爱她，甚至超过了她的哥哥，又怎么舍得让她自生自灭呢？对于郭晖的瘫痪，她的父母一直很自责，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一点小伤就带她去医院，可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儿女就是父母的心头肉，换做任何一个家长，可能都会这样做，谁又能说这是他们的错呢！当发现女儿瘫痪的那一刻，母亲一夜白发，仿佛变成了痴痴傻傻的祥林嫂。为了照顾女儿，她心力交瘁，还不到50岁就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而郭晖的父亲则自学了各种技能，比如打针、配药、按摩等等，俨然成了女儿的专职保健医生。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由于大小便失禁，郭晖经常尿湿裤子，所以每当她参加考试时，母亲便背着坐便盆和换洗的内衣，焦急地在考场外等候。考试结束的铃声一响，她就急急忙忙走进去，一把背起女儿，跑到厕所去换裤子。25年如一日，这样的场景不知多少次浮现在眼前，令我们潸然泪目。自从郭晖瘫痪以后，母亲就是她的腿，就是她的脚，背着她一路前行、风雨无阻！郭晖考上了北大，父母为了照顾她，一同搬到了北京。母亲和郭晖住在宿舍里，父亲则在建筑工地上打工，贴补家用。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为了女儿呕心沥血，却无怨无悔，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父爱的伟大。一次郭晖的父亲在出租屋里中了暑，一个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他拼命爬到墙角，喝下了半盆自来水，这才得以保住性命。可即使是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自己可怜的女儿，因为女儿的生活和工作还没有着落，他死也不能瞑目！如果说母亲是她的腿和脚，那么父亲就是她赖以生存的坚实后盾！每一段辛酸故事的背后，都少不了亲人的默默付出和无私关爱。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曾经这样描写母亲：“这么大一个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在我车祸后的康复期间，母亲每天都坐公交车陪我去医院看病的情景。每当路过医院那个公交车站的时候，我都仿佛看到母亲羸弱的身影，她扶着我下车，步履蹒跚，两道高低错落的影子，在夕阳下越来越长、越来越远。有一次，我在康复室训练，疼得一边练一边大哭，母亲见状实在不忍心，便躲到外面偷偷地掉眼泪。原来在那些以泪洗面的日子里，母亲流的泪比我还要多，母亲的伤口比我的还要痛。所以，纵使生命中有再多的不幸，纵使命运如何的不公，为了那些用全部生命爱着我们的人，为了不让他们伤心失望，我们也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05写在最后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残疾人，完全依靠自学成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位统招的博士生，她摇着轮椅顽强地闯进了北大这座百年学府，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是怎样的震撼和启发？张海迪曾经说，“即使跌倒100次，也要第101次站起来。”当我们因为失败、挫折、痛苦和落魄，而抱怨命运的不公，抱怨客观环境的不好，抱怨父母，抱怨家庭，我们有没有想过，和郭晖这样的残疾人相比，我们已经幸运太多？有人说，成功之门表面看上去是关着的，其实一直是虚掩着的，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只不过有的人走得快些，有的人走得慢点，甚至有的人一直在膝行匍伏、步履维艰。但是，那些志坚行苦、磨而不磷的人，终将在逆境中笑到最后，也一定能用他们坚定的信念敲开理想的大门。作者简介：玉溪，一个爱读书、爱写作的会计师，希望用文字丈量生命的宽度，做一个真实善良、灵魂有香气的女子。

都说高考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十年的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这两天。而我却在这两天发高烧了，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并不算最好，但是考一本还是绰绰有余的。高考当天早上，我起床后感觉自己脑袋昏昏沉沉的，我以为是自己太紧张的原因，没有太在意，就去参加语文考试了，当时语文考试还可以，影响不是很大。但到了下午，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发烧了，又不敢吃感冒药，怕自己会更想睡觉。第二天烧还是没有退下去，我就这样带着病参加完了高考。高考结束后我立马估了分，我知道我完了。成绩下来后，我只比二本线高出5分。同学们互相询问着成绩，我忘不了他们那同情又带有窃喜的表情，没有同学会真正地为我难过，他们都沉浸在自己的喜悦或悲伤中。填报志愿时，我一边哭着一边填了第三批次志愿。我忍不住流眼泪，因为我心痛，我心有不甘。上了大学后，对于自己的大学我有一种自卑感，不敢和别人提起自己的学校，别人讨论学校时，我不敢去搭话，也生怕别人会问起我的学校。我要考研，我一定要考上名校的研究生，这是我内心中的声音，因为我知道这是离改变现状最近的一次，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我要和命运斗争一次。后来我就成了宿舍里的奇葩，当别人还在睡懒觉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操场背英语了；当别人在谈恋爱，在追剧的时候，我在图书馆看书学习；当别人在嬉戏聊天时，我在看着北大的官网。有舍友问我你准备考哪所学校，我说北大，她笑了，她以为我在开玩笑。备战考研时，每天6点起床，学习到晚上10点半，坚持了8个月。每当我有想放弃的想法时，我就刷一刷北大的官网，看看北大的贴吧，告诉自己你要成为里面的一员。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以总排名29的名次考取了北大的法学专业。当天告诉我妈妈结果的时候，她哭了，她知道我的要强，她明白我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她心疼我每天不要命的学习。我也很荣幸再次有机会进入名校，这样的成绩对得起我曾经流的泪，熬的夜。所以在这里，我想告诉所有备战考研的同学，坚持下来，你要相信你所有的努力，付出的一切都不会被辜负，都会扎扎实实的，一五一十的体现在考研成绩上。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改变自己人生，改变命运的机会！

马克思曾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陶行知曾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两句话都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可如今我国有些学生为了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整天就沉迷于书本，把书本知识当作一切，从不去切身体验，致使他们总是“纸上谈兵”。这类人在学校里考试分数总是高，可一旦要把理论用于实际时，他们总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入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低分高能”。而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叫张进生，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却失业十八年，如今沦为低保户，让人唏嘘不已。张进生，湖南常德人士。张进生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家里的条件非常不好。从张进生懂事以来，他就知道父母的不容易，因此他本人也非常听话。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张进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来不会向父母要零花钱，在家里也主动承担家务活。在学习上，他非常自觉，从不用父母担心，每天都主动的学习，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学习成绩总是在班级前三名。对于穷人家而言，要想改变命运就只有通过高考，张进生本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特别努力读书。1984年，张进生成功地考入了湖南医科大学。大学里学医本就比较辛苦，但张进生一点也不怕，他几乎每天都在看书学习。在大学的五年时间里，他表现非常好，各门课程成绩也很好，本科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天津一所医院就职。由于他大学期间只顾看书，从不与人做过多交流，致使在工作中他与同事相处不好，总是发生争吵。之后，张进生选择了辞职，他决定继续求学。辞职以后，张进生又全心全意地开始读书，最终考上了北京大学研究生。在北大时，他仍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研究生毕业后又继续攻读博士。在读博最后一年，他拿到了国外的录取通知书，可巨额的学费让他止步不前，最终他放弃了攻读博士。按照常理来说，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找工作应该轻而易举。可张进生本人特别虚荣，只想要体面且工资高的工作，但他本人又没有任何实践能力，致使最终一事无成。之后，张进生选择回到了家乡，整天待在房间里闭门不出，也不愿意去工作，致使失业十八年。如今政府给张进生办了农村特困救助，堂堂一个北大高材生就这样沦落成了低保户。对此，你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