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研究

田安（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文学选本可谓中国文学研究的基石，但学术界主流往往注重文集的文献价值，而忽略了选本对文学史与文学观念的建构作用。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现任美国唐学会（T’ang Studies Society）主席的田安（Anna Shields）教授，在此次采访中从“选本”这一文化现象出发，讨论了她对“文集形塑文学观”的理解，认为选本的编纂反映了当时文学知识的组织型式。田安还进一步探讨了唐宋转型叙事视野下的文学研究，涉及领域包括中唐文人的友情书写、五代《花间集》的文化史研究，以及北宋时期对唐代文学的继承、取舍与文化再生产。您的父亲是NASA的航天工程师，您的母亲是研究美国史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美国人，您是如何开始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呢？又是为何选择唐宋文学作为您的研究领域呢？田安：我直到上大学时才真正开始系统接触中国文化，当时非常有幸能够选修一门名为“中国思想史入门”的课程，这门课的老师何谷理（Robert Hegel）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教授，专长是明清小说。这门课极有启发性，对那时的我来说，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儒学、道教、法家……当然，还有毛泽东思想，这也是1983年这门课程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于是在下一学期，我选修了中文翻译课程。那是我第一次阅读杜甫和苏轼——事实上，我在高中最后一年就兴致盎然地读过一些杜诗。那时候，有很多关于唐代文学的书刚刚出版，特别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一些重要著作。不过，我的本科专业是法国文学，我的法语不错，大一时还去了法国；但是我对中国文学似乎更有热情，中国文学研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学生而言还很新鲜，不过因为当时没有太多中国文学方面的专书，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而且，中文真的很迷人！所以大一暑假从法国回来以后，我就开始选修中文，毕业以后我获得了中国台湾方面的奖学金，在那里进修了一年，学习语言。您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是在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中译本也已在201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花间集》作为研究对象？Crafting A Collection: The Cultural Conetexts and Poetic Practice of the Hunjian Ji《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田安：最开始，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柳永，宇文所安是我在哈佛的指导老师。我那时就对柳永词中的女性形象、男性和女性口吻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同时也对孕育“词”这种体裁的文化环境感到好奇。所以我是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对这一主题感到兴趣，而我所做的研究也不仅仅是“纯文学”意义上的讨论。我想：“词”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文化条件使得这种看似不太正统的文体得以生存？关于词起源于晚唐的说法，有很多论述模糊的地方，很多细节没有理顺，很多推论也不可靠。而编于十世纪的《花间集》看起来是一个很好也很具体的讨论切入口：这部书长期以来被视为宋词的先驱；而在我看来，《花间集》诞生于后蜀宫廷文化，它实际上是晚唐文人文化的延续，这从它以温庭筠、韦庄词为宗，模仿其词风与词体程式就可以看出来。之前的学者已经对《花间集》的文人化倾向有过充分的研究，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一种“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花间词派”不仅展现了十世纪蜀地文士的文学审美品味，更与当时的宫廷文娱活动密不可分，是当时君臣文会宴饮、词客附庸风雅的衍生物，并以此代表彼时的精英高雅文化——我曾在书中指出，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并不仅仅是在为一种文体辩护，而是把后蜀宫廷所风行的曲子词创作看作一种代表优雅、唯美、精致的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此外，之前很少有学者从“选本”（anthology）的角度去讨论这本词集，我在书中致力于探讨选本生成的文学与历史语境，而且将《花间集》与《才调集》放在一起讨论，这两本书更像是那个时代浪漫文化（culture of romance）的体现。您在普林斯顿大学为东亚系研究生开设了“选本文化”的课程，研讨了文学知识的组织型式（organization of literary knowledge），例如唐人选唐诗、唐宋别集、总集、类书、笔记等等。您为何会对“选本”这一文化现象感兴趣，能否对此进行一些理论化的阐述？田安：我认为，“文集”文化（collection culture）长久以来在中国文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里的“文集”文化不仅仅指代一本本实体的书籍，同时也包括了文人们收集、裁汰、修改、编校文本这一系列的文化行为）。实际上，大多数中古文学研究都以各式各样的文集为基础，但学者们并没有真正关注到文集形式在文本流传与文学观念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当我们把中国与欧洲文学史中的文集状况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强烈的反差，相比西方文学，文集在中国文学史中显得更为重要。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对中国文化的“文集”现象进行全面而理论化的分析与理解：这些文集如何形塑了人们的文学观念？编纂文集的成因、意图和受众对象分别是什么？文集以何种标准和分类方式被编成？每部文集各自又隐含了什么主题？其功能或目的又是什么？它们在后世流传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简单地说，我想要传达这样一种的观点：“文学是能够通过观念被组织架构起来。”这种“文集形塑文学观”在欧洲文学中并不常见，但在中国文学中却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情况从六朝开始初露端倪，文人士大夫都热衷于有组织地收集、选裁、编定各式各样的别集与总集，而唐代更是典型的写本时代兼选本时代（an age of manuscripts and anthologies），唐人选唐诗就是很好的例子；宋代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文集的物质媒介经历了从写本到刻本的根本性转变，书籍的流传主要不再依赖于人工传抄，而是以有规模地印刷刻本来实现更高效、更广泛的普及（当然，抄本在印刷术普及之后也并没有消失，而成为与刻本共存的文本物质形态），这也促使了集部文学在后世的蔚为大观。我相信，中国“文集”文化的兴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古代中国有一套独特的关于文集编纂的机构运作体制（bureaucratic apparatus），它鼓励人们在官方或私人领域收集、组织、编写、修订、增补各类文献，以确保文本的流传，并促成了一种推崇“文集”的文化——这在世界文化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从官方主导的大型文化工程（如武则天时期的《三教珠英》与宋初“四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修撰），到私人编纂后上呈朝廷的文集（如五代《花间集》与宋代《唐文粹》），再到私人编写的行卷与小集，这种文集生产机制很有文化收益，并变相转化为文化资本，是中国古代书籍文化的一个侧面体现——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文集编纂机制早在印刷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盛行。您在2015年出版了新作《知我者：中唐的友谊和文学文化》（），而此书的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卞东波教授完成翻译，并有望在今年由中西书局出版。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将中唐文学家的诗歌唱和、来往信件、作品序言、祭文和墓志铭等等作品加以综合性研究，以此进一步看待中古文人的社会交际网络、身份认同等问题。您为什么会对这一主题感兴趣？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知我者：中唐的友谊和文学文化》田安：我对中唐文人们的友谊感到好奇，首先是因为白居易和元稹。我之前针对元白已经做过一些研究，尤其是元稹的艳诗，那些充满了浪漫色彩、性暗示和情欲的诗歌在唐代成为广为流行、但被区别对待的文学主题。尽管元稹曾试图将艳诗纳入自己的文集中（见其《叙诗寄乐天书》），但在后世别集传本中，这一题材最终被边缘化，元氏艳诗似乎以单本或专集形式在晚唐和五代期间流传，后来因为《才调集》收入了其中的五十七首才部分得以保存至今。敦煌写本中的元、白唱和诗在此期间，我读到了元白之间的很多唱和诗，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研究元白友谊的前前后后。但是转折点出现在我读到白居易写于元稹身后的《祭元微之文》，这篇文章彻底打动了我，记得当时我在办公室读到最后真的感动得流了泪——这篇文章的结尾是如此有冲击力、如此感人，甚至有点过火的感觉。我当时就在问自己：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啊？但同时，这篇祭文虽然激情饱满、真情流露，但也是高超的文本展示与表演（performance of the text）：其修辞极其复杂，不仅包含诗歌，而且数次转换人称口吻，“呜呼”的感叹反复出现，甚至还有对答。唐代文人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才能催生出这样情感丰沛又构思巧妙的文字？因此，我一开始的问题就是，特定的人际关系如何产生了特定的文学创作？而这类创作如何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影响了唐代文化？首先，文学创作当然源自真实的历史人物关系；但同时我也心存怀疑与好奇，觉得唐人之间的友谊不止于表面的文字含义，即使我为诗文里所体现的元白的深情厚谊所感动，但显然在那些书写友情的文本之下，还潜藏了层次丰富的深意——因为这些文本具有公共表演性本质。具体来说，书写友情对中唐文人来说有多重价值（我在书中以白居易和元稹、韩愈和孟郊、柳宗元和刘禹锡为例）：它是意蕴丰富的文学主题，也是颇有收益的社会交往活动；它能够帮助文人确立共同的文化身份，并在纪念友人的基础上理解作者自己。正因为这篇祭文，才让我最终决定着手研究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一开始，我设想这是一本关于白居易和元稹的书，但之后我又读到了韩愈的文章。我一直很怕读韩愈，他是思想史上的巨人，无论诗文都非常难读；但我意识到，如果我想继续中唐文人友谊的课题，韩愈和他的朋友圈是无法绕开的。尽管我们从文学派别与团体（例如韩柳、元白）的角度处理中唐文学，但他们事实上共处于同一历史空间，有时甚至就在同一朝堂中共事，因此，他们从根本意义上共享着很多完全相同的政治、文化经历。然而他们却对彼此的友情和喜好采取了不完全相同的表达方式，并在公共空间通过其独有的文辞与风格来标榜、纪念他们私人之间的友谊。所以我意识到，我必须扩大自己的讨论范围。如果我只做元白的话，这本书很快就能完成；但我还是坚持将韩愈纳入研究，这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而最后证明这么做是值得的。同时，我也很高兴自己的研究能够被翻译成中文，与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在此一并向译者卞东波教授与中西书局表示感谢！您的研究向来注重文学史的政治语境、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同时又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兼具文学内部与外部研究。这与文学经典作品崇尚文本主义的传统读法不同，也与近几十年来欧美文学批评界标榜的“作者已死”的文本开放性取向保持着一定距离。您能简要地介绍在北美汉学界近年来的文学史研究思潮么？田安：研究文学史最大的挑战，就是避免过度目的论式地看待文学史，不要预先设定一个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同时，我们对文学史的传统看法要始终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无论我们对文本阅读得多么细致，当代人还是无法完全通过文本对背后所发生的一切人物关系与历史事件做到百分百的了解。所以我试图寻求一种中间路线：一方面，我对文本中的情感、知觉、表达抱有怀疑的态度，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文本生产有其多元、立体的阐释可能性；另一方面，我确实认为文本背后存在活生生的创作者，并试图去理解他们。简单来说，我既对文本抱有开放性、多元性和怀疑主义的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作者意图的存在。对一名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来说，我一边要从语文学（philological）的角度去探究具体的文本细节，并且希望能让文本自身显现出一些问题；一边也要有理论框架的意识——这两者在我的学术研究中就像一个循环往复的闭环。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问题来源于文本本身，而不是把问题硬套在文本之上；但同时又要时刻带有理论意识，这让我们能够反思：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这些问题？可否将这些文本特征、文学现象进一步理论化？具体而言，我对唐宋变革论这一理论框架的处理原则是，从九世纪到十二世纪的文学变迁，是由整个写作方式的动因转变造成的：如果我们不去理解这些写作的动机、回报等因素的变迁——诸如社会史、文化史面相的科举、政治制度、社会阶层、文本媒介（如印刷术）的变化与革新——我们就无法理解文学变迁本身。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文本自身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因为无论我们有多少理论框架，文本永远要比理论来得复杂。您刚刚已经提到了唐宋变革论，实际上，我们知道您的研究始于五代时期的《花间集》，之后又追溯回中唐文人，而您目前正在进行的课题集中于北宋时期的文学现象，刚好覆盖唐宋转型的主要历史时段。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可否请您谈谈对唐宋变革论的理解？田安：我这几年和韩明士（Robert Hymes）合作，在北美组织了几次“唐宋转型”工作坊，它的缘起是2014年，我参加了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古中国研究”学术会议（The Middle Period Chinese Studies Conference），之后便萌生了组织专题工作坊的念头。我们的计划是每次邀请历史、经济、文学、艺术、宗教等不同领域的十几位学者，让他们通过唐宋时段的具体研究给出自己的判断，同时彼此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我觉得这是相比于大型会议更行之有效的学术交流方式，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普林斯顿大学组织一场以“唐宋转型”为主题的大型学术会议。哥伦比亚大学韩明士教授这个工作坊也与我目前的学术工作紧密相关。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自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至十一世纪后半期、也就是北宋晚期为止，文学写作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化——这当然也属于唐宋变革的宏大叙事之一。我正在写作的新书就是关于这段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唐代文学传统在宋代的接受与重构：唐代文化是如何从一个中心地位，逐渐在北宋末演变成了宋代诸多文化范畴中的一种——这一历史进程见证了文学与道学的分道扬镳，以及其他诸如书画创作、古器收藏、艺术鉴赏等不同文化活动的兴起与分流——我认为，这就是文学在宋代文化中所发生的根本性地位变化。就文学现象而言，宋代到中后期，公共空间写作、官方公文写作的自由度逐渐缩小，文网渐严，整个精英社会的氛围趋向于消极负面。于是乎，另一种文体、另一些文学活动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古文运动、朱熹所提倡的道学等一系列思潮，使得士大夫的公文书写与义理文章被严格限制在一个正统框架内进行，日趋程式化——但是这也产生了反作用，文人们的情感与审美追求必须在其他地方得到释放：绘画、诗词、诗话、游记……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我将之概括为“无可无不可”的领域（“what-doesn’t-matter” realm），它们并不是与正统严肃文章相对立的“邪门歪道”（heterodox），但同时这类文学创作没有被正统思想所钳制，在文字层面也更加随性、零散、即兴、印象式而富有美感。如果在诸如道学这样的严肃问题上，条条框框比较多的话，他们就在非严肃领域尽情展现自我。能否请您具体谈谈下一本新书的主题和大致思路？田安：我的新书正在写作过程中，具体的书名还没有想好，但主题将会是“在北宋书写大唐”。这本书的一大主要观点是走出传统的文学接受史的迷思，我更愿意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待十一世纪的宋代人如何继承唐代文学遗产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北宋人如何根据他们的文学观念“制造”大唐文学？就目前的唐代文学接受史研究，我先提出几点我所看到的局限性：第一个问题是其关注点过于纯文学。其次，目前的接受史研究通常只局限于个别的作者，尤其是那些标杆性的文学家，而这种研究方式强化了传统的传记角度，它把文学简化为对作者生平的记录。第三，接受史的视野经常排除了唐代文学流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所以我的立场是，唐宋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变革不仅重塑了唐代文本，也重塑了宋代读者。与其将我们自己限制于唐代文学“接受史”研究，我们不妨考虑写一部“生产史”。因为写本物质媒介的不稳定性（如传抄方式的有限性与保存条件的困难，以及衍文、脱文、倒文、异文、形讹等常见的文本现象），再加上唐末不安定的政治时局，唐代文化在十世纪不仅走向没落，而且一片散乱，因此文化重建意义上的文本生产是至关重要的。五代和北宋的学者不仅将自己视为唐代文化的继承者，更是前朝文献的拯救者，他们希望可以从本质上构建出一个可以被后世理解的唐代文化。宋刻本《杜工部集》，上海图书馆藏（李煜东提供照片）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天禄琳琅藏书传统的学术理解认为，宋人对唐代文化更多是一种崇拜，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宋人“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盛况。但我对此持部分怀疑批评的态度。在我看来，宋代学者对唐代文学做出了极具宋代思想性与批判色彩的整理、探寻和理解。北宋初年编订的唐人文集、选集有着包罗万象的文学口味，学者们兼容并包、无所不收，不作太多的限制和筛选，他们的脑海中并没有对“唐代文化”明晰的定义与勾勒，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宋四大书”对唐代文化的搜集、收录与总结，而类书更是写本时代典型的文本组织形式，“四大书”在宋代宫廷的编纂，标志着印刷时代来临前夕抄本文学集大成的最后典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将关注点集中在了《唐文粹》，因为它在当时是一部选文标准异乎寻常、但也非常有野心、非常有进取心的选集，它所呈现的图景是唐代文人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古圣之道”的尊崇，这与《文苑英华》以律诗和骈文为主的唐代文学旨趣大相径庭。尽管《文粹》仿佛在当时横空出世，但却非常有影响力而广受欢迎，其目标受众更是面向着“学生市场”，也就是说它是编给当时准备入仕的应举考生们阅读的，因此它在某个意义上也预示了古文运动在北宋的全面展开。我们知道，《文粹》于1039年前后付梓，这个时间点正好在1040年代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庆历新政之前——事实上，我们从石介信中得知，他手上就有一部《文粹》，可见它在当时士大夫群体中的非常受欢迎。正如我对《唐文粹》的研究一样，这本新书主要就想探讨，宋代的学者通过不同手段来重新定义、组织、重塑唐代文学遗产的种种尝试。这其中就包含了历史书写、文集编定、版本流传、文学评注、以笔记为载体的轶事记录等多个环节。学者们普遍都认识到宋代的各种文本实践，即题跋、选本、仿写、文集编辑与校定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不同版本的唐代作者。但我想要指出，宋人在力图还原唐代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在文本取舍与组织层面折射出宋人独有的理念。此外，宋代文人对唐代文本竭泽而渔式的收集、编辑、仿写，以及他们对唐代作者传记的写作是前代所没有的文学现象，它代表了一个分水岭，部分构成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一种崭新的、我称之为“目录学意识”和“传记意识”的兴起。梁楷《李白吟行图》，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就章节安排而言，我将从最密集、最核心、由国家牵头的文本生产开始讲起，亦即官修史书的编撰。我重点关注宋祁在《新唐书》中如何重新定义“文”的概念，并想藉此证明，北宋的文学标准与文学观念正在转变风向，“文”的核心由唐代“文学之文”（“literary” culture）转变为颇具十一世纪时代特征的“淑世之文”（“civil” culture）。但我新书之后的每一章都是对正统官方文学书写的偏离与反拨，而试图以多元的视角来重新看待北宋人眼中的唐代文学。我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诗话、唐人别集、版本流传都不是我的主要考察对象；我最终选择了那些由北宋人创作、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关于唐代文学的著作，它们标志着唐代文学在宋代的再造典范。宋敏求的《李太白集》就是个极好的例子：这个版本在很多重要方面将李白的集子“定”了型，它不仅仅是对李白的一种“驯化”（domestication），更是宋敏求根据自己想要稳固的那种理想唐代诗人的标准对李白所作的一次“同化”（homogenization），而这种标准并不来自于李白本人。又比如，我计划中的最后一章将研究《唐诗纪事》——当然后来还诞生了像《宋诗纪事》这样的效仿之作——这种“纪事体”非常重要，它能够帮我们极为全面、有效地分析宋人的唐代文学观。当然，《唐诗纪事》是在宋廷南渡之后成书的，但我相信计有功在北宋就已经写定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所以《唐诗纪事》确实集合了北宋人关于唐代文学的认识。《李太白文集》，清康熙五十六年吴门缪日芑双泉草堂仿宋元丰三年临川晏氏刊本概而言之，这本书的一大主题就是，这些组织唐代文学知识的不同形式与方法之间有何种关联与对话？它们如何编织出当时的文学意义之网？最终如何推动了唐代文学的“宋型化”？与很多关于中国人类学、社会学乃至经济史的研究不同，中国文学研究一直就是本土学者的强项，尤其在唐宋领域，国内优秀的文学研究更是不胜枚举。那么，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的优势何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趋势又是什么？田安：我觉得北美汉学界在唐宋文学领域的一大趋势是，我们越来越关注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陌生文本，甚至开始远离一些文学正典，相反我们会开始阅读像墓志铭、类书、笔记这样之前被忽视的文本，它们帮助我们在文学领域提出全新的课题。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人文研究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不论中国与西方学术界都是如此，而“物质文化”这一视角的确更新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并且鼓励我们进行跨学科交流。如今，写本文化与印刷文化研究、考古学、艺术史等领域的新发现都启发着我们，我本人也很乐意将这些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纳入自己的考察范畴，并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就物质文化给出自己的见解。海外汉学家的优势可能在于，我们是中国文化的“局外人”，没有所谓“传统的包袱”。对我而言，我会尝试用阐释学、接受史这样的理论工具，来重新评估中国文学遗产在当下的传承与接受。同时我也很喜欢进行比较研究，所以我喜欢阅读关于中世纪文学、西方文学接受史、圣经阐释学等方面的著作……在非汉语文学领域存在着太多出色的学术研究可供借鉴。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来说，这种比较视角也是一种优势。

#三大体系#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中，一直依赖于传世文献，将分朝代的作家作品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而随着考古发现的成果不断增多，古代文学研究也不断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首先，早期简帛和中古石刻文献的不断出土与公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多古代甚至连司马迁都没有见过的史料，以这样的史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还原了很多历史事实，订正了许多传世文献的讹误。就先秦两汉时期而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里耶秦简、尹湾汉简、马王堆帛书的发现，有力地推进了古代文学研究。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孔子诗论》的发现引起人们探讨以前没有注意过甚至隐藏在传世文献背后的一些研究断层，如诗与志的关系、诗与情的关系、诗与乐的关系等，使得《诗经》的阐释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二是众多新出简帛的发现扩充和拓展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自从20世纪初期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以后，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成为文史研究切实可行的方法，盛行了一个多世纪。进入21世纪之后，考古发现较20世纪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资料不断涌现，研究方法也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不断多元化。三是运用考古文献研究文学的重要成果也不断涌现，除了对于《孔子诗论》的研究催生出众多学术论文之外，专题研究著作有黄灵庚的《楚辞与简帛文献》，综合研究著作有廖群的《先秦两汉文学考古学研究》等。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而言，考古发现集中于石刻碑志。这些新材料对于文学研究极为有用，即以碑志而言，不仅是历史材料，同时也是一种文体，广义地说从史料到文体都具有文学上的价值。21世纪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文学研究，也有三个方面的推进。一是填补了北朝文学的空白，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一直呈现着不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重视南朝而忽略北朝，谈到北朝文学，也仅仅注意南朝归北的庾信、王褒等人的诗赋和《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为数不多的散文。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公布，出现了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常规反差较大的现象，墓志的出土与研究，改变了北朝文学研究的薄弱局面，在应用文学领域填补了北朝文学史的空白。二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逐渐由时间梳理的线性研究向多元化、多层面发展。比如以前的研究着重于作家作品，对于文学发展集中于时期特征的概括。而根据新出土的石刻文学，就可以突破时段，溢出经典文学的研究范畴，在文学的社会性、文学的家族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的地理学等多方面有所发展。比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先生利用考古发展取得很大的创获，写出了《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重要论著。笔者近年来立足于考古发现，写出了《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三部著作，进行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尝试。三是唐代诗人墓志的集中发现对于唐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据本人搜集，迄今发现的唐代诗人墓志已经有180多方，其中不乏大诗人薛元超、张九龄、王之涣、韦应物、李益、耿湋、姚合等人的墓志，以及女诗人上官婉儿、李澄霞、宋若昭墓志，这些都是唐诗研究的原始材料和核心材料。前些时间，西安碑林博物馆还策划了“桃花依旧：唐代诗人墓志特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别样的文学时空，通过诗人个体的精神轨迹与生活沉浮，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与追思。其次，我们要着力处理好考古学、历史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融合考古发现、历史叙述与文学描绘，打破三个学科之间的隔阂以探寻学术生长点，这可以成为今后学者努力的方向。考古旨在发掘中国古代的历史遗迹，考古发现并不完全是历史，只能是历史的碎片，更不可能是完整的社会生活材料。真正要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文学，就必须将考古发现还原到当时的社会，还原于历史，还原于文学。对于考古发现，进行史学和文学的双重梳理，揭示古代社会真实面貌的某些侧面，从而建构新的学术系统与学术范式，这才是我们研究者的使命。当前学术界在考古发现的研究当中，还原于历史的研究较为充分，而还原于文学的研究较为薄弱。具体表现在运用考古文献研究历史的学者很多，考古发现几乎成为历史学研究者必用的史料，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较为充分地利用考古发现者很少。这大概是长期以来的研究惯性所决定的，也受到文学与考古两个学科的分界所影响。从实际情况看，不仅考古发现的资料能够催生文学研究的生长点，文学研究也能够推进考古学研究的进展。就先秦两汉的考古学而言，利用新发现的简帛文献产生了不少研究文学和学术的论著。这些论著对于还原简帛所产生的环境，还原历史面貌，释读简帛文字作用都很大，而对于新的考古发掘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就中古而言，新出土诗人墓志的研究、新出墓志与诗学研究、新出石刻与家族文学研究也增添了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内涵与文学品位。即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杜甫的名句，出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学界以往一般认为，这首诗写于天宝七载。但随着《韦济墓志》的出土，证知韦济天宝九载始迁尚书左丞，则该诗应作于天宝九载冬天以后，即杜甫应制举不第的第三年，杜甫在极为困顿、窘迫的处境中写下了这首诗。再如新出墓志与杜甫、杜牧关联者多达30余方，这为研究京兆杜氏的家族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最后，古代文学研究可以利用的考古发现主要有石刻、写本、遗址和实物四个方面。就石刻而言，大宗是碑志，这是学术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饶宗颐先生在《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目引言》中说：“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考古发现的石刻文献，经过整理和汇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原石，二是拓片，三是释文。碑志本身既是历史遗存的再现，也是文学艺术的表现，碑志的解读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古历史和文学研究的界限。同时，墓志碑也是很重要的文学体裁，不仅能够提供第一手文学文本，而且是研究文学生态和文学演变的原典文献。就写本而言，其是纸张发明以后迄今为止一直使用的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而在简帛文献之后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中古时期，更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时代。考古发现中的中古文学写本以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写本为多。这些写本不仅提供了文学研究的文本材料，而且涉及文学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问题。就实物而言，考古的对象主要是实物，用以研究文学的途径也非常广泛。比如我们可以利用考古发现的琵琶实物与白居易的《琵琶行》诗相印证，通过考古发现的金银饰品与唐宋诗词中表现的首饰与名物印证，通过考古发现的古代乐器与文学作品中的音乐描写相印证。就遗址而言，考古发现数量最多。众多的唐诗篇章，不仅可以在传世文献中得到证实，而且可以通过考古遗址的方位和规模相互印证。诸如唐代宫殿遗址以大明宫与华清宫最有代表性，唐诗中表现这两个宫殿的作品也最为集中。文学、文献、实物三者结合，为长安宫殿的动态研究及其文学表现提供了可资对比的立体空间。（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胡可先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开元盛世的出现，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成功，也是唐朝文化和艺术创作、服饰的重大变革与顶峰。唐文化的及时和高效地传承和传播，得到了大批汉族艺术家和自由和开放的思想精英，再次推动了当时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那么，对于整个唐朝，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首先来了解和探讨汉文化对唐朝的影响。汉文化的影响，基本上就是对汉族艺术家和自由思想精英的影响。首先是对传统学术研究的影响，唐以后，学术形式的发展有了很大改变，主要是：学者精神的变化。中国从先秦到唐朝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唐朝得到了发展，在造成唐诗宋词一路上扬的，是当时用新的精神形式来表现古人思想意境的写法，以及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多姿多彩。而现在被流传的古代学术著作和印本典籍则大部分属于秦朝时代的内容。比如《礼记》，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但是为什么在西汉时代才以书籍形式流传到我们的今人手中？这就是学术传承交流困难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唐朝陆羽《余丛考》的出现原因之一。隋唐汉文化对唐初社会，得到了极大丰富的发展，因此整个社会都在学习和吸收唐代文化之精华。我们说唐朝文化的繁荣、发展在文学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是唐太宗对汉代文学开放式的吸收再现，使唐代文学传承更加先进和优秀，又将唐代文学传承和发展充分体现在王勃《滕王阁序》、王勃《滕王阁诗话》、王维《高岳赋》《山家清供》、王勃《及时行乐令》、王维《初月二首》、王维《竹枝词》等一系列作品中。在知识教育方面，唐末五代官学中，经学、律学、训学，佛学、道学、天文、历法、水利、仪轨等等在全国大力传播，鼓励农民自学传播，经学和训学以王阳明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律学，代表有王遵说《律校原方》和高齐烈《律学能论》；训学，代表有高齐烈《训六书》；水利学，代表有高齐烈《水利杂识》、高齐烈《水利杂识补》，佛学，代表有释绍昙《佛学考释》、释陀法毗《佛学考释》、伏生《佛学考释》，天文学，代表有定慧钦禅师《天文地理集》；政治教育，由王阳明的《王论》扩大到整个南宋、明代，集中在寒僧法慧的《群学考》、清平天下的《存天理灭人欲》，“古今一体”、“四书全要”、“六经大义”等等各种西学东渐的思想，对当时科学技术，人文社会思想各种思想、教育都有深远影响。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唐宋以后，我们更多的能欣赏到唐诗宋词之美。那么，自唐以后，我们的文化何以可以如此高度繁荣呢？正是因为汉文化传承下来的有力传承者们，使得我们的汉文化得到了百年繁荣，其辉煌程度，在世界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中，一直依赖于传世文献，将分朝代的作家作品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而随着考古发现的成果不断增多，古代文学研究也不断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首先，早期简帛和中古石刻文献的不断出土与公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多古代甚至连司马迁都没有见过的史料，以这样的史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还原了很多历史事实，订正了许多传世文献的讹误。就先秦两汉时期而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里耶秦简、尹湾汉简、马王堆帛书的发现，有力地推进了古代文学研究。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孔子诗论》的发现引起人们探讨以前没有注意过甚至隐藏在传世文献背后的一些研究断层，如诗与志的关系、诗与情的关系、诗与乐的关系等，使得《诗经》的阐释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二是众多新出简帛的发现扩充和拓展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自从20世纪初期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以后，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成为文史研究切实可行的方法，盛行了一个多世纪。进入21世纪之后，考古发现较20世纪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资料不断涌现，研究方法也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不断多元化。三是运用考古文献研究文学的重要成果也不断涌现，除了对于《孔子诗论》的研究催生出众多学术论文之外，专题研究著作有黄灵庚的《楚辞与简帛文献》，综合研究著作有廖群的《先秦两汉文学考古学研究》等。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而言，考古发现集中于石刻碑志。这些新材料对于文学研究极为有用，即以碑志而言，不仅是历史材料，同时也是一种文体，广义地说从史料到文体都具有文学上的价值。21世纪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文学研究，也有三个方面的推进。一是填补了北朝文学的空白，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一直呈现着不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重视南朝而忽略北朝，谈到北朝文学，也仅仅注意南朝归北的庾信、王褒等人的诗赋和《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为数不多的散文。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公布，出现了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常规反差较大的现象，墓志的出土与研究，改变了北朝文学研究的薄弱局面，在应用文学领域填补了北朝文学史的空白。二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逐渐由时间梳理的线性研究向多元化、多层面发展。比如以前的研究着重于作家作品，对于文学发展集中于时期特征的概括。而根据新出土的石刻文学，就可以突破时段，溢出经典文学的研究范畴，在文学的社会性、文学的家族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的地理学等多方面有所发展。比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先生利用考古发展取得很大的创获，写出了《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重要论著。笔者近年来立足于考古发现，写出了《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三部著作，进行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尝试。三是唐代诗人墓志的集中发现对于唐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据本人搜集，迄今发现的唐代诗人墓志已经有180多方，其中不乏大诗人薛元超、张九龄、王之涣、韦应物、李益、耿湋、姚合等人的墓志，以及女诗人上官婉儿、李澄霞、宋若昭墓志，这些都是唐诗研究的原始材料和核心材料。前些时间，西安碑林博物馆还策划了“桃花依旧：唐代诗人墓志特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别样的文学时空，通过诗人个体的精神轨迹与生活沉浮，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与追思。其次，我们要着力处理好考古学、历史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融合考古发现、历史叙述与文学描绘，打破三个学科之间的隔阂以探寻学术生长点，这可以成为今后学者努力的方向。考古旨在发掘中国古代的历史遗迹，考古发现并不完全是历史，只能是历史的碎片，更不可能是完整的社会生活材料。真正要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文学，就必须将考古发现还原到当时的社会，还原于历史，还原于文学。对于考古发现，进行史学和文学的双重梳理，揭示古代社会真实面貌的某些侧面，从而建构新的学术系统与学术范式，这才是我们研究者的使命。当前学术界在考古发现的研究当中，还原于历史的研究较为充分，而还原于文学的研究较为薄弱。具体表现在运用考古文献研究历史的学者很多，考古发现几乎成为历史学研究者必用的史料，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较为充分地利用考古发现者很少。这大概是长期以来的研究惯性所决定的，也受到文学与考古两个学科的分界所影响。从实际情况看，不仅考古发现的资料能够催生文学研究的生长点，文学研究也能够推进考古学研究的进展。就先秦两汉的考古学而言，利用新发现的简帛文献产生了不少研究文学和学术的论著。这些论著对于还原简帛所产生的环境，还原历史面貌，释读简帛文字作用都很大，而对于新的考古发掘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就中古而言，新出土诗人墓志的研究、新出墓志与诗学研究、新出石刻与家族文学研究也增添了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内涵与文学品位。即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杜甫的名句，出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学界以往一般认为，这首诗写于天宝七载。但随着《韦济墓志》的出土，证知韦济天宝九载始迁尚书左丞，则该诗应作于天宝九载冬天以后，即杜甫应制举不第的第三年，杜甫在极为困顿、窘迫的处境中写下了这首诗。再如新出墓志与杜甫、杜牧关联者多达30余方，这为研究京兆杜氏的家族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最后，古代文学研究可以利用的考古发现主要有石刻、写本、遗址和实物四个方面。就石刻而言，大宗是碑志，这是学术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饶宗颐先生在《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目引言》中说：“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考古发现的石刻文献，经过整理和汇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原石，二是拓片，三是释文。碑志本身既是历史遗存的再现，也是文学艺术的表现，碑志的解读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古历史和文学研究的界限。同时，墓志碑也是很重要的文学体裁，不仅能够提供第一手文学文本，而且是研究文学生态和文学演变的原典文献。就写本而言，其是纸张发明以后迄今为止一直使用的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而在简帛文献之后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中古时期，更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时代。考古发现中的中古文学写本以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写本为多。这些写本不仅提供了文学研究的文本材料，而且涉及文学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问题。就实物而言，考古的对象主要是实物，用以研究文学的途径也非常广泛。比如我们可以利用考古发现的琵琶实物与白居易的《琵琶行》诗相印证，通过考古发现的金银饰品与唐宋诗词中表现的首饰与名物印证，通过考古发现的古代乐器与文学作品中的音乐描写相印证。就遗址而言，考古发现数量最多。众多的唐诗篇章，不仅可以在传世文献中得到证实，而且可以通过考古遗址的方位和规模相互印证。诸如唐代宫殿遗址以大明宫与华清宫最有代表性，唐诗中表现这两个宫殿的作品也最为集中。文学、文献、实物三者结合，为长安宫殿的动态研究及其文学表现提供了可资对比的立体空间。

河流之流域文化作为区域文化的一种，在文化创新与传播及其自身价值体系的创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具体到中国文化及古代文学创作而言，作家的创作心理、 思维方式和艺术观念等主体素养多受到河流文化的影响。区域文化以其无处不在的辐射力和永恒性规约着历代作家的价值取向与艺术传达方式——二者之间微妙而深刻的关联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富于张力的特点。因此，从河流文化与文学的角度透视中国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无疑是一个饶具意味的学术方向。聚焦一隅 探究文学之变汉江（又称汉水）作为长江的最大支流，其源起陕西汉中，于湖北武汉汇入长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汉水流域历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为丰厚的地区之一。其沿岸的文学吟唱和弦诵之声自先秦《诗经》《楚辞》以降就未曾中断，其中尤以《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最为知名，其既为早期中国士隐文学之滥觞，又体现出汉水流域民风之质朴和与世无争。汉魏以至南北朝，汉水流域不仅为南北割据势力争衡之地理要冲，复为文化融合、文学演进、文人活动的重要空间场域。隋唐一统，汉水流域的文学创作更与盛世文学一道，迎来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文学作品大量诞生（含摩崖碑刻作品），另一方面本土文学人才亦随之大量涌现。此外，数量众多、穿梭南北的过境作家如沈佺期、岑参、元稹、刘禹锡、武元衡、羊士谔、姚合、武于陵、薛能、胡曾、唐彦谦、郑谷等亦纷至沓来，他们在留下诸多雅词颂歌的同时，亦将中原、关陇、荆楚、巴蜀、江左等地的文学新风悉数引入。这些过境作家无论是遭贬南迁、奉诏北归，还是漫游东西、寻师访友，多是唐代特定历史阶段之政治、文化风潮的引领者或主要参与者，更是促进唐代文学发展和推动唐代文学繁荣的有生力量。不同的心境使得他们在汉水流域留下的诗文所蕴含的情感也迥然有异。富有张力的身份属性使其在汉水流域的空间行走与地域流动，既有助于推动时代文风丕变与文学交流，也对推动汉水流域本土文学发展和文学风气蔚兴产生了重要意义。在此语境下，我们若将研究角度“定焦”于汉水，而将视域置放于“天下”，则可获得两个研究维度：一是由“汉水”文学之新旧时代文学之变，取一隅而观天下，收“以小见大”之功；另一则由四域及天下文学之变求汉水流域文学之常，以天下察一地，取“以大见小”之效。二者合观，将不仅有功于唐代文学与汉水文化研究的精微化、细致化，且有助于在时代、天下文学之“大传统”与汉水流域文学之“小传统”间建立体系严整的分析架构，亦为同性质、同类别的区域、地域、流域文学研究起到示范作用。多学科贯通 重现社会历史语境关于汉水及其流域内行政区划，早在《尚书·禹贡》中即有记载，此后司马迁《史记》、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祝穆《方舆胜览》等著皆有措笔。自明以降，沿汉水一线的州府又多撰方志，然其多止于对历史时期汉水流域行政区划、风土人情、民风物产、河流山川做写实性记载，深入的研究成果则较缺乏。20世纪以来，历史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等学科兴起，汉水流域文化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梁启超、顾颉刚等皆有重要成果论及。与此同时，汉水流域的文学研究亦逐渐步入学者视野，但由于起步较晚，所以其总体呈现出视角狭窄、思路仍囿于名家名作之研究的特点，而将已有之汉水文化研究成果与汉水文学研究成果互相联系、相互发明、巧妙嫁接者，则少之又少。由于活跃、过境于此的诗人墨客常以感性之笔将汉水文化予以诗性保存，故研究汉水流域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与文化，不仅对于地域文学和地域文化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亦有助于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之多样性进行深度挖掘。近年来，陕西理工大学等一批沿汉高校为挖掘各自研究特色，打造学术团队，纷纷成立与汉水流域相关的学术机构，利用平台、团队、刊物等学术阵地，与地方政府及企业联动，表现出后发优势。笔者认为，对汉水流域的文学研究，应将文化学、地域学、文学等多学科贯通，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边知识互镜中重现汉水流域文化、文学活动的社会历史语境，揭示其文化活动的基层状况，尽量用事实和细节勾画汉水中上游文学、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这些应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之一。　分层分类 再现古代文学文化实况汉水流域地处北方文化（唐代主要是关陇文化）和南方文化（江南文化）的边际，两种文化在汉水流域彼此跨界、交融。汉水流域本土士人在教育、科宦、婚姻、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特点无疑成为学界研究南北文学、文化交融和“大唐之音，和而不同”的最好样本，故该流域本土文化研究在唐代极具代表性，对其文化、文学活动进行专题研究，对于认识中古社会变迁、政权兴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到研究内容上，我们一方面应从文化、地理、政治、社会、士人心态等角度对汉水流域文化进行分层分类研究。在人口构成上看，汉水流域内多民族聚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互影响，从而带动本土文化的发展。如隋末唐初时的李袭志兄弟，本望陇西，其族自南北朝以降由于多方原因辗转至长安，终迁入汉水中游的金州（今陕西安康）。这种由文化强势区域流向文化弱势区域的交流行为，为汉水中上游地区文化的发展带来契机，促进区域文化的快速交流与发展。然而，由于受科举、入仕等“中央化”趋势的影响，李氏兄弟后半生的发展重点却不在汉水流域，这一方面导致汉水中上游流域优秀人才资源的流失，另一方面却使得汉水流域的区域文化融入主流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理风俗上，汉水流域士人的心态与文化也体现出鲜明特色，学术传统又迥异于秦岭以北关中长安地区经世致用之儒风。习儒非重进取经世，而志在修德明志，成为唐代梁州地区学术风气之主要特点。另一方面，又可结合前述研究，对唐代汉水流域的文学活动、文学现象、文学事件予以研究，将实地考察、文献梳理、文学想象与逻辑推演融为一体，清晰再现唐代汉水流域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之实况。如荔枝道、金牛道分别是汉水中游对外联络的要道，其与唐代文学也具有重要的关联性。将杜牧《过华清宫》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与荔枝道紧密联系，并以此为突破口可对唐代诗歌进行文化地理学分析。金牛道与唐代乃至古代诗文作品中常有的“蜀道”意象密切相关，故又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分析“蜀道”的形成原因和文化内涵。此外，唐代汉水流域文学创作可分为过境作家群体创作和本土作家群体创作。仅以过境作家群体而言，其又可分为四种范型，即贬谪哀怨型、归乡情怯型、赴任踌躇型、科考探亲惆怅型，若结合流域内的碑刻、摩崖等金石文献留存，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可对此四种范型进行场景复原。古人云，不谋一域者不足以谋全局，诚哉斯言。传统的地域或者区域，以河流为中心的流域研究，不仅对于文化新变具有重要的推助之力，而且对于文学交流与发展更有输血之功。从此意义上看，建构体系完整、结构合理的唐代汉水流域文化发展框架，将唐代汉水流域文学研究纳入文化研究范畴和“天下”文学的视野，通过多学科互镜，研究其真实样态，阐释唐代文化、文学演进轨迹，不仅有助于丰富唐代文学研究的思路与成果，也可以为沿汉流域的陕西、河南、湖北等相关地区的文化繁荣、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背景支持。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近二十年关中新出唐代墓志整理与文学研究”（20SZZD01）、陕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唐代汉水中上游文化生态与文学活动研究”（12JZ005）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伟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奠基人韩愈，为唐代文学带来更大的发展韩愈，唐代古文运动的俱导者和奠基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是司马迁以后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杰出的诗人和哲学家。他所提出的“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等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主张，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公元七六六年，韩愈出生于一个世代仕官的家庭中，河南河阳人。祖父韩睿素，曾任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长史，父韩仲卿，曾任武昌令、鄱阳令、秘书郎、赠留书左仆射。据书考证，其母在生他时，产后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在韩愈三岁的时候，父亲不幸去世。从此韩愈就成了孤儿。韩愈在《祭郑夫人文》中说:“我生不辰，三岁而孤，蒙幼无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实维嫂恩”。这就是说，从小失去父母，幸而有长兄，长嫂的抚养，在故乡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韩愈的启蒙老师，是他的长兄韩会。韩会主张“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俾皆经辨道德仁义礼智信，以观其情，以复其性”。因而，韩愈从开始读书起，就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每天由嫂嫂给他规定学习的任务，他总是十分认真的完成。如果有遗漏的尚未作完，他就不去吃饭、睡觉，渐渐地养成了读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加上他天资聪慧,所以长进很快。在六、七岁时，就能“日记数千言”，“能记他生之所习”。稍大一些时,便熟读“六经”，熟悉了诸子百家的著作。家庭的熏陶和社会的影响，往往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成长道路，尤其是当一个人处在青少年时代，这种影响力就更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韩愈受其兄韩会的影响十分大，他也很敬重这位长兄，认为他“起居有德行，言词，为世轨式。”并说其兄“韩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章优一世”。在与兄嫂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其兄的一言一行，对韩愈起到了一个榜样的作用。还有几位对韩愈影响较大的人，是他的叔父韩少卿和韩云卿这两个人。此二人“文而能言”,都有相当的文学造诣。李白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说：“云卿文章冠世，拜监察御史，朝廷呼为子房”。由于兄长和长辈的影响，韩愈后来终于走上古文运动的道路，成为著名的文章改革家。韩愈的少年时代，一直跟长兄嫂生活在一起。在其兄到长安任一个从六品上的小官——起居舍人后，他与嫂嫂也一同到长安，三年后，其兄被贬到韶州，韩愈也迁居到此。不幸的是仅两年多的时间，其兄就病逝了。嫂嫂将其遗体运回家乡，韩愈一同前往。当他刚刚从丧兄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中原便爆发了战争，韩愈又随家人从河阳迁到安徽省宣城县。从这开始，才结束了东奔西跑、四处颠簸的生活，静下来投入真正的读书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潜心攻读，使韩愈具备了相当扎实的文化基础。到了十八、九岁时，他已成了一个通贯古今、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了。他满怀报国的理想，决心干一番大事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中,读书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其重要的途径是去做官，欲达此目的，只有两条路可行得通：一条是靠有名气、有权势的人引荐；一条是参加科举考试。韩愈决心走后一条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达到所希冀的目的。韩愈在京考入进士之后，要做官还必须参加一个“博学鸿辞科”的考试，于是，他又继续连考三次，未成功，这时，他才感到人生道路的曲折和世事的艰难。十年长安，七次考试，这对于没有收人的韩愈来说并非易事。他并未因官场的失意，生活的凄楚而心灰意冷、悲观失望，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他一面读书，一面广交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切磋诗文，研究学问，使他的精神生活十分充实。最后，于贞元十七年被任命为四门博士。在潜心攻读，博览群书，与朋友游乐的日子里，韩愈的诗文已有一定的功底。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骈体文章，这一文体，不注重思想内容，而专门追求华丽的形式，在音韵、对仗，运用古典等方面下功夫，给文学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为彻底扭转这一陈腐的文风，韩愈与他的好友柳宗元带头发起了一场散文改革运动。韩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同时做起，提制“复古”的主张，那就是要求恢复先秦、两汉时散文的优良传统。虽调写文章要体现“道”、“辞”并重，做到内容和形式统一；坚决除去那些不必要的陈词滥调,做到“文从字顺”；坚持“文以鸣道”，言之有物”的创作原则。这些主张，一时轰动文坛，社会上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便出来纷纷反对，也有一些老朋友持反对意见。怀有雄心壮志的韩愈并未屈服，也没有被吓倒。他带头写起新式散文。无论是给皇帝的上书，给亲友的书信，还是其它的政论文、小品文、序文等，都根据先秦古文的规范要求，精心撰写。他的著名的散文《送李愿归盘谷行》，曾被李白推崇为唐代散文的“压卷之作”。他还针对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恶习，于唐徳宗贞元十八年写出了著名的论文“师说”。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始终知难而进，坚持斗争。在倡导文风、文体改革，促进唐代散文发展方面,立下了很大功劳。在官场上失意的韩愈，终于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成长的道路。他领导古文运动几十年，获得了成功,唐代的文学因此得到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图片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及时删除

《文学研究》第6卷第1期封面从“瓠落”到“桴浮”：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习得性重构 倪晋波、柳宏摘要：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史著的撰写范式已经历了三次转换，即：以文体为导向、强调经世致用的文章流别史，以作者作品为主、体裁潮流为辅的作家作品史，以文本为重心、强调文本、文学、文化互渗的“大文学史”。对文学史编撰者来说，范式的转换是逼近“完美的文学史”的基本路径，但也带来“瓠落的文学史”之惑。就阅读者而言，他者性和滞后性是编撰者主导式的文学史著的两种内在缺陷，其困惑则是：我们面对的是“真实的文学史”吗？基于阅读者视角，文学史有三个层次：原生文学史、文本文学史和习得文学史，后者是其最终追求。阅读者主动利用最新出土文献，跳脱文本文学史之囿，或可接近“真实的文学史”，特别是早期中国文学史。文学与历史书写下的宋孝武帝悼亡形象 赫兆丰摘要：在《拟李夫人赋》中，宋孝武帝刘骏抒发了自己的悲痛与哀思，突出了爱情的缠绵与凄婉，成功淡化了作者的皇帝身份和哀悼对象的皇妃身份。谢庄的《宣贵妃诔》塑造了一个既不失皇帝身份，又能有节制地表达哀情的孝武帝形象，是对《拟李夫人赋》的弥补。李延寿在《南史·宣贵妃传》中借助对史料的有意剪裁和移接，模仿了《汉书·李夫人传》的叙事结构，导入了自己对孝武帝与宣贵妃的道德批判，强调宣贵妃去世与孝武帝荒废政事之间的因果关联。赋、诔、史传三种文体各有偏重，共同塑造了孝武帝的悼亡形象。《文心雕龙》的时空观 管正平摘要：《文心雕龙》一书，充分考虑了创作以至于欣赏这一系列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不仅全书有明晰的时空框架，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本源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也有相对完整的独立时空框架。时空关系在《文心雕龙》中有静有动，有同有异，有显有隐，互相渗透、补充和呼应，统一在一个有机整体之中。涩体,一种文学竞争的策略——唐徐彦伯文风及其流变初探 赵庶洋摘要：唐代文学家徐彦伯所创造的“涩体”，自产生之初即在当时文坛产生热烈反响，虽然在后世备受争议，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追随者络绎不绝。重新审视徐彦伯本人的作品可以发现，他的风格绝非“涩体”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与“涩体”诗文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了徐彦伯创作中的两种风格。结合初唐时期文学背景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徐彦伯之“涩体”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他在当时文坛的激烈竞争中在文体上做出的主动选择，从而争取在竞争中占得先机。这一创作心理在后世“涩体”创作者中有着广泛的一致性，说明“涩体”是文人在竞争中做出的一种文体选择的策略。晚唐诗人王涣与其《惆怅诗》考论 王治田摘要：晚唐诗人王涣之字号、籍贯与仕履等生平状况，尚有若干值得考察之处。根据出土的《王涣墓志》，史籍留存的归入郑延昌名下的两篇奏文当出自王涣之手，为其《西府笔稿》中文字，可以补《全唐文》之遗漏。作为王涣的代表作，《惆怅诗》十二首采用一诗专咏一人或数人的方式，叙写才子佳人之感怨故事，呈现出以艳体入于咏史的特点。《惆怅诗》十二首的吟咏对象多出自唐代的传奇或小说，呈现出浓厚的传奇风格，注重对人物个性和精彩画面的刻画，或对原有的故事情节进行改编或翻新，这些在后世产生一定影响。《惆怅诗》十二首作为一组独具特色的七绝咏史组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研究。“燕行录”对古代沈阳文学之意义探析 赵旭摘要：“燕行录”广义上泛指从高丽到朝鲜这七百多年间朝鲜人在中国的见闻所形成的文献，狭义上则专指朝鲜时代使臣们来往北京过程中的见闻所形成的文献。对于沈阳文坛而言，“燕行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朝鲜人来中国，一般情况下都会经过沈阳，甚至以沈阳为目的地。在沈阳期间，朝鲜人积极创作，或与当地文人唱和，或细致记录见闻，其作品成为了古代沈阳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朝鲜人也主动地考察沈阳的文化环境，其相关记述，从域外角度审视沈阳文坛的发展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沈阳的文化氛围和文人的精神风貌，丰富了古代沈阳文学史料，这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变与不变：蚕花戏的原初面貌及其变异 王昊摘要：蚕花戏与蚕神信仰密切相关，发轫于明代中叶，盛行于清代，主要在嘉湖杭地区传播。两名非职业演员在露天载歌载舞的表演是其原初面貌，属于有简单伴奏和道具的民间小戏。其后，海宁一带移植皮影戏作蚕花戏，吴江盛泽嫁接小满戏为蚕花戏，两者均有固定的表演程式，演出整本大戏，形态丰富。在外在演出形式、表演内容上，它们与原初面貌的蚕花戏面目迥异，在祭蚕神、祈丰收、娱神娱人等内在精神方面，却存在一脉相承的血肉联系。明清世情题材小说中人伦关系的跨越与淆乱 朱锐泉摘要：世情题材小说人物身上的伦常兼类乃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不同于单纯担任一种伦理身份的情形，现实的社会与家庭结构中，人们很可能扮演多种角色，同时，个体在他人的眼中，也可能处在原有伦理关系规定以外的别种位置。此外，古代小说的作者评论者津津乐道于小说移风易俗维持伦理秩序的功用，却不得不迎来小说中伦理关系淆乱的实际描写。“家反宅乱”的《金瓶梅》诚然是个中代表，不过，明清世情小说还有数量可观的作品展露了婆媳、叔嫂、兄弟、主仆等伦理关系中的“乱伦”问题。这既揭示了世相的复杂性，更引导读者思考人情与礼法的稳固性。论明清曲谱对犯调曲牌名的整改 许莉莉摘要：为曲调正名，是制谱者的基本任务。历来制谱者都称得上悉心考辨。就犯调曲牌名而言，早期曲谱主要整改坊本中的舛谬；后期曲谱则更热衷于对前人之谱已定犯调名的重定。后期曲谱惯按“章句”擅拟犯曲中的成分，并随之修改总名，这与前期曲谱的考辨相比，似过简单化。此种整改原则，使得后期曲谱中重定犯调名的情况过滥。明清曲谱对犯调曲牌名的整改现象，使某些曲文在曲谱中不断以新名称出现，客观上造成了新曲牌辈出的假象。明代戏曲命名再探 李奎、吴美玲摘要：明代戏曲以明杂剧由盛转衰和明传奇概念确立、体制成熟为发展走向，展现时代风貌和大众审美的变化。明杂剧和明传奇作为两种不同的戏曲形态，在命名上也呈现着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命名的组合方式及其与主题的关联之上。杂剧与传奇地位的交替兴盛伴随着明代政治经济的风向转变，戏曲命名在宏观上反映了明代政治政策的逐渐松动和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创作中的渗透；微观上则展现着戏曲源流与题材和命名方式的密切联系。同时，创作主体与市民文化双向选择和读者的审美倾向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戏曲命名。明代繁盛的商业出版则以市场为导向、以商业出版者为操作者，影响着戏曲出版成品的命名。清初小说书坊“课花书屋”考 文革红摘要：本文是对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快心编》的刊刻者——“课花书屋”的考证。本文根据课花书屋刊书年代考证出“课花书屋”主要活动于康熙、雍正年间，又据上海图书馆藏芥子园刊本《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尤侗序后“悔庵”“课花书屋”两枚印章和卷一末“雍正乙卯春日七旬灌叟程自莘氏较刊于吴门之课花书屋”“苏州阊门外上津桥下塘西山庙前藏板”之题署，考证出“课花书屋”位于苏州阊门外上津桥下塘西山庙附近。我们根据《重刻绣像第七才子书》的刊刻年代，否定了尤侗、烟波钓徒为课花书屋主人的可能性；课花书屋主人是否是程士任亦值得怀疑。由于在阊门之西、运河之上、下塘地区合计有四桥，由此推测“课花书屋”主人可能即“四桥居士”。“课花书屋”刊刻的小说作品主要有：《快心编》和《隔廉花影》。如果“天花才子”与“四桥居士”为同一个人，则《绣像传奇后西游记》，也是课花书屋在苏州刊刻的。《金瓶梅》袭用《水浒传》部分版本考论 邓雷摘要：关于《金瓶梅》中袭用《水浒传》部分所用底本的讨论，数十年来学界有过不同说法。本文通过对诸种《金瓶梅》以及《水浒传》文本进行细致的校勘与分析，发现《金瓶梅》中存在不少的缺文，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与简本《水浒传》相似，进而得出《金瓶梅》的底本是简本《水浒传》，此种简本是一种文字删节不多，类似于京本忠义传的简本，此简本大致刊刻时间为隆庆年间。阵前出生的孩子——穆桂英和陈靖姑 （日）大塚秀高撰、王子成译摘要：以杨业为始祖的男女武将为主人公的杨家将物语在经过了长期的扩充、变更后，物语的主人公及时代背景一面在不断地变更，一面又通过传颂、书写而传承了下来。虽然在两本“小说杨家将”中皆存在杨六郎的妻子柴郡主在天门阵中生孩子的情节描写（阵前出生），但是在《北宋志传》中那个孩子被设定为与宗保年齿相距甚远的弟弟文广，而在《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中却没有载明他的身份，简单地把他设定为宗保和穆桂英晚年生育的初子。而且，两本小说所共有的“十二寡妇征西”这一设定，其具体细节也存在着差异。本论一边设想早于小说杨家将出现的杨家将物语为旧本、原本杨家将，一边以在福建至今仍被信仰的有关陈靖姑的物语为线索，来尝试解析“阵前出生”“十二寡妇征西”所蕴含本意。《光明日报·文学评论》与1950年代初期的文学批评 布莉莉摘要：《光明日报·文学评论》作为一份颇具“同人”色彩的副刊在1950年代初期的报刊场域中显得较为“瞩目”。它不仅以富有个性的批评实践建构出一批“另类”经典(如《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母亲和孩子》《柳堡的故事》等)，更信笔指点权威、敢于陈一家之言，屡屡向解放区文艺的标杆性人物(如丁玲、赵树理、孙犁等)发起挑战，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它的停刊。对《文学评论》双周刊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厘清1950年代初期意识形态结构内部的种种矛盾和分歧，同时对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多重语义发展的可能大有帮助。“技术主义”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文体实验 朱言坤、李兴阳摘要：新世纪乡土小说在不断开拓叙事新领域的同时，也进行“写作技术”与乡土小说文体的新探索新实验，其表现主要有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乡土小说的传统文体形态及其情节、人物、环境等构成要素进行解构，有的解构突破了乡土小说文体形态必要的底线，使乡土小说不像小说；二是进行“跨文体写作”，引入词典、地方志等非小说文体，将乡土小说破碎变异为“词典体”、“闲聊体”、“纲鉴体”、“地方志”、“絮言体”、“杂糅体”等，在推动乡土小说文体发展变化的同时，又破坏了乡土小说的基本形态。新探索新实验中出现的“技术主义”倾向，有追求表达自由的积极意义，也使一些创作者忽略或钝化对历史的思考与对现实的关注，从而失掉小说创作应有的“精魂”。当代社会“群体症候”的多维影像——鲁敏都市小说论 华珉朗摘要：鲁敏的都市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当代都市人群的创伤与隐疾，其症候包括器官的病变与精神的郁结、人际关系的疏离错位以及终极价值和精神理想的陷落。其发病机制是工业兴起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工具理性造就的“单向度的人”、消费文化对群体灵魂的询唤以及权力体制的规训。从历时与共时的谱系来看，鲁敏的都市书写也是中国现当代都市小说中的一环，而她揭示“群体症候”的广延性、深刻度与持续性，正是其独异的价值所在。

如果说要了解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影响，应该读一下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么要知晓禅宗革新运动对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错过孙昌武教授的专著《禅思与诗情》。南开大学文学院孙昌武教授研究禅宗逾三十年，相关著作流传海内外，广为学界重视。近来其文集出版，收入其中的《禅思与诗情》（孙昌武著：《禅思与诗情》第一版由中华书局于1997年8月出版）为一部学术积底深厚、新见叠出的学术著作。此著保持他一贯的学风和文风，如思考深邃、材料富足、内容新颖等。通过禅宗革新运动这个视角，孙教授以“描述”方法对唐代文学乃至中国社会都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持论公允，角度新锐，卓识迭现。一、“东山法门”、南宗禅与初盛唐文学新风说到禅宗，不能不提“东山法门”。这是由和尚道信（禅门尊其为“四祖”）于贞观十九年（645）前后在湖北黄梅双峰山创建的新型佛教宗派，起初只是活动在湖北县城的一个小教团，却因适应了时代需要，三十余年间得到迅速发展壮大。此宗派虽以西方达摩为初祖，然实际创始人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和尚道信。他结合中国传统的儒家心性理论，提出“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柳田聖山校注《楞伽师资记》，《禅の語錄2·初期の禪史1》，筑摩书房，一九八五年版），把心与佛统一起来，肯定人追求自性圆满的解脱价值，又提出“觉心”、“观心”、“守心”以达“安心”的实践，使传统佛教繁难的修持转化为个人心性修养功夫。无论从理论还是形式上来说，“东山法门”打破了传统佛教对外来经论的依傍，肯定了人的本性和能力，树立起一种全新的、独立自主的宗风和学风。尽管道信僧团僻居湖北一隅，见于现存史料的弟子仅荆州法显、玄爽、衡岳善伏，以及后来被称为“五祖”的弘忍等数人。然他圆寂后，弘忍引领弟子继续在黄梅冯茂山修行，进一步扩大了“东山法门”的影响。久视元年（700），弘忍弟子神秀和尚为朝廷迎请，入居东都洛阳（时武则天在都），“东山妙法”倾动朝野。神秀圆寂后，其弟子普寂、义福亦为唐代王公贵族普遍礼重。这是中国宗教革新运动的大事，标志着适应本土思想文化的新宗派正式诞生。与在民间谋求生路提倡新宗风的“东山法门”同声相应的，是唐王朝初期在大变动中成长起来的政治上积极进取，思想上富有革新意识的庶族士大夫。以“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陈子昂为代表，中国文坛掀起一股强烈要求变革的新风。王杨卢骆四人在社会上身份低微，个人命运也很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然他们对齐梁宫廷文学浮靡华艳之弊颇有认识，虽然自身创作尚未脱去余习，却能结合现实生活，努力拓展诗歌题材，使作品呈现出刚健阔大的格调，令初唐诗风焕然一新。其中陈子昂作为初唐诗文革新的重要人物，无论是在诗文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展现出独特的文学思想和革新精神。他继承“初唐四杰”对齐梁文风之弊的认识，主张以“汉魏风骨”作为创作榜样，更加坚决地反对齐梁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陈子昂打着复古的旗号提倡新文风，其诗歌直面现实，内容丰富，刚健激昂；其散文忧国忧民，气象博大，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而支持、信仰“东山法门”的张说及其子张均、李邕、严挺之、裴宽、房琯、韦陟、李范（睿宗第四子）、净觉（中宗韦皇后之弟）等人，“多数是出身庶族而被拔擢的新进人物，还有一些是被统治集团当权派猜忌、排斥的人。这些人与依靠身分特权而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显宦有着深刻矛盾，在统治阶级结构再编组中与后者持续地进行着斗争。他们要从思想文化领域寻求斗争的武器，其中也包括佛教思想”（孙昌武著：《禅思与诗情》，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27页）。因此，宗教改革运动受到庶族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实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意义。至武则天统治晚期，“东山法门”逐渐蜕变，丧失其革新精神，佛教内部再次涌动起新的变革潮流。被胡适盛赞为“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胡适校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之《卷首·菏泽大师神会传》[胡适]，台北：胡适纪念馆，1982年，第90页）的神会和尚应运而出，他在开元二十三年（734）河南滑台寺的无遮大会上，宣讲弘忍传袈裟慧能的生动故事，攻击普寂、义福一派为“北宗”，立起“南宗”大旗。同“东山法门”一样，慧能、神会的南宗禅理论是继承传统心性学说并加以发挥而成，然它对“东山法门”又加以改造，指斥神秀等人所传的“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为“四重式的禅”（胡适著：《禅学指归》，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36页），建立起革命性的新禅。早期南宗禅的主要内容，孙昌武教授概括为五点：见性、定慧等、顿悟、无念和新的禅定观念。（《禅思与诗情》，第48-58页）直言这是有特色的新思想和修持方法，因为它否定了禅的本身：“讲‘见性’，是对涅槃佛性说的扬弃，用清净自性取代了作为绝对的佛性；讲‘无妄心名为定’，则是对传统的心性本净说的扬弃，是用对自性的护持代替了对净心的追求。这样，禅已不是本来意义的禅定，禅已向非禅的方向转化了”（《禅思与诗情》，第57页）。唐玄宗在位时曾下旨贬谪神会和尚，然“安史之乱”爆发，神会和尚因筹措军资有功，南宗这个新宗派重新得到朝廷认可，德宗敕封神会和尚为禅宗七祖，其师慧能则成为六祖。南宗禅倡导自性自度、顿悟见性的思想，突破了传统文学重现实、重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的影响，促使唐代文人关注自身心性的发掘，关注内心与自然的契合。故孙教授指出：“唐诗创作自初唐到盛唐逐步繁荣、形成了百花竞盛的局面，正与‘东山法门’创立到南宗禅出现这一发展暗相呼应，表明二者在思想背景上有共同之处。”（《禅思与诗情》，第65页）不同于用感官去感受世间万物，南宗禅主张心若虚空，以此心关照世间万物。这样，外境转为内识，值得品味的不是外境，而是心境，这给时代优秀的文人如“诗佛”王维、“诗圣”杜甫等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向。王维出自信佛家庭，其母崔氏师事普寂禅师三十余年。王维与神会和尚有长期交往，与南北两宗禅僧都有往来，晚年居辋川，过着半官半僧的生活。南宗禅对王维的影响是深刻的，他不仅自述：“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而且给后世留下了不少充满禅趣、禅理的佳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酬张少府》）、“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等等。而杜甫与王维不一样，他怀抱经世济民的理想积极用仕，是贯彻儒家“诗教”的典型。关于杜甫诗歌创作的特征，多集中于“沉郁顿挫”，鲜有人论及佛教特别是当时正在兴起的禅宗对杜甫创作的影响。孙昌武教授慧眼独具地指出，“安史之乱”后，杜甫在长安居官的短暂期间和居住成都草堂两个时期写下不少富于禅意的小诗，而“杜甫在四川时，正是净众宗、保唐宗兴盛时，他的创作中表现的思想倾向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与这种禅思想的发展有关系”（《禅思与诗情》，第92页）。杜甫《江亭》中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二句，后来传诵禅林，成为禅师们谈禅的话头，即使今天读来，仍觉意味深长。禅宗对唐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然而“从‘东山法门’到南宗禅，新的禅思想已发展为影响深远广大的社会思潮。它作为盛唐那种开放自由、恢弘博大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宗教领域之外。”（《禅思与诗情》，第95页）像杜甫这样生活困顿的诗人仍能持守自心，实得益于禅宗心性理论对其精神的支持。二、洪州禅、分灯禅与中晚唐文学革新运动慧能、神会和尚的南宗禅得到朝廷的认可，各地新起的佛教宗派纷纷打出南宗禅传人的旗号，建宗立派。如在洛阳以神会为初祖的菏泽宗、在润州以法融为初祖的牛头宗、在江西出自青原行思和石头希迁的石头宗、在四川成都的净众宗、保唐宗，在江西以道一为初祖的洪州宗等等。其中，四川和尚道一于大历年间（768—779）移住洪州（今江西南昌）开元寺，以此为中心开创出新宗派“洪州禅”。此宗门徒极盛，中唐以后社会上流行的基本上都是马祖道一的洪州禅。他本人俗姓马，也被尊为“马祖”。洪州禅思想是继承“东山法门”、早期南宗禅的理论发展而来，其主要观点有三：一是即心即佛，二是非心非佛，三是平常心是道。此禅法鼓励众生相信自心是佛，这样既不需要“东山法门”的“觉心”“安心”，也使早期南宗禅的“见性”“顿悟”失去了对象，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佛教中佛和菩萨的权威性。然而执著于“即心即佛”仍是边见，说“即心即佛”只是止心向外驰求，因为心若是佛，无需即它；心若不是佛，亦无需非它。此禅法落实于生活实践，主张行住坐卧，应机接物，都是道，提倡以“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入矢義高编《馬祖の語錄》，禅文化研究所，1984年版）的平常心，直会此道。这种思想与老、庄、玄学所追求的“自然”极为吻合，落实于实践既形成了狂放不羁、自在奔放、“不受人惑”的思想风气，又产生出任运随缘、无事闲道人的消极无为思想。洪州禅坚持了禅宗一贯的对个人心性的肯定和对传统权威的反叛精神，发挥出扫荡传统佛教经义的强大威力，会昌年间唐武宗的灭佛与此思想启发不无关系。中晚唐时期文人继承了亲近禅宗、禅僧的传统，洪州禅的发展促进了诗与禅的进一步交流。贞元、元和年间，与洪州禅发展相应的是中国文学迎来了“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主张宗经明道的文体改革运动，实则是宣扬政治主张，复兴儒学。此运动亦得到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的积极响应。如果说初唐“四杰”、陈子昂等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李华、元结等人继起，韩柳等人则为“中兴”。开创“以文为诗”、发出“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之声的韩愈作为唐代辟佛文人的代表，遭贬潮州时曾写下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语极凄切，意却极潇飒。其中“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坚定决绝和“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的淡定自在，是韩愈对自身独立价值的强烈意识和真切表达。中晚唐时期文人的这种观念变化，孙昌武教授认为“是与禅宗的众生平等的心性说，特别是与洪州禅‘平常心是道’的禅思想相吻合的。当时的禅思想在理论上给他们提供了支持，在心理上也提高了他们的自信”（《禅思与诗情》，第134页）。然而在韩愈和同样辟佛的李翱宣扬儒家思想的著作中，仍不难发现他们对“性”、“情”的阐释明显是受禅宗心性思想影响。而柳宗元对佛教虽也有深刻批判，但并不是根本排斥。他读佛经，与南宗禅弟子交往，为六祖慧能写下《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文。柳宗元对佛教采取的是一种学习和借鉴的态度，“对于禅宗的积极的心性论，柳宗元使之与儒家性善论相和；对于禅宗的消极的偶像批判，他引伸出元气一元论的唯物观念”（《禅思与诗情》，第151页），而正是这种开阔的“统合儒释”的思想，使他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白居易和元稹则是“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他们热衷习禅。中唐时期朝廷政争激烈，然白居易却能保持基本平顺，这与他和禅门中人精神相契，深刻领悟了洪州禅“平常心是道”的思想精髓有密切关系。白居易不仅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形成了庄禅合一的人生观：他一生诗酒琴歌，旷达超然，活成了士大夫们羡慕不已的“达者”。白居易与禅的关系，孙昌武教授还有更开阔的思考，他说：“洪州禅又具有向儒家性理学说靠拢的性质，这也表现了禅思想在中国思想土壤上向前发展的轨迹。它为以后宋儒创造明心见性的新儒学理论做了准备。”（《禅思与诗情》，第206页）洪州禅在发展过程中，除了继承传统，强调自身心性，与儒家修身思想多有相通之处，还出现了与道家“自然”相结合，主张无修之修的“非禅”的思想倾向。禅宗发展到晚唐五代，形成了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个各具特色的新宗派，“五家”都是秉承南宗禅而来，故称五祖“分灯”。与早期禅宗的发展是得到新进的具有革新意识的庶族官僚文人的支持大不相同，支持“分灯禅”主要是贵族和地方割据的军阀。虽然“分灯禅”各有各的宗门思想和学风方法，但阶级基础的变化使得禅宗自身性质和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依靠贵族与军阀的力量发展起来的“分灯禅”丧失了积极进取的动因，其思想也逐渐贵族化、形式化。因思想匮乏所以转而讲究言句技巧，以至机锋与公案一色，拳打共棒喝齐飞。孙昌武教授尖锐地指出：“中唐以后的禅思想所发展的主要是批判、否定的方面。在反对佛教义学的繁琐思辨的同时，却忽视了它所取得的理论与逻辑成果。结果禅的理论思想变得很浅薄，以至到后来放弃了语言而只用拳打棒喝的怪异行动来表达。缺乏理论的深度，也大大限制了它的思想力量。”（《禅思与诗情》，第121页）一语中的。“分灯禅”的思想建树泛善可陈，已很难为文人提供新的精神资粮，然它开创出讲究言句技巧，用象征的、诗的语言“绕路说禅”的禅宗艺术。丛林里的这种斗机锋、说公案，强调“但参活句，莫参死句”（《五灯会元》卷十五《鼎州德山缘密圆明禅师》），启发文人注重诗歌“活句”、用“活法”进行论诗创作。晚唐诗人习禅风气更甚，与禅僧交往也多，互相酬唱喜欢用偈颂体。这种活泼泼的，不落“死语”的禅家言句技巧，对于后世文学新理论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影响。宋代著名文人如苏轼和黄庭坚，前者着重从禅宗理论吸取创作营养，后者则注重句法之妙，共同推动中国文学迎来新的发展高峰。三、小结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对宗教文化的认识集中在其负面影响，对其积极方面往往关注不多，探讨也不充分。唐代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政治、经济因素，不可忽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新运动，特别是佛教禅宗新思想的兴起对其发展的深刻影响。唐代思想文化空前活跃、文人诗歌创作成果丰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又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阶段，禅宗门派不断兴起，宗门思想和学风方法百花齐放。如果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看，禅宗革新运动与唐代文学彼此唱和，共同激荡，交相辉映，禅宗革新运动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及其创作的新变与发展。唐代兴起的中国禅宗既是宗教革新运动，又是思想文化运动。自“东山法门”提出全新的禅学思想和禅修方法，继之而起的南宗禅、洪州宗不断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这些新宗派结合传统的心性理论，与儒道思想融汇，扫荡了传统经论佛教，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心性修养为主的佛教，以至禅宗思想在唐代社会诸方面的思想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场宗教革新运动，影响远不止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中国儒学、道家哲学思想无不在与之碰撞交流中获得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研究课题，就连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渗透了禅宗革新运动的影响。孙昌武教授的专著《禅思与诗情》从阶级基础、文学新变、思想推动、社会发展等多角度、全方位揭示了中国禅宗革新运动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这场延续近三个世纪的禅宗革新运动值得铭记。(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看到西泠印社即将拍卖的新发现唐写本《王勃集》残卷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颇感意外，“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还在微信中转发过这个。”西泠印社2019秋拍于11月30日-12月1日至上海巡展，其中，新发现的唐写本《王勃集》残卷引人关注。该写本为唐代7世纪末8世纪初写本，为最新发现的王勃集佚篇断简。王勃为“初唐四杰”之首，是唐代文学史上的开篇人物，其《滕王阁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诗文流传千古。关于王勃文集，新旧《唐书》、《崇文总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书目皆著录为三十卷，宋《郡斋读书志》、元《文献通考》则为二十卷，洪迈《容斋四笔》曰“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可见其文集至南宋已有散佚，而今更无宋元刻本存世，敦煌文献中也未见王勃集的片言只语。目前，日本尚存王勃集唐写本残卷四种，分别为上野本、富冈本、神田本、翰墨城本。而这件《王勃集》残卷，从书法、内容、纸张、行款、尺寸、背部字迹、保存状况等方面仔细比对，可知此卷与日藏四种唐钞本为同一写手。“该写本残卷为《王勃集》是没有问题的。之前的各种文献，都没有收录过这个内容。” 陈尚君介绍，王勃的文集没有敦煌写本或宋刻本留下来，一般见到的都是明清辑本。“他的文集最初应该有三十卷，从残卷内容来看，应该是比较靠前一点的卷次，肯定不是卷三十，因为卷三十是王勃的亲友的文章，不是王勃本人写的，而这一篇是王勃的作品，是一篇墓志。关于墓志主人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的史料考证。”在陈尚君编写的《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中，也根据日藏唐钞本收录了王勃的佚篇。他认为，今后如有机会修订，此次发现的“西泠本”《王勃集》残卷在整理研究后也将会收录进去，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