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所

日前，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功能材料中心主任刘小钢教授团队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成果首次提出了一类全无机钙钛矿纳米晶闪烁体，其在X射线辐射下可产生较强的辐射发光，发出颜色连续可调的全色域可见光，并由此实现了对X射线的超灵敏检测与高分辨成像，解决了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技术挑战。闪烁体材料是X射线成像技术中的核心材料，它可吸收高能量的X光子并将之转化为低能量的可见光，以实现X射线的检测与成像。传统的闪烁体材料受限于高温合成、难以在柔性基底上大面积制备、成本昂贵、发光效率有限、辐射发光波长不易精细控制等问题。全无机钙钛矿纳米晶闪烁体的发现克服了这些技术瓶颈，其不仅在X射线激发下可高效发光，而且可在低温溶液法下制备，成本较低，辐射发光波长在可见光区域内任意可调。此外，该类钙钛矿纳米晶闪烁体的发现为制备大面积柔性闪烁体膜提供了可能性，极大地提高了X 射线检测与成像灵敏度，降低X射线在医学诊断和X光机安全检查等方面的辐射使用剂量，使得基于X 光的应用更加安全。这类新型闪烁体材料在医学诊断、国防、安检、半导体工业等高、精、尖技术领域均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记者了解到，刘小钢领衔的研究小组已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1协同创新中心、苏州市纳米专项等多项科研项目，刘小钢本人发表过国际期刊论文12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3项，曾获新加坡总统科学奖(2016)、英国皇家化学会新科学家奖(2012)等。

本报南京12月6日电 (记者贺广华、王伟健)江苏苏州纳米技术国家大学科技园内，科研人员正在绘制灵长类全脑的三维图谱，每一根神经纤维、每一条血管都清晰可见。这是华中科技大学(苏州)脑空间信息研究院“全脑网络可视化”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像这样的科研大院大所，在苏州工业园区已颇具规模。从1994年建园至今，苏州工业园区先后引进中国科学院纳米研究所等“国字号”科研院所10余家，哈佛大学韦茨创新中心等合作创新平台20多家，微软、华为等研发机构近500家。产学研协同创新，成为苏州工业园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产业园区，为何要引进脑科学的基础性研究单位？”面对记者的提问，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吴庆文表示，基础性研究虽然短期内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却是创新的原动力，工业园就是要实现引智做加法、创新做乘法。 大院大所成为创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里，全球首例人手足口病基因工程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在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里，柔性可穿戴电子及其应用、石墨烯气凝胶智能纤维、薄膜光伏界面材料、DNA—蛋白质多级可控组装等研发取得重要进展……随着越来越多研发机构进驻，苏州工业园区形成科研院所服务企业研发的协同创新机制。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珅说，借助中国科技大学苏州研究院的实验设备及场地，近10年来公司投入7000多万元开展产品研发，生产的高分子聚酯树脂材料已出口海外，性能不输国外同类产品。创新资源的集聚，带动苏州工业园区新兴产业蓬勃发展。2017年，园区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应用三大新兴产业的平均增幅超30%。同时，苏州工业园区不仅在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考评中蝉联第一，还在全国高新区排名中上升到第五位，并跻身科技部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 【编辑:邢天然】

苏报记者朱琦31所中外知名高校（研究院）集结汇聚，15家“国家队”科研院所群星闪耀。作为国内中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度最高、获批教育部国际化合作项目最多、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最前沿、产学研融合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近年来，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不断深化与大院大所合作对接，创新合作模式和内容，加快成果转化步伐，持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实力天团”成绩亮眼原创科研和成果转化同向发力在2020年11月召开的大院大所合作发展大会上，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实力天团”格外抢眼——不仅区域荣获“产学研合作示范区”称号，区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苏州药物创新研究院入选“产学研合作示范载体”，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榜“产学研合作示范企业”。坚持原创科研和成果转化落地同向发力，亮眼成绩之下，科教创新区以大院大所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愈发清晰。成立于2015年的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苏州药物创新研究院，是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引进的重点平台型项目。去年3月，中科院上药所苏研院成立的生物医药领域众创空间正式获评生物医药领域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作为创新项目集聚和孵化基地，截至目前，苏研院众创空间已引进孵化项目公司累计超60家，总体对外技术服务收入累计超5亿元，累计申请及授权各类发明、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超过200件，在研新药超过40个，5个新药项目进入临床阶段。大院大所的数量不仅是衡量科创水平的重要指标，而且是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是高端“智囊团”，更是非凡“朋友圈”。中科院苏州纳米所是苏州工业园区第一家国立科研机构，可以说是园区纳米产业创新的源头。纳米所建设的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这一重大科技平台，吸引了100余所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国内半导体领域的龙头企业，成为基础科技创新与应用研发的重要支撑。目前，该项目已列入新一轮江苏省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项目库入库项目。以前端科技创新引领，促进产业集聚。通过公共平台促进区域产业集聚与发展，苏州纳米所加强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势转化和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紧密结合。仅2020年，公共平台服务机时近15万小时，总服务额超1亿元，培训人员达2500余人次。苏州纳米所还是苏州市微纳加工实训基地，培养并向周边企业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高技术人才，为纳米科研发展和纳米技术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人才支撑。中科院微电子所苏州产业技术研究院、苏州中科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等科研院所聚焦集成电路产业方向，充分发挥创新策源地作用，在以“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为核心的产业链条上，在人才培养、产品工程研发服务、成果转化、产业化及创业孵化等方面提供源头支撑。园区集成电路产业已成为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较完整、企业集聚度较高、人才储备和技术开发水平较领先的区域之一。孵化高科技企业80余家，在孵企业员工880余人，总融资超8亿元人民币……聚焦AR、生物3D打印等前沿技术，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以原创性研究为基础，以应用性开发为导向，在环境与能源纳米科技、智慧医疗技术、大健康生物与食品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与20多家公司达成科技成果转化意向，通过产业化，用科技赋能区域创新升级。向大院大所要内生动力聚焦“一号产业”注入“源头活水”哪里需要创新策源动能，大院大所的科创资源就辐射到哪里。聚焦生物医药“一号产业”，科教创新区不断迎来“高光时刻”，加速蓄积的人才“源头活水”，为提升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加码助力。打造科创高地，人才是内生动力。去年11月，由苏州工业园区与西交利物浦大学合作共建的西浦慧湖药学院挂牌成立。西浦慧湖药学院设置药物科学系、药学系、生物技术药系3个科系，计划于今年录取首届学生，首届即覆盖本科、硕士、博士3个学历阶段。同时，西浦慧湖药学院将整合职业院校资源，满足本土生物医药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打造贯通“大专到博士”的人才培养路径。同时，西浦慧湖药学院注重在科研方面呼应苏州本土产业的研发诉求，计划在新型治疗药物与方法、人工智能在医药领域中的应用、临床药学3大方向开展基础研究。此外，西浦还搭建了生物医药相关学科集群和创新平台，为西浦慧湖药学院未来的核心教学、科研和成果转化奠定了实质性基础。筑牢“智力基座”，打造产业升级引擎。2019年，科教创新区在与中国药科大学合作建设专业硕士实践基地基础上，新增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训计划”企业实训项目，成为药科大校外基地中首个非企业类型单位。去年，针对生物医药产业当前的特点，科教创新区创新打造了技能型、专业型、研发型三类实训基地。去年6月，中科院上药所苏研院、东南大学苏州校区、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3家单位挂牌成为科教创新区首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其中，外包学院与辖区企业金唯智联合建立“定向班”、共建“学徒培养体系”，逐步构建校企协同体系；东南大学苏州校区通过与地方生物医药企业建立校企联合研发中心、产业和技术联盟、研究生工作站等平台，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撑和人才培养服务；中科院上药所苏研院凭借其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为“一号产业”提供药物研发、投融资对接等服务，全力培养成果产业化运营管理人才。增加创新源头供给加快成果转化助推产业创新发展创新资源汇聚、创新人才集聚、创新成果积聚。在大院大所带动下，科教创新区的创新氛围愈发浓厚，产业发展焕发勃勃生机。2018年11月落户科教创新区的牛津大学高等研究院（苏州）是牛津大学建校850多年来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多学科研究、创新和技术中心。15位来自牛津大学数理学部的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带领在全球范围内招聘的优秀科研人员，聚焦生物医学工程与医疗健康、环境与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与功能材料、数学建模与数据分析等领域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去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牛津大学高等研究院（苏州）院长崔占峰教授及首席科学家黄巍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全身心投入到新冠病毒快速检测技术的攻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研发出高灵敏度的新冠病毒核酸快速检测技术，基于该技术的研究院首个衍生公司也随之诞生。去年10月，新冠病毒核酸快速检测试剂盒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等地投入使用。旅客离境前可以自费进行检测，一个小时之内即可得到结果。成果转化硕果累累。致力于大数据工具产品和数据应用研发的苏州国云数据公司，2011年诞生于中国科大苏州研究院的研究生寝室，联合创始团队成员全部来自中科大软件学院，2017年下半年完成1.08亿元的B轮融资。其核心产品大数据魔镜是集数据集成、开发、治理、分析、挖掘、可视化于一体的一站式DT平台。中国科大苏州研究院软件学院08级学生田永振联合创立苏州联康网络有限公司（掌上药店），是目前国内最重要的在线药事服务平台，连接5万家线下药店、1万名注册药师，为数百万用户提供专业的药品类服务，2018年度平台GMV 过亿元。目前已完成B轮数融资。大院大所带来的创新源头高端要素集聚，使科教创新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底气更足。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党工委书记许文清表示，下一步，将紧密围绕区域产业布局，进一步发挥大院大所科研实力强、人才资源集聚度高的优势，释放优质平台“磁吸效应”，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图为重庆两江新区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签署协议。重庆两江产业集团中新网重庆10月10日电(刘心羽 甘亦非)记者10日从重庆两江产业集团获悉，中国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新区——两江新区已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正式签署共建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以下简称“重庆研究院”)的战略框架协议，该研究院将落户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互联网园(二期)。这是继苏州研究院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中国设立的第二所研究院。公开资料显示，在最新的“2019年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新加坡国立大学位列亚洲第1、全球第11，共有17所学院，设有3所卓越研究中心及30所大学层级研究机构与中心。重庆研究院将结合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及两江新区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位及发展方向，围绕先进材料和制造、信息工程与技术、现代(智慧)物流、金融和风险管理等重点科研发展领域，重点开展高端研发平台、高新产业孵化基地和教育培训中心建设。在高端研发平台方面，重庆研究院将设先进材料和制造研发平台、信息工程与技术研发平台、现代(智慧)物流研发平台、金融和风险管理研发平台等4个高端研发平台。其中，先进材料和制造研发平台主要开展先进材料在环境能源、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及产业化工作，为成果快速转化和推广创造条件；信息工程与技术研发平台将结合两江新区发展需求，开展系统建模分析、先进芯片设计、网络信息服务、机器人与车辆控制、智能信息处理等领域的研发创新工作；现代(智慧)物流研发平台将借鉴新加坡智慧化城市的理念，针对重庆物流发展的需要，推动适应环保要求的现代化物流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金融和风险管理研发平台将依托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专业金融知识和研究成果，结合重庆及两江新区灵活开放的融资机制，助力重庆市及两江新区发展为国内重要的功能性金融核心区。记者了解到，重庆研究院将创办高新产业孵化基地，引进新加坡及世界发达地区的高新初创企业，为其提供发展平台，利用西部快速发展的市场，结合重庆便捷的物流服务、IT人才资源，实现经济、社会、企业和人才共同发展，吸引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高科技企业入驻，积极开展知识产权相关培训课程，推动新加坡与中国西部企业的技术转移与转化。此外，重庆研究院将设立教育培训中心，开展高端技术和管理人才培训，开发设计符合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培训项目，以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帮助重庆的科技人才提升专业知识、拓宽国际视野。该项目属于中新合作重大项目，其落地对重庆市中新互联互通合作起到示范性作用。重庆研究院将为重庆在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引进、产业转型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撑，丰富重庆优质的高教创新资源，助推全市国际合作进程。

新华社新加坡12月6日电（记者王丽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他说，疫情期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双方贸易额达4818亿美元，显示出中国-东盟经贸联系的韧性及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4月15日，在广西凭祥市江楠农产品智慧交易中心，工人搬运来自东盟国家的水果。（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他表示，RCEP的签署有助于推动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东盟国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加速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东盟国家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余虹看来，RCEP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拓展区域内市场注入“强大动力”。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贸易等领域有着巨大合作潜力。未来东盟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东盟国家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及广阔市场所蕴含的商机。11月30日，为期4天的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谈到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余虹说，东博会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东盟国家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了解东盟国家市场需求、发掘商机。他表示，今年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契合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数字经济也是东盟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未来该领域合作将成为双方经贸和投资增长新的推动力。【来源：新华社客户端】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本报南京12月6日电(记者贺广华、王伟健)江苏苏州纳米技术国家大学科技园内，科研人员正在绘制灵长类全脑的三维图谱，每一根神经纤维、每一条血管都清晰可见。这是华中科技大学(苏州)脑空间信息研究院“全脑网络可视化”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像这样的科研大院大所，在苏州工业园区已颇具规模。从1994年建园至今，苏州工业园区先后引进中国科学院纳米研究所等“国字号”科研院所10余家，哈佛大学韦茨创新中心等合作创新平台20多家，微软、华为等研发机构近500家。产学研协同创新，成为苏州工业园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产业园区，为何要引进脑科学的基础性研究单位？”面对记者的提问，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吴庆文表示，基础性研究虽然短期内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却是创新的原动力，工业园就是要实现引智做加法、创新做乘法。大院大所成为创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里，全球首例人手足口病基因工程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在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里，柔性可穿戴电子及其应用、石墨烯气凝胶智能纤维、薄膜光伏界面材料、DNA—蛋白质多级可控组装等研发取得重要进展……随着越来越多研发机构进驻，苏州工业园区形成科研院所服务企业研发的协同创新机制。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珅说，借助中国科技大学苏州研究院的实验设备及场地，近10年来公司投入7000多万元开展产品研发，生产的高分子聚酯树脂材料已出口海外，性能不输国外同类产品。创新资源的集聚，带动苏州工业园区新兴产业蓬勃发展。2017年，园区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应用三大新兴产业的平均增幅超30%。同时，苏州工业园区不仅在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考评中蝉联第一，还在全国高新区排名中上升到第五位，并跻身科技部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人民日报》( 2018年12月07日01版)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我们立刻删除。

江苏苏州纳米技术国家大学科技园内，科研人员正在绘制灵长类全脑的三维图谱，每一根神经纤维、每一条血管都清晰可见。这是华中科技大学（苏州）脑空间信息研究院“全脑网络可视化”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像这样的科研大院大所，在苏州工业园区已颇具规模。从1994年建园至今，苏州工业园区先后引进中国科学院纳米研究所等“国字号”科研院所10余家，哈佛大学韦茨创新中心等合作创新平台20多家，微软、华为等研发机构近500家。产学研协同创新，成为苏州工业园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产业园区，为何要引进脑科学的基础性研究单位？”面对记者的提问，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吴庆文表示，基础性研究虽然短期内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却是创新的原动力，工业园就是要实现引智做加法、创新做乘法。大院大所成为创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里，全球首例人手足口病基因工程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在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里，柔性可穿戴电子及其应用、石墨烯气凝胶智能纤维、薄膜光伏界面材料、DNA—蛋白质多级可控组装等研发取得重要进展……随着越来越多研发机构进驻，苏州工业园区形成科研院所服务企业研发的协同创新机制。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珅说，借助中国科技大学苏州研究院的实验设备及场地，近10年来公司投入7000多万元开展产品研发，生产的高分子聚酯树脂材料已出口海外，性能不输国外同类产品。创新资源的集聚，带动苏州工业园区新兴产业蓬勃发展。2017年，园区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应用三大新兴产业的平均增幅超30%。同时，苏州工业园区不仅在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考评中蝉联第一，还在全国高新区排名中上升到第五位，并跻身科技部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记者贺广华、王伟健）

OSCAR首任院长、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崔占峰在揭幕仪式上讲话。随着牛津大学高等研究院（苏州）在11月下旬隆重入驻苏州工业园区的独墅湖科教创新区，江苏科技界的“朋友圈”又增加了一个重磅级好友。近年来，新型研发机构在我国呈井喷式发展，为打开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的通道提供了宝贵路径，也为我国集聚国际顶尖人才、实现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全国的新型研发机构已达上千家，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尽管机构规模大小不一、运作模式各不相同、技术产业各有侧重，但整体来看普遍呈现国际化、实体化、资本化三大发展趋势。招才引智，“国际研究院”纷纷落户坐落在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内的牛津大学高等研究院（苏州）（OSCAR），是牛津大学800多年来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实体法人的多学科研究、创新、技术中心，在第一阶段，12位牛津大学学者已被选为学术带头人，负责建立研究项目组，并将来到OSCAR监督研究工作，每年在苏州待上两个月时间。俄罗斯科学院功勋院士、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的沙赫诺夫瓦季姆教授，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往来于莫斯科和南京。6月签约，7月注册备案，11月正式“落户”——由他领衔的俄罗斯顶尖高校院士团队，与当地政府和科技企业共同组建了南京华曼信息技术研究院。“我们将在智能探测和传感、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智慧医疗和健康等方面开展核心关键技术和创新系统集成研发工作，加快新型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沙赫诺夫院士说。“石墨烯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去年带领团队组建了南京鼎腾石墨烯研究院，自持三成股份。“这是两位诺奖得主在英国以外成立的唯一一个研究院，康斯坦丁每年都会来南京两三个月，深度参与研究院的工作。”研究院董事长赖中平博士介绍。“新加坡国立大学先后向苏州派驻了几十位顶尖科研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结合苏州产业发展需求，全身心投入到研发和技术转化工作中。”苏州独墅湖科创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蒋卫明说。据介绍，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外第一家的实体研究院，围绕“纳米材料、生物医学、能源与环保科技、先进电子器件、软件工程、农业与食品科技、人工智能”7个科研领域，已建立16个科研小组。近年来，江苏、广东、北京、浙江、安徽、重庆、河北等地鼓励新型研发机构的政策持续加码。光南京一地，一年多来就新增了182个新型研发机构，其中超过1/3的机构引入国际团队，包括3名诺贝尔奖得主，52名国内外院士等一批全球顶尖专家，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助力“科学”到“技术”的转化有关专家指出，国际研究院能够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带进来，在科研成果转化上激发出强劲实力，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半导体、新材料等国际竞争较为激烈的关键性领域，国际化显得尤为重要。在OSCAR揭幕仪式上，牛津大学数理学部战略研究经理马丁艾德蒙兹说：“与产业界密切合作能帮助我们识别并确定有趣的研究领域，加强我们在英国的研究工作。我们将得以开发出一系列创新技术，比如数码健康、产业环境修复，并带来现实的利益。”沙赫诺夫院士则认为，俄罗斯的技术研发在国际上排名靠前，核心技术有，但是产业化能力薄弱，而中国的创新土壤肥沃、产业化氛围浓厚，希望能结合双方优势将科研成果落地。而国际研究院的创新制度设计、新型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也激发了科研人员转化成果的热情。以华曼信息技术研究院来说，沙赫诺夫院士团队占60%股份，当地企业占30%股份，地方政府占10%股份，完全采用企业化的运作模式。“我们的定位就是输出技术和面向市场搞研发，走的是集自主研发、孵化企业、引进人才、人才培养、开放式试验平台于一体的发展模式。”该研究院院长董戈说，虽然研究院才刚刚成立，但已利用沙赫诺夫院士带来的两项科研成果：乳腺癌多频段诊断仪和远程监控机器人，成功孵化了两家高科技企业。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则已孵化高科技企业63家，帮助20名企业家申请到各级创新人才称号，并帮助6家企业获得千万级别的融资。不到两年时间，诺奖得主参股的鼎腾石墨烯研究院已设立四大研发中心、9间实验室，并孵化出鼎腾石墨烯照明、百杰腾等科技公司以及多项石墨烯应用产品。国际研究院除了带来创新技术，更重要的是能链接全球资源。华曼信息技术研究院的俄罗斯朋友圈在不断扩大，已与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圣彼得堡信息光机大学、喀山工业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签订合作协议，获得150余项专利和项目授权。近年来，技术到产品的通道基本顺畅，科学到技术的转化环节则成为瓶颈，“这个环节的工作就需要我们这类研究院来做。”董戈告诉记者，“以前在高校里，很少面向社会做项目，走访调研了很多企业后发现，成果不能停留在实验室，我们需要面向市场调整自己的定位。比如语音识别，在实验室识别率很高，但是实际运用中识别率降到很低，那么，怎样在嘈杂环境中提高识别率，进行科研成果的二次开发，是我们要做的事。”自我造血和生存机制的成长是重点把实验室的成果变成大批量的产品，是高技术、高风险、在短期内可能很难见成效的工作，绝大多数科研人员无法承担其中风险，此时，政府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南京不但是一个美丽的古都，还是一个创新城市，对国际间的技术转移有很多优惠政策和条件。”沙赫诺夫院士说。据了解，华曼信息技术研究院落户南京，地方政府给予了连续3年资金、科研和办公用房、人才公寓等政策支持。蒋卫明则认为，苏州独墅湖科创区除了优惠政策，还“一站式”提供投融资、项目申报、企业认定、知识产权等服务，打通了政府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而政府支持也并非“无条件”。“我们承诺每年引进1个院士和5个高端人才、孵化企业5-10家，此外还有专利、产值、税收等方面的要求。”董戈说，他认为，依靠政府输血的平台活不好、活不长，研究院的最终目标是自给自足。对于国际研究院的发展，蒋卫明有更多的感悟，他提出以下一些建议：国际研究院应解决先进技术与园区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衔接问题。国外的科研和创业团队对中国的转化制度和体系缺乏了解，对产业环境和技术人才诉求还需要熟悉，如何做到先进技术的快速有效转化，需要从国际研究院设立之初就充分调研，找到结合点。政策补贴都是阶段性的，国际研究院应研究自我造血和生存机制，了解自身的核心业务和价值，利用本部的特色优势制定出落地研究院的发展路径，扬长避短，错位发展，形成自有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存之路。建议国际研究院与国内各高校、科研院所和研究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之间取长补贴，在体制机制、科研、人才、师资等各方面进行资源互通，平台共享，协同发展，使国际化融入到研究院的日常运作和管理中。本报记者 蔡姝雯 孙 庆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王雯雯】“我们带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进入2020年。”去年底，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新年贺词中这样说。但他不会想到，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会突发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不分贫富，无论大小，各国的治理能力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它让很多人联想到制度之争。通过这场考试，我们能学到什么？除了疫情，正如古特雷斯所说，世界本就充满不确定性，这个世界的演变有哪些趋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从当下的疫情出发，详谈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疫情挑战——各国政体国情不同，但面临五大共同问题环球时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您认为这场疫情将给各个国家和全球的治理带来哪些教训与挑战？是否会对一些国家今后的发展路径产生重大影响？郑永年：疫情对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都构成严峻挑战，不管是怎样的政治制度。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抄”另外一个国家的“作业”。照抄照搬并不可行，每一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最有效的治理模式。从各国情况来看，尽管国情不同，但又表现出很多普遍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需要面临这些共同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五大方面：一是政府应对是否及时、能力是否足够;二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三是专业机构的权威与政治的冲突;四是媒体的权力;五是社会力量。疫情引发的对中国治理体制的讨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人们对中国举国体制的有效性感到惊讶，认为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以如此大规模的举国动员来应付大规模的疫情。另一方面，很多人把疫情扩散的根源指向中国的集权制度，认为地方政府早期的瞒报、抗疫不力和社会力量缺少有效参与是重要原因。这一争论的焦点本质上是对集权和分权的讨论。分权者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的体制是分权的，是否可以避免新冠病毒的扩散？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中国的集权主要体现在组织、意识形态、军队和外交等方面，但在社会保障、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社会服务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是分权的。此外，在疫情发展过程中，信息公开与否与集权没有矛盾，分权不见得有利于信息的公开。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中，分权意味着信息的地方化。信息的公开实际上和集权是成正比的，或者说，中央集权有利于信息向全国公开;如果信息没有公开，是体制其他方面的原因，和中央集权没有关系。不过，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在向社会分权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通过向社会分权，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不能通过向社会分权来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公民，政府就必须承担本来应当可以让社会来承担的责任，造成政府负担过重的现象。总的来说，各国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最有效的抗疫模式和治理模式。就制度建设而言，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任何制度都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和改革自己。制度的演进，永远不会有“历史终结”的一天。西方政体——一大问题是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人一票”就好像计划经济环球时报：您认为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将会是怎样一个时代？世界面临哪些重要的变化？郑永年：未来十年将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以往国际关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会日益高涨。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该如何解决？现在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方案。西方的政治形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是18世纪诞生的，但今天全球社会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概括出“ABCD”四样东西，它们会对西方政治生态产生很大影响：A是人工智能(AI)，B是区块链(Block Chain)，C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D是大数据(Data)。很多年前我就说过，互联网可能将取代西方类型政党，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平台，基于手机的移动互联网也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远离政治圈、靠手机和社交媒体而非传统政党实现崛起的政治领导人，或者“局外人”。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也面临很大挑战。现在西方国家的一大问题是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以前他们是精英民主，现在是大众民主，这其实是最保守的民主，谁都可以说话，谁都可以抗议，谁都可以做什么，但谁也都没法真正干成什么事情，这几乎是整个西方的现状。“一人一票”就好像计划经济，初心是好的，想要实现经济和政治权利上的人人平等，但这里有一个假设，即每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分析能力是一样的，每个人的贡献是一样的，每个人在做选择时都会理性地同时照顾到个人和公众利益。但这些在现实中都是做不到的。西方的政治变化将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但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主流的研究圈中。环球时报：那您认为未来西方的政治制度到底会向哪个方向演变？现在中美的博弈有制度之争的意味吗？郑永年：我觉得中美之争的背后就是制度之争，但这没什么可怕的。中国很多人幻想，中国的制度有一天会变成美国的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或西方的制度在西方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成功，在中东没有，在拉美没有，在非洲更没有，尽管纸面上，这些国家好像有多党制、宪政、一人一票式的民主等。日本的发展挺成功，但自民党长期执政，很多美国人不认为日本是西方式民主。像台湾这样真的想走西方式民主的，却实际上走不远：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但现在台湾连新加坡的一半都不到，新加坡显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中国现在找到了自己的模式，我们可以学美国，但我们永远不会把自己变成美国那样的制度，美国也一样。我一直在思考，未来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政体才是一个好政体？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称之为专制的那些政体纷纷被推翻，但大众民主现在看来解决不了问题。我想未来一种混合的政体可能才是最好的：该集权的地方就要集权，因为随着各种要素的流动，国家主权和对社会安全的保障越来越重要;该分权的地方要分权，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老百姓势必要参与更多公共事务。这就如同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也都是混合体一样，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国有部门比例都很大，未来的政治形态或许也会越来越与这一经济形态吻合。中国发展——国家大了后，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环球时报：尽管贸易战暂时熄火，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却越来越明显。中美关系是否注定会有更多波折？郑永年：对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很多人认为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始，我想的确有很多方面呈现这样的趋势，比如中美现在在科学技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还有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等，这些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很情绪化的。当美国感觉中国和它“相向而行”时，它就非常开心，同情中国，也愿意帮助中国，但当它感觉中国跟美国不是“相向而行”，甚至是“逆向而行”的话，它会特别气愤。很多年前，我在波士顿请教过(美国政治学家、著名汉学家)白鲁恂教授：“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情绪化？”他说美国就是一个“使命型”的国家，总想要改变其他国家，尤其当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个世俗国家，就更加觉得要改变中国。但问题是它改变不了中国。对于中国，有一种论调是，我们是不是太高调了，是否放弃了韬光养晦。我认为不是这样。我1981年上北大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也就是说在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是很容易的，但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你想藏都藏不住。我之前去澳大利亚访问，他们说中国人吃不吃龙虾会影响到他们国家的龙虾价格，一周吃得多价格就上去，一周不吃价格就下来。所以，国家大了以后，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脱钩”争论——只要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就不会完全脱钩环球时报：您如何看中美“脱钩”或“半脱钩”的说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可能无法避免，您怎么看？郑永年：以前老有人说，中美是“夫妻”，不会“分家”。这没有经验根据。现实中有些大城市的离婚率都快到40%了，说明夫妻也是有可能要分家的。事实上，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的互相依赖程度迅速上升，已经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其实这不是常态，如果参照美日和美欧之前的情况，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必然会有所降低。不过，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减少一点或者“部分脱钩”未必一定是坏事情。两个这么大的经济体相互依存得太紧密，任何一边动一下都可能会让对方感觉很“疼”。从另一方面说，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美就不会完全脱钩：第一，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中国没有封闭起来的理由，闭关锁国的路线已没有可能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总结的经验教训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几代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来看，这一点改变的可能性极小。而资本一定是朝着能赚钱的地方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让华尔街放弃如此诱人的市场是不可能的。从美国历史上看，一般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环球时报：高科技领域的“脱钩”也未必一定是坏事吗？郑永年：在高科技领域，首先，技术的传播和在各国间流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先进程度的问题。比如西方的某种技术从A升级到B了，那A就不再那么被需要，接下来A肯定会被传播出去;从B升级到C了，B也会被传播出去。这个过程不会终止。但是，各国都不想把最好的技术给别人，从以前到今天一直是这样，美国从来没有把最好的技术给过中国，同时中国也不是没有原创性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本来就一直是脱钩的，从来没有真正挂钩过。这个大背景不会产生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