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研究中心

巨鹿宋城研究院揭牌本报讯（薛剑）5月17日上午，我县隆重举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宋史研究中心巨鹿宋城研究院”揭牌仪式，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巨鹿宋城研究院院长姜锡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李金闯先生，副县长郭帅军出席活动。仪式上，巨鹿县人民政府和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书。李金闯、郭帅军共同为“宋史研究中心巨鹿宋城研究院”揭牌。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围绕巨鹿宋城研究开展全方位合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依靠自身的人才优势，为巨鹿县提供宋代古城研究智力支持、信息资料支持等，合作开展宋城研究、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合作出版研究成果；中心充分利用自身学术资源，推介巨鹿宋城，助推巨鹿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市场开发，合力开拓具有鲜明宋代风格和良好市场发展潜力的文化产业项目和旅游项目等；鼓励专家积极与巨鹿相关部门开展多种形式合作的课题研究，争取产出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扩大巨鹿在国内外的文化影响力。

首先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大学吗？大学（University），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是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术的高等学府。它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还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大学文化。河北大学简介河北大学是国家“小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是河北省唯一一所重点综合性大学。是中国中部地区重点支持的五所大学之一。学校占地2500亩，有本部、新校区和医学部等校区，建筑面积112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19亿元；共设有二级学院30所，90个本科专业；有教职员工3300多人，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5400余人，全日制本专科生约22000人。历史沉淀1921年，法国政府商请罗马教廷批准，由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的法国耶稣会士在天津马场道清鸣台，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1948年10月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立案，将工商学院改名为“私立津沽大学”。1960年夏，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教五字第258号通知决定，将天津师范大学改为综合性的河北大学，郭沫若先生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2012年11月，正式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这是河北大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获得荣誉截至2014年9月，学校共承担各级各类项目1300余项。其中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300余项，省部级项目600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教育部科技奖励二等奖1项、河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4项、河北省自然科学二、三等奖44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31项，授权发明专利114项。SCI等三大检索共收录论文4251篇，其中SCI收录论文2023篇。那么河北大学出过多少名人呢？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刘济舟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北省滦县人，交通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交通部技术顾问，土木和水运工程专家。河北大学还拥有着宋史根据2015年3月学校官网显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有《宋史研究论丛》（CSSCI来源集刊，每年一辑）、《宋史研究丛书》和《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已成为海内外宋史研究人才最集中、宋辽金史资料最丰富、宋史研究信息最灵通的科研机构，被誉为“宋史研究第一重镇”总结：以上就是为各位读者们详细了解河北大学，欢迎大家多多评论。

本报讯（薛剑） 5月17日上午，我县隆重举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宋史研究中心巨鹿宋城研究院”揭牌仪式，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巨鹿宋城研究院院长姜锡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李金闯先生，副县长郭帅军出席活动。仪式上，巨鹿县人民政府和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书。李金闯、郭帅军共同为“宋史研究中心巨鹿宋城研究院”揭牌。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围绕巨鹿宋城研究开展全方位合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依靠自身的人才优势，为巨鹿县提供宋代古城研究智力支持、信息资料支持等，合作开展宋城研究、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合作出版研究成果；中心充分利用自身学术资源，推介巨鹿宋城，助推巨鹿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市场开发，合力开拓具有鲜明宋代风格和良好市场发展潜力的文化产业项目和旅游项目等。

去年河北大学的历史学考研，由自主命题改为了313统考，当时很多同学纷纷哀嚎给复习增加了难度，由只考中国史改为了中国史+世界史都要复习。有部分同学，甚至换了学校，导致了今年河北大学历史学一志愿录取情况有些惨烈。一、2020年河北大学原定招生计划2020年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拟招生人数：中国史拟招生27人，5人推免中国古代史招收16人专门史招收6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招收4人世界史拟接收4人，1人推免2020年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拟招生人数：拟招生32人，5人推免中国古代史招收27人历史文献学招收5人2020年河北大学实际一志愿与调剂河北大学复试比例150%（一志愿和调剂）二、一志愿复试情况历史学院上线情况：中国近现代史复试2人，分数分别为367分，324分；世界史一志愿没有人上线。宋史研究中心上线情况：中国古代史方向复试只有1人。调剂复试情况：中国史调剂进入复试44人，其中最高分400，最低分367。世界史调剂进复试人数6人，调剂最高分418，最低分371三、河北大学招生单位介绍河北大学历史学招生单位有历史学院和宋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历史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 1945 年天津工商学院的史地系，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出任首届系主任。1946-1952 年，先后由方豪、王华隆、钱君晔、王仁忱任系主任。1953 年，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20 世纪 50-60 年代，涌现出漆侠、李光壁、傅尚文、周庆基、乔明顺、李鼎芳、葛定华等史学专家。1984 年获得全国第二批、河北省第一个博士点。1993 年中国古代史被河北省政府确定为重点学科。1996 年，历史学科被河北省政府确定为历史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2001 年建成河北省唯一的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 年，历史学被评定为河北省强势特色学科。2006年获批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2007 年，获准设立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10年，历史学获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中国史获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世界史、考古学获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3年学院参与建设教育部中西部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宋史与中外文明”项目。2016 年，中国史学科被河北省政府确立为建设国家一流学科序列。宋史研究中心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由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1923—2001）创建于1982年，原称宋史研究室，1990年扩建为历史研究所，2000年组建为宋史研究中心,2001年被教育部确定为“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目前是一个独立建制的以史学研究为主的研究教学单位。宋史研究中心自创建以来，主要从事宋辽夏金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中国古代政法史、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和学生培养工作，近年来又积极发展科学技术史、文献文书整理等学术方向，为中心学科学术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经过两代学者三十多年的辛苦耕耘，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图书资料、国际交流等方面始终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最新的历史学招生目录，在每年的9-10月份公布，大家复习备考的时候应该及时关注院校通知，如有变动，适时地调整自己的院校目标，平稳好自己的心态。更多院校信息，欢迎同学们多多关注，详情留言咨询哦~

宋史研究专家考察巨鹿宋城本报讯（王占强） 8月20日，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刘秋根教授、香港岭南大学刘光临、张雷教授一行3人来巨鹿考察巨鹿宋城。当天上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刘秋根教授、香港岭南大学刘光临、张雷教授，参观了巨鹿宋城出土的部分文物。刘光临教授看到巨鹿宋城出土的文物欣喜地说：这些文物太珍贵了，今天能亲手触摸一下宋代的东西，这感觉太好了！刘秋根一行还参观了巨鹿县爱华翰苑碑林，拜谒了巨鹿县三明寺妙严殿碑。刘秋根教授说：“北宋大观二年的水患，给巨鹿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地形地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宋代先民以巨大的代价为我们留下了这一劫后瑰宝，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最后，他们来到巨鹿宋城文化研究会，查看巨鹿宋城文化研究的相关资料。刘光临教授从宋朝历史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意义谈到巨鹿宋城文化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并对巨鹿宋城文化研究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平田茂树（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平田茂树（Hirata Shigeki）教授长期从事宋史研究，他在大阪市立大学举办的每月一期的“宋代史谈话会”，目前已经举办到了两百多期，每期都会邀请日本的宋史学者进行研究报告，俨然已经成为日本宋史研究的重镇。本次访谈邀请平田教授谈了他最近的研究和日本宋史研究的最新动态。日本宋史研究会每年都会有夏合宿活动，学者们在叙旧的同时也报告自己一年来的研究。今年在伊东的夏合宿报告会，您觉得有哪些亮点呢？平田茂树：日本的宋史研究会是从1976年开始，每年夏天举行三天的“合宿”，这已经有四十年以上的历史了。近年来筹备“合宿”时关注以下三点。第一，以设立共同课题的论坛形式进行讨论。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宋代的书信，邀请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来自大阪大学的浅见洋二和来自九州大学的东英寿两位先生，我们三人一起就宋代书信有什么特征、书信的用途、文集中的书信如何被收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二，邀请海外研究者一起进行讨论。去年邀请了三位台湾学者，今年从香港邀请了三名研究者参与。第三，邀请博士生以及博士后这些青年研究者进行报告，提高研究水平。这三项措施已经开展了几年，我切实地感觉到日本宋史研究的水平有所上升。您过去的一年多带领着学生精读洪咨夔的文集，这样的用意在哪里呢？平田茂树：台湾的黄宽重先生主张阅读文集。南宋史料当中，与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相类的史料非常少，因此需要解读文集。但是，读文集时不能只读文集的一部分，需要通读文集的整体内容。通过这些工作，南宋社会的全貌变得清晰起来。实际上，文集当中收录了诗词、公文书（劄子、奏、状、表、啟等）、记、序、题跋、书信、日记、墓志铭、行状、神道碑等不同的史料。一般来说，文学研究者关注诗词、记、序、题跋和书信这些史料，政治史研究者倾向于利用公文书、墓志铭、行状等材料。但是，这样的利用方法存在问题。接下来我从网络研究与史料之间的联系来说明一下。目前关于宋代网络研究的主要方向主要有：（一）政治的网络；（二）家族、宗族的网络；（三）思想、文学的网络；（四）交游圈。这些研究成果的四种取向，与它所使用史料的性质关系密切。例如第（一）种是有关北宋的新旧党、南宋的和战派等所谓“朋党”的研究，一般以《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正史、实录类史料为主，再结合相关材料进行分析。第（二）种，尽管明清以后的研究可以利用“家谱”、“族谱”的材料，但对宋史来说，仍是通过分析“墓志铭”、“神道碑”、“行状”等核心史料，推进婚姻圈、地方社会等问题的研究。第（三）种是思想史研究者、文学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方向。前者的目的是探明学派或思想形成的过程，以往主要利用的是《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等材料，但在近年越发重视对书信的分析，特别是朱熹和他的弟子或其他思想家之间往来的书信等等。而后者同样也在推进以诗和书信为中心的分析。第（四）种则是视角更加新颖的研究。除了一系列围绕交游的各种情况展开的研究以外，2015年台湾长庚大学召开的“游于艺：十一至十四世纪士人的文化活动与人际网络”学术研讨会也颇具代表性。几位与会的研究者展示了较新的研究方向，即利用“文集”所载的序、题跋、记、日记、书信等材料，考证宋元之际士大夫多种多样的交游圈以及文化活动。原本从（一）到（四）均非相互割裂的议题，但实际上，其研究结论总不免受到使用史料的性质的影响。例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韩明士（Robert Hymes）提出，与“中央志向型”的北宋精英不同，南宋的精英更倾向于在以自己乡里为中心的地域社会内缔结婚姻关系，并通过参与地域社会内部的各种事务获取自身的社会地位。这个“精英地方化”的学说在学界影响甚大。韩明士当时主要使用的材料是墓志铭，近似于上述第（二）种的研究方向。然而他的这一成果，撇开史料误读的问题，若进一步运用网络的研究方法，把（一）、（三）、（四）纳入视野，则必将看到不同于（二）的情形。也就是说，婚姻圈可以重叠于政治的网络、思想与文学网络或者交游圈等不同领域，那么反过来需要意识到的是，将多种不同类型的网络整合、联结起来并试图进行解释，即是多种网络空间模型的构筑。因此，在研究生的课程中，以彻底解读洪咨夔文集为目的，让研究生们各自负责一部分内容的翻译和注释，再对内容进行讨论。借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洪咨夔生平的活动、社交网络以及思想等方面信息。记得您之前是在精读魏了翁的文集。在这些人的文集背后，您是否有一个更大的学术计划呢？平田茂树：都市社会研究认为都市内存在官府、学校、商业街、宗教设施等中心的“都市核”，对以“都市核”为中心的都市空间构造、秩序、网络等方面进行研究。宋代社会网络的研究当中也同样借鉴此观点。因此，我目前的研究计划是这样的：挑选出魏了翁、吴泳、洪咨夔、崔与之等几个人物，假定他们是南宋地方社会的“人物核”，在对他们的相关文集进行彻底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这些“人物核”是如何联系在一起，如何推动当时的社会，他们之间的交流方法、集合意识等问题。例如，考察理宗朝政治时，学界经常会从道学派和反道学派的对立角度来分析，对以道学派的代表之一的福建真德秀为中心的势力关注得较多。但实际上，以四川魏了翁为中心的势力与以真德秀为中心的福建势力有深刻的关联，并通过他们的人脉关系，浙江、江苏、江西等各地区的网络也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希望通过结合这几个“人物核”来分析，理清当时的社会实态。您之前的论文认为士人的交游研究（即之前您提到的第四种视角）可以从三个方向取得突破，分别是交游的形态、交游的空间以及新史料的利用，您能说明一下最近学界在这三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吗？平田茂树：宋代交游研究当中有以下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是交游的形态。梁建国的《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关注拜谒、走访、宴饮、雅集、送别等五种交游形态。之前还有学者注意到“赠”的行为。合山究的《贈答品に関する詩にあらわれた宋代文人の趣味的交遊生活》(《由赠物诗所反映之宋代文人趣味的交游生活》，《中国文学论集》二，1971年）一文中提到：“伴随着文人趣味的勃兴，士大夫之间的交游形态也一改旧貌，铺开了一幅独特崭新的画卷。这种变化有不少具体的实例可资佐证，而人们相互馈赠风雅的趣味物品作为饯别和生日礼物的习惯逐渐普及，就是其中一例。”该文探讨了宋代变得尤为兴盛的赠答品应酬网络，又举出与“赠”的行为相关的主要物品，是诗和书信。其二是交游的空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视角。在前述梁建国的书中，士大夫的交游，在朝堂以外，还有衙署、寺观、酒肆、茶坊等公共空间，以及住宅、庭院等私人空间。例如北宋首都开封的宅园，作为士大夫鉴赏文学作品、古董、美术品的场所，是其中一种交游空间。城门、园林、寺观、朝廷甚至衙门等处，则经常出现“送别”的情景。而在这种情景之中，士大夫通常都会馈赠对方送别诗，或者是称为“赠序”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关于交游空间，我们不但需要注意其具体场所，还要留意在这些场所中演绎交游这一行为所需的种种物件。其三是史料的特征与功能呈现的新面相。拙稿《南宋周辺社会における士大夫の交流と“知”の構築―魏了翁、呉泳、洪咨夔の事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南宋边缘社会士大夫的交流与知识的形成——以魏了翁、吴泳、洪咨夔的事例为线索》，《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十八，2017年）探讨了书信的三种系统。即将士人间交流的书信大体区分作三种：第一种是与公文书功能相似的书信。例如魏了翁的一批书信，是在向官府递送上奏或下达命令的文书时，为了保证公文书的实效化，另外写给官员个人以表示请求或下达指示的。第二种是命名为“启”的书信。“启”是官员就赴任或晋升等事知会并表达问候的书信，从内容上看是私人层面的交往，但实际对公层面的官僚世界的交际发挥了润滑油的作用。第三种是真正属于“私的圈域”的书信。在这类书信中，士大夫围绕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政治、学术、文学等方面甚至更加私人的问题进行交流。这种类型，在魏了翁、吴泳、洪咨夔的文集中，大致相当于被称为“书”的书信。由书信所见南宋中后期的士人交游网络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平田茂树：从南宋中期的交游情况来看，需要注意以下一点。即南宋首都杭州为代表的所谓“政治中心”的交游与周边、边缘社会的交游之间是不同类型的。这是我之前对吴泳书信进行整理分析时意识到的。以吴泳为例，体现了他在首都时交游情况的书信较多地被留存下来。吴泳当时身边有非常多的友人，他生活在能够通过直接拜访的形式进行交游的环境当中。这个时期，吴泳与友人一起阅读书信、以及书信所附的上奏文的副本、文学作品、哲学作品，并交换意见。这与一对一的书信阅读方式不一样，反而与现在流行的SNS（社交网络服务）的氛围有类似的地方。书信是秘密性、个人性比较高的东西，但是在友人、熟人集团内是公开性、公共性较高的东西。另一个例子，可以看魏了翁、洪咨夔的书信。他们留下来的大多数书信是受处罚、免官之后闲居生活中所写的。这时候，他们远离“中心”，处于周边、边缘社会，因此直接交游的形式较少，通过书信进行交流的形式变得频繁。这些书信也经常附带文学作品、哲学作品，也会交换意见。宋代思想史研究中，朱熹和弟子之间的书信是非常有名的例子。更有学者认为书信具有书院等讲学的场所同样的功能。此外，作为信息收集的重要手段，书信被当做周边、边缘社会的信息传递的道具，同时构成了以书信为媒介的广域网络。书信交游研究还需要注意“速度”和“距离”。魏了翁、吴泳的书信当中有利用“递铺”的语句。官员的话，利用“递铺”能使书信的往来比较快地进行。另一方面，把书信托付给友人、熟人传递的例子也经常看到。特别是在周边、边缘地区居住时，“速度”“距离”以及书信传递的中介“媒介人”值得注意。书信与士人的知识构建有深刻关联。需要对书信中出现的“藏书楼”、“书院”这类空间进行探讨。特别是居住在周边、边缘社会的士人来说，书信是知识构建的重要手段，结合书信以外的“藏书楼”、“书院”等加以考虑来探讨他们知识构建的问题。士人交游网络这样的研究取向，在您这里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否和您早年的宋代政治空间研究有关？平田茂树：以前研究宋代朋党问题时意识到学界对朋党内的网络、政策、政治意识等的分析比较多，但对朋党是如何形成这一问题并没有充分的讨论。于是，就此问题从两点进行了考察分析，第一点是朋党内的人员的日常网络是怎样的，第二点是这一网络是如何转换成政治网络的。对前者的研究时发现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各种网络不容忽视，另外史料中存在同姓、同乡、同学、同舍、同年、同官等所谓以“同”为纽带的多样性关系，他们是在这些多样关系当中取舍和选择来形成政治性网络的。后者的研究当中，宋代“荐举”体制非常重要。宋代官员的升迁时“资格”和“荐举”两项要素并行，官僚在升迁时必须拥有一定的官职经历（资格）以及上司、高官的推荐（荐举）。因此，日常网络会在荐举时被利用。也就是说，在朋党研究当中，朋党的政治意识和政策当然是重要的议题，而关注他们背后存在的“体系”、“空间”、“网络”等要素也是必要的。以这些思考为前提，士人如何进行交游这一问题变得非常重要。因此，目前所进行的交游研究可以说是朋党研究的后续课题。从斯波义信、梅原郁这样的老先生，到您这一辈的学者，日本宋史研究的学术关注点，经历了哪些转移？有哪些关键性的转折？平田茂树：日本宋史学界有几个世代的研究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加藤繁、周藤吉之、仁井田陞、曾我部静雄等的世代提出了“唐宋变革”、“君主独裁制”、“都市革命”、“商业革命”、“地主佃户制”等新概念并进行了研究。毫不过分地说，现在日本宋史研究的基础是由他们奠定的。他们的弟子斯波义信、梅原郁、柳田节子、佐竹靖彦、草野靖、荒木敏一、衣川强等研究者组成了下一世代，如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江南经济史”、“中国都市史”等领域，梅原郁在“宋代官僚制”、“宋代司法制度”，荒木敏一在“宋代科举制度”等领域取得重要成果。他们在各自特定的研究领域当中取得高水平的研究业绩。接下来的世代是伊原弘、近藤一成、木田知生、大泽正昭、宫泽知之、岛居一康、熊本崇等，他们在政治史、财政史、都市史、科举社会史、农业史等领域上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我们所处的是他们之后的世代。小岛毅、川村康、远藤隆俊、青木敦、久保田和男、冈元司、须江隆、高桥弘臣等所组成的世代，深受198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在网络、交流、空间等问题上进行共同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的成果有《宋代社会のネットワーク》（《宋代社会的网络》，汲古书院，1998年）、《知識人の諸相—中国宋代を基点として》（《知识分子诸面相—以中国宋代为基点》，勉诚出版，2001年）、《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汲古书院，2006年）、《中国宋代の地域像―比較史からみた専制国家と地域―》（《中国宋代的地域之像—从比较史的观点来看专制国家与地域》，岩田书店，2013年）、《中国伝統社会への視角》（《看向中国传统社会的视角》，汲古书院，2015年）等论文集。您在您所主编的《日本宋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日本宋史研究。如今这本书也出版将近十年了，这十年来您觉得日本宋史研究的最新动向是什么？平田茂树：这本书出版的前后，以小岛毅为代表的多数宋代史研究者参与了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定领域研究「東アジアの海域交流と日本伝統文化の形成-寧波を焦点とする-」（2005-2010）（《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这一课题。这项重点课题的成果包括出版了全六册《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出す》（《驶向东亚海域》，东京大学出版会）以及二十多册《東アジア海域叢書》（《东亚海域丛书》，汲古书院），并确立了从东南亚海域世界的广域视点以及日中交流史的视角来把握宋代历史的研究取向。另外，日本的宋史学界的传统做法是开拓研究视角和发掘新史料。前者跟中国、欧美的学术潮流也有重合的部分，开拓了有关政治文化、仪礼祭祀空间、信息与文书传递、网络与交流等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史料方面，对书信、序、题跋、记、墓志铭、神道碑，还有小说、笔记、石刻史料、贸易陶瓷等考古学资料等新史料的开拓和摸索都在持续进行。《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出す》（《驶向东亚海域》，东京大学出版会）中日青年学者辽宋西夏金元史研讨会，今年已经由复旦大学和大阪市立大学轮流举办到了第三届。作为这个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您对未来的宋史青年学者有着怎样的期待？平田茂树：除了中国，出现了宋史青年研究者减少的世界性潮流。在这潮流之下，要求我们从世界性视野来培养青年研究者。复旦大学的余蔚教授也是基于此危机意识来同意开办中日青年学者辽宋西夏金元史研讨会。这一研讨会现在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其成果是可喜的。今年的研讨会聚集了中国、日本的青年学者。参会报告的水准比较高，也对“空间”这一共同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也是连续性努力所带来的成果。我期待今后通过继续学术交流活动来培育出更具有世界性视角的青年学者。今年的研讨会由于日本方面的青年学者的人数不足，于是增加了台湾学者。日本的年轻人目前对于东洋史抱有怎样的情感？宋史乃至整个东洋史学科，目前在日本遇到了哪些困难？平田茂树：日本学界因为研究经费和研究职位的削减引发青年研究者就职困难和研究环境的恶化的问题不断出现。这不仅限于宋代史，其他时代的中国史全体都面临相同的困境。这种学术环境之下如何培养学术人才是个不得不考虑的课题。就个人而言，我比较关注台湾和香港的宋代学界状况。这是因为台湾和香港的宋史研究者人数比日本还要少，但是却着实地培养出一代在全世界学界活跃的青年学者。那么，我认为在日本，也不应该仅是单纯地增加研究者人数，而是应该着力于培养每一位研究者，让他们能够与海外的研究者一起竞争和对话。出于这一目的，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立足于世界性的视角，与外国研究者协力来培养青年学者的做法是不容忽视的。这或许可以通过举办国际交流、国际共同研究项目等来实现。（王燕萍、王华震译）

《文献》2020年第5期封面少数民族古籍研究专栏导言 聂鸿音（4）藏文文书托林寺佛塔新出土古藏文文书的书写年代与价值 王瑞雷（7）内容摘要：文章遴选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佛塔出土文书三例,在解读其内容的基础上,分析文书中出现人物的生平事迹,借此考察出土文书的书写年代与价值。该佛塔出土文书中的多数是古格王室当时负责“国政”(rgyal srid)的孜德与负责“教政”(chos srid)的西瓦沃在位期间所签发的官方文书,其书写年代应处在11 世纪中晚期至12世纪初,下线不晚于西瓦沃的圆寂年代,公元1111年。该批文书的发现为学界解读11-12世纪古格王国与近邻洛域的战争、寺院僧侣制度、王室对普通民众的奖惩形式等提供了稀有材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关键词：托林寺　古藏文文书　古格王国　西瓦沃　孜德　吐蕃作者简介：王瑞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暨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汉藏佛教艺术史、古格王国政教关系史。藏文文书与印记回鹘文xj 222-0661.09文书若干问题新探 杨富学、葛启航（19）内容摘要：回鹘文文书xj 222-0661.09是记录高昌回鹘历史的珍贵文献,记录了高昌回鹘可汗对唆里迷(焉耆)和怛逻斯的收复以及契丹属部六姓鞑靼(Alt Tatar)叛投高昌回鹘之事。前贤的研究多依据萨曼王朝夺取怛逻斯是在893年而将文献所反映的史实归于高昌回鹘早期(866-1006)。其实,该怛逻斯并非中亚塔拉斯河流域的怛逻斯,而是焉耆西侧长期充任高昌回鹘与喀喇汗王朝边界的另一个怛逻斯。前贤研究多认为契丹属部六姓鞑靼之归附是在高昌回鹘王国的初期,也不成立。文书中大量部名、地名见于文献都在11世纪以后, 故而可将文书所反映史事归于高昌回鹘中后期(1006-1209),而且应在11世纪中叶以后。至于漠北六姓鞑靼之归附高昌回鹘,虽发生在1004-1125年之间,但与1012年辽将耶律化哥讨伐阻卜事并非一码事。文书所述高昌回鹘可汗率军收复焉耆、怛逻斯事,很可能是高昌回鹘发动的一次针对喀喇汗王朝势力东侵的反击战。结合各种因素,可以把文书的时代推定在11世纪中叶以后至1125年辽朝灭亡之前。关键词：回鹘文文书　xj 222-0661.09　萨曼王朝　喀喇汗王朝　高昌 回鹘　怛逻斯作者简介：杨富学,陇东学院特聘教授,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研究方向：敦煌学与西北民族史。葛启航,陇东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临时工作人员。研究方向：西北史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补考一则 和智（42）内容摘要：本文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册补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九《贪奏无回文门》与《誓言门》从俄译本到诸家汉译本所缺的条文,共22行、170馀字,内容涉及地边有他国投诚者来索信词为誓及对其投诚事宜的规定,及无理行文字、寻恩御旨、私语誓和逆盗为誓等五个条款。关键词：《俄藏黑水城文献》 西夏文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补译作者简介：和智,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研究方向：西夏文史。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件补释 孙飞鹏（48）内容摘要：《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是大乘佛教般若部的一部重要典籍。本文对出土于黑水城、现藏大英图书馆以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片进行释读、缀合及考订。新考释出23个编号的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件,其中22个编号为大英图书馆藏(此前学界共考订出英藏该经残件总计36个编号)。修订2件先前学者考订略有不足的该经残件。新考订的残件分布于《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卷上、卷中、卷下的15个不同品名中,其中属于17品、18品、19品、20品、22品的一些残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此前所见该文献的缺失内容,这为学术界拼配出一部完整的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以及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关键词：西夏文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黑水城　英藏作者简介：孙飞鹏,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居学院、博物馆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室副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西夏文文献、古代活字印刷技术。西夏砲白描图黑水城出土西夏砲结构图再考 梁松涛、李胜玉（64）内容摘要：收藏于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的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в. No.5217号,绘制有西夏砲结构图,并以西夏文标示各部件名称。这件文献是现存最早的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绘制的武器图样,在中国军事史、科技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学界对该文献关注不多,目前只有日本学者做过研究。本文纠正日本学者在西夏文录文、译释中的错误;对其没有命名的部件进行考订,指出西夏砲结构图中未释出的部件分别为鹿耳、狼牙钉和楔子,这类零部件主要起到增强砲身稳定性的作用;并对原图中抛竿残缺部分进行复原。关键词：黑水城　Инв. No. 5217　西夏文　西夏砲结构图作者简介：梁松涛,博士,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西夏文文献、金石文献。李胜玉,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方向：文献学。西夏砲结构图西夏文《大藏经》“帙号”与勒尼语《千字文》 孙伯君（74）内容摘要：存世西夏文佛经也像汉文“大藏经”一样,在卷首标有《千字文》帙号,内容主题是对祖先开疆拓土、所建功业的颂赞。这些《千字文》帙号用字似乎并不是记录存世西夏文献所常见的“黑头”所说的党项语,而是用西夏历史上“赤面”曾使用的“勒尼语”词语创作的。此前,关于西夏时期是否编定了完整的西夏文《大藏经》问题,学界向有争议。而透过黑水城出土很多佛经都带有帙号这一事实,以及梳理与桓宗母亲罗太后相关的佛经发愿文,可以发现西夏汉文佛经的翻译从景宗元昊开始,在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完成主体之后,历经仁宗(1139-1193在位)、桓宗(1193-1206年在位)两朝的补译和校正,到桓宗末年(1206)前后在罗太后的主持下,整部西夏文《大藏经》得以编订完成。关键词：西夏文　《大藏经》　帙号　勒尼语　西夏学作者简介：孙伯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西夏学。大谷大学藏《猓猡译语》译者身份考——兼与松川节、聂鸿音先生商榷 聂鹏、孔祥卿（86）内容摘要：《猓猡译语》是清代乾隆年间采录的彝汉对译系列辞书,大谷大学现藏一册,名为“建昌属沙骂梁山各猓猡译语”。本文根据词条校释及田野调查所得,推测该书并非彝人独立译写,而应是凉山当地汉族知识分子与彝族毕摩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的。由于合作双方语言沟通不到位,加之文化认知差异,致使书中部分词条的彝文意义与汉义词项不合。此外,从彝汉对音来看,注音汉字反映的也并非彝人口中的西南官话,而应是凉山当地汉语方言的实际情况。关键词：《猓猡译语》　词条校释　采录流程　译者身份作者简介：聂鹏,文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彝缅语族语言文化。孔祥卿,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字学。国家图书馆藏《满汉皇舆山河地名考》探析 顾松洁（100）内容摘要：《满汉皇舆山河地名考》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地理类满汉合璧文献,此书与乾隆四十三年(1778)绘成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关系密切。本文通过将其与舆图作详细比对,揭示其内容及其与舆图的关系,并对此书成书时间和作者进行考证。文章认为此书与战迹舆图有渊源关系,书前所题“乾隆庚辰年”并非其成书时间,作者达椿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书名中“皇舆”是指清入关前的政权疆域。关键词：《满汉皇舆山河地名考》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乾隆庚辰年　达椿作者简介：顾松洁,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清史、满文文献。瓜州榆林窟《惠聪窟记》研究 杨冰华（116）内容摘要：瓜州榆林窟第15窟、第16窟保存西夏时期阿育王寺赐紫僧惠聪等人在此修行四十馀日所留题记,学界对其只做了录文并未深入解读。本文在前人释读基础上重新做了录文,并就题记所反映的西夏瓜州民族成分、赐衣制度、佛教徒身份及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做了解读：西夏时期瓜州民族成分复杂,惠聪一行中的弗兴、安住等人可能是中古遗留下来的粟特人;西夏佛教赐衣制度继承唐宋而来,惠聪是最高等级的赐紫僧;惠聪一行人身份多样,朱什子等僧人为出家弟子,弗兴等人为在家弟子。另外,王温顺及供养钱粮的安和尚等人分别是白衣行者、行婆;西夏瓜州整体经济水平低下,但也不乏家境优渥的世家大族,他们是佛教事业的主要赞助人。关键词：瓜州 榆林窟　阿育王寺 惠聪 题记　西夏社会作者简介：杨冰华,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佛教美术史、西北民族史。域外汉籍《虚堂和尚语录》形成及日本流传考 江静、李丹（127）内容摘要：目前通行的《虚堂和尚语录》是南宋禅僧虚堂智愚中日两国弟子、法孙历时半个世纪,三次编纂、共同完成的成果。在日本形成了五山版、古活字版、雕版刻本等多种版本以及以“抄物”为代表的数种注释本,并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四卷本、所谓“七卷本”、十卷本等多种形式。《语录》在中国的流传并不久远,似乎也未得到广泛的阅读,最终至于散佚。在日本却广为流传,并形成了多种翻刻本和训释本。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禅宗在日本的蓬勃发展有关,也是智愚在日本的法脉“应灯关派”长期在禅林占据主流地位的结果。关键词：《虚堂和尚语录》　虚堂智愚　版本　日本流播作者简介：江静,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李丹,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2016级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日藏《崇祯历书》抄本及其影响考论 李亮（114）内容摘要：江户中期作为“唐船持渡书”的《崇祯历书》以商业渠道传入日本,其中在日本流传较广的朱白寉校订《崇祯历书》一百二十卷抄本,含有多种明本之未刊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崇祯历书》抄本在日本的传播得益于仙台藩户板保佑等天文学家参与幕府改历,以及广纳门徒传授西洋历算等活动。除了传抄《崇祯历书》,江户学者在研学历算过程中,还针对中国与日本地理经度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对《崇祯历书》的内容进行调整。天保改历之后,由于《历象考成后编》以及兰学天文著作的传入,《崇祯历书》逐渐淡出日本天文学家的视野。关键词：《崇祯历书》　朱白寉　江户天文学　仙台藩　户板保佑作者简介：李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天文学史、中外交流史。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初《进士三代履历便览》考略——兼论清代科举录的刊刻、阅读与收藏 陈晨（162）内容摘要：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初《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内含顺治、康熙两朝二十五科进士履历便览及三科登科录,可补国内所藏之缺,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本文在考察诸科履历便览编刻情况的基础上,讨论此部连续性题名文献对于科举史及清初政治、人物研究的意义;并以清初履历便览为中心,讨论清代士人对本朝科举录的收藏与阅读情况。关键词：清代　科举录　履历便览　内阁文库作者简介:陈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政治史。《二荷花史》探考——兼论与《小青记》之关系 徐巧越（179）内容摘要：《二荷花史》是木鱼书中独出机杼的作品,但此前的研究多以晚清刊行的丹柱堂与五桂堂作为底本,也未注意到这部歌本与其他广府俗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将英藏的华翰堂原本与其他版本进行比对,不仅可以梳理此作的版本系统,掌握其流变历程,更能借此一窥清代岭南的出版生态。此外,这部歌本与巴伐利亚图书馆藏木鱼书《小青记》在人物设置、情节安排与主题思想上有互文性。此作为岭南曲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的唱词更是研究东莞方言与清代粤语发展的宝贵语料库。关键词：《二荷花史》　《小青记》　互文性　域外汉籍作者简介：徐巧越,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域外汉籍,俗文学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专栏导言聂鸿音如果从汉代刘向父子校理群书算起，中国的古籍整理已经有了两千馀年的历史。这门学科发展到今天，考订传世汉文古籍的工作总体上已经完成，研究方法也已定型，留下的创新馀地越来越小。这迫使当代研究者在传统文献学的视野之外另寻出路，力求从更广阔的领域里挖掘全新的材料。在这种局面下，一部分学者的目光从“正经正史”转向了民间文献，一部分学者的目光从汉文古籍转向了少数民族文献。《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产生时间从汉代一直延续到近代，涉及的文字有二十种左右，使用者既有辽、金、元、清诸王朝，也有吐蕃、西夏、回鹘等地方政权，此外在西南地区还有多种文字在民间流行。当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古籍”的界定比经典的定义宽泛，实际上相当于“文献”，因为其研究对象除了纸质书籍外，还包括大量的简牍、碑铭和官私文书。作为一种传统，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不够重视外民族的语言文字，他们偶然见到一点实物，多视为古董编入《泉志》之类的书里，却并不关心那是什么文字，也未深究其记载的内容。即便是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经典名著的《元朝秘史》，清代一些著名的学者也仅注意其中的汉文意译部分，却完全不理会书中用汉字转写的蒙古语，乃至没有看出书名里音译的“忙豁仑”一词其实是“蒙古”而不是“元朝”。然而意料之外的是，这种狭隘的汉民族意识竟然为今天的学者留下了宏大的探索空间，人们甚至开玩笑说，现在到南方少数民族的村寨里随便收集一本书就能写出一篇论文。《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分布及学术研究成果》少数民族古籍研究工作开展至今，只有一百多年，这样短时期的学术积累当然无法与历史悠久的传统文献学相比，我们并不指望它能在近年内赶上汉文古籍的研究水平。不过这个领域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国际交流方面。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大量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被西方传教士和探险者携去，基于这些资料的研究在欧洲很快形成了“东方学”的一个热门分支。中国涉足这一领域的时间虽然略晚于欧洲，但是从一开始就和欧洲学者一道遵守着共同的学术规范，即中国传统的文献著录和描写体例与欧洲传统的古文字解读格式相结合。至于对古书内容的考据，中国和欧洲的史料学方法也基本一致，而在文献语言的理解和训诂手段的应用方面还略胜欧洲一筹。这决定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有条件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切磋，互通信息，以实现共同提高，既无须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也不必打着民族传统的旗号自我封闭。《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当前中国已经拥有了人数可观的少数民族古籍研究队伍，许多旧日的绝学也逐渐发展为热门的研究方向。不过也必须看到，这个队伍的现有实力距离汉文古籍整理队伍还有差距，最明显的表现是基础文献的阅读量严重不足。这是因为研究者大多属于半路改行，他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恶补”一些以前未接触到的专业知识。例如少数民族语文专业的学者必须学会阅读理解汉文古文献，并接触大量的文史典籍，传统文史专业的学者必须学会一两种少数民族语文，且能具备独立翻译的能力。在这个领域里，不能直接利用少数民族文字作品的研究算不得真正的研究。整理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科以供猎奇，而是融入中国传统文献学，与传统文献学共同构成完整的中华民族书籍文化史。汉文献学者可以通过少数民族文献获得更多的新知识，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古籍研究者更需要彼此间的交流以便取长补短。《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教程》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文献》杂志开设的“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专栏，就具有了帮助这个新兴的学科向普及和深入两方面发展的意义。本期专栏刊出的八篇论文，涉及藏、满、彝、西夏和回鹘五种文字。其中和智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补考一则》和孙飞鹏的《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件补释》属于文献“辑佚”，即在散落的残片中拣选已知古书中缺失的部分。存世的西夏文献均系出土物，大多残损严重，虽然一两篇论文不足以重现佚书的全貌，但通过大家的不断努力，集腋成裘，尽可能地还原那些珍贵的古籍还是可以期待的。当然，今后若能在单纯识读文字的同时对词语做出符合汉语习惯的翻译，帮助读者真正读懂古书的内容，将会把辑佚的学术价值提高很多。此前已知西夏的一部分法律条款直接承袭唐宋律令，这样，学者在解读时就应该使译文与中原法律术语相符，而不应只满足于字面的对应。例如和智把“”译作“罪莫连”，把“”译作“十三杖”，前者其实应该译成“不坐罪”，后者其实应该译成“杖十三”，这两种说法在《宋刑统》中屡见。藏文文书另外，作者如果能在文中增加一些注释，则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西夏文献中一些罕见词语的含义。例如不妨注明西夏佛教术语“”（勇识）来自藏语的sems dpa’（梵语sattva），音译“萨埵”，意译“众生”“有情”，相应的“”（藏语byang chub sems dpa’）也就是“菩提萨埵”（觉有情）。相比没有对应汉文本可资参照的文献而言，顾松洁的工作要轻松一些，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图书馆藏《满汉皇舆山河地名考》一书中的那些满语地名都有相应的汉文，而且还有当时的史料可以用为佐证，所以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对勘和校理是无可置疑的。王瑞雷的《托林寺佛塔新出土古藏文文书的书写年代与价值》考证托林寺佛塔所出藏文文书的年代，颇有一得之见。可以略作考虑的是藏文“文书二”的开头有rje bla chen po一个称呼，作者译为“杰大喇嘛”，把其中的rje音译作“杰”，认为是rje bo（主宰者）的省称，令人稍感费解。若依拙见，既然右面的bla无疑是bla ma（喇嘛）的省称，则把rje认作rje btsun的省称较好。藏文的rje btsun意译为“尊者”，“尊者大喇嘛”（rje btsun bla ma chen po）是当时对高僧大德的常用称呼。《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研究》孙伯君的文章《西夏文〈大藏经〉“帙号”与勒尼语〈千字文〉》，立足于搜集西夏佛经上的“帙号”，但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辑佚，而在于对“西夏文大藏经”的存在提供新的论据。如果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确切无疑的肯定回答，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西夏时代编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少数民族文字的大藏经。当然，对于西夏文化史上这个多年未解的重大问题似乎还难以形成定论，我仍然想说“西夏文大藏经”是在元代才最终编译完成的，西夏只是在晚期有了些初步的想法而已。杨富学、葛启航，梁松涛、李胜玉以及聂鹏、孔祥卿的文章，旨在对前人的研究结论提出批评，这种精益求精的质疑有助于把讨论引向深入，即使其中略有猜想的成分也无妨。例如梁、李之文在考证文字时设想那个读作“食”的西夏字可以用来音译汉语的“扇”，而事实上“食”与“扇”的通转在古今任何方言里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定要论证那是“扇”，恐怕只能抛开读音，转而从西夏字形去寻找思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藏、满、彝、西夏、回鹘这五种文字的古籍存世量很大。希望《文献》的这个栏目能够长期办下去，也希望今后能有论文发掘一些更罕见文种的珍稀文献，以期不断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为相邻的文史学科提供更多的资料参考。

【小逄观星】家乡人记得他的名字——遥观邓广铭大众日报·新锐大众记者 逄春阶近日到德州临邑调研。陪同者说临邑全境没有一块石头，更没有高山，全是一片平原。但这位陪同者自豪地补充道，临邑有邓广铭。作为大学者，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是宋史研究的一座高山。邓广铭先生晚年我知道邓广铭，但只知他出生在德州的某一个县，到底是平原还是齐河，没有深究，现在才明确了。粗心大意若此，我还能干啥事呢！7年前，我去北大进修。有一天在北大食堂农园吃午饭，刚落坐，就有一背双肩包的中年女子端着饭过来，我以为是进修生呢，就聊了几句，她说老家德州的，姓邓。我说德州在北大有个大学者邓广铭。她笑笑，没再说。两天后听一个关于中日关系的讲座，台上站的，竟然就是那个女子，主持人介绍，她叫邓小南。哎呀！原来是邓广铭的女儿。我陆续听了她几次课，感觉过瘾、提神，引发我诸多思考。课间谈起农园吃饭的事儿，她依然笑笑。谈起老家，她印象不深。1980年代，邓广铭（左一）与学生们在北大中古史中心在学术界，邓广铭是个传奇人物。他治古代史成家，最早却以新文学为人所知。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曾就读于辅仁大学，恰逢周作人来校讲学。周作人也没有讲稿，信口开河，洋洋洒洒讲完，就过去了。谁料邓广铭竟然把周作人的讲座完整记录下来，并请周校阅。周作人后来回忆，“邓广铭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这个讲座内容后来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作人把稿费给了邓广铭。邓广铭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初闻这个典故，我大为惊讶，当年又没有录音笔，周作人又是南方人，天马行空、信马由缰地随便那么一侃，一个初入大学的临邑小伙子，是怎么记录的？不用说别人的，就是自己讲的话，有时都记不准确。更让人惊讶的是，稿费拿来，并没挥霍，而是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这个临邑人太可怕了！不能怪咱没学问，是因咱没那股执拗劲儿！有了想法，就趁热乎干，不让想法冷却。这就是邓广铭。除了他的聪慧，就是勤奋。邓广铭（左三）与田余庆（左二）、季羡林（左四）等人在中山大学合影2014年11月14日下午，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先生到大众报业集团讲学，当晚在送他回京的高铁上，谈到他在《读书》上写的学术随笔《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邓广铭先生纪念集读后》，他又把“随笔”的核心内容讲了一遍，至今记忆尤深。哲学家朱熹死后，大词人辛弃疾，祭奠他心中的大儒，其中有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梁启超晚年著《辛稼轩年谱》，写至此四句而驻笔。邓先生曾说，“这几句竟成了梁任公的绝笔，实际上也就等于任公自己写就了挽辞”。邓先生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几次吟及这四句，这既可见中国古人以立言而垂名“不朽”的观念对他影响之深，用蒂立希(Paul Tillich)的话，也可以说这四句话构成了邓先生晚年个人的“终极关怀”。他85岁接受访问时说，“已经面临‘蹈火’之年，头脑和手眼都已不好使唤，因此终日焦躁不安，只想能把全副身心扑在这些工作上”，他晚年所以坚执重写王安石传及修改其他著作，为不能全身心从事于此而终日焦躁，都是为其学术名誉的传世久远负责。这种对著述的“高标准、严要求”，对于他而言，并非是单纯的学术“精益求精”，而是以中国文化中此种源远流长的“不朽”的终极关怀为基础的。过去的许多老先生大都如此。“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辛弃疾悼念朱熹用了这四句，梁启超评价辛弃疾用了这四句，邓广铭评价梁启超又用了这四句。陈来说，邓先生也当得起这四句。陈来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还重要。邓广铭先生就是受这样精神影响而成为学界楷模的。家乡人记得邓广铭，这是他的幸运。我听临邑县政协的马桂芳主席说，他们正在组织人编写邓广铭的传记，开展邓广铭与临邑的研究。此举甚好。我案头有邓广铭先生的《陈龙川传》和《岳飞传》（邓小南签名本）。邓广铭著《岳飞传》邓广铭著《陈龙川传》调研归来，第一件事，是把这两本书取下来，拂去蒙尘，仔细端详。深深记下了邓先生的籍贯——德州临邑。遗憾的是，邓先生的故居好像没有了。犹记得，在北京街头辞别陈来先生前，请教如何读经典，陈先生脱口说出朱熹的名言：“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玩味、切己省察。”【“小逄观星”是中国作协会员、大众日报逄春阶老师的专栏，每周一期，关注热点文化现象，文章可读耐读，这一品牌栏目已经坚持了十六个年头，是山东省新闻名专栏。】

4月10日上午，由市社科联、禹王台区政府联合主办、市清明上河图研究会承办的2021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首届《清明上河图》文化论坛在半亩园会仙楼拉开帷幕。 《清明上河图》由北宋画家张择端创作，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作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发源地，开封历来注重收集、挖掘、整理有关该图与作者的生平文献，普及《清明上河图》知识，宣传《清明上河图》文化。 会议发布了《纪智版清明上河图》。 故宫研究室主任、清明上河图研究会会长余辉，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馆长丘刚，中央美院人文学院教授邵彦，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姜锡东等专家学者作交流发言，共同为瑰宝《清明上河图》绽放溢彩出谋划策。 论坛期间还将举办“先生之风——孔宪易、周宝珠、孔庆赞、韩顺发《清明上河图》及相关研究手稿展”，展出时间为4月10日至4月17日。（记者 张李珊 田宏杰） 【来源：开封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