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四川大学649考古学通论考研真题(回忆版)及详解(含部分答案)静业学习网一、名词解释1.良渚文化答: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类型。良渚文化的代表遗址是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良渚镇,距今约5300~4500年,出土的文物主要有陶器和玉器,陶器以夹灰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圈足器和三足器较为盛行;玉器包含璧、琮、钺、璜、冠形器、玉镯、玉管、玉珠等,琮、璧一类玉器之多,为同时期其他文化所罕见。出土的农具也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一定程度上的先进性。总之,良渚文化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程度,而且也是证明我国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有力证据。2.武官大墓答:武官大墓是在安阳殷墟中已发掘的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墓。此墓面积340平方米,容积1615立方米,1950年进行科学发掘。这是一座“中”字形墓,墓室南北长14米,东西宽12米,深7.2米。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长15.6米,宽6.1米;北墓道长15米,宽5.2米。大墓早年几经盗掘,但仍残留不少器物,出土的主要有石器、骨器、铜器,最宝贵的一件是虎纹大石磬。此墓有人和动物殉葬,出土有遗骨100多件,据有关专家认定它是属于殷墟文化二期偏晚阶段。3.明定陵答:明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及其妻妾孝端皇后、孝靖皇后的合葬陵。定陵在万历皇帝继位不久开始建造,前后历时六年,至万历皇帝死使用,期间闲置整整30年。定陵的总体布局是前方后圆之形,含有古代中国哲学观念“天圆地方”的象征意义,其外围是一道外罗墙,将宝城及宝城前方院包围在内,宝城前方院共三进,第一进院落前设单檐歇山顶式陵门,第二进院落前墙设祾恩门,第三进院落前墙间建有陵园最主要的殿宇——祾恩殿。地面上的建筑多次毁于战火,尽管有重修,但规模已经缩小了很多,最后面的宝城于1956年开始发掘,地下宫殿发掘后出土了各类器物3000件,对研究明代历史具有一定的价值。4.马面答:马面是冥府著名的勾魂使者。佛经中指地狱中阎罗王的两名狱卒之一,与牛头并称为牛头马面。佛教传入中国后,牛头马面之说才在中国流传开来,被道教吸收,并充当了阎罗王及判官的爪牙,现在很少在佛寺中看到牛头马面,反而常见于城隍庙、东岳庙、阎王庙等。马面又称马头罗刹,“罗刹”是指恶鬼,亦称“罗刹娑”、“阿罗刹娑”等,故马面罗刹即马头鬼,形象为马头人身,与牛头为搭档,为阎王判官做事。5.蚁鼻钱答:蚁鼻钱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又称为鬼脸钱,因其形象而得名,形状为凸面椭圆形,似海贝,但是比海贝形状偏小,大者长1.4厘米,重4克左右,小者长不足1厘米,重1~2克。钱体上尖下圆,面凸背平,尖端常有一小孔。钱面阴文多见“紊”字,此文铭于钱面,此外还有咒、安、君、忻、金、行等。建国以来,蚁鼻钱(“紊”字)多出土河南、江苏,鬼脸钱(“咒”字)则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均有出土。6.遣册答:遣册是古代葬仪中安放在墓葬内用以记录陪葬器物名目数量的簿册。现已发现的大多是战国和汉代墓葬中书写在简牍上的遣册,尤以南方地区西汉墓葬中发现居多,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高台汉墓、江苏东海尹湾汉墓等处出土的遣册。书体多为隶书,内容对了解墓葬中陪葬品的情况与当时的礼俗颇具价值。二、简答题1.马家窑彩陶器的特点。答:马家窑彩陶器形丰富多姿,图案极富变化和绚丽多彩,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是人类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是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下面就其器形、纹饰、着色三个方面简述其特点。(1)器形马家窑彩陶在器形上有自己的显著特点,马家窑文化按时间顺序可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石岭下的彩陶多瓶、罐、壶等;马家窑类型多瓶、罐、盆、瓮等器形,代表作有青海大通山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等;半山类型的彩陶多小口直颈广肩鼓腹双耳壶等;马厂类型器形与半山基本相同。(2)纹饰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纹饰是最让人惊叹的,它们的图案具有结构紧密、回旋多变、装饰面广的特点,以涡旋纹为主,另外还有同心圆纹、三角纹、带状网纹、锯齿纹、鸟纹、蛙纹、变形纹等,观之有一种纷繁往复、千回百转、绚丽多彩之美。纹饰流畅,线条多变,显示出了先民们高超的工艺水平。(3)着色马家窑文化彩陶多为红陶,分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彩绘幅面很大,许多泥质细陶往往口沿、外壁都绘有花纹,还盛行内彩,纹饰绘于器物内壁,但就着色而言,早期多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中后期盛行先加红衣或白衣为地,再绘黑色、棕色或红色彩纹,有些黑色还以白彩镶边,十分美观。2.我国早期铁器发现的意义。答:略。3.二里头文化发现的意义。答:(1)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将中国的信史推进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尽管我们坚信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没有有力的证据让世人信服。安阳殷墟的发掘,大家都相信中国确实有商朝这个国家。但是对于夏王朝,大家是不相信的,二里头遗址夏都的发掘,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让世界相信中国确实有夏王朝的存在,中国的文明史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为之前争议已久的夏商分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契机。先后经历过二里头是商都,二里头早期是夏文化、晚期是商文化,二里头西亳说,最终争论的结果是,二里头是夏都,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岗下层偏晚之间,正是夏王朝灭亡和商王朝建立之时。(3)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都邑遗址的发现,在考古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填补了中原地区从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之间的年代缺环。使得在中原地区发现的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安阳殷墟文化的发展序列,这一序列,在前后文化特征上联系非常紧密。其中,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之间,这一年代非常重要,因其正处于夏王朝的历史阶段,因此就成为探索夏王朝文化的对象。(4)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对了解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社会、经济、民俗等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对都城研究,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将我国的都城史的研究提前了不少。三、举例论证题1.战国长城与秦汉长城的对比。2.列举三个名人大墓并简要说明。答:(1)茂陵①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是规模最大的西汉帝王陵,同时也是陪葬品最丰富、修造时间最长的一座墓,因为其外形呈方锥状,又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所在地原属汉代槐里县茂乡,故称茂陵。陪葬墓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等人的墓葬。②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由于陪葬物品多,许多物品放不进墓内,只好放入陵园内,以致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打开茂陵园羡门,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入陵园搬取陪葬物,园中物品还不能“减半”。1981年在茂陵东侧出土2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鎏金铜马、鎏金银高擎竹节熏炉、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四神纹玉雕铺首等是国宝级文物。此外茂陵还存有许多雕刻作品,都是“国之瑰宝”,在十四件造像巨雕作品中,有十二件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茂陵在后来的战火中多遭洗劫,被农民起义军多次盗掘,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2)曾侯乙墓①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一座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二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乙墓呈“卜”字形,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南北向,没有墓道,墓内整个椁室由底板、墙板、盖板共171根巨型长方木铺垫垒迭而成,墓椁顶端及四周填塞防潮木炭6万公斤,木炭之上筑青膏泥、白膏泥,上面盖铺石板,再筑无花土于其上直至墓口。②曾侯乙青铜架楠木彩绘主棺重达7000公斤,椁内分东、中、西、北四室。曾侯乙墓共出土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15000多件,仅青铜器就共计6239件。其中曾侯乙编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一套青铜编钟。经鉴定,这些青铜器冶炼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墓中鼎数明显超过了规定的九鼎之制,因此也反映了当时的礼乐制度已经遭到了破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除编钟外,较有名的青铜器还有尊盘、编磬、鹿角立鹤、青铜冰鉴、云纹金盏等,都反映了当时冶炼技术的高超。(3)妇好墓①妇好墓是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1976年发掘,是殷墟惟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该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西北。该墓5米多长,约四米宽,七米多深,无墓道。妇好墓室虽然不大,但保存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不同质料的随葬品1928件,有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蚌器等,最能体现殷墟文化发展水平的是青铜器和玉器。出土的最为著名的当为三联甗、偶方彝、大铜钺、新疆青玉、象牙杯等。②妇好墓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由于它保存的完整,年代与墓主身份清晰,是商王朝晚期的一座王后墓。墓中所出的铜礼群和武器,以及大量玉石器等,大体上反映了武丁前后商王朝礼器群的类别和组合,是研究商代礼制的重要资料。大型青铜礼器、武器和大量的玉器、象牙器也显示了商王朝的兴旺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商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所形成的,从玉器可以看出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新石器时代某些文化的先进因素,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猪龙”,良渚文化的琮、璧等,并不断发展和创新,丰富了商文化的内涵。3.列举三个历史时期考古断代法。答:(1)树木年轮断代法树木年轮断代法,是20世纪初由A.E.道格拉斯提出来的,这种方法的原理是:树木横截面上木质疏密相间,显示圆圈即年轮。年轮的数目就是树的年龄。年轮的宽窄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旱年生长受到限制,年轮就窄,雨量充沛、气候温润的年份,生长较快,年轮就宽。同一气候区中同种树木的不同个体,在同一时期内年轮的宽窄谱是相似的。如果一棵活树的内层年轮与一棵死树的外层年轮相似,就说明死树是前一阶段生长的,如此类推,只要找到这样衔接的相似年轮的树,就可以建立起本地区的主年轮序列。树轮年代学对考古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它对碳-14年代的校正,得出更精确的年代。(2)古地磁断代法地磁场的方向和强度自古以来就不断变化着。被烘烤粘土的热剩磁性贮存了古地磁变化的信息。一般粘土中都有少量的磁性矿物,在受高温(700℃以上)后冷却时,被地磁场感应,产生与地磁方向相同的永久磁化,其强度正比于当时的地磁场强度,称为热剩磁性。只有在再受到高温时原有的热剩磁性才会消失。古代的砖、瓦、陶瓷,以及遗址中的窑、炉、灶都受过高温具有热剩磁性。因此只要根据一系列年代明确的考古样品,定出古地磁随年代变化的实验曲线,就可以定出未知年代的样品的考古年代。(3)碳十四断代法碳十四断代法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威拉德·利比发现,其测定原理是:生物体在活着的时候会因呼吸、进食等不断地从外界摄入碳十四,最终体内碳十四与碳十二的比值会达到与环境一致(该比值基本不变),当生物体死亡时,碳十四的摄入停止,之后因遗体中碳十四的衰变而使遗体中的碳十四与碳十二的比值发生变化,通过测定碳十四与碳十二的比值就可以测定该生物的死亡年代。4.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异同。答:(1)相同点①使用目的汉画像石与画像砖在使用目的上基本一致,多用于宫室建筑、墓室、祠堂等。汉代流行厚葬,为了炫耀地位,多用有画像的画像石、模印烧制的画像砖建造墓室、祠堂、石阙等。②画像题材及艺术创造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的题材都比较丰富,主要表现在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方面。在艺术创造上,画像石、画像砖强调的是神,注重形体的大致构造,而不做局部的细致处理,风格质朴粗放,自然平实,构图独立、简率,富有装饰趣味。③地域分布根据汉画像石和画像砖出土情况,两者的分布区域大致类似,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四川岷江流域、河南南阳、山西、陕西、江苏、安徽;画像砖主要分布在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地区,尽管其中有个别出土地不一致,但大体上都分布在中原地区、江浙地区、四川地区等。(2)不同点①含义不同a.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汉画像石在本质上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b.画像砖即用拍印和模印方法制成的图像砖,形状分为大型空心砖和实心的扁方砖两类,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秦汉至西汉初期,多用于装饰宫殿衙舍的阶基;西汉中期以后,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壁画;东汉则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期。②材质和制作手法不同画像石的材质是石料,是汉民采集石料雕刻上图画形成的;画像砖则是用黏土为料,在烧制的前后进行印模压印、彩绘、雕刻等工序制作而成的。两者无论是在用料,还是制作手法上,大体都是不相同的。③雕刻技法不同在雕刻技法上,画像石与画像砖也有一定的区别。画像石的刻法主要有: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等;画像砖的刻法主要有:阴线刻、阳线刻、减地平面阳刻、浅浮雕等。尽管两者在刻法上某处有相同之处,但两者的刻法在好多地方还是不相同的,这是两者的一个区别之处。四、论述题1.汉代丝绸之路及考古遗存。答:(1)汉代丝绸之路简介汉代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我国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直到16世纪还保留使用,是一条当时东方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的长安为起点(东汉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大秦。这条路的最初作用是交换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19世纪70年代李希霍芬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来被广为接受。(2)汉代丝绸之路考古遗存汉代丝绸之路的考古遗存比较多,总共计有22处,其中河南段有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陕西段有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兴教寺塔、小雁塔、彬县佛寺石窟、张骞墓;甘肃段有玉门关遗址、悬泉置遗址、锁阳城遗址、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新疆段有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尔尕哈烽燧、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石窟、北庭故城遗址。由于陈列遗址较多,不可能全部细说,故挑选两个进行叙述。①崤函古道a.这条古道位于丝绸之路东端中国河南境内,是古代对洛阳至潼关这段道路的统称,具体是指位于河南陕县硖石乡车壕村东800米左右的一段石壕古道。而广义的崤函古道,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和交通学名称,是指先秦以来至民国时期,由西安(长安)和洛阳之间、并且主要在今三门峡境内的一条交通要道,西出西安起于潼关,过秦函谷关,经陕州,过硖石关到今新安县东,出汉函谷关到洛阳,全长约400华里。b.崤函古道的基本走向,若以古陕州城为圆心,向西的路线是新店——灵宝(稠桑驿)——阌乡——高柏——太要——阌底——潼关,这条路自古至今没有大的变化。向东的路线有三条:第一条,称南崤道,由交口向南,走菜园,过南陵(夏后皋墓)、雁翎关、沿永昌河,到宫前一分为二:其一,沿永昌河东行,经安国寺出陕县,入宜阳三乡、韩城沿洛河达洛阳;另一条沿太子沟折上硖石,过北陵(即崤山主峰嵌釜山下的文王避风雨台)与北崤道重合。南崤道若以夏后皋墓为证,距今至少有3800年历史。因开凿时较早,习惯上称“周秦古道”。第二条,即北崤道。由陕州古城向东,过磁钟、张茅,至硖石与南崤道的周秦古道重合,经观音堂、英豪、渑池、义马、新安,出汉函古道达洛阳。这条道开通于东汉末年,据记载是当时曹操为了西征方便,加之恶南道险而又远,才开通的,习惯上又称“曹魏古道”。第三条,是除陆路之外的黄河漕运古道。西起三门峡谷,东出渑池与新安县交界处的八里胡同,其间两岸的崖壁上,至今仍有很多古栈道遗迹,岸边有多处仓储遗址。这条水路最晚疏通于秦代,汉唐达到繁忙漕运,是陆上崤函古道功能不足时的补充通道。崤函古道有开凿早、线路长、使用久的特点。②麦积山石窟a.麦积山石窟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被誉为“东方雕塑馆”。位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区。该石窟开凿于后秦,大兴于北魏明元帝、太武帝时期,孝文帝太和年间又有所发展,西魏文帝皇后死后,在这里凿麦积崖龛而埋葬。北周年间,秦州大都督李允信为亡父建造七色阁。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在麦积山建塔“敕葬神尼舍利”,后经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断的开凿扩建,遂成为中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b.麦积山石窟在东崖保存有洞窟54个,西崖140个。东崖的石窟以涅槃窟、千佛廊、散花楼上的七佛阁等最为精美。在涅槃窟前有四根粗短的石柱,柱头有莲瓣形的浮雕,柱顶不用斗拱,而代之以浮雕的“火焰宝珠”,设计构思极其巧妙,这座崖阁是北魏晚期建筑的,是石窟寺建筑中的珍品。西崖聚集着万佛堂、天堂洞、121窟、123窟、127窟、165窟等最有价值的洞窟。天堂洞是两崖上最高的石窟,窟内全是大型的石刻造像,中间一尊,高1.95米,左右两尊,高1.28米,每尊像约有二、三吨重。c.麦积山的塑像有两大明显的特点: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世俗化的趋向。除早期作品外,从北魏塑像开始,差不多所有的佛像都是俯首下视的体态,都有和蔼可亲的面容,虽是天堂的神,却象世俗的人,成为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从塑像的体形和服饰看,也逐渐在摆脱外来艺术的影响,体现出汉民族的特点。麦积山石窟保留有大量的宗教、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实物资料,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史,同时也为后世研究我国佛教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史实。2.唐代铜镜的分期及特色。答:铜镜经过了战国、汉两个时代的发展,至唐代,铜镜制作臻于全盛,无论工艺技术的先进、产品种类的丰富、装饰纹样的繁缛诸方面,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不过,唐代铜镜在不同时期发展特点也是不尽相同的,根据铜镜的特色将其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分别为初唐时期、盛唐时期、中晚唐时期。(1)初唐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流行四神镜、十二时镜、四神十二时镜和瑞兽镜。造型仍以原形为主,钮座配置仍使用汉代以来就一直流行的“规矩配置”。钮座为方格,饰柿蒂纹或连珠纹,镜背布局呆板,仍分三区或二区,内区四小格分置四神,中间为铭文带,外区十二小格分置十二生肖。瑞兽镜晚于四神镜,是渐次由其演变而来的。瑞兽形态似狼似虎、似豹似狐,随着半圆钮的出现,绕钮配置的开始,瑞兽形体变得丰腴柔健,生动活泼。瑞兽镜背外区大多仍饰以铭文带,但已发展成为区别汉代传统铭文的韵文铭文,因而有一定文学价值。边缘饰以三角、水波、月牙纹等。(2)盛唐时期这一时期的唐镜风格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流行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和雀绕花枝镜。①瑞兽葡萄镜瑞兽葡萄镜虽大多仍为圆形,但已出现方形和菱形,镜钮有圆钮,也有兽钮;镜背纹饰不仅淘汰了铭文带、十二时,代之以三葡萄枝、三角锯齿纹、流云、卷叶等。②瑞兽鸾鸟镜瑞兽鸾鸟镜是从隋至唐初流行的瑞兽镜类发展而来的。铭带消失,无内外区的分隔。瑞兽已由静态趋向动态,造形更为丰腴。构图也由规整紧密,变得活泼开放。特别是主题纹饰的瑞兽与鸾鸟处于对等位置,反映了它是整个隋唐铜镜纹饰由瑞兽向花鸟演变过程中的过渡形态,表现了盛唐的艺术风格。③雀绕花枝镜雀绕花枝是这一时期出现较晚的铜镜纹饰,它的出现标志着唐镜纹饰题材的又一新突破。在形制上,菱花形已跃居主要地位,镜钮圆形或兽性。在题材上,不再以兽为主要纹饰而代之以飞鹊、鸳鸯、喜鹊等;在布局上,飞禽同向排列绕钮,于期间配以花枝,且花枝布局甚为突出,边缘以蜂蝶花叶最多。(3)中晚唐时期①中唐中唐时期唐镜是百花齐放、形成独特艺术风格的时期。就镜形而论,圆形、方形、亚字形、菱花、葵花诸形形制丰富,风格各异;从纹饰来看,瑞兽纹饰基本消失,在前期花鸟饰进一步丰富和完备的基础上,鸾鸟、团花纹饰居于主导地位。此时流行的花鸟镜除前期的雀绕花枝外,主要是对凤镜,又称双鸾镜或双鸾衔授镜。除花鸟镜外,此时反映神仙世界和现实生活题材的铜镜也不少,例如月宫镜、飞仙镜、云龙镜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金银平脱镜、螺钿镜等特种加工的镜子。以金银平脱镜为例,金银平脱是铜镜纹饰装饰工艺水平的一个创新,用胶漆贴以金、银薄片裁成的人物、花卉、虫兽于镜背上,再于其上髹漆数重之后细加研磨,直至金银片纹漏于平面即成金银平脱镜。这种镜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绝等奇作,往往作为皇帝赏赐重臣亲信和赠送外来宾客的物品。②晚唐至晚唐,铸镜业趋于衰落,除上期铜镜流行外,出现了人物故事镜。尤其盛行以八卦为主纹,配以符篆星象干支等具道教意味的八卦纹镜,包括八卦百炼、八卦十二生肖、八卦干支、八卦双鸾、八卦星象纹诸镜。万字镜也较为广泛地使用。中晚唐铜镜无论从造型、纹饰、技法上都急剧衰退,镜身渐薄,布局单调,装饰手法草率,完全失去了盛唐铜镜富丽堂皇、生气勃勃、绚丽多彩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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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会理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乌东德水电站(四川)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论证会上,作为四川省发掘面积最大、投入人力最多,单个项目投入经费最多的一个考古项目,发掘出土的文物让人眼前一亮,目前发掘石棺葬335座,这也是西南地区发现石棺葬数量最多的单个考古项目,这为研究当地石棺葬文化内涵及发展演变提供实物资料。该遗址石棺葬与川西地区石棺葬差异较大,而与滇中地区的石棺葬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为研究不同地区石棺葬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据了解,横断山脉南部是国内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区域,恰恰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该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一地区是天然的民族迁徙通道,文化传播的走廊,同时又是星落棋布的小区域文化的孕育之地。随着乌东德水电站(四川)考古项目的推进,这一区域的文化面貌还也将逐步清晰。21处文物点 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 乌东德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河段规划建设的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四个水电梯级的最上游梯级,是我国目前第四大水电站。为配合乌东德水电站建设,2011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对该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共发现文物点21处,计划考古发掘面积13.48万平方米,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到目前为止开展考古发掘的8个文物点包括:猴子洞遗址、河头地遗址、河东田遗址、李家坪遗址、大劈山墓地、河漂遗址、三台地遗址、下坝子遗址。”在论证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专家介绍,从2017年4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凉山州博物馆、会理县文管所开始乌东德水电站(四川)的考古工作,发掘面积37500平方米。发现遗迹种类有墓葬、灰坑、水沟、房址、窑址、灶等,共计851个,其中石棺葬335座最为突出;出土陶器、瓷器、石器、铜器、铁器、骨器、贝器等各类文物共计2136件,标本数万件。“乌东德水电站(四川)考古发掘项目是四川省发掘面积最大、投入人力最多,单个项目投入经费最多的一个考古项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此次项目的刘化石介绍,目前猴子洞遗址及大劈山墓地考古发掘已取得重要成果。猴子洞遗址共发现石棺葬121座、史前房址19座,出土器物1065件。发现了西南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大型石棺葬墓地,还发现了与墓葬同时期的居住区。石棺葬类型多样,出土遗物丰富而具有本地特色。刘化石说:“该遗址石棺葬与川西地区石棺葬差异较大,而与滇中地区的石棺葬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也为研究不同地区石棺葬文化性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随葬兽角兽牙、海贝或为装饰品 个别墓主人身中箭镞猴子洞遗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新安傣族乡马鞍桥村六组,地处金沙江一级支流城河西岸二级阶地(小地名:猴子洞)边缘地带,海拔970至990米。从目前考古发掘来看,遗址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包含墓地和生活区,墓地主要分布于生活区四周边缘地带。据考古专家介绍,发掘过程中出土石棺墓121座,灰坑78座,灰沟6条,房址19座,灶3座,出土陶器、石器、骨角牙蚌器等遗物1065余件,其中完整可复原陶器30余件,石器900余件,海贝、骨饰品数十件,同时出土大量陶片。“墓葬全部为石棺葬,其中6座顶部破坏严重,可能为仅有盖板的石棺葬。”考古专家介绍,墓葬大部分无随葬品,40余座墓出土随葬品,多随葬一或两件陶器和箭镞,个别随葬兽角兽牙、海贝、穿孔骨饰品。“猴子洞遗址成组分布的墓葬以及合葬墓的发现反映出当时社会以家族为社会组织细胞,并且流行死后聚族而葬的习俗。”考古专家认为,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差异表明墓主人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地位差别,但是这种差异还并不十分悬殊,也没有证据显示较高的地位在家族成员间可以稳固继承。在众多墓葬中,有17座墓葬发现非正常死亡现象,包括身中箭镞、骨骼缺失、骨骼错位、骨骼破损等4种形式,“这揭示了该社会可能经常面临人群间的剧烈冲突。”考古专家解释说。另外,M70、M71、M83、M84都随葬有海贝,除M84外其余3座都同时随葬骨饰品,4座墓葬在形制和随葬品数量种类方面也并不突出,推测海贝可能为稀有的装饰品。距今4290年 或为西南地区年代最早大型石棺葬墓地之一猴子洞遗址拥有丰富多样的石棺葬类型及土坑墓。以侈口罐、壶为主要器类,以彩绘黑皮陶、丰富的带耳陶器、带角鋬陶器、刻划纹纹饰为特色的器物群,与岷江流域、大渡河青衣江流域、雅砻江流域等地区石棺葬器物迥然有别,这既有时代早晚的差别,更是不同文化来源和类型使然。“猴子洞遗址的石棺葬属于云南元谋大墩子类型,石棺葬最早可到距今4290年。”考古人员认为,这很可能是西南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型石棺葬墓地之一。而墓地年代下限至距今3000左右,前后年代跨度上千年,如此长时段的大型石棺葬墓地在西南地区极其罕见。与此同时,位于会理县新安乡新田村五组的大劈山墓地目前发现了192座石棺葬,墓地规模大,墓葬分布集中,形制多样,随葬品丰富,墓葬排列有序,相互打破关系较少,应该为一处部落或家族的墓地,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石棺葬墓地的规划、墓主身份级别及该部落或家族的社会文化内涵都提供珍贵的材料。考古专家称,石棺葬是我国西南地区分布较为广泛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在岷江上游、雅砻江中下游、滇西地区、大渡河中游、金沙江中游都有分布。但像大劈山墓地这样石棺葬如此集中且规模如此之大,在整个西南地区都极为罕见。( 图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编辑 官莉
国家文物局今天正式对外发布2018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包括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等20个项目入围。2018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解决学术和历史问题作用关键从目前入选的田野考古项目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解决重大学术问题和重大历史问题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和意义。年代最久远的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是华南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典型洞穴遗址,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处重要遗迹,出土的打制石器以定型化生产的各类陡刃砾石石器最具特色,还有人类化石、石器、陶器、动植物遗存等各类标本一万余件。由社科院考古所主持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湖北沙洋县城河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235座,发现同穴多“室”合葬墓,也有独木棺,这是在长江中游首次发现史前独木棺,改变了屈家岭文化只见城址不见大型墓葬的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 陈星灿:这个时代刚好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这个时代,这个墓地第一次这么清楚地揭露出这个时代的墓葬的具体特点,所以它填补了很多的历史空白,也解决了很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同为新石器时代的陕西延安市芦山峁遗址,考古队最重要的发现是遗址核心区分布的四座大型人工夯土台基,每座台基之上坐落着规划有序的围墙院落和建筑群,似可被视为中国较早的宫殿或宗庙建筑早期形态之一。陕西另一处东周时期的刘家洼遗址,出土的金首权杖、青铜、铁矛、金耳环、金手镯等饰物,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特色。此外,入围的还有第一处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出土刻有“宕渠”文字的瓦当和竹木简牍的四川渠县城坝遗址等等。终评入围项目年代跨度长达上万年此次,由国家文物局主导的“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申报的34项考古发掘项目。入围终评的20个项目,年代从新旧石器时代到晚清,时间跨度长达上万年。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目名单(以时代早晚为序) 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玉器加工作坊遗址群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甘肃宁县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河南荥阳官庄遗址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内蒙古福路塔秦文化墓地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来源:央视新闻想获取更多政务新闻及服务资讯,请下载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政务客户端──四川发布。
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将四川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1996年,宝墩遗址的发现,牵住了古蜀文明起源研究的牛鼻子,将四川的文明再度向前推进500年。2001,金沙遗址被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为三星堆文明消亡以后,古蜀文明的发展找到了直接证据。2008年,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2012年,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2013年,老官山西汉木椁墓;2015年,高山古城遗址;2016年,青白江春秋战国船棺墓群;2017年,成都体育中心翻修,发现了明代蜀王府苑囿;2018年,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千年的时光赋予了成都一铲子下去,就能抖落出几件文物的厚重,而出土的每一件文物,恰恰又刷新了成都的历史维度。重建遗落的历史,让消失的记忆为人所记起。历史从来都离不开人,在与历史的隔空对话中,是他们,为我们不断发掘一座城市遗落在地下的千年精髓与文明。与其说重建历史的人被称为考古工作者,不如说浪漫点:他们是在照顾历代的星辰。2015年9月,成都蒲江一处山麓与河流之间的平坝地带,战国船棺墓群的勘探现场,龚扬民像往常的每一天一样,拿着刷子细细地清理土层。在这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竟能亲手发掘出一件镇馆之宝:一柄刻着“成都”的青铜战矛,它证明了成都在两千年的变更中,城名未改,城址未徙,这在全国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龚扬民所站的地方,是一座五代的墓葬遗龚扬民是80后,湖北人,在川大从本科一直读到在职博士,专业是考古学。说来也巧,当年研究生念完后本想回家乡工作,可是不招人,正巧成都考古队招人。“既然这样那就留着呗,这里就是家了。”之所以喜欢考古,除了少年时被电视上楼兰古城的发掘吸引外,不想活得太重复想活得有趣一点,也是龚扬民从事考古的原因。学考古,有趣吗?唐淼的身后就是宝墩遗址,这里是古蜀文同在考古队的唐淼是西昌人,不太喜欢单纯重复的办公室工作,虽然本科念的是地质学,但考古自小又是他的兴趣。所以读研时,为了能与自己的本科专业相结合,他挑选再三,选择了新石器时代这一考古门类。如今,他呆在成都平原最大的新石期时代晚期城址,就是距离天府广场约60公里的宝墩遗址。这里的历史早于三星堆文明,它出土的种子见证了天府农业的起源,它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古城址,也更是巴蜀文明起源的最古老章节。宝墩遗址的发现对巴蜀乃至整个中国文明都很重要,对唐淼也很重要。宝墩遗址的航拍图“当初我读研的时候跟着老师到这里做考古发掘,并在这里认识了我老婆,我们还养了条狗叫墩墩。我和宝墩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联系。”宝墩是唐淼事业的起点,他四年的全部工作都是围绕这里,唐淼的爱人毕业后去了成都博物馆工作,讲到这的唐淼一脸的幸福。宝墩遗址其实是一个长期延续的遗址,宝墩时期以后,汉代至唐宋以来这里一直有人类生存,这几件就是处于宝墩遗址内的宋墓所出土的完整器皿“有时候考古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东西,因为你可以无限的遐想,让你去跟着去追一个梦。但有时候,它也是非常枯燥的。”以前的唐淼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打球时脾气火爆,正是考古让他沉下了心。这四年间,经由唐淼手的大概能有四、五万件陶片,他做的,就是在这四、五万件里面一一挑选,比对,最终,亲手拼对成几十件陶器。“还是要爱,心里要有一团火,要不做不下来。其实对我们来讲,发掘对我们来说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整理。”一个遗址,二十多年的工作,其过程十分复杂。发掘、清洗、整理、编号、拼对、画图、出报告。而其中的每一大项下面,又分为了无数小项,最复杂的就是整理。每一枚碎片都要经历这个过程,然后再从这四、五万件碎片里拼成这几十个器皿。每天做这样重复,甚至机械的工作,会烦吗?“时间真的太短了,不够用,真的。”从宝墩遗址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的完整器皿——宽沿尊自念书时龚扬民就有一个梦想。“我要通读24史,弄懂四书五经,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融会贯通,然后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影响整个世界。”这个梦想虽然很大很远,但每一步都算数,所以每天龚扬民回到家陪伴家人之余,就是读文献。很多人想象“考古工作者”的样子,是刻板而守旧的老人,身着白大褂,不苟言笑的穿行于勘探现场。可他们并不是。哗啦一声,蒜苗下锅,香气四溢,厨房门外一只小泰迪躁动的扒拉着门,五一小长假唐淼一直待在宝墩遗址没空回来,这周末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婆做顿饭,这是他对家人表达爱意的最佳方式。而在五代封王墓忙活的龚扬民,同样没有享受小长假。唐淼与爱人出去旅行,与之同行的还有他们的两只小狗在那三天的烈日下,龚扬民戴着变色镜看着面前的墓葬,虽然很多人都说一年的成都只有60天能见到太阳,但他依然被晒得黝黑。伴着成都经济的大跃步,成都考古队的任务也越来越重,因为发展就代表着破土,在这千年的古都一铲子下去就能抖落出几件文物。“我们做的所有的考古发掘研究都是新鲜的没有重复的,每一样东西都不一样,人的一生太有限了,我想活得有意思,想要不重复的活......而如果不做考古的话,我有点想拍电影,我喜欢电影,因为你可以体会不同的人生,这跟考古是相通的。”龚扬民手指的地方,是五代封王墓的神道而与龚不同的是,唐淼的业余生活则更丰富一点。打球唱歌,微博抖音,每一年的唐淼还会和老婆出国去潜一次水。“你可以理解我没有那么刻苦吧哈哈......”当然,除却这些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而且是定期要做的事,就是陪老婆逛街。而另一件意料之中的事,就是他们几乎不会关注娱乐,电视也不怎么看,但有一些热点他们却追的比任何一个人都勤。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宝墩古城城墙的剖面,都是由黏土斜坡夯筑而成“考古不是个人的,不是单位的,也不是国家的,它所获得的信息是所有人的。在现在这个时代,需要让普通民众感受到中国的文化积淀,尤其是,在考古工作被一些谬误所包围的时候,就更需要一个声音去传递。关于‘考古就是盗墓’这个问题持续了都不知道多少年了。几乎每个发掘工作都是被动的,要么是被盗,要么是被毁,我们做的都是抢救性工作,否则我们绝对不会主动发掘!”唐淼说完这些,又自问自答了一个问题:考古究竟有什么用?“考古对于吃穿住行肯定没什么用,但是,它对于精神领域的作用,没有能比它还大的了。往大一点说,它能塑造我们的民族认同啊!就说成都,其实在三星堆,金沙发掘前,成都是没有史前历史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自豪地说,成都有着4500年的历史!宝墩遗址将成都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500年!就是这样。”这里是五代封王墓的墓前建筑遗址。为了要知道墓前遗址灰坑内的地层堆积情况,考古队员特地把圆形的坑剖成了这样的“心”型。而这个问题对于龚扬民来说,更多的反而是情怀。“你发掘出来的东西是唯一的,并且是永远都会留存下来的,钱再多又带不走,权势再大也会退休,只有你的工作和研究才能留下。为什么考古待遇低,工作苦还有这么多人在坚持?说白了都是情怀。”说着这段话的龚扬民,眼神透着炽热。龚扬民经常会去到一些荒无人烟的地方,蚊虫崴脚等小事肯定不用多提,有一次去山上找遗址,在悬崖边上还差点掉下去。“虽然有一些惊险,但是这么多年来也没有缺胳膊断腿,都还好。”经常跑野外的龚扬民无法避免一些外在的危机,但一直待在宝墩的唐淼,最大的危机就只有他自己。“说到底我就是一个对考古还有一些执念的年轻人。有时候我也会烦,也会疲惫,也会迷茫,天天就重复一件事情我也会受不了,每当我这种负能量爆棚的时候,我就自己走到宝墩的城墙上去,在那宽10米多的城墙上站着,然后我就会觉得,不能辜负吧。”龚扬民与正在上幼儿园的儿子至于以后,唐淼希望能在五年内整理出来一篇十分全面的有关于宝墩的报告,而在龚扬民的眼里则满是刚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对于以后是否会让儿子也走上考古这条路的问题,龚扬民倒也没有太多想法。“如果他想,我肯定会大力支持,但是我不会干涉他的选择。”“这些年我一直待在成都发源的地方,我对成都已经有很强烈的感情了。”按唐淼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初因为喜欢成都,所以在宝墩一呆就是四年,而又因为在宝墩呆了四年对成都的愈发了解,所以反过来又更加地热爱成都。似乎每一位蓉漂对成都的情感都是这样一个顺序。唐淼正在宝墩遗址内画考古地层线如今在成都进行考古工作的专业人员有百余个,正在进行发掘的考古工地有20个左右。龚扬民发掘出来的文物,基本在修复好后,都能在四川的各大博物馆里看到,而唐淼所处于的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将在明年对公众开放,并于后期建成遗址公园。“以后当朋友踏上宝墩这块土地的时候,请不要怀着一种看宝物或者看多少东西的心态看待他,我觉得应该带有一些敬畏。因为你来到了,是整个成都人,整个巴蜀文化,最开始孕育的地方,也是人类来探索成都平原时到达的第一块地方。当他们到这里之前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是通过这个地方开始了与自然斗争,与自己斗争,一步一步的发展,才有了今天。”唐淼说。去年刚刚改建的宝墩遗址临时陈列馆唐淼与龚扬民是成都考古队的一员,有无数和他们一样在考古工作的最前线的人,他们隐秘而伟大地生活在我们的身边,过着平淡的生活。或许有一天,他们也会和其他游客一样陪着家人来到博物馆,走过一个又一个展台。当他们看到橱窗内那曾经过他们双手的文物,静静的安放在那里,回想起曾经出土时与它相遇的瞬间,没准也会晃了神吧。E N D文:南城图:曹鸿禹编辑:棐溪漫成都小编客服微信:mcdxb2016以上内容为漫成都原创拒绝一切形式转载,本号不授权,侵权必究
03:26张晓雯 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2019年度四川省有哪些考古成果?1月11日,2019年度四川省考古工作报告会在成都博物馆举行,在川有考古资质的两院一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的专家齐聚,汇报了2019年度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通过专家点评和观众提问环节,深度解析2019年度四川省的考古成果。据了解,这是四川省考古界首次与公众分享考古成果。考古大会现场专家与观众云集考古报告会2019年度四川省考古工作报告会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馆承办,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学术中心协助。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王毅、四川省政协委员赵川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成都市文广旅局副局长张学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等领导出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主持会议。在川有考古资质的两院一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汇报2019年度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自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物考古机构、博物馆的专家学者以及四川省内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文物部门、文博单位以及成都市民共计350余人参加大会。会上,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濮新代表四川省文物局对2019年度四川省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表示祝贺,对关心支持考古工作的领导,致力于发展文物考古事业的工作者,热心支持文物考古工作的群众,表示欢迎和感谢。现场考古人分享考古成果2019年四川考古人的势头强劲,田野和研究工作齐头并进,不仅踏遍成都平原、川西北、川西、川南高原山地,他们还踏上云贵高原,澧阳平原,甚至印度洋的岛屿,收获了宝贵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扎实了研究。会议现场9位青年学者代表各项目团队,对2019年的收获进行了精彩的汇报演讲,多位专家分别进行精到点评,现场听众热情参与了提问互动。业内提问包括《2019年甘孜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湖南省澧县鸡叫城遗址田野收获工作》《高山古城遗址植物遗存综合研究进展》《2019川西北高原考古调查初步收获》《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2019发掘收获》《成都市高新区双龙村战国墓地发掘汇报》《会理县猴子洞遗址发掘》《唐宋时期成都城的里坊格局与生态》《斯里兰卡曼泰港遗址2018—2019考古工作收获》现场报告当天上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郑喆轩分享了甘孜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石涛报告了湖南省澧县鸡叫城遗址项目2018-2019年田野工作收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闫雪报告了高山古城遗址植物遗存综合研究进展。考古幕后:走到自闭,走到怀疑人生现场既有专家点评也有观众提问,专家专注于考古研究,也有公众对考古工作兴趣盎然。郑喆轩分享结束后感慨:“在考古现场,经常走到自闭,走到怀疑人生。”令公众了解到考古人的艰辛。石涛刚刚从鸡叫城遗址考古工地赶回来,分享结束后,一位来自高校的老师发出了“灵魂拷问”:“平时考古田野调查男生多还是女生多?我们学校的男生基本不动手。为什么我看照片上女生居多?”现场一片爆笑,石涛回复:“鸡叫城遗址田野工作男女比例是标准的1:1,12个男生,12个女生。”点评专家透露:“大家不要笑,别看石涛这么年轻,他在现场既要当爹又要当妈。”闫雪是一位女考古学家,报告里有高山古城先民墓葬出土坚果,闫雪的同事透露,大家PPT上看到的只是一张普通的清晰的核桃图片,其实是闫雪通过筛检、研究之后,跑到很远的地方用CT显微成相,过程非常不易。
导读: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受季风的影响,南方比北方多雨。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北人骑马,南人乘船”的出行习惯。在南北方的丧葬制度中,也能看出差异,北方的古代墓葬中习惯陪葬车马坑,而南方则流行“以船棺入葬”。船棺葬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中,因为以船形棺为葬具,所以称为船棺葬,主要分为露天葬和土葬两种。在今天的四川、重庆等地,主要流行土葬形式的船棺葬。根据考古发掘显示,船棺体形硕大笨重,用整段楠木刳凿或用6块整板拼合而成,中部为盛尸处,上有木板为盖。2000年夏天,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闹市区的一条商业街,某机关正在一处工地修建食堂,在挖掘地基的时候,有工人挖出了一根巨大的木头。在场的领导查看之后,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于是就上报给了成都市博物馆。接到通知的博物馆立刻派遣一支考古队赶到了现场,通过对现场的初步勘察,考古队员认为下面是一座大型的船棺葬墓地。由于施工对古墓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破坏,考古队决定对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发掘,最终一处占地600多平方米的大型墓葬展现在众人面前,通过对墓中碳元素的测定,考古人员认定这是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型船棺葬墓地,距今超过2000年历史。在600平米的墓坑中,考古队一共挖出17具保存完整的大型船棺,这些船棺全部使用整颗金丝楠木制成,最大的一个棺木长达18.8米,直径1.7米,堪称中国的“船棺王”,其价值不可估量。墓葬在历史上多次遭到破坏和盗掘,其中在汉代被盗挖最为严重。虽然多次被盗,但墓中还是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包括陶器103件、青铜器20件及153件漆、竹、木器。珍贵的漆器在出土时,仍然光鲜亮丽,是四川地区第一次发现,现场的考古人员又一次发出了惊呼。关于墓地的主人,据专家们推测是古蜀国的王族,整个墓坑在下葬时棺木应该不少于30具,后来古蜀国灭亡以后,这些船棺才被有意迁移或破坏。考古人员介绍说:以往全国各地也都曾发现过船棺葬,但基本都是单个存在,最多是一个家族埋葬在一起。但像成都这样大规模的船棺葬,还从来没有发现。而且所有的船棺还都是用金丝楠木做出,价值不可估量,很多考古队员在发掘过程中异常兴奋,表示越挖越有劲,就想早一些揭开地下所有船棺。如今这里已经开发成旅游景点,向游客开放。参考文献:《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论船棺葬》
10月31日上午,中国考古学前沿论坛暨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建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隆重召开。本次大会是中国考古学届的国际性高端学术峰会。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此次成都迎来的这一考古学国际性学术盛会,将对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成都考古的黄金时代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成都市的考古工作出现了大跨步的发展,并产生了一系列对全国考古行业具有启示或影响的制度和经验。提到成都考古,人们往往会第一时间想到被作为成都城市标志的太阳神鸟、成都博物馆的网红展品石犀。这些文物,都是近20年里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考古工作中发掘出土的。2001年,新世纪伊始,金沙遗址的惊世发现开启了成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成都金沙遗址的发掘成为古蜀文明研究继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成果。代表“王者”身份的金面具、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图案的太阳神鸟金箔、来自于良渚文明的十节玉琮、色彩斑斓的各类玉器……构建了一个神奇、充满想象力、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被誉为本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先秦考古中,新津宝墩、温江鱼凫村、大邑高山等史前城址及金沙、十二桥、新一村、商业街船棺都是公众熟悉的考古项目。商业街船棺墓,一度因为出土大量船棺以及修复完成“古蜀第一床”而受到公众关注。秦汉以后的考古更为公众熟悉,在成都市中心发现唐朝中央公园摩诃池,明朝蜀王府遗址被发现以及春熙路江南馆街遗址等等,重塑着古代成都。今年在新川科技园发现的数千座墓葬,更是成为公众一时关注的热点……在考古之外,成都考古还在科技考古方面不断突破,4000多年前成都人就吃上水稻等植物考古成果,让普通百姓对考古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参与此次盛会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雷兴山教授表示,过去20年,是成都考古的黄金时代,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不仅有力推动了相关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进展,也证实了古代成都人令人赞叹的成就。参加此次盛会的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赵宾福教授表示,成都考古人以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掘铲指路、文物写史的奋斗故事,发掘出成都平原古代先民别具地域风格和时代特色的辉煌历史。成都众多重要考古发现的接踵而至,改写着人们对成都历史的固有印象。成都考古成果,一次次拓展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的广度与深度,传承巴蜀文明,不断拓展天府文化丰富内涵。川大深度参与成都考古2019年11月17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冶金技术的起源与传播暨临邛冶铁实验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邛崃市邛窑考古遗址公园举行。该活动是一场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爱媛大学亚洲产业考古学研究中心、邛崃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国际性学术活动,吸引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Donald B.wagner(华道安)教授,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还有来自哥本哈根大学、剑桥大学、爱媛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科研单位与学术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学术研讨会。临邛冶铁实验考古作为“古蜀文明传承保护工程”的重要实践,是我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工作中的一大亮点。本次系列活动还增设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公众考古的环节,旨在更好促进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冶金考古成果的交流,深入研究临邛汉代冶铁技术及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升“古蜀文明传承保护工程”的研究水平。成都是文物大市,60年来,四川大学考古学科以坚实的田野考古为基础,在国内外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对成都考古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川大为成都文博界培养出大量专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川大校友唐飞表示,多年来,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承担着四川考古发掘研究工作,从以三星堆、金沙、商业街船棺葬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遗址,到以中坝、小田溪、罗家坝、城坝为代表的巴文化遗址,再到茶马古道、蜀道、南亚廊道、五尺道、荔枝道等文化线路考察,共同走遍了巴山蜀水,甚至还踏上云贵高原,充分共享学术资源、学术成果,为厘清巴蜀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特征与形成,加深世界对中国西南地区古代文化面貌的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表示,成都考古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关系密切。在成都平原史前城址、金沙遗址、成都平原冶铁遗址、成都地区崖墓、明蜀藩王陵墓、贵州省洞穴遗址、青海省喇家遗址等考古发掘及研究项目中,双方进行了深入合作,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双方还在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冶金考古、宗教考古、陶瓷考古、人类骨骼考古、环境考古等科研领域,以及本科生及研究生培养、博士后科研工作等人才培养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数十年来,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为成都文物考古界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很多人已经成为了成都考古文博领域的专家。今年双方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强强联手,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推进若干重大学术问题的探索和人才培养,力争开创成都考古及西南区域性考古发展的新局面。毕业于四川大学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江章华表示,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输送了很多优秀人才,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建树。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还直接参与了大量成都平原的重要考古项目,如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金沙遗址,一些汉唐墓葬群等,为成都文明史的发掘作出了贡献。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许多老师,包括老一辈的冯汉骥、童恩正、张勋燎、林向、宋治民都是研究巴蜀文化的大家,现在一些年轻老师对巴蜀文化也有很深的研究。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川大校友朱章义介绍,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对古蜀文化的研究历史悠久,出了大量的成果。金沙遗址博物馆很多专业人员毕业于川大考古文博专业,多年来,双方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共同编写了部分考古发掘报告。金沙遗址博物馆还是川大文博实习基地,有多批文博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在金沙实习。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汪兰 编辑 李旻 校对 宋和霄
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1月11日,“2019年度四川省考古工作报告会”在成都博物馆举办。诸多专家、学者集聚一堂,共话2019年度四川的考古成果。本次报告会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馆承办,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学术中心协助。报告会上,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的九位青年学者依次对九个不同的考古项目做汇报演讲,多位专家也将分别对此作出点评。划重点啦,2019年,四川这些考古项目值得关注:2019年甘孜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这是本地区首次系统专业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填补了三州地区无明确旧石器遗址的空白,对研究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演化和东亚手斧的源流等国际热点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湖南省澧县鸡叫城遗址2018-2019年田野工作收获鸡叫城遗址是新时期时代的古遗址,对研究原始社会发展和国家起源提供了实物证据。2018-2019年的田野工作进一步探索了该遗址,再次丰富了它的历史、文化内涵。高山古城遗址植物遗存综合研究进展高山古城城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种类丰富、数量可观,根据这些植物遗存,专家们可还原当时的古植被情况、探索先民的生存活动环境。2019年川西北高原考古调查初步收获在2019年对川西北高原考古调查中,考古工作者们共调查了73处文物点,不仅首次在若尔盖县发现了石棺葬遗存,而且发现的彩陶还证明了该区域在甘川两省古代文化交流、传播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2019年度发掘收获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曾于1957年、1978年、2007年三次发掘,是探索滇西北早期聚落形态与文化演进的宝贵资料。2019年度的发掘则将该遗址的面貌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对不同时期人群的生产生活、聚落特征与微环境,特别是“水环境”的关系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成都市高新区双龙村战国墓地发掘本次发掘的战国墓地位于成都市高新区中和地区,清理出的10座战国墓共出土了青铜器210余件。丰富的器具为研究战国蜀地的葬制葬俗提供了新的材料。会理县猴子洞遗址发现猴子洞遗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考古工作者们在此处首次发现并大规模发掘了居住址与石棺葬共存关系的聚落,为全面研究石棺葬人群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众多墓葬中还发现了明显非正常人骨架埋葬现象,让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新石器时期本地居民充满剧烈冲突的生活场景。唐宋时期成都城的里坊格局与形态————基于近年来的城市考古发现成都自两千余年前建城以来,就未曾改变过城址,是少有的古今重叠型的地方城市,与长安、洛阳等全新规划营建的都城截然不同。近年来的城市考古发现,为成都的城市形态与布局勾画出一幅别具特色的历史画卷。斯里兰卡曼泰港遗址2018-2019年考古工作收获斯里兰卡曼泰港是印度洋上最早发展起来的贸易枢纽港之一。2018-2019年,由四川大学考古系与凯拉尼亚大学考古系组成的中斯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出土了大量直接反映曼泰港贸易活力的重要遗物,对解读曼泰港的历史沿革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地位提供了有益线索。
导读:根据史料记载,四川省西昌市古称“邛(qióng)都”,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西昌市内的安宁河流域,有一个美丽的湖泊名叫“邛海”。这两处地名的来历都与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有关。据《中国西南彝族传》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琼都是滇北帝王数量最大的城市,从滇北到四川深山有许多外国人,其中琼果是最大的。《西昌地方志》中也记载,这里曾是琼人居住的地方。但东汉以后,史料中没有关于琼国的记载。曾经统治中国西南的琼州是否神秘地消失了?成千上万的琼人去了哪里?1975年,四川省考古队到西昌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深山中发现了许多巨大的石堆。经过调查,研究小组发现这些石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形成的。据当地村民说,这些石头已经藏在山里几千年了,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具体来源。这些石堆看起来像是中原墓群的封土。下面有坟墓吗?为了查明石堆下的情况,考古队选择了一个大石堆进行挖掘。在清理了地面上的巨石之后,大量陶器首先出现在土壤中。在陶器下面,考古队挖掘出了层层的人骨,散落的墓穴,没有其他物品。2004年,考古队在一座名为“瓦纳奥一号”的大型石墓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座坟墓有一个巨大的土堆和石头堆。陵墓的背面与普通的不同。面对如此巨大的墓穴,考古学家首先用机械设备清理泥土。几天后,土地被层层清理剥离,石墓逐渐浮出水面。在成功清除了墓顶的巨石后,下面的墓室逐渐显露出来,这是迄今为止发掘出的最大的石墓。整个墓室长25米,宽12.6米,高2.9米。墓中没有发现棺材,只有大量的人骨。但与以往空墓不同的是,考古队在墓底清理了大量文物,包括铜钟、铜簪、铜手镯和一些陶罐。为了查明墓中埋藏的骨头的年代,考古队立即采集样本,送往实验室进行碳14测试。研究结果表明,该墓葬中的骨骼年龄约为2000年前。根据测试结果,考古学家普遍认为,西昌大型石墓的主人是生活在安宁河流域、神秘失踪2000多年的古琼人。考古学家说,秦汉时期,西昌安宁河流域土地肥沃,自然环境优越,非常适合琼人生存。但是,随着秦汉中央王朝的压迫,这些少数民族逐渐衰落,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自第一次发现以来的30年里,考古队从未停止过该地区的考古发掘。在此期间,他们发现了232座大型石墓,并主持发掘了其中47座。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如今,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些巨石环绕的陵墓时,不得不为琼人创造的奇迹而惊叹。参考文献:《西昌方志》寻找失散的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