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7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实习生 王岚88岁的林向已经很久不到人这么多的地方来了。10月31日,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举行创建60周年纪念大会,同时举办中国考古学前沿论坛,他拄着拐杖来到川大江安校区参加盛典,想听听现在年轻考古人的想法。现场的几百号人中,他的学生已经当了教授,他已是现今诸多资历丰富的考古学家的老师。林向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本科,同年攻读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师从冯汉骥教授,从1962年起便在川大考古学专业任教,直到退休。他的考古生涯始于川大。1958年,为配合三峡水库建设工程,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合作组成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文物的调查队,冯汉骥是当时发掘的主持人。那是林向第一次参加考古调查。他回忆,当时,一个夜晚在河边做调查时,由于天黑迷路,情况十分危急,远远的看到一艘轮船过来,借着轮船的灯光才注意到,眼前不远处便是一截断坎。“断坎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水塘,如果船晚一点来我就掉进河里去了。”林向说,考古是很艰苦的,但同时又充满了乐趣,因为每次都有新的发现。经过三峡考古后,林向对考古的喜爱之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上研究生,就想跟着冯汉骥先生学考古去。“我从小就有一个想法,我佩服司马迁,他历遍大山名川,跑过好多地方。”林向说,他也向往着这样的生活,搞考古也是一样,志在四方。“我们考古有个特点,新成果不断的涌现,过去的结论很可能被全部推翻,这个就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一个人一旦深入进去以后就不能自拔。”林向说,现在他是因为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迫不得已‘金盆洗手’。年轻考古人的面孔让他回忆起自己的青春。“那时候考古的条件和现在可不一样。”林向说,就拿现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来说,那时候,他们是蹲在祭祀坑里,太阳晒的就像热气蒸上来,设备上,常用的就是平头铲、尖头铲、毛刷、竹签等,需要进行精细作业的时候甚至要用牙签去挑,进度很慢。“现在是完全不同了,他们有先进的仪器来测方位,各种条件都好了。”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 李慧颖)10月31日报道 今日,中国考古学前沿论坛暨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建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召开。现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正式揭牌成立。“川大考古文博学院未来的目标,是建设成为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争创世界一流学科。”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畅谈道。四川大学考古学科由著名考古学家徐中舒、冯汉骥创建(1960年),是全国首批开设考古学专业的三所大学之一,如今的规模和影响居于中国高校考古学科前列,为中国考古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川大考古已经有60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在中国西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他的学术布局,形成了他的学科特点。人才培养从本科到研究生一直到博士后,有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介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基于此情况,顺应时代而成立。据了解,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挂牌成立将进一步提升四川大学考古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学院将设置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三大类专业在人才引进、学科资源配置、科研经费、办公场地等方面给与倾斜和大力支持;同时也将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加强学科交叉,建设好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山地考古研究中心等平台。“我们也会跟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尤其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成都市人民政府密切合作,把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夯得更加扎实。”“我们考古文博学院在下一步要建立的一个是碳十四实验室,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实验室。”霍巍透露。该实验室将是继北大首个碳十四实验室后,第二个实验室。此外,下一步,学院将进一步积极参与“考古中国”项目、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四川大学的博物馆新馆建设工作,站在以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讲好中国故事。论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诸多考古学家齐聚一堂,共享盛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DNA实验室主任付巧妹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博学院院长雷兴山教授分别作了《古DNA获悉东亚人群遗传演化》《关于撰写考古报告》的主旨演讲。【来源:成都全搜索新闻】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四川在线消息(记者 吴晓铃)4月3日下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学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作为我省文物考古领域代表文博科研单位和高校的最重要两支专业力量,双方未来将强强联合,在考古研究、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研究等领域开启长期的全面合作。据介绍,此次合作旨在为推动古蜀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促进四川盆地文明化进程、及其与周边地区文化互动与交流及相关重要学术问题探讨,探索创新科研院所与高水平大学合作研究机制,加速培养应用型、高素质、多元化人才队伍,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长期合作关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双方经过充分协商,举行合作框架(全面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同时还进行了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客座教授及校外合作导师聘任签约。这标志着省内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领域最重要的两支学术力量的整合,双方将进一步夯实既有的学术合作关系,以新的学术视野为双方共同推动国家和地方文化事业大发展和考古文博事业大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霍巍表示,未来将充分发挥四川大学在专业人才、资料信息、实验室建设、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的优势,共同搭建起高质量的科研平台,推进若干重大学术问题的探索;希望整合省考古院的资源优势和行业经验,帮助四川大学的研究生养进一步满足面行业需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表示要充分利用四川地区丰厚的文物资源,在重大学术问题上与高校展开密切交流与合作,协助高校培养合格的一线考古人才,共同开创四川文物考古工作的新局面。成立于1960年的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双方也曾经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等遗址嘉陵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岷江上游等地联合开展过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按照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双方将在省文物局的统一协调下于2020年联合组队就古蜀文明的若干重大学术问题,联合开展田野调查和发掘,并将利用双方的科研优势,展开包括冶金、动植物、人骨等科技考古领域的合作,强强联合共同描绘四川考古新图景。
他们让江口沉银的民间传说变成现实;他们让成都城市的面貌更加清晰……“锄头”在手,年轻的他们追寻着历史的真相——江口沉银考古发掘现场四川在线消息(记者 吴晓铃)四川博物院,“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展出如火如荼。10月27日,当数百位观众慕名而来,打算听江口发掘领队刘志岩的考古讲座。他们惊讶发现,站在讲台上的居然是一位文弱的小伙子,“这么年轻!”现场不少人小声惊叹。和人们想象中的“书呆子”形象不同,在四川考古界,如今活跃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文能啃大部头的专业书籍,武能在野外发掘脸不红心不跳。他们,让“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变成现实,让巴文化的面貌渐渐清晰,让成都城市以及四川的历史与公众越来越近……(本文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SplitPageHere#江口沉银考古发掘现场领队刘志岩发掘江口沉银 他没睡过囫囵觉当“江口沉银”的传说变成现实,这项考古发掘当之无愧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在评奖现场,37岁的刘志岩,是所有获奖者中最年轻的那一批。在负责江口沉银项目以前,刘志岩就已经是最受关注的四川考古队员。他开了微博普及考古知识,“粉丝”数量超过100万。2015年底,江口沉银的考古工作交到了他的手上。在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院”)院长的高大伦看来,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志岩,是院里最适合的江口发掘人选,因为厦门大学一直有做水下考古的传统。2015年冬天,刘志岩第一次前往彭山江口古镇考察。极目远眺,滚滚江水奔流而过。彼时,眉山警方刚好破了江口沉银的盗掘大案,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等一批珍贵文物被成功追缴。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及文物专家,也证实了文物的真实性,并一致认为江口应当就是当年张献忠的沉银之地。“然而岷江那么深那么宽,沉银究竟在哪里?如果启动考古发掘没挖到东西,岂不是连盗掘人都不如!”刘志岩感到“压力山大”。江口沉银遗址面积达1平方公里,第一次发掘点究竟确定在哪里?刘志岩的团队开始扎实的准备工作:找周边百姓调查在哪里发现过出水文物;让盗掘的犯罪分子现场指认文物出水点;高科技的物探工作也利用起来。综合材料显示,有四五处地点都疑似沉银集中处,究竟挖哪里,需要刘志岩拍板。那一阵,同事眼里的刘志岩颇有些神叨,“经常看他吃饭吃一半,放下碗就走了!”刘志岩最终敲定了首次发掘的地点。此次水下考古也在国内专家们的建议下,采用了围堰排水的方式,一切看似相当顺利。只有刘志岩自己知道发掘开始后的一个多月,每天都睡不好觉。直到一个月后,3米多深的河道中终于发现一枚50两的银锭,刘志岩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终于变成现实,刘志岩的考古人生,也因此改变,“未来的研究方向肯定主要围绕这个进行了。江口遗址的边界和范围还需要继续摸清,这里究竟有没有沉船?张献忠经此一役究竟怎样改变了历史?都需要我们继续大量的考古工作。”考古队员野外上工归来(中一为陈卫东)扎根川东考古发掘 这个外乡人一生追寻巴文化在刚刚于成都落幕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渠县城坝遗址项目获得“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省考古院考古所副所长陈卫东。2011年,他担任这一职务时只有32岁,创下该院最年轻副所长的纪录。200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陕西人陈卫东进入省考古院,被安排到川东地区的宣汉罗家坝遗址工作。省考古院有一个优良传统,要求年轻人每年必须写两万字的读书笔记。陈卫东根据自己的考古实践,结合读书心得,在2006年写了一篇《长江上游地区巴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表达了自己对巴文化的一些思考。这篇文章让高大伦看到年轻人身上可贵的钻研精神。他一边把论文推荐发表,一边建议他把工作重心放在巴文化的发掘与研究上。陈卫东也觉得巴文化是一个值得穷一生去追寻的课题。古代四川,巴蜀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如今伴随三星堆、金沙等的发掘,古蜀时期的文化序列已初步建立,而巴文化的相关工作还有待考古才能最终确定。从那时起,陈卫东几乎跑遍了川东所有重要的巴文化遗址,发掘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最让他难忘的是渠县城坝遗址的考古发掘。文献记载,这里在战国时是賨(cóng)人的国都,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在今达州境内设宕渠城。如果在城坝遗址发现相关遗存,就能建立起巴文化战国至汉的文化序列。2014年,城坝遗址进入国家文物局五年考古发掘规划。4年后的2018年初,考古人员在清理城坝遗址出土文物瓦当时,才发现泥土之下居然出现了“宕渠”二字,两千年前的宕渠城终于揭开面纱。从陈卫东当年发表第一篇巴文化的论文算起,时间已然过了12年。这12年,陈卫东和他的同事们就呆在最偏远的农村。他们长期租住在当地农民家中,一年在工地上的时间长达8个月。城坝遗址三面环水,离开村庄必须坐船。因此,考古队员们除了赶场天去街上买菜以外,很少出去。他们和村里的农人一样“日出而作”,吃了早饭就上工地。不过在农人们“日落而息”时,他们还得抓紧时间看专业书或整理考古材料。陈卫东倒很享受这种状态。“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到城坝是賨人国都的证据。”他兴致勃勃地说,“你觉得川东人的脾气普遍火爆是吧?他们的性格为何和大多数地区的人不一样呢?是否和长期生活的环境有关?是否和史料记载的賨人爱打仗有传承?如果我们能找到兵器等遗存,或者记录賨人喜战的文字材料,就能解答川东人为何成为这样的人的终极疑问。”易立在工作现场(左一)挖出成都千年深厚底蕴 石犀宝宝出自他的“锄头”之下相比对人类命运的追寻,城市考古似乎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从2012年开始负责成都城市考古,今年35岁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易立,一把“锄头”已经挖出成都博物馆的网红文物秦汉石犀、唐时中央公园摩诃池、疑似三国蜀汉皇宫的基址、明蜀王府豪华的后花园等遗存。来自重庆江津的易立没有川东人的爆脾气,对工作火辣辣的热情却保留了下来。2007年,易立从吉林大学考古系研究生毕业,进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12年,四川大剧院展开考古发掘。人手紧缺,才工作5年的易立成为考古现场领队。最初的几分错愕、忐忑,很快变成遇到挑战时的兴奋。“成都两千多年来城址未变,我们一直相信这片城市中心地带肯定会有重要发现。”这种执着的信念,让易立几乎每天呆在工地。而为留出充足发掘时间,他还把现场转运浮土的工作全部安排在晚上通宵进行。而为避免工人破坏文化层,他和考古人员轮流值夜班紧盯。惊喜紧随而至。他们首先发现了明代蜀王府的宫墙遗址;此后是唐宋时期保存的文化堆积。最惊喜的成果出现在三国时期的地层。期待中的那尊巨大石犀,果然静静埋于泥土之中。这次发现,让易立很是兴奋了几天。“因为在扬雄的《蜀王本纪》以及《华阳国志·蜀志》等史书中,曾提到李冰治水时,曾造石犀5枚。这尊石犀,极可能就是当时留于城中,在三国末期被推倒的。”6年来,随着一个个考古工程的推进,成都历史上的地形地貌,在一把“锄头”下徐徐展开。2013年,成都东华门遗址在成都体育中心被发现,如今这里已被规划为遗址公园;2014年,在成都正科甲巷原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工地,发现了唐宋街坊遗址,见证了唐代城市建设的发达;2017年,唐朝时期的“北二环”,也在成都鼓楼北一街被发现。这些项目,都由易立担任现场负责人。长期野外考古,易立被晒得漆黑。前几年,易立考上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博士。城市考古工作和学业的繁重,让他极少有业余时间,“不过我从来没有厌倦过考古的工作!”易立说话很“耿直”,“成都,从秦国张仪筑大城开始,城市中心就未曾变过。在唐宋时期,成都拥有“扬一益二”美誉。城市考古的价值,便在于在史料之外,以考古实证更准确地了解成都历史上的城市格局,这是非常有趣的探索过程。”易立说,“成都深厚的历史底蕴,应该有一些更久远、更鲜活、更恢宏的遗存作为载体,让公众真实地‘触摸’千年历史。我们的工作,恰恰能够为成都留下这些珍贵的城市记忆。”考古队员野外工作记者手记:有“十八般武艺”的“学霸”四川考古界的这群年轻人,学霸众多。省考古院有博士5人,硕士24人,郭明博士后今年也只有40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博士和硕士也分别达10人和37人。虽说学历高,但他们可不是“书呆子”,K歌、打球样样行,风餐露宿、洽谈合同都不含糊。年轻的考古队员前一天还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大会讲台上侃侃而谈新发现,第二天回到工地上,就自然地和农民朋友一起“亚洲蹲”。年轻的女考古队员闲时对镜贴花黄,相互分享防晒秘诀;野外作业立刻像男队员一样攀悬崖绝壁、风餐露宿,在墓地或实验室面对骨骸也面不改色……当下,四川正在推动历史文物保护传承。无论是三星堆、金沙等大遗址的保护展示,还是四川石刻石窟、南方丝绸之路等的保护利用,以及古蜀文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都离不开考古的基础工作。这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有情怀、有梦想,也必将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一臂之力。(本文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2016年四川大学649考古学通论考研真题(回忆版)及详解(含部分答案)静业学习网一、名词解释1.良渚文化答: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类型。良渚文化的代表遗址是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良渚镇,距今约5300~4500年,出土的文物主要有陶器和玉器,陶器以夹灰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圈足器和三足器较为盛行;玉器包含璧、琮、钺、璜、冠形器、玉镯、玉管、玉珠等,琮、璧一类玉器之多,为同时期其他文化所罕见。出土的农具也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一定程度上的先进性。总之,良渚文化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程度,而且也是证明我国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有力证据。2.武官大墓答:武官大墓是在安阳殷墟中已发掘的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墓。此墓面积340平方米,容积1615立方米,1950年进行科学发掘。这是一座“中”字形墓,墓室南北长14米,东西宽12米,深7.2米。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长15.6米,宽6.1米;北墓道长15米,宽5.2米。大墓早年几经盗掘,但仍残留不少器物,出土的主要有石器、骨器、铜器,最宝贵的一件是虎纹大石磬。此墓有人和动物殉葬,出土有遗骨100多件,据有关专家认定它是属于殷墟文化二期偏晚阶段。3.明定陵答:明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及其妻妾孝端皇后、孝靖皇后的合葬陵。定陵在万历皇帝继位不久开始建造,前后历时六年,至万历皇帝死使用,期间闲置整整30年。定陵的总体布局是前方后圆之形,含有古代中国哲学观念“天圆地方”的象征意义,其外围是一道外罗墙,将宝城及宝城前方院包围在内,宝城前方院共三进,第一进院落前设单檐歇山顶式陵门,第二进院落前墙设祾恩门,第三进院落前墙间建有陵园最主要的殿宇——祾恩殿。地面上的建筑多次毁于战火,尽管有重修,但规模已经缩小了很多,最后面的宝城于1956年开始发掘,地下宫殿发掘后出土了各类器物3000件,对研究明代历史具有一定的价值。4.马面答:马面是冥府著名的勾魂使者。佛经中指地狱中阎罗王的两名狱卒之一,与牛头并称为牛头马面。佛教传入中国后,牛头马面之说才在中国流传开来,被道教吸收,并充当了阎罗王及判官的爪牙,现在很少在佛寺中看到牛头马面,反而常见于城隍庙、东岳庙、阎王庙等。马面又称马头罗刹,“罗刹”是指恶鬼,亦称“罗刹娑”、“阿罗刹娑”等,故马面罗刹即马头鬼,形象为马头人身,与牛头为搭档,为阎王判官做事。5.蚁鼻钱答:蚁鼻钱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又称为鬼脸钱,因其形象而得名,形状为凸面椭圆形,似海贝,但是比海贝形状偏小,大者长1.4厘米,重4克左右,小者长不足1厘米,重1~2克。钱体上尖下圆,面凸背平,尖端常有一小孔。钱面阴文多见“紊”字,此文铭于钱面,此外还有咒、安、君、忻、金、行等。建国以来,蚁鼻钱(“紊”字)多出土河南、江苏,鬼脸钱(“咒”字)则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均有出土。6.遣册答:遣册是古代葬仪中安放在墓葬内用以记录陪葬器物名目数量的簿册。现已发现的大多是战国和汉代墓葬中书写在简牍上的遣册,尤以南方地区西汉墓葬中发现居多,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高台汉墓、江苏东海尹湾汉墓等处出土的遣册。书体多为隶书,内容对了解墓葬中陪葬品的情况与当时的礼俗颇具价值。二、简答题1.马家窑彩陶器的特点。答:马家窑彩陶器形丰富多姿,图案极富变化和绚丽多彩,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是人类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是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下面就其器形、纹饰、着色三个方面简述其特点。(1)器形马家窑彩陶在器形上有自己的显著特点,马家窑文化按时间顺序可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石岭下的彩陶多瓶、罐、壶等;马家窑类型多瓶、罐、盆、瓮等器形,代表作有青海大通山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等;半山类型的彩陶多小口直颈广肩鼓腹双耳壶等;马厂类型器形与半山基本相同。(2)纹饰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纹饰是最让人惊叹的,它们的图案具有结构紧密、回旋多变、装饰面广的特点,以涡旋纹为主,另外还有同心圆纹、三角纹、带状网纹、锯齿纹、鸟纹、蛙纹、变形纹等,观之有一种纷繁往复、千回百转、绚丽多彩之美。纹饰流畅,线条多变,显示出了先民们高超的工艺水平。(3)着色马家窑文化彩陶多为红陶,分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彩绘幅面很大,许多泥质细陶往往口沿、外壁都绘有花纹,还盛行内彩,纹饰绘于器物内壁,但就着色而言,早期多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中后期盛行先加红衣或白衣为地,再绘黑色、棕色或红色彩纹,有些黑色还以白彩镶边,十分美观。2.我国早期铁器发现的意义。答:略。3.二里头文化发现的意义。答:(1)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将中国的信史推进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尽管我们坚信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没有有力的证据让世人信服。安阳殷墟的发掘,大家都相信中国确实有商朝这个国家。但是对于夏王朝,大家是不相信的,二里头遗址夏都的发掘,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让世界相信中国确实有夏王朝的存在,中国的文明史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为之前争议已久的夏商分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契机。先后经历过二里头是商都,二里头早期是夏文化、晚期是商文化,二里头西亳说,最终争论的结果是,二里头是夏都,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岗下层偏晚之间,正是夏王朝灭亡和商王朝建立之时。(3)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都邑遗址的发现,在考古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填补了中原地区从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之间的年代缺环。使得在中原地区发现的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安阳殷墟文化的发展序列,这一序列,在前后文化特征上联系非常紧密。其中,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之间,这一年代非常重要,因其正处于夏王朝的历史阶段,因此就成为探索夏王朝文化的对象。(4)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对了解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社会、经济、民俗等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对都城研究,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将我国的都城史的研究提前了不少。三、举例论证题1.战国长城与秦汉长城的对比。2.列举三个名人大墓并简要说明。答:(1)茂陵①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是规模最大的西汉帝王陵,同时也是陪葬品最丰富、修造时间最长的一座墓,因为其外形呈方锥状,又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所在地原属汉代槐里县茂乡,故称茂陵。陪葬墓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等人的墓葬。②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由于陪葬物品多,许多物品放不进墓内,只好放入陵园内,以致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打开茂陵园羡门,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入陵园搬取陪葬物,园中物品还不能“减半”。1981年在茂陵东侧出土2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鎏金铜马、鎏金银高擎竹节熏炉、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四神纹玉雕铺首等是国宝级文物。此外茂陵还存有许多雕刻作品,都是“国之瑰宝”,在十四件造像巨雕作品中,有十二件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茂陵在后来的战火中多遭洗劫,被农民起义军多次盗掘,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2)曾侯乙墓①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一座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二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乙墓呈“卜”字形,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南北向,没有墓道,墓内整个椁室由底板、墙板、盖板共171根巨型长方木铺垫垒迭而成,墓椁顶端及四周填塞防潮木炭6万公斤,木炭之上筑青膏泥、白膏泥,上面盖铺石板,再筑无花土于其上直至墓口。②曾侯乙青铜架楠木彩绘主棺重达7000公斤,椁内分东、中、西、北四室。曾侯乙墓共出土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15000多件,仅青铜器就共计6239件。其中曾侯乙编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一套青铜编钟。经鉴定,这些青铜器冶炼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墓中鼎数明显超过了规定的九鼎之制,因此也反映了当时的礼乐制度已经遭到了破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除编钟外,较有名的青铜器还有尊盘、编磬、鹿角立鹤、青铜冰鉴、云纹金盏等,都反映了当时冶炼技术的高超。(3)妇好墓①妇好墓是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1976年发掘,是殷墟惟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该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西北。该墓5米多长,约四米宽,七米多深,无墓道。妇好墓室虽然不大,但保存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不同质料的随葬品1928件,有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蚌器等,最能体现殷墟文化发展水平的是青铜器和玉器。出土的最为著名的当为三联甗、偶方彝、大铜钺、新疆青玉、象牙杯等。②妇好墓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由于它保存的完整,年代与墓主身份清晰,是商王朝晚期的一座王后墓。墓中所出的铜礼群和武器,以及大量玉石器等,大体上反映了武丁前后商王朝礼器群的类别和组合,是研究商代礼制的重要资料。大型青铜礼器、武器和大量的玉器、象牙器也显示了商王朝的兴旺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商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所形成的,从玉器可以看出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新石器时代某些文化的先进因素,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猪龙”,良渚文化的琮、璧等,并不断发展和创新,丰富了商文化的内涵。3.列举三个历史时期考古断代法。答:(1)树木年轮断代法树木年轮断代法,是20世纪初由A.E.道格拉斯提出来的,这种方法的原理是:树木横截面上木质疏密相间,显示圆圈即年轮。年轮的数目就是树的年龄。年轮的宽窄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旱年生长受到限制,年轮就窄,雨量充沛、气候温润的年份,生长较快,年轮就宽。同一气候区中同种树木的不同个体,在同一时期内年轮的宽窄谱是相似的。如果一棵活树的内层年轮与一棵死树的外层年轮相似,就说明死树是前一阶段生长的,如此类推,只要找到这样衔接的相似年轮的树,就可以建立起本地区的主年轮序列。树轮年代学对考古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它对碳-14年代的校正,得出更精确的年代。(2)古地磁断代法地磁场的方向和强度自古以来就不断变化着。被烘烤粘土的热剩磁性贮存了古地磁变化的信息。一般粘土中都有少量的磁性矿物,在受高温(700℃以上)后冷却时,被地磁场感应,产生与地磁方向相同的永久磁化,其强度正比于当时的地磁场强度,称为热剩磁性。只有在再受到高温时原有的热剩磁性才会消失。古代的砖、瓦、陶瓷,以及遗址中的窑、炉、灶都受过高温具有热剩磁性。因此只要根据一系列年代明确的考古样品,定出古地磁随年代变化的实验曲线,就可以定出未知年代的样品的考古年代。(3)碳十四断代法碳十四断代法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威拉德·利比发现,其测定原理是:生物体在活着的时候会因呼吸、进食等不断地从外界摄入碳十四,最终体内碳十四与碳十二的比值会达到与环境一致(该比值基本不变),当生物体死亡时,碳十四的摄入停止,之后因遗体中碳十四的衰变而使遗体中的碳十四与碳十二的比值发生变化,通过测定碳十四与碳十二的比值就可以测定该生物的死亡年代。4.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异同。答:(1)相同点①使用目的汉画像石与画像砖在使用目的上基本一致,多用于宫室建筑、墓室、祠堂等。汉代流行厚葬,为了炫耀地位,多用有画像的画像石、模印烧制的画像砖建造墓室、祠堂、石阙等。②画像题材及艺术创造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的题材都比较丰富,主要表现在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方面。在艺术创造上,画像石、画像砖强调的是神,注重形体的大致构造,而不做局部的细致处理,风格质朴粗放,自然平实,构图独立、简率,富有装饰趣味。③地域分布根据汉画像石和画像砖出土情况,两者的分布区域大致类似,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四川岷江流域、河南南阳、山西、陕西、江苏、安徽;画像砖主要分布在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地区,尽管其中有个别出土地不一致,但大体上都分布在中原地区、江浙地区、四川地区等。(2)不同点①含义不同a.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汉画像石在本质上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b.画像砖即用拍印和模印方法制成的图像砖,形状分为大型空心砖和实心的扁方砖两类,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秦汉至西汉初期,多用于装饰宫殿衙舍的阶基;西汉中期以后,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壁画;东汉则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期。②材质和制作手法不同画像石的材质是石料,是汉民采集石料雕刻上图画形成的;画像砖则是用黏土为料,在烧制的前后进行印模压印、彩绘、雕刻等工序制作而成的。两者无论是在用料,还是制作手法上,大体都是不相同的。③雕刻技法不同在雕刻技法上,画像石与画像砖也有一定的区别。画像石的刻法主要有: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等;画像砖的刻法主要有:阴线刻、阳线刻、减地平面阳刻、浅浮雕等。尽管两者在刻法上某处有相同之处,但两者的刻法在好多地方还是不相同的,这是两者的一个区别之处。四、论述题1.汉代丝绸之路及考古遗存。答:(1)汉代丝绸之路简介汉代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我国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直到16世纪还保留使用,是一条当时东方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的长安为起点(东汉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大秦。这条路的最初作用是交换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19世纪70年代李希霍芬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来被广为接受。(2)汉代丝绸之路考古遗存汉代丝绸之路的考古遗存比较多,总共计有22处,其中河南段有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陕西段有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兴教寺塔、小雁塔、彬县佛寺石窟、张骞墓;甘肃段有玉门关遗址、悬泉置遗址、锁阳城遗址、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新疆段有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尔尕哈烽燧、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石窟、北庭故城遗址。由于陈列遗址较多,不可能全部细说,故挑选两个进行叙述。①崤函古道a.这条古道位于丝绸之路东端中国河南境内,是古代对洛阳至潼关这段道路的统称,具体是指位于河南陕县硖石乡车壕村东800米左右的一段石壕古道。而广义的崤函古道,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和交通学名称,是指先秦以来至民国时期,由西安(长安)和洛阳之间、并且主要在今三门峡境内的一条交通要道,西出西安起于潼关,过秦函谷关,经陕州,过硖石关到今新安县东,出汉函谷关到洛阳,全长约400华里。b.崤函古道的基本走向,若以古陕州城为圆心,向西的路线是新店——灵宝(稠桑驿)——阌乡——高柏——太要——阌底——潼关,这条路自古至今没有大的变化。向东的路线有三条:第一条,称南崤道,由交口向南,走菜园,过南陵(夏后皋墓)、雁翎关、沿永昌河,到宫前一分为二:其一,沿永昌河东行,经安国寺出陕县,入宜阳三乡、韩城沿洛河达洛阳;另一条沿太子沟折上硖石,过北陵(即崤山主峰嵌釜山下的文王避风雨台)与北崤道重合。南崤道若以夏后皋墓为证,距今至少有3800年历史。因开凿时较早,习惯上称“周秦古道”。第二条,即北崤道。由陕州古城向东,过磁钟、张茅,至硖石与南崤道的周秦古道重合,经观音堂、英豪、渑池、义马、新安,出汉函古道达洛阳。这条道开通于东汉末年,据记载是当时曹操为了西征方便,加之恶南道险而又远,才开通的,习惯上又称“曹魏古道”。第三条,是除陆路之外的黄河漕运古道。西起三门峡谷,东出渑池与新安县交界处的八里胡同,其间两岸的崖壁上,至今仍有很多古栈道遗迹,岸边有多处仓储遗址。这条水路最晚疏通于秦代,汉唐达到繁忙漕运,是陆上崤函古道功能不足时的补充通道。崤函古道有开凿早、线路长、使用久的特点。②麦积山石窟a.麦积山石窟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被誉为“东方雕塑馆”。位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区。该石窟开凿于后秦,大兴于北魏明元帝、太武帝时期,孝文帝太和年间又有所发展,西魏文帝皇后死后,在这里凿麦积崖龛而埋葬。北周年间,秦州大都督李允信为亡父建造七色阁。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在麦积山建塔“敕葬神尼舍利”,后经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断的开凿扩建,遂成为中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b.麦积山石窟在东崖保存有洞窟54个,西崖140个。东崖的石窟以涅槃窟、千佛廊、散花楼上的七佛阁等最为精美。在涅槃窟前有四根粗短的石柱,柱头有莲瓣形的浮雕,柱顶不用斗拱,而代之以浮雕的“火焰宝珠”,设计构思极其巧妙,这座崖阁是北魏晚期建筑的,是石窟寺建筑中的珍品。西崖聚集着万佛堂、天堂洞、121窟、123窟、127窟、165窟等最有价值的洞窟。天堂洞是两崖上最高的石窟,窟内全是大型的石刻造像,中间一尊,高1.95米,左右两尊,高1.28米,每尊像约有二、三吨重。c.麦积山的塑像有两大明显的特点: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世俗化的趋向。除早期作品外,从北魏塑像开始,差不多所有的佛像都是俯首下视的体态,都有和蔼可亲的面容,虽是天堂的神,却象世俗的人,成为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从塑像的体形和服饰看,也逐渐在摆脱外来艺术的影响,体现出汉民族的特点。麦积山石窟保留有大量的宗教、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实物资料,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史,同时也为后世研究我国佛教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史实。2.唐代铜镜的分期及特色。答:铜镜经过了战国、汉两个时代的发展,至唐代,铜镜制作臻于全盛,无论工艺技术的先进、产品种类的丰富、装饰纹样的繁缛诸方面,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不过,唐代铜镜在不同时期发展特点也是不尽相同的,根据铜镜的特色将其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分别为初唐时期、盛唐时期、中晚唐时期。(1)初唐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流行四神镜、十二时镜、四神十二时镜和瑞兽镜。造型仍以原形为主,钮座配置仍使用汉代以来就一直流行的“规矩配置”。钮座为方格,饰柿蒂纹或连珠纹,镜背布局呆板,仍分三区或二区,内区四小格分置四神,中间为铭文带,外区十二小格分置十二生肖。瑞兽镜晚于四神镜,是渐次由其演变而来的。瑞兽形态似狼似虎、似豹似狐,随着半圆钮的出现,绕钮配置的开始,瑞兽形体变得丰腴柔健,生动活泼。瑞兽镜背外区大多仍饰以铭文带,但已发展成为区别汉代传统铭文的韵文铭文,因而有一定文学价值。边缘饰以三角、水波、月牙纹等。(2)盛唐时期这一时期的唐镜风格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流行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和雀绕花枝镜。①瑞兽葡萄镜瑞兽葡萄镜虽大多仍为圆形,但已出现方形和菱形,镜钮有圆钮,也有兽钮;镜背纹饰不仅淘汰了铭文带、十二时,代之以三葡萄枝、三角锯齿纹、流云、卷叶等。②瑞兽鸾鸟镜瑞兽鸾鸟镜是从隋至唐初流行的瑞兽镜类发展而来的。铭带消失,无内外区的分隔。瑞兽已由静态趋向动态,造形更为丰腴。构图也由规整紧密,变得活泼开放。特别是主题纹饰的瑞兽与鸾鸟处于对等位置,反映了它是整个隋唐铜镜纹饰由瑞兽向花鸟演变过程中的过渡形态,表现了盛唐的艺术风格。③雀绕花枝镜雀绕花枝是这一时期出现较晚的铜镜纹饰,它的出现标志着唐镜纹饰题材的又一新突破。在形制上,菱花形已跃居主要地位,镜钮圆形或兽性。在题材上,不再以兽为主要纹饰而代之以飞鹊、鸳鸯、喜鹊等;在布局上,飞禽同向排列绕钮,于期间配以花枝,且花枝布局甚为突出,边缘以蜂蝶花叶最多。(3)中晚唐时期①中唐中唐时期唐镜是百花齐放、形成独特艺术风格的时期。就镜形而论,圆形、方形、亚字形、菱花、葵花诸形形制丰富,风格各异;从纹饰来看,瑞兽纹饰基本消失,在前期花鸟饰进一步丰富和完备的基础上,鸾鸟、团花纹饰居于主导地位。此时流行的花鸟镜除前期的雀绕花枝外,主要是对凤镜,又称双鸾镜或双鸾衔授镜。除花鸟镜外,此时反映神仙世界和现实生活题材的铜镜也不少,例如月宫镜、飞仙镜、云龙镜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金银平脱镜、螺钿镜等特种加工的镜子。以金银平脱镜为例,金银平脱是铜镜纹饰装饰工艺水平的一个创新,用胶漆贴以金、银薄片裁成的人物、花卉、虫兽于镜背上,再于其上髹漆数重之后细加研磨,直至金银片纹漏于平面即成金银平脱镜。这种镜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绝等奇作,往往作为皇帝赏赐重臣亲信和赠送外来宾客的物品。②晚唐至晚唐,铸镜业趋于衰落,除上期铜镜流行外,出现了人物故事镜。尤其盛行以八卦为主纹,配以符篆星象干支等具道教意味的八卦纹镜,包括八卦百炼、八卦十二生肖、八卦干支、八卦双鸾、八卦星象纹诸镜。万字镜也较为广泛地使用。中晚唐铜镜无论从造型、纹饰、技法上都急剧衰退,镜身渐薄,布局单调,装饰手法草率,完全失去了盛唐铜镜富丽堂皇、生气勃勃、绚丽多彩的风格。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 李慧颖)10月31日报道今日,中国考古学前沿论坛暨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建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召开。现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正式揭牌成立。“川大考古文博学院未来的目标,是建设成为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争创世界一流学科。”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畅谈到。四川大学考古学科由著名考古学家徐中舒、冯汉骥创建(1960年),是全国首批开设考古学专业的三所大学之一,如今的规模和影响居于中国高校考古学科前列,为中国考古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川大考古已经有60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在中国西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他的学术布局,形成了他的学科特点。人才培养从本科到研究生一直到博士后,有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介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基于此情况,顺应时代而成立。据了解,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挂牌成立将进一步提升四川大学考古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学院将设置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三大类专业在人才引进、学科资源配置、科研经费、办公场地等方面给与倾斜和大力支持;同时也将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加强学科交叉,建设好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山地考古研究中心等平台。“我们也会跟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尤其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成都市人民政府密切合作,把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夯得更加扎实。”“我们考古文博学院在下一步要建立的一个是碳14实验室,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实验室。”霍巍透露。该实验室将是继北大首个碳14实验室后,第二个实验室。此外,下一步,学院将进一步积极参与“考古中国”项目、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四川大学的博物馆新馆建设工作,站在以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讲好中国故事。论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诸多考古学家齐聚一堂,共享盛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DNA实验室主任付巧妹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博学院院长雷兴山教授分别作了《古DNA获悉东亚人群遗传演化》《关于撰写考古报告》的主旨演讲。【来源:成都全搜索新闻】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本文转自【成都日报“锦观”新闻客户端】;10月31日,中国考古学前沿论坛暨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建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举行。现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正式揭牌。 四川观察 图 四川大学考古学科最早可追溯到193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在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掘,是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先驱之一,迄今已近90年的历史。四川大学的考古专业由著名考古学家徐中舒、冯汉骥于1960年创建,是全国首批开设考古学专业的三所大学之一。四川大学的考古学科是教育部考古学科首批博士点,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具有考古学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的学科点。学科拥有全国仅有的四个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之一。四川大学博物馆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高校博物馆,是教学、科研的重要依托平台。2019年获得成都市政府的支持,启动新馆及博物馆群建设,即将成为成都市文化地标之一。 据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介绍,为进一步提升四川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四川大学决定挂牌成立“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人才引进、学科资源配置、科研经费、办公场地等方面给与倾斜和大力支持;同时,四川大学也将充分发挥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加强学科交叉,建设好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山地考古研究中心等平台。 (原题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正式揭牌》)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10月31日,中国考古学前沿论坛暨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建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举行。现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正式揭牌。四川大学考古学科最早可追溯到193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在于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掘,是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先驱之一,迄今已近90年的历史。四川大学的考古专业由著名考古学家徐中舒、冯汉骥于1960年创建,是全国首批开设考古学专业的三所大学之一。四川大学的考古学科是教育部考古学科首批博士点,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具有考古学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的学科点。学科拥有全国仅有的四个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之一。四川大学博物馆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高校博物馆,是教学、科研的重要依托平台。2019年获得成都市政府的支持,启动新馆及博物馆群建设,即将成为成都市文化地标之一。据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介绍,为进一步提升四川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四川大学决定挂牌成立“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人才引进、学科资源配置、科研经费、办公场地等方面给与倾斜和大力支持;同时,四川大学也将充分发挥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加强学科交叉,建设好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山地考古研究中心等平台。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汪兰 供图 主办方编辑 唐元 校对 郑涵审核 张婷婷 李影 庄伟伟监制 孟骅【来源:成都日报锦观】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央广网成都10月31日消息(记者贾宜超)10月31日上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正式揭牌,四川大学成为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后,第四个设立考古文博学院的大学。
今天(10月31日)上午,中国考古学前沿论坛暨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建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水上报告厅召开。现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揭牌。“川大风格、川大特色、川大气派”大会上,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作了题为《六十华章 弦歌永继》的报告,结合纪录片介绍了川大考古一甲子的历程与收获,展现了川大考古学科的历史、传统、特色和发展。现场,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曹萍教授宣读了四川大学关于成立考古文博学院的文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教授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揭牌,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正式成立。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教授代表学校致辞。王建国表示,四川大学考古学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之一,早到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至今,三星堆附近农民发现的文物还保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去年纪念三星堆发掘90周年的时候,我们还很荣幸地把我们馆藏的文物送出去展陈。”王建国介绍,去年学校就已开始酝酿成立考古文博学院。他表示,四川大学有文理工医的综合学科优势,要使得川大的综合学科优势在考古文博学科当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建立起具有川大独特优势,或者说川大风格、川大特色、川大气派的考古文博学科,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争创世界一流学科。”“川大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川军”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致辞。他认为,60年的时间,四川大学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很大。“西南考古学所有的基础,是以四川大学为代表的西南考古人建立的,写巴蜀文化、写巴蜀考古的书,都离不开四川大学的成果。”他也提到了川大对三峡工程的贡献。“当时有70多支队伍在三峡进行考古工作,主力或者说最有情感的是四川大学的或者川大毕业的校友。”他表示,整个三峡的研究对中国考古的研究有积极作用。提到川大考古,就不得不提西藏考古。宋新潮表示,“我想了一下,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基本上都是川大的校友。”在宋新潮看来,四川大学考古的历史是辉煌的,“不是一个方面,是一个方面军,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的川军,有自己的品性,有自己的成绩、有自己的方向。”相关介绍:四川大学考古学科成立于1960年,是全国首批开设考古学专业的三所大学之一。作为学科支撑重要技术平台的“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是全国仅有的四个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之一,目前拥有考古技术、数字考古、石器分析等十个实验室。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高校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拥有藏品八万余件,是博物馆学教学、科研的重要依托平台。六十年来,四川大学考古学科长期以坚实的田野考古为基础,在中国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汉唐考古、宗教考古、美术考古、山地考古等领域形成自身的研究风格与学术特色,在国内外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在国内外学术界的突出代表。(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刘成梦 王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