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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专题研究报告:全球发展趋势与投资机遇分析多而无已

数字经济专题研究报告:全球发展趋势与投资机遇分析

(报告出品方/作者:平安证券,陈骁,魏伟,薛威)一、 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涵随着 20 世纪 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关注到了数字化对经济 增长的巨大潜力,引发了影响之后数十年社会经济变革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被称为数字化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于将信息数字化,依托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提高经济运转效率,实现社会生产、 资源合理分配的新型经济模式——数字经济。追本溯源,数字经济一词最早由加拿大学者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1995 年提出。彼 时,其对数字经济的认知尚停留在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领域中,他提出,由于新经济中信息以字节 形式储存在电脑中,以光速传播于网络中;利用二进制代码,所有信息和传输都可以用 0 和 1这两 个数字来体现和完成,所以称之为数字经济。他认为,数字经济是有关技术、智能机器的网络系 统,将智能、知识及创新联系起来,以促进财富及社会发展的创造性突破。1.1 变化中的数字经济边界目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尚无明确公认的定义,不同机构和学者基于差异化经济社会环境给出了差 异化的理解。我们将近年来权威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数字经济进行的定义总结如下:OECD(2014)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广义的数字技术集群,从生态系统视角对数字经济的范围 进行了界定——数字经济是一个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在经济社会领域发生持续数字化转型的生 态系统,该生态系统至少包括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2016)从商业化运作层面解读数字经 济,认为数字经济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与计算机网络运行相关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二是 基于网络实现商业往来的电子商务业务,三是由数字经济使用者所创造和使用的数字媒体。BEA 主要从互联网和相关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角度来定义数字经济。G20 杭州峰会发布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016),其中将数字经济定义为: 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 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曼彻斯特发展信息中心的Bukht 和 Heeks(2017)撰文通过三个逐级递进的层次来定义数字经 济。第一,数字经济的核心是生产基础数字产品和服务的 IT/ICT部门,包含软件制造业、信息 服务业、数字内容产业等;第二,狭义的数字经济可以定义为经济产出当中完全或主要来源于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商品或服务;第三,广义的数字经济可以定义为信息通信技术在所有 经济领域的使用,称为“数字化经济”。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发布的《20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社会信息活动的 经济总和。具体而言,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为关键资源,以信息网络为依托,通过信息通 信技术与其他领域紧密融合,形成了基础型、融合型、效率型、新生型、福利型五个类型的数 字经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是我国长期跟踪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机构之一,其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白皮书(2020年)》当中对数字经济的最新定义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数字经济的定义至少体现了如下三大特征: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据为最基础的生产要素,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主要依托,强调经济 当中的数字化信息化驱动特征。第二,数字经济的不同定义中,通常都自下而上包含三个层面的内 容,一是支持数字经济的底层技术(通常指 ICT,但这个范围随着技术的进步也在拓宽,本文后续将 统一称为“数字化技术”),如当前的 5G、物联网、区块链等;二是与数字化技术直接相关并产出商 品和服务的行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信息通信、软件服务业等;三是将数字化技术运用到其他传统 行业,体现为各个行业生产和服务过程中与数字化的融合。第三,数字经济的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随着经济社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内涵与边界也在不断变化和拓展。1.2 改良中的数字经济框架目前,众多研究机构与学者对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分析框架也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例如,中国信通 院的“四化”框架,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总结的数字经济五个层次,赛迪智库提出的数字经济内涵的四 个维度等。小结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框架是展开数字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个框架目前仍然在不断完善和改良的过 程当中。如上所述,目前众多机构和学者对数字经济框架的勾勒从多种角度切入,有诸如数字技术、 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等共同的内容,也有许多各自不同的要素,对未来研究的开展都具备很好 的借鉴意义。总体上,我们考虑构建数字经济框架时遵循不重复、不遗漏的原则,以及与现有的经济 分析框架的适应性和匹配性,从生产函数、产业分类、经济部门三个角度划定数字经济研究的框架。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技术。数字经济的底层技术促 进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提升生产效率。这包括当前数字经济的重要底层技术,例如 ABCD(AI人工 智能,Block Chain 区块链,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大数据 Data),以及 5G、互联网、物联网 等重要的底层基础设施。二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指数字经济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而改变了生产 函数的形式;这具体表现在由于数字技术催生各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制度等。三是生产要素。 主要包括数字要素的价值化、确权、定价、交易、市场化,数据资产的核算等内容。从产业分类的角度,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与信息通信本身直接相关的 行业,根据国民经济分类主要有四个: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 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二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即各个传统行业 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可以粗略分为农业数字化、工业数字化和服务业数字化。从经济部门的角度,数字经济的研究则涵盖了数字技术在国民经济四大部门的融合与应用:一是企 业部门的数字化生产,主要包括数字技术对企业生产和管理的改善;二是居民部门的数字化消费, 主要指的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兴消费模式和业态;三是金融部门的数字化金融,即我们通常所述的 金融科技等相关内容;四是政府部门的数字化治理,是指数字技术优化政府治理模式。1.3 发展中的数字经济历程如果将视角拉长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阶段,我们可以大致将主导世界增长的经济阶段粗略分为农 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形态的区分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子:生产要素、核心驱动力和载体形态。农业经济的生产要 素是土地与劳力,核心驱动力是农业技术,载体形态是农耕工具和牲畜驯化;工业经济的生产要素 则更加丰富,除劳动力与土地之外,还增加了资源与资本,核心驱动力是工业技术,载体形态是机器 与工厂;数字经济(早期称作“信息经济”)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土地、资源、资本之外,还增 加了信息数据,核心驱动力是信息通信技术,载体形态是互联网、计算机以及由此形成的现代信息 网络。广义上的数字经济发展最早可上溯到 20 世纪 40-60 年代,以美国研制出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 克为开端。尽管目前各方研究在时间划分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大体都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1)电子计算机诞生(20世纪 40-6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标志着数字经济时代正式开始。早期计 算机的硬件经历了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的演进,软件也经历了从机器、汇编语言到标准 化程序设计语言和人机会话式的 BASIC语言的发展。总体上,电子计算机在这个阶段完成了体积缩 小、价格下降、计算速度提高等进化。2)个人电脑时代(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90 年代中期)。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进一步缩小了电子计 算机的体积,个人电脑(PC)的出现使得计算机开始进入中小企业和居民生活当中,并在商业领域 广泛运用。这一阶段,个人电脑硬件向着便携式演进,半导体芯片领域快速发展,而软件则在编程语 言、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方面有诸多创新。3)PC 互联网时代(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21 世纪初)。伴随着个人电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经 济开始腾飞。从美国国防部 1969 年建立的阿帕网,到之后逐渐形成了 NSFnet、万维网等主干网。 直到 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执政后推出“信息高速公路”战略,标志着计算机网络进入信息高速公路发展阶段。以此为开端,网络浏览器的开发、搜索服务、电子商务、网络硬件等领域都出现了突破 性的创新,当下的诸多互联网巨头也是从此时开始起步。但是,由于个人计算机速度、存储规模和网 速等客观限制,很多商业模式在彼时得不到有效支撑,最终导致了 2000 年科网泡沫的破灭。4)移动互联网时代(21世纪初-2015年左右)。移动通信技术的进步与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得网络经 济以移动互联网的形式再度复兴。从 3G 到 4G 的移动通信技术快速升级,以 iphone为代表的智能 手机取代传统手机,互联网企业平台化趋势愈发明显,共享经济模式受到广泛关注,云计算于 2006 年最早提出,并开始引领 IT技术的发展趋势。5)全面数字经济时代(2016 年之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关键基础——以集成电路为核心的微电子技 术,在制造工艺上不断逼近物理极限。传统的摩尔定律即将走到尽头,数字经济开始向着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向发展:2005 年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物联网概念;2016 年云计算进入 全面爆发阶段,全球云服务市场规模迅速膨胀;2008年大数据被正式提出,目前已在政府决策、交 通、物流、金融、电商、广告等领域广泛运用;人工智能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覆盖了从手机、平板、 电脑,到机器人、VR、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诸多领域。此外、区块链、平台经济等 新业态纷纷涌现。二、 国内外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目前,学术界与各国的研究机构开发了各种不同的指标来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例如,测算经 济体中数字经济的规模及占 GDP 的比重;计算经济体当中 ICT 部门的增加值及占比;构建数字经 济指标体系并跟踪数字经济指数的变化趋势等。当前,资本市场诸多涉及数字经济的研究多直接引 用其中一个或几个指标来描述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但缺乏横向的梳理和对比。实际上,各类衡量 体系由于包含的指标与口径不同,其测算出的国内外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2.1 规模测度:各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对比对于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通常有两个口径的指标,一是测算与数字经济技术直接相关的信息通信 部门(ICT部门)的增加值;二是测算包括传统产业数字化在内的广义数字经济体量。2.1.1. ICT 部门增加值及占 GDP 比重(联合国、麦肯锡、波士顿)联合国、麦肯锡、波士顿咨询用不同方法测算了 ICT部门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这可以看作对数 字经济规模的狭义测算。具体来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测算了 ICT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定义为 iGDP 指数。其结果表明,2010 年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体量仅占 GDP 的 3.3%,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到 2013 年,中国的 iGDP 指数升至 4.4%,已经达到全球领先国家的水平,居于全球第五名。美国 2010 年互联网 经济占 GDP 比例 3.8%,较中国高,而 2013 年被中国反超,占比 4.3%。英国于 2010 年和 2013 年皆位列第一名,互联网经济占 GDP 比重分别为 6.0%和 6.3%。波士顿咨询在 2011 年 G20 峰会上首次提出 e-GDP 概念,其采用支出法评估了所有与 ICT设 备创造生产、服务提供和应用相关联的活动,且包括互联网零售、接入、设备相关的消费、投 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统计范围比麦肯锡的更大。其中,韩国、印度排名高的主要原因是 ICT 设备进出口产值较高,如果将这部分排除不包含在计算内,则中国排名第一(6.4%),韩国降至 第三(5.8%),印度降至第八(3.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则直接利用生产法测算了各国 ICT部门增加值在 GDP 当 中的比重,其结果表明,全球 ICT 部门增加值占 GDP 的平均比重在 4.4%-6.4%之间。其中, 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占比较高,最高的马来西亚超过了 10%;中国 2010-2015年占比稳定 在 4.6%-4.9%之间;英美ICT部门的增加值占比较低,美国甚至不足 3.0%。总体上看,三个机构测算出的各国数字经济核心部门增加值占 GDP 比重普遍在 10%以下,且中国 在其中排名相对靠前。不过,ICT部门增加值仅能表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状况,这受到一国产 业结构的影响较大,并不能完全反映一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2.1.2. 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埃森哲、中国信通院、OECD)埃森哲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测算了数字经济规模,不仅全面衡量了全球 11个主要国家的数字经 济规模(包括硬件、软件、相关技术及使用这些数字工具而创造的 GDP 产值),还测算了应用在生产过程中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价值。其结果显示,2015 年全球GDP 中超过五分之一(22%) 都与涵盖技能和资本的数字经济紧密相关。其中,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体,其数字化投资目 前约占其 GDP 的 33%,其他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在其 GDP 中的占比各不相同,英国超过 30%, 中国的比例约为 10%。中国信通院通过加总“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增加值,测算了数字经济的规模。2017年, G20 国家数字经济总量由 2016 年的 24.09 万亿美元增加到 26.17 万亿美元,增长率达 8.64%。其 中,美国数字经济规模11.50 万亿美元排名居首,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以 4.02万亿美元居于第二,日 本、德国数字经济规模均超过 2万亿美元;但从数字经济占总 GDP 比重来看,德国、英国、美国排 名靠前,中国 30.5%的比重居于中游水平。此外,OECD 最早曾统计了 G20 国家 2010年互联网经济占 GDP 的比重,结果显示,英国、韩国、 中国、日本、美国的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排名靠前,且高于 G20 国家的平均水平。2.1.3. 小结: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我们将上述机构与学界研究测算出的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对比。中国信通院、赛迪顾问、埃森哲测算出 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 GDP 的规模均在 30 万亿元左右,2017 年的规模也超过 25 万亿元;而向书坚(2019)和许宪春(2020)测算 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 分别仅为 16.2万亿和 5.3万亿。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数 字经济规模测算与“十四五”展望研究报告》则认为,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仅为 17.03万亿, 约占全年 GDP 的 17.2%;同时预计到 2025年数字经济规模能够达到 32.67万亿元,数字经济整体 名义年均增长 11.3%。总结不同的测算结果,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第一,当前全球并未有公认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方法,不同机构测算得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普 遍而言,由于选择研究方法的不同,商业研究机构测算得出的结果偏高,而学术论文得出的结果偏 低。我们在使用数据进行研究时,应当注意测算口径上的选择。第二,从绝对规模上看,中国数字经济的体量处于全球领先位置,但其占 GDP 的比重并不高,可能 反映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数字经济领域未来仍有较大 的增长空间。第三,中国数字经济增长的速度较快,体现了近年来国家政策与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集中投入建 设的成果;并且从近年来政府高层、产业政策及资本市场政策的导向来看,科技创新尤其是数字经 济相关的信息通信技术及相关企业的发展,无疑是未来政策大力支持的方向,这表面中国在此领域 的高增长还将延续。2.2 指数测度:各国数字经济指数及测度学界、政府部门及研究机构还构建了不同的多维度数字经济指标,来衡量不同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 状况。国外包括欧盟的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DESI)、OECD的衡量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世界经济 论坛的网络准备度(NRI)、国际电信联盟的 ICT发展指数(IDI)等;国内则主要包括中国信通院的 数字经济指数(DEI)、赛迪顾问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EDI)、上海社科院的全球数字经济竞 争力指数、腾讯研究院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等。但从各类数字经济指数上仍然能够总结出一些普遍性的结论:第一,发达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从全球来看,发达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整体好 于发展中经济体,这与数字经济的发展依托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发展以及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有 关系。目前,很多新兴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例如移动宽带)建设也已经非常普 遍,但在速度与价格上仍然有显著差异。第二,中国在全球排名不高,可能受到人均指标的拖累。国际机构设计的大部分指标对中国数字经 济发展程度的评估普遍不高,表现为中国在全球的排名靠后,这可能与大家对于数字化深入日常生 活的感观并不相符。其中的原因之一,或许是部分数字经济衡量指标为人均口径,例如“每百位居民 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等,这显然拉低了中国的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但另一方面,这确实意味着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三,中国国内各区域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并不平衡。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体量和深度都好 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相一致。具体而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突出 的区域集聚特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核心。这一方面得益于 三地经济基础优越,虹吸效应显著,可以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资金等资源保障;另一 方面,三地扎实的产业基础也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3 政策视角:各国数字经济战略及创新随着部分发达国家受益于数字经济的红利,更多国家纷纷开启数字化革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争夺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前端领域。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均陆续出台了国家级别的数字 经济发展战略,并且持续在数字经济的细分领域推出各种支持政策。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 OECD 成员国均制定了国家数字发展战略。发达经济体当中,美国从 90 年代末即开始大力支持和鼓励数字经济发展,1993年 9月克林顿政府 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奥巴马任内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特朗普政府颁布的《国家网 络战略》等,都明确了美国对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英国政府早在 2009年即推出了“数字 大不列颠”行动计划,致力于实现英国主导的世界数字经济世代;后又分别于 2015 和 2017年出台 了《数字经济战略(2015-2018)》和《英国数字化战略》,力争让英国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经济体。 日本在 21 世纪初就制定“IT立国”战略,并通过《e-Japan 战略》、《u-Japan》、《i-Japan》等政策 指引,促使日本数字经济逐步向信息化、网络化与智能化方向发展,并在 2013 年提出建设最尖端 IT 国家与“超智能社会”。新加坡从 1981 年起就先后实施了“国家电脑计划”“国家 IT计划”“IT2000 计划”“Infocomm21”和“全联新加坡计划”,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006 年 6 月正式 推出“智慧国2015(iN2015)”计划,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为信息技术无处不在的智慧的国家。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经济战略布局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纷纷出台了相关政策。其中,印度在 2015 年才推出“数字印度”计划,普及宽带上网、建立全国数据中心与促进电子政务这三个方面;巴西在 2016 年才颁布《国家科技创新战略(2016-2019年)》,将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列为其优先发展的十 一个领域之一;俄罗斯在 2017 年将数字经济列入《俄联邦 2018-2025 年主要战略发展方向目录》, 并将其编制成为《俄联邦数字经济规划》。近年来,各国的数字化转型政策方针又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OECD近期梳理并总结出如下几 个方面的变化15:第一,国家数字战略越来越多由政府最高层协调,部分国家甚至成立了专门负责数 字事务的部门。第二,数据资源与数字安全创新是 OECD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经济体近年来 都加强了公共部门数据的获取和共享,部分国家还推动促进了私人部门的数据共享;同时,数字安 全创新也是经合组织的一个新趋势,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以色列和英国等几个国家已经建立了开 放创新中心,以促进其发展。第三,人工智能(AI)、区块链、量子计算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关注: 到 2020 年中,已有超过 60个国家制定了国家 Al战略;澳大利亚、中国、德国、印度、瑞士等国已 发布了区块链战略;美国、中国和欧盟在量子计算研发支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第四,为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OECD 国家的政府、学术界和企业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政策,也包括许多数字经济领域的措 施。例如,发展 AI 系统以预测和监测疾病传播,同时促进医学研究;收集、处理和共享与 COVID19 有关的个人数据,以发挥疫情防控的作用等。三、 数字经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立足于新生产要素、利用新兴技术、创造出新商业模式的新经济形态,其促进经 济增长的机制也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之一。目前,我们可以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观经济三个角 度,分析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3.1 微观企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长尾效应数字经济对微观企业运营带来的好处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成本的降低,具体可概括为规模经济效 应、范围经济效应和长尾效应。第一,数字经济特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生产成本呈现高固定成本和低边 际成本的特性。前者通常是沉没成本,主要包括产品前期的研发成本、为吸引用户而采取的免费、补 贴等策略所消耗的成本。后者则由数字经济的特性决定,在企业用户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会触发 正反馈,实现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此时企业的产品几乎可以零成本无限复制。这一点在腾讯的即 时通讯业务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当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使用 QQ 或微信的时候,你对它的选择就 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这使得腾讯要获取一个新用户的成本几乎是零。第二,数字经济特性带来的范围经济效应。传统经济背景下的企业通常通过平行提供多样化的产品 来实现范围经济,其中的优势在于,企业同时生产两种或多种产品的成本,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 的成本总和。而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可以依靠某一种主营业务积累起来的用户,低成本地开展多 样化的业务,这使得企业产品的种类大幅增加。例如,腾讯主营即时通信,同时有邮件、新闻、游戏 等衍生业务;阿里巴巴主营电子商务,同时又发展出金融、影视等衍生业务。这些衍生业务共同的特 征是,其业务开展都是基于主营业务所搭建起来的平台和积累的用户,具有低成本的特点。第三,数字经济特性带来的长尾效应。数字经济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使得企业增加产 量和增加产品种类的成本都大幅度降低,使得企业能够低成本地满足更多尾部的、边缘化的消费需 求。多样化的需求扩展了市场边界,使得市场不易饱和,同时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了生存空间。3.2 中观产业:产业创新、融合与关联效应数字经济对于中观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创新效应、产业融合效应与产业关联效应 这三个方面,最终促进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第一,产业创新效应,是指由数字经济底层信息通信技术直接相关的 ICT部门带来的创新。具体而 言,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驱动的新一代 ICT产业,具备创新活跃、生产率高、 外溢性强等特征,代表未来产业升级的方向;同时,在数字技术扩散与产业化应用的过程中,供给与 需求侧的响应又倒逼ICT产业不断升级。第二,产业融合效应,是指数字经济技术广泛运用于传统产业而带来的产业融合,是传统产业的数 字化改造。例如,ICT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领域而产生的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 服务型制造等模式,提高了工业生产部门的整体效率;又如,ICT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而带来的数字 种植工厂、畜牧养殖环境监测、动物体征监测等模式,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产业关联效应,是指数字经济及技术带动产业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形成产业集群,降低成本。 数字产业在连接、平衡和带动三大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数字技术革命首先从数字 产业逐渐扩散到联系最为紧密的行业,通过高协同性和正反馈效应形成具有强烈互动的产业集群, 再通过横向或纵向产业关联,进一步降低其他产业采用新技术范式所需要的成本。 最后,随着 ICT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其本身发展壮大成为经济社会的主导产业,其促进传统产业 的数字化改造融资,并带动了产业间的正向联动发展;由此,数字经济将完成对产业结构的深度改 造与调整,最终实现整个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升级。3.3 宏观经济:数据要素、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可以从生产函数的角度分析。以索罗模型 Y=T*F(A,K,L)作为基 础,数字经济将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数量、改变产出函数的形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三个渠道, 来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第一,从生产要素角度,在产能一定的情况下,通过加大投入或改变要素配置,让产出接近潜在产 能。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既增加了要素投入的数量,也提高了可投入要素的质量,同时可以较为精准地使得生产资料在各部门之间分配。第二,从产出函数角度,一是生产要素更丰富,例如加入数据(信息)作为生产要素,二是改变了函 数 F 的形式,通常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Y=Akα L 1-α可能不再有效。数字经济使得凌乱的信息变 得有效,互联网技术提高了信息或数据的边际产出,其他生产资料也有类似的情况。第三,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TFP:这既包括互联网对技术进步的 作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改善了生产效率),也包括商业模式创新(共享经济、O2O等)。这些新 的模式创新了新需求,同时更精准地匹配了供需两端,促进了经济增长。四、 数字经济全球发展趋势与投资机遇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有着非常明显的共性——创新驱动、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完善治理、人才 培养;只是不同收入的国家发展存在先后差别,如前文所述,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整 体显著慢于发达国家。由于各国在数字经济上发展阶段不一,且自身禀赋存在差异,所以各国在发 展数字经济上均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的战略需要,这也是各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4.1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强化优势,补齐短板4.1.1.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展望美国目前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明显,但存在被中国追赶超越的可能。因此,美国在强化自身优势 的同时,一方面会在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上对华采取遏制策略,例如对华为、中芯国际等拥有核心 技术并发展迅速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唯一短板在于设备生产能力 的不足,所以美国未来也将进一步促进国际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商在美国本土或周边的墨西哥等地 设厂。综合来讲,“胡萝卜+大棒”模式将是美国数字经济未来几年的战略趋势,利用“胡萝卜”来 吸引国际厂商迁厂,用“大棒”来制裁中国企业及其他竞争对手。欧盟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发达经济体中偏慢,但其积累的硬件技术较强,如何保护自身市场并培育欧 盟自己的数字产业是其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可以想见,未来若干年,欧盟将与美国在大型科 技公司的税务与数据产权方面进行长期博弈;但欧盟在显著落后的背景下培育自身的数字产业,是 存在较大难度的。日本、韩国等亚洲较发达的经济体,当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好于欧盟,并且能够与美国形成较好的 优势互补。所以日韩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侧重于维持自身在电子研发制造领域的优势,并积极开 拓数字产业与人民生活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因其资源禀赋差异,数字经济发展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印度拥 有强大的软件基础和工程师红利,但其薄弱点在于基础设施与社会开放度不足,未来的重点将放在 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改革上。巴西在数字经济上起步较晚,且没有较明显的局部优势,打造自身完 整数字产业链的必要性也不大;因此,其重点将放在传统产业、人民生活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上, 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数字经济相关的配套产业。俄罗斯与巴西相比的优势是拥有较多的科技人才, 但起步同样薄弱,而从全球局势角度考虑,其存在形成独立自主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必要;因此,俄罗 斯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将是全面追赶,但考虑到落后程度较大,追赶的难度也非常之大。而对于其 他相对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促使自身融入全球数字经济大潮将是未来的大趋势。4.1.2.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展望中国数字经济虽然起步晚于美国与日韩等发达国家,但显著领先于发展中经济体。依靠庞大的市场、 政策的支持与工程师红利,我国数字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综合水平,均处于全球前列,尤其在终端 应用开发与市场培育等方面,甚至处于全球领先位置。但是,在近年来外部经济和政治环境复杂化 的背景下,尽快补齐短板、实现自主可控也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第一,解决数字经济“基础不牢”的问题。由于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复杂化,且我国在数字经济的原 始技术积累与硬件材料设备等领域与美国相比处于明显下风。在美国对我国处处设防,且对相关企业频频制裁的情况下,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基础不牢”的问题。未来若干年,针 对芯片产业链、操作系统、工程软件、材料技术等领域进行“补短板”将是可以预见的大趋势之一。第二,深化数字技术在第一产业的渗透。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我国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较快, 在工业互联网、自动化等领域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缩短了与海外的差距,甚至在纺服、机械等细分领 域的数字化上,拥有全球领先的水准。但是,在针对第一产业的数字化方面,我国则显著落后于美 国、以色列、法国等发达经济体,这使得农业畜牧业也存在被外部“卡脖”的风险,且风险主要在于 作物种子、饲料作物、畜牧品种引入上。我们认为,农业畜牧业的数字化要义有三:首先,在作物种 子、猪鸡品种领域,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基因方面的研发,改良现有本土或海外品种,实现种子、畜牧 品种上的自主可控。其次,在作物种植或畜牧养殖的过程中,利用数字技术做到精细化种植、检测、 养殖、医疗等程序的自动化与科学化,提升种植与养殖效率,提升作物与养殖品种的质量,同时降低 水、饲料、耕地等资源的浪费。再次,在作物收获归类与肉类加工领域,数字化发展可以在减少人力 依赖的同时,更为精细准确的对产品进行加工,提升生产与管理效率。第三,加强数据资源的安全保护。在数据作为重大战略资源的大背景下,如何保障数据可贸易情况 下的安全可靠,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当今全球的数字贸易基本被美国所垄断,贸易规则 也是由美国制定,这带来了包括“棱镜门”在内的一系列美国窃取别国数据的案例。所以,在发展数 字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对私人数据产权的保护,防止被滥用导致意外风险频发;另一方 面,也要加强对国家与全民数据的对外监管,确保数据资源是被合理利用而非滥用盗用,特别是涉 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数据,更需做到万无一失。在这方面,除了数字经济相关立法、司法、执法制度与 体系的加强,也需要鼓励企业与社会加强这方面的保护意识,并促使数据安全保护产业的健康发展。第四,警惕过度垄断带来的效率下滑。如何衡量和管理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问题,也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一道难关。目前,政府已经在着手出台相关监管政策。2020 年 11月 1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规制 原则和分析框架适用于互联网平台领域(含 VIE 结构公司),并详细介绍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判定 标准以及六种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包括不公平价格行为、低于成本销售、拒绝交 易(微信禁淘宝分享)、限定交易(二选一)、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差别待遇(大数据杀 熟)等。4.2 全球数字经济投资机遇:寻机海外,布局“十四五”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遭受了自 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深度的经济衰退,全球 各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均出现了快速剧烈地下行,但是,以“线上”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却迎来了加速 发展。美国零售业实体店大规模倒闭的背景下,线上零售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同样的情形也在其 他国家出现。对中国来说,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了重大负面冲击,但线上经济表现一枝独秀,加快数 字化建设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与 2003 年 SARS 病毒疫情推动电 子商务的发展如出一辙。新冠疫情冲击成为助推数字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经济投 资也值得加速布局。4.2.1. 从全球趋势看数字经济的海外投资重点根据各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数字经济产业投资,应该考虑以下几点:由于美国对华战略转向以及在数字经济上对华采取遏制策略,投资美国企业不仅面临美国政府的干 扰,而且存在交易被取消甚至承担损失的可能,对这一点需要保持警惕。但是对于欧、日、韩数字经 济相关企业,我们可以进行投资合作,已达到共赢目标。对于欧盟,投资侧重领域有二:一是加大对欧盟先进硬件设备与精密仪器工业的投资,弥补我国在 精密工业机械领域技术积累的不足;二是通过与欧盟本地企业合作进行相关领域数字化发展的开发 与运营,我们的先发经验可以给欧盟提供助益。对于日韩,我们的投资重点应当放在电子制造领域。在美方对我国芯片相关制造业“卡脖”的大背景 下,日韩的电子制造行业对我们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也是可以争取合作的对象。此外,由于中日 韩经贸关系紧密,所以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规则制定上还可以进行投资与合作。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大多数还处于数字经济的起步阶段,我们可以考虑将这部分发展中国家作 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市场进行开发,通过与当地政府与企业进行合作,培育当地数字经济相关产业, 发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并加强当地的数字化治理能力,达成双赢。4.2.2. 从“十四五”规划看数字经济的中国投资主线“十四五”规划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规划明确提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 2025 年达到 10%(目前为 7.8%),据此测算,未来五年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规模将增加 60%以上。此外,“十四五”规划纲要在第五篇单独阐述了“加快数字化 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相关内容,从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 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这四个方面,部署了未来五年数字经济领域的重点工作。具体来看,第一,数字经济方面,主要包括深化数字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应用,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赋能传统产业的转型,推动新产业新模式的产生,壮大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第二,数字社会方面,主要探索数字技术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促进社会运行方式 的数字化,包括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打造各类新型数字生活场景。第 三,数字政府方面,致力于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 化,不断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包括公共数据的开放,政务信息与政府服务的数字化等。第四,数字生态方面,主要涉及数字经济领域的监管和规范,包括数据要素市场的规则,数字经济相 关政策法规体系的搭建,网络安全保护机制的建设,以及参与制定全球化的数字与网络治理体系。总体而言,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涵盖的范围广阔,包含的细分领域也非常多。从十四五规划的产业 政策布局当中,我们可以粗略梳理出数字经济领域未来五年的几条主要的投资主线:第一,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具体有三个重点领域的创新应用:一是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关键算法、传感器等关键领域,以及相关的基础理论、基础算法、装备材料等;二是通用处理器、云 计算系统和软件核心技术一体化研发;三是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 存储等前沿技术, 并加强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材料等基础学科的交叉创新。第二,数字产业化发展。有四个具体布局的领域:一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 全等新兴数字产业,以及相关的通信设备、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软件等产业;二是 5G的建设和应 用,试点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医疗等重点领域;三是第三方大数据服务产业,尤其 是政府将在“十四五”期间推动部分公共数据向社会开放,鼓励第三方深化对公共数据的挖掘利用; 四是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上云用数赋智”,一业带百业,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一是工业 方面,主要是通过工业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的建设,推动工业各环节的数字化应用,尤其 是个性定制、柔性制造等新模式。二是服务业方面,培育众包设计、智慧物流、新零售等新增长点。 三是农业方面,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第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在 5G通信、云计算领域已处于领跑地位,未来在 5G商用领域全 面发展之前,相关通信与数据存储、处理的基础设施将是投资的主要方向。除此之外,“十四五”规 划重点强调了城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物联网感知设施、通信系统,以及市政公用设施、建筑等物联网应用和智能化改造等。除此之外,还需要搭建支持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发展的底层信息 管理服务平台,即大数据中心。第五,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服务。数据资源与网络体系的安全性,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保障。具 体来看,一是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网络安全关键技术的研发,加快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创新。详见报告原文。(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精选报告来源:【未来智库官网】。

白发鬼

中国“数字经济”有望持续领跑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2020—2021年度数字经济形势分析》(简称“报告”)。报告认为,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实现逆势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注入重要动力。从具体实践来看,数字经济的活力表现在诸多方面:数字基础设施高速泛在化,天地空一体化网络融合发展;数据要素的价值日益凸显,数据开发利用水平不断加深;数字产业化保持快速增长,疫情推动在线服务加速普及;产业数字化发展全面提速,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发展向纵深推进,政府数字化领导力日益提升;数字治理规则侧重规范化,部分领域已达成全球性共识;国际合作联盟化趋势凸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在形成。报告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几个新特征值得关注:一是中国5G建设继续领跑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远程访问的需求激增,5G部署全面提速,中国5G网络建设速度和建设规模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全国新增58万个5G基站,累计建成71.8万个5G基站,5G手机在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占比连续数月超60%以上,5G智能终端领域持续领航。据有关市场机构测算,2020年全年,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70家,“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100个。二是发挥数据价值成为城市建设重点。2020年以来,各地方智慧城市政策中均提出要加大城市数据开发利用。其中,政务数据开放、城市数据大脑、数据流通等成为关键词。截至2020年10月,全国66%的省级行政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73%的副省级和35%的地级行政区上线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三是制造业数字化进一步深化。随着智能制造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不断加速,降本提质增效显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0年数字经济展望》指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转型,其成员国正在加强其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49.4%和51.7%,305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覆盖了92个重点行业,生产效率平均提高44.9%。四是中国电子政务排名再创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GDI)排名升至全球第45位,较2018年报告提升20个位次,达到历史新高。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政策所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殷利梅在解读报告时表示,展望“十四五”,数字经济将保持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未来经济发展“主形态”,中国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国,有望实现增速领跑。“分领域看,算力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扩大,数据交易在‘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新技术推动下将会实现破局,政府、企业、个人的数字理解、使用和技能水平都将极大提升,数字消费不断提质扩容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工作生活方式加速变革,数字贸易在竞争合作中步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殷利梅说。(记者 王俊岭)《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02月04日 第 04 版)来源:海外网

其弟子曰

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2030年长三角数字经济将达30万亿元

随着中国与全球加速迈进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价值将成主要的经济价值形态。如何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为此,在浙江省与萧山区政府大力支持下,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于11月9日在“第四届萧山未来论坛”上宣布成立。同时,研究院联合北京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发布了“长三角数字经济与萧山产业经济产业发展系列指数”。中国与全球加速迈进数字经济时代,据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预计,到203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120万亿元,同时,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占比将达35%。作为数字经济的全球创新高地,长三角与浙江的数字经济以及数据量的产生走到了全球前列。环亚预测,到2030年,长三角与浙江的数字经济规模将分别达到30万亿及12万亿元。据悉,该研究院核心成员由在国际经济金融与数据分析机构等长期工作的知名技术专家组成。研究院定位是以人工智能与专业分析赋能,成为专注数字经济与产业经济监测与发展规划、智能化数据技术研发应用的高端智库和公共服务平台,并拥有国家级智库专家资源,具有参政议政直通车的优势。目前,研究院团队已为多家中央部门与媒体、国际组织、知名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等提供智能数据分析服务或开展合作。成立现场,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李文龙博士介绍了研究院联合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展示了中国经济最活跃区域的数字经济的进展,从省级水平衡量长三角数字经济对比态势,这是目前国内外全面专业监测长三角数字经济最为详细的核心指标体系。现场还发布了萧山产业发展指数,监测萧山重点产业发展,尤其是受疫情影响及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的恢复情况。指数发挥了从高频与全产业视角监测萧山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量化标杆作用。成立现场,院长徐明博士代表研究院与人社部国家培训网、浙江商业集团以及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就数据智能分析研发签订了合作协议。若干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未来大会与研究院成立活动并就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做了发言。

出门上车

专家探讨“数字经济”: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其发展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庆玲)数字经济时代已然来临。“数字经济与诸多传统产业结合催生了云办公、云课堂、云商贸等未来应用前景广泛的新业态。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机、光合新能源、生命科学和碳的应用四大行业也掀起了技术革命,这四大行业的科技突破都和数字经济密切相关。”10月18日,在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暨北京工商大学70周年校庆高端学术论坛,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郑新立表示,“数字经济+四大科技革命”将极大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将超越前三次产业革命。在北京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黄先开看来,数字经济是我国重大战略,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强劲的力量和最核心的引擎,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对于我国加速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发展动能、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以及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务院参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光耀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比较优势,拥有世界最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最快捷的物流系统、最广泛的4G、5G基站设施、最便捷的电子支付系统。物流、数据流、信息流是数字经济时代最宝贵的财富,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但朱光耀也指出了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一是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特别是经济数据的跨国流动,还没有形成全球共同遵守的规则;二是数字经济下的货币、财政、税收政策需要加强全球合作。他呼吁国际社会回归G20合作平台,以保证重要宏观经济议题的平稳推进,保障世界和平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则提出,数字经济的本质是经济问题而非技术问题,所有的赋能都不是自然产生的。从科技史和经济史关系看,科技革命和经济高速发展之间是有时差的。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人类的福祉。他认为,富裕群体利益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传递给贫困人群这一涓流经济学假设是不成立的。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他提出我国仍需要通过中国特色的再分配路径来托底民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数字经济关乎全局、决定未来,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快数字经济战略布局,实施数字经济行动计划。”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白津夫教授认为,一方面要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应用场景化、数据资产化四个维度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重点;另一方面,要加快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平台、工业APP布局,用工业互联网联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促进基于数据的跨区域、分布式生产、运营,提升全产业链资源要素配置效率。通过平台赋能,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产业链互联互通,产业体系融合互动,形成产业平台化发展生态。在北京工商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葛红玲看来,数字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重大战略,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协同发力,并提出了五个协同:一是要国际国内协同,通过规则对接数据的国际流动;二是要线上线下协同,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实现双向赋能、同向共振;三是要主体和载体协同,要壮大企业、拓展园区和平台,推动数字技术、网络平台的协调联动;四是要发展和安全协同,处理好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治理和网络安全的关系;五是要政产学研协同。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气化

2020年数字经济形势分析与测评工作研讨会成功举办

12月24日上午,数字经济论坛(DEFC)第八期——2020年数字经济形势分析与测评工作研讨会在国家信息中心召开。本期论坛由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承办,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主持。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学工、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赵静等数字经济论坛发起单位代表,以及来自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赛迪顾问、腾讯研究院、亿邦动力研究院等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议围绕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形势趋势展开了深入交流讨论,并针对数字经济统计监测和发展水平评估实践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认为,今年经济大势主题是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数字经济体现了很强的韧性,成为实现经济复苏非常重要的驱动力,数字化生产、生活拉动数字产业发展加速,新基建布局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承载基础,数字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统计监测方法仍然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基于工业经济的测算体系过渡到数字经济统计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产业数字化统计还是难点,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估需求迫切、进展明显,国家统计局和相关机构正在从多维度多层面推进评估测算工作,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开始进入论证阶段,一些机构和地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估已经初步形成多元化的理论研究和评测实践。“数字经济论坛(DEFC)”于2018年9月18日正式成立,由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阿里研究院、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共同发起,致力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内在运行机制与发展动力等方面的研究,通过“搭平台、聚共识、谋发展”,搭建政、产、学、研的对话机制,深度剖析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创造的新需求、新供给和新路径,总结推广中国成功实践和经验,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数字经济论坛(DEFC)”秘书处设在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

不亦悲乎

中国“数字经济”有望持续领跑《2020—2021年度数字经济形势分析》发布

《2020—2021年度数字经济形势分析》jie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2020—2021年度数字经济形势分析》(简称“报告”)。报告认为,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实现逆势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注入重要动力。从具体实践来看,数字经济的活力表现在诸多方面:数字基础设施高速泛在化,天地空一体化网络融合发展;数据要素的价值日益凸显,数据开发利用水平不断加深;数字产业化保持快速增长,疫情推动在线服务加速普及;产业数字化发展全面提速,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发展向纵深推进,政府数字化领导力日益提升;数字治理规则侧重规范化,部分领域已达成全球性共识;国际合作联盟化趋势凸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人民数据研究院:充电桩产业数字化研究报告发布(内容参考)报告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几个新特征值得关注:一是中国5G建设继续领跑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远程访问的需求激增,5G部署全面提速,中国5G网络建设速度和建设规模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全国新增58万个5G基站,累计建成71.8万个5G基站,5G手机在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占比连续数月超60%以上,5G智能终端领域持续领航。据有关市场机构测算,2020年全年,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70家,“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100个。二是发挥数据价值成为城市建设重点。2020年以来,各地方智慧城市政策中均提出要加大城市数据开发利用。其中,政务数据开放、城市数据大脑、数据流通等成为关键词。截至2020年10月,全国66%的省级行政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73%的副省级和35%的地级行政区上线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三是制造业数字化进一步深化。随着智能制造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不断加速,降本提质增效显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0年数字经济展望》指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转型,其成员国正在加强其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49.4%和51.7%,305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覆盖了92个重点行业,生产效率平均提高44.9%。四是中国电子政务排名再创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GDI)排名升至全球第45位,较2018年报告提升20个位次,达到历史新高。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政策所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殷利梅在解读报告时表示,展望“十四五”,数字经济将保持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未来经济发展“主形态”,中国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国,有望实现增速领跑。“分领域看,算力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扩大,数据交易在‘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新技术推动下将会实现破局,政府、企业、个人的数字理解、使用和技能水平都将极大提升,数字消费不断提质扩容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工作生活方式加速变革,数字贸易在竞争合作中步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殷利梅说。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记者:王俊岭“加强数据确权研究和创新试点” 数据要素市场工作调研座谈会在合肥召开大数据看全国步行街那家强?人民云网:数据存储行业创新解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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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银行业务创新与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来源:时刻头条人民金融为人民,人民智慧为人民。2020年12月26日,由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中和黄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办,全球商业经典杂志、全国村镇银行服务中心协办,北京中安汉唐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教育部规建中心智慧学习工场研究院、企业家读书会、蓝海北大国际集团、隆信(北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支持,北京达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办的“党建+数字银行业务创新与发展论坛”,在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成功举办。活动由“人民智屏-智慧银行生态系统直播间”提供全程直播。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张巨龙主任致辞为充分发挥人民日报社的党建领导作用,本次论坛旨在探索开展数字党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党建工作可查、可见、可考,真正实现“让党建看得见,让改变看得见”,打通党建“最后一公里”,以“数字赋能经济发展”为目标,通过人民智屏-智慧银行数字生态系统,引领数字经济时代银行培训产业模式创新,为银行业务数字化升级,为产业互联网发展赋能。张巨龙主任在致开幕辞中强调,互联网在中国20多年的发展,已经在产业信息化、智能化领域的深度应用,已经成为加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他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必须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充分合作,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质量强国”的战略;要通过加快数字化产业及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以及“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信银行总行审计部副总经理王鹏虎分享主题:《银行数字化转型》国际金融教育协会副秘书长、教育部规建中心项目专家 戴寒永分享主题:《数字化时代的普惠金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培训部主任陈明亮分享主题:《数字经济时代-银行业务数字化创新与发展之道》课匠堂创始人唐平分享主题:《党建培训新方法》实体经济的快速成长离不开金融与资本的支持、赋能,而银行本身也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并且是支持其他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产业。但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银行的传统运营及业务模式,已经不能有效满足市场的需求。在传统“品牌推广、团队培训、业务协同、跨域管理、市场开拓、储蓄揽存、放贷服务”等方面,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有效提升银行的内外部服务质量,已经成为各银行领导高度重视、关注和必须面对的问题。王鹏虎副总经理、陈明亮主任,国际金融教育协会副秘书长、教育部规建中心项目专家戴寒永,“课匠堂”创始人唐平等专家学者和业界代表分别发表《银行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时代-银行业务数字化创新与发展之道》、《数字化时代的普惠金融》、《党建培训新方法》主题演讲及《关于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工程——管理创新卓越课程和智库专家项目》主题报告等。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数字经济研究专家团队在通过“数字化”助力企业“党建落地、提升效能、降低成本、打造团队、改善效益、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正不断取得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其携手北京中和黄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有效融合“智能触控硬件,以及视频点播、直播、互播技术,语音交互,人脸识别技术,场景数字化应用软件、智慧课程内容、专家智库、资讯与资源共享平台、云计算”等数字化服务方案,联合开发出的“人民智屏生态系统”,是一项将“数字赋能经济发展”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实践的科研成果。《党建+银行业务+数字创新与应用头脑风暴》圆桌对话在“十四五”战略规划开局之际,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为帮助更多银行在相关业务“数字化升级与创新”方面提供学术支持及落地服务,把“数字技术赋能银行业务发展”的研究成果及应用实践方案进行普及,与会专家学者就“银行业务数字化创新与发展之道”进行研讨。人民智屏-数字银行智慧生态系统发布在北京达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彦主持下,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企业家读书会联合创始人邓永标,人民网蓝学院副院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培训部副主任丁云峰,国际金融教育协会副秘书长、教育部规建中心项目专家戴寒永,北京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郭洪荣,北京达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随燕等,共同开启《党建+银行业务+数字创新与应用头脑风暴》圆桌对话。各界专家代表从不同角度对党建、银行业务创新、数字化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解读和感受分享。颁发中管院学术委《智库专家》证书北京达善管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梁随燕,就“数字银行智慧生态系统在银行领域的运用”议题进行讲解。随后,她邀请嘉宾代表共同参与人民智屏生态系统启动仪式。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培训部执行主任陈明亮、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培训部副主任丁云峰为张永军、段益军、钟臻熠、周家栋等专家老师颁发中管院学术委《智库专家》证书。京师律师事务所互联网金融法律事务部主任、京师总部投资合伙人左胜高接受媒体专访据悉,为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让老一辈管理学家、企业家的智慧和经验积淀得以传承。2018年6月2日,“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工程”在钓鱼台国宾馆中管院学术委30周年庆典现场启动。汇聚人脉资源,汇聚智慧力量,创新技术体系,共商数字党建大计,共襄数字银行盛举。论坛最后,陈明亮主任发起“银行数字创新与发展联盟”筹备倡议,得到与会领导专家一致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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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李文龙:数字化发展在形态、技术等方面将呈八大趋势

笔者曾发布数字化发展十方面思路的分析文章,强调中国要能在“十四五”期间继续保持全球数字化发展优势与树立标杆地位,必须要着眼于全球思维与顶层设计,重视系统、效能与均衡原则;现着重提出数字化发展的八大趋势,涉及数据形态、应用技术、应用方式、实现功能、决策领域、数字边界、数字变现与数字格局。一是数据形态趋势——传统数据-大数据-定性信息量化。从本质上看,数字化是汇集、创造、运用数据进行优化决策与提升效益的过程。因此,信息的量化是数字化的前提与基础。笔者认为,未来数字化分析的领域除了包含当前已量化的数据外,更重要的是将会拓展到定性信息领域,将其量化或数字化,转变为计算机系统可以识别与处理的信息。因此,首先掌握定性信息数字化的技术与应用,将掌握着未来数字化的数据资源优势。二是应用技术趋势——人工分析-人工智能。数字化应用的主要特征是对海量数据进行高效分析,对数据量与应用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人工低效定性判断无法完成,必须要广泛采取智能逻辑判断、自然语言技术、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等技术来实现数字化应用技术的迭代与提升。率先从人工分析转向人工智能分析,则可以在数字化应用方面取得先机。三是应用方式趋势——线上化-人机交互-融合。数字化的应用趋势包括三个阶段,线下工作线上化、人机交互与人机融合。当前的数字化仍主要处于初级阶段,即是线下工作与业务实现了部分线上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线上化的进程。数字化应用方式则下一个阶段则是突破人机交互。第三阶段数字化是人机融合,即突破传统的视觉、声音与手触觉的人机交互模式。笔者认为,当前时期,加速第二阶段数字化的应用推广以及提前布局第三节阶段数字化研发,将会极大加速推动数字化发展进程与水平并开发十分广阔的市场应用。四是实现功能趋势——展示-风险分析-决策。数字化发展实现功能的初级阶段需要解决的是数据汇集与展示的问题,可视化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但可视化只是加强了数据展现能力,并没有根本解决数字化赋能这一重要目标。实现功能趋势的第二阶段是数字化赋能,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识别风险与预警响应。第三阶段的实现功能是进入到决策阶段。笔者认为,从当前的数字化实现功能看,主要集中展示这一阶段,数字化赋能的潜力远未被激发出来。率先在风险分析与决策方面实施突破,将能显著提升数字化赋能的水平与竞争力。五是决策领域趋势——城市大脑-产业大脑-决策大脑。数字化决策能力是数字化最鲜明的特点。从当前的数字化实践来看,中国的数字化决策是首先在城市大脑方面取得突破,尤其是在交通与民生方面有一些创新应用。然而,未来的数字化决策领域远超城市大脑本身。因此,产业领域的大脑将是从经济社会角度最为重要的数字化发展应用。当前国内部分数字化新进省份,如浙江等提出“产业大脑”概念,正是在城市大脑基础上的领域突破。在产业大脑方面,首先容易实现突破的是制造业大脑与产业链大脑,下一步将逐步向服务业大脑与商业大脑扩展,随着服务业在GDP比重的进一步上升,服务业大脑与商业大脑将成为产业大脑最核心的形式。而这体现在政府侧就是“政策大脑”,其将成为大幅提升数字政府的精准施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数字化基本工具。六是数字边界趋势——模糊-清晰。数字化之所以在中国可以加速推进,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与用户群体庞大,在数字化应用方面有相对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在数据隐私方面意识相对淡薄与保护力度有限。换句话说,中国数字化的初期阶段数字边界是模糊的,数字化发展享受了数据边界模糊的红利,从而客观上推进了数字化的飞速发展。面向未来,数据信息的重要程度将进一步提升,数据的资产特性也更加凸显,个人与企业的数据保护意识也会进一步加强,这些都将使得数据边界从模糊逐步过渡到清晰。因此,在数字化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数字边界的问题,把握好数字社会发展与数字边界之间的平衡。七是数字变现趋势——数据“粗矿”-数据价值挖掘-数字化操作系统。数字化应用的持久性最终要体现在数字产品方面,即实现数字化的市场变现。数字化最基本的产品方式是数据本身或数据“粗矿”,但随着数据分析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数据“粗矿”越来越无法满足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需求,专业的数据价值挖掘需要将逐步凸显,从而将催生出大量的数据价值挖掘供给产品,加速数字化GDP的增长。这就是数字变现趋势的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是数字化的操作系统,这种数字产品形态将是满足数据“粗矿”、数据价值挖掘、数据决策与定制化服务的集成。类似目前使用的办公软件系统,未来将出现专业化、智能化的数据分析管理与决策系统,其不仅体现在软件层面,也将拓展与带动硬件升级,从而推动数字变现价值进一步扩展。八是数字格局趋势——传统经济版图-数字时代新中心。从全球格局来看,全球传统经济模式具有三元特征,美欧日(G3)是全球三极。然而,数字化时代经济向中美聚集,现有传统的经济版图将不断调整,全球的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数字贸易中心将加速向中美聚集,为中国的数字化发展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从地区经济格局看,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主体的经济与金融中心。在数字经济时代,国内经济面临洗牌与重新布局的可能。对其他地区,借助数字经济的巨大机遇,同样也可能形成新的数字优势。如浙江利用自身在商业数字化与轻工制造业的优势,在数字版图调整背景下,有潜力发展为全球新的数字化制造与数字贸易中心,甚至基于数字技术与数据资产的汇集与应用,有潜力形成全球数据交易中心。(文章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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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困惑 需从“基础”下功夫

来源:环球网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困惑,需从“基础”下功夫科技日报记者 崔爽“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特征,数字技术是其最核心的内容,社会正在发生转型,技术正在深刻影响着产业,影响着社会。”11月9日,第二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5个分论坛之一、由中国科协主办的世界数字经济论坛召开,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怀进鹏在致辞中如此表示。数字经济的基础研究有待充实何为数字经济?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看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难解。“数字经济与非数字经济部分模糊的边界导致难以明确数字经济的内涵。我们说去饭店吃饭是实体经济,点个外卖就变成数字经济了吗?这里面怎么计算是很大的问题。”邬贺铨说,研究数字经济很有必要,尤其是基础的研究,如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附加值、跨境数字贸易和以数字消费作为产品的附加值等的统计。“希望制定衡量数字经济统一标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说。她表示,数字经济需要厘清的还有很多:关于跨境数字流动,希望共同制定安全、制度化的国际规则;关于国际贸易相关的规则,尤其是数字经济,数字税、电子传输关税、知识产权保护等各方面的议题。“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需要产业数字化转型,更需要全球共同协作,共同健全相关的隐私、伦理、法规等方面的制度,制定全球治理规则,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刘多说。加快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数字技术发展确实带来了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相信后疫情时代全球会进入一个创新的高潮,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的数字技术会重构产业生态,重新定义全球的分工和比较优势,形成更强大的创新活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他强调,研发数字化会改变传统的创新模式:传统创新模式是以技术研发为导向、以科研人员为主体、以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活动,其正在向以用户为中心、多元主体参与、更大范围合作为重点的开放式创新转变。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数字化系教授扬·丹斯高表示,相关组织机构必须放弃旧有的观念和流程,轻装上阵,更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王一鸣指出,要依托高水平研究大学,加快数字化高端人才培养,“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依托数字化平台引进一批高端信息技术人才。专业技术院校也要适当加强数字化专业设置,培育专业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为数字化转型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2.0数字鸿沟需各方协同解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没有智能手机、缺乏数字化技能而行动受阻的新闻屡见报端,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数字公平的讨论。论坛上,各国专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注到数字时代的边缘群体身上。“很多老年人,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很多服务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即使将来进一步扩大数字应用,但是对于很多国家的穷人来说,宽带网的价格仍然太高,他们也就被剥夺了参与数字社会的权利。”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马尔科姆·约翰逊表示,不管是对企业、政府、非政府机构,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都是至关重要的,数字技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抗新冠肺炎疫情,也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现在已经进入2.0数字鸿沟。”浙江大学教授、联合国丝路论坛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春晖认为,所谓2.0数字鸿沟是说数字技术本身已经在很多地区没有差异,差异在于个人有没有使用数字技术去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有没有用数字技术创造财富的能力,“疫情期间,好多老人连手机都没有,扫不了健康码,根本出不了门。一些自动化程度低的传统企业没有能力用数字技术创造财富,进行智能化改造,零散性的数字化转型非常困难。”“制造业完全接受数字化转型吗?很难讲。”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延川同样认为,“从这个角度讲,数字技术作为通用技术的扩散还需要时间,其中也存在鸿沟,这需要政府和业界共同努力。”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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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困惑,需从“基础”下功夫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特征,数字技术是其最核心的内容,社会正在发生转型,技术正在深刻影响着产业,影响着社会。”11月9日,第二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5个分论坛之一、由中国科协主办的世界数字经济论坛召开,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怀进鹏在致辞中如此表示。  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困惑,如数据泄露、数据迷失等,要加大数字技术的研究,使数字经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更加柔和、有效、渐进、持续地发展。  视觉中国供图  数字经济的基础研究有待充实  何为数字经济?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看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难解。“数字经济与非数字经济部分模糊的边界导致难以明确数字经济的内涵。我们说去饭店吃饭是实体经济,点个外卖就变成数字经济了吗?这里面怎么计算是很大的问题。”邬贺铨说,研究数字经济很有必要,尤其是基础的研究,如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附加值、跨境数字贸易和以数字消费作为产品的附加值等的统计。  “希望制定衡量数字经济统一标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说。她表示,数字经济需要厘清的还有很多:关于跨境数字流动,希望共同制定安全、制度化的国际规则;关于国际贸易相关的规则,尤其是数字经济,数字税、电子传输关税、知识产权保护等各方面的议题。“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需要产业数字化转型,更需要全球共同协作,共同健全相关的隐私、伦理、法规等方面的制度,制定全球治理规则,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刘多说。  加快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数字技术发展确实带来了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相信后疫情时代全球会进入一个创新的高潮,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的数字技术会重构产业生态,重新定义全球的分工和比较优势,形成更强大的创新活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  他强调,研发数字化会改变传统的创新模式:传统创新模式是以技术研发为导向、以科研人员为主体、以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活动,其正在向以用户为中心、多元主体参与、更大范围合作为重点的开放式创新转变。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数字化系教授扬·丹斯高表示,相关组织机构必须放弃旧有的观念和流程,轻装上阵,更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王一鸣指出,要依托高水平研究大学,加快数字化高端人才培养,“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依托数字化平台引进一批高端信息技术人才。专业技术院校也要适当加强数字化专业设置,培育专业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为数字化转型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2.0数字鸿沟需各方协同解决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没有智能手机、缺乏数字化技能而行动受阻的新闻屡见报端,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数字公平的讨论。论坛上,各国专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注到数字时代的边缘群体身上。  “很多老年人,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很多服务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即使将来进一步扩大数字应用,但是对于很多国家的穷人来说,宽带网的价格仍然太高,他们也就被剥夺了参与数字社会的权利。”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马尔科姆·约翰逊表示,不管是对企业、政府、非政府机构,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都是至关重要的,数字技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抗新冠肺炎疫情,也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现在已经进入2.0数字鸿沟。”浙江大学教授、联合国丝路论坛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春晖认为,所谓2.0数字鸿沟是说数字技术本身已经在很多地区没有差异,差异在于个人有没有使用数字技术去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有没有用数字技术创造财富的能力,“疫情期间,好多老人连手机都没有,扫不了健康码,根本出不了门。一些自动化程度低的传统企业没有能力用数字技术创造财富,进行智能化改造,零散性的数字化转型非常困难。”  “制造业完全接受数字化转型吗?很难讲。”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延川同样认为,“从这个角度讲,数字技术作为通用技术的扩散还需要时间,其中也存在鸿沟,这需要政府和业界共同努力。”  来源 科技日报  编辑 吴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