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文学研究会的作家

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哪些？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重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周作人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字星杓，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后排右一）废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将六朝文、唐诗、宋词以及现代派等观念熔于一炉，并加以实践，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沈从文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沈从文（1902－1988），男，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中国著名作家。因此，沈从文的民族应是汉族，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李健吾中国最早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李健吾，笔名刘西渭。近代著名作家、戏剧家。从小喜欢戏剧和文学。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院外文系。1931年赴法国巴黎现代语言专修学校学习，1933年回国。著有长篇小说《心病》等。译有莫里哀、托尔斯泰、高尔基、屠格涅夫、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名家的作品，并有研究专著问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朱光潜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朱光潜（1897年-1986年），字孟实，安徽省桐城县。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1925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致力于文学、心理学与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后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谈文学》、《谈美书简》等理论读物，深入浅出，内容切实，文笔流畅，对提高青年的写作能力与艺术鉴赏能力颇有启迪。林徽因民国著名才女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建筑师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同梁思成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作者：莫昕桦

联合网讯 8月8日上午，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换届会议）采取腾讯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来自全省2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会员代表及省内著名作家、学者共100余名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邀请了部分来自创作一线的山东中青年作家加入学会，拓宽了会员渠道，属于创新举措。据介绍，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81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最具影响力的省级学会之一。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张学军介绍，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通过一系列文学研究研讨会的开展及文学研究专著的编写，有力地推动了山东省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为山东省文学创作的繁荣贡献了力量，并带动了一大批青年学者的茁壮成长，在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监事会和新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及常务理事。会议一致推选张学军教授为名誉会长，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丛新强为会长，李掖平、孙基林、刘方政、刘传霞、马兵、 张艳梅等为副会长，史建国为秘书长，孙桂荣、赵静为副秘书长。新当选的会长丛新强对所有为研究会发展付出心血的老一辈班组成员们表示感谢，并对学会发展谈了三点意见，即邀请创作、出版等领域的人士入会，丰富成员成分，把为作家会员服务作为学会一项重要的工作，集创作、评论、出版、传媒于一体，通过研讨会、年会等形式实现创作、研究、批评等多领域间的对话；同其他机构密切合作联动，实现优秀资源共享，如山东省莫言研究会、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等；建议设计文学层面、民间性质的评奖活动，争取社会资金，打造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品牌活动。（记者 徐从芬 通讯员 赵静）

8月15日至20日，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作家采风团一行15人到湖北通山县采风。湖北省通山县地处鄂东南边陲，幕阜山脉北麓，全县面积2680平方公里，下辖12个乡镇，是全国第一个启动内陆核电县市，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县。境内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4A景区九宫山，国家级地质公园4A景区隐水洞，国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湿地公园富水湖，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闯王陵等。作家采风团在通山县完成了采风、采访，游览了隐水洞、龙隐山、李自成墓、笔架峰、无量寿禅寺等，完成了“九宫山创作基地、九宫山影视拍摄基地”的授牌、挂牌工作，完成了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成立了“九宫山国家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九宫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三方合作联席会议制度。（燕都融媒体记者张思思）

兴安盟，是内蒙古自治区盟，地处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与黑龙江省相连，东南与吉林省毗邻，南部、西部、北部分别与通辽市、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相连。西北部与蒙古国接壤，边境线长126千米。盟境南北长380千米，东西宽320千米，总面积59806平方千米。2018年常住人口160.79万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72.48亿元。当然兴安盟历史悠久，自古至今名人辈出，孕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介绍两位近当代人物，他们一位是当代作家、一位是工程院院士。第一位：刘成刘成，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人。当代作家，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历任中共镶黄旗委常委，内蒙古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校刊副主编、德育教研室副主任、学报编辑部副主任、教务处处长、《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副主编，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编审。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文学学会总秘书长，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大中专院校蒙古文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内蒙古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研究会秘书长，高等学校招生研究会副理事长等。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其业绩收入1997年《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评论集《文艺新春》、《策·杰尔嘎拉评论选》、《儿童文字评论集》、《文艺金秋》、《文学艺术》散论、《蒙古族文学五十年》；专著有《鲁迅作品分析》、《民族理论探讨》、《民族风俗人情》，散文集《绰尔河》；编译著有内蒙古自治区30周年、40周年散文选《金色的边疆》、《蒙古族当代散文选》和《内蒙古蒙古文学五十年》、《文学研究论文集》、《鲁迅作品难点试析》等15部。此外，他用蒙汉两种文字在区内外报刊上发表有关蒙古族当代文学和民族理论研究论文评论近100篇。有些汉文论文被全国性刊物全文转载，有些散文被选入中小学蒙语文教材。他主编的《内蒙古蒙古文学50年》一书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50周年大庆宣传文艺优秀项目，1998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1996年他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他对当代蒙古族文学，尤其对新时期蒙古族文学的研究，已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的传略被编入《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蒙古族作家传》、《中国作家辞典》、《蒙古学家传略》、《中国文艺家传集》、《内蒙古大辞典》、《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等十多部辞典。《略论新时期蒙古族文学》、《文学艺术散论》（评论集）、《蒙古族民族五十年》（汉文评论集）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理论探讨》（论著）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文艺新春》（评论集）获中国蒙古文学研究优秀著作奖；《文艺金秋》（评论集）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大奖；《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思考》一文获华北区文艺理论二等奖。第二位：旭日干旭日干（1940年8月24日—2015年12月24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家畜繁殖生物学与生物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内蒙古大学原校长。1965年旭日干从内蒙古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到内蒙古农牧科学院工作；1968年至1970年担任内蒙古生产建设委员会科技组工作组长；1970年至1971年担任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沙圪堵公社科技干事；1972年至1993年在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中心主任、院长。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至1984年公派赴日本兽医畜产大学留学，并获得兽医学博士学位；1985年回国后主持创建内蒙古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1990年至1996年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1993年至2006年担任内蒙古大学校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至2014年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党组成员；2015年12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旭日干首次探索出山羊、绵羊和牛精子体外诱导获能的途径，培育出世界首例试管山羊和中国国内首胎、首批试管绵羊、试管牛，并建立了规模化生产试管牛、羊的整套技术工艺。系统地观察和记录了牛、羊卵巢卵细胞的体外成熟、体外受精和早期发育的形态学变化及其规律，为揭开哺乳类动物受精之谜提供了大量的科学依据。在家畜育种研究中创造性地应用体外受精的理论与技术，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试管内杂交育种技术，为家畜改良和育种开创了新的技术途径。1982年至1984年，旭日干公派赴日本留学期间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山羊、绵羊的体外受精研究，培育出世界第一胎“试管山羊”，被誉为“试管山羊之父”。1989年成功地培育出我国首批“试管绵羊”和“试管牛”，创造性地提出牛、羊“试管胚”工厂化生产和规模化移植的一整套技术路线，其卵母细胞的体外成熟率、受精率、发育率、冷冻保存存活率和胚胎移植成功率等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旭日干参与领导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队伍建设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研究”、“中国工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研究”等重大咨询项目研究工作。参与《中国工程院章程》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对院士科学道德、院士提名渠道、院士候选人投诉调查、院士遴选和退出机制等重大事项提出了改革意见建议。旭日干主持了“中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研究项目，提出了保障中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多项措施建议。还参与了“中国工程科技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新时期中国生物安全战略研究”、“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建设研究”等重大咨询项目。主持或参与“我国草地的生态保障与食物安全”和“中国食品安全现状、问题及对策战略研究”等重大咨询项目的研究工作。1993年至2006年，旭日干担任内蒙古大学校长期间，他对如何推进地方高校实施“211工程”向教育部提出了建议，在国家建设地方高校的决策咨询方面发挥了作用。他带领内蒙古大学进入了“211工程”建设行列，主持了两期“211工程”建设工作，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和后勤社会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名作家杜卫东对此深有体会：作家要有悲悯情怀，要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贴着地面行走 与时下生活同步杜卫东，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社长、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近年有《杜卫东自选集》4卷及多部散文集和长篇小说出版。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构成了中国的日常表情记者：前不久出版的《因为爱，所以坚持》一书收录了几十位渐冻症病人的故事，其中一位渐冻症病人是您曾经的采访对象，为此您写了一篇散文《为了爱，所以坚持》。您为什么擅长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杜卫东：我一直关注社会上的普通人，这应该是一个作家的职业操守。我的作品，无论散文、报告文学或是小说，基本以“小人物”为主角。作家要有悲悯情怀，要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构成了中国的日常表情。把他们真实描摹出来，就是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留下了逼真的剪影，其生命力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淹没。我希望我的文字不高居云端，而是紧贴地面。我刚出任《小说选刊》主编时主持改版，改版后第一期的封面选用了一幅纪实性很强的摄影作品《民工午餐》：一个青年民工正在工地上吃午饭，右手抓着几个馒头，嘴里塞着吃了一半的馒头，冲着镜头真诚地微笑。有人认为把民工搬到文学期刊的封面上“不伦不类，也不美”，那个民工嘴里塞着馒头“实在不雅”；但也有不少支持者，说“看了封面，眼前一亮，心灵受到震撼”“民工的形象感人至深，看了想哭”“拿在手上，久久不愿放下，我流泪了”。面对争议，我很坦然。我的文学理念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即，贴着地面行走，与时下生活同步。事实上，了解大众的生存状态恰恰是作家所需要的，因为那是创作之源。阅读他人的生存状态也是读者所需要的，因为这会促进人与人心灵之间的融合与沟通。记者：有人认为，作家不用深入生活也能写出好作品，因为作家平日就一直处于生活之中，对此您怎么看？杜卫东：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早先我写报告文学，尤为需要紧贴时代，关注现实生活。后来我写小说，报告文学作家的职业敏感对我的小说创作很有影响。创作来源于生活，离不开生活，如果你想要写好某一类题材的话，必须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来的故事才更鲜活。长篇小说《江河水》就是由我的报告文学《大江东去》衍生而来，基本素材完全来源于实地采访。我看到网上有不少普通读者的评论，一部近70万字的小说他们可以一口气读完，在纸媒陷入低谷的今天两次再版，而且市场早已售罄，不能不说是因为这部作品带有鲜活的生活露珠。其实，历史题材的作品对现实也是某种折射；即便是用意识流创作手法完成的作品，也会有现实的碎片呈现其中，不可能完全凭空想象。生活中一次偶然的见闻常常就能激发出我的灵感。比如，我有一段时间每天早晨在使馆区晨跑，时常见到一个女孩冲我微笑，那笑容犹如冬日里的一缕阳光，于是就有了散文《永远的微笑》。这两年，我发表了多篇写“小人物”的散文，如《路边有个剃头匠》《优优的眸子》《买瓜记》《郝老哥》等，无一不是生活给我的灵感。我的散文《明天不封阳台》，背后有这样一段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住房不足40平方米，为了拓展使用空间，决定把阳台封闭。封阳台的工人第二天就要来了，傍晚我推开阳台的门，突然听见了“咕咕”的叫声。循声望去，见一只灰黑色的鸽子正卧在一块木板下孵蛋。顿时，一种久违的情感在心头油然而生，决定缓封阳台。其实，关爱自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点。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曾提出过生态伦理思想，其表述虽有差异，但在推崇“天人合一”的生态模式上是基本一致的。先秦诸子中，也多有“厚德载物”的论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猎取几近贪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成了每一个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曾试图就此成文，只是没有合适的切入点。阳台上的“不速之客”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回到案头，我一气呵成。的确，我们就在生活中。到了我现在的年纪，很多经历都可以成为我的创作素材。可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经历毕竟是有限的，要做到持续写作，不断拿出新作品，仅靠自己的生活，写作资源就会枯竭。我热爱生活，深入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件自然的事，因为深入生活的实践，给了我丰厚的回报。点亮社会良知是作家的职业操守记者：由您和周新京创作的长篇小说《江河水》，记录了一座港口的改革开放历程，后由您改编为电视剧本《江河水》。如您所说，小说所依据的主要事件都是实地采访得到的第一手素材。您为什么要创作这部作品？杜卫东：《江河水》可以有多重解读，展示为官之道是一个重要指向。我是想通过小说中江河等人的故事，呼唤时下久违的英雄情结，让作品中能有“伟大心灵的回响”。小说最终取名“江河水”也有其内涵。《江河水》这首曲子原是演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悲怆而哀伤。对于《江河水》，有人听出的是悲切忧伤，有人听出的是凄凉无助；我听出的却是激越、悲壮和力量！你看，一个弱女子千里寻夫，长哭三天三夜，竟哭倒了八百里长城，见到了砌入墙垛的亡夫，这是何等壮哉！它说明，一个人为达到目的矢志不渝，就能感天动地。这既是对小说主题的诠释，也可以理解为对为官之道的一种解读。《江河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不少于30个。他们中，一类是有生活原型的，像江河、沈奕巍、程志、刘黑子等；一类是没有生活原型的，如鲁迅所说，脸在河北、嘴在河南，拼凑而成的人物，像秦池、秦海涛、卢茜等。确定了这些人物后，我和新京思考：通过他们的纠结与碰撞、坎坷与命运，要向读者传递什么呢？这似乎又是一个要被一些人嘲笑的命题：写你自己的内心感受就行了，还想当别人的“人生牧师”吗？我认为，生活中还有一些普通人，即使掌握一点小权力，在权力寻租时，其贪婪的心态并不亚于贪官。这种社会生态的形成，固然是各种社会合力的作用，但是和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炫富、媚俗、道德弱化等社会心理不无关系。我们不能夸大文学的功用，不过，正能量的传播确实会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很早以前，就有批评家通过研究众多的小说文本发现，有些当代小说的动力是“恶”与“卑微”。真如是，则令人担忧。末路上的文学会让动力丧失，灵魂缺位。如果这样的作品充斥文坛，民族气质何以高贵？民族精神如何彰显？点亮社会良知，应该是文学写作者基本的职业操守。长篇小说《江河水》和同名电视剧，应该说是我的文学理念的一次践行。记者：大家普遍认为通达好读、故事性强是优秀小说的一条重要标准，但也有人说：故事性强，文学性就差，作品就容易“掉档”。您怎么看？杜卫东：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回避对纯文学的认识。文学走入低谷，固然是多种原因的合力，但和相当一部分文学的写作者忽略了文学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文化使命有关。那么，它的道德原则和文化使命是什么呢？写作应该是为他人，为大众的，它是从积极的方面去影响别人生活的一种手段。雨果认为诗人有一个债主，那便是人类。他进而指出，成为人民的一个伟大的仆人，这肯定不会对诗人有任何损害。因为诗人的职责便是要为人民发出呼声，唤醒人民、催促人民。他甚至认为，对于一个诗人或者小说家，避免使自己的精神对当代人有所影响，把个人的利己生活和全社会伟大的生活隔绝起来，这是一种错误，而且是犯罪。作家巴金说：“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对我生活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写作应该站在一种公共的立场上，怀着一种爱和真诚，向人类和世界表达一种祝福的情感；而绝不仅仅是作家“安妥”自己灵魂的方式。时下，少数作家不关心人民疾苦，过于玄虚高蹈，过于圈子化，只追求小众的趣味，使文学渐渐疏离大众。我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的写作，在今天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决不能因为追求所谓纯文学的纯，只注重了包括语言、叙事方式、叙述技巧在内的形式，而忽略了作品的精神向度。那么，是不是一讲故事，文学性就降低呢？故事应该是小说的基本层面。雨果在《论司各特》一文中，对书信体小说、叙述体小说的缺陷加以分析后，提出了戏剧式小说的概念，就是在小说中适当运用一些戏剧描绘的技巧。他认为小说不是别的，而是有时由于思想，有时由于心灵而超出了舞台比例的戏剧。小说家的意图就是通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讲述一个有用的真理。我以为，说故事性一强作品就“掉档”的一些作家，恰恰是因为本身缺乏结构故事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讲悲剧的时候，认为故事情节是第一位的，人物是第二位的。即便是把艺术的形式、方法和技巧看得高于思想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中提到，“从三个方面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也把“讲故事”放在了第一个层面。一般而言，在一部戏剧或小说中，故事情节是框架，人物在具体情节中活动、碰撞，展示出自身的道德和气质特征。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和环境的原生态被格外看重，但依然经常用故事来推动情节、刻画人物、表达意向。我们主张的故事性，正像雨果所强调的那样，要“有趣”，即不是浮在生活表层，对生活缺少独特感悟的俗套故事，而是在具有戏剧性的同时又具有史诗品格，它应该有着深广的社会人性内涵和揭示力量。感动是人们最大的阅读期待记者：各个时代艺术家创作的优秀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您觉得是什么？杜卫东：契诃夫在《对艺术法则的探求》一文中说过：“人们可以把各个时代艺术家创作的最优秀的作品收集起来，放在一起，使用科学方法来理解，其中有一种什么共同的东西，使他们彼此相近，成为他们价值的原因，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法则。”法则是什么？契诃夫没有说，我给出的定义是：感动。文学靠什么打动人心，它不是靠对丑恶的描摹，对残酷的抒写，对苦难的堆积，对冷漠的赞扬，对财富病态的崇拜。它是靠爱与真诚来传递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这个情感的名字叫——感动！感动，也是人们最大的阅读期待。其实，在黑暗中发现光或许是最难的；作家不应粉饰生活，但也不要让人性中的高贵与美好变成盲点。在小说创作中，叙事主体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叙什么”和“怎么叙”都会受到叙事主体的叙事观念和个性的制约，反映出叙事主体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指出，文学的写作活动就是文学主体对社会的一种介入。因此，作者在写作中不能伪装中立，而必须“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道德命令”。归根结底，文学的使命是让人离野兽更远而不是更近。《江河水》中，即使是反面人物也有人性的亮点。如，贪官秦池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为使自己平稳退休处处与江河作对。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从基层干到副局长，也有自己的付出。只不过，在诱惑面前，他终不能自持。感动是人性的闪光，而不是某种观念的传递。记者：近日，国务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等相关文件，据说您正在创作的长篇作品也是以此为背景、以养老为主题？杜卫东：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适时提出“健康中国行动”，心系百姓、造福大众，文学创作自然不应该缺位。我已经进入创作准备阶段，不仅走访了养老院，相关的社会领域也都在我的注视之内。因为这是一次较大的创作行为，它将精准切入时下生活，通过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直面健康养老领域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你知道，我的创作一向注重故事性和可读性，自信它会扣人心弦、精彩纷呈。（本报记者 赵美宁）往期回顾

记者 | 董子琪编辑 | 黄月1自2018年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启动了“我们时代文学的性别观调查”，先后对67位新锐女作家和60位新锐男作家分别进行了性别观调查，后来一些著名作家也加入了这项调查，包括铁凝、贾平凹、阿来、韩少功、阎连科等人。今年张莉继续发布了对多位作家的“性别观与文学创作调查”，问卷由五道题目组成，分别指向性别观、性别观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也包括重读经典的问题，例如如何看待《水浒传》的“厌女症”，以及对一些话语的重新审视，包括如何看待“首先是人、再是男人、女人，首先是作家、再是男作家和女作家”的说法。在更早的对127位作家的性别观调查中，这些问题也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作家被提问如何看待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说（即伟大的作品都是雌雄同体的），男作家被问到写作时是否会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与性别观调查问卷几乎同时进行，在今年3月8日妇女节之际，张莉连同《十月》杂志推出了“新女性写作专辑”，收录了翟永明、林白、叶弥、金仁顺、淡豹等女作家的作品。《十月》杂志也对女作家进行了访谈，邀请她们回应如何看待今日女性处境的问题。几位作家表示今日女性的处境是“尴尬的”“其实是变糟了”“社会环境对单身女性更不利了“，但好在女性“更警惕清醒”了。从针对上百位中国作家的性别观调查中，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认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重提“女性写作”？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日前与张莉进行了一次连线采访，与她聊了聊性别观问卷设计的想法、阅读作家回答的感受与重提女性写作的心得。张莉社会性别意识的意义：在强和弱中间，你愿不愿意站在弱的那边？界面文化：问卷调查中有一题是关于性别观的，有不少作家把性别理解为性器官之别，比如有人提到了小时候女厕所、看到赤裸的异性，还有动物世界的体验，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张莉：我相信，作家们写下的都是最有感触的部分。作家喜欢表达感受，不喜欢用理论阐释，所以他们更愿意通过讲述细节或小的场景来表达自己的理解。我在问题里面提到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但我没有说明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人有生理性别，也有社会性别，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一定是一致的，这个不属于常识，它需要思考或者有一些性别观知识才会意识到。前两天，我在网上给本科生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刚好讲新文化运动，就想到，一百年前的作家鲁迅、周作人、胡适、叶圣陶如果面对这个调查会怎么答。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撰写了《贞操问题》《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文章，批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及“良妻贤母”主义。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周作人也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里面有段话说：“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既然是趣味、信仰、洁癖，所以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叶圣陶的《女子人格问题》其实就是直接针对把妇女当作“物”而非“人”的现象进行批判的，而李大钊当时在北京女高师也开设了女性解放理论课。那时候，这些人都是新青年，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新锐作家。这些作家真的很了不起。他们看到了不平等，在强和弱中间，你愿不愿意站在弱的那边？在墙和蛋中间，你愿不愿意站在蛋的那边？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叶圣陶做出了选择，他们和作为弱者的女性站在一起。中国女性解放能走到今天，跟这些作家的社会性别意识和他们所做的贡献分不开。什么是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作家，我们从一百年前这些作家身上是可以看到的。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他们最终成为新文学先驱的重要原因。界面文化：所以，是否具有社会性别意识也是文学境界的表现之一？张莉：我认为是。一百年前，在那个社会语境里面为女性发声，是艰难的也是有勇气的事，深具先锋气质。当年新文学重要作家都有这样的气质。但你看，像张资平这样的作家当时也是红极一时，但他没有社会性别意识，文字也不好，畅销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强调女性身份与女性声音：不为关闭和排斥，而为更好地打开和理解界面文化：就男性意识/女性意识这一题而言，总结起来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写作观点，是认为同而为人位于男女之别之前，所以平视、客观、贴合人物就好了；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更有自我辩解的态度，认为男女本来就有区别，为什么要否认这种区别呢？这两种观点，一种是鼓励忽略男女之别，另一种是鼓励默认男女之别，好像看起来是相反的，但其实在对现有秩序的默认方面是一致的。张莉：作家的每一个回答拿出来看都是对的，但是，许多话都要放在具体的语境去理解。（之所以）强调女性的声音、立场、视角，是因为一直以来在我们的理解里，写作是没有男女之别的。在古代，女性时以“余”“奴”“妾”自称，但在白话文里，一个女性要写下自己的故事，她使用“我”。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体现对女性的尊重，我们的先驱创造了“她”字——“她”诞生于现代，和“他”是平等的，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说，“我是同你一样的人”——她说的是同丈夫一样的人。男人是她的参照，是一个标准，她还找不到别的。《伤逝》里的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表达的是女性个人意志的觉醒，“我”拥有对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个声音是小说中的，现实中如果一位女性要在文学中发声，她得拿起笔写作才可以。一百年前，大部分中国女人才开始有机会和男人一样受教育、拿起笔、写自己的故事。所以，只有现代女性开始书写，真正的女性写作传统才建立。我们看冰心、庐隐早期的写作，她们最初的表达不连贯、不流畅，喜欢写别人的故事，不敢写自己。她们需要时间去寻找自己的声音。如果不像鲁迅、周作人那样写，应当怎么写呢？直到丁玲、萧红、张爱玲的作品发表，我们才发现，女性写作与男性的立场、所使用的腔调、所使用的视角如此不同，她们实实在在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而写作成就又是可以和男性比肩的。讨论男女之别，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尊重差异性。比如在这次抗疫期间，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安心裤和卫生用品的重要性，可是在最初的几天并没有很多人想到这些，因为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医护人员是一样的，既然男女都一样，那么女性就不需要区别对待。而很早认识到卫生用品重要性的人，也不是男性，是个年轻女性，她建立了微博话题，很快有许许多多不同年龄、各行各业的女性行动起来，要把物品尽快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中。之所以行动迅速，因为姐妹们感同身受，因为女性医护人员遇到的难以启齿的困境，其它女性都深深了解。从女性视角出发，认识到女性劳动者的性别差异与具体困境，我们全社会在努力解决。三八节那天我知道，女性卫生用品已经成为政府文件中必须配备的防疫物资，这是很大的改变，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梁钰stacey 在微博发起的“姐妹战役安心行动”前几天果壳网微博上有篇文章叫《对不起，我们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女性》，里面提到医用防护服不分尺码只分大小，女性医护人员穿的防护服裆部都要到膝盖了，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非常吃惊。文章里说这是冰山一角。界面文化：这似乎是一种形式的平等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张莉：是的，所以果壳网那篇文章说，我们所生活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其实是一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文学判断也不例外。很多人会把“写得不像女人写的”当作一种褒奖，但很少有人会夸一位男作家的作品“写得不像男人写的”，因为大家明白后者不是夸奖。所以，当我们说世界上的写作没有男女之别时，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想想，我们有没有在忽视女性的处境，是不是为达到一种普遍的、一致的、整齐划一的标准而无视那些本来的不同。在作家眼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性别之分，这话没错。但具体到写作本身，不能在平等的概念之下，抹杀所要书写人物的具体性。大家都喜欢说那句话——“要贴着人物写”，那么，贴着人物写的时候，是否要看到人物的性别、阶层、种族等等？我们知道，一个人是男是女、是穷是富、地位是高是低，甚至高矮胖瘦，都会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这是写作中要面对的具体问题，它决定人物性格和命运。如果是男作家，是否要考虑女性人物的生理特征；如果是女作家，是否应该考虑人物的男性身份和男性气质。今天，如果一位男作家深入方舱医院，他在非虚构写作中会不会写到医护人员缺乏安心裤时的焦灼和无以言表的痛苦？如果他能意识到，他就真的贴近了他的人物，那如果这件事情他完全忽略，不认为这是个事儿，又怎么能说他真切表现了医护人员的处境呢？对女人与女性身份的关注，强调女性写作和女性立场，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在女性声音和女性处境被忽略的情况下，关注女性和强调女性，其实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界面文化：所以说如果作家对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都不够有反思的话，平视、客观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张莉：在性别观调查里，苏童的回答被广泛引用——他说，“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的时候，他得有颗艾玛的心。”福楼拜写完小说后也曾经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就是我。”我们一直以来对文学经典的认定中，其实包含了对社会性别意识的肯定，比如《红楼梦》《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宁娜》《祝福》，都是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里面对女性身份和际遇的书写都非常了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作家的社会性别意识，跟文学写作并没有本质冲突。重读文学经典：讨论《水浒》的厌女症，是要看到盲点并反观今天的写作界面文化：对于问卷中《水浒》厌女这一题，很多作家都表现出了对这个说法的不理解，但实际上对经典以性别角度解读是比较常见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做法，你怎么看待将经典置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的位置？张莉：作家们的回答我可以理解，有些我也赞同。作为文本创造者，作家通常会不喜欢批评者的角度，很正常。对我来说，参与性别观调查的这些作家们不是冷冰冰的数据，每一位都是深具创作个性和独特气质的文学同行。性别观调查是我与他们交流、了解的一种方式。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做的并不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些女性主义观点我认同，有的我也不认同。但是，我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典型的女性批评著作，它在女主人公简·爱之外找到了另一个进入作品的角度，于是，简·爱的故事有了另外的读法——如果你站在罗切斯特的角度，会觉得这个女人是个疯子；站在简·爱的角度，会觉得这个女人阻碍了她的幸福；可是站在“疯女人”的角度呢，她其实是被社会压迫的、失声的女人，如果她可以说话，那么罗切斯特很可能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令人厌恶的男人。以前我们习惯站在简·爱的角度，“疯女人”和她虽然都是女性，但立场和视角并不一样，这让人意识到，在同一个女性群体内部，也是有阶层、阶级与立场之分的。在这个解读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对《简·爱》的理解是多么单一，而这一批评方法则让我们看到那些不应该被忽略的，看到了更阔大的世界，也更好地理解了这部作品。《简·爱》与《阁楼上的疯女人》《水浒》是我们的经典，是我们文学传统中宝贵的存在，林冲风雪山神庙写得多好。但《水浒》有性别盲点，它体现的是古代社会的性别观，所以阅读的时候要有鉴别力。我的意思是，讨论《水浒》的性别意识不是为了拿来批评，以证明今天我们的正确性，而是要看到作家写作时的性别盲点，从而反观我们今天的写作。 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膜拜经典，而是在未来的写作中克服盲点。 《水浒传》与对舒芜的批评之作《哀妇人》界面文化：伍尔夫“雌雄同体”这题也非常有趣，有很多作家都同意好的文学应当是“雌雄同体”，但细看下来却对“雌雄美学”是什么观点不一。你怎么看待“雌雄同体”的美学？张莉：我认为“雌雄同体”是一个假说。在创作上达到“雌雄同体”极其困难，只能“心向往之”。《包法利夫人》是男性的视角，但同时也有对女性人物处境的深切的同情，《安娜·卡列宁娜》也是如此，我觉得这些作品是趋近理想目标的，《使女的故事》和《切尔诺贝利》都是女作家写的，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接近“雌雄同体”的。当然好的文学作品各种各样，海明威是“雄性写作”，而萧红、张爱玲或门罗，则更具有女性视角。但无论怎样，好作品会更深切贴近理解异性和他者，这比单一的视角更能接近理想目标。具体到“雌雄同体”的美学，恐怕谁也不能给出具体标准和定义，大家只能一点点摸索。《使女的故事》与《切尔诺贝利的悲鸣》重提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写作不应仅是个人书写和身体书写，还应有更广阔的书写空间界面文化：可以讨论一下上世纪90年代女性私人写作的兴起吗？在你看来，强调身体与私人性是否使得女性写作让渡出了更广阔的空间？张莉：在问卷调查里，一些女性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说我不是“那种女性写作”，这个倒并不是强烈否认什么，主要是作家们对“女性写作”形成了一个前理解、前语境，认为“女性写作”就是个人化的、美女写作或者身体写作。如果我们回看文学史，可以发现女性写作的贡献非常大，但常常会被裹挟在其他话语里，八十年代初期，张洁、戴厚英的写作表现的不是强烈的性别意识，而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女作家们通过这样的“爱”的概念，努力从一种写作倾向中摆脱出来，所以她们反复会说，我是人，然后是女人；我是作家，然后是女作家，是把女性的问题落在个人的层面上。九十年代作家写身体，是对以往文学话语的一种挑战。在当时，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都很有冲击力，有一大批作家做出了贡献，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女性写作”被市场化了，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美女写作”，一种商业行为。其实，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非常具有先锋性，那时候也有很多新生代男作家也在写身体、欲望和性，比如朱文，写得很好。界面文化：那很奇怪，朱文也在写，林白也在写，那为什么只有女作家的写作被视为是身体写作？张莉：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写作要面临更大的争议和压力。为什么只有女作家招来非议，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当时有个问题是，如果你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你会让她读《一个人的战争》吗？可是，为什么不问，如果你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你愿不愿意让他读冯唐《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呢。这两方面问题都需要看到，并进入事物的复杂层面思考，难以“一言以蔽之”。《一个人的战争》与《妇女闲聊录》界面文化：所以说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没有完成它的使命，那么它为什么没有完成使命，新女性写作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张莉：女性写作不仅仅、也不应该只是“个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之所以有“新女性写作”这个专辑，其实是想要呼吁，女性写作应该有更广阔，有丰富的面向，书写更广大的女性生存。其实九十年代以后，很多女作家也在这样做。作为女性写作代表人物，林白后来写了《妇女闲聊录》，当木珍——一个来自农村的保姆——讲述她眼中的农村故事时，她的写作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改变。《北去来辞》也是女性视角来看中国几十年来的巨变，但人们没有把它当做女性写作——因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只有“那样的”才是女性写作。更早的铁凝《玫瑰门》书写了女性的历史与社会变革的复杂关系，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是女性写作，都冲破了我们对女性写作的单一和僵化的理解。女性写作是具有弹性和包容性的概念，是可以充分讨论的。我不想提什么主义，因为我认为写作和作品都是活生生的，不应该被框在一个既定的概念里。而且，泊自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家之间有相同和相近的一面，但也有各自的现实语境。我所期待的只是，有越来越多的女作家能越来越坦然、自在地表达，女性写作者的不安全感消除，女性写作不必刻意躲藏，成为文学现场最日常的存在。界面文化：这个其实就是在建立一种女性写作的信心和安全感，像是去年《文学报》有篇文章就在分析，中国女性作家在写科幻时都刻意避开了女性题材，这是一种女性经验的浪费。我们也可以说，女作家不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或者避开女权话题，是一种“趋利避害”。张莉：说得很对，“新女性写作”就是希望能重建女性写作的信心。去年十月份，我和《十月》编辑季亚娅老师在讨论的时候一致认为，这不能是简单的女作家作品合辑，因为也曾经有文学刊物策划过女作家专号，只要作家是女性就可以。但这次显然不是。我们提前三个月跟作家沟通“新女性写作专辑”的设想，邀请她们来参与，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她们对女性写作及女性际遇的理解。专辑要求得是作家的最新创作，翟永明老师、林白老师都拿出了她们的新作，其它作家也都是新一代非常令人瞩目的作家。作家们谈女性写作是一回事，但具体到作品里如何书写女性精神才最为真切。要特别感谢这十三位作家的参与，她们的写作都很有个性，而且对女性际遇都有非常独到的自己的理解。也有一些作家原本想加入，但未能如愿，毕竟写作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定时定量的事。比如梁鸿老师，因为非虚构中有个必须的采访没能完成，所以她的新非虚构作品就没有写完，但她认为这件事深有意义，前天还特意对我说要下一辑加入，共同推动“新女性写作”。为什么要强调作家们提前知道“新女性写作专辑”这件事呢，因为专辑也在提供一种场域和气氛。我想，会有作家因为这个“专辑”而重新考量人物的命运走向，或者会安排另外一个结尾的。非常希望更多作家来创作深具女性精神的作品，一点点丰富我们社会对“女性写作”的认知。 从身体到道德文学批评：性别观不是判断经典的标准，而是一个视角界面文化：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男女作家在身体写作方面的不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身体是中国作家的“本钱”，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是否认为有些作家对乳房、生殖的书写是有争议性的？张莉：我理解郜老师的这个说法，他有他的语境，其实身体不光是中国作家的本钱，也是所有作家的本钱，外国作家也写身体和欲望，作家觉得需要写就去写，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就可以。作家创作出有争议的作品很正常，写作本身就是在冒犯“庸常”，但前提是所有这些书写是文学的需要，不是为了冒犯而冒犯，不是为了博眼球。界面文化：近年来也有一些道德文学批评的热议，比如豆瓣上的影视和书目评论中的“三观警察”和道德审查，这会引起作家对女性文学批评的警觉吗？会担心女性主义批评最后会变成道德批评吗？张莉：性别观调查不是做性别观审查，要警惕用某个标准度量衡所有经典的作法。我曾经在去年的采访中强调过，性别观不是判断经典的标准，而是一个视角。要远离那种武断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我们读经典，是向经典学习。经典的意义在于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理解力，打开更灵敏的触觉，让我们成为宽容有爱之人，去认识和贴近更广阔的人间，而不是相反。界面文化：在上次的《新京报》采访里，你也提到了性别问题是与阶级、社会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在这次疫情中也看到有人呼吁要重视护士的作用，此前护士常常被视为没有技术含量的、劳累的、适合女性做的职业，你可以对此进行点评吗？张莉：职业不分高下，如同性别没有高低一样。这个特殊时期，我们有了重新深切理解护士、快递、保洁等工作的机会，我们看到这些工作多么令人尊敬、重要和不可或缺。女性职业话题让我想起小时候，奶奶家墙壁上贴着一幅宣传画，一个女性坐在拖拉机上，围着白围脖，笑得很灿烂。开拖拉机在常人眼里并不是属于女性的工作，可是，我看到画中的她可以做得很好。今天的媒体经常惊呼这个领域有女性、那个领域有女性，之所以惊呼恐怕还是因为对女性能力有误解、对职业分工有定见。社会的进步，其实就体现在逐步打破我们的旧有陈规。一百年前，“女作家”这个称呼是有贬义的，再往前，文学史上很多女作家都不敢署女性名字，要写男性名字。而现在这些现象慢慢消失了。克服不平等和偏见，需要过程。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使用的许多词语也是需要反思的，我们得不断对以往的词语重新淘洗，发现新的词语，比如今天我们对“姐妹”“女性劳动者”这样的词语开始有了不同的感受，相信未来我们对“女性意识”“女性写作”也会有不同理解。对词语淘洗的过程，也是平等意识的建立过程。在灾难到来之际，我们看到这么多女性劳动者，感受到女性精神和女性力量，这一切超乎想象。我们从未像今天、像此刻这样真切认识到女性的的确确“能顶半边天”。这就是我们切身感受的现实。我认为这恰好也是对一种“新女性写作”的内在期许。怎样才能把文学的触角伸到时代深处，捕捉、辨认、记下这个时代女性生活中发生的改变？其实，性别意识的改变往往就发生在微妙的一瞬间。 “性别观与当代写作”问卷调查|女作家篇 （上）“性别观与当代写作“问卷调查｜女作家篇（下）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 | 张莉十作家性别观调查：铁凝、贾平凹、阿来、韩少功、阎连科、林白、迟子建 、苏童、毕飞宇|张莉“作家性别观与文学创作有关系吗”调查之一 ——28位作家同题回答 | 张莉“作家性别观与文学创作有关系吗”调查之二——20位新锐作家同题回答|张莉

2019年11月28日上午，温州寓言论坛暨中国寓言文学年会在温州人民大会堂开幕，年会为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和温州市市委宣传部主办，六十多位来自全国著名的寓言和儿童文学作家与学者齐聚温州，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寓言学术和创作讨论，新华访谈网签约作家曾龙受邀参加本次会议。曾龙，生于1997年，常德市第二届木威动感单车教练专业认证第一名，跆拳道黑带一段，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常德市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理事，TEF中外文化交流创始人，北京大学随艺说签约艺人，贵州民族大学秋韵荣誉顾问，《传奇故事·闪小说》杂志编辑，从八岁开始创作诗歌，二十岁在北京举办个人原创诗歌朗诵会；十五岁开始独自背包旅行，二十岁走遍中国大陆，曾经用音乐和朗诵的方式巡演过大西北；曾获得过近七十个文学奖项；做过跆拳道教练，电商主播，导游等十几种职业；在各个杂志和报纸发表作品数百篇，有作品被翻译成韩文。

自清末中国开始建立大学，细分专业和科系，直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会将就读的科系，和未来的职业画上一个等号。比如计算机系的毕业将来当程序员，建筑系毕业的将来当建筑师，音乐系毕业的将来当音乐家等等，这属于大家认知的一个误区。也有人想当然觉得中文系毕业的都会去当作家，因此许多将来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的学子都会去报考中文系，然而现实却恰恰与我们的认知截然相反。名作家几乎都不是中文系的细数中国近代有名的作家，你会发现他们很少有人是就读中文系并顺利毕业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鲁迅先生原本是学医的，但是他觉得医学救不了中国人，于是放下了手术刀，拿起了笔，成就了一代大家。与他一样学习医学出身的知名作家还有郭沫若；还有写了诸多像《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的一代武侠作品大家的金庸先生是法学毕业的；而写下《再别康桥》这样动人诗歌的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在剑桥大学攻读的却是政治经济学。另外还有像冰心、张爱玲、余光中等名家都是外国文学系毕业地，而更有甚者，像沈从文、巴金、叶圣陶等甚至都没有上过大学。当然这种误区也不是只有我们这种圈外人会有，许多作家早年也曾陷入这个误区当中。例如齐邦媛先生在晚年的时候曾经回忆到自己因为想成为作家而考取了国立武汉大学的中文系，但是她的恩师朱光潜先生得知此事后却马上劝她转系到外国文学系，朱光潜先生是这样说的：“学写作，毫无意义，纯粹浪费时间”。还有一件类似的事情是发生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著名作家李健吾当年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开学第一节课点名的时候，因为李健吾在入校前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曾经在多份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老师在点到李健吾的名字时特意停了下来，问他是不是自己在报纸上经常看到的那个李健吾？而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老师继续问李健吾是不是想要成为一个作家，李健吾直点头，老师当机立断地让他马上转去外国文学系。而李健吾也听从了老师的建议转，最终成就了将来的一代文学大师。而这位老师就是中国著名散文家朱自清，而他本人也不是中文系出身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竟是大学内人尽皆知的常识中文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与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是中文系只是单纯地研究文学。中文系不会培养思想天马行空、文笔自由洒脱、充满感性的作家，而是致力于培养学富五车、逻辑思维严谨、充满理性的学术研究者。而这也是当初以博斯年为代表的学院派创立中文系的根本目的。所以中文系其实是更偏向理论教育、学术研究的学院派科系。固然中文系可以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的文学理论、知识背景，能够培养学生拥有更加严谨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但是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创作的灵感，将学生们的思维局限在了一个很小的框框内，使得学生们有的时候甚至都写不出任何东西。同时，也因为过度学习了太多的理论知识，也使得学生们的文笔变得过于深刻和沉重，充满了学术气息，就像是在读学术论文一样，内容中充斥着各类专业名词，让普通人很难读懂。而且许多学院派的教授十分注重学术本位的思想，甚至十分排斥诸如写作等文学创作工作。就如同以前学堂里的老学究一般，虽然读过很多书，但是因为读得太多，所以把人都读得变呆板了。所以在很多人，甚至几位知名文学家的心中，中文系就是一个培养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学究的专业。胡适先生就曾经感叹过自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就是因为像个老学究一样读了太多的书，思想过度理性，因此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永远无法取得巨大的成就。中文系看似是距离文学最接近的专业，但是却也是离文学创作最远的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曾经在上课的时候公开表示：“本专业不培养任何作家，请有这种想法的同学马上转系”。而一代大家，同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王力先生也曾说过：“文学人才其实很难养成，但倘若说文学人才可以养成的话，最适合养成文学人才的专业应该是外国文学系，而并非中文系”。由此，我们其实并不难看出，不论是学院派的中文系教授，还是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作家，他们都认为中文系根本培养不出作家。而真正想要成为作家，最好是先到外国文学系开拓视野，展开想象的翅膀，然后再回过头来读一读中国的文学著作，然后你就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想法和观点，从而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创作灵感。那中文系究竟还值不值得读当前中国国内的中文系乃至文学界人才储备水平，其实是存在一个断层现象的。老一辈的文学大家仍在苦苦支撑着中国文学界，而后继者却始终无法看见。2010年一名叫王云飞的江苏考生，用文言文写了自己的高考作文并获得满分的消息刷爆网络，而为了批阅这篇作文，阅卷组甚至请来了多位中文系教授进行批阅，而王云飞所用古文之深度连这些教授都有地方不明白。研究了大半辈子古文的教授还没有一个高三考生的积累程度深，当前国内的文学界人才储备之薄弱。文学的积累是要靠终生的，而不可能只靠这短短的大学几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但是在快餐文化盛行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学子只看重最后的文凭而不在意在拿到那张文凭之间的过程，这种功利思想也就造就了当前国内中文系乃至文学界人才缺失的窘境。其实归根到底，中文系究竟值不值得读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全看大家自己的个人意愿了。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现当代文学史上已有的经典之作，大多书写乡村。即便《子夜》《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也多少有些站在乡村看城市的味道。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经验在道德和艺术上有着天然的“优越性”，研究者和读者很容易将文学的衰落和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联系在一起，并尖锐诘问：为什么中国当代的文学，处理不好当下尤其是城市生活的经验？这个诘问暗示着，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文学有责任率先并且准确地指出当下生活中的“关节”，发现哪里有精妙的故事性，塑造出吸引共情的人物形象，如果做不到，意味文学没能理解时代。然而，隔上二三十年，谁都有理由说上一句：“大人，时代变了。”影视综艺、短视频、动漫、游戏早就没过了文学这块滩头，占据了大多数人的休闲生活。今天的人们感知时代的途径远比上个世纪丰富，否定文学很可能由于盲视，优秀的作品也很难走出小众的圈子。同时，追求文学层面的都市精神，很可能进入“骑驴找驴”的困境，我们大规模进入城市生活后，才对乡村文学的关注和认知明显上了一个台阶。相形之下，今天的文学中有没有城市精神？它和欧美文学或日本文学中的城市精神是否有本质差异？理解这些问题其实也需要时间和氛围上的“距离感”。本期专栏我们邀请到了谢尚发、陈润庭、陈泽宇三位青年观察者，他们的文章着重在青年文学的范畴内，探讨文学与城市精神这一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话题。——主持人 刘诗宇◆当青年遭遇城市，或文学如何书写城市文 | 谢尚发谢尚发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上海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兼及文学创作中国当代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形成了一个怪癖——不断地以推陈出新的方式来彰显当下文坛的繁荣景象，不但各种思潮、流派层出不穷，“代际作家更迭”现象更是成为重要推手。“80后作家”群体的出场已经带有造势的嫌疑，到了“90后作家”，这一套成熟的“造人机制”更是变本加厉。相对于这种“外延式的文学繁荣景象”，“内涵式的文学本质建设”则一直被延宕，甚至被忽略。加之最近一段时期，“城市文学”也再度跃为热点话题，关于城市风物、城市写作等的讨论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从这一角度来观察“90后作家”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切入口——当青年遭遇城市，意味着“外延式的文学繁荣景象”遭遇“内涵式的文学本质建设”，拷问的是一代人如何书写城市，检验着他们文学实绩的成色。文学书写城市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与中国近20年来异常迅速的城市化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城市与城市化进程，恰好成为作家们创作所遭遇的时代、社会与现实。一个真正沉思的作家是应该直接面对自己的时代，去关注社会和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难题，因为对于文学而言，关注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解决。城市书写一跃而为“90后作家”们的历史任务，便从属于这一文学和历史的规约。就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城市文学的发展与乡土文学相比，是过于欠发达了。从近代《海上花列传》等开始，城市写作的艰难起步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成为“难兄难弟”，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巨大的城市化变革，文学似乎始终在原地踏步。历史任务既然已经出现，“90后作家”如何应对，自然就成为题中之意。披览最近创作的小说，为避免泛泛而谈，李唐的《记得》、宋阿曼的《白噪音》、王苏辛的《绿洲》以及夏立楠的《记忆陷阱》，甚至出生于1980年代末小珂的《审判者》，尽管并不是他们最好的作品，但作为观察“90后”城市书写的一隅，恰能反映出其中可资观察的诸多线索。《记得》聚焦一个“城市漫游者”，书写他一天之中在城市中漫游之时眼前的印象与记忆的交织，形成了一个当下与过去的映照关系，一种荒芜、凄凉又莫衷一是的复杂感情氤氲其中，把现代都市人的心态和盘托出。《白噪音》偏向于“城市知识者”的日常生活，哪怕寄居于城市，他们也在追求着各自的文化梦，小说中从音乐到绘画，从巴赫到达利、梵高、毕加索，从无伴奏组曲到《大师与玛格丽特》，编织出一幅庞杂的文化图景。小说中的人物与其说是知识的贵族，不如说是时尚的小资化占有者，成功地把文化时髦化，消费文化并进而以此打造自我。夏立楠的《记忆陷阱》把叙述地搬到国外，讲述的是小说创作者与阅读者之间阴差阳错的误置关系，城市一变而为文学。毋须赘述更多小说的内容，观察这些“9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写作者偏重于“城市感觉”更胜于城市本身，而“城市感觉”几乎都被庸俗化地转为“个人感觉”。无意间的顾影自怜、莫名可状的失落困顿、遥不能知的生活终点……几乎构成了这种感觉的主要基调，甚至可以用“情感的无所事事”来应对这种小说气质。沉陷于城市生活的表面而无法窥探背后的城市内核，流连于城市造成的个人感觉而不能自拔，几乎是这类写作的通病。鉴于此，对城市的认识几乎无一例外都停留于城市风物的表面——高楼大厦、繁忙的地铁公交和拥堵的交通、各种小资的文化空间如咖啡馆和电影院之类，由于对自我关注而导致的细节膨胀和无法深入到城市风物背后去领会城市精神及其文化本质，导致了“90后作家”们的城市书写浮皮潦草，也造成了他们不可避免的“同质化”现象。《记得》叙述上与《尤利西斯》有异曲同工之妙，却缺少那种对现代人内心苍白甚至心理变态的一针见血式书写，陈涤与布鲁姆，甚至和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一样，但后者通过街道、橱窗探视到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隐秘本质，陈涤则停留于天桥、80年代的老建筑、各种车辆等而毫无进展。如果排除那些文化要素，《白噪音》几乎与《记得》差不多，对城市都是“印象式书写”。寄居于城市的众人，他们内心的隐秘与城市本身的要义，其实是构成城市文学的重要部件，却在当下的城市书写中销声匿迹。也许对还处在文学起步阶段的“90后作家”提出如此要求，无异于苛责他们。让他们一出手就能达到《巴黎圣母院》《恶之花》《尤利西斯》的高度，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但捕捉城市内在的脉搏跳动，真正进入城市的场域来书写城市，最起码应该成为他们自觉的追求。无论与城市发生如何的关联，至少以城市为故乡的人和城市的外来者，应该能够看到城市不同的面相，对城市生活的本质进行思考，对城市所塑造的人物进行惟妙惟肖的刻画，即便是城市风物也应该是巴黎圣母院耸立在街头，展示商品的橱窗透过游荡者的目光看到现代社会的资本罪恶……它们应该成为城市的文化标志物，而不是构成城市的附属物，甚至是城市的衍生物。城市借由风物和人物来表达自己，作家也应该借助风物和人物来看透城市，从而提供关于城市的深层次思考。城市不是城市文学的故事背景和场地，也不是为人物提供临时住所的空间，城市是其自身，是有着独特思想和性情的存在者。当北京和上海在文学中无法辨认其独特个性，上海与广州又同一面容，那么就可以宣称，我们的城市文学书写，不是书写城市，我们的城市也只是为文学提供题材罢了。城市书写，作为历史赋予一代作家的时代任务，确实仍任重而道远。◆城中巨象何处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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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庭陈润庭1993年生于广东澄海，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如何书写城市经验，凸显城市精神，日渐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热点问题。作为一种基于反映论的文学想象，城市文学是对未来合理的召唤。但可惜的是，批评家们似乎一直未在当下的青年创作中，发现当代的“波德莱尔”。不同于高晓声、路遥等上一辈经历“进城”的作家，时下许多青年作家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城市之于他们自然也构不成爱伦坡式冒险的乐园。另一方面，城市也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当代中国的一线城市与19世纪的巴黎不可同日而语，它如一头未知的巨兽，其硕大的身形，复杂的身体构造，对每一个企图以文学的手术刀解剖城市的创作者，都提出了经验处理与技艺创新的时代难题。在历史上，城市的出现曾经为小说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小说的兴起之所以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带来了“剩余”的空闲时间，创造了阅读小说的读者阶层，“小说家所描绘的当代生活中的人物、态度和经验的差异越显著，他的读者就越感兴趣”。劳动分工造就了城市生活相对隔绝的生活方式，养成了好奇的目光。在这一层面上，文学阅读作为一种隐秘的实践，同时满足了人类欲望中对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双重渴望。经验的隔离与分化，让每个个体的经验都具有了被记录与观看的价值。面对庞杂无章的城市生活，我们需要一种巧妙的隐喻法，绕过现实主义的反映论规则，以局部代表整体，借有限指向未知，刺穿城市厚厚的皮肉，直达其精神心脏。而从王威廉的《城市海蜇》、李唐的《动物之心》以及马亿的《金鱼——致LY》等一系列青年作家的近作，都可窥见当下青年一代处理城市经验、捕捉城市精神的动态趋向。这些以城市为书写背景的小说都将动物作为最重要的意象来书写。因而，解读这批作品的关键，在于剖析动物这一意象背后的叙事逻辑，从而探明当下青年作家书写城市的困境与策略。《城市海蜇》的叙事始于摄影师孔楠收到一张印着海滩和海蜇的明信片。寄件人是发小张锋曾经的女友文樱。为了寻求真相，孔楠决定赴深圳与文樱见面。随着叙事的推进，真相却愈发扑朔迷离。究竟是文樱去世后，对过往生活产生厌倦的张锋决定通过整容化身为女友，并以后者身份继续生活，抑或死者文樱承受不住男友（张锋因急性胰腺炎去世）离去的悲痛，便以身份易容的方式，乔装打扮成张锋的化身？依靠成熟的不可靠叙事手法，王威廉让真相在波澜重叠的叙述中不断地被推远，但却不曾消失在读者的视域之外。“城市海蜇”也同样是捉摸不定的，它漂浮在海面上，没人清楚，它们究竟是真实存在的生物体亦或只是一堆人造的白色垃圾。城市海蜇与张锋、文樱和孔楠的故事，具有高度的精神相似性。“大海是世界上最大的镜子”，借用这种城市海蜇，王威廉找到了当代城市人苍白的精神状况的最佳隐喻。如果说《城市海蜇》是以未来的向度构成了对城市精神的，那么李唐的《动物之心》则是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人的异化主题进行改写。这篇小说的氛围与叙事者设置有着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子。“他”无名无姓，被最大限度地隐去了社会身份，成为最多数人的代表。他受雇于老板，被委以照顾被饲养在天台上各种动物的任务，如同《局外人》的莫尔索，对外部社会有着深深的疏离感。除此之外，他对其他事情都一无所知。生活在城市中的他总是梦见沼泽、丛林与雨水，以至于最后自觉退出人的生活，获得了一颗“动物之心”。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化作“动物之形”而构成现代人异化的经典之喻，而“动物之心”对《变形记》的改写则以内化的方式重构了“甲壳虫”这一隐喻。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城市中的现代人无法逃脱被规训的命运。当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甲壳虫后，其惊讶感恰恰是人的总体性尚未全然泯灭的情感表征。“动物之心”作为一种主动选择，则意味着异化的危机加深，只有彻底的自我放逐，丧失“人”的资格，才可重获野生的天性。通过对惯常意义中文明与野蛮的价值倒置，李唐戳破了城市文明的假象，描绘出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社会中的精神荒原。马亿的《金鱼——致LY》同样聚焦于城市中的青年个体。小说主人公是一名北漂的编剧。剧本卡壳、令人心烦意乱的同事，北方的干燥与柳絮纷飞令“我”饱受鼻炎之苦。为了缓解干燥，“我”“继承”了上一位租客留下的金鱼缸，装上了水摆在枕边。后来“我”受到小紫猫的启发，在金鱼缸里养金鱼。随着小紫搬走、柳絮季节过去，金鱼死于黑夜之中，生活重回到原有的轨道之上，什么也没发生过。与《动物之心》相同的是，“我”借着猫的“动物之眼”发现了自身生活的缺失（金鱼缸里应该有鱼）。金鱼在小说中是审美需求的化身，借着金色的尾巴，马亿的叙述搅动了生活的一潭死水。在城市青年贫瘠的生活之中，似乎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日常，不能深究，而金鱼承载的正是日常审美的贫瘠，及其消亡的命运。以上三篇小说都以城市中的动物作为都市精神的隐喻，但其形塑隐喻的方法却展现了这三位作家不同的小说笔法与取径。王威廉凭借一种“未来诗学”来弥合人造物与动物之间的生命界限，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苍白可怖的精神景观；李唐接续了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对人的异化主题进行富有当代意义的改写；马亿则以细密的叙事针法逼近现实，展现审美需求在城市生活中的命运，展现当代城市生活的无意义与琐碎。城市之于青年作家既是日常生活的场所，也是故事发生的策源地。城市高速发展之下迸发出的崭新经验，正如城中奔跑的大象，撞进每个路人的眼里。当下城市文学书写的难点，依旧如何恰到好处地处理城市经验。乞灵于诗歌的经济修辞法，以动物为喻，能将庞杂丰富，难以理清的城市经验充分形象化；以动物为喻的本身也隐含着对城市人精神生命力消失的担忧。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动物与城市之间由于生命感而产生的对立与突兀，是这种动物隐喻能够带给读者惊讶的审美效果的基础。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审美效果会因为重复的使用而渐渐磨损，最终丧失叙事效力。当代的作家如何凭借更新的艺术资源与技艺，击中这城中飞奔的巨象之心，我始终保持期待。◆精神原乡与未来图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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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宇陈泽宇1995年生于山东济南。现为中国作家网文史频道编辑。2018年之前，还在鲁西南的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县城里读书的我，微信通讯录里只有20多个好友，购物使用钞票，阅读就去书店，最多从当当网购，浑然不知现代化的大都市里“移动支付”“知识付费”“共享经济”已经蔚然成风，那些综合了语音消息、奇异表情包和视频通话的跨平台的手机通讯APP对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来说意义甚微，我们更熟稔的是短信、电话、邮件，或者早已用惯的qq电脑版，而“股市”“金融”“资本”这类耳熟能详的时代“旧词”事实上也和一个工薪家庭相去甚远。当我选择北上到北京工作，父母认为我进行了一场背离家乡的出门远行。隐约能感受到的，是浸淫儒文化的长辈对“父母在，不远游”的朴素信奉，以及对于我“游必有方”的深刻怀疑。我知道，尽管父母都在城市出生、成长，从未经历通常意义上的乡土生活，但乡土中国的强大惯性仍在左右着市民社会的生活与审美偏好。其实，京鲁两地的地理距离并不算远，高铁通行仅两小时。2018年春节后，我拖着行李箱在北京街头寻找合租小屋时，形形色色的行李箱轮子形成了我对这座城市的第一记忆：那些磕磕绊绊和轻重缓急的不同声响，都是一个个带着不同情绪的城市故事。但在地下等候地铁的一瞬间，我发现每个人的影子都分成两份，同时出现在车厢门和屏蔽门上，前者一闪而过，后者岿然不动，这种摇摇晃晃的影像又似乎让所有的故事重合且一致。这是真实的，还是虚无的？之后一天，仍在北京，公交车上一位北京中年女性突然和周围人吵起来，起初因为车上颠簸拥挤，后来逐渐开始大骂“外地人”抢夺北京人生存资源。慢慢地，她从怒气冲冲变得情绪低落，她开始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自己的经历。家住北京城，拆迁不给房子，钱被贪污了，公公婆婆一个老年痴呆一个下不了床，她想打官司法院说要调解，然后没了下文，她去上访，赶上交通管制，心里难受，这才破口大骂。一段让人心疼的经历，但并不罕见，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车上人的“笑”。那种旁观看笑话的笑，同乘人偶尔相互对视彼此一笑，或是嘲笑，或者啧啧称奇感叹后的嗤笑，甚至有听得高兴了说“真带劲”的狂笑……我想做些什么但并没有。更为讽刺的是，这一天我的目的地是新文化纪念馆，参观五四运动百年展。回顾以上三段，似乎游离于“文学”话题之外了，但我觉得必要，因为它确实是此刻“城市”这个词刺痛我的三片记忆。这和AI智能、人口迁徙、异托邦、例外状态、中产阶级、算法霸权、小布尔乔亚……更多参与构建“城市精神”讨论的常见字眼似乎都关系不大，但却富有生活实感，这是宏大历史进程背后的投影，又是当下“文学城市”的一块基石。必须承认，理论的大树是常青的，但生活的灰色总能提供更多意外。当然，常能听到有关“城市文学”的批评声音：场景的同质化、情绪的重复、青年作家的自我舔舐，又或者顾影自怜、水中捞月、脱离可堪实践的地方性。不可否认，把“接地气”搞成“接地皮”的写作者大有人在，因刻意设置写作难度而牺牲文学有效公共性的作品也不在少数。但其实不消多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济南地下有泉，武汉大江奔流，西安城内的道路宽阔笔直，重庆的交通则复杂得让地图导航失效，“铁西三剑客”的故事在“街道江湖”里不容易发生，潮汕人眼里地图的90%都是北中国。既然三亚的香蕉椰子无法在太原广泛种植，那么要求有一种确定的“城市文学”概念且以此作为衡量作家写作的标准自然也是天方夜谭。而且，难道“乡土文学”也是自足的概念？按照鲁迅先生的话说，乡土文学是侨寓在都市的作家对曾经生活的回望，如果必须是这样，那住在《边城》的翠翠第一个不同意，孙犁和赵树理的创作也难以解释，丙崽没有从某个广场喊出“爸爸爸”。过度执著于某个概念，抑或过度注目于“未完成”的部分，就只是沉迷于自我的想象。有幸的是，这种城市中的生活实感正在被作家敏锐地写下，城市化进程中更多未知的侧面和隐忧正在被作家关注。涂自强的一次次失败，汪长尺篡改天命，伪证制造者们的怕与爱，老实街人的骄傲与卑微，王亚丽姐妹的墙头圣像，李选在十字街头的踟蹰，康莲自我选择的两种结局——他们每个人的希望和困境都不相同，以及李唐、阿曼、梁豪、庞羽笔下的从自我求证世界的男男女女，郭敬明、笛安、春树、蒋方舟书写的一颗颗“镀金时代的文学之心”，都潜伏着不同的心跳频率。列举这些跳跃着的“城市中人”，并无意为文学的城市塑像，只是提供一份反证，纵使高楼大厦下埋伏了相似的时代之铁，可文学珍视的总是空气里微弱的吉光片羽。如果评论界总是致力于发现不足，或者坚信21世纪的中国城市写作要全胜于19世纪的域外之城，那多少会忽视一种后起的历史可能性并憾失更涵容的当代红利。要知道，无论哪个时代和地域的写作者，都将通过练习修辞的历史来达到历史的修辞，起步时期的未臻至善并不重要。相比之下，或许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信息迭变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更愿意提供“精神原乡”的景观，打上莎草纸的旧色，而非跨步向前？城市不断被科技改变，日常文学怎样能剖析景观，在抵达“永恒”之前分享关于人生、关于世界的未来图景？城市文学如何为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提供一份独特方案？凡此种种，大概是文学受惠于城市历史时需要面对的难题。而我相信，要想破解这些新的“斯芬克斯之谜”，离不开的核心仍是不断反思的诚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