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位点是什么意思

“第一学历”这个不太陌生的词，在就业或者升迁时也是一道至关重要的门槛。那问题来了，那“第一学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直以来对它的理解又是否正确呢！对于大学生而言，很多传统的理解第一学历不是专科就是本科。用比较正式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通常在高中之后，第一学历指的是获得的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历。这个理解似乎也就成为了默认的理解，都很规矩的遵守着这个答案。我们也可以理解这样的“第一学历”就是一个出身。你专科毕业几乎一生的第一学历就是专科了，你本科毕业第一学历就是本科，不可能出现硕士或是博士的第一学历。你们怎么看待这个理解呢！首先，我们来看看百度的解释！那国民教育系列又是什么呢！国民教育系列指纳入国家教育计划里的教育系列，其主管部门是国家教育部。其中高等教育分为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四类。只要经教育部批准纳入国家招生计划并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录取，可以取得学历文凭的资格都是属于国民教育系列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第一学历指得就是你取得的全日制类型（统招）的最高学历。比如，你高考考的是专科，然后参加统招的专升本考试取得本科学历，你的第一学历就是本科，以后再考研，那你的第一学历就是为硕士研究生。所以我们以前的传统理解似乎都错了！不过“第一学历”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到如今会有歧视等不公平的不良影响。对于“第一学历”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也都是民间的通常认为。不过现在仍有不少招聘单位，以应聘者的“出身”为第一学历作为考核标准之一。所以在这个几乎门槛就是学历的时代，我们不论所谓出身的“第一学历”是这样，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最高学历”，不求要超越多少人，至少让未来的自己，比今天更加出色。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仅代表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是意见，请在评论区留言，小编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回复，谢谢大家。

读博第三年确定选题以来，孙小天成了图书馆的“钉子户”。早晨8点半左右，他会到图书馆三楼阅览室，泡上一杯铁观音，坐定，打开电脑，点开要看的文献和词典网页，随后查收邮件。他邮箱订阅了二十多份英文学术期刊，从推送邮件中整理与研究相关的论文，是每天上午必做的事。孙小天会在图书馆旁的学校食堂吃午餐、晚餐，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他常常挂着耳机，焦躁的时候，就听几段佛经平复心境。晚上9点左右，孙小天起身回寝室，第二天他又会准时出现在图书馆三楼。孙小天2013年入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按照该校三年学制，应在2016年毕业，而今已是他读博的第六个年头。近年来，博士毕业成了一个大难题。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预计毕业博士研究生人数为169022人，实际毕业博士研究生人数为58032人，延毕率为65.67%。中科大博士生刘春杨六年未发表一篇论文，不堪学业压力自杀身亡等事件的发生，让“博士”这个隐匿在象牙塔尖的群体，开始频频进入大众的视线。人们也好奇，博士毕业究竟有多难？一种说法是，想要了解一个博士生真实的状态，只需问他两个问题：文章发表怎么样？导师指导不指导？如果文章没发，导师也不指导，他很可能正处于极大的焦虑当中。论文“跋涉”程明1米78的个头，戴着黑色粗框眼镜，眼神坚定。他是上海某985高校的工科博士生，攻读机械工程专业。按照四年学制，他本应去年9月毕业，但由于达不到毕业要求，只好申请了延期。他所在的学院，要求发表三篇期刊论文，其中至少一篇英语论文被“科学引文索引”（注：简称SCI）收录，才有机会申请毕业论文的答辩。实验室的师兄、师姐大部分都是延期到五年多毕业。程明入学26岁，今年31岁，他不知道在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尤其成果出不来的时候，花这么多时间读博值不值得。硕士阶段的程明，是同学老师眼中公认的“好学生”。发了三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拥有一项专利，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和省优秀毕业生称号。读博以后，自称“死脑筋”的他更是觉得一放松就会有罪恶感。博士阶段的导师曾在邮件中夸赞程明是实验室里最用功的人。他原以为付出时间和努力，会有不错的成绩。可临近博士毕业的程明却颗粒无收——文章发不出，奖学金拿不到，连毕业都成了问题。学术论文要被SCI收录，对作者的英语写作能力要求较高，而英语一直是程明的软肋。他大学英语四级考了四次才过关，六级考了八次，还是博士入学考试之后才通过的。“如果英文好的话，第一篇文章至少可以节省半年。”程明说。2017年初，他耗时两年完成了第一篇论文，开始投稿。没想到这是另一段漫长征程，文章屡次被拒，重新投递别的期刊又需要等待。每一次被拒，期刊都会给反馈意见。总结下来，程明觉得自己论文被拒，一是文章实践创新性不够，虽有理论深度，但缺乏实践论证；二是英语基础差，语法错误比较多。每经历一次被拒，他都会陷入沮丧、脆弱和自我怀疑之中，一整天躺在床上，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收拾完心情，他又回到实验室里，重新修改、投递，如此反复。眼看毕业将近，投递的关于船板的论文一次次石沉大海，程明决定破釜沉舟——放弃导师指导的方向，改变研究算法。这种选择让他的生活几乎被焦虑填满。他每天很晚睡，早上五点多自然苏醒。除了吃饭的时间，他一整天都会待在实验室，对着电脑看文献、编程序、写论文。高强度的学习之后，他会去跑上七到十公里，偶尔会自虐式地跑二十多公里。他知道跑完步膝盖会疼得厉害，但运动完酣畅淋漓的感觉又能让他放松。他会和自己较劲儿，比如做平板支撑最长一次坚持了三十多分钟，他想这都可以撑过去，论文的压力也不算什么了。2018年初，他完成了第一篇算法方向的论文，用时八个月。投出之后被拒了两三次，终于在2018年12月被学校A类的期刊接收。不久，此前船板的论文也在2019年1月被成功接收，4月12日第三篇也成功被接收。延毕大半年之后，他总算是看到了毕业的希望。回顾三篇期刊论文发表的过程，光审稿时间第一篇就花费12个月，第二篇8个月，第三篇9个月。这个时间是从投递到被期刊接受的总时长。程明等着等着就过了毕业的节点。上海另一985高校的社科博士陈夏也曾被拒稿二三十次，还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之中。他后来和一些期刊编辑聊天，才了解到不少期刊对文章主题有限定，而有的期刊发稿还需要导师挂名。如果不了解这些，的确会走很多弯路。“博士数量增长，学校发表要求是硬性规定，投递论文越来越多，但当前学术市场期刊数量有限，自然发文章就比较难。”程明的同学曾这么安慰他，他也认同，觉得这种发表要求与期刊数量不匹配的现状也会给博士生带来隐性的发文压力。除此之外，程明提到，研究方向也会影响发论文的难度，有些方向比较新颖热门就容易发文，有些冷门或者研究成熟的就不好发了。他研究的船板方向还有算法方向都是学界已研究多年的，创新的难度不小。眼下他已达到了三篇期刊论文的发表要求，且都是SCI收录。毕业论文在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搭建框架，耗时一个半月左右就能写好，手头还有三篇在审稿。“我想再多发几篇，方便以后进高校找工作，”程明说着，抬头笑了笑，眼神有些疲惫。不同于程明，毕业论文才是上海另一985高校博士孙小天面临的持久战。他已经在C刊（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上发表了四篇论文，早已达到学校规定的至少发表两篇C刊论文的毕业要求，但毕业论文却“犹抱琵琶半遮面”，转专业的他到博三才迟迟确定论文选题。他从行政管理硕士转到政治学博士，由于研究方向的调整，博士论文选题要从基础做起，在初期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整理资料，由外到内聚焦问题，做了很多无用功。孙小天申请延期至博三上学期开题，在确定选题之后，后续研究和写作的难度又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他要比较分析19个国家的案例，通过阅读大量外文文献、寻找变量并对案例进行编码，而可借鉴的中文资料非常有限，工作量很大，需要像个工匠一样慢慢打磨。“如果我规划得当，早早确定规模适中的选题，我就不会一次次蜻蜓点水般地尝试，毕竟找个好题目要花费很多时间。现在这个题目像是挖了个大坑，一时半会儿也爬不出来了。”孙小天自嘲道。换导师韩磊是一名理科博士，至今延毕半年多。延毕博士韩磊。唐超男 摄他是江苏人，2013年硕士毕业后在上海工作，在张江药谷大厦一家医药公司做小技术员。一个月五千块钱，租房子1100左右，住隔间，和另外三个人合租。工作了近一年，经济压力很大。韩磊对学术没有大的追求，当时决定读博只是想谋一份更好的工作，没想到后来毕业这么难。他最初是在网上看到这个导师的有关信息，第一印象很好。发了邮件申请，导师很快同意他报考。回想起来，他提到当时去参观实验室，私底下询问过一位实验室的师兄，师兄曾暗示他：前面有某某离组换导师了。韩磊当时觉得只要自己踏踏实实跟着做实验，顺利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就好了。没想到，两年后的自己也会面临换导师的相似处境。2014年9月入学之后，韩磊基本都在上课，因为不要求去实验室，和导师没有交流。博一下学期，开始按照导师安排的课题做实验，寻找一个蛋白的变构位点。这时候的韩磊觉得离毕业还长，时间充分，内心比较松懈。他每天会去实验室，但做实验的效率不高。一年过去，课题没有什么进展，韩磊才开始着急起来，增加了实验的操作次数。导师每周会来工作两个半天，他就趁这个时间，抓紧找他讨论实验中遇到的问题，但往往聊不到两三分钟，就会被赶出去修改，再进去不到半分钟又会被赶出去。“我只需要把做出来的数据交给他，他喜欢一个人待着看，看完通常都不满意。”韩磊说。后来他就很少主动找导师了，害怕被怼。2016年下半年，韩磊进入博三，临近毕业，成果依旧没有做出来，他向导师提出课题方向可能存在问题。但导师并不认同，觉得成果做不出是因为韩磊的手比较“毛”，质疑他的实验操作能力。后来，导师给韩磊又换了新课题。虽然他觉得这是换汤不换药，但还是听从导师的指令去做。新课题的进展依旧不顺利，导师不满意韩磊的表现，直接把课题给了别的同学。韩磊知道后，整整消极了一周，不想吃饭，只想躺着，去了实验室，也什么都不做。一周过后，韩磊主动找到导师，希望能有解决的办法。导师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新课题已经给了别人，他可以跟着一起做，但不是第一作者；二是自己找课题做，导师提供2000块科研经费，最后成果她不管。可是要达到毕业要求，韩磊必须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文章，文章也必须让导师来挂名通讯作者（注：课题的总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费，设计，文章的书写和把关）。即使韩磊的论文达到发表要求了，参加毕业论文的答辩仍需要导师的签字同意，导师对韩磊的态度决定着他是否能顺利毕业。“毕业是一个过程，每一个关卡导师都可以拖，或者表示没达到要求。”韩磊说。2018年9月，他申请了延期毕业。除了跟导师沟通不畅的原因，韩磊也很后悔自己的拖延和犹豫。之前课题做不出来他只会闷头做实验，重复N次，不愿意多看文献找其他方法解决。看到师兄半退学的状态，他此前有了换导师的想法，也一直拖着不敢说。韩磊最后换了导师，现在的导师会主动给他提供一些课题思路和方向，愿意和他沟通交流实验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导师指导，一路走来挺困难的，很难熬。”程明觉得遇到一个合适的导师需要运气，他少了一点运气，所以只能靠自己。读博期间，程明很少跟导师沟通、见面，博一第一年可能见面频繁一些，后面一年才见一两次。“实验室一年开不了一次组会，我不主动找导师他也不会找我，发文章之前会发邮件给他汇报一下成果。”程明说。程明的导师已多年不自己做研究了，除了负责行政工作之外，主要会拉一些有经费的项目来做。程明的导师拉来项目大多会“分包”给“小老板”（注：协助导师管理实验室的教师）和硕士去做，博士一般从项目中找选题做研究。很多导师无暇顾及的话，通常是底下的“小老板”来带学生，但程明实验室的“小老板”也是在忙自己的项目，花在研究上的时间不多。程明认为，做研究要比做项目难度大很多，项目是纯工程性质的，都是用成熟技术做的，耗时间但可以赚钱；研究就是要创新，做不一样的东西进行发表。读博刚开始，他按照导师给的船板项目做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慢慢深入，他感到力不从心。因为导师是学院的副院长，精力主要放在了院系的行政工作上，而负责跟进项目的“小老板”后来离职，船厂很难继续为一个学生的研究提供实验的硬件支持，项目停滞。程明后期的研究工作量就变得很少，虽有理论，但难以实践创新，无法支撑起大论文的框架。导师和“小老板”在科研上都没有提供可靠的指导，以至于他到后来不得不换方向，走了不少弯路。华东师范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博导认为，博士生的论文选题最好与导师的专长有一定关联，以便于导师提出实质性参考意见。如学生对某一未知研究领域有长期关注和浓厚兴趣，导师在帮助其进一步把握方向后，应鼓励其创新研究。在他看来，导师与学生应成为亦师亦友的搭档，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应保持适当距离，绝不可把学生当成导师自己研究工作的工具使用。补助停发一般来说，主动延毕的博士都会在延毕之前，准备好延毕期间的生活费。但博士延毕之后还有没有补助，仍是程明很关心的一点。程明出生于农村，父母六十多岁还在干活，父亲做建筑小工，母亲摘摘茶叶砍砍树，家庭不太富裕。虽然现在还没有条件照顾父母，但他希望读博期间至少能养活自己。读博四年，程明平均每个月有五千元左右的补助，包括国家学校助奖学金加起来两千多元和导师助研经费发放三千元。一般延毕之后，学校的补助虽然没有了，但导师还会照常发放助研经费。程明所在学院对正常学习期限导师的培养经费有明确的数额规定，导师必须缴付然后由学院代为发放。但在延期阶段（普博生第五年起、直博士生第六年起），只提到可根据学生在科研过程中的能力和贡献确定助研津贴额度，由导师自行发放。延毕之后的程明并没有收到导师的补助，同门的师兄师姐也没有收到。考虑到年纪比较大，也没有经济来源，他便发邮件跟导师申请了几次，却没有得到回应。今年3月，导师提出想让他帮忙指导下硕士生，口头答应会发放补助。每个月拿到手的补助，程明只会花一千多块，剩下的都会存起来。基本不外出，一天三顿都是食堂，每天会吃点水果喝杯牛奶，补充营养。衣服偶尔会买一件，网购居多。读博期间，他还会做一些兼职。2017年下半年开始做宿舍管理员，一周值班一天，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事情不多可以拿着电脑学习，每天120多元。2018年春节，程明没有回家，在学校值班赚了三千多块钱。2019年春节他本想继续留在学校，但父母希望他回家过年，就没有再继续做。程明硕士阶段获得了国家奖学金，余下了一些钱，加上博士阶段存的，延毕之后有一笔不小的积蓄。这笔积蓄暂时缓解了他延毕期间的经济压力，但只出不入，还是会有紧迫感。身边的同龄人都成家了，有房有车的，31岁的他也希望自己能早点赚钱养家。同为理工类博士的韩磊，从博一开始平均每个月补助有3740元，其中包括国家研究生助学金1000元，学校学业优秀奖学金820元，以及导师发放的科研助教经费1920元。2017年改革后补助上涨了500元，可以拿到4240元。延毕之后只剩下导师发放的部分。根据2017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中央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12000元提高到15000元，地方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0元提高到于13000元。韩磊延毕后的生活倒还凑活，之前存了一点钱，可以补贴这段时间的开销。但有一点，他过意不去，觉得亏欠爸妈。父母2016年给他在上海周边买了房子，付了首付。结果因为他还没毕业，没有收入，就得接着帮他还贷款。“我都这么大了，还老在花他们的钱，挺不好意思的。”韩磊说。他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相比理工类专业，社科类专业导师并不会为博士生固定发放补助。从“催婚”到“催生”韩磊一直没有谈过恋爱，32岁的他常常被“催婚”，很早就踏上了相亲之路。他从博二开始，陆续相亲过七八次。因为年纪比较大了，身边的亲戚同学邻居，都会主动帮忙介绍。韩磊也不排斥，觉得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交友方式。为了和女生见面，上海、南京、杭州、滕州、济宁他都去过。他觉得如果喜欢，距离不是问题。有些刚见一面就不聊了，也有一些聊得还不错的。韩磊曾遇到一个很喜欢的女生，为了追她，他还特意跑了南京五六次，想着毕业之后也可以去南京工作，但最后女生没有答应。她告诉韩磊，身边有一个买了房子，工作稳定的人也在追求她，她想跟他谈。感情上的不如意，时常会让他有挫败感，会质疑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好。他渴望爱情和家庭，但如今还没毕业，一切都定不了。还处于延毕阶段的孙小天也觉得，现在的状态并不适合成家，目前最重要的是完成毕业论文。经家人介绍，他也相过亲。“女方已经在工作，我还在想怎么发C刊，两人聊不到一起，还是别耽误人家姑娘了”，后来刷朋友圈看到相过亲的女孩子结婚，他欣然点赞祝福。“在我心中，结婚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其他都是次要的。现在做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以后组建家庭服务。”程明的话虽这么说，但他从没谈过恋爱，也没相亲过。家里三个姐姐，都已结婚成家。程明心里也挺着急，他希望父母的期盼能够实现。对于伴侣，他没有特别的要求。希望学历至少本科以上，学历太低的话，他会觉得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看来都会“不太适合”。相比男博士，女博士延毕可能还面临着生育的压力。35岁的易云已经是一位10岁孩子的妈妈，她是越南人，2014年来中国攻读博士学位。本该2018年6月毕业，但由于毕业论文遇到了困难，她申请了延毕。最初家人都比较反对她出国攻读博士，一是因为越南的工作比较稳定，博士学位并非必需。二是希望她能留在家人身边。易云想挑战一下自己，还是选择暂时离开家人的身边。读博的过程异常艰难，独自一人在外，语言的学习和论文的撰写都让她觉得力不从心。延毕之后，家人也不太理解。刚开始都会问：“怎么会延期啊”、“怎么这么难啊”、“要努力啊”。父母还不断催她赶快回去，继续生孩子。但她自己会觉得有点可惜，毕竟读了这么多年，不想轻易放弃。压力大的时候，她几度有过自杀的念头。一次，她站在五楼的窗口边，突然就觉得五楼还挺低的，脑袋有点发懵。还好她很快反应过来，赶紧打电话给朋友。朋友听到吓了一跳，无法相信平日开朗的她会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家里人慢慢理解她的心情，会鼓励她先好好完成论文，实在不行放弃也没关系。导师也会主动帮助解决论文上的难题，易云心态就轻松了许多。对于现在的她来说，努力过后，如果今年还要延毕可能就会放弃了，为了家人和孩子，她想尽早回越南。扩招之后博士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延期毕业的硕士，没有按期毕业的博士。当博士们被延毕折磨的同时，他们也在慢慢习惯这种趋势。“假如没有人延期，我延期了肯定是100个不愿意的；假如身边有20个博士，18个延期，到我的时候就觉得没什么了。”韩磊说。程明所在的学院延期也很普遍，他觉得只要不是太突出，延期一年左右，对导师也是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的。“我国博士按期毕业率比较低，2012年的时候40%的人无法按期毕业，目前这个比例可能达到了65%，从年限上来看，三年博士最长八年毕不了业。”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2019年两会上提到延毕博士问题时说道。他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博士，在不适配的情况下，要有科学合理的分流机制，同时提高博士生的待遇。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博导告诉澎湃新闻，博士生源质量不高的原因有二：一是博导以多招学生为水平高、为莫名其妙的“荣耀”；二是考生以上博为“虚荣”的资本，而根本不懂“博士”在学术上意味着什么。录取具备专业基础和科研能力、具有合适动机的学生，是招生入学制度改革的重点，这是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研究员李海生得出的结论之一。他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近年来博士生招生规模逐步扩大，使一部分不具备读博学术基础和学术能力的研究生进入到这个群体，加剧不合理延期状况。上述论文基于对全国42所研究生院的2007级及以前各年级仍在学的博士生的问卷调查发现，78.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身专业基础和科研能力是影响毕业的主要因素。同时，博士培养也十分关键。复旦大学2016届博士刘文，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博士生延期毕业问题。他认为，博士生入口、过程和出口三个环节环环相扣，尤其应提升过程管理的质量，同时导师、经费、心理等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也至关重要。关于延毕，身处其中的博士也有诸多思考。孙小天的学弟陈夏曾延毕一年，在2018年毕业，延毕期间他和两个延毕室友创办了“盲人摸象”学术讨论会，在读博士都可以参加，结束之后大家会随便聊聊，舒缓压力，被称为“神仙会”环节。一次“神仙会”上，聊起博士延毕，陈夏觉得博士三年制已经跟不上时代，他皱着眉头说，“最早开始设置三年学制时，我们专业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创新空间比较大，但随着学科发展，创新越来越难，同时各学校博士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大，培养博士的学制应该顺应时代，进行改革。”当时孙小天也在场，他认为，在学术用人单位日益看重期刊发表数量和质量的大环境下，完成一篇工作量巨大、周期漫长的毕业论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过于看重小论文的发表，而轻忽毕业论文的重要性，这对于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是好的兆头，短平快、易发表的研究会压制重要的长期研究。不过，即便不认同这种趋势，他也在认真准备着期刊论文，这对于将来谋得一份理想的工作是必须的，目前他已发表4篇期刊论文，第5篇正在筹划中。孙小天记得六年前博士入学考试结束的那天下午，正是三月中旬，太阳高照，有一种夏日的灼热，气温很高，甚至有女孩子已经穿起裙子走在校园的大道上了。而眼前这条梧桐大道，他一走就近六年，“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毕业论文，明年6月就毕业了”，孙小天淡淡地说。说话时，他去年夏天开始蓄的胡子随下巴移动，修剪在约5公分的长度。他预备写完毕业论文后，将胡子一把剪掉。（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参考资料：《我国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42所研究生院的问卷调查》 作者：李海生

1998年，贾春江考入山东大学。本科学习阶段，他还是刚刚接触科研的迷茫少年，此后一路求学，保研北大、留学德国，在外一番游历，经历了很多，成长了很多。2012年，怀揣对母校的深厚感情，他回到山大，加入化学与化工学院，带领团队在无机化学领域开始上下求索。他主要从事催化化学与材料化学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设计和合成具有特定介观结构的复合催化材料尤其是亚纳米尺度的团簇材料，并着重探索其构效关系。如今的贾春江教授，已经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等发表论文50余篇，3篇入围ESI数据库“高被引论文”，于2012年获得泰山学者称号，并于2017年底评估优秀获得泰山学者二期资助，2016年获得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8年获得霍英东基金青年教师二等奖。趣味科研，不断探索前行高中时期，贾春江对化学已有浓厚的兴趣，也有很不错的化学基础，但当时并没有确定化学这样以后终身从之的选择。大学期间，随着学习的逐渐深入，他发现，“化学是一个高度融合的学科，与其他很多学科有交叉，是千变万化的，学起来很有意思。”从那时起，他对化学的认识开始从感性变得理性起来。贾春江教授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与稀土氧化物相关的催化剂。“很多人知道催化剂，却不知道稀土催化材料中真正起到催化作用的活性位点是什么。”他研究了负载型稀土氧化物上金属的状态、电子结构等对催化性质的影响，由此获得催化剂在反应条件下的活性位点并指导催化剂的设计合成。能源催化实验室，在这里，贾春江教授总能发现科研中的乐趣贾春江教授是一位谦虚的科研工作者，对于获得的各类奖项也仅仅认为是自己在研究领域做的一些探索。他始终认为，化学的应用性很强，可以直接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他说：“作为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化学学科有义务在服务山东工作中走在前面。”对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数据的分析，贾春江教授很容易沉浸其中。在他眼中，做科研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通过做研究可以搞清楚一些不明白的问题，还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实现一些东西，会很有满足感。”“科研是充满趣味性的，但需要付出的东西很多，要求也很高，需要自己喜欢，需要有想法，需要有足够的经费和实验条件……”贾春江教授经常在实验室待到晚上十点多，分析数据、批改周报、修改文章。即便有片刻的闲暇，科研问题也总在他脑中萦绕，即使半夜有了新想法，也会立即处理。显然，科研已经成了他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看学生的科研数据，分析学生写的文章，然后在交流中不断修正和探索方向。他希望能在科研中不断发现新东西，提炼新知识。现在教科书上学到的东西，是经过前人不断摸索、研究出来的普适性的发现，“通过对实验发现的高度凝练，找到科学规律，使其具有普适性，最终成为教科书式的发现”，这是贾春江教授努力的方向，也是他希望未来能达到的高度。几经挫折，依旧坚持向前2002年，贾春江进入北京大学读研，一入校，他便感受到了现实的压力。“很多研究生是从北大本科直升上来的，与他们相比我处于劣势。”对此他的判断是，必须付出别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精力来弥补。花费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在组里师兄的全力帮助下，他才基本适应当时的学术氛围，并把这股赶超的劲头保持了下来，先后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等荣誉。贾春江教授认为，是坚持让自己顺利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也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那段经历对我特别有帮助，因为导师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很多时候面对难题需要自己进行思考，这也让我渐渐独立，减少了对导师的依赖度……”在北大严格的学术环境要求中成长起来，他的自动性、自主性都有了飞速的进步，也开始了对自己研究方向的探索。贾春江教授每天在实验室的时间经常超过十二小时，科研问题一直装在他的脑子里还是因为坚持，他在德国的跨方向研究中取得了不错的结果。2007年，贾春江赴德国马普煤炭研究所开展博士后阶段的研究，他所在的研究小组有一个基本共识——材料合成是为催化研究服务的。在这样的氛围中，贾春江开始意识到，单纯做材料的合成是没有出路的，由此，他的研究方向开始由材料化学向催化化学转变。在现在的研究中，材料化学与催化化学可以很顺利地实现融合，但二者的研究思路实际上有很大不同。在此之前，贾春江对材料化学方向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惯用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却不适用于催化化学，方向转变起来特别困难。但在巨大的科研压力面前，他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去干。“我的脑子里基本没有不想着课题的时候”，他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实验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咬牙坚持了将近两年，才真正有所适应，对材料化学、催化化学的融合应用也变得更加熟练。科研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少不了特定阶段领路人的引导。对贾春江教授而言，本科期间的老师、山东大学化学院宋其圣教授是他做科研的启蒙者，给了他未来规划的指引。那时的贾春江对未来的选择处于迷茫阶段，“宋老师给了我高度的信任和认可，向我推荐了他所看好的材料化学方向和相应的导师，这是我后来选择继续深造的重大推力。”读研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教授对科研的严谨态度以及常年不间断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也深深影响着贾春江，“老师的严格要求甚至让我害怕”。也正是在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下，他的科研能力有了全面提升，终于能够独当一面，将自己脑海中的想法变成课题研究出来。特色教学，课堂妙趣横生贾春江教授很注重课堂上的兴趣教学，认为这样能激发学生兴趣，让其更好地理解专业知识。采访现场，他向记者举例谈起课堂上的兴趣导向。“提到氮气时，我就跟学生们说，氮气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会变成液氮，看起来和凉水很像，但是液氮的温度却是-196℃。”他会让学生想象碰触液氮的感受，“大家一般都会觉得很凉，但实际上徒手接触液氮会冻伤，而这种冻伤偏偏叫作‘烫伤’”。不管是情景带入还是关于学科专业的有趣故事，这些引导都能俘获学生们的“欢心”，使一堂普通的授课变得妙趣横生。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实验计划”的引导下，化学与化工学院形成了很好的科研氛围，学院设有创新实验，很多本科生在大二就会接触化学实验。为了培养学生们的科研爱好，贾春江教授会把科研带进课堂，让大家接触实验设备，了解真正的科研是怎样的，也会经常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科研成果，“让学生自己感受、认同科研有意思的地方。”一笔一划写下氢氦锂铍硼，一字一句念好碳氮氧氟氖。从教六年来，贾春江教授一直坚持写板书。随着神秘的化学符号跃然于黑板上，他与学生的关系就此拉近，这也使他的课堂别具一番独特的魅力。他经常提问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以此开拓学生的思路。“我们不追求标准答案，遇见一个问题后，从哪个角度去切入、探讨哪方面内容，这很有意思。”他也会自己思考，“学生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而不是那个角度去思考？”他始终认为，“发现问题比分析解决问题更重要。”贾春江教授非常看重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教学中也注意引导这方面能力的培养。他经常告诫学生：“大学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个自主学习的过程，能否学好，关键在于自己。”在他的课堂上，经常看到学生自己讲课的场景，这是他为学生设置的翻转课堂。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他会经常问学生，“为什么这篇文章会被发表？”“这篇文章的亮点在哪？”以此引导学生在论文实验结果之外更深层次的思考。日前，贾春江教授获得霍英东基金青年教师二等奖，这是对年轻一代教师的认同，他认为这要归因于独具特色的教学方式以及这些年的科研成果，不过，这更是一种鞭策自己前进的激励。最受欢迎导师，如何炼成？2017年，贾春江教授获评山东大学“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这一称号是学生对老师极大的认可，也是很多老师最为看重的一项荣誉。在教师节祝语中，化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王伟伟表达了自己对老师的感谢，“在贾老师的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感到幸运与幸福。作为贾老师的第一位弟子，五年来，您的信任、鼓励、肯定，让我有了现在的进步与成长。感谢您，我的导师。”左四为贾春江教授。他很感谢学校、学生对他的认可，这份荣誉也将激励他在未来做得更好“对于刚入门的研究生来说，科研可能会很难，但一旦有了想法，有了客观条件的支持，科研是很有意思的。”贾春江教授对研究生要求很严格，每周都让学生交周报并及时反馈，随时关注学生的科研进展。化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严涵从本科时期就跟着贾春江教授做科研，“我第一篇SCI论文，在贾老师指导下改了50多遍，就连标点符号都被一遍遍纠正。”正是由于老师的精益求精和严格要求，他快速掌握了科研论文的写作风格，第二篇SCI论文只改了五六遍就顺利发表，也因此对严谨的学术态度有了更深的切身体会。不管对学生还是对科研，贾春江教授总是会全力以赴。走进化学实验室，他是兢兢业业的科研工作者；站上讲台，他又是默默奉献的老师。不管哪种身份，他都怀揣着同样的情感，这是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专注，一名师者的坚持。这一切，无关其他，只因热爱。作者：薛书新 李兵

今天，微博上在热传：浙江大学一位传播学硕士毕业论文写吸猫，说“云吸猫”是精神“鸦片”。这位王同学还回应称，自己和导师都属于“吸猫”群体，觉得“云吸猫”挺有意思，挺值一写的。小编虽然天天和年轻人混在一起，也时刻在接触网络，但是“云吸猫”还是今天第一次看到，万分好奇。于是就认真地请教了一下度娘。度娘解释道：吸猫，本义是指对猫很有吸引力，非常感兴趣，又称吸猫体质，后演变为一种对猫极度的喜爱之情，甚至会忍不住做出一些亲亲抱抱的亲昵举动，在和猫咪的相处过程中会产生极大的满足感。云吸猫则是指自己没养猫，但却在网络上被别人家的猫吸引。“云”即网络的意思，听起来就很云啦！这么一看度娘的回答，小编瞬间明白了，原来就是一群闲的蛋疼亲们，没事把玩把玩手机也就算了，竟然还拿着手机看人家玩猫。真想送上一句话——好奇会害死猫啊！当然啦，吸不吸猫，是云吸还是雾吸其实并不关小编屁事。小编是个不怎么喜爱吃萝卜的人，所以也自然不存在先操心的事！巴过，最近看到的论文、科研让小编实在忍不住要说上两句。你说你说，就这么一个网络上出现的小现象，三两句话就能完全可以讲完的事情，可人家硕士生非得要用起码万字以上的论文去阐述，我不知道文中究竟有多少是有用干货，但据小编了解，一篇论文除去开题砍掉结尾，其中剩下的核心内容并不多，如果内文再来点概念的解释和当前的网络现状介绍，实质核心有多少是可想而知的。话说回来，也要理解现在的这些硕士、博士们，在校读书的人这么多，要研究的前人都研究过了，不找点网络新名词，你说还能怎么办?至于效益那是别人讲的，自己按时毕业拿个毕业和学位证书比什么都重要。不管你们怎么想，小编表示很理解他们。可是，小编对很多砖家却不理解，竟然有人研究《面部宽与比——“以貌取人”的线索》、《行长的面部宽比影响银行的路径研究》......这样科研可以成为课题，这样的论文竟然可以刊登在《长春大学学报》这样高水准的学术刊物上，还好小编不戴眼镜啊，不然十副眼镜都要跌下来摔破。这也就难怪当前社会对学者和教授不认同，对研究生鄙视了。今天的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你老实的说一句，你会认同吗？

豆瓣时间，陪伴你成为自己。点蓝字关注我们：）提到德国人，不知道大家脑袋里冒出的词是不是“严谨”？反正时间君是。高中学历史的时候，在讲到德国的发明时，老师曾经专门强调了德国人严谨、细致的性格，于是在时间君的心中，德国人便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今天时间君想带大家打破固有的认识，撕下德国人的“严谨”标签，来看看德国人在花钱上是怎样的态度。文：maya一个中国师妹跟我说，看到食堂里高高大大的德国男生那么帅，刚想展开幻想，突然想到他们付钱时抠抠嗖嗖的样子，一切感觉瞬间消失。她说的一点不错。有时候德国人抠得让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自己的阶级限制，认识的人都还是太穷了？但我能保证的是，我所见过的中产都抠得匪夷所思。今天的主人公是我的语伴R。我不写他名字，因为背后说坏话还留真名实在太不厚道。虽然我即使说了他的真名，恐怕也没人知道此人是谁。R在德国某著名电器公司上班，是个什么什么经理。工作了十几年了，工资不详。但我知道他租的房子在法兰克福某商业区，每个月两千欧房租。一年国外旅行n次。但我们在一起从事的活动，基本上都不超过人民币五十块钱。而且有一大半是我因为文化差异假客气而支付的。如果我每次都坚持付，他除了发自内心的开心并送我一句谢谢外，什么多余的行动都不会有。哦，对，有一次我胃不好，我说了什么都不能吃，他坚持要请我吃饭，最后买了一瓶水给我。1欧2。他告诉我他曾有一个非常相爱的女友。她是个女科学家，他们是灵魂伴侣。但因为Sex方面不和谐，而且过了六年他发现对方真的是不好看呀——虽然这事儿见第一面他就知道，遂忍痛分手。R说那是他人生目前为止唯一真爱。我反问，如果爱到那个程度，Sex还重要吗？他说，本来他也不知道这事儿对他这么重要。但是事实证明，确实重要。好吧。这是背景介绍。本文主题不是对渣男的控诉。再说他至少是诚实的，就这点看也不算那么渣。重点是他跟人分手好几年了，自己也换了几个女朋友，还是对这一位前女友念念不忘。前女友的外婆生病了，他特别想提供帮助。因为很相信中医，相信中国传统的好东西，于是求我帮他找到在德国可以买到人参的地方。他说曾经在亚洲超市买过一次人参，五欧，特别好。吃了好久好久。让我找到。我真是办不到啊。后来上网一查，好一点的人参都上百欧。本着对他负责的态度我说你最多能承受多少价位，他狠狠心说，如果质量真的那么好，那么最多30欧也可以接受。免费的东西他一般情况下是不吝惜的。（有的时候也吝惜，这个只能以后再说，不然文章太长）比如夸奖。他就玩命夸奖过我有才华，他看过我在学校练琴，还没练好磕磕巴巴的，但他认为有感情的演奏就是专业的；看到从没学过画画的我随手涂鸦，他说太传神了未来可以靠画插画赚钱。但当我准备找工作时，问他能不能帮我问问，他非常婉转而果断的拒绝了。虽然我也能理解，他对我的专业能力并没有把握，这么谨慎并非没有道理。回到画画那事儿。他某天给我写了一封信，非常郑重提出要约，说想送给他最好的朋友一幅画像作为生日礼物，想让我画。（真的抬举死我了）但是他非常尊重艺术，愿意付10欧给我作为报酬。一生挚爱和最好的朋友，一个值30欧，一个10欧。当然钱不能说明问题，咱也不能太俗了。可是一个明明很有钱的人如此节俭，就不难看出在他心中孰轻孰重了。有一次让他很破费。我们走在路上实在太饿，于是就近进了一家中餐馆。我点了一碗干炒牛河，他点了他最爱的鸡爪子和鸭舌（也算是一个很会吃的老外了）。我知道中餐馆为了赚钱都会做很咸，于是好心跟他说你来碗米饭吧。他说不，米饭会破坏这种意境，就干吃。于是大家欢快地各自吃起来。吃到一半时，我看他好像齁得够呛，才想起来说：“他们家米饭不要钱”。他当场毫不犹豫的说：“那来碗米饭！”同志们，这不就是赵本山和小沈阳小品《不差钱》的德国版吗？卤不要钱？来碗卤！后来我的潜意识跟我说，其实是因为内心对R很抠这件事一直很怨恨才产生了难以抑制的邪恶，故而在饭吃到一半时才想到“米饭不要钱”这件事的。有一次我去看他，正好赶上一个他的女同事也在他家。当时我们仨从下午两点多聊到五点。我出于对他人品的了解，怕到他家喝太多水让他心痛，提前自备了一大瓶水。但另外的女孩很不幸，无备而来。他不给人倒水，人家口干舌燥的。R好歹也是英国德国双硕士，在当时情境下，情商一点都不低的他非常有绅士风度地走到冰箱前，打开冰箱，各种蔬菜水果饮料映入眼帘。他瞪着深邃的大眼睛说，“你们看，也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还拿出一瓶猕猴桃汁，晃晃说：“我们难道能喝这个吗？当然不能!”饥饿的我们当时胃里直返酸水，看到猕猴桃汁也是拒绝的。而且德国果汁的酸非常踏实，是实实在在堪比醋精的酸。他又指着下面压着的一排香槟说：“我们这个时间难道能喝它吗？”在回答自己设问之前，那个女孩实在受不了了就也说了实话：“啊没关系，我们就喝这个吧”。但是伴随着一声“砰”的关冰箱声，他丝毫不受这个不按套路出牌人的影响，非常自然的接着刚才完成自己准备好的台词，“哈哈哈，你开玩笑呢吧，哪能喝这个”。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理解为什么下午五点不宜喝香槟。让我们以R最经典的一次节俭案例来结束这篇不厚道的文章吧。R的生日Party邀请我。我想了想应该没大意思，不怎么想去。他发了长篇大论来劝我，还动用一种我最无法忍受的情感绑架说辞。说我当然可以不去，但如果我不在场，将是他三十几岁生日的巨大遗憾。我实在拒绝不了这样的说辞，虽然答应的时候也有点恨，但还是想要好好跟他一起过这个生日。他跟我说什么礼物都不要带，这句话我当时又天真的当作在中国的假客气，事后证明我真应该拿此话当真。当时没想好要送什么礼物，于是想最不济我给他们做两个中国菜吧。因为他曾公开场合声称自己是素食者（虽然在我家吃鸡腿的时候一边说太油腻一边也不少吃），我决定做土豆丝和西红柿鸡蛋。这俩对付老外足够了。他还补充说，饭你爱做就做，不做也不要紧。我们都有准备。而最后证明，我做的饭救了命。因为他准备的晚餐是生的萝卜条黄瓜条蘸酱。蘸的酱是他女朋友自己在家做好拿过来的。后来他们烤了蛋糕，俩人各自给自己切了一块，完全没有让让大家的意思。大家都是有身份证的人，也都没好意思自己过去拿。开始我做饭时他一直嘚啵嘚埋怨我浪费（菜和调料都是我自备的，就是为了不想看他那张死脸），但是做完之后，饿坏的洋鬼子们包括他一扫而光。在场的人，除了我送他一个围巾，另外一个中国男生送一瓶酒之外，其他欧洲各国人民都空手来的。可能是他们文化比较相近或者更了解R吧。在国内我们学的礼仪说去外国人家吃饭总得带点什么，可见不是很准确。要分人。也分国。这篇文章有点过长，实在不好意思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其实我已经很精简了，忍痛割爱了好几个非常想吐槽他的桥段。他的事迹实在有点“罄竹难书”。之前有人问我，这种人怎么还搭理他。我真很无奈。想跟你们说，唯一还能坚持这种交往的理由就是：他会德语。另外，这种抠，在德国，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最后一个很现实的原因：人在德国，真的没有那么多选择。如果你不想牺牲色相或者也没什么能拿来牺牲的色相，又不想顺着某些过于关心中国的海外爱中国人士来骂自己国家的话，你可能就得接受一下这样别致的个性了。（本文纯属真事儿，如有雷同，那文中说的就是你你你喽！）作者：maya 公众号：玩玻璃球的荒原狼父母皆为专业演奏员。自幼在家人胁迫下学习古典音乐（钢琴），后因叛逆，选择以文化课为主业。现为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生。爱艺术，更爱写作，爱观察生活。福利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葩人或者奇葩事呢？在评论留言分享你的经历我们将选出5位点赞数最高的宝宝送出一份礼物许燕老师主译作品《人格心理学：人与人有何不同》（定价98.00元）对书感兴趣的宝宝们，许燕老师在豆瓣时间开设了心理学专栏——成为更好的自己——许燕人格心理学32讲 。

6月8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发表突破性成果，在植物体内报道“自私基因”，厘清了困扰水稻研究多年的杂种不育难题。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博士余晓文，这距离他“咬”定这一难题已过去整整9年。在这场科研马拉松里，秉持“做科研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信念，余晓文的每一天都在“赶跑”。9年前的6月，本科刚毕业，余晓文就一裤管“插”进水稻田，帮师兄到田里插秧，收集实验样本。“那年收割的时候，水稻枝梗粗壮，原本应是大丰收，但很多稻谷是空的”。稻穗“空果”，其实就是“杂种不育”现象，这正是余晓文的导师、南京农业大学万建民院士团队研究了20多年的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遇到的难题。万建民介绍，与籼籼杂交水稻相比，籼粳杂交水稻可进一步提高单产15%至30%，然而，同时会出现花粉不育、小穗结实率低、子粒不饱满等杂种不育现象。“结实率80%是前提，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没法实现增产”。“一定是哪些基因控制了杂交稻不结实！”余晓文渴望找出原因。这块“硬骨头”比想象中的还要难啃。2009年，余晓文发现世界上被报道的水稻杂种不育相关位点有50来个，但被克隆到的基因只有两个。这些杂种不育位点大部分只被报道了大致的遗传位置，谁都可以做，就看谁能先做出来。“蒸笼”地里“绣花”忙科研“无人区”的探索注定是考验心智和毅力的。初期的表型考察和遗传群体分析就让余晓文花了两年的时间。想要找到目的基因所在的区间，需要在很大的遗传群体中去筛查重组单株。取叶片进行基因型分析，还要采集相应植株的稻花观察花粉是否可育。很多人不知道水稻也会开花——水稻的颖花是淡黄色的，长在枝梗上，外观像小簇的狗尾巴草，个头比芝麻还小，采集的时候必须先固定，然后借助显微镜观察，否则真看不出来。水稻花期一般一周左右，由于研究对象是雄花，必须在一周内完成样品采集，否则至少要再等半年。水稻的开花期在七八月，正值南京火热的夏季，稻田湿热，余晓文和师兄妹们要“扎”进稻田一株一株精挑细选，多的时候，一天采两三千份样品，无异于“蒸笼”地里做“绣花”， 逐个编号收集，颖花样品取回来，通过显微镜观察是否可育。白天“蒸笼”地里忙“绣花”，晚上显微镜下“穿针线”。“一天要看300个样，每个至少重复3次，每天观察统计实验将近1000次。”余晓文坦言，强度大的时候，一天下来头昏眼花。实验的目的在于证实或者证伪科研假设。证实的话，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可证伪了呢？余晓文笑笑，“那就只能将一个夏天的实验过程推翻重来。”这一“搏”搏对了2013年，余晓文找到了让花粉恢复可育的基因ORF3，这样的成果足以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一篇高水平论文，申请提前毕业了。但田里的“秕谷”在余晓文的脑海中不停闪现，ORF3的发现真的足以揭示杂种不育的分子机制么？如果没有与其相互制约的毒性基因，又是谁导致花粉不育呢？余晓文觉得可能又面临“山重水复疑无路”。未来会怎样？只能一搏！2014年，南京农业大学首次推行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创新工程资助，通过一定的经费补助鼓励优秀博士生科研“不断档”，继续深入探索，余晓文留了下来。当时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尚不成熟，余晓文只能用传统的方法，在很大的群体中进行复杂又严密的遗传分析。“看文献——提假设——与导师讨论——验证或推翻假设”，余晓文终于找到了让他“激动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的“MM纯合近等基因系”。他将这一发现讲给导师万建民听。万建民立即拍板，“非常有意思！”并鼓励他借鉴跨学科的方法，继续深入下去。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王海洋、吴传银等专家的帮助下，余晓文为40多年前就被提出的水稻杂种不育遗传假说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明。余晓文发现，是ORF2这一“狠毒”的基因导致花粉败育，更有意思的是，ORF2和ORF3这两个功能相反基因竟然紧密相连，并且来自同一个亲本材料，它们共同作用，使得杂交后代携带这两个基因的个体数显著偏多。参考动物相关研究，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私基因”遗传模型——经典的孟德遗传定律认为，来自双亲的基因应当相等概率地分配给下一代，然而“自私基因”会打破均衡，导致“孩子更像某一方”，而不是“一半像爸爸，一半像妈妈”。余晓文的发现，第一次突破性地运用“自私基因”模型解释了水稻杂种不育现象。“毕不了业，时常不着家”的年轻爸爸2016年是余晓文深感压力的一年。这一年孩子出生，妻子为支持他，辞去工作照顾孩子和家庭，他的研究还有一块硬骨头没啃完。为了方便来去实验室，夫妻俩在离中国农科院实验室不远的地方租住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北京三环内的房租很高，余晓文的补贴勉强凑够房租和家用。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3月，余晓文像“候鸟”一样，迁徙到位于海南的南繁基地潜心研究。孩子出生前，余晓文连续4年春节没回过老家陪父母。孩子快1岁时，他将老婆孩子接到南京，但只要导师一个消息，余晓文就一头“扎”回北京的实验室。“穿着短袖去的，套着羽绒服回来”，虽然夫妻俩早已适应这样的节奏，可这次，快一岁半的孩子却认不出爸爸了。余晓文很心酸。他暗自较劲儿，再努力一点、再加快一点！2017年11月，余晓文将积累8年的成果投给国际顶级权威期刊《科学》。不到一个月，《科学》期刊编辑寄来了一封回执——从摘要到图注全部详细修改，这让整个课题组都为之振奋。共同通讯作者、导师王海洋激动万分，“头一次见到！说明编辑对此文非常感兴趣！”2013年发现“MM纯合近等基因系”是余晓文最激动的时刻，但直到此时，他的科研故事才算相对完整地告一段落，这些年一直悬在心中的石头也落了下来。科研没有“休止符”余晓文并不是团队的第一位“长驻”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朱艳教授说，“作物育种本身就是一项周期漫长的工作，要想出大成果，再怎么努力都需要这个时间。”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鼓励学生从本科实践创新项目开始，就明确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从本科毕业论文开始就能定好研究方向，到硕士和博士阶段就要自己来主导研究。“博士期间科研有弯路、没进展，这很正常。”朱艳说，一要打好基础，二是必须具备良好的抗压力和意志力。学校没办法覆盖到的好的研究，学院通过资助和奖励来补上。在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频繁的汇报和交流是雷打不动的“规矩”。“余晓文的研究，就是在多次汇报碰撞以后，导师才觉得要有好成果了”。团队之间每周一次小交流、每月一次大交流。每年一两次的学院范围的大交流都要持续两三天，所有研究生都可以对某个成果提问或给出建议，“我们不赞成导师学生一对一的培养模式，我们强调大团队意识，高领域的成果必须是交叉协同的。” 朱艳说。博士生要勇攀前沿，必定有大量交叉学科，余晓文的研究就涉及遗传学、分子生物学、进化生物学、作物学等多个学科。不论理论积累或实验技术，都需要花时间去琢磨。“坐不住冷板凳的学生，不会来我的团队”。万建民院士说，团队发掘的水稻半不育基因PSS1花了18年；而水稻部分显性矮杆多分蘖基因D53则花了25年。6月10日，论文发出的第二天，本应是最该分享喜悦的时刻，余晓文却又一早回到试验田，开始新一季的水稻插秧。9年前，同样在这块地里，他下决心要“啃”下硬骨头向难题“宣战”。如今，余晓文试图将这场“马拉松”继续跑下去：一是验证这一成果到底能为百姓的饭碗增加多少口粮；同时探寻毒蛋白与解毒蛋白这对“欢喜冤家”，究竟还隐藏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癌细胞是人类迄今为止遇到对健康威胁最大、最难对付的敌人。它一路攻城略地，极速分裂繁殖，狡猾地躲避人类的各种围剿。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癌症大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新增的癌症患者达1810万人，因癌症死亡的人数约960万人。我国新发病例数380.4万例，占全球癌症新发病人数的20%以上。研究者不得不与癌细胞争分夺秒地争夺生命，运用凝聚最新人类智慧的新技术与肿瘤开战。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核医学应用研究室主任刘鉴峰便是一个每天与癌细胞赛跑的人之一。他在肿瘤早期诊断及靶向治疗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研制出一种新的肿瘤靶向多肽并确定了靶向机制。也就是说，他研发的肿瘤诊断试剂，让隐藏在人体内的肿瘤能更早被发现，提高患者治愈率。目前该项研究成果已在10余家医院及科研机构得到应用，他也因此荣获天津市科技进步奖、国家优秀青年基金、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等一系列荣誉称号。近日，刘鉴峰入选天津市首届青年创新（创业、创优）能手，这是对多年深耕科研一线默默从事基础研究并作出创新贡献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褒奖和敬意。做有用的科研 和时间抢生命刘鉴峰所在的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成立之初便肩负着为两弹一星保驾护航的重大使命。当时的研究主要应用于军工领域，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一旦发生核战争或核事故，该如何处置和防护等。2005年刘鉴峰从南开大学硕士毕业进入研究所时，就开始思考，新的时代如何将技术应用于社会，让普通老百姓能从中受益。从农村走出来的刘鉴峰，亲眼见过一些悲剧发生，有的人因为得了癌症却无药可医，“花再多的钱也没救回命，最终家破人亡。”要做就做有用的科研，成为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他决心在医药研发领域做点事情，又回母校攻读了博士学位，重返放射所专注于肿瘤治疗药物的研发。当时中国的肿瘤药物的新药研发水平很低，市场上基本都是国外药和仿制药。就像电影里演的，有钱人从国外买天价药，也有人铤而走险到国外去买仿制药。居高不下的药价，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如果说传统的化疗是对癌细胞的“疯狂扫射”，那么“靶向药物”就是瞄准特定病变部位的“精准狙击”。然而问题来了，精准狙击的“靶向药物”有效率并不高且价格昂贵。靶向药往往只针对部分有相应靶点的患者，而且通常靶点明显的癌细胞都消灭以后，那些突变后靶点不明显的癌细胞就发展起来了，这时人们就会发现这种靶向药物失效了。刘鉴峰的办法是，把“射程”更广泛的化疗药物，更精准更高效地递送到肿瘤组织内部，在目标部位蓄积并释放有效成分从而提高药效，同时大大降低毒副作用，减少对正常组织、细胞的伤害。肿瘤药物的研发，就是和时间抢生命，刘鉴峰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实验室的仪器不能满足实验要求，他就想方设法找到其他平台去做实验。为了提高实验效率而不耽误设备的正常使用，他常常在晚上到“一街之隔”的南开大学去做实验，有时一做就是一通宵。有一次晚上做大鼠实验，他被大鼠咬到了手指，顿时鲜血直流，为了顺利完成实验，他找来酒精和纱布进行简单消毒包扎后继续实验。缺乏经费支持，他就先去查阅文献资料，寻找科研思路，设计最简单、费用最低的路线来达到实验目的。十几年来，刘鉴峰几乎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周六周日也很少休息，同事们戏称他为“不限号的教授”。零的突破 建成国内首个药物14C标记平台新药研发一直被认为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活动，业界一直流传着“双十”的说法，意思是：耗时十年，耗资十亿美元。也有药企称，一个新药研发的成本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在漫长的研发过程中，药物代谢的研究是一条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必须要了解药物在动物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全过程，简单说，就是什么时间，药物到哪儿去了，这些数据用于指导临床研究以何种形式给药，给药频率与剂量等。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放射性核素14C（碳14）来标记小分子药物，因为其标记位点较为稳定。在新药研发的工作中，刘鉴峰发现国内没有可以开展药物14C标记的实验室，部分I类新药不得不远赴美国进行14C标记实验，造成新药研发周期长费用高，还存在创新药物结构被窃取的风险。刘鉴峰果断建议放射所建立14C低能放射性核素标记平台，自己主动请缨作为平台建设牵头人，组织不同领域专家来论证建设项目。这是国内首家规范的14C低能放射性核素标记平台，在筹划和建设过程中几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他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论证放射性实验室的设计和施工情况，如饥似渴地学习相关知识，几乎每个双休日都到所里查资料、改图纸，争分夺秒。最终，14C低能放射性核素标记平台在最短时间内得以建成并通过验收。2018年新建成的平台迅速得到行业的认可。目前，已经与天津市及国内其他省市多家制药公司和科研院所合作，解决了新药研发中的技术难题，将相关药物药代动力学研发的周期缩短至少两个月，费用下降三分之一，推动了天津市乃至全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原标题：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⑩ | 斯乔平：科学哲学如何塑造更好的“后人类”社会编saying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WCP）于北京召开（8月13日到20日）前后，文汇报文汇讲堂工作室联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大哲学系共同向公众呈现丰富多彩的“聆听世界哲人、亲近当代哲学——庆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录”。同时欢迎参与同步推出的“我爱WCP“有奖传播活动。（见文末链接）昨天，很多人知道了李文潮，也知道了莱布尼茨这位十七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对中国的好奇和传播，更知道了华裔学者担当150年计划的《莱布尼茨全集》主编的光荣和付出，中国故事学术版写好不易。今天，看令人感喟的俄罗斯学者！科学哲学如何塑造更好的“后人类”社会文/章含舟；综合核校：章含舟、陈欢（文汇-复旦-华东师大联合采访组）；俄文翻译：钱宗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王时玉（华东师范大学）被访谈人：瓦切斯拉夫·谢苗诺维奇·斯乔平（Vyacheslav S.Stepin），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部哲学研究所教授，下简称“斯乔平”访谈人：华东师范大学-迈阿密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章含舟，武汉大学-迈阿密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陈欢，以下简称“文汇”访谈时间：2018年5-6-7月邮件访谈“无人文与社会科学控制的‘后人类’使得人类社会的毁灭变得不可避免……”长达1个月的邮件采访互动，俄语翻成中文2万字有余，84岁的俄罗斯科学院教授斯乔平分享着60余年的学术思考，每个话题均直面着当下人类社会的危机——科学知识是如何构成、基因技术与传统社会所折射出的两类文明发展模式是否可以兼容、哲学如何在文化的世界观共相中引领未来、人文思考怎样联手会聚技术将“后人类”危机降到最低……缜密且严谨的理论推理，博大而深刻的人类关切，将这些问题由点到面串联起来，这位坐镇俄罗斯的科学哲学家的洞见让人惊喜，治学态度让人动容。斯乔平出生在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布良斯克州，该地南接乌克兰，西邻白俄罗斯，是连接东西方的兵家必争之地，与其故乡一样，他也历经了从苏联到俄罗斯联邦的变迁沧桑。早年求学时曾面临教条主义，工作后被官方哲学家们扣上“实证哲学的软弱性”的帽子，很长一段时间，他被禁止出国学术交流。尽管如此，斯乔平不改哲人应有的自由思考，其30部著作涉及科学方法论、科学理性、文化共相以及技术文明等论域，且极具原创性。乌云总会被太阳赶走。当俄罗斯走出停滞时期之后，斯乔平一跃成为俄罗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2004年，他获得了俄罗斯联邦科技领域的国家奖，同时，国际哲学学院（巴黎）、国际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学院（德国）、国际科学哲学院（布鲁塞尔）、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均授予了他院士或外国院士的称号，其著作也被翻成多国语言。“请不要让灵魂懒惰……灵魂应该劳作。日日夜夜，日日夜夜。”当哲学成为生活方式后，勤思而富于创新的斯乔平本身就是自己的杰出作品了。哲学之缘与轨迹文汇：尊敬的斯乔平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一位视野开阔的哲学家，从早年的科学基础、科学知识的结构和机制、科学理性的类型、理论与经验的相互作用，到当前的科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共相（cultural universals）以及技术文明论等诸多话题，您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建树。我们非常感激您给我们带来了如此丰富的理论财富！在当代哲学家中，您的视野和深度是不多见的。我们不禁对您的哲学探索之路充满好奇，您可否向我们介绍下您的治学经历？大二选定实证论为专业，辅修物理，本科论文事关量子力学的哲学讨论斯乔平：我于1934年8出生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个教师家庭。二战后，父亲退伍并前往白俄罗斯工作。1951年我1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历史系的哲学专业。中学时代，我既喜欢数学和自然科学，同时也对历史和文学感兴趣。但哲学的发展史，我则知之甚少。也许是出于“希望更多地了解哲学”这个动机，我在大学时代选择了就读哲学专业。斯乔平的家乡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大一时，我为自己制定了一项任务——学习和了解伟大哲学家们的主要著作。不久我才明白，这项任务已经超出了必修课的范畴，甚至涉及到了西方古典哲学史。但在第五个学年之前，我完成了这项任务。大二时，我选择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作为我的专业。当时“科学哲学”这一术语尚未被采纳，而是被划分为实证论的范畴。那时，物理学是自然科学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我起初采用物理系教材自修，后获准在物理系听讲。同修两门专业，学习负担相当重。但我当时精力充沛，还是学校篮球联队和白俄罗斯大学联队的主力队员。我所有科目均为5分（五分制），只有一门课得了4分。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1954年，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斯乔平（中）和篮球队的队员实践中悟出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工作后补答辩硕士论文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入哲学教研室的研究生。当时研究生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储备高等学校的教员，必修科目比当今俄罗斯大学要多一倍。我的论文题目是《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性分析》。我研究了石里克（Moritz Schlick）、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弗兰克（Philipp Frank）、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等人的著作。我也啃了弗兰克的大部头著作《因果律及其边界》（Das Kausalgesetz und seine Grenzen）的俄文版。我越深入研究这些资料，疑问就越多。20世纪新实证主义流派创立的科学方法论作为严格的科学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它在当时的苏联官方文献中则被批判为违背科学认知的客观性。那时，我没能发现新实证主义方法背后的基本假设。我写了论文的第一稿，虽然自己对此并不满意，但获得了教研室普遍的认可。但是我没有对文稿进行答辩与加工。1956年，斯乔平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后，我到白俄罗斯理工学院哲学系当老师。我研究了艺术发展史的主要阶段，由此，我发现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独特内在联系，以及文化的系统完整性。科学发展的所有特点和自治性都无法脱离科学所处的、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它使我意识到实证主义那些最隐秘的假定是什么。在写作论文第一稿时，我没能清晰地把握住科学的绝对自治的假定。我将科学视为超越科学的历史与实践发展的。基于这一立场，我重新修改，写出了题为《科学认知的一般方法论问题与现代实证主义》的新论文，并成功地通过了论文答辩。我已经看到，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知识不仅仅是作为科学活动的产品，而且是手段和方法；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业已成为全球科学哲学的主要命题。1983年，斯乔平担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论文之后诠释哲学在科学发展中的功能，引起广泛关注大约在60年代中期的七年时间内，我成功地研究了科学知识的结构和成因等新概念，并发现了前人尚未论述过的理论建构。进行论证与分析需要对一系列经典物理学和非经典（量子相对论）物理学阶段进行历史重构，此处有两个论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电磁场理论形成的重构与量子电动力学形成的重构。我的博士论文《物理理论的结构和成因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七年工作的总结。当时我的文章和书籍已经在哲学界非常著名，我的论文发表在苏联核心物理杂志上，以及苏联科学院哲学所、苏联科学院自然科技史所的集体专著中。此外，我还受邀在有一定知名度的研讨会上做报告。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通过的，并获邀在该校历史系哲学部任教长达12年。这12年，我获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我提出了科学基础结构概念，提出了科学世界图景、研究的理想和规范、科学的哲学基础等研究论题。这些新结论更为深入地诠释了哲学在科学知识发展中的功能，全面地分析了哲学作为本体论化的条件在勾勒世界科学蓝图中的作用，以及论证科学合理性在从经典哲学走向非经典哲学变化过程中的科学理想和规范。2009年，斯乔平受聘为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名誉教授研究科学的社会决定论，当选俄科学院院士和哲学所所长上述分析着重强调了哲学的预测功能需要新的文化认知。我建议将文化视为复杂的人类生命活动（人们的行为与社交）和超越生物进化的历史发展系统。如此宽泛的科学哲学任务是哲学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科学的社会决定论预设了在文明与文化不断变迁的语境下，科学知识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这个问题成为我新一轮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1987年我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出任苏联科学院自然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一年后，出任苏联科学院（从1992年起改为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此任共18年。1994年，我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从2006年起至今我一直在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工作，负责协调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六个科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总结一下我如何走上哲学之路：我想不是偶然的。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决定了我的人生，甚至逐渐地变成我的生活方式。我得到的一些新结论通常无需长久思索就会出现，甚至有些是需要花费许多时间进行论证的推理假设。也许，这就是某种创造力吧。20世纪一位俄罗斯著名诗人扎博洛茨基在自己创作的一首诗中写道：“请不要让灵魂懒惰……灵魂应该劳作。日日夜夜，日日夜夜。”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名人堂，斯乔平（左四）与其铜像合影我们这代人优点：科学与人文知识平衡，推理判断能力强文汇：您的经验可以复制给当今的俄罗斯年轻人吗？斯乔平：我想每代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经验和问题。今天考入大学的年轻人将生活和工作到本世纪中叶，如果考虑到今天社会的迅速变化，很难预测他们将面临的具体生存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的深刻变化将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关注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涵义和价值取向。这一问题已是哲学分析的对象，需要进行系统的思维推演。这种思维本身不会自己出现在日常的意识中，它是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包括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有组织的特殊学习过程。我这代人能够看到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之间富有成效的平衡，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量学时培养了学生论证和推理判断的能力。会聚技术（纳米、生物、信息、认知）改善生命质量，也危机生态在担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期间，我根据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教务处的建议，开设了“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类认知”这门专修课。通过观察，我发现具有系统思维能力的年轻人真的变少了。俄罗斯科学院和斯乔平在学院的个人主页许多大学新生热衷于辩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的论证能力极差。对此，我不得不多次提出哲学需要区分意见和知识——古希腊思想家早就教导我们，“我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的意见”之类的言论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一个观察是：在考入哲学系的新生代年轻人中，掌握足够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且有志于专攻自然科学哲学的学生人数急速下降。毫不奇怪的是，最近20年，哲学知识领域的答辩论文数量减少很多，这同样是被不成功的教育改革打压时代下的结果。人类对会聚技术（编辑注：指当前迅速发展的纳米科学与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与认知科学这四大科技领域的协同与融合，四大领域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为NBIC）的掌握正在改善人类生命的质量。但是与此同时，该技术会产生危及生态与人类的新地带。因而有思想、有责任的人物的诞生就显得尤为重要。“消费时代”形成“短期意识”，要警惕一代人的“缺乏思考”英国学者曾指出：在现代西方社会，理性思维及其表现模式正逐渐被压缩，绝大多数居民热衷于简单知识、娱乐和个人休闲。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形成于人们的“短期意识”中。人们带着这一意识轻松地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想，不经过任何推理，经常不会发现自己语句中的逻辑矛盾。现代信息工具广泛采用的电脑、网络、手机、因特网与“短期意识”完全和睦共处。持这种意识的人善于幻想，但不愿意思考。用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的话来说：“幻想容易，思考难”。在面对日益增长的破坏文明生活根基甚至于人类自我毁灭威胁的今天，探索新的、有希望的教育途径将成为保护和发展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一个因素。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及其代表作《人是教育的对象》哲学特色与贡献文汇：不少中国学者是通过《理论知识》（Theoretical Knowledge）这本英文译作了解您的思想的。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这部代表作和相关研究成果。2000年出版第11本著作《理论知识》，哲学界与科学界组织圆桌讨论斯乔平：2000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的《理论知识》是我第11本哲学论著。之后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和英语。它是我20多年的研究总结，除了科学认知结构和历史进程等论题之外，还增加了新的观点。两本著名的俄罗斯杂志《哲学问题》和《科学》联合举办了有关这本书的圆桌讨论会，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参加了此次圆桌会议。相关的讨论结果发表在《哲学问题》杂志2004年第一期和《科学》杂志2003年第三期。评论者认为，《理论知识》一书的作者制定出了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将三个原则结合在一起：1）认知的活动环境原则；2）认知的社会文化确定原则；3）作为复杂等级系统的科学知识研究原则。这些原则具体地体现于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动态的新方法之中。在传统的科学方法论里面，理论与经验是相分离的。然而我的立场是将科学学科（包括与之相关的经验主义知识）的整个理论知识系统视为一个基础单位。不仅在某一特定学科内部，而且在跨学科的互动中，该方法均可促进新的科学理论分析。斯乔平的论著《理论知识》（Theoretical Knowledge）补库恩之缺：理论通过遗传建构的方法而实现，此即假设的建构论证评论家意识到，我提出了一个分析科学理论形成过程的新进路，即理论形成的过程是通过遗传建构的方法来实现的，该方法建立于思想实验与理论建构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视角出发，就必须考虑提出假设，以及随之而来的经验主义论证过程。分析过程显示出了一个重要的操作流程，该流程保证了作为未来理论核心的假设模型（通过有相关领域的真实实验做支撑）与诠释该理论所需的测量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将该套操作称之为：假设的建构论证。它在此前的科学哲学文献中尚未被描述过。建构的基因方法论不仅澄清了理论的建构过程，其后续运用将进一步解释和预测新的事实。这些解释和预测并非理论的演绎，而是基于提出和解决理论问题而得到的。这一点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关于理论研究的范式作用中已有定论。库恩指出：在解决理论任务时，研究者依赖于解决问题时所采用的典范样例，并且这些样例内在于理论之中。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及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但范例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包含在理论组成部分之中的呢？这个问题在西方科学哲学中没有得到解决。如果我们考虑“假设的构建论证”——由于构建一个发展理论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解决问题的范例——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过程在我重建麦克斯韦电动力学构造史时曾演示过的。虽然在《理论知识》上系统陈述了，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已经得出上述结论。在注意到库恩科学革命研究中的积极方面后，我提出了新的研究进路：范式转换应该借助发现的逻辑来加以描述，而非依托心理学。此外，不同于库恩的解释，我认为科学范式的历史类型之间的接替关联是能够被严密地观察到的。评论家们强调，该方法导致了两个新的方法论结果。其一，在论及不同科学领域成就之间的范式转型时，分析了库恩“没有异常的科学革命”和“科学学科中的危机”这两个理论中未能覆盖到的学理。指出了全局革命的特点是几种科学理性之间的更替其二，区分局部科学革命（只是修改了科学基础的特定部分）和全局科学革命（彻底地重组了科学基础的所有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世界的科学图景，研究的观念、规范及其哲学基础）。全局革命的特点是几种科学理性之间的更替。在我看来，科学理性的类型可以区分为：经典理性、非经典理性与后非经典理性。在界定各自研究对象的系统组织的本性时，不同类型的科学理性亦存在着差异——经典理性中简单的机械系统、非经典理性中的复杂自我调节系统，以及后非经典理性中的复杂自我发展系统。相应地，当我们从事解释活动的时候，每个研究的观念、规范及其背后的哲学基础所反映出的理性类型差异，都可以被我们追踪到。斯乔平著作《文明与文化》与《科学与技术的哲学》今年新著《人类、活动、文化》：总结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文汇：可否谈谈您的其它作品？斯乔平：我共发表了约800份学术作品，其中有30本书（24本专论，6本教科书）。这些作品中，有些书籍和文章以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的形式，在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和丹麦等国发表。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关于科学哲学问题的。《理论知识》出版后，我的研究重点放在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问题上。今年年初，圣彼得堡出版社出版了我最近写成的一本大部头专著《人类、活动、文化》，共计800余页。这部专著总结了我在上述哲学知识领域里的研究成果。2018年，斯乔平新作《人类、活动、文化》在本书开篇，我首先将“社会现实的现代图景”解释为“世界的科学图景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中，“自然发展”的观念与“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演化”的观念被整合在了一起。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该系统通过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这三个主要的子系统的互动而在历史发展中形成。此外，本书还讨论了文化在人类生活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文化在社会生产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并探索了它们的内在逻辑。本书特别强调了文化遗传密码的问题，明确了不同形式文明的特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发展之间的融合。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文明发展形式”的概念。在1992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的《哲学人类学和科学哲学》一书中，我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概念。《理论知识》里亦有一小段相关的提炼。在《人类、活动、文化》中，我对该概念做了新的补充。2013年，斯乔平做客电视台，谈新人文主义时代的到来两种文明的发展类型：传统形式和技术形式，对待科学与自然态度迥异文明发展的不同类型预设了文化认同以及文明类型之中某些不变的、核心的基因代码。它们可以确认一系列基本的世界观意义和每个文明发展形式的价值观。社会历史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传统形式，产生于从氏族社会向第一次古代文明过渡的时期，持续了几千年的历史。第二种文明发展形式很晚才形成，以历史学的标准来看，该文明产生于几百年之前。西方总是根据产生的地区提及这一文明，但是现在该文明已经遍布全球。我将其称之发展的技术基因类型，因为技术和后来的科学技术进程在该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改变了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交系统。技术基因发展形式的基本价值观形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这些价值观包括：1）将人视为积极改造其周遭环境的行动主体，把实践看做一种创造性活动——创造人类消费所必须的新对象、新状态和新进程。技术基因社会的文化明确了创新之于传统的优先性；2）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将自然视为一块可以无限耕种的自留田地，里面的资源好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3）理性价值观被科学理性所统摄；4）形成了主权自治的个人思想；5）人类对客体（人类自身、自然和社会）的权力控制思想。所有传统文化都无法接受这些重要的思想和价值观体系。在他们的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解方式是把世界视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人类是有机体当中的一个部分，其任务是努力与世界和平相处，而非沦为自身权力的附庸。居于首位的不再是创造性的工作，而是可再生的活动。传统在创新面前具有不可争议的优势，科学理性不再主导所有类型的理性。在此，科学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图景，而是将自身的知识与当时盛行的宇宙宗教神话以及哲学图景协调在一起。个人的身份通过所属的种姓、氏族或财产来确立。权力被诠释为一种个体依附性的状态（例如，家族首领的家庭成员，或是君主国家的臣民）。斯乔平与弗·戈·布达诺夫（Vladimir Grigoryevich Budanov，俄罗斯物理学家，哲学家）就“世界科学的发展阶段”这一论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传统社会受技术基因社会施压而赶超升级，出现日本之路、中国之路技术基因社会与传统社会共存了很长时间。但是随后，技术基因社会在发展中超越了传统社会，并开始对后者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结果，许多传统社会采取了一系列赶超升级的措施，将自身引向技术基因发展道路。于是出现了俄罗斯之路、日本之路、中国之路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道路。现代化没有消灭这些社会历史中形成的传统价值观，但是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在技术基因文化的价值观影响下进行的。因此，传统价值观也就失去了原来的主导意义。文明发展的技术基因类型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成就，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在生态和人类学层面引发了全球性的危机。这些危机的激化可能会导致文明生活基础的破坏，甚至毁灭整个人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必须对发展战略进行彻底改变，也就是说要寻找新的价值观。本书从常识、艺术、科学、哲学、法律意识和宗教的各个侧面分析了技术基因文化的现代转型，并论证了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保存了某些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将发挥极大的作用。本书也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文化的当下发展趋势。“文明变革时代和俄罗斯文化传统”这一章节便论及了该问题。我认为，在《人类、活动、文化》一书中，我对于社会发展的相位变化（phase transitions）的新解释也是值得注意的。这种转变通常用现象性的、整体性的方式加以描绘，犹如从动态混乱中突现的秩序。这本书尝试在自我发展系统中对此类转变进行描述，我区分了相位变化的三个连续阶段，并确定了它们的显著特征。2010年，斯乔平应邀出席托木斯克职业大会，与院士成员见面1950年代后，苏联科学哲学与世界同步研究后实证主义，但方法不同文汇：在您从事的具体研究中，谁的理论和观点对您的思想产生了积极作用？斯乔平：如果是指俄罗斯哲学研究领域，那么我可以说，首先是“行动进路的发展理论”（格里高利·谢德洛维茨基和埃里克·尤金）。从上世纪后半期开始，苏联科学哲学领域的研究逐渐融入世界哲学研究中。后实证主义出现后，我们和西方开始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但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部分是相似的。我非常了解60-70年代后实证主义文献，尽管这些文本在形成问题方面对我有些影响，但是很难说其中的某一个概念左右了我的研究。明斯克方法论学派：研究认识活动在社会文化决定论上的特点文汇：您是明斯克方法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请问您可否结合亲身经历，谈谈您对学术共同体的看法？斯乔平：上世纪60-80年代，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一些合作紧密的研究院校，它们位于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罗斯托夫、基辅、第比利斯、埃里温、阿拉木图和明斯克。明斯克方法论学派形成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它的核心主题是研究认知活动在社会文化决定论方面的特点，重点是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基因组。参与研究工作的不仅仅是来自明斯克的学者，苏联许多城市的学者亦有加入。这些研究成果基本发表在哲学核心期刊和白俄罗斯大学出版的“文化体系中的哲学与科学”系列丛书上。该系列丛书是名副其实的，刊载过许多苏联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的文章。从事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领域的学者们所展开的交流水准非常高，各个学派之间合作紧密，促进了高凝聚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很遗憾，苏联解体后，学者之间的联系减少了。90年代，我们与欧美国家同行的私人交往要多于独立的加盟共和国的哲学家们之间的联系。9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这些联系开始增加，但是过去那种凝聚力很强的学术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了。俄哲学现状：拥有保持科学合理性传统的近后现代、批判后现代和反后现代特征文汇：有关“俄罗斯哲学是西方哲学还是东方哲学”、“俄罗斯哲学是现代化还是后现代化哲学”的争论总是出现。可否结合俄罗斯哲学的当前现状，谈谈您对俄罗斯哲学未来的看法？斯乔平：现代俄罗斯哲学已纳入世界哲学的发展之中。俄罗斯哲学有许多流派和种类。我认为，之所以提出“俄罗斯哲学是西方哲学还是东方哲学”、“是现代化还是后现代化哲学”这些问题，其本身是对我们时代的俄罗斯哲学研究没有足够的认识。在我们时代的俄罗斯哲学研究中，可以找到保持科学合理性传统的近似后现代化、批判后现代化和反后现代化的研究内容。2012年，斯乔平出席“全球未来2045国际大会”（Global Future 2045 International Congress），围绕着“文明将会如何演进”论题做了主题报告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完成的系列丛书之中就体现了这些内容，这套系列丛书的标题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哲学》，共达20卷。第一部2010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俄罗斯哲学的继续：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第二部2014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哲学问题和讨论：现代观点》。今年，该系列书最后一册的英文版已由美国的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出版。俄罗斯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思考现代文明的挑战、形成防止生态和人类学危机进一步恶化的策略，以及构建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转型之基础的新型价值观。今天，俄罗斯哲学在哲学研究的所有主要领域，都成功地取得了发展。最后，应该明白的是：制定新世界观的核心任务是庞大和艰难的，没有人可以独立完成。它需要东西方国家的哲学家们（包括俄罗斯哲学家）一起通过共同合作来实现。我看世界哲学大会与中国哲学文汇：本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 (Learning to be human)。您对这一主题有何看法？学以成人：是对现阶段文明发展遭遇的危机和不确定的现实呼应斯乔平：如果我们思考现阶段文明发展遭遇的危机和不确定性，以及今天人类面临的危险境遇，那么本届哲学大会的主题便是极其现实的。从1988年至今，我参加了所有的世界哲学大会。今年，我收到了来自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科学、技术与环境（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圆桌讨论会的邀请，将以受邀报告者的身份做报告。届时，俄罗斯学者们将组织一个大型代表团，参加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2017年，斯乔平在白俄罗斯哲学大会上演讲在中国，本是矛盾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有了有效融合文汇：您在已发表的文献中多次提及了中国思想，尤其是“道”（Tao）、“无为”（Wu Wei）和“阴阳”（Yin and Yang）这几个概念。对于中国哲学或中国文明，您的看法是什么？您对于中国哲学或文明有什么期待吗？斯乔平：我多次去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的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中华文明的特点应考虑其发展的两个阶段，一是传统文明的发展阶段，二是技术基因文明的发展阶段。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向技术基因文明的发展阶段过渡，采纳了一系列能够保证该发展进程的有价值的理论，这些理论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中。我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拥有自己独特的、带有文明发展技术基因的独特价值。原则上，技术基因文化的主要价值与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不相容。但是，我们却在现代中国发现了相容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了儒家思想的补充。在解决技术基因发展的危机中，可以从探索新价值的角度看到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结合。在今天，追求急速创新改革进程的理念被可持续的理念所取代，但是那些创新方案并没有破坏传统，而是有选择性地、逐渐地改变传统。2011年4月，斯乔平（中）出席莫斯科国立大学心理学系学术委员会为其举办的“自我发展系统与后非经典理性”讲座新现象即传统思想与科技前沿产生共鸣，“道”等概念做到积极作用还有一个观察是：许多过去推翻技术基因文化的传统思想，例如与科学相悖的谬误，突然开始与科学前沿新思想产生了共鸣。我通常会分解为三个方面：其一，东方文化（与大多数传统文化类似）总是从人类生活的自然世界角度出发——人类的栖息之所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而非一块能够被反复耕种与翻新的客观无机之境。关于全球生态系统的现代观念得到发展后，揭示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完整的、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有机体。其二，符合人类发展系统的客体，要求特殊的活动战略。这些系统具有协同特征，在这些特征中非强迫性互动与协作效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微小的影响都有可能彻底改变系统的现状，产生新的可能发展轨迹。在这种系统发生作用的情况下，用人为外力去改变客体的行动并不会总是有效。在单纯扩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系统可能会复制一套相同的结构，而不是产生新的组织结构和水平。但是，在非稳定状态中，对称点中经常会有微小的影响，犹如刺在一定的空间时间位点上，通过合力能够形成新的结构和组织层级。这种影响方式让人想起“无为”原则，该理论认为，任何微小影响的产生，都与世界节奏的感知相一致。其三，在复杂的、符合人类标准的系统活动策略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真理与道德的整合形式。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合理理由是道德基础。当人们问苏格拉底如何过上有美德的生活时，他回答说：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是美德。换句话说，关于美德的真知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标准。中国的文化传统则完全是另一种方式。此处，真理没有脱离道德，理解真理的条件和理由完善了道德。同样，中国古代文化中“道”的意思就是法则、真理、道德和精神生活方式。在技术基因文化中，人类活动主要是从外部改变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另一种人类活动方式，它是克制和自我教育，它们符合保持人类与世界之间的传统和和谐思想。我认为，现在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和新价值，应该是将人类活动的这两个方向协调融合起来。哲学中体现的中华文明和文化能对这一进程做出积极的、可贵的贡献。斯乔平参加“第十三届青年律师国际工作坊”“文化的世界观共相（范畴）”：是社会生活的基因组，贯穿所有文化文汇：您曾指出“哲学是对文化的世界观共相的反思”。关于这一点，您可否多谈一些？此外，您如何看待哲学和当代世界的关系？斯乔平：“文化的世界观共相”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主题。人类活动会受到两类程序的调节：第一种是作为先前生物进化后果而产生的遗传程序；第二种是在社会进化中形成的调节人类活动、行为和交流的超越个体生物层面的文化程序。文化调节积极地反向作用于生物程序。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保证了文化的系统整体性？质言之，构成其系统性的基础又是什么？在我看来，答案是文化的世界观共相（在不少场合，它们也被称之为“概念”或“文化范畴”）。具体而言，是“人”、“活动”、“自然”、“个性”、“合理性”、“权利”、“传统与创新”、“善与恶”、“自由”、“公正”、“希望”和“爱”等等。世界观共相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文化领域。它们贯穿于所有文化，出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它们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对方的前提，进而编织成一个整体的网络系统。该系统既展现了在相应历史时代中人类的生活图景，同时还定义了当下人类日常意识的范畴结构。世界观共相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的职能，类似于生物有机体之中的基因，共相之间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类社会生活的基因组。正如新的生物物种的出现离不开基因组的变更，社会有机体的彻底变革无法与那些表征着世界的基本价值观以及意义的文化基因代码相分离。2014年10月1日，俄罗斯科学院举办联席会议庆祝斯乔平八十岁生日新的价值观成为群众意识的组成部分之前，精神革命总是先发生马克思主义社会原理里，经济被认为是社会变革的发动机，生产力的发展是技术革新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生产力水平和过去旧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两者的更迭、促成旧有的宏观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代表了特殊社会组织类型的新型社会与经济构造的出现。在这一社会变革的图景之中，许多社会进化的现实特征展现了出来。先前处于主流的价值观会发生改变，进而生成新的价值导向和世界观共相的新意义。在上述变革结果转换为群众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成为生活世界新图景的基础之前，不稳定的局面、矛盾状态以及诸多社会力量的角逐将会长期持续。相对于改变社会的宏观结构以及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精神革命总会先发生。在社会的发展中，总会出现一些时期——先前建立的、用以表达普遍的文化共相系统的意识形态不再能够保证社会必要活动的再生产与融合——届时，我们就必须打破传统，在新的世界观意义之中寻求出路。2015年，斯乔平（中）出席《哲学，方法论和科学史》杂志发布会哲学的社会使命是分析时代自身的文化共相，构建范畴意义的理论哲学的社会使命在于解决上述问题。哲学借助理性地理解文化共相、批判性的分析方法以及在这条路径上构造新的世界观观念，来探寻新的世界观指向。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共相被转换成了哲学范畴。哲学知识会导致新的意识形态观念形成，进而促成文化的突变，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革做准备。为了形成新世界观的理论核心，哲学就要引进一些更够服务人类的、描述生活方式的新观念。当我们将概念表征视为价值观，并为之做出论证时，这些概念便像意识形态一般起作用了。当转折时期出现的时候，这些观念便获得了实践意义。于是，它们成为了政治评论、艺术批评、文学作品、新型宗教以及将道德、政治和司法观念引入社会实践的动力和催化剂。所以，从哲学抽象的高度的角度出发，新的范畴意义渗透至文化基础之中。哲学观念与情感内容共生，并且相融于文化的世界观共相。美国宪法的创设者们对洛克思想的运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洛克的诸多想法（人权、权力分立等）在美国宪法创设之前就已经形成。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及其代表作《政府论》现代社会变迁中，哲学须找到新价值增长点并使之成为未来社会基础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自觉意识，它积极地影响着自身的发展，也推动着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如果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类比法，那么哲学可以被表征为一项基因工程——创造社会生活之未来状态的可能性基因。哲学的结构预测功能清楚地体现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变革时期和新型文明发展的形成时期。近三十年来我在自己的著述中已经证明：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彻底变革的时期，将会出现一个调节人类生活实践的新型价值系统（精神性模型）。就彻底转型的程度而言，该时代可以与“传统类型的发展向技术类型的发展的转变”相比较。但是，如果第一阶段的转型持续了一个世纪，那么在当前的条件下，转型将会加速进行。在现代文化的变迁之中，哲学必须找到新价值的增长点，并使这些新价值能够成为未来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此时，主要的目标出现了——一个对现代哲学，甚至不仅仅是哲学，而是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系统而言都异常重要的任务。2012年2月，斯乔平受邀做客俄罗斯电视台文化频道的“显而易见的与不可思议的”节目“生物-控制论转换”会促成人体电子化、基因改造的“后人类”诞生文汇：您在分析生物技术与人类文化时，曾谈及“后人类”（post-human）这一概念，请问您可否就此概念，以及人类的未来谈谈自己的看法？斯乔平：今天在谈及包括现代生物技术在内的“会聚技术”的发展前景时，我们往往会将其与实际应用的取向相关联。比如治愈那些早先让医生束手无策的遗传疾病，再比如培养各种不会被免疫系统所排斥、能够代替受损器官并进行移植的干细胞。医学领域正运用现代技术，展开了延长人类寿命的现实前景。但是当前的技术发展并未对风险形成足够的重视，其中最为危险的，莫过于对人类进行极端的生物-控制论转换。所谓的超人主义（trans-humanism）便应运而生，该立场基于信息和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仅仅将人类视为追求更高思维进化阶段的中介。接着，这条进路开展出了新的向度，即“后人类进化”（post-human evolutionary）的线索。超人主义者对于人类未来的预测，存在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倾向。遗憾的是，此类可能性是无法被排除的。2013年9月，斯乔平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做讲座人类的生物基因发生变化，文化秩序亦会改变，平等等价值将遭破坏运用基因技术，设计多样化和专业化的生物个体，用以执行那些既严苛又精细的任务的研究趋势，将会彻底地改变公共生活的结构。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人类社会转变成类似于蚂蚁窝这样的昆虫族群。处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均由基因程序控制着，就像兵蚁、工蚁和蚁后等等。人是生物社会性动物，其生活行为被两类相互关联的程序所规定——生物基因程序和文化程序。如果人类生命活动的生物基因组成部分发生了变化，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的变更。人类在成千上万年间的社会演化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也将遭到破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中指出：如果生物转换彻底地创造出一类不同于任何“后人类”的“准-种族”，那么法权平等与人权的价值就失去了意义。仅仅把人类理解成市场关系的对象和手段，无异于替最危险的“生物-控制论的现代化”技术开辟了道路。现代市场原则上已经准备接受这种人类的“生物-控制论式的完善”技术。该技术既能收获巨大利益，又可以在工程、新材料制造和计算机研发等领域里带来技术创新。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代表著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人类熟练掌握会聚技术后，亟需风险评估，人文社科成果不可或缺在此情形下，分析风险与评估意义的重要性便急剧增大。在探索和掌控那些以人类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复杂发展系统时，专门的审查就成为了研究与技术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人文与社会专业知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类知识中是否应用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现实成果，由此形成了以解决具体研究和实际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知识综合体。在不久的将来，当人类熟练地掌握了会聚技术之后，仍然需要用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解决人类在那时候将面临的新问题，而问题本身应该由所有的人类生活实践领域来共同定义。由是观之，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著名民俗学家和文化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断言：“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世纪，或者它将根本不存在。”文汇：非常荣幸聆听您的见解，期待您在世界哲学大会的“科学、技术与环境哲学”专题会上做主持和报告。我们北京见。（感谢上外俄语系刘方洲同学对照片的俄文翻译）“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参与机构“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参与机构文汇报文汇讲堂工作室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大哲学系感谢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的指导来源：微信公众号文汇讲堂 原创：章含舟，陈欢

天大和南开在天津地区可谓是割据一方，虽然近几年南开在宣传方面一直领先天大，但天大务实求是的学术研究一直被认为比南开更胜一筹。南开重文，天津重理，天津大学的光学，精密仪器，建筑，化工，内燃机燃烧，海船，港口与河道工程都是全国翘楚，其中化工，精密仪器，光学，建筑更是是全国首位。天津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办研究生教育的院校，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毕业于北洋大学，早在1935年即开始招收首批硕士研究生。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天津大学成为国内首批成立研究生院的高等学校之一。因此，每年很多0考研学生对天大都趋之若鹜。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天大的一些热门考研专业。top 3 天津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专业历史可追溯到1895年北洋大学建校之初的机器学门，已为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及大型骨干企业培养了一万余名高级专门人才，是我国具有影响力的机械工程类高水平人才培养基地之一。本专业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现代设计、制造工艺与装备、服务机器人、测控技术、生物制造和制造业信息化等。随着国家建设 “制造业强国”规划的逐步实施，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top 2 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天大的建筑学专业是国家的重点专业，而天大校内名师云集。建筑学的发展，天大老八校的积淀绝对不是盖的，学术能力，就业渠道只要有天大这个名号都是有保障，无愧于985的一流专业。天大建筑学的名气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离开学校的校友们，现在活跃在一线的建筑设计师诸如崔凯，周凯，李兴钢等前辈都是，部院感觉都要被天大承包了。top 1 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天大化工专业号称“全国第一”即使再国外天大的该专业也是响当当的。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化学工程、有机化工(化学工艺)成为国家首批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该一级学科中其他二级学科相继被批准为博士点（均为教育部特聘教授设岗学科），而成为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毕业生可在化工、生物、制药、食品、信息等行业从事科研、技术开发、工艺及设备设计、运行、优化及技术经济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