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民俗学

考研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选择，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于想通过考研改变本科专业的学生来说，选对专业至关重要。考研有13大学科门类，每门学科又有很多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各个学科针对的研究方向也有所不同，尤其是相同学科里的不同专业方向，更是容易让人混淆，在开始复习时选错资料。下面启航考研小编就针对考研专业里最容易混淆的学科类别，进行分析对比，帮助大家理解专业方向，从而选对学科和专业。1.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的不同就在于：法学硕士属于学硕类型，法律硕士属于专硕范畴。法律硕士主要培养高层次的法律实践专门人才。在报考条件方面二者也有不同，报考法学硕士需要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不限本科专业，而法律硕士从2000年起，就不再允许法律专业本科生报考，本科学历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可以报考；在考试试题方面，法学硕士专业课考试试题偏重理论，法律硕士专业课考试试题偏重考查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2.教育学硕士和教育硕士教育学硕士是学术型硕士，教育硕士是专业学位硕士。两者在培养方面有区别，前者注重理论研究，包括教育学原理、中、外教育史的学习研究，后者注重专业的实践性。在考题方面，教育学硕士只需要考300分的教育基础综合，而专硕则需要考专业课一(教育基础综合)和专业课二。3.应用化学和材料化学两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研究方向和学习方向不同，前者注重化学成果转化为现实产品的应用过程，后者则是注重研究材料以及使用过程中涉及的化学原理和技术，要对化学材料有更深的理解。其实小编这样举出，大家还是不能很好理解，简单来说，从就业方面看，应用化学毕业生可以从事涉及化学的企事业单位，比如石油化工、环保、卫生检疫等等；材料化学专业毕业生可以从事化学材料制备、加工、利用等工作，比如：国有企业、钢铁制造企业等。4.民族学和民俗学民族学和民俗学是法学硕士下的学科，很多高校会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但是民俗学在本科专业里开设的较少。民族学属于法学的二级学科，民俗学是二级学科社会学下的研究方向。民族学专业主要研究民族的发展和变化，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民俗学主要针对历史和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理论探索和阐释，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和文化。5.新闻学和传播学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与很大的相关性，有的学校也会设立新闻传播学专业，二者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的。新闻学侧重于新闻采、写、编、评等实践能力，传播学的研究范围比较广，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等紧密结合，研究传播活动主题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新闻学专业毕业生多就业与传统媒体、事业单位等，传播学专业毕业生就业范围更加广泛，尤其是近几年兴起的新媒体、自媒体行业，都需要传播学人才。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记得关注考研小编哦每周持续推送考研干货

最近，小伙伴们不仅被报名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还因为目标院校专业的临时变更，无奈改选学校专业。我们想说，小伙伴们换专业时一定要注意，有些专业虽然名字相近，但考试内容和研究方向却大相径庭。如果报错的话，一年的努力就白费了。今天就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容易混淆的专业。01新闻学VS传播学新闻学和传播学都是新闻传播学专业下设的二级学科，但在各自研究领域各有侧重。新闻学侧重于新闻采、写、编、评等业务实践层面，具体到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新闻采制和运作。传播学研究范围广泛，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文化研究等紧密结合，研究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各种传播活动，以及研究传播活动主体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对考研来说，目前大部分院校的初试科目都保持一致，主要从复试方面有所区别。但仍有一些高校在专业课上就开始进行区分。所以，想要变更此类专业的小伙伴要注意初复试科目。02法律硕士VS法学硕士两者的最大区别是，法学硕士为学术型硕士，而法律硕士是专业学位硕士，报考还有法学和非法学的区别。法学硕士按一般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分专业采用导师制，每个学生一个导师。在读期间能得到该导师的全程辅导，相对法律硕士而言，更为长久，精细。法律硕士大多不分专业，往往存在一个导师组对一批学生进行辅导。但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部分学校也出现了在研二时对法律硕士分专业培养，也出现了分导师培养，具体情况因校而异。法学专业的考生既可以报考法学硕士也可以报考法律硕士(法学)，但不能报考法律硕士(非法学)。非法学专业考生可以报考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但不能报考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的初复试科目是不同的。法律硕士中，法学与非法学的初试专业课科目也是不同的，这一点需要小伙伴们注意。另外，法律硕士招生规模要多于法学硕士。03民族学VS民俗学民族学和民俗学同属法学硕士下的学科，毕业后颁发的都是法学硕士学位。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民族学是法学的一个二级学科，而民俗学是社会学下的一个专业。民族学专业是研究民族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专业。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文献资料和比较研究，弄清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民俗学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民族学与民俗学从报考二级学科开始就有所区别，初复试专业科目完全不同。04物理学VS应用物理学物理学和应用物理学都是对物理知识的深入探究，但两者的学习内容不同。物理学比较侧重理论研究，所学内容涵盖高中物理的大部分，并有较大深化。至于研究生阶段，物理知识则会更加难，同时需要学生有较强的数学能力。应用物理学比较注重在理论基础及实验成果基础上实现向现实技术的转化，对个人的数学基础和实验能力考验较高，也要求具有科学探索的精神。05应用化学VS材料化学两个专业都是主干学科化学下的分支，虽然都是化学相关专业，但侧重点仍有不同。应用化学当然是偏向于化学的应用，将化学成果转化为现实产品，对化学实验的操作有更高要求。材料化学则重点研究化学材料及涉及的化学原理，探究微观内容，学习内容主要围绕各种化学材料。应用化学和材料化学的初复试科目和要求都是不同的，复习的内容也不同，很难互相改考。06环境科学VS环境工程两个专业都与环境相关，但环境科学属于理学，环境工程属于工学。环境科学侧重于分析问题和学术研究，科学分析环境方问题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环境工程侧重于解决问题，运用工程学理论与实践来解决环境卫生问题。两个专业初复试专业课设置是不相同的。但有部分学校会将两个专业都放在工学学科下，这种是可以互相调剂的。报考这类专业的小伙伴们要提前了解好目标院校中这两个专业是否同属一个学科门类。最后，我们希望想改学校和专业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做出更改前，一定要去对比院校最新的专业目录和参考书目，免得出问题。

网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十大研究生最没出路的专业”的大盘点，对不同专业的吐槽似乎是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事情：生物，化学，材料，环保，这几样是不读研没前途，读了研也是坑土木，造价，石油，采矿什么的，夕阳行业，能吃饱饭，但就是不提倡经济金融，一堆人考，什么行政管理法学，不是柜员就是人力打杂的村了有个读211会计的，毕业在家半年了，文科简直看不到希望管理类，工作没有对口的，学的东西太杂，没有直接对口的工作劝人学医、天打雷劈……看着这些提及的专业简直慌得不行我就是这个专业呀之前小白就发过网上的一个吐槽：社会学是一个奇坑的专业，所有文科专业中最无用的。工作没有对口的，考公只能报“不限”的。希望大家可以告诉自己身边的弟弟妹妹，珍爱生命，远离社会学、社会工作、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关于“社会学是否有用？是否白读？”，小白不是这个专业，没有太多发言权，不过小白百度了一下。知乎上有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说得挺中肯的：发家致富？哪个专业能够保证每一个读完的人都能发家致富，从此出人头地，走上人生巅峰？？？如果有，请告诉小白，在线等！不否认，有些专业的确要相对吃香，对找工作而言，有一些天然优势。但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决定一个人未来是否出人头地，是否有社会地位，是否能创造自我价值，主要决定因素不在所读专业，而在于我们自己。1学的专业有用吗？之前小白从别人那里听过一个比较优秀的人，大连理工大学的周建仁学长。他的姐姐一直在贵州支教，他大三的的时候去看望姐姐，发现村里基本都是老人和小孩，父母都出去打工了，经常不能联系。等父母过了好几年回来的时候，孩子都认不出了……他想要为当地的发展，为留守在这里的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后来一个契机，他发现了当地以种植甘蔗为生，手艺人把甘蔗制作成红糖。所以大四的时候没有准备考研，不顾家人反对，回到这个贫困小镇，拜访老师傅学习熬制红糖的手艺，最终把红糖的制作工程化。向父母借钱开厂，带动了当地的就业，离乡的父母纷纷返乡，让家人团聚。他说到「正是本科阶段的学习，培养了他的“死磕”和“专研”精神，否则他不可能成为现在的一名90后创业者」。小白是工科，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之前上过的课，一些知识点细节早就忘得差不多（甚至一干二净），毕业之后将要从事的工作也和这7年学习的专业知识无关，并没有去做开发，成为一名程序猿。那我这些年的书就白读了？我这个专业没用？经过这些年的学习，通过各项专业课考试、完成论文这些只是一个结果，在追求这个结果的过程中，我训练了自己的基础技能，提升了综合素质的提升，培养了更缜密的思维。从曾经什么都懵懂的小白，到现在无论遇到什么新的事物，都能游刃有余，快速上手。这些才是我通过这个专业学到的真正受益终身的东西。永远都没有白学的知识，无用的专业，只有我们自己浪费的青春。2专业和工作不对口？这算上一个问题的延伸和补充。很多人都担心，自己的专业以后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相关的工作怎么办……上面的例子中提到的周建仁学长本科专业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与红糖制作以及开厂八竿子打不着；小白的专业是计算机，虽然很火，但小白也没有毕业去公司敲代码。我们都在另一个领域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价值。哪有什么直接对口的工作呀！无论是大学本科，还是硕士研究生，学校的课程只能说把我们在某个方向带入门，入门之后是否要继续深入，就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对于研究生来说，和本科生的区别除了日常课程，还有一个很具体的「专业研究方向」。我们最后围绕这个研究方向上努力2-3年，发学位论文，完成毕业论文，然后毕业。可又有几个人毕业之后找的工作是自己的研究方向呢？因为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更加具体，所以更不可能找到完全对口工作。多少人毕业之后选择了考公务员、跨专业找工作、或者投身创业……在公司里面能够用到学校所学专业知识的10%，都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我们花这么长的时间独自专研某一领域方向，做实验、写论文、反复修改论文，不是为了毕业找相关工作，而正是提升我们的「综合学习能力」。而这一点正是除了硕士学历外，读研能带给我们的那些不一样……3从今天起，做个不一样的人我们所学的专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对我们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吃过饭、走过路、读过的书，都会融化到我们的身体、骨骼和灵魂上。扪心自问，在学校的期间，我们每天虚度了多少时间，每天花在睡懒觉、打游戏、刷剧、刷综艺等的时间有多少？花在专业学习、自我成长上的时间有多少？“这个专业一点用没有……”“这个研究生白读了……”真的只是专业的锅吗？！网上有人在选专业这件事上给出了很中肯的建议：无论学什么专业，都不要忘了搞好自己的计算机/数学基础/金融/外语，以后会有用……

前些日子，杨国桢先生在2018-06-10“澎湃新闻”上发表了《重出江湖：1973年与傅衣凌先生同行》的纪念文章。杨国桢老师写道：“1972年10月，厦门大学文史系解散，复办中文系和历史系。陈在正任历史系主任，招收普通班工农兵学员30人，定学制为三年。1973年1月，工农兵试点班学员学完二年后毕业。重建的历史系如何‘以社会为工厂’办下去，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厦门大学如此，其他学校也同样感到迫切，因此纷纷派教师到各地高校串联‘取经’。在这种形势下，厦门大学决定派傅衣凌先生、柯友根先生和我到各地学习考察，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周游列国’。……傅先生重出江湖，是历史系的金字招牌；柯友根是地下党出身，能言善辩，是交际的高手，负责对外联系；时我方过而立之年，文笔敏捷，负责记录和整理汇总信息，向校、系书面汇报。而我们则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任务。”杨国桢先生文中所记是1973年的事情，其时我还在部队服兵役，无缘获见老师和学长们的风采，时时感到遗憾。不过还好我于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作为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在1977年3月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这样也算附上骥尾，当上了傅先生的“广义”上的学生。我一拿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尚未入学的时候，许多热心人就告诉我，厦门大学历史系有所谓“傅韩”的两张金字招牌，傅即傅衣凌先生，韩是韩国磐先生。听了热心人的介绍之后，自己就感到有些洋洋得意起来，原因是自揣不是读书的料子，“工农兵学员”的名号已经不再吃香，成了“恶谥”。日后不成材、万一遇到刻薄的人挖苦我们“工农兵学员”，我可以搬出“傅韩”的金字招牌，抵挡一阵。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拉大旗做虎皮了”。本文作者陈支平教授由于有了这种不足为训的“未雨绸缪”的心理打算，我从入学这天时就比较用心打探傅先生和韩先生的轶事传闻。其中打探到的一条最重要消息，是傅衣凌先生于1975年退休了，听说还准备回到老家福州去安度晚年。这让我很惊讶：其时在大学里尚无明确的退休制度，七八十岁未退休的老教师比比皆是，而且“老教授”似乎是愈老愈宝贝，从当时的电影中看到，厉害的老教授，非得随身带上降压药、救心丹之类的东西，就显得气派不够。傅衣凌先生年方六十有余，何至于就匆匆退休赋闲在家？兹事体大，我得赶紧深度探听原由。经过多方的消息证实，原来傅先生的二公子在深山插队很多年，一介书生的傅先生，实在没有本事给儿子“走后门”，致使二公子在深山滞留不得回城。幸好此时有了好政策，说是在职的国家员工，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让插队久久不能归来的儿子们“补员”回城。万般无奈之下，傅先生办理了退休，二公子因此“补员”回城，在厦门大学食堂卖稀饭。说到这里，我们再来温习杨国桢先生的文章，傅先生于1973年“重出江湖”，看来只在当时晃荡的大学的江湖里厮混了两年多，两年多后又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说来还是我的运气好！傅衣凌先生第二次退出江湖不到一年，时风丕变，天安门广场多了一座“毛主席纪念堂”，供亿万人民瞻仰，大学里的老教授们再度吃香起来。傅先生既然是金字招牌，那就不由分说，再一次成为厦门大学的正式教职员工。遵循杨国桢先生的算法，傅先生的这次出山，可谓不折不扣的“三出江湖”！按照国内大学的学期制度，我的这届附上骥尾的“工农兵学员”班，本来是应该在1976年9月份同傅先生一道走上江湖的。但是据说国家太忙，不得不推迟到1977年3月入学。不过这样也好，老师先就坐，学生随后拜山门，也算是尊卑有序了。伦序既定，我戴上厦门大学白色的校徽，对外声称傅衣凌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倒也没有太多的错误。只是那时傅先生的事务太多，教育部又把他放在厦门大学副校长的位置上，连累得我进入学校一年半，连傅先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过。影子既然看不到，那还是来点耳食的吧。从比我长一大辈的学长郑学檬、杨国桢等老师那边听来消息，傅先生当上副校长之后，做了两件跟我有关的重要事情：一是向学校申请经费，经福建省省委宣传部批准，创办了季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如今创办学术刊物，其艰难的程度犹如“难之上青天”。傅先生执风气之先，不失时机地创办了这样的刊物。如今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重要学术刊物。嘉惠后学，润物无声；睹物思人，可不慨叹思颂！另一件事是据说傅衣凌先生从学校争取来了二千元人民币，准备于1978年春夏之交在厦门大学举办“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这个学术讨论会的名称现在看来有些拗口，但是在当时是很符合政治形势的，因为中央领导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大家听到都很高兴，我们虽然是从事“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历史学，但是能够赶上“科学的春天”，也还是精神为之一振，学术讨论会加上这个时髦的口号，合时宜也。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重要政治意义我当时还领会得不很清楚，但是它令我欢欣鼓舞的是终于可以见到傅衣凌先生本人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学术讨论会得场面确实很大，堪称盛会。历史系办公室广发英雄帖，国内东西南北中的历史学同行纷纷响应，总共有一百数十人吧。比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林甘泉先生、副所长熊德基先生，也都联袂前来。会议规模如此之大，限于当时的条件，历史系的接待工作相当繁重。历史系的精英青年教师如郑学檬、杨国桢等，充当会议秘书；其他的老师，有的分工迎客接送，有的专司往返票务，有的则包干会场教室等等。我们这些本科学生，负责茶水供应。说到茶水供应，严格说就是倒水给各位与会老师解渴。这项工作现在看来太平常，只要一个电话打给超市，超市立马送来一箱一箱的矿泉水，同学们只要把矿泉水安放在坐席上，就算完成任务。但是四十年前，这项工作却是相当的繁重而麻烦。首先必须给学校的相关部门领导呈送申请报告，批准之后打借条给学校食堂，暂借带有火苗的蜂窝煤炉若干座、蜂窝煤若干箱，铝质烧水壶若干个；那时喝水的茶杯也稀缺，代替茶杯的是饭碗200个。同学们与食堂管事清点交接完毕，把这些家杂搬到会场及分会场，在会场或分会场里找个合适的角落，起炉开火，烧水等候。会议开始之后，我们就提着里面装着滚烫开水的铝质水壶，逐一在老师面前分发饭碗，冲上热水。略过一些时间，估计碗里的水有所消耗，我们再逐一前往添加，绝不能让开会的老师们无水可喝、口干舌燥，影响他们的发言。这项工作虽然繁琐，但是为我提供了与傅先生直接见面的机会。傅先生是主人，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的开水更是不可缺少。我赶紧利用这一难得的倒水权力，恭恭敬敬地把一个印有公鸡图案的饭碗放在傅先生的面前，再恭恭敬敬地斟上满满的一碗水。其时傅先生当然不认识我，只知道这是历史系的学生，他也就微笑向我点头致意。这个点头微笑让我大为满足，终于抚慰了我一年多来无缘获见的仰慕情愫。事过之后，经常还为此事暗自得意：根据民俗学家的论说，中国在3000多年前就有“敬茶拜师”的优秀传统。我的这次与傅先生的敬水之仪，虽然匆匆而过，但是颇为符合古意，可惜的是傅先生没有给我回赠《论语》、葱和芹菜一类富有寓意的东西。如果有，那我就真有向外炫耀的本钱了。话扯的太远了，回到学术讨论会上。会场上各位老师的发言都是他们几十年来深切研究的精妙之语，但是以我的“工农兵学员”的樗栎之资，大多也消受不了。不过在倒水的过程中，南开大学王玉哲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王玉哲先生发言的大意是：我是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这么多年来要我承认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战国之交，我是死不瞑目！那个时候我年轻好奇少不更事，听了王玉哲先生的发言之后，第一反应是西周也好、春秋战国也罢，距离我们今天二千多年，那时是不是封建社会，关你王先生什么事体，何至于到“死不瞑目”的天地？但是后来我自己走上了从事历史学研究的道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师友们的熏陶，我才意识到王玉哲先生此言，饱含着他对历史学专业的执着和对学术真谛的无限热爱。本来，中国有没有存在过“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何时，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学者们是可以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式，进行自由讨论的，不同的观点也是可以共同存在的。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一个好端端的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王先生的学术观点，不符合时行的政治观点，备受压制，这也就难怪王玉哲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海边一隅的厦门，山高水深皇帝远，发出了自己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学术郁闷。这么多年来，我自己越是在历史学的道路上厮混，越是会经常地回想起王先生的这次发言，心中充满了对于傅衣凌先生、王玉哲先生等史学前辈的崇敬之情。说到这次讨论会上各位前辈老师对于历史学的热爱，其实单凭从全国各地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位学者这一点，就足于证实。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的厦门，是名副其实的“边陲之地”，交通极为不便，不要说没有飞机通航，就是火车，最远直达的班车，是厦门往返于上海，时间长达四十个时辰。其他地方的学者要来厦门，非得经过多次转车不可，有时甚至需要火车、汽车、轮船、人力车并用。如果是西北地区、北方地区来的学者，需要辗转好几天才能到达厦门。听系里经管接待的老师说，有两位学者来到会场时，正好赶上讨论会的闭幕式，也算是不虚此行了。更为严重的是，有位先生辗转颠簸到福建境内的三明地界，终于坚持不住，撒手归西了。我们这些同学在忙于烧水敬茶的时候，系里的老师还得派人赶去三明，办理丧事。事情虽然很让我们大家遗憾悲伤，但是史学前辈们对于历史学的执着追求精神，使我至今难于忘怀。“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结束之后，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傅衣凌先生。一方面是自己来厦门读大学，全凭运气所赐，中学时段只入学一年多，接着是做了七年农民、三年服兵役，自忖“学无根柢”，不便在“学问”上凑热闹；二是傅先生实在太忙，副校长之外，又是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等一大堆头衔。既然我拜见傅先生的好奇心已经得到满足，也就不好无端去骚扰他老人家。偶然听到的消息，是教育部布置在国内的一些著名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傅先生和韩先生即“傅韩”二人一道挂起招牌，开始招收“中国经济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但是这种事情于我实在过于遥远，我也就不予关心了。1979年5月的一天晚上，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来到我们的宿舍，对我们做起思想工作。说的是傅先生和韩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史学权威，自从去年开招硕士研究生，总共招得5名，韩先生两名，傅先生两名。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谢国桢先生极力推荐，从历史研究所那边转来一名，傅先生招得三名。这些第一批的学生，或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及之间就读大学而矢志从学的“好学”之士，或是家学渊源、门楣书香的优秀子弟。一听到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立即负笈前来、义无反顾。可惜这样的读书种子所剩无几，到了第二次即1979年挂牌招生的时候，傅韩二人竟然只有一名考生报名，这让系里的领导们很为难。无奈之下，系里的目光转到我们这些难于入流的“工农兵学员”身上。总支书记谆谆教诲：我们知道你们的底子差，考不上。但是为了让傅、韩二位先生脸面上过得去，你们还是前往招生办踊跃报名。至于日后考不上，你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包袱负担，二位老先生那边也能理解。领导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工农兵学员”虽然出自三教九流的门下，读书的底子有些问题，但是普遍有着“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革命精神。在总支书记的激愤之下，我们班里连同我在内共有六位同学，一起报了名。两个月之后，我们六人照例一本正经地进入考场，涂鸦一番之后，兴高采烈地走出考场，大家感觉了结一番少有的壮烈义举，各自散开。再过两个月，9月份的一天，总支书记满脸笑吟吟地把我请进办公室，庄严地递给我一份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一面向我表示祝贺，一面向我表示感谢。说是幸亏我去参加报考，连同之前报考的一位“文革”中间毕业的大学生，今年正好录取两名，傅先生和韩先生各取一名，我跟傅先生读明清经济史，另一位谢重光同学跟韩先生读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终于凑成大吉大利之数。这个结果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出自农家，之前所谓读书的时间，还没有不读书的时间长。侥幸进入大学之后，最大的愿望是分配到一个好工作，做好一名“国家干部”；再就是赶紧找到一位吃商品粮的女伴侣，成家立业，对自己、对父母、对家乡的父老乡亲，都有一个比较说得去的交代。这下乱了套，原先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自己的人生道路一片迷茫，只能重新规划了。那个年代考上研究生，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花俏想法，既然读了研究生，那就准备读书“做学问”吧。不像现在的报考研究生，也许是受到“文化多元”的影响，有工作不如意改读研究生的，有大学毕业一时找不到可意的工作而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从政为官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经商发财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博得女朋友欢心而报考研究生的，有为了父母亲戚朋友报考研究生的，可谓应有尽有。我招收过几位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台湾籍的博士生，我不免好奇问他们：台湾不承认大陆大学的博士、硕士学位，你们年龄也不小了，你们攻读博士学位为哪般？他们的回答更是令人感到英奇高格，说是为自己的祖宗们读的，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可以在自家的祠堂中挂上博士的匾额，光耀门庭。这种读博动机，真正是充满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宝贵气息了！回到四十年前，那时考上研究生既然是要“做学问”的，我也只能静下心来，不去考虑怎么做好“国家干部”和讨老婆的事情，先把傅先生的门墙熟悉一下，以便今后有所识相、少失些礼数。傅衣凌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招过两位研究生，一位是唐文基师兄，福建省福州籍人；一位是蒋兆成师兄，浙江省杭州籍人。这两位师兄在“文革”前已经毕业参加工作，我是到了1978年傅先生举办“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他们的。其时因为自己没有从事“做学问”的打算，也就没有与他们交谈，只知道这二位是傅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都是南方人士，所操的国语普通话极富地方特色。我入学研究生后，论资排辈，除了傅先生是师尊之外，他们二位是同门之内我最需要尊敬的，必须赶紧了解他们的情况。唐文基师兄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但是听说师嫂特别眷顾老家福州，不久唐师兄也就从社科院调转福建师范大学工作，这倒方便了我，可以就近多多请教。蒋师兄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工作，由于他的语言极富杭州地方特色，弄得他给本科生上课时，师生之间经常交通不畅。蒋师嫂同样是一位热爱家乡杭州的女士，不久蒋师兄也就妇唱夫随，蒋调转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这就使得我拜见蒋师兄的机会没有唐师兄那么便利，曾经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上见面，但是碍于双方的语言都是相当的奇特，我所遵循的兄弟孝悌之道，只能是多多鞠躬。而蒋师兄的应对之道，就是多多点头。研究生李伯重、刘敏、陈支平等陪同云南大学李埏先生接下来傅衣凌先生招收研究生，是到了1978年的秋季。此次傅先生和韩先生一道招收“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共有五名。韩先生名下有杨际平师兄和李伯重师兄；傅先生名下有刘敏师兄（中国社科院转来，后来易名为“刘秀生”）、魏洪沼师兄和黄爱淳师兄。1981年这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时，杨际平师兄留校任教；李伯重师兄因为当时韩国磐先生还无法招收博士生，与刘敏师兄转到傅衣凌先生名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厦门大学也是中国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1年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之时，从教育部到厦门大学，对于如何毕业以及授学位等事宜，都不是很清楚。1981年春季傅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顺便向有些消息灵通人士打听如何进行这些事情。打听到的消息是：硕士学位的授予应该控制在50%左右。傅先生回校之后，据此办理。五位研究生，略为超过50%，也就是四舍五入，授予杨际平、李伯重、刘敏三位师兄硕士学位，魏洪沼、黄爱淳两位师兄，只好受些委屈，暂时没有授予硕士学位。不料傅先生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才发现教育部并没有这种限额的规定，北京各单位绝大部分是皆大欢喜，人手一证。傅先生不免有些后悔，返校之后建议魏、黄二位师兄修改论文，等到第二年即1982年我毕业时一起答辩，补授硕士学位。但是事过境迁，黄爱淳师兄由于家庭的负担，无力返校重新答辩，最后的结果，是魏洪沼师兄和我一起答辩通过，于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由于消息的误传，致使魏洪沼师兄落后了一年，与我同年，我倒沾了一点“犯上作乱”的便宜。刘敏硕士答辩后与傅先生、师母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刘敏硕士答辩时照的，在专家楼。前排左起：社科院历史所曹贵林研究员，北京大学许大龄教授，傅衣凌先生，韩振华先生，陈璧笙先生。后排左起：刘敏，研究生科张科长，杨国桢，陈诗启，郑学檬。1980年，即我考上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国家忙于拨乱反正，百业待兴，报考研究生的生源依然是青黄不接，缺少我等这种不知深浅的愣头青的人物，因此这一年傅先生和韩先生都没有招到研究生。1981年之后，情景就不同了，1978年初入学的恢复高考后的毕业生陆续问世，有志青年所在多是，接下来报考傅先生和韩先生研究生的不乏其人。韩先生那边的我记得不太清楚，傅先生这边，硕士研究生共有陈铿（现在美国）、郑振满、徐晓望、郑志章、王日根、郭润涛、张和平。1982年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继任傅先生的学术助手。早先担任傅先生学术助手的先后有杨国桢老师和林仁川老师。八十年代以来，杨、林二位的学术生涯蒸蒸日上，不好继续担任傅先生的助手，由我继任。1984年春天，傅先生不幸染上胃癌，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李伯重、刘敏尚未毕业，我们也都不忍心向傅先生提出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要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傅先生和师母二人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跟前，要我速速到研究生招生办报名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我知道这是傅先生和师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我除了默默感激、铭记五内之外，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这样，我于1985年成了傅先生招收的第二届博士研究生，在职攻读。我入学之后，傅先生的病情有所好转，第二年即1986年，陈春声、郑振满接着报考博士研究生。1988年春季傅先生的病情再度恶化，不久去世，博士研究生陈春声、郑振满和硕士研究生郭润涛、张和平四人，转到杨国桢老师的名下，先后获得博士学位。1987年初我被学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傅先生从此不准备再招硕士生，这一年已经报名的刘永华，就转到我的名下，算是我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从1979年至1988年，我跟随傅衣凌先生学习工作近九年时间。我最大的受益，是来自傅先生不经意的言传身教，而不是正儿八经的授课。傅先生是福州人，讲的国语普通话也是相当的奇特，一般的外江佬是不大容易听懂的。再加上七十年代后期傅先生三出江湖之后，各种工作实在太忙，又应邀到日本、美国等出访讲学，抽不出太多的时间给我们上课。累计起来，傅先生给我们几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授课的时间，不会超出一个月、十节课的光景。由于语言上的原因，傅先生授课的最大特点，是埋头念稿子；我们这些同学也是闷着脑袋，死命做笔记。过些年我帮助整理傅先生的书稿准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才发现他给我们上课时埋头念的是他的名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虽然傅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十分有限，他的福州方言口音我们也不能全部领会，但是他给我们的教诲，更多的是日常言行举止的精神表率，特别是他在晚年重病期间，还坚持学术研究工作，他的许多著名论述，如中国封建社会是弹性的社会，既早熟、又不成熟；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了新的发展因素，但是强大的旧势力，死的拖住活的，使之难于顺利发展，等等，差不多都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正式提出来的。去世前半年，他还请博士研究生陈春声帮助，撰写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整体发展道路，提出了足以振聋发聩于历史学界的全新论述。在这期间，每当我看到他摇晃那消瘦虚弱的身躯，交代我去图书馆查阅什么什么文献资料时，心里百感交加，至今无法忘怀。1981年硕士研究生答辩时的旁听席。我们今天回顾傅衣凌先生培育研究生独特的方式，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今天在全中国流行的培养研究生的模式。如今的培养研究生，是由教育部相关部门制定出来的程式化模式，全中国的导师和学生，是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的，缺一堂课就有被追究责任的危险。我自己从1987年开始指导研究生，已经带了好几十名研究生，大概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吧，至今不肯老老实实地遵循教育部规定的教学程式来指导，尽可能少上一些课。好在现在年龄比较大了，学校的管理部门出于惜老怜贫的好意，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从我的内心，我还真的怀疑：究竟当今的程式化培养方式，真的就比四十年前老师的言传身教更具科学性？当然这种事情不是我所应该管的，还是回到当初我读研究生时的情景。由于当初是以“中国经济史”的名目招生的，所以除了傅先生授课之外，韩国磐先生也授课。记得韩先生给我们上过一个学期的课，授课时间比傅先生长。韩先生的国语普通话比较纯正，同学们都听得明白。但是其时韩先生刚做过食道癌的手术，身体相当虚弱，食道切除一段之后，不够长度，把胃提到胸口的位置，容易受凉，须在胸口藏胃的地方特别加盖一块保暖小棉片。如此一来，韩先生的身体经不起长时间的讲课，每次差不多只能讲半个小时左右。韩先生住在鼓浪屿，距离我们居住的厦门大学本部有数公里，还得乘坐渡轮跨海才能达到。因此每星期到鼓浪屿上课，大家必须算好时间，共同进退。车船周转一下，一般都要到9点才能到鼓浪屿韩先生家里。韩先生是一位十分儒雅的学者，待客礼仪周全。我们一到，第一道程序是喝茶，师母捧上果盘，里面有饼干一类的点心。我出身于农家，吃东西至今还是走“猪八戒吃人参果”的路数。但是来到韩先生家里，不敢放肆，学习斯文，浅尝辄止。茶点完毕，韩先生再慢条斯理地讲授约半个小时。再喝茶，吃点心，同学们讨论讨论。如此几来几往，约摸有一个半小时了吧。我们告辞回校，韩先生照例要巍巍颤颤地送到门口。这样结算下来，一个学期韩先生的授课时间，大约十个小时。如今四十年过去了，韩先生所讲的内容，自然还记得不少，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韩先生家里的茶和点心。最后，我要补正杨国桢老师在《重出江湖》中的一点记述。杨国桢老师记云：“（5月）9日，傅先生先行乘火车到北京。……23日下午，访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到中华书局拜访总编辑丁树奇先生时，本想打听《林则徐传》是否可以续写出版，不料他说‘文革’前签订的出书协议失效，颇为怅然。”杨老师这里漏记了傅先生的一本书。“文革”之前，中国历史学界在翦伯赞、郑天挺教授的主持下，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一套十余册，这套书堪称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主编聘请国内在各个断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参与，傅衣凌先生负责明史部分，属于第八分册。1966年，傅先生完稿并交付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华书局也是革命第一，编书先放在一边。几番“造反有理”之后，傅先生的书稿不见了。“文革”结束之后，中华书局倒是依然认得此账，要求傅先生重新编写。当时人手不够，除了网罗杨国桢、林仁川二位之外，竟然把我也拉了进去。1983年我到沈阳参加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顺道把一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史部分）的书稿，交给了中华书局热情的林编辑女士。这次中华书局高度负责，不久把书印出来，可惜我把林编辑女士的名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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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系中文学科是复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复旦大学中文系前身为复旦大学国文部，建立于1917年。1924年，国文部主任邵力子教授向学校提议改国文部为中国文学科。中文之正式称系，始于1925年秋，中文系的成立适应了五四新文学发展的需求，是新旧学术、东西文化交相激荡的结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由复旦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和上海学院四校的中文系合并组建了新的复旦大学中文系，郭绍虞、吴文祺、刘大杰、朱东润、余上沅、陈子展、蒋天枢、王欣夫、张世禄、李笠、赵景深、贾植芳等一批著名教授齐聚复旦，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复旦中文进入国内一流大学中文学科的前列。20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中文系被确定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专业门类齐全。2016年，中国语言文学系入选上海市“高峰”学科，2017年入选“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学院概况1958年起中文系分设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1983年定名为汉语言文学和汉语言两个专业。中文系在文革前已开始招收研究生，文革后国家实行研究生学位制以来，中文系又正式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目前本系共有硕士点12个（民俗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现代汉语语言学、电影学），博士点11个（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现代汉语语言学、影视文学），中文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也于 1995年正式建立。教师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科研成果丰硕。凝聚了一支敬业爱人，科研能力强，潜心教书育人的师资队伍，保障了本科阶段的教学质量，特别是65岁以下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开课率高。培养目标汉语言文学专业将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具有一定文学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能在文化管理、新闻出版、高校科研机构及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科研，以及与文化宣传有关的各类实际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汉语言专业要求学生掌握汉语及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有关汉语、语言学与中国文学的基本训练，具备语音实验技能、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汉语教学法及语言调查及研究的专门知识，同时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对人文及社会科学有相当的了解，具有一定的教学科研能力和较强的实际写作能力。学习资源培养创新举措总体思路：通识教育课程强化基础理论，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专业课程稳固基础，注重思考能力培养，并结合实践教学，培养创新意识。并根据本专业的特点，适时增加新的课程，充实计划。（1）教学模式改革创新除了课堂授课之外，还形成了包括专题讲座、研讨班等在内的多种课程学习模式，使学生扎实地掌握基础知识，形成了优良的学习氛围。（2）利用互联网技术，鼓励在线课程建设（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小班化教学，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全员导师制；推进学生国际交流；尝试开展荣誉课程建设。（4）教学及管理信息化本科教学特色与优势积极探索“点上培优”和“面上普及”相结合，“老师引领”和“自我探究”相结合，“学习研讨”与“社会践行”相结合的路径，守正向学，发挥学科优势，弘扬人文传统，引导培育学生学术兴趣、提升学术素养、凝聚学术共识，实现学生全面发展（1）课程建设成果突出注重课程和教材建设，课程体系完整合理，具有学科特点；教材编写形成了系统化、经典化的特色；通过“荣誉课程”的设立和建设，将会创建一批特色课程。精品课程建设（2）注重学术能力培养不少中文系老师依托任重书院都在课余时间开设经典研习班，指导同学们精读文本，三年时间，中文系教室有15人次开设经典研习班，和学生共同研习了15本经典著作。经典研读班中文系还组织各种讲座与沙龙，开拓本科生的视野，扩展师生学术交流的渠道。形成了惠风中文、导师面对面、师主任茶座、彩虹坊等一系列品品牌活动。此外，继承和发扬中文系重视文学创作的传统，组织各类诗歌交流会和文学创作比赛。（3）丰富的第二课堂中文系自身学科特色，开展着社会实践类、传统文化类、艺术类与文化辐射类等等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文化育人活动，从而帮助本科生第一课堂之外，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学科精神内涵。实践项目（4）生涯教育考虑到中文系女性占比较大，复旦中文系特别成立“彩虹坊”女性生涯工作室，结合实际，构建“实践、理论”并重、“线上和线下”并举的双线思路，围绕“生涯导航、外塑形象、内铸涵养”三个维度，开展了“‘生涯彩虹’实践调研、女性学术生涯故事、生涯深度访谈、生涯理论研究”四个系列专项工作，并有线上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线下实施“生涯彩虹”实践计划。（5）学风与学习效果全系不断加强学风建设，提升集体学术氛围。从整体出发，以个人为着力点，以班级为单位，切实打造刻苦钻研、潜心向学的集体学术氛围。通过召开学业主题班会、打造学术资源平台、建立学生成长咨询工作体系等切实帮扶学生。毕业去向从2016-2018三届届毕业生的毕业去向来看，连续几年，三分之二左右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生选择继续在国内外高校深造。近三年中，中文系在海内外继续深造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国内读研的学生均就读于C9高校，海外求学的学生中，在QS排名前100名学校中就读的比例也处于高位，并有渐增趋势，2018年在QS排名前100名学校中就读的比例达50%。来源：复旦大学 来源丨中国语言文学系编辑丨德力娜尔

2018年7月11日，著名民俗学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乌丙安于当地时间6点45分在柏林逝世，享年90岁。/在守候文化遗产的战线上，他是一名老兵在守护非遗的大厦口，他是一名守门人/乌丙安，1929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祖籍喀喇沁，蒙古族。辽宁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省文联顾问，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辽宁省老艺术家协会副会长。辽宁大学教授，创办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并任多年主任，国际民俗学家协会（F.F.）全权会员（全世界78人中国仅2人）、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委员会评委、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民间叙事创作研究协会（ISFNR）会员、德国民族学会会员、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会员。兼任多所外国大学教授、客座教授。多次获得中国民间文艺界最高奖 “ 山花奖 ” ，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1992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7年获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2017年底，在光明网主办的2017 “ 中国非遗年度人物” 推选活动中，乌丙安全票获得2017 “ 中国非遗年度人物 ” 称号。在给予他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一生坚守老而弥坚，在守候文化遗产的战线上他是一名老兵；严把质量不辞劳苦，在守护非遗的大厦口他是一名守门人，他用时光诠释了对祖国文化的爱，用热血抒写了对民族遗产的情。”而最年长的乌丙安教授作为第一位 “ 非遗年度人物 ”，快步登上舞台，他幽默睿智的开扬，敏捷自如的行动，让在场的后辈都不禁为乌老的乐观和健康鼓掌喝彩。他谦逊地感言： “ 荣誉应该属于大家，特别是传承人和传承人群，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希望国家十几亿人都自觉地保护非遗，这是我一生的想法。把心思都放在非遗上，是责任和义务，更是本份，我自得其乐，非常开心，这也就是长寿的本钱。”乌老分享了非遗的心得，还顺便告诉大家长寿的 “ 秘籍 ”，言谈举止中都是对非遗的热爱。 “ 非遗不是表演，也不能游离于生活外，非遗就是生活，应该回到民间、社区与普通的老百姓息息相关。”60多年来，非遗已然成为他的生活，从 “ 小乌 ” 变为 “ 老乌 ”，再变为 “ 乌老 ”，不变的就是这份对非遗的热爱和真挚。/给自己的人生分了四个阶段/“ 从人生角度，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给别人带来任何麻烦。”“ 我给自己的人生分了四个阶段。前25年是求学、求知阶段，就是追求人生理想的25年。1949年，我只身离家，投奔晋察冀解放区，辗转来到北平，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1953年，又以新中国首批研究生的身份，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民间口头文学专业，师从 钟敬文 先生研究民俗学。”“ 第二个25年是完全在坎坷中，理想全破灭了，直到第二个25年结束，我又回到辽大。回来以后，1977年开始招生，就是你们的同事、后来在沈阳日报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文刚那届，我开始教他们。”“第三个25年，我的事业一下打开了。50岁，我要甩开膀子干事业。当时辽大冯玉忠校长说，乌丙安是从农村回来的老师里不知疲倦的那个教师。我3个月写了60万字论文和著作出版。”1978年，经历了重重曲折之后的乌丙安，带着300多万字的第一手民俗调查资料和妻子儿女回到沈阳。当年10月，两封邀请函让他看到了曙光——它们分别由国家教委和中国文联发来，前者是调乌丙安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全国统编教材《民间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后者是请他参加第四次 “ 全国文代会 ”。随后、乌丙安又被辽宁省选为筹建民间文艺家协会负责人。1979年，辽宁大学迎接乌丙安回校，并首开先河，于次年开设民俗学课程；为更好地进行调查保护他们组建了采风队，开始在全东北进行民俗文化的抢救性保护。作为教育家，他于1980年3月在辽宁大学首开 “ 民俗学 ” 系列讲座，组建辽宁大学民俗学社。1982年，高教部批准辽宁大学民俗学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他任研究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同时担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民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指导国内外研究生40多名。他还承担了教育部在辽大举办的民俗学助教进修班导师工作，培养了汉、蒙、藏、维、苗、羌、撒拉族等多民族民俗学讲师助教，现在都已经成为民族院校的学术带头人和国内外民俗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乌丙安与妻子 回访40年前 “ 下放 ” 农村的故居小屋和旧时老友/我是田野派第一线的/“ 我的学生现在已经有许多是国内、国际的知名学者、博士生导师，我应邀到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多次讲学，但是我现在走到沈阳街上就是一个普通老人，你们看到了，我经常拎着篮子上街买菜。”“ 我们培养的教授有的被百姓称为 ‘ 叫兽 ’，有的专家被说成 ‘ 砖家 ’，我为他们羞愧，我的学生里如果出了这样的，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学生非常能吃苦，他们出成果、低调，默默无闻，一扎下去就在村子里。”“ 我是田野派，第一线的，我肯定是到第一线去考察民俗的。我的民俗事业、民俗学事业是并举的，扭秧歌、耍龙灯，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到百姓中间，我能大声和他们唱、和他们交流。我到一个地方就尽可能说一个地方的方言。我除了通过资料学，就是到现场考察第一手材料中去学。”作为国家非遗领域专家，乌丙安参加了国家非遗名录 15000多申报项目的评审工作，参加了 40 多项世界级人类非遗名录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工作，参加了 4500 多名申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工作。在国家住建部参加了国家级 3000 多个传统村落的评审推荐工作。在全国 29 个省的 200 多个乡镇村落做了实地调研工作。他在1980年之后陆续提出的非遗传承人和传承谱系的保护理论和实践、保护法规的制订意见、大型节日遗产整体保护的措施方案、国家级名录申报评审方案及文本格式的设计、保护工作手册的编纂方案及统稿办法等都获得采纳。目前，国家先后评定了五批国家级传承人，为此乌丙安教授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心血。他说，“ 非遗 ”保护的具体实践也遇到不少困难，比如，近年来我国主要采取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其中，生产性保护最为复杂。/学术成果及其影响/乌丙安已出版专著有《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中国民间信仰》、《民俗学原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民俗文化新论》、《神秘的萨满世界》、《生灵叹息》、《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一至八卷》等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58篇。主编《中国风俗辞典》及民俗学丛书；担任63卷本《中华民族文化大系》总主编，成为2017年全国重点丛书。以上《民间文学概论》繁体字原版大学教材1956年出版是20世纪50年代第一部高校民间文学交流教材。《民俗学丛话》1983年出版后，被国内外媒体公认为建国以来第一本民俗学研究著作；《中国民俗学》1985年出版后又被国内外媒体认定为建国以来第一部民俗学概论高校教科书，被多所大学该专业研究生班选用。他的《论民间故事传承人》1982年发表，首次在我国提出 “ 传承人 ” 概念和理论，推动了民间故事集成的传承人故事普查挖掘，他接连组织出版了《满族三老人故事集》等一大批著名的传承人故事专集，其中《朝鲜族金德顺故事集》被日本翻译出版，他为中日文本写序言再次扩大民间文化传承人理论的传播和应用。《民俗学原理—传承论》1991年出版后， “ 传承人 ” 概念及相关理论与实践更加扩大影响指导实践。应文化部邀请由他主笔编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书》，他提出的 “ 传承人 ” “ 传承谱系 ” 栏目的建议得到采纳，传承人概念从此得到广泛认同，进入法定文件。2014年，8卷本的《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出版。文章、 图片来源于网络End真 實 地 記 錄 傳 承 者【向祖先的智慧致敬 向堅守在文化傳承路上的人致敬】長按二維碼 關註 ·「壹脉」

过年发红包，端午吃粽子，中秋送月饼……每到这些节日，我们就会想起相应的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这些民俗背后都有经济的影子。“经济社会学已经有百年历史，论文和著作也很多。经济人类学也是一样。但经济民俗学之前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研究所教授田兆元认为，中国民俗经济在社会上非常活跃，民俗旅游、民俗食品、民俗服装、地方民俗节庆等多个门类，但这些资源由于缺乏学科支撑，发展程度不一，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差，“我们发现，最应该做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是民俗。”8月25日，“第六届海上风都市民俗学论坛·经济民俗学与都市文化创意产业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办。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经济民俗学”主题论坛。3天时间内，包括国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及博硕士研究生等在内的50余人参与了论坛。民俗故事在旅游经济中意义重大白蛇和许仙相遇的断桥是西湖游人最多的景点之一，如果没有白蛇传的故事，很难想象西湖是否还有今天的热闹景象。民俗故事在旅游经济中的作用可见一斑。民俗旅游是民俗经济中的重要部分，民俗文化资源对地方旅游业的影响巨大。地方政府和民俗学者都渐渐注意到了这一点，如何用好民俗资源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在主题发言环节，南京师范大学白莉教授对比了南京秦淮灯会和天妃宫庙会之间的认同与受众群体。南京曾经四季有节、月月有会，位于城北的天妃宫庙会和位于城中偏南的秦淮灯会就是其中两个著名的传统民间节庆。秦淮灯会是历史上流传于南京地区的扎灯、观灯、买灯、玩灯和闹灯的民俗文化活动，又称“金陵灯会”“夫子庙灯会”，主要集中于春节、元宵节期间。现在秦淮灯会依然存在，由政府主导办节。天妃宫庙会则是每年农历3月23妈祖诞辰纪念日，在下关静海寺、天妃宫门前的场地上因祭祀天妃娘娘、祈求平安，由广大市民自发形成的庙会。1937年天妃宫因战火被毁，这一民俗活动也逐渐销声匿迹。随着静海寺、天妃宫历史景区的重建，妈祖文化庙会于2005年恢复，还入选了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十几年对秦淮灯会和天妃宫庙会的跟踪研究，白莉认为由于主办主体不同，两个民俗节庆的认同和受众群体已有区别。秦淮灯会由政府主导，越办越大，吸引了众多游客，但在这一过程中，灯会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型灯，和秦淮灯会历史上精致的风格已经不太相同。相较而言，由民间文化公司经营的天妃宫庙会虽然草根，却也生机勃勃，有丰富的活动和讲座、培训，在民间普及拓展妈祖文化信仰。由此白莉思考了节庆开发过程中的官民关系和正统性等问题，认为民间机构合理运营，也可以给民间节庆新的活力。中山大学教授蒋明智则以龙母文化为例，探讨了学者如何参与地方民俗文化品牌建设。龙母是珠江和西江流域的重要人文始祖之一。广东德庆县悦城至今流传着龙母文化，留有龙母祖庙。上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认识到龙母文化既是文化认同又是文化资源，决定依托龙母祖庙，发展以龙母文化为核心的民俗旅游业。蒋明智曾应当地政府之邀参加了龙母文化品牌建设，他认为当地政府打造民俗旅游的一些做法是值得复制的，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用学术推进地方文化发展”。将明智担任学术顾问，系统梳理当地了龙母文化的资料，形成学术研究，在这些基础上，开展宣传推广、知识产权保护、旅游产品开发等工作均有理据可依，德庆县在这一基础上，把龙母文化旅游打造成当地著名的旅游品牌。“学者在地方文化中应该起到引领作用。地方政府缺乏相关文化知识，落地能力强。但怎么落地，就需要学者的研究。”蒋明智认为，在经济民俗学中，学术研究和地方产业紧密结合，就能起到引领促进经济的作用。民俗经济的发生源于认同经济民俗学学科的核心，依照田兆元的观点，是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有些民俗有了几千年的传承历史，在中华民族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认同。民俗经济的发生，缘于这种认同感的建立。比如礼尚往来消费，婚丧嫁娶消费，节日消费等等。强大的群体认同，产生了强大的经济能量。“认同就会获得市场反响，比如端午节要吃粽子等等，有时候是有强制性在里面的。”田兆元解释。例如过年回家团圆这一习俗，就算路远、交通不便等因素造成重重困难，但受习俗影响自我强迫或者是社会强制，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踏上回家的路途，“回家就会产生节庆消费，什么时候消费、消费什么，都是有一定认同，所以民俗经济的体量是非常大的。”现在的商业也在以民俗为基础构建新的认同。中国过生日传统的食物是长寿面，寓意吉祥，但外来食品企业通过广告等宣传途径构建生日吃蛋糕的新认同，如今蛋糕作为生日上的特定食物，已经几乎取代了长寿面的地位。不少民俗都有这样由兴盛到衰败，抑或再复兴的过程。田兆元认为，民俗经济的构建过程也是民俗学者应该研究的，认同感减弱甚至消失，是很多“老字号”和非遗产品衰落的原因。找到其中的规律，就能重新构建认同感，复兴民俗经济。现代企业抓住民俗作为支点，应用得当可以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消费力。田兆元举例，过年支付宝集五福活动举办3年，去年有上千万人集齐五福，参与者更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微信推出的“微信红包”，2015年春节期间引发抢红包潮，一夜之间绑定大量银行卡，从已经稳居移动支付头把交椅的支付宝手中硬是抢下了一大块市场。“所以民俗经济非常重要。”论坛期间，两个校企合作项目初步确定。即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与祁东县人民政府就“萱花”文化研究的合作，打造中国传统“孝母”文化；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与上海松江文化馆就“孟姜女”研究的合作。“萱花”文化研究的合作来自于田兆元对“萱花才是中国母亲花”的研究，萱花（食用品种即俗称的黄花菜）重要产地湖南祁东县因此找到华师大寻求合作。“黄花菜全国现在不到30亿元产值，不到茶叶的十分之一。但黄花菜可以吃、可以观赏，消费量不应该只有这么点。它作为‘母亲花’，文化含量也不差。”田兆元认为，学者参与从弘扬母亲文化的角度认识黄花菜巨大的能量，可能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现在经济民俗学的概念已经得到很大认同。弘扬文化的同时，把经济带上，不仅仅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有了经济的支持文化才会更好，反过来说文化也会推进经济发展，作用是相互的。经济就是文化的载体，应该这样去看待经济民俗学。”田兆元说。

过年发红包，端午吃粽子，中秋送月饼……每到这些节日，我们就会想起相应的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这些民俗背后都有经济的影子。“经济社会学已经有百年历史，论文和著作也很多。经济人类学也是一样。但经济民俗学之前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研究所教授田兆元认为，中国民俗经济在社会上非常活跃，民俗旅游、民俗食品、民俗服装、地方民俗节庆等多个门类，但这些资源由于缺乏学科支撑，发展程度不一，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差，“我们发现，最应该做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是民俗。”8月25日，“第六届海上风都市民俗学论坛·经济民俗学与都市文化创意产业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办。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经济民俗学”主题论坛。3天时间内，包括国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及博硕士研究生等在内的50余人参与了论坛。民俗故事在旅游经济中意义重大白蛇和许仙相遇的断桥是西湖游人最多的景点之一，如果没有白蛇传的故事，很难想象西湖是否还有今天的热闹景象。民俗故事在旅游经济中的作用可见一斑。民俗旅游是民俗经济中的重要部分，民俗文化资源对地方旅游业的影响巨大。地方政府和民俗学者都渐渐注意到了这一点，如何用好民俗资源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在主题发言环节，南京师范大学白莉教授对比了南京秦淮灯会和天妃宫庙会之间的认同与受众群体。南京曾经四季有节、月月有会，位于城北的天妃宫庙会和位于城中偏南的秦淮灯会就是其中两个著名的传统民间节庆。秦淮灯会是历史上流传于南京地区的扎灯、观灯、买灯、玩灯和闹灯的民俗文化活动，又称“金陵灯会”“夫子庙灯会”，主要集中于春节、元宵节期间。现在秦淮灯会依然存在，由政府主导办节。天妃宫庙会则是每年农历3月23妈祖诞辰纪念日，在下关静海寺、天妃宫门前的场地上因祭祀天妃娘娘、祈求平安，由广大市民自发形成的庙会。1937年天妃宫因战火被毁，这一民俗活动也逐渐销声匿迹。随着静海寺、天妃宫历史景区的重建，妈祖文化庙会于2005年恢复，还入选了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十几年对秦淮灯会和天妃宫庙会的跟踪研究，白莉认为由于主办主体不同，两个民俗节庆的认同和受众群体已有区别。秦淮灯会由政府主导，越办越大，吸引了众多游客，但在这一过程中，灯会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型灯，和秦淮灯会历史上精致的风格已经不太相同。相较而言，由民间文化公司经营的天妃宫庙会虽然草根，却也生机勃勃，有丰富的活动和讲座、培训，在民间普及拓展妈祖文化信仰。由此白莉思考了节庆开发过程中的官民关系和正统性等问题，认为民间机构合理运营，也可以给民间节庆新的活力。中山大学教授蒋明智则以龙母文化为例，探讨了学者如何参与地方民俗文化品牌建设。龙母是珠江和西江流域的重要人文始祖之一。广东德庆县悦城至今流传着龙母文化，留有龙母祖庙。上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认识到龙母文化既是文化认同又是文化资源，决定依托龙母祖庙，发展以龙母文化为核心的民俗旅游业。蒋明智曾应当地政府之邀参加了龙母文化品牌建设，他认为当地政府打造民俗旅游的一些做法是值得复制的，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用学术推进地方文化发展”。将明智担任学术顾问，系统梳理当地了龙母文化的资料，形成学术研究，在这些基础上，开展宣传推广、知识产权保护、旅游产品开发等工作均有理据可依，德庆县在这一基础上，把龙母文化旅游打造成当地著名的旅游品牌。“学者在地方文化中应该起到引领作用。地方政府缺乏相关文化知识，落地能力强。但怎么落地，就需要学者的研究。”蒋明智认为，在经济民俗学中，学术研究和地方产业紧密结合，就能起到引领促进经济的作用。民俗经济的发生源于认同经济民俗学学科的核心，依照田兆元的观点，是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有些民俗有了几千年的传承历史，在中华民族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认同。民俗经济的发生，缘于这种认同感的建立。比如礼尚往来消费，婚丧嫁娶消费，节日消费等等。强大的群体认同，产生了强大的经济能量。“认同就会获得市场反响，比如端午节要吃粽子等等，有时候是有强制性在里面的。”田兆元解释。例如过年回家团圆这一习俗，就算路远、交通不便等因素造成重重困难，但受习俗影响自我强迫或者是社会强制，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踏上回家的路途，“回家就会产生节庆消费，什么时候消费、消费什么，都是有一定认同，所以民俗经济的体量是非常大的。”现在的商业也在以民俗为基础构建新的认同。中国过生日传统的食物是长寿面，寓意吉祥，但外来食品企业通过广告等宣传途径构建生日吃蛋糕的新认同，如今蛋糕作为生日上的特定食物，已经几乎取代了长寿面的地位。不少民俗都有这样由兴盛到衰败，抑或再复兴的过程。田兆元认为，民俗经济的构建过程也是民俗学者应该研究的，认同感减弱甚至消失，是很多“老字号”和非遗产品衰落的原因。找到其中的规律，就能重新构建认同感，复兴民俗经济。现代企业抓住民俗作为支点，应用得当可以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消费力。田兆元举例，过年支付宝集五福活动举办3年，去年有上千万人集齐五福，参与者更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微信推出的“微信红包”，2015年春节期间引发抢红包潮，一夜之间绑定大量银行卡，从已经稳居移动支付头把交椅的支付宝手中硬是抢下了一大块市场。“所以民俗经济非常重要。”论坛期间，两个校企合作项目初步确定。即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与祁东县人民政府就“萱花”文化研究的合作，打造中国传统“孝母”文化；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与上海松江文化馆就“孟姜女”研究的合作。“萱花”文化研究的合作来自于田兆元对“萱花才是中国母亲花”的研究，萱花（食用品种即俗称的黄花菜）重要产地湖南祁东县因此找到华师大寻求合作。“黄花菜全国现在不到30亿元产值，不到茶叶的十分之一。但黄花菜可以吃、可以观赏，消费量不应该只有这么点。它作为‘母亲花’，文化含量也不差。”田兆元认为，学者参与从弘扬母亲文化的角度认识黄花菜巨大的能量，可能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现在经济民俗学的概念已经得到很大认同。弘扬文化的同时，把经济带上，不仅仅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有了经济的支持文化才会更好，反过来说文化也会推进经济发展，作用是相互的。经济就是文化的载体，应该这样去看待经济民俗学。”田兆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