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论文抄书

本文由 查重降重中心 sp8080.com 整理分享摘要：大家是不是在网上查询降重方法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使用书本里的内容不会被查重到，那么这种办法真的有用吗？大家是不是在网上查询降重方法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使用书本里的内容不会被查重到，那么这种办法真的有用吗？其实，一开始比较有效果，但是因为大家使用的次数过于多。所以，目前也已经有很多书籍里的内容被收录到数据库里。因此，必须使用一定的窍门才行，不能随意摘抄。1.格式事实上，使用书籍里面的内容是可以的，并不是不行。只是如果要引用一定要使用正确的格式，不然也有可能参与到重复率的检测里。2.使用什么书籍不会被查重现如今的查重系统非常厉害，它的数据库里包含很多的书籍、期刊等内容。因此，要决定使用哪本书里的内容一定要先确定查重系统使用的哪个，他进行比对的有哪些文献。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避开会被检测到的内容。3.外国书籍还有一个小妙招，引用的时候选择外国的书籍一般不会被检测出来。因为很少有外国文献被收录到检测系统里，并且我们还是把他们进行翻译了以后再使用，所以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我们要确保翻译后的内容是合理的，并且能用到论文里才行。不能翻译后的内容语句都不通顺，那一定是不能用的。综上所述，使用书籍里的内容完全可以，但是也要进行选择性使用。因为目前，书籍里大部分内容基本都被用过，部分重要的内容也都被收录到数据库里，使用了就会被检测出来。可以多使用一些不太常见并且使用频率很低的文章。以上，就是我对“毕业论文抄书有没有用？能不能降低重复率”这个问题的解答，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又到一年毕业季，正在愁于论文如何降重的同学们，请让我看到你们的苦瓜脸！请忽略我幸灾乐祸又不厚道的微笑脸，本文旨在介绍几种不错的论文降重方法，论文查重修改技巧。如何给硕士论文降重！论文降重是件繁琐的工作，但如果掌握技巧还是能很快把重复率降下来的。了解了知网查重原理，论文如何快速降重？如何给论文快速降重？那么我就来介绍几种有效的降重方法吧。此处应有掌声！又到一年毕业论文查重季，你要的快速降重的方法来了！毕业论文降重下不去怎么办？大部分高校都是用中国知网进行查重，中国知网的检测条件是一句话连续13个字相似或抄袭就会被视为该句子抄袭，但是必须满足前提条件是：你所引用或抄袭的单篇文献总和在你的各个检测段落是否达到知网灵敏度设置的阈值。比如知网查重灵敏度阈值是5%，如果检测的段落有一千字，你引用了单篇文献50字以上，那么就会被知网系统检测为抄袭。论文不要一大段一大段的完完整整抄袭单篇论文，这必定会被判为抄袭的。怎么也得改改几个词，能替换的词语用同义词、相近词代替呀或者抄几句然后加几句自己的话呀。还可以把主动句改成被动句，或者调换主谓宾的顺序，调整表达的语序。最好的方法就是中文翻译中文，即在理解原文献意思的基础上，再用自己的话来表述。这既能表达原文应表达的内容，又能保证“原创性”。另外，还可以借助翻译软件，把中文句子翻译成其他语种的句子再翻译回中文，不过我是不太推荐这种方法的，因为再翻译成中文的句子基本把原文意思翻译没了，而且句子通常都是不通顺的，显然这种方法的效率是不高的。毕业论文快速降重方法掌握后很简单！知网是只检测文字的，对图片和表格是不检测的，所以可以把别人论文的文字截图放到自己的论文里，这种方法既不会被检测为抄袭又省力。不过，有的论文导师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所以这样做之前最好问问老师这样做他同意不。另外，知网的数据库里大多是期刊、论文，录入的书籍比较少，所以抄书是有效的，不过如果论文论述的是近几年的新事物，书籍可能会比较少甚至没有，很不幸作者毕业论文的论点就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事物，我学校的图书馆就没有一本有关书籍。另外，如果论文的论点是老生常谈的命题，前辈的论文就大量引用过书籍，你再抄书很可能会与他人论文重掉，所以抄书最好是抄近期出版的书籍，观点比较新颖的。最最最厉害的方法是空格法，我之前介绍过知网的检测条件是一句话连续13个字相似或抄袭就会被视为该句子抄袭，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用标点符号把句子隔开。一句话多使用几个标点符号，实在不能使用标点符号的地方加上空格，即在字与字之间加上空格，再把空格的间距 调到最低。以上就是我对于毕业论文降重方法的介绍，希望能对同学们的毕业论文降重有一定的帮助。祝同学顺利毕业！此处应再此响起掌声！

#毕业论文#本科生想要顺利毕业拿到本科学历，一份合格的毕业论文是必不可少的，有的专业还要求毕业设计。毕业论文就相当于本科阶段的真正期末考试，大家都希望给自己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给自己的大学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想要论文合格就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查重率。那么本科论文查重率在什么范围比较好？抄书会查重吗？问题解答看这里！本科论文查重本科论文查重率在什么范围比较好查重率的规定是根据自己学校的规定来看的，也就是说不同的学校规定不太一样，一般来说是要求在30%以下，一些重点学校的要求更加严格，需要更加高规格的论文。所以说，这方面还是参看学校下发的相关文件规定比较放心。当然，即便是只要求30%以下的查重率，我们也不能刚好控制在接近30%，这样很不安全，首先是查重有误差，一次查重未必准确，当你在学校平台查重的时候这个数字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影响你的论文质量；其次是查重率尽管符合标准，也要经过导师的审阅认可才能合格，导师觉得你拼凑成分多，自己的思想有限，也可能导致论文不过关，因此查重率最好是控制在更低的范围。本科论文查重本科论文抄书会查重吗本科论文抄书是否会被查重，这首先要看查重比对数据库里面有没有这些书籍的数据，很多的书籍其实没有被录入知网的PMLC查重数据库，我们如果在网上查询也可能得到这样的答案，说抄书是没关系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你抄的内容其他人也抄过，出现在其他人的本科论文里面，这些论文是可以被检索到的，也会导致你抄书的部分被标红查重。所以说，那些说抄书没关系的说法是不可靠的，论文最好就是靠自己，即便不得不使用别人的观点和文章内容，也要经过自己的改动降重，不要认为引用就是抄袭搬运，这样只会给自己后续的降重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本科论文查重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评论留言！更多技巧，查看我们的其他文章，关注我们不迷路哦！

北影昨宣布撤销翟天临博士学位，取消其导师陈浥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钱报专访《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前总编张月红，她对学术剽窃问题有长期研究“翟天临”们，少上一门学术诚信课19日，北京电影学院公布了对翟天临的调查结果：撤销2018届博士研究生翟天临博士学位，取消陈浥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据北京电影学院的最新通报《关于“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等问题的调查进展情况说明(二)》，学校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委员会认定，翟文“存在较为突出的学术不规范、不严谨现象，存在学术不端情况。”而在上周，翟天临已就学术不端行为道歉，宣布退出北京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相关工作，并配合学校的一切调查。这位刚刚在春晚登台的“打假警察”，如今却在 “学术打假”中倒下。通过网友和媒体的曝光，不仅其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一篇学术性质文章，甚至连硕士毕业论文都涉嫌抄袭。钱江晚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前总编张月红，她对学术剽窃和抄袭问题有长期的调查和研究。她指出，翟天临事件映射出，学术诚信教育与论文写作规范的“缺课”。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学术不端“事情曝光后，我本想亲自考证原文后再做判断。”但由于翟文《谈电视剧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已于2月10日从中国知网上被撤下，张月红只能作罢。 最新调查对翟文进行了鉴定，认为该文中的部分论述是翟天临基于个人表演经历的阐发，但其中关键表述“使用了其他专家的观点，但未做引用注释说明”。根据网友上传的知网检测报告截图，张月红认为，翟文所抄约39%的内容为“观点”或我们常说的“思想”搬用，而未对复制内容做“引号”标识和文献引用，就有抄袭的嫌疑。张月红进一步介绍，“目前，国际上对学术不端的定义范畴，其内涵与外延界定，尚有争议。”但据2018年的一份22个国家对学术不端类型的国际调查中，所有反馈均将FFP(篡改、捏造和剽窃)共识为学术不端行为。而鉴于抄袭行为的多样性，作者署名不当、同行评议不正、医学伦理底线等尚处在学术道德或学术不当的规范的讨论中，类似翟天临的行为，至少够得上“学术不当”的标准。“本来他(翟天临)从亲力亲为的角度阐发白孝文这一角色，这篇论文该多么有看点。”除了为翟天临遗憾，张月红也为近年来频发的学术不端行为感到担忧。论文撤稿原因最多的就是剽窃作为《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前总编，尽管近年来中国作者大多已趋自律，但在多年前，张月红也遇上过不少学术不端者。如她展示了几份退稿说明，其中有因非原创而被退稿，甚至有完全复制他人文章的。以学术抄袭为例，她向钱江晚报记者总结了几种最常见的抄袭现象：重复发表、团队或自我抄袭、原搬作己、拼凑成文和随意摘用。尤其是思想抄袭， 如将他人推导的公式与图表视为己有，将外文翻译文献视为自己的创意，即使引用文献也是有意回避的“透明引用”。事实上，学术道德问题正成为中国作者在学术期刊撤稿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科学工程原理》曾经刊文，依据美国引文、数据库检索平台Web of Science的网站统计，分析了1997年-2016年间中国作者发表的论文，其中被撤稿件有834篇。在撤稿缘由中，占比最高的是剽窃，为31%(258篇)，其下还有19%为造假(160篇)，12%为伪造同行评议(100篇)。“昨天，我收到了国际同行一篇文章，题目很刺眼。”张月红提到的文章题为《剽窃：正在成为中国教育者的资源》，文章强调了三点：一、中国是科技出版产量最高的国家，也是因剽窃撤稿最多的国家；二是这种学术不端行为在中国的上升对中国研究人员声誉不利，并可能导致学术期刊退稿率提升；三是加强诚信教育，尤其是对大学及研究机构学术不端的严惩，势在必行。其实，早在2010年，张月红就曾在《自然》上发文，因“中国某期刊检测出31%的投稿中有抄袭现象”的标题，而陷入学界关于剽窃的争论之中。当时，《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首次引入CorssCheck反抄袭软件，对投稿进行重复性审核。结果显示，在2008年到2010年间的2233篇投稿中，涉嫌不合理抄用或抄袭的投稿确超过三分之一。至今，张月红依然坚持自己发文时的初衷，“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对抄袭问题的重视与行动。”缺一门“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课翟天临也让张月红想到了自己年纪与之相仿的女儿。她说，自己的孩子在幼时就接受了一年写作规范教育。“9岁赴美时，她的第一篇报告题目是‘为什么林肯当了总统？’”张月红陪着孩子一块去图书馆借书、查资料，并提议“万事开头难，报告的第一句就抄书上的：‘林肯1809年2月生于美国的肯塔基州……’”。可女儿回绝她说：“老师今天在课堂上说过，直接抄书要打引号！”这也让如今的张月红反思，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应当在高等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也在想，假如10年前正在读大学的翟天临关注到学术界那场剽窃的大辩论，或者在读研究生阶段受到学术论文写作规范的教育，他今天还会落到这个地步吗？”她认为，教育是社会成功的基石，教育年轻人要诚信就要从课堂抓起。“在大学里就骗人，进入社会还会好吗？”2016年，张月红曾针对包括中国部分高校的各国高校，做过一次涉及科研诚信政策与指南的调查。结果显示，到2014年，这些中国高校的官网上已均有相应的学术道德奖惩政策。但相比英美高校，“坦率地说，这些政策和条例不但相对简单，也不易操作。”“学术诚信的根本，在于教育入微。”对此，张月红强调。她又举回了翟天临的例子，“阅读大量文献是一篇文章写作的基础，从他人作品吸取养分，无可厚非。”但如何规范标识应用、借鉴和抄袭，才是问题的关键。“一是直接搬用原文即要引用，也要加引号；二是诠释或改写原句，意思不变，要正确引用文献。”在张月红看来，在“抄”论文上，翟天临恰恰是少上了“学术诚信和写作规范”这门课。而这，也是大部分国内学生，所欠缺的一门课。张月红希望，这次翟天临事件的处理结果，能有助于回归学术研究的初心，重树学术研究的尊严。人物简介张月红，《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前总编，全球学术与专业者出版协会(ALPSP)前董事会委员。曾多次参加国际出版编辑大会。2015年在Springer出版英文专著“Against Plagiarism: A Guide for Editor and Author”(反剽窃：一个对编辑与作者的指南)。来源：钱江晚报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谢贵安曾跟随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攻读博士，是明史研究方面的专家。谢教授曾对宋、明、清以及已佚实录进行过系统而长期的研究，是当之无愧的实录研究集大成者，其中《明实录研究》更成为谢教授的“成名”之作。近期，澎湃特约记者采访了谢教授，请他谈谈他的学术之路与实录研究。谢贵安教授澎湃新闻：您是中国实录研究的集大成者。请问是怎样的因缘促使您持之以恒、系统性的对实录进行研究？谢贵安：怎样跟实录研究发生交集，这实际上源于我留校时所参与的集体项目。1986年7月，我硕士毕业之后留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任教。当时所里正在做一个集体项目，即《明实录类纂》的编撰。就是把《明实录》按地方系列（即各省）和内容系列（即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类编纂，我正好赶上这个集体项目。当时正是中国经济大潮高涨之际，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东南飞”的现象，很多高校教师都往东南沿海调动，留在内地的大学老师很少愿意做这种枯燥费力又缺乏经济效益的史料编撰。这个项目当时在所里推动也很不容易。我天性比较随和，随遇而安，所以就一个人承担了这个项目中的一整本书，就是《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明实录》用的版本是上海书店翻印的台湾史语所的那个本子，有一百册，摆满了一整个书架。当时没有电脑，是用手工从原书上摘抄出湖北史料。抄实录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相关问题；同时不经意间下了一番功夫，把整个实录浏览了一遍。摘抄实录的过程十分紧张，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人脑就像电脑一样进行史料检索，只要一看到湖北史料，马上就把它们摘抄出来。即使睡觉的时候，满脑子都会出现“湖广”、“武昌”、“江夏”、“襄阳”这些符号。由于是目力检索，还是遗漏了一些湖北史料。30年之后，武汉出版社又把《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申报列入湖北省重大工程——《荆楚文库》中，让我重新编纂成《〈明实录〉中湖北史料辑录》，给了我一个弥补遗漏、全面编纂《明实录》湖北史料的机会。这样看来，我从工作伊始到步入职业生涯后期，都在编纂同一本书，《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就这样一头一尾闭合了我的学术生涯，铺就了我学术史的路基。编完这本书之后，对《明实录》可以算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张舜徽先生在讲课时一再强调要通过抄书打下史料基础，这次编纂湖北史料不经意间实践了张先生的抄书主张。张先生停招了四年博士生，我就等了四年。这缘于性格上的保守木讷和随遇而安，没有想过到外面开疆拓土。这种性格其实贯穿了我整个的学术生涯。我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很普通的基层干部子弟，根本没接触过这种学术文化，因此我做学问并非一开始就有宏伟规划。走上学术道路，纯属个人兴趣所致。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时，我对当时的政治意义没有什么印象，但对选录的配套古文材料兴致浓厚，这是走上文科之路的原因。1990年张舜徽先生重新招收历史文献学博士生时，我如愿考中。读博后必须考虑选择博士论文选题。以前博士生培养有这么一种模式，就是硕士论文做什么博士论文继续在此基础上加深拓展。我以前做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大戴礼记校正》，属于经学。虽然对《大戴礼记》我从头到尾都翻遍了，上面也密密麻麻做了很多批注，但始终不能融会贯通。我不想再选经学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后来我看到司马光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他自幼读经书，比别人勤苦，却不能“钩探微蕴”，后来发现自己偏好史学，最终确定这是自己“所长”。我没有司马光那种史学悟性。选博士论文题目时，已经对经学失去信心，于是决定选择史学论题。既然前面做了《明实录类纂》的编撰，就决定选《明实录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导师张舜徽先生已经去世，答辩时就请武汉大学的朱雷教授当答辩委员会主席，投票结果是全优。1995年该论文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此前（1993年）我已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任教，书的出版引起一些关注。稿费不多，给了460美元，在当时自费出书都很困难的背景下，还算不错的结果。澎湃新闻：实录的史料来源是怎样的？谢贵安：像《明实录》和“二十四史”这样的史书，其内容曾被“新史学”判定为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实，它们的史料来源还真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央政府的诏令、奏疏、公文，皇帝批阅的朱批，都有专门地方保藏，被称为“金匮石室”。到了修《实录》的时候，就把这些档案发往史馆。当时有一个词语叫“宣付史馆”，“宣”就是公开的意思。一般而言主，《明实录》的史料就是由一层层累积下来的档案为其来源，史实相当可靠。当然，有一些事涉宫闱秘事、有损领导人形象的史料，可能被销毁和隐匿了。帝王隐私的记录往往不可靠，但是，不管《实录》还是“二十四史”，其内容基本上都是写国家大事，写皇帝个人私事很少。《实录》写皇帝个人私事，多是依据《起居注》。但是对于起居注官，皇帝常常因为他们碍手碍脚，而时置时废，后来基本上就不设了，即使设立也形同虚设。《康熙起居注》还行，由起居注官直接记录皇帝的言动；到了雍正以后，起居注官就不再跟随皇帝随时记载，只把公文档案拿来加以整理，追记成所谓的《起居注》。那些公文档案上都有皇帝的批注，对这些档案的处理，就表明皇帝在场办公，实际上《起居注》成了间接记录。所以说，皇帝个人私生活在中国古代的国史和正史里面其实记载很少。国史都是写国家事情，像襄阳府遭了灾、江夏县遭了旱等。地方官上报后，皇帝怎么批阅，怎么赈灾，过程都是客观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多得国家救济，报灾时把情况说得严重一点；有些地方官为了推卸责任，有时候则把灾害报得轻一点，这种问题是存在的，但是这些事件的处理过程是完整的。所以说，实录的史料有一套制度保障，我称之为“史料储备制度”。平时将档案藏之“金匮石室”，修史时发往史馆编撰成不同形式的史书。一般而言，一个朝代会修成一系列不同体裁的史书，先编修成“编年附传”的《实录》，再在《实录》基础上编成纪传体的国史。当本朝被推翻之后，新王朝会在易代之后再修一个纪传体正史。不管修成什么体裁的史书，史料都是从档案里来的。举例而言，清朝在《清实录》修完之后，都要修清朝《国史》，于是把修好的《实录》发往国史馆，国史馆再根据《实录》的史料，加上其他原始史料，修成纪传体的《国史》。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在清代国史馆旧址上成立清史馆，把上述《清实录》、清《国史》以及各种史料全部发往清史馆中，由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柯绍忞等人领导史官再修撰成《清史稿》。不管朝代怎么变，记载该朝代史书的史料来源清晰、源流有序。这就是陈垣先生为什么提出要探讨史源学的原因。探讨中国史源之后，可以发现中国的史书对史事的记载史料来源于档案，大致是可靠的，这跟19世纪兰克史学兴起之前的西方史书系统并不一样。《明实录研究》澎湃新闻：除了实录研究之外，我们发现您对思想史、经学、旅游史、谶纬谣谚也很有研究，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情况吗？谢贵安：我到武汉大学历史系，经历过三个学术阶段。第一阶段是介入旅游文化研究，第二阶段是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1993年7月，博士毕业后我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时新上任的系主任是世界史专业的胡德坤教授。胡教授有开拓性，他不满于当时历史系糟糕的经济状况，决心要增加专业，跟社会和市场接轨，改善历史系的经济条件。有鉴于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办旅游专业后经济效益明显，胡主任就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也创办了旅游专业。我分来之后，他找我谈话，让我参与旅游专业的建设。随遇而安的性格，让我对旅游专业的教学科研倾尽全力，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全国教材《旅游文化学》，在旅游专业权威刊物《旅游学刊》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多年后，我又与后生合作，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年积累的成果《中国旅游史》。这就是我在旅游学上产生成果的背景。这是第一个阶段。1994年，胡德坤主任把冯天瑜教授从湖北大学引进武大历史系，把覃启勋、我和杨华三人配备给冯老师做学术梯队，我从此转入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冯老师做文化史有家学渊源，其父亲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期学生，相当于“黄埔”一期。冯天瑜先生特点是视野广阔，思路清晰，善于把微观研究成果经过梳理整合后升华为理论体系。我跟冯老师合写了《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一书。核心观点认为当时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并非类似西方启蒙思想那样的民主思想，而是一种“新民本”思想，依然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只是跨进了一大步。之所以说它是“民本”，是因为这些思想家使用的术语都属于传统民本思想体系，先前的民本思想是“尊君—重民”结构，既尊君又重民；说它“新”，是因为新民本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限君—重民”结构，但是对君权的限制采用了“扩大相权”或“学校议政”等措施，并未达到西方启蒙思想家设计的高度，如三权分立等。后来这部著作申报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的时候获得了一等奖。这是在武大的第二个阶段。在武大的第三个阶段，是做中国史学史研究。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我都是听从“组织安排”、“随遇而安”的话，那么从2002年开始，我决定自己确定研究方向。因为我的学术基础是历史文献学，而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有一大块领域交叉和重合，当时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尚无人专门从事史学史的研究，于是我决定独自耕耘这片荒芜的土地。武大历史系特别重视实证学问，我所从事的历史文献学正属于实证之学。此前进行的《明实录》研究，属于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叉领域，同时又符合武大历史学的实证风格，于是决定以《明实录》研究为基础，开展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当时有人质疑我与中国史学史是否有关联，于是我把从华中师范大学读书开始，一直到来武大任教期间发表的史学史论文收集起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国史学史散论》，那是我第一本史学史研究论文集。这部论文集展示了我虽然研究方向呈阶段性变化，但基础始终不离历史文献与中国史学史交叉领域的特征。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从现有的基础做起比较好，所以我就从《明实录研究》重新出发。此前读博士都是三年时间，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自然有许多需要深入和完善的地方，有些具体问题还可以深入进行。于是我就针对《明实录》中先前涉及但没有充分展开的问题写了不少论文，这是对《明实录》研究的扩充和深化。后来在此基础上申报上了“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明实录》。于是开始扩展实录研究，往上往下两头拓展。往上拓展就一直上溯到萧梁，中国的皇帝实录从萧梁时期开始出现；往下开掘就到了最后一部实录《清实录》。如此上溯下延，最后就形成了一套四部的分段研究成果——“实录研究书系”。第一部就是《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对已经散佚的从萧梁一直到元代的实录进行研究，但是中间把《宋实录》抠出来另成一书，所以第一部书中不包括《宋实录》。《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对从梁迄元已佚实录的修撰过程、史馆制度、人员配备、史馆运作状态，实录散佚过程，收藏情况以及史料价值等做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第二部是《宋实录研究》。说起来，也是因为《宋实录》中的《太宗实录》并没有全部散佚，现存20卷；同时也因为宋代关于该《宋实录》修撰过程的记载太过丰富，所以就把《宋实录》从已佚实录中独立出来探讨。第三部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明实录研究》。这部书已出版过三个版本，即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是相对成熟的一部实录研究著作，也是我的“成名”之作。第四部就是《清实录研究》，76万字，对《清实录》的修纂过程、汉化倾向、史料价值、致用状况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探究。这部书写成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申报上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录研究书系”一套四部，于201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推出。如此一来，我在实录领域就完成了四个时段的研究：已佚、宋、明和清。加上2007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概论性的《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我在实录研究上共出版过5部专著。总结一下，可以看出我实录研究的路径，是先具体（1986年从《明实录》研究入手），然后是抽象（即2007年对整个中国实录体史学进行鸟瞰），最后再回到具体（即2013年分别出版《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宋实录研究》、《明实录研究》和《清实录研究》）。经过这么一番努力，回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没想到本人在实录研究上竟已渐成规模。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在变动不居后居然形成实录研究的规模和体系，我自己都觉得都有点不可思议。我深感自己的命运还算不错，虽然缺乏长远规划，但看准了事情就身体力行地去做，在这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和一种学术大潮推动着我前进，最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由自发向自觉提升的学术态势。谢教授的实录研究系列在实录研究中，不断会有新的体会和收获。我在《宋实录研究》写成之后，对其中遗留的一些问题继续探讨，比如《宋实录》作者群的考订和分析。社会史重视群体研究，所以我就对《宋实录》的修撰群体做了一些分析，把他们的籍贯、出生地等做了个表格，从中看出一些挺有意思的现象。通过考察人的地缘、学术倾向来分析《宋实录》作者群的分布和构成，结论出乎意外。对此我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指出北宋实录的作者群主要在河南的开封府。这个结论修正了我对葛兆光先生某个观点的认识。他认为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实际上形成两个首都，即政治首都开封和文化首都洛阳。洛阳是二程理学的发源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之初是在开封设局，但与王安石政治斗争失败后，便离开政治首都开封，将史局迁到文化首都洛阳。但是我在统计北宋实录的作者群之后，发现不能简单将政治和文化中心分开。传统社会中，首都必定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一体，出现两个中心的可能性很小。开封府除了是北京的政治中心外，也同时是文化中心。北宋实录的作者群集中在开封府，艺术家集中的翰林图画院也在首都开封。首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合一的现象直到近代海洋和商业文化侵入，才发生变化。民国时南京是政治首都，而与经济首都上海分离。另一篇是《〈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发现南宋实录的作者群主要分布在巴蜀地区，而不是今天的浙江或江苏。南宋实录的作者群主要出现在几个世家大族中。因为巴蜀地方封闭，一旦形成史学家族，便会代代相传；因为环境封闭，不易受到外来的冲击，这些家族的后生难以产生其他选择，容易承传家族的史学传统，这是南宋实录作者群集中在巴蜀几大史学家族的原因。这个结论是前人未曾料到的。除实录研究之外，我在史学史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领域，比如说写过武汉地区第一部史学通史《中国史学史》，由武大出版社2012年出版，57万字。为什么说是第一部史学史的通史呢？因为1989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邹贤俊老师主编的一部30多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纲》，是以专题形式编写的教材，限定在古代部分；另外冯天瑜老师的父亲冯永轩先生写过一个《中国史学史纲》的讲义，约几万字，一直没有出版，是后来冯老师把它拿出来出版的；还有就是武大历史系近代史著名学者姚薇元先生，他也有一个《中国史纲要》，只有6万字，迄唐而止。原来也是压在箱底的讲稿，后来出版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丛书的时候，附在他的《鸦片战争史实考》后面问世。武汉地区大概就只有这四种史学史著作，从先秦一起写到民国的史学通史著作，就是本人的《中国史学史》。在探讨中国史学史体系时，我发现了“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层累与延展”的现象，论文发表后，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所转载，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此外，本人还对司马迁《史记》的学术思想、郑樵的会通思想、校雠学特点、钱大昕和章学诚史学思想等作过探讨，发表过系列论文，其中一些为《人大复印资料》所转载。澎湃新闻：您的实录研究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但从学术兴趣看主要是明清史，有什么缘由吗？谢贵安：因为明代学术被清代学者所低估，后者斥责明人“空谈心性，学术空疏”，影响了后人对明代史学的重视。相对来讲，明代史学的研究成果比较贫乏，可以研究的的领域较多。以前史学史大家金毓黻在写《中国史学史》明代部分时一笔带过。我的《中国史学史》明代部分则浓墨重彩地铺陈了很多内容，甚至连我都觉得写得过多，但有些学者居然称其为特色。此外，因为我是做《明实录》起家，研究《明实录》的时候会向明代史学史领域发散，自然会牵扯很多明代史学事件、著作、人物、问题、方法和理论等，所以我对明代史学史的研究就比较充分和集中。在明代史学史领域，除了《中国史学史》中有较充分的论述之外，我还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对明代国史与野史的关系，明代起居注的兴废，朱元璋的历史观念，明初君臣对《汉书》情有独钟的现象，明代史馆地点与内部运行机制，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大明志书》的修纂特点，《明实录》对朱元璋、建文帝、刘基、王竑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书写等问题均作了研究。清代史学史研究相对少一点，但是因为《清实录研究》写成之后，有七八十万字，后来就把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深入探讨，写成了一些文章。如对《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清实录》的文本形成与文献价值，民国学者对《清实录》的应用、整理和研究等问题作了讨论。其中对《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的形成，《清实录》宫藏版本、世传版本、皇史宬珍藏版本等版本问题作了系列考辨，特别是利用清人日记对《清实录》的修纂与版本作了考证，发表《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和《〈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等论文。用日记考证正史记载，丝丝入扣，合若符节，颇有成就感。澎湃新闻：您近来很关注明清史学的近代转型问题，并申请到了相关教育部社科基金，而且最近还在学术刊物上围绕该主题发表了论文和笔谈，引起学界关注。您在这里具体想处理什么问题？明清史学近代转型有何表现或特色？可否详细介绍下您最新的研究体会。谢贵安：关于明清史学转型问题的研究，缘于武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申报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十三五”规划。该规划设定的主题就是“明清文化转型”。我负责研究其中的“明清史学与近代学术转型研究”课题。什么叫文化转型？从时间上看，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范型从传统向近代转变；从空间上看，近代转型则是西方文化范型向其他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过程。学者们一般认为这种由西徂东的近代转型模式属于外生型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受到西方文明刺激之后开始向西方范型转变，因此这种范式也被称为“冲击—反应”模式。但仔细再作研究，发现里面还有很多理论问题可以深入探讨。如果是一个没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或民族，它很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而全盘西化。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文明史和深厚传统的国度来讲，“冲击—反应”不可能产生简单和直接的效果；中国的近现代化过程，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外生型”模式。所以说中国的文化转型也好，史学转型也好，都不能无视中国悠久的文明基础和文化传统。对明清史学转型我是这么思索的：第一，既要考虑到西方史学因素的影响，也要考虑到中国传统史学因素的作用。梁启超所提出的“新史学”实际上并非其原创，而是德国卡尔·兰普勒希特和法国年鉴学派学者的观点传到美国后，形成了罗宾逊的“新史学”观念；日本学者浮田和民等人到美国留学后把这一套搬回日本；梁启超到日本之后又吸收了这些思想概念。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以西方史学为标准形成的史学体系。什么是“新史学”，“新史学”就是近代史学。以“新史学”为标榜的近代史学，有以下四个标准：一是从政治史向社会、民族和文化史转变，二是从英雄史观向群众史观转变，即所谓从“君史”向“群史”转变；三是是从循环史观向进化史观转变，将关注朝代循环向重视社会进化转变；四是从“海岸堆石”般重复无意的历史叙事向“公理公例”即规律的寻找和揭示转变。按照梁启超的这四个标准来看，二十四史、实录等史书都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都属于旧史学。他指责二十四史是为二十四姓帝王陈述家谱。这些学说，都是受到西方“新史学”的影响。所以说，中国的史学转型毫不例外地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但是，在史学的近代转型实践中，明清史学的传统因素会加入到近代转化之中，形成中西史学的互动局面。明清史学的传统因素在西方史学刺激下，会被激化、转化和阐释、改造成为近代因素，从而成为近代史学的组成部分。如比说，中国传统史学不太重视史学理论，而西方史学则特别重视史学理论。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胡适等人，看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后，特别激动，认为中国也有与西方史学理论相类似的著作，于是大力宣传和推广，使这部在传统社会不受待见的理论著作变成了史学新宠。《文史通义》在近代的接受和推广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转型的过程，在西方史学标准的影响下，明清史学中所拥有的与西方类似的史学著作，会受到极大的重视，从而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比像《明实录》，似乎属于梁启超“新史学”所斥责的为帝王将相陈述家谱的东西，但经过留欧回国的傅斯年的转化和阐释，竟然也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构成。一般认为傅斯年是近代史学的实践者，他从欧洲引进的近代史学是德国兰克史学，倡导“史学就是史料学”，重视档案等一手史料。他在中研院史语所开展了两个近代史学建设工程，一个是对殷墟甲骨文进行科学发掘，以寻找原始的殷商史史料，一个是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并从对内阁大库中所藏《明熹宗实录》的散页整理扩展到对整个《明实录》的校勘和整理。《明实录》的史料直接取自档案等一手史料的做法，令傅斯年感到它与兰克史学精神相接而具有近代价值。可见，《明实录》经过傅斯年的阐释和转换后，也成为近代史学的组成部分。第二，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还必须兼顾“两段三方”。“两段”是指上段明清（鸦战前）史学和下段近代（晚清民国）史学各自的转型，上段探讨史学的近代因子，下段探讨近代转型的复杂过程；“三方”是指中、西、日，研究明清史学及学术的近代转型，必须兼顾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各自因素。中国的史学因素，不少都具有近代因子，但在西方近代史学影响之前，被浓厚的传统史学所包围，难以自动脱颖而出，实现近代转型，但经过西方和日本影响后，便迅速加入近代史学的建设之中。西方史学因素，自明中叶传入中国后，对明清史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西方的人民史观念，国别史观念，世界史、全球史观念，都是经过传教士传入的。传教士在译介西方史著时，往往会找一个中国书生作翻译。日本史学因素，对明清史学转型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西方近代史学思想往往经过日本传入中国，同时中国的明清史学传到日本后，被日本史学界用近代标准（即西方标准）阐释或改造后，再回传中国。如崔述的《考信录》，传到日本后，被白鸟库吉用西方实证史学和科学主义加以阐释，形成了对中国上古史的疑古思潮，再传回中国，影响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的形成。经过这样一个循环和轮回之后，发现中国传统史学不少因子居然也有近代性，不经过西学传入的刺激和日本引入后的加工改造，难以实现近代转换。一旦给它一定的条件和刺激，明清史学的不少因子也能够转化为近代史学。澎湃新闻：您的导师是国学大师张舜徽，请问张先生对您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谢贵安：张舜徽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基本上属于身体力行的示范。张先生带我们博士时，年事已高，给我们上课就比较少。但只要他一讲课，我们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博闻强识。他直接在黑板上写出古书中的句子和段落，分毫不差。张先生属于自学成才，培养博士的方针是无为而治。他曾经怀疑自己的这种方式，于是趁到南京会晤程千帆等老朋友时，向他们请教如何带博士生，程先生回答说博士生要以自学为主。老先生一听很高兴，回来后告诉我们：“看来我没错。你们要以自学为主。”所以张先生从来不要求我们应该研究什么，只是要求我们要立志远大，要有大气魄。我们这些新招来的研究生实际上受师兄们影响比较大。前面的师兄们都是选一部古籍作为硕士或博士论文题目，有研究《国语》的，有研究《左传》的，有研究《战国策》的，有研究《读史方舆纪要》的。早在读硕士时，我便受到这些师兄们的影响，也准备找一本书进行研究，当时《大戴礼记》研究的人相对少一些，我就以《大戴礼记校正》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虽然天天逐字阅读，密集批注，《大戴礼记》底本的每一个空白地方几乎都填满了批注的文字，但因为对经学的悟性太差，最终在博士论文选题上，选择了一部史学典籍进行研究，它就是《明实录》。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明实录研究》也不是张先生确定的，而是按照师兄们选题的模式确定的。因此，在张先生这里学习，受到以他为中心形成的学术团体的集体影响更为直接。张舜徽张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以身作则。老人家终身以学术为使命，将生命与学术合一，排除各种诱惑和干扰，一门心思做学问。张先生学术影响大，所以做官的机会比较多。华师曾经想让他出任历史系主任，被他婉言谢绝。虽然他做了湖北省政协委员，但并不热衷参加会议。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尽量不要做官，会把自己耽误掉的。有一次杭州大学仓修良先生来看望张舜徽先生。仓先生当时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简编》，声誉日隆。杭州大学想让他担任领导职务，于是他就来征询张先生意见。张先生说：“我的意见是不要做官，会把自己的学术耽误的。”我深受张先生的这种观念的影响，这一辈子都没有动过任何做官的念头，埋头做自己的学问，甚至对扯面大旗、成立个什么机构的事情也并不热心。比如说我做史学史之后，华师的一位师兄说，听说你成立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心。我说没有呀！他说外边都传说你成立研究中心了。事实上，我并没有成立这种机构。当然，对这种传说我也很自豪：一个人并未虚张声势，却搞得好像有一个庞大团队似的。不做官，不务虚名，这种观念应该受张先生影响特别大，就是以学术为生命，其他杂务能排除就尽量排除。我特别怕开会，尤其怕晚上开会，一说晚上要参加会议心情就特别沉重。澎湃新闻：您本、硕、博都是在华中师大学习的，在您看来，华中师大的历史学科和武汉大学的历史学科各有怎样的特色？谢贵安：简单来说，一是武大重视非传统文献，华师重视传统文献。武大考古专业办得比较早，对考古材料发掘与应用相对重视，历史文献专业以楚地出土的简帛为研究对象，古代史专业重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应用，明清社会经济史重视湖北乡村发现的契约文书。华师则比较重视传统文献，文献所以前重视整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明实录》等史学传世文献，后来又转向十三经、《皇清经解》等经学传世文献。二是武大重视古代史，华师重视近现代史。当然武大原来也同时重视世界史，近现代史也算有较重的份量，但经过老陈凋零后，世界史和近代史都有一定程度的萎缩，而中国古代史则成为学科重点。华师的历史文献与古代史没有发展上去，出现了近现代史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是两个学校历史学科最大的差别。三是从学风上看，武大学风笃实一些，华师学风灵活一些。武大特别强调学风严谨，学者从事某一专业后，终身不变，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东西。华师则相对灵活一些，学者研究的对象可以跨越好几个相关领域。不少学者既研究历史，又研究文化。当然，武大历史学科与华师的风格也有相通之处。像华师的近现代史专业学风就比较严谨，重视学科范围的限定和注重本学科的发展，学者终身都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从事研究。华师的近现代史虽然有与武大严谨学风相通之处，但仍然有自己灵活的特点。它在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总能走在时代前列。“文革”以后，近代史的研究有一个逐步解冻的过程，那么在没有解冻的时候敢不敢跨越？章开沅先生就看得远一点，走得快一点。华师近现代以前是以辛亥革命为研究对象，逐步扩大到商会史、教会史、社会转型等领域，不断地开风气之先。其实我本人的学术风格就打上了二校的烙印。我身上有华师学风的影子，研究对象跨越了好几个领域，有学术灵活的一面；但同时也受到武大严谨学风的影响。武大历史系老师终身从事一个专业的研究，我也因此在一个相对居有优势的实录领域钻研下去。我个人觉得，武大与华师的历史学科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武大的非传统文献与华师的传统文献，武大的古代史专业与华师的近现代史专业，武大的严谨学风与华师的灵活学风均可以优势互补。澎湃新闻：想问一下，您对史学社会功用的看法，您对青年学生专业选择、职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话，有什么样的个人建议？您是否支持年轻人走出书斋？谢贵安：做公共史学确实很有意义。钱茂伟教授的公共史学国家后期资助项目，我曾参与评审，觉得他抓住这个课题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因为确实需要这样一种著作来推动公共史学的理论建设和史学实践。中国学者的确应该走出书斋去从事公共史学的建设，多抢救和发掘一些濒危的重大史实，特别是我们当代稍纵即逝的一些历史事件。古代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怎么采访和抢救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依靠考古发现或民间文书的搜寻来补充史实。而当代确实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真的需要年轻学子们走出书斋去抢救和发掘。比如说一些建国初年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的历史，现在有些当事人还在，还可以采访。另外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历史，亲历者也都还在，可以去采访、录音，保存史实。采访时要进行抽样，注重样本选择的恰当性。当然，是否走出书斋因人而异，有些不擅交际的，你让他到社会上采访，他一见采访对象脸就红，问不了几句话就匆匆结束，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是否外出进行口述史学是因人而异。只要不是特别内向的学子应该可以从事采访活动，也应该参加这种公众史学的建设。至于比较内向的学者，他在书斋里面通过传统文献的爬梳，也可以发现自己学术的小宇宙。但是“公众史学”和“大众史学”这两个概念还得认真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弄清楚。做公众史学研究确实很有意义，但是一定要把概念界定清楚，让大家能够心悦诚服。“公共史学”跟“公众史学”和“大众史学”概念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公共史学”应该是在一个公共平台发生的史学，才算是公共史学。不是说你向大众去采访，就是公共史学。如果采访大众之后没有在公共平台发布和交流，或许不能算是公共史学。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上公开发表论文，好像也是公共史学。近代期刊杂志出现之后，史学成果的交流就从好友的小圈子，沙龙里的座谈，变成一个公共的史学事件了。“公共史学”等一系列概念还得再予廓清，不是说你从大众那里采集了史料就是公共史学。古代有很多叫做“新闻”的笔记，像什么《客座新闻》，朋友来做客时，谈论一些新闻，内容好多都是从民间听来的新奇消息。这些消息来自于民间大众，就可以算是公共史学吗？兴尽客散后，有心的学者会拿出本子追记下来，形成《客座新闻》之类的笔记，但是这些“新闻”并没有立即发布，写成的笔记一放就是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才被人拿出来作为史料进行历史研究，能说《客座新闻》之类的东西就是公众史学吗？它算不得公共史学，因为它始终没有进入公共领域。因此，“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和“公众史学”这些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厘定。

开学12天前，26岁的博士生杨超宇死于一场手术。8月20日，他因慢性鼻炎在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鼻中隔偏曲矫正手术，术前风险评估NNIS分级为0，术后8个多小时因“低钾血症，心脏骤停，抢救无效死亡”。据媒体报道，目前当地卫健委已就此事介入调查，医患双方目前正等待尸检结果。开学前回老家做手术8月16日，杨超宇从西安回到山西平遥南政乡老家。他想在开学前，彻底解决困扰自己一年多的“鼻子呼吸不畅”的问题。因为行程匆忙，他在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到医院检查、住院了。杨超宇此前曾到陕西省人民医院做过检查，确诊为鼻中隔偏曲，需要做个小手术，但一直拖到今年。“这次家里把医保手续弄好了，他心想能报销一些费用。另外回来手术还能见见家人。”杨成说。8月17日，杨成带着儿子来到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经过检查，杨超宇被诊断患有鼻中隔偏离、慢性鼻炎，需要手术治疗。杨成提供的手术风险评估表和多份检验报告单的信息显示，杨超宇接受的手术风险评估，NNIS分级为0，术前各项化验及检验正常，无明显手术禁忌症。杨超宇接受的手术风险评估，NNIS分级为0杨成说，因为手术需要排号，医生也介绍只是小手术，他当天就回家了，直到8月20日手术当天才回医院。手术进行了28分钟，杨成看到做完手术儿子状态不错。杨超宇的同学赵阳也介绍，手术前和手术后他都在和杨超宇微信聊天，感觉对方没什么异样。当晚8点多，手术完的杨超宇给他发了两张现场照片，照片中杨超宇躺在病床上，胸口贴着治疗仪器的线路，鼻子塞着棉团。他开玩笑回复了一个“帅”。8月21日凌晨，杨超宇感到浑身无力，呼吸有些困难，杨成找到医生，对方表示可能是术后没有吃东西，比较虚弱，随即叫护士为杨超宇注射了葡萄糖。凌晨3点18分的会诊及危急班处理纪录显示，术后7小时许，杨超宇出现心慌、全身无力、出冷汗、恶心等症状。心血管内科值班大夫会诊，同时化验室汇报患者可能出现 “低血钾，危急值”，得知消息后，医生遂指示微量泵补钾。会诊记录凌晨4点多，院方下了病危通知书。21日上午10时，杨超宇因低血钾症，抢救无效死亡。抢救记录大学读400本书考研考博专业第一杨超宇突然去世，杨家的“天塌了”。杨成已经好多天睡不着了，整晚整晚地翻看手机里儿子的照片和信息。从小将杨超宇带大的奶奶，得知消息后病倒了，一直卧床不起。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杨成几度落泪，他说现在家人都不愿回想儿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太难受了。“我们农村家庭能出博士，真的不容易。眼看快熬出头了，却发生这样的事。”杨成说，杨超宇是整个家族学历最高的人，村里的人总是羡慕他，说再过几年就等着好好享儿子的福。杨成也相信这一点，因为此前儿子曾对他说，你们太辛苦了，等他毕业，找到工作，想带全家外出旅游，“去见见世面”。1992年，杨超宇出生于山西平遥南政乡。5岁时，杨成和妻子将他放在老家由奶奶照顾，到太原打工。杨超宇聪明，但是比较淘气。小学，初中，高中成绩一般，上了当地普通学校。高考时，他考上了福建一所二本师范学校。杨超宇的改变是从大学开始的。用杨成的话说，儿子仿佛变了一个人。很多时候，杨成给他打电话，他都在图书馆看书。放假回来，他也不出去玩，整天待在房间读书。大学时期，杨超宇将QQ签名改为“我上大学来求学”。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借阅数，每学期他都是最多的几位学生之一。据赵阳说，4年大学时间，他读了超过400本书。赵阳和杨超宇同一年考上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杨超宇是当年的专业第一，其中专业课291的高分，更是让他还没进校就成了学校的“传说”。赵阳说，满分300分的专业课，以前考到260多分就已经很高了，没想到有人能考到291分。入学后，赵阳和杨超宇被分到同一个宿舍。赵阳发现，杨超宇除了看书，没有其它爱好。杨超宇买了很多书，堆满书桌和柜子。“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有时候，赵阳和同学出去玩儿，叫他一起，他总是摆摆手，拒绝。文化研究所有相互辩论和分享读书心得的传统，研究生几年，大家交流的地方大多在赵阳和杨超宇宿舍。渐渐地，赵阳感觉到杨超宇的变化，他不仅能把问题谈得深刻，而且能深入浅出，让大家都理解。这些，赵阳和同学都达不到。为了研究哲学家熊十力，杨超宇将十卷本的《熊十力全集》抄了一遍，做了10多本笔记。“现在还记得读第一卷时候的状态，烦且不安，因为根本读不懂一句话。就这样试了好多次，最后一咬牙，决定以抄书的方式进行学习：从刚开始读一页要半天，到后来一个月可以过两卷，都是拿命换回来的收获。”杨超宇在硕士论文的致谢里写道。杨超宇抄写的熊十力全集读书之外，杨超宇爱参加的是各种读书会。赵阳记得，每次只要一看到读书会的信息，他都会报名，有时候甚至需要到其它学校参加。写网络小说赚了13万准备明年结婚韩一玮在读书会遇到杨超宇时，正在西北大学读大二。她被杨超宇的博学和刻苦打动，两人很快就在一起了。图书馆和自习室是他们最常去的约会地点，韩一玮在杨超宇的带动下，也开始热爱学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博士点，全国重点学科。杨超宇曾对韩一玮说，他的梦想就是将来留在研究所任教，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但是在现实面前，继续考博还是参加工作，成了杨超宇最头疼的选择。“以他的实力不考博太浪费了。”赵阳曾劝他继续考博，但是他每次回复都是“还没想好”。那一年，赵阳考上了博士，杨超宇犹豫到最后还是没报名。杨超宇和女友韩一玮知道，杨超宇想早点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但是内心还是不愿放弃学术。后来经朋友介绍，杨超宇找到了一边复习一边赚钱的机会。他帮一些网站写网络小说，都市、历史、悬疑都有所涉及。“某日茶杯碎地，鲜血淋漓，连夜去急诊科打针包扎，回来后仍照常更新一万字，那一晚，键盘上都有我的血。”杨超宇曾发朋友圈称，一年时间，他码字300万，赚了13万元。今年6月，杨超宇和韩一玮都收到了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录取通知书，两人都是专业第一。如果不出这次意外，他们将在9月一起报名，入学。他读博士，她读硕士，然后再过一年结婚。“我们都商量好了，婚期只等着确定最后的时间。” 韩一玮说。7月12日，还没入学的杨超宇受导师张茂泽推荐，以年龄最小的参会学者身份到山东参加了“百年儒学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了题为《论牟宗三对熊十力“体用论”的修正与背离》的报告。对于杨超宇的去世张茂泽很难过，他写了一段悼词让学生带给杨超宇。“颜回去世后，孔子曾对天高喊，‘天丧予’，我现在就有这样的感受” ，张茂泽说，如果杨超宇还活着，稍假时日，学术道路将不可限量。8月底，赵阳、吴益生等10多个同学到杨超宇老家参加了葬礼，吴益生在现场念导师悼词时，大家都留下了眼泪。最近，他们准备将杨超宇的文章整理成集，帮他出一本书。赵阳帮杨超宇搬书赵阳和杨超宇见最后一面也是因为书。杨超宇搬家，他去帮忙，东西很少，但是书很多。又厚又重的书，在平板车上堆得很高，他和杨超宇一前一后，推着车往前走。他和杨超宇有说有笑，很开心。杨超宇去世后，韩一玮将这些书又搬到了自己宿舍。“也许留住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变成你。之后我要把你读过的书全部读上一遍，学着你一本一本抄下来。你爱写批注，看着你的字，刚好也算是陪我读书了。”韩一玮在朋友圈写道。

因为院校对毕业论文查重的标准特别严厉，对毕业论文的查重率标准同样特别高，因此大家就必须知道一点论文改重的办法来降低查重率，但引证的文献综述就这么多，如何做好修改改重，乃至是如何降低查重率是大家首当其冲化解的问题。那么，如何减少毕业论文查重率？一、毕业论文怎么防止查重最容易发生重复的地方是绪论和致谢绪论和引言。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研究方向怎么会不重复呢。前面毕业的师兄师姐会引用相同的论文，为了防止查重也会使用各种写法写法，且引用写作流畅的句子。除了这方面需要多加注意以外，还有致谢部分。书、教材在数据库里是没有的。但是，抄书的同学需要注意，你抄的那部分可能已经被别的文章抄过了，检测的时候就重复了。二、避免毕业论文查重小窍门在写的时候变化一下，换个关键词，用意思相同的词来替换原文中的词语。也可以变一下句子的结构，用自己的话重新改写一下，这样一来，意思虽然是一样的，但是论文查重就不会检查出飘红来，再不行的话，可以直接把飘红的那句删掉。要是非得要用的话，可以借助一些翻译软件，就是说你可以把那段话先翻译成英语，然后自己再翻译成汉语，你会发现重复率就会降低很多的。三、毕业论文怎么引用降低查重如果你想做引文来通过知网查重，你必须使用引号来标记引文的常识，这个模式是正确的。如果您没有显示减号，并且数据库中的内容将被重复，则很可能它们将显示为红色。因此，在引用论文的常识时，我们必须注意引号的使用，如果只有一半的引号被使用，那么其它引号就必须全面地使用。知网查重是没有办法识别的，你引用的常识就会视为是剽窃。当然你不能过多引用它，你就不能引用太多，否则这篇论文将被视为抄袭！总结：大家在防止论文查重时可以去借鉴一些书、教材；降重的时候采用关键词替换，比较难的句子可以通过翻译软件；最后，还可以通过引用来降低查重，但是格式要正确并且不能引用太多！以上就是如何减少毕业论文查重率？全部内容，希望大家都能顺利通过论文查重！

一、查重说实话，只要你参考的论文没被查重系统收录，那么就算你全抄也查不出来。所以查重的时候主要看这个系统有没有收录你参考的论文。下面推荐一些常见的查重网站:①知网:http://check.cnki，net/知网的查重是以“章”为基本单元的。比如“封面”、“摘要”、“绪论”都会作为单独的一章，每一章出一个检结果，标明重复率。每一章有单独的重复率，全文还有一个总的重复率。有些学校在规定论文是否通过查重时，不仅要求全文重复率不能超过多少，还对每章重复率也有要求。②Paperpass: http: //3. checkman cc/pp/（ERPP）③Papertest: http: //www.papertest com/④Paperyy: http://wwwpapery.com⑤Paperfree: http://wwwpaperfree.cn/⑥万方:http://w.wanfangdata.Com.cn/⑦维普:http://vpcs.cqvip.Com⑧知网小分解:http:/ww.cnkicheck.info/⑨CNKI:http:/ww.cnki.cx/⑩PMLC: http://wwwzaojiance.com/wangpmlccheckshtml二、Paperless和知网的区别1）paperpass一句话中8个字重复这句话就算重复了，而知网是13个字重复。但是知网的文献库比 paperpasss要全，知网有收录的，paperpass不一定有收录。2）在查重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用的那个查重系统有没有收录你所参考的文献，如果全都收录的话，不用知网查也没关系，如果收录的不全面，还是建议用知网差一下。3）知网规则是连续13个字开始计算重复，而且只查询期刊文献和学位论文，pp是色活西度百科，百度文库，doc88等等4）paperpass数据库比较偏重于网络资源，虽然论文也会上网，但是知网的基本就是论文数据库5）paperpass查的点很奇怪的，连“众所周知”“由此可见”这样的也算重。6）paperpass中，只有句式差不多，两篇亳无相关的文都会被找出来，然后算你抄袭。知网会查有没有抄书， paperpass不会查，所以建议你把抄书的内容删了或者改写。知网查的时候会根据上下文意思来推断你是否剽窃了别人观点，所以最好改的不像原文。正文的话不用没改多少，该引用的还是得引用，要不没有论据。7）paperpass多的是网络资料，paperpass没收录15年硕士论文，而知网多的是最新论文和你学长学姐的论文。8） paperpass是按句查，知网是按段查，所以知网查出来应该会比paperpass低。三、知网和万方的区别中国现在论文检测只有知网系统和万方系统；知网和万方互有优缺点。万方收录的文献不如知网的全，但是万方检测比知网优惠很多，所以万方的查出的抄袭率会低一点。

其实要想使后期的毕业论文降重工作大大减轻，就需要从源头上杜绝，从写作开始就降低重复率。论文重复率一般来说，毕业论文的正文结构框架可以分为：第一章引言第二章基础理论第三章目前现状、困境分析或进行假设分析第四章核心重点展开分析第五章由第四章得到相应的措施和对策第六章结语第一章引言的套路是十分清晰的，基本就是介绍研究背景、意义之类的内容。虽然都是套话，很容易抄，但不建议一开始就抄，完全可以自己归纳总结，多看几篇文献就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一点也不难。第二章基础理论才是降重重点。的的确确实这一部分原创的难度大。建议同学们可以采用在这个部分可以先复制，后面查重时再降重的方法。但要注意，要自己选择合适的理论知识填充论文，而不是把别人论文一整个复制下来。这样做对论文结构的调整也会非常麻烦。另外，你可以使用介绍“抄书”的技巧，尤其是抄英文等外文的原版书，边翻译边抄，十分有效的！但找书、翻译十分麻烦，耗时长，大家可以自己自行权衡。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整篇论文的核心章节，建议尽量自己写！如果连这些你都不自己写，那基本上你的论文也不是你自己的了。即使你能接受反复的降重和修改，毕业答辩时如果导师对内容提出疑问，你也无法回答！而如果，这两章内容都是你自己深思熟虑后写出来的，查重是基本不会存在重复的，大大降低任务量。最后是提示，注意中英文摘要是参与查重的， 而论文的目录、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是不用管的，不会参与查重的。总结一下，轻松的使本科毕业论文重复率达到个位数，只需记住两步：1、除了第二章，其余部分尽量都参考别人的然后自己写上去。谨记，复制一时爽，降重两行泪！2、检测后，对标红部分慢慢进行逐段手动降重。如果你有完美主义倾向，改到0%也不是没可能。易检测论文（www.yijiancelw.com），为在校大学生提供24小时自助免费论文检测查重、毕业论文重复率检测、文章抄袭检测及免费下载论文检测报告服务。平台涵盖知网查重、万方、维普论文检测、Paperpass等全国高校指定论文查重平台，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构建学术生态链一站式服务平台。最新文章：如何快速通过论文查重？论文查重修改攻略，如何通过学校检测？论文查重怎么查？知网查重率超过百分之三十怎么办？论文重复率高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