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高中生

文|初心让一个女人，感到惶恐不安的时刻，是什么呢？对于大多数即将满30岁，或者已经过了30岁，还没有出嫁的女人而言，应该是怕自己“嫁不出去”，会遭人说闲话吧。婚姻，是女人第二次生命，常听人说，工作好，不如嫁得好，嫁错郎的女人，人生几乎毁掉了一半，这些话，说得一点都不过，反而句句在理。然而，岁月不饶人，时间的齿轮，让18岁少女不再年轻，所谓的“三十而已”，只不过是女人的自我安慰罢了，如果你发现身边的闺蜜，都已经结婚了，而你，快步入三十岁的人，真的不着急？真的不想找个人，把自己嫁出去？于是，许多快抵达30岁这个门槛，或者已经迈过30岁，还没有结婚的女人，内心就会产生“恨嫁”心理，这种女人，在婚姻中，越是容易走弯路。29岁名校法学女硕士，嫁给“高中生”的婚姻近日，看到一则情感婚姻诉说：李女士，是一名985名校毕业的法学女硕士，早些年，自持学历高、样貌好、家境好，自己又在机关单位工作等优质条件，对追求自己的对象，一挑再挑，就这样，年龄就到了29岁；原本，29岁的李女士也不着急，但是，看着自己身边闺蜜，都已经结婚了，甚至，有几个女性朋友都有了小孩，便开始有了“恨嫁 ”心理，担心自己30岁，还嫁不出去。恰好，李女士的高中同学，从部队退役了回来，被安排到了同城区的某单位工作，可以说，也是铁饭碗，与此同时，李女士的这位同学，家庭也很不错，在城区有一套房子。家境、工作都不错，又是曾今的同学，除了学历有差距，基本上挑不出让人不满意的地方了，于是，李女士就和这高中学历的男同学，开始谈恋爱了。昔日同窗好友，久别重逢，热恋期有多火热，就不言而喻。期间，有人说男友喜欢和其他女子玩暧昧等流言蜚语，起初，李女士认为等结婚了，男友就会收心，会只爱自己一人。一次鬼使神差，李女士翻看了男友的手机，意外发现，这个即将要与自己结婚的男人，居然真的和其他女人有染。于是，李女士选择和男友分手，决定重新开始，毕竟，嫁给一个渣男的婚姻，注定不会幸福。然而，提分手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男友得知李女士怀孕，坚决阻止她打胎，并磕头认错道歉，表示不会再和其他女人玩暧昧了，一心一意只会对她一个人好。李女士听后，心也软了，选择了复合。怀孕让婚期提前了，房子也没有买的情况下，就嫁人。婚后，才知道“嫁错人”的日子，有多苦由于是奉子成婚，婚前，没有买房住，婚后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心想着怀孕总得要人照顾；然而，李女士却忘了，自古婆媳走不到一块，何况还是拿着“怀孕 ”为理由，胁迫下才结婚的。李女士与婆婆共同生活，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日常矛盾，让丈夫左右为难，每每提起要买房出去居住，丈夫总是持反对意见。无奈之下，李女士向单位申请外出学习一段时间，其目的，就是不想在婆婆的眼皮底下，想放松一下心情。结果，万万没想到，李女士出差那一段时间，丈夫再次与其他女人玩暧昧，并且，丑事闹得单位人尽皆知。为了不让丈夫因丑事被开除，李女士挺着大肚子找丈夫单位领导求情，试问，丈夫出轨，妻子挺着大肚子说好话，这个脸，算是丢尽了。婚姻，一旦出现了背叛，即便原谅了对方，也很难恢复如初。坐月子期间，李女士和丈夫发生一次吵架，丈夫动手打了她，婆婆更是偏心自己的儿子，孤立无援的李女士，婚姻，过得苦不堪言。婆媳关系，剑拔弩张，丈夫不同意买房，李女士的父母，为了不让女儿在婆家受苦，花了几十万给女儿买了一套房。买房的那一刻，李女士才醒悟：“要房才结婚的女孩，真的并非物质，而是给婚姻上了一份保险，婆媳生活在一起，真的很难”婆媳不和，丈夫花心、不顾家，就连自己的孩子，都是不闻不问，完全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和责任。不想再忍受这种苦日子的李女士，下定了非离婚不可的决心，两人离婚后，丈夫没要孩子的抚养权，反而索要房子的一半钱，听到这里，李女士十分生气，房子自己花父母钱买的，没让婆家、丈夫掏一分钱，回过头来，还索要钱，因为房子是婚后财产，李女士只认倒霉，认识了这个“渣男”，只能倒贴了一笔钱。自此以后，李女士一人带着孩子生活，心情也好了许多。一个女人“恨嫁”，便会自降择偶标准“嫁人”其实，从千千万万的女性婚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定律，女人，越是年轻的时候，越是爱挑三拣四，结果，等到自己快步入30岁，就会惶恐不安。家人催婚、朋友催婚，社会催婚，在三种催婚，以及年龄催婚的压力下，人就会失去了那原本相信爱情会到来的心态，不会再去等待白马王子出现，反而，自己成了一头迷失的小鹿，四处乱撞。也就是“恨嫁”。一个女人“恨嫁”，迫切把自己嫁出去的心理，就是自乱阵脚，择偶标准便会下降，29岁名校法学女硕士，李女士就是这样的人，这才导致了婚姻的失败。失败的婚姻，和是否着急嫁人的观念，有一丝关系，“恨嫁”的女人，要重视婚姻，切莫将婚姻视为儿戏，否则，真的后悔莫及。笔者情感总结：古往今来，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这一点都不过分，但是，除了门当户对以外，更重要的是看一个人的人品。人品好坏，直接影响婚姻的幸福质量。从未听说过，相敬如宾的婚姻，生活会过得一地鸡毛。反观那些不幸的婚姻，要么男人好吃懒做、无进取心、要么不负责、爱家暴。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需品，但是，一个人的一辈子，需要有一段婚姻，尤其对于女人而言，倘若嫁错了人，第二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就丢失了。更可怕的是，嫁错人的婚姻，还会“丢命”，这一点都不夸张，毕竟，在2020年期间，“杀妻”事件出现了 多起。爱情，可以儿戏，婚姻却不可以，千万不要凭感觉就火急火燎把自己嫁了。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有人说，婚姻就是一堵围墙，如果真的嫁给了一个人品差的丈夫，这种婚姻，不要也罢，要懂得及时止损，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离婚，并不代表“再嫁人难”，只要多接触人，不自我封闭，不自我放弃，总会柳暗花明。

看到题主说教高中很累，人生在世，干什么都不容易，虽然说教高中比较累，但是很充实，而且在高考的时候，学生的成功就是老师的成功，很多学生考上大学之后，最难忘的就是自己的高中老师，和自己的高中老师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经常过年的时候聚一聚，平时的时候打个电话，所以说，最亲密的就是高中老师，虽然高中老师很累，但是他收获了很多，不仅收获的是孩子们的成功，同样收获的是孩子们的友谊。教中专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像之前有一个朋友上的是中专，他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跟自己的老师或者领导去一些地方招生，所以说他们的生源不是很稳定，每年都存在一部分学生流失或者是想尽办法去招生。从思想品德方面，我觉得高中学生还是比较单纯，他们没有太多的社会经历，所以他们，只是一股劲的在学习。而中专学生有一部分可能会破罐子破摔，他们可能觉得上中专无非就是想得到一个文凭，所以说在学习方面，应该没有高中生那样主动。其实关键怎么选择还是要靠自己，看你这么想的，其实现在干什么事情都不是特别容易的，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往往付出跟收获是成正比的。但是这是你想多了，首先你教高中或者初中你得考教师资格证，这个证件在手你才有资格去教，其次，现在高中初中大部分都是编制，你的考编制，这又是一关，市里省里的高中那就难考，县里高中初中估计你也看不上。再说中专，现在中专大专高职院校都是属于事业编制硕士想要考进去，笔试过了，面试才是最终决定命运时刻，不说送礼关系啥的，也有凭本事考中的，但我周围没有遇见过。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劝楼主最好弄民办本科大学当老师还是很轻松的，

这个他，大家都不陌生，那个写歌、出书、拍电影、上综艺、当评委，干一行行一行的高晓松。有才、胖脸、长发、酒驾、不买房、语出惊人、满腹经纶、愤世嫉俗、特立独行……高晓松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了，多到话题不断，争议常在，段子频出，无法不引人注目。作为北京清华大院里的孩子，高晓松可谓掉进了文化的“金窝”里，只要不聋不瞎不傻，耳濡目染便可拾得一身智慧。世人皆记住了他那句“硕士在我们家基本等同于文盲”，却不见得真正了解只有高中学历的他说出这句话的底气。且来看高晓松的“家谱”：外婆陆士嘉，北京航空学院创建者之一，中国第一代流体力学专家外公张维，深圳大学首任校长，与陆士嘉并称为中国的“力学双子星”祖父高景德，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电机工程专家父亲高立人，清华大学教授母亲张克群，梁思成学生，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这样的高知家庭，似乎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据说高晓松的外祖父母隔壁住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高晓松母亲张克群就是受了梁思成的指点从事了建筑行业。据高晓松描述，他幼年所受的启蒙教育是这样的：“小时候有什么问题家里老人就写一张字条，说这问题你问谁谁谁。我找到人家家里，人家打开字条一看，哦，你是那谁家的孩子，那你讲吧，都是中国头把交椅啊。”“记得妈妈领着年幼的我和妹妹在颐和园长廊仰着头讲每幅画的意义，在每一座有对联的古老房子前面读那些抑扬顿挫的文字，在门厅回廊间让我们猜那些下马石和拴马桩的作用，并从那些静止的物件开始讲述无比生动的历史。那些颓败但深蕴的历史告诉了我和妹妹世界之辽阔，人生之倏忽，而美之永恒。“1988年高晓松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专业，上大三时“发现自己不适合当科学家”，于是退学，转而去学导演。尽管他后来也并未如愿进入专业的电影学院学习，但经年的知识积淀、浑然而成的艺术天赋已经不影响他发光发亮，于是他在去到南方某歌厅驻唱，后因返京路费不足而不得不在彼地停留大半年的窘境下依然能写出一曲《同桌的你》，接了一个宿舍同学的电话就能在厕所里憋出一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有多少人，知高晓松其人只是因为曝光度太高、话题太多，甚至因为他的形象有些“油腻”而对他有些排斥。还有很多人感叹他的幸运，确实，把任何人放在高晓松这样的家庭里也许都不会太差，但有一点无可否认，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认清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乐于学习的心态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高晓松的成功在于他的头脑和智慧，认知和知识，学历于他而言是锦上添花，所以尽管他的学历还停留在清华大学肄业状态，退学之后投考北京电影学院落榜，他也并未在这方面多花心思。但，高晓松近乎传奇的人生，并非别人可以效仿，这世上，只有一个高晓松，把你我他的梦想，实现到了极致。

他的著作《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致力于揭示近几十年来美国文凭泛滥和贬值的历史，很多观点可谓是惊世骇俗，揭示了一些真相，也包含一些真知灼见，所谓“片面的深刻”，大概莫过于此了。“学历社会”的内涵，一是指社会成员的地位、职务、工资待遇等,由学历高低甚至毕业学校的声望来决定，学历成为区分不同社会地位的制度化存在。二是学历成为一种与本人能力相分离的身份标签，表现在社会关系、婚姻家庭、社会威信等各方面，获得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广泛认同。就中国全社会性高涨的学历崇拜和“学历高消费”、各行各业不断抬升的学历门槛、学历与能力严重分离的现实而言，中国的确已步入“学历社会”，这正是我们特别关注《文凭社会》的原因。柯林斯对“教育神话”的解构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的解释，社会学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一是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是社会的组成部分，通过社会化与选择两个主要功能，起着社会整合、有机运行的作用。相反的是冲突理论，马克思、韦伯是其早期的奠基者。冲突理论强调社会变迁的普遍性，认为社会秩序是权力和强制的产物。教育通过学校、考试、评价、选拔等各类制度，实现对资本权力、文化权力的合法化，形成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隐秘机制，底层学生误以为是自己不够聪明而难以向上流动。作为极端的冲突论的学者，柯林斯几乎完全否定了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教育文凭通货膨胀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错误前提，“那就是更多的教育能够生产出更平等的机会、更高科技的经济表现和更多的好工作。”他的结论是教育的发展与技术、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并无直接关系，人在学校的成绩与他的事业成功与否也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呢？没有任何好处，只是生产文凭“作为社会流动的障碍，只是破坏了职业流动”。他否定基于某种单一因果关系的进化论观点，即“技术-功能主义”的模型。他认为美国社会独特的历史、地理、经济发展，“让国家权力成为一种独立的因素”，进而“国家能强烈地影响文化群体之间的经济分层模式”。为应对来自大众的经济压力，就发生了非经济领域的增长，“最直接的推动因素是教育文凭系统的增长”。其实，教育普及和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已是常识，是无可否认、无须科普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当柯林斯尖锐地戳穿“教育神话”，否定了一种决定论时，却走向了另一种决定论。柯林斯揭示了文凭系统的建立过程和形成垄断的机制，十分精彩。在评价学校教育的作用时，他说“学校主要关注的是非学术领域，公立学校更多地是在强调中产阶级文化而非学术技能本身”“大部分技能——包括最高级的技能——都是在工作中或通过非正式网络学到的”。学生日后的收入差异更多来自课外活动、特别是对校园政治的参与以及运动赛事。商学院和专业学院之所以要求学生完成漫长的课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这些职业的地位，从而形成业内人士与门外汉之间的“社会化的障碍”。这与布尔迪厄关于文化再生产、文化霸权的理论如出一辙。从教育实践而言，所提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大多数学科专业无须学那么长的时间，真正重要和有用的技能只能在工作岗位和离开学校后的自主学习得到。从正面说，可以认为校园熏陶浸润的，主要是一种非智力的社会化因素，它对未来人生和成就的影响远比学业成绩更大，这也为许多研究所证明。柯林斯的核心命题，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是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他认识到现代美国“在分析产生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原因时，教育占据了中心地位”；但是，大规模的教育普及，“教育系统的膨胀丝毫没能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机会，没有改变族裔群体之间的分层次序，只是在更高教育等级上复制这一次序”。“上层与下层社会阶级的孩子们以相同的比例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基于社会阶级的相对教育水平比例在过去50年里（Spady,1967）乃至更久以来都未曾改变”；“教育系统的膨胀并没有发生从‘出身’到‘成就’的转变”。这也是我们今天最为关心的命题：教育究竟能不能改变命运？教育能够促进弱势群体向上流动吗？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严肃的社会学研究和一些长时段的跟踪调查，结论是令人沮丧的。当年的同学少年，长大后进入社会精英、白领、蓝领、贫困阶层等不同层面，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学校教育，而是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简单地说，是社会的制度、结构决定了社会分层，教育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例如，美国1966 年公布的著名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认为在诸多因素中，中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SES）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最大，而学校和教师特征则只有很小的影响。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对全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优胜者社会出身的差异（1966-1988）的研究揭示，优胜者中父亲为教师的比例，1966年为15%，1986年为24%；父亲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1966年为27%，1986年为40.5%；母亲为教师的比例1966年为12%，1986年为29%(1)。对60年代法国的调查，发现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差异悬殊，“高级职员儿子进入大学的机会，是农业工人儿子的80倍，是工人儿子的40倍，是中级职员儿子的2 倍”(2)。2017年出版的美国社会学调查《我们的孩子》，揭示“美国梦”的破灭和教育的阶层差距正在固化：进入21世纪，预测最终能够从大学毕业的中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得比考试成绩更为重要。类似的调查数据和结论国内也有许多。关于教育能否改变命运，它问的其实是“教育分层，还是社会分层？”当我们谈教育时，最容易陷入的是将教育视为一个独立的、自为的系统，以为教育好了就能改变社会、改变命运。晚清以来就有“教育万能”、“教育救国”之类观念的流行，也许是对教育过高的期望。教育当然是有社会功能的。无论杜威、陶行知还是毛泽东，都是教育改造论者，无不视教育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利器。但今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社会改造的功能是有条件的，如麦吉所言：“在经济因素促成的社会变迁方面，教育是形成社会变迁的条件；在意识形态促成的社会变迁方面，教育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动因”。想一想五四时期以及文革时期教育的能动作用，便可以明白。而教育对社会和个人的经济回报和功利价值，是在人力资本理论之后才被认识的。在一个常态社会，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一个人成才成功的道路十分漫长，教育与社会流动、自我发展的互动关系十分复杂。影响学生命运的几个重要动因，一是遗传和天赋的影响，即学生个体的差异；二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三是个人努力和机遇。它包含了个人无法选择的先赋性因素（家庭出身、民族、性别、出生地等），以及个人后天形成的自致性因素（如个性、性格，毅力、进取心、合作性等）。因而，社会研究、文化研究等宏观的解释理论，并不能代替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自我规划，也不否定个人的努力。在任何时代和社会环境中，都有逆境成才、草根逆袭的事例。就教育公共政策而言，应当致力于不断降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扩大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同时，降低教育系统内部教育分层的负面影响。例如，一个民族地区的小学生，要同时学汉语、英语、民族语言和汉语拼音，其艰难可想而知。大一统的课程、教学和考试制度，只具备表面上的一视同仁，而忽视了城乡、民族、性别、学生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异。一个细节是高考的三门主科（语数外）中两门为语言类，显然更有利于女生。在更为微观的层面上，师生关系、同侪关系对教育效果也有重要影响，这都是教育自身需要变革和改善的。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当柯林斯说“美国是学历社会最严重的国家”时，中国人笑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妨碍了我们对学历社会的认知。科举制是一种选官制度，影响面仅限于士人；学历社会则是教育大规模普及和工商业社会高度发达之后的产物，学历评价覆盖了大多数人。还有一种流行的认识，认为中国教育是最公平的，说的还是科举制。然而，以古代教育套当下的现实，其实是南辕北辙。社会学的研究，认为欧洲作为典型的阶级社会，近世以来的教育制度是一种“保荐式流动”，中学教育分为精英学校（通往大学）、商业高中，以及技术或技工学校，学生在恰当的时间节点分流，通过制度安排获得某种社会地位，上升的通道受到家庭背景的强烈影响。美国则是典型的“竞争性流动”，每个学生都能在竞争中横向流动，在不同类型学校中转学、重新进入都相对容易；同时，竞争的“纵向排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终点，个人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相应的地位和升迁机会。中国以高考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分层和向上流动机制，被国人视为是最为公平，却很难说是“保荐式”还是竞争性流动。表面与美国比较相似，如六三三制的十二年学制，一视同仁的义务教育制度，单一的高考通道，似乎更强调个人奋斗；但是，它真的那么公平吗？在中国，影响不同人群获得不同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人们的视线往往集中到清华北大、研究型大学；其实，真正重要的分层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完成了，这就是独具特色的“等级化的学校制度”。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大学和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在“文革”后重新恢复建立。在城乡分治的体制下，中小学学校可分为城市重点学校、农村重点学校、城市普通学校、农村普通学校四类，实际的等级则要多得多，重点校中又分为部重点、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等等。少数“重点学校”在教育经费、教师配置、招生政策等各方面享有优先权，与普通学校差距巨大，并更多地被优势阶层子女享用。在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这一制度已丧失合法性，但它仍然改头换面，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成为教育分层的决定性因素。调查显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学校层次一致（重点高中集中了更多优势家庭子女，普通学校集中了更多中底层家庭子女），高中的学生家庭背景与大学的层次同构（重点高中和研究型大学集中了更多的优势家庭子女，普通高中和普通本专科集中了更多农村和中底层家庭子女）。重点学校的既得利益清晰而稳固，大城市高烧不退的幼升小、小升初正是这一现实的写照。等级化的学校制度，严酷的应试教育模式，“学历军备竞赛”不断提前和下移到幼儿园阶段，是中国教育竞争的显著特征，是与欧美国家、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完全不同的。但是，舆论对教育不公的关注，往往导向一个比较邪门的方向：只有应试教育才能改变命运以及对“超级中学”的追捧。评价教育成效显然不能只看名牌高中的状元喜报。从小学到高中的“应试教育”，是以榨干学生的青春、透支学生的生命为代价的。那些进入大学的“幸存者”，其学习动机和创造激情多已经消磨无存。还有看不见的大多数，他们从小被激烈的升学竞争所淘汰，连上初中高中的机会都没有。这两种牺牲，都是对中华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资源的巨大摧残。有一篇流行的网文《学校教育最大的功能：改变底层孩子命运》，认为应试教育是底层孩子的唯一出路，非应试不能出头，是十分偏颇的。学校教育最大的功能，难道不是培养诚实善良、乐观自信，能够自食其力并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合格公民吗？对于大多数无缘大学的农村学生，这种教育才是他们走向未来的通行证。另一个偏见是只有上清华北大、985、211，才算“寒门出贵子”，这本身就是唯学历论的套路，从而将99%的人判为失败。由于我国教育普及的程度仍然较低——据调查，2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010年仅为9.1年；从业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2010年为10.54%，2020年计划达19.30%(3)。另据PISA2015的数据，中国教育最发达的京沪苏浙四地，15岁人口在读的比例不到80%，德国为100%，西北欧国家接近100%，美国为95%，巴西为83%(4)——因而尽管学校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存在很大脱节，但整体而言，文凭还是就业市场重要的“敲门砖”，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接受过高中/中职教育，乃至能够进入大学，对于个人命运的改变是明确和具体的。超越唯学历的视角，需要看见的另一个事实，是城市化、市场化进程，大众传播和互联网的时代，为许多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青年提供了在正规教育之外自我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因此，我不太赞同关于“阶层固化”的泛泛而谈。只能说社会阶层的前1%、5%可能是相对固化了；但此外的多数阶层和群体，其经济状况和职业地位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仍处于上上下下的变动之中，一场疫情、一个政策就会将众多“中产”的“岁月静好”打回原形。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场景，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农民工失业返乡，住在县城买的房里摆摊“创业”，也不再是昔日的农民。你说他这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呢？“学历社会”的下一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学历社会”的下一步。由于生产文凭的学校系统已经成为难以驾驭的庞然大物，柯林斯的预判是它可能会膨胀到荒唐的程度——例如“对体力劳动也提出四年大学学历”的要求。“文凭通胀推动下的教育系统扩张，可能会引爆教育系统内部的危机，”当教育规模与社会位置分配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时，“文凭废除主义就会浮出水面。”当然，这可能会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是“这一俗世信仰不断破灭又不断重建的过程。”破除文凭社会的方案有两个基本方向：“去学校化”和“去文凭化”。“去学校化”的方案，即学校系统的改革，试图从教育内部去改变学校。如改革课程结构、师生关系，让教育更有用、更贴近日常生活、更少受官僚的管制等等。柯林斯认为这是一种“学生运动的修辞”，是进步主义教育的另一个版本。但至少对中国教育而言，这一改革是很实在很重要的，具有一种“补课”的性质，例如更加综合性的教育内容，从小学开始的职业因素教育，更多的选择性，更为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学制的灵活性和短期化，正规学习和非正规学习、自主学习的互通转换，等等。我手边有一本吴康宁新译的伊万.伊里奇的《去学校化社会》，全面深化了这一主题，是一篇激进的教育革命檄文，也是教育学经典。这里必须说到职业技术教育。消解文凭膨胀的釜底抽薪之举，其实是职业技术渠道的教育分流。应该承认，大多数学生就其本性而言，并非都喜爱和适应学术性的学习。北欧和欧洲国家超越了早先按学习成绩的强制分流之后，形成基于学生兴趣、特长的个性化选择而进行的分流。据OECD组织《2018年教育概览》，欧洲大多数实体经济发达的国家，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比例之高令人震惊：芬兰71%，德国70%，荷兰69%，瑞士65%，奥地利58%，澳大利亚56%，意大利56%。当然，这是与他们社会阶层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相配套的。真正彻底的是“去文凭化改革”，即柯林斯说的“文凭废除主义。” 这并不是指废除学校，而是改变依据文凭分层这一“当今社会职业分层的关键特征”。例如，通过立法规定“在雇佣过程中要求正式学历是非法的，”以弱化学历在就业市场中的刚性地位、信号价值。这一意见似乎很极端，但一些国家的确出台过在招聘、面试过程中隐去毕业学校信息的措施，以降低“学历歧视”。在中国的现实中，最迫切的首先是降低学历门槛，将多数职位向本科、专科和高中学历开放，降低如公务员、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学历门槛。香港的公务员制度，低层公务员（打字员和办事员等）招聘的学历起点是高中。想想中国的各大办公室，多少博士、硕士在干高中生的活啊！“去文凭化”变革更重要的领域是在市场。柯林斯称“由于公共领域内正式学校文凭系统面临危机，才发生了向私有领域认证系统的改变。”以演艺市场为例，“超级女声”和“星光大道”打破了唯学历的门槛，使许多具有真才实学者得以自我实现，使院校通过四年正规教育培养歌手的套路黯然失色。中国从来不乏优秀人才，缺的是不拘一格的平台和渠道。不难想象，发扬光大“超级女声”和“星光大道”机制，各行各业将会涌现无数的李宇春和“大衣哥”。另一个显例是IT业，许多高技术企业都已经向高中生开门，用行业、专业的认证取代了学历资格，显示了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职业资格、社会流动新的变数。面向这一变革，在学校文凭之外的社会化认证系统正在出现，其典型是“开放式数字徽章”。2011年9月，美国开源软件组织 Mozilla 基金会启动了“开放徽章”（Open Badges）计划，它是“用来呈现个人通过完成特定的项目、课程或者实践活动而获得的技能、兴趣和成就的一种数字徽章”。对于学习者来说，它相当于一份动态的、可视的、可溯源的数字化个人履历，可将自己不同的学习过程和成果，通过数字徽章集中展示出来，就像下图里这个背包。美国的众多著名机构都已加入开放徽章计划，在招募时接受数字徽章证明。如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LinkedIn（领英，全球最著名的职业社交网站）、德勤（Deloitte，全球最知名的财务咨询公司）、EdX（知名大学的在线教育内容网站）等等。这样，一个没有名校文凭的人也可以进入高级职业生涯；如果他是具有多种能力的“斜杠青年”，则可以在多种职业中跨界流动。这样看来，“去学校化”和“去文凭化”并不是学者口出狂言的纸上谈兵，而是真实可感的正在到来的学习化社会的现实。它指引我们超越应试教育、超越学历军备竞赛，走向教育创新！参考资料：(1)【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P95，商务印书馆。(2)【法】布尔迪厄《继承人》P6，商务印书馆。(3)《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11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李敏谊，管亚男，从国际比较与地区差异的视角反思PISA2015测试的中国成绩，教育生物学杂志，2017，5（1），15-20页意犹未尽？想阅读更多教育好文，加入“教育名人谈”，您将获取更多名家关于教育的独特看法，以及最新的教育热点行业研究报告，提升自己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

事业编制改革的新动态，非师范生、专科生不能参加教师招聘考试。新规定指出，要提高中小学新招聘教师学历门槛，要将幼儿园教师学历、小学教师学历和初高中教师学历分别提升。部分省份高中老师必须硕士起步。面对这样的规定和频频出现的教师、教育问题，这样的规定到底是好是坏？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有人赞同，表示非师范生应该就不可以考教师，如果本来就不想当老师，只是迫于就业压力才不得不改行来当教师，就不应该美其名曰改行把自己奉献给教育。但是，还有人觉得这个观点不对，那是不是师范生只能当老师？师范生不准考公务员可以吗？当初开办师范院校的目的就是培养老师，而不是别的职业。只不过现在扩招的缘故，导致一大批师范生无法从事教育行业而不得不转行。事实证明，师范毕业的不一定合适当老师，非师范的也不一定不适合当老师非师范生要求高一点就行，直接不能考也是不合适的。比如大教育家陶行知，一没学师范，二没上师范专业，但是陶行知当老师当的全球闻名，桃李满天下，能不能当老师，当好当不好老师，不在于专业，更多的在于学识和智慧。原来师范生都是免费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后来免费师范生只有几所学校可以招收了，其他师范学校也要收学费，就不能规定师范生只能当老师了。而且非师范生不代表教不好学生，而且都是为了生活也没有谁是白干活不要钱的，师范生非师范生都一样。新规定执行的话原来不到研究生学历的高中教师就要统统下岗，有人说，我父亲是个中专生，当年中考全区第一，不可否认父亲的学习能力很强，工作能力也很强，但是中专生就是中专生，高中生就是高中生，知识水平，专业素养，真的没法跟一个优秀的本科生比，更别说研究生了。这反映出一个现象：学历不够的老教师面对研究生，多多少少还是有区别的，但是老教师的经验也是新人没有的。身边也有无数的例子某211，985研究生因为与学生家长沟通存在问题而不能被排课的。教育是一门语言和知识的艺术，但是这个也不能否认学历作为教师门栏的一个重要标准。只是说白了，行业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最终还是归结于个人是否合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中老师要研究生，那么小县城的高中就更难找到老师了，很多非师范生考教师资格证，完全可以去课外辅导机构，不一定非要考编制当老师。各行各业都有不是学这个却干这个的，程序猿也不少都不是学软件的，而是电脑培训学校速成的。干销售的更是，学啥的都有，市场营销专业没有任何优势。只有上过师范院校的人才知教书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什么人都可取代的，教书和育人是分不开。强烈支持师范专业毕业生才能成为老师，让老师成为不可替代的职业。总而言之，规定学历未必不是好事，但是教师的职业一定是不能含糊的职业，教师的水平也一定要高，评价机制也一定要严格。老师队伍整体水平高了，中国教育的质量才会提升，中国才有可能跻身教育强国！

如今的硕士研究生越来越多，但怎么也不可能到"烂大街"的地步，只能说明过去的人学历过低，再不提高就跟不形势。而且水涨船高，有些招考中，专科生、本科生都往往直接淘汰。最近重庆市高新区某小学招老师，15人上线，13人为硕士，只2人为本科，还基本都是名校毕业。博士坐下，硕士留下，本科等下，专科让开……这是前一段时间流行的说法。其实更残酷的现状是：很多大学生往往“毕业即失业”，而为缓解就业压力，不少大学生就考研以提升学历，获取更多竞争资本。君不见，年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都在增加，去年更是高达370多万。眼下各地高校正陆陆续续公布2021年研究生考试初试成绩，大多数考生们也正准备着手复试。有时，身边总有一种声音说：“读研没有什么大用”（大概有点类似于以前的“读书无用论”），说什么现在研究生都扩招那么多，研究生学历在贬值；还有的说，本科毕业工作三年积累的职场经验，硕士才毕业，工作经验就没法比。研究生属于教育金字塔的上层建筑部分，不是人人都能达到这个位置的，尤其是含金量高的研究生，考上就是赚到。除非你是真为了镀金，读研只为了纯混学历，否则它就会提升你的学识、人际圈层次和开拓你的眼界，并能让你学到一些必要的分析技能。如果你想考的是985、211高校的研究生，那竞争会非常激烈，分数不低也说不定复试都进不了。近年来的刚毕业生，尤其是211以上的，同学聚会如果还是本科生，都会发现大家不是在读研就是在读博，都没人跟你有共同话题了——有一朋友的女儿就是碰到过这种尴尬，赶紧出国留学。如果真到了研究生烂大街了时候，那也是天大的好事——想当初，有的农村连个高中生也没有，现在都开始有博士生了——这不正说明国民水平提升了？愿研究生们的素质真正达到真实水平，等我们烂大街的这批研究生老了，人民素质也就真正提升了，这多好，可能就没这么多人闯红灯了，也没人随地吐痰，没无理的校闹……

最近几所知名高中招聘名校硕士、博士做老师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最知名的莫过于深圳中学了，从聘用名单来看，几乎清一色都是北大、清华毕业的硕士、博士高材生。大家讨论的焦点无非两点，一个是深圳中学给予的丰厚待遇，二是让这些高材生去教高中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是不是有点浪费了？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不做过多的讨论。我更关注的是这会带来哪些影响，以及这预示着什么？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腾飞离不开这庞大的人力基础。这几十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不仅仅只有经济，在教育领域我们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解放前的文盲遍地，到现在大学生遍地，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可是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节点，这种模式渐渐的不适用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急需转型升级。中小学招聘教师要求的学历越来越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表象罢了。很多人应该感觉到了，不仅在教育领域会发生大动作，其他各个领域其实都会发生大动作，其实很多已经在发生了，只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感受没有那么深刻罢了。其实招聘名校硕士、博士做高中老师背后原因其实是错综复杂的，远不是普通大众想的那么简单。绝不仅仅是学校好大喜功，急需各种门面来装饰那么简单。这个背后其实是有国家文件支持的，现在就算是普通高中，一般最低要求也是硕士了。时代在发展，而且速度还越来越快，任何行业都需要新鲜血液，尤其是高质量的新鲜血液，它才能焕发新的生机。知识换代越来越快，学校尤其是高中学校确实是需要这么一批年轻的高材生来给学校带来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文化，这是好事。这群高材生所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学校是一个年轻人待的地方，充满活力的地方，实际上现代大部分人最美好的年华都是在学校度过的。最好的教育永远是言传身教，那种优秀人才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谁不愿意和优秀的人相处呢？学生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们心智尚未成熟，受外界影响更大。传授多么高深的知识都是其次的，主要是让学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养成合体的言行习惯以及乐观向上的性格。这一切都预示着，在教育领域，我们要来一次大的转型升级了。毕竟新时代来了，教师是新的，学生是新的，两者结合才能创造新的美好未来。

韦子运在地里干活。韦子运和妻子罗玖妹。韦家的奖状墙。韦子运家周围早已盖起二层、三层。养了两个硕士研究生和一个高中生，让韦子运家成了村子里特殊的那一户。他家所在的万寿村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山北乡，是已脱贫的贫困村。直到如今，这个村庄里多半年轻人选择在初中毕业或者高中就告别校园，大专生算是“高学历”。相继踏上打工路10余年后，有人已换过几份工作，有人结婚生子，也有人做了老板。在很多人看来，读书不算是“值当的买卖”。比如韦家，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3个孩子每年的读书钱加起来将近2万元，再算上越来越高的生活费，这个家庭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他家曾是当地的贫困户，一家6口人里只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力。乡政府工作人员把他家定为“因学致贫”。万寿村驻村第一书记方声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万寿村的年轻人多外出打工，他们的目的地包括广东佛山的制造企业，也包括深圳电子企业。剩下的部分人里，有人在当地开店，也有人创业办厂。方声有介绍，此前建档立卡的286户贫困户中，“因学致贫”的有十余户。韦家属于这10余户之一。大儿子韦傢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读研究生，二儿子韦家耀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读研，最小的儿子韦家航在覃塘高中读高三。100余张奖状密密麻麻地贴在韦家客厅的墙面上，那是3个儿子几年间陆续带回的。这些奖状从半米高的桌边爬到了3米高的房顶，最高处需要借助梯子才看得清。这是这家人最引以为傲的东西。除此之外，这个家就乏善可陈了。他家房子仅有一层，夹杂在村里成片的二三层楼中。搬进这里20多年，水泥地才铺上地砖。每逢雨天，屋顶会漏水，偶尔也有老鼠顺着屋檐突然窜进来。在少有的闲暇时光里，韦子运喜欢坐在木制躺椅上，摇摇晃晃地望着奖状发呆。除了亲戚朋友，他没和谁说过奖状背后的故事，只在话题提及时不自觉地咧开嘴角。儿子们毕业前的漫长时光里，压力被老两口自己吞下。60岁的韦子运和52岁的妻子罗玖妹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韦子运每日种田、养鸡，罗玖妹跑木板厂，顶着太阳将2米高的木材挨个扛上架子晾晒。韦家全部的收入差不多只够生活支出，已经很多年没存下钱了。最富裕的时候，他们只攒到两三千元，“生场病就花光了。”罗玖妹说。4年前，二儿子又考上了大学。那时候，大儿子正读大三，家里还有上初中的小儿子，兄弟俩上大学的学费来自助学贷款，仅是负担骤增的生活费，这个家庭就不得不第一次向人开口借钱。教育被视为寒门学子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机会。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因为希望摆脱贫困，来自乡村的家庭坚持供子女读书，接踵而至的费用反而令他们陷入困境，“因学致贫”也使农村地区对后代的教育投资日趋冷淡。在罗玖妹看来，身边在读书路上被绊住的年轻人，多是自己不想读了，家长也认为读到差不多就够用了。他们夫妻俩的念头很简单，不想儿子未来像自己一样辛苦地打工、种田。“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烙在他们的心里。但凡和读书相关的，韦子运都很支持。他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表示，“只要他们愿意接着读，我就尽力送他们去。”对于乡村的孩子而言，他们首先要跨过高考的门槛。因为没有多余的钱，韦家的儿子们从未上过课外辅导班，老大老二的高考志愿，也是自己琢磨着报的。忙于养家的老两口，离田地很近，离高校很远。韦子运知晓广西每年高考的分数线，这是从别人口中打听来的。对于儿子就读的专业，他能清晰地说出名称，解释不出大概。但韦子运依然关注儿子们的成绩变化，清楚儿子每一次考试的名次，会盯着他们总结成绩变动的缘由。怕孩子们“接触东西多了，分散了读书的心思”，直到高中毕业，韦子运才给两个儿子买来第一部手机。家里没电脑，老两口的手机是捡儿子后来淘汰的旧款。韦子运不玩社交网络，但会上网看新闻。除了老家，他只去过广东、上海和武汉。前两者和打工有关，后者是他送大儿子去大学报到。那是他唯一一次走进大学校园。为此，他辗转到云南，坐10余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抵达后却只待了一天就匆匆离开。跨过高考的门槛，来自乡村的孩子要面对的还有城乡之间基础教育上的差距。二儿子韦家耀坦言，在大学里，自己习惯扮演旁听的角色。他不属于能快速和陌生人熟悉的角色，多数时候，他会等别人先张口，直至讲到自己了解的内容时，再自然地加入话题。大儿子韦傢郑也属于沉默的一派。他内向，话少，欣赏来自大城市同学身上的自信。他在北京读研，设想过日后留在北京，但北京的房价令他发憷。他说自己不算“有野心”，也想追求安稳，“但以自己的实力，如果想扎根城市过安稳的生活，实现起来就必须要有野心。”“进北京念书挺好的，留下生活挺难的。”他感叹。他羡慕别人读过幼儿园，上过兴趣班，习惯逛图书馆，网络玩得顺手。“10年前，至少我读高中的时候，没有这些。”这种不平衡在研究生阶段的实验室里得到了缓解，这也是他坚持读书的理由之一，希望用学历磨平城乡的差距。2018年，韦子运家脱贫了。这距离韦家被评为贫困户过去了3年。韦家享受了低保和其他帮扶政策，走过了最难的阶段。不过，仍有压力需要这些年轻人自己肩负。韦家已经习惯了能省就省。3年间，韦家耀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大学时期，他和大哥都在学校勤工俭学，打扫过实验室，帮图书馆整理过图书。韦家耀还另外做过两份兼职。他发过几天传单，之后在一家婚庆公司负责布场。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习惯了周末早出晚归，最晚回程时已经22点，过了晚班公交的运行时间，就骑半个多小时的共享单车回学校。学校的大门落锁，他只好爬进来，回到寝室，同学早躺下了。高中毕业后，韦傢郑跟亲戚一起干过暑假工，在广东一家工厂做灯罩，一个月拿回2000元。研究生录取后，等待开学的4个月时间里，他再次上了流水线，到广东的工厂给电扇上螺丝钉。那份工作累，工头脾气暴常呵斥员工，工友聚起来谈论的是永远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大学毕业后的一年半里，他做过两份正式的工作。他学生物专业，最开始被科研院所安排到四川的养殖基地，人要待在船上，一天喂两遍鱼，做记录。后来，他换了份“更用得上专业”的工作，在广州一家公司负责细胞培养，经常加班，没时间复习考研。他的工资徘徊在4000元上下，花10个月还清了2.5万元的助学贷款。韦子运对儿子读书这件事的坚持，某种程度上来源于自己的经历。他接触过读书最多的一位，是他的初中同学。那位同学一路考上高中、大学，之后被分配进高校工作，做到教授，女儿去过国外留学。每年，那位同学回老家时，他们都会一起聚会，韦子运发现对方总有讲不完的话题。韦子运初中班里四五十人，一半的人考上了高中，有人当了教师，有人做了公务员，在市、县的政府部门。最普通的职业一个月工资差不多也有5000元——是他打工的两倍。和他一样没考上高中的人都在四处打工，跑去当司机，奔波在木板厂，有人还背着欠款，“都混得差不多”。从大儿子结束义务教育到开始读研，中间也已过去10多年时间。在村里，笔直宽阔的水泥路直接通向田里，垃圾从随便丢变得注重分类，楼房取代了泥房。谋生的手段多了，种田的人少了。相比于父辈的时代，摆在韦家儿子们面前的，还有高校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长。教育部前不久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博士毕业已达62578人，硕士577088人，本科3947157人。罗玖妹记得清楚，大儿子曾和她提过自己的压力——到了外面，成绩好的人太多，有时自己很努力也赶不上。“现在，大学毕业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不容易。”儿子们的命运是否已因读书而改变？老两口给出的答案是“应该吧”，他们说不出家里的变化，也无法给出确定的回答，“要到（他们）毕业再说”。韦傢郑回答得直白，“就目前来说肯定没有”。“我还是学生，没工作，要花钱，没法改变家里的整体环境。”但他很笃定，读书给自己最大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自己为人处事的态度，跳出了“按部就班”的思维模式，他有自己对婚姻的态度，对未来的规划。韦家耀也认为，自己已从一种相对单线的人生里解放出来。填报高考志愿时，有老师建议他学英语，家人希望他从医，都是“看上去稳定、赚钱的职业”。但他结合自己的兴趣和前景分析，选了水利工程。读研的想法是儿子们自己提的。3个儿子还想接着读下去。硕士毕业后，他们还想接着读博，有条件的话，也想读到博士后。韦子运已经60岁了。近来的这些年，他几乎每年都会住上几天院。老两口最担心的，是不知道自己作为这个家的顶梁柱还能撑多久。韦家一共三间屋子，韦子运和妻子一间，大儿子一间，老二老三挤在一间。 搬进这间房子里将近20年后，他们才在水泥地的表面铺上了地砖，把开裂的墙面修好，刷成白色。建楼的想法被搁了又搁。没人能预估出到底何时才会动工。“至少要供他们读完书吧”，韦子运郑重地说。前些日子，去广东打工的年轻亲戚到家里串门，和罗玖妹唠家常时提了句，现在做工的机器上印着大串英文，中学毕业的自己越来越看不懂，有时连开关也不知道怎么用。话题最终落到了“读书是好的，坚持学习是对的”。这让他们有了些底气。这个月，韦子运又收到了儿子们拿回的5张奖状，他把它们摊平整，一一贴上墙。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前几天刚放寒假，大二的外甥回到家，大睡了两天，说太累了。在期末考试季的时候，要交几份大作业，因为是机器判，自己过了，如果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机器都过不了，上传不了就没有分，上传了再判定得多少分。每次大作业就搞通宵、熬夜，说累死了。然后，据学长说，大二第一学期并不是最累的，大二第二学期和大三第一学期才是最累的。听到这样的话，我估计高三的学生要哭晕在厕所。高中三年很苦，每天做不完的作业，还经常要上补习班。到高三更是辛苦，每天能12点前睡觉算是很幸福的了。高三学生就盼着到了大学能歇歇，因为老师都是这么说的，到了大学就轻松了。现在发现不是。研究生呢？也不轻松，昨天刚出来的新闻，全国，包括清华在内，辞退了1300多名研究生，里面很多人是逾期不毕业。现在的博士和硕士有规定年限，比如博士一般要求6年，最长年限不超过7年。硕士一般是3年，最多4年。时间到了，游戏清零，被清退了。高中生、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很苦，那三者中谁最苦呢？我自己觉得高中生是压力最大，要说苦，可能没有大学生和研究生苦。高中生从思想上来说特别单纯，两点一线，生活上有父母照顾，学习上有老师带着，基本上按照老师和家长的吩咐做就行。高中生类似于游戏里的百米淘汰赛，每人都可以跑，但必须要赶超别人，如果赶不上别人，就会被怪兽干掉。到大学，压力轻了很多，但头绪却多了很多，课程也多。如果从小没有经过训练，不会自己拿主意，也不太明白大学的游戏规则的话，会非常累，累心。因为需要自我管理，自我安排，没有人督促你学习，需要自己督促自己学习。在985高校，即便自己懂得了大学的游戏规则，为了得到一个好的绩点，就会非常累，因为大学的课程跟中学不一样。老师讲一个学期，内容可能是几本书。为了学好，必须要很辛苦，这个强度比高中的大很多。我觉得大学生，就像游戏里的寻宝一样，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完成寻宝任务，要一个接一个地完成，需要规划，也需要耐心。研究生可以说比本科生更累，也可以说比本科生轻松，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研究生因为要自己开辟一个研究方向，硕士生还行，要求不高，有前人做过的。博士生有可能其他人都不懂，甚至连导师也不懂，全是自己摸索，有时候会卡壳。卡壳是最痛苦的，不知道是进，也不知道是退。只能硬着头皮熬，如果找到方向，万事大吉。如果没有找到，那就是没救了，也许就被清退。我觉得读研，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一方面看自己的能力，一方面看运气。所以，有时候研究生会轻松一些，有时候会艰难一些。大家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