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所谓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在研究方法层面，它与思辨研究相对应，是指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按照一定程序规范和经验法则对有关信息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简言之，实证研究是一种与规范研究相对的研究方法，它主张采用归纳的方法来对法律现象进行分析、提出解释。 虽然实证研究在法学研究中仍然比较小众，但实证方法通过调查研究法律到底如何制定、如何运行，针对法律实践状况展开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能够克服传统法学研究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洞和不足，从而构成对传统法学规范研究的反思和补充。研究特点第一，观照法律实践。法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如果仅仅在“应然”层面进行研究，得出法律应当如何的结论，与社会生活脱节，这样的研究缺乏长久的生命力。实证研究通常从法律实践中汲取养料，通过实践材料的理论化，发现和分析问题、解释原因，往往能够得出指导法律实践的结论，更加契合法律研究的实践性。第二，结论可以验证。传统的规范法学以法律条文或法律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逻辑推演的方法来证明作者观点。由于每个人观点各异、掌握的证据不同，往往得到不同的结论，而且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站在不同角度，难以说服对方。例如，历史上著名的哈特与富勒关于法律与道德命题的论战，双方都对自己观点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并逻辑自洽，但是终究无法说服对方。实证研究从经验材料出发，利用统计学知识、量化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可验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第三，研究中国问题。20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法学幼稚”的观点，指出了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性困惑。法学之所以“幼稚”，关键在于法学研究缺少独特的研究方法，或者说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不够“科学”。实证研究通常是基于法律数据和案例的研究，其基础是数理的推论，在得出结论时往往更加谨慎，有一分数据说一分话。由此，使得法学研究更加接近科学，摆脱幼稚之名。特别是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的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能够突出中国法律中的一些特殊问题，有助于为世界法学研究作出中国学界的贡献。第四，应用前景广阔。法律特别是法律实践活动产生大量的研究素材，例如案例、裁判文书、法律条文，这些素材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一手资料，稍加整理就可以成为法学实证研究最适切的原材料，因此，还有很多论题和研究思路有待挖掘。制约因素一是法律数据的开放程度不足。虽然中国的立法、司法、执法机关越来越重视数据的公开和透明，但是受制于公开时间短、观念局限等因素，中国实证研究的数据整体上仍然匮乏，特别是权威的连续统计数据不完整，给实证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法学实证研究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例如，截至2020 年12月，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裁判文书已超过1亿份。但是有学者研究发现，“一半以上的文书仍未公布在网。一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公众关心的案件，无法在网上找到”。中国裁判文书的公开性还有待加强。二是实证研究周期长、研究成本高。法学实证研究都需要研究者自己去搜集、调查、整理一手的资料，这个过程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因此，好的实证研究作品往往写作周期较长，研究成本高，有的实证研究需要多人合作或者团队合作才能实现法学理论与数据处理的完美结合。苛刻的条件往往对于实证研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三是法学实证研究人才队伍培养不足。大部分法学学者都是“文科生”，对数字不敏感，数据分析更是其短板；而一些经济学、统计学的学者数据处理能力强，但是对法律问题不敏感，甚至研究的主题在法律上意义不大。因此，要想让法律实证研究发扬光大，还需加大对法科学生实证研究方法和意识的专业培养，增强其数据敏感性、数据处理能力和提炼法律问题的意识。四是研究成果的理论转化需要更加包容。由于实证研究尚未成为中国法学界的主流研究范式、法学实证研究的理论转化平台较少、法学实证研究多数以合作作品形式呈现等因素影响，实证研究作品的发表仍然面临较多挑战。实证作品在法学类期刊，特别是核心期刊发表的比例远低于国外期刊（有学者统计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中定量研究占六分之五），一些学者对于实证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是面临发表难度高、产出很低的窘境，从而影响其研究热情。五是实证研究本身尚在起步阶段。目前，中国的法学实证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实证研究基本规范尚未形成，多数法学实证研究仍然停留在数据简单统计的层次，一些数据分析、整理方面的偏差甚至错误仍然大量存在，学者们对于法学实证研究的范围和边界尚未达成共识。国内的法学实证研究尚未形成鲜明的风格，更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识，因此，需要学者们加强国内外的交流、学习，提出法学实证研究的基本规范、基本方法、基本理论，提升法学实证研究的水平。突破瓶颈首先，加强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实证方法的运用。以统计学为重要根基的人工智能，与实证研究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够为实证研究提供更多的素材，并大幅提高繁琐的基础数据收集、整理的效率。而人工智能思维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对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运用，因此，实证研究训练得以成就的统计分析能力，又成为与人工智能跨界合作的关键性助手。未来，法学实证研究必将在对人工智能法学深入研究过程中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更强的生命力。其次，发挥实证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优势。据哈佛大学对1900—1965年世界社会科学重大进展的研究，定量问题或法学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实证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的主流研究方法，甚至开始运用于一些人文学科中，如历史学，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普遍的趋势。最后，利用实证研究拓展法学研究的边界和深度。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精细化，再要构建宏大的理论框架、传统宏大叙事的研究往往难度很大，实证研究则擅长从一些法律细节入手开展研究，在未来反而更可能拓展法律研究的边界和法学研究的深度。当然，虽然实证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被越来越多法律学者所认可，但是在进行法学实证研究时，一定要注意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两者不可偏废。定性分析是基础，决定了实证研究的方向、论题和价值；定性分析则决定实证研究的深度、结论的正确性以及论证的程度。（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胡昌明

导　语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腾飞的70年。为展示7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烘托学术界百家争鸣之良好氛围、勾勒各学科研究前景与发展趋势，《思想中国》栏目推出《70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系列文章，并按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约请各领域权威专家撰写文章，简要回顾成就与不足，重在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探索。文章尽可能吸收同行专家盲评意见修改完善同时也保持尊重作者本人观点，文末附推荐意见，既可视为读者了解该学科的导读性论著，也可视为广大党员干部勤学习、强本领、长才干的鲜活教材。今日刊发70年学科发展系列文章之十七，敬请垂注。中国政治学70年成就与展望张桂林作者简介：张桂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监察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委，中国政法大学前副校长、党委常委。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国家监察理论。一、中国政治学复建以来的四方面成就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政治学发轫于京师大学堂1904年设置的政法学科——“政治学门”，此后一直随着国家的社会政治变迁而曲折发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100多所大学已有40多所设立了政治学系。由于新中国借鉴苏联的学科模式，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仅有少量的基础性课程散见于法学等学科中。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紧补课”。随之，中国政治学会复建，专业的教学研究机构涌现，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起步，中断了近30年的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迅速前行。其发展成就可以概述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第一，学科知识不断分化融合，学科体系日臻成熟完备。学科是知识的平台，学科体系是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知识通过不断的内部分化与外部融合而形成的基本框架。因而，学科体系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要务，也是衡量学科发展状况的第一指征。40年来，政治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和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两个权威性文件明确定位的一级学科，一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科学的繁盛而自觉进行学科体系建设。在传统的 “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等基础学科之上，新兴学科大量涌现，知识体系空前丰满。其中包括：以不同政治主体和主题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如农村政治学、基层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权力政治学、国家监察学、选举政治学等等；借鉴关联学科的研究方法解读政治现象的交叉学科，如政治哲学、政治文化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等等；运用政治学的分析范式研究重大社会现象的新兴甚或冷门学科，如环境政治学、移民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网络政治学、教育政治学等等。随着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其学科主要功能——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成绩斐然。迄今，全国近130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30多所高校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80余所高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完备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人才培养模式基本规范，课程体系基本合理。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系统内设立了大量专门性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以及跨单位的协同创新组织，政治学专业研究者的队伍规模、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空前增强，国家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加大。第二，努力服务于治国理政，学科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日益彰显。政治学自产生伊始，便是经世致用之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学一直将服务于治国理政做为本学科的重要使命，自觉回应中国政治发展中迎面而来的重大问题。研究者们先后就国家政权建设、国家职能建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干部任期制、“一国两制”、民主和法制关系、德治和法治关系、集权和分权关系、党政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基层民主建设、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出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政治学回应社会需求、服务政治发展的应用性功能进一步彰显，研究者们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等各个研究领域，主动承接来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种重大项目与委托课题，以专著、论文、成果要报、咨询报告等形式为国家的决策立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伴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和应用性研究的加强，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和科学化的特色。在学科复建之初常用的逻辑分析、历史分析、制度分析、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等规范性方法的基础上，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数据分析、模型建构等实证研究方法显著增加。及至近10年来，计算社会科学、量化历史方法、大数据分析、实验方法、预测研究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方法成了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要指征。学界虽然对过度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政治学研究因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提升了应用性和科学性的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三，自觉推进本土化建设，创建了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学科基本话语。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是从大量译介西方政治学的著述而开始的，因此研究者们往往习惯于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式来关照中国的政治现实。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很难解释和预测的。由此，中国政治学自觉地开始了学科建设“本土化”的努力，相继创建了一系列对中国政治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本土话语。比如，在“民主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基本命题，将“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囊括于民主研究的视阈下，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拓宽了理论空间；在“国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国家能力”理论并据此对强大起来的中国进行评估，再经由与现代治理理论的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崭新话语；在“体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新权威主义”“压力型体制”等概念以与西方的“后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等概念相抗衡；在“政府话语”的范畴内，相继提出“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政府创新”“大部制改革”等概念，为中国现代政府建设创造了自己的理论。此类政治学本土性话语的不断提出和广泛运用,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国际交流不断拓展，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强大，它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交流也不断拓展，形成了常态化的国际交流机制、多样化的国际交流形式、稳定性的国际交流渠道、标志性的国际交流成果。一方面，中国政治学者通过邀请国外同行前来参会、讲学、访问、合作项目、译介其有影响的著述等“请进来”的方式及时掌握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通过积极地到国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发表外文学术文章和出版著作，创办政治学英文期刊等“走出去”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状况。更尤其是，国家层面也设立了很多高层次、高规格的人才培养和学者交流项目。在积极稳定的双向交流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为国际政治学知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对话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学科排名不断攀升。北大、清华和复旦的政治学科进入了QS排名前50位，中国政治学者的国际期刊发文量从1997的13篇增加到2017年的307篇。二、中国政治学继续前行的四个着力点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要求。次年9月，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正式实施。在新的历史契机下，中国政治学若要行稳致远，实现辉煌前景，必须在4个方面用心发力。第一，在学科发展方向上，强化本土意识，打造中国特色。学科因国家和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因回应国家和时代的重大问题而兴盛。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迫切的要求。中国政治学者的首要任务应是强化本土意识，立足中国实践，尊重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发展做出理论贡献，提升政治学理论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在此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学科更大的发展繁荣。尤要强调的是,政治学在进行本土化建构的同时，应该把握好“本土化和西化”“本土化和国际化”两对重要关系。首先，立足于本土研究的中国政治学应该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学科体系。它对于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孕育成熟的、被实践证明有相对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应该善于吸纳、借鉴、转换、创新和超越，做到为我所用；其次，在坚持中国问题意识优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要带着全球视野和国际格局，自觉地与国外政治学同行一起探讨世界性的政治论题，为人类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政治学人的特有智慧；第三，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研究不仅仅是运用本土方法和本土话语来解释本土的政治现象，也不仅仅是以自洽的逻辑来认知本土特定的政治问题，而应该是在研究本土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努力揭示其本质特征，凝练其演变规律，使应用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价值；不仅是具有特殊性的知识，更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唯其如此，中国政治学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而融入国际话语，才能够带着本土特色而走向世界一流。第二，在学科体系建构上，强化基础学科，合理、均衡地建设新兴学科。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虽然日益丰满和成熟，但仍然存在着不少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在强调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以“史”“论”为主的基础学科日益被边缘化和弱化；新兴学科虽然大量涌现，但大部分分支学科之间发展不均衡，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清晰；各分支学科之间和各层级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难以形成学术研究的合力。故而，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自觉遵循严谨、合理、科学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首先，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基础学科决定了政治学的学科边界，突显了政治学科的独特价值，奠定了政治学人的基本功底，为实证研究提供了价值导引，其地位只能强化而不可轻视。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学术单位和社会组织，应该给基础学科投入更多的资源，给甘于坐“冷板凳”的基础学科研究者更多的支持，给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多的展示和奖励。其次，积极拓展交叉学科。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的“公共权力活动”是最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牵涉领域最多的问题，因而政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有交叉的必要和可能，其交叉学科建设空间最大、动能最足。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建设绝不仅仅是某校某人随意性的开了几门交叉性的课程，或者提出了几个貌似交叉性的概念，而是要认真地从学科知识融合的角度，界定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使它们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学次级知识体系。最后，加强对学科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不同系列的分支学科之间排列组合的逻辑性和科学性的论证，减少离散性和随机性，使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不仅是形式上的庞大丰满，更是实质上的合理科学。第三，在学科知识供给上，努力提高创新能力，催生原创性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国政治学自复建以来，形成了庞大的研究队伍，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创造了丰富的本土话语。但是相对于快速进入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发展需求而言，政治学的知识供给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对丰富的政治现象和生动的政治实践均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和有效的预判。所以，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要以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创新实践提供更多的知识，奉献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为圭臬。为此，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做到：1．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发现新问题，挖掘新素材，将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和理性提炼，揭示现象的机理，把握事实的本质，凝练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原理，为具有解释力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2．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重。一方面，实证研究对于提升政治学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它在注重量化和实验的基础上，归纳理论、发现规律、注重专门知识的发现和发明，促进了原创性知识的产生。另一方面，实证研究所需要的学理基础和价值导向则需要由规范研究来提供，否则，单纯追求量化、图表和模型的实证研究就难免失之于肤浅和低效。两种方法并重，才能推进知识的创新。3．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原则，挖掘与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我国悠久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独立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但是却充满了前人认识政治现象和解决政治问题的特殊智慧。我们应该遵循知识生产的规律，将丰富的历史智慧做现代化的改造和转换，使之成为对于政治现实具有适应性和合理性的创新性话语。4．重视对国家发展当中深层次问题的研究。虽然中国政治学者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烈，应用性研究的论题越来越拓展，但大部分都是限于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层面的对策性研究。对于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等深层次的重大问题、价值问题，尚缺乏深度的关切和深刻的思考。政治学应该意识到并着手弥补这一缺憾，研究深层次的问题，得出自己创新性的结论。第四，在学科国际化上，以“世界一流”为终极目标，扩大学科影响，提升学科地位。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不是对立的或割裂的，而是内在一体、同时并行的。在强化本土意识，打造中国特色的同时，中国政治学必须具有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广博视野、具有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性知识贡献，具有国际同行认可的评价标准。否则，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均会受到质疑，更遑论实现世界一流。立志走向世界一流的中国政治学应该：1．建立更加多样化和稳定化的国际交流机制与路径。让越来越多的政治学本土话语成为国际同行交流的热点和焦点论题，乃至成为话语中心，占有话语优势，充实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就当下来说，中国政治学尤要重视在国际性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更多的创新性研究成果。2．打造良好的学科生长氛围和学科文化，孕育越来越多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和学科带头人。依据国际经验，凡被大家公认为世界一流的学科，都有被国内外同行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以原创的学科概念、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对本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影响。没有这样的学术大师，任何大学的任何学科都很难被视为世界一流。3．重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是学科的首要功能。它彰显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关乎着学科的国际声誉。在国际通行的几大评价体系中，都涵盖了各部相同的人才培养质量要素。所以，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学科，也很难被同行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学科。【专家推荐意见】：文章纵贯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展现了学科体系和当前研究领域与中国政治进程间的紧密关系，准确概括了当代中国学术与中国话语的发展方向，回应了本土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应用价值。(思想中国出品，皆为原创，如蒙垂爱关注转发，务请注明转自党建网或党建网微平台，以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思想中国】木 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经纬与使命担当【思想中国】李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思想中国】张晋藩：中国法制史学七十年回顾与展望【思想中国】孙庆伟：中国考古学七十年【思想中国】臧峰宇：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述略与前瞻【思想中国】李建华：中国伦理学发展的着力点【思想中国】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展望【思想中国】张守文：中国经济法学的理论共识与未来发展【思想中国】谢地坤：外国哲学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展望【思想中国】陈金龙：新中国7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思想中国】舒国滢：中国法理学70年的回顾与展望【思想中国】黄少安：新中国政治经济学70年回顾与展望【思想中国】张立文：七十年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前瞻【思想中国】张顺洪：新时代我国世界历史学如何更好发展【思想中国】徐晨光：新时代党建研究亟待新跨越【思想中国】张文显：中国法学70年的回顾与前瞻【思想中国】贾康：七十年中国财政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监制/慈爱民 责编/刘文韬 编辑/王慧 制作/穆菁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科学术圈，ID:shkxquan】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01开题报告的结构（一）论文名称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 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1）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2）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的开题报告应该有文献综述，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该部分。文献综述一般包括：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 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也是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确定论文写作目标时，一方面要考虑课题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考率实际的工作条件与工作水平。（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目标与内容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1）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2）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02开题报告的五个研究方法（一）调查法与实验法1、调查法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调查法中最常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它是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即调查者就调查项目编制成表式，分发或邮寄给有关人员，请示填写答案，然后回收整理、统计和研究。2、实验法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二）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方法排斥价值判断，规范研究方法却以价值判断为基础。1、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方法以某种价值判断为基础，说明经济现象及其运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规范研究方法研究客观现象的目的在于：提出一定的标准作为经济理论的前提，并以该标准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以及研究如何使经济现象的运行符合或实现这些标准。规范研究方法以某种价值判断为基础，解决客观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要说明所要研究的对象本身是好还是坏，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还是具有消极意义。规范研究方法研究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和归宿离不开价值判断。规范研究方法，就是从价值判断出发来研究经济现象，并研究如何实现上述标准。2、实证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实证研究法是认识客观现象，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的研究方法，其重点是研究现象本身“是什么”的问题。实证研究法试图超越或排斥价值判断，只揭示客观现象的内在构成因素及因素的普遍联系，归纳概括现象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实证研究法的步骤：(1)确定所要研究的对象。分析研究对象的构成因素、相互关系以及影响因素，搜集并分类相关的事实资料。(2)设定假设条件。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对象的行为是有其特征所决定，试图把所有复杂因素都包括进去，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为此，必须对某一理论所使用的条件进行设定。当然，假设的条件有一些是不现实的，但没有假设条件则无法进行科学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法研究问题，必须正确设定假设条件。(3)提出理论假说。假说是对于现象进行客观研究所得出的暂时性结论，也就是未经过证明的结论。假说对研究对象现象的经验性概括和总结，但还不能说明它是否能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4)验证。在不同条件和不同时间对假说进行检验，用事实检验其正确与否。检验包括应用假说对现象的运动发展进行预测。（三）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1、定量分析法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2、定性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四）文献综合法与个案研究法1、文献综合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其作用有：①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2、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1)个人调查，即对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进行调查研究;(2)团体调查，即对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3)问题调查，即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五）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2000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

作者简介：张桂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监察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委，中国政法大学前副校长、党委常委。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国家监察理论。一、中国政治学复建以来的四方面成就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政治学发轫于京师大学堂1904年设置的政法学科——“政治学门”，此后一直随着国家的社会政治变迁而曲折发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100多所大学已有40多所设立了政治学系。由于新中国借鉴苏联的学科模式，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仅有少量的基础性课程散见于法学等学科中。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紧补课”。随之，中国政治学会复建，专业的教学研究机构涌现，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起步，中断了近30年的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迅速前行。其发展成就可以概述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第一，学科知识不断分化融合，学科体系日臻成熟完备。学科是知识的平台，学科体系是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知识通过不断的内部分化与外部融合而形成的基本框架。因而，学科体系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要务，也是衡量学科发展状况的第一指征。40年来，政治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和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两个权威性文件明确定位的一级学科，一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科学的繁盛而自觉进行学科体系建设。在传统的“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等基础学科之上，新兴学科大量涌现，知识体系空前丰满。其中包括：以不同政治主体和主题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如农村政治学、基层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权力政治学、国家监察学、选举政治学等等；借鉴关联学科的研究方法解读政治现象的交叉学科，如政治哲学、政治文化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等等；运用政治学的分析范式研究重大社会现象的新兴甚或冷门学科，如环境政治学、移民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网络政治学、教育政治学等等。随着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其学科主要功能——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成绩斐然。迄今，全国近130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30多所高校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80余所高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完备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人才培养模式基本规范，课程体系基本合理。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系统内设立了大量专门性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以及跨单位的协同创新组织，政治学专业研究者的队伍规模、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空前增强，国家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加大。第二，努力服务于治国理政，学科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日益彰显。政治学自产生伊始，便是经世致用之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学一直将服务于治国理政作为本学科的重要使命，自觉回应中国政治发展中迎面而来的重大问题。研究者们先后就国家政权建设、国家职能建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干部任期制、“一国两制”、民主和法制关系、德治和法治关系、集权和分权关系、党政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基层民主建设、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出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政治学回应社会需求、服务政治发展的应用性功能进一步彰显，研究者们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等各个研究领域，主动承接来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种重大项目与委托课题，以专著、论文、成果要报、咨询报告等形式为国家的决策立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伴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和应用性研究的加强，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和科学化的特色。在学科复建之初常用的逻辑分析、历史分析、制度分析、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等规范性方法的基础上，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数据分析、模型建构等实证研究方法显著增加。及至近10年来，计算社会科学、量化历史方法、大数据分析、实验方法、预测研究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方法成了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要指征。学界虽然对过度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政治学研究因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提升了应用性和科学性的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三，自觉推进本土化建设，创建了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学科基本话语。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是从大量译介西方政治学的著述而开始的，因此研究者们往往习惯于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式来关照中国的政治现实。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很难解释和预测的。由此，中国政治学自觉地开始了学科建设“本土化”的努力，相继创建了一系列对中国政治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本土话语。比如，在“民主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基本命题，将“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囊括于民主研究的视阈下，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拓宽了理论空间；在“国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国家能力”理论并据此对强大起来的中国进行评估，再经由与现代治理理论的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崭新话语；在“体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新权威主义”“压力型体制”等概念以与西方的“后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等概念相抗衡；在“政府话语”的范畴内，相继提出“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政府创新”“大部制改革”等概念，为中国现代政府建设创造了自己的理论。此类政治学本土性话语的不断提出和广泛运用,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国际交流不断拓展，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强大，它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交流也不断拓展，形成了常态化的国际交流机制、多样化的国际交流形式、稳定性的国际交流渠道、标志性的国际交流成果。一方面，中国政治学者通过邀请国外同行前来参会、讲学、访问、合作项目、译介其有影响的著述等“请进来”的方式及时掌握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通过积极地到国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发表外文学术文章和出版著作，创办政治学英文期刊等“走出去”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状况。更尤其是，国家层面也设立了很多高层次、高规格的人才培养和学者交流项目。在积极稳定的双向交流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为国际政治学知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对话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学科排名不断攀升。北大、清华和复旦的政治学科进入了QS排名前50位，中国政治学者的国际期刊发文量从1997的13篇增加到2017年的307篇。二、中国政治学继续前行的四个着力点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要求。次年9月，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正式实施。在新的历史契机下，中国政治学若要行稳致远，实现辉煌前景，必须在4个方面用心发力。第一，在学科发展方向上，强化本土意识，打造中国特色。学科因国家和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因回应国家和时代的重大问题而兴盛。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迫切的要求。中国政治学者的首要任务应是强化本土意识，立足中国实践，尊重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发展做出理论贡献，提升政治学理论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在此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学科更大的发展繁荣。尤要强调的是,政治学在进行本土化建构的同时，应该把握好“本土化和西化”“本土化和国际化”两对重要关系。首先，立足于本土研究的中国政治学应该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学科体系。它对于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孕育成熟的、被实践证明有相对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应该善于吸纳、借鉴、转换、创新和超越，做到为我所用；其次，在坚持中国问题意识优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要带着全球视野和国际格局，自觉地与国外政治学同行一起探讨世界性的政治论题，为人类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政治学人的特有智慧；第三，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研究不仅仅是运用本土方法和本土话语来解释本土的政治现象，也不仅仅是以自洽的逻辑来认知本土特定的政治问题，而应该是在研究本土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努力揭示其本质特征，凝练其演变规律，使应用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价值；不仅是具有特殊性的知识，更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唯其如此，中国政治学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而融入国际话语，才能够带着本土特色而走向世界一流。第二，在学科体系建构上，强化基础学科，合理、均衡地建设新兴学科。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虽然日益丰满和成熟，但仍然存在着不少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在强调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以“史”“论”为主的基础学科日益被边缘化和弱化；新兴学科虽然大量涌现，但大部分分支学科之间发展不均衡，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清晰；各分支学科之间和各层级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难以形成学术研究的合力。故而，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自觉遵循严谨、合理、科学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首先，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基础学科决定了政治学的学科边界，突显了政治学科的独特价值，奠定了政治学人的基本功底，为实证研究提供了价值导引，其地位只能强化而不可轻视。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学术单位和社会组织，应该给基础学科投入更多的资源，给甘于坐“冷板凳”的基础学科研究者更多的支持，给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多的展示和奖励。其次，积极拓展交叉学科。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的“公共权力活动”是最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牵涉领域最多的问题，因而政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有交叉的必要和可能，其交叉学科建设空间最大、动能最足。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建设绝不仅仅是某校某人随意性的开了几门交叉性的课程，或者提出了几个貌似交叉性的概念，而是要认真地从学科知识融合的角度，界定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使它们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学次级知识体系。最后，加强对学科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不同系列的分支学科之间排列组合的逻辑性和科学性的论证，减少离散性和随机性，使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不仅是形式上的庞大丰满，更是实质上的合理科学。第三，在学科知识供给上，努力提高创新能力，催生原创性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国政治学自复建以来，形成了庞大的研究队伍，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创造了丰富的本土话语。但是相对于快速进入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发展需求而言，政治学的知识供给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对丰富的政治现象和生动的政治实践均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和有效的预判。所以，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要以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创新实践提供更多的知识，奉献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为圭臬。为此，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做到：1.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发现新问题，挖掘新素材，将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和理性提炼，揭示现象的机理，把握事实的本质，凝练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原理，为具有解释力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2.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重。一方面，实证研究对于提升政治学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它在注重量化和实验的基础上，归纳理论、发现规律、注重专门知识的发现和发明，促进了原创性知识的产生。另一方面，实证研究所需要的学理基础和价值导向则需要由规范研究来提供，否则，单纯追求量化、图表和模型的实证研究就难免失之于肤浅和低效。两种方法并重，才能推进知识的创新。3.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原则，挖掘与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我国悠久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独立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但是却充满了前人认识政治现象和解决政治问题的特殊智慧。我们应该遵循知识生产的规律，将丰富的历史智慧做现代化的改造和转换，使之成为对于政治现实具有适应性和合理性的创新性话语。4.重视对国家发展当中深层次问题的研究。虽然中国政治学者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烈，应用性研究的论题越来越拓展，但大部分都是限于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层面的对策性研究。对于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等深层次的重大问题、价值问题，尚缺乏深度的关切和深刻的思考。政治学应该意识到并着手弥补这一缺憾，研究深层次的问题，得出自己创新性的结论。第四，在学科国际化上，以“世界一流”为终极目标，扩大学科影响，提升学科地位。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不是对立的或割裂的，而是内在一体、同时并行的。在强化本土意识，打造中国特色的同时，中国政治学必须具有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广博视野、具有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性知识贡献，具有国际同行认可的评价标准。否则，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均会受到质疑，更遑论实现世界一流。立志走向世界一流的中国政治学应该：1.建立更加多样化和稳定化的国际交流机制与路径。让越来越多的政治学本土话语成为国际同行交流的热点和焦点论题，乃至成为话语中心，占有话语优势，充实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就当下来说，中国政治学尤要重视在国际性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更多的创新性研究成果。2.打造良好的学科生长氛围和学科文化，孕育越来越多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和学科带头人。依据国际经验，凡被大家公认为世界一流的学科，都有被国内外同行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以原创的学科概念、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对本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影响。没有这样的学术大师，任何大学的任何学科都很难被视为世界一流。3.重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是学科的首要功能。它彰显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关乎着学科的国际声誉。在国际通行的几大评价体系中，都涵盖了各部相同的人才培养质量要素。所以，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学科，也很难被同行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学科。

程金华徐汇区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聘教授、博导、副院长对于法律实证研究者而言，这是一个更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更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更好的时代，因为法治建设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都越来越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对于“官老爷”而言，善用法律之治能够夯实统治的正当性;对于“老百姓”而言，熟知法律之技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事实上，法治已然成为当代世界诸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刚需”。而在同时，先走一步的国家与地区，对于法治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制度实践的形态也有差异。后走一步的国家与地区，则常常是雾里看花，“摸着石头过河”。“制度刚需”与“认识差异”并存，为法律研究者——尤其是法律实证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舞台。法学的学术研究可以告诉世人未知的法律世界，而法律实证研究则能够展现未知的真实法律世界。如今，即便是在最独裁的国度里，统治者也不能坦然接受自己对真实法律世界的无知;即便是在最纯朴的原生态社会里，乡民也恐怕因为缺乏法律之知识而吃大亏。因此，对真实法律世界的了解与理解，既可以是老百姓“居家旅行之必备良药”，也可以是统治者建构正当治理秩序的“屠龙之术”。然而，这又是一个更坏的时代。21世纪即将跨入第三个十年，世界越来越不太平。在很多国家，越来越流行“反智主义”的认知潮流。知识让位于迷信，情绪战胜了理智。政客们越来越喜欢“剑走偏锋”，不按常理出牌。遵守常识貌似成了一种落伍。在法律领域，一些当权者还时不时质疑法治的有效性。法治建设的地域特殊性，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一种建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现在市面上的答案，更多是在知识迷信所包装下的私利主张，而不是基于国民利益所形成的客观事实——至少我认为如此。更不幸的是，后面的“追兵”还未甩脱，前面又有“大河”挡道：人工智能，真的来了!这势必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认知革命。在认识法律世界方面，人工智能有两种潜在的功能：一是针对过去，帮助我们认识未知的常识世界(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法官的集体潜意识);二是针对未来，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高位阶的逻辑化世界(比如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司法裁判)。无论在价值上如何评判，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追求，是对智识的迷恋，这是一条“迷智大道”。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异的年代：人们同时走在两条方向相反的道路上，一条是“反智大道”，一条是“迷智大道”。在这样一个吊诡的年代，更容易让雄辩者益发雄辩，理智者益发失语。我们正处在人类与知识追求的十字路口上：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都不好!尝试走中间吧!针对法律的实证研究，可以是一条更加稳妥的“中庸之道”。对于“反智主义”者，请“喂给”他们更多基于科学研究所得到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如果有人不相信法治是个好东西，请用事实告诉他们法治是个好东西，为什么是个好东西。如果有人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掺杂”，请告诉他们这些“杂物”是否作为一个变量影响了法律体系的整体效果，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的。对于“迷智主义”者，请大声对他们讲，wait a second，请“讲人话”，告诉我们其中的机制(mechanism)!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在法律的运作中，最核心的要素之一是说得清、道得白的法律推理，而人工智能——至今——给我们所展现的恰恰是难以解释、莫可名状的“黑客帝国”。如果说法治是好东西，人们因此而对法治形成信仰，那是因为法治背后是一整套说得过去的道理。法律实证研究有什么用，就是“讲理”。而为了达到讲理的效果，作为方法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整套的知识技艺和程序设置，最终实现法律学说的“实事求是”——这里的“是”，既是人间事物之“事理”，也是社会法律之“法理”。所以这样一种讲理的知识路径，在保守的“反智大道”和激进的“迷智大道”之间，大约是刚刚好。法律实证研究者的立场是，对“反智主义者”说，您快回来;对“迷智主义者”说，您慢点跑。所以，在这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关头，对法律实证研究的推崇，不仅仅是一种必须推广的知识技术，也是一个应当坚守的知识政治。为此，我们尽自己的努力，并呼吁同仁们，一起建设(华人世界的)法律实证研究共同体。为此，我们主张：其一，推进开放共享的学术平台建设。共同努力建设各类开放的法律实证研究学术平台，包括建设开放共享的法律实证研究数据库，训练共通的研究技能（比如访谈技巧或者统计分析技能），汇集相同的研究兴趣，推进共通的理论范式，等等。这应该是互助、互惠的平台，也值得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比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共享。以及，华人学者理应利用共用中文的便利，促成华语地区跨边境、跨地域的学术平台共建。同时，要尽量避免闭门造车，杜绝学术平台成为纯粹学术资本分配与再分配的机器。在最近几年，类似的学术平台在慢慢形成，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其二，尊重方法多元、促成方法互补。承认各种研究方法的利与弊，坚持研究方法多元与互补，以推进定性与定量、“小数据”与“大数据”研究的交融整合为目标。应当承认，实证研究只是诸多研究方法的一种，并非任何法学的问题都值得实证研究——甚至绝大多数的法学问题都不值得实证研究。坦然面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并不是方法论上的怯懦。学术的交流和发展，只有建立在坦诚相对的基础上。方法论之间的对话，也应当是如此;也只有如此，彼此才能共生、互补、发展。其三，推动实证研究与法教义学的理性对话与法治秩序建构中的知识合作。规则兼具稳定性和开放性是任何一个法律体系的固有特征。只不过，在成熟稳定社会，规则的稳定性较为明显;反过来，在变动社会中，规则的开放性可能会更加显著。但是，无论是哪面更闪亮，以规则的稳定性为基石的规范研究和以规则的开放性为中心的实证研究是法学研究这枚硬币的两面。同理，如果没有对真实世界作很好的了解就进行法律体系建设，法教义学的工作越是成熟、技艺越是精湛，法律实践的荒谬性就越强。反过来，任何法学的研究方法都必须以法律体系(尤其是法律规则)为出发点，并回到法律体系(尤其是法律规则)，否则它们也必定是无的放矢，甚至是在做文章游戏。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实证研究、法教义学和其他法学研究方法关系的宿命必定是互补与合作。其四，以解决华人世界的法治建设为出发点，并努力形成有生命力的真正学术贡献。以华人世界的法治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与法治发展模式为副产品，而不是把顺序反过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经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话非常好地描述了当代华人世界法律实证研究的时代使命。法律实证研究者应当避免一种误区，即把理论创新和追求个人/机构/法学部门/国家的话语权当成自己的主要使命，甚至唯一使命。毋庸置疑，在本国乃至世界法学界中获得理论话语权，是法学研究者的目标，但不是根本目标。像其他研究一样，华人世界的法律实证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发现自身的法治问题，解决自身的法治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华人世界的法治问题被我们的（实证）研究解决了，哪怕解决了部分，我们的研究成果、学说和理论也就自然而然会获得话语权和说服力。反过来，为了理论的理论，注定不会有长久生命力。最后，努力“迎进来、走出去”，既要学习其他语言法律实证研究的优秀技艺与成果，也要推动中文成果的世界分享与推广。虽然法律实证研究在世界各地大致同时起步，但是无可置疑，用英文写作为代表的法律实证研究群体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更好的技艺、更大的世界性共同体，这个世界性的法律实证研究共同体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们也应当努力成为其中平等的一份子。与此同时，毕竟，法律实证研究中“词”或语言的差异，也反映了背后“物”或秩序的深刻差异，并因此有着不同的受众。华语世界的法律实证研究也要做大、做强自己，并获得世界同行的尊重。

2021年3月28日，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部规划课题《区域研学资源开发的实证研究》成果发布会在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举行。会上发布了区域研学课题研究系列成果，其中《区域研学理论与实践》、《区域研学实践》系列教材、《智慧生活研学系统》、《智慧体验教育信息服务平台》、《智慧生活研学课程》做了重点介绍和发布，得到与会人员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赏，大家认为秦皇岛已经成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目的地城市，秦皇岛构建的区域研学理论与实践体系，独特的区域研学实施方式，为全国体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对研学教育科学规范发展作出了贡献。2013年以来，秦皇岛市积极组织中小学生开展研学体验教育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他们以课题为引领，深入开展研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先后参与北京大学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独立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区域研学资源开发的实证研究》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几年来，全市参与研学体验教育的学生已逾60万人次，有效促进了广大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认可。区域研学是素质教育的创新形式，是体验教育的有效方式，是全面实施课程改革的一种新的校外教育方式。以课题为抓手进行了深入的实践与研究，在研学资源开发、基地建设、教材开发、课程建设、课程实施、安全保障、服务系统、评价体系等方面取得了实证性成果，为全国研学体验教育起到了示范作用。形成了全新的区域研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形成了政府、教育部门、校外机构、学校、家庭统一协调的管理系统，对科学开展研学体验教育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区域研学是依托区域研学资源与当地教育实际，政府统一协调管理，多部门协助，学校组织，研学机构实施的校外实践教育方式，促进研学体验教育有效落地。利于构建研学教育生态，实现实践体验教育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形成实践体验教育的长效机制。促使区域经济文化协同发展，是连接社会、家庭、学校的合作共享的窗口。智慧生活研学系统、智慧体验教育信息服务平台、智慧生活研学课程等成果解决了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资源紧缺，体验课程不足的问题，形成了知识与实践相融合，线上线下相融合，学校家庭相融合，社区基地相融合的立体化校外研学体验教育网络，生活研学已经辐射到家庭、学校、社区乃至整个社会，改善区域人文环境，提升区域人文精神，为区域经济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文章来源：北国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时期，二是专业法律学术的成长时期，三是研究方法多元探索的新世纪。在中国法学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一门政策学、价值学走向科学的法学的过程中，研究方法经历了从不科学到科学、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嬗变。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恢复与重建之初，其还没有完全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束缚，“法学是幼稚的”（戴逸语）是学界公认的事实，而这个幼稚就突出表现在研究方法的简陋。注释是当时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大多数法学论著均停留在注释法学（也有人将其称为“概念法学”“法条主义”或“政法法学”）的阶段，教学和研究的目的主要就是解释、宣讲当时刚刚通过的各项新的法律。以刑事诉讼法学为例，当时学者们编写的教材，基本上只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本身的注解，在对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体系、刑事诉讼法的性质和历史沿革等作简要介绍后，接着便按照刑事诉讼法条文的顺序，对其总则和分则的内容逐条加以释明，学理性的相关探讨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而当时的注释法学之所以被人看成是一种幼稚的法学，就是因为其没有理论，也没有深度，只有直白的语法和空洞的意识形态教条。这个状况令许多有识之士深感担忧，“不摆脱注释法学，就不能有成熟的法学”（江平语）成为当时大多数中国法学人的共识，于是许多有抱负的中国法学者开始试图走出注释法学的藩篱。在这样的学术思想背景之下，比较法学和价值法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法学界异军突起，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研究范式。伴随外语教学的普及，出国留学人员的增加，大量外文文献被翻译过来，使20世纪90年代比较法研究空前繁荣。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制度与实践成为中国的参照，许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从西方继受过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话语的广泛流行，使价值法学在当时中国法学的研究中十分盛行，学者们挥舞这些大词，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种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规范研究，一方面，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使许多西方“先进”的法律与司法理念在中国法律人中间得到了普及，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法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法律的修订和司法的改革进行了社会动员，制造了社会舆论，提供了智力支持。比较法学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丰富了人们建构制度时的想象力；价值法学在思想启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人们接受了一些普适性的法治理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法律文本，就是价值法学在立法上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但是它们对于提升中国法学的科学性则有所不足，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试图把国外“先进”的理念和制度简单地照搬到中国来，注定会失败。比较法学和价值法学很难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和法律修改提供直接有效的建言。特别是价值法学，其所谓法学论文与政论文章区别不大，学者们的发言时常类同政客，其观点（特别是关于司法改革的）就有了激进、保守和折中的分野。由于拿不出科学客观的证据，许多所谓的学术主张缺乏充分而客观的论证，以致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达不成共识，其给中国法律的修改和司法的改革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和混乱。针对这种状况，在21世纪初，中国的法学家们进行了再次突围，在诸如“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类问题的指引下，法学研究范式有了新的突破：一是“社科法学”（大致包括理论社会学、经验社会学、价值法学、法经济学等）兴起，二是注释法学（法解释学）在精进后以法教义学的名义再次登场（虽然注释法学、法解释学和教义法学在内涵上彼此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现在大多数人都喜欢不加区别地使用它们）。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出现了良性竞争、齐头并进的可喜局面，这使得中国法学的研究方法日渐多元化，法学逐渐变成一门大家公认的主流社会科学。问题决定知识和方法。不同的问题需要使用不同的学科知识来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作为解释与研究问题的工具，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只存在使用是否恰当与对路的问题。只要恰当、只要对路，能解释和解决问题，那么就是好的知识和好的方法。法学是研究法律和法律实践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对法律文本而言，采用解释学的方法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是对路的、恰当的；而对法律实践而言，采用实证（抑或经验）的研究方法则是最为妥当和对路的。所以，注释、比较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均是法学研究的常规方法，它们各有优长，均有合适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用武之地，不能互相取代、厚此薄彼。步入21世纪，在中国各部门法学研究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实证研究（大致属于社科法学中的经验社会学范畴）的兴起，其与原来的法教义学、比较法学正在共同成为新时期中国法学研究的三大基本样态。目前中国法学界的各大主流刊物都倾向于优先刊发实证研究的论文，以至于到了文章如果没有详尽的数据和精美的统计图表就几乎不可能发表的地步。实证研究，特别是其中的定量研究，提升了中国部门法学研究的科学性，但也存在诸如碎片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类的问题，时常将局部微观的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搞得很清楚，但对于中国法律和司法的总体理论建构则十分不足，如何使宏观理论和微观经验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克服碎片化的弊端，保存一个时代法制的记忆，正是未来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努力的方向。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法学日渐缩小了与世界主要法治国家法学研究的差距。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使全球学术资源实现了共时共享。如今国外学者的重要学术论著基本上是甫一问世就有了中文版，全世界重要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均牵动着中国法学者们的神经，中国法学的发展越来越与世界同步了。今天，国内外双向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已十分频繁，在越来越多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已可见到中国学者的身影，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中国法学正在走向和融入世界。但长期以来，我们是学习和拿来多于创新和贡献。时至今日，中国法学的主体性仍然不足，属于中国自身的东西仍然不多，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步人后尘、拾人牙慧的历史阶段。如何根据中国自身独特的实践经验，以中国的话语，贡献出原创性的思想和学说，是中国法学学者们面临的历史使命。（作者系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何永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断崛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近年来不断深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湖南师范大学欧阳峣教授主编的《大国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遵循张培刚先生提出的“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的命题，将国家规模因素融入发展经济学研究，系统地探讨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开辟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视野。在该著作中，作者既在发展理论方面力求创新和突破，也分别从历史和现实层面展开严谨的实证规范研究。不仅从规模和结构范畴出发，构建了逻辑自洽的大国发展理论体系；同时还对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以及动力进行深入探讨，创造性地揭示了大国发展的经济学原理。其严谨的逻辑性和理论的创新性，为推进发展经济学的前沿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合理地界定了发展中大国，明确了大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充分借鉴库兹涅茨、钱纳里、帕金斯和张培刚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欧阳峣教授明确界定了“发展中大国”和“大规模国家”的含义，并综合这双重含义把“发展中大国”定义为：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和市场潜力大，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较低，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国家。基于这个定义，作者在书中构建了发展中大国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遴选出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13个发展中大国，展开了实证研究。特别地，作者从经济发展、产业水平和综合国力等方面，阐述了发展中大国国际地位的演变，勾画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评估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力。这种关于发展中大国研究对象的界定、遴选和影响力评价，既使大国发展经济学拥有明确和具体的研究对象，又凸显了发展中大国的重要地位和研究发展中大国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从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初始特征出发，在书中形成了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根据欧阳峣教授的研究，发展中大国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整体规模庞大，体现在要素规模、市场规模、产业规模等维度；二是经济多元化，体现为由技术水平、产业形态及区域发展差异性所形成的多层次结构。据此，作者将“规模”和“结构”范畴作为大国发展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就“规模”而言，作者逐步展现了从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到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和企业规模的演进过程，论述了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就“结构”而言，作者逐步展现了从要素结构到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提出了发展中大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思路。同时，作者根据发展中大国的特征和优势，提出了发展中大国可以遵循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包括基于内需的大国经济全球化战略、构造独立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战略、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战略以及从技术模仿到技术超越的创新驱动战略。深入探索大国发展的经济规律，提出了大国发展的经济学原理。作者认为，发展中大国具有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庞大的初始特征，由此形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的规模优势，进而形成国内生产要素供需均衡的内生能力。作者将这种从要素规模到供需均衡的机制，称为大国内生能力原理。发展中大国具有要素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多元特征，由此形成多元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形成多元要素耦合的综合优势。作者将这种从多元结构到要素耦合的机制，称为大国综合优势原理。这两条原理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大国经济发展规律，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有必要强调的是，作者运用这两个原理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繁荣和衰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崛起的典型化事实，总结了经验教训，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大国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科学素材和理论依据。（作者：万广华，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一、单选题1.劳动法律事实包括劳动法律行为和(　　)。A、劳动法律事件B、劳动法律关系C、劳动法律效力D、劳动法律后果-----------------------------------------------------【知识点】：第2章>第2节>劳动法律事实【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劳动法律事实的相关知识。劳动法律事实包括劳动法律行为和劳动法律事件。-----------------------------------------------------2.在劳动力市场的静态与动态均衡分析中，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的代表人物是(　　)。A、R韦恩蒙迪B、A马歇尔C、雷蒙德D、希克斯-----------------------------------------------------【知识点】：第1章>第2节>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答案】：B【解析】：均衡分析分为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局部均衡分析，就是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分析单个市场均衡的实现与变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的代表人物是A．马歇尔。-----------------------------------------------------3.( )是指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能够引起一定的劳动法律后果的客观现象。A、劳动法律行为B、劳动法律渊源C、劳动法律体系D、劳动法律事件-----------------------------------------------------【知识点】：第2章>第2节>劳动法律事实【答案】：D【解析】：劳动法律事件是指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能够引起一定的劳动法律后果的客观现象。-----------------------------------------------------4.劳动法律关系的( )是指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A、原则B、客体C、内容D、事实-----------------------------------------------------【知识点】：第2章>第2节>劳动法律关系及其特征【答案】：C【解析】：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5.经营安全率在( )，越接近于1越安全，赢利的可能性越大。A、0～1B、0～0．5C、0～1．5D、0～2-----------------------------------------------------【知识点】：第3章>第2节>科学决策的要求与方法【答案】：A【解析】：经营安全率在0～1之间，越接近于1，越安全，盈利的可能性越大。-----------------------------------------------------二、多选题1.弗罗姆和加格在修订“领导者参与模型”中所提出的权变因素包括( )。A、质量要求与承诺要求B、领导者的信息与下属的信息C、问题结构D、目标—致性E、激励—发展-----------------------------------------------------【知识点】：第4章>第3节>领导特质、风格与其权变因素【答案】：A,B,C,D,E【解析】：12个权变因素是：1)质量要求：这一决策的技术质量有多重要？2)承诺要求：下属对这一决策的承诺有多重要？3)领导者的信息：你是否拥有充分的信息以做出高质量的决策？4)问题结构：问题是否结构清楚？5)承诺的可能性：如果是你自己做决策，你的下属肯定会对该决策做出承诺吗？6)目标一致性：解决此问题后而达成的组织目标是否被下属所认可？7)下属的冲突：下属之间对于优选的决策是否会发生冲突？8)下属的信息：下属是否拥有充分的信息以做出高质量的决-----------------------------------------------------2.桑代克的效果律中强调的行为法则包括(　　)。A、在对相同环境做出的几种反应中，那些能引起满意的反应，将更有可能再次发生B、令人满意的、受到鼓励的行为结果将增加先前行为的力度，并增加未来再次发生此行为的可能性，这一原则有时也称为“强化原则”C、那些随后能引起不满意的反应，将不太可能再次发生D、不理想的或受到惩罚的行为结果将减少先前行为的力度，并减少未来再次发生此行为的可能性，这一原则有时也称为“惩罚原则”E、如果行为之后没有任何后果，既没有正性的也没有负性的事后结果，在若干时间后，这种行为将会逐渐消失，这一原则有时也称为“消退原则”．-----------------------------------------------------【知识点】：第4章>第1节>员工的学习和行为的管理【答案】：A,B,C,D,E【解析】：在桑代克的效果律中强调了三个行为法则。其一，在对相同环境做出的几种反应中，那些能引起满意的反应，将更有可能再次发生。也就是说，令人满意的、受到鼓励的行为结果将增加先前行为的力度，并增加未来再次发生此行为的可能性，这一原则有时也称为“强化原则”。其二，那些随后能引起不满意的反应，将不太可能再次发生。也就是说，不理想的或受到惩罚的行为结果将减少先前行为的力度，并减少未来再次发生此行为的可能性，这一原则有时也称为“惩罚原则”。其三，如果行为之后没有任何后果，既没有正性的也没有负性的事后结果，在若干时间后，这种行-----------------------------------------------------3.“复杂人”假设的主要观点包括(　　)。A、人的需要和动机多种多样B、人在同一时间有多种需要和动机C、人是可变的D、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要求E、人是在不同的组织中变动是可能的-----------------------------------------------------【知识点】：第5章>第1节>人的管理哲学—人性假设【答案】：A,B,C【解析】：“复杂人”假设的主要观点如下：1)人的需要和动机多种多样。人在不同工作单位或者同一丁作单位的不同部门，会产生不同的需要和动机。随着人在组织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不断发展变化，其需要和动机也在变化，会不断产生新的需要和动机。也就是说，人的动机的形成，是内部需要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2)人在同一时间内有多种需要和动机，它们相互作用，可以结合统一。3)人是可变的。人可以通过他们的组织经验，能够熟悉新的动机，能够对各种不同的管理策略做出反应。-----------------------------------------------------4.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A、观察法B、文献研究法C、定量分析法D、实证研究方法E、规范研究方法-----------------------------------------------------【知识点】：第1章>第1节>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答案】：D,E【解析】：劳动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并依照认识客观事物的一般规律，从劳动力市场现象的普遍联系中，概括和归纳出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即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5.管理的宗旨和目标是( )。A、追逐组织效益和组织发展B、自我利益最大化C、组织目标最大化D、必须坚持个人与组织同命运E、人本管理的发展-----------------------------------------------------【知识点】：第5章>第1节>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答案】：A,B【解析】：组织是人本管理的主体，追逐组织效益和组织发展，以及自我利益最大化，当然是其管理的宗旨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