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新中国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总结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我们党历来重视历史，善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历史研究作出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并熟练运用历史规律，增强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破浪前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广阔空间，也给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宽广舞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党中央专门印发通知，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为新中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新中国史研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史和国史，旗帜鲜明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新中国史研究工作。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今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历史的视角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发展进步，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宝贵经验，深入宣传阐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必然性，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气风发地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加快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精品意识，通过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对新中国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的权威历史记述，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为全党全社会提供权威参考，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学理支撑。(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人民日报 》( 2020年04月30日 09 版)

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有大量事件会涉及古代民族，如禹伐三苗、武丁伐鬼方、文王事混夷、宣王伐玁狁、犬戎杀幽王等。古代民族概念是先秦史研究中极难处理的对象，这是由于民族概念涉及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对于历史研究者知识储备量的要求极高。如何避免在研究中落入“概念陷阱”，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一、语言学概念第一个问题：印欧人种就是白色人种吗？按照大多数人的习惯性思维，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的”。没错，您中招了！中招的不仅是您，还有很多专业学者同样落入了这个圈套。比如，我们登陆知网，可以看到《蒙古人种与印欧人种——夷夏先后之体质人类学论证》、《试论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化》、《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等这么几篇文章，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把印欧人种与白色人种视为等同概念在进行使用。然而事实上，印欧人种和白色人种两个概念有显著区别。新疆小河遗址出土干尸（新疆博物馆藏）简单说，印欧人种这个词属于历史语言学概念，而白色人种属于体质人类学概念，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比如中东、北非的居民，从体质学来说属于白色人种，但语言却属于阿拉伯语。韩康信教授指出：有些学者用遗存的文字和语言推论种族，把语族和人种联系起来，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它们各自的分类依据毕竟不同。谁都容易理解，操同一语系的可能是单一人种，也可能不是，反之亦然。两者虽不无关系，但不能混同。[1]第二个问题：同一语系内的一系列语言具有共同来源吗？这一个看起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实在语言学界内部有不同的见解。比如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说：若干语言给分类成语系，是假定它们在历史上有渊源关系。[2]注意，这是假说，不是已经确定的事实。俄国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就指出，“语系”的概念，完全不要求语系内部的各种语言具有共同的原始语，并以印欧人种举例说：印欧人是其本族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人。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从这个唯一可能成立的定义可以得出：印欧人这个概念是纯语言学的，就象‘句法’、‘生格’或‘重音’句格等是纯语言学的概念一样。[3]毫无疑问，运用历史语言对于观察两个族群的历史联系是很有帮助的，但在使用这些知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族群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二、体质学陷阱中国人是黄色人种（或称蒙古人种）吗？这同样是一个包含逻辑陷阱的问题。简单说，中国人是建立在政治地理学基础上的概念，与作为体质人学的黄色人种（或蒙古人种）概念自然不能置换。正确答案是，中国人有黄色人种民族，也有属于白色人种的民族，如塔吉克。塔吉克族基于体质特征的差别，体质人类学界的主流意见是把现代人类划分为三个或四个人种。三大人种是指蒙古利亚种族（黄色人种或亚美人种）、澳大利亚和尼格罗种族（黑棕人种或赤道人种）、欧罗巴种族（白色人种或欧亚人种），而今天我们熟悉的四大人种划分法则是从黑棕人种中另外划分出了一个棕色人种。此外，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人们体质形态的形成，受环境适应、通婚交流等诸方面的影响，不能认为人类的体质特征是亘古不变的。三、考古学陷阱武汉盘龙城遗址是商文化吗？这个问题预设了以殷墟商文化为中心的逻辑陷阱。盘龙城遗址这是一个考古学概念，商文化这是一个历史学概念。两个概念是否能对应，首先取决于二者是否具有共时性，其次是否具有文化的关联性，再次是二者的从属关系是否确定。对江汉地区古代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郭静云教授指出：“盘龙城只能代表殷商之前的古国，与殷商统治无关。”[4] 她还进一步指出，盘龙城的源头与石家河文化有关，并且曾向黄河南岸扩张，这些看法都是可信的。研究先秦时期的江汉古族，如果预先落入中原中心观念的陷阱，要寻求历史真相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盘龙城面具（杨家湾采集）这里我们说的考古学陷阱，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为非考古学界人员对考古学材料的不当利用，一为部分考古学者因为研究方法落后而对相关学科研究容易形成的错误引导。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在一些研究者在对古代文献辨析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地将某些考古文化与传说时代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比附。有的学者则在对考古文化进行命名时，直接运用传世文献中的名称来命名，由此造成了考古学概念和历史学概念的混淆。就后者而言，则主要表现在过于倚重于类型学分析，往往把类型相同或相近的器物就视为同类人群的文化（事实上并不尽然）。对于类似的情况，复旦大学的陈淳教授曾批评道，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滞后，信息提炼能力欠缺，与国际考古学界相比，中国的考古研究大体相当于欧美世界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5]目前，在中国学术界，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仍存在着剧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考古学的地位问题。如果考古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关系本应相当密切的学科又形成新的壁垒，对于中国的文明起源研究工作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四、民族学陷阱《史记》说句践先祖为少康庶子，又称匈奴先祖为夏后氏苗裔，那么问题来了，二者哪一个是真的？这同样是一个存在逻辑陷阱的问题，其预设条件是《史记》的两条记载不能兼容，只能一真，其潜在的观念基础是夏人对应着特定的种族，而匈奴族与越族不同。在研究三星堆的过程中，笔者曾提出“夏分三段”的观点。其实这个观点就隐含着一个历史背景：夏并不对应特定种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会留到处理夏这个概念的时候来交代。三星堆博物馆外景民族的形成是极其复杂的过程。人类学家指出，“一个种族可包含一个或几个民族，一个民族也可包含一个或几个种族。”从古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同一古族（特别是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种族成分往往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因此观察一个族群的构成应有历史的眼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到西域出土的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的骨骸，就先入为主地判断他们与历史上的华夏族无关，这无论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看，还是从历史学角度看，都是讲不通的。这是因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属于与政治建构相联系的一个文化概念，因而不能单纯地以人种（或称“种族”）、语言为民族的认定标准。有了这种意识，西域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大夏”、“月氏”二族，在西迁前后族群结构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动，但该二名的使用时间都持续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辨析地把一个概念直接跨越巨大的时空来使用是极具风险的。五、文字学陷阱在传世文献中，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根源自同一个族群集团的族群支系，由于其与原集团具有发生学关系，文献记录者往往会用同一音源而不同字形的字来表示这些不同支系，并将华夏观念附于其中，比如夷之于人、胡之于夏、吴之于虞、蛮之于民、玁狁之于昆吾，皆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洞悉族群的古今之变而拘泥于文字，则欲明通古史亦几无可能！六、遗传学陷阱分子人类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的核心工具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材料是人类基因组。人类基因组由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和细胞质中的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mtDNA）组成。Y染色体是纯父系遗传的单倍物质，可用于追溯人群父系的来源；人类mtDNA具有母系遗传、缺乏重组、进化速率高、群体内变异大等遗传特性，对研究现代人类起源、演化和亲缘关系极具价值。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提出者之一克里克由于遗传学有较好的示踪作用，并且其提供的材料是非常客观的，因此，这些年来，遗传学在考古学界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应该看到，虽然遗传学材料可以指示人类基因组的流动方向，但这并不等于分子人类学者所构拟出来的古代人群的迁徙历史就是十分可靠的。这是因为，书面材料的人类历史主要呈现的是具有特定文化身份的人群的活动，而人类的文化身份是可能因为族际交流而发生改变的。相对来说，用遗传学材料构拟史前人类活动的历史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而随着人类族群跨际交流活动的增加，遗传学用于勾勒人类具体族群演化细节的作用也必然随之减弱。所以，李辉在研究百越民族的遗传结构时，就正确地指出：“遗传学上界定的百越范围与语言学和民族学不一定完全相同。”[6]【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维权骑士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参考文献：[1] 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 李方桂编：《汉藏语论文集》，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3] 特鲁别茨科伊：《有关印欧语问题的一些看法》，《当代语言学》1982年第4期。[4]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5] 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6] 李辉：《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降低了印刷品的成本，使得知识传播也更为方便。资料图片知识史在西方的兴起知识的概念犹如文化，见仁见智，难以有一个大家广泛认同的定义。当代学术界似乎并没有把知识研究视为一个领域，也很少视知识史为一个新兴学科，至多将其看作是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科学史、阅读史等领域的文献集成而已。西方世界最早关心知识问题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思想家。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1605）中系统地探讨了知识问题。到了近代，社会学家也开始关心知识问题，出现了以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马克斯·舍勒等人为代表的德国知识研究传统，如韦伯将官僚制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而进行控制的实践”；以奥古斯特·孔德、埃米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法国知识研究传统，如孔德所提出的知识社会的“无名史”；以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大卫·休谟、柯林伍德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知识研究传统，如培根认为“一个有恒心勇于奉献的学者，应有志于增加本学科的知识”；以托斯丹·凡勃仑、罗伯特·默顿、托马斯·库恩等人为代表的美国知识研究传统，如凡勃仑特别关注社会群体与知识制度之间的关系。二战后随着学科分类的细化，知识呈快速增加的趋势，档案学家、目录学家、图书管理学家等纷纷加入先前仅属于哲学家的知识研究阵营。而历史学家则缺席这一场域，直到20世纪末这一局面才逐渐改变。美国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预言，“接下来的几十年”，知识史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确实如他所言，史学界近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此类作品，这些著作大致可分为学科发展史、书籍史、大学史、学术史、史学史、帝国与学术、知识认识论等类型。知识史研究俨然已成为学术新宠。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布朗教授的《知识就是力量》（1989）、匹兹堡大学林格教授的《知识的领域》（1992）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著作。剑桥大学古典学家劳埃德爵士从知识史的角度，以比较的视野审视东西方各个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尤其关注古代社会知识史与文化史的研究，从“心理一致说”的角度解读人类的认知。这一理论认为，全人类无论其种族、性别和社会文化背景有何差异，在心理和认知的基本要素上是一致的，从而对知识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更是知识史研究中的杰出代表，他积极推动知识史研究，先后出版了《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狄德罗》（2000）、《知识社会史：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2013）、《什么是知识史》（2015）、《1500—2000年间知识史中的流亡与侨民》（2017）、《博学者：从达芬奇到桑塔格的文化史》（2020）等著作，为知识史研究的合理性积极奔走，让学术界接受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知识史。伯克认为，知识史的发展有赖于科学史、书籍史的出现，前者解决了学科发展史研究的问题，后者彰显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书籍史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从书籍贸易的经济史转向阅读的社会史和信息传播的文化史；而科学史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则驱动着知识史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第一个挑战是“科学”这一现代意义的术语所带来的认知后果，“科学”是19世纪的概念，如果用这一概念去研究早期各个时代的知识探寻活动，势必会激发历史学家所憎恶的那种时代错误。第二个挑战是学术界对包括工匠的实践知识这类通俗文化产生了兴趣。第三种也是最主要的挑战，来自全球史的兴起及其产生的影响。人们必须讨论非西方文化的思想成就，这些成就对西方固有的知识观念形成强大的挑战与冲击，但其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从阿里斯托芬的《云》、柏拉图的《理想国》、哈林顿的《大洋国》、莫尔的《乌托邦》，一直到今天的“人文共同体”，反映了人类对知识的孜孜追求。当今的知识碎片、知识过载，要求人们以宏观的视野看待人类的知识；学科划分过细所带来的弊端，也要求学者们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地球村的出现，可以较为系统地展示全球知识体系；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则使人类过往的精神产品汇总在一个直观的平台上，可以更全面、完整、系统地呈现人类的智力成就；网络化改变了传统的书写习惯，提供了书写知识史的手段，维基百科的诞生标志着知识的民主化……这一切都预示着书写知识史的可能。何谓知识史《辞海》对“知识”的定义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中国大百科全书》对“知识”的定义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科学研究、生产实践中获得对事物的认识，其中可靠的成分即为知识。域外《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科利尔百科全书》等重要的工具书都不收录“知识”（knowledge）条目，这可以有两种理解：在西方学术界看来这只是一个泛泛的词语，而非一个领域；或者说是一个很庞大的领域，令人生畏、难以描述。但最近几十年学术界已越来越抛弃这一陈旧观念，知识史研究逐渐具备可能性与合理性。在笔者看来，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概念化表达，是人类活动的精神遗产。知识史是以人为中心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信仰的各类知识形成、发展与嬗变的一门学科，它不仅叙述各门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研究知识的美学价值、功能价值、精神价值等，更是从知识与社会的双向角度来阐述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一言蔽之，知识史是将知识产生（从认知的角度看知识的起源与发展）、知识生产（从社会与知识相互作用的角度看知识的更新）置于广阔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军事等时空框架体系中，进而将这一框架体系置于更广阔的民族、国家、区域、洲际乃至国际的网络中考察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诚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也正是如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知识的历史与知识史为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编年的概念，而知识史不仅仅是知识编年史，更是研究知识形成、发展、传播与接受的历史；前者是一个领域的知识本体演进史，后者是知识社会史，研究知识与社会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知识史不仅研究知识学科史（知识内史），更要研究知识制度史（知识外史）。所有知识都存在一种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知识的标准化、合法化、经典化过程，从天生的、自然的到历史的、构建的过程就是标准知识的提炼过程。这一过程一经结束，就意味着新的知识领域即将萌芽。知识的累积、传承和发展，是一切认知深入发展的根本，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20世纪人类所获得知识的总量已超过自人类出现以来所获知识量的总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知识的泛滥、泛化也是必然的，因此亟须全面、审慎、批判地看待人类知识。人类追求知识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为获得“知识的胜利”，总是对任何事情进行有意义的建议以及高明的分析，这一切驱使着人类不断探究未知领域，从而激发潜在的、超越学科束缚的认识动力。我国开展知识史研究的必要性概念是知识史研究的灵魂，理解概念就是掌握了知识史的核心。西方学术史就是一部概念串联起来的文化史：就史学而言，时间方面的概念，如东方化时代、希腊化时代、古代晚期、中世纪、近代早期、小冰河时代等；纯粹的概念，如勤勉革命、范式、人类世、轴心时代等；研究范式的概念，如文明史、文化史、新文化史、性别史、微观史、全球史、大历史、口述史等，这些都是当今中国学术界耳熟能详的研究工具，是历史叙述不可或缺的，但大多属于舶来品。构建这些概念的目的在于恢复历史的真实，但不免掺杂着想象成分，是智慧的再现。可以说，知识生产是各民族、各国家智慧竞争的奥林匹克赛场，是展现记忆力、推断力和想象力的场域，是文化软实力的真正体现。西方学术界似乎就是在不断制造概念过程中来制造知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谁掌握制造概念的能力，谁就掌握着话语权；谁掌握着学术话语权，谁就掌握着世界解释权。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梳理人类知识史脉络，进行严肃而认真的知识史研究，通过跨文化、跨学科、跨区域的知识生产整合研究来审视人类知识的构建与发展，是时代的命题，在本质上也是解决如何使中国成为有影响力的知识生产中心的问题。重视知识史研究，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深入理解人类知识的起源、发展与嬗变，体悟知识生产的体制、机制与动力；研究借鉴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关注诸如西方知识谱系的形成与发展、东亚学术谱系的嬗变等主题。通过对知识史脉络的梳理和研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作者：陈恒，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1、书籍史是中国学者“自家的园地”“书籍史”亦可以简称“书史”，二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味上却有很大的区别。在现代大学的文献学和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早就有关于书史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可以说，在“书籍史”舶来以前，“书史”一名行之已久，至少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中国书史》谈到“书史”一名的出现，很多人都会提到陈彬龢、查猛济二人合撰的《中国书史》。此书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该社著名的《万有文库》丛书之中，这是我国第一部以“书史”命名的著作。尽管根据文献学者的考证，这部书实际上是抄录叶德辉《书林清话》和袁同礼相关论文拼凑成编的[1]，但它确实得风气之先，表明“书史”一名在1930年代的中国已经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可，同时也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表明“书史”这一新的概念与传统的版本目录藏书之学以及近代图书馆学的关系。因为被抄袭的作者之一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又喜藏书、编书、刻书，可以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书史专家，按照 《中国书史》一书的逻辑，《书林清话》以及《书林馀话》就是叶德辉撰写的书史。而被抄袭的另一位作者袁同礼，则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书史”一名的成立，与现代图书馆学的成立也有关系。1922年，刘国钧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留学，加修图书馆学课程，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受聘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教授，从1928年秋起，他就在金陵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系讲授图书目录之学。后来写出《校雠广义》的先师程千帆先生，就是1930年代初他在金陵大学教出的学生。《中国书史简编》1958年，刘国钧根据自己历年授课的讲义，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书史简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被用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材。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郑如斯订补本。此书论及图书的社会意义，提出书籍同时具有工艺产品和文化现象这两种属性，彰显了书史研究的两种新视角，但总体来看，本书的主要特点仍是以时代为序，讲述中国图书发展的过程。事实上，在《中国书史简编》之前，刘国钧于1952年、1955年先后出版过两种书史研究的著作《可爱的中国书》《中国书的故事》[2]。《中国书史简编》就是在这两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此三书是刘国钧数十年书史研究心得积累的结晶。可以说，刘国钧既是金陵大学的中国书史研究传统的开创者，也是中国现代书史研究的奠基者。中国书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新时期以来，书史更成为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金陵大学的书史研究传统，有两个重要的分支。一个是海外的分支。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选刘国钧中国书史课程的钱存训，后来出国留学，并以研究书史的学位论文The Pre-printing Records of China :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Books，于195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经过多年补充和修改，于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周宁森博士译成中文本《中国古代书史》。《中国古代书史》其后，此书在中国大陆也出版了多种简体版，影响更大。总体来看，钱存训的研究更加重视书籍的生产过程，尤其是物质与技术方面，包括造纸术、印刷术等因素，可以看出他立足于传统书史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学术的影响[4]。金陵大学书史研究传统的另一个分支，是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程千帆先生1930年代初受教于刘国钧，1942年秋曾接替刘先生在金陵讲授校雠之学。早在1941年，程先生就明确提出“治书之学，旧号校雠”，而新的校雠学应该包括版本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藏之学[5]。他晚年与弟子徐有富合作完成的《校雠广义》，就包括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典藏编四个部分，建构了广义的校雠学体系[6]。这四个部分同样也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核心。因此，所谓广义的校雠学，既是广义的“治书之学”，也可以说是广义的书史研究，还可以说是核心的古典文献学。李致忠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后来长期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是著名的版本学家和文献学家。1985年，他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书籍史》，此后又有《中国古代书籍史话》《<文苑英华>史话》《中国古籍十二讲》等多种书史著作面世[7]。他的书籍研究，仍多采取版本学、文献学的写法，这也与他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经历相关。李致忠著作也使用了“书籍史”之名，但与西方书籍史显著不同。《中国古代书籍史》新世纪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相关成果，被陆续引介到中国来。国外学者以西方书籍史的视角研究中国书籍史的成果，也有不少被译介到国内，引起学界的注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被国内同行所借鉴。系统而集中引进西方书籍史研究成果的，首推商务印书馆自2012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书史译丛”。这套专题译丛包括《书史导论》《莎士比亚与书》《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图书馆的故事》《版权的起源》等[8]，从各自不同视角展现了西方的书籍史研究。此外，其他出版社对西方书籍史也有一些介绍，但规模性和系统性不及商务印书馆。严格说来，西方书籍史研究实际上包括两大类别：一类主要是以西方书籍史为研究对象，另一类主要以中国书籍史为研究对象。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与中国学者有同有异，无论同异，对于中国学者，都有他山之石的功用。总体而言，西方书籍史研究有如下四大特点：第一，强调书籍文化史研究视角，也就是强调书籍作为形塑社会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如美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9]。《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第二，强调书籍史中的各种动态过程，不是将书籍看作静态之物，而是将书籍看作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活跃的、有生命的主体。这一动态过程包括书籍的生产、印刷、销售、流通等，各家具体的关注点不同，也就导致了方法与视角的差异。有关注印刷技术及其与书之关系者，如《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印刷书的诞生》以及《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等[10]；有关注书籍与士人文化之互动者，如《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11]以及前文提到的《书史导论》。第三，重视书籍的阅读过程、方法及其意义，戴联斌在《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对书籍史与阅读史研究的关系有详细的阐发[12]，实际上，阅读史早已是书籍史的一部分。何谷理《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和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二书就是十分成功的案例[13]。《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何谷理著，刘诗秋译，三联书店2019年6月版。第四，重视书籍商品性，重视商业出版及其背后的通俗文化。例如包筠雅的《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和贾晋珠的《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14]，观其书名，二书之宗旨一目了然。西方书籍史研究中所展现的宏通的眼光，见微知著的视角，以及注重将书置于中心并确认其主体地位的自觉意识，都值得我们借鉴参考。总之，从学术史和学术传统来看，书籍史研究是一片广阔的园地，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也是一片自家的园地。不管是文献学、图书馆学、出版学以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都可以也值得在此领域投入精力、洒下汗水，也必将有可观之收获。这正是本期“书籍史专栏”意义之所在。2、书籍史研究的新进展一部书籍往往拥有多种身份，不同的身份，意味着其在书籍史网络中处于不同的网格点上。从书籍史的角度来说，这就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角度。例如，《思溪藏》既是一部宋刻书，又是一部佛教典籍。这意味着，它既是宋刻的代表，在宋代书籍生产尤其是版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是佛教典籍史的重要代表。另一方面，这部典籍在中国失传已久，清末才由杨守敬购得而回流中土。从这一角度来看，它又属于域外汉籍，走过将近千年的漫长的“书籍之路”，可谓身世曲折。从宋版书籍、佛教典籍和海外汉籍三个角度，都可以展开书籍史的研究。王传龙《<思溪藏>刊刻事项汇考》虽然涉及了三个视角，但主要的视角集中在前两个视角，尤其是第一个视角。宋版《思溪藏》残叶王传龙所谓“刊刻事项”，主要是指刊刻时间、刊刻地点、主持者等等。刊刻时间包括刊刻的起迄这两个时间点，就为理解整个刊刻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时间座标。王传龙文所引日本京都南禅寺所藏《长阿含经》卷二十二卷首刊记，无疑是研判《思溪藏》刊刻时间的重要材料。这篇署“绍兴二年四月日谨题”的刊记称，捐资者王永从等人“谨发诚心，捐舍家财，开镂《大藏经版》总五百五十函，永远印造流通”。这段文字包含开镂、经版、函、印造、流通等有关书籍生产的专门术语，其中的“开镂”一词尤其值得注意。“开”“镂”二字实为同义并列，皆为雕刻之义。在北宋石刻中，镌字人常自称“开”“开石”“开字人”。例如，《挥麈录》三录卷二记九江琢玉坊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自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15]，此处“开”即是雕镌之意。嘉祐二年（1057）龙川白云岩陈偁题名后，署刻“僧应玑开石”，“开石”亦即“刻石”[16]。明道二年（1033）刻《洛阳义从师幢》的洛阳刻工翟灵芝、熙宁三年（1070）刻《宁阳父母恩重经》的刻工梁玉，皆自称“开字人”[17]。可见，在宋代，雕刻之义的“开”字是相当常见的。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开雕”一词仍然屡见不鲜，例如《周易集传》提要谓“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谓通志堂刻《经解》时以其残缺，故未开雕云云”[18]，《新五代史记》提要谓“(欧阳）修殁之后，始诏取其书，付国子监开雕，遂至今列为正史”[19]，《双溪集》提要谓“此本乃明万历丙申尚宝司丞王鏻得沈一贯家旧本，为校正开雕者也”[20]，不胜枚举。凡此诸例，其意皆为雕刻，而非“开始雕刻”。《四库全书总目》王传龙文根据《思溪藏》的卷函数量以及刻版的工作效率作出判断，论定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将“开镂《大藏经板》总五百五十函”理解为开工时间，是对“开镂”的一种歧义误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思溪藏》刊记中出现的“开镂”一词，却提示我们，至迟从宋代开始，“开”字作为一个专有术语，就已经为石刻生产和书籍生产所共用。石刻和书籍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献，彼此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思溪藏》“刊刻事项”的研究，虽然只是一个个案，却增加了我们对宋代书籍生产史的认知，为后续的书籍史研究夯实了文献基础，也为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在追踪《思溪藏》“刊刻事项”的过程中，王传龙已经触及宋代刻书业的经济来源以及刻工问题，可惜限于主题，只能浅尝辄止。相关问题在丁红旗《再论南宋刻书业的利润与刻工生活》中得到更具体细致的讨论。丁红旗的研究展现了书籍经济史的视角，特色鲜明。在宋代书籍经济史方面，周生春、孔祥来《宋元图书的刻印、销售价与市场》、章宏伟《南宋书籍印造成本及其利润》已着先鞭。丁红旗从书籍刻工入手，角度是比较别致的。至少自南宋起，刻书工匠与刻碑工匠往往二任集于一身。王诗安就是“梓人而兼石工”的较早的例子：作为刻书工人，他刻有薛师石《瓜庐诗》行世；作为石工，他刻有《薛叔似墓志》[21]。元延祐四年（1317）刻《重修武安灵溪堰记》的万安泰，自署“黄州路绣梓”，曾毅公认为他就是“刻书工人而兼为石工者”[22]。《篁墩文集》明代安徽歙县仇村黄氏亦兼营刻书与刻石。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三十六《书赵松雪千文帖后》云：“吾乡锓梓刻石，必归之歙仇村黄氏。黄氏之彦曰文敬，尤以此得名。予刻先茔碑及锓《贻范集》，皆文敬率其子弟为之。”[23]著名的清代吴趋穆大展局，在南京亦设有分号，刻碑并兼刻书[24]。目前为止，关于宋代刻书价格的史料虽然很少，但仍有七种可用，而关于宋代刻石的价格史料，则几无所见。既然梓人石工常一身二任，那么，丁红旗文中关于南宋刻字工价、纸张价格的研究，对于同时代刻石价格的研究，显然也有有益的参照意义。除了宋代的刻书工匠，其他时代的刻工也有必要加以关注，不仅要关注他们的姓名及里籍背景，关注他们的板刻技术及传承，还要关注他们的社会生活及经济地位。辨伪是古典文献学中的一门专门之学，《伪书通考》《续伪书通考》等书的流行，说明传统文献学界对于辨伪的重视[25]。从书籍史的视角观察伪书，观察伪书产生的背景，分析作伪者的动机及其伪书的材料来源，进而探究其背后的学术文化史价值，是很有意义的。《伪书通考》众所周知，丰坊是明代伪书造作的代表人物，“其平生好作伪书，妄谬万端，至今为世诟厉”[26]，但是，另一方面，丰坊也为从书籍史的角度研究明代伪书生产提供了典型的案例。王赫《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指出，丰坊“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从疑经、改经到丰坊的伪经，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改写’传统，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这是从伪书造作的角度观察得出的结论，更多着眼的是人的因素；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书籍再生产的角度观察，也就是从书的角度，特别是从书的形式、构成的角度进行观察，或有新的发现。明代是书籍史的重要阶段。传统对明代书籍史的认识，主要是继承自清人，还是比较粗线条的。清人多认为“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27]，对明人的图书再生产付之以鄙夷。这种态度很容易忽略明代书籍史的生动具体的细节，俞士玲在《明代图书生产与思想争鸣：以李贽的图书刊刻为中心》中，就为我们展示了一系列这样的书史细节。明人文集中存留的大量有关书信、序跋，为我们观察明代书籍史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刻书的过程，不仅是友朋之间社交往来的过程，更是学人之间思想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书商、中介、赞助者的作用，展示得更为清楚。明代学术思想生产、传播交流的方式也随之改变，李贽对于书籍刊刻的时间（万历二十八年是乡试年）、地点（南京是江南贡院所在地）的选择，透露了他对书籍传播的刻意。论文第五节提到的“遗书”，与王赫文中的“伪书”，作为书籍的两种特殊形态，都可以作为书籍史研究的课题。《李卓吾批点忠义水浒传》编刊尺牍选本成为一时风气，初兴于明代末年，再兴于康熙初年。这是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书籍史现象。首先，这涉及书籍形式的转换问题，原来属于写本的单篇尺牍汇聚选编，通过版刻而转换为刻本书籍。其次，这一转换过程不仅涉及尺牍的篇章别裁，而且涉及撰写者、编选者与评点者之间复杂的社会交际和文化互动圈子。第三，在商业出版的大背景之下，书籍销售的商业利益与尺牍作品的文艺审美价值之间形成了张力，这种张力对于编选、营销、阅读诸事项的影响，也相当引人注目。围绕着书业同行竞争和同类出版物竞争，出现了不同的编刊策略，出现了盗版与正版之争，出现了南京、扬州、杭州三个出版中心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演出了明清书籍史上一场可以名为“三城记”的历史戏剧。因此，编刊尺牍选本既是书籍史研究的焦点，也是出版史研究的绝好案例。蔡燕梅和刘仁的两篇论文互涉性相当强。蔡燕梅论文题为《从<尺牍新语>编纂看明末清初尺牍选本的商业出版》，而刘仁论文题为《从匡赞分雅到鼓吹休隆：丛书与明清文化转型》。前者着眼于商业出版以及编刊策略，着眼于书的本体；后者则以《檀几丛书》和《昭代丛书》为例，着重探讨丛书编纂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政治和学术权力作用.《檀几丛书》前者聚焦尺牍编刊，而后者侧重丛书的编纂，表面上看，二者视角不同，论述重点也不同，但实质上，两篇论文所聚焦的时段相近，而且尺牍刊本对二文主旨的展开都至关重要。刘仁的论述能够展开，得力于丛书编辑者张潮所汇刊的、包含其与友朋之间的1500馀封信札的《尺牍偶存》《友声》。这两本尺牍汇刊犹如化石，凝固了以张潮为中心，横跨扬州、徽州、杭州等地，包括商人、文士、刻书家、编选家等的人际网络，这为刘仁剖析提供了切入口。张潮(1650—约1709)一生大致与康熙（1662-1722）时代相始终。康熙三十三年（1694），寓居扬州的徽州人张潮与杭州人王晫联手编刊《檀几丛书》，并于次年完成了初集的刊刻，二集刊刻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才完成。这是一套至今仍颇具时尚感的丛书。新旧世纪之交，上海文艺出版社曾约请饶宗颐、金克木、季羡林、程千帆等23位海内外华人学者，将他们研究成果中的精粹萃编成册，出版了一套“学苑英华”丛书，其颇具创意的萃编方式与张潮的《檀几丛书》异曲同工[28]。刘仁有个新奇的发现：“在《檀几丛书》初集与二集之间的康熙三十五年，张潮却进行了《昭代丛书》甲集的编纂与刊刻。”他从康熙三十六年春张潮致王士祯书中，找到了张潮突然改弦更张的原因：“拙选《檀几丛书》初集，原与武林王丹老共事，后闻侍卫中有欲进呈者，因以己意更选《昭代丛书》一部，发凡起例，与前本略有异同。”对张潮来说，这确是他书籍编刊史上的重要转向，从“怡悦性情”的小品文字《檀几丛书》，一变而为“鼓吹休隆”的“辉煌典籍”《昭代丛书》，两者的性质与意味迥然不同，而编者张潮的身份意识也焕然一新。《昭代丛书》书中所谓“侍卫中有欲进呈者”一事至今无法考实，限于传闻而已。仅仅是一条莫须有的传闻，就轻易改变了张潮的书籍编纂计划，这既证实了刘仁的结论：“书籍不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而且是其构建力量”，也证明了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史上确实存在王汎森所谓“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29]。饶有趣味的是，康熙三十七年冬孔尚任寄来《出山异数记》，以个人视角记述其面圣的经历，张潮建议将其改名为《幸鲁承恩私记》，强调“承恩”的一面，这是张潮自觉贯彻《昭代丛书》“鼓吹休隆”编辑策略的典型表现。鉴于上述事实，也许有必要进一步：在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三十五年之间，无论是中央的政策层面，还是地方的文化层面，究竟还发生了什么政治事件，以致于影响了张潮的抉择？在古代中国书籍史上，历代皆有官修之书，这些代表帝王旨意和王朝意志的“官书”，也可以称为“帝王之书”。围绕这些“官书”或“帝王之书”，展开了一部特殊的书籍史。宋初的四大书，明初的《永乐大典》，乾隆时编撰的《四库全书》，清代武英殿所刻的“清六通”，等等，都是官书。官书局，以及与编刻官书相关的其他机构设置、制度运营，都与“官书”书籍史密切相关。武英殿所刻“清六通”，究竟刊于何时，谁参与，谁主持，具体过程如何，在韩李良《清武英殿本“清六通”刊竣时间新考》中有详细的讨论。这是武英殿刻书史的一个片断，也是清代朝廷刻书的案例之一。武英殿传统文献学对于藏书与藏书家的关注，往往聚集在书的聚散以及书与人之间的因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视角与书籍史殊途同归。藏书家都是爱书之人，但各自的爱书方式又有不同，有的珍藏秘不示人，有的想方设法化身千百分享同好。近代著名藏书家徐乃昌影刻明崇祯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意在与同道分享。这部影刻“写刻精良，版风雅致，是近现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作”，由于过于逼真，以致徐乃昌板片流出之后，有人故意挖去翻刻痕迹之后刷印，并成功地冒充明本，欺世牟利。南江涛《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 考》不仅详细考索了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的过程，而且探讨其动机与目的，指出徐氏影刻此书的用途，主要是作为“礼品书”。读完这篇论文，我对书籍的物质性有了更多层面的认识。在抄本时代，每个抄本之间肯定有不同，这是容易理解的。在刻本时代，同一底版的不同刻本之间，由于用纸、用墨、压印用力、装订用线等物质因素的影响，也会产生各本之间的个体差异。此其一。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即使同一版次并且纸墨印装完全相同的印本，在流传过程中，也可能因为流传过程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序跋题识，并拥有各自的物质特征。此其二。同一版本书籍的这种物质性差异细节，如果不是目验手核，如果未受版本学或藏书学的相关实务训练，是不容易发现的。最近，有版本学研究者提出了“实物版本学”的概念[30]，我认为，这一概念有必要引入书籍史研究领域，建立一门“实物书籍史”和“书籍物质史”的分支。“实物书籍史”侧重的是切入对象的研究视角，与藏书楼及图书馆等联系较为密切，而“书籍物质史”着重的是对象的物质属性，与出版者、刻印者的关系更为密切。作为一部官修大类书，《永乐大典》的编纂、抄录、转运、传承以致流散亡佚，伴随着明朝迁都、明清易代、清末战乱以及民国以来的内乱外忧，经历了一个书运与国运相互联结纠缠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可以说，郑云艳《民国以来<永乐大典>海内外流通价格变迁考》不止是20世纪书籍价格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更是20世纪书籍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种别致的展开。3、书籍史研究之前瞻王传龙文中所谓“刊刻事项”，亦可简称为“刊事”。刘仁在其研究书籍史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 “书事”的概念。所谓”书事”，包括书籍的编选、评阅以及借助书籍而开展的知识分享与礼物馈赠[31]。《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何予明著，中华书局2019年11月版。按我个人的理解，所谓“刊事”正是范围更广的“书事”的一部分。何予明在其《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中，标举“书文化”的视角。“书文化”一词涵盖最广，可以将“刊事”“书事”包括在内。文化史的视角，无疑是书籍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中国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可以结合传统文献学、中国书史和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思路，建构中国的书籍史研究体系。首先，书籍史的研究，可以从各种专题史的角度展开。将书籍研究与各种史学、文化学相结合，开展书籍社会史、书籍经济史、书籍史料学、书籍阅读史、书籍艺术史、比较书籍史的研究[32]。所谓比较书籍史，既可以是中外书籍史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是各种汉籍之间的比较研究。域内汉籍与域外汉籍之间，东亚汉籍的和刻本、朝鲜本和越南本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是比较书籍史的内容。其次，书籍史的研究，可以从断代史、分类史、区域史等角度展开。断代的书籍史，关注宋代以降者居多，这自然是因为宋元明清书史资料较多之故。除了目录学的分类，书籍还有其他分类，例如从刊刻角度区分，有官刻、坊刻、家刻等类别；从用途角度区分，则有考试用书（制义刻本）、蒙学读物、礼品书、历书、日用类书、畅销书等类别。以区域划分的藏书史、刻书史，已有不少成果。《谋利而印》贾晋珠《谋利而印》就是区域刻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被列入“福建印刷文化研究丛书”，这套丛书令人期待。需要说明的是，上一段所言各种专题史以及此段所言各种“区块史”，固然是整个书籍史研究框架中的“区块”，而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视角，可据以展开各种深入具体的研究。实际上，在具体研究中，不同的角度往往融合为用，例如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就是断代史与专题史视角的结合[33]。第三，书籍史的研究，应该注意从周边看中心。这里所谓“周边”，指的是往常不太为人看重的边缘人物和边缘史料。所谓边缘人物，包括代笔、代刻、代校、代书、赞助等各种人物，也包括书籍生产进程各阶段的各类“隐身人”“捉刀人”，如没有大声宣扬的赞助人、默默无闻的校阅者、少见经传的销售者、秘不作声的合作者等。所谓边缘史料，是指以往不太受到重视的书的各种副文本，以及零星散在各处而有待发掘的序跋、日记、书信、档案等史料。书籍史应该重视各种与书相关的史料，明清时代的各种写本文献尤其重要。《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第四，书籍史的研究，应该重视书与人的个案研究。书的个案研究，多集中在经典、名著、大书，也可以集中于某些有个性的小书。人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名家的阅读，书籍阅读对名家成长的影响，是“进”与“出”的关系，特别值得关注。宋代以后的书史，能够提供名家在阅读中成长的足够史料。此外，对于书籍的各种形式的消费与利用，也有必要展开个案研究。第五，书籍史的研究，应该有超越书籍史的胸襟和视野。研究中国书籍史和古典文献学的学者，对于简帛石刻等究竟是否属于书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简帛石刻以及其他各种写本文献等等都属于文献，大家是没有异议的。超越书籍史，就是打破书籍与简帛、石刻以及各种写本文献的界限，将其作为文献的一种，不仅立足于书文化史的角度，更立足于文献文化史的高度，获得更高远的视野。[34]换句话说，书籍史可以作为文献文化史的一部分，从书籍史角度，对传统文献学史中的各种史料作新的梳理，对各种论述作新的阐释，尝试理论提升，那么，中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必将与时俱进，“其命维新”。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10&ZD130）阶段性研究成果。[1]详参江曦：《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考辨》，《图书馆杂志》2018年第6期，第96页。[2]刘国钧：《可爱的中国书》，建业书局，1952年；刘国钧：《中国书的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此二书内容皆不及《中国书史简编》丰富。[3]198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郑如斯、肖东发编《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就是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学用书。[4]参看别立谦：《钱存训对中国书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第118-127页。吴格编：《坐拥书城 勤耕不辍：钱存训先生的志业与著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5]程千帆：《<校雠广义>叙录》《校雠广义版本编》，《程千帆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页。[6]《校雠广义》有多种版本，最新的版本是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修订本），中华书局，2020年。仍分为四编。[7]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商务印书馆，1996年；李致忠：《<文苑英华>史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李致忠、芦婷婷：《中国古籍十二讲》，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8][英] 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美]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著，郝田虎译：《莎士比亚与书》，商务印书馆，2012年；[法] 罗杰·夏蒂埃著，吴泓缈、张璐译：《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美] 安·布莱尔著，徐波译：《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英]马修·巴特尔斯著，赵雪倩译：《图书馆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13年；[美] 马克·罗斯著，杨明译：《版权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8年。[9][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三联书店，2005年。[10][美]伊利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著，何道宽译：《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法]费夫贺（Lucien Febvre）、马尔坦 （Henri-Jean Martin）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美] 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撰，张志强等译：《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11][美]周绍明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年。[13][美]何谷理（Robert E.Hegel）撰，刘诗秋译：《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中华书局，2019年。[14][美] 包筠雅（Cynthia J.Brokaw）撰， 刘永华、饶佳荣等译：《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美]贾晋珠（Lucille Chia）撰，邱葵、邹秀英、柳颖、刘倩译：《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15]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16]此条《石刻考工录》未注“开石”之题署，又误“偁”为“称”。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5页。参看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五，《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5册，新文丰出版社，1977年，第3329页。[17]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第40、48页。参看程章灿：《石 刻刻工研究》上编第三章《石刻刻工之题署及其身份之判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5-56页；又下编，第231页。[1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25页。[1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第411页。[2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〇，第1376页。[21]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第74页。按：原书“瓜庐”误作“瓜卢”。[22]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第114页。[23]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三十六《书赵松雪千文帖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4]参看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第60页。[25]张心澂：《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54年；郑良树：《续伪书通考》，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2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三，第964页。[27]如陆心源《六经雅言图辨跋》称：“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陆心源撰，冯惠民整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第29页）[28]“学苑英华”丛书于1996年至2002年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计23种。[29]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30]参看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绪论二之（二）“实物版本与实物版本学”，中西书局，2019年。[31]参看刘仁：《张潮及其友朋书事考论》，南京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益教授指导），2020年。[32]关于书籍艺术史，近年有陈亚建：《中国书籍艺术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更早的则有邱陵编著：《书籍装帧艺术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33]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34]参看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10-121页。

自2008年以来，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陆续整理出版，已发行十辑。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相比，其显著特点是多为经史类文献。其中有的篇章至今还保留在《尚书》《逸周书》中，有的散佚两千年后横空出世，有的长期蛰居地下而不为人知。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中国古代文明探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出土文献资料，开启了古史研究的新境界。去伪存真 考而后信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诫人们对传世文献要善于鉴别真伪，不可盲从。《汉书·艺文志》所提到的《文子》《伊尹说》《力牧》《风后》等书，班固即以“依托”言之。这种托名古人立说的风气，在战国秦汉时期颇为盛行，其后仍有所见。最有名的是东晋梅赜献于朝廷的伪《古文尚书》，在唐代还被作为官方认可的经学读本，堂而皇之流传千年。历经宋元明清学者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揭穿其中晚书二十五篇作为伪书的真面目。一段时间以来，有的论者从地下出土的简帛佚籍得到启示，于是援此例彼，大胆为梅本古文《尚书》翻案，主张当作可信的史料来使用。所作相关研究论证疏阔，却不惜臧否前贤，一时相演成风。直至清华简中发现与梅本相异的真古文《尚书》，局面始得改观。清华简《尹诰》《说命》即是战国时期流传于世的古文《尚书》，与梅本所见全然不同。《尹诰》又称《咸有一德》，它本是《尚书》中的一篇，秦火之后一度失传，西汉中期重出孔壁，为逸《书》十六篇之一，至西晋永嘉之乱再度散佚。从《书序》《殷本纪》所列《咸有一德》次第看，本篇为伊尹诰汤之文，与清华简《尹诰》的内容若合符契，构成二者同为一篇文献的二重证据，说明今传孔传本《尚书》以《咸有一德》为伊尹诰太甲之书必为伪作。而清华简《说命》即先秦文献多次引用过的古本《说命》，与今本《说命》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着本质差异。由此人们看到先秦时期古文《尚书》的原貌，使前人关于伪《古文尚书》的意见得到确凿证明。这是出土文献在古书辨伪上取得的重大成果。鉴别古书真伪，评估史料价值，是古史研究的先决条件。清华简作为战国中期即已流传的出土文献，同样需要进行可信性研究。出土文献要真正成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贵史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如清华简《耆夜》《保训》形式上为历史叙事，实际并不具有史书性质。不少人把它们视为王室档案一类的西周文献，以前者为记录武王戡黎之文，后者为周文王遗言，应该是有问题的。细加考析可知，《耆夜》并非史官的即时记录，亦非由王室档案整理出的作品，而是战国时期楚地士人虚拟的一篇诗教之文。《保训》的情况与《耆夜》相类，也是战国前期假借文王名义的托古言事之作。运用它们探索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生长机理是有价值的，但要用于研究虞夏商周历史则未必适宜。集萃征史 别有进境上古史研究可资利用的第一手材料是非常稀缺的。商周以前自不必说，即使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量甲骨金文，也因内容单一难以适应重建古史的需要。至于《尚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其中第一手史料也是凤毛麟角。非常幸运的是，清华简的发现充实了这方面的资料，有利于推动上古史研究的深入。如《厚父》《皇门》《祭公》《芮良夫毖》诸篇，其著作年代与所记史事年代基本同步，或源自西周王室档案，或为时人所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尽管它们在流传过程中，不免发生文字讹误，或有后世加工，但大体保持了初始成篇的面貌。据以集萃征史，别有进境。清华简《祭公》《皇门》见存于今本《逸周书》中，但《逸周书》错讹甚多，已非原貌。如简本记载祭公身染沉疴，穆王前往探视，躬身问政。当朝三公毕[~符号~]、井利、毛班亦被召见，聆受诫勉。“毕[~符号~]、井利、毛班”本为三公人名，传世本却误作“毕桓于黎民般”，致使后世训释离题万里，真义难明。循此考察可知，三公非指太师、太傅、太保，或司徒、司马、司空，乃朝中执政大臣的通称，且不以三人为限，主要由卿士寮、太史寮有关部门的主官组成，或三四人，或五六人，通常有一人为首席执政大臣，总揽百揆。在王权羽翼下的三公合议制行使中央政府职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执政色彩和优化行政决策的进步作用。又如，清华简《皇门》是一篇以西周原始档案为蓝本，在春秋时期略有加工润色的历史文献。简文所见西周门朝制度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三朝五门，而是三朝三门。清华简中的《厚父》《芮良夫毖》是两篇不曾传世的西周文献。《厚父》所记周武王与厚父君臣间的对话，不仅代表了周人对国家起源的认知，也反映了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萌动。过去不少学者认为民本思想是战国时期才有的政治理念，然《厚父》提出“民心惟本”，表明这种思想以及概念早在西周初年即已产生，适与《尚书》周初诸诰明德重民思想相印合。《芮良夫毖》是一篇讥刺时政的政治诗，反映了西周晚期的政治危机和厉王革典的实质，表明周厉王的所作所为已严重突破了国家伦理的基本底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虐之君，而不是一位需要恢复名誉的有作为的改革家。稽古钩沉 拨云见日由于上古史研究第一手材料的匮乏，致使晚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二手材料也常常被广泛利用。此类文献的制作年代与其纪事年代存在巨大的时间差，基本上是后人写作的东西。其形成过程相当复杂，至少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依照旧文整理成篇，二是根据传说敷衍成章，三是编织情节杜撰成文。多数情况是真赝杂糅，神话与传说并存，传说与史实交织，极难分辨与取舍。因此，需要通过利用多学科研究手段，严密审查材料，发掘史实素地，稽古钩沉，求真致用，以期拨云见日，文明重光。清华简中也有此类晚出文献，深入研究可以突破旧的知识盲区，形成新的历史认知。如清华简《尹至》《尹诰》等篇是有关商汤名相伊尹的记述，它们未必都是商代文字，但对考索伊尹有关史迹不失为重要资料。研究发现，伊尹并非姒姓的有莘氏人，亦非庖人出身的媵奴，而是因遭洪灾投靠有莘氏的子姓伊氏之长。他促成了殷氏、莘氏、伊氏战略同盟的建立，为灭夏兴殷大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清华简《程寤》叙述太姒做梦、文王占梦、太子发受诫等内容，当是数百年后战国时期的作品。篇中涉及所谓文王受命，既非受殷王嗣立之命，亦非受封西伯之命，而是受皇天上帝之命以取代殷人对天下的统治。文王受命、称王、改元三位一体，奏响了东进伐商的序曲。清华简《金縢》系近年出土的重要经学文献之一。与今本《尚书·金縢》相较，不仅内容大致相合，而且有些异文对解决有关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金縢》大体作于春秋中世，然非伪书，所载武王在位三年、周公居东即东征的史实真实可信。清华简《楚居》是战国中期楚人自己撰作的一篇重要文献。篇中记述楚先、楚君的居邑及其迁徙，远较传世文献为详。就其所述战国时期楚人居邑状况来说，《楚居》不失为当时人的作品，但涉及楚人的族源地问题，它实际上也成了传说资料。结合多重文献详加考察，可以发现楚人源起中原，待周初熊绎之时，南迁丹水之阳，立国江汉，终成真正代表芈姓楚族的南方大国。清华简是一次惊人发现，资料尚在陆续整理公布之中。它是一座富矿，值得学者付出艰辛，深入开掘，以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科技史家李约瑟所制《科学词源表》，全称《科学思维中一些重要字词的会意词源表》（会意词源指具有独特象形会意体系的汉字，区别于拟声的西语字母文字），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史》二卷十三章《中国科学的基本观念》。关于科学思维词源研究的重要性，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所由之获得他们的文字语系的过程可能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没有这些文字，科学的流传就根本不能进行”。关注科学思维汉语词源李约瑟在《科学词源表》中，选取了“科学起源所必需的基本术语”——80个中国古文字，如“不”“非”“异”等，依序列表，并分别予以现代注解，以求探明这些对人类科学思维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原生汉字（区别于派生词），如何被古人创造出来、进一步发展起来，表征中国科学的基本观念并最终获得“极为抽象的意义”。李约瑟在对所选取的80个汉字划分领域后，如26个非人类自然物、22个人体、28个工具与技术等，曾憾言，“毫无疑问，如果对更多的汉字加以分析，这种分布就要有所改变”。因为，80个字相比于约4500个字的古汉字体系，显然过少而难以窥得古人科学思维发展的全貌。出于这种遗憾，李约瑟进一步提出，“也许很值得把已收集在基础汉语字汇中的所有文法上实用的和其他的字都编成一个类似的表”。由于李约瑟并非文字学家，这导致他几乎难以独立完成此类古文字溯源、注解工作，他本人亦承认现仅有80个字的词源表“大部分要归功于对汉字最古老的形式深有研究的吴世昌博士的慷慨合作”。亦因无合作者即无法开展，导致现有的《科学词源表》并不是一个完成态，而是未完待续——因为对中国科学思维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与影响的字词，远不是80个字即能描摹完整的。科技词源研究意义重大由于中国科技史的书写，毫无疑问会涉及若干古汉语词汇，而古今语言的使用方式、内涵等并不相同，以现代语言习惯去“望文生义”，是非常容易出现各种误读、误解的。特别是由于科技史与古汉语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并未真正成型，人们对此类误解很多时候懵然不知，甚至还以学术的方式将误解进行传播。因此，《科学词源表》对于科技史而言，尤其具有重要意义。1.提供科技史的一种独特“侧写”。李约瑟提到，“我们这样做，倒是因为一些特殊的会意的科学词汇的起源，作为原始科学通史的一个方面不能不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技史学科本具有复杂多面体结构，对重要古字词的考索恰是交叉学科范式的直观体现。2.作为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的桥梁。科学史家严敦杰曾指出，“中国古代科学的一些名词，在医学、堪舆术、炼丹中各有不同的含义，这是哲学家所难以综合的”。文字的本原、组合及其演进过程中的“意识流”，可以对哲学、思想起到借鉴、增益、指正之用，甚至可以说，对于科技史相关古字词的本原追索与判定，贯穿着认识论、方法论与本体论。3.从内史走向外史的一块“上马石”。科技史既称为“史”，重要古字词显然是“学科语言”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可同时拥有并超越工具价值，本身即成为科技史研究对象（因承载着科技思想的发生与演进）。并且，科技史研究途径可以有多种，然而无论何种途径，皆绕不过史学基本功夫：古汉语。欲由内史走向外史，除“科技”外，须有“史”的自觉。深入挖掘汉语科技词源李约瑟《科学词源表》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是如今我们认为“科学词源探索”这项工作值得持续而深入地进行下去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李约瑟自己表达出的遗憾：仍有许多重要字词（远远多于80个字）的考正需要再接再厉。此外，《科学词源表》还存有另两个问题。1.词源注解多为直接引用一家之言，从形式上讲过于简单，欠缺有效论证来支撑。由于汉字原始字形、音、义经过漫长历史时间的演化，其本义、孳乳等已难以直观地与现代简化字相关联，论证的缺失往往会导致研究者不知就里、莫名所以。2.一家之言有对亦有错，若干字义并未达成共识，列表往往对学术争讼置之不顾，因此有若干失误与讹译亟待纠正。例如，《科学词源表》中的“异”字，列表释字形为“ ”（无出处），经我们查考，或出于西周虢叔旅钟。而更早期的甲骨文，如“ ”（一期·前5·38·6）“ ”（一期·乙1493）则为列表所忽视。甲骨文无有，求之金文则可；甲骨文尚存，追溯字“源”恐不当以金文为徵。再者，李约瑟认定此字初义“做出敬礼的姿势”，并解释为“贵族和平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就可以一般地引起‘不同’‘奇异’‘差别’的概念”——恐怕并非如此。“异”之本义实为“戴”，其后衍生的“不同”“差别”等义项并非由“社会地位差别”而产生，实由“翼”字而来。若能将王国维、杨树达、林义光、商承祚、李孝定、于省吾等人的研究成果综而析之、条而缕之，方可勘误。同时，“异”之不同、差别的义项，并非“完全不同”，而是“同之不同”。“异”实源于“翼”，翼者，翅也，同出于鸟身而分为二，此即老子“两者同出而异名”。若明“异”并非“不同”，而是“同之不同”，则对我们理解与科技思想相关的阴阳、天人、道器之“异”，显然会有所裨益。汉语科技词源的追溯，可以切实修正、验证或完善现代人以抽象哲思进行的解读。展望中国科技史研究词源进路西语词源学在印欧语系中考察“字母词根”的范式，对于中国文字几乎难有用武之地。在西方科技史学界，由于术业专攻，科技史学者很难同时身兼汉学家，研究汉语词源者较少。而西方汉语言研究者，往往又缺乏对科技史学科的关注。李约瑟认为，西方人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条件之一是：懂汉语，能阅读中国古文献。然而，这个“懂”并未对程度加以界定。所谓“古文献”，《考工记》与殷墟卜辞的难易程度似不可同日而语。粗读、泛读的能力，恐未必能够追溯字词本原。即使是李约瑟本人，或是倚赖同华人学者的合作，或是不加论证、校验地直接引用西方汉语言学者的成果，如高文汉（Bernhard Karlgren）、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韦利（Arthur David Waley）等。国内科技史界字词溯源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展，如杨文衡《“科学”一词的来历》（1981）。此后，陆续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杨盛标《工程范畴演变考略》（2002）、李醒民《“科学”与“技术”的源流》（2007）、吴国盛《技术释义》（2010）等。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点。1.现有研究的关注点，多停留在“科学”“技术”“工程”三个学科类的大词上，尚未进一步纲举目张。2.古字词释义常摘引辞典类工具书——从专业性考察，以《说文解字》为例，因许慎多据篆文，而非更早期的甲骨文，则时有误释。工具书中的结论往往只适合作为研究的起点。3.文字是思想的载体。中国科技的早期发生、发展能够通过独特的象形会意文字运载、记录，并通过特定文字进行空间、时间上的流传，那么，这些文字“本身”即承载了原始、原生科技的思想。如李约瑟所言，“总的说来，印欧语系的思想……很难靠研究字母组成的词根来查明。但会意文字体系为我们的查考保存了这类思想过程”。中国象形会意文字的独特性，使我们的文字“本身”即可以成为科技史、科技思想史的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重要研究进路，而这一研究进路的独特性，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面对中国科技史的历史性叙述，无可避免地需要引用、使用大量中国古语。然而，由中国词语内涵的生成与变化方面（科技思想史试图描摹与展现历史与思想，却通常对承载着历史与思想的词语有所忽视）入手的解析却不多见，亦未形成有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功能、结构、评价标准等范式。通过科学思维中重要字词的词源追溯工作，可以有效排除望文生义、增字强解、以今释古等弊端。通过辨诬求真，实现中国科技史的真实“还原”（比如，以西语Engineering为模板而形成的关于现代“工程”的思辨，显然未中汉语“工程”之肯綮），甚至可以进一步运用到科技史若干疑难问题的断案（比如，从“舆”“轮”论古车的起源等）。语言文字是人类思想的载体，载体的演变能够体现出族群思想的某种变化。古文字从原始生活中起源、发展，渐而固化为各种抽象意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比喻义等）。这一演化过程本身即蕴含着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思想意识的演化性与流动性，这种演化性、流动性同时体现在表征着历史的“时间线”上。对科技思维中重要字词的溯源、考正与探索，可视为我们对科技史考据、叙述、呈现、评判时的一种思考状态。这种思考由思想的历史化走来，帮助重构思想的现实化，进而完成过去与现实的对话。（作者单位：沈阳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侨大学建筑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责任编辑：黄琲 排版编辑：黄琲【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原标题：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原文 悟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必须要高度重视历史，要深入研究历史，要充分借鉴历史发展的经验。重视历史研究，意义重大。首先，研究历史，是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创新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历史研究。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实践，既包括当下的现实，也蕴含在过往的历史过程中，而且过往的历史过程包含了更多的实践。所以，若不认真研究历史，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就缺乏实践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鉴别，也离不开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鉴别理论的手段上有区别，自然科学理论的真伪，可以通过可重复的自然实验或实验室实验来鉴别，而社会科学理论的真伪或价值，只能通过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往人们的社会实践，分析其对错或价值大小。所以，如果缺乏历史研究基础，社会科学理论的最终价值认可必然没有可靠的依据。其次，研究历史，也是推进现实发展的需要。要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历史的借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和教科书，一是因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说明，历史、现实、未来有因果联系。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看得越深、分析得越透，对现实的谋划就越精准，未来发展就越可期待；二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具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现象都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事物自身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过程。由于事物发展有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历史发展总是存在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有了发展的相似性，必然也就有了发展的可借鉴性。所以，为了有效推进现实的发展，我们就需要认真学习历史、认真研究历史，当历史的好学生。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和借鉴历史，首先需要我们坚定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其次，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本质是要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搞乱人心，最终达到实现少数人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就必须始终坚持真实的历史，始终坚持人民的历史。再次，学习和研究历史，需要体现内容的全面性。一是要努力学习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要加强对自身历史的了解。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要清楚“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三是学习历史还应该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道路上会有不少绊脚石和拦路虎，对进一步推进发展和改革的艰巨性要有充分认识。另外，我们还要清楚，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发展和改革需要全民行动。幸福是奋斗得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是正道，要努力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宋圭武，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词学史研究，除了把握词学观念、理论与方法等的时间发展脉络，还应注意词学批评与词学流派的地域分异，前者是词学史研究的时间视角，后者是词学史研究的空间视角。立体的、完全意义上的词学史研究应该是时、空结合，虽然二者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可以偏废。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几本词学史著作缺乏空间视角，今后的词学史著作应该有所改进。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从来就不缺乏空间视角，《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论，即可视为最早的空间批评。吴公子札之后，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朱熹的《诗集传》、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世贞的《曲藻》、王骥德的《曲律》、李东阳的《麓堂诗话》等重要文献中，都有简约而精辟的空间批评，只是这些批评所针对的都是诗、赋、曲等文体，尚未涉及词而已。最早针对词的空间批评，当属清中期著名词家厉鹗的《张今涪〈红螺词〉序》，其文曰：“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樊榭山房全集》卷四）这是从空间视角比较宋词内部之差异。嗣后，则有晚清词学名家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其文曰：“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蔡松年）、遁庵（殷克己）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蕙风词话》卷三）这是从空间视角比较金词与南宋词之差异。词学的空间批评源于词作本身的地域空间特性，词学史的研究应重视这一客观事实。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词派，例如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以王鹏运、况周颐为代表的临桂词派等。这些词派除了丰富的创作实践，还有明确的词学观念和词学主张，并且都以地域命名，因此可以称为地域性的词学流派。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几本词学史著作对这些词学流派的创作和理论多有描述和总结，但是对词派所产生的地理环境、词派的地域特征、词派的空间差异、词派的传播路径等，基本上没有涉及。也就是说，对于明清时期地域性的词学流派，以往的词学史研究仍然是时间视角，缺乏空间视角。20世纪词学史上长期存在两个很有影响的词学流派，查猛济称之为“朱（祖谋）况（周颐）派”与“王（国维）胡（适）派”（《刘子庚先生的词学》），胡明称之为“体制内派”与“体制外派”（《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刘扬忠称之为“传统派”与“新派”（《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笔者认为，“朱况派”与“王胡派”这个命名不太准确，而“体制内派”与“体制外派”、“传统派”与“新派”这两个命名则含有褒贬之意，未免有先入为主之嫌，因而主张从地域或空间角度，予其一个中性的命名，即“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简称“南派”与“北派”。“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的命名依据有三：一是词学活动与词学研究的主要地域，二是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三是词学家的师承关系。按照这三个依据，笔者把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夏敬观、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陈洵、刘永济、詹安泰等10位词学名家列入“南派”，把王国维、胡适、胡云翼、冯沅君、俞平伯、浦江清、顾随、吴世昌、刘尧民、缪钺等10位词学名家列入“北派”。当然，“南派”的阵营是很大的，远不止这10人，这10人不过是“南派”的代表而已。也许有人认为，在“北派”词学名家中，真正出生在北方的只有冯沅君、顾随和缪钺三人，其他都是南方人，把他们10人一概列入“北派”似乎不太合适。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关于他们流派归属的认定，并非依据其籍贯，而是依据上述三个条件。鲁迅先生在讲到“京派”与“海派”时指出：“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京派”与“海派”》）正像“江西诗派”并非都是江西人。“北派”的词学活动、词学研究地域与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主要在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南派”的词学活动、词学研究地域与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主要在上海、苏州、南京、杭州、武汉、广州等地。也许有人认为，“北派”中的胡云翼、刘尧民、缪钺等人，其词学活动与词学研究的地域在南方，其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也在南方，把他们列入“北派”似乎也不太合适。笔者认为，这也无不妥，因为他们的师承关系在北方。钱钟书先生在讲到南北画派时亦曾指出：“画派分南北和画家是南人、北人的疑问，很容易回答。从某一地域的专称引申而为某一属性的通称，是语言里的惯常现象。譬如汉魏的‘齐气’、六朝的‘楚子’、宋的‘胡言’、明的‘苏意’，‘齐气’、‘楚子’不限于‘齐’人、‘楚’人，苏州以外的人也常有‘苏意’，汉族人并非不许或不会‘胡说’、‘胡闹’。”（《中国诗与中国画》）事实上，关于“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的命名，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其代表人物（朱况与王胡）的词学活动与词学研究的主要地域及其词学代表作的产生地域，前者在苏州和上海，后者在北平，也就是说，“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最初是“某一地域的专称”，当我们把朱况与王胡的同道者或追随者分别列入这两个词派的时候，“北派词学”与“南派词学”就“从某一地域的专称引申而为某一属性的通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的命名依据，与绘画史上的“南派”与“北派”的命名依据是一样的。“南派”与“北派”在词学贡献、词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诸方面均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大体言之，“南派”的贡献主要在词籍的整理、词律的考证、词人年谱的编撰等方面，“北派”的贡献主要在词论的探讨、词史的描述和词作的艺术鉴赏等方面；“南派”注重对传统词学的继承，“北派”注重对西方美学与文论的借鉴；“南派”标举“重、拙、大”，重技巧，重音律，论词不分南宋、北宋，“北派”标举“境界”，重自然，重意境，论词推五代和北宋，于南宋只推辛弃疾。南、北两派持不同的词学理论和观念，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来治词，共同促成了百年词学的发展与繁荣。20世纪的词学之所以能够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成为一门“显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现了“南派”和“北派”这两个不同的词学流派。有不同的词学流派，就有不同的词学思想、词学观念的争鸣，就有不同的治词路径、治词方法的竞技，就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词学成果的涌现。这一切，对于词学这一传统学科的推陈出新，对于丰富、加深人们对这一传统学科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很有意义的。“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无疑是20世纪词学史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之一。众所周知，时间和空间，是事物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文学也是如此。面对20世纪词学史上这笔丰厚的学术遗产，我们既要有历时性的追溯，也要有共时性的考察；既要有纵向探讨，也要有横向比较；既要有时间视角，也要有空间视角。对20世纪词学史的撰写应如此，对宋元明清各代词学史的撰写也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突破长期以来单向思维的制约，从而解决以往的词学史研究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使词、词学、词学史展现出多样的魅力。作者：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来源：光明日报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近年来，情感被视为塑造历史文化的重要因素，史学研究面临着“情感转向”的趋势。伊格尔斯等人在回顾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时明确指出：“探究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已构成历史写作的趋势和重点之一。随同情感史而来的，则是对其研究方法和书写方式的思考。扩大资料收集范围。传统史学研究重视文书档案等材料，多强调客观史料的重要性，较少考虑个人或群体的心理感受。如果打破理性与情感对立的固有思维，把情感因素纳入历史研究中，将开拓史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供研究参考使用的材料也会随之增多。一切用以反映个人或群体心理活动和情绪波动的日记、回忆录、书信、笔记、文集、自传等，均可进入考察视野，甚至音乐、影片等非文字表达材料均可使用。资料收集范围扩大、材料增加不代表研究工作简化。相关材料需要收集多少，又该如何选择、利用，取决于研究者能够利用的材料以及问题探讨的程度。美国学者林郁沁的《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一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公众同情”作为一种新的集体意识在民国社会的兴起及其与现代法律规范之间的博弈过程。作者以复仇案的公共话语为中心，收集了与案件有关的报纸、杂志、期刊、漫画、剧本、影片、广告、审判记录、官方档案和个人评论等大量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出两种典型情感，即公众呼吁的道德同情和政府坚守的法律理性，通过展现两种情感博弈的过程，论证“公众同情”在民国社会的兴起。该书体现了情感史研究个案中研究者对材料的搜集和使用能力。扩大材料搜集范围有助于研究者把握一定时期内的集体情感，但有时普遍的集体情感不等同于个体自身真实情感，也可能只是“贴标签”所致。在施剑翘复仇案中，媒体传达的集体情感是大众对施剑翘表达同情的声音，但这种“大众的同情”是大众真正的感发还是他者（如媒体人）对大众情感的选择与猜测？如果是后者，在研究中应加入对第三者的观察。因此，扩大材料收集范围的同时还应审慎运用材料。构建情感理论。早期史学界研究情感的理论主要有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两类。普遍主义认为情感是人的基本生理活动，超越时间和空间，具有普遍性。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情感受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影响，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德国社会历史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将文明视为一个控制本能和情绪变化的过程。他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思路：历史研究不仅要关注社会经济，而且要考察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同时，他还认为情感受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共同塑造，情感史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确定情感具有多大的可塑性。不过，对于如何打破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埃利亚斯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21世纪，美国学者威廉·瑞迪和芭芭拉·罗森韦恩的情感理论出现，预示着情感史研究的一大转变。威廉·瑞迪试图打破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为此他提出了“情感表达”的理论。他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承认情感的生物性基础，但把重点放在情感表达上，探究情感表达与情感体验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打破情感与理性的对立。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普遍的情感体验，但能否准确表达，以及在社会情感准则的管控、教化和训练下，个人的情感表达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都是可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芭芭拉·罗森韦恩提出“情感团体”的概念，认为家庭、学校、教会等社会团体可被视为情感团体，人们在不同的团体中有不同的情感表达，每个情感团体都有自己的情感规范和表达模式。情感变化的过程实际是情感团体兴衰交替的过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变革的过程也是情感团体嬗变的过程。目前情感史研究的理论不再是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研究者倾向找到平衡二者的方法，情感表达的理论是其中之一。阅读文本与文本外的沉默。文本分析是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情感史研究也是如此，甚至对文本分析的能力要求更高。语言文字作为传递情感的重要媒介，把握其在不同时代和社会中的表现形式，有助于我们体会情感的内涵。不过，情感用词比大多数词语理解起来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词语如何定义情感的问题，二是该词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是否被认为是一种情感。此外，通过确定某些情感词语在所得史料中的频率，可以获得对某个人或群体的情感印象。但数字统计只是研究的起点而非结果，其作用在于提醒研究者需要注意的关键点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和准则规范。情感表达的模糊性和复杂性还需要研究者学会阅读文本中的隐喻和讽刺。隐喻和讽刺作为修辞手法，时常出现在各类文字材料中，用来表达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情感。隐喻的产生离不开词义，词义的生成逃不开语境，语境很大程度上又受文化制约。如“蓝色”一词，在西方文化中代表沮丧、下流，在中国文化中却表示肃穆、严肃。情感还可被隐喻为生理变化、味道嗅觉、自然现象、空间物质等。解析这类文本，可以看到作者和作品背后的情感态度、文化价值和社会准则。某些在语气、内容及文字上都没有体现出情感的文本和那些情感性强的文本一样重要。如德国学者扬·普兰佩尔在研究19世纪俄国军事史时，发现材料中很少有关俄国士兵表达恐惧感和恐惧体验的例子。士兵对恐惧话题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恐惧，但这确实可以反映出，对于当时的士兵来说，谈论或者表露恐惧感是不被允许的，是不符合社会价值规范的。他注意到，20世纪初，随着军事心理学对恐惧感的开放态度，表达恐惧便变得普遍起来。这说明情感研究者必须关注到文本中那些“缺席”与“沉默”的情感。跨学科合作研究。在心理学、生物学、哲学、人类学及语言学等学科中，情感历来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不同学科对情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各不相同，情感史研究离不开与其他学科的合作。以语言学为例，对情感语言的研究有词汇、语义、认知和语法四个流派。每个流派对情感语言的研究各有侧重，词汇流派注重在某一语言中建立情感词汇的分类系统，并收集、组合和归类系统中的基本情感词汇，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语义流派侧重情感语言中基本的、普遍的自然语义元素，通过语义元素解释语言之间的共性和个性。汉学家史华罗主持的名为“明清文献中的情感、心境词汇研究”的国际项目，就借用了语言学中词汇和语义流派对情感词汇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明清时期各类典籍中的情感与心境词汇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纳、分类、分析，最后得出五种基本情感类型。此外，该项目还进行了情感词汇的语义元素分析，并试图与西方文化中的其他情感语言进行比较研究，重新发现并建构传统中国的情感文化。可见，推动各学科间的成果交流才能形成更加完善、深入的情感史思想网络。注重情感的历史维度。史学研究常运用历史分期的概念，然而，情感史研究却要小心过度历史分期的思维。研究某种单一情感或特定时期内的情感固然值得推荐，但关注长时段情感及情感标准的变化有助于更深入了解情感。情感的历史性还体现为关注情感文本产生的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情感史的研究或将推动历史书写的改变。近代历史书写深受兰克史学影响，推崇客观治史。然而，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在从事各类活动时必然伴随一定的心理活动，会受到欲望、价值观念、精神心理等非理性层面因素的影响。若能展现感性因素，历史书写也会随之改变。因此，情感史研究者正在探索历史书写的更多可能性。综上所述，情感史是一个新颖的研究领域，它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仍然处在发展阶段。如何克服研究面临的先天性困难、研究方法单一、跨学科理论运用复杂等问题，对于情感史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邱旭玲精彩推荐：美学研究进入新阶段「聚焦学理中国」新时代扶贫文学体现中国生态发展人文意义深入研究中国发展新理论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