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方法

与国际学术界相比，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设置颇具特色。在国外，世界史多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关注世界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即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是如何逐步被形塑的。我们的世界史学科也关注世界历史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性问题，但除此之外，世界史还是由诸多国别史和专门史组成的一级学科。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史学科既包括国别史、区域史，又包括世界史或全球史，是国别史与全球史或世界形成史的结合。这一学科定位使我国世界史研究既面临难度，又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世界史研究首先要学习和借鉴国别史的研究方法。每个国家的国别史研究都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系统的训练方法。自19世纪之后，各个国家都大体遵循现代科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套方法的基本要素就是研究史料的方法。其理想的训练程序为：首先，通晓语言文字；其次，借助文献学、史料学等辅助学科，收集和阅读史料；最后，写作读史札记，进而撰写论文和专著。通晓语言文字，即传统学术中的“小学”。换言之，为了研究国别史，必须掌握对象国的语言。而掌握语言的理想状态，则是在听、说、读、写方面样样精通。这样不仅便于阅读史料，也有利于与对象国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如果阅读非当代的史料，也需要专门的语言学训练，传统学术中的“小学”或者“训诂学”就派上用场了。为了收集史料，需要了解目录学、史料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史学家有必要熟悉相关的名物制度。中国先贤曾经称为治史的基本功，更形象地比喻为掌握史学的四把钥匙，包括书目、年代、地理和职官。每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史料的留存状况各异，所以需要掌握的钥匙不尽相同。例如，与中国历史相比，欧洲各国普遍缺乏职官方面的资料。在古代罗马时期，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晚期，各种职务名衔也经常出现在碑文铭刻之中，但总体说来，职官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们仿效中国史，也为西学找寻四把钥匙的话，似乎可以用人名取代职官，即书目、年代、地理与人名。人名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西方历史上留下了数量丰富、种类繁复的各种名录。除了碑铭之外，教会留下的洗礼、死亡登记簿，各种祈祷名录以及种类繁多的行会与协会名录，等等。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赖兴瑙修道院，自9世纪开始记录《兄弟之友录》，以便在举行弥撒的时候念诵这些兄弟的名字，为之祈祷祝福。到16世纪结束记录，这一簿录保留了近4万个人名。至于写作，在古代属于史才的范畴，各国皆有丰富的经验总结。在现代史学训练中，如何进行历史学术写作的课程和论著所在皆是，此不赘述。所欲申明者，在于国别史的学术传统根植深厚，流传有序，学者研习揣摩经典论著，久久为功。世界史是建立在国别史的基础之上，但并不仅仅是国别史的总和，它还研究世界历史是如何在国别的基础上渐次形成的，即各种国别和文明彼此交流互动，进而联成一体。世界联成一体不仅催生了“世界性问题”，也使得解决此问题的世界史研究成为可能。所谓世界性问题，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相似性，另一种为互动性。相似性更多地反映了人类历史上的共时性现象或者规律性现象，具有相似问题和现象的两个或多个国别甚至并不一定彼此有过密切的接触；而互动性则是指那些通过互相接触、交流和传播而形成的共同性历史现象。因此，世界性问题，或者是跨越国界与跨地区的互动和联系，或者是各个国别都发生的普遍性事件。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世界性问题的基本特征，其要旨在于探索世界历史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渐次形成。如当下最为宏大紧要的世界性历史问题是如何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重新思考世界历史形成的进程。在西方史学界，史学名著读本中的经典教材是由德裔美国史家弗里茨·史特恩于1956年编辑出版的《历史的丰富性：从伏尔泰迄今的历史学》。这部史学名著读本，收录了1750年以来有代表性的35位著名史家的论著，曾于1970年再版。最新的德文版书名被更改为《现代史家们：伏尔泰以来的经典文献》（2011年出版）。这部书依据更加严格的标准——史学界最为基本的文献和最新的潮流——将收入的史家总数减少为33位，但也新增了几位历史学家，其中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即北京大学的马克垚教授。马克垚教授的文章与美国史家威廉·麦克尼尔、英国史家克里斯托弗·贝利一起被列在终章：“迈向全球史”，代表了历史学的最新潮流。马克垚教授入选文章的标题为《克服“欧洲中心论”》，是发表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的《“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的德文译版。这篇文章的入选，体现了中国史家的世界史研究开始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迈向全球史”，既反映了从国别史过渡到世界史的现代史学史演化轨迹，也表明世界史的基础来自于国别史和专门史。立足于国别史的世界史，可见其深，这样的世界史研究如同枝繁叶茂的大树，根基深厚；而心怀世界史的国别史，可见其广，这样的国别史研究如同站在高山之巅，所见广博，所思则大。而融国别史与世界形成史于一炉的新型世界史，不仅根深叶茂、视野开阔，而且能超越国别，展示其跨文化的、博大的人文关怀。（作者：李隆国，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

While there are almost as many definitions of history as there are historians, modern practice most closely conforms to one that sees history as the attempt to recreate and explain the significant events of the past.几乎每个历史学家对史学都有自己的界定，但是现代史学家的实践最趋于认为历史学试图重现过去的重大史实并对其做出解释。Caught in the web of its own time and place, each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determines anew what is significant for it in the past.由于受其所处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每一代史学家都要重新判断过去哪些史料对他们具有重要价值。In this search the evidence found is always incomplete and scattered; it is also frequently partial or partisan.在这种探索中，所发现的证据总是不完全的、零散的，而且常常是不全面的或带有派别色彩的。The irony of the historian’s craft is that its practitioners always know that their efforts are but contributions to an unending process.历史研究这个行当的讽刺意味在于，从事研究的人一直知道，他们的努力只不过是为永无止境的过程添砖加瓦而已。Interest in historical methods has arisen less through external challenge to the validity of history as an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and more from internal quarrels among historians themselves.人们之所以关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因为史学界内部意见不一，其次是因为外界并不认为历史是一门学问。While history once revered its affinity to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the emerging social sciences seemed to afford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asking new questions and providing rewarding approache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尽管历史学一度崇尚它与文学和哲学的相似之处，但新兴的社会科学似乎提供了更多机会，以便人们能够提出新问题，有了解过去的有效途径。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ies had to be adapted to a discipline governed by the primacy of historical sources rather than the imperativ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必须进行改变以适应这样一个学科，其基础是史料，而不是当代社会的需要。During this transfer, traditional historical methods were augmented by additional methodologies designed to interpret the new forms of evidence in the historical study.在这种转变中，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时，那些解释新史料的新方法充实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Methodology is a term that remains inherently ambiguous i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在历史学界，方法论这个词从来都是模棱两可的。There is no agreement whether methodology refers to the concepts peculiar to historical workin general or to the research techniques appropriate to the various branches of historicalinquiry.所谓方法论是指一般的历史研究中的特有概念，还是指历史探究中各个具体领域适用的研究手段，人们对此意见不一。Historians, especially those so blinded by their research interests that they have been accused of “tunnel method,” frequently fall victim to the “technicist fallacy.”史学家，尤其是那些单纯局限于他们研究兴趣的史学家，被指责为使用“单方向研究法”，他们常常成为“纯技术方法论”的牺牲品。Also common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the technicist fallacy mistakenly identifies the discipline as a whole with certain parts of its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纯技术方法论错误地把整个学科与学科研究的某些操作方法等同起来，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屡见不鲜。It applies equally to traditional historians who view history as only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criticism of sources, and to social science historians who equate their activity with specific techniques.这种谬误同样存在于历史传统派和历史社科派；前者认为历史就是史学界内部和外部人士对各种史料来源的评论，后者则认为历史的研究是具体方法的研究。

看问题一般有两个视角，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历史的。这里所说的看问题是指的人的认识。首先每个人都是现实的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中，与人接触的是现实的人和事件。对这些人和事件的观察并得出结论，就是现实的视角。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对外界信息给出认识，源于他大脑中积累的知识。这就是历史的因素。 以现实的眼光去看，会发现不同的现象。进而把这些不同的现象解释成不同社会形式的结果。其实，现实的眼光或视角就是横向对比，就是分门别类地排列。这种方法是把可观察的可统计的对象作为要素纳入观察范围。这样的方法是鲜活的、是感人的、是激动人心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忽视或者隐藏了观察对象的发育、成长的过程。这是制度偏见、民族偏见、道德偏见和意识偏见形成的主要原因。世界上是以各个国家存在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这些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各有不同，各具特点。当冲突或分歧出现的时候，往往会从这些要素去寻找原因。这就是各种偏见形成的原因。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上述的各种偏见的本质是颠倒了事物之间的关系。把作为结果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当成了原因。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就会发现每一个历史序列中都因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决定了不同的现象。这里的关键是，现实观察到的横向对比的各类结果都是历史运动的现象。任何现象的背后都是被不容易被观察者看到的规律推动的。这些推动要素的时间运动构成了我们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因此说现象在我们这个时间点上的形态或者形状是历史的、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决定历史的那些没有被观察到的因素推动了历史来到现在。现在的是结果，是现象。这些现象就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这些现象不是制度、道德、宗教、文化推动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程度、生产方式、私有财产等等那些经济基础条件推动的结果。我们的认识是，对于制度、道德、宗教、文化的研究不能横向对比，只能采用历史的方法。制度和道德等等它们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发展的。宗教和文化也是这样。世界上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看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比如排放问题、假货问题、失信问题，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一定存在过。发展中国家看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比如老龄化问题、比如出生率下降问题、比如过度金融化问题、比如产业空心化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等等，当发展中国家发展到发达水平的时候，也会遇到。 学术研究应该使用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困难的、是枯燥的、是缺少资料的。历史就是各种要素，尤其是那些经济要素在时间延长轴上的变化。没有时间轴的历史演化，是没有时空背景的研究。罗列现实结果的方法是一种看图片的方法。罗列现实现象的研究是简单的、愉快的、吸引人的，但是这只是研究的开始。

作为文化史组成部分之一的思想史研究，其研究方法当如何呢？思想史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生活斗争中思想家们所表现出的精神行为和产生的后果，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社会思潮所反映的精神行为及现实后果。从历史上看，由于文化活动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文人阶层和官僚阶层的特权，普通人很难主动参与文化活动。因此，思想史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一些思想家、哲学家及文人，以及某种思潮在社会上的传播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会上占据绝大部分的人民是缺位的。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考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构成了思想史的大背景，构成了民族的心理图式、思想背景；时代精神则作为某一时代人类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受当时杰出的思想家的影响塑造并反过来影响思想家们的主观思考。其次需要考察思想家们的影响。这时需要将思想家放到他所生存的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中去考察，放到思想史源流内在逻辑中去考察，需要看之前的思想家及社会思想思潮对其的影响，需要看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对他的影响，同时考察他对当时及其后的思想史、社会思潮及时代精神有什么影响。在做思想史研究时，需要将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思想家个人思考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同时还需要注意几点：每个时代的观念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而语言和文字有很强的稳定性。这会导致同一个词，内涵会不同。做研究时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一种观念的最早产生原因是什么？是何时、何地、何人在何种情况下提出的？其后的演变如何？和别的观念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有什么意义？对社会的影响如何？对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思想家协同考察思想史时，如何从普遍的社会风气、习俗、道德和舆论来总结时代精神的总体风貌？以何种立场来对思想家的思考进行评述和价值判断？某一思想对当时时代精神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是否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在要求，应当如何判别？这几点要求在做思想史研究时需要注意各种方法的综合应用。注意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思想和现实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研究中出现大的偏差。

目前，国内对于中学历史教学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的问题是比较丰富的，很多历史教育者研究不同版本教科书、不同课程内容，大多数研究内容都涉及到教师教学过程中要关注史学研究前沿动态，积极地引入与教学紧密结合的史学成果以避免教科书的滞后性给师生带来不便。这些论述通过对教科书内容的横向与纵向对比，讨论了如何在教科书有限的编写范围内由教师主动引入史学热点问题、史学界争论话题和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等问题。广大有实践经验的历史教师也根据自己的讲授内容认识到教学吸纳史学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并在长期的探索中找到这种适合师生的教学方法。许多历史教育者都关注到了教科书吸纳史学新成果的深度、广度和信度问题，凸显教科书与史学成果的关系，进而提出了教科书的一些滞后原因和解决办法，教师应该怎样起主导作用等。比如尤育号的《历史教学吸收史学研究新成果的尝试》指出，历史教学中教师作为主导，积极使用历史研究结果和促进这些研究成果进入课堂，体现了历史教学的点睛之处在于连续不断地汲取历史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变成学生可以驾驭和掌握的知识。教师将课本中比较过时的说法对照新成果从而得出与时俱进的结论，指导学生从新的视角审视历史问题，利用史学研究成果引导学生乐于涉足史学争鸣。李克军《高中历史教学中引入史学研究成果的探究》一文，认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引入史学动态和与课文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能够有效地确保该教学内容充满了科学性与时代性，这种引入过程一定要遵守一些原则，即适当性、补充性、一致性的原则，采取补充史料与提倡合作探究等方法在课堂上引入合适的史学研究成果。贺英在其论文《论史学研究成果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运用与反思》中分析了在教科书中存在的史学成果应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张振宇的《史学研究成果引入高中历史教学的实践探析》也指出教师认为教科书中的缺失和遗漏等不足可以通过以下办法来解决：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理解与剖析历史的本领，进一步拓宽学生历史学习的视野，使他们逐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以及对教材体系之外的历史研究成果也有所涉猎，则可以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文章从四个部分论述了史学研究成果引入的类型、方法、功能和原则。具体到某一历史课文中，讨论吸纳史学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写作是一个参照。魏德才《试论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吸纳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一文中他讲述了人教社《中国近现代史（上册）》中一些概念的评判，比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台湾问题在中法战争中的体现、全面评价李鸿章和清末新政等，这种种分析都为引出将史学研究引入中学历史教学的具体做法作铺垫。印艳武的《论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滞后问题——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探讨》写出，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当中分别有李鸿章评价、清末新政、民族工业短暂发展这三个方面与史学新成果的详细对比，描述了中学历史教材吸收新成果的滞后现象甚为突出，进而找出教材吸收新成果的进程比较滞后的原因，并从讲授课程的历史教师角度出发，提出了吸收历史研究成果的一些方法。于晓蕊的《关于高中历史教科书吸纳学术新成果问题的研究——以洋务运动为例》，对人民版九十年代后的四个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里面洋务运动课文比对。在比较了四个版本之后，作者认为：教科书制度的制约、教科书因吸纳史学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修改版本、历史教学大纲规定内容安排详略等这些因素导致了教科书吸收新成果滞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现代化与革命化相统一原则、吸纳成熟研究成果是教科书吸收新成果的原则。作者还分析与评价了洋务派，建议加大洋务运动的内容。唐莹莹在《史学研究成果与中学历史教学结合实践探析—以戊戌变法为例》中通过戊戌变法这节课的内容来探求历史教科书观点与史学研究成果的相对滞后性和片面性。孙永昌的《论高中历史课本中义和团运动部分吸收新成果的滞后问题》比较了现行四版同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中义和团运动，发现书中的描述滞后于史学研究成果，也指出了教师在教学中引入新成果的措施和现实意义。

对湖南高考生来说，2021年新高考各科目到底会怎样考，题型有哪些变化，一直是备受老师和考生关注的事情。日前，2021年高考首场考试——浙江省2021年首场选考和学考落下帷幕。1月10日，浙江省公布了物理、思想政治、化学、历史、生物、地理等选考科目的命题思路。有专家和老师表示，作为第一批高考改革省份，浙江高考的一些命题思路和新题型极有可能被2021年实施新高考的第三批共八个省（市）借鉴。那么，浙江这场高考的各选考科目有着怎样的命题思路，体现了哪些考查新方向呢？历史科目命题思路：命题全过程、全方位体现“稳”字方针据悉，浙江此次高考的历史试卷在保持试卷总体平稳的基础上，贯彻了“科学考查，稳中有进”的思路，试卷在难度、结构、题型、次序和区分度等方面力求稳定，命题全过程、全方位体现“稳”字方针。与往年相比，历史试卷保持了试卷结构、题型不变。命题紧扣教材，“中心开花”，注重考查教材主干知识，不考繁难偏旧，坚持以课本为本的教学导向，部分题干素材基于教材又高于教材。试卷难度由易到难，梯度鲜明，多层设问，立体考查，让学生既能心生习有所得感，又需充分调动所学知识去迎接难度挑战。选项设问指向明确，由材料为切入点，科学自然。整卷文字力求精炼，通俗易懂，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生阅读障碍。第3、10、12、15、18、20、22、25题素材鲜活，形式多样，有形势图、漫画、博物馆、表格等，图文并茂，卷面美观。在保持试卷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历史卷也有一些新尝试。如25题，以列举学界前沿争议问题，引导学生了解论从史出的历史研究基本方法。与此同时，试卷充分挖掘历史知识中的爱国主义、家国情怀、科学精神等教育元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学生汲取历史智慧、致力民族复兴的责任感、使命感；培养学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历史眼光，以国际视野引导文明互鉴，树立正确的文化观。选择题的材料选择和答案设计，充分挖掘思政教育元素，寓教于考。第10题的放风筝考查西方文明成果对中国影响；第13题揭示万隆会议对于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意义；第14题一批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第21题展现两位年轻的德国思想家为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不懈奋斗的历史。大题注重整体设计，反映时代主题，弘扬主旋律。如26题的“实业救国”；27题的“弘扬 ‘人’的价值观”；28题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29题的“科学对人类的生活是一把‘双刃剑’”。同时，明线、暗线交织，如28题的明线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暗线是“民心所向”，让学生从史实出发，论从史出，得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经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第29题以全球视野总结科技发展对人类文明的作用、影响，直面当代全球化问题，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主题。在关注考查学生的历史学习素养方向，试卷的选择题与非选择题考点综合交错，逻辑严密，大题考查中国近代经济、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世界近代科技发展，立体设计，多时空维度，考查学生理解、分析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如第8、12、16、24等题从多维度考察时空观念：如用大历史观审视明至清鸦片战争前的社会与文化，观察地图判断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地点，从多方面认识古希腊的古典时代，隐性考查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召开的西雅图会议。3、10、12、15、22、25等题以博物馆、漫画、形势图、出席证、辩论等切入，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阅读材料，提取有效信息，学以致用，能够认识历史解释的重要性，学会从历史表象中发现问题，对历史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解释，客观评判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3、25题通过营造博物馆铜镜历史信息解读、《马可·波罗游记》真伪辩论的情境，引导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一如既往地注重提升学生史料实证能力，逻辑严密。28（3）题关注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求，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着力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29（3）题反映时代要求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全球化形势下亟需全人类反思科技史，以史学眼光，反思精神，汲取历史教训，充分认识全人类应该坚持的正确方向。名师解读：历史价值引领，关键能力考查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正高级教师朱世光和杭州学军中学高级教师金丽君认为历史试卷平实中见高远，对新教材实施和课堂教学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两位老师认为这张历史试卷坚持价值导向，突出学科属性，引导学生从历史视野出发，思考家国命运、民族兴衰和人类发展，发挥历史学科立德树人的人文化育功能，落实学科核心素养育人目标。其中，试卷以历史价值为导向，关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第26题分析甲午战争后，面对民族危亡张謇“状元办厂”的历史动因；第28题从长时段看秦的统一、清朝的疆域，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从全民族抗战及其胜利，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使中华民族“聚结成一个整体”，抗战中凝聚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从民心的视角，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试卷同时渗透人文主义理念，涵养学生人文情怀。第27题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和莎士比亚的比较、15世纪新“商业航线”的开辟对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价值观积极影响的分析，理解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第29题以“科学引领发展，技术助力生活，科技史亟需全人类省思”为主题，考查浪漫主义思潮的观点，反思科学对人类生活的利弊，丰富人文精神的内涵。对于当前形成共识的学科核心素养，两位老师表示历史学科的关键能力概括来讲就是运用科学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认识和解释历史的能力。在试卷中，强调了学生在复杂情境下解决问题的关键能力，促成核心素养落地。如第8、14、26、27、29题等考查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认识并说明历史事物的能力。第3、11、20、25等题考查辨析并运用史料的能力。第4、7、10、11、12、15、16、20、21、22、23、26、27、28、29题等考查将历史事物置于特定时空下进行分析的能力。第26题“概述民族工业对中国社会影响、概括历史动因”，第27题“比较歌颂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分析新航路开辟对‘人’的价值观的积极影响”；第28题“阐述秦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义、简述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及作用、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对国内外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第29题“提炼并论证浪漫主义思潮观点”等考查学生运用归纳、概括、比较等思维方法分析历史事物、认识事物本质、评价历史事物、论证历史问题等历史学科能力。此外，历史试卷注重思维含量，凸显学科能力多维度考查。选择题第8、9、14、16、20、21题等6道组合选择题，除第8题外，均采用不均衡组合形式，提高历史思辨能力的要求；非选择题第26、27、28、29题大多采用材料原文中的“关键词”设问，指向了知识的理解运用，提升了新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尤为突出的是第29题第（3）问要求学生提炼并论证观点。潇湘晨报记者 李楠 实习生 谭洁仪【来源：潇湘晨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新时代对史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发挥更大作用。何为史学、史学何为？史学的重大使命是探索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真正的史学家都将认识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经世致用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述往事，思来者”，是中国当代老一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追求，也是当下和今后史学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目标。20世纪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宣传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服务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如郭沫若、胡绳、侯外庐、范文澜、夏鼐、尚钺、黎澍、吴于廑、陈垣、白寿彝、刘大年、宿白、张忠培等。郭沫若先生以求真、求是和经世为宗旨，怀着“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成为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范文澜先生在延安窑洞里，克服种种困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毛泽东同志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白寿彝先生有感于中国缺少一部全面阐述中国历史的大规模历史著作，召集全国史学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用20余年时间完成了一套12卷、22分册、约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充分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称为“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这些重要史学成果的取得表明，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始终是当代中国史学最鲜明的特征。当前，我国史学研究主流积极健康，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出现了一些碎片化、片面化、表面化现象，漠视对历史规律的探索，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更有甚者，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这些错误思潮是对历史的扭曲，是对史学经世致用的滥用。我们要从历史中获得什么？我们所倚重的历史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历史研究者不能做时代潮流的冷眼旁观者，更不能逆流而动，而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近些年兴起的环境史、灾荒史、医疗史、乡村史、城市史等研究，有很多成果就是史学研究对社会关怀的体现，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表现。伟大的时代必然高度重视对历史的总结和传承。习近平同志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史学研究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观人类历史，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解决时代面临的历史问题，才能回答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才能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新局面。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要以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努力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史学智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史学研究不能缺席，也不会缺席，必将有更大作为。(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 人民日报 》( 2019年11月04日 09 版)

核心阅读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对象，并对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这对今天研究中共党史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延安时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时期，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整理党的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先后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结合全党学习《六大以来》的具体情况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指出要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才能“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那么，如何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呢？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党的历史置于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乃至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将党的历史置于国际国内两个环境中加以分析，对党的整个历史进行系统地、客观地、全面地研究。研究中共党史要走进历史首先，研究中共党史要走进历史，将问题还原到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毛泽东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注意“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学会把微小的历史细节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系统性、全局性的把握。历史是具体的阶段性的演进，搞清楚历史分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必要前提。毛泽东提出历史分期的研究方法，把党的历史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通过分析党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和政治路线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和相互联系，动态描绘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不仅厘清了党的历史上的是非功过，而且搞清楚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构建起中共党史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要走进历史，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结合其所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更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毛泽东对辛亥革命客观公允的评价就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辛亥革命“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而是“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可见，只有走进历史研究中共党史，才能正确了解和把握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更好地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研究中共党史要有贯通视角研究中共党史还要有贯通视角，贯通历史与现实，在宏阔的历史纵深与历史比较中分析、说明问题，既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的本然，又要实事求是地追溯历史的所以然，不局限于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的历史的研究，而要以人类社会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为基础不断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主张以党的历史演进的客观过程为根本依据追溯历史的本源、把握历史的全貌，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有贯通视角。他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只有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才能把握历史的全貌，才能实事求是地讲清楚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而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最为关键的就是在人类社会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正是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史，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都是他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史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代表作。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关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的剖析以及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特点的阐述，为他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就要放宽视野，把党的历史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中加以考察，在历史比较中理解中共党史、解读中共党史，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研究中共党史要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既要考察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体现国际视野，又要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体现中国情怀。研究中共党史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有利于科学全面地认识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更加客观、全面地分析党情。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要具有国际视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并自觉地以宽阔的国际视野研究中共党史。他在研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特别注意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外部环境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加科学、全面的认识和结论。此外，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共党史要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而且也深刻改变和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秩序。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论断本身就要求中共党史研究要具有国际视野。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要具有中国情怀。如何体现中国情怀呢？毛泽东主张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明确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必须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就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切以外国为中心”的风气以及不顾中国实际生搬硬套外国模式的做法，进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解决中国问题。《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为中共党史研究迈上新起点、开辟新境界、取得新成果提供了重要指南。（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