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杂志社

依照目前史学界的通行概念，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历史，共109年。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容。109年的中国近代史，其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走向并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2020年，与“四史”学习同步共进，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史、史学理论、制度史、经济史研究成果丰硕；抗日战争资料整理方面的多部论著引人瞩目；中共党史研究选题多样，论述细腻；社会史、经济史研究亮点突出。　学术史研究成果突出通过学术史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2020年度学术史研究的特点。张越认为，回顾“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始末，对当前中国民族史等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深化“五朵金花”问题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具有推动作用。（《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张艳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收获，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良好形象与历史传承。（《植入与生长：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赵梅春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一直处在变动发展中。（《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研究，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李育民认为，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各种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关系密切。薛玉琴、刘正伟认为，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话语从封建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化过程。（《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史学作为一个新领域开始兴起，初步构建起其学科样态。何一民认为，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不足，还不能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新时代推进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深入研究疆域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前景值得期待。李大龙提出，中国边疆学具有独立学科的特点，将研究队伍团结凝聚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是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艾冲提出，边疆是国家政治疆域的边缘部分，中国边疆史学应成为立足历史、观照现实、有用于世和面向未来的重要学科。（《简议中国边疆史学学科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7日第4版）　史学理论探讨出现新视角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近代。与史学史研究相结合，一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色。2020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推出胡逢祥《扩展文献视野 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深广度》、王东《放宽视野 拓宽路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二题》等笔谈文章，探讨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2019年，曾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孙太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1日第5版）。2020年，宋月红再次提出，这一概念难以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概念之辨正》，《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8日第6版）陈峰认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克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崇拜西学的新教条主义滋生。（《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乔治忠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应起到廓清思想、重申旧说的作用，划清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尤为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若干理念问题》，《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笔谈文章中，张海鹏、耿云志、郑师渠、朱英提出，在中国近代人物评价问题上，必须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及各方面人物进行宏观考察，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时代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从阐释学视角考察历史阐释问题，是本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亮点。《探索与争鸣》杂志专门设立“构建中国阐释学”专栏，用一年时间从文史哲三个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历史阐释问题，有学者提出，历史研究的全过程，都是对历史的阐释过程。阐释的内在属性与规律，在历史研究全过程中都发挥作用。历史阐释受制于阐释对象的约束最强烈，其对话性及主体间性的特点最突出，公共性要求也最高。李帆提出，在历史教科书史研究中，教科书的社会效用问题一直是研究难点，相关资料的搜罗整理难度颇大。从教科书文本出发，引入阐释学的视角与方法不失为一条解决问题的良好路径。（《阐释学与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建设是不少学者关注的热点。张昭军认为，文化史学书写的是人民大众的历史，以表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真善美为主题，试图探求历史背后的“精神”“理性”或“意义”，注重发挥启蒙民众和文化认同的作用。（《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1期）新文化史带来的“碎片化”和“短时段”问题，引发史学界反思。胡成认为，史学应该重回“长时段”的研究范式，探究那些致使历史演化的大过程、大趋势和大问题。（《“后现代”之后的史学“长时段”——关于超越“新文化史”的反思》，《史林》2020年第1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跨学科的发展，新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成为新兴领域，但本土社会史理论和“总体史”的缺失及研究的琐碎化值得反思。行龙、李全平认为，社会史学者有必要秉持“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可能性。（《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杜丽红认为，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拓展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对一些问题展开研究，可能会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经验，改变以前研究所形成的经验。（《重构经验：历史学与社会学互动》，《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5日第5版）王先明认为，在将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在不断拓展领域和跨学科延展中保持持久昌盛的基本态势，从整体上塑造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的面貌。（《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立足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抗战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成为热点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以此为契机，学界深入开展抗日战争史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邹铖提出，随着百团大战结束，中共高层普遍意识到此时与日军进行过多、过大规模运动战尚不现实。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共识。（《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作战原则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维护了自身利益。（《中国共产党与对日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1945—1949)》，《军事历史》2020年第1期）夏清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确立便开始生长，对巩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合法地位起到重要作用。（《“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齐小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战斗缴获、军工生产、民间收集和购买以及向国民政府请领，是八路军获取弹药的四种主要途径。（《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李玓认为，中共在皖南事前已对国民党反共行动作出预判并积极部署，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给中共度过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危险局面带来了转机。（《化“危”为“机”：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应对反共高潮的策略与成效》，《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沛认为，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海外文献资料丰富，问题意识清晰，对提升研究水平、开拓视野具有启发意义。（《从全球史角度审视中国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1日第1版）高士华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至关重要，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1日第7版）中日关系研究内容更加细致、深入。张生认为，1963年南京大学日本史小组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启发了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原典”的创建、叙事和流变：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开始的知识考古》，《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王萌认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既是华北沦陷区经济不断恶化的主要推手，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征缴民间物资的实际操作者。（《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1期）袁成毅认为，中共对国际两大阵线的划分不仅表明了自身的国际道义立场，其政策的运用也为中共争取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援助提供了依据。（《抗战时期中共对国际阵线的划分及政策的调适与运用》，《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董为民认为，日据南京初期，日军以“安民”为幌子搜捕和屠杀“不良分子”，是其在攻城阶段屠杀战俘、在扫荡作战中捕杀“败兵”和青壮年平民的延续。（《伪装的“安民”：日据南京初期的难民登记》，《福建论坛》2020年第3期）臧运祜认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以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日本的侵华和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包括天皇与政府在内的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张皓认为，日本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直是日本一些学者否认的问题。铁的史实证明，日本恰恰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夺取平津地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日军如何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苏智良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略、殖民主义等复合因素的产物。我们仍需要不断寻找文献资料，与各国合作，深入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轮廓、细节与本质。（《“慰安妇”问题基础概念再探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西北大后方研究受到重视。张静、胡金野、齐磊提出，民国时期的安西县因抗战和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的需求，承担了公路交通与空中运输以及其他相关设施的建设，成为“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安西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中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尚季芳认为，西北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西北国际通道是支持抗战胜利的重要生命线，西北领土的完整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历史教学》2020年第5期）王惠宇认为，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西北国际交通线得以建立，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西北国际交通线》，《长白学刊》2020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发丰富。通过对比档案材料，金冲及提出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除一大代表外，还有包惠僧以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卢毅认为，所谓日军从未轰炸和进攻过延安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目的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并高度警惕。（《抗战时期日军从未轰炸过延安吗？》，《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做了辨识，并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尝试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翁有为认为，中共中央将土地革命方针和政策通过新创制的省委实施时，已预示着中共革命在发动武装暴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历史进程中，将中国的政治引入了有序运作的新轨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省委的创设与运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从中共党史领域开始向与史学史、理论史、共运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向拓展。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原创性的伟大理论创造，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历史证明，中国的理论创新工作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完成。（《托派的中国社会性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蒋建农认为，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战略拓展运用于对“敌”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敌”政策研究》，《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闫磊、何云庵提出，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共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方法，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真正实现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话语建构中，与社会改造、革命动员等话语相结合，形成以“革命”为显著特征的思想体系。王中平提出，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有着独特的认知，对构建“革命话语”有着突出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湘潭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贺文乐认为，“组织起来”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动员农民参加生产、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策略，对农村社会变迁乃至新中国农村治理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实施的货币金融政策，有力巩固了统治基础。戴建兵、毛海斌认为，晋冀鲁豫边区农业贷款的运行，依靠一系列制度规定和专项贷款办法，支持边区农业生产发展，取得了扎实成效。（《晋冀鲁豫边区农贷运行特色及制度绩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孙健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向党中央输送了约13万两黄金，缓解了中共抗日经费的燃眉之急，从物质上支撑了中共敌后抗战的胜利。（《“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柳直认为，“关东币”的发行增强了公署的经济力量，冲破了苏军对旅大的金融垄断，初步展现了中共早期高效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及强大的经济控制力。（《从1948年旅大货币改革看中共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史学月刊》2020年第5期）　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研究趋向精细化学者们对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精细的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官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的变动：以“西”为正、以“洋”为新、以专门知识为重的价值取向；认为对“专门”之实用更为青睐，持续影响其后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晚清选官任用之标准及新趋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康文林采用微观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围绕清末科举停废及新政时期官员任命和晋升政策调整，揭示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杜佩红认为，民国初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县知事考试及县知事资格清理措施带有较强的复旧色彩，但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任官秩序的作用。（《民初县官选任制度的重建》，《安徽史学》2020年第2期）边疆治理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举措。段金生认为，近代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边疆殊相问题的探讨，也不能忽视将其置入近代国家建设与发展整体脉络中的思考与认识。（《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杨红伟、张蓉认为，晚清循化厅的法律实践表明，将整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联结起来的纽带当时依然非常脆弱。提高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水平与政府行政效能，迄今仍是当代多族群国家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章成认为，光绪末年的新疆议设总督事件，融合了清季新疆体制建构的诸次讨论，在宣统年间的西北社会中显现出其延续性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清季新疆设督与治疆思路考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制度变革深刻影响了国家治理。《江汉论坛》2020年第8期刊发的肖高华《立法型、行政型抑或独立型：近代我国审计监督法治转型之多重取向》、刘增合《中央权威与地方特性：国民政府时期央地监督制度疏论》、张卫东《“扩权”与“限权”：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配置之不同方案》等文，反映了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转型。李玉提出，北洋时期的民主共和制度运行不良。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同样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从北洋到国民党“易代”的政治因果略论》，《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认为，太平天国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但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作者还分析了太平天国占领区出现的民众反抗事件，认为太平天国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太平天国后期浙江地区的民众反抗事件》，《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顾建娣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为考察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满汉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许存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于中央指令的态度，以期加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太平天国时期京米筹措研究》，《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周育民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会党依旧在各地蔓延发展，潜移默化地扎根在乡村社会之中，日益坐大，并试图掌握乡村政治的控制权。（《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与南方乡村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陈岭认为，政治秩序变动带来的乡镇权力结构打乱、变化及重组，是19世纪中叶江南乡镇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对晚清基层社会权力格局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地强人与乡镇秩序：咸同之际江南战时秩序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5期）史料整理、数据库建设卓有成效近代史领域史料繁多、冗杂，很多缺少系统性整理。2020年，史学界继续加强史料搜集工作，出版了诸多系列著作，陆续开通多个数据库平台。抗日战争研究档案资料频出。步平、王建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用八个专题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再出发提供了坚实的资料根基。金以林、罗敏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以抗战军事为核心，涉及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等相关内容，对抗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文献价值。汤重南主编，线装书局出版的《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全面揭示了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揭露了日本发动、进行侵华战争的最高决策，为深入研究日本侵华史提供了可靠史料。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纂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20卷），分20个专题全方位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对于推进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出版的《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日本侵华史、满铁史的珍贵史料。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包括战犯处理委员会会议记录、各类法律文书文件档案材料、审判记录等，大多为首次公开发布。潘洵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分为6卷，围绕抗战内迁主题，全面考察了抗战迁徙史。数据库平台陆续开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搜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两千多种刊物、一千多份报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100种报纸，其中包括《东南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以及《盐阜大众》《人民报》《新生报》等红色报纸30余种。2020年，经济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概念史、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硕，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胪列。我们期待近代史学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近代史、党史的重要论述，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在史论结合上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雪彬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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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 资料图红网长沙6月7日讯（通讯员 谢丰）新文化运动时期，章太炎、刘师培、吴宓等人深感民族文化衰败式微，于是“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以创办《国粹学报》《国故》《学衡》等刊物的形式，揭起了文化自救运动。中西方文化又一次有力地交锋碰撞，其中有哪些是非曲折？倡导发明国故、国学、国粹的民国学者们主张拒斥西方文化，抑或对西方文化也兼容并蓄？本期讲座，岳麓书院诚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先生登上岳麓书院讲坛，开讲“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为大家展现小切口下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事实和时代意义。一百年前，《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杂陈，思潮纷呈，主流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各种思想主张、思想流派也都在舞台上纷纷亮相，构成新文化运动丰富多彩的历史面相。这里以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刘师培的经历与主张为例，展示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即主张国粹、国故一派人的思想主张与学术理想。【讲座信息】主题：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时间：6月9日（周五）15:00—17:30地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主讲人：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持人：陈先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 办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协 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主讲嘉宾简介：李帆，男，1961年9月生，辽宁抚顺人。1983和1986年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1986至1996年在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9至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校任教。目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学位分会副主席、《史学史研究》副主编。是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获得者。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委员会成员、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委等。国家图书馆“国图讲坛”“文津讲坛”特聘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人文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史研究》《史学集刊》《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文献》《大陆杂志》（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台湾）等以及欧洲、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多次获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报名渠道：扫描二维码识别

“太平洋论坛”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系列讲座，本文整理自2020年10月20日太平洋论坛第2期“海洋史和当代史学思潮”。主讲嘉宾王晴佳为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两位与谈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旭鹏研究员和中国海洋大学庞中英教授。王晴佳教授非常荣幸得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太平洋论坛的邀请，与大家交流当代史学的动向，以海洋史的兴起作为一个视角来谈一谈。我在上海求学的时候汪熙先生还健在，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做出了很多很重大的贡献，所以很荣幸在这个时刻来做一个讲座。很早我就注意到汪熙教授的论文谈到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论》，这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应该说是对海洋研究，或者说是对人类历史影响的意义重大的著作。我的老师——华东师大的郭圣铭先生在1983年就出版了《西方史学史》，当时也提到了马汉的著作。但是我今天讲的应该是跟以前的海洋的研究，或者海洋史的研究有比较大的不同。大家都知道我对当代的史学发展一直比较关心。虽然我并不是海洋史的专家，不像庞教授，但是我想从史学史的发展或者说从历史学研究的当代发展，来谈一谈海洋史的特殊地位以及研究意义。所以我讲这个题目当然也是为了配合太平洋论坛，因为太平洋的研究、太平洋史的研究应该是海洋史研究，我待会要谈到海洋史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未来的发展的领域和路径。我先想讲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海洋史的研究。海洋史研究应该是最新的史学流派之一。我先举几个例子来讲一讲，在西方，海洋是如何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的。《美国历史评论》是1895年创刊，与中国的《历史研究》一样的，是史学界的旗帜性刊物。该杂志在2006年做了一个海洋史的论坛。可能有些听众也知道，我近年也比较注重情感史的研究，美国历史评论同样也做过情感史研究论坛，可能早了两年。海洋史论坛发表在2006年，由Karen Wigen主持，她现在斯坦福大学，原来在杜克大学，本来是研究日本史的。参与者都是几个大洋的研究的专家，有大西洋史、地中海史的研究者。然后松田（Matt K. Matsuda）在罗格斯大学，研究的是太平洋史，之后我要谈到他的专著。 那么大家看一下少了哪一个海洋？可以思考一下，少了一个就是印度洋，但我其实觉得，印度洋是海洋史研究中比较重要的领域，是一个用来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基地。后面一个例子是2010年的美国历史年会。美国历史学会年会并不是每年都有主题，2009年的主题是全球史学，我还参与2009年的全球史学史的讨论会。而2010年的主题就是“海洋、岛屿、大陆”，策划人之一就是松田。当时你们看看到它的主要探讨的是海洋、岛屿跟大陆，所以也并不是完全专注海洋。但是应该说在初期，让历史学家注重海洋，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海洋史作为一个学派的形成，应该是在21世纪之后的产物。 那么我稍微翻译一点他们的一些想法，“我们对我们周围的水和我们赖以生存的陆地的概念，既要归功于历史和文化，也要归功于宇宙学和地质学，不仅航线和航行技术，而且我们对环绕地球的毗连海洋部分的名称也随时间而变化”。那么这个方面的研究我待会要谈到，其实海洋史研究我们历史学从业者来说还是有很多欠缺的，我们研究的基本上还是就是当今的海洋史，跟海洋作为一个stage（舞台），人们的一些活动和创造的文化。接下来谈到海洋史研究的特点，海洋是跟大陆以大陆为视角的，以陆地为视角这个原则。海洋史可以帮助人们看到的动态及其“流动性”，我把它翻译成流动性，其实它英文叫circulation，就是一种循环。所以他谈到了不单是货物和思想的circulation，也谈到了这个人的circulation，从人的迁徙可以是资源，也可以是被迫的。那么迁徙比如讲就有一个例子，在太平洋史的研究中涉及到了华人劳工来旧金山淘金，参与当时的淘金热。同时当然有权力、信仰、粮食、资源和疾病的全球传播，这也是海洋史研究的出发点之一。还有一个例子大家比较熟悉，作者之一来过中国的，那就是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他是哈佛大学海洋史思想史的教授。也许是做思想史的关系，阿米蒂奇的表述特别生动。另外一个思想史的专家海登·怀特，我想大家肯定都知道，也是这样一个喜欢在表述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阿米蒂奇写的文章一般常有吸引眼球的题目，比如这篇题为“作为世界史的海洋史”World History as Oceanic History，副标题是“超越布罗代尔”beyong Braudel。他认为海洋史的研究是全球史或者真正世界史必须要做的研究。要超越布罗代尔，大家都知道非常难。我的观察是，当代的海洋史的研究是在扬弃布罗代尔，一方面发扬他的研究，一方面又力图超越他这样的特征。阿米蒂奇语不惊人不休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那就是大家或许都知道的——他曾在2014年与人一起发表了《历史学宣言》。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翻译者是我认识首师大的孙岳老师。孙在前言中也提到了《历史学宣言》的一个重要的意图，是为了说明历史学家看待历史，需要有一种“长时段”的观念。了解年鉴学派的都应该知道“长时段”的概念，是布罗代尔的一个有标志性的史学成就。阿米蒂奇当时在2014年主编《历史学宣言》，2017年他与人合编了《海洋史》（其内容概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海洋），可以说是对海洋史的研究的一个比较新的概括，我认为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的话，就是试图超越布罗代尔的海洋史研究。《历史学宣言》中译本阿米蒂奇2017年与人合编的《海洋史》我上面的几个例子就是说海洋史在2000年之后开始兴起，其兴起要把它放在当代史学发展背景下来看。提到当代史学的趋势，我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越做越小”和“越做越大”。那么这个“小”和“大”的中间是什么？其实中间就是民族国家，或者简称为国别史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代史学就有这样的趋势。我这里引用了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的观察，他说在1960年代以来的各种历史学词汇中有一个词叫“碎片化”（Fragmentation）。他所认为的“碎片化”当时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有所不同，他认为近代的史家，特别是一些受到社会科学影响的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他们研究的就是一种所谓的整体，称作“整体史”。年鉴学派 1929年开始，大部分史家希望处理大规模的、宏观的题材。而到了六十年代，二战之后的历史学家们的整体做法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开始细碎化了。而相对来说的话，18世纪的伟大史家爱德华·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他的研究绝对是包罗万象。中国的司马迁当然也是典型的包罗万象。但是沃尔夫特别强调从20年代60、90年代之后，历史学家的认同开始变得越来越细碎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发展，沃尔夫也注意到了，那就是“越做越大”。沃尔夫其实也特别提到了布罗代尔的史学。过去美国大学上的欧洲通史就叫“西方文明史”，但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史开始流行，在大学里尝试开设全球史入门这样的课程。60年代西方出现了新的、反文化的现象，标志着十分重要的文化转型期。从那个年代开始到80年代，从美国的中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都开始尝试世界史这一新课程，来取代以前考察历史的维度。1980年成立世界史学会，1982年该学会办了Journal of World History杂志。最近20年这一趋势更加发展。2006年兴起了海洋史， 同年有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的创办，因而“越做越大”是很明显的趋向。在此背景下理解海洋史，不言而喻，海洋史研究就是当代史学越做越大的表现之一。还是有必要回到那个中间，因为中间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学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创立的民族国家为视角的历史书写形式。我想大家基本上对兰克的生平和他的学术都有很多了解。兰克受过比较好的古典学术教育，特别是文字学或语义学（philology）的训练。我想大家如果熟悉中国近代学术的话，都应该知道著名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英文名称中就使用了philology这个词。Philology的称呼有不同的翻译方法，我所使用的“文字学”是采用胡适的翻译，傅斯年则把它翻译成语言学。文字学的取径有点类似中国的训诂学，通过认识字来了解文本的意思、意义。但是在西方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philology也可以说是比较语言学；文字学家一般需要掌握很多种语言，加以对照比较。这与西方学术的发展特点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西罗马帝国476年灭亡之后，拉丁世界的学术衰落很严重，但是在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很多的罗马古典文化得以保存，但是他们保存的是希腊文本。古代罗马到了帝国时代，已经使用两种语言文字，西边是拉丁，东边是希腊。 那么文艺复兴的时候，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克，有不少拜占庭的学者就流亡到了意大利，这也是文艺复兴兴起的一个契机。这也意味着那些学者把他们的古典学问、以希腊文本为基础的知识带到了欧洲，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兴起。从那时候开始，文字学的研究变得非常重要。兰克在接受古典学术训练以后，去了一所叫gymnasium的文科高中教书，然后在1824年出版了《拉丁和条顿诸民族史，1494-1514》。当时，柏林大学是在1810年创建的一所新的大学，兰克出版这本书以后声誉鹊起，被聘请到柏林大学任教，一直到他去世。这本《拉丁和条顿诸民族史，1494-1514》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大家都把兰克看成是民族国家史的一个创始人。从很大意义上来说就是如此。但是从他写作第一本书的时候，兰克的志趣其实不单单是为了写作一部国别史，他写拉丁和条顿等民族，是为了早期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对比研究。后来他的研究基本上也比较侧重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80岁以后的他，又开始写世界史，因为他考虑的不单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互动如何推动历史的发展。兰克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不满那些以前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里等人的著作，指出历史著作需要和可以“如实直书”。这个当时看来感觉是卑之无甚高论的这么一个想法，却影响深远，因为这个想法让人产生所谓“高尚的梦想”。后人对此有所诟病，不过兰克当年提出这一设想，还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的。当然我没有时间来多谈。兰克同时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大学老师在研究生这个阶段都会开设的seminar，也就是学术讨论班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学术讨论班的形式当然不是从兰克开始的，不过兰克对之加以广泛推广。他当时主要是审定史料，与现在的做法有些不同，不过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从中世纪以来最早的大学开始，至少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当时大学的授课老师是完全是照本宣读，而且也不给教材，因为那时书本很贵，印刷术还没普及。学生就是听课记笔记，然后用此在学期末参加考试。欧洲大学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不少这样的一种课程，美国其实也有，也即大堂讲授，然后助教在其他时间带领学生就讲课内容做讨论，而老师的责任就是给一个精彩的演讲。2018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也用类似、大堂讲授的形式上课，一次讲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然后助教会在每周可能安排两个小时跟学生交流。所以学术讨论班的形式突破了以前大学教学的方式，有助将历史研究转变成一门科学，至少是一门学问，所以兰克的影响，因其推广讨论班的教学方式而广大和深远。兰克兰克的影响自然见于兰克学派，但我一直强调的是，兰克本人与他后来的弟子即兰克学派的成员，有着很大的不同。兰克的重要的弟子有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和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两人。兰克退休以后，特赖奇克接替了他在柏林大学的教职，而西贝尔则创办了《历史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之后特赖奇克接任了这个杂志的主编。他们提倡或者推广兰克学派研究的模式，同时他们又把这样一个模式狭窄化。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的主要著作。西贝尔的著作《威廉一世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是多卷本的政治史的研究，而且以威廉一世的生平和成就为中心。刚才我已经提到，兰克提倡考察民族国家来检视历史的发展，但并不是把它锁定在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人物。特赖奇克的著作有七卷本的《19世纪德国史》，然后他同时又写了两卷本的《政治学》，也是完全从政治角度来描述民族国家的兴起，特别是德意志的民族建国。大家知道德意志建国迟至1871年，比其他欧洲国家要晚得多。所以兰克学派如果标志着德意志史学的职业化，那么这一过程与德意志这个国家的建国同步。在历史学职业化的过程中，学会的建立和历史专业杂志的出版是重要标志。但这两位兰克的重要弟子，又推动了历史研究的狭窄化，因为他们俩的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依靠了政府所建立的档案馆，因此是纯粹的政治史。所以一方面，他们落实了兰克的所谓“如实直书”、考证史料的做法，但同时，他们又在史学观念上有些背离了兰克本人的治史理念。不过这一理念持续时间并不长，因为西贝尔和特赖奇克两人都在19世纪末期过世。 在1900年的时候，比利时的学者亨利·贝尔（Henri Berr）主编了《历史综合杂志》，一定意义上这是年鉴学派的前身，其目的是突破原来兰克学派所提倡的国别史、政治史的历史书写形式。《历史综合杂志》强调历史综合的重要性，不是以一个人为中心或以一个国家为中心。如果想用综合的手段考察历史，需要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那个时候也正好见证了诸多社会科学的兴起。比如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这些学科，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兴起。这些研究让历史学家看到，只是用一些政治人物或者军事人物的档案来写作历史已经不够了。所以年鉴学派就提出了整体史这一概念，探讨社会构造、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年鉴学派有三大“敌人”，那就是政治史、人物史和事件史。所谓的“敌人”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兰克学派，并不是完全针对兰克本人的研究。年鉴学派的史家希望做一些综合的描述和分析，对历史的演化提供一个比较综合的、相对宏观的解释。如果说年鉴学派的第二代费尔南·布罗代尔代表了该学派成就的一个高峰，那么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各种时段的概念。布罗代尔的意思是，相对于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历史研究应该注意“长时段”的因素。由此他成为海洋史的先驱。他有这么一句话，我翻译了一下，“以一篇水域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具有所有的魅力。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它也惊险无比”。他的成名作是《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有两个版本，以前的版本，包括有些论文提到年鉴学派的时候，把这本书的书名译成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这一译法受制于兰克学派的影响，或者不在意地受其影响，还是突出了菲利普二世的重要，与法文的原文也不对应。但其实该书的原名中，“地中海”是放在最前面的。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如果读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书的话，都知道他想要突出地中海，也即地中海作为一个自然环境如何形塑了当时周围的在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当中历史的演变。甚至，他认为历史最终是不变的，因为自然环境演变是非常缓慢的，或者说相对人类活动，几乎没有变动。那么这个情况下，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这种静态相比的话，历史就是静态的。布罗代尔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归根结底认为，历史其实是基本不变的。这种想法或许我们很多人也会有：比如看到自然环境，去黄山、泰山，一览众山小，会感觉人的生命可以说是非常微不足道。孔子就有“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所以布罗代尔后来有一个弟子叫勒华拉杜里，他就主张研究不动的历史、不变的历史或者静态的历史，显然深受布罗代尔的影响。有关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的重要意义，我想在这里稍微谈一下。大家也许都知道，我们讲到英帝国，就说到英国是日不落的帝国。但“日不落”这个词其实最早是用来形容菲利普二世时代的西班牙，指的是一个西班牙海权时代的强盛。所以，如果我们从后世的眼光看待西班牙历史的话，很显然会认为菲利普二世是西班牙整个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而布罗代尔的革命性突破也就在这里，他提到了菲利普二世，但是特意把他淡化。《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有三卷，第一卷就完全是讲的地中海的自然环境，在第三卷才提到了菲利普二世的政绩。所以他指出了历史研究要注意到三个时段。他把短期的事件放在了第三卷，处理了“短时段”的变化，而第二卷则是讲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人口变迁，所以是“中时段”的、几百年的变化。布罗代尔强调，在历史演变的变或不变的最终决定性的东西，不是经济也不是社会，更不是政治人物，更不是伟人的行为，而是人在自然环境当中建立的缓慢的生活方式，用此来作为历史的最终的决定性的因素。《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所以，布罗代尔后来写了三卷本的《文明与资本主义》（已经翻译成中文），花了大约十五年的时间。第一卷的副题就是《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也有历史变或不变的意思。从那个时候起，布罗代尔已经采用了一个全球的视角。他在日常生活结构里提到了农业社会、农田耕作的形式，做了全球范围的比较，以此来突出各地生活方式的不同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布罗代尔无疑对海洋史的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第一是他突出了海洋在历史中的地位，从海洋角度来考察历史的变和不变。第二个是他提出了“长时段”的概念。当然，在布罗代尔之前，年鉴学派创立的时候，便已经淡化了政治事件的重要性。如果去看年鉴学派论文，基本上就不谈近代国家，其做法与兰克学派反其道而行之。就布罗代尔对当代海洋史的影响来说，我想回到上面提到的《历史学宣言》。该书指出历史学研究的溯古前瞻，历史学本来就是为了溯源的，一直有一个长时间的概念，但是有一阵子“长时段”被消退，指的是在二战之后，具体就是新文化史的兴起及其上面所说的史学的“碎片化”。阿米蒂奇于是指出，当今的时代经受了短期主义的困扰，使得历史学家缺乏长程的眼光，这种短期主义带来了很多的弊端，所以他们会发表《历史学宣言》，强调我们现在需要一种长时段的考察。当然这个问题的背景其实也很清晰，比如说当代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由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环境生态污染，这些现象都需要历史学做一个长程的思考。如果历史学还是注重民族国家政治军事的人物的丰功伟绩的话，我们的研究和书写就会越来越远离社会。所以从这一点来谈的话，便是说海洋史的研究，特别是太平洋史的研究，让人更注意历史演化中的环境因素。海洋史如何成为世界史？就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兴起，其实我已经谈了很多了，但我特别要强调夏威夷大学的杰瑞·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教授。我刚才提到1980年美国成立了世界史学会。这个学会的会员里边，不仅有大学老师，也有不少中小学教师，所以有草根性。他们的会员一般来说都经历了1960年代的反文化、民权运动的洗礼，让很多中学、大学老师认为，我们必须要突破西方中心概念，从世界的、全球的观念来讲授历史。 本特利教授很早就参与了这一学会的创建，然后自1982年开始担任了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主编，直到2012年春天不幸辞世。杰瑞·本特利是我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与中国学界也多有联系。他曾经是首师大成立全球史中心之后所聘的研究顾问，经常造访北京和其他地方。为了准备这个讲座，我也再进一步看他的一些著作，觉得确实是世界史或者全球史领域的先驱人物，比以我们所知道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应该说功绩更大，因为本特利做了不少理论的探索。本特利很早就提到了海洋作为一个研究角度，在1999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论文Sea and Ocean Basins as Frameworks of Historical Analysis，谈到了海洋盆地概念和海洋区域的概念。这篇文章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开创性的研究。阿米蒂奇使用了“大陆主义”，指出其实地球上海洋面积大得多，而近代史学注重民族国家，就是以大陆为基地来考来。本特利则提出了“海区”（maritime regions）的概念，可以让人看到历史变动有不同的层次，有地方、区域、洲际（continental），还有一个我把它翻译成“球际”（hemispheric）、有南半球北半球西半球东半球，最后就是一个global的研究视角。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本特利比较早地就总结了海洋史的研究如何能够帮助突破近现代史学所注重的国别史模式。他举了一些例子，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他的这篇文章。他在其中提到哥伦布大交换和奴隶贸易，这两者主要是大西洋史的研究。欧洲人移民美国其实也是从大西洋到美洲，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大西洋出发往南半球走，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再到亚洲和其他地方比如太平洋。所以本特利也提到在20世纪的时候，有亚洲人移民美洲，也就是淘金热等等之类，当然亚洲人中也不完全是华人。然后他又讲到最新的、在二战之后的全球范围的贸易、通讯和交流，包括卫星上天之类，如何推动了全球史的研究。本特利不幸辞世之后，大家对他有很多纪念。我刚才提到的美国世界史学会就有一个奖，以杰瑞·本特利命名。美国历史学会也有一个图书奖，也是以他命名的，奖励世界史、全球史的著作。我想大家各位如果有志于做全球史这件事的话，应该努力获得这么一个奖项。海洋史的研究跟民族国家史的研究和写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那就是所有的海洋都包含了几个区域和多种文化。研究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写作国别史，通常强调同质性、单一性，也即一个民族的诞生、发展和进步，而海洋史研究的话就必然会考虑各个区域。印度洋史：海洋史研究尝试突破西方中心论虽然印度洋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平洋这么大，但是它包含了几个区，其中的多元性，特别是文化多元性十分明显。东边的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是南中国海，但是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就进入到了东南亚。东南亚有两个部分，一个叫大陆东南亚，就是越南、泰国、柬埔寨，另外一个叫做岛屿东南亚，就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个部分。所以印度洋通过了马六甲海峡可以进入到南中国海和岛屿东南亚，然后也可以进入到太平洋，所以是很不一样的文化区。然后再往南半球走的话，那就是澳大利亚，也是一个不同的文化区。印度洋西边的方向应该说更加丰富，就是有阿拉伯海，有波斯湾，经过波斯湾就进入到欧洲和中东和欧洲。以当代历史来说，石油基本上都是在波斯湾地区，所以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再过去是另一条通道，就是红海。在19世纪下半叶，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后，可以进入到地中海。那么中东的整个区域也是造成大西洋贸易发展的重要环节，因为在这个区域中，有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就阻断了欧洲人通过波斯湾、通过红海进入到印度洋，然后再到印度和中国的通航。大家知道复旦大学原来有位田汝康教授，他早期就研究所谓的“香料之路”。植物香料出产地当然是在东南亚，中国也有，但是以印度为主。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商人特别喜欢香料，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红海或者通过波斯湾来到亚洲。奥斯曼帝国的兴起使得这一条路被阻断了，阻断之后才会有哥伦布发现所谓的美洲新大陆这么一个动机。当然还有一条通道，那就是通过好望角，又进入大西洋来到美洲。所以印度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是包含了几个文化区域，从亚洲各个文化区到北非的索马里和东非的坦桑尼亚。印度洋史研究作品《在欧洲之前的亚洲》那么我具体谈一谈印度洋史研究的一些主要人物和著作。第一个人物是Kirti N. Chaudhuri。如果你们去看维基百科查他的话，他好像被一个印度的杂志评作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之一，可能因为他不但写了不少历史著作，同时他也拍过电影，是文化上可以说非常有成就的人。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就提到在欧洲近代早期兴起之前，明代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而Chaudhuri希图指出，更早的是伊斯兰在印度洋贸易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也有巨大的影响。同时，Chaudhuri是布罗代尔的一个崇拜者，他强调的是布罗代尔这个整体史的概念，就是说印度洋虽然也是由几个海洋组成，比如说阿拉伯海、南中国海，波斯湾之类，但是其实有一个整合体。这一观点，现在有很多人不是非常同意。不管怎么样，他是印度洋史研究一个重要的开创性人物。我刚才已经提到了，2006年《美国历史评论》海洋史论坛的时候，就缺了印度洋史。我最后还要谈到，在海洋史研究还有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不可避免，尚未完全能够突破。当然，虽然Chaudhuri沿袭了布罗代尔的研究模式，但是他的意图是要突破专注地中海世界的局限，不想突出西方文明的伟大和独特。之后Chaudhuri编了一本《在欧洲之前的亚洲》，意图更加明显。印度学者的特点是，一方面对西方文化特别了解，一方面又努力在学术上突破西方中心的观念。印度洋史研究作品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印度洋史的研究，还有另外一位印度学者，他是在美国加州大学的任教的Sanjay Subrahmanyam。他是当代全球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也有很多理论探索，出版了许多著作，无法一一细述。我把他这本书（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提出来的原因是其中强调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活动。因为大家谈到海权的话，会比较多讨论西班牙，然后西班牙如何被英国所取代。但是葡萄牙其实是从非洲好望角绕到亚洲的国家，因为当时他们西班牙与葡萄牙有一个协定，两国从不同的路线前往亚洲。他的研究因此从所谓的中心转到了边缘，这也是海洋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当然此书出版于1990年代，还没有特别强调如何通过印度洋的研究来突破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念，但此书还是有非常大的价值，大家可以关注一下。Subrahmanyam也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九卷本世界史的编委之一。y最新的研究印度洋史比较重要的著作，就是Edward A. Alpers写的The Indian Ocean in World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海洋史的研究引起了许多重视，牛津大学出版社就有这个书系，叫做New World History。这个书系的主持人是两个人，一个是Bonnie Smith，是罗格斯大学做性别史、女性史的专家，另外一位是杨安南（Anand Yang）。后者是一个出生在印度的华人，现在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他们两人来组织新世界史的书系，就是想突破以前的世界史的写法，包括兰克，常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考察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如何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从他们出版的几本书来看，这套书系的做法强调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把同质化的、单一性的历史研究，用多元性、多样性来取代。另一个就是我们也一直很熟悉的如何采用眼光朝下的做法，不仅仅看到几个海权的交替，比如印度洋上的阿拉伯人、中国人到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等等。当然这一眼光朝下、朝外的做法，最明显的或许是接下来我要讲的大西洋史研究。以前比较注重几个海权的更替，而海权的更替还是基本上从政治、军事和经济角度来看待历史的变动，现在世界史的研究要注意到边缘化、当地的居民文化，如何被容纳到海洋区域（海区）的里边来，然后如何产生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趋向，我待会还会做进一步的总结。于是海洋史的研究，例如印度洋史的研究，体现了历史学家想突破西方中心论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同时印度洋史的研究其实也包括了中国探索南中国海和岛屿东南亚的研究。对中国读者而言，西方学者写了一本比较重要的著作，《中国称霸海洋的时代》（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作者Louise Levathes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写了这本颇为畅销的书，以郑和下西洋作为例子来说明她的主旨。该书让西方读者看到，在欧洲人走向海洋之前，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既有当时穆斯林在印度洋的活动，还有中国人郑和的成功例子。这本书是在1990年代出版的，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著作，但内容详实，出版之后影响很大。The Chinese Overseas研究中国人的海洋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我想大家可能有所知道，可是我感觉我们对他的了解，对他的重视还不够，那就是王赓武，最新一届唐奖的获得者。王赓武的研究对印度洋研究有比较大的开拓。他的重要著作The Chinese Overseas、The Nanhai Trade讲到了中国人如何移民东南亚，这也是在近代早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因为一般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并不是特别注重向海洋拓展，但其实在福建、广东两地，特别是在近代早期，由于“新世界”或者美洲农作物玉米、番薯等引进到中国以后，福建和广东的人口急剧增长，所以台湾的开发、华人移居东南亚，其中还有不少是客家人等等的信息，都使人看到与中国人相关的一种不同的对海洋、海权的认识。其实，郑和下西洋之后，大家知道明代实施了海禁的政策，但海上活动没有停止。我们所知道的倭寇活动，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很多学者不提倭寇而是提“海商集团”，因为所谓的倭寇并不都是日本人，还有不少中国人参与其中。换句话说，实施海禁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停止，内地的商人不断地获取从南洋来的一些财物，所以海禁政策其实并不成功。当然这从官方的角度看是走私贸易，但反正海上贸易没有中断。总之，我们如果说印度洋研究里边有一个华人学者的话，那就是王赓武，非他莫属，成就卓著，应该受到更多的注意。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还有一本比较新的著作是Ronald C. Po的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他现在伦敦政经学院任教，应该出生于香港。这本书题目吸引人，观点也非常新。研究清史的学者应该知道新清史这一流派，他的论点与之有点契合或者说默契，此书是2017年出版的，当然他说的不仅仅是印度洋，而且也包括了中国的东海。他主要研究的是清帝国的海区愿景和规划。很久以来，我们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不想往海洋去拓展，与希腊文明和西方文明有明显的不同。年纪大一点的人会记得，这种中西对比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特别流行。那时强调中国是一个黄土文明，对海洋没有兴趣。这本书看来是想挑战这样的观念。他指出，清帝国一直很注重如何拓展它的海权，提供了一些例子，特别注重乾隆皇帝这方面的作为。当然这个观点是否能站住脚，我感觉还是可以进一步的探讨。不过从我做史学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就是一本著作要有影响，往往要提出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观点，然后会引发别人的研究，也许比做一个集大成者的研究，更有吸引力和持久力。所以我觉得Ronald Po的这本书将来会在中文学界引起一定的反响，当然是否接受他的观点是另外一回事。上面是印度洋史的主要研究。大西洋史：当代海洋史研究的热点我想讲的第二个洋就是大西洋。大西洋跟印度洋有一个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如果我们从海区来看待其历史的话，也由几个区域构成。大西洋连接了四大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大西洋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可能就是欧洲探险家哥伦布和麦哲伦、达伽马等，从欧洲西南部出发，跨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然后后人又由此进入到太平洋。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不过他海航的目的是到亚洲，但飘到了加勒比海地区，直到他过世都不知道这是一片新大陆；哥伦布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就是中国或者印度，也就是亚洲。所以如果你们去看哥伦布航海日记的话，他经常这么写，这个可能就是杭州了，这个应该可以通往北京了。通过新航路的开辟，发现了新大陆之后，促进了欧洲的崛起，后来又有非洲黑奴贸易。大家都知道史家彭慕兰写的《大分流》，此书的研究也与大西洋史的研究有着一定的联系。欧洲人跨越大西洋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呈现出西方世界如何突破、如何发展，这是《大分流》中的重要观点。彭慕兰指出这一行为之后，欧洲人有了煤炭和殖民地，也就是英文的coal和colony。另外一个形容也是两个英文字：luck 和pluck，意思是“运气”和“掠夺”，就是说欧洲人发现美洲，找到了原材料，建立了殖民地，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这个行为代表了欧洲人通过了殖民地掠夺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之后的三角（美洲、欧洲和非洲）奴隶贸易也是一例。从这个部分来看，就是上面本特利提到的一个球际的关系，是洲际也是球际，跨越了北半球和南半球。大西洋史的研究至今还是比较注重北美洲跟欧洲的联系，将来的研究应该比较注重南美洲跟非洲的联系，也即南半球之间的联系，代表了未来的发展。那么当代海洋史研究的热点，现在还是大西洋。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海洋史研究还是不免地带上了西方中心的观点，不过虽然将西方视作中心，但也可以是批判性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的名作《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这本书在1973年已经出版，作者克罗斯比是一个历史地理学家。当时为了出版这本书他受到了一些挫折，也许因为内容、观点太新，最后找了一家很一般的出版社。现在许多人看到了他的开创性，他提到了两个观点，第一是哥伦布大交换之后的欧洲，向全世界殖民，带来了很糟糕的生物和文化的影响。他指出欧洲对美洲所谓的很顺利的殖民及其“成功”，主要是欧洲人把传染病带到了美洲，美洲的原住民没有抵抗力，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所以这是生物角度的一个研究。第二有关植物，我也在做这方面研究，那就是美洲的农作物，马铃薯、番薯、花生、玉米，这些高产的作物被移植到世界各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所以克劳斯比讲哥伦布大交换，是提供一个批判的角度：欧洲把疾病带到了美洲，而美洲的农作物推广到了全世界，这是他的主要的观点。另外一个开创性人物是菲利普·柯尔廷（Philip Curtin），他是纽约大学的研究非洲黑奴贸易的专家。他这本Atlantic Slave Trade是比较早的，也是在70年代后期出版，但上面已经提到，欧洲人发现美洲之后，就开始了贩奴的三角贸易，所以他的著作也是大西洋史的一个开创性的研究，之后成为其中的一个重镇。更新一点的研究，那就是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大西洋史：概念和领域》（Atlantic History：Concept and Contours），篇幅不大，但影响深远。贝林是著名的美国史专家，他这本书可能是1995年出版的，提倡以大西洋史作为一个角度来研究美国史，而同时自然又突破了美国史的范畴。此书基本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谈到了大西洋史如何开始成为研究的对象，一直追溯到马汉，追溯到20世纪初年，这是一个史学史的回顾。然后他就提到相关的“概念”（concept）的问题，也即有关大西洋史的认识和定义如何变更、发展。而他讨论“领域”（contour）便介绍和提出了比较重要的大西洋史研究路径。这本书有些局限，因为贝林以研究早期美国史出名，即从殖民地美国史到美国建国的历史，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他的这本书其实是他美国史研究的扩展，希望从大西洋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兴起。而此书的贡献与上面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有点类似，那就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兴起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贝林认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直至后来的美国独立等整个过程，表现为对其他族裔的一种征服行为。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词，很难翻译成中文，就是marchland，原意是“行军地带”，那就是欧洲殖民者把整个大西洋盆地变成了一个欧洲的marchland，是他们的“行军地带”。他也提到大西洋史的研究，以前往往注重海权的更替。但是贝林认为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当地的居民如何与那些欧洲殖民者的互动，同时看到他们如何参与这么一个过程，在其中扮演了受害者同时又作出贡献的复杂角色。这本书值得注意，是从新的立场勾勒大西洋史的一个较早的尝试。大西洋史研究作品我讨论的最新的那本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新世界史（New Oxford World History）书系中的一本：Karen Ordahl Kupperman所著The Atlantic in World History，其基本的立场比贝林的讲得更激进一点。大西洋史的研究以往注重的是西班牙，但同时她也提到在欧洲的国家中，开发大西洋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就是荷兰，虽然荷兰没有建立殖民地，因此受到了忽略。这样她又把研究视角从海权的建立直到衰落，转移到些以前不太注意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在欧洲国家当中对大西洋史发展也有相当大的贡献的国家荷兰。当然她也强调欧洲殖民者和美洲原住民之间的互动。总之，当代海洋史的研究特点是眼光朝下或者眼光往边缘去扩展，不把大西洋仅仅作霸权更替的舞台。那么，当代海洋史是如何扬弃和扩充布罗代尔的模式的呢？这一本书就是我刚才已经提过、阿米蒂奇跟另外两个学者一起编的这本书，叫做《海洋史》（Oceanic Histories），题目中的海洋是一个复数。这本书的架构和范围，比2006年《美国历史评论》的海洋史论坛有很大的突破，不但提到了印度洋，而且还有其它，如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红海、日本海、朝鲜东海、波罗的海、黑海、北冰洋和甚至南洋。所以这本书整体落实了阿米蒂奇的说法——海洋史就是全球史，海洋史是世界史。然后他也提到，以往的历史研究是以民族国家为主，实在是把历史学这个领域限制得十分狭隘。阿米蒂奇提出，太平洋之大，全世界所有的大陆都可以放入太平洋，而整个地球70%的面积是被水覆盖的。他说我们叫它地球（earth），而更好的称呼似乎应是水球（ocean）。所以地球的称呼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阿米蒂奇想要对此加以突破。因此，改进和突破布罗代尔的模式，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把原来以地中海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侧重欧洲文明的兴起和影响，扩展到对其他大洋的研究；另一个方面是突破布罗代尔将海洋史视作整体史的概念，看到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其实都是由多部分组成的。当然，当代海洋史还是以英帝国为主，但是要看到一点，就是即使研究英帝国的扩张，也还是突破了大洋的局限。让我们看一下这本书作为例子，Britain's Oceanic Empire，也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内容跨越了北半球和南半球，注意到了大西洋的南部，与以前的大西洋史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然后他又提到了印度洋，所以考察了几个海区。在几个大洋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是海洋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体现了阿米蒂奇所谓海洋史是全球史的观点。大西洋史研究作品Britain's Oceanic Empire当代海洋史研究的特点，或许可以阿米蒂奇对大西洋史的研究为例——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1500-1800。他首先将大西洋史的研究划分了几个时期。19世纪末开始展开了奴隶贸易的研究，这是第一个时期。然后20世纪上半叶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二战之后，第四个时期是从20世纪末至今。第二个是方法论上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如何整合，这个部分体现了对布罗代尔模式的继承，即如何整合政治、经济、种族、国家等因素，走出原来的“碎片化”趋向。其次是突破原来考察历史的时空维度，最后是突出海洋史作为一个史学新流派，强调有其自主性和独立性，同时又不能将海洋史孤立起来，自外于其他种类的研究或其他学派研究。更具体一点，阿米蒂奇提出了海洋史研究的几条取径，我把它稍微翻译了一下。他认为第一条路径是“环”大西洋（circum-Atlantic history）的视角，把四大洲都概括进来的，是宏观的大西洋史的研究。第二个叫“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 history）的研究，注重洲际、球际和国际的多重关系。他提到了比如三角奴隶贸易就是跨大西洋史比较好的个例。最后他提到“小”大西洋史（cis-Atlantic history）， cis-这个前缀的意思是在这个区域发生的（on the spot），写作一个个别的事件或事例，但采用了海洋史的视角，将这一事件放在大西洋的背景下来考察。太平洋史：海洋史研究的未来我最后要谈一下太平洋史的研究。如果说海洋史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多元体的话，那么太平洋应该说是最明显的。因为与印度洋和大西洋相比，太平洋中的区域性更为明显。西方学术将之分成以下几个区域：Micronesia，Melanesia，Polynesia，Australasia，而将整个太平洋称作Oceania还是比较后面的做法。太平洋各区域的居民被称作Austranesians,这一称呼本身就是一个组合词。现在的研究一般认为，大约两千年之前，这些人大致从中国台湾区域，逐渐向东移民，但大约在16世纪之前，最终到达了离南美洲最近的东岛（Easter Island），跨越了整个太平洋区域。对这些居民的研究，应该是最薄弱的，所以太平洋是海洋史研究最新的领域，具有重要的未来发展前景。太平洋史的多元性，为其研究者所重视。我想介绍的第一本书是罗格斯大学的松田写的，Pacific Worlds: A History of Seas, Peoples and Cultures，书名就是用的复数。在书中他提出一个概念，指出太平洋史的研究，需要注意其“微观的区域”，也即多种多样的岛屿文化。Pacific Worlds: A History of Seas, Peoples and Cultures第二本书是阿米蒂奇和Alison Bashford一起编的Pacific Histories: Ocean, Land, People。像松田一样，他们谈到太平洋史，用的是复数，强调了其中的区域性和多元性。所以可以这么说，研究太平洋史，不能照搬布罗代尔的整体史模式。太平洋史的研究，近年受到了许多关注。最后我讲的两本书不一定是学术专著，但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提到了太平洋史的研究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所以我说太平洋史代表了海洋史研究的未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思考、考察中国如何在太平洋这个区域发挥其重大的作用。与松田的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这本The Great Ocean: Pacific Worlds from Captain Cook to the Gold Rush，这本书是从库克船长在1780年1770年代左右在太平洋的探险开始，然后到19世纪的“淘金热”时代为结束，其中描述了华人如何跨越太平洋，到了美国闯荡。但与松田和其他人一样，他用的是复数来形容太平洋的世界。这本Pacific：The Ocean of the Future也不是特别的学术性，但他不仅提到中国未来在太平洋的影响，也特别强调太平洋史的研究，将会结合当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所以潜力无穷。的确，太平洋洋面上已经形成了一大块地，其面积是法国的三倍，基本由塑料垃圾组成。这是严重的环境问题，迫使我们的视角，从大陆转移到海洋。太平洋史研究作品最后我就海洋史与当代史学的关系，做一个小结。第一个概括就是，海洋史的兴起，作为全球史的一个分支，有很多意义上扩充了全球史，因此海洋史与全球史在近年的流行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第二，海洋史的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视角，又走出了帝国争霸海权的视角。第三，海洋史扬弃了布罗代尔的模式，既是继承“长时段”观念然后又走出“整体史”，把一个海洋看成是有一致性的（cohesive）这样一种做法。第四是海洋史研究本身的开展，目的是为了突破西方中心论，因为西方中心论在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考察历史，而全球史的开展，就是为了突破这一传统模式。海洋史作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肯定是为了突破西方中心论。但大西洋仍然是当今海洋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说明对西方学者来说，他们依然受制于自身的训练，所以还是很自然地会关注与自身关系更密切的大西洋，因此虽然在观念上想要有所突破，但显然还有不足和局限。最后一点就是从关注的内容来看的话，学者从研究政治、经济和经济转向每个区域的原住民文化及其交流和互动，这是海洋史研究的一个态度，而以太平洋史研究最为突出。刚才我提到的松田就强调，我们不能把太平洋只是看成一个海洋，而要看成多个“洋”——是谁的太平洋，在哪里的太平洋。最后，我要提一下史学的未来走向，2010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主题提到，我们对海洋的研究一定要有宇宙学、地质学、海洋学这一方面的研究，但是史学家还是有知识的局限。历史学家现在研究的海洋史，基本上局限于海洋区域、海区的人类活动，没有特别注重环境。历史学家如何跟自然科学家进行共同的研究，这是当代历史学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也会对我们历史学的自身知识的培养和训练提出了很强的挑战，但挑战正好指出了未来的努力方向。所以我想海洋史研究作为一个个案，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当代历史学发展的未来。 我想我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2019年3月25日22:38，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发布了万众学者期盼的、姗姗来迟的公告。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建设的需要，由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遴选实施办法（试行）》生成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CSSCI（2019-2020年）来源期刊及扩展版学科分布情况见下表全国各界，特别是学界，经过深入学习研究，历时492天，终于完成如下各学科《CSSCI（2019-2020年）录用经》，本文仅为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年）录用经。现在公益分享如下：本文由问津学术权威整理发布，本文作者为全部学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录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录用，《党的文献》录用，《党建》录用，《党史研究与教学》录用，《国外理论动态》录用，《红旗文稿》录用，《教学与研究》录用，《科学社会主义》录用，《理论视野》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录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录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录用，《求是》录用，《社会主义研究》录用，《思想教育研究》录用，《思想理论教育》录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录用，《中共党史研究》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录用。管理学学科《电子政务》录用，《公共管理学报》录用，《管理工程学报》录用，《管理科学》录用，《管理科学学报》录用，《管理评论》录用，《管理世界》录用，《管理学报》录用，《管理学刊》录用，《宏观质量研究》录用，《会计研究》录用，《会计与经济研究》录用，《经济管理》录用，《经济体制改革》录用，《科技进步与对策》录用，《科学管理研究》录用，《科学决策》录用，《科学学研究》录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录用，《科学与社会》录用，《科研管理》录用，《南开管理评论》录用，《软科学》录用，《社会保障评论》录用，《社会保障研究》录用，《审计研究》录用，《审计与经济研究》录用，《外国经济与管理》录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录用，《系统管理学报》录用，《研究与发展管理》录用，《预测》录用，《中国管理科学》录用，《中国行政管理》录用，《中国科技论坛》录用，《中国软科学》录用。哲学学科《道德与文明》录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录用，《孔子研究》录用，《伦理学研究》录用，《世界哲学》录用，《现代哲学》录用，《哲学动态》录用，《哲学分析》录用，《哲学研究》录用，《中国哲学史》录用，《周易研究》录用，《自然辩证法通讯》录用，《自然辩证法研究》录用。宗教学学科《世界宗教文化》录用，《世界宗教研究》录用，《宗教学研究》录用。语言学学科《当代修辞学》录用，《当代语言学》录用，《方言》录用，《古汉语研究》录用，《汉语学报》录用，《汉语学习》录用，《民族语文》录用，《上海翻译》录用，《世界汉语教学》录用，《外国语》录用，《外语电化教学》录用，《外语教学》录用，《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录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录用，《外语界》录用，《外语与外语教学》录用，《现代外语》录用，《语文研究》录用，《语言教学与研究》录用，《语言科学》录用，《语言文字应用》录用，《中国翻译》录用，《中国外语》录用，《中国语文》录用。外国文学学科《当代外国文学》录用，《俄罗斯文艺》录用，《国外文学》录用，《外国文学》录用，《外国文学评论》录用，《外国文学研究》录用，《当代文坛》录用，《当代作家评论》录用，《鲁迅研究月刊》录用，《民族文学研究》录用，《明清小说研究》录用，《南方文坛》录用，《文学评论》录用，《文学遗产》录用，《文艺理论研究》录用，《文艺理论与批评》录用，《文艺争鸣》录用，《现代中文学刊》录用，《小说评论》录用，《新文学史料》录用，《扬子江评论》录用，《中国比较文学》录用，《中国文学研究》录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录用。艺术学学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录用，《北京舞蹈学院学报》录用，《当代电影》录用，《电影艺术》录用，《建筑学报》录用，《美术》录用，《美术研究》录用，《民族艺术》录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录用，《世界电影》录用，《文艺研究》录用，《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录用，《戏曲艺术》录用，《新美术》录用，《艺术百家》录用，《艺术设计研究》录用，《音乐研究》录用，《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录用，《中国电视》录用，《中国书法》录用，《中国音乐学》录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录用，《装饰》录用。历史学学科《安徽史学》录用，《当代中国史研究》录用，《东南文化》录用，《古代文明》录用，《国际汉学》录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录用，《近代史研究》录用，《抗日战争研究》录用，《历史档案》录用，《历史教学》录用，《历史研究》录用，《民国档案》录用，《清史研究》录用，《史林》录用，《史学集刊》录用，《史学理论研究》录用，《史学史研究》录用，《史学月刊》录用，《世界历史》录用，《文史》录用，《文献》录用，《西域研究》录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录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录用，《中国农史》录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录用，《中国史研究》录用，《中华文史论丛》录用，《自然科学史研究》录用。考古学学科《敦煌学辑刊》录用，《敦煌研究》录用，《故宫博物院院刊》录用，《江汉考古》录用，《考古》录用，《考古学报》录用，《考古与文物》录用，《文物》录用。经济学学科《保险研究》录用，《财经科学》录用，《财经理论与实践》录用，《财经论丛》录用，《财经问题研究》录用，《财经研究》录用，《财贸经济》录用，《财贸研究》录用，《财政研究》录用，《产业经济研究》录用，《当代财经》录用，《当代经济科学》录用，《当代经济研究》录用，《改革》录用，《广东财经大学学报》录用，《贵州财经大学学报》录用，《国际金融研究》录用，《国际经济评论》录用，《国际经贸探索》录用，《国际贸易》录用，《国际贸易问题》录用，《国际商务》录用，《宏观经济研究》录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录用，《金融经济学研究》录用，《金融论坛》录用，《金融评论》录用，《金融研究》录用，《经济经纬》录用，《经济科学》录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录用，《经济评论》录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录用，《经济问题》录用；《经济问题探索》录用，《经济学(季刊)》录用，《经济学动态》录用，《经济学家》录用，《经济研究》录用，《经济与管理研究》录用，《经济纵横》录用，《劳动经济研究》录用，《南方经济》录用，《南开经济研究》录用，《农村经济》录用，《农业技术经济》录用，《农业经济问题》录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录用，《商业经济与管理》录用，《商业研究》录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录用，《上海经济研究》录用，《世界经济》录用，《世界经济文汇》录用，《世界经济研究》录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录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录用，《税务研究》录用，《现代财经》录用，《现代经济探讨》录用，《现代日本经济》录用，《亚太经济》录用，《证券市场导报》录用，《政治经济学评论》录用，《中国工业经济》录用，《中国经济问题》录用，《中国农村观察》录用，《中国农村经济》录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录用，《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录用。政治学学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录用，《当代亚太》录用，《德国研究》录用，《东北亚论坛》录用，《东南亚研究》录用，《俄罗斯研究》录用，《甘肃行政学院学报》录用，《公共行政评论》录用，《国际安全研究》录用，《国际观察》录用，《国际论坛》录用，《国际问题研究》录用，《国际展望》录用，《国际政治科学》录用，《国际政治研究》录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录用，《行政论坛》录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录用，《理论探索》录用，《理论探讨》录用，《美国研究》录用，《南亚研究》录用，《南亚研究季刊》录用，《南洋问题研究》录用，《欧洲研究》录用，《求实》录用，《日本学刊》录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录用，《世界经济与政治》录用，《台湾研究集刊》录用，《太平洋学报》录用，《探索》录用，《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录用，《西亚非洲》录用，《现代国际关系》录用，《政治学研究》录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录用。法学学科《比较法研究》录用，《当代法学》录用，《东方法学》录用，《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录用，《法商研究》录用，《法学》录用，《法学家》录用，《法学论坛》录用，《法学评论》录用，《法学研究》录用，《法学杂志》录用，《法制与社会发展》录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录用，《行政法学研究》录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录用，《环球法律评论》录用，《清华法学》录用，《现代法学》录用，《政法论丛》录用，《政法论坛》录用，《政治与法律》录用，《中国法学》录用，《中国刑事法杂志》录用，《中外法学》录用。社会学学科《妇女研究论丛》录用，《青年研究》录用，《人口学刊》录用，《人口研究》录用，《人口与发展》录用，《人口与经济》录用，《社会》录用，《社会学评论》录用，《社会学研究》录用，《中国青年研究》录用，《中国人口科学》录用。民族学与文化学学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广西民族研究》录用，《民俗研究》录用，《民族学刊》录用，《民族研究》录用，《青海民族研究》录用，《世界民族》录用，《文化遗产》录用，《西北民族研究》录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中国藏学》录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编辑学报》录用，《编辑之友》录用，《出版发行研究》录用，《出版科学》录用，《当代传播》录用，《国际新闻界》录用，《科技与出版》录用，《现代出版》录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录用，《新闻大学》录用，《新闻记者》录用，《新闻界》录用，《新闻与传播研究》录用，《中国出版》录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录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大学图书馆学报》录用，《档案学通讯》录用，《档案学研究》录用，《国家图书馆学刊》录用，《情报科学》录用，《情报理论与实践》录用，《情报学报》录用，《情报杂志》录用，《情报资料工作》录用，《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录用，《图书馆建设》录用，《图书馆论坛》录用，《图书馆学研究》录用，《图书馆杂志》录用，《图书情报工作》录用，《图书情报知识》录用，《图书与情报》录用，《现代情报》录用，《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录用，《中国图书馆学报》录用。教育学学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录用，《比较教育研究》录用，《大学教育科学》录用，《电化教育研究》录用，《复旦教育论坛》录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录用，《高等教育研究》录用，《高教探索》录用，《高校教育管理》录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录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录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录用，《江苏高教》录用，《教师教育研究》录用，《教育发展研究》录用，《教育科学》录用，《教育学报》录用，《教育研究》录用，《教育研究与实验》录用，《教育与经济》录用，《开放教育研究》录用；《课程.教材.教法》录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录用，《全球教育展望》录用，《外国教育研究》录用，《现代大学教育》录用，《现代教育技术》录用，《现代远程教育研究》录用，《学前教育研究》录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录用，《远程教育杂志》录用，《中国电化教育》录用，《中国高等教育》录用，《中国高教研究》录用，《中国教育学刊》录用，《中国特殊教育》录用，《中国远程教育》录用。体育学学科《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录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录用，《首都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体育科学》录用，《体育学刊》录用，《体育与科学》录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录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录用，《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中国体育科技》录用。统计学学科《数理统计与管理》录用，《统计研究》录用，《统计与决策》录用，《统计与信息论坛》录用。心理学学科《心理发展与教育》录用，《心理科学》录用，《心理科学进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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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对于广大考古工作者以及从事我国上古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意义尤其不凡。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他还指出，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遵循。上古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起点和源头，中国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许多根本特质、核心内涵、宝贵基因，都酝酿、奠基于上古时期。将上古历史的脉络、特征、规律研究透彻，阐释清楚，有助于从根本上理解和把握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本质，有助于从根本上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源和逻辑依据。本年度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亮点，在于历史学与考古学之间积极互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驱动，有力推动了本学科领域研究者理论自觉和学术争鸣风气的形成。研究的重点，是以考古学材料及传世文献为依据，深化了对新石器时代至东周之间诸如“文明和国家起源”“古史理论”“西周史”“史学史”“诸子思想”等问题的认知。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持续增温距今1万年至4000年左右，是中华文明酝酿、中华文化精神基因萌芽、中国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人们认识中华文明早期面貌，破解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提供了宝贵线索和可靠证据。刘庆柱、王巍、许宏等人认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特别策划“考古中的中华文明”）陈胜前认为，早在史前时期，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合群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读书》2020年第7期）中国国家起源的道路，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戴向明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早期雏形国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小型城邦国家，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东方特色。（《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孙波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出现政治权力意义上的分化，并且可能已经出现相当集中的政治权力。（《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理性主义是周秦以来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但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神权曾一度作为重要选项被考虑。研究表明，在包括中原与周边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宗教因素逐渐趋于淡化。李禹阶认为，在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大都为男性。西周时期，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何驽认为，良渚文化的原始民主制度存在先天不足，精神上过度依赖神权，制度上走向“极端民主化”，加之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就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耗，走上一条非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三种缺陷叠加削弱了政权的执行能力和行政效率，最终被生态危机带来的灾害压垮。（《良渚文化原始民主制度崩溃原因蠡测》，《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五帝”的传说到底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构建”？目前考古学虽然无法为这个问题提供最终答案，但多学科视角仍推动着人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考古学材料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肯定五帝与五帝时代的真实性，这与20世纪前半期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基本否定五帝历史真实性的做法形成对比。沈长云认为，五帝时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五帝起始年代的上限应在公元前2500年或公元前2300年，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并已进入农业定居时代，处于酋邦阶段。（《五帝时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及人类学解读》，《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5期）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的格局，到夏商周三代转变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格局仍以中原为核心，体现了黄帝部族文化的深远影响力与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点。（《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建构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之三》，《济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朱乃诚认为，五帝时代可划分为黄帝、颛顼与帝喾、唐尧与虞舜三个时期。与三者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分别是红山文明、良渚文明和陶寺文明。红山文明是否代表黄帝时期的古国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颛顼与帝喾时期的古王国文明，尚需进一步探索。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应是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即“最初的中国”。（《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自从有了人类文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并存和交流就开始成为常态。早期文明的交流形式有哪些？文明交流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韩建业认为，公元前二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他还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有三个时期发生过规模较大的战争。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战争和文明演进的辩证关系。（《新石器时代战争与早期中国文明演进》，《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袁靖等发现，良渚文化整体的生业状况发展明显不平衡，加之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良渚文化晚期，统治集团和宗教体系可能趋于僵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终走向消亡。（《良渚文化的生业经济与社会兴衰》，《考古》2020年第2期）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不仅有自己的特点，也与世界其他地区呈现出某种相似性，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共同的规律性。戴向明认为，从公元前四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各核心文化区相继开启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直至出现早期国家。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血缘与地缘因素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并论述的重点之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过程中，血缘组织的发展道路是怎样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国家产生的两项标志是否适用于中国？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人通过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国家化，实现了宗族与国家的整合。血缘关系在社会运作中的形式上占有更突出的地位，使先秦时期的政治、社会呈现出强烈的血缘色彩。（《略论中国早期国家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这一认识既考虑到国家产生标志的普遍性，也考虑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石峁城址的发现，以其独特面貌和宏大规模，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2020年12月，美国考古学会上评选过去10年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石峁遗址榜上有名。沈长云曾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居邑的观点，本年度有多位学者提出异议。孟庆旭认为，“石峁族属”或与帝舜有关。（《石峁族属或与帝舜有关》，《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9日第10版）陈民镇认为，石峁古城的发现呈现出中华文化起源进程中更为复杂的面相，但就目前情况而言，石峁文化的族属尚难论定。（《石峁古城性质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3日第10版）孙周勇等认为，石峁文化年代跨越龙山时代后期和夏代早期，这一时间段正是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石峁文化作为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典型代表，与其他文化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考古》2020年第8期）二里头文化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本年度的讨论集中于该文化的内涵方面。许宏认为，礼制遗存是观察二里头都邑的礼制变革、人群结构和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视角。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之间发生第一次礼制大变革；第四期的早、晚段之间的变化，应是发生在二里头都邑的第二次大的礼制变革。（《二里头都邑的两次礼制大变革》，《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王青等人认为，夏人从史前继承了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兽面形象应是商周“饕餮纹”的直接源头。（《二里头遗址新见神灵及动物形象的复原和初步认识》，《考古》2020年第2期）《论语·为政》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礼乐是先秦文化的核心，以上讨论为人们认识三代礼乐的损益关系提供了新佐证。与二里头紧密相关的是关于夏文化的讨论。沈长云认为，顾颉刚提出的“禹是天神”“禹治洪水出于神话”的说法不能成立。作为夏王朝的建立者和夏的第一位王者，禹在历史上的存在不容否定，禹治洪水也是历史事实。这些史事，可以从文献所载与考古发掘结果相互吻合等线索得到进一步证明。（《禹是天神还是人王——对顾颉刚一个疑古主张的质疑》，《齐鲁学刊》2020年第3期）理论探讨成为突出亮点围绕苏秉琦先生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的得失，史学界刊发了数篇很有力度的文章。李新伟认为，苏秉琦在1997年提出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指导性纲领，但随着近年来考古资料的丰富和相关研究的深入，也需要对其进行细化和补充。（《裂变、撞击和熔合———苏秉琦文明起源三种形式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苏秉琦晚年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与探索，始终围绕与国家起源有关的中国古史展开。朱乃诚认为，苏秉琦晚年围绕“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初衷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五帝时代前期黄帝时期的史实，后却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获得突破。然而1989年之后有悖中国古史传统的文明起源研究到处蔓延，对此苏先生向大家悉心提醒与告诫，最终发出学科发展方向“转轨”的要求。（《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启示》，《文物春秋》2020年第2期）易建平则针对苏秉琦古代社会演进理论中的概念使用，提出苏秉琦的社会演进理论虽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作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但其中“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后人应该使用更为严格的科学程序与科学方法解决理论包括概念创新问题，不断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并且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析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该文发表后，在考古学、历史学领域引起广泛讨论。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考古学、历史学领域进一步加强理论建构，提升研究者方法论自觉的重要意义。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历时百年，如何从理论高度对之加以认识和总结，是摆在考古学家面前的重要议题。孙庆伟回顾了苏秉琦的人生道路和学术追求，提出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得从苏秉琦讲起；今后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只能在苏秉琦止步的地方向前走去。（《考古何为：论苏秉琦的考古观》，《古代文明》第14卷）考古学和历史研究中，必然涉及材料选择和历史真实性问题。如何通过合理的材料选择，保证考古学理解和阐释的科学性？李彬森、陈胜前认为，废弃过程理论的使用范围可以涵盖所有人类过去遗留的物质遗存。只有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考虑废弃过程影响下考古遗存的堆积状况，考古学推理和解释才能更加有效。（《考古材料的真实性问题：废弃过程理论研究及其启示》，《东南文化》2020年第1期）相对于国外而言，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研究关系更加紧密。如何处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很多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陈淳认为，偏好“二重证据法”的夏代信史学者将二里头文化对应夏族和夏代的论断不能令人信服。面对学术全球化趋势，应该学好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开阔文明探源的视野，让我国的文明探源成果跻身国际水平。（《科学方法、文明探源与夏代信史之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成一农、陈旭认为，学界目前在夏朝存在与否等问题上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些争议不仅来源于对史料解释力的不同认知，而且来源于历史学的学科根源。夏朝存在与否，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实和史料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历史研究中的这些不确定性，并不是历史研究的缺陷，反而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夏朝”存在吗？——基于历史学学科目的和方法的分析》，《重庆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习近平总书记的“9·28”重要讲话，引起考古学界和史学界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9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出特别策划“考古中的中华文明”，邀请李新伟、刘庆柱、赵辉、孙波、袁广阔、王巍、王晖、许宏、魏继印、陈胜前、胡进驻、江林昌、李禹阶、杨博14位著名考古学家与古史专家撰写文章，以六个整版的篇幅呈现考古成果与上古史研究状况。陈星灿认为，过去的100年特别是过去的70年里，中国考古学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在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实证中国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考古发现展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17日第3版）历史认识离不开考古学，较之于历史学其他领域而言，考古学与上古史研究的关系更为紧密，考古学对上古史研究的意义更为重大。西周史重构和再认识走向深化20世纪以来问世的西周金文、上博简、郭店简、清华简，或提供了认识历史的新佐证，或纠正了以往的某些错误认知。以清华简为史料依据重新认识西周历史和文献，是本年度许多学者重点着力之处。如关于《摄命》的研究。对于篇中周王的身份，学界有穆王和孝王两种不同意见。杜勇认为，该篇中的王为孝王，册命对象伯摄即夷王燮。（《清华简〈摄命〉人物关系辨析》，《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如关于《皇门》的讨论。刘光胜认为，三监之乱爆发后，周公发布《皇门》弥合同姓宗族之间的矛盾，表现出高超的政治睿智与应变能力。（《三监之乱与周公治国谋略的展开——以清华简〈皇门〉为中心的考察》，《古代文明》2020年第3期）2020年11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如期出版，其中收入竹简《四告》《四时》《司岁》《行称》和《病方》五种八篇，均为前所未见的佚文。这些文献的发布，必将掀起新一轮研究热潮。金文材料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历史地理和军事史的认知。政治思想方面，晁福林认为，史墙盘铭文中的文王形象主题是膺受天命和周人先祖，而武王形象的主题则是威武刚强。（《〈墙盘〉铭文补释——兼论周代彝铭的文王武王形象》，《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西周时期盛行的天命观念，进入东周时期是否完全衰落？以往学者对这一问题多持肯定性答案。罗新慧则认为，传统天命论所推崇的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政治意识在春秋时期继续传播。（《春秋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政治制度方面，根据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1017号墓出土的三件霸伯铜簋，冯时认为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霸伯治盐与西周井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周代历史上对东土的经营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任务，但由于传世文献记载有限，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仍不够清晰。陈絜以金文所载繁与繁阳的分析入手，指出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两周金文中的繁地与西周早期的东土经略》，《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分封制度、曾国、吴国、越国的历史，文献记载茫昧，长期困惑众多史家。徐少华指出，曾侯与钟铭文是从西周晚期以降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形势出发，来描述当时曾侯受封立国的情景，美化、颂扬其先祖之功德。（《曾侯与钟铭“君庀淮夷，临有江夏”解析》，《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徐良高认为，东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存在一支独具特色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且与东周时期的吴、越文化关系密切。（《考古学文化、文献文本与吴越早期历史的构建》，《考古》2020年第9期）揭示古典史学的特质与成就梁启超先生曾经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为发达。”中国史学的“发达”，不仅体现为历史悠久、史料丰富，还体现在历史理性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刘家和认为，从黑格尔到德里达，西方学界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没有理性，没有哲学。实际上，逻辑理性主宰了西方的思维，历史理性引领了中国的思维。中西文明之别，关键也就在于理性结构的不同。西方文明中逻辑理性占主导和中国文明中历史理性占主导，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用理性结构差异解释中西历史与文化的分途，许多疑难问题有望得到新的认识。史官既是古代历史的记载者，也是上古神话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叶庆兵认为，先秦史官在上古神话口头传播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史官讲述上古神话往往从现实出发，其着眼点在现实政治，从中可以看出史官的现实关怀。（《先秦史官与上古神话的口头传播》，《史志学刊》2020年第1期）何晋认为，大量史职人员在《周礼》中的设置，反映了战国时期官僚制兴起后对文书行政书写的现实需求。民间私人著述兴起之后，便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史书编撰。（《从〈周礼〉史官设置看先秦史学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左传》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代表，是中国古典史学诞生的标志。马卫东认为，《左传》堪称中国古代叙事史的第一个范本。《左传》实现了从历史记事到历史叙事的飞跃，用历史叙事方式全方位叙述历史，在叙事中孕育了纪传、纪事本末体的雏形，开启了中国史学以史为鉴叙事传统之先河。（《〈左传〉叙事成就与中国古典史学的诞生》，《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李锐认为，清华简《成人》篇与《尚书·吕刑》相关，应定性为《尚书》类文献。《成人》篇中的“王”，应该是吕王。借助《成人》，可以探讨百篇《尚书》选书的某些原则。（《清华简第九册〈成人〉篇为〈尚书〉类文献说》，《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2期）李建雄认为，清华简、《尚书·金縢》和《史记·鲁周公世家》对国初周公故事的记载互有不同，三种记录属同源异流关系，主体部分均无伪误。这是各自作者因不同史观，对同一故事在史实截取上各有侧重所致。（《清华简所见周公史料考辨——以〈金縢〉和〈系年〉为中心的探讨》，《宁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抉发诸子思想丰富内涵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与文化发生剧变的时期，诸子百家共同书写了中华思想史、哲学史。由于资料稀少，学界关于诸子评议、攻击与吸收融合，以及诸子讲明道理、争鸣方法的研究仍然欠缺。新出简帛文献为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依据。李锐认为，数术和经典是诸子多学的通行知识；诸子之间的评议起源很早，折中作品出现也比通常的看法要早，作品流传速度较快；诸子说理多通过圣人之言、以史为鉴、譬喻之方，而少用形式逻辑推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综说》，《江海学刊》2020年第3期）儒道两家均酝酿、诞生于典型的周代礼乐文化基础之上，然而传世文献的阙如导致“老子谙于礼学”“孔子从老子问礼”等历史公案的长期存在。宁镇疆认为，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体现的退处、甘居人下的精神与《老子》思想如出一辙，证明《老子》思想与周代礼学具有深层渊源，也说明儒、道早期多有相通之处，而非如后世般势同水火。（《由郭店简〈成之闻之〉篇申说〈老子〉思想的礼学背景》，《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为破解历史上两孙子之谜提供了可贵依据。黄朴民认为，竹简本《孙子兵法》的意义表现在判断《孙子兵法》成书大致时代、厘定《孙子兵法》篇章次序、对勘《孙子兵法》传世本文字内容、释读《孙子兵法》疑难章句、阐明《孙子兵法》相关军事原则、深化有关孙子所处时代社会变革性质认识、梳理《孙子兵法》与“古司马兵法”之间渊源关系。（《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吴问〉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天下”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杨兆贵、陈书平以清华简《天下之道》为依据，阐述了孔子、墨子、孟子、庄子学派、《老子》学派、荀子、韩非子的天下观。作者认为，孔子的天下观深深影响了诸子；诸子重视天下观，表示他们具有浓烈的家国、人文、民本关怀。（《由清华简〈天下之道〉论先秦诸子天下观》，《管子学刊》2020年第3期）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观是一个复合的思想体系，既有传承而来的思想观念，也有儒家特有的思想主张，还有一些观念反映出诸子思想的某些共性。李健胜、牛杰群认为，郭店楚简所见君臣观念源起于商周时期，儒家君臣观在秦汉时期发生较大变化，但要求君主应为天下人之君的观念仍为儒家所传续。（《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观源流论析》，《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除以上所举外，2020年度的殷商史地考证、文献整理、文字释读等方面亮点颇多，限于篇幅，未能一一涉及。总的看来，在考古发现的直接推动下，2020年度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既关注宏大问题，也强调细节的深描和实证，紧扣重要学术前沿和热点，有力回应时代关切，相关创见精彩纷呈，启益良多。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进一步整合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资料，充分发挥多学科、多领域比较研究的优势，深入揭示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真相和规律，仍具广阔空间。（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晁天义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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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晴佳教授《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7月），所感诚如黄克武先生所归纳，“本书细致地勾勒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台湾史学的动向。书中不但介绍了诸多史家与史著，也从宏观的视野掌握‘历史实践与时代风云变迁之间的种种连系’。作者在书中所描绘的主轴包括史学如何走出政治的羁绊、如何追求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如何转向文化史与乡土认同的台湾史等，而这些上层史学菁英所主导的变化又影响了历史教育与教科书的争议。本书有如一把钥匙，可以解答当代台湾学术与政治的各种谜团”。（封底语）2009年我读了该书初版《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1950——2000》（麦田出版，2002年），现在的增订版“补充了自2000年以来台湾史学界出现的新变化、新成果和新气象”（自序），引述文献延至2014年，相当切近当下的研究状态。《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本书大体将台湾史学发展划分为 “科学传统的建立”（上编）、 “科学史学的转折：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中编）和 “‘解严’之后的台湾史学：1987年至2000年”（下编，加上补编“2000年以来台湾史学的趋向”）三个时期，相应的主导力量依次是史料学派、社会科学与西方理论的趋势和台湾史研究成为“显学”。正如任何历史分期之论只能取大势而言，此台湾史学三大时期亦如是。许倬云先生在“序言”中说自己虽被归入第二代，但“这是一个发展过程，并未背离史料学派的务实传统”，说的只是发展转折处仍有传承，并未苛责此分期为“割裂”。对于台湾史学的演变，作者着重于从内、外两方面及相互间的影响作用提出解释，“所谓内部的方向，首先指的是史家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所建立的某种共识。随着历史研究本身的发展变化，这一共识产生变动，造成史家兴趣的转移，因而开辟新的领域、发现新的史料和采用新的方法，由此而形成新的研究趋向……而外部的因素，则涵括甚广，举凡政治的变动、外交的成败、社会的要求、邻近学科的影响和海外同行的启发……就台湾而言，其岛屿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历史经验，也使得这些外部因素对历史研究造成至为明显的影响”。（初版前言）正是在这种内、外观照之间，作者的论述对象并没有以史家为限，而是包括了像哲学家殷海光这样的人物。1950年代，史料学派在台湾一统天下，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不少，如大陆来台学者的影响、与日本现代史学之间的联系等，还有一个比较微妙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对自由思想的压制反而使自由主义与学术上的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殷海光对哈耶克思想的介绍、诠释从一个侧面来看就是这种联系的证明——他说“如果我们抱着‘小心求证’的态度，‘不信一切没有证据的话’，那末对于五花八门的宣传词令会保持一致有弹性的抗力”。（31页）在台北南港墓园，殷海光墓碑上刻的是“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是依他的遗嘱而立。在殷海光，“自由思想者”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在台北温州街18巷16弄1 之1号，身处“哲学家的花园”中的殷海光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虽身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这是殷海光无法割舍的历史与大陆情结。1968年，殷海光曾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委托买三本书：Lyon Sharman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Shanti Swarup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和Chalmers Johnson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殷海光关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史研究，作者依据曹永和、张炎宪等学者的观察和概括，认为“解严”后的台湾史研究出现两个重新定位，一是渐渐把注意力从清代转到日据时代，二是肯定殖民时代台湾经济的近代化进程和发现台湾历史的“主体性”。在这部分的论述中，作者介绍了这一变化中的新观点和戴国辉、李国祁两位台湾史研究的前辈学者的反驳意见，同时也指出“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台湾史研究者中与李国祁持同样立场的人，正在逐渐减少”。（151页）另外，作者也关注到台湾学者与日本学者在这一论域中的交流、合作，例如认为若林正丈与吴宓察共同提出的台湾“重层近代化”研究计划一方面反映了台湾史学界对日据时代的研究已经从对经济发展的研究走向社会、生活、文化等多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出不受中日关系框架约束的台湾近代史研究开始直接与其他地区产生多层次、多方面的联系。（152页）应该说，这些都是比较客观的评述。有点遗憾的是，在“补编/2000年以来台湾史学的趋向”中没有继续充分地延伸论述台湾史研究这个重要领域。对此可以理解的是，作者已经在“补编”的开头谈到，本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史论述。2009年我在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做短期访问研究，适逢不少日据时代研究史料公开展示和出版，反映出殖民地时期历史研究的更丰富面向。2007年3月，“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成立“台湾学研究中心”，在该馆的馆藏中，源自“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堪称巨量，该中心的目标就是整合这些历史文献资源。2008年该馆首度推出“馆藏台湾学研究书展”，以分主题的形式将馆藏“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所藏旧籍分门别类地展出，展品包括书籍、报刊杂志、调查报告、手稿等等，并根据展览主题邀请专家作专题讲座。该年度展览的各个主题内容、展示的珍贵图文资料，都收进了我买的那本《二〇〇八馆藏台湾学研究书展专辑》（“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编印、出版，2008年12月），该书按主题展览分为七章，分别是教育、建筑技术、原住民、博物、美术设计、医疗卫生、写真帖。2009年继续出版了《典藏台湾记忆：2009馆藏台湾学研究书展专辑》，内容分为风俗、文学、宗教、产业和怀旧特藏几部分。这套以研究书展为专辑的出版物至今已经出好几种，另外该中心还有“台湾学通讯”（年度合订本）等各种定期出版物，仅从一个图书馆的出版物已见台湾史研究的繁盛趋势之一斑。从史观而论，我认为台湾学者陈培丰在《“同化”的同床异梦：日治时期台湾的语言政策、近代化与认同》（麦田出版，2009年，若林正丈为该书作序）一书中提出的“异梦”论也是值得关注。该书试图从台湾人的“主体性”角度研究日本在台湾的“同化”政策在世界殖民主义历史上的特殊性，以及研究台湾人应对“同化”政策的特殊选择。其基本论述是：“台湾人在日治时期有强烈渴望近代文明的倾向，这种选择以及应对‘同化’的态度，对于统治者造成强烈威胁，也促使统治者频繁修正‘同化’方针。因为在‘一视同仁’和台湾人文明的进步—— 换言之，即台湾人接受‘同化’教育的积极程度——成正比例的政策逻辑设计之下，一旦台湾人在近代化方面有长足进步，却又无法享有适当的平等待遇，就会暴露出国体精神的欺瞒性，而对施政者带来沉重的压力。在此统治架构下，台湾人对于日本统治的抵抗就不仅限于‘汉贼不两立’式的拒绝‘同化’教育，反而积极地接受教育。”（第64页）这种论述实际上是试图在关于日本殖民的“肯定论”与“反抗论”的二元对立之间寻找一种基于历史情境的互动模式，在这种历史情境中产生的“同化”当然就是“同床异梦”，即“以接受作为抵抗”的“机巧的抵抗方式”，其目标是达成现代化。作者引入关于国族主义形成途径的理论，指出在历史主义途径（血缘、历史、文化传统等）与现代主义途径（工业化、文明水平等）之间，台湾人的认同意识的重点显然在于如何将近代文明引导到台湾社会，“他们对统治者的抵抗论述和策略，基本上都是立足在近代化思维的基础上”（第480页）。但是，作者在结尾再三强调，指出这种历史景象并非用来为殖民者开脱罪责，而是“试图能够提出一套台湾人‘在场’的新历史解释框架——日治时期台湾的近代化成果，正是台湾人祖先在‘同化’统治的欺压下，付出心力和血泪，以巧妙、机灵且务实的方式抵抗统治者而得到的结果”（第491页）。更为吊诡的是，在台湾光复后，殖民帝国这张“床”没有了，同化之“梦”却反过来成为台湾本地人针对所谓的“二度殖民”的一种情感交流途径。（第476页）二二八事件爆发的直接肇因虽然不是思想文化上的事件，但是思想文化上的“床”与“梦”的颠覆、断裂、扭曲却是深层的核心因素，作者深刻地论述了台湾人对近代文明的诉求被国民政府的政治功利化的“文化再构建”所中断的强烈不满。可能是由于作者预设的论述重点在于“描述和分析历史意识的变化”，以及写作框架的设想等原因，某些重要议题似乎难以在前后相继的维度上论述清楚。这固然无需苛求，但过眼之处亦不妨提出。例如关于口述史研究，作者在下编“‘解严’之后的台湾史学”才由《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而引出早在1959年就由中研院近史所正式开始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的工作，因此当读到1955年近史所成立这部分（41—42页）就难免有缺漏之憾。继而在“补编”亦未能继续衔接口述史研究的议题，故而无法运用该项目出版物中有价值的史料回应、补充前面各时期的相关论述。比如“口述历史丛书”之84《郭廷以门生故旧忆往录》（陈仪深等访问，王景玲等记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04年）收录了郭先生门生故旧的二十二篇访问纪录及六篇回忆录，从细处看，这些访录同时记述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史学界因门户歧见而导致的人事恩怨、借国际冷战氛围而产生的告密诬陷以及官僚政治干预学术等史实。诚如多位访谈者所言，近代史所自筹创之际便充满着各种或明或暗的忧患，其间郭廷以更是经受了不少冤屈和打击。陈永发教授认为，“郭廷以先生的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在一切要求政治正确的时代氛围中，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建立客观研究的学术声誉，同时禁受得起特务政治和检举文化的折腾，坚持一切以学术为重的信念”。（见该书“序”）也有访谈者谈到，“近史所成立之后，因为郭先生跟胡宗南的关系，与警备总部高层熟稔，所以在全台湾除了情治单位之外，我们可以说是学术界唯一能够有所谓‘匪书’藏书的特藏馆，连台大都没有，而且要专人管理，不得外借，只能在馆里看”。（同上，286—287页）又比如，赖泽涵因在美国做的博士论文中据史实评述广东的反蒋和1948年的总统选举，一度被国民党政府拒绝他回台任教，回来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连坐在他身边的人都会感到坐立不安。（402—404页）凡此种种，譬如镜像而发人感慨。王晓渔教授曾以“互为镜像”描述两种历史观（见其《历史教科书与国家主义》，《思想》第31辑，2016年），甚为传神。进而言之，视为互为镜像的历史与历史书写，恐亦恰切。作者在书中念兹在兹的是台湾史学发展与台岛政治风云的关系，因而对于1970年代（有保钓运动、“乡土文学论战”、“党外运动”等）有专章论述“政治变迁中的历史意识”（102—117页）。种种波澜，均关乎台湾学者历史意识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趋向除了表现在台湾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外，也促使了1980年代末以《新史学》为代表的中国史研究新突破。从思想史家的角度看史学史研究，当会更敏感于政治与历史书写之间的互为镜像的影响关系。英国思想史家约翰·布罗认为，在希罗多德史学中显示出“西方史学与政治思想历久不衰的主题：自由对抗奴役，法律对抗暴君意志”（《历史的历史：史学家和他们的历史时代》，35页，黄煜文译，商周、城邦文化出版，2010年）。汤普森的名著《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也不乏对史学研究与政治现实联系的深刻阐述，例如，对于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突然出现的钳制历史写作自由的新现象，他以发利里阿斯的著作“说明早期罗马帝国时代的史学堕落到什么程度。历史变为缄默，甚至对重大的事情也不吭声，只知以阿谀奉承保护自身。……为了逃避检查甚至死亡，最安全的办法是根本不写罗马的历史，特别是关于内战和帝国早期的历史”（上卷，第一分册，115～116页）。这是对史学与现实政治关系的深刻认知。同样是针对罗马帝国时期的史学写作，更重要的是同样针对“阿谀奉承” 这个很有意味的说法，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在《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年）中以塔西陀的《编年史》为例，发现所有人都企图用阿谀奉承（alatio）的态度来摆脱对帝国的恐怖情绪，而“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强迫人们在阿谀奉承和空洞的抗议之间，或者，用塔西陀的话来说，‘在鲁莽的执拗和卑鄙的奴颜卑膝中间’做出困难的选择”（158页）。其实，历史上有哪些帝国专制时代的史学家没有面临过这种困难选择呢？

岳麓书院 资料图 红网时刻12月17日讯（通讯员 夏金龙）12月17日（周日）晚七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先生登上岳麓书院讲坛，开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学西传”，讲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文化思想传入西方的历史、具体情况及影响等问题。 【讲坛信息】主 题：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学西传 地 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明伦堂（文庙大成殿后） 主讲人：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主持人：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主办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承办单位：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 岳麓书院历史系 协办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 【主讲简介】张西平，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以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目前正在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梵蒂冈图书馆藏明天天主教文献整理研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等科研项目。出版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问学于中西之间》《丝绸之路：中国与欧洲宗教哲学交流研究》《欧洲早期汉学史》等专著11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哲学史》《宗教学研究》《国际汉学》《史学史研究》等期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百余篇论文。（资料来源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站） 【讲坛内容简介】中国文化西传在欧洲产生两个重要的成果。在思想上，欧洲启蒙运动家们从中国思想得到了启迪，启蒙思想们借用孔子思想使欧洲在文化上走出了中世纪。在学术上，经过近200年传教士汉学家们的辛勤耕耘，在欧洲的东方学中诞生了一门关于中国的新学科——汉学，中国研究开始进入西方教育与学术殿堂，专业汉学开始兴起，对后世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 【报名通道】岳麓书院讲坛第318期讲座报名二维码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研究中心艺术史学研究中心：系统研究西方艺术史学理论和方法，力图为中国美术史的发展提供可用的参照系。译介西方艺术史学名著；探究西方艺术史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重点研究艺术史与一般历史、艺术史与观念史的互动关系；探讨西方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可行性问题，并向世界介绍中国艺术理论的优秀传统，为将中国艺术纳入世界艺术的主流而作出贡献。美术史论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中国美术史基本典籍及其观念、译介国外美术史学史研究成果，通过这些基础性工作，以期推进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水平。01细分专业美术史论即美术史和美术理论。国美在建校之初，即率先建立“艺术科学”观念，开设系统的艺术学课程，为我国的艺术史、艺术理论和美学研究奠定了教育根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提出“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图像证史”“艺术作为一种智性模式”“学术作为一种社会能量”等学术观念，在艺术学理论领域与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2007年成立艺术人文学院；2008年获浙江省重点人文社科基地；2011年获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5年获批文博专业艺术硕士招生点。2016年获浙江省高校 “十三五” 特色专业建设项目。毕业后就业前景：（1）出国或在国内深造博士生，或者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成为艺术或者其他文化领域某一方面的专家，如艺术批评家，鉴定家，艺术史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史学家等。（2）成为院校老师，负责任地传播人文精神。（3）进入美术馆、博物馆、海外交流机构、文化部门等国家文化机构，具体从事的内容看学习的方向。（4）进入商业运作的美术馆、拍卖行、画廊和其他种类的艺术公司（网站、报刊、杂志、出版社）成为独立策展人、顾问、编辑或者其他类型的技术人员。（5）通过交叉学科的运用成为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02成绩算法1.文化课（国家统一考试，分数线会有微调）（1）初试：政治：国家线+-38（满分100）英语：国家线+-38（满分100）（2）复试：面试60分+英语听力20分2. 专业课（1）初试专业：分为专业一（专业基础）150分、专业二（专业技法）150分（2）复试专业：命题创作（设计）120分，基本上是自己所选专业的进阶，与专业二考试内容相似，但更具体。3.初试复试分数各占比重初试总分÷500X50+复试总分÷200X50也就是复试的1分相当于初试的2.5分03考试内容1. 专业一（时间为3小时）（1）分为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形式不固定。（2）既考察专业基础的同时，也较考察人文素养。（3）考察阅读量及平时积累，答题一定要体现本专业的内容。2. 专业二（时间为3小时）（1）题型不固定，以简答和论述题为主。（2）内容涉及中外美术史的“史”，出题范围大，涉及面广，考察综合素养。（3）切题会有一定深度，需要客观、全面的答题。（史论考研考试的题型为开放式论文，没有标准答案。注重写作能力，考察学生对学术知识的融会贯通，同时也会考察学生的学术能力。）3.考试重点：（1）基础知识，语言组织能力、写作能力。（2）阅读量，专业知识的积累。（3）思维跨度能力，综合人文素养。4.注意事项（1）看清题意，确保全面回答问题。（2）字迹清晰，方便阅卷辨认（3）条理明晰，用适当的字数说明问题，便于阅卷老师看清你的观点。（4）在条理明晰的前提下，开放思维，尽量答满考卷。（5）卷面整洁，疏密相宜，让试卷也有形式美感。04参考书目1.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史》，洪再新《中国美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中国现代美术史》，吕澎2.外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欧阳英《艺术的故事》，贡布里希《西方现代美术史》，张坚3.艺术概论：《西方美术史学史》，陈平《艺术史的视野》，曹意强《美术史的形状》，范景中《中国画论史》，葛路4.博物馆学：《中国考古通论》，张之恒《美术考古半世纪》，杨泓中外美术史的参考书目只要去掉中国美术史和外国美术史的最后一本即可，中外美术史不考近现代部分。这些只是基础书目，还应多读几本研究性的书目，选择面较大。专业考试的出题范围在每个方向所列的参考书内，基本不会超过给定参考书的范围，所以参考书是最最重要的。艺术考研，高度看国美，能力选院校。大家如果对考研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提问~

吴怀祺先生手迹 资料图片20世纪80年代吴怀祺（左）与白寿彝先生合影。资料图片【追忆】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吴怀祺教授今年2月4日上午驾鹤西去。家属没有举办告别仪式，我们也未能送先生最后一程。吴怀祺是安徽省庐江县人，1938年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家学渊源深厚：其父吴孟复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治学“合皖江南北之长”，著有《训诂通论》《古书读校法》等专著；其舅马茂元是桐城派殿军马其昶之孙，在楚辞、唐诗研究上成就巨大。1961年，吴先生从合肥师范学院（今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德中学从事教学工作，其间发表过数篇学术论文。1964年，曾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生，却因故未能入学。直到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他再次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并被录取，得以师从白寿彝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此后几十年，吴怀祺一直围绕中国史学思想史不断耕耘，成就卓著，著有《郑樵评传》《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易学与史学》《20世纪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著作，主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以及1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等，发表论文200余篇。我虽然不是吴先生的入门弟子，但亲炙其教诲甚多。早在1992年金秋时节，正在杭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我，利用去北京访学的机会，手持导师仓修良教授的一纸介绍信，冒昧拜访吴先生并求教研究史学史的方法。吴先生热情接待，向我传授了许多做学问的方法。1993年9月，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师从吴泽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将硕士学位论文的一节以《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史上的价值》为题，寄给先生编辑的《史学史研究》杂志。先生看后觉得有一些可取之处，遂将其刊登在该刊1994年第一期上，并亲笔回信，鼓励有加。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时候，我一度想研究王国维的史学思想。在读过先生有关王国维的学术论文之后，我写信请教。先生在回信中指出：“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视野应当更开阔，把乾嘉考据与近代考据学联系起来，注意其中的同与异。也当把中国近代考据学家思想同近代德国史学思想联系起来。为了深透研究王氏学术，有必要集中精力学习一些音韵、训诂有关知识。清人小学成果很多，说实在的，乾嘉考据学最有成果的是在音韵等所谓小学上（经学成果由此而派生）。高邮王氏父子及皖南戴东原的成就，从学理上说，有活力的是音韵、训诂中联系、辩证的思维。”先生将他的治学方法与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只是后来我觉得在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够，最终没有选择这个课题。此后多年，每当在学术研究上遇到困难，我就会向先生请教，先生虽然科研工作繁忙，但总是热情为我指点迷津。吴先生博览群书，从研究郑樵史学思想起步，继而扩展至宋代史学思想和近代史学思想，最终实现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融会贯通。近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不足，再加上思维的差异，虽然不得不认同中国是历史大国，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典籍，但同时也带着傲慢与偏见地认为中国没有史学思想，或者说中国史学思想很贫乏。为了让中国的传统史学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一点更好一点认识中国史学”，吴先生特别重视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建设，坚持从民族文化的特点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善于从思想史的高度把握中国史学的民族特性，梳理总结出我国传统史学中所蕴含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思维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吴先生治学视野开阔，他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也给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带来挑战与机遇。他倡导，“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历史学要适应时代，首先必须开阔视野，以世界史眼光研究历史，以世界史眼光研究史学思想史。”吴先生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在他看来，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开始，中国的民族史学就重视总结自然科学成果，强调要把“天”的自然与人事社会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研究。当代的史学工作者要“打通文理”之间的隔阂，“发扬古代史学家重视探讨天人问题的传统，从高科技发展中获取营养和智慧”，更新思维方式，提高研究水平。吴先生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2013年，他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做学问、做人当以“老实”为准则，教学生当注意“气质”的培植。做学问要“老实”，指的是要认真阅读原著，通过做札记积累心得，在此基础上方能写出原创性好文章；培植“气质”，说的是要培养学生“好学”“乐学”的气质，养成读书的自觉和创新的追求。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先后毕业并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有不少已经是著名学者。今年春节前夕，我和吴先生通电话，约好1月19日下午去看望他。到了约定时间，我来到先生家里，当时先生正卧床休息，精神虽然还好，但已记不得我是谁，只是反复要我留下电话号码，我找了一张便笺，认真地写下我的电话号码，交给先生。保姆说，先生有些糊涂了，只要有客人来看他，他就要客人留下电话号码。没曾想半月之后，先生遽归道山。回首近30年来追随先生的这些往事，不胜哀悼！（作者：陈鹏鸣，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